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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26、30卷
 卷目

第1卷（1843-1848）
第2卷（1848-1859）
第3卷（1864-1883）
第4卷（1884-1895）
第5卷（资本论第1卷）
第6卷（资本论第2卷）
第7卷（资本论第3卷）
第8卷（资本论手稿选编）
第10卷（书信选编）
第26卷（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
第30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前半部分）

编辑说明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为了编辑这部文集，经中共中央批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由中央编译局组织实施。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为十卷，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文集的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法学、史学、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的著作按编年和重要专著单独设卷相结合的方式编排：第一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至1848年期间的著作；第二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9年期间的著作；第三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至1883年期间的著作，第四卷收入恩格斯在1884年至1895年期间的著作；第五、六、七卷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本电子书中附有马恩全集第二版30卷），第九卷收入恩格斯的两部专著《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本电子书以马恩全集第二版26卷代替），第十卷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选编。
　　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收著作的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为了保证译文的准确性，课题组根据最权威、最可靠的外文版本对全部译文重新作了审核和修订。校订所依据的外文版本主要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莫斯科、伦敦、纽约）。部分文献还参照了国外有关机构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编辑出版的专题文集和单行本。
　　五、《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各卷均附有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和名目索引，第十卷还附有《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课题组对原有的各类资料作了审核和修订，力求资料更翔实、考证更严谨。在注释部分，重新编写了全部著作的题注，增加了对各篇著作主要理论观点的介绍，以便读者把握这些著作的要义。在对各篇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增加了对重要著作中译本出版情况的介绍，以便读者了解和研究这些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技术规格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相关规定：在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门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未注明“编者注”的脚注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注。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对文集的整体方案、各卷文献篇目、译文修订标准以及各篇著作的题注进行了认真审议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这对提高文集编译工作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点著作
译文审核和修订课题组

首席专家 韦建桦

主要成员　顾锦屏　王学东　李其庆　周亮勋
王锡君　蒋仁祥　胡永钦　翟民刚
章丽莉　张钟朴　冯文光　柴方国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审委员会

主　编　韦建桦
副主编　顾锦屏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学东　王栋华　王锡君　冯文光
李其庆　沈红文　张钟朴　张海滨
周亮勋　胡永钦　柴方国　夏　静
徐　洋　章　林　章丽莉　蒋仁祥

第—卷编审人员
文献选辑和编篡
韦建桦　顾锦屏　李其庆　周亮勋
王锡君　蒋仁祥　胡永钦　章丽莉
张钟朴　冯文光　
柴方国

译文审核和修订
韦建桦　顾锦屏　柴方国　徐　洋

题注和说明
韦建桦　顾锦屏　王学东　柴方国

资料审核和修订
章丽莉　王栋华　胡永钦　蒋仁祥
章　林　徐　洋　刘洪涛　沈　延
单志澄　李　楠　张凤凤　张红山
朱　毅　周弘利

全卷译文和资料审定
韦建桦

凡例

  1.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在引文中尖括号<>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本电子书以下划线或加粗代替），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本电子书除资本论第1卷区分作者注和编者注栏，作者注编号使用圆角括号、编者注采用FN开头的编号外，其余均为作者注与编者注共同并入脚注栏，采用圆角括号编号）。
   （文本与排版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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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1843-1848）

目录

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1-001　　第一卷说明
MEA1-002　　卡·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MEA1-003　　卡·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MEA1-004　　弗·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钢
MEA1-005　　弗·恩格斯　英国状况——十八世纪
MEA1-006　　卡·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EA1-00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节选）
MEA1-008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节选）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MEA1-009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
MEA1-010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序言
MEA1-011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导言
MEA1-012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工业无产阶级
MEA1-013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结果
MEA1-014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工人运动
MEA1-015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MEA1-016　　卡·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MEA1-01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节选）
MEA1-018　　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节选）
MEA1-019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
MEA1-020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
MEA1-02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波兰的演说
MEA1-022　　卡·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
MEA1-023　　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MEA1-024　　人名索引
MEA1-025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EA1-026　　文献索引
MEA1-027　　报刊索引

第一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43—1848年的著作，以及他们后来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和导言。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在欧洲主要国家迅速推进，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弊端日益显现，工人阶级在大工业发展进程中不断壮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为反对资本主义压迫和封建专制.制度而进行革命斗争。这一切为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诞生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工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创立科学的理论体系。

　　本卷开篇部分选收的三篇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阐明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揭示了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征，提出了推翻这一反动制度的战斗任务，论述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同时首次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论述了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历史局限性和虚伪性，强调消灭私有制并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是实现人的解放的途径。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评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影响，分析和批判了它的主要范畴，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三篇文章写于1843年至1844年初。在此期间，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无比丰富和彻底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作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实践中为无产阶级锻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本卷收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马克思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各种历史文献和思想观点进行系统研究和批判的最初成果。在这部手稿中，他论述了劳动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造成劳动的异化，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工人阶级必须采取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打碎私有制的桎梏，使本阶级和整个社会获得解放。手稿围绕这一基本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学观点、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观点。

　　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实现共同的理想而结成深厚友谊，开始了密切的合作。收入本卷的《神圣家族》就是他们在1844年合写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这部著作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初步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指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阐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瓦解的历史趋势，强调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论述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地位和进步意义，阐明了唯物主义思想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这部著作为全面阐述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研究中高度重视对社会状况的考察，以便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确凿可靠的事实基础上。恩格斯在1844—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就是这方面的范例。这部著作以生动具体的材料展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惨遭剥削和压迫的情景，揭示了工人遭受蹂躏的社会根源，并明确指出，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促使他们奋起抗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实现创建新社会的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决批判唯心主义，一方面自觉地同旧唯物主义划清界限。1845年春，马克思撰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作用的主要缺点，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哲学家们过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恩格斯认为，《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1845年秋至1846年5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了阐述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这部著作的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们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指出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科学的历史观的前提，论述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喜论证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阐述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建设新社会并在斗争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任务，同时强调未来新社会的创建要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这个新世界观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1847年，马克思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他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蒲鲁东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散布的取消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观点，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以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对抗性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资本主义终将为二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新社会所代替，而工人阶级就是实现这一历史性变革的伟大革命阶级。这部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包含着后来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他们在这个时期同工人阶级革命团体建立并保持广泛联系，使自己的理论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导和支持下，1847年成立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收入本卷的《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为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是《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准备著作。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历史的发展决定了无产阶级必将完成埋葬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使命。恩格斯强调废除私有制是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同时阐明了消灭私有制的历史条件，论述了共产主义者的斗争道路和策略原则，并科学地预言了未来新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

　　本卷还选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一些重要论著和演说。恩格斯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阐明了无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诞生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论述了科学进步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阐述了共产主义理论产生的实践基础，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于波兰的演说》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指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论述了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阐述了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科学论证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重要思想。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贸易自由”实质上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牺牲其他民族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这些论著和演说从不同角度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和科学性。

卡·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¹

　　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己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谬误在天国为神抵所作的雄辩[oratio pro aris et focis⁽¹⁾]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一个人，如果曾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寻找超人，而找到的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想在他正在寻找和应当寻找自己的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只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只去寻找非人了。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Point-d 'honneur]，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

　　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对宗教的批判使人不抱幻想，使人能够作为不抱幻想而具有理智的人来思考，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使他能够围绕着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转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自身转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着人转动。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随导言之后将要作的探讨²——这是为这项工作尽的一份力——首先不是联系原本，而是联系副本即联系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其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探讨是联系德国进行的。

　　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status quo]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就是说采取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²⁾，更不会是处在当代的焦点。

　　不错，德国历史自夸有过一个运动，在历史的长空中，没有一个国家曾经是这个运动的先行者，将来也不会是这个运动的模仿者。我们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它们一起经历复辟。我们经历了复辟，首先是因为其他国家敢于进行革命，其次是因为其他国家受到反革命的危害；在第一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害怕了，在第二种情形下，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们并没有害怕。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说明今天的卑鄙行为是合法的，有个学派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鞭子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的鞭子——的每一声呐喊都宣布为叛乱；正像以色列人的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a posteriori]⁽³⁾，因此，这个历史法学派³本身如果不是德国历史的杜撰，那就是它杜撰了德国历史。这个夏洛克，却是奴才夏洛克，他发誓要凭他所持的借据，即历史的借据、基督教日耳曼的借据来索取从人民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

　　相反，那些好心的狂热者，那些具有德意志狂的血统并有自由思想的人，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历史。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况且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叫唤什么，森林就发出什么回声。还是让条顿原始森林保持宁静吧！

　　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的水平的罪犯，依然是刽子手的对象一样。在同这种制度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它不是解剖刀，它是武器。它的对象是自己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而是既应当受到鄙视同时又已经受到鄙视的存在状态。对于这一对象，批判本身不用自己表明什么了，因为它对这一对象已经清清楚楚。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

　　这是指描述各个社会领域相互施加的无形压力，描述普遍无所事事的沉闷情绪，描述既表现为自大又表现为自卑的狭隘性，而且要在政府制度的范围内加以描述，政府制度是靠维护一切卑劣事物为生的，它本身无非是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

　　这是一幅什么景象呵！社会无止境地继续分成各色人等，这些心胸狭窄、心地不良、粗鲁平庸之辈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这些人正因为相互采取暧昧的猜疑的态度而被自己的统治者一律——虽然形式有所不同——视为特予恩准的存在物。甚至他们还必须承认和首肯自己之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全是上天的恩准！而另一方面，是那些统治者本人，他们的身价与他们的人数则成反比！

　　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而在搏斗中，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给敌人以打击。问题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时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应当把德国社会的每个领域作为德国社会的羞耻部分[partie honteuse]加以描述，应当对这些僵化了的关系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迫使它们跳起舞来！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大吃一惊。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本身则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甚至对现代各国来说，这种反对德国现状的狭隘内容的斗争，也不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德国现状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公开的完成，而旧制度是现代国家的隐藏的缺陷。对当代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各国的过去作斗争，而对过去的回忆依然困扰着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如果看到，在它们那里经历过自己的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演自己的喜剧，那是很有教益的。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力，自由反而是个人突然产生的想法的时候，简言之，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必定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当旧制度作为现存的世界制度同新生的世界进行斗争的时候，旧制度犯的是世界历史性的错误，而不是个人的错误。因而旧制度的灭亡也是悲剧性的。

　　相反，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⁴在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性地因伤致死的希腊诸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性地重死一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进程呢？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可是，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不然的话，批判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开始是以何种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呢？以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国民经济学⁵的形式。德意志狂从人转到物质，因此，我们的棉花骑士和钢铁英雄也就在某个早晨一变而成爱国志士了。所以在德国，人们是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开始承认垄断有对内的统治权的。可见，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激烈反对的、然而却又像戴着锁链一样不得不忍受的陈旧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好不容易才敢于从狡猾的理论⁽⁴⁾向最无情的实践过渡。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要消灭已经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那里，正涉及解决问题，这里，才涉及冲突。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德国式的现代问题，说明我们的历史就像一个不谙操练的新兵一样，到现在为止只承担着一项任务，那就是补习操练陈旧的历史。

　　因此，假如德国的整个发展没有超出德国的政治发展，那么德国人对当代问题的参与程度顶多也只能像俄国人一样。但是，既然单个人不受国界的限制，那么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间有一个是西徐亚人⁶，但西徐亚人并没有因此而向希腊文化迈进一步。

　　我们德国人幸而不是西徐亚人。

　　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因此，当我们不去批判我们现实历史的未完成的著作[ceuvres incomplètes]，而来批判我们观念历史的遗著[ceuvres posthumes]——哲学的时候，我们的批判恰恰接触到了当代所谓的问题之所在[that is the question⁽⁵⁾]的那些问题的中心。在先进国家，是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在甚至不存在这种制度的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地分裂。

　　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因此，德国人民必须把自己这种梦想的历史一并归入自己的现存制度，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他们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他们现实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他们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因为他们观念上的制度就具有对他们现实的制度的直接否定，而他们观念上的制度的直接实现，他们在观察邻近各国的生活的时候几乎已经经历过了。因此，德国的实践政治派要求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停留于这个要求——没有认真实现它，也不可能实现它。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该派眼界的狭隘性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或者甚至以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和为实践服务的理论。你们要求人们必须从现实的生活胚芽出发，可是你们忘记了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里萌生的。一句话，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犯了同样的错误，只不过错误的因素是相反的。

　　该派认为目前的斗争只是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它没有想到迄今为止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该派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关于这一派，我们留待以后作更详细的叙述。该派的根本缺陷可以归结如下；它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⁷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⁸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如果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它的现实仍然是彼岸世界，虽然这个彼岸世界也只在莱茵河彼岸——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只是在德国才有可能产生，那么反过来说，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德国人在政治上思考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德国是这些国家的理论良心。它的思维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和低下保持同步。因此，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这个肉中刺的完成，那么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

　　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

　　试问：德国能不能实现有原则高度的[à la 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德国理论的彻底性的明证，亦即它的实践能力的明证，就在于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一个法国人对草拟中的养犬税发出的呼声，再恰当不过地刻画了这种关系，他说"可怜的狗啊！人家要把你们当人看哪！”

　　即使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理论的解放对德国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的革命的过去就是理论性的，这就是宗教改革⁹。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的确，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但是，新教即使没有正确解决问题，毕竟正确地提出了问题。现在问题已经不再是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他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同他自己的僧侣本性进行斗争。如果说新教把德国世俗人转变为僧侣，就是解放了世俗教皇即王公，以及他们的同伙即特权者和庸人，那么哲学把受僧侣精神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就是解放人民。但是，正像解放不应停留于王公的解放，财产的收归俗用¹⁰也不应停留于剥夺教会财产，而这种剥夺是由伪善的普鲁士最先实行的。当时，农民战争，这个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因碰到神学而失败了。今天，神学本身遭到失败，德国历史上最不自由的实际状况——我们的现状——也会因碰到哲学而土崩瓦解。宗教改革之前，官方德国是罗马最忠顺的奴仆。而在德国发生革命之前，它则是小于罗马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忠顺奴仆，是土容克和庸人的忠顺奴仆。

　　可是，彻底的德国革命看来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困难。

　　就是说，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要物质基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德国思想的要求和德国现实对这些要求的回答之间有惊人的不一致，与此相应，市民社会¹¹和国家之间以及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是否会有同样的不一致呢？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但是，德国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的。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却还没有达到。它怎么能够一个筋斗[salto mortale]就不仅越过自己本身的障碍，而且同时越过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呢？现代各国面临的障碍，对德国来说实际上应该看做摆脱自己实际障碍的一种解放，而且应该作为目标来争取。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而这些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看来恰好都不具备。

　　但是，如果说德国只是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那么从另一方面看，它分担了这一发展的痛苦，而没有分享这一发展的欢乐和局部的满足。一方面的抽象痛苦同另一方面的抽象活动相适应。因此，有朝一日，德国会在还没有处于欧洲解放的水平以前就处于欧洲瓦解的水平。德国可以比做染上基督教病症而日渐衰弱的偶像崇拜者。

　　如果我们先看一下德国各邦政府，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政府由于现代各种关系，由于德国的形势，由于德国教育的立足点，最后，由于自己本身的良好本能，不得不把现代政治领域（它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这种制度我们完整地保存着）的野蛮缺陷结合在一起。因此，德国就得越来越多地分担那些超出它的现状之上的国家制度的某些方面，即使不是合理的方面，至少也是不合理的方面。例如，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像所谓立宪德国这样，天真地分享了立宪国家制度的一切幻想，而未分享它的现实呢？而德国政府突发奇想，要把书报检查制度的折磨和以新闻出版自由为前提的法国九月法令¹²的折磨结合在一起，岂不是在所难免！正像在罗马的万神庙可以看到一切民族的棉一样，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¹³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式的罪恶。这种折中主义将达到迄今没有料到的高度，而一位德国国王⁽⁶⁾在政治上、审美上的贪欲将为此提供特别的保证，这个国王想扮演王权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他想，这样做如果不是以人民的名义，便是以他本人的名义，如果不是为了人民，便是为他自己本身。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领域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就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即整个社会都处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也就是说，例如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这个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要夺取这种解放者的地位，从而在政治上利用一切社会领域来为自己的领域服务，光凭革命精力和精神上的自信是不够的。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要使一个等级被承认为整个社会的等级，社会的一切缺陷就必定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等级就必定成为引起普遍不满的等级，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一种特殊的社会领域就必定被看做是整个社会中昭彰的罪恶，因此，从这个领域解放出来就表现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个等级真正[par excellence]成为解放者等级，另一个等级就必定相反地成为公开的奴役者等级。法国贵族和法国僧侣的消极普遍意义决定了同他们最接近却又截然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积极普遍意义。

　　但是，在德国，任何一个特殊阶级所缺乏的不仅是能标明自己是社会消极代表的那种坚毅、尖锐、胆识、无情。同样，任何一个等级也还缺乏和人民魂魄相同的，哪怕是瞬间相同的那种开阔胸怀，缺乏鼓舞物质力量去实行政治暴力的天赋，缺乏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对敌人振振有辞地宣称：我没有任何地位，但我必须成为一切¹⁴。德国的道德和忠诚——不仅是个别人的而且也是各个阶级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反而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己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因此，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叙事式的。每个领域不是在受到压力的时候，而是当现代各种关系在没有得到它的支持的情况下确立了一种社会基础，而且它又能够对这种基础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才开始带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同其他各种社会领域靠拢在一起。就连德国中等阶级道德上的自信也只以自己是其他一切阶级的平庸习性的总代表这种意识为依据。因此，不仅德国国王们登基不逢其时[mal-à-propos]，而且市民社会每个领域也是未等庆祝胜利，就遭到了失败，未等克服面前的障碍，就有了自己的障碍，未等表现出自己的宽宏大度的本质，就表现了自己心胸狭隘的本质，以致连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机遇，也是未等它到手往往就失之交臂，以致一个阶级刚刚开始同高于自己的阶级进行斗争，就卷入了同低于自己的阶级的斗争。因此，当诸侯同君王斗争，官僚同贵族斗争，资产者同所有这些人斗争的时候，无产者已经开始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中等阶级还不敢按自己的观点来表达解放的思想，而社会形势的发展以及政治理论的进步已经说明这种观点本身陈旧过时了，或者至少是成问题了。

　　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为一切。在德国，一个人如果不想放弃一切，就必须没有任何地位。在法国，部分解放是普遍解放的基础。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condition sine qua non]。在法国，全部自由必须由逐步解放的现实性产生，而在德国，却必须由这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产生。在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它首先并不感到自己是个特殊阶级，而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因此，解放者的角色在戏剧性的运动中依次由法国人民的各个不同阶级担任，直到最后由这样一个阶级担任，这个阶级在实现社会自由时，已不再以在人之外的但仍然由人类社会造成的一定条件为前提，而是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在德国则相反，这里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

　　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虽然不言而喻，自然形成的贫民和基督教日耳曼的农奴也正在逐渐跨入无产阶级的行列。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这样一来，无产者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就同德国国王对已经生成的世界所享有的权利一样了。德国国王把人民称为自己的人民，正像他把马叫做自己的马一样。国王宣布人民是他的私有财产，只不过表明私有者就是国王。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在德国，只有同时从对中世纪的部分胜利解放出来，才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¹⁵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3年10月—12月中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脚　　注

(1) 见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直译是：为保卫祭坛和炉灶所作的雄辩；转义是—为保卫社稷和家园所作的雄辩。——编者注
(2) 1789年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1794年）开始的年份。——编者注
(3)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33章第23节。——编者注
(4) 德文listige Theorie（狡猾的理论）在这里是双关语，暗示弗·李斯特的保护关税宣传，特别是指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 listige（狡猾的）和List（李斯特）读音相近。——编者注
(5)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3幕第1场。——编者注
(6)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注　　释

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在这篇导言中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立场出发，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本质，指出宗教是“颠倒的世界”产生的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见本卷第3页），“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见本卷第4页），论述了对宗教的批判同对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关系，阐明了“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见本卷第4页）。马克思揭示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维护德国现存制度的本质、指出这种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的表现，论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同对德国现实社会的批判的关系，提出了“向德国制度开火”的革命任务（见本卷第6页）。马克思阐释了革命理论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见本卷第11页）这篇著作首次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消灭任何奴役、实现人的解放的阶级，并论述了无产阶级和哲学的关系，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见本卷第17页）。
　　马克思在1843年3月中——9月底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阐述国家问题的部分作了全面分析，特别是对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随后马克思离开德国前往巴黎.他在那里考察了法国的工人运动，研究了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先进政治思想，在1843年10月中—12月中这一期间撰写了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并于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公开发表。
　　列宁认为，这篇《导言》和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83页）。
　　1850年，《导言》的法译文以节选的形式收入海·艾韦贝克的著作《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87年，《导言》的俄文版在日内瓦出版；1890年12月2—10日，《柏林人民报》再次发表了这篇导言。
　　《导言》的中译文最早发表在1935年上海辛垦书店出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书，译者是柳若水。——3。
2 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马克思本来计划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这篇《导言》之后，接着完成在1843年己着手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将其付印。《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逐渐放弃了这一计划。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曾说明了放弃这一计划的原因（见本卷第111页）。
　　1844年5——6月以后、马克思已经忙于其他工作，并把经济学研究提到了首位。从1844年9月起，由于需要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反击，马克思开始把阐述新的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结合起来，同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这项任务。——4。
3 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的一个法学流派。其特征是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应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反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该派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842年，萨维尼被任命为修订普鲁士法律的大臣，这样，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了修订普鲁士法律的依据。
　　历史法学派的主张同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相对立。早在1836——1838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法哲学之间的分歧和论争。1841年底，马克思着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时继续研究历史法学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5。
4 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作过类似的阐述，他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页）——7。
5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做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改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8。
6 指哲学家阿那卡雪斯，西徐亚人。
　　西徐亚人亦称斯基泰人，是古代黑海北岸古国西徐亚王国的居民，最早属于中亚细亚北部的游牧部落。约公元前7世纪，伊朗族的西徐亚人由东方迁入并征略小亚细亚等地。西徐亚人生性强悍，善于骑射，他们以氏族部落为其社会基础，没有自己的文字。——9。
7 马克思按照当时反对德国半封建状况的政治反对派对哲学的作用所持的态度，根据他在《莱茵报》从事编辑活动的一般体会，把这些政治反对派区分为“实践政治派”和“起源于哲学的理论政治派”。
　　这里所说的实践政治派包括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以及民主派的代表。他们提出实践政治的要求，要么是为争取立宪君主制而奋斗，要么是为争取民主主义共和制而奋斗。
　　这里所说的理论政治派带有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特征。他们从黑格尔哲学得出彻底的无神论结论，但同时又使哲学脱离现实，从而在事实上日益脱离实际革命斗争。——10。
8 1818—1819年黑格尔第一次讲授法哲学（在柏林大学）。他于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纲要》一书已经包括了他的法哲学的基本概念。1821年，黑格尔发表了《法哲学原理》，该书的副标题是：《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供授课用》。自1821年至1825年，黑格尔按照他自称为“教科书”的《法哲学原理》多次讲授法哲学。1831年，即在他逝世前不久，他又开始讲授法哲学。1833年，爱·甘斯在柏林出版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随着这个新版本的出版，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研究深入展开，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黑格尔的国家观曾是青年黑格尔派探讨的中心议题之一。对于马克思来说，如何对待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10。
9 指16世纪德国新教创始人马丁·路德领导的要求摆脱教皇控制、改革封建关系的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前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抗议教皇滥用特权，派教廷大员以敛财为目的向各地教徒兜售赎罪券，并要求对此展开辩论。随着《九十五条论纲》的传播，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关于这一运动的情况，可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2。
10 教会财产的收归俗用，在德国是随着宗教改革开始的。教会地产首先转为诸侯地产，只有极小部分低等贵族和市民阶层的成员（城市新贵}从中获利。在法国大资产阶级的直接影响下，1803年的帝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教会诸侯领地收归俗用。普鲁士和南德意志的中等邦国首先能够获得最大的土地利润。随着1810年10月10日颁布的敕令，普鲁士境内教会财产的收归俗用遂告结束。——12。
11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13。
12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利用路易一菲力浦1835年7月28日遭谋刺这一事件于当年9月9日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限制了陪审人员的权利，对新闻出版业注释采取了多项严厉措施，增加了定期刊物的保证金；规定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行政治体制言论的人以政治犯罪论处并课以高额罚款。
　　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德国政府突发奇想”是指1843年1月31日德国政府颁发的“书报检查令”、1843年2月23日颁发的《关于书报检查机关的组织的规定》、1843年6月30日发布的《指令，包括对1843年2月23日的规定所作的有关新闻出版和书报检查条例的若干必要补充》——14。
13 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是欧洲封建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正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法国东部、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和瑞士，是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固和公国以及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14。
14 参看艾·约·西哀士《第三等级是什么？》1789年巴黎第2版第3页：“本文的计划甚为简单，我们要向自己提三个问题。
　　1.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
　　2.迄今为止，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3.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15。
15 高卢是法国古称。高卢雄鸡是法国第一共和国时代国旗上的标志，是当时法国人民的革命意识的象征。马克思在这里借用了海涅在《加里多尔夫就贵族问题致穆·冯·莫里加特伯爵书》序言中的形象比喻”高卢雄鸡如今再次啼叫，而德意志境内也已破晓”。——18。

卡·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¹⁶

（1）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
（2）布鲁诺·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格奥尔格·海尔维格1843年在苏黎世—温特图尔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第56—71页。

一
布鲁诺·鲍威尔：《犹太人问题》
1843年不伦瑞克版

　　德国的犹太人渴望解放。他们渴望什么样的解放？公民的解放，政治解放。

　　布鲁诺·鲍威尔回答他们说：在德国，没有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我们自己没有自由。我们怎么可以使你们自由呢？你们犹太人，要是为自己即为犹太人要求一种特殊的解放，你们就是利己主义者。作为德国人，你们应该为德国的政治解放而奋斗；作为人，你们应该为人的解放而奋斗。而你们所受的特种压迫和耻辱，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例外，相反，应该看成是通则的证实。

　　或者，犹太人是要求同信奉基督教的臣民享有平等权利？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承认基督教国家是无可非议的，也就承认普遍奴役制度。既然他们满意普遍奴役，为什么又不满意自己所受的特殊奴役呢？既然犹太人不关心德国人的解放，为什么德国人该关心犹太人的解放呢？

　　基督教国家只知道特权。犹太人在这个国家享有做犹太人的特权。作为犹太人，他享有基督徒所没有的权利。那他何必渴望他所没有而为基督徒所享有的权利！

　　如果犹太人想从基督教国家解放出来，他就是要求基督教国家放弃自己的宗教偏见。而他，犹太人，会放弃自己的宗教偏见吗？就是说，他有什么权利要求别人放弃宗教呢？

　　基督教国家，按其本质来看，是不会解放犹太人的；但是，鲍威尔补充说，犹太人按其本质来看，也不会得到解放。只要国家还是基督教国家，犹太人还是犹太人，这两者中的一方就不可能解放另一方，另一方也不可能得到解放。

　　基督教国家对待犹太人，只能按照基督教国家的方式即给予特权的方式：允许犹太人同其他臣民分离开来，但也让犹太人受到分离开来的其他领域的压迫，何况犹太人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处于宗教对立的地位，所受的压迫也更厉害。可是，犹太人对待国家也只能按照犹太人的方式即把国家看成一种异己的东西：把自己想象中的民族跟现实的民族对立起来，把自己幻想的法律跟现实的法律对立起来，以为自己有权从人类分离出来，决不参加历史运动，期待着一种同人的一般未来毫无共同点的未来，认为自己是犹太民族的一员，犹太民族是神拣选的民族。

　　那么你们犹太人有什么理由渴望解放呢？为了你们的宗教？你们的宗教是国教的死敌。因为你们是公民？德国根本没有公民。因为你们是人？你们不是人，正像你们诉求的对象不是人一样。

　　鲍威尔批判了迄今为止关于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的提法和解决方案以后，又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问道：应当得到解放的犹太人和应该解放犹太人的基督教国家，二者的特性是什么？他通过对犹太人的宗教的批判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分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对立，他说明了基督教国家的本质，——他把这一切都做得大胆、尖锐、机智、透彻，而且文笔贴切、洗练和雄健有力。

　　那么，鲍威尔是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结论是什么？他对问题的表述就是对问题的解决。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就是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总之，可简述如下：

　　我们必须先解放自己，才能解放别人。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最顽固的对立形式是宗教对立。怎样才能消除对立？使它不能成立。怎样才能使宗教对立不能成立？废除宗教。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互相对立的宗教只看做人的精神的不同发展阶段，看做历史撕去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做蜕皮的蛇，只要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的关系，而只是批判的、科学的关系，人的关系。那时科学就是他们的统一。而科学上的对立会由科学本身消除。

　　德国的犹太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政治解放和国家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性质。但是，在鲍威尔看来，犹太人问题是一个不以德国的特殊状况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宗教对国家的关系问题、宗教束缚和政治解放的矛盾问题。他认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条件，无论对于想要得到政治解放的犹太人，还是对于应该解放别人从而使自己得到解放的国家，都是一样。

　　“有人说，而且犹太人自己也说：很对，犹太人获得解放，不应当是作为犹太人，不应当是因为他身为犹太人，不应当是因为他具有什么高超的普遍的人的伦理原则；相反，犹太人自己将退居公民之后，而且也将成为公民，尽管他是而且应当始终是犹太人；这就是说，他是而且始终是犹太人，尽管他是公民，并生活在普遍的人的关系中；他那犹太人的和狭隘的本质最终总要战胜他的人的义务和政治的义务。偏见始终存在，尽管普遍的原则胜过它。但是，既然它始终存在，那么它就会反过来胜过其他的一切。”“只有按照诡辩，即从外观来看.犹太人在国家生活中才能始终是犹太人，因此，如果他想始终是犹太人，那么单纯的外观就会成为本质的东西并且取得胜利，就是说，他在国家中的生活只会是一种外观，或者只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二十一印张》第57页）

　　另一方面，我们看看鲍威尔是怎样提出国家的任务的。他写道：

　　“不久以前〈众议院1840年12月26日的辩论¹⁷，法国在犹太人问题上，就像经常⁽¹⁾在其他一切政治问题上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生活的情景，这种生活是自由的，但又通过法律取消了自己的自由，因此，它宣布这种自由是一种外观，另一方面，又在行动上推翻了自己的自由法律。”（《犹太人问题》第64页）

　　“在法国，普遍自由还未成为法律，犹太人问题也还没有得到解决，因为法律上的自由——公民一律平等——在生活中受到限制，生活仍然遭到宗教特权的控制和割裂，生活的这种不自由对法律起反作用，迫使它认可：本身自由的公民区分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同上]，第65页）

　　那么，在法国，犹太人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决呢？

　　“比如说.犹太教徒不让自己的戒律阻止自己履行对国家和对同胞的义务，就是说，例如在犹太教的安息日去众议院并参加公开会议，那他必定不会再是犹太教徒了。任何宗教特权，从而还有特权教会的垄断，必定会被消灭，即使有些人，或者是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还认为自己必须履行宗教义务，那也应该看成是纯粹的私事而听其自便。”（第65页）“如果不再存在享有特权的宗教，那就不再有什么宗教。使宗教丧失其专有的势力，宗教就不再存在。”（第66页）“正像马丁・迪诺尔先生把反对在法律中提到礼拜日的建议看成是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提案一样.根据同样的理由（并且这种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如果宣告安息日戒律对犹太人不再具有约束力，那就等于宣布取消犹太教。”（第71页）

　　可见，一方面，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求一般人放弃宗教，以便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还不是真正的、现实的国家。

　　“当然，宗教观念给国家提供保证。可是，给什么样的国家？给哪一类国家？"（第97页）

　　这一点暴露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片面理解。

　　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²⁾

　　鲍威尔并没有把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因此陷入了矛盾。他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政治解放本身的本质引起的。他提出的是一些不包括在他的课题以内的问题，他解决的是一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的课题。鲍威尔在谈到那些对犹太人的解放持反对意见的人时说：“他们的错误只在于：他们把基督教国家假设为唯一真正的国家，而没有像批判犹太教那样给以批判。”（第3页）我们认为，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披的关系，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的解放混为一谈。如果鲍威尔问犹太人：根据你们的观点，你们就有权利要求政治解放？⁽³⁾那我们要反问：政治解放的观点有权利要求犹太人废除犹太教，要求一般人废除宗教吗？

　　犹太人问题依据犹太人所居住的国家而有不同的表述。在德国，不存在政治国家，不存在作为国家的国家，犹太人问题就是纯粹神学的问题。犹太人同承认基督教为自己基础的国家处于宗教对立之中。这个国家是职业神学家。在这里，批判是对神学的批判，是双刃的批判——既是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又是对犹太教神学的批判。不管我们在神学中批判起来可以多么游刃有余，我们毕竟是在神学中移动。

　　在法国这个立宪国家中，犹太人问题是立宪制的问题，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因为这里还保存着国教的外观，——虽然这是毫无意义而且自相矛盾的形式，并且以多数人的宗教的形式保存着，——所以犹太人对国家的关系也保持着宗教对立、神学对立的外观。

　　只有在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至少在其中一部分——犹太人问题才失去其神学的意义而成为真正世俗的问题。只有在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犹太教徒和一般宗教信徒对政治国家的关系，就是说，宗教对国家的关系，才呈现其本来的、纯粹的形式。一旦国家不再从神学的角度对待宗教，一旦国家是作为国家即从政治的角度来对待宗教，对这种关系的批判就不再是对神学的批判了。这样，批判就成了对政治国家的批判。在问题不再是神学问题的地方，鲍威尔的批判就不再是批判的批判了。

　　“美国既没有国教，又没有大多数人公认的宗教，也没有一种礼拜对另一种礼拜的优势，国家与一切礼拜无关。”（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214页）北美有些州，“宪法没有把宗教信仰和某种礼拜作为取得政治特权的条件”（同上，第225页）。尽管这样，“在美国也并不认为一个不信教的人是诚实的人”（同上，第224页）。

　　尽管如此，正像博蒙、托克维尔和英国人汉密尔顿异口同声保证的那样⁽⁴⁾，北美主要还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家。不过，在我们看来，北美各州只是一个例子。问题在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怎样对待宗教？既然我们看到，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仅存在，而且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那么这就证明，宗教的定在和国家的完成是不矛盾的。但是，因为宗教的定在是一种缺陷的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我们撇开政治国家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而去批判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这样也就批判了它在宗教上的软弱无能。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国家和某一特定宗教例如和犹太教的矛盾，就是国家和特定世俗要素的矛盾；而国家和一般宗教的矛盾，也就是国家和它的一般前提的矛盾。

　　犹太教徒、基督徒、一般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是国家从犹太教、基督教和一般宗教中解放出来。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信奉任何宗教，确切地说，信奉作为国家的自身时，国家才以自己的形式，以自己本质所固有的方式，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地摆脱了宗教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

　　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⁵⁾。鲍威尔自己默认了这一点，他提出了如下的政治解放条件：

　　“任何宗教特权，从而还有特权教会的垄断，必定会被消灭，即使有些人，或者是许多人，甚至是绝大多数人，还认为自己必须履行宗教义务，那也应该看成是纯粹的私事而听其自便。”⁽⁶⁾

　　由此可见，甚至在绝大多数人还信奉宗教的情况下，国家也是可以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绝大多数人并不因为自己是私下信奉宗教就不再是宗教信徒。

　　不过，国家，特别是共和国对宗教的态度，毕竟是组成国家的人对宗教的态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他在政治上从某种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种限制，就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越这种限制。其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就是用间接的方法，通过一个中介，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得到解放。最后，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即使已经通过国家的中介作用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就是说，他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这时他，总还是受到宗教的束缚，这正是因为他仅仅以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通过中介承认自己。宗教正是以间接的方法承认人。通过一个中介者。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者。正像垄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

　　人对宗教的政治超越，具有一般政治超越所具有的一切缺点和优点。例如，像北美许多州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一旦国家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资格限制，国家作为国家就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人就以政治方式宣布私有财产已被废除。汉密尔顿从政治观点出发，对这个事实作了完全正确的解释：

　　“广大群众战胜了财产所有者和金钱财富。”⁽⁷⁾

　　既然非占有者已经成了占有者的立法者，那么私有财产岂不是在观念上被废除了吗？财产资格限制是承认私有财产的最后一个政治形式。

　　尽管如此，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当国家宣布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为非政治的差别，当它不考虑这些差别而宣告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当它从国家的观点来观察人民现实生活的一切要素的时候，国家是以自己的方式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尽管如此，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的特殊本质。国家根本没有废除这些实际差别，相反，只有以这些差别为前提，它才存在，只有同自己的这些要素处于对立的状态，它才感到自己是政治国家，才会实现自己的普遍性。因此，黑格尔确定的政治国家对宗教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要使国家作为精神的认识着自身的伦理现实而获得存在，就必须把国家同权威形式和信仰形式区别开来，但这种区别只有当教会方面在自身内部达到分裂的时候才会出现，只有这样超越特殊教会，国家才会获得和实现思想的普遍性，即自己形式的原则。"（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版第346页）

　　当然！只有这样超越特殊要素，国家才使自身成为普遍性。

　　完成了的政治国家，按其本质来说，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这种利己生活的一切前提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¹¹之中，然而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存在的。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正像天国对尘世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它用以克服后者的方式也同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即它同样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人在其最直接的现实中，在市民社会中，是尘世存在物。在这里，即在人把自己并把别人看做是现实的个人的地方，人是一种不真实的现象。相反，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做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

　　人作为特殊宗教的信徒，同自己的公民身份，同作为共同体成员的他人所发生的冲突，归结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世俗分裂。对于作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来说“在国家中的生活只是一种外观，或者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种暂时的例外。”⁽⁸⁾的确，bourgeois，像犹太人一样，只是按照诡辩始终存在于国家生活中，正像citoyen[公民]只是按照诡辩始终是犹太人或bourgeois一样。可是，这种诡辩不是个人性质的。它是政治国家本身的诡辩。宗教信徒和公民之间的差别，是商人和公民、短工和公民、土地占有者和公民、活生生的个人和公民之间的差别。宗教信徒和政治人之间的矛盾，是bourgeois和citoyen之间、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和他的政治狮皮¹⁸之间的同样的矛盾。

　　犹太人问题最终归结成的这种世俗冲突，政治国家对自己的前提——无论这些前提是像私有财产等等这样的物质要素，还是像教育、宗教这样的精神要素——的关系，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裂，鲍威尔在抨击这些世俗对立在宗教上的表现的时候，竟听任这些世俗对立持续存在。

　　“正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即保证市民社会的持续存在和保障市民社会的必然性的那种需要，使它的持续存在经常受到威胁，保持了它的不稳固要素，产生了那种处于经常更迭中的贫穷和富有、困顿和繁荣的混合物，总之产生了更迭。"（[《犹太人问题》]第8页）

　　我们不妨再读一读根据黑格尔法哲学的基本要点写成的《市民社会》整个一节（[《犹太人问题》]第8—9页）的内容¹⁹。鲍威尔承认同政治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是必然的，因为他承认政治国家是必然的。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实际的解放。

　　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²⁰的精神。它已经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质，而是差别的本质。它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体、同自身并同他人分离的表现———它最初就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特殊的颠倒、私人的奇想和任意行为的抽象教义。例如，宗教在北美的不断分裂，使宗教在表面上具有纯粹个人事务的形式。它被推到许多私人利益中去，并且被逐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但是，我们不要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产生错觉。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

　　人分解为犹太教徒和公民、新教徒和公民、宗教信徒和公民，这种分解不是针对公民身份而制造的谎言，不是对政治解放的回避，这种分解是政治解放本身，是使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方式。当然，在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通过暴力从市民社会内部产生的时期，在人的自我解放力求以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进行的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必定会做到废除宗教、根除宗教的。但是，这只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通过消灭生命、通过断头台，才能做到。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是，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

　　的确，那种把基督教当做自己的基础、国教，因而对其他宗教抱排斥态度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并不就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相反，无神论国家、民主制国家，即把宗教归为市民社会的其他要素的国家，才是这样的国家。那种仍旧持神学家观点、仍旧正式声明自己信奉基督教、仍旧不敢宣布自己成为国家的国家，在其作为国家这一现实性中，还没有做到以世俗的、人的形式来反映人的基础，而基督教是这种基础的过分的表现。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因为通过现实的人的创作所实现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

　　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通过基督教来否定国家，而决不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基督教。仍然以宗教形式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还不是以国家形式信奉基督教，因为它仍然从宗教的角度对待宗教，就是说，它不是宗教的人的基础的真正实现，因为它还诉诸非现实性，诉诸这种人的实质的虚构形象。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因此，宗教对基督教国家来说必然成为手段，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完成了的国家由于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固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未完成的国家则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的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宗教成了不完善的政治。在前一种情况下，甚至完成了的政治具有的那种不完善性也在宗教中显露出来。所谓基督教国家需要基督教，是为了充实自己而成为国家。民主制国家，真正的国家则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充实自己。确切地说，它可以撇开宗教，因为它已经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而所谓基督教国家则相反，既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当它把国家形式降为外观时，也就同样把宗教降为外观。

　　为了阐明这一对立，我们来看一下鲍威尔根据对基督教日耳曼国家的观察所得出的有关基督教国家的构思。鲍威尔说：

　　“近来有些人为了证明基督教国家的不可能性或非存在，常常引证福音书⁽⁹⁾中的一些箴言，这些箴言，[当前的]国家不仅不遵循而且也不可能遵循，如果国家不想使自己[作为国家]完全解体的话。”“但是，问题的解决并不那么容易。那么，福音书的那些箴言到底要求些什么呢？要求超自然的自我否定、服从启示的权威、背弃国家、废除世俗关系。这一切也正是基督教国家所要求和实行的。它领悟了福音书的精神，即使它不用福音书借以表现这种精神的那些词语来复制这种精神，那也只是因为它用种种国家形式来表现这种精神，就是说，它所用的这些形式虽然来自这个世界的国家制度，但它们经过一定要经历的宗教再生过程，已经降为单纯的外观。基督教国家是对国家的背弃，而这种背弃是利用国家形式实现的。”（第55页）

　　鲍威尔接着阐明：基督教国家的人民只是一种非人民，他们已经不再有自己的意志，他们的真实存在体现于他们所隶属的首脑，但首脑按其起源及本性来说是与他们相异的，就是说，他是上帝所赐，他降临于人民面前并没有得到他们本身的帮助：这样的人民的法律并不是他们的创作，而是实际的启示，他们的元首需要在自己和本来意义上的人民即群众之间有一些享有特权的中介人，这些群众本身分成许多偶然形成并确定的特殊集团，这些特殊集团是按各自利益、特殊爱好和偏见区分的，并且获准享有彼此不相往来的特权，等等（第56页）。

　　但是，鲍威尔自己却说：

　　“如果政治只应当成为宗教，那么它就不再可能是政治了，正像把刷锅洗碗的事看做宗教事务，这种事就不再可能是家务事一样。”（第108页）

　　但是，要知道，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宗教是“家务事”就像“家务事”是宗教一样。在基督教日耳曼国家，宗教的统治就是统治的宗教。

　　把“福音书的精神”和“福音书的词语”分割开来，是不信宗教的行为。国家迫使福音书使用政治词语，即与圣灵的词语不同的词语，这是亵渎行为，即使从人的眼光来看不是这样，但从国家自身的宗教眼光来看就是这样。应该用圣经的字句来反驳把基督教奉为自己的最高规范、把圣经奉为自己的宪章的国家，因为圣经的每个字都是神圣的。这个国家，就像它所依靠的庸碌无用之辈一样，陷入了痛苦的、从宗教意识的观点来看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有人要它注意福音书中的一些箴言，这些箴言，国家“不仅不遵循而且也不可能遵循，如果国家不想使自己作为国家完全解体的话”。那么，国家究竟为什么不想使自己完全解体呢？对这个问题，它本身既不能给自己也不能给别人作出答复。由于自己固有的意识，正式的基督教国家是个不可实现的应有；这个国家知道只有通过对自身扯谎来肯定自己存在的现实性。因此，它对自身来说，始终是一个可疑的对象，一个不可靠的、有问题的对象。可见，批判做得完全正确，它迫使以圣经为依据的国家陷于神志不清，连国家自己也不再知道自己是幻想还是实在，国家的世俗目的——宗教是这些目的的掩盖物——的卑鄙性，也同它的宗教意识——对这种意识来说，宗教是世界的目的——的真诚性发生了无法解决的冲突。这个国家只有成为天主教会的警士，才能摆脱自己的内在痛苦。面对着这种主张世俗权力机关是自己的仆从的教会，国家是无能为力的，声称自己是宗教精神的支配者的世俗权力机关也是无能为力的。

　　在所谓基督教国家中，实际上起作用的是异化，而不是人。唯一起作用的人，即国王，是同别人特别不一样的存在物，而且还是笃信宗教的存在物，同天国、同上帝直接联系着的存在物。这里占统治地位的关系还是信仰的关系。可见，宗教精神并没有真正世俗化。

　　但是，宗教精神也不可能真正世俗化，因为宗教精神本身除了是人的精神某一发展阶段的非世俗形式外还能是什么呢？只有当人的精神的这一发展阶段——宗教精神是这一阶段的宗教表现——以其世俗形式出现并确立的时候，宗教精神才能实现。在民主制国家就有这种情形。这种国家的基础不是基督教，而是基督教的人的基础。宗教仍然是这种国家的成员的理想的、非世俗的意识，因为宗教是在这种国家中实现的人的发展阶段的理想形式。

　　政治国家的成员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之间、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二元性，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奉宗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与人分离和疏远的表现。政治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在这里，人，不仅一个人，而且每一个人，是享有主权的，是最高的存在物，但这是具有无教养的非社会表现形式的人，是具有偶然存在形式的人，是本来样子的人，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组织而堕落了的人、丧失了自身的人、外化了的人，是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人，一句话，人还不是现实的类存在物。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

　　在完成了的民主制中，宗教意识和神学意识本身之所以自认为更富有宗教意义、神学意义，这是因为从表面上看来，它没有政治意义、没有世俗目的，而只是关系到厌世情绪，只是理智有局限性的表现，只是任意和幻想的产物，这是因为它是真正彼岸的生活。在这里，基督教实际表现出自己包罗一切宗教的作用，因为它以基督教形式把纷繁至极的世界观汇总排列，何况它根本不向别人提出基督教的要求，只提出一般宗教而不管是什么宗教的要求（参看前面引证的博蒙的著作⁽¹⁰⁾）。宗教意识沉浸在大量的宗教对立和宗教多样性之中。

　　可见，我们已经表明，摆脱了宗教的政治解放让宗教持续存在，虽然不是享有特权的宗教。任何一种特殊宗教的信徒同自己的公民身份的矛盾，只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普遍世俗矛盾的一部分。基督教国家的完成，就是国家表明自己是国家，并且不理会自己成员信奉的宗教。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现实的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

　　因此，我们不像鲍威尔那样对犹太人说，你们不从犹太教彻底解放出来，就不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相反，我们对他们说，因为你们不用完全地、毫无异议地放弃犹太教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所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如果你们犹太人本身还没作为人得到解放便想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那么这种不彻底性和矛盾就不仅仅在于你们，而且在于政治解放的本质和范畴。如果你们局限于这个范畴，那么你们也具有普遍的局限性。国家，虽然是国家，如果要对犹太人采取基督教的立场，那就要宣讲福音，同样，犹太人，虽然是犹太人，如果要求公民的权利，那就得关心政治。

　　但是，如果人，尽管是犹太人，能够在政治上得到解放，能够得到公民权，那么他是否能够要求并得到所谓人权呢？鲍威尔否认这一点。

　　“问题在于：犹太人本身，就是说，自己承认由于自己的真正本质而不得不永远同他人分开生活的犹太人，他是否能够获得普遍人权，并给他人以这种权利呢？”

　　“对基督教世界来说，人权思想只是上一世纪才被发现的。这种思想不是人天生就有的，相反，只是人在同迄今培育着他的那些历史传统进行斗争中争得的。因此，人权不是自然界的赠品，也不是迄今为止的历史遗赠物，而是通过同出生的偶然性和历史上一代一代留传下来的特权的斗争赢得的奖赏。人权是教育的结果，只有争得和应该得到这种权利的人，才能享有。”

　　“那么犹太人是否真的能够享有这种权利呢？只要他还是犹太人，那么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狭隘本质就一定会压倒那种把他作为人而同别人结合起来的人的本质，一定会使他同非犹太人分隔开来。他通过这种分隔说明：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特殊本质是他的真正的最高的本质，人的本质应当让位于它。”

　　“同样，基督徒作为基督徒也不能给任何人以人权。”（[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第19、20页）

　　依照鲍威尔的见解，人为了能够获得普遍人权，就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¹¹⁾。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所谓人权，确切地说，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即它们的发现者北美人和法国人所享有的人权的形式吧！²¹这种人权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只是与别人共同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而公民权利，如上所述，决不以毫无异议地和实际地废除宗教为前提，因此也不以废除犹太教为前提。另一部分人权， 即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不同的droits de l 'homme[人权]，有待研究。

　　信仰自由就属于这些权利之列，即履行任何一种礼拜的权利。信仰的特权或者被明确承认为一种人权，或者被明确承认为人权之一——自由——的结果。

　　1791年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10条：“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即使是宗教信仰，而遭到排斥。”1791年宪法第Ⅰ编确认“每个人履行自己信守的宗教礼拜的自由”是人权。

　　1793年人权……宣言第7条把“履行礼拜的自由”列为人权。是的，关于公开表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的权利、集会权利和履行札拜的权利，甚至这样写道：“宣布这些权利的必要性，是以专制政体的存在或以对它的近期记忆为前提的。”对照1795年宪法第XIV编第354条。

　　宾夕法尼亚宪法第9条第3款：“人人生来都有受自己信仰的驱使而敬仰上帝这种不可剥夺的权利，根据法律，任何人都不可能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去信奉、组织或维护任何一种宗教或任何一种宗教仪式。任何人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干涉信仰问题或支配灵魂的力量。”

　　新罕布什尔宪法第5、6条：“自然权利中的有些权利，按其性质来说是不能让渡的，因为它们无可替代。信仰的权利就是这样。”（博蒙，前引书第213、214页）

　　在人权这一概念中并没有宗教和人权互不相容的含义。相反，信奉宗教、用任何方式信奉宗教、履行自己特殊宗教的礼拜的权利，都被明确列入人权。信仰的特权是普遍的人权。

　　Droits de l'homme，人权，它本身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与citoyen[公民]不同的这个homme[人]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称做"人"只称做"人"为什么他的权利称做人权呢？我们用什么来解释这个事实呢？只有用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用政治解放的本质来解释。

　　首先，我们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人权，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的droits de l'homme[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请看最激进的宪法，1793年宪法的说法：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第2条：“这些权利等等〈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财产。”

　　自由是什么呢？

　　第6条：“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的权利”，或者按照1791年人权宣言..自由是做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

　　这就是说，自由是可以做和可以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的事情的权利。每个人能够不损害他人而进行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两块田地之间的界限是由界桩确定的一样。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²²的自由。依据鲍威尔的见解，犹太人为什么不能获得人权呢？

　　“只要他还是犹太人，那么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狭隘本质就一定会压倒那种把他作为人而同别人结合起来的人的本质，一定会使他同非犹太人分隔开来。”⁽¹²⁾

　　但是，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

　　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

　　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什么呢？

　　第16条（1793年宪法）：“财产权是每个公民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的权利。”

　　这就是说，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是任意地（à son gré）、同他人无关地、不受社会影响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的权利；这一权利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个人自由和对这种自由的应用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础。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但是，这种自由首先宣布了人权是

　　“任意地享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勤奋所得的果实”。

　　此外还有其他的人权：平等和安全。

　　平等，在这里就其非政治意义来说，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就是说，每个人都同样被看成那种独立自在的单子。1795年宪法根据这种平等的含义把它的概念规定如下：

　　第3条（1795年宪法）：“平等是法律对一切人一视同仁，不论是予以保护还是予以惩罚。”

　　安全呢？

　　第8条（1793年宪法）：“安全是社会为了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而给予他的保障。”

　　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只是为了保证维护自己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黑格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把市民社会称为“需要和理智的国家”。²³

　　市民社会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出自己的利己主义。相反，安全是它的利己主义的保障。

　　可见，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

　　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一个刚刚开始解放自己、扫除自己各种成员之间的一切障碍、建立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竟郑重宣布同他人以及同共同体分隔开来的利己的人是有权利的（1791年《宣言》）。后来，当只有最英勇的献身精神才能拯救民族、因而迫切需要这种献身精神的时候，当牺牲市民社会的一切利益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利己主义必将作为一种罪行受到惩罚的时候，又再一次这样明白宣告（1793年《人权…….宣言》）。尤其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正如我们看到的，公民身份、政治共同体甚至都被那些谋求政治解放的人贬低为维护这些所谓人权的一种手段；因此， citoyen[公民]被宣布为利己的homme[人]的奴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自最后，不是身为citoyen[公民]的人，而是身为bourgeois[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

　　“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人权。”（1791年《人权……宣言》第2条）“政府的设立是为了保障人享有自然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1793年《人权……宣言》第1条）

　　可见，即使在政治生活还充满青春的激情，而且这种激情由于形势所迫而走向极端的时候，政治生活也宣布自己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的目的是市民社会生活。固然，这个政治生活的革命实践同它的理论还处于极大的矛盾之中。例如，一方面，安全被宣布为人权，一方面侵犯通信秘密已公然成为风气。一方面“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1793年宪法第122条）作为人权的个人自由的结果而得到保证，一方面新闻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因为"新闻出版自由危及公共自由，是不许可的"（小罗伯斯比尔语，见毕舍和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第28卷第159页²¹）。所以，这就是说，自由这一人权一旦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在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人权、个人权利的保证，因此，它一旦同自己的目的即同这些人权发生矛盾，就必定被抛弃。但是，实践只是例外，理论才是通则。即使人们认为革命实践是对当时的关系采取的正确态度，下面这个谜毕竟还有待解答：为什么在谋求政治解放的人的意识中关系被本末倒置，目的好像成了手段，手段好像成了目的？他们意识上的这种错觉毕竟还是同样的谜，虽然现在已经是心理上的、理论上的谜。

　　这个谜是很容易解答的。

　　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旧社会的性质是怎样的呢？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述：封建主义。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上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它们以这种形式规定了单一的个体对国家整体的关系，就是说，规定了他的政治关系，即他同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相分离和相排斥的关系。因为人民生活的这种组织没有把财产或劳动上升为社会要素，相反，却完成了它们同国家整体的分离，把它们建成为社会中的特殊社会。因此，市民社会的生活机能和生活条件还是政治的，虽然是封建意义上的政治，就是说，这些机能和条件使个体同国家整体分隔开来，把他的同业公会对国家整体的特殊关系变成他自己对人民生活的普遍关系，使他的特定的市民活动和地位变成他的普遍的活动和地位。国家统一体，作为这种组织的结果，也像国家统一体的意识、意志和活动即普遍国家权力一样，必然表现为一个同人民相脱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事务。

　　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统治者的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割为简单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体，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内容和市民地位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它把似乎是被分散、分解、溶化在封建社会各个死巷里的政治精神激发出来，把政治精神从这种分散状态中汇集起来，把它从与市民生活相温合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它构成为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事务的领域，在观念上不依赖于市民社会的上述特殊要素。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地位降低到只具有个体意义。它们已经不再构成个体对国家整体的普遍关系。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

　　可是，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的完成。摆脱政治桎梏同时也就是摆脱束缚住市民社会利己精神的糊锁。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得到解放，甚至是从一种普遍内容的假象中得到解放。

　　封建社会已经瓦解，只剩下了自己的基础——人，但这是作为它的真正基础的人，即利己的人。

　　因此，这种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他就是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人。

　　但是，利己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

　　因此，人没有摆脱宗教，他取得了信仰宗教的自由。他没有摆脱财产，他取得了占有财产的自由。他没有摆脱经营的利己主义，他取得了经营的自由。

　　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关系通过法制表现出来，正像等级制度中和行帮制度中的人的关系通过特权表现出来一样——是通过同一种行为实现的。但是，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即非政治的人，必然表现为自然人。Droits de1 'homme[人权]表现为droits naturels[自然权利]，因为有自我意识的活动集中于政治行为。利己的人是已经解体的社会的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有直接确定性的对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对象。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做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做无须进一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础。最后，人，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义上的人，与citoyen[公民]不同的homme[人]，因为他是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可见卢梭关于政治人这一抽象概念论述得很对：

　　“敢于为一国人民确立制度的人，可以说必须自己感到有能力改变人的本性，把每个本身是完善的、单独的整体的个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这个个体以一定的方式从这个整体获得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有能力用局部的道德存在代替肉体的独立存在。他必须去掉人自身固有的力量，才能赋予人一种异己的、非由别人协助便不能使用的力量。” （《社会契约论》1782年伦敦版第2卷第67页）

　　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二
布鲁诺·鲍威尔：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二十一印张》第56—71页）

　　鲍威尔在这个标题下探讨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关系，以及它们对批判的关系。它们对批判的关系是它们“对获得自由的能力”的关系。

　　结论是：

　　“基督徒只要跨越一个台阶，即跨越自己的宗教，就可以完全废除⁽¹³⁾宗教”因而就可以获得自由，“相反，犹太人不仅要摒弃自己的犹太本质，而且要摒弃自己宗教的趋于完成的发展，即摒弃自己宗教的那种始终与自己相异的发展”（第71页）。

　　可见，鲍威尔在这里把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变成了纯粹的宗教问题。谁更有希望得救，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这个神学上的疑虑问题，在这里以启蒙的形式再现：他们中间谁更有能力获得解放？的确，已经不再是这样提问：使人获得自由的，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而是相反：什么使人更加自由，是对犹太教的否定还是对基督教的否定？

　　“如果犹太人想要获得自由，那么他们不应该信奉基督教，而应该信奉解体了的基督教，信奉解体了的宗教，即信奉启蒙、批判及其结果——自由的人性。"（第70页）

　　这里谈的还是关于犹太人应该有所信奉，但信奉的不再是基督教，而是解体了的基督教。

　　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摒弃基督教的本质，正像他自己所说的，这个要求不是从犹太本质的发展中产生的。

　　鲍威尔在《犹太人问题》的结尾处认为犹太教只是对基督教的粗陋的宗教批判，因而从犹太教找到的“仅仅”是宗教意义。既然如此，不难预见，犹太人的解放在他笔下也会变成哲学兼神学的行动。⁽¹⁴⁾

　　鲍威尔把犹太人的理想的抽象本质，即他的宗教，看做他的全部本质。因此，他有理由作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犹太教徒轻视自己的狭隘戒律”，如果他废除自己的整个犹太教“那就不会对人类有任何贡献”（第65页）。

　　照此说来，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关系是这样的：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解放的唯一兴趣，是一般的人的兴趣、理论的兴趣。犹太教在基督徒的宗教眼光中是个侮辱性的事实。一旦基督徒的眼光不再是宗教的，这个事实也就不再是侮辱性的了。犹太人的解放本身不是基督徒要做的事情。

　　相反，犹太人要想解放自身，不仅要做完自己的事情，而且要做完基督徒的事情，学完《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耶稣传》，等等。

　　“他们自己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将决定自己的命运，但历史是不让人嘲弄自己的。”（第71页）

　　我们现在试着突破对问题的神学提法。在我们看来，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问题，变成了必须克服什么样的特殊社会要素才能废除犹太教的问题。因为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就是犹太教和现代世界解放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于犹太教在现代被奴役的世界中的特殊地位而必然产生的。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现实的世俗犹太人，但不是像鲍威尔那样，考察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考察日常的犹太人。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那好吧！从经商牟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

　　如果有一种社会组织消除了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那么这种社会组织也就会使犹太人不可能存在。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如果犹太人承认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并为消除它而工作，那么他就会从自己以前的发展中解脱出来，直接为人的解放工作，并转而反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最高实际表现。

　　总之，我们在犹太教中看到普遍的现代的反社会的要素，而这种要素，经由有犹太人在这一坏的方面热心参与的历史发展，达到自己目前这样的高度，即达到它必然解体的高度。

　　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¹⁵⁾中解放出来。

　　犹太人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

　　“例如在维也纳只不过是被人宽容的犹太人，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整个帝国的命运。在德国一个最小的邦中可能是毫无权利的犹太人，决定着欧洲的命运。各种同业公会和行会虽然不接纳犹太人，或者仍然不同情他们，工业的大胆精神却在嘲笑这些中世纪组织的固执。”（鲍威尔《犹太人问题》第114页〉

　　这并不是个别的事实。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

　　例如，汉密尔顿上校说：

　　“新英格兰的虔诚的和政治上自由的居民，是类似拉奥孔那样的人，拉奥孔没有作出最起码的努力去挣脱缠住他的两条蛇。玛门是他们的偶像，他们不仅口头上，而且整个身心都崇拜它。在他们的眼里，尘世无非是个交易所，而且他们确信，在这尘世间，他们除了要比自己邻居富有而外，没有别的使命。经商牟利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思想，变换所经营的货品，是他们唯一的休息。比如说，他们在旅行的时候也要背上自己的货物或柜台，而且所谈的不是利息就是利润。即使他们一时没考虑自己的生意，那也只是为了要探听一下别人的生意做得怎样。”⁽¹⁶⁾

　　的确，在北美，犹太精神对基督教世界的实际统治已经有了明确的、正常的表现：宣讲福音本身，基督教的教职，都变成了商品，破产的商人讲起了福音，富起来的福音传教士做起了买卖。

　　“你看到的那位主持体面的布遭集会的人，起栩是个商人，经商失败以后他才成了神职人员。另一个人，起初担任神职，但当他手里有了些钱，他就离开布遭台而去经商牟利。在大多挝人的眼里，棉职真是一个赚钱的行业。”（博肆，前引书第185、186页）

　　鲍威尔认为，

　　“这种情况是虚假的；在理论上不给予犹太人以政治权利，实际上他却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在很大的范围内显示自己的政治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在一些细节上被缩小了。”（《犹太人问题》第114页）

　　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

　　犹太教之所以能保持与基督教同时存在，不仅因为它是对基督教的宗教批判，不仅因为它体现了对基督教的宗教起源的怀疑，而且因为犹太人的实际精神——犹太精神——在基督教社会本身中保持了自己的地位，甚至得到高度的发展。犹太人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成员，只是市民社会的犹太精神的特殊表现。

　　犹太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

　　市民社会从自己的内部不断产生犹太人。

　　犹太人的宗教的基础本身是什么呢？实际需要，利己主义。

　　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在其现实性上是许多需要的多神教，一种把厕所也变成神律的对象的多神教。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

　　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

　　犹太人的神世俗化了，它成了世界的神。票据是犹太人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犹太人的宗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

　　托马斯·闵采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下述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一切生灵，水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植物，都成了财产，但是，生灵也应该获得自由。”⁽¹⁷⁾

　　抽象地存在于犹太人的宗教中的那种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是财迷的现实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就连类关系本身、男女关系等等也成了买卖对象！妇女也被买卖。

　　犹太人的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

　　犹太人的毫无根基的法律只是一幅对毫无根基的道德和对整个法的宗教讽刺画，只是对自私自利的世界采用的那种徒具形式的礼拜的宗教讽刺画。

　　在这个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也是法定的关系，是人对法律的关系，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的意志和本质的法律，而是因为它们起统治作用，因为违反它们就会受到惩罚。

　　犹太人的狡猾手法，即鲍威尔在塔木德²⁴中发现的那种实际的狡猾手法，就是自私自利的世界对统治着它的法律之间的关系，狡猾地规避这些法律是这个世界的主要伎俩。⁽¹⁸⁾

　　的确，这个世界在它这些法律的范围内的运动，必然是法律的不断废除。

　　犹太精神不可能作为宗教继续发展，即不可能在理论上继续发展，因为实际需要的世界观，按其本性来说是狭隘的，很快就会穷尽。

　　实际需要的宗教，按其本质来说不可能在理论上完成，而是只能在实践中完成，因为实践才是它的真理。

　　犹太精神不可能创造任何新的世界，它只能把新的世间创造物和世间关系吸引到自己的活动范围内，因为以自私自利为明智的实际需要是被动的，不能任意扩大，而是随着社会状况的进一步发展而扩大。

　　犹太精神随着市民社会的完成而达到自己的顶点，但是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基督教把一切民族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因此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

　　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

　　基督教只是表面上制服了实在的犹太教。基督教太高尚了，太唯灵论了，因此要消除实际需要的粗陋性，只有使它升天了。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思想升华，犹太教是基督教的鄙俗的功利应用，但这种应用只有在基督教作为完善的宗教从理论上完成了人从自身、从自然界的自我异化之后，才能成为普遍的。

　　只有这样，犹太教才能实现普遍的统治，才能把外化了的人、外化了的自然界，变成可让渡的、可出售的、屈从于利己需要的、听任买卖的对象。

　　让渡是外化的实践。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

　　基督徒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己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的需要，主观主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我们不是用犹太人的宗教来说明犹太人的顽强性，而是相反，用犹太人的宗教的人的基础、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来说明这种顽强性。

　　因为犹太人的真正本质在市民社会得到了普遍实现，并已普遍地世俗化，所以市民社会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的宗教本质——这种本质只是实际需要在观念中的表现——的非现实性。因此，不仅在摩西五经或塔木德中，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看到现代犹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本质，而是高度的经验本质，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的犹太人狭隘性。

　　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

　　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43年10月—12月中
载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脚　　注

(1) 布·鲍威尔原著中写的是：“就像七月革命以来经常……”——编者注
(2) 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3页和第61页。——编者注
(3) 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19—21页。并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
(4) 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218—221页，亚·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制》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09—234页，托·汉雷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I834年曼海姆版第2卷第241—244页。——编者注
(5) 德文原文是“Freistaat”，原义为”共和国”.在这句话中，这个词在字面上也含有“自由国家”的意思。——编者注
(6) 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65页。——编者注
(7) 托·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1834年曼海姆版第1卷第146页。——编者注
(8) 布·鲍威尔《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见《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57页。——编者注
(9) 指《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编者注
(10) 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81—182、196—197和224页。——编者注
(11) 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60—61页。——编者注
(12) 见本卷第38页。——编者注
(13) 引文中的“废除”（aufheben）一词，在布·鲍威尔的文章中是“放弃”（aufgeben）。——编者注
(14) 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114—115页。——编者注
(15) 马克思这里说的“犹太精神”，德文原文是Judentum。在本文中，马克思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Judentum一词：一种是在宗教意义上，指犹太人信仰的宗教，中文译为“犹太教”；一种是在世俗意义上，指犹太人在经商牟利的活动中表现出的唯利是图、追逐金钱的思想和习气，中文译为“犹太精神”。——编者注
(16) 托·汉密尔顿《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1834年曼海姆版第1卷第109—110页。——编者注
(17) 托·闵采尔《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站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1524年纽伦堡版。马克思的引文援自莱·兰克《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1839年柏林版第2卷第207页。——编者注
(18) 参看布·鲍威尔《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第24—30页；《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见《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60—62页。———编者注

注　　释

11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30。
16 《论犹太人问题》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这篇著作是为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代表布·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这两篇著作中的错误观点而写的。马克思在这篇著作中驳斥了鲍威尔把犹太人的解放这一社会政治问题归结为纯粹宗教问题的错误论点，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宗教的关系，指出宗教并不是政治压迫的原因，而是政治压迫的表现；必须消除政治压迫，才能克服宗教的狭隘性。马克思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关系，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把市民社会从封建主义在桔下解放出来，消除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特权，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种政治解放实现的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还远远不是人的解放；资产阶级在这种政治解放中所标榜的普遍的人权，归根结底不过是享用和处理私有财产的权利，这种自私自利的权利同人的解放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突破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历史局限性，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消灭私有制，消除人的生活本身的异化。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论犹太人问题》写于1843年10月中——12月中、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1850年，海·艾韦贝克在《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圣经》一书中收入了《论犹太人问题》的法译文，1881年6月30日和7月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杂文栏刊登了《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1890年10月10—19日，《柏林人民报》在增刊上全文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
　　列宁认为，这篇文章和同时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83页）。《论犹太人问题》的中译文最初于1939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译者是郭和。——21。
17 1840年12月26日法国众议院就关于调整儿童劳动时间的法律草案进行辩论。这一法律草案建议凡16岁以下儿童可以在礼拜日不工作。一位议员在辩论中提出动议，认为法律应阐释儿童一周只可工作6天，以便犹太人有可能不在星期六送自己的孩子去工作。在司法和宗教大臣马丁·迪诺尔的事先反对下，这项动议被否决。——24。
18 政治狮皮一词借用了古希腊神话关于大英雄海格立斯的传说中的用语。海格立斯因误杀音乐老师而被放逐。他扼死了涅墨亚大森林中长着钢筋铁骨的猛狮，剥下它刀枪不入的狮皮，一直披在自己身上，以自炫其力大无穷，不可战胜。——31。
19 布·鲍威尔在《市民社会》这一节论述了“需要”是“使市民社会运转的强大动力”这种需要”保证市民社会的持续存在和保障市民社会的必然性”。社会按照满足各种需要的方式方法划分为等级。
　　黑格尔的有关观点，可参看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33年柏林版第254—270页：第3篇《伦理》第2章《市民社会》中《需要的体系》一节。——32。
20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l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32。
21 1843年夏，马克思在研读威·瓦克斯穆特的著作《革命时期的法国史》时发现菲·约·本·毕舍和皮·塞·卢——拉维涅编纂的《法国革命议会史》（四十卷集）1834—1838年巴黎版为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此外、马克思还研读了他本人的巴黎藏书之一、由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加代编纂的《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1821年巴黎版第1卷。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援用了这些著作中的有关资料。——39、43。
22 单子在希腊哲学中指一切简单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论述了自我封闭的、完成的、最终的和有灵魂的诸统一体（实体），它们的总和构成有序的世界体系。——40。
23 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33年柏林版第247页。黑格尔在该书第3篇第2章《市民社会》中阐述了如下观点：市民社会包括三个环节：需要的体系、通过司法实行财产的保护、警察和同业公会。因此，司法制度和警察不归属于政治国家。——42。
24 塔木德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关于律法、条例、传统、风俗、祭典、札仪的论著和释义汇编。犹太教认为它是仅次于圣经的经籍。——53。

弗·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²⁵

　　国民经济学⁵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

　　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妒忌和贪婪中产生的国民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在额角上带有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的烙印。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看法，以为金银就是财富，因此必须到处从速禁止"贵"金属出口。各国像守财奴一样相互对立，双手抱住自己珍爱的钱袋，怀着妒忌心和猜疑心注视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多地骗取那些与自己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使这些侥幸赚来的钱好好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

　　如果完全彻底地实行这个原则，那就会葬送商业。因此，人们便开始跨越这个最初的阶段。他们意识到，放在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会不断增殖。于是，人们变得比较友善了，人们开始把自己的杜卡特⁽¹⁾当做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杜卡特一并引回来，并且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会吃亏，只要能以更高的价格把它卖给乙就行了。

　　重商主义²⁶体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商业的贪婪性已多少有所遮掩，各国多少有所接近，开始缔结通商友好条约，彼此做生意，并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甚至尽可能地互相表示友爱和亲善。但是实质上还是同从前一样贪财和自私，当时一切基于商业角逐而引起的战争就时时露出这种贪财和自私。这些战争也表明：贸易和掠夺一样，是以强权为基础的；人们只要认为哪些条约最有利，他们就甚至会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这些条约。

　　贸易差额论是整个重商主义体系的要点。正因为人们始终坚持金银就是财富的论点，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那最终给国家带来现金的交易才是赢利交易。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们以输出和输入作比较。如果输出大于输入，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差额会以现金的形式回到本国，国家也因这个差额而更富裕。因此经济学家的本事就是要设法使输出和输入到每年年底有一个顺差。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幻想，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商业也有了它的十字军征讨²⁷和宗教裁判所²⁸。

　　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正如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一样，正如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²⁹和神权相对立一样，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到处依然存在着下述前提：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这样，经济学就具有仁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而转向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体系的血腥恐怖表示神圣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一切都显得十分辉煌壮丽，可是上述前提马上又充分发挥作用，而且创立了与这种伪善的博爱相对立的马尔萨斯人口论³⁰，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是一种彻底否定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的绝望体系；这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度。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²⁾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可是，难道说亚当·斯密的体系不是一个进步吗？当然是进步，而且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为了使私有制的真实的后果能够显露出来，就有必要摧毁重商主义体系以及它的垄断和它对商业关系的束缚：为了使当代的斗争能够成为普遍的人类的斗争，就有必要使所有这些地域的和国家的小算盘退居次要的地位；有必要使私有制的理论抛弃纯粹经验主义的、仅仅是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使它具有一种也对结果负责的更为科学的性质，从而使问题涉及全人类的范围；有必要通过对旧经济学中包含的不道德加以否定的尝试，并通过由此产生的伪善——这种尝试的必然结果——而使这种不道德达于极点。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乐于承认，只有通过对贸易自由的论证和阐述，我们才有可能超越私有制的经济学，然而我们同时也应该有权指出，这种贸易自由并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我们所要评判的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我们对他们的判决就必定越严厉。因为斯密和马尔萨斯所看到的现成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片断，而在新近的经济学家面前却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一切结论已经作出，各种矛盾已经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但是，他们仍不去检验前提，而且还是对整个体系负责。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

　　新近的经济学甚至不能对重商主义体系作出正确的评判，因为它本身就带有片面性，而且还受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各个前提的拖累。只有摆脱这两种体系的对立，批判这两种体系的共同前提，并从纯粹人的、普遍的基础出发来看问题，才能够给这两种体系指出它们的真正的地位。那时大家就会明白，贸易自由的捍卫者是一些比旧的重商主义者本身更为恶劣的垄断者。那时大家就会明白，在新经济学家的虚伪的人道背后隐藏着旧经济学家闻所未闻的野蛮；旧经济学家的概念虽然混乱，与攻击他们的人的口是心非的逻辑比较起来还是单纯的、前后一贯的；这两派中任何一派对另一派的指责，都不会不落到自己头上。因此，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李斯特为什么要恢复重商主义体系⁽³⁾，而这件事我们却觉得很简单。前后不一贯的和具有两面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必然要重新分解为它的基本组成部分。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得前进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消灭。

　　自由主义经济学达到的唯一肯定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经济学确实包含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被阐述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被清楚地表达出来。由此可见，在涉及确定生财捷径的一切地方，就是说，在一切严格意义的经济学上的争论中，贸易自由的捍卫者们是正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与支持垄断的人争论，而不是与反对私有制的人争论，因为正如英国社会主义者早就在实践中和理论上证明的那样⁽⁴⁾，反对私有制的人能够从经济的观点比较正确地解决经济问题。

　　因此，我们在批判国民经济学时要研究它的基本范畴，揭露自由贸易体系所产生的矛盾，并从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作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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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是由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努力进行概括才产生的。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人们要么完全抛弃这个用语，要么采用一些使它具有意义的前提。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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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有制产生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商业，即彼此交换必需品，亦即买和卖。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种商业与其他一切活动一样，必然是经商者收入的直接源泉；就是说，每个人必定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因此，在任何一次买卖中，两个人总是以绝对对立的利益相对抗，这种冲突带有势不两立的性质，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知道另一个人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是：一方面互不信任，另一方面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例如，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有关商品的价格的事情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商业中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并且也同样允许夸大自己的商品本来没有的品质。总而言之，商业是合法的欺诈。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说实话，他就会证明实践是符合这个理论的。

　　重商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某种纯朴的天主教的坦率精神，它丝毫不隐瞒商业的不道德的本质。我们已经看到，它怎样公开地显露自己卑鄙的贪婪。18世纪民族间的相互敌视、可憎的妒忌以及商业角逐，都是贸易本身的必然结果。社会舆论既然还不具有人道精神，那么何必要掩饰从商业本身的无人性的和充满敌意的本质中所产生的那些东西呢？

　　但是，当经济学的路德⁽⁵⁾，即亚当·斯密，批判过去的经济学的时候，情况大大地改变了。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恒权利了。强迫订立的通商条约、商业战争、民族间的严重孤立状态与前进了的意识异常激烈地发生冲突。新教的伪善代替了天主教的坦率。斯密证明，人道也是由商业的本质产生的，商业不应当是“纠纷和敌视的最丰产的源泉”而应当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参看《国富论》第4卷第3章第2节），理所当然的是，商业总的说来对它的一切参加者都是有利的。

　　斯密颂扬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也有对道德和人性表示尊重的一面。但这是怎样的尊重啊！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转到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商业上以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个阶段转到重商主义体系时，商业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现在连这种体系本身也变得具有人道精神了。当然，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与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引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对情绪，就太不明智了。它表现得越友好，对它就越有利。这就是商业的人道，而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往世界上遥远的地方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并减少了战争次数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然而你们是怎样做的啊！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以便使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所有权，更自由地、更不受限制地起作用，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以便赢得新的地域来扩张你们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建立起兄弟般的关系——但这是盗贼的兄弟情谊；你们减少了战争次数，以便在和平时期赚更多的钱，以便使各个人之间的敌视、可耻的竞争战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你们什么时候做事情是从纯粹的人道出发，是从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而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呢？

　　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竭力用瓦解各民族的办法使敌对情绪普遍化，使九类变成一群正因为每一个人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互相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吞噬的凶猛野兽——竞争者不是凶猛野兽又是什么呢？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做完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只要再走一步——使家庭解体——就达到目的了。为了实现这一点，它自己美妙的发明即工厂制度助了它一臂之力。共同利益的最后痕迹，即家庭的财产共有被工厂制度破坏了，至少在这里，在英国已处在瓦解的过程中。孩子一到能劳动的时候，就是说，到了九岁，就靠自己的工钱过活，把父母的家只看做一个寄宿处，付给父母一定的膳宿费。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还能有别的什么呢？从构成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的利益分离，还能产生什么别的结果呢？一种原则一旦被运用，它就会自行贯穿在它的一切结果中，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乐意。

　　然而，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为什么服务。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论辩只不过构成人类普遍进步的链条中的一环。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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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形成的第一个范畴是价值。关于这个范畴和其他一切范畴，在新旧两派经济学家之间没有什么争论，因为直接热衷于发财致富的垄断主义者没有多余时间来研究各种范畴。关于这类论点的所有争论都出自新近的经济学家。

　　靠种种对立活命的经济学家当然也有一种双重的价值：抽象价值（或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关于实际价值的本质，英国人和法国人萨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前者认为生产费用是实际价值的表现，后者则说什么实际价值要按物品的效用来测定。这个争论从本世纪初开始，后来停息了，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经济学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

　　这样，英国人——特别是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断言，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请注意，是抽象价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exchangeable value，不是商业价值；至于商业价值，据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生产费用是价值的尺度呢？请听！请听！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把竞争关系撇开，没有人会把物品卖得低于它的生产费用。没有人会卖吧？在这里，既然不谈商业价值，我们谈“卖”干什么呢？一谈到“卖”我们就要让我们刚才要撇开的商业重新参加进来，而且是这样一种商业！一种不把主要的东西即竞争关系考虑在内的商业！起初我们有一种抽象价值，现在又有一种抽象商业，一种没有竞争的商业，就是说有一个没有躯体的人，一种没有产生思想的大脑的思想。难道经济学家根本没有想到，一旦竞争被撇开，那就保证不了生产者正是按照他的生产费用来卖自己的商品吗？多么混乱啊！

　　还不仅如此！我们暂且认为，一切都像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假定某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巨大的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也同生产费用一样吗？经济学家回答说，绝对没有，谁愿意买这种东西呢？于是，我们立刻不仅碰到了萨伊的声名狼藉的效用，而且还有了随着"买"而来的竞争关系。经济学家是一刻也不能坚持他的抽象的——这是做不到的。不仅他所竭力避开的竞争，而且连他所攻击的效用，随时都可能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说法，恰恰都只是抽象的非实在的东西。

　　我们再一次暂且假定经济学家是对的，那么在不把竞争考虑在内的情况下，他又怎样确定生产费用呢？我们研究一下生产费用，就可以看出，这个范畴也是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在这里又一次表明经济学家是无法贯彻他的主张的。

　　如果我们转向萨伊的学说，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抽象。物品的效用是—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肯定是不能确定的。根据这种理论，生活必需品应当比奢侈品具有更大的价值。在私有制统治下，竞争关系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然而恰恰是竞争关系被撇在一边。但是，只要容许有竞争关系，生产费用也就随之产生，因为没有人会卖得低于他自己在生产上投入的费用。因此，在这里也是对立的一方不情愿地转到另一方。

　　让我们设法来澄清这种混乱吧！物品的价值包含两个因素，争论的双方都要强行把这两个因素分开，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徒劳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基础是交换的唯一正确的基础。可是，如果以这个基础为出发点，那么又该谁来决定物品的效用呢？单凭当事人的意见吗？这样总会有一人受骗。或者，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双方、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的规定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骗了。不消灭私有制，就不可能消灭物品固有的实际效用和这种效用的规定之间的对立，以及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对立；而私有制一旦被消灭，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概念的实际运用就会越来越限于决定生产，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然而，目前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看到，价值概念被强行分割了，它的每一个方面都叫嚷自己是整体。一开始就为竞争所歪曲的生产费用，应该被看做是价值本身。纯主观的效用同样应该被看做是价值本身，因为现在不可能有第二种效用。要把这两个肢脚的定义扶正，必须在两种情况下都把竞争考虑在内，而这里最有意思的是：在英国人那里，竞争代表效用而与生产费用相对立，在萨伊那里则相反，竞争带来生产费用而与效用相对立。但是，竞争究竟带来什么样的效用和什么样的生产费用！它带来的效用取决于偶然情况、时尚和富人的癖好，它带来的生产费用则随着需求和供给的偶然比例而上下波动。

　　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基于下述事实：物品的价值不同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这个所谓等价物就是物品的价格，如果经济学家是诚实的，他就会把等价物一词当做"商业价值"来使用。但是，为了使商业的不道德不过于明显地暴露出来，他总得保留一点假象，似乎价格和价值以某种方式相联系。说价格由生产费用和竞争的相互作用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私有制的一个主要的规律。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发现就是这个纯经验的规律，接着他从这个规律中抽去他的实际价值，就是说，抽去竞争关系均衡时、供求一致时的价格，这时，剩下的自然只有生产费用了，经济学家就把它称为实际价值，其实只是价格的一种规定性。但是，这样一来，经济学中的一切就被本末倒置了：价值本来是原初的东西，是价格的源泉，倒要取决于价格，即它自己的产物。大家知道，正是这种颠倒构成了抽象的本质。关于这点，请参看费尔巴哈的著作。⁽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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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学家看来，商品的生产费用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但人们立即就发现，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因为经济学家自己就承认资本是“积蓄的劳动”。⁽⁷⁾这样，我们这里剩下的就只有两个方面，自然的、客观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主观的方面即劳动。劳动包括资本，并且除资本之外还包括经济学家没有想到的第三要素，我指的是简单劳动这一肉体要素以外的发明和思想这一精神要素。经济学家与发明的精神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没有他参与的一切发明就不会落到他手里吗？有哪一件发明曾经使他花费过什么？因此，他在计算他的生产费用时为什么要为这些发明操心呢？在他看来，财富的条件就是土地、资本、劳动，除此以外，他什么也不需要。科学是与他无关的。尽管科学通过贝托莱、戴维、李比希、瓦特、卡特赖特等人送了许多礼物给他，把他本人和他的生产都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可是这与他有何相干呢？他不懂得重视这些东西，科学的进步超出了他的计算。但是，在一个超越利益的分裂——正如在经济学家那里发生的那样——的合理状态下，精神要素自然会列入生产要素，并且会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到那时，我们自然会满意地看到，扶植科学的工作也在物质上得到报偿，会看到，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⁸⁾

　　这样，我们就有了两个生产要素——自然和人，而后者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现在我们可以回过来谈谈经济学家和他的生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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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说，凡是无法垄断的东西就没有价值。这个论点以后再详细研究。如果我们说：凡是无法垄断的东西就没有价格，那么，这个论点对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状态而言是正确的。如果土地像空气一样容易得到，那就没有人会支付地租了。既然情况不是这样，而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被占有的土地的面积是有限的，那人们就要为一块被占有的即被垄断的土地支付地租或者按照售价把它买下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样弄明白了土地价值的产生以后，还得昕经济学家说什么地租是付租金的土地的收入和值得费力耕种的最坏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大家知道，这是李嘉图第一次充分阐明的地租定义。⁽⁹⁾当人们假定需求的减少马上影响地租并立刻使相应数量的最坏耕地停止耕种的时候，这个定义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情况并不是这样，因此这个定义是有缺陷的，况且这个定义没有包括地租产生的原因，仅仅由于这一点，这个定义就已经站不住脚了。反谷物法同盟³¹盟员托·佩·汤普森上校在反对这个定义时，又把亚当·斯密的定义⁽¹⁰⁾搬了出来并加以论证。据他说，地租是谋求使用土地者的竞争和可支配的土地的有限数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这至少又回到地租产生的问题上来了，但是，这个解释没有包括土壤肥力的差别，正如上述的定义忽略了竞争一样。⁽¹¹⁾

　　这样一来，同一个对象又有了两个片面的因而是不完全的定义。正如研究价值概念时一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把这两个定义结合起来，以便得出一个正确的、来自事物本身发展的、因而包括了实践中的一切情况的定义。地租是土地的收获量即自然方面（这方面又包括自然的肥力和人的耕作即改良土壤所耗费的劳动）和人的方面即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学家会对这个“定义”摇头；当他们知道这个定义包括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时，他们会大吃一惊的。

　　土地占有者无论如何不能责备商人。

　　他靠垄断土地进行掠夺。他利用人口的增长进行掠夺，因为人口的增长加强了竞争，从而抬高了他的土地的价值。他把不是通过他个人劳动得来的、完全偶然地落到他手里的东西当做他个人利益的源泉进行掠夺。他靠出租土地、靠最终攫取租地农场主的种种改良的成果进行掠夺。大土地占有者的财富日益增长的秘密就在于此。

　　认定土地占有者的获得方式是掠夺，即认定人人都有享受自己的劳动产品的权利或不播种者不应有收获，这样的公理⁽¹²⁾并不是我们的主张。第一个公理排除抚育儿童的义务；第二个公理排除任何世代的生存权利，因为任何世代都得继承前一世代的遗产。确切地说，这些公理都是由私有制产生的结论。要么实现由私有制产生的一切结论，要么抛弃私有制这个前提。

　　甚至最初的占有本身，也是以断言老早就存在过共同占有权为理由的。①因此，不管我们转向哪里，私有制总会把我们引到矛盾中去。

　　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出卖土地，就是走向自我出卖的最后一步；这无论过去或直至今日都是这样一种不道德，只有自我出让的不道德才能超过它。最初的占有土地，少数人垄断土地，所有其他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不道德来说，丝毫也不逊于后来的土地出卖。

　　如果我们在这里再把私有制撇开，那么地租就恢复它的本来面目，就归结为实质上可以作为地租基础的合理观点。这时，作为地租而与土地分离的土地价值，就回到土地本身。这个价值是依据面积相等的土地在花费的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所具有的生产能力来计算的；这个价值在确定产品的价值时自然是作为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计算在内的，它像地租一样是生产能力对竞争的关系，不过是对真正的竞争，即对某个时候会展开的竞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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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和劳动最初是同一个东西；其次，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但是，经济学家还是把资本和劳动分开，还是坚持这两者的分裂，他只在资本是“积蓄的劳动”这个定义⁽¹³⁾中承认它们两者的统一。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分裂。这种分开完成之后，资本又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投入周转中。甚至利润又分裂为利息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在利息中，这种分裂的不合理性达到顶点。贷款生息，即不花劳动单凭贷款获得收入，是不道德的，虽然这种不道德已经包含在私有制中，但毕竟还是太明显，并且早已被不持偏见的人民意识看穿了，而人民意识在认识这类问题上通常总是正确的。所有这些微妙的分裂和划分，都产生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的分开和这一分开的完成，即人类分裂为资本家和工人。这一分裂正日益加剧，而且我们将看到，它必定会不断地加剧。但是，这种分开与我们考察过的土地同资本和劳动分开一样，归根结底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在某种产品中土地、资本和劳动各占多少分量。这三个量是不可通约的。土地出产原材料，但这里并非没有资本和劳动；资本以土地和劳动为前提，而劳动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数场合还以资本为前提。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无法用任何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因此，如果在当前的条件下，将收入在这三种要素之间进行分配，那就没有它们固有的尺度，而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地租包含着竞争；资本的利润只有由竞争决定，至于工资的情况怎样，我们立刻就会看到。

　　如果我们撇开私有制，那么所有这些反常的分裂就不会存在。利息和利润的差别也会消失，资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运动就是虚无。利润把自己的意义归结为资本在决定生产费用时置于天平上的砝码，它仍是资本所固有的部分，正如资本本身将回到它与劳动的最初统一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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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¹⁴⁾，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正如资本已经同劳动分开一样，现在劳动又再度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并且通常又由竞争决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被让渡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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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始终娇惯和爱抚着她，但是请看，在这里出现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美杜莎的怪脸。

　　私有制的最直接的结果是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土地无人施肥就会荒芜，成为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是土地。其次，我们看到，人的活动又怎样分解为劳动和资本，这两方面怎样彼此敌视。这样，我们已经看到的是这三种要素的彼此斗争，而不是它们的相互支持，现在，我们还看到私有制使这三种要素中的每一种都分裂。一块土地与另一块土地对立，一个资本与另一个资本对立，一个劳动力与另一个劳动力对立。换句话说，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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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的对立面是垄断。垄断是重商主义者战斗时的呐喊，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厮打时的吼叫。不难看出，这个对立面也是完全空洞的东西。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土地占有者，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每一个较小的竞争者群体都必定希望为自己取得垄断地位来对付所有其他的人。竞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简言之，竞争转为垄断。另一方面，垄断挡不住竞争的洪流；而且，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正如禁止输入或高额关税直接引起走私一样。竞争的矛盾和私有制本身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因此，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是直接对立的。竞争的矛盾在于：每个人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可是群体本身却因垄断而一定遭受损失，因此一定要排除垄断。此外，竞争已经以垄断即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这里又暴露出自由主义者的虚伪——，而且只要所有权的垄断存在着，垄断的所有权也同样是正当的，因为垄断一经存在，它就是所有权。可见，攻击小的垄断，保留根本的垄断，这是多么可鄙的不彻底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经济学家的论点，凡是无法垄断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因此，凡是不容许垄断的东西就不可能卷入这个竞争的斗争；如果我们再把经济学家的这个论点引到这里来，那么我们关于竞争以垄断为前提的论断，就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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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 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供给总是紧跟着需求，然而从来没有达到过刚好满足需求的情况，供给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它和需求永远不相适应，因为在人类的不自觉状态下，谁也不知道需求和供给究竟有多大。如果需求大于供给，价格就会上涨，因而供给似乎就会兴奋起来；只要市场上供给增加，价格又会下跌，而如果供给大于需求，价格就会急剧下跌，因而需求又被激起。情况总是这样；从未有过健全的状态，而总是兴奋和松弛相更迭——这种更迭排斥一切进步——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这个规律永远起着平衡的作用，使在这里失去的又在那里获得，因而经济学家非常欣赏它。这个规律是他最大的荣誉，他简直百看不厌，甚至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条件下都对它进行观察。然而，很明显，这个规律是纯自然的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这是一个产生革命的规律。经济学家用他那绝妙的供求理论向你们证明“生产永远不会过多”⁽¹⁵⁾，而实践却用商业危机来回答，这种危机就像彗星一样定期再现，在我们这里现在是平均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80年来，这些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而且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参看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版第211页）。当然，这些商业革命证实了这个规律，完完全全地证实了这个规律，但不是用经济学家想使我们相信的那种方式证实的。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如果生产者自己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那么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引起危机的倾向了。你们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进行生产吧，你们就会摆脱所有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但是，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由竞争关系造成的价格永恒波动，使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至于价值就无须再谈了。这种似乎非常重视价值并以货币的形式把价值的抽象推崇为一种特殊存在物的制度，本身就通过竞争破坏着一切物品所固有的任何价值，而且每日每时改变着一切物品相互的价值关系。在这个漩涡中，哪里还可能有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交换呢？在这种持续地不断涨落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定力图碰上最有利的时机进行买卖，每个人都必定会成为投机家，就是说，都企图不劳而获，损人利己，算计别人的倒霉，或利用偶然事件发财。投机者总是指望不幸事件，特别是指望歉收，他们利用一切事件，例如，当年的纽约大火灾⁽¹⁶⁾，而不道德的顶点还是交易所中有价证券的投机，这种投机把历史和历史上的人类贬低为那种用来满足善于算计或伺机冒险的投机者的贪欲的手段。但愿诚实的、“正派的”商人不以“我感谢你上帝”等表面的虔诚形式摆脱交易所投机。这种商人和证券投机者一样可恶，他也同他们一样地投机倒把，他必须投机倒把，竞争迫使他这样做，所以他的买卖也与证券投机者的勾当一样不道德。竞争关系的真谛就是消费力对生产力的关系。在一种与人类相称的状态下，不会有除这种竞争之外的别的竞争。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但是，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关系，判断从合理的社会状态下能期待的生产力提高的程度，请读者参看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¹⁷⁾并部分地参看傅立叶的著作⁽¹⁸⁾。

　　在这种情况下，主体的竞争，即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的竞争等等，被归结为以人的本性为基础并且到目前为止只有傅立叶作过差强人意的说明的竞赛⁽¹⁹⁾，这种竞赛将随着对立利益的消除而被限制在它特有的和合理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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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舍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要是资本不最大限度地展开自己的活动，它就经不住其他资本的竞争。要是土地的生产力不经常提高，耕种土地就会无利可获。要是工人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劳动，他就对付不了自己的竞争者。总之，卷入竞争斗争的人，如果不全力以赴，不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就经不住这种斗争。一方的这种过度紧张，其结果必然是另一方的松弛。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长期以来，英国就处于这种荒诞的状况中，处于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波动得比较厉害——这是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经济学家从来就解释不了这种怪诞状况；为了解释这种状况，他发明了人口论³⁰，这种理论和当时这种贫富矛盾同样荒谬，甚至比它更荒谬。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不敢承认这种矛盾无非是竞争的结果，因为否则他的整个体系就会垮台。

　　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很容易解释。人类支配的生产力是无法估量的。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可以使土地的生产能力无限地提高。按照最有才智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的计算（参看艾利生的《人口原理》第1卷第1、2章³²），“人口过密”的大不列颠在十年内，将使粮食生产足以供应六倍于目前人口的需要。资本日益增加，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受人类支配。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它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之中起作用。一部分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土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3000万英亩好地——却荒芜着。一部分资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资本却闲置在钱柜里。一部分工人每天工作14或16小时，而另一部分工人却无所事事，无活可干，活活饿死。或者，这种分立现象并不同时发生：今天生意很好，需求很大，这时，大家都工作，资本以惊人的速度周转着，农业欣欣向荣，工人干得累倒了；而明天停滞到来，农业不值得费力去经营，大片土地荒芜，资本在正在流动的时候凝滞，工人无事可做，整个国家因财富过剩、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

　　经济学家不能承认事情这样发展是对的，否则，他就得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放弃自己的全部竞争体系，就得认识到自己把生产和消费对立起来、把人口过剩和财富过剩对立起来是荒诞无稽的。但是，既然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为了使这种事实与理论一致，就发明了人口论。

　　这种学说的创始人马尔萨斯断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一当生产增加，人口也以同样比例增加，人口固有的那种其繁衍超过可支配的生活资料的倾向，是一切贫困和罪恶的原因。因此，在人太多的地方，就应当用某种方法把他们消灭掉：或者用暴力将他们杀死，或者让他们饿死。可是这样做了以后，又会出现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又会马上被另一次繁衍的人口填满，于是，以前的贫困又开始到来。据说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仅在文明的状态下，而且在自然的状态下都是如此；新荷兰⁽²⁰⁾平均每平方英里只有一个野蛮人，却也和英国一样，深受人口过剩的痛苦。简言之，要是我们愿意首尾一贯，那我们就得承认：当地球上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从这种阐述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穷人是过剩人口，所以，除了尽可能减轻他们饿死的痛苦，使他们相信这是无法改变的，他们整个阶级的唯一出路是尽量减少生育，此外就不应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或者，如果这样做不行，那么最好还是像“马尔库斯”所建议的那样，建立一种国家机构，用无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按照他的建议，每一个工人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小孩，超过此数的孩子用无痛苦的办法杀死。³³施舍被认为是犯罪，因为这会助长过剩人口的增长，但是，把贫穷宣布为犯罪，把济贫所变为监狱——这正是英国通过“自由的”新济贫法³⁴已经做的——，却算是非常有益的事情。的确，这种理论很不符合圣经关于上帝及其创造物完美无缺的教义，但是“动用圣经来反驳事实，是拙劣的反驳！”⁽²¹⁾

　　我是否还需要更详尽地阐述这种卑鄙无耻的学说，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诬蔑，并进一步探究其结论呢？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一切战争和垄断制度所造成的灾难，与这种理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要知道，正是这种理论构成了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体系的拱顶石，这块石头一旦坠落，整个大厦就倾倒。因为竞争在这里既然已经被证明是贫困、穷苦、犯罪的原因，那么谁还敢对竞争赞一词呢？

　　艾利生在上面引用过的著作中动摇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他诉诸土地的生产力，并用以下的事实来反对马尔萨斯的原理：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多于他本人消费所需的东西。如果不存在这一事实，人类就不可能繁衍，甚至不可能生存；否则成长中的一代依靠什么来生活呢？⁽²²⁾可是，艾利生没有深入事物的本质，因而他最后也得出了同马尔萨斯一样的结论。他虽然证明了马尔萨斯的原理是不正确的，但未能驳倒马尔萨斯据以提出他的原理的事实。

　　如果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那么他必定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写作时起⁽²³⁾，任何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是马尔萨斯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考察的事实，而对这些事实的考察必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只选出一个事实，对其他事实不予考虑，因而得出荒谬的结论。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把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混为一谈。人口总是威胁着就业手段，有多少人能够就业，就有多少人出生，简言之，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为止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也同样要经受周期性的危机和波动，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马尔萨斯的功绩。⁽²⁴⁾然而，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由于机器力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是仅就其最终结果而言，而生活资料，只要生产力稍有提高，就立刻增加。这里暴露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矛盾。经济学家所说的需求不是现实的需求，他所说的消费只是人为的消费。在经济学家看来，只有能够为自己取得的东西提供等价物的人，才是现实的需求者，现实的消费者。但是，如果事实是这样：每一个成年人生产的东西多于他本人所消费的东西；小孩像树木一样能够绰绰有余地偿还花在他身上的费用——难道这不是事实？——，那么就应该认为，每一个工人必定能够生产出远远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社会必定会乐意供给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时也应该认为，大家庭必定是非常值得社会向往的礼物。但是，由于经济学家观察问题很粗糙，除了以可触摸的现金向他支付的东西以外，他不知道还有任何别的等价物。他已深陷在自己的对立物中，以致连最令人信服的事实也像最科学的原理一样使他无动于衷。

　　我们干脆用扬弃矛盾的方法消灭矛盾。只要目前对立的利益能够融合，一方面的人口过剩和另一方面的财富过剩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关于一国人民纯粹由于富裕和过剩而必定饿死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一切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会消失，那种认为土地无力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消失。这种见解是基督教经济学的顶峰，——而我们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基督教经济学，这一点我可以用任何命题和任何范畴加以证明，这个工作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做的：马尔萨斯的理论³⁰只不过是关于精神和自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关于二者的堕落的宗教教条在经济学上的表现。我希望也在经济学领域揭示这个对宗教来说并与宗教一起早就解决了的矛盾的虚无性。同时，如果马尔萨斯理论的辩护人事先不能用这种理论的原则向我解释，一国人民怎么能够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并使这种解释同理性和事实一致起来，那我就不会认为这种辩护是站得住脚的。

　　可是，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推动我们不断前进的、绝对必要的中转站。我们由于他的理论，总的来说由于经济学，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而且我们在战胜了这种经济学上的绝望以后，就保证永远不惧怕人口过剩。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变革汲取到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完全正确，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变革，原因是只有这种变革，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简易的办法。⁽²⁵⁾我们由于这个理论才开始明白人类的极端堕落，才了解这种堕落依存于竞争关系；这种理论向我们指出，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竞争制度如何屠杀了并且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

　　然而，为了驳倒对人口过剩普遍存在的恐惧所持的根据，让我们再回过来谈生产力和人口的关系。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整个体系建立在下面这种计算上：人口按几何级数1 +2+4+8 +16+32……增加，而土地的生产力按算术级数1+2+3+4+5+6增加。⁽²⁶⁾差额是明显的、触目惊心的，但这是否对呢？在什么地方证明过土地的生产能力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呢？土地的扩大是受限制的。好吧。在这个面积上使用的劳动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即使我们假定，由于增加劳动而增加的收获量，并不总是与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这时仍然还有一个第三要素，一个对经济学家来说当然是无足轻重的要素——科学，它的进步与人口的增长一样，是永无止境的，至少也是与人口的增长一样快。仅仅一门化学，光是汉弗莱·戴维爵士和尤斯图斯·李比希两人，就使本世纪的农业获得了怎样的成就？可见科学发展的速度至少也是与人口增长的速度一样的；人口与前一代人的人数成比例地增长，而科学则与前一代人遗留的知识量成比例地发展，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而对科学来说，又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当“密西西比河流域有足够的荒地可容下欧洲的全部人口”⁽²⁷⁾的时候，当地球上的土地才耕种了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土地只要采用现在已经人所共知的改良耕作方法，就能使产量提高五倍、甚至五倍以上的时候，谈论什么人口过剩，岂不是非常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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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竞争就使资本与资本、劳动与劳动、土地占有与土地占有对立起来，同样又使这些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对立起来。力量较强的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要预卡这个斗争的结局，我们就得研究一下参加斗争的各方的力量。首先，土地占有或资本都比劳动强，因为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而土地占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万不得已时，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占有过活。其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仅仅是一点点生活资料，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此外，较强的工人把较弱的工人，较大的资本把较小的资本，较大的土地占有把小土地占有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实践证实了这个结果。大家都知道，大厂主和大商人比小厂主和小商人占优势，大土地占有者比只有一摩尔根土地的占有者占优势。其结果是：在通常情况下，按照强者的权利，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在商业危机和农业危机时期，这种集中就进行得更快。一般说来，大的财产比小的财产增长得更快，因为从收入中作为占有者的费用所扣除的部分要小得多。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与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土地占有的任何分割，资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无济于事，这个结果必定会产生，而且就会产生，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

　　作为当今经济学家主要口号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事情。垄断至少具有使消费者不受欺骗的意图，虽然它不可能实现这种意图。消灭垄断就会为欺骗敞开大门。你们说，竞争本身是对付欺骗的办法，谁也不会去买坏的东西：照这样说来，每个人都必须是每一种商品的行家，而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垄断是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也在许多商品中表现出来。药房等等必须实行垄断。最重要的商品即货币恰好最需要垄断。每当流通手段不再为国家所垄断的时候，这种手段就引起商业危机，因此，英国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威德博士，也认为在这里有实行垄断的必要。⁽²⁸⁾但是，垄断也不能防止假币。随便你站在问题的哪一方面，一方面的困难与另一方面的困难都不相上下。垄断引起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引起垄断；因此，二者一定都失败，而且这些困难只有在消灭了产生这二者的原则时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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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贯穿在我们的全部生活关系中，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状况。竞争是强有力的发条，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陈旧而衰退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努力一次，也就消耗掉一部分日益衰败的力量。竞争支配着人类在数量上的增长，也支配着人类在道德上的进步。谁只要稍微熟悉一下犯罪统计，他就会注意到，犯罪行为按照特有的规律性年年增加，一定的原因按照特有的规律性产生一定的犯罪行为。工厂制度的扩展到处引起犯罪行为的增加。我们能够精确地预计一个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每年会发生的逮捕、刑事案件，以至凶杀、抢劫、偷窃等事件的数字，在英国就常常这样做。这种规律性证明犯罪也受竞争支配，证明社会产生了犯罪的需求，这个需求要由相应的供给来满足，它证明由于一些人被逮捕、放逐或处死所形成的空隙，立刻会有其他的人来填满，正如人口一有空隙立刻就会有新来的人填满一样；换句话说，它证明了犯罪威胁着惩罚手段，正如人口威胁着就业手段一样。别的且不谈，在这种情况下对罪犯的惩罚究竟公正到什么程度，我让我的读者去判断。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证明竞争也扩展到了道德领域，并表明私有制使人堕落到多么严重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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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本和土地反对劳动的斗争中，前两个要素比劳动还有一个特殊的优越条件，那就是科学的帮助，因为在目前情况下连科学也是用来反对劳动的。例如，几乎一切机械发明，尤其是哈格里沃斯、克朗普顿和阿克莱的棉纺机，都是由于缺乏劳动力而引起的。对劳动的渴求导致发明的出现，发明大大地增加了劳动力，因而降低了对人的劳动的需求。1770年以来英国的历史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棉纺业中最近的重大发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就完全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的提高引起的，这项发明使机器劳动增加了一倍，从而把手工劳动减少了一半，使一半工人失业，因而也就降低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这项发明破坏了工人对工厂主的反抗，摧毁了劳动在坚持与资本作力量悬殊的斗争时的最后一点力量（参看尤尔博士《工厂哲学》第2卷⁽²⁹⁾）。诚然，经济学家说，归根结底，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因为机器能够降低生产费用，因而替产品开拓新的更广大的市场，这样，机器最终还能使失业工人重新就业。这完全正确，但是，劳动力的生产是受竞争调节的，劳动力始终威胁着就业手段，因而在这些有利条件出现以前就已经有大量寻求工作的竞争者等待着，于是有利的情况形同虚构，而不利的情况，即一半工人突然被剥夺生活资料而另一半工人的工资被降低，却决非虚构，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

　　发明是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因而这种不利的情况将永远继续下去，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就忘记了呢？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被用来做一定的细小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又忘记了呢？考虑到机器的作用，我有了另一个比较远的题目即工厂制度；但是，现在我既不想也没有时间来讨论这个题目。不过，我希望不久能够有机会来详细地阐述这个制度的极端的不道德，并且无情地揭露经济学家在这里表现得十分出色的那种伪善。³⁵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
载于1844年2月《德法年鉴》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脚　　注

(1) 14—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通用的金币。——编者注
(2)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编者注
(3) 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编者注
(4) 指约·弗·布雷、威·汤普森、约·瓦茨和他们的著作：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瓦茨《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科学原则述评，去伪存真》I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编者注
(5)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这个提法作了解释，见本卷第178—179页。——编者注
(6) 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见《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64—71页。——编者注
(7)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94页。——编者注
(8) 见本卷第98—105页。——编者注
(9)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第54页。——编者注
(10)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237—242页。——编者注
(11) 托·佩·汤普森《真正的地租理论，驳李嘉图先生等》.见他的《政治习作及其他》1842年伦敦版第4卷第404页。——编者注
(12)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85—86页。——编者注
(13)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94页。——编者注
(14)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9—10页。——编者注
(15)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97页。——编者注
(16) 指1835年12月16日在纽约发生的火灾。——编者注
(17) 约·弗·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威·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约·瓦茨《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科学原则述评，去伪存真》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编者注
(18) 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和《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29年巴黎版。——编者注
(19) 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第175、244—245、265和434—436页。——编者注
(20) 澳大利亚的旧称。——编者注
(21) 托·卡莱尔《宪章运动》I840年伦敦版第109页。——编者注
(22) 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1840年爱丁堡一伦敦版第33—82页。——编者注
(23) 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第1版于1798年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24) 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年伦敦版第1卷第18—21页。——编者注
(25) 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年伦敦版第2卷第255—269页。——编者注
(26) 同上，第1卷第11页。——编者注
(27) 约·瓦茨《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1842年曼彻斯特一伦敦版第21页。——编者注
(28) 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52—160页。——编者注
(29)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修订第2版第366卢373页。——编者注

注　　释

5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做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改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56。
25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在同马克思合作以前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论著，是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著作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论述了它的起源、作用和影响；剖析了它的基本范畴，并着重指出竞争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阐明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必然会导致的种种恶果；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恩格斯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矛盾，指出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内部正在孕育并必然产生社会革命，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极其严重的社会弊端。
　　恩格斯的这篇经济学著作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马克思对这篇著作作了详细摘录，给予高度评价，赞誉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2页），指出这篇著作“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91页）。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写于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1月中旬、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编辑部为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于11月28日重新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中译文（节译）于1931年发表在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3—4卷，译者是何思敬，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思敬的全译本。——56。
26 重商主义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人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56。
27 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57。
28 宗教裁判所，又称异端裁判所，是天主教会侦查和审讯异端分子的机构，1231年由教皇格雷戈里九世在罗马建立。随后，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也先后设立了宗教裁判所。宗教裁判所以教皇为最高首脑，裁判它由教皇任命并直接控制，不受地方教会机构和世俗政权的监督制约。裁判所对异端分子、异端嫌疑者实行秘密审讯，严刑拷打。刑罚的种类有没收财产、监禁、流放和火刑等。16世纪以后，随着教皇权势的削弱，宗教裁判所也逐渐衰落。1908年，教皇庇护九世把罗马裁判所改为圣职部，由教皇亲自主持，其主要职能是检查书刊，颁布禁书目录，革除教徒教籍以及罢免神职人员等。——57。
29 社会契约是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理论。——57。
30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I、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58、77、81。
31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53）。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68。
32 即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184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1—82页。恩格斯对该书作的摘要片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585—589页。——77。
33 以“马尔库斯”这一署名发表的小册子在英国不止一本。这里可能指马尔库斯《论限制人口增长的可能性别1838年伦敦版），以及《无痛苦灭绝论》等。本文所述显然转引自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110—111页。——79。
34 新济贫法指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170）从事强制性劳动。——79。
35 指恩格斯原来准备撰写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他在英国居留期间（1842年11月——1844年8月）曾为撰写这部著作收集了材料、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用专门的篇幅描写英国工厂制度和工人阶级的状况。后来他改变计划，决定撰写一本专著论述英国无产阶级。他回到德国后完成了这部著作，即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86。

弗·恩格斯
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³⁶

　　初看起来，革命的世纪并没有使英国发生多大变化便过去了。在大陆上，整个旧世界被摧毁，历时25年的战争³⁷净化了空气，而在英国，一切依然风平浪静，无论是国家还是教会，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但是，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因此，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³⁸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发生作用，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向着自己的决定性关头快步迈进。

　　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造成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联合起来、聚集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还陷于矛盾之中。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只是在18世纪才有，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牛顿由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物理学也正是在18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由于地球形状的确定和人们进行的许多次只有在今天才对科学有益的旅行，地理学被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样，博物学也被布丰和林耐提高到科学水平，甚至地质学也开始逐渐地从它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旋涡中挣脱出来。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意识到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这种思想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所以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在历史学方面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它们固然还缺乏评介并且完全没有哲学上的分析，但毕竟不是从前那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政治学已经以人作为基础，而国民经济学⁵则由亚当·斯密进行了改造⁽¹⁾。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完成过程的结果。反对基督教的抽象主体性的斗争促使18世纪的哲学走向相互对立的片面性；客体性同主体性相对立，自然同精神相对立，唯物主义同唯灵论相对立，抽象普遍、实体同抽象单一相对立。18世纪是与基督教精神相反的古典古代精神的复活。唯物主义和共和政体——古代世界的哲学和政治——又复活了；基督教内部代表古典古代原则的法国人，曾一度夺取了历史主动权。

　　因此，18世纪没有解决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而且这种对立的发展贯穿于整个历史之中；但是，18世纪使对立的双方在针锋相对中得到充分发展，从而使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由于对立的这种明显的、极端的发展，结果产生了普遍的革命，这个革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民族，而且它在不久的将来的实现，同时就是迄今历史上的对立得到解决。德国人，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信仰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这个民族是德意志成分和法兰西成分的混合体，就是说英国人身上具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比这两种因素中的任何一种更广泛，因此，英国人也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革命，即社会革命。——这一点需要更详细地加以探讨，因为各个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中都阐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³⁹

　　德国、法国和英国是当代史上的三个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认为这是既成的事实。德国人代表基督教唯灵论的原则，法国人代表古典古代唯物主义的原则，换句话说，前者代表宗教和教会，后者代表政治和国家，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或者到时候就会显现出来。英国人在近代历史上的作用不大引人注目，但对我们现在的论题是至关重要的。英吉利民族是由日耳曼语民族和罗曼语民族构成的，那时候正值这两个民族彼此刚刚分离，刚刚开始向对立的双方发展。日耳曼成分和罗曼成分并列地发展，最后形成一种具有不调和的两个片面性的民族。日耳曼唯心主义保留有那样多自由活动的余地，它甚至能够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抽象的外在性；妻子儿女仍然可以被合法地出卖以及英国人的整个商业精神，肯定应该归之于日耳曼成分。同样，罗曼唯物主义也转变为抽象的唯心主义，转变为内在性和宗教笃诚，由此就产生了日耳曼新教内部持续存在着罗曼天主教这种现象，产生了国教会、世俗君主的教皇权势以及使宗教拘泥于仪式这种彻头彻尾的天主教作风。英吉利民族的特征是存在着未解决的矛盾，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信宗教的民族，同时又是最不信宗教的民族；他们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关心彼岸世界，可是与此同时，他们生活起来却好像此岸世界就是他们的一切；他们向往天国，然而这丝毫也不妨碍他们同样坚信这个“赚不到钱的地狱”⁽²⁾。因此，英国人怀着持久的内心不安——一种无法解决矛盾的感觉，这种不安促使他们走出自我而行动起来。矛盾的感觉是毅力的源泉，但只是外化了的毅力的源泉，这种矛盾的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源泉。无法解决矛盾这一点贯串着全部英国哲学，并促使它走向经验和怀疑论。由于培根未能用他的理性解决唯心主义和实在论的矛盾，人们就认为理性根本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干脆把唯心主义丢到一边，而把经验看做是唯一的拯救良方。对认识能力的批判和一般的心理倾向也正是从同一源泉产生的。英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只是在这种倾向的范围内兜圈子，在为解决矛盾而进行了一切徒劳的尝试以后，英国哲学最终宣称矛盾是不可解决的，理性是不能胜任的，它不是求救于宗教信仰就是求救于经验。休漠的怀疑论今天仍然是英国一切非宗教的哲学推理的形式。持这种看法的人声称：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即使上帝存在，他也不可能和我们有任何交往：因此，我们不妨按照上帝并不存在这一假定来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我们无法知道，灵魂是否能同肉体分开，灵魂是否不死；因此，我们就按照这辈子是我们仅有的一生这个想法来生活，而不用那些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事物来折磨自己。简单地说，这种怀疑论在实践上恰好是法国的唯物主义；但是，它由于无法明确作出判断，因而仍停留于形而上学的理论。——英国人身上具有推动大陆上历史发展的两种成分，因此，尽管他们同大陆的联系不很密切，可是他们仍然眼上运动的步伐，有时甚至走在运动的前面。17世纪英国革命恰恰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先声。在“长期国会”⁴⁰里，很容易识别相当于法国制宪议会⁴¹、立法议会⁴²和国民公会⁴³的三个阶段。从立宪君主制到民主制、军事专制制度、复辟和中庸革命⁴⁴这个转变过程，在英国革命中也鲜明地显现出来。克伦威尔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长老派⁴⁵相当于吉伦特派⁴⁶，独立派⁴⁷相当于山岳派⁴⁸，平等派⁴⁹相当于阿贝尔派⁵⁰和巴贝夫派⁵¹。两次革命在政治上的结果都相当可怜；整个这一类似现象——本来可以描写得更详尽一些——同时也说明：宗教的革命和非宗教的革命，只要它们始终是政治性的，那么最终仍然会归结为一回事。当然，英国人只是暂时领先于大陆，慢慢地又与大陆处于同一水平了；英国的革命以中庸和两个全国性政党的建立而告终，可是法国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并且在没有达到德国哲学革命和英国社会革命应该达到的结果以前，它是不可能结束的。

　　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在本质上和德国人、法国人的民族特性都不相同；对消除对立丧失信心因而完全听从经验，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所固有的。纯粹的日耳曼成分固然也把自己的抽象内在性转变成抽象外在性，但是这种外在性从来没有失去它的起源的痕迹，并且始终从属于这种内在性和唯灵论。法国人也站在唯物的、经验的这一边，但是，因为这种经验直接是一种民族倾向，而不是自身分裂的民族意识的副产品，所以它通过民族的、普遍的方式起作用，并作为政治活动表现出来。德国人认定唯灵论是绝对有根据的，因此竭力在宗教方面，后来又在哲学方面阐明人类的普遍利益。法国人把唯物主义当做一种绝对有根据的东西来对抗这种唯灵论，因而把国家当做人类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但是，英国人没有普遍利益，他们不触及矛盾这一痛处就无法谈普遍利益：他们对普遍利益不抱希望，他们只有单个利益。这种绝对的主体性——把普遍分裂为许多单——当然导源于日耳曼成分，可是前面已经讲过，它已经和自己的根分离，因而它只是以经验的方式起作用，英国的社会经验和法国的政治经验的区别就在这里。法国的活动从来就是民族的活动，这种活动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英国的活动则是独立的、彼此并立的个人的活动，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这些原子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而且即使作为整体行动的时候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就是个人之间缺乏统一性的表现。

　　换句话说，只有英国才有一部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个人本身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发展接近完成，而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只有在这里，群众才作为群众为自己的单个利益进行活动；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法国人和德国人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可是他们还没有社会的历史。在大陆，也有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然而这对民族的发展没有产生影响；相反，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和穷苦却具有全国性意义，甚至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大陆，社会因素还完全隐藏于政治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而在英国，政治因素已逐渐被社会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服务。英国的全部政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只因为英国还没有越出国家的界限，因为政治还是英国必需的适当手段，所以社会问题才表现为政治问题。

　　只要国家和教会还是实现人的本质的普遍规定性的唯一形式，就根本谈不到社会的历史。因此，古代和中世纪也表明不可能有任何的社会发展；只有宗教改革——这种还带有成见、还有点含糊的反抗中世纪的初次尝试，才引起了社会变革，才把农奴变成了“自由的”劳动者。⁽³⁾但是，这个变革在大陆没有那么持久的影响，其实这种变革在这里只是经过18世纪的革命才告完成。而在英国，随着宗教改革，当时所有的农奴变成了维兰、包达尔、考塔尔⁵²，从而变成了享有人身自由的劳动者阶级，而且，这里早在18世纪就已经发展了这一变革的结果。至于这种情况为什么只发生在英国，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古代根本不懂主体权利，它的整个世界观实质上是抽象的、普遍的、实体性的，因此古代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存在。基督教日耳曼世界观以抽象的主体性，从而以任意、内在性、唯灵论作为基本原则同古代相对抗，但是，正因为这种主体性是抽象的、片面的，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它所带来的也就不是主体的自由，而是对主体的奴役。抽象的内在性变成了抽象的外在性，即人的贬低和外在化，这一新原则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奴隶制以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的形式重新出现自这种形式不像奴隶制那样令人厌恶，却因此而更虚伪和不合乎人性。废除封建制度，实行政治改革，也就是说，表面上承认理性从而使非理性真正达到顶点，从表面上看这是消灭了农奴制，实际上只是使它变得更不合乎人性和更普遍。政治改革第一次宣布：人类今后不应该再通过强制即政治的手段，而应该通过利益即社会的手段联合起来。它以这个新原则为社会的运动奠定了基础。虽然这样一来它就否定了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它恰好又重新恢复了国家，因为它把在此以前被教会所篡夺的内容归还给国家，从而给予这个在中世纪时并无内容也无意义的国家以重新发展的力量。在封建主义的废墟上产生了基督教国家，这是基督教世界秩序在政治方面达到的顶点。由于利益被升格为普遍原则，这个基督教世界秩序也在另一方面达到了顶点。因为利益实质上是主体的、利己的、单个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就是日耳曼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和单一化原则的最高点。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而这种单一化又是基督教的主体性原则的最终结果，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秩序达到的顶点。——其次，只要外在化的主要形式即私有制仍然存在，利益就必然是单个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封建奴役制的废除使“现金支付成为人们之间唯一的纽带”⁽⁴⁾。这样一来，财产，这个同人的、精神的要素相对立的自然的、无精神内容的要素，就被捧上宝座，最后，为了完成这种外在化，金钱，这个财产的外在化了的空洞抽象物，就成了世界的统治者。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基督教世界秩序再也不能向前发展了；它必然要在自身内部崩溃并让位给合乎人性、合乎理性的制度。基督教国家只是一般国家所能采取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基督教国家的衰亡，国家本身也必然要衰亡。人类分解为一大堆孤立的、互相排斥的原子，这种情况本身就是一切同业公会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一切特殊利益的消灭，是人类走向自由的自主联合以前必经的最后阶段。人，如果正像他现在接近于要做的那样，要重新回到自身，那么通过金钱的统治而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英国的社会革命大大地发展了封建制度的废除所引起的这些结果，以致基督教世界秩序灭亡的危机已经为期不远；而且，这个危机时代，虽然不能准确地从年份和量上加以预测，但可以确切地从质上加以预测：一旦废除了谷物法⁵³并实行了人民宪章⁵⁴也就是说，一旦金钱贵族在政治上战胜了门阀世族，而工人民主派又在政治上战胜了金钱贵族，这个危机就必然到来。

　　16世纪和17世纪创造了社会革命的一切前提，结束了中世纪，树立了社会的、政治的、宗教上的新教原则，建立了英国的殖民地、海军和贸易，并使日益增长而且已经相当强大的中等阶级同贵族并列。在17世纪的动乱以后，社会关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采取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持到1780年或者说1790年。

　　当时有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一个是贵族大地主，他们是这个王国仅存的和未受损害的贵族，他们把自己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自己就靠地租在伦敦吃喝玩乐或到处游览。另一个是非贵族大地主或country-gentlemen⁽⁵⁾（通常称为乡绅），他们住在自己的田庄里，出租土地，在租佃者和其他邻近居民的心目中，他们享有贵族的威望，但在城市里，由于他们出身低微、缺乏教养、土里土气，则得不到这种尊敬。这个阶级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过去的乡绅在邻近的农村居民中靠家长式的威信进行管辖，他们既是顾问又是公断人，统管一切，这些乡绅现在已经死光了，他们的后代自称为英国的无封号贵族，这些人就文化教养、文雅举止、奢侈挥霍以及贵族气质来讲，都足以和贵族相比，贵族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越的地方，除了占有土地这一点外，他们和自己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和粗俗的祖先毫无共同之处。——第三个土地占有者阶级是自耕农，即小块土地所有者，他们自己耕种土地，耕作方法通常还是自己祖先使用的十分古老的粗放的方法，这个阶级在英国也已经消失了，社会革命剥夺了它，结果就发生了一种怪异的情况：当法国的大地产被暴力分割时，英国的小块土地却被大地产侵占和吞并。和自耕农同时存在的还有小租佃者，他们通常除种地外还从事织布；这些人在现代的英国再也找不到了；现在几乎全部土地都划分成数量不多的大庄园，并以庄园为单位出租。大租佃者的竞争把小租佃者和自耕农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使他们穷困潦倒；于是他们就变成雇农和靠工资生活的织工，这些人大批流人城市，使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

　　农民当时十分虔诚地、安分守己地过着平静和安宁的生活，生活中没有多少操心的事，也没有什么变动，没有普遍利益，没有文化教育，没有精神劳动；他们还处在史前阶段。城市的状况也没有多大差异。只有伦敦是一个较大的商业所在地；利物浦、赫尔、布里斯托尔、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格拉斯哥等地方，都还不值一提。主要的工业部门——纺织部门——大部分在农村，至少是在城外和郊区；金属制品和陶器的生产还处在手工业的发展阶段。那么，城市又能是什么样子呢？选举制度无比简单，这使市民用不着在政治上费心思，他们在名义上有的算是辉格党人⁵⁵，有的算是托利党人⁵⁶，但他们十分清楚，其实都是一样，反正他们没有选举权。小商人、小店主和手工业者构成了全部城市居民，他们过着大家熟悉的、对现代英国人却完全陌生的小城市的生活。矿山还很少被利用，铁、铜和锡还相当平静地埋在地下，而煤则仅供家用。简言之，英国当时所处的状况正是今天法国、特别是德国大部分地区所处的那种——够糟糕的——状况：像远古时代人似的对任何普遍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处之，处在还没有社会、还没有生活、没有意识、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时期。这种状况事实上是封建主义以及中世纪缺乏思想性的状况的继续，只有在出现了现代封建主义、社会分裂为有产者和无产者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克服。前面已经谈过，我们大陆上的人们还深深地陷于这种状况中。八十年来英国人同这种状况进行了斗争，而克服这种状况已经有四十年了。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的前提）、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

　　1760年乔治三世执政，他把自乔治一世时起几乎一直在执政的、自然是执行很保守的政策的辉格党人赶下台，开创了一直延续到1830年的托利党人独霸的局面。这样一来，政府又名实相符了；在英国的政治保守时代，应该由保守的党派执政，这是完全合乎时宜的。从此以后，社会的运动汲取了全国的力量，遏制甚至消灭了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因为以后全部国内政治只不过是隐蔽的社会主义，是各种社会问题为了能够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注意而采取的形式。

　　1763年格里诺克的詹姆斯·瓦特博士着手制造蒸汽机，1768年制造成功。

　　1763年乔赛亚·韦奇伍德采用科学原理，为英国的陶器制造业奠定了基础。由于他的努力，斯塔福德郡的一片不毛之地变成了生产陶器的手工业区。目前这个地区共有6万人从事陶器生产，在近年的社会政治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764年兰开夏郡的詹姆斯·哈格里沃斯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只要一个工人管理，就可以比旧式纺车多纺纱15倍。

　　1768年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发明了翼锭纺纱机，这是从一开始设计时就考虑用机械动力发动的第一部纺纱机。它纺制water-twist，即织布时作经纱用的纱线。

　　1776年兰开夏郡博尔顿的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翼锭纺纱机的机械原理，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它和珍妮纺纱机一样，纺制mule-twist，即纬纱。这三种机器都是供棉花加工用的。

　　1787年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机械织机，这种机器又经过多次改进，到1801年才得到实际应用。

　　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兴起，首先是棉纺织业的兴起。虽然珍妮纺纱机降低了纱线的生产费用，并且由于扩大了市场而给予工业以第一推动，但是，它几乎没有触及工业生产的社会方面，即生产的性质。只是在阿克莱和克朗十八世纪普顿的机器以及瓦特的蒸汽机建立了工厂制度以后，运动才开展起来。最初出现的是使用马力或水力的比较小的工厂，但它们很快就被使用水力或蒸汽力的比较大的工厂排挤了。第一个蒸汽纺纱厂是瓦特于1785年在诺丁汉郡建立的，随后又有另一些厂建立起来，新的制度很快就普及了。蒸汽纺纱厂，也像工业中所有其他同时期的和较晚的革新一样，异常迅速地得到推广。原棉的输入量，1770年一年还不到500万磅，后来增加到5400万磅（1800年），1836年又增加到36 000万磅。现在，蒸汽织机得到了实际应用，给予工业进步以新的推动。所有的机器都经过无数次微小的但总起来却很有意义的改进，而每一次新的改进都给予整个工业体系的扩展以有利的影响。所有的棉纺织业部门都发生了革命。由于采用机械的助力，同时由于化学的进步使染色和漂白有了改进，印花业的水平空前提高：织袜业也卷人这个潮流。从1809年起，细棉织品、绢网、花边等开始用机器生产。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不能通过棉纺织业史的细节来追述它的进步，只能说明一下它的成果。可是，如果把这些成果同使用纺车、手摇梳棉机、手工织机、棉花输入量仅为400万磅的已远远落后的工业比较一下，它们就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⁶⁾

　　1833年不列颠帝国生产了1 026 400万绞纱，其总长度在50亿英里以上，印染了35 000万码棉织品，当时有1 300家棉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在工厂劳动的纺工和织工有237 000人：纱镀有900万个以上，蒸汽织机10万台，手工织机24万台，织袜机33 000台，六角网眼纱机3 500台；棉花加工机器所使用的动力为：蒸汽力——33 000马力，水力——11 000马力，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有150万人。兰开夏郡的人完全靠棉纺织业为生，拉纳克郡的人大部分靠棉纺织业为生；诺丁汉郡、德比郡和莱斯特郡是棉纺织业辅助部门的主要所在地。自1801年以来，棉织品的输出量增加了7倍。国内本身的消费量增加得更多。

　　棉纺织业所得到的推动很快地传到其他工业部门。在这以前，毛纺织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现在它被棉花加工业取代，但是它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展。1785年，对前三年收集的羊毛还未进行加工；当纺工仍然使用他们那些简陋的纺车时，他们是无法纺完这么多羊毛的。后来人们开始用纺纱机纺羊毛，经过几次改进以后，这样做完全成功了，于是毛纺织业也同样迅速发展起来，正如我们在棉纺织业中所看到的一样。原毛的输入量从700万磅（1801年）增加到4 200万磅（1835年）；1835年有1 300家毛纺织工厂在进行生产，共有71 300名工人在工作，其中还不包括在家里劳动的大批手工织工、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大批印花工、染色工、漂白工等等。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约克郡的西区和“英格兰西部”（特别是萨默塞特郡、威尔特郡等）。

　　麻纺织业的主要所在地以前是爱尔兰。第一批亚麻加工工厂是上一世纪快结束时建立起来的，确切地说，是在苏格兰建立的。但那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这种原料很难加工，需要大力改进机器。法国人日拉（1810年）第一个改进了机器，但这些改进只是在英国才发挥了实际的重要作用。用蒸汽织机来织亚麻，是更晚一些时候才实行的，从那时起，麻织品的生产尽管经受棉纺织业的竞争，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发展起来。英格兰的利兹、苏格兰的邓迪和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都成了麻纺织业的中心。1814年，单是邓迪这个城市就输入亚麻3 000吨，1834年输入19 000吨。除使用蒸汽织机织布外还保持着用手工织布的爱尔兰，1800—1825年麻织品输出量增加了2 000万码，增加的这些几乎全部运往英格兰，其中有一部分又从英格兰输出。1820—1833年不列颠帝国向其他国家输出的麻织品的总额增加了2 700万码，1835年有347家麻纺工厂在进行生产，其中170家在苏格兰；这些工厂共有33 000名工人，人数众多的爱尔兰手工业者还没有计算在内。

　　丝纺织业只是从1824年起，由于取消了繁重的关税，才取得重要地位。从那时以来，生丝的输入量增加了一倍，工厂的数目增加到266个，共有3万名工人。这一工业部门的主要所在地是柴郡（麦克尔斯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其次是曼彻斯特，还有苏格兰的佩斯利。织带业的所在地是沃里克郡的考文垂。

　　由此可见，这四个纺织工业部门都全面发生了革命。人们不是在家里工作了，他们开始在大建筑物内共同工作。手工劳动由蒸汽动力和机器作业代替。现在一个八岁的儿童在机器的帮助下，比以前20个成年男子生产得还要多。60万名工厂工人，其中一半是儿童，而且大半是女性，做着15 000万人的工作。

　　但是，这只是工业变革的开始。我们已经看到，染色、印花和漂白是怎样通过纺和织的进步而发展起来，其结果又是怎样得力于力学和化学的。自从使用蒸汽机和金属滚筒印花以来，一个工人做着200人的工作。由于漂白时用氯气代替了氧气，操作时间由几个月缩减到几小时。既然工业革命对于产品在纺和织以后所经过的那些工序产生了这样大的影响，那么它对新兴工业所需原料的影响就更要大得多了。蒸汽机第一次使绵延于英国地下的无穷尽的煤矿层具有真正的价值。许多新的煤矿开始投入生产，而原有的煤矿则加倍紧张地开采。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制造现在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工业部门，并且达到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达到的完善程度。机器开始由机器制造，并且因分工精细而达到的精密度和准确性成了英国机器的优点。机器制造业又影响到铁和铜的开采，虽然其主要推动力来自其他方面，但这毕竟也是瓦特和阿克莱引起的初次变革带来的结果。

　　一经形成的工业推动所带来的结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的前进运动会传播到所有其他的部门。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新产生的力量需要营养；新产生的劳动人口带来了新的生活关系和新的需求。机械生产的优越性降低了产品的价格，从而使生活必需品降价，其结果是使工资普遍更低了，所有其他的产品也卖得更便宜了，这样，由于价格低廉，就争得了一个与价格低廉相称的更广阔的市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而获益一旦成为先例，一切工业部门也就渐渐仿效起来；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工业中一切改进的无可争议的结果，文明程度一提高，就产生新的需要、新的生产部门，而这样一来又引起新的改进。随着棉纺业的革命，必然会发生整个工业的革命。如果我们不是一直都能密切注视这种运动着的力量怎样传播到工业体系中比较间接的部门，那么这只能归咎于统计材料和历史材料的不足。但是，我们到处都会看出，使用机械辅助手段，特别是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要算是金属加工业了，它的主要所在地是沃里克郡（伯明翰）和斯塔福德郡（伍尔弗汉普顿）。这里很快就采用蒸汽力为辅助力，再加上实行分工，结果使金属制品的生产费用降低四分之三。同时，从1800年到1835年输出量增加三倍。1800年输出86 000公担铁制品和同样多的铜制品，1835年输出32万公担铁制品、21万公担铜制品和黄铜制品。条铁和生铁的输出只是在这时才占有相当的地位。1800年输出4 600吨条铁，1835年输出92 000吨条铁和14 000吨生铁。

　　英国的刀类制品全部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蒸汽力的采用，特别是用于磨'快和磨光刀刃；炼钢，只是现在才受到重视；还有新铸钢法的发现，都在这个部门引起了彻底的革命。仅设菲尔德一个地方每年就要消耗50万吨煤和12000吨铁，其中有1万吨铁是外国的（主要是瑞典的）。

　　生铁制品的使用也是在上一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只是最近几年才获得目前这样的重要地位。由于使用瓦斯照明（实际使用是从1804年开始的），就非常需要生铁管；铁路、链式吊桥以及机器等等更增加了这种需要。1780年发明了搅炼，即用高温和抽出碳素的办法把生铁变成锻铁，这就使英国的铁矿具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在此以前，由于缺乏木炭，英国人所需的全部锻铁不得不从国外输入。钉子和螺丝钉先后从1790年和1810年开始用机器制造，1760年亨茨曼在设菲尔德发明了铸钢法；钢丝可用机器拉制了，整个制铁部门和制铜部门都普遍地采用了大批新的机器：手工劳动被排挤，凡是企业性质允许的地方，都建立了工厂制度。

　　采矿业的发展只是上述情况的必然结果。1788年以前，铁矿石全是用木炭来熔炼的，由于燃料不够，铁的开采受到限制。从1788年起，人们用焦炭（炼焦的煤）来代替木炭，因此六年之间铁的年开采量增加了五倍。1740年一年开采了17000吨，1835年开采了553 000吨。1770年以来，锡矿和铜矿的开采量增加了两倍。除铁矿外，煤矿也是英国最重要的一个矿业部门。从上一世纪中叶以来，煤的开采量的增加是无法计算的。现在，工厂、矿山使用的无数蒸汽机所消耗的大量煤炭，以及锻工炉、熔炼炉、铸造场和人数增加了一倍的居民的取暖设备所消耗的大量煤炭，在数量上远非一百年前或八十年前所能比拟。现在，仅熔炼生铁一项，每年就要耗费300万吨以上（1吨合20公担⁽⁷⁾）。

　　建立工业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交通的改善。在上一世纪，英国的道路和其他国家的道路一样糟，而且在著名的麦克亚当把筑路归结为几条科学原理从而给文明的进步以新的推动以前，一直是这样。从1818年到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总长1 000英里的新公路，比较窄的乡村道路不算在内，而且几乎全部旧有的道路都按照麦克亚当原理重新修建。在苏格兰，公共工程局自1803年以来建造了1 000多座桥梁，爱尔兰南方广阔的沼泽地，那里曾住着半开化、好抢劫的居民，现在已经是道路纵横交错的地方。这样一来，国内那些从前一直和整个世界隔绝的偏僻地区，现在全都有路可通了；尤其是威尔士那些讲凯尔特语的地区、苏格兰高地和爱尔兰南方，不得不因此而去了解外部世界，并接受强加于它们的文明。

　　1755年兰开夏郡开凿了第一条值得一提的运河；1759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开始动工开凿一条从沃斯利到曼彻斯特的运河。自那时以来，修建的运河总长2 200英里，此外，英国还有1 800英里可以通航的河流，其中大部分只是近来才开始加以利用。

　　从1807年起，蒸汽力开始用来推动船舶，英国的第一艘轮船造成（1811年）以后，又建造了600艘轮船，1835年往来于英国各个港口的轮船达550艘之多。

　　第一条公共铁路是1801年在萨里修建的：但只是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通车（1830年）以后，这种新的交通工具才获得重要意义。六年后，又修筑了680英里铁路并有四大干线运营：伦敦至伯明翰、伦敦至布里斯托尔、伦敦至南安普敦、伯明翰至曼彻斯特和利物浦。从那时起，整个英国布满了铁路网；伦敦是九条铁路的枢纽站，曼彻斯特是五条铁路的枢纽站。⁽⁸⁾

　　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的动力。上面已经谈过，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升格为对人的统治。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个人的或国家的一切交往，都被溶化在商业交往中，这就等于说，财产、物升格为世界的统治者。

　　财产的统治必然要首先反对国家，瓦解国家，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又不行，那么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与工业革命同时，亚当·斯密开始从事这种挖空基础的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从而创新了财政学。全部以前的财政学都纯粹是国家的，国家经济仅仅被看做全部国家事务中的一个部门，从属于国家本身，亚当·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并把国家经济提升为国家的本质和目的。他把政治、党派、宗教，即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因此他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另一方面，威廉·葛德文（《论政治正义》1793年版）论证了共和主义的政治制度，并且与耶·边沁同时提出了功利原则⁵⁸，因而从公共福利是最高的法这一共和主义的原则得出各种合法的结论，并提出国家是祸害这一论点来攻击国家的本质。葛德文还把功利原则完全一般地理解为公民的义务，即舍弃个人的利益，只为普遍福利而生活；边沁则相反，他进一步阐释了这一原则的根本社会本性，他和当时全国的倾向相一致，把单个利益当做普遍利益的基础；边沁在人类的爱无非是开明的利己主义这一论点中承认，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是同一的，而且还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代替了“普遍福利”后来这个论点由他的学生穆勒进一步发展了⁵⁹。这里，边沁在自己的经验中犯了黑格尔在理论上犯过的同样错误，他没有认真地克服二者的对立，他使主语从属于谓语，使整体从属于部分，因此把一切都颠倒了。最初他说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是不可分的，后来他就仅止于片面地谈论赤裸裸的单个利益；他的论点只是另一个论点即关于人就是人类的论点在经验上的表现，但因为这一论点是在经验上表现出来的，所以它不是把类的权利赋予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而是赋予粗野的、盲目的、陷于矛盾的人。边沁使自由竞争成为伦理道德的实质，他根据财产的规律即物的规律，根据自然规律调整人类的关系：因此，这里是旧的、基督教的、自然形成的世界秩序的结束，即外在化的最高点，而不是那种应该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的新秩序的开始。边沁没有越出国家的范围，但他抽去了国家的全部内容，用社会的原则代替了政治的原则，使政治组织成为社会内容的形式，因而使矛盾达到了最高点。

　　民主主义党派与工业革命同时出现。1769年约·霍恩·图克创立了权利法案协会⁶⁰，自共和国时代⁽⁹⁾以来第一次在这个协会中重新讨论民主主义原则。正如在法国一样，民主主义者全都是有哲学素养的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那些上等的和中等的阶级是同他们对立的，只有工人阶级才倾听他们的原则。他们很快就在工人阶级中间发现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1794年已经相当强大，但它毕竟还没有强大到能够不断地进行活动。从1797年到1816年间，它无声无息，在1816年到1823年的动荡年代里，它又非常活跃，但后来重又停止活动，一直到七月革命⁴⁴。从那时起，它一直和那些老的团体并驾齐驱，并且不断在前进。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

　　18世纪在英国所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新的工业总是需要大批常备的工人来供给无数新的劳动部门，而且需要的是以前未曾有过的工人。1780年以前，英国的无产者很少，这是上面所描述的英国社会状况必然产生的结果。工业把劳动集中到工厂和城市；工业活动和农业活动不可能结合在一起了，新的工人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过去的例外变成了通则，而且还逐渐扩展到城市以外。小块土地的耕作被大租佃者所排斥，这样就产生了新的雇农阶级。城市人口增加了两三倍，这些增加的人口几乎全是工人。采矿业的扩展同样需要大量的新工人，这些工人也是全靠自己的日工资生活的。

　　另一方面，中等阶级上升到了明确的贵族地位。在工业的前进运动中，厂主以惊人的速度使自己的资本成倍增长，商人也得到了自己的一份，而这次革命所创造的资本就成为英国贵族用来反对法国革命的工具。

　　整个前进运动的结果是：英国人现在分化成三派，即土地贵族、金钱贵族和工人民主派。这是英国仅有的三派，是这里唯一起作用的动力；至于它们怎样起作用，我们也许将在以后的文章⁽¹⁰⁾中加以说明。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1844年1月初—2月初
载于1844年8月31日、9月4、7和11日《前进报》第70、71、72和73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卷翻译

脚　　注

(1) 参看本卷第58页。——编者注
(2)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36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04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85—486页。——编者注
(4)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编者注十八世纪
(5) 英国拥有土地的绅士。——编者注
(6) 参看本卷第391—394页。——编者注
(7) 德国1公担等于50公斤。——编者注
(8) 上面列举的统计材料大部分引自乔·波特所著《国家的进步》一书。波特是辉格党政府商业部的官员，因此这是官方的资料。⁵⁷
(9) 指1649—1660年的共和国。——编者注
(10) 指恩格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编者注

注　　释

5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做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改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88。
36 《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是恩格斯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出发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采用了与青年黑格尔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英国和西欧18世纪的历史。他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人性出发，而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出发来阐述历史前进的趋势。他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起因、过程和结果，指出这场革命奠定了英国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运动的动力。他指出，由于工业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诞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他联系英国工业革命和经济发展的历程，深刻地阐述了英国政治和哲学的特征，并指出科学是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动力。
　　恩格斯于1843—1844年撰写了一组共三篇研究英国状况的文章，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第一篇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第三篇是《英国状况。英国宪法儿按原计划，第二篇和第三篇也准备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但因《德法年鉴》停刊而分别于1844年8月31日—9月11日、9月18日 —10月19日在《前进报》上连载。——87。
37 指1792——1815年欧洲国家同盟（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俄国）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1792年2月欧洲各国联军发动对法战争。英国起初支持联合军队。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1793年1月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以后，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联军，公开参战。——87。
38 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一文中有如下论述：“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随同发生的是德国的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上一世纪末大陆上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这个体系看来从外部是完全不能攻破的，实际上也是这样；只是由那些身为黑格尔派的人从内部攻击，这个体系才被打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89页）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写道：“德国的哲学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过程，也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74页）——87。
39 莫·赫斯曾探讨过德国和法国在18世纪和19世纪所起的作用，他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部第74—91页叙述了从巴贝夫经圣西门和傅立叶到蒲鲁东的法国政治革命、同时也阐述了从康德经费希特和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无神论的哲学革命。——89。
40 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长期国会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该国会于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奥·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将其解散。——91。
41 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立宪君主派在议会中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91。
42 立法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1792年8月——1793年6月）的国家立法机关、从1791年10月存在到1792年9月。在此期间法国革命的政治领导权转到吉伦特派手中，但他们未能彻底废除封建制度和坚决抗击外国武装干涉。——91。
43 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lO月。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二阶段（1793年6月2日 ——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1795年10月国民公会被解散。——91。
44 申庸革命指七月革命，即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91、107。
45 长老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一派，产生于16世纪下半叶，主张设立长老管理教会，初期不脱离国教，只要求依据加尔文的教会组织原则对国教进行改注释革，后来发展成为英国长老会。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老派在长期国会中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温和派，主张与国王妥协。1640——1648年该派一度构成长期国会中的多数派、最后被独立派清洗出英国国会。——91。
46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91。
47 独立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激进派，16世纪末开始形成，反对专制主义和英国国教会，反对设立国教，更不赞成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这一宗教政治派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小贵族的利益，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政党，主张推翻并处决君主，成立共和国。1648年在奥·克伦威尔领导下，该派取得了政权，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镇压平等派和掘地派的人民群众运动，并于1653年建立了军事专政的“护国政府”。——91。
48 1793——1795年的山岳派、亦称山岳党，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其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马·罗伯斯比尔、让·马拉、若·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91。
49 这里的平等派全称是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91。
50 阿贝尔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从雅各宾派分离出来的左翼政治派别，以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阿贝尔的名字命名。在雅各宾专政时期，该派主张坚决镇压反革命.彻底实行全面限价法以及没收嫌疑犯的财产平均分给农民的嫌疑犯法。——91。
51 巴贝夫派是法国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18世纪末由法国革命家弗·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他们主张以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91。
52 恩格斯大概利用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所提供的资料。威德在书中叙述了英国直到15世纪所发生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他指出，在当时的农奴中，villains（维兰）“被容许占有小块土地以维持个人和家庭的生活”，bordars（包达尔）“被容许拥有一间小屋，并且要向领主供应家禽、蛋品和其他食物”，cottars（考塔尔）则“由领主指定从事铁匠、木工以及其他手工业劳动”。
　　根据后来的研究，在15——17世纪、从农奴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的英国农民，大多数是凭土地登记册的副本并按照领主的意志而持有土地的，他们是缴纳封建地租的终身佃农和世袭佃农。现代历史学把中世纪英国的不同类别的农奴称为villains，bordars，cottars。——93。
53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眼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95。
54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150）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注释章派（见注153）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参看本卷第463页）0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95。
55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97。
56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见注152）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53），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97。
57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用脚注说明他利用了乔·波特《国家的进步》一书提供的材料，并且还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中对这条脚注作了补充说明：“这里关于工业变革的历史概述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见本卷第394页）恩格斯在本文中把统计数字凑成整数、因而在某些地方有较大的差异。
　　本文中关于英国工业发展的资料，恩格斯显然还利用了爱·贝恩斯《大不列颠棉纺织业史》以及安·尤尔《大不列颠的棉纺织业》等著作。——105。
58 可能指耶·边沁《关于政府的断想》1776年伦敦版和《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伦敦版。边沁在这两部著作中第——次论证了功利原则、其出发点是：人的一切感性和精神的动机，可归因于求乐避苦。他认为，道德和立法的任务是使个人的行为目的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105。
59 可能指詹·穆勒《政府》一文，文章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5，6版的《增补卷》，1824年爱丁堡版第3卷。穆勒从1808年起就维护边沁的学说，并加以补充。——106。
60 权利法案协会即支持权利法案协会，由霍·图克于1769年创立。该协会要求在议会中有英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要求缩短当选人任期和公布议会辩论。随后几年出现了不少类似的协会。在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18世纪90年代英国不同城市成立了民主主义的通讯协会。1792年制鞋工人托·哈迪创立了伦敦通讯协会，协会的纲领是实现普选权。1794年协会领导人晗迪、图克等被指控犯有谋反罪而遭逮捕，经审判后被宣告无罪。1799年协会解散，此时它已拥有会员8万人。至90年代末，各通讯协会停止了活动。但是，这些协会的思想和传统对英国激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如1816年出现了汉普顿俱乐部领导的要求实行普选权的改革运动，1819年改革运动被政府镇压下去。——106。

卡·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⁶¹

序言
笔记本1
　工资
　资本的利润
　地租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笔记本11）
　[私有财产的关系]
[笔记本111]
　[对笔记本11第XXXVI页的补充）
　　[私有财产和劳动]
　　[对笔记本II第XXXIX页的补充]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私有财产和需要]
　　[增补]
　　[片断]
　　　[分工]
　　　[货币]

序言

　　[XXXIX]我在《德法年鉴》上曾预告要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对法学和国家学进行批判。²在加工整理准备付印的时候发现，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判同针对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此外，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因此，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⁶²由于这个原因，在本著作中谈到的国民经济学⁵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联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

　　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¹⁾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⁶⁴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⁶⁵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

　　此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²⁾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⁶⁷。费尔巴哈的著作越是得不到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是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⁶⁸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唯一著作。

　　我认为，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代批判的神学家[XL]不仅没有完成这样的工作，甚至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这是一种必然的不彻底性，因为即使是批判的神学家，毕竟还是神学家，就是说，他或者不得不从作为权威的哲学的一定前提出发，或者当他在批判的过程中以及由于别人的发现而对这些哲学前提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怯懦地和不适当地抛弃、撇开这些前提，仅仅以一种消极的、无意识的、诡辩的方式来表明他对这些前提的屈从和对这种屈从的恼恨。⁽³⁾仔细考察起来，神学的批判——尽管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的进步因素——归根结底不外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本身来显示哲学的消极解体，即哲学的腐烂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场合⁶⁹加以详细的介绍。⁽⁴⁾

笔记本 Ⅰ

工 资

　　[Ⅰ]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是很激烈的。这样，资本、地产和劳动的分离，只有对工人来说才是必然的、本质的和有害的分离。资本和地产无须停留于这种分离，可是，工人的劳动则必须如此。

　　因此，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

　　最低的和唯一必要的工资额就是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按照斯密的意见，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⁷⁰即牲畜般的存在状态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对人的需求必然调节人的生产，正如其他任何商品生产的情况一样。如果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那么一部分工人就要沦为乞丐或者饿死。因此，工人的存在被归结为其他任何商品的存在条件。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

　　如果供给的量超过需求，那么价格构成部分——利润、地租、工资——之一就低于价格而支付，结果，这些价格构成的一部分就脱离这种使用，从而市场价格也就倾向于作为中心点的自然价格。但是，第一，在分工有很大发展的情况下，工人要把自己的劳动转用于其他方面是极为困难的；第二，在工人对资本家处于从属关系的情况下，吃亏的首先是工人。

　　因此，当市场价格倾向于自然价格时，工人遭到的损失是最大的而且是绝对的。正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转用于其他方面的这种能力，才使得束缚于一定劳动部门的工人失去面包，或者不得不屈服于这个资本家的一切要求。

　　[Ⅱ]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突然的波动，对地租的影响少于对分解为利润和工资的价格部分的影响；而对利润的影响又少于对工资的影响。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当某个地方工资提高时，别的地方工资保持不变，还有的地方工资在降低。

　　当资本家赢利时工人不一定有利可得，而当资本家亏损时工人就一定跟着吃亏。例如，当资本家由于制造业秘密或商业秘密，由于垄断或自己拥有的地段的位置有利而使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以上的时候，工人也无利可得。

　　其次，劳动价格要比生活资料的价格远为稳定。二者往往成反比。在物价腾贵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而下降，因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这样就互相抵消。无论如何，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没有饭吃。在物价便宜的年代，工资因对劳动的需求提高而提高，因生活资料价格下降而下降。这样也就互相抵消。

　　工人还有一个不利的方面：

　　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劳动价格的差别，比不同投资部门的利润的差别要大得多。在劳动中，个人活动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差别会表现出来，因而所得的报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

　　总之，应当看到，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

　　工人不仅必须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必须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手段而斗争。

　　我们列举社会可能处于的三种主要状态，并且考察工人在其中的地位。

　　（1）如果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那么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没有一个阶级像工人阶级那样因社会财富的衰落而遭受深重的苦难。⁽⁵⁾

　　[Ⅲ]（2）现在且以财富正在增长的社会来说。这是对工人唯一有利的状态。这里资本家之间展开竞争。对工人的需求超过了工人的供给。但是，

　　首先，工资的提高引起工人的过度劳动。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不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在挣钱欲望的驱使下从事奴隶劳动。这就缩短了工人的寿命。工人寿命的缩短对整个工人阶级是一个有利状况，因为这样就必然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新需求。这个阶级始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一部分，以避免同归于尽。

　　其次，社会在什么时候才会处于财富日益增长的状态呢？那是在一个国家的资本和收入增加的时候。但是，这只有由于下述情况才可能：（α）大量劳动积累起来，因为资本是积累的劳动⁽⁶⁾；就是说，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拿走，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手中。（β）资本的积累扩大分工，而分工则增加工人的人数；反过来，工人人数的增加扩大分工，而分工又增加资本的积累。一方面随着分工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样，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随着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同时，由于单靠[IV]劳动为生者阶级的人数增加，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了，因而他们的价格也降低了。在工厂制度下工人的这种状况达到了顶点。

　　（γ）在一个富裕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中，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其余的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资本经营某种行业，或者把自己的资本投入商业。这样一来，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会加剧，资本的积聚会加强，大资本家使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一部分先前的资本家会沦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则由于增加了人数，部分地又要经受工资降低之苦，同时更加依赖于少数大资本家。资本家由于人数减少，他们为争夺工人而进行的竞争几乎不再存在；而工人由于人数增加，彼此之间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反常和带有强制性。因此，工人等级中的一部分人必然沦为乞丐或陷于饿死的境地，正像一部分中等资本家必然沦为工人等级一样。

　　由此可见，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中，工人的结局也必然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资本的积累危害着工人），发生新的竞争以及一部分工人饿死或行乞。

　　[V]工资的提高在工人身上激起资本家那样的致富欲望，但是，工人只有牺牲自己的精神和肉体才能满足这种欲望。工资的提高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并且导致资本的积累，从而使劳动产品越来越作为异己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同样，分工使工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越来越有依赖性，分工不仅导致人的竞争，而且导致机器的竞争。因为工人被贬低为机器，所以机器就能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抗。最后，正像资本的积累增加工业的数量，从而增加了工人一样，由于这种积累，同一数量的工业生产出更大数量的制品；于是发生生产过剩，而结果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失业，就是工人的工资下降到极其可怜的最低限度。

　　这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社会状态，即财富正在增加、增长的状态所产生的后果。

　　然而说到底，这种正在增加的状态终究有一天要达到自己的顶点。那时工人的处境会怎样呢？

　　（3）“在财富己经达到它可能达到的顶点的国家，工资和资本利息二者都会很低。工人之间为就业而进行的竞争如此激烈，以致工资会缩减到仅够维持现有工人人数的程度，而国家的人口这时已达到饱和，因此这个人数不可能再增加了。”⁽⁷⁾

　　超过这个人数的部分注定会死亡。

　　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

　　[VI]但是，既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社会是不幸福的，社会的最富裕状态会造成大多数人遭受这种痛苦，而且国民经济学（总之，私人利益的社会）是要导致这种最富裕状态，那么国民经济学的目的也就是社会的不幸。

　　关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还应指出，工资的提高对资本家来说，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工资的提高和资本利息的提高会像单利和复利那样影响商品的价格。现在让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仿效他把工人的理论要求和实践要求比较一下。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本来，依照概念来说，劳动的全部产品是属于劳动者的。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国民经济学家对我们说，一切东西都可用劳动来购买，而资本无非是积累的劳动；但是，他同时又对我们说，工人不但远不能购买一切东西，而且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

　　懒惰的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大都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忙碌的资本家的利润甚至两倍于货币利息，而剩余的那一部分，即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所挣得的部分就只有这么多：如果他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必定要饿死。

　　[VII]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人用来增加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而根据同一国民经济学，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不过是享有特权的、闲散的神仙——处处高踞于工人之上，并对工人发号施令。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劳动是唯一不变的物价，可是，再没有什么比劳动价格更具有偶然性、更容易发生剧烈波动的了。

　　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跟随生产过剩而来的是同样急剧的生产衰落。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社会却总是而且必然地同工人的利益相对立。

　　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见，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1）因为工资的提高可以由劳动时间量的减少和上述其他后果而绰绰有余地得到补偿，（2）因为对社会来说全部总产品就是纯产品，而区分纯产品只对私人来说才有意义。

　　劳动本身，不仅在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其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在我看来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的阐发中得出的，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一点。

————————————————————————————

　　依照概念来说，地租和资本利润是工资受到的扣除。但是，在现实中，工资是土地和资本让工人得到的一种扣除，是从劳动产品中让给工人、让给劳动的东西。

　　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遭受的痛苦最深重。他遭受的压迫稿特别沉重是由于自己所处的工人地位，但他遭受的一般压迫则是由于社会状况。

　　而在社会的增长状态中，工人的毁灭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的产物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就是说，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

　　社会的最富裕状态，这个大致还是可以实现并且至少是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¹¹的目的的理想，对工人来说却是持续不变的贫困。

　　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工人来考察。因此，它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

　　现在让我们超出国民经济学的水平，试从前面几乎是用国民经济学家的原话所作的论述出发，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

　　（2）主张细小改革的人不是希望提高工资并以此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就是（像蒲鲁东那样）把工资的平等看做社会革命的目标⁷¹他们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

　　[VIII]“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时间先期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比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并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仍然为数最多。因此，如果说第一类工人现在所挣得的是50年前的七倍，而第二类工人所挣得的和50年前一样，那么二者所挣得的平均起来当然是以前的四倍。但是，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从事第一类劳动的只有1 000人，而从事第二类劳动的有100万人，那么就有999 000人并不比50年前生活得好，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时上涨，那么他们会比以前生活得更坏。而人们却想用这种肤浅的平均计算，在关系到居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问题上欺骗自己。此外，工人的工资多少只是估计工人的收入的因素之一，因为对衡量工人的收入来说更重要的是要把他们获得收入的有保障的持续性估计进去。但是，在波动和停滞不断出现的所谓自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下，是根本谈不到这种持续性的。最后，还应注意过去和现在的通常劳动时间。最近25年来，也正是从棉纺织业采用节省劳动的机器以来，这个部门的英国工人的劳动时间已由于企业主追逐暴利[IX]而增加到每日12—16小时，而在到处还存在着富人无限制地剥削穷人这种公认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和一个工业部门的劳动时间的延长必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他地方。”（舒尔茨《生产运动》⁷²第65页）

　　“然而，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吃海豹油和发臭的鱼的萨莫耶德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封闭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社会⁽⁸⁾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的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收入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同上，第65、66页）

　　但是，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

　　“一个民族要想在精神方面更自由地发展，就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需要的奴隶，不应该再当自己的肉体的奴仆。因此，他们首先必须有能够进行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时间。劳动组织方面的进步会赢得这种时间。的确，今天由于有了新的动力和改进了的机器，棉纺织厂的一个工人往往可以完成早先100甚至250—350个工人的工作。在一切生产部门中都有类似的结果，因为外部自然力日益被强行用于[X]人类劳动。如果说为了满足一定量的物质需要所需耗费的时间和人力现在比过去减少了一半，那么，与此同时，在不损害物质生活舒适的情况下.给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提供的余暇也就增加一倍…… 但是，甚至在我们从老克伦纳士自己领域中夺得的虏获物的分配方面，起决定作用的也仍然是像掷骰子游戏那样的盲目的、不公正的偶然性。在法国有人计算过，在目前的生产状况下，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平均劳动时间为每日五小时，就足以满足社会的一切物质利益…… 尽管因机器改进而节省了时间，工厂中奴隶劳动的持续时间对众多居民来说却有增无已。”（同上，第67、68页）”

　　“从复合的手工劳动向下一阶段过渡，首先要将这种手工劳动分解为若干简单的操作。但是，最初只有一部分单调的重复的操作由机器来承担，而另一部分由人来承担。根据事物的本性和一致的经验，这种连续不断的单调的活动无论对于精神还是对于肉体都同样有害。因此，在机器同较大量人手之间进行的简单分工相结合的状况下，这种分工的一切弊病也必然要显露出来。工厂工人的死亡率较高尤其表明了这种分工的[XI]弊病……人们借助于机器来劳动和人们作为机器来劳动，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并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同上，第69页）

　　“但是，在各国人民未来的生活中，通过机器起作用的盲目的自然力，将成为我们的奴隶和奴仆。”（同上，第74页）

　　“在英国的纺纱厂中就业的只有158 818个男工，却有196 818个女工。兰开斯特郡的棉纺织厂每有100个男工就有103个女工，而在苏格兰甚至达到209个。在英国利兹的麻纺厂中每有100个男工就有147个女工；在邓迪和苏格兰东海岸甚至达到280个。在英国的丝织厂中有很多女工‘在需要较强劳力的毛纺织厂中男工较多。1833年在北美的棉纺织厂中就业的.除了18 593个男工以外，至少有38 927个女工。可见，由于劳动组织的改变，女性有了较大的就业范围……妇女在经济上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关系方面互相接近了。”（同上，第71、72页）“1835年，在拥有蒸汽动力和水力动力的英国纺纱厂中劳动的有8—12岁的儿童20 558人，12—13岁的儿童35 867人，13—18岁的儿童108 208人……当然，机械的进一步改进——因为它使人手日益摆脱一切单调的工作——足使这种弊病逐渐[XII]消除。但是，资本家能够以最容易和最便宜的方式占有下层阶级以至儿童的气力，以便使用和消耗这种气力来代替机械手段，正是这种情况妨碍机械的迅速进步。”（舒尔茨《生产运动》第70、71页）

　　“布鲁姆勋爵向工人大声疾呼：‘做资本家吧。’……不幸的是.千百万人只有通过那种伤害身体、使道德和智力畸形发展的紧张劳动，才能挣钱勉强养活自己，而且他们甚至不得不把找到这样一种工作的不幸看做是一种幸运。”（同上，第60页）

　　“于是，为了生活，一无所有者不得不直接地或间接地替所有者效劳，也就是说，依赖于他们。”（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⁷³第409页）

　　佣人——工钱；工人——工资；职员——薪金或报酬。（同上，第409、410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出借自己的劳动换取利息”，“代替别人劳动”。

　　“出租劳动材料”，“出借劳动材料换取利息”，“让别人代替自己劳动”。（同上[，第411页]）

　　[XIII]“这种经济制度注定人们从事如此低贱的工作，处于如此悲惨和痛苦的境地，相比之下，野蛮状态也犹如王公的生活了。”（同上，第417、418页）

　　“一无所有者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卖淫。”（同上，第421页及下一页）捡破烂者。

　　查·劳顿在《人口等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⁷⁴一书中估计英国卖淫者的数目有6万—7万人。贞操可疑的妇女也有那么大的数目。（第228页）

　　“这些不幸的马路天使的平均寿命，从她们走上淫荡的生活道路算起，大约是6—7年。因此，要使卖淫者保持6万—7万这个数目，在联合王国每年至少要有8 000—9 000名妇女为这种淫秽的职业献身，或者说，每天大约要有24名新的牺牲者——每小时平均要有一名，如果这同一比例适用于全球，那么这类不幸妇女势必经常有150万人。”（同上，第229页）

　　“贫困的人口随着他们贫困的增长而增长，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下的人数不胜数，争夺着受苦受难的权利……1821年爱尔兰的人口是6 801 827人，1831年增加到7 764 010人，就是说，在十年中间增加了14%。在最富裕的伦斯特省，人口只增加8%，而在最贫困的康诺特省，人口却增加21%仅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调查摘要》1840年维也纳版）。”（比雷《论贫困》⁽⁹⁾第1卷第36、37页）

　　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做物；劳动是商品；价格高，意味着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价格低，就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很多；劳动作为商品，其价格必然日益降低；这种情况之所以必然发生，一部分是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竞争，一部分是由于工人之间的竞争……

　　“出卖劳动的工人人口，不得不满足于产品的最微小的一份…… 关于劳动是商品的理论，难道不是披着伪装的奴隶制的理论吗？”（同上，第43页）“为什么人们把劳动只看成交换价值呢？”（同上，第44页）大工场宁可购买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因为这种劳动比男子的劳动便宜。（同上）“工人在雇用他的人面前不是处于自由的卖者地位。……资本家总是自由雇用劳动，而工人总是被迫出卖劳动。如果劳动不是每时都在出卖，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与真正的[商品]不同，劳动既不能积累，也不能储蓄。[XIV]劳动就是生命，而生命如果不是每天用食物进行新陈代谢，就会衰弱并很快死亡。为了使人的生命成为商品，也就必须容许奴隶制。”（同上，第49、50页）

　　可见，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它就是—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然而，甚至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也不是商品，因为它不是自由交易的自由结果。[同上，第50页]现在的经济制度

　　“同时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和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同上，第52、53页）“工业成了战争，而商业成了赌博。”（同上，第62页）

　　单是加工棉花的机器（在英国）就相当于8 400万手工劳动者。[同上，第193页，脚注]

　　工业直到现在还处于掠夺战争的状态：

　　“它像大征服者那样冷酷无情地浪费那些构成其军队的人的生命。它的目的是占有财富，而不是人的幸福。”（比雷，同上，第20页）“这些利益〈即经济利益〉如果听之任之……就必然要互相冲突，它们除了战争再无其他仲裁者，战争的判决是使一些人失败和死亡，使另一些人获得胜利。……科学在对抗力量的这种冲突中寻求秩序和平衡；按照科学的意见，连绵不断的战争是获得和平的唯一手段，这种战争就叫做竞争。”（同上，第23页）

　　工业战争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下去，需要有人数众多的.能由它调集到一个地点并承受巨大牺牲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士兵之所以能忍受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重担，既不是出于忠诚，也不是由于义务，而只不过为了逃避那严酷的饥饿命运。他们对自己的长官既不爱戴，也不感恩。长官对自己的部下也毫无亲善可言。在他们眼中，这些部下不是人，仅仅是以尽可能少的花费带来尽可能多的收入的生产工具。这些日益密集的工人大众甚至没把握会经常受雇于人，把他们集合起来的工业只是在它需要他们的时候才让他们活下去，而一旦能够摆脱他们，它就毫不踌躇地抛弃他们，于是工人不得不按照人家同意的价格出卖自己的人身和力气。加在他们身上的劳动，时间越长，越使他们痛苦和厌恶，他们所得的报酬也就越少，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16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同上，第68、69页）

　　[XV]“我们确信……那些负责对手工织布工状况进行调查的专员们也会相信，大工业城市如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健康人、新鲜的血液不断从邻近农村流入，就会在短期内失去自己的劳动人口。”（同上，第362页）

资本的利润

[1]一、资本

　　（1）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

　　“尽管资本本身不归结为盗窃或诈骗，可是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萨伊，第1卷第136页⁽¹⁰⁾）

　　人怎样成为生产基金的所有者？他怎样成为用这些生产基金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

　　根据实在法。（萨伊，第2卷第4页）

　　人们依靠资本，例如，依靠大宗财产的继承，可以得到什么？

　　“例如，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并不因此直接得到政治权力。这种财富直接和径直提供给他的那种权力无非是购买的权力，这是对一切他人劳动或者说对当时市场上存在着的他人劳动的一切产品的控制权。”（斯密，第1卷第61页⁽¹¹⁾）

　　因此，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

　　下面我们首先将看到，资本家怎样利用资本来行使他对劳动的支配权力，然后将看到资本的支配权力怎样支配着资本家本身。

　　什么是资本？

　　“一定量的积蓄的和储存的劳动。”（斯密，第2卷第312页）

　　资本是积蓄的劳动。

　　（2）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做资本。（斯密，第2卷第191页）⁽¹²⁾

　　二、资本的利润

　　“资本的利润或赢利与工资完全不同。二者的差别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资本的利润完全决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尽管监督和管理的劳动在不同的资本那里可能是一样的。其次，在大工厂，这方面的全部劳动委托给一个主管人，这个主管人的薪金同由他监督如何使用的[II]资本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尽管这里的资本所有者的劳动几乎等于零，他仍然要求利润同他的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斯密，第1卷第97—99页）

　　为什么资本家要求利润和资本之间保持这种比例呢？

　　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预付在工资上的基金所必需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些，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如果他的利润同所使用的基金的量不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斯密，第1卷第97页）

　　因此，资本家赚得的利润首先同工资成比例，其次同预付的原料成比例。

　　利润和资本的比例是怎样的呢？

　　如果说确定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的通常的、平均的工资额已经很困难，那么确定资本的利润就更困难了。资本家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的变化，他的竞争者和顾客的运气好坏，商品在运输中或在仓库中可能遇到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这一切都造成利润天天有变动，简直是时刻有变动。（斯密，第1卷第179、180页）尽管精确地确定资本的利润是不可能的，但根据货币利息仍可大致有数。如果使用货币而得到的利润多，那么为使用货币而付出的利息就多，如果使用货币而得到的利润少，那么付出的利息也少。（斯密，第1卷第180、181页）通常的利息率和纯利润率之间应当保持的比例，必然随着利润的升降而变化。在英国，人们认为，双倍利息就是商人所称的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这些说法无非是指通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斯密，第1卷第198页）

　　什么是最低的利润率呢？什么是最高的利润率呢？

　　资本的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遇到的意外损失，必须始终有些剩余。只有这种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最低利息率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密，第l卷第196页）

　　[III]最高的普通利润率可能是这样的，它吞没大多数商品中地租的全部，并且使供应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工资降到最低价格，即仅够工人在劳动期间糊口。在工人被雇用从事劳动时，人们总得设法养活他们，地租却可以完全不付。例如，在孟加拉的东印度贸易公司的经理们。（斯密，第1卷第197、198页）

　　资本家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微小竞争的一切好处之外， 还能用堂堂正正的方式把市场价格保持在自然价格之上。

　　首先，如果那些向市场供应商品的人离市场很远，就利用商业秘密；这就是说，对价格变动即价格高于自然价格保密。这种保密的效果就是使其他资本家不致把自己的资本投到这个部门来。

　　其次，利用制造业秘密，这种秘宿使资本家可以用较少的生产费用，按照与自己的竞争者同样的价格甚至比他还低的价格供应商品，从而获得较多的利润。——（以保密来进行欺骗不是不道德吗？交易所的交易。）——再次，把生产限制在特定的地点（例如，名贵的葡萄酒），以致有效的需求永远不能得到满足。最后，利用个人的和公司的垄断。垄断价格是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120—124页）

　　可能提高资本利润的另一些偶然的原因：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出现甚至在富国也往往可以提高资本利润，因为它们可以从旧行业抽走一部分资本，缓和竞争，以较少的商品供应市场，从而促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商品经营者就能够对贷款支付较高的利息。（斯密，第1卷第190页）

　　商品加工越多，商品越变成加工对象，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就比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增长得越大。随着对商品加工时手工劳动的增加，不仅利润的数目增大，而且每一后来的利润总比先前的利润大，因为产生利润的资本[IV]必然越来越大。雇用织工的资本必然总是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前一种资本不仅要补偿后一种资本及其利润，而且还要支付织工的工资，而利润必定总是同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第1卷第102、103页）

　　由此可见，在对自然产品加工和再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不是使工资增加，而是一方面使获利资本的数额增加，另一方面使每一笔后来的资本比先前的资本增大。

　　关于资本家从分工中获利，后面再讲。⁽¹³⁾

　　资本家是双重获利：第一，通过分工；第二，一般地通过对自然产品加工时人的劳动的增加。人加进商品的份额越大，死资本的利润就越大。

　　在同一社会，与不同工种的工资相比，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十分接近于同一水平。（第1卷第228页）各种不同用途的资本的普通利润率随着收回资本的可靠性的大小而不同。利润率随着风险增大而提高，尽管二者并不完全成比例。（第1卷第226、227页）

　　不言而喻，资本利润还由于流通手段（例如，纸币）的简便或低廉而增长。

　　三、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和资本家的动机

　　资本占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批发商业的某一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业的某一部门，其唯一动机是对他自己的利润的考虑。至于资本的哪一种用途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V]或者会使他的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多少价值，他是从来不会想到去计算的。（斯密，第2卷第400、401页）

　　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可靠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来说并不总是最有利的。最有利的资本使用就是用于从自然生产力中取得好处。（萨伊，第2卷第130、131页）

　　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的。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划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就是说：利润率不像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利润率很自然地在富国低，在穷国高，而在最迅速地走向没落的国家中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不像其他两个阶级的利益那样与社会的普遍利益联系在一起…… 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 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斯密，第2卷第163—165页）

　　四、资本的积累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资本的增加使工资提高，但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又有使资本家利润减少的趋向。（斯密，第1卷第179页）

　　“例如，一个城市的食品杂货业所需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不同的食品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使职方都把售价降到比一个人独力经营时便宜，如果分归20个[VI]杂货商经营，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彼此达成一致意见来抬高他们的商品价格的可能性也变得更小。”（斯密，第2卷第372、373页）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垄断价格是尽可能高的价格；既然资本家的利益甚至按照一般国民经济学的观点看来是同社会相敌对的；既然资本利润的提高像复利一样影响商品的价格（斯密，第1卷第201页），——那么，竞争就是抵制资本家的唯一手段；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论述，竞争既对工资的提高产生好影响，也对商品价格的下降产生有利于消费公众的好影响。⁷⁵

　　但是，只有当资本增加而且分散在许多人手中的时候，竞争才有可能。只有通过多方面的积累才可能形成许多资本，因为资本一般只有通过积累才形成，而多方面的积累必然转化为单方面的积累。资本之间的竞争扩大各种资本的积累。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积累就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聚，只要昕任资本的自然趋向，积累一般说来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资本的这种自然使命恰恰是通过竞争来为自己开辟自由的道路的。

　　我们已经听说，资本的利润同资本的量成正比。因此，即使一开始就把蓄谋的竞争完全撇开不谈，大资本也会按其量的大小相应地比小资本积累得快。

　　[VIII]由此可见，完全撇开竞争不谈，大资本的积累比小资本的积累快得多。不过，我们要进一步探讨这个过程。

　　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利润由于竞争而减少。因此，受害的首先是小资本家。

　　资本增长为大量的资本，是以一国财富的日益增长为前提的。

　　“在财富达到极高程度的国家，普通利润率非常低，从而这个利润能够支付的利息太低，以致除了最富有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因此，所有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使用自己的资本，经营一种实业，或参与某种商业部门。”（斯密，第1卷第196、197页）

　　这种状态是国民经济学最喜爱的状态。

　　“资本总额和收入总额之间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决定着勤劳和懒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普遍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普遍懒惰。”（斯密，第2卷第325页）

　　在这种日益扩大的竞争中，资本使用的情况如何呢？

　　“随着资本的增加，生息信贷基金的数量也必然不断增长。随着这种基金的增加，货币利息会日益降低，（1）因为一切物品的市场价格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而降低，（2）因为随着一国资本的增加，新资本要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越来越困难。不同资本之间就产生了竞争，一个资本的占有者千方百计夺取其他资本所占领的位置（营业）⁽¹⁴⁾。但是，如果他不提出更优惠的条件做交易，那么他多半不能指望把其他资本挤出所占的位置。他不仅要廉价销售物品，而且往往为了寻找销售的机会，还不得不高价收购物品。指定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越多，对劳动的需求也就越大：工人容易找到工作，[IX]而资本家却难以找到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斯密，第2卷第358、359页）

　　因此，小资本家必须作出选择：（1）由于已经不能靠利息生活而把自己的资本吃光，从而不再做资本家；或者（2）亲自经营实业，自己的货品要比更富有的资本家贱卖贵买，并且支付较高的工资；因为市场价格由于所设想的激烈竞争已经降得很低，所以小资本家就得陷于破产。相反，大资本家要挤掉小资本家，却拥有对小资本家的一切优势，这些优势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对工人所拥有的。对大资本家来说，较少的利润可以由他的较大量的资本来补偿；他甚至可以承受暂时的亏损，直至小资本家破产，直至他摆脱小资本家的竞争。他就是这样把小资本家的利润积累在自己手里。

　　其次，大资本家总是比小资本家买得便宜，因为他的进货量比较大。因此，他可以贱卖而不亏损。

　　但是，如果说货币利息下降会使中等资本家由食利者变为企业家，那么反过来，企业资本的增加以及因此引起的利润的减少，会造成货币利息下降。

　　“随着使用资本所能取得的利润减少，为使用这笔资本所能支付的价格也必然降低。”（斯密，第2卷第359页）

　　“财富、工业、人口越增长，货币利息，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就越降低。利润尽管减少，资本本身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迅速。大资本利润虽低，但一般说来要远比利润高的小资本增长得迅速，俗语说得好：钱能生钱。”（[斯密，]第1卷第189页）

　　如果像在所设想的那种激烈竞争状态下发生的那样，利润低的小资本同这个大资本相对立，那么大资本会把它们完全压垮。

　　在这种竞争中，商品质量普遍低劣，伪造、假冒，无毒不有，正如在大城市中看到的，这是必然的结果。

　　[X]此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是大资本和小资本的竞争中的一个重要情况。

　　“流动资本是用于食品生产、制造业或商业的资本。只要它仍然为自己的主人所占有或者继续保持原状，它就不会给自己的主人带来收入或利润。它不断以一种形式用出去，再以另一种形式收回来，而且只有借助于这种流通，或者说借助于这种连续的转化和交换，才带来利润。固定资本是用于改良土地，购置机器、工具、手工业器具之类物品的资本。"（斯密，第2卷第197、198页）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任何节约都意味着纯利润的增长。任何企业家的总资本必然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只要资本总额不变，其中一部分越小，另一部分就越大。流动资本供他购买原料、支付工资和推动工业运转。因此，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只要不是减少劳动生产力，都会增加[推动工业运转的]基金。”（斯密，第2卷第226页）

　　从一开头就可以看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对大资本家要比对小资本家有利得多。最大的银行家需要的固定资本只比最小的银行家略多一点。二者的固定资本都只限于银行办公的费用。大土地占有者的生产工具决不会与他的土地面积成比例地增加。同样，大资本家所享有的比小资本家高的信用，就是固定资本即一笔必须经常准备着的货币的更大节约。最后，不言而喻，凡是工业劳动高度发展的地方，也就是几乎所有手工劳动都变成工厂劳动的地方，小资本家仅仅为了拥有必要的固定资本，哪怕把他的全部资本都投入也不够。大家知道，大规模耕作所用的劳动，通常只占用不多的劳动人手。

　　与较小的资本家相比，在大资本积累时，一般还发生固定资本的相应的积聚和简化。大资本家为自己[XI]采用某种对劳动工具的组织方法。

　　“同样，在工业领域，每个工场和工厂都已经是相当大一批物质财富为共同的生产目的而同多种多样的智力和技能实行的广泛结合…… 凡是立法维护大地产的地方，日益增长的人口的过剩部分就涌向工商业，结果，正如在英国那样，大批无产者主要聚集在工业领域。而凡是立法容许土地不断分割的地方，正如在法国那样，小的和负债的所有者的数目就增加，他们由于土地进一步分割而沦为穷人和不满者的阶级。最后，当这种分割和过重的负债达到更高程度时，大地产就重新吞掉小地产，正像大工业吃掉小工业一样；而且因为较大的地产 重新形成，大批不再为土地耕作所绝对需要的一无所有的工人就又涌向工业。”（舒尔茨《生产运动》第58、59页）

　　“同一种商品的性质由于生产方法改变，特别是由于采用机器而发生变化。只是由于排除了人力，才有可能用一磅价值3先令8便士的棉花，纺出350束总长167英里或36德里、商业价值为25基尼的纱。”（同上，第62页）

　　“45年来英国的棉纺织品价格平均降低11/12，并且据马歇尔计算，相同数量的制品，在1814年需要付16先令，而现在只用交1先令10便士。工业产品的大落价既扩大了国内消费，也扩大了国外市场；因此，英国棉纺织工业的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以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4万上升到150万。[XII]至于工业企业家和工人的收入，那么由于厂主之间的竞争加剧，厂主的利润同他们供应的产品量相比必然减少。在1820——1833年期间，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在每匹印花布上所得的总利润由4先令1 1/3便士减少到1先令9便士。但是，为了补偿这个损失，生产量更加增大。结果，在个别工业部门部分地出现生产过剩；破产频繁发生，在资本家和雇主的阶级内部造成财产的变化不定的波动和动荡，这种波动和动荡把一部分经济破产的人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同时经常的和突然的停工或缩减工作成为必然，这种不利情况总是使雇佣劳动者阶级痛感其害。”（同上，第63页）

　　“出租自己的劳动就是开始自己的奴隶生活，而出租劳动材料就是确立自己的自由…… 劳动是人，而劳动材料则根本不包括人。”（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第411、412页）

　　“材料要素如果没有别的要素即劳动，根本不能创造财富，材料要素获得对他们[这种材料要素的所有者]富有成果的魔力，好像他们是自己加进了这种不可缺少的要素。”（同上，第412页）

　　“假定一个工人的日常劳动每年给他平均带来400法郎，而这个数目足够一个成年人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那么，这等于说，一个每年拥有2000法郎利息、地租、房租等等收入的所有者在间接地迫使5个人为他劳动；10万法郎的收入表示250人的劳动，而100万法郎则表示2 500人的劳动。”（因而，3亿法郎（路易—菲力浦）表示75万工人的劳动。）⁽¹⁵⁾（同上，第412、413页）

　　“人们制定的法律贼予所有者以使用和滥用即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劳动材料的权利…… 法律并不责成所有者始终及时地给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提供工作，而且还付给他们总是够用的工资，等等。”（同上，第413页）“对生产的性质、数量、质量和适宜性的确定，对财富的使用和消费以及对一切劳动材料的支配，都是完全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只考虑他自己的个人利益，随意地自由交换自己的物品。"（同上，第413页）

　　“竞争不过是任意交换的表现，而任意交换又是使用和滥用任何生产工具的个人权利的直接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实际上构成一个统一整体的这三个经济因素——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交换的自由和无限制的竞争——引起如下的后果：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他乐意的方式，在他乐意的时间和地点，生产他乐意生产的东西，他可以生产得好或坏、过多或过少、过迟或过早、过贵或过贱，没有人知道，他能否卖出去、卖给谁、如何卖、何时卖、在何处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XIII]生产者既不知道需用的东西也不知道原料来源，既不知道需求也不知道供给。他在他愿意卖和能够卖的时候，在他乐意的地点，按照他乐意的价格，卖给他乐意卖的人。他买进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这一切方面总是偶然情况的玩物，是强者、不受折磨者、富有者所强加的法律的奴隶…… 一个地方是财富的不足，而另一个地方是财富的过剩和浪费。一个生产者卖得很多或者卖得很贵并且利润丰厚，而另一个生产者卖不出去或者亏本…… 供给不知道需求，需求不知道供给。你们根据消费者中出现的爱好和时兴进行生产，可是，当你们准备好提供这种商品的时候，他们的兴趣已经消逝，并转到另一种产品上去了…… 这一切情况的必然结果就是；连续不断的和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同上，第414—416页）

　　李嘉图在他的书⁽¹⁶⁾（地租）中说：各国只是生产的工场；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人的生命就是资本；经济规律盲目地支配着世界。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在法译本第二十六章中说：

　　“对于一个拥有2万法郎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 000法郎的人来说，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 000个工人，都是无关紧要的……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 000万还是有1 200万，它是不会关心的。”⁽¹⁷⁾“德・西斯蒙第先生说（第2卷第331页）：真的，只盼望国王孤零零地住在自己的岛上，不断地转动手柄，通过自动机来完成英国的全部工作了”。⁽¹⁸⁾

　　“雇主用只够满足工人最迫切需要的低价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对于工资不足或劳动时间过长，他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他自己也要服从他强加给别人的法律……贫困的根源与其说在于人，不如说在于物的力量。”（[比雷，]同上，第82页）

　　“英国许多地方的居民缺少资本来充分耕种他们的土地。苏格兰南部各郡的羊毛，因为缺少就地加工的资本，大部分不得不通过很糟糕的道路，长途运送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那里的居民缺少足够的资本把他们的工业产品运往可以找到需求和消费者的遥远市场。这里的商人[XIV]只不过是住在某些大商业城市中的比较富有的商人的代理人。"（斯密，第2卷第382页）"要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价值，就只有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或者提高已被雇用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无论哪一种情况几乎总是必须增加资本。”（斯密，第2卷第338页）

　　“因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先导，只有资本的积聚越来越多，分工才会越来越细。分工越细，同样数目的人所能加工的材料数量也就增加得越多；因为每个工人的任务在更大程度上逐渐简化，减轻和缩减这些任务的新机器才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聚和从前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以及比从前分工不大发达时更多的材料、工具和手工业器具。在任何劳动部门，工人人数总是随着这一部门分工的发展而增长，更正确地说，正是工人人数的这种增长才使工人可能实现这种分类和细密分工。”（斯密，第2卷第193、194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资本家希望利用自己的资本来生产数量尽可能多的产品，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人中间实行最恰当的分工，并把尽可能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用。他为在这两方面获得成功而采取的办法，[XV]就看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工业的数量随着推动劳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数量的工业所生产的产品数量，也由于资本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斯密，同上，第194、195页）

　　由此出现了生产过剩。

　　“由于在更大规模的企业中实行更大数量和更多种类的人力和自然力的结合，在工业和商业中……生产力更广泛地联合起来。有些地方，主要的生产部门彼此之间已经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例如，大工厂主也力图购置大地产，以便他们的工业企业所需要的原料至少有一部分不必从他人手中得到；或者他们结合自己的工业企业开办商业，不仅为了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而且也为了购买其他种类的产品并把这些产品卖给他们的工人。在英国，单个的工厂主有时拥有10 000—12 000个工人……不同生产部门在一个有才智者的领导之下的这种结合，这种所谓国家中的小国家或国家中的管辖地区，已经屡见不鲜。例如，伯明翰的矿主近来已把制铁的全部过程掌握起来，而过去这一过程是分散在许多企业家和占有者手里的。见1838年《德意志季刊》第3期《伯明翰的矿区》一文。最后，我们在目前已如此之多的大股份企业中，还看到许多股东的财力同另一些担任实际工作的人的科技知识和才能的广泛结合。这样一来，资本家就有可能以更纷繁多样的方式来利用自己的积蓄，甚至还可以把积蓄同时用于农业、工业和商业。因此他们的利益也就是多方面的了，[XVI]而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利益之间的截然对立也缓和下来并趋于消失。然而，这种用不同方式便于资本得利的可能性本身，必定会加深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舒尔茨，同上，第40、41页）

　　房东从贫困中取得巨额利润。房租和工业贫困成反比。

　　还从堕落的无产者的恶习中抽取利息。（卖淫，酗酒，抵押放债人）

　　当资本和地产掌握在同一个人手中，并且资本由于数额庞大而能够把各种生产部门联合起来的时候，资本的积累日益增长，而资本间的竞争日益减少。

　　对人的漠不关心。斯密的二十张彩票。⁷⁶

　　萨伊的纯收入和总收入。

地租

　　[I]土地所有者的权利来源于掠夺。（萨伊，第1卷第136页，注）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有所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产物也索取地租。（斯密，第1卷第99页）

　　“也许有人认为，地租不过是土地所有者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利润……有时候，地租可能部分地是这样……但是，土地所有者（1）甚至对未经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而人们可能看做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的东西，则往往是这种原始地租的附加额（追加费）⁽¹⁹⁾；（2）此外，这种改良并不总是用土地所有者的资金，而有时是用租地农场主的资金来进行的，虽然如此，在重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通常要求提高地租，仿佛这种改良全是由他自己出资进行的；（3）而且，他有时甚至对那根本不能用人力来改良的东西也要求地租。”（斯密，第1卷第300、301页）

　　为说明后一种情况，斯密举叉明草（Seekrapp，salicorne）为例,

　　“这是一种海洋植物，一经燃烧便产生碱性盐，可用于制造玻璃、肥皂等等。这种植物生长在英国各地，特别是苏格兰，但只生长在潮汐〈涨潮，marée>可及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两次被海潮淹没，因此这些岩石上的产物决不能通过人的劳动而增多。然而，生长这种植物的土地的所有者也要求地租，就像对谷田要求地租一样。设得兰群岛附近海域盛产鱼类。该群岛很大一部分居民[II]都靠捕鱼为生。但是，要从海产品获利，就必须在近海地带有住所。这里的地租不是同租地农场主可能从土地取得的东西成比例，而是同他可能从土地和海洋这两方面取得的东西的总和成比例。”（斯密，第1卷第301、302页）

　　“可以把地租看成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那些自然力的产物.这种产物的多少，取决于那些自然力的大小，换句话说，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工肥力的大小。地租是扣除或抵消一切可以看做人的劳动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产物。”（斯密，第2卷第377、378页）

　　“这样一来.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根本不同土地所有者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成比例，也不同土地所有者为了不亏损而必须取得的数额成比例，而是同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损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额成比例。”（斯密，第1卷第302页）

　　“在这三个阶级⁽²⁰⁾中，土地所有者是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用劳力也不用劳心，可说是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们手中的，并且用不着任何洞察力和计划。”（斯密，第2卷第161页）

　　我们已经听说，地租的数量取决于土地肥力的程度。

　　决定地租数量的另一个因素是土地的位置。

　　“不管土地的产品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斯密，第1卷第306页）

　　“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相等，它们的产品就同用来耕作或开发的资本大小以及[III]对这种资本的恰当使用的程度成比例。如果资本额相等而且都同样得到恰当使用，它们的产品就同土地、渔场或矿山的自然富饶程度成比例。”（[斯密，]第2卷第210页）

　　斯密的这些论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在生产费用和资本额相等的条件下把地租归结为土地富饶程度的大小。这就清楚地证明了国民经济学⁵颠倒概念，竟把土地富饶程度变成土地占有者的特性。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下地租，看它在现实的关系中是如何形成的。

　　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

　　“当决定租约条款时，土地所有者尽量使租地农场主所得的份额仅够补偿他用于置备种子，支付劳动报酬，购买、维持拼畜和其他生产工具的资本，此外，还使他取得该地区农场的普通利润。显然，这是租地农场主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份额，而土地所有者是很少愿意多留一点给他的。产品或产品价格超过这一部分的余额，不论它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图把它作为地租攫为己有。这种地租就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额。[IV]这个余额始终可以看做自然地租，或看做大多数土地在出租时自然应该得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299、300页）

　　萨伊说：“土地所有者对租地农场主实行某种垄断。对他们的商品即土地的需求可能不断增长；但是他们的商品数量只能扩展到某一点……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所达成的交易，总是对前者尽可能有利……除了本应得到的好处以外，他还从自己的地位、较大的财产、信誉、声望中得到好处，但是，仅仅前一种好处就足以使他能够总是独享他的土地的一切有利条件。运河或道路的开辟，地区人口的增长和富裕程度的提高，总是会提高地租…… 诚然，租地农场主本人也可能自己花钱来改良土壤；但是他只能在租期内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好处；租期一满，好处就转归土地所有者了；从这时起，土地所有者虽然没有预付什么，却获取利益，因为地租相应地增加了。”（萨伊，第2卷第142、143页）

　　“因此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租地农场主在土地现状下所能支付的最高价格。”（斯密，第1卷第299页）

　　“因此，土地地面的地租大都……占总产品的二分之一，并且大都是一种固定的、[V]不受收成意外变动的影响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351页）“这种地租很少低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同上，第2卷第378页）

　　不可能为一切商品都支付地租。例如，在一些地区，就不用为石头支付地租。

　　“通常人们只能把这样一部分土地产品送往市场，即这种产品的普通价格足够补偿把它们运往市场所需的资本，并能为这笔资本提供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此数，它的余额自然会归入地租。如果普通价格恰好是此数，商品虽然能够完全进入市场，但是不能给土地占有者提供地租。价格是否会超过此数呢？这取决于需求。”（斯密，第1卷第302、303页）

　　“地租以与工资、资本利润不同的方式加入商品价格的构成。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是这一价格的结果。”（斯密，第1卷第303、304页）

　　食物是始终提供地租的产品之一。

　　“因为像一切动物一样，人的繁殖自然同其生存资料相称，所以对食物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需求。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多或少的[VI]劳动量，并且总是有人愿意为获得食物去做某种事情。诚然，由于有时要支付高工资，食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并不总是同食物被分配得最经济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相等。但是，食物总是能够购买到它按照当地通常标准所能维持的那种劳动的劳动量。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土地生产出的食物都超出为维持有助于使食物上市而必需的全部劳动所用的数量。这食物的超出部分又始终超过那个足够补偿推动这种劳动的资本并提供利润的数量。因此，这里始终有一些余额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斯密，第1卷第305、306页）“不仅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源泉，而且，如果任何其他土地产品后来也提供地租，那么它的价值中的这个超出部分，则归因于：通过土地的耕种和改良，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有所提高。”（斯密，第1卷第345页）“可见，人的食物总是足够支付地租的。”（第1卷第337页）“一国有多少人口，不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穿衣住宿，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糊口度日。”（斯密，第1卷第342页）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连同取暖设备，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这些东西大都可以带来地租，但并非必定如此。”（同上，第1卷第338[—339]页）

　　[VIII]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土地所有者如何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

　　（1）“地租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加。”⁷⁷（斯密，第1卷第335页）

　　（2）我们已经从萨伊那里听说，地租如何随着铁路等等的修建，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日益安全和多样化而增加。

　　（3）"社会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有直接或间接地提高地租、扩大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即扩大土地所有者购买他人劳动或他人劳动产品的权力的趋势…… 土壤改良和耕作上的进步可以直接造成这种结果。土地所有者在产品中得到的那个份额，必然随着产品的增加而增加…… 这种原料实际价格的提高，例如家畜价格的提高，也可以直接地并以更大的比例提高地租。随着产品的这种实际价值的增长，不仅土地所有者所得份额的实际价值，即这一份额所赋予他的支配他人劳动的实际权力必然增长，而且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份额在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也随着这种价值增长。这种产品的实际价格提高以后，提供这种产品和补偿所使用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并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因此，现在剩下的属于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产品在总产品中的比例，将比过去大得多。"（斯密，第2卷第157—159页）

　　[IX]对原产品的较大需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原产品价值的提高，可能部分地是人口及其需要增长的结果。但是，每一项新的发明，工业对于过去从未利用或很少利用的原料的每一次新的采用，都提高地租。例如，随着铁路、轮船等等的出现，煤矿的地租大大提高了。

　　除了土地所有者从工业、各种发现和劳动中获取的这种利益以外，我们现在还会看到另一种利益。

　　（4）“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各种方法既能直接降低工业品的实际价格，也能间接提高实际地租。土地所有者用超过他个人消费的这部分原料或这部分原料的价格来交换工业品，凡是降低工业品实际价格的措施，都能提高农产品的实际价格。这时，同量原产品将相当于较多的工业品，而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数量较多的享乐品、装饰品和奢侈品。”（斯密，第2卷第159页）

　　但是，斯密从土地所有者榨取社会的一切利益这一事实得出[X]结论说（第2卷第161页），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社会的利益一致，这就荒谬了。根据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的统治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正好成反比，正像高利贷者靠挥霍者得到的利益决不同挥霍者的利益相一致一样。

　　我们现在只是顺便提一下土地所有者针对外国地产的垄断欲，例如，谷物法⁵³就来源于这种垄断欲。同样，我们在这里不谈中世纪的农奴制、殖民地的奴隶制、英国的农民（农业短工）⁽²¹⁾的贫困。让我们继续谈论国民经济学本身的原理吧。

　　（1）按照国民经济学的原理，土地所有者与社会的繁荣有利害关系，他与人口、工业生产的增长，与社会需要的增长，一句话，与社会财富的增长有利害关系，正如我们上面所考察的，这种增长与贫困和奴役的增长是一致的。房租上涨和贫困增长之间的关系，就是土地所有者与社会有利害关系的一个例子，因为随着房租的上涨，地租，即房基地的租金也增长。

　　（2）根据国民经济学家自己的看法，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租地农场主从而同社会的相当大一部分人的利益是敌对的。⁷⁸

　　[XI]（3）因为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越少，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能够索取的地租就越高，因为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索取的地租越高，租地农场主就把工资压得越低，所以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雇农的利益是敌对的，正如工厂主的利益同他的工人的利益是敌对的一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也要求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

　　（4）因为工业品价格的实际降低可以提高地租，所以土地占有者与工业工人工资的降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生产过剩以及工业发展所造成的一切灾难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5）由此看来，如果说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不一致，并且同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敌对，那么，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由于竞争，也决不会同另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一致。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种竞争。

　　大地产和小地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一般是与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的。但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必然引起大地产的积累和大地产对小地产的吞并。

　　[XII]（1）工人和劳动工具的相对数量，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地产中那样随着资金规模的增大而减少得那么多。同样，全面利用的可能性，生产费用的节约和巧妙的分工，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地产中那样随着资金规模的增大而提高得那么多。不管地块多么小，耕种这块土地所必需的劳动工具如犁、锯等等的数量少到一定限度便不能再减，而地产的面积则可以缩小，完全不受此限。

　　（2）大地产把租地农场主用来改良土地的那笔资本的利息用于自己的积累。小地产则不得不把自己的资本投入这方面。因此，对小地产来说，就没有这全部利润了。

　　（3）每一项社会改良都对大地产有利而对小地产有害，因为这种改良总是需要小地产付出越来越多的现金。

　　（4）还要考察一下关于这种竞争的两个重要规律：

　　（α）生产人们食物的耕地的地租，调节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斯密，第1卷第331页）

　　归根结底，只有大地产才能生产家畜之类的食物。因此，大地产调节其他土地的地租，并能把它降低到最低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自耕的小土地所有者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正像拥有自己的工具的手工业者和工厂主的关系一样。小地产简直成了劳动工具。[XVI]对小土地占有者来说，地租完全消失了，留给他的至多只是他的资本的利息和他的工资；因为通过竞争，地租可能降低到刚好相当于并非土地占有者本人所投入的那笔资本的利息。

　　（β）此外，我们已经昕说，如果土地、矿山或渔场的富饶程度相等和开发程度相等，那么产品就同资本的大小成比例。因此，大土地所有者取得胜利。同样，如果资本相等，那么产品就同土地的富饶程度成比例。因此，在资本相等的条件下，拥有较富饶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取得胜利。

　　（γ）“一般说来，一个矿山是富饶还是贫婿，要看用一定量的劳动从这个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是多于还是少于用同量劳动从其他大多数同类矿山所取得的矿物量。"（斯密，第1卷第345、346页）"最富饶的煤矿的产品价格也调节邻近其他一切煤矿的煤的价格。土地所有者和企业主二者都发现，如果他们的产品的卖价比邻矿低一些，土地所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企业主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这时，邻矿也不得不按同一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虽然他们不大有可能这样做，虽然这种价格会越来越降低，有时还会使他们失去全部地租和全部利润。结果，一些煤矿就得完全放弃开采，另外一些煤矿提供不了地租，以后只能由土地所有者本人开采。"（斯密，第1卷第350页）"秘鲁银矿被发现以后，欧洲的银矿大都被废弃…… 波托西银矿被发现以后，古巴和圣多明各的银矿，甚至秘鲁的老矿，也都发生同样的情况。”（第1卷第353页）

　　斯密在这里关于矿山所讲的这些话，或多或少也适用于一般的地产。

　　（δ）“应该指出，土地的市场价格始终取决于市场利息率……如果地租大大低于货币利息，那么谁也不愿购买土地，这又会使土地的市场价格很快下跌。反之，如果地租的收益抵补货币利息而绰绰有余，那么，所有的人都愿争购土地，这同样又会使土地的市场价格很快回升。”（[斯密，]第2卷第367、368页）

　　从地租对货币利息的这种关系可以得出结论说，地租必然越来越降低，以致最后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靠地租过活。因而不出租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便不断加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破产。大地产进一步集中。

　　[XVII]这种竞争的结果还会使一大部分地产落入资本家手中，资本家同时也成为土地所有者，正如较小的土地所有者一般说来现在已经仅仅是资本家一样。同样，一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成为工业家。

　　因此，最终的结果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地产买卖，地产转化为商品，意味着旧贵族的彻底没落和金钱贵族的最后形成。

　　（1）浪漫主义者为此流下的感伤的眼泪，我们可没有。他们总是把土地的买卖中的卑鄙行为同土地私有权的买卖中包含的那些完全合理的、在私有制范围内必然的和值得期待的后果混为一谈。首先，封建地产按其本质来说已是买卖了的土地，已是同人相异化因而以少数大领主的形态与人相对立的土地。

　　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们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同样，长子继承权享有者，即长子，也属于土地。土地继承了他。私有财产的统治一般是从土地占有开始的，土地占有是私有财产的基础。但是，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领主至少在表面上是领地的君王。同样，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占有者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实物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外观。地块随它的领主而个性化，有它的爵位，随它的领主而有男爵或伯爵的封号；有它的特权、它的审判权、它的政治地位等等。土地仿佛是它的领主的无机的身体。因此，俗语说：没有无主的土地。这句话表明领主的权势是同土地占有结合在一起的。同样，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地产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性。

　　[XVIII]正像一个王国给它的国王以称号一样，封建地产也给它的领主以称号。领主的家庭史，他的家族史等等——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使他的地产个性化，使地产名正言顺地归属于他的家族，使地产人格化。同样，那些耕种他的土地的人并不处于短工的地位，而是一部分像农奴一样本身就是他的财产，另一部分则对他保持着尊敬、忠顺和纳贡的关系。因此，领主对他们的态度具有直接的政治性，同时又有其温情的一面。风尚、性格等等因地块而各不相同，并且仿佛同自己所属的小块土地是一体的，但是后来把人和地块连结在一起的便不再是人的性格、人的个性，而仅仅是人的钱袋了。最后，封建领主并不力求从自己的领地取得最大可能的收益。相反，他消费那里的东西，并且心安理得地让农奴和租地农场主设法为他提供各种消费品。这就是贵族对领地的关系，这种关系给领主罩上浪漫主义的灵光。

　　这种外观必将消失，地产这个私有财产的根源必然完全卷入私有财产的运动而成为商品；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国民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利益的联姻所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交易价值的水平。地产的根源，即卑鄙的自私自利，也必然以其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稳定的垄断必然变成动荡的、不稳定的垄断，变成竞争，而对他人血汗成果的坐享其成必然变为以他人血汗成果来进行的忙碌交易。最后，在这种竞争中，地产必然以资本的形式既表现为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也表现为对那些因资本运动的规律而破产或兴起的所有者本身的统治。从而，中世纪的俗语"没有无领主的土地"被现代俗语"金钱没有主人"所代替。后一俗语清楚地表明了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

　　[XIX]（2）关于地产的分割或不分割的争论⁷⁹，应该指出下面一点。

　　地产的分割否定地产的大垄断，扬弃它，但只通过下述办法——使这种垄断普遍化。地产的分割并不消灭垄断的基础——私有制。它只触及垄断的存在形式，而不触及垄断的本质。结果，地产的分割成了私有制规律的牺牲品。因为地产的分割是适应工业领域的竞争运动的。除了工具分开和劳动相互分离（显然，应当同分工区别开采：这里不是一件工作由许多人来分担，而是大家各自从事同样的劳动，这就是无数次地重复同样的劳动）这种经济上的不利之外，这种分割也和上述的竞争一样，必然重新转化为积累。

　　因此，凡是进行地产分割的地方，就只能或者回到具有更加丑恶形态的垄断，或者否定（扬弃）⁽²²⁾地产分割本身。但是，这不是回到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而是扬弃整个土地私有制。对垄断的最初扬弃总是使垄断普遍化，也就是使它的存在范围扩大。扬弃了具有最广泛的、无所不包的存在形式的垄断，才算完全消灭了垄断。联合一旦应用于土地，就享有大地产在国民经济上的好处，并第一次实现分割的原有倾向即平等。同样，联合也通过合理的方式，而不再采用以农奴制度、领主统治和有关所有权的荒谬的神秘主义为中介的方式来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的关系，因为土地不再是牟利的对象，而是通过自由的劳动和自由的享受，重新成为人的真正的个人财产。地产分割的一大优点是，一大批人不再听命于农奴制，他们将以不同于工业的方式因财产而没落下去。

　　至于说到大地产，它的维护者总是用诡辩的方式把大农业在国民经济上的好处同大地产混为一谈，仿佛这种好处，恰恰不是通过这种财产的废除，才能一方面获得[XX]最充分发挥，另一方面第一次成为社会的利益。同样，这些维护者还攻击小地产的牟利精神，仿佛大地产甚至在它的封建形式下也没有潜藏着牟利行为，更不用说现代英国的地产形式了，在那里，地主的封建主义是同租地农场主的以产业形式牟利的行为结合在一起的。

　　地产分割指责大地产实行垄断，大地产可以把这种责难回敬给地产分割，因为地产分割也是以私有财产的垄断为基础的；同样，地产分割可以把说它分割的责难回敬给大地产，因为在大地产那里也是分割占统治地位，只不过采取不动的、冻结的形式罢了。总之，私有财产是以分割为基础的。

　　此外，正如地产分割要重新导致作为资本财富的大地产一样，封建的地产，不管它怎样设法挣脱，也必然要遭到分割，或者至少要落到资本家手中。

　　这是因为大地产，像在英国那样，把绝大多数居民推入工业的怀抱，并把它自己的工人压榨到赤贫的程度。因此，大地产把国内的贫民和全部活动都推到敌对方面，从而促使自己敌人的势力即资本、工业的势力产生和壮大。大地产把国内的大多数居民变成工业人口，从而使他们成为大地产的敌人。如果工业获得雄厚的实力，像现在英国那样，那么工业就会逐步地迫使大地产把它的垄断针对外国⁽²³⁾，并让它投入同外国地产的竞争。因为，在工业的统治下，地产只有通过针对外国的垄断才能确保自己的封建威严，从而不受与它的封建本质相矛盾的一般商业规律支配。地产一旦卷入竞争，就要像其他任何受竞争支配的商品一样，遵循竞争的规律。它同样会动荡不定，时而缩减，时而增加，从一个人手中转入另一个人手中，任何法律都无法使它再保持在少数注定的人手中。

　　[XXI]直接的结果就是地产分散到许多人手中，并且无论如何要服从于工业资本的权力。

　　最后，那种就这样靠强力维持下来并在自己身旁产生了巨大工业的大地产，要比地产分割更快地导致危机，因为在地产分割条件下工业的权力总是处于次要地位。

　　正如我们在英国看到的，大地产就它力求赚到尽可能多的货币而言，已经失去自己的封建性质，而具有工业的性质。它给所有者带来尽可能多的地租，而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尽可能多的资本利润。结果，农业工人的工资被降到最低限度，而租地农场主阶级在地产范圈内代表着工业和资本的权力。由于同外国竞争，地租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收入了。很大一部分土地所有者不得不取代租地农场主的地位，而租地农场主就有一部分以这种方式沦为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有许多租地农场主也会把地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因为有优裕收入的大土地所有者大都沉湎于挥霍，并且大多数都不适宜于领导大规模的农业，他们往往既无资本又无能力来开发土地。因此，他们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完全破产。最后，为了经受住新的竞争，已经降到最低限度的工资不得不进一步降低。而这就必然导致革命。

　　工业必然以垄断的形式和竞争的形式走向破产，以便学会信任人，同样，地产必然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发展起来，以便以这两种方式走向必不可免的灭亡。

[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

　　[XXII]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土地的互相分离，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的互相分离以及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做前提。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成反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惊人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地租所得者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⁸⁰。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同样，竞争到处出现，对此它则用外部情况来说明。至于这种似乎偶然的外部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的表现，国民经济学根本没有向我们讲明。我们已经看到，交换本身在它看来是偶然的事实。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²⁴⁾

　　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联系，所以才把例如竞争的学说同垄断的学说，经营自由的学说同同业公会的学说，地产分割的学说同大地产的学说重新对立起来。因为竞争、经营自由、地产分割仅仅被阐述和理解为垄断、同业公会和封建所有制的偶然的、蓄意的、强制的结果，而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结果。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以及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

　　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这样的原始状态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⁸¹国民经济学家只是使问题堕入五里雾中。他把应当加以推论的东西即两个事物之间的例如分工和交换之间的必然关系，假定为事实、事件。神学家也是这样用原罪来说明恶的起源，就是说，他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

　　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⁸²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无非是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侬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⁸³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⁸⁴。

　　劳动的现实化竟如此表现为非现实化，以致工人非现实化到饿死的地步。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工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不仅是生活的必要对象，而且是劳动的必要对象。甚至连劳动本身也成为工人只有通过最大的努力和极不规则的间歇才能加以占有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⁸⁵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因此，这种活动越多，工人就越丧失对象。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XXIII]现在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对象化，即工人的生产，以及对象即工人的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

　　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但是，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第一，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成为属于他的劳动的对象，不成为他的劳动的生活资料；第二，感性的外部世界越来越不给他提供直接意义的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工人在这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

　　（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规律，工人在他的对象中的异化表现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

　　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对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而且证实了这一点。对问题的这另一个方面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考察。因此，当我们问劳动的本质关系是什么的时候，我们问的是工人对生产的关系。

　　以上我们只是从一个方面，就是从工人对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这个方面，考察了工人的异化、外化。但是，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如果工人不是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那么工人活动的产品怎么会作为相异的东西同工人对立呢？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因此，如果劳动的产品是外化，那么生产本身必然是能动的外化，活动的外化，外化的活动。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

　　那么，劳动的外化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因此，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 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头脑和人的心灵的自主活动对个人发生作用不取决于他个人，就是说，是作为某种异己的活动，神灵的或魔鬼的活动发生作用，同样，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⁸⁶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因此，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

　　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

　　我们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实践的人的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行为。第一，工人对劳动产品这个异己的、统治着他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对象——异己的与他敌对的世界——的关系。第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生产行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种异己的、不属于他的活动——的关系。在这里，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他个人的生命——因为，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这是自我异化，而上面所谈的是物的异化。

　　[XXIV]我们现在还要根据在此以前考察的异化劳动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

　　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主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⁸⁷

　　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²⁵⁾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对人来说，异化劳动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⁸⁸

　　因为，首先，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

　　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

　　同样，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因此，人具有的关于自己的类的意识，由于异化而改变，以致类生活对他来说竟成了手段。

　　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

　　（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人的异化，一般地说，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

　　因此，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

　　[XXV]我们的出发点是国民经济事实即工人及其生产的异化。我们表述了这一事实的概念：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我们分析了这一概念，因而我们只是分析了一个国民经济事实。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在现实中去说明和表述异化的、外化的劳动这一概念。

　　如果劳动产品对我来说是异己的，是作为异己的力量面对着我，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一种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建造神庙的活动等等，不仅是为供奉神而进行的，而且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但是，神从来不是劳动的唯一主宰。自然界也不是。况且，在人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日益受自己支配的情况下，在工业奇迹使神的奇迹日益变得多余的情况下，如果人竟然为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乐趣和对产品的享受，那岂不是十分矛盾的事情。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自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还必须注意上面提到的这个命题：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因此，如果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对对象化劳动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对象的关系，那么他对这一对象所以发生这种关系就在于有另一个异己的、敌对的、强有力的、不依赖于他的人是这一对象的主宰。如果人把他自己的活动看做一种不自由的活动，那么他是把这种活动看做替他人服务的、受他人支配的、处于他人的强迫和压制之下的活动。

　　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因此，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世俗人对僧侣或者世俗人对耶稣基督——因为这里涉及精神世界——等等的关系上。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有通过对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正像他使他自己的活动同自身相异化一样，他也使与他相异的人占有非自身的活动。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工人方面考察了这一关系；下面我们还要从非工人方面来加以考察。

　　总之，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劳动的主宰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对这个劳动的关系。

　　因此，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

　　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外化的生命）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

　　私有财产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1）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⁸⁹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

　　因此，我们也看到，工资和私有财产是同一的，因为用劳动产品、劳动对象来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异化的必然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下面我们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还只是作出几点[XXVI]结论。⁹⁰

　　强制提高工资（且不谈其他一切困难，不谈强制提高工资这种反常情况也只有靠强制才能维持），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

　　甚至蒲鲁东所要求的工资平等，也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对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⁹¹

　　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因此，随着一方衰亡，另一方也必然衰亡。

　　（2）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

　　（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

　　（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

　　补入（1） 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以及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

　　在这里外化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互相制约，或者说，它们只是同一种关系的不同表现，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

　　我们已经考察了一个方面，考察了外化劳动对工人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考察了外化劳动对自身的关系。我们发现，这一关系的产物或必然结果是非工人对工人和劳动的财产关系。私有财产作为外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包含着这两种关系：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来说，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同劳动和工人疏远的人对工人、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

　　首先必须指出，凡是在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活动的东西，在非工人那里都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

　　其次，工人在生产中的现实的、实践的态度，以及他对产品的态度（作为一种内心状态），在同他相对立的非工人那里表现为理论的态度。

　　[XXVII]第三，凡是工人做的对自身不利的事，非工人都对工人做了，但是，非工人做的对工人不利的事，他对自身却不做。

　　我们来进一步考察这三种关系。

[笔记本Ⅱ]

[私有财产的关系]

　　[……][XL]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同样，在资本身上也客观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即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但是，工人不幸而成为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这种资本只要一瞬间不劳动便失去自己的利息，从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条件。作为资本，工人的价值按照需求和供给而增长，而且，从肉体上来说，他的存在、他的生命，也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看成是商品的供给。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作为工人、作为商品的人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对于仅仅充当工人而别无其他身份的人来说，他作为工人之所以还保留着人的种种特性，只是因为这些特性是为异己的资本而存在的。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定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己对自己来说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才得以存在，所以他就会被埋葬，会饿死，等等。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他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来说无所谓的方式规定他的生活的内容。因此，国民经济学⁵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因此，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可见，工资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必要费用之一，并且不得超出这个必要的需要。因此，英国工厂主在实行1834年的济贫法³⁴以前，把工人靠济贫税得到的社会救济金从他的工资中扣除，并且把这种救济金看做工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生产不仅把人当做商品、当做商品人、当做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做既在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这种生产的产品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和能够自主活动的商品……商品人…… 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人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同样，现代[XLI]英国国民经济学⁹²也合乎逻辑地进了一大步，它把劳动提升为国民经济学的唯一原则，同时十分清楚地阐释了工资和资本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关系，指出资本家通常只有通过降低工资才能增加收益，反之则降低收益。它还指出，不是对消费者诈取，而是资本家和工人相互诈取，才是正常的关系。——

　　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的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的人的活动的生产，即作为对自身、对人和自然界，因而也对意识和生命表现来说完全异己的活动的生产，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人的活动对象的生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都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因而丧失了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幻象，而且没有任何表面上的人的关系混合在一起），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相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达到极端，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因此，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的又一重大成就是：它指明了地租是最坏耕地的利息和最好耕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揭示了土地所有者的浪漫主义臆想——他的所谓社会重要性和他的利益同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是亚当·斯密早就继重农学派⁹³之后主张过的⁽²⁶⁾；它预料到并且准备了这样一个现实的运动：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从而使对立简化和尖锐化，并加速这种对立的消除。这样一来，作为土地的土地，作为地租的地租，就失去了自己的等级的差别，变成了毫无内涵的资本和利息，或者毋宁说，变成了只有货币内涵的资本和利息。——

　　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形成和产生的一个固定环节。同不动的地产相反，在工业等等中只表现出工业产生的方式以及工业在其中得到发展的那个同农业的对立。这种差别只要在下述情况下就作为特殊种类的劳动，作为一个本质的、重要的、包括全部生活的差别而存在：同地产（贵族生活（封建生活）⁽²⁷⁾）相对立，工业（城市生活）形成了，而且工业本身在垄断、公会、行会和同业公会等形式中还带有自己对立面的封建性质；而在这些形式的规定内，劳动还具有表面上的社会意义，现实的共同体的意义，还没有达到对自己的内容漠不关心和完全自为地存在的地步，就是说，还没有从其他一切存在中抽象出来，从而也还没有成为获得自由的资本。[XLII]但是，获得自由的、本身自为地构成的工业和获得自由的资本，是劳动的必然发展。工业对它的对立面的支配立即表现在作为一种真正工业的农业的产生上，而过去农业是把主要工作交给土地和耕种这块土地的奴隶去做的。随着奴隶转化为自由工人即雇佣工人，地主本身便实际上转化为工厂主、资本家，而这种转化最初是通过租地农场主这个中间环节实现的。但是，租地农场主是土地所有者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的公开的秘密；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才有他的国民经济上的存在，才有他的作为私有者的存在，——因为他的土地的地租只有依靠租地农场主的竞争才能获得。因此，地主以租地农场主的身份出现，本质上已变成普通的资本家。而这种情况也必然在现实中发生：经营农业的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必然要成为地主，反过来也一样。租地农场主的以产业形式牟利就是土地所有者的以产业形式牟利，因为前者的存在设定后者的存在。——

　　但是，当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回想起自己的对立面的产生，回想起自己的来历时，土地所有者才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目空一切的、获得自由的、发了财的昔日奴隶，并且看出他对自己这个资本家的威胁，而资本家则知道土地所有者是自己的坐享其成的、残酷无情的（自私自利的）⁽²⁸⁾昔日主人；他知道土地所有者使他这个资本家受损害，虽然土地所有者今天的整个社会地位、财产和享受都应归功于工业；资本家把土地所有者看成自由工业和不依赖于任何自然规定的自由资本的对立面。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极其激烈，而且各自说出对方的真相。只要看一看不动产对动产的攻击，并且反过来看一看动产对不动产的攻击，对双方的卑鄙性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土地所有者炫耀他的财产的贵族渊源，夸示封建时代留下的纪念物（怀旧）⁽²⁹⁾，标榜他的回忆的诗意、他的耽于幻想的气质、他的政治上的重要性等等，而如果他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那么他就会说：只有农业才是生产的。同时，他把自己的对于描绘为狡黠诡诈的，兜售叫卖的，吹毛求疵的，坑蒙拐骗的，贪婪成性的，见钱眼开的，图谋不轨的，没有心肝和丧尽天良的，背离社会和出卖社会利益的，放高利贷的，牵线撮合的，奴颜婢膝的，阿谀奉承的，圆滑世故的，招摇撞骗的，冷漠生硬的，制造、助长和纵容竞争、赤贫和犯罪的，破坏一切社会纽带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贪财恶棍。（见重农学派贝尔加斯的著作，对他，卡米耶·德穆兰在自己的杂志《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中曾经予以抨击；见芬克、兰齐措勒、哈勒、莱奥、科泽加滕的著作；⁹⁴见爱好夸张的老年黑格尔派神学家丰克的著作，他满眼含泪，按照莱奥先生的说法讲述了在废除农奴制时一个奴隶如何拒绝不再充当贵族的财产。还可参看尤斯图斯·默泽的《爱国主义的幻想》，⁹⁵这些幻想的特色是它们一刻也没有离开庸人的那种一本正经的、小市民的、“凡俗的”、平庸的狭隘眼界，虽然如此，它们仍然不失为纯粹的幻想。这个矛盾也使这些幻想如此投合德国人的口味。并见西斯蒙第的著作，以及其他各种文献。）

　　动产也显示工业和运动的奇迹，它是现代之子，现代的合法的嫡子；它很遗憾自己的对手是一个对自己的本质懵然无知的（这个评价完全正确），想用粗野的、不道德的暴力和农奴制来代替合乎道德的资本和自由的劳动的蠢人；动产把这个对手描绘成一个貌似率直坦诚、一本正经、热心公益、始终不渝，而实际上缺乏活动能力、一味贪求享乐、只顾自己、牟求私利、居心不良的唐·吉诃德。它宣布自己的对手是诡计多端的垄断者：它回顾历史，以辛辣嘲讽的口气历数这个对手在浪漫的城堡里干的下流、残忍、挥霍无度、荒淫无耻、卑鄙龌龊、无法无天和大逆不道的勾当，以此来给对手的怀旧之情、诗意和幻想大泼冷水。[XLIII]动产宣称自己给人间带来了政治自由，解除了束缚市民社会的桎梏，把各领域彼此连成一体，创造了博爱的商业、纯洁的道德、令人愉悦的文化教养；它使人民摒弃低俗的需要，代之以文明的需要，并提供了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而土地所有者——无所事事的、只会碍事的粮食投机商——则抬高人民最必需的生活 资料的价格，从而迫使资本家提高工资而不能提高生产力，因此，土地所有者妨碍国民年收入的增长，阻碍资本的积累，从而减少人民就业和国家增加财富的可能性；最终使这种可能性完全消失，引起普遍的衰退，并且像高利贷一样剥削现代文明的一切利益，而没有对现代文明作丝毫贡献，甚至不放弃自己的封建偏见。最后，动产认为应当让土地所有者看一看自己的租地农场主——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农业和土地本身仅仅作为赐给他的财源而存在，——并且让土地所有者说说，他是不是这样一个一本正经的、耽于幻想的、狡猾的无赖：不管他曾怎样反对工业和商业，也不管他曾怎样絮絮叨叨地讲述历史的回忆以及伦理的和政治的目的，他其实早已在心里并且在实际上属于自由的工业和可爱的商业了。动产认为，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提出的为自己申辩的一切，只有用在耕作者（资本家和雇农）身上才是符合事实的，而确切地说，土地所有者是耕作者的敌人；因此，土地所有者作了不利于自身的论证。动产认为，没有资本，地产就是死的、无价值的物质；资本的文明的胜利恰恰在于，资本发现并促使人的劳动代替死的物而成为财富的源泉。（见保尔·路易·库利埃、圣西门、加尼耳、李嘉图、穆勒、麦克库洛赫、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和米歇尔·舍伐利埃的著作。）——

　　由现实的发展进程（这里插一句）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必然战胜土地所有者，也就是说，发达的私有财产必然战胜不发达的、不完全的私有财产，正如一般说来动必然战胜不动，公开的、自觉的卑鄙行为必然战胜隐蔽的、不自觉的卑鄙行为，贪财欲必然战胜享受欲，直认不讳的、老于世故的、孜孜不息的、精明机敏的开明利己主义必然战胜眼界狭隘的、一本正经的、懒散懈怠的、耽于幻想的迷信利己主义，货币必然战胜其他形式的私有财产一样。——

　　那些对完成的自由工业、完成的纯洁道德和完成的博爱商业的危险多少有点预感的国家，企图阻止地产资本化，却完全白费力气。——

　　与资本不同，地产是还带有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的私有财产、资本，是还没有完全摆脱同周围世界的纠结而达到自身的资本，即还没有完成的资本。它必然要在它的世界发展过程中达到它的抽象的即纯粹的表现。——

　　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中的这些成分必定经历的运动是：

　　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

　　起初，资本和劳动还是统一的，后来，它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

　　[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

　　[第三：]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资本＝积累的劳动＝劳动。作为这样的东西，资本分解为自身和自己的利息，而利息又分解为利息和利润。资本家彻底牺牲。他沦为工人阶级，正像工人——但只是例外地——成为资本家一样。劳动是资本的要素，是资本的费用。因而，工资是资本的牺牲。

　　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商品。

　　敌对性的相互对立。

[笔记本Ⅲ]

[对笔记本Ⅱ第XXXVI页的补充]

[私有财产和劳动]

　　[I]补入第XXXVI页。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人，就是劳动。因此，十分明显，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因此，按照这种在私有制范围内揭示出财富的主体本质的启蒙国民经济学⁹⁶的看法，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³⁰⁾。正像路德把信仰看成是宗教的外部世界的本质，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人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³¹⁾由此可见，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因为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以前是自身之外的存在——人的真正外化——的东西，现在仅仅变成了外化的行为，变成了外在化。因此，如果上述国民经济学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等等开始，并由于把私有财产移入人自身的本质中而能够不再受制于作为存在于人之外的本质的私有财产的那些地域性的、民族的等等的规定，从而发挥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以便自己作为唯一的政策、普遍性、界限和束缚取代这些规定，——那么国民经济学在它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必定抛弃这种伪善性，而表现出自己的十足的昔尼克主义⁹⁷。它也正是这样做的——它不在乎这种学说使它陷入的那一切表面上的矛盾——，它十分片面地，因而也更加明确和彻底地发挥了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本质的论点，然而它表明，这个学说的结论与上述原来的观点相反，实际上是敌视人的；最后，它还致命地打击了私有财产和财富源泉的最后的个别的、自然的、不依赖于劳动运动的存在形式即地租，打击了这种已经完全成了国民经济学的东西因而对国民经济学无法反抗的封建所有制的表现。（李嘉图学派。）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国民经济学的昔尼克主义不仅相对地增长了——因为工业所造成的后果在后面这些人面前以更发达和更充满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肯定地说，他们总是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科学发展得更加彻底、更加真实罢了。因为他们使具有活动形式的私有财产成为主体，就是说，既使人成为本质，同时又使作为某种非存在物[Unwesen]的人成为本质，所以现实中的矛盾就完全符合他们视为原则的那个充满矛盾的本质。支离破碎的[II]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状态的原则。——

　　魁奈医生的重农主义学说是从重商主义体系²⁶到亚当·斯密的过渡。重农学派⁹³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解体，但正因为如此，它同样直接是封建所有制在国民经济学上的变革、恢复，不过它的语言这时不再是封建的，而是经济学的了。全部财富被归结为土地和耕作（农业）。土地还不是资本，它还是资本的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应当在它的自然特殊性中并且由于它的这种自然特殊性而起作用。但是，土地毕竟是一种普遍的自然要素，而重商主义体系只知道贵金属是财富的存在。因此，财富的对象、财富的材料立即获得了自然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普遍性，因为它们作为自然界仍然是直接对象性的财富。而土地只有通过劳动、耕种才对人存在。因而财富的主体本质己经移入劳动中。但是，农业同时是唯一的生产的劳动。因此，劳动还不是从它的普遍性和抽象性上被理解的，它还是同一种作为它的材料的特殊自然要素结合在一起，因而，它也还是仅仅在一种特殊的、自然规定的存在形式中被认识的。因此，劳动不过是人的一种特定的、特殊的外化，正像劳动产品还被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财富——与其说来源于劳动本身，不如说来源于自然界的财富。在这里，土地还被看做不依赖于人的自然存在，还没有被看做资本，就是说，还没有被看做劳动本身的因素。相反，劳动却表现为土地的因素。但是，因为这里把过去的外在的仅仅作为对象存在的财富的拜物教归结为一种极其简单的自然要素，而且已经承认——虽然只是部分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认——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的主体存在，所以，认出财富的普遍本质，并因此把具有完全绝对性即抽象性的劳动提高为原则，是一个必要的进步。人们向重农学派证明，从经济学观点即唯一合理的观点来看，农业同任何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毫无区别，因此，财富的本质不是某种特定的劳动，不是与某种特殊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某种特殊的劳动表现，而是一般劳动。

　　重农学派既然把劳动宣布为财富的本质，也就否定了特殊的、外在的、仅仅是对象性的财富。但是，在重农学派看来，劳动首先只是地产的主体本质（重农学派是以那种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并得到公认的财产为出发点的），他们认为，只有地产才成为外化的人。他们既然把生产（农业）宣布为地产的本质，也就消除了地产的封建性质，但是，由于他们宣布农业是唯一的生产，他们就对工业世界持否定态度，并且承认封建制度。

　　十分明显，那种与地产相对立的、即作为工业而确立下来的工业的主体本质一旦被理解，那么这种本质同时也包含着自己的那个对立面。因为正像工业包含着己被扬弃了的地产一样，工业的主体本质也同时包含着地产的主体本质。

　　地产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个形式，而工业在历史上最初仅仅作为 财产的一个特殊种类与地产相对立——或者不如说它是地产的获得自由的奴隶——，同样，在科学地理解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理解劳动时，这一过程也在重演。而劳动起初只作为农业劳动出现，后来才作为一般劳动得到承认。[III]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一样。——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

[对笔记本II第XXXIX页的补充]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

　　×补入第XXXIX页。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⁹⁸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自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

　　××补入同一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最初，对私有财产只是从它的客体方面来考察，——但是劳动仍然被看成它的本质。因此，它的存在形式就是"本身"应被消灭的资本。（蒲鲁东。）或者，劳动的特殊方式，即划一的、分散的因而是不自由的劳动，被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根源，理解为私有财产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傅立叶，他和重农学派一样，也把农业劳动看成至少是最好的劳动，⁹⁹而圣西门则相反，他把工业劳动本身说成本质，因此他渴望工业家独占统治，渴望改善工人状况。⁽³²⁾最后，共产主义是被扬弃了的私有财产的积极表现；起先它是作为普遍的私有财产出现的。由于这种共产主义是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的，所以共产主义

　　（1）在它的最初的形态中不过是私有财产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¹⁰⁰而作为这种关系的普遍化和完成，共产主义是以双重的形态表现出来的：首先，实物财产的统治在这种共产主义面前显得如此强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在这种共产主义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工人这个规定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推广到一切人身上；私有财产关系仍然是共同体同物的世界的关系；最后，这个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一种动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用公妻制——也就是把妇女变为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来反对婚姻（它确实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人们可以说，公妻制这种思想是这个还相当粗陋的和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的昭然若揭的秘密。¹⁰¹正像妇女从婚姻转向普遍卖淫一样，财富——也就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的整个世界，也从它同私有者的排他性的婚姻的关系转向它同共同体的普遍卖淫关系。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它到处否定人的个性——只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私有财产就是这种否定。普遍的和作为权力而形成的忌妒，是贪欲所采取的并且只是用另一种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的隐蔽形式。任何私有财产本身所产生的思想，至少对于比自己更富足的私有财产都含有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这种忌妒和平均主义欲望甚至构成竞争的本质。粗陋的共产主义者不过是充分体现了这种忌妒和这种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主义。他具有一个特定的、有限制的尺度。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IV]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对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¹⁰²

　　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所支付的工资的平等的共同性。相互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劳动是为每个人设定的天职，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把妇女当做共同淫欲的虏获物和姆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由此可见，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积极的扬弃，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私有财产力图把自己设定为积极的共同体。

　　（2）共产主义（α）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β）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并且仍然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这两种形式的共产主义都已经认识到自己是人向自身的还原或复归，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但是，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

　　（3）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向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¹⁰³

　　[V]因此，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而上述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则从个别的与私有财产相对立的历史形态中为自己寻找历史的证明，在现存的事物中寻找证明，它从运动中抽出个别环节（卡贝、维尔加德尔等人尤其喜欢卖弄这一套），把它们作为自己是历史的纯种的证明固定下来；但是，它这样做恰好说明：历史运动的绝大部分是同它的论断相矛盾的，如果它曾经存在过，那么它的这种过去的存在恰恰反驳了对本质的奢求。

　　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

　　这种物质的、直接感性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不言而喻，在不同的民族那里，运动从哪个领域开始，这要看一个民族的真正的、公认的生活主要是在意识领域还是在外部世界进行，这种生活更多地是观念的生活还是现实的生活。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的（欧文）¹⁰⁴，而无神论最初还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那种无神论主要还是一个抽象。——因此，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

　　我们已经看到，在被积极扬弃的私有财产的前提下，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但是，同样，无论是劳动的材料还是作为主体的人，都既是运动的结果，又是运动的出发点（并且二者必须是这个出发点，私有财产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此）。因此，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³³⁾

　　[VI]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决不仅仅存在于直接共同的活动和直接共同的享受这种形式中，虽然共同的活动和共同的享受，即直接通过同别人的实际交往表现出来和得到确证的那种活动和享受，在社会性的上述直接表现以这种活动的内容的本质为根据并且符合这种享受的本性的地方都会出现。

　　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进行直接联系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

　　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态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态，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因此，我的普遍意识的活动——作为一种活动——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

　　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做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

　　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

　　因此，人是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人的特殊性使人成为个体，成为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人也是总体，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正如人在现实中既作为对社会存在的直观和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

　　可见，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

　　死似乎是类对特定的个体的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类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

　　//（4）私有财产不过是下述情况的感性表现：人变成对自己来说是对象性的，同时，确切地说，变成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他的生命表现就是他的生命的外化，他的现实化就是他的非现实化，就是异己的现实。同样，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又在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昕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VII]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些器官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因此，正像人的本质规定和活动是多种多样的一样，人的现实也是多种多样的）.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因为按人的方式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

　　//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尽管私有制本身也把占有的这一切直接实现仅仅看做生活手段，而它们作为手段为之服务的那种生活，是私有制的生活——劳动和资本化。//

　　//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的本质只能被归结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它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它的内在丰富性。（关于拥有这个范畴，见《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论文。¹⁰⁵）//

　　//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但这种扬弃之所以是这种解放，正是因为这些感觉和特性无论在主体上还是在客体上都成为人的。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正像眼睛的对象成为社会的、人的、由人并为了人创造出来的对象一样。因此，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感觉为了物而同物发生关系，但物本身是对自身和对人的一种对象性的、人的关系，反过来也是这样。// //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关系时，我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因此，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

　　同样，别人的感觉和精神也为我自己所占有。因此，除了这些直接的器官以外，还以社会的形式形成社会的器官。例如，同他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等等，成为我的生命表现的器官和对人的生命的一种占有方式。

　　不言而喻，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情况才是可能的。//

　　//因此，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VIII]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冒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造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因此，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也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进食活动与动物的进食活动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同样，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

　　我们看到，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做理论的任务。——//

　　//我们看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因为在异化范围内活动的人们仅仅把人的普遍存在，宗教，或者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如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IX]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们可以把这种工业理解为上述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正像可以把这个运动本身理解为工业的一个特殊部分一样，因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为止都是劳动，也就是工业，就是同自身相异化的活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如果科学从人的活动的如此广泛的丰富性中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编篡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做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³⁴⁾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³⁵⁾。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X]人是自然科学的直接对象；因为直接的感性自然界，对人来说直接是人的感性（这是同一个说法），直接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因为他自己的感性，只有通过别人，才对他本身来说是人的感性。但是，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人的第一个对象——人——就是自然界、感性；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具有感性的性质。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

　　//我们看到，富有的人和人的丰富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的最大财富是他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

　　（5）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靠别人恩典为生的人，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但是，如果我不仅靠别人维持我的生活，而且别人还创造了我的生活，别人还是我的生活的泉源，那么我就完全靠别人的恩典为生，如果我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创造，那么我的生活就必定在我自身之外有这样一个根源。因此，创造[Schöpfung]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对人民意识来说是不能理解的，因为这种存在是同实际生活的一切明显的事实相矛盾的。

　　大地创造说，受到了地球构造学¹⁰⁶即说明地球的形成、生成是一个过程、一种自我产生的科学的致命打击。自然发生说¹⁰⁷是对创世说[Schöpfungstheorie]的唯一实际的驳斥。

　　现在对单个人讲讲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的下面这句话，当然是容易的：你是你父亲和你母亲所生；这就是说，两个人的交嬉即人的类行为生产了你这个人。⁽³⁶⁾这样，你看到，人的肉体的存在也要归功于人。因此，你应该不是仅仅注意一个方面即无限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你会进一步发问：谁生出了我的父亲？谁生出了他的祖父？等等。你还应该紧紧盯住这个无限过程中的那个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循环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人通过生儿育女使自身重复出现，因而人始终是主体。

　　但是，你会回答说：我向你承认这个循环运动，那么你也要向我承认那个无限的过程，那个过程驱使我不断追问，直到我提出问题：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

　　我只能对你作如下的回答：你的问题本身就是抽象的产物。请你问一下自己，你是怎样想到这个问题的，请你问一下自己，你的问题是不是来自一个因为荒谬而使我无法回答的观点。请你问一下自己，那个无限的过程本身对理性的思维来说是否存在。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你设定它们是不存在的，你却希望我向你证明它们是存在的。那我就对你说：放弃你的抽象，你也就会放弃你的问题，或者，你想坚持自己的抽象，你就要贯彻到底，如果你设想人和自然界是不存在的，[XI]那么你就要设想你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你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不要那样想，也不要那样向我提问，因为一旦你那样想，那样提问，你就会把自然界的存在和人的存在抽象掉，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许你是个设定一切都不存在，而自己却想存在的利己主义者吧？

　　你可能反驳我：我并不想设定自然界等等不存在；我是问你自然界的形成过程，正像我问解剖学家骨骼如何形成等等一样。

　　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的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无神论，作为对这种非实在性的否定，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无神论是对神的否定，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否定而设定人的存在；但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已经不再需要这样的中介；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做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

[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

　　（6）在这一部分，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特别是《现象学》和《逻辑学》中有关辩证法的叙述，以及最后对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

　　现代德国的批判着意研究旧世界的内容，而且批判的发展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同时，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对于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如此缺乏认识，以致像施特劳斯⁽³⁷⁾和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仍然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束缚；前者是完全被束缚，后者在自己的《符类福音作者》中（与施特劳斯相反，他在这里用抽象的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抽象的自然界”的实体）⁽³⁸⁾，甚至在《基督教真相》中，至少是有可能完全地被束缚。例如，《基督教真相》一书中说：

　　“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同它自身的差别，因为它只是在创造活动中和运动中才是自己本身，——这个自我意识在这个运动中似乎就没有自己的目的了”等等。或者说：“他们〈法国唯物主义者〉还未能看到，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能实际上成为自为的运动，从而达到同自身的统一。”⁽³⁹⁾

　　这些说法甚至在语言上都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实际上，这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

　　[XII]鲍威尔在他的《自由的正义事业》一书中对格鲁培先生提出的"那么逻辑学的情况如何呢？“这一唐突的问题避而不答，却让他去问未来的批判家。¹⁰⁸这表明，鲍威尔在进行批判活动（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时对于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是多么缺乏认识，而且在物质的批判活动之后也还缺乏这种认识。

　　但是，即使现在，在费尔巴哈不仅在收入《轶文集》的《纲要》中，而且更详细地在《未来哲学》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之后；在无法完成这一事业的上述批判反而认为这一事业已经完成，并且宣称自己是“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之后；在批判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世界的其他部分——它把这部分世界与它自身对立起来而归入"群众"这一范畴——和它自身之间的关系，并且把一切独断的对立消融于它本身的聪明和世界的愚蠢之间、批判的基督和作为“群氓”的人类之间的一个独断的对立中之后；在批判每日每时以群众的愚钝无知来证明它本身的超群出众之后；在批判终于宣称这样一天——那时整个正在堕落的人类将聚集在批判面前，由批判加以分类，而每一类人都将得到一份赤贫证明书——即将来临，即以这种形式宣告批判的末日审判⁽⁴⁰⁾之后；在批判于报刊上宣布它既对人的感觉又对它自己独标一格地雄踞其上的世界具有优越性，而且只是不时从它那尖酸刻薄的口中发出奥林、波斯山众神的哄笑声⁽⁴¹⁾之后，——在以批判的形式消逝着的唯心主义（青年黑格尔主义）做出这一切滑稽可笑的动作之后，这种唯心主义甚至一点也没想到现在已经到了同自己的母亲即黑格尔辩证法批判地划清界限的时候，甚至一点也没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这是对自身持完全非批判的态度。

　　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费尔巴哈成就的伟大以及他把这种成就贡献给世界时所表现的那种谦虚纯朴，同批判所持的相反的态度形成惊人的对照。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⁴²⁾

　　（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⁴³⁾

　　（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⁴⁴⁾

　　费尔巴哈这样解释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而论证了要从肯定的东西即从感觉确定的东西出发）：

　　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

　　第二，他扬弃了无限的东西，设定了现实的、感性的、实在的、有限的、特殊的东西。（哲学，对宗教和神学的扬弃。）

　　第三，他重新扬弃了肯定的东西，重新恢复了抽象、无限的东西。宗教和神学的恢复。⁽⁴⁵⁾

　　由此可见，费尔巴哈把否定的否定仅仅看做哲学同自身的矛盾，看做在否定神学（超验性等等）之后又肯定神学的哲学，即同自身相对立而肯定神学的哲学。

　　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或自我肯定和自我确证，被认为是对自身还不能确信因而自身还受对立面影响的、对自身怀疑因而需要证明的肯定，即被认为是没有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自身的、没有被承认的[XIII]肯定；因此，感觉确定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是同这种肯定直接地而非间接地对立着的。

　　费尔巴哈还把否定的否定、具体概念看做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和作为思维而想直接成为直观、自然界、现实的思维。¹⁰⁹

　　但是，因为黑格尔根据否定的否定所包含的肯定方面把否定的否定看成真正的和唯一的肯定的东西，而根据它所包含的否定方面把它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运动在黑格尔那里同现代的批判即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所描述的同一过程⁽⁴⁶⁾的区别，或者更正确些说，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的形式。——

　　现在看一看黑格尔的体系。必须从黑格尔的《现象学》⁶⁸即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开始。

　　现象学。

　　（A）自我意识。

　　1.意识。（α）感觉确定性或“这一个”和意谓。（β）知觉，或具有特性的事物和幻觉。（γ）力和知性，现象和超感觉世界。

　　11.自我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a）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主人和奴隶。（b）自我意识的自由。斯多亚主义¹¹⁰怀疑主义¹¹¹苦恼的意识。

　　III.理性。理性的确定性和真理性。（a）观察的理性，对自然界和自我意识的观察。（b）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来实现。快乐和必然性。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和世道。（c）自在和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精神动物世界和欺骗，或事情本身。立法的理性。审核法律的理性。

　　（B）精神。

　　I.真的精神；伦理。II.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养。III.确定自身的精神，道德。

　　（C）宗教。自然宗教，艺术宗教，启示宗教。

　　（D）绝对知识。——

　　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¹¹²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人和自然界的同一切现实的规定性毫不相干地生成的因而是非现实的本质，——是外化的因而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思维，即抽象思维。——这种抽象思维的外在性就是……自然界，就像自然界对这种抽象思维所表现的那样。自然界对抽象思维来说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思维来理解。——最后，精神，这个回到自己的诞生地的思维，在它终于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是绝对知识因而是绝对的即抽象的精神之前，在它获得自己的自觉的、与自身相符合的存在之前，它作为人类学的、现象学的、心理学的、伦理的、艺术的、宗教的精神，总还不是自身。因为它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¹¹³……——

　　黑格尔有双重错误。

　　第一个错误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 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因此，整个运动是以绝对知识结束的。这些对象从中异化出来的并以现实性自居而与之对立的，恰恰是抽象的思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因此，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绝对的[XVII]（见第XIII页）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此，异化——它从而构成这种外化的以及这种外化之扬弃的真正意义——是自在和自为之间、意识和自我意识之间、客体和主体之间的对立，就是说，是抽象的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其他一切对立及其运动，不过是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的外观、外壳、公开形式，这些唯一有意义的对立构成其他世俗对立的含义。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被当做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

　　[XVIII]因此，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 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因此，在《现象学》中，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尽管实际上已包含着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先进行的批判，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其次，要求把对象世界归还给人——例如，有这样一种认识：感性意识不是抽象的感性意识，而是人的感性意识；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人的对象化的异化了的现实，是客体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了的现实；因此，宗教、财富等等不过是通向真正人的现实的道路，——这种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占有或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在黑格尔那里是这样表现的：感性、宗教、国家权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质，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式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可见，《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但是，因为《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不放——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所以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关于"苦恼的意识"、"诚实的意识"，关于"高尚的意识和卑鄙的意识"的斗争等等这些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不过也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正像本质、对象表现为思想本质一样，主体也始终是意识或自我意识，或者更正确些说，对象仅仅表现为抽象的意识，而人仅仅表现为自我意识。因此，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正像抽象的意识本身——对象就被看成这样的意识——仅仅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差别环节一样，这一运动的结果也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即绝对知识，也就是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这就是说，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下接第 XXII页）

　　[XXII]（见第XVIII页）因此，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¹¹⁴人同作为类存在物的自身发生现实的、能动的关系，或者说，人作为现实的类存在物即作为人的存在物的实现，只有通过下述途径才有可能：人确实显示出自己的全部类力量——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做对象来对待，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我们将以《现象学》的最后一章——绝对知识——来详细说明黑格尔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这一章既包含经过概括的《现象学》的精神，包含《现象学》同思辨的辩证法的关系，也包含黑格尔对这二者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

　　且让我们先指出一点：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¹¹⁵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因此，黑格尔把一般说来构成哲学的本质的那个东西，即知道自身的人的外化或者思考自身的、外化的科学，看成劳动的本质：因此，同以往的哲学相反，他能把哲学的各个环节加以总括，并称自己的哲学才是哲学。至于其他哲学家做过的事情——把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做自我意识的而且是抽象的自我意识的环节——，黑格尔认为那只是哲学的行动。因此，他的科学是绝对的。

　　现在让我们转向我们的本题。

　　绝对知识。《现象学》的最后一章。¹¹⁶

　　主要之点就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设定人＝自我意识。）

　　因此，需要克服意识的对象。对象性本身被认为是人的异化了的、同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不相适应的关系。因此，重新占有在异化规定内作为异己的东西产生的人的对象性本质，不仅具有扬弃异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就是说，因此，人被看成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

　　黑格尔对克服意识的对象的运动作了如下的描述：

　　对象不仅表现为向自我[dasSelbst]复归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这是对这一运动的片面的即只抓住了一个方面的理解）。设定人＝自我。但是，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是自我的[selbstisch]。人的眼睛、人的耳朵等等都是自我的；人的每一种本质力量在人身上都具有自我性[Selbstigkeit]这种特性。但是，正因为这样，说自我意识具有眼睛、耳朵、本质力量，就完全错了。毋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是[XXIV]自我意识的质。⁽⁴⁷⁾

　　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下文还要谈到这一点。）

　　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做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相反，现实的即真实地出现的异化，就其潜藏在内部最深处的——并且只有哲学才能揭示出来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的异化现象。因此，掌握了这一点的科学就叫做现象学。因此，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都表现为把这种本质合并于自我意识：掌握了自己本质的人，仅仅是掌握了对象性本质的自我意识。因此，对象向自我的复归就是对对象的重新占有。——

　　意识的对象的克服可全面表述如下：

　　（1）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

　　（2）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

　　（3）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

　　（4）它不仅对我们有这种意义或者说自在地有这种意义，而且对它本身也有这种意义；

　　（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它把自身外化了，因为它在这种外化中把自身设定为对象，或者说，为了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把对象设定为自身；

　　（6）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此，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

　　（7）这就是意识的运动，因而也是意识的各个环节的总体；

　　（8）意识必须依据对象的各个规定的总体来对待对象，同样也必须依据这个总体的每一个规定来把握对象。对象的各个规定的这种总体使对象自在地成为精神的本质，而对意识来说，对象所以真正成为精神的本质，是由于把这个总体的每一个别的规定理解为自我的规定，或者说，是由于对这些规定采取了上述的精神的态度。⁽⁴⁸⁾

　　补入（1）。所谓对象本身对意识来说是正在消逝的东西，就是上面提到的对象向自我的复归。

　　补入（2）。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物性。因为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外化的、对象性的本质即物性（对他来说是对象的那个东西，而且只有对他来说是本质的对象并因而是他的对象性的本质的那个东西，才是他的真正的对象。既然被当做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本身，因而也不是自然——人是人的自然——而只是人的抽象，即自我意识，所以物性只能是外化的自我意识）＝外化的自我意识，而物性是由这种外化设定的。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既拥有它的本质的现实的、自然的对象，而它的自我外化又设定一个现实的、却以外在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不属于它的本质的、极其强大的对象世界，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和神秘莫测的东西。相反的情况倒是神秘莫测的。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XXVI]⁽⁴⁹⁾此外还很明显的是：物性因此对自我意识来说决不是什么独立的、实质的东西，而只是纯粹的创造物，是自我意识所设定的东西，这个被设定的东西并不证实自己，而只是证实设定这一行动，这一行动在一瞬间把自己的能力作为产物固定下来，使它表面上具有独立的、现实的本质的作用——但仍然只是一瞬间。

　　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定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

　　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¹¹⁷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¹¹⁸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¹¹⁹、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说一个东西是对象性的、自然的、感性的，又说，在这个东西自身之外有对象、自然界、感觉，或者说，它自身对于第三者来说是对象、自然界、感觉，这都是同一个意思。//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饥饿是我的身体对某一对象的公认的需要，这个对象存在于我的身体之外，是使我的身体得以充实并使本质得以表现所不可缺少的。太阳是植物的对象，是植物所不可缺少的、确证它的生命的对象，正像植物是太阳的对象，是太阳的唤醒生命的力量的表现，是太阳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表现一样。

　　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XXVII]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Unwesen]。

　　假定一种存在物本身既不是对象，又没有对象。这样的存在物首先将是一个唯一的存在物，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存在物存在，它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因为，只要有对象存在于我之外，只要我不是独自存在着，那么我就是和在我之外存在的对象不同的他物、另一个现实。因此，对这个第三对象来说，我是和它不同的另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是它的对象。这样，一个存在物如果不是另一个存在物的对象，那么就要以没有任何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存在为前提。只要我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以我作为对象。而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想象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是说它是感觉的对象，是感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

　　因此，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

　　//但是，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因此，正像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出来的自然对象一样，直接地存在着的、客观地存在着的人的感觉，也不是人的感性、人的对象性。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合地存在着。//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回过来谈。）

　　第三，因为物性的这种设定本身不过是一种外观，一种与纯粹活动的本质相矛盾的行为，所以这种设定也必然重新被扬弃，物性必然被否定。

　　补入（3）、（4）、（5）、（6）。（3）意识的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也有肯定的意义。（4）它不仅对我们有这种肯定的意义或者说自在地有这种肯定的意义，而且对它即意识本身也有这种肯定的意义。（5）对象的否定，或对象的自我扬弃，对意识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或者说，它所以知道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是由于它把自身外化了，因为意识在这种外化中知道自身是对象，或者说，由于自为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而知道对象是它自身。（6）另一方面，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此，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被异化的对象性本质的占有，或在异化——它必然从漠不关心的异己性发展到现实的、敌对的异化——这个规定内对于对象性的扬弃，在黑格尔看来，同时或甚至主要地具有扬弃对象性的意义，因为并不是对象的一定的性质，而是它的对象性的性质本身，对自我意识来说是一种障碍和异化。因此，对象是一种否定的东西、自我扬弃的东西，是一种虚无性。对象的这种虚无性对意识来说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因为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XXVIII]抽象的自我确证。对于意识本身来说，对象的虚无性所以有肯定的意义，是因为意识知道这种虚无性、这种对象性本质是它自己的自我外化，知道这种虚无性只是由于它的自我外化才存在…… 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行动。因此，只要意识知道某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对意识来说就生成了。知识是意识的唯一的对象性的关系。——意识所以知道对象的虚无性，就是说，意识所以知道对象同它之间的差别的非存在，对象对它来说是非存在，是因为意识知道对象是它的自我外化，就是说，意识所以知道自己——作为对象的知识——，是因为对象只是对象的外观、障眼的云雾，而就它的本质来说不过是知识本身，知识把自己同自身对立起来，从而把某种虚无性，即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同自身对立起来；或者说，知识知道，当它与某个对象发生关系时，它只是在自身之外，使自身外化：它知道它本身只表现为对象，或者说，对它来说表现为对象的那个东西仅仅是它本身。

　　另一方面，黑格尔说，这里同时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同样也把它们收回到自身，因此，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

　　这段议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

　　第一，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因此，自我意识——或者，如果我们在这里撇开黑格尔的抽象而设定人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

　　这里首先包含着：意识——作为知识的知识——作为思维的思维——直接地冒充为它自身的他物，冒充为感性、现实、生命，——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维。（费尔巴哈。）⁽⁵⁰⁾这里所以包含着这一方面，是因为仅仅作为意识的意识所碰到的障碍不是异化了的对象性，而是对象性本身。

　　第二，这里包含着：因为有自我意识的人认为精神世界——或人的世界在精神上的普遍存在——是自我外化并加以扬弃，所以他仍然重新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把这个世界冒充为自己的真正的存在，恢复这个世界，假称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因此，在扬弃例如宗教之后，在承认宗教是自我外化的产物之后，他仍然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找到自身的确证。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这也就是费尔巴哈所说的宗教或神学的设定、否定和恢复，然而这应当以更一般的形式来表述。⁽⁵¹⁾因此，理性在作为非理性的非理性中就是在自身。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

　　因此，现在不用再谈关于黑格尔对宗教、国家等等的适应了，因为这种谎言是他的原则的谎言。

　　[XXIX]如果我知道宗教是外化的人的自我意识，那么我也就知道，在作为宗教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不是我的自我意识，而是我的外化的自我意识。这就是说，我知道我的属于自身的、属于我的本质的自我意识，不是在宗教中，倒是在被消灭、被扬弃的宗教中得到确证的。

　　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真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假本质或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

　　因此，把否定和保存即肯定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

　　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¹¹，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¹²⁰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环节，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运动的环节。

　　在它们的现实存在中它们的运动的本质是隐蔽的。这种本质只是在思维中、在哲学中才表露、显示出来：因此，我的真正的宗教存在是我的宗教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同样，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但是，如果只有宗教哲学等等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宗教存在，那么我也就只有作为宗教哲学家才算是真正信教的，而这样一来，我就否定了现实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的信教的人。但是，我同时确证了它们：一方面，是在我自己的存在中或在我使之与它们相对立的那个异己的存在中，因为异己的存在仅仅是它们的哲学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在它们自己的最初形式中，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不过是虚假的异在、比喻，是隐蔽在感性外壳下面的它们自己的真正存在即我的哲学的存在的形式。

　　同样地，扬弃了的质＝量，扬弃了的量＝度，扬弃了的度＝本质，扬弃了的本质＝现象，扬弃了的现象＝现实，扬弃了的现实＝概念，扬弃了的概念＝客观性，扬弃了的客观性＝绝对观念，扬弃了的绝对观念＝自然界，扬弃了的自然界＝主观精神，扬弃了的主观精神＝伦理的客观精神，扬弃了的伦理精神＝艺术，扬弃了的艺术＝宗教，扬弃了的宗教＝绝对知识。¹²¹

　　一方面，这种扬弃是对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就是说，思想上的私有财产在道德的思想中进行自我扬弃。而且因为思维自以为直接就是和自身不同的另一个东西，即感性的现实，从而认为自己的活动也是感性的现实的活动，所以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因为对象对于思维来说现在已成为一个思维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也被思维看做思维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

　　[XXX]因此，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因此，从一方面来说，黑格尔既同现实的本质相对立，也同直接的、非哲学的科学或这种本质的非哲学的概念相对立。因此，黑格尔是同它们的通用的概念相矛盾的。

　　另一方面，信奉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自己的最后的确证。

　　现在应该考察——在异化这个规定之内——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

　　//（a）扬弃是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这是在异化之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这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通过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正像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要求归还真正人的生命即人的财产，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对这种中介的扬弃——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

　　然而，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舍弃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非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恰恰相反，无神论、共产主义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来说的真正的实现，或者说，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

　　这样，因为黑格尔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简单地说，他——在抽象的范围的——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

　　（b）但是，撇开上述的颠倒说法不谈，或者更正确地说，作为上述颠倒说法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行动，第一，仅仅是形式的，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做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即自我意识，而

　　第二，因为这种观点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所以外化的扬弃成为外化的确证，或者说，在黑格尔看来，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作为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因此，这个运动在其抽象[XXXI]形式上，作为辩证法，被看成真正人的生命，而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生命的抽象、异化，所以它被看成神性的过程，然而是人的神性的过程，——人的与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本身所经历的过程。

　　第三，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只作为结果出 现，因此，这个结果，即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一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¹²²

　　关于第一：对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的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

　　因为黑格尔设定人＝自我意识，所以人的异化了的对象、人的异化了的本质现实性，无非就是意识，就是异化的思想，就是异化的抽象的因而无内容的和非现实的表现，即否定。因此，外化的扬弃也不外是对这种无内容的抽象进行抽象的、无内容的扬弃，即否定的否定。因此，自我对象化的内容丰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具体的活动，就成为这种活动的纯粹抽象，成为绝对的否定性，而这种抽象又作为抽象固定下来，并且被想象为独立的活动，或者干脆被想象为活动。因为这种所谓否定性无非是上述现实的、活生生的行动的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下文我们将阐明绝对的否定性的逻辑内容。）

　　黑格尔在这里——在他的思辨的逻辑学里——所完成的积极的东西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联贯起来了。例如，扬弃了的存在是本质，扬弃了的本质是概念，扬弃了的概念……是绝对观念。¹²³然而，绝对观念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绝对观念不想再去从头经历全部抽象行动，不想再满足于充当种种抽象的总体或充当理解自我的抽象，那么绝对观念也要再一次扬弃自身。但是，把自我理解为抽象的抽象，知道自己是无；它必须放弃自身，放弃抽象，从而达到那恰恰是它的对立面的本质，达到自然界。因此，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XXXII]绝对观念、抽象观念，

　　“从它与自身统一这一方面来考察就是直观”（黑格尔《全书》第3版第222页），它“在自己的绝对真理中决心把自己的特殊性这一环节，或最初的规定和异在这一环节，即作为自己的反映的直接观念，从自身释放出去，就是说，把自身作为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同上），

　　举止如此奇妙而怪诞、使黑格尔分子伤透了脑筋的这整个观念，无非始终是抽象，即抽象思维者，这种抽象由于经验而变得聪明起来，并且弄清了它的真相，于是在某些——虚假的甚至还是抽象的——条件下决心放弃自身，而用自己的异在，即特殊的东西、特定的东西，来代替自己的在自身的存在（非存在）⁽⁵²⁾，代替自己的普遍性和不确定性，决心把那只是作为抽象、作为思想物而隐藏在它里面的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就是说，决心抛弃抽象而去观察一番摆脱了它的自然界。直接成为直观的抽象观念，无非始终是那种放弃自身并且决心成为直观的抽象思维。从逻辑学到自然哲学的这整个过渡，无非是对抽象思维者来说如此难以实现、因而由他作了如此离奇的描述的从抽象到直观的过渡。有一种神秘的感觉驱使哲学家从抽象思维转向直观，那就是厌烦，就是对内容的渴望。

　　（同自身相异化的人，也是同自己的本质即同自己的自然的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思维者。因此，他的那些思想是居于自然界和人之外的僵化的精灵。黑格尔把这一切僵化的精灵统统禁锢在他的逻辑学里，先是把它们每一个都看成否定，即人的思维的外化，然后又把它们看成否定的否定，即看成这种外化的扬弃，看成人的思维的现实表现；但是，这种否定的否定——尽管仍然被束缚在异化中——，一部分是使原来那些僵化的精灵在它们的异化中恢复，一部分是停留于最后的行动中，也就是在作为这些僵化的精灵的真实存在的外化中自身同自身相联系[（这就是说，黑格尔用那在自身内部旋转的抽象行动来代替这些僵化的抽象概念；于是，他就有了这样的贡献：他指明了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一切不适当的概念的诞生地，把它们综合起来，并且创造出一个在自己整个范围内穷尽一切的抽象作为批判的对象，以代替某种特定的抽象。）（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黑格尔为什么把思维同主体分隔开来；但就是现在也已经很清楚：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做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一部分则由于这种抽象理解了自身并且对自身感到无限的厌烦，所以，在黑格尔那里放弃抽象的、只在思维中运动的思维，即无眼、无牙、无耳、无一切的思维，便表现为决心承认自然界是本质并且转而致力于直观。）

　　[XXXIII]但是，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不言而喻，这位决心转向直观的抽象思维者是抽象地直观自然界的。正像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于他的这种对他本身来说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即绝对观念、思想物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不过现在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这个自然界是思想的异在，是现实的、被直观的、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或者用人的语言来说，抽象思维者在它直观自然界时了解到，他在神性的辩证法中以为是从无、从纯抽象中创造出来的那些本质——在自身中转动的并且在任何地方都不向现实看一看的思维劳动的纯粹产物——无非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概念。因此，对他来说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概念而已。他重新把自然界分解为这些抽象概念。因此，他对自然界的直观不过是他把对自然界的直观加以抽象化的确证行动，⁽⁵³⁾不过是他有意识地重复的他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过程。例如，时间＝自身同自身相联系的否定性（前引书⁽⁵⁴⁾，第238页）。扬弃了的运动即物质——在自然形式中——同扬弃了的生成即定在相符合。光是反射于自身的自然形式。像月亮和彗星这样的物体，是对立物的自然形式，按照《逻辑学》，这种对立物一方面是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是以自身为根据的否定的东西。地球是作为对立物的否定性统一的逻辑根据的自然形式，等等。

　　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是证明自己为无的无，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

　　“有限的目的论的观点包含着一个正确的前提，即自然界本身并不包含着绝对的目的。”（第225页）⁽⁵⁵⁾

　　自然界的目的就在于对抽象的确证。

　　“结果自然界成为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既然观念在这里表现为对自身的否定或外在于自身的东西，那么自然界并非只在相对的意义上对这种观念来说是外在的，而是外在性构成这样的规定，观念在其中表现为自然界。"（第227页）⁽⁵⁶⁾

　　在这里不应把外在性理解为显露在外的并且对光、对感性的人敞开的感性；在这里应该把外在性理解为外化，理解为不应有的偏差、缺陷。因为真实的东西毕竟是观念。自然界不过是观念的异在的形式。而既然抽象思维是本质，那么外在于它的东西，就其本质来说，不过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抽象思维者同时承认感性、同在自身中转动的思维相对立的外在性，是自然界的本质。但是，他同时又把这种对立说成这样，即自然界的这种外在性，自然界同思维的对立，是自然界的缺陷；就自然界不同于抽象而言，自然界是个有缺陷的存在物。[XXXIV]一个不仅对我来说、在我的眼中有缺陷而且本身就有缺陷的存在物，在它自身之外有一种为它所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不同于它自身的另一种东西。因此，对抽象思维者来说，自然界必须扬弃自身，因为他已经把自然界设定为潜在地被扬弃的本质。

　　“对我们来说，精神以自然界为自己的前提，精神是自然界的真理，因而对自然界来说，精神也是某种绝对第一性的东西。在这个真理中自然界消逝了，结果精神成为达到其自为的存在的观念，而概念则既是观念的客体，又是观念的主体。这种同一性是绝对的否定性，因为概念在自然界中有自己的完满的外在的客观性，但现在它的这种外化被扬弃了。而概念在这种外化中成了与自身同一的东西。因此，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界的回归才是这种同一性。”（第392页）⁽⁵⁷⁾

　　“启示，作为抽象观念，是向自然界的直接的过渡，是自然界的生成，而作为自由精神的启示，则是自由精神把自然界设定为自己的世界，——这种设定，作为反思，同时又是把世界假定为独立的自然界。概念中的启示，是精神把自然界创造为自己的存在，而精神在这个存在中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确证和真理。”“绝对的东西是精神，这是绝对的东西的最高定义。”⁽⁵⁸⁾

[私有财产和需要]

　　[XIV]（7）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而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更加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因此，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货币的量越来越成为货币的唯一强有力的属性；正像货币把任何存在物都归结为它的抽象一样，货币也在它自己的运动中把自身归结为量的存在物。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一点部分地表现在：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要机敏地而且总是精打细算地屈从于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幻想、任意的奇想、突发的怪想；没有一个宦官不是厚颜无耻地向自己的君主献媚，并力图用卑鄙的手段来刺激君主的麻木不仁的享受能力，以骗取君主的恩宠；工业的宦官即生产者则更厚颜无耻地用更卑鄙的手段来骗取银币，从自己按照基督教教义说来本应去爱的邻人的口袋里诱取黄金鸟（每一种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他人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诱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正像人的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心的途径；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工业的宦官迎合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地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

　　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或者毋宁说这种精致化只是再生出相反意义上的自身。对于工人来说，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不过这洞穴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所污染，而且他在洞穴中也是朝不保夕，仿佛这洞穴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XV]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⁵⁹⁾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他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人类劳动的最粗陋的方式（工具）又重新出现了：例如，罗马奴隶的踏车又成了许多英国工人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爱尔兰人只知道有吃的需要，确切地说，只知道吃马铃薯，而且只是感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⁶⁰⁾那是质量最差的一种马铃薯。而如今在英国和法国的每一个工业城市都已有一个小爱尔兰¹²⁴。连野蛮人、动物都还有猎捕、运动等等的需要，有和同类交往的需要。机器、劳动的简单化，被利用来把正在成长的人、完全没有发育成熟的人——儿童——变成工人，而工人则变成了无人照管的儿童。机器迁就人的软弱性，以便把软弱的人变成机器。——

　　//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国民经济学家（和资本家：每当我们谈到国民经济学家，我们一般总是指经验的生意人，国民经济学家是他们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是这样论证的：（1）他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并把工人的活动归结为最抽象的机械运动，于是他说：人无论在活动方面还是在享受方面都没有别的需要了；因为他甚至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和人的存在；（2）他把尽可能贫乏的生活（生存）当做计算的标准，而且是普遍的标准：说普遍的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他把工人变成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正像他把工人的活动变成抽去一切活动的纯粹抽象一样。因此，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被动的享受或能动的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因此，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而实际上它甚至要人们节约对新鲜空气或身体运动的需要。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的科学，而它的真正理想是禁欲的却又进行重利盘剥的吝啬鬼和禁欲的却又进行生产的奴隶。它的道德理想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存入储蓄所的工人，而且它甚至为了它喜爱的这个想法发明了一种奴才的艺术。人们怀着感伤的情绪把这些搬上了舞台。因此，国民经济学，尽管它具有世俗的和纵欲的外表，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它的基本教条是：自我节制，对生活乃至人的一切需要都加以节制。你越是少吃，少喝，少买书，少去剧院，少赴舞会，少上餐馆，少思考，少爱，少谈理论，少唱，少画，少击剑，等等，你积攒的就越多，你的那些既不会被虫蛙也不会被贼偷的财宝⁽⁶¹⁾，即你的资本，也就会越多。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自己的生命越少，你拥有的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XVI]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不能办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能吃，能喝，能赴舞会，能去剧院，它能获得艺术、学识、历史珍品、政治权力，它能旅行，它能为你占有这一切；它能购买这一切；它是真正的能力。但是，货币尽管是这一切，它除了自身以外却不愿创造任何东西，除了自身以外不愿购买任何东西，因为其余一切都是它的奴仆，而当我拥有了主人，我就拥有了奴仆，我也就不需要去追求他的奴仆了。因此，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涅没在贪财欲之中。工人只能拥有他想活下去所必需的那么一点，而且只是为了拥有这么一点，他才想活下去。//

　　诚然，在国民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争论。一方（罗德戴尔、马尔萨斯等）推崇奢侈而咒骂节约；另一方（萨伊、李嘉图等）则推崇节约而咒骂奢侈。但是，一方承认，它要求奢侈是为了生产出劳动即绝对的节约；而另一方承认，它推崇节约是为了生产出财富即奢侈。前者沉湎于浪漫主义的臆想，认为不应仅仅由贪财欲决定富人的消费，并且当它把挥霍直接当做发财致富的手段时，它是跟它自己的规律相矛盾的。因此，后者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向前者证明，我通过挥霍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我的财产。后者装腔作势地不承认，正是突发的怪想和念头决定生产；它忘记了“考究的需要”，它忘记了没有消费就不会有生产；它忘记了，通过竞争，生产只会变得日益全面、日益奢侈；它忘记了，按照它的理论，使用决定物的价值，而时尚决定使用；它希望看到仅仅生产“有用的东西”，但它忘记了生产过多的有用的东西就会生产出过多的无用的人口。双方都忘记了，挥霍和节约，奢侈和困苦，富有和贫穷是画等号的。

　　而且，如果你愿意节俭行事，并且不愿意毁于幻想，那么你不仅应当在你的直接感觉，如吃等等方面节约，而且也应当在普遍利益、同情、信任等等这一切方面节约。

　　//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就是说，变成有用的。如果我问国民经济学家：当我靠失去贞操、出卖自己的身体满足别人的淫欲来换取金钱时，我是不是遵从经济规律（法国工厂工人把自己妻女的卖淫称为额外的劳动时间，这是名副其实的），而当我把自己的朋友出卖给摩洛哥人时，我是不是在按国民经济学行事呢（而像征兵买卖等等的直接贩卖人口的现象，在一切文明国家里都有）？于是，国民经济学家回答我：你的行为并不违反我的规律；但你要考虑到道德教母和宗教教母说些什么，我的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和宗教丝毫不反对你的行为方式，但是——但是，我该更相信谁呢，是国民经济学还是道德？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是谋生、劳动和节约、节制，——但是，国民经济学答应满足我的需要。道德的国民经济学就是富有良心、美德等等：但是，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有美德呢？如果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富有良心呢？//——//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这是以异化的本质为根据的，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人的一种特定的异化，每一个//[XVII]领域都把异化的本质活动的特殊范围固定下来，并且每一个领域都同另一种异化保持着异化的关系…… 例如，米歇尔·舍伐利埃先生责备李嘉图撇开了道德。⁽⁶²⁾但是，李嘉图让国民经济学用它自己的语言说话。如果说这种语言不合乎道德，那么这不是李嘉图的过错。当米·舍伐利埃论述道德的时候，他撇开了国民经济学：而当他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时候，他必然地而且实际上撇开了道德。如果国民经济学家同道德的关系，并非任意的、偶然的因而并非无根据的和不科学的，如果这种关系不是装装样子，而是被设想为本质的，那么这只能是国民经济学规律同道德的关系；如果实际上并非如此，或者恰恰出现相反的情况，那么李嘉图对此又有什么办法呢？何况，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也只是一种表象，它既是对立，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

　　//节制需要，这个国民经济学的原则在它的人口论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人太多了。甚至连人的存在都是十足的奢侈，而如果工人是”“道德的”（穆勒曾建议公开赞扬那些在两性关系上表现节制的人，并公开谴责那些违背这一结婚不生育原则的人……⁽⁶³⁾难道这不是禁欲主义的道德、学说吗？），那么他就会在生育方面实行节约。人的生产表现为公众的不幸。——

　　//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对于上层来说总是表现得讲究、隐蔽、含糊，是表象，而对于下层来说则表现得粗陋、明白、坦率，是本质。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伦敦的地下室住所给房产主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就是说，这种住所对房产主来说是更大的财富，因此，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更大的社会财富。——正像工业利用需要的讲究来进行投机一样，工业也利用需要的粗陋，而且是人为地造成需要的粗陋来进行投机。因此，对于这种粗陋来说，自我麻醉，这种对需要的虚假满足，这种包容在需要的粗陋野蛮之中的文明，是一种真正的享受。——因此，英国的酒店是私有制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表现。酒店的奢侈表明工业的奢侈和工业的财富对人的真正的关系。因此，酒店理所当然地是人民唯一的、至少得到英国警察从宽对待的星期日娱乐场所。——

[增补]

　　[XVIII]我们已经看到，国民经济学家怎样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定劳动和资本的统一：（1）资本是积累的劳动；（2）生产范围内的资本的使命——部分地是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部分地是作为原料（劳动材料）的资本，部分地是作为本身工作着的工具（机器是被直接设定为与劳动等同的资本）——就在于生产劳动；（3）工人是资本；（4）工资属于资本的费用；（5）对工人来说，劳动是他的生命资本的再生产；（6）对资本家来说，劳动是他的资本的活动的因素。

　　最后，（7）国民经济学家把劳动和资本的原初的统一假定为资本家和工人的统一；这是一种天堂般的原始状态。这两个因素如何[XIX]作为两个人而互相对立，这对国民经济学家来说是一种偶然的因而只应用外部原因来说明的事情。（见穆勒。⁽⁶⁴⁾）——

　　那些仍然被贵金属的感性光辉照得眼花缭乱，因而仍然是金属货币的拜物教徒的民族，还不是完全的货币民族。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对立。——

　　例如，从拜物教就可看出，理论之谜的解答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对自然界的感觉，自然界的人的感觉，因而也是人的自然感觉还没有被人本身的劳动创造出来，那么感觉和精神之间的抽象的敌对就是必然的。——

　　平等不过是德国人所说的自我＝自我⁽⁶⁵⁾译成法国的形式即政治的形式。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借助于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z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对于蒲鲁东，应当从这一点出发来加以批判和承认。¹²⁵——

　　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本身——因为它是否定的否定——称为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而这种占有以否定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因而还不是真正的、从自身开始的肯定，而只是从私有财产开始的肯定，[……]⁽⁶⁶⁾可见，既然人的生命的现实的异化仍在发生，而且人们越意识到它是异化，它就越成为更大的异化；所以，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历史运动的局限性和目的，并且有了超越历史运动的意识，我们应当把这一点看做是现实的进步。——

　　当共产主义的手工业者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首先把学说、宣传等等视为目的。但是同时，他们也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需要，即交往的需要，而作为手段出现的东西则成了目的。当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起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出，这一实践运动取得了何等光辉的成果。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

　　[XX]//当国民经济学主张需求和供给始终相符的时候，它立即忘记，按照它自己的主张，人的供给（人口论）始终超过对人的需求；因而，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比例失调在整个生产的重要结果——人的生存——上得到最显著的表现。——

　　//作为手段出现的货币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真正的力量和唯一的目的，那使我成为本质并使我占有异己的对象性本质的手段在什么程度上成为目的本身……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地产（在土地是生活的源泉的地方）以及马和剑（在它们是真正的生存手段的地方）也都被承认为真正的政治的生命力。在中世纪，一个等级，只要它能佩剑，就成为自由的了。在游牧民族那里，有马就使人成为自由的人，成为共同体的参加者。——//

　　//我们在上面说过，人又退回到洞穴中居住，等等，然而是在一种异化的、敌对的形式下退回到那里的。野人在自己的洞穴——这个自由地给他们提供享受和庇护的自然要素——中并不感到陌生，或者说，感到如同鱼在水中那样自在。但是，穷人的地下室住所却是敌对的、“具有异己力量的住所，只有当他把自己的血汗献给它时才让他居住”；他无权把这个住所看成自己的家园，而只有在自己的家园，他才能够说：这里就是我的家：相反，他是住在别人的家里，住在一个每天都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他不交房租就立即将他抛向街头的陌生人的家里。他同样知道，就质量来说，他的住所跟彼岸的在财富天国中的人的住所是迥然不同的。//

　　//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占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

　　//仅仅供享受的、不活动的和供挥霍的财富的规定在于：享受这种财富的人，一方面，仅仅作为短暂的、恣意放纵的个人而行动，并且把别人的奴隶劳动、把人的血汗看做自己的贪欲的虏获物，所以他把人本身，因而也把自己本身看做可牺牲的无价值的存在物。在这里，对人的蔑视，表现为狂妄放肆，表现为对那可以维持成百人生活的东西的任意糟蹋，又表现为一种卑鄙的幻觉，即仿佛他的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决定着别人的劳动，从而决定着别人的生存；他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无度的要求、自己突发的怪想和任意的奇想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财富又被仅仅看做手段，看做应当加以消灭的东西。因而，他既是自己财富的奴隶， 同时又是它的主人；既是慷慨大方的，同时又是卑鄙无耻的、性情乖张的、傲慢自负的、目空一切的、文雅的、有教养的和机智的。他还没有体验到这种财富是一种作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的财富。他宁愿把财富仅仅看做自身的力量，而且[……]⁽⁶⁷⁾终极目的[不是]财富，而是享受。面对着这种财富[……]①[XXI]同这种为感性外观所眩惑的关于财富本质的美妙幻想、相对立的，是实干的、清醒的、朴素的（节俭的）⁽⁶⁸⁾、看清财富本质的工业家，不过，当他为挥霍者的享受欲开辟越来越大的范围，并且用自己的各种产品向挥霍者百般献媚时——他的一切产品正是对挥霍者欲望的卑劣恭维——，他也懂得以唯一有利的方式把挥霍者的正在消失的力量据为己有。//因此，如果说工业财富在开始时表现为挥霍的、幻想的财富的结果，那么后来工业财富的运动就以能动的方式即通过它本身的运动排除了挥霍的、幻想的财富。/！货币利息的降低是工业运动的必然后果和结果。因此，挥霍的食利者的资金日益减少，同享受的手段和诱惑的增加恰成反比。这样，他必定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工业资本家……另一方面，地租固然由于工业运动的进程而直接不断地提高，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总有一天，地产必定和其他一切财产一样，落入那会带来利润的、自行再生产的资本的范畴，而且这是同一个工业运动的结果。因此，挥霍的地主也必定或者吃光自己的资本，从而走向破产，或者自己成为他自己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即经营农业的实业家。——

　　因此，货币利息降低——蒲鲁东把这看成资本的扬弃和资本社会化的倾向⁽⁶⁹⁾——不如说直接地就是劳动的资本对挥霍的财富的彻底胜利的征兆，也就是一切私有财产向工业资本转化。这是私有财产对它的表面上还合乎人性的一切性质的彻底胜利，是私有者对私有财产的本质——劳动——的完全服从。

　　当然，工业资本家也享受。他决不退回到违反自然的粗陋需要。但是，他的享受仅仅是次要的事情，是一种服从于生产的休息；同时，他的享受是精打细算的，从而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的享受，因为资本家把自己的享受也算入资本的费用。因此，他为自己的享受所挥霍的钱只限于这笔花费能通过会带来利润的资本再生产而重新得到补偿。可见，享受服从于资本，享受的个人服从于资本化的个人，而以前的情况恰恰相反。因此，利息的减少，只有当它是资本的统治正在完成的征兆，也就是异化正在完成因而加速其扬弃的征兆的时候，才是资本的扬弃的征兆。一般说来，这就是存在的东西确证自己的对立面的唯一方式。——//

　　因此，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奢侈和节约的争论，不过是己弄清了财富本质的国民经济学同还沉湎于浪漫主义的反工业的回忆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但是，双方都不善于把争论的对象用简单的词句表达出来，因而双方相持不下。——

　　[XXXIV]其次，地租作为地租已经被推翻了，因为现代国民经济学与断言土地所有者是唯一真正的生产者的重农学派⁹³相反，证明土地所有者本身倒是唯一的完全不生产的食利者。现代国民经济学认为，农业是资本家的事情，资本家只要有希望从农业得到通常的利润，他就会这样使用自己的资本。因此，重农学派所提出的论点，即认为土地所有者作为唯一生产的所有者应当单独支付国税，从而也唯有他们才有权对国税进行表决并参与国事，就变成了相反的论断，即地租税是对非生产收入征收的单一税，因而也是无损于国民生产的单一税。显然，照这样理解，土地所有者的政治特权就再也不可能来源于他们是主要纳税人这一事实了。——

　　凡是蒲鲁东认为是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⁷⁰⁾，都不过是具有资本的规定即工业资本的规定的劳动反对那种不是作为资本即不是以工业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而且，这一运动正沿着胜利的道路即工业资本胜利的道路前进。——因此，我们知道，只有把劳动理解为私有财产的本质，才能同时弄清楚国民经济学的运动本身的真正规定性。——

[片断]

[分工]

　　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社会是市民社会，在这里任何个人都是各种需要的整体，并且[XXXV]就人人互为手段而言，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正像政治家议论人权时那样，国民经济学家把一切都归结为人，即归结为个人，从个人那里他抽去一切规定性，把个人确定为资本家或工人。——

　　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换言之，因为劳动只是人的活动在外化范围内的表现，只是作为生命外化的生命表现，所以分工也无非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

　　关于分工的本质——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说，关于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这种异化的和外化的形式，国民经济学家们讲得极不明确并且自相矛盾。

　　亚当·斯密：

　　“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交换倾向和互相买卖产品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交换倾向或许是应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它为一切人所共有，在任何动物中间是找不到的。动物一旦长大，就独立生活。人则经常需要别人的帮助，如果他单单指望别人发善心给以帮助，那是徒劳的。如果他能求助于他们的个人利益，并能说服这些人，说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求他们去做他希望他们做的事，这样就可靠得多了。在向他人求助的时候，我们不是求助于他们的人性，而是求助于他们的利己主义。我们对他们决不说我们有需要，而总是说对他们有利…… 这样一来，因为我们相互需要的帮助大部分是通过交换、交易、买卖获得的，所以分工的起因也正是这种买卖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部落中，有个人制造弓矢比其他人更迅速、更有技巧。他往往用自己日常制作的这类东西去同部落的伙伴交换家畜和野昧。他很快发觉，他用这种方法可以比他亲自去狩猎更容易获得这些东西。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考虑，就把制作弓等等当做自己的主要工作。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 如果人没有交易和交换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得亲自生产一切生活上必需的和提供方便的东西。一切人都将不得不做同样的日常工作，这样，唯一能够造成才能上巨大差别的职业上的巨大差别就不会存在……正像这种交换倾向造成人们的才能差异一样，这同一种倾向也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益的。——动物的许多种，尽管是同类，都具有天生不同的属性，就其禀赋来说，它们比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里看到的要显著得多。就才能和智力来说，哲学家和搬运夫之间的差异生来就比家犬和灵提猎犬之间、灵提猎犬和长毛垂耳犬之间、长毛垂耳犬和牧羊犬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可是动物的这些不同的种，尽管 是同类，却几乎无法相互为用。家犬无法[XXXVI]利用灵提猎犬的敏捷以补充自己力气大的优势，等等。由于缺乏交易和交换的能力或倾向，这些不同的才能和不同程度的智力的作用不能全汇集在一起，而且丝毫不能有助于类的优势或共同的方便…… 每个动物都必须独立生活和保卫自己，自然界让同类动物在能力上有差异，动物却不能由此得到丝毫好处。相反，人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则能相互为用，因为依靠交易和交换这种普遍倾向，可以说，他们的每个不同工业部门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同的资掘，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从中购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因为交换这种倾向产生了分工，所以这种分工的发展程度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或换句话说，受市场大小的限制。如果市场非常小，那就不会鼓励人们完全致力于某一种职业，因为他不能用他本身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换取自己想获得的他人劳动产品的剩余部分……”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靠échanges<靠交换>来生活，并成为一种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说也成为商业社会。〈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社会是一系列的相互交换，商业就是社会的整个本质"⁽⁷¹⁾〉…… 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增长，反之亦然。”

　　以上是亚当·斯密说的。⁽⁷²⁾

　　“如果每个家庭都生产自己的全部消费品，那么社会即使在不实行任何交换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存在。——交换虽然不是基本的东西，但在我们的进步的社会状态下是不可缺少的.一分工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分工可以增加社会产品、社会威力和社会享受，但是它剥夺、降低每一单个人的能力。——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

　　以上是让·巴·萨伊说的。⁽⁷³⁾

　　“人生来就有的力量：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而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则在于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在于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那些构成生活资料的产品的能力…… 一个人为什么向别人提供自己的服务，其动机是利己心——他要求得到为别人服务的报酬。——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人们之间进行交换所不可缺少的。”“交换和分工是相互制约的。”

　　以上是斯卡尔培克说的。⁽⁷⁴⁾

　　穆勒把发达的交换即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

　　“人的活动可以归结为极简单的要素。实际上，人能做的不过是引起运动，他能移动物品，使它们相互[XXXVII]离开或相互接近，其余的事情则由物质的特性来完成。人们在使用劳力和机器时常常发现，把彼此妨碍的操作分开并把一切能以某种方式相辅相成的操作结合起来，通过这样巧妙的分配，就可以加强效果。鉴于人们一般地不能以习惯使他们练就的从事少数几项操作的能力即以相同的速度和技巧来从事多项不同的操作，因此，尽可能地限制每个人的操作项目，总是有利的。——为了最有利地进行分工以及分配人力和机器力，在多数情况下，必须进行大规模操作，换句话说，必须大批地生产财富。这种好处是促使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少数在有利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这种大制造业，有时不仅向一个国家，而且向几个国家，按照那里要求的数量，供应它们所生产的产品。”

　　以上是穆勒说的。⁽⁷⁵⁾

　　但是，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一致同意：分工同生产的丰富，分工同资本的积累是相互制约的，只有自由放任的、自行其是的私有财产才能创造出最有利的和无所不包的分工。

　　亚当·斯密的论述可以归纳如下：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能力。它起源于交换和买卖的倾向，这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很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通过应用理性和语言来决定的。进行交换的人们的动机不是人性而是利己主义。人的才能的差异与其说是分工即交换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也只有交换才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同类而不同种的动物的特殊属性生来就比人的禀赋和活动的差异显著得多。但是，因为动物不能从事交换，所以同类而不同种的动物具有的不同属性，对任何动物个体都没有用。动物不能把自己同类的不同属性汇集起来，它们丝毫无助于自己同类的共同优势和方便。人则不同，各种极不相同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为用，因为人能够把各自的不同产品汇集成共同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购买东西。因为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换的大小、市场的大小而发展或受到限制。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商人，社会则是商业社会。

　　萨伊把交换看成偶然的、不是基本的东西。社会没有交换也可以存在。在进步的社会状态下，交换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没有交换就不可能有生产。分工对于社会财富来说是一个方便的、有用的手段，是对人力的巧妙运用，但是它降低每一单个人的能力。最后这个意见是萨伊的一个进步。

　　斯卡尔培克把个人的、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即智力和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同来源于社会的力量即相互制约的交换和分工区别开来。但是，私有财产是交换的必要前提。在这里，斯卡尔培克用客观的形式表述了斯密、萨伊、李嘉图等人所说的东西，因为斯密等人把利己主义、私人利益称为交换的基础，或者把买卖称为交换的本质的和适合的形式。

　　穆勒把商业说成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人的活动可归结为机械的运动，分工和使用机器可以促进生产的丰富。委托给每个人的操作范围必须尽可能小。分工和使用机器也决定着财富的大量生产即产品的生产。这是大制造业产生的原因。——

　　[XXXVIII]对分工和交换的考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分工和交换是人的活动和本质力量——作为类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明显外化的表现。

　　断言分工和交换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不外是断言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本质，国民经济学家不能证明这个论断而我们则愿意替他证明。分工和交换是私有财产的形式，这一情况恰恰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

　　分工和交换是这样的两个现象，国民经济学家在考察它们时夸耀自己的科学的社会性，同时也无意中说出了他的科学所包含的矛盾，即依靠非社会的特殊利益来论证社会。

　　我们应当考察的各个因素：第一，交换的倾向——利己主义被认为是它的基础——被看做是分工的原因或分工的相互作用的因素。萨伊认为交换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不是基本的东西。用分工和交换来说明财富、生产。承认分工使个人活动贫乏和丧失。交换和分工被认为是产生人的才能的巨大差异的原因，这种差异又由于交换而成为有用的。斯卡尔培克把人的生产的本质力量或者说生产性的本质力量分为两部分：（1）个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2）来源于社会——不是来源于现实个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换。——其次：分工受市场的限制。——人的劳动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最主要的事情由对象的物质特性去完成。——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操作应当尽可能少。——劳动的划分和资本的积聚，个人生产的无效果和财富的大量生产。——自由的私有财产对于分工的意义。

[货币]

　　[XLI]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本来]意义上的人本学规定，而且是对本质（自然）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如果感觉、激情等等仅仅因为它们的对象对它们是感性地存在的而真正地得到肯定，那么不言而喻：（1）对它们的肯定方式决不是同样的，相反，不同的肯定方式构成它们的存在的、它们的生命的特殊性，对象对它们的存在方式，就是它们的享受的特有方式；（2）如果感性的肯定是对采取独立形式的对象的直接扬弃（吃、喝、对象的加工，等等），那么这就是对对象的肯定；（3）只要人是合乎人性的，因而他的感觉等等也是合乎人性的，那么对象为别人所肯定，这同样也就是他自己的享受；（4）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既在其总体上、又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5）私有财产的意义——撇开私有财产的异化——就在于本质的对象——既作为享受的对象，又作为活动的对象——对人的存在。——

　　货币，因为它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 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但是，在我和我的生活之间充当中介的那个东西，也在我和对我来说的他人的存在之间充当中介。对我来说他人就是这个意思。

　　“见鬼！脚和手，
　　还有屁股和头，当然都归你所有！
　　可我获得的一切实在的享受，
　　难道不同样也为我所拥有？
　　假如我能付钱买下六匹骏马，
　　我不就拥有了它们的力量？
　　我骑着骏马奔驰，我这堂堂男儿
　　真好像生就二十四只脚一样。”

　　　　歌德《浮士德》（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⁷⁶⁾

　　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不，天神们啊，
　　我不是无聊的拜金客。
　　……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
　　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这东西会把……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壮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痛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会使那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该死的土块⁽⁷⁷⁾，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

　　并且下面又说：

　　“啊，你可爱的凶手，
　　帝王逃不过你的掌握，
　　亲生的父子会被你离间！
　　你灿烂的奸夫，
　　淫污了纯洁的婚床！
　　你勇敢的玛尔斯！
　　你永远年轻韶秀、永远被人爱恋的娇美的情郎，
　　你的羞颜可以融化黛安娜女神膝上的冰雪！
　　你有形的神明，
　　你会使冰炭化为股棒，仇敌互相亲吻！
　　[XLII]为了不同的目的，
　　你会说任何的方言！
　　你这动人心坎的宝物啊！
　　你的奴隶，那些人类，要造反了，
　　快快运用你的法力，让他们互相砍杀，

　　留下这个世界来给兽类统治吧！”⁽⁷⁸⁾

　　莎士比亚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为了理解他，我们首先从解释歌德那几行诗句开始。

　　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为之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那是我——货币占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的——货币占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决不是由我的个人特征决定的。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我——就我的个人特征而言——是个跛子，可是货币使我获得二十四只脚；可见，我并不是跛子。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受尊敬。货币是最高的善，因此，它的占有者也是善的。此外，货币使我不用费力就能进行欺诈，因为我事先就被认定是诚实的。我是没有头脑的，但货币是万物的实际的头脑，货币占有者又怎么会没有头脑呢？再说他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而能够支配颇有头脑者的人，他不是比颇有头脑者更有头脑吗？既然我有能力凭借货币得到人心所渴望的一切，那我不是具有人的一切能力了吗？这样，我的货币不是就把我的种种无能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了吗？

　　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联结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把一切纽带解开和联结在一起吗？因此，它难道不也是通用的分离剂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辅币⁽⁷⁹⁾，也是地地道道的黏合剂：它是社会的[……]⁽⁸⁰⁾化合力。

　　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个特性：

　　（1）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

　　（2）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

　　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颠倒和混淆，使冰炭化为胶漆，货币的这种神力包含在它的本质中，即包含在人的异化的、外化的和外在化的类本质中。它是人类的外化的能力。

　　凡是我作为人所不能做到的，也就是我个人的一切本质力量所不能做到的，我凭借货币都能做到。因此，货币把这些本质力量的每一种都变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即变成它的对立物。

　　当我渴望食物或者我因无力步行而想乘邮车的时候，货币就使我获得食物和乘上邮车，就是说，它把我的那些愿望从观念的东西，把那些愿望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改变成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现实的存在。作为这样的中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

　　当然，没有货币的人也有需求，但他的需求是纯粹观念的东西，它对我、对第三者、对[其他人][XLIII]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是不存在的，因而对于我本人依然是非现实的，无对象的。以货币为基础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为基础的无效需求之间的差别，是存在和思维之间的差别，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观念和那作为现实对象在我之外对我而存在的观念之间的差别。

　　如果我没有供旅行用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旅行的需要，就是说，没有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旅行的需要。如果我有进行研究的本领，而没有进行研究的货币，那么我也就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即没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领。相反，如果我实际上没有进行研究的本领，但我有愿望和货币，那么我也就有进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领。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因此，仅仅按照这个规定，货币就已经是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

　　其次，对于个人和对于那些以独立本质自居的、社会的和其他的联系，货币也是作为这种起颠倒作用的力量出现的。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

　　因为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的品质的混淆和替换。

　　谁能买到勇气，谁就是勇敢的，即使他是胆小鬼。因为货币所交换的不是特定的品质，不是特定的事物，不是人的本质力量，而是人的、自然的整个对象世界，所以，从货币占有者的观点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货币能使冰炭化为胶漆，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

　　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 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卡·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2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0卷翻译

脚　　注

(1) 手稿中删去下面一段话：“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者还用‘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⁶³——编者注
(2) 手稿中删去下面一句话：“一些人出于狭隘的忌妒，另一些人则出于真正的愤怒，对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轶文集》中的《哲学改革纲要》⁶⁶——尽管这两部著作被悄悄地利用着——可以说策划了一个旨在埋没这两部著作的真正阴谋。”——编者注
(3) 手稿中删去下面的文句：“他是这样消极而无意识地表现出来的：一方面，他不断反复保证他自己的批判的纯粹性，另一方面，为了使观察者和他自己不去注意批判和它的诞生地——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德国哲学——之间必要的辩论，不去注意现代批判必须克服它自身的局限性和自发性，他反而企图制造假象，似乎批判只同它之外的某种狭隘的批判形式——比如说，18世纪的批判形式——并同群众的局限性有关系。最后，当有人对他自已的哲学前提的本质有所发现——如费尔巴哈的发现——，批判的神学家一方面制造一种假象，似乎这些发现是他完成的，确切地说，他是这样制造这种假象的：他由于不能阐发这些发现的成果，就把这些成果以口号的形式抛给那些还受哲学束缚的作家，另一方面，他善于通过下述方式使自己确信，他自己的水平甚至超过这些发现：他发觉在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中还缺少黑格尔辩证法的某些要素，这些要素还没有以经过批判的形式供他使用，这时，他自己并不试图或者也没有能力把这些要素引入正确的关系，反而以隐晦的、阴险的、怀疑的方式，搬用这些要素来反对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就是说，从自身开始的实证真理这一范畴刚刚以其特有的形态得到确立并显现出来，他就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搬用间接证明这一范畴来加以反对。神学的批判家认为，从哲学方面应当做出一切，来使他能够侈谈纯粹性、决定性以及完全批判的批判，是十分自然的，而当他感觉到例如黑格尔的某一因素为费尔巴哈所缺少时——因为神学的批判家并没有超出感觉而达到意识，尽管他还对‘自我意识’和‘精神’抱有唯灵论的偶像崇拜——，他就以为自己是真正克服哲学的人。”——编者注
(4) 手稿中删去下面一句话：“相反，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编者注
(5)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I802年巴黎版第2卷第162页。——编者注
(6) 参看本卷第130页。——编者注
(7)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193页。——编者注
(8) 威·舒尔茨原著中写的是“人口”。——编者注
(9) 即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编者注
(10)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编者注
(11)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第2版。——编者注
(12) 这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译者热·加尔涅写的脚注。——编者注
(13) 参看本卷第140—141页。——编者注
(14) 手稿中“营业”写在“位置”的上方。——编者注
(15) 马克思在他收藏的康·贝魁尔这本著作第413页下边的空白处作了这一计算。——编者注
(16) 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编者注
(17)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94—195页，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6—7页。——编者注
(18) 指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331页，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奋斗页。——编者注
(19) 手稿中“追加费”写在“附加额”的上方。——编者注
(20) 手稿中是“三个生产阶级”。在马克思对亚·斯密著作的摘要中，此处是“三个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56页。——编者注
(21) 手稿中“农业短工”写在“农民”的上方。——编者注
(22) 手稿中“扬弃”写在“否定”的上方。——编者注
(23) 手稿中原来写的是“针对外国的垄断”后来马克思把“的垄断”删去。——编者注
(24) 手稿中这段话下面删去一句话：“我们现在必须回顾上述财产的物质运动的本质。”——编者注
(25) 手稿中“材料”写在“对象”的上方。——编者注
(26) 见本卷第146页。——编者注
(27) 手稿中“封建生活”写在“贵族生活”的上方。——编者注
(28) 手稿中“自私自利的”写在“残酷无情的”上方。——编者注
(29) 手稿中“怀旧”写在“封建时代留下的纪念物”的上方。——编者注
(30) 见本卷第61页。——编者注
(31) 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
(32) 昂·圣西门的这些论点，见他的《实业家问答》1824年巴黎版。——编者注
(33) 马克思在这一页结尾标示的通栏线下面写了一句话：“卖淫不过是工人普遍卖淫的一个特殊表现，因为卖淫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包括卖淫者，而且包括逼人卖淫者——后者的下流无耻尤为严重——，因此，资本家等等也包括在卖淫这一范畴中。”——编者注
(34) 路·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第84—85页）以及《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58—70页。——编者注
(35) 手稿中“发展的历史”写在“作准备的历史”的上方。——编者注
(36) 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8卷第4章。有关论述还可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部分第646—647页。——编者注
(37) 大·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1《为我的著作〈耶稣传〉辩护和关于评述现代神学特性的论争文集》1837年蒂宾根版第1—3册，《评述和批判。神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的轶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1《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斯图加特版第1—2卷。——编者注
(38) 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VI—XV页。——编者注
(39) 布·鲍威尔《基督教真相》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13—115页。——编者注
(40) 见梅·希策尔《苏黎世通讯》（1844年《文学总汇报》第5期第12、15页）。并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第7章第1节《批判的群众》，第9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编者注
(41) 见布·鲍威尔《本省通讯》（1844年《文学总汇报》第6期第30—32页）。并见本卷第348—355页。——编者注
(42)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33页。——编者注
(43) 同上，第77—84页。——编者注
(44) 同上，第62—70页。——编者注
(45) 同上，第33—58页。——编者注
(46) 路·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第37—247页。——编者注
(47) 参看马克思《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绝对知识〉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48) 上述有关“意识的对象的克服”这八点说明，几乎逐字逐句摘自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66—367页。——编者注
(49) 马克思在手稿的页码中漏编了第XXV页。——编者注
(50) 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55页第30条称“黑格尔是一位在思维中超越自身的思想家”。——编者注
(51)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I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34—42页。——编者注
(52) 手稿中“非存在”写在“在自身的存在”的上方。——编者注
(53) 手稿中删去下面一段话“我们姑且考察一下黑格尔的自然界诸规定以及从自然界到精神的过渡。自然界是作为具有异在形式的观念产生的。因为观念……”——编者注
(54) 指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编者注
(55)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225页第245节。——编者注
(56) 同上，第227页第247节。——编者注
(57)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392页第381节。——编者注
(58) 同上，第393页第384节。——编者注
(59)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5幕。——编者注
(60) 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110—111页。——编者注
(61)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19—20节。——编者注
(62) 见米·舍伐利埃《论法国的物质利益》1839年巴黎第4版。——编者注
(63) 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59页。——编者注
(64) 见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32—33页。——编者注
(65) 德国哲学家约·哥·费希特用的一个公式。——编者注
(66) 手稿这一页的左下角破损，最后六行原文残缺不全，本卷没有翻译。——编者注
(67)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68) 手稿中“节俭的”写在“朴素的”上方。——编者注
(69) 参看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第4章的第7个论题的历史评述，见该书1841年巴黎版第230—231页。——编者注
(70) 见本卷第166页。——编者注
(71)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1826年巴黎版第68、78页。——编者注
(72)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29—37页和第46页。——编者注
(73)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1卷第76—77页。——编者注
(74) 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29年巴黎版第1卷第25—26、27、75和121页。——编者注
(75) 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7，11—12页。——编者注
(76)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编者注
(77) 马克思引用的是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德文版，此处为“Metall”（金属）。——编者注
(78)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附4幕第3场。——编者注
(79) “辅币”原文是Scheidemünze.其构成与前一句中的Scheidungsmittel（分离剂）一样，都同动词scheiden（分离）相联系。——编者注
(80)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注　　释

2 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著作。马克思本来计划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这篇《导言》之后，接着完成在1843年己着手撰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并将其付印。《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逐渐放弃了这一计划。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曾说明了放弃这一计划的原因（见本卷第111页）。
　　1844年5——6月以后、马克思已经忙于其他工作，并把经济学研究提到了首位。从1844年9月起，由于需要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反击，马克思开始把阐述新的革命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结合起来，同批判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结合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这项任务。——111。
5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做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改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111、143、171。
11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124、214。
26 重商主义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人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180。
34 新济贫法指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170）从事强制性劳动。——171。
53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眼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147。
6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1844年4——8月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著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各种历史文献和思想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考察，在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学观点、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理论观点，并作了初步的综合性阐述。他论述了劳动实践对于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指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人正是通过劳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创造了社会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批判地改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他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说明私有财产的存在必然造成异化劳动，因而必然给工人阶级和整个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指出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消除异化劳动，而要使社会从私有财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他强调指出，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见本卷第232页）。他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的贡献，并在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同时阐发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成果。他还阐明了自然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指出工业的历史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见本卷第192页），指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见本卷第193页）。此外，手稿还对自然史、人类史以及美的规律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写在三个笔记本中的手稿组成。笔记本 I的内容是：对斯密学说中的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经济学范畴作比较分析，揭示斯密学说的矛盾，详细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笔记本II只保留下四页手稿，主要是有关私有财产的论述。笔记本III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论述，对当时的各种共产主义理论的考察和评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有关分工和货币的两个片断，还有一篇《序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927年，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在第三卷附录中摘要发表了这部手稿中的《第三手稿》（即笔记本III）的俄译文，但这部分手稿被误认为《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以德文原文发表了全部手稿，并加了标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982年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二卷在发表《手稿》时采用了两种编排方式：第一种按《手稿》的写作时间和写作阶段编排；第二种按《手稿》的逻辑结构和思想内容编排，并加了标题。本卷收入的《手稿》中译文是根据按逻辑结构编排的《手稿》校译的。在《手稿》中，作者以红棕色铅笔划了线的文句或段落，中文版均以双斜线表示起讫。
　　《手稿》最早由何思敬译成中文，195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刘丕坤的中译本。——109。
62 这个计划未能实现。马克思没有写这些小册子，可能因为他后来认为，在对各种社会（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生产关系作出科学的分析以前、要对法、道德、政治和上层建筑的其他范畴的问题进行独立的科学的考察是不可能的。——111。
63 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和下文中的当代批判的神学家均指布·鲍威尔，他在《文学总汇报》第1期（1843年12月）和第4期（1844年3月）发表了两篇文章评论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图书、论文和小册子。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词句大部分摘自鲍威尔这两篇文章。“乌托邦的词句”和“密集的大批群众”这些用语见《文学总汇报》第8期（1844年7月）布·鲍威尔的论文《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中分析批判了鲍威尔及其伙伴。——111。
64 这时，马克思已经掌握了法文，对法国的文献十分熟悉。他研读了普·维·孔西得朗、皮·勒鲁、皮·约·蒲鲁东、埃·卡贝、泰·德萨米、菲·邦纳罗蒂、沙·傅立叶、劳蒂埃尔、弗·维尔加德尔和其他作者的著作，而且还经常作摘要。但他当时还没有掌握英文，因此只能通过德译本或法译本来利用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例如，罗·欧文的作品，他就是通过法译本和论述欧文观点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来了解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文和其他文献资料表明，马克思这时还没有具备他后来例如在《哲学的贫困》C写于1847年）中所显示出来的对英国社会主义者著作的渊博知识。——112。
65 除了威·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以外，马克思大概还指魏特林在他本人于1841——1843年出版的杂志《年轻一代》上所发表的文章、以及他为正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性著作《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1838年）。
　　在格·海尔维格出版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中，发表了莫·赫斯的三篇匿名文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本卷第56—86页。——112。
66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
　　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一文刊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2卷。这个两卷本的文集，除了其他作者的著作以外，还收入了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一文。在这个文集上发表的《路德是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仲裁人》一文，过去一直认为是马克思写的，实际上是出自路·费尔巴哈的手笔。——112。
67 指路·费尔巴哈的整个唯物主义观点。费尔巴哈自己把这种观点称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或“人本学”。这种观点阐发了这样一种思想：新哲学即费尔巴哈的哲学，使人这一自然界的不可分离的部分，成为自己的唯一的和最高的对象。费尔巴哈认为，这样的哲学即人本学包含着生理学，并将成为全面的科学：他断言，新时代的本质是把现实的、物质地存在着的东西神化，新哲学的本质则在于否定神学，确立唯物主义、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112。
68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第1版于1807年出版。《逻辑学》共三册，分别于1812、1813和1816年出版。1817年，《哲学全书纲要》出版，1821年，《法哲学原理》出版。——112、201。
69 马克思写完这篇《序言》后不久，就与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部批驳布·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著作于184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14。
70 “普通人”在手稿中写的是法文“simple humanité”，是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中的用语。马克思在这里以及下面引用斯密这本著作时均采用热·加尔涅所译并附译者注释和评述的1802年巴黎版。“simple humanité”一词见该书第1卷第138页。——115。
71 见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1年巴黎版。蒲鲁东在该书第3章第6节《社会上的一切工资都是平等的》，第5章第2部分的第3节《第三种社会形式的定义：结论》，对工资的平等作了说明。——124。
72 即威·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此书由尤·福禄培尔于1843年11月赠与马克思，成为马克思的巴黎藏书。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的《相对剩余价值》章论述积累时重新援用舒尔茨这本著作，部分地利用了他在本手稿笔记本 I中引用过并在页边划了线的引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81—128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追溯了舒尔茨关于工具和机器的区别的论述以及它们对社会发展的不同意义；在援用舒尔茨这本著作时、马克思称它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28页）。——125。
73 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马克思的巴黎藏书中有这本书。马克思在写《工资》和《资本的利润》时援用的引文均出自该书第XXXI章。马克思在阅读该书第405—429页时，在书上划了许多线并作了一个简短的笔记；划线的地方只有极少部分与笔记本 I的引文相关。——126。
74 即查·劳顿《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这是一部英文手稿的法译本，原英文手稿可能未曾出版。劳顿曾有一本英文小册子《论人口和生计的均衡》于1836年在利明顿出版。——127。
75 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论述的关于竞争具有良好作用的思想。按照斯密的观点，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加剧，将促进劳动报酬的提高，而且不降低利润。在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和资本家之间进行竞争的条件下，资本家必然要破坏关于不得提高工资的”天然协议”。——134。
76 指亚·斯密关于决定工作者成败和工资高低因素的议论。在这些因素中包括“成功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例如，斯密说道：“送孩子去学制鞋，无疑他能学会制鞋技术；但是送他去学法律，那么精通法律并靠这个职业过活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对一。就完全公平的彩票而言，中彩者应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就成功者一人而不成功者二十人的职业而言，成功者一人应得到不成功者二十人应得而未得的全部。”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215—216页。——141。
77 这是亚·斯密的一个论点：居民对某种大众消费品如马铃离的需求的增长，这种产品的消费者人数的增加（即使这种产品是从中等土地上收获的），必将使租地农场主在补偿基本开支和维持劳动力的开支以后仍有巨额盈余。而这种盈余的一大部分则将归于土地所有者。因此得出结论说：随着人口数目的增长，地租也将提高。见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335页。——145。
78 这里是指以大·李嘉图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得出的关于土地所有者注释和农产品生产者之间关系的结论。而亚·斯密则追随重农学派，证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具有所谓的一致性。——147。
79 关于地产的分割和不分割的争论，是马克思曾计划撰写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四篇论文的主要内容。莱茵省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为阻止莱茵省农民贫困化趋势的发展，向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提出限制地产析分的草案，遭到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拒绝。议员们坚持自由支配土地的观点，他们强调指出，自由让披还可使地产扩充，而限制地产析分，则会降低土地的价值。这反映出莱茵省与普鲁士其他省份不同，表明封建地产向资产阶级地产的转变已经开始。——152。
80 马克思在《让·巴蒂斯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中对萨伊关于财富的性质和流通的原理的论述写有如下评注：“私有财产是一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对此没有说明理由，但是，这个事实是国民经济学的基础”；“没有私有财产的财富是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发财致富的科学。因此，没有私有财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学便建立在一个没有必然性的事实的基础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16、319页）——155。
81 马克思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摘要》中写有如下评注：“十分有趣的是斯密作的循环论证。为了说明分工，他假定有交换。但是为了使交换成为可能，他就以分工、以人的活动的差异为前提。他把问题置于原始状态，因而未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36页）——156。
82 这个结论在当时的社会批判性著作中相当流行。例如，威·魏特林在其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中就曾写道：“正像在筑堤时要产生土坑一样，在积累财富时也要产生贫穷。”——156。
83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黑格尔的术语及其探讨对立的统一的方法，把 Verwirklichung（现实化）与Entwirklichung（非现实化）对立起来。——157。
84 马克思在手稿中往往并列使用两个德文术语 “Entfremdung（异化）和 “Entäuβerung”（外化）来表示异化这一概念。但他有时赋予“Entäuβerung”另一种意义，例如，用于表示交换活动，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就是说，用于表示那些并不意味着敌对性和异己性的关系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157。
85 马克思在这里以自己的理解复述了费尔巴哈哲学关于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论点，费尔巴哈说，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贫穷；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必须什么也不是。人在自身中否定了他在上帝身上所肯定的东西。——157。
86 这里表述的思想与费尔巴哈的论点相呼应。费尔巴哈认为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是人的存在及其精神活动的异化。费尔巴哈写道，上帝作为对人来说的某种至高的、非人的东西，是理性的客观本质；上帝和宗教就是幻想的对象性本质。他还写道，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是主体的活动，是主体的被窃走的思维，而绝对哲学则使人自身的本质、人的活动在人那里异化。——160。
87 马克思在本段和下一段利用了费尔巴哈哲学中表述人和整个人类时所用的术语，并且创造性地吸取了他的思想：人把人的”类本质”、人的社会性质异化在宗教中；宗教以人同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基础，以意识为基础，而意识严格说来只是在存在物的类成为存在物的对象、本质的地方才存在；人不像动物那样是片面的存在物，而是普遍的、无限的存在物。——161。
88 类、类生活、类本质都是费尔巴哈使用的术语，它们表示人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的概念。真正人的生活以友谊和善良的关系，即以爱为前提，这些都是类的自我感觉或关于个人属于人群这种能动意识。费尔巴哈认为，类本质使每个具体的个人能够在无限多的不同个人中实现自己。费尔巴哈也承认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利益的相互敌对和对立关系，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不是产生于阶级社会的历史的现实条件，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而是人的真正本质即类本质同人相异化的结果，是人同大自然本身预先决定了的和谐的类生活人为地但绝非不可避免地相脱离的结果。——162。
89 马克思显然是指皮·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参看该书第3章第4—8节。——166。
90 马克思在这段话里从广义上使用工资范畴，以表达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关系。——167。
91 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应·约·蒲鲁东的“平等”观念时所持的基本论点。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表述的“平等”观念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关系基础上的。他的空想的、改良主义的药方规定，私有财产要由“公有财产”代替，而这种“公有财产”将以平等的小占有的形式，在“平等”交换产品的条件下掌握在直接生产者手中。这实际上是指均分私有财产。蒲鲁东是这样设想交换的“平等”的，即“联合的工人”始终得到同等的工资，因为在相互交换他们的产品时，即使产品实际上不同等，但每个人得到的仍然是相同的，而一个人的产品多于另一个人的产品的余额将处于交换之外，不会成为社会的财产，这样就完全不会破坏工资的平等。马克思认为，在蒲鲁东的理论中，社会是作为抽象的资本家出现的。他指出蒲鲁东没有考虑到即使在小（“平等”）占有制度下也仍然起作用的商品生产的现实矛盾。后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中表述了这样一个结论：蒲鲁东在经济异化范围内克服经济异化，就是说，实际上根本没有克服它。参看本卷第268页。——167。
92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现代英国国民经济学是指大·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其中包括詹·穆勒的学说，显然，还指其他经济学家即李嘉图的同时代人的学说。——171。
93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摞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172、180、235。
94 1843年7——8月、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摘录了卡·兰齐措勒的著作《论七月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后果》（I831年柏林版）。摘录收入马克思《法国史、德国史、英国史和瑞典史笔记》（第4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
　　马克思的巴黎藏书中有威·科泽加滕《论地产的可让渡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1842年波恩版。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研究了这部著作。显然这与他计划撰写的关于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第四篇论文有关。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称它为拥护封建制度的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5页。——175。
95 格·丰克的著作指《地产无眼制析分对土地耕种和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历史要素乃至等级制国家本身的解体》1839年汉堡——哥达版。他在该书第56页写道：“默泽讲述了……一个农奴的故事：这个农奴在赎身时、就像丧妻失子一样，号啕大哭，不得不强制他离开屋子。”尤·默择这段描述见他的《爱国主义的幻想》1820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3卷第266页。丰克著作的第56页还提到亨·莱奥及其著作《略论国家的自然科学》。而马克思把这件事写成“按照莱奥先生的说法”这一疏忽可能由此而起。——175。
96 启蒙国民经济学首先是同亚·斯密的名字连在一起的。继恩格斯之后，马克思也把斯密称为国民经济学的改革者、“路德”。马克思认为..启蒙国民经济学”在经济思想的发展上是比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两种较早的经济学说和相应的经济政策形式）更高的阶段。这两种体系（更确切地说，是实质上同一体系的两个分支）的目标是追求货币顺差（货币主义）或贸易顺差（重商主义）。两者都不外是为了货币而积累货币：不惜任何代价来获得货币和积存货币，实际上被宣布为最高目的和目的本身。重商主义者犹如偶像崇拜者和拜物教徒那样对待货币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而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财富的特殊形式“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同时，这两种体系的信奉者不注意生产本身，不认为生产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基础。只有“启蒙国民经济学”才承认生产、劳动是自己的主要原则或基本注释原理。——178。
97 昔尼克主义又译犬儒主义，原本为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安提西尼创立的哲学学派。营尼克学派崇尚自然，却把自然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蔑视财富，崇尚俭朴，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
　　后来在西方，人们通常在转义上使用昔尼克主义，泛指：蔑视道德；凌辱人的尊严；不知羞耻；冷酷无情；无所顾忌；对眼前事物冷嘲热讽，等等。——179。
98 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把“对立”和“矛盾”这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在对主中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其中的每一个方面为另一个方面所规定，因此都只是一个环节，但同时每一个方面也为自身所规定，这就使它具有独立性；相反，在矛盾中两个方面的关系是这样的：每一个方面都在自己的独立性中包含着另一个方面，因此两个方面的独立性都是被排斥的。——182。
99 沙·傅立叶对政治经济学抱着极端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门错误的科学。他在关于未来世界、所谓协作制度的空想中，违反经济发展的现实趋向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断言在“合理制度”的条件下，工业生产只能被当做对农业的补充，当做在漫长的冬闲时期和大雨季节“避免情欲消沉的一种手段”。他还断言，上帝和大自然本身确定，协作制度下的人只能为工业劳动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工业劳动只是辅助性的、使农业多样化的作业。——183。
100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指法国的格·巴贝夫、埃·卡贝、泰·德萨米，英国的罗·欧文和德国的威·魏特林所创立的空想主义的观点体系。
　　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大概首先是指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形成的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关于“完全平等”的社会、以及在排挤私人经济的“国民公社”的基础上实现这种社会的空想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虽然也表现了当时无产阶级的要求，但整个说来还带有原始的、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性质。——183。
101 在中世纪宗教共产主义共同体中，把妻子公有当做未来社会特征的观念颇为流行。1534——1535年在明斯特掌权的德国再洗礼派试图根据这种观点引进一夫多妻制。托·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就反对一夫一妻制。原始的共产主义共同体还有一些特征、如禁欲主义、对科学和艺术持否定态度。1830年和1840年法国的秘密团体，如平均主义工人社和人道社也曾继承了原始的平均主义思想的某些特征。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一文中对此作过描述。——183。
102 让·雅·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等著作中认为，没有受到教育、文化和文明触动的状态，对人来说才是自然的，马克思则认为这种状态是非自然的。——184。
103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路·费尔巴哈的术语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文中所说的“历史之谜的解答”是指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客观矛盾的发展中得出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结论。——186。
104 指罗·欧文对一切宗教的批判言论。用欧文的话来说，宗教给人以危险的和可悲的前提，在社会中培植人为的敌对。欧文指出，宗教的棉狭性是达到普遍的和谐和快乐的直接障碍；欧文认为任何宗教观念都是极端谬误的。——186。
105 关于拥有（Haben）这个范畴，可参看真·赫斯的一些著作。他在《行动的哲学》一文中写道：“正是求存在的欲望，即希求作为特定的个体性、作为受限制的自我、作为有限的存在物而持续存在的欲望，导致贪欲。反之，对一切规定性的否定，抽象的自我和抽象的共产主义，空洞的‘自在之物’的结果、批判主义和革命的结果、无从满足的应有的结果，则导致存在和拥有。助动词就这样成了名词。”（见《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32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也谈到过”拥有”和”不拥有”。——190。
106 地球构造学是弗赖贝格（萨克森）矿业科学院的矿物学家阿·哥·韦尔纳于1780年创立的关于地球的形成、地球的结构和岩石的构成的学科。有关论述还可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部分第432—440页。——195。
107 马克思在这里把generatio aequivoca这一用语当做法文génération；pontanée的同义词来使用，照字面直译就是自然发生的意思。
　　有关论述还可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部分第455—470页。——195。
108 见布·鲍威尔《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85、193—194页。鲍威尔在这本书中既分析批判了奥·弗·格鲁培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也批判了菲·马尔海内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意义的公开演讲绪论》（1842年柏林版）。
　　未来的批判家指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言论的青年黑格尔分子。——198。
109 马克思在这里转述了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9—30节中针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意见。——201。
110 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 “στoá”）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译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的观念和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窗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202。
111 怀疑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皮浪、阿克西劳、卡内亚德、埃奈西德穆及恩披里柯。
　　怀疑派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哲学学说。它认为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互排斥的意见；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该放弃判断，放弃认识，平心静气地求得精神的安宁。怀疑主义揭示了人们认识中的矛盾，在认识史·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反对唯物主义，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识，实际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202。
112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马克思所用版本的章节分立如下：
　　第1部：逻辑学
　　第2部；自然哲学
　　第3部：精神哲学——202。
113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3部分《精神哲学》的分节如下：
　　第1篇：主观精神
　　A.人类学
　　B.精神现象学
　　C.心理学
　　第2篇：客观精神
　　A.法
　　B.道德
　　C.伦理
　　第3篇：绝对精神
　　A.艺术
　　B.启示宗教
　　C.哲学注释
——203。
114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自我意识》部分，首先叙述了劳动和享受在实现自我意识的自由时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还可参看卡·路·米希勒出版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833年柏林版第1卷第12页：“我们现代的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不是一下子形成的，也不仅是从现代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就存在其中的一种遗产，进一步说，是劳动的成果，而且是人类先前世世代代劳动的成果。”——205。
115 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指黑格尔关于劳动以及某些其他范畴的观点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而且也说明黑格尔具有经济学的知识。黑格尔1803——1804年在耶拿大学的演讲中曾引用过亚·斯密的著作。他在《法哲学原理》第3篇第2章《市民社会》阐述《需要的体系》时、就在第189节及其附释中讲到斯密、让·巴·萨伊和大·李嘉图，说明经济学思想的迅速发展。——205。
116 大约在1844年下半年，马克思在其笔记中写了如下的评注：
　　黑格尔的现象学的结构。
　　（1）自我意识代替人。主体。客体。
　　（2）差别。这些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实体被看做是自我区别，或者说，是因为自我区别、差别、知性的活动被看做是本质的东西。因此，黑格尔在恩辨范围内提供了把握事物的真正差别。
　　（3）扬弃异化等于扬弃对象性。（特别是由费尔巴哈予以发挥的一个方面。）
　　（4）因此，扬弃想象中的对象、作为意识对象的对象，等于真正的对象性的扬弃，等于与思维有差别的感性行动、实践以及现实的活动。（需要认真加以发挥。）——206。
117 路·费尔巴哈称自己的哲学观点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同时却回避唯物主义这个术语。这显然表明他不同意先前英法两国的唯物主义的某些原则，特别是不同意抽象性，不同意把感性视为知识的基础和唯一源泉的感觉论。马克思在这里说的是在费尔巴哈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形式，他也像费尔巴哈那样对这些唯物主义哲学形式感到不满，认为不是旧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费尔巴哈的哲学——自然主义、人道主义——才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秘密。——209。
118 马克思关于人是直接的和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的论点，基本上是以路·费尔巴哈反对宗教唯JL主义和哲学唯心主义而阐发的原则为依据的：把人看成自然界特殊的、有意识的存在物，本质由外在对象的性质规定，任何存在物、任何本质必定具有对象的性质，在感性存在物之外的其他物是感性存在物的生存所必需的，如空气供呼吸，水供饮用，光供照明，动植物产品供食用，等等。——209。
119 “受动的”（Ieidend）这个术语来自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把这个术语解释为周围环境、外部世界对人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和方式。他说，只有受动的和需要的存在物才是必然的存在物；没有需要的存在是多余的存在；只有受动的东西才值得存在。马克思赞同费尔巴哈的上述观点，而且对“受动的”这一经验原则进行了极其重要的加工和扩克，把社会实践即人为了掌握和改造外部世界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活动也包括进去了。——209。
120 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33年柏林版第68—71页。黑格尔按照“观念的发展的阶段历程”提出这本书的划分。——214。
121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存在论：A.质。 B.量。C.度。本质论：A.本质作为实存的根据。B.现象。C.现实。概念论：A.主观概念。B.客体。C.观念。——自然哲学。——精神哲学。”——215。
122 马克思依据路·费尔巴哈并利用费尔巴哈的术语来批判黑格尔的论点。例如，费尔巴哈在他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中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想就是存在、主语，而存在同时又是谓语；逻辑学是他所特有的那种形式的思维，是作为无谓语的主语的思想，或者是同时兼为主语和谓语的思想；黑格尔将客体仅仅想象为能思维的思想的谓话。“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这个说法，看来是套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中的“一个自身旋绕的圆圈”、 “圆圈的圆圈”等说法。——218。
123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1部分逻辑学。黑格尔把自己的逻辑学划分成客观逻辑（《存在论》和《本质论》属于这一部分），以及主观逻辑或《概念论》，这一部分以《绝对观念》章结束。——219。
124 “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这一地区的状况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42—343页）。——225。
125 参看埃·鲍威尔《蒲鲁东》，载于《文学总汇报》第5期第41—42页。并见《神圣家族》第4章第4节《蒲鲁东。批判性的评注3》（见本卷第263—268页）。——23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¹²⁶
（节选）

序言
第四章　体现为认识的宁静的批判的批判或埃德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4）蒲鲁东（马克思）
　　批判性的评注 1
　　批判性的评注 2
　　批判性的评注 3
　　批判性的评注 4
　　批判性的评注 5
第五章　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或塞利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马克思）
　（2）思辨结构的秘密
第六章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1）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马克思）
　　（a）"精神"和"群众"
　（2）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
　　（a）欣里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恩格斯）
　　（b）犹太人问题，第二号。关于社会主义、法学和政治学（民族问题）的批判的发现（马克思）……297
（3）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马克思）
　　（b）犹太人问题，第二号
　　（c）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d）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f）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学
第七章　批判的批判的通信
　（2）“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
　　（a）"顽固不化的群众"和"不满意的群众"（马克思）
　　（b）"软心肠的"和"需要解救的"群众（恩格斯）
第八章　批判的批判走进尘寰并改变形象，或盖罗尔施泰因公爵鲁道夫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马克思）
　（4）被揭露了的有关“观点”的秘密

序言

　　现实人道主义在德国没有比唯灵论或者说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用福音书作者的话教诲说：“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¹⁾显而易见，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臆想中才具有精神。在鲍威尔的批判中，我们所反对的正是以漫画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辨。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日耳曼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通过把"批判"本身变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来作自己的最后一次尝试。

　　我们的阐述主要涉及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我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从而整个德国思辨的胡说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批判）越是把哲学对现实的颠倒变成最明显的滑稽剧，那就越有教益。（请看孚赫和塞利加二人的例子。）《文学报》提供了一份材料，就连广大的读者也能通过这份材料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

　　我们的阐述自然要取决于阐述的对象。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因此，如果我们在这本书中不再对这一发展本身进行评论，那是因为我们所阐述的对象的本性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更确切地说，是批判的批判使我们不得不用现已达到的成果本身来批驳它。

　　因此，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然后再写几部独立的著作，在那些著作里，我们——当然是各自单独地——将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正面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的态度。

恩格斯 马克思
1844年9月于巴黎

第四章
体现为认识的宁静的批判的批判
或埃德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4）蒲鲁东

批判性的评注1

　　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都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同样，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也是根据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所做的批判。——至于该书有关法律的部分，即根据法的观点来批判法的这一部分，我们在这里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因为该书的主旨是批判国民经济学。——因此，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其中包括对蒲鲁东所了解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蒲鲁东的著作才能被科学地超越。这一工作正是由于蒲鲁东本人做过的一切才有可能进行，正如蒲鲁东所做的批判是以重农学派⁹³对重商主义²⁶学说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批判以及傅立叶和圣西门的著作为前提一样。

　　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论述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国民经济学把这 个基本前提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作任何进一步的考察，甚至像萨伊所坦率承认的那样，国民经济学只是"偶然"提到这一事实。蒲鲁东则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实现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对现代国民经济学的意义，正如西哀士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

　　如果说蒲鲁东本人还没有把私有财产的各种进一步的形式，如工资、商业、价值、价格、货币等等，像《德法年鉴》那样看做私有财产的形式（见弗·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而是用国民经济学的这些前提来反驳国民经济学家，那么这是完全符合他上述从历史上说具有充足理由的观点的。

　　把私有财产关系当做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国民经济学，不断地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财产——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像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从合乎人性的观点来解释宗教观念，而正因为如此，他们就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国民经济学中，工资最初表现为产品中劳动应得的那个合乎比例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仿佛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是一个纯粹偶然的规定，这个规定根本不需要同生产费用和社会效用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通过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之间的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让资本家去确定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商业和其他一切国民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况也都是这样。有时国民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对这些矛盾的论述成了他们相互之间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国民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指责私有财产的某种个别形式扭曲了本来（即在其想象中）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例如，亚当·斯密有时抨击资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抨击汇兑业者，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抨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抨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都抨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财产的资本家。

　　可见，国民经济学家们只是有时候，特别是在他们抨击某种特殊的滥用行为的时候，才破例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人性的假象，但在一般场合，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这种矛盾中踉跄而行。

　　蒲鲁东永远结束了这种不自觉的状态。他严肃地看待国民经济关系的人性的假象，并让这种假象同国民经济关系的非人性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迫使这些关系在现实中成为它们把自己想象成的那种东西；或者更确切些说，他迫使这些关系抛弃它们关于自身的这种想象而承认自己是真正非人性的。因此，蒲鲁东始终不同于其他国民经济学家，他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财产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而是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时所能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做了。

　　埃德加先生想说明《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的观点的特征，当然，他根本没有谈到国民经济学，也根本没有谈到蒲鲁东的著作所具 有的不同于他人的特点，而这种特点正是在于把私有财产的实质问题看做对国民经济学和法学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批判的批判说来，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蒲鲁东并未因他否定私有财产而有了任何新的发现。他不过是无意中透露了批判的批判讳莫如深的秘密罢了。

　　埃德加先生在进行了他那赋予特征的翻译之后，马上接着说道“：于是，蒲鲁东发现了某种绝对的东西，发现了历史的永恒基础，发现了为人类指引方向的神。这就是公平。”⁽²⁾

　　1840年出版的蒲鲁东这部法文著作并不是立足于1844年德国发展的观点。这就是蒲鲁东的观点，也是许多与他截然对立的法国作家所共有的观点，这种观点给批判的批判以方便，使它可以对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的特征不加区分而一笔带过。此外，只要把蒲鲁东自己所提出的规律，即公平通过对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规律坚持贯彻到底，就可以摆脱历史上的这个绝对的东西。如果说蒲鲁东没有做到坚持贯彻到底，那么这是因为他不幸生为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

　　对埃德加先生说来，由于蒲鲁东提出了历史上的绝对的东西，由于他坚持对公平的信仰，所以他就成了神学的对象；而批判的批判由于职业的缘故就是神学的批判，现在就可以抓住蒲鲁东，从而在“宗教观念”上大做文章了。

　　“一切宗教观念的特点都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有一个最后总要成为胜利的和唯一真实的。”

　　我们将看到，宗教的批判的批判是把这样一种情况奉为信条：两个对立面中有一个——“批判”——最后会作为唯一的真理战胜另一个对立面——“群众”。可是蒲鲁东却把群众的公平当做绝对的东西，奉为历史上的神，从而就犯下了更不公平的过错，因为公平的批判已经非常明确地为自己保留了这个绝对的东西、这个历史上的神的地位。

批判性的评注2

　　“贫困、贫穷的事实使蒲鲁东片面地进行了一些思考；他认为这个事实是同平等和公平相抵触的，这个事实使他有了自己的武器。于是，对于他，这个事实就成了绝对的、合理的，而财产存在的事实则成为不合理的了。”

　　认识的宁静告诉我们说，蒲鲁东认为贫困的事实是同公平相抵触的，可见，他认为这个事实是不合理的；可是话音未落，认识的宁静就连忙硬说，对于蒲鲁东，这个事实成了绝对的、合理的。

　　以往的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仿佛为国民创造的财富出发，进行了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考。蒲鲁东从国民经济学用诡辩掩盖的相反的方面出发，即从私有财产的运动造成的贫穷出发，进行了否定私有财产的思考。对私有财产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那种体现私有财产充满矛盾的本质的最彰明较著、最触目惊心、最令人激愤的形式，即贫穷、贫困的事实出发的。

　　“可是，批判把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它认清了二者的内在联系，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探询其存在的前提。”

　　批判直到现在对财产和贫穷的事实还毫无认识，“可是”它却用仅仅在自己想象中完成的行为来反驳蒲鲁东的真实的行为。它把两个事实合而为一，并且在把两个事实变为一个唯一的事实之后，又认清了二者的内在联系。批判不能否认，蒲鲁东也认清了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正是由于这种内在联系，他才要废除财产，以便消灭贫困。蒲鲁东甚至还做得更多。他详尽地证明了资本的运动怎样造成贫困。可是，批判的批判却不干这种琐碎的小事。它认识到贫穷和私有财产是两种对立的东西：这本是广为流传的知识。它使贫穷和财富成为一个整体，并且“向这个整体本身探询其存在的前提”这更是一个多余的问题，因为批判自己刚刚创造了这个“整体本身”。那么它的这种创造本身就是这个整体存在的前提。

　　批判的批判既然向"整体本身"探询其存在的前提，那就是用真正神学的方式在这个"整体"之外寻求其存在的前提。批判的思辨在它自称正在研究的那个对象以外运动着。整个对立无非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整体存在的前提正是包含在这两个方面的本性中，可是批判的思辨却避而不去研究这个形成整体的现实的运动，以便能够宣称，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是凌驾于对立的两个极端之上的，唯有它那创造"整体本身"的活动才能消灭它所创造的抽象物。

　　无产阶级和财富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身构成一个整体。它们是私有财产世界的两种形态。问题在于它们二者在对立中所占有的特定地位。只说明它们是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

　　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

　　相反，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被唾弃的状况的愤慨，这是这个阶级由于它的人的本性同作为对这种本性的露骨的、断然的、全面的否定的生活状况发生矛盾而必然产生的愤慨。

　　因此，在这种对立内，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一方。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但是私有财产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事物的本性所决定的发展，只有当私有财产造成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造成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那种贫困，造成意识到自己的非人化从而自己消灭自己的那种非人化时，才能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时，无论如何决不会因此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到那时，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会消失。

　　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么这决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他们把无产者当做神。事实恰好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 身上，一切属于人的东西实际上已完全被剥夺，甚至连属于人的东西的外观也已被剥夺，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集中表现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所达到的非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而同时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被无法再回避的、无法再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所逼迫而产生了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无产阶级并不是白白地经受那种严酷的但能使人百炼成钢的劳动训练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

　　“批判的批判”之所以不肯承认这一点，是因为它已宣告自己是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历史上的种种对立从它那里产生，消灭这些对立的行动也从它那里产生。因此，它借它的化身埃德加的口发布了如下的宣言：

　　“有教养和没有教养、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这些对立如果不应该受到亵渎，那就必须受到完全而彻底的批判。”

　　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被当做批判的思辨的两个对立面而受到了形而上学的尊崇。因此，只有批判的批判的手才能触动它们而又不犯亵渎圣物的过错。资本家和工人则不应该过问他们自己的相互关系。

　　埃德加先生根本没有料想到，有人可能触动他的关于对立的批判观点，有人可能亵渎这些圣物，因此，他就让自己的论敌提出只有他自己才能对自己提出的异议了。

　　批判的批判所臆想的论敌问道：“除了自由、平等这一类已有的概念而外，难道还可能使用其他的概念吗？我的回答是〈请注意埃德加先生的回答），当希腊语和拉丁语所表达的思想领域被穷尽的时候，这两种语言就已经死亡了。”

　　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批判的批判没有用德语给我们提出任何一种思想。表达它的思想的语言还没有产生，尽管赖沙特先生通过批判地处理外语词汇，孚赫先生通过批判地处理英语，埃德加先生通过批判地处理法语为创造一种新的批判的语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批判性的评注3

　　“蒲鲁东根据什么来证明财产是不可能的？还是根据那个平等的原则，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只要稍微回想一下就足以促使埃德加先生相信这一点。埃德加先生不会不知道，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把“无限的自我意识”作为自己的一切论述的基础，甚至把这一原则看成福音书的创造原则，而福音书由于其无限的无意识性显然是同无限的自我意识直接矛盾的。同样，蒲鲁东把平等看成同平等直接矛盾的私有财产的创造原则。如果埃德加先生把法国的平等和德国的“自我意识”稍微比较一下，他就会发现，后一个原则按德国的方式即用抽象思维所表达的东西，就是前一个原则按法国的方式即用政治语言和具象思维的语言所说的东西。自我意识是人在纯粹思维中同他自身的平等。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他自身的意识，也就是说，人意识到别人是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平等是法国的用语，它表示人的本质的统一，表示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表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它表示人同人的社会关系或人的关系。因此，正如德国的破坏性的批判在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现实的人进行考察以前，试图用自我意识的原则来瓦解一切确定的和现存的东西一样，法国的破坏性的批判也试图用平等的原则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蒲鲁东竭力反对哲学，这件事本身我们不能怪他。但他为什么反对呢？他认为，哲学到现在为止还是不够实际的，它昂然骑在思辩的高头大马上，因此人们在它的面前显得过分渺小。我认为，哲学是超实践的，也就是说，它到现在为止无非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它总是受被它认为是绝对的东西的事物现状的前提的束缚。”

　　哲学是事物现状的抽象表现这一看法，最初并不是埃德加先生提出的，而是费尔巴哈提出的；费尔巴哈最先把哲学称做思辨的和神秘的经验，并作了证明。可是，埃德加先生却能够使这种看法发生独创的、批判的变化。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曾经得出结论，认为哲学应该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而埃德加先生却相反，他教导我们说，哲学是超实践的。其实情况是这样：正因为哲学过去只是事物现状的超验的、抽象的表现，正由于它自己的这种超验性和抽象性，由于它在想象中不同于世界，它必定会以为事物的现状和现实的人是远远低于它自己的；另一方面，因为哲学过去并不是在实际上与世界有所不同，所以它也就未能对世界作出任何实际的判断，未能表现出对世界有任何现实的识别力，也就是说，未能通过实践来干预事物的进程，而至多只是不得不满足于抽象形式的实践。所谓哲学曾经是超实践的，这只是说哲学曾经飘浮在实践之上。批判的批判认为人类就是精神空虚的群众，这样它就为思辨认为现实的人无限渺小的论点提供了最明显的证据。旧的思辨在这一点上同批判的批判是完全一致的。例如，请大家看看黑格尔《法哲学》中的下面这一段话：

　　“从需要的观点看来，观念的具体对象就是我们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因此，在这里，而且其实也只是在这里，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谈论人的。”⁽³⁾

　　当思辨在其他一切场合谈到人的时候，它指的都不是具体的东西，而是抽象的东西，即观念、精神等等。至于哲学表述事物现状的方式，孚赫先生对英国事物现状的描述和埃德加先生对法语的现状的描述，已经提供了生动感人的例子。

　　“可见，蒲鲁东也是很实际的：他发现了平等这个概念是证明财产的根据以后，就从这个概念出发振振有词地反对财产。”

　　蒲鲁东在这里的做法和德国批判家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德国的批判家发现了人是证明神的存在的根据以后，就从人这个观念出发振振有词地直接反对神的存在。

　　“如果平等的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比平等本身更强有力，那么蒲鲁东怎么还要帮助这个原则获得这么意外的强力呢？”

　　按照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观点，自我意识是一切宗教观念的基础。在他看来，自我意识是福音书的创造原则。为什么自我意识的原则所造成的结果比自我意识本身更强有力呢？人们用德国的方式回答我们说，这是因为：自我意识固然是宗教观念的创造原则，但是它只有作为脱离自身的、自相矛盾的、外化和异化了的自我意识，才能成为这种创造原则。因此，达到了自身、理解了自身、认识了自己本质的自我意识，就是支配着它的自我外化的各种产物的力量。蒲鲁东的情况也完全是这样，当然有一点不同，就是：他讲法语而我们讲德语，因此他是用法国方式表达我们用德国方式所表达的东西。

　　蒲鲁东自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平等作为创造的理性原则是财产赖以确立的基础，而且作为最终的理性依据，它又是证明财产的一切论据的基础，但是，为什么不存在平等，反而存在对平等的否定——私有财产呢？因此，蒲鲁东就对财产的事实本身进行考察。他证明。“事实上，财产作为一种制度和原则是不可能的"（第34页），也就是说，它本身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正在各方面扬弃着自身，用德国的方式来说，它是外化了的、自相矛盾的和自我异化的平等的定在。和对这种异化的认识一样，法国的实际状况也以充分的理由向蒲鲁东指明了真正扬弃异化的必然性。

　　蒲鲁东感到，在否定私有财产的同时，也需要历史地说明私有财产存在的理由。像所有这一类最初的论述一样，蒲鲁东的论述也带有实用的性质，这就是说，他假定过去的各代人都自觉地和深思熟虑地想要在自己的各种制度中实现他认为代表人的本质的平等。

　　“我们一再提起这—点……蒲鲁东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的。”

　　蒲鲁东写作的出发点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自我构想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一种远远超出批判的、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蒲鲁东不单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而写作，他本人就是无产者，工人。他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因此具有与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作品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

　　“蒲鲁东是为了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的利益而写作的。拥有和一无所有，在他看来是两个绝对的范畴。拥有在他看来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不拥有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考对象。蒲鲁东认为，每一个人都应当拥有，但是只应当和别人一样多。但是请想一想，在我所拥有的一切东西中，我感兴趣的只是唯我独有的东西，我比别人多的东西。在平等的情况下，拥有与平等本身对我来说都将是无关紧要的了。”

　　按照埃德加先生的看法，拥有和不拥有对蒲鲁东来说是两个绝对的范畴。批判的批判到处都只看到一些范畴。因此，按照埃德加先生的看法，拥有和不拥有，工资，薪饷，匮乏和需要，为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都无非是一些范畴而己。

　　如果社会所必须摆脱的只是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那么为社会“克服”和“扬弃”这两个范畴，对任何一个甚至比埃德加先生更差劲的辩证论者说来，该是一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呵！埃德加先生也把这种事看做微不足道的小事，甚至认为面对蒲鲁东仅仅说明一下拥有和不拥有这两个范畴，都不值得做。但是，既然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畴，而是最悲惨的现实，既然当今一无所有的人也就是极其卑微的人，既然他连一般的生存之路都已被切断，而合乎人道的生存之路就更无从谈起，既然不拥有的状态就是人完全脱离其对象性的状态，那么，蒲鲁东把不拥有看做最重要的思考对象，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正因为在蒲鲁东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著作家以前很少有人考虑这个对象，所以这样做就更加正确。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 人的完全的非现实，是非人的完全的现实，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拥有，即拥有饥饿，拥有寒冷，拥有疾病，拥有罪过，拥有屈辱，拥有愚钝，拥有一切不合人道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但是任何对象，只要它的重要性头一次被人们所充分认识从而成为思考的对象，那它就是最重要的思考对象。

　　蒲鲁东想扬弃不拥有以及拥有的旧形式，这同他想扬弃人与自己的对象性本质的实际异化的关系，以及想扬弃人的自我异化在国民经济学⁵上的表现，其实都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但是，由于他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还受到国民经济学的前提的束缚，因此，蒲鲁东仍以国民经济学的占有形式来理解对象世界的重新获得。

　　蒲鲁东并不是像批判的批判硬要他做的那样用拥有去反对不拥有；而是用占有去反对拥有的旧形式——私有财产。他把占有解释为“社会职能”。在一种职能中“值得关注的”不是“排斥”别人，而是使用和实现我自己的本质力量。

　　蒲鲁东未能对这个思想作出恰当的阐述。“平等的占有”是国民经济学的观念，因而本身也是下述状况的异化表现：对象作为为了人的存在，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了他人的定在，是他同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同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国民经济学的异化范围内扬弃国民经济学的异化。

批判性的评注4

　　“既然他〈蒲鲁东〉保留工资的概念，既然他把社会看做一个给我们工作并支付我们劳动报酬的机构，那么，他就更不能把时间当做报酬的尺度，因为他赞成许霍・格劳秀斯的看法，不久前阐述了一种观点，认为在事物的效用方面，时间是无关紧要的。”

　　唯有在这个地方批判的批判才企图解决自己的任务并企图向蒲鲁东证明，他从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出发错误地驳斥国民经济学。在这里，批判的批判以真正批判的形式大出其丑。

　　同许霍·格劳秀斯的意见一致，蒲鲁东发挥了一种观点，即时效不能作为把占有变为财产、把一种“法的原则”变为另一种“法的原则”的根据，这就像时间不能把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二直角这个真理变为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三直角的真理一样。

　　蒲鲁东大声疾呼：“你们决不可能使那本身什么都创造不了、什么都转变不了、什么都更改不了的时间把使用某物品的人变为该物品的所有者。”

　　埃德加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因为蒲鲁东说，单是时间不能把一种法的原则变为另一种法的原则，而且时间本身又什么都转变不了，什么都更改不了，所以他把劳动时间当做劳动产品的国民经济学上的价值的尺度，就犯了前后不一贯的错误。埃德加先生之所以能得出这个批判的批判的意见，是因为他把“valeur”[“价值”]译成了“Gdmng”[“效用”]，因此在谈到法的原则的效用和谈到劳动产品的商业价值时，都可以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把空闲的时间和充实的劳动时间等量齐观。如果蒲鲁东说时间不能把蚊子变为大象，批判的批判同样有理由得出结论说，既然如此，他就没有理由把劳动时间当做工资的尺度。

　　生产某个物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属于这个物品的生产费用，某个物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它值多少钱，因此撇开竞争的影响不谈，就是它能卖多少钱，甚至批判的批判本身也肯定会认识到这一点。除劳动时间和劳动材料外，国民经济学家还把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以及资本家的利息和赢利也算人生产费用。在蒲鲁东那里，地租、利息和赢利都消失了，因为在他那里私有财产消失了。于是剩下的只有劳动时间和预支费用。由于蒲鲁东把劳动时间，即人类活动本身的直接定在，当做工资和产品价值规定的尺度，他就使人成了决定性的因素；而在旧国民经济学中却是资本和地产的物质力量起决定作用，这就是说，蒲鲁东还是以国民经济学的、因而也是充满矛盾的形式恢复了人的权利。他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处理这个问题正确到何种程度，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即新国民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开头部分就阐发了这样的见解：在私有制确立以前，也就是在不存在私有财产的条件下，劳动时间曾经是工资以及与工资尚无区别的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尺度。

　　然而就算批判的批判暂时假定蒲鲁东没有从工资的前提出发吧。难道它认为生产某件物品所需要的时间将来会有一天不再成为包含在这件物品的“效用”中的主要因素吗？难道它认为时间将会丧失自己的珍贵性吗？

　　在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确定某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确定这种物品的价值，这主要取决于生产该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

　　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如果我想合理地行动，在确定某种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计划时，难道我不必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如果不考虑时间，我至少会遇到一种危险，即我思想中的物品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中的物品，因而它也就只能获得想象中的物品的价值，也就是想象的价值。

　　以国民经济学的观点对国民经济学所进行的批判，承认人的活动的一切本质规定，但只是在异化的、外化的形式中来承认。例如在这里，这种批判把时间对人的劳动的意义变为时间对工资、对雇佣劳动的意义。

　　埃德加先生继续写道：

　　“为了强迫有才能的人接受上述的尺度，蒲鲁东竟滥用自由贸易这个概念，并断言社会和社会的单个成员本来就有权利拒绝有才能的人的产品。”

　　在傅立叶主义者和圣西门主义者¹²⁷那里，有才能的人站在国民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报酬的过高要求，并把他们关于自己具有无限价值的幻想提出来作为确定其产品的交换价值的尺度。蒲鲁东对这些有才能的人的回答，跟国民经济学对任何想使价格大大超过所谓自然价格即所提供的物品的生产费用的奢求所作的回答一样——他用自由贸易来回答。不过，蒲鲁东并没有在国民经济学的意义上滥用这种关系，相反，他把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只是名义上的、虚拟的东西，即缔约双方的自由，设想为现实的东西。

批判性的评注5

　　“蒲鲁东根据人类因利息制度和利润制度以及消费和生产的不平衡而特别遭到损害这一点，对财产的不可能性进行了证明，这个证明缺少一个反题，即指出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可能的。”

　　批判的批判具有良好的本能，不用去深入研究蒲鲁东关于利息制度和利润制度等等的论述，也就是说，不用去深入研究蒲鲁东的最重要的论述。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关于私有财产运动的完全实际的知识，要想在这一点上批判蒲鲁东，哪怕只是做个批判的样子，也完全是不可能的。于是，批判的批判就指出蒲鲁东没有提供私有财产在历史上是可能的证明，企图以此弥补自己的无能为力。批判除了空话什 么也没有拿出来，它有什么理由要求别人给它提供一切呢？

　　“蒲鲁东用来证明财产的不可能性的论据是，工人不能用自己劳动的报酬重新买回自己的产品。蒲鲁东在探究资本的实质时，没有提出详尽透彻的论据。工人不能重新买回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产品始终是集体的产品，而工人本身无非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罢了。”

　　与蒲鲁东的推论相反，埃德加先生本来甚至可以更详尽透彻地说，工人之所以不能重新买回自己的产品，是因为从根本上说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重新买回来。在购买的定义中就已经包含这样的意思：工人把自己的产品当做他失去的、异化了的对象来对待。）顺便说一句，埃德加先生的详尽透彻的论据并没有详尽透彻地说明，资本家自己也无非是单个的人，而且还是被利润和利息所雇用的人，为什么资本家不仅能重新买回劳动产品，而且还能重新买回比劳动产品更多的东西。要说明这一点，埃德加先生就必须说明劳动和资本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必须去探究资本的实质。

　　前面援引的那段批判的话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批判的批判怎样立刻利用它刚从一位作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以便通过批判的言词使这些东西成为它自己的天才发明，用来反对那个作家。要知道，批判的批判正是从蒲鲁东那里汲取了这个未曾被蒲鲁东提出过而由埃德加先生提出来的论据。蒲鲁东说：

　　“分而治之[Divide eet impera]…… 如果把工人彼此分离开来，那么，付给每一个单个的人的日工资就很—可能超过每一单个人的产品的价值，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虽然你们给一切个人力量支付了报酬，但是你们并没有给集体的力量支付报酬。”

　　蒲鲁东最先提醒人们注意，付给单个工人的工资的总和，即使在每一单个人的劳动都完全得到了报酬的情况下，也还是不足以偿付物化在大家的产品中的集体力量：因此，工人不是作为集体劳动力的一部分被雇用的。埃德加先生把这个思想牵强附会成了工人无非是单个的被雇用的人。这样，批判的批判就利用蒲鲁东的总的思想去反对同一个蒲鲁东对同一个思想所作的进一步的具体发挥。它用批判的方式夺过了这个思想，并在下面这段话中道出了批判的社会主义的秘密：

　　“当今工人的思维只顾及自己，也就是说，他只是为他个人而索取报酬。正是工人自己不考虑他在同其他力量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而事实是，英国和法国的工人成立了各种联合会，在这些联合会中，工人们彼此谈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的各种需要，此外，在这些联合会中，他们表现出了对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估量的”力量的非常全面而充分的认识。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就能够摆脱自己的企业主和他们自己实际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佣工人，并且按照这种极其丰富的想象，不再为他们个人而索取报酬，那么他们在现实中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般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粹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征服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现实的资本；只要他们在意识中改变自己的“抽象的我”，并把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的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轻蔑地加以拒绝，他们就会现实地发生变化并使自己成为现实的人。这种“精神”既然把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它自然也就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批判的批判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埃德加先生发表了自己的这番宏论之后，当然必定会"否认"蒲鲁东的批判具有“意识”了。

　　“但是蒲鲁东也想成为讲求实际的人。”“他认为他已经有了认识。”“虽然如此”，认识的宁静得意扬扬地大声叫道，“但我们现在也还是必须否认他有认识的宁静。”“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摘引几段话，以证明他很少认真考虑自己对社会的态度。”

　　在后面我们还要从批判的批判的著作中摘引几段话（见《贫民银行》和《模范农场训，以证明它连最基本的国民经济关系都还未能认识，更谈不到认真考虑，却以它所特有的批判的机敏，感到自己有责任对蒲鲁东作出自己的评价。

　　在批判的批判作为认识的宁静“制服了”一切群众性的“对立面”之后，在它用范畴的形式夺得了整个现实并把人的一切活动消融在思辨的辩证法中之后，我们将看到，它又用思辨的辩证法重新创造世界。不言而喻，为了使采用批判的思辨形式来创造世界的奇迹不致遭到“亵渎”，就只能用秘密形式向普通群众进行宣示。于是，批判的批判就化身为维什努一塞利加，以贩卖秘密的商人¹²⁸的身份出现了。

第五章
贩卖秘密的商人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或塞利加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2）思辨结构的秘密

　　对《巴黎的秘密》所作的批判性叙述的秘密，就是思辨结构即黑格尔结构的秘密。在塞利加先生宣称“文明中的野蛮化现象”和国家中的无权利处境是“秘密”也就是把它们消融在“秘密”这个范畴之中以后，他就让“秘密”开始自己的思辨的生命历程。要说明这种思辨结构的总的特点，只要几句话就够了。塞利加先生对《巴黎的秘密》的论述就是对思辨结构的具体运用。

　　如果我从现实的苹果、梨、草莓、扁桃中得出“果品”这个一般的观念，如果我再进一步想象，我从各种现实的果实中得到的“果品”[“die Frucht”]这个抽象观念就是存在于我之外的一种本质，而且是梨、苹果等等的真正的本质，那么我就宣布（用思辨的语言来表达）“果品”是梨、苹果、扁桃等等的“实体”。因此，我说，对梨说来，梨之成为梨；是非本质的，对苹果说来，苹果之成为苹果，也是非本质的。这些物的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它们的可以用感官感触得到的现实的定在，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并强加于它们的本质，即我的观念的本质——“果品”。于是，我就宣布，苹果、梨、扁桃等等是“果品”的单纯的存在形式，是它的样态。诚然，我的有限的、有感觉支持的理智能把苹果和梨、梨和扁桃区别开来，但是我的思辨的理性却宣称这些感性的差别是非本质的、无关紧要的。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品”。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这个“实体”。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如果一位矿物学家的全部学问仅限于说一切矿物实际上都是矿物，那么，这位矿物学家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矿物学家而已。这位思辨的矿物学家看到任何一种矿物都说，这是“矿物”而他的学问就是有多少种现实的矿物就重复多少遍“矿物”这个词。

　　思辨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果品”，所以，为了要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外观，它就不得不用某种方法从“果品”、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但是，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品”这个抽象的观念很容易，而从“果品”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困难了。如果我不抛弃抽象，甚至不可能从抽象转到抽象的对立面。

　　因此，思辨哲学家又抛弃了“果品”这个抽象，但是，他是用一种思辨的、神秘的方法来抛弃的，就是说，使人看来好像他并没有抛弃抽象似的。因此，他事实上也只是在表面上越出了抽象的圈子而已。他大体上是这样进行推论的：

　　如果说苹果、梨、扁桃、草莓实际上无非是“实体”、“果品”，那么，试问“果品”又怎么会忽而表现为苹果，忽而表现为梨，忽而又表现为 扁桃呢？同我关于统一体、关于“实体”、关于“果品”的思辨观念显然相矛盾的多种多样的外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思辨哲学家回答道：这种外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果品”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身有区别的、能动的本质。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有意义，而且对“果品”本身，对思辨的理性也是有意义的。通常的千差万别的果实是“统一的果品”的不同的生命表现，它们是“果品”本身所形成的一些结晶。因此，比如说，在苹果中“果品”给自己一个苹果形状的定在，在梨中就给自己一个梨形状的定在。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实体观点出发那样，说梨是“果品”苹果是“果品”，扁桃是“果品”；而是相反，必须说“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梨“果品”把自己设定为苹果“果品”把自己设定为扁桃；把苹果、梨、扁桃彼此区别开来的差别，正是"果品"的自我差别，这些差别使各种特殊的果实正好成为“果品”生活过程中的千差万别的环节。这样“果品”就不再是无内容的、无差别的统一体，而是作为总和、作为各种果实的“总体”的统一体，这些果实构成一个“被有机地划分为各个环节的系列”。在这个系列的每一个环节中“果品”都给自己一个更为发展的、表现得更为鲜明的定在，直到它最后作为一切果实的“概括”，同时又是活生生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既把每一种果实全都消融于自身中，又从自身产生出每一种果实，正如身体的各部分不断消融于血液，又不断从血液中产生一样。

　　人们可以看出，基督教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化身，而思辨哲学则认为，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化身，比如在这里，在思辨哲学看来，每一种果实都是实体的化身，即绝对的果实的化身。所以，思辨哲学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把现实的、普通的果实的存在制造出来，然后以神秘的口吻说，有苹果、梨、扁桃、葡萄干。但是，我们在思辨的世界里重新找到的这些苹果、梨、扁桃和葡萄干最多不过是虚幻的苹果、虚幻的梨、虚幻的扁桃和虚幻的葡萄干，因为它们是“果品”这种抽象的理智本质的生命的各个环节，因而就是抽象的理智本质本身。在思辨中使人们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现实的果实，但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们是从你的脑子的以太中，而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是“果品”的化身，是绝对主体的化身。因此，当你从抽象，从“果品”这一超自然的理智本质返回到各种现实的天然的果实时，你倒使这些天然的果实具有了一种超自然的意义，使它们变成了纯粹的抽象。所以，你最感兴趣的正是证明“果品”在它的这一切生命表现即苹果、梨、扁桃等等中的统一性，也就是证明这些果实的神秘的联系，证明“果品”怎样在这些果实的每一种中逐渐地实现自身，并怎样必然地从自己的一种定在转变为另一种定在，例如，从葡萄干转变为扁桃。因此，通常的果实的价值已经不在于它们的天然属性，而在于使它们在“绝对果品”的生命过程中获得一定地位的思辨属性。

　　当一个普通人说有苹果和梨的时候，他并不认为自己说出了什么非同寻常的东西。但是，如果哲学家以思辨的方式说出这些存在物，那他就是说出了非同寻常的东西。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从“果品”这个非现实的理智本质中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也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他所设想的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在这里就是“果品”）中创造出这些果实。在思辨哲学家说出的每一种存在物中，他都完成了一次创造行动。

　　不言而喻，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由他发明的规定塞了进来，因为他给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即抽象的理智公式起了现实事物的名称，最后，因为他把从苹果的观念过渡到梨的观念这种他自己的活动，宣布为绝对主体即“果品”的自我活动。

　　这种办法，用思辨的话来说，就是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在的过程，了解为绝对的人格。这种了解方式就是黑格尔方法的基本特征。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塞利加先生，先作这些说明是必要的。如果说塞利加先生过去一直把现实的关系（例如法和文明）消融在秘密这个范畴中，从而把“秘密”变为实体，那么，现在他才登上了真正思辨的、黑格尔的高峰，并把“秘密”变成了体现为现实的关系和人的独立主体，而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看门人、公证人、江湖医生、桃色事件、舞会、木门等等就成了这一主体的生命表现。他先从现实世界造出“秘密”这一范畴，然后又从这一范畴造出现实世界。

　　由于塞利加先生无疑具有高出黑格尔的两大优点，所以他笔下的思辨结构的秘密就暴露得更加清楚了。首先，黑格尔善于用诡辩的巧妙手法把哲学家借助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个对象过渡到另一个对象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是臆想出来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所完成的过程。其次，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现实的叙述。这种在思辨的阐述之中所作的现实的阐述会诱使读者把思辨的阐述看成是现实的，而把现实的阐述看成是思辨的。

　　在塞利加先生那里就没有这两种困难。他的辩证法丝毫没有伪善和矫饰。他以值得称赞的诚实和老实人的直率来表演他的特技。而且他不在任何地方掺入现实的内容，所以他的思辨结构没有任何碍手碍脚的附加物，没有任何模棱两可的掩饰，这种思辨结构让我们看到的是赤裸裸的美。而且，在塞利加先生那里还出色地表明：一方面，思辨怎样以虚假的自由方式从自身中先验地[a priori]造出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思辨又怎样由于想用诡辩来摆脱对对象的合理的、自然的依存关系，却偏偏陷入了对对象的最不合理和最不自然的从属关系，而不得不把对象的最偶然的和最个性化的规定臆造成绝对必然的和普遍的规定。

第六章
绝对的批判的批判
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1）绝对批判的第一次征讨

（a）“精神”和“群众”

　　到目前为止，批判的批判看来或多或少是对各种各样的群众性的对象进行批判的研究。现在我们却发现它正在研究绝对批判的对象，即它自己。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是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一定的群众性的对象和人物来取得自己的相对荣誉。现在它却靠批判地贬低、否定和改变普遍的群众来取得自己的绝对荣誉。过去，相对的批判同相对的界限相对立。现在，绝对的批判同绝对的界限，群众的界限，即作为界限的群众相对立。同一定的界限相对立的相对的批判本身必然是有限的个体。而同普遍的界限即界限本身相对立的绝对的批判必然是绝对的个体。正像各种各样的群众性的对象和人物汇聚在“群众”这一锅不纯的稀粥里一样，表面上还是对象性的和人物性的批判变成了“纯粹的批判”。先前，批判看来或多或少是赖沙特、埃德加、孚赫等等这些批判的个体的特征。现在，批判却是主体，而布鲁诺先生则是它的化身。

　　先前，群众性看来或多或少是被批判的多种对象和多种人物的特性；现在，多种对象和多种人物却变成了“群众”，而“群众”则变成了一种对象和一种人物。以前的一切批判的关系都已化为绝对的批判的英明同绝对的群众性的愚蠢的关系。这种基本的关系现在表现为到目前为止的批判行动和批判斗争的意图、趋向、解答。

　　“纯粹的”批判根据其绝对的性质在登场时将立即发表与众不同的“箴言“但是尽管如此，作为绝对的精神，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辩证的过程。它的原初概念，只有在它的天体运行的终点上才会真正得到实现（见黑格尔《哲学全书》⁽⁴⁾）。

　　绝对的批判宣告说”还在几个月以前群众就以为自己是强大有力的，是注定要统治世界的，他们认为能够扳着指头计算这一天的到来。”¹²⁹

　　正是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在《自由的正义事业》（自然是“他自己的”事业）、《犹太人问题》¹³⁰等著作中扳着指头计算过统治世界的日子的到来，虽然他也曾承认不能够确切地指出这个日期。他竟把他自己的一大堆罪过列入群众的罪行录。

　　“过去群众以为自己掌握了许多对他们说来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只有当人们依靠真理的论据始终追随真理的时候，……人们才完全地掌握了真理。”

　　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台自己证明自己的自动机器。人应该追随真理。现实发展的结果，也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因此，绝对的批判可以用最褊狭固执的神学家的腔调问道：

　　“如果历史的任务不正是要证明一切真理中的这些最简单的真理（例如地球围绕太阳运行），那么还要历史干什么呢？”

　　正像在从前的目的论者看来，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的；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的；同样，历史所以存在，也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的。人为了历史能存在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真理的论据能存在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着思辨的英明：人所以存在，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

　　因此，历史也和真理一样变成了特殊的人物，即形而上学的主体，而现实的人类个体倒仅仅是这一形而上学的主体的体现者。所以，绝对的批判使用了下面这些空洞的说法：

　　“历史不容许别人对它漠然置之，历史在这方面尽了它的最大努力，历史已经承担了任务，否则还要历史干什么呢？历史明确地向我们提供证明；历史把真理提出来讨论”云云。

　　如果按照绝对的批判的说法，到现在为止，历史的任务只是证明这样几条终归是不言而喻的最简单的真理，那么，绝对的批判把人类过去的全部经验说得如此贫乏，这首先只是证明了绝对的批判自己的贫乏。相反，从非批判的观点来看，历史达到的结果是，最复杂的真理最终是不言而喻的，一切真理的总和，即人，最终是不言而喻的。

　　绝对的批判继续声称：“但是，群众却觉得种种真理是如此一目了然，以至它们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以至群众认为证明真理是多余的事，因此，这些真理不值得让历史明确地对它们提供证明；它们根本就不是历史要设法加以解决的那些任务的一部分。”

　　绝对的批判在对群众大发一通神圣的雷霆之怒的同时，又向群众巧言奉承了一番。的确，如果因为群众觉得真理一目了然，真理就真是一目了然，如果历史按照群众的这种态度来对待真理，那么这样一来，群众的判断就是绝对的，准确无误的，是历史的规律，而历史只是要证明，什么东西对于群众来说还不是一目了然因而是需要加以证明的。所以，群众给历史规定了它的“任务”和它的“活动”。

　　绝对的批判谈的是“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它凭着自己的批判的天真想法，臆造出了绝对的“一开始”和抽象的不变的“群众”。在绝对的批判的心目中，16世纪群众的“一开始”和19世纪群众的“一开始”，就像这两个世纪的群众本身一样，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一种已经成为真实和明显的、不言而喻的真理的特点，正在于它“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绝对的批判对一开始就是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抨击，就是对完全“不言而喻”的真理的抨击。

　　对绝对的批判以及对神妙的辩证法说来，不言而喻的真理已丧失了它的精神实质、意义和价值。它像一潭死水一样，变得浑浊不清了。所以，绝对的批判一方面证明一切不言而喻的东西，以及许多幸而难于理解因而永远不会不言而喻的东西；另一方面，对它来说，凡是需要阐明的东西都是不言而喻的。为什么呢？因为不言而喻，现实的任务都不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真理”和历史一样，是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所以，它不是面向经验的人，而是面向“心灵的深处”为了“真正被认识”，真理不去接触住在英国地下室深层或法国高高的屋顶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完完全全”在人的唯心主义的肠道中“蠕动”。诚然，绝对的批判向“群众”提出证据证明，到现在为止，群众曾用自己的方式即肤浅的方式被那些由历史仁慈地“提出来讨论”的真理所触动；但同时绝对的批判又预言道：

　　“群众同历史进步的关系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这一批判预言的隐秘含义立即就“使我们感到一目了然”了。

　　我们且听：“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合时宜的和没有取得富有影响的成效，正是因为群众对这些活动表示关注和怀有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是因为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肤浅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彩。”

　　看来，一种理解只有满足于一种思想，因而符合一种思想，才不再是肤浅的理解。布鲁诺先生只是为了装样子，才把思想同对它的理解之间的关系搬出来；正像他只是为了装样子，才把不合时宜的历史活动同群众的关系搬出来一样。如果绝对的批判因此而谴责某个对象是“肤浅的”，那么这个对象就是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因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绝对的批判摒弃群众的历史并打算用批判的历史取而代之（见茹尔·孚赫先生论英国热点问题的文章）。此外，根据以往的非批判的历史，即不是按照绝对批判的意愿编纂的历史，应该严格地分清：群众对目的究竟“关注”到什么程度，群众对这些目的究竟怀有多大“热情”。“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这种错觉构成傅立叶所谓的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合时宜的”它“赢得了”一切，并且有过“极有影晌的成效“尽管“激情”已经烟消云散，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摇篮的“热情的”花朵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胜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主义者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这场革命只有对于那样一些群众来说才是“不合时宜的”那些群众认为在政治“思想”中并没有体现关于他们的现实“利益”的思想，所以他们的真正的根本原则和这场革命的根本原则并不是一致的，他们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如果说这场能够代表一切伟大的历史“活动”的革命是不合时宜的，那么，它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它在本质上仍然停留在那样一种群众生活条件的范围内，而那种群众是仅仅由少数人组成的、不是把全体居民包括在内的、有限的群众。如果说这场革命是不合时宜的，那么，并不是因为群众对革命“怀有热情”和表示“关注”，而是因为人数众多的、与资产阶级不同的那部分群众认为，在革命的原则中并没有体现他们的现实利益，并没有体现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包含一种“思想”也就是仅仅包含一个激起暂时热情和掀起表面风潮的对象罢了。

　　因此，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批判的历史中，事情当然必定是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的，批判的历史认为，在历史活动中重要的不是行动着的群众，不是经验的活动，也不是这一活动的经验的利益，相反“在这些活动中”，“重要的”仅仅是“一种思想”。

　　批判教导我们说“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而不是像以前的自由主义的代言人所认为的那样到别的地方去寻找。”

　　在群众以外的进步之敌恰恰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群众的自轻自贱、自暴自弃和自我外化的产物。所以，群众用反对他们的自轻自贱的独立存在的产物的办法来反对他们本身的缺点，就像一个人用反对上帝存在的办法来反对他自己的宗教热忱一样。但是，因为群众的这些实际的自我外化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所以群众必须同时以外在的方式同它们进行斗争。群众决不会把自己的自我外化的这些产物仅仅看做观念的幻影，看做自我意识的单纯的外化，同时也不想通过纯粹内在的唯灵论的活动来消灭物质的外化。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刊物¹³¹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

　　“伟人们在我们看来显得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跪着。
　　让我们站起来吧！”

　　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让用思想所无法摆脱的那种现实的、感性的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够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这样—种技艺，即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身内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

　　这种批判的转变奠定了批判的批判和书报检查机关之间的先定的和谐。从批判的观点看来，作家和书报检查官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相反，书报检查官只不过体现了我自己的、由早有防备的警察机关为了我而加以人格化的机智，也就是与我的不机智和非批判性进行斗争的我自己的机智。作家和书报检查官的斗争只不过是装样子的，只有在卑劣的感性看来，这种斗争才是某种跟作家与他自己进行的内心斗争不同的东西。如果说书报检查官是在现实上、在个体上与我不同的，用外在的与事物格格不入的标准来糟蹋我的精神产品的警察刽子手，那么，这样的书报检查官正是群众性的想象，是非批判的幻想。如果说费尔巴哈的《哲学改革纲要》¹³²曾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那么罪过并不在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官方的野蛮，而在于费尔巴哈的《纲要》的不文明。没有被任何群众和物质所玷污的“纯粹的”批判认为，书报检查官也是纯粹的、“超凡脱俗的”、脱离一切群众性现实的形象。

　　绝对的批判宣布”群众”是精神的真正敌人。它对这一点进一步作了如下解释：

　　“现在精神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懦弱无能中去寻找。”

　　绝对的批判是从“精神”的绝对合理性的信条出发的。其次，它是从精神存在于世界以外即精神存在于人类群众以外的信条出发的。最后，它一方面把“精神”、“进步”另一方面又把“群众”变成固定不变的本质，即概念，然后又把双方当做这种永久不变的两极彼此对立起来。绝对的批判并不想去研究“精神”本身，并不想去研究精神自己的唯灵论本性及其轻率的奢望是否就是“空话”、“自我欺骗”、“懦弱无能”的根源。相反，精神是绝对的，然而遗憾的是，精神同时不断地变为精神的空虚，因为它的如意算盘总是不如意。所以，它必须有一个对它施以奸计的对头。这个对头就是群众。

　　讲到“进步”情形也是这样。尽管有“进步”的奢望，却经常出现退步和兜圈子。绝对的批判根本没有想到“进步”这个范畴完全是没有内容的和抽象的，可是绝对的批判竟考虑得如此周全，以至为了能够虚拟出敌视进步的“人格化的对头”即群众来说明退步，而承认“进步”是绝对的。因为“群众”无非是“精神的对立物”，即“批判”所说的进步的“对立物”所以也只能用这一想象的对立物来给群众下定义。如果把这一对立物撇开不谈，那么，关于群众的意义和存在，批判所能说的只不过是某种完全不确定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群众这个‘词’的意思也包含所谓有教养的人士。”

　　对批判的定义来说，一个“也”或一个“所谓”就已经足够了。这样一来，群众也就不同于现实的群众，群众只是为了“批判”才作为“群众”而存在。

　　一切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著作家都从这样的观察出发方面，甚至最顺利的辉煌行动看来都没有取得辉煌的结果，并且还蜕化为平庸的行动，另一方面，精神的一切进步到现在为止都是损害富人类群众的进步，群众陷入了日益严重的非人境遇。因此，那些著作家宣称（见傅立叶的著作）“进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抽象的空洞词旬：他们已推测出（见欧文及其他人的著作）文明世界的基本缺陷；因此，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实践中，一开始就和这种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是广大群众的运动，而过去的历史发展是与这个运动相对立的。人们只有了解英法两国工人的钻研精神、求知欲望、道德毅力和对自己发展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能想象这个运动的合乎人道的崇高境界。

　　面对这些精神的和实践的事实“绝对的批判”只是片面地看出事情的一个方面即精神的不断破产，并且怀着由此产生的懊恼心情寻找“精神”的对头，而且认为“群众”就是这个对头，可见绝对的批判具有多么卓越的才智哟！而所有这些伟大的批判的发现最终都不过是同义反复。按照批判的意见，精神到现在为止一直受到限制，碰到障碍，就是说，它曾经有一个对头，因为它有过一个对头。谁是精神的对头呢？精神的空虚。因为批判把群众规定为只是精神的“对立物”只是精神的空虚，只是精神空虚的更详细的定义，也就是“懒惰”、“肤浅”、“自满”。绝对的批判不去追溯精神的空虚、懒惰、肤浅和自满的根源，而是从道德上严加谴责，并且发现这些品质是精神、进步的对立物，——它比起共产主义的著作家来是多么高明哟！如果这些品质被说成是群众的品质，即与这些品质还有所不同的某个主体的品质，那么这种区分只不过是“批判的”虚假区分而已。绝对的批判认为，除了精神的空虚、懒惰等抽象的品质以外，还有一个特定的具体主体。它这样认为只是装样子的，因为根据批判的理解，“群众”无非就是这些抽象的品质，是这些品质的另一种称呼，这些品质的虚幻的人格化。

　　然而“精神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一层隐蔽的含义。这层含义在以后的论述过程中将完全揭示出来，这里我们只大略地谈一谈。布鲁诺先生所发现的“精神”和“群众”的关系，事实上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的漫画式的完成，而黑格尔的历史观又不过是关于精神和物质、上帝和世界相对立的基督教日耳曼教条的思辨表现。在历史范围内，在人类世界本身范围内，这种对立表现为：作为积极的精神的少数杰出个人与作为精神空虚的群众、作为物质的人类其余部分相对立。

　　黑格尔的历史观以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为前提，这种精神是这样发展的：人类只是这种精神的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 可见，黑格尔是在经验的、公开的历史内部让思辨的、隐秘的历史发生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精神的历史，因而也就变成了同现实的人相脱离的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

　　同这种黑格尔学说同时发展的，在法国有空论派¹³³的学说。他们宣布理性至上来同人民至上相对立，为的是排斥群众而单独地实行统治。这是十分彻底的做法。如果说现实的人类的活动无非是由人的个体构成的群众的活动，那么与此相反，抽象的普遍性即理性、精神则应该有一种抽象的表现，即在少数个体身上展示无遗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个体是否愿意去冒充“精神”的这种代表，这就取决于他的地位和想象力了。

　　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已经在群众身上有了自己的材料，但只是在哲学中才有了自己相应的表现。不过，哲学家仅仅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现实的运动是由绝对精神无意识地完成的。所以，哲学家是事后[post festum1才上场的。

　　黑格尔的过错在于双重的不彻底性：首先，他宣布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同时却决不宣布现实的哲学家个人就是绝对精神，其次，他只是在表面上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因为绝对精神只是事后[post festum]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制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布鲁诺先生消除了黑格尔的这种不彻底性。

　　首先，他宣布批判就是绝对精神，而他自己就是批判。批判的因素被排除在群众之外，同样，群众的因素也被排除在批判之外。所以批判认为自己并不是通过群众体现出来，而仅仅是通过一小撮杰出人物即鲍威尔先生及其门徒体现出来的。

　　其次，布鲁诺先生又消除了黑格尔的另一种不彻底性：他不再像黑格尔的精神那样事后[post festum]在幻想、中创造历史，而是同其余人类的群众相对立，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精神的角色，进入目前的同群众的戏剧性的关系中，在深思熟虑之后有目的地发明历史和完成历史。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历史上的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

　　是的，批判同群众的关系，也就是己经体现出来的批判即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同群众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唯一的历史关系。现代的全部历史都归结为这两个方面相互对立的运动。所有的对立都消融在这一批判的对立之中了。

　　因为批判的批判只有通过它的对立面，通过群众，通过蠢物才能具体地存在，所以它就必须经常为自己制造这种对立面，而孚赫、埃德加和塞利加三位先生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批判在它的专长方面，也就是在它把人和物进行群众性的愚蠢化方面具有高深的造诣。

　　现在，让我们跟着绝对的批判去看看它对群众的征讨。

（2）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

（a）欣里克斯，第二号。“批判”和“费尔巴哈”。对哲学的谴责

　　根据第一次征讨取得的成果，绝对的批判可以认为“哲学”已被驱除，并且直截了当地把哲学称为“群众”的同盟者。

　　“哲学家命中注定是要去实现群众的心愿的。”那就是说，“群众要求有一些简单概念，以便同事物本身不发生任何关系，要求有一些秘诀，以便从一开始就能对一切问题应付裕如，要求有一些说法，以便用来消灭批判。”⁽⁵⁾

　　而“哲学”正在满足”群众”的这个欲望！

　　被自己的胜利业绩弄得醉醺醺的绝对批判莫名其妙地对哲学大发雷霆。有一口隐藏的火锅，用蒸气激起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绝对批判的魁首的怒火，这口火锅就是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⁶⁾。批判在三月里读了费尔巴哈的这部著作。这次阅读的成果，同时也是认真阅读的标准，就是那篇驳斥欣里克斯教授的第二号论文。

　　从未逃出黑格尔派考察方式的樊笼的绝对批判，在这里对着它的监狱的铁槛和围墙狂呼乱叫。“简单概念”、术语、哲学的全部思维方式，甚至整个哲学在这里都遭到鄙弃。“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历史的惊人的内容”、“人的意义”等等突然把它们取代了。人们宣告“体系的秘密”“已被揭露”。

　　然而，到底是谁揭露了“体系”的秘密呢？是费尔巴哈。是谁摧毁了概念的辩证法即仅仅为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诸神的战争呢？是费尔巴哈。是谁不是用“人的意义”（好像人除了是人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似的！）而是用“人”本身来代替包括“无限的自我意识”在内的破烂货呢？是费尔巴哈，而且仅仅是费尔巴哈。他所做的事情比这还要多。他早已摧毁了现今正被“批判”滥用的那些范畴：“人的关系的现实丰富性、历史的惊人的内容、历史的斗争、群众与精神的斗争”等等。

　　在认识到人是本质、是人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状况的基础之后，唯有“批判”还能够发明出新的范畴来，并像它正在做的那样，重新把人本身变成一个范畴，变成一整套范畴的原则。当然，这样“批判”就走上了最后的求生之路，因为对惊慌不安和受到查究的神学的非人性说来己别无他路可走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费尔巴哈作了种种天才的阐述以后，绝对的批判竟还敢用新的形式来为我们重新制造一大堆陈腐的废物，而且正是在它突然把这些陈腐的废物当做“群众的”废物来痛骂的时候。可是它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因为它并没有为哲学的解体动过一个指头。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揭露批判的”秘密”，就足以使人们赞赏批判对欣里克斯教授（这位教授的“疲惫”已给批判帮了很大的忙）说出下面这些话时所表现的批判式的天真幼稚：

　　“凡是没有经历过发展进程的人都要承受损失，因此，即使他们想要改变自己，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充其量来说，他们是想要改变新的原则——不！新东西决不可能被曲解为空谈，从新东西那里借用只言片语是不可能的。”

　　绝对的批判在欣里克斯教授面前夸耀自己解开了“各门学科的奥秘”。难道批判解开哲学、法学、政治学、医学、国民经济学等等的“奥秘”了吗？根本没有。批判曾经——请注意！——在《自由的正义事业》中指出，为谋生而进行的研究与自由的科学之间、教学自由与学科章程之间是互相矛盾的。

　　尽管“绝对的批判”并没有像它对待别人那样，把它在引证费尔巴哈时所误解和歪曲的原理强加给费尔巴哈，硬借费尔巴哈之口大放厥词，这当然是好的，不过，如果它诚实的话，它就该供认出它关于“哲学秘密”的所谓奇思妙想是来自何处。而且“绝对批判”的神学观点还有一个特点：当现在德国的庸人们都开始理解费尔巴哈并接受他的结论时，批判却没有能力正确理解和恰当运用费尔巴哈的任何一个原理。

　　当批判把“群众”同“精神”的斗争“规定”为迄今为止全部历史的“目的”时，当批判宣称“群众”是“卑贱”的“纯粹的无”时，当批判径直把群众称为“物质”而把“精神”当做真理性的东西同“物质”对立起来时，批判实现了超过它的第一次征讨的业绩的真正进步。这样一来，难道绝对的批判不就是真正基督教日耳曼的批判吗？在唯灵论和唯物主义原先的对立在各个方面都已经决出胜负，并且被费尔巴哈一劳永逸地克服以后“批判”又重新以最令人厌恶的形式把这种对立变成基本教条，并且让“基督教日耳曼精神”获得胜利。

　　最后，批判在这里把精神和群众的对立跟“批判”和群众的对立等同起来，这一点应当看做是批判在第一次征讨中还隐蔽着的秘密的发展。以后它会更进一步，把自身和“批判”等同起来，从而把自己说成是“精神”是绝对的，是无限的，相反把群众说成是有限的、粗野的、鲁莽的、僵死的和无机的，因为“批判”就是这样理解物质的。历史的丰富性如果只限于人类和鲍威尔先生的关系，是多么惊人呀！

（b）犹太人问题，第二号。关于社会主义、法学和政治学（民族问题）的批判的发现

　　有人在向群众的、物质的犹太人传布基督教关于精神自由、理论自由的教义，那是一种唯灵论的自由，那种自由即使戴着锁链也把自己想象成是自由的，那种自由在“观念”中是称心如意的，而只是由于一切群众性的存在而感到拘束。

　　“犹太人现在在理论领域内有多大程度的进展，他们就获得多大程度的解放；他们在多大程度七想要成为自由的人，他们就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人了。”¹³⁴

　　按照这个原理，人们立即就可以测量出那条把群众的世俗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同绝对的社会主义分隔开来的批判的鸿沟。世俗社会主义的首要原理把单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作为一种幻想加以摒弃，为了现实的自由，它除了要求有理想主义的“意志”以外，还要求有很具体的、很物质的条件。“群众”认为，甚至为了争得一些仅仅为从事“理论”研究所需要的时间和资金，也必须进行物质的、实际的变革：这样的“群众”在神圣的批判面前显得多么低下啊！

　　我们暂且从纯粹精神的社会主义跳到政治学中来看看！

　　里瑟尔先生反对布·鲍威尔的观点，指出他的国家（即批判的国家）必须排除“犹太人”和“基督徒”。里瑟尔先生说得完全正确。既然鲍威尔先生把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混淆起来，既然国家只知道用强行排除敌对分子的代表人物的办法去对付那些敌对分子（基督徒和犹太人在《犹太人问题》中己经被判定为叛逆分子），比如，恐怖统治就曾想用砍掉囤积居奇者脑袋的办法来杜绝囤积居奇行为，那么鲍威尔先生在他的“批判的国家”中也就必然把犹太人和基督徒送上绞架了。既然鲍威尔已经把政治解放同人的解放混淆起来，那么他也就必然合乎逻辑地要把实现解放的政治手段同实现解放的人的手段混淆起来。但是，只要有人向绝对的批判指出其推论的特定含义，绝对的批判就会加以反驳，其用语同谢林以前反驳一切论敌时的用语如出一辙（那些论敌用现实的思想来取代谢林的空话）：

　　“批判的反对者之所以成为批判的反对者，是因为他们不仅用自己的教条主义的尺度来对待批判，而且认为批判本身也是教条主义的，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反对批判，就是因为批判不承认他们的教条主义的区分、定义和托词。”

　　当人们把绝对批判的特定的、现实的含义、思想和观点作为前提时，他们对绝对批判当然就像对谢林先生那样，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然而，为了适应并且为了向里瑟尔先生证明自己的博爱之忧，“批判”决心使用教条主义的区分、定义、特别是“托词”。

　　比如，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在那本书里（在《犹太人问题》中）愿意或者可以越出批判的范围，我本来应当<！>谈论的<！>就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因为‘社会’并不排除任何人，只有那些不愿意参与社会发展的人才自己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

　　在这里，绝对的批判在它本来应当做的事（如果它没有做出相反的事的话）和它实际做的事之间进行了教条主义的区分。它用禁止它越出“批判的范围”的意愿和许可这种”教条主义的托词“来解释自己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的局限性。怎么？“批判”应当越出“批判”的范围吗？由于教条主义的必然性，一方面势必要断言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理解是绝对的，是“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有更广泛的理解的可能性，绝对的批判才产生这种完全群众性的想法。

　　批判“不愿意”和“不许可”的秘密将在后面被揭开，原来这种秘密就是批判的教条。根据这种教条，“批判”的一切表面上的局限性无非是为迁就群众理解力而采取的必要的适应行为而已。

　　批判不愿意！批判不许可越出自己对犹太人问题的狭隘理解的范围！但是，如果它愿意或者许可的话，那它会做出些什么来呢？它会提出教条主义的定义。它会不谈“国家”而谈“社会”，因而它不会去研究犹太人同当前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它会教条主义地给不同于“国家”的“社会”下定义，指出国家会把那些不愿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从国家中排除出去，而这些人却是自己把自己从社会中排除出去的！

　　在排除异己方面，社会的做法跟国家的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社会做得斯文一些罢了。社会不是把你一脚踢出门外，而是设法使你在这个社会里感到很不舒服，让你自己自愿地走出门外。

　　实际上，国家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国家并不排除那些能遵守其一切要求和一切禁令、并顺应其发展的人。完备的国家甚至无视事实，它把现实的对立说成是非政治的、对它毫无妨碍的对立。此外，绝对的批判本身还提出一种思想，认为就是因为犹太人排除国家，也就是说犹太人自己把自己从国家中排除出去，国家才排除犹太人。如果这种相互关系在批判的“社会”中采取更温文尔雅、更假仁假义、更阴险狡诈的形式，这只是证明“批判的”“社会”的更加虚伪和发育不全。

　　我们再来看看绝对批判的“教条主义的区分”、 “定义”、特别是“托词”。

　　例如，里瑟尔先生要求批判家“把法的范围以内的东西和法的范围以外的东西区分开来”。

　　批判家对于这种法律上的要求的蛮横无理表示愤慨。

　　他反驳说：“可是直到目前，情感和良心都干涉了法，常常补充它，由于法的教条主义形式〈因而不是法的教条主义本质？>所决定的法的性质，就必须常常补充它。”

　　批判家只是忘记了，法本身也非常明确地把自身同“情感和良心”区分开来，他忘记了，这种区分可以由法的片面本质和教条主义形式来说明，这种区分甚至成了法的主要教条之一；最后，他忘记了这种区分的实际实现就构成法的发展的顶峰，正像宗教同全部世俗内容的脱离使宗教成为抽象的、绝对的宗教一样。“情感和良心”干涉法这个事实使“批判家”有足够的根据在谈法的地方谈情感和良心，在谈法律教义的地方谈神学教义。

　　通过绝对批判的“定义和区分”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去领教它关于“社会”和“法”的最新“发现”。

　　“批判准备了世界形式，甚至第一次准备了世界形式的思想。这种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读者，请你提起精神来！>社会的形式，关于这种形式至少可以说这么多〈这么少？>：谁对它的建立毫无贡献，谁在它那里不凭自己的良心和情感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也不可能参与它的历史。”

　　“批判”所准备的世界形式被规定为不单单是法的形式，而且是社会的形式。这个规定可以有两种解释。这里所引的这句话或者可以解释为世界形式“不是法的，而是社会的”形式；或者可以解释为世界形式“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形式。让我们按照这两种解释来考察一下这句话的内容，先按第一种解释来进行考察。绝对的批判在前面把这个不同于“国家”的新“世界形式”规定为“社会”。现在它却用形容词“社会的”来规定名词“社会”。欣里克斯先生的“政治的”一词曾经三次受到“社会的”这个词的批驳，而里瑟尔先生的“法的”一词则受到了“社会的社会”这个词组的批驳。如果向欣里克斯先生所作的那些批判的解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公式：“社会的”+“社会的”+“社会的”＝3a，那么，绝对的批判在其第二次征讨中就是从加法进一步转用乘法，让里瑟尔先生去找自我相乘的社会，社会的平方，即社会的社会＝a²。绝对的批判为了使它的关于社会的解释臻于完善，只剩下以分数计算、求社会的平方根等等办法尚未使用。

　　如果我们反过来按照第二种解释，即“不单单是法的，而且也是社会的“世界形式来考察，那么这种双重的世界形式无非是现今存在的世界形式，即现今社会的世界形式。“批判”在其史前时代的思维中就先为现今存在的世界形式的未来存在作准备，这是伟大的令人崇敬的批判奇迹。但是，不管；“不单单是法的，而且是社会的社会”情况怎样，关于这种社会，批判除了讲“寓言教导”[fabula docet]，除了谈道德教化以外，眼下就再也不可能透露什么东西了。谁在这个社会里不凭自己的情感和良心来生活，“他就不会感到自己在它那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到最后，除了“纯情感”和“纯良心”即“精神”、“批判”及其自己人之外，将不会有任何人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群众将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社会中被排除出去，其结果是“群众的社会”将置身于“社会的社会”之外。

　　总而言之，这个社会无非是批判的天堂，而现实的世界则作为非批判的地狱从那里被排除出去。绝对的批判正在其纯粹思维中为这个“群众”和“精神”相对立的超凡入圣的世界形式作准备。

　　就民族命运问题向里瑟尔先生所作的解释，如同就“社会”问题所作的解释一样，具有同样的批判的深度。

　　绝对的批判从犹太人渴望解放和基督教国家渴望“把犹太人打入政府的另册”——仿佛犹太人不是早已被打入基督教政府的另册似的！——出发，最后作出了关于各民族衰亡的种种预言。我们看到，绝对的批判是通过多么复杂的曲折道路，也就是通过神学的曲折道路才走向现代的历史运动的。下面这句光芒四射的神谕般的预言证明，绝对的批判用这种办法获得了多么伟大的结果：

　　“各民族的未来——是——很——黑暗的！”

　　看在批判的面上，姑且让各民族的未来黑暗到批判想要达到的程度吧！然而有一点，而且是必要的一点显得很清楚：未来是批判的创造物。

　　批判大声疾呼：“命运可以任意决定一切；我们现在知道，命运是我们的创造物。”

　　正如上帝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人一样，批判也把自己的意志赋予自己的创造物——命运。所以创造命运的批判也像上帝一样是万能的。甚至它所“遭遇到的”来自身外的“反抗”也是它自己的创造物。“批判创造自己的对手”。所以，针对批判的那种“群众性的愤慨”只会“严重威胁”“群众”自己。

　　既然批判像上帝一样是万能的，那么它也像上帝一样是无所不知的，并且善于把它的万能同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天职结合起来：

　　“如果批判没有本事使每个人成为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人，没有本事毅然决然地向每个人指出适合其本性和意志的那种观点，批判就不成其为划时代的力量了。”

　　与此相比，莱布尼茨恐怕也不可能更加顺利地实现上帝的万能同人的自由和天职之间的先定的和谐。

　　“批判”没有把想要成为某种东西的意志和可以成为某种东西的能力区分开来，如果说它这样做看起来是违反了心理学，那么人们就必须想一想，批判是有确凿的根据来宣告这种“区分”是“教条主义的”。

　　让我们养精蓄锐进行第三次征讨！让我们再一次唤醒自己的记忆，回想一下“批判创造自己的对手”！但是，如果批判不说空话，它怎么能创造自己的对手——“空话”呢？

（3）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

（b）犹太人问题，第三号

　　“绝对的批判”并不限于以自己的自传来证实它所特有的无所不能的本领，证实它能够“像破天荒地首创新事物那样首创旧事物”。它也不限于亲自出马为自己的过去撰写辩护书。现在，它给第三者、其余的世俗界提出了一项绝对的“任务”，而且“恰恰是目前至关紧要的任务”，这就是为鲍威尔的行为和“著作”辩护。

　　《德法年鉴》刊载了一篇对鲍威尔先生的小册子《犹太人问题》的评论⁽⁷⁾。这篇文章揭露了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混为一谈的根本错误。固然，这篇文章没有使旧的犹太人问题首先获得一个“正确的提法”，但是，对“犹太人问题”是根据对旧的时事问题作出新的解释的那种提法来探讨和解决的，也正是由于这种提法，旧的时事问题才由过去的“问题”变成了现代的“问题”。

　　看来，绝对的批判认为在第三次征讨中有必要给《德法年鉴》一个答复。绝对的批判首先承认：

　　“在《犹太人问题》中出了同样的‘纰漏’——把人的本质和政治本质混为一谈。”⁽⁸⁾

　　批判指出：

　　“现在想要指责批判还在两年前部分地所持的立场，未免太迟了。”“其实，重要的是应当对批判甚至曾不得不……从事政治这一点加以说明。”

　　“两年前”？现在，我们就按绝对的纪元，从批判的救世主即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报》诞生的那一年算起吧！批判的尘世拯救者诞生于1843年。同年，《犹太人问题》增订第二版问世。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这一文集中对“犹太人问题”进行“批判的”研究¹³⁵，也是在旧历1843年，不过日期要晚一点。就在这重要的旧历1843年即批判的纪元元年，在《德国年鉴》和《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鲍威尔先生的虚假政治的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出版了。这本书原封不动地重犯了鲍威尔在“政治本质”这一问题上的老毛病。辩护者被迫假造了一份年表。

　　对于为什么鲍威尔先生“甚至曾不得不”从事政治这一点的“说明”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具有普遍意义。也就是说，既然把绝对批判的可靠性、纯洁性和绝对性事先奉为基本的信条，那么，与这种信条相矛盾的事实当然会变成一堆谜，这些谜就像上帝的那些看来并不神圣的行动在神学家眼中那样深奥费解、意味深长、玄妙莫测。

　　相反，如果把“批判家”看做有限的个人，如果不把他和他所处的时代的界限分离开来，那就用不着再回答为什么“批判家”甚至曾不得不在世界范围以内求得发展这一问题了，因为问题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过，如果绝对的批判要坚持自己的要求，那我们愿意提供一篇经院式的短论来阐明下面的时事问题：

　　“为什么恰好要由布鲁诺·鲍威尔先生来证明童贞马利亚是因圣灵而怀孕这个事实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证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天使是神的真正的流出体，是尚未达到消化食物所必需的浓度fh的流出体？”“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为普鲁士王室作辩护并且把普鲁士国家奉为绝对的国家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自己的《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中必须用‘无限的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在《基督教真相》中必须用黑格尔的形式来重谈基督教的创世说呢？”“为什么鲍威尔先生必须要求自己和别人来‘说明'他必定要犯错误这种怪事呢？”

　　我们在证明这些既是“批判的”同样也是“绝对的”必要性之前，还是先来仔细听听“批判”用于辩护的遁词。

　　“犹太人问题……作为宗教的、神学的问题和作为政治的问题，必须……首先获得一个正确的提法。”“在探讨和解决这两个问题时，‘批判’既不持宗教的观点，也不持政治的观点。”

　　这番话的由来是，《德法年鉴》将鲍威尔对“犹太人问题”的探讨宣布为真正神学的探讨和虚假政治的探讨。

　　首先“批判”针对自己被“指责”为有神学局限性，作了这样的回答：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启蒙认为，只要把宗教的对立看做无关紧要的对立或者甚至予以否定，就可以解决犹太人问题。可是，批判却必须把这一纯粹的宗教对立表述出来。”

　　至于说到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我们将会发现，神学家鲍威尔先生甚至在政治上研究的也不是政治，而是神学。

　　而《德法年鉴》反对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当做“纯粹宗教的”问题来探讨，那是专门针对布鲁诺·鲍威尔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文集里的一篇文章来说的，那篇文章的标题是：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这篇文章和旧的“启蒙”毫无关系。该文包含着鲍威尔先生对现代犹太人获得解放的能力，即获得解放的可能性的肯定见解。

　　“批判”说道：

　　“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

　　疑问恰恰是：什么是宗教问题，特别是，当前什么是宗教问题？

　　这位神学家将根据表面现象作出判断，把宗教问题就看成宗教问题。但是，请“批判”回想一下它为反驳欣里克斯教授所作的那番解释：当前的政治利益具有社会意义，关于政治利益“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

　　根据同样的道理，《德法年鉴》曾对批判说过：宗教的焦点问题在当前具有社会意义。关于宗教利益本身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了。只有这位神学家还会认为，这里涉及的是作为宗教的宗教。不过，《德法年鉴》也做了不合道理的事情，它竟不满足于单单使用“社会的”这个词。它还描述了犹太教在现代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地位。在剥掉了犹太教的宗教外壳，使它只剩下经验的、世俗的、实际的内核之后，才能够指明那种可以消除这个内核的实际的、真正社会的方式。鲍威尔先生却心安理得地认为“宗教问题”就是“宗教问题”。

　　《德法年鉴》决没有否认犹太人问题也是宗教问题，那只是鲍威尔先生故意制造的假象。相反，该杂志曾经指出，鲍威尔先生只了解犹太教的宗教本质，但不了解这一宗教本质的世俗的现实的基础。他把宗教意识当做某种独立的本质来反对。所以，鲍威尔先生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说明犹太人的宗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人的宗教去说明现实的犹太人。因此，鲍威尔先生对犹太人的理解仅限于犹太人是神学的直接对象或犹太人是神学家。

　　因此，鲍威尔先生就没有意识到，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也连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是在货币制度中最终形成的。他之所以未能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犹太精神是现实世界的一环，而只把它当做是他的世界即神学的一环；是因为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忠实于上帝的人，不是把进行工作的、从事日常劳动的犹太人，而是把在安息日里假装正经的犹太人视为现实的犹太人。在这位笃信基督的神学家鲍威尔先生看来，犹太教的世界历史意义已经必不可免地从基督教诞生的那一时刻起荡然无存。所以，他必然要重复那种认为犹太教是违反历史而保存下来的陈旧的正统观点自而认为犹太教只是作为神的诅咒的确证，作为基督启示的明证而存在的陈旧的神学偏见，则必然要在鲍威尔那里以批判的神学的形式屡屡出现。根据这种形式，犹太教现在和过去都只是作为在宗教上对基督教的超世俗起源的肆无忌惮的怀疑而存在，也就是作为反抗基督启示的明证而存在。

　　与此相反，《德法年鉴》曾经证明，犹太精神是通过历史、在历史中并且同历史一起保存下来和发展起来的，然而，这种发展不是用神学家的眼睛，而是只有用世俗人的眼睛才能看到，因为这种发展不是在宗教学说中，而是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德法年鉴》曾经说明，为什么实际的犹太精神只有在完备的基督教世界里才达到完备的程度；不仅如此，那里还指出，这种实际的犹太精神正是基督教世界本身的完备的实践。《德法年鉴》不是用犹太人的宗教——这种宗教竟然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自为地存在的本质——来说明现代犹太人的生活，而是用那些在犹太人的宗教中得到幻想反映的市民社会的实际要素来说明犹太人宗教的顽强生命力。因此，在《德法年鉴》中，犹太人解放成为人，或者说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是像在鲍威尔先生笔下那样，被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是被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德法年鉴》已经证明，消除犹太本质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消除市民社会¹¹中的犹太精神的任务，就是消除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的任务，这种非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货币制度。

　　鲍威尔先生虽然是批判的神学家或者说是神学的批判家，但却是名副其实的神学家，他并没有能够超越宗教的对立。他把犹太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仅仅看做是犹太人的宗教对基督徒的宗教的关系。他甚至不得不在犹太人和基督徒与批判的宗教——无神论、有神论的最后阶段、对神的否定性的承认——的对立中批判地恢复宗教对立。最后，他由于自己的神学狂热，不得不把“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即现代世界“获得自由”的能力，仅仅局限于他们理解并亲自从事神学“批判”的能力。在正统的神学家看来，整个世界都应归结为”宗教和神学”（他也可以同样成功地把世界归结为政治学、国民经济学等等，并且给神学加上天国的国民经济学之类的名称，因为，它是一门关于“精神财富”和天国财宝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学说！），同样，在激进的批判的神学家看来，世界获得解放的能力就应归结为把“宗教和神学”作为“宗教和神学”加以批判的唯一的抽象能力。他所知道的唯一的斗争是反对自我意识的宗教局限性的斗争，然而自我意识的批判的“纯粹性”和“无限性”也同样是神学的局限性。

　　可见，鲍威尔先生之所以用宗教和神学的方式来考察宗教和神学问题，就是因为他把现代的“宗教”问题看做“纯粹宗教的”问题。他那种“对问题的正确提法”只不过使问题获得了一种同他回答问题的“特有能力”相符合的“正确”提法！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犹太人问题的政治方面。

　　在许多国家，犹太人（如同基督徒一样）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完全的解放。但是，犹太人和基督徒还远远没有获得人的意义上的解放。可见，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必定是存在差别的。所以，必须对政治解放的实质，也就是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而对那些还不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的国家，也应该对照完备的政治国家来加以衡量，指出它们是不发达的国家。

　　这就是研究犹太人的“政治解放”这一问题所应依据的观点，而《德法年鉴》所依据的就是这一观点。鲍威尔先生为“批判”的“犹太人问题”作了如下的辩护：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他们对他们要求获得自由的那种制度抱有幻想。”

　　鲍威尔先生的确已经指出德国犹太人的幻想，就是在不存在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要求参加政治共同体，在只存在政治特权的国家要求政治权利。可是，《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他自己对“德国政治制度”所抱有的“幻想”并不比犹太人少。他就是用“基督教国家”不可能在政治上解放犹太人这一点来说明犹太人在德意志各邦的处境的。他歪曲了事实，他把特权国家、基督教日耳曼国家设想成绝对的基督教国家。可是，《德法年鉴》已经向他证明，那种没有任何宗教特权的政治上完备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完备的基督教国家；因此，完备的基督教国家不仅能够解放犹太人，而且已经解放了他们，同时按这种国家的本质来说，也必定会解放他们。

　　“有人向犹太人指出……如果他们以为，他们是在要求自由和要求承认自由的人性，那么他们是在给自己制造有关自身的最大的幻想，其实对他们来说，关键是而且只能是专门的特权。”

　　自由！承认自由的人性！专门的特权！这些都是为了在辩护中规避某些问题而使用的动听的字眼！

　　自由？这里指的是政治自由。《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犹太人要求自由而又不想放弃自己的宗教，这就是在“从事政治”而不是在提出任何与政治自由相抵触的条件。《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指出，把人划分为不信宗教的公民和信奉宗教的私人，这同政治解放毫不矛盾。《德法年鉴》已经向他指出，当国家摆脱了国教，而在市民社会范围内则让宗教自由行事时，国家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同样，当单个的人不再把宗教当做公共事务而当做自己的私人事务来对待时，他在政治上也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最后，《德法年鉴》已经指出，法国革命对宗教采取的恐怖行动远没有驳倒这种看法，相反倒证实了这种看法。

　　鲍威尔先生没有去研究现代国家对宗教的现实关系，就必然要幻想出一个批判的国家来，这样的国家其实无非就是那种在自己的幻想中狂妄地自认为体现着国家的神学批判家。每当鲍威尔先生陷入政治的时候，他总是重新把政治当做自己的信仰即批判的信仰的俘虏。只要他研究国家，他总是把它变成对付“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论据。国家以批判神学的心愿的实现者身份来效力尽职。当鲍威尔先生第一次摆脱了正统的非批判的神学时，在他的心目中，政治的权威就代替了宗教的权威。他对耶和华的信仰就变成了对普鲁士国家的信仰。在布鲁诺·鲍威尔的著作《普鲁士福音教》中，不仅普鲁士国家，而且——这是合乎逻辑的——普鲁士王室也被设想为绝对的。其实，鲍威尔先生对这个国家并没有什么政治兴趣，相反，在“批判”看来，这个国家的功绩就在于通过教会合并来取消宗教信条，并利用警察来迫害持不同意见的教派。

　　1840年开始的政治运动使鲍威尔先生摆脱了他的保守派政治，并且一度使他上升到自由派政治的水平。但是，这种政治本来又不过是神学的借口而已。在《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这一著作中，自由的国家就是波恩神学院的批判家，就是反对宗教的论据。在《犹太人问题》中，国家和宗教的对立成了议论的主旨，以致对政治解放的批判变成了对犹太人的宗教的批判。在其最近的政治著作《国家、宗教和政党》中，这位狂妄地自认为体现着国家的批判家的最隐秘的心愿终于吐露出来了。宗教为国家制度而牺牲，或者更确切地说，国家制度仅仅是消灭“批判”的敌人即非批判的宗教和神学的工具。最后，正像1840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使批判摆脱了自己的保守派政治一样，从1843年以来在德国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使批判摆脱了（虽然只是在表面上）一切政治，从此以后，批判终于能够把自己的反对非批判的神学的著作说成是社会的作品，并且能够毫无阻碍地从事它自己的批判的神学，宣扬精神和群众的对立，同时从事批判的救世主和尘世拯救者的布道事业了。

　　再回过头来谈我们的正题吧！

　　承认自由的人性？犹太人不是认为要去力求承认、而是的确一直在力求承认的那种“自由的人性”就是在所谓普遍人权中得到经典式承认的那种“自由的人性”。鲍威尔先生本人却不容分说地把犹太人为了使他们的自由的人性得到承认所作的努力当成是他们为获得普遍人权所作的努力。

　　《德法年鉴》已经向鲍威尔先生阐明，这种“自由的人性”和对它的“承认”无非是对利己的市民个体的承认，也是对构成这些个体的生活状况的内容，即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失去控制的运动的承认，因此，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宗教，而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不是使人摆脱牟利的幢艇行为，反而是赋予人以经营的自由。

　　《德法年鉴》已经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必然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联系的独立的人，即为挣钱而干活的奴隶，自己的利己需要和别人的利己需要的奴隶。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本身。它并没有创立这个基础。正如现代国家是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挣脱旧的政治桎梏的市民社会的产物，而今它又通过人权宣言承认自己的出生地和自己的基础。可见，犹太人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和赋予犹太人以“人权”，这是一种彼此相互制约的行为。当里瑟尔先生提出自由活动、自由居留、自由旅行、自由经营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种种要求时，他是正确地表达了犹太人要求承认自由的人性的含义。在法国人权宣言中“自由的人性”的这些表现作为人权得到了明确的承认。因为“自由的市民社会”具有纯粹商业的犹太人的本质，而犹太人一开始就是这个自由的市民社会的必然成员，所以犹太人就更有权利要求承认自己的“自由的人性”。此外，（{德法年鉴》还曾阐明，为什么市民社会的成员首先被称为“人”为什么人权被称为“天赋的权利”。

　　除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人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话以外“批判”说不出其他任何关于人权的批判性言论来。批判曾经断言，犹太人和基督徒为了使别人和自己获得普遍的人权，就必须牺牲信仰的特权（批判的神学家是用自己的唯一的固定观念来解释一切事物的）。为了反驳这种论断，《德法年鉴》最后专门指出了在一切非批判的人权宣言中写明的一项事实，即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信仰的权利，进行任何宗教礼拜的权利，都作为普遍的人权得到了明确承认。此外“批判”可能也知道，人们在推翻阿贝尔派时找到的借口就是该派侵犯了人权，因为它侵犯了宗教自由；同样，在后来恢复礼拜的自由时，人们也是以人权为依据的。

　　“至于谈到政治的本质，批判追溯了它的矛盾，追溯到50年来曾经最彻底地 研究过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矛盾的地方，——追溯到法国代议制，在这种代议制之下，理论自由被实践所否定，而实际生活的自由则在理论中徒然寻找自己的表现。

　　在主要的幻想如今也被消除之后，在法国议会辩论中被指出的矛盾，即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效力之间的矛盾，特权的法定效力和公共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纯个人的和利己主义力图支配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之间的矛盾，本来应该被看做这个领域的普遍矛盾。”

　　批判在法国议会辩论中所指出的矛盾，无非是立宪主义的矛盾。如果批判把它看做普遍的矛盾，它算是看到了立宪主义的普遍矛盾。如果批判走得比它认为“本来应该”走的还远一些，也就是说，如果它进而想要消除这个普遍的矛盾，它就会从立宪君主制进而正确地得出建立民主代议制国家即完备的现代国家的结论。批判根本没有对政治解放的本质进行批判的分析，根本没有探究这种本质和人的本质的确切的关系，所以，它只能触及政治解放的事实，触及发达的现代国家，也就是说，只能触及这样的地方，在那里，现代国家的存在是符合它的本质的，所以人们在那里所能看到并加以描述的不仅是相对的缺陷，而且还有绝对的缺陷，也就是那些构成现代国家本质本身的缺陷。

　　当批判以为自己大大高于“政治本质”其实是大大低于这一本质的时候，它就不得不还是在政治本质中去寻求解决自己的矛盾的方法，并且还一味坚持自己对现代国家的原则茫然无知的态度。上面引用的那两段“批判的”话越是明显地证明这一点，它们就越有价值。

　　批判把“特权的实际效力”和“自由的理论”对立起来，把“公共状况”和“特权的法定效力”对立起来。

　　为了不曲解批判的看法，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批判在法国议会辩论中所指出的那个矛盾，即”本来应该被看做”普遍矛盾的那个矛盾。当时谈到了每周规定一天让童工歇班休息的问题。有人提议把这一天定在礼拜日。为此，有一个议员在提案中主张不要在法律中采用礼拜日这个提法，因为他认为这个提法是违反宪法的。而马丁（·迪诺尔）大臣则认为，这一提案实际上是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提案。克雷米约先生代表法国的犹太人宣称，犹太人出于对绝大多数法国人所信仰的宗教的尊重，并不反对礼拜日这一提法。可见，根据自由的理论，犹太人和基督徒是平等的，而根据这种实践，同犹太人相比，基督徒却享有特权，因为不然的话，基督教的礼拜日怎么能够在为全体法国人制定的法律中找到其位置呢？难道犹太教的安息日就没有同样的权利吗？或者说，在法国的实际生活中，犹太人实际上也并没有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压制，然而法律却不敢确认这种实际的平等。鲍威尔先生在《犹太人问题》中所举出的政治本质的一切矛盾，立宪主义的一切矛盾，就是这种情况。而立宪主义总的说来就是现代代议制国家和旧的特权国家之间的矛盾。

　　鲍威尔先生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他认为，由于把这个矛盾当做“普遍的”矛盾来理解和批判，他便从政治的本质上升到了人的本质。其实他只是从局部的政治解放上升到了完全的政治解放，从立宪制国家上升到了民主代议制国家。

　　鲍威尔先生认为，随着特权的取消，特权的对象也会被取消。联系到马丁（·迪诺尔）先生所发表的意见，他指出：

　　“如果不存在享有特权的宗教，也就不会存在任何崇敬。一旦抽掉宗教的排他力量，宗教也就不复存在了。”

　　但是，行业活动并不随着行业特权、行会特权和同业公会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只有在取消了这些特权之后，真正的工业才开始发展；地产并不随着事有特权的土地占有制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只有在取消了地产的特权以后，地产才通过土地的自由分割和自由让搜开始自己的普遍运动；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获得真正的实现；同样，只有在不存在任何享有特权的宗教的地方（请看实行共和制的北美各州），宗教才实际上普遍地发展起来。

　　现代的“公共状况”的基础、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认为的那样是特权的社会，而是废除和取消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的发达的市民社会。在这里，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同别的封闭状态相对立，同公共状况相对立。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正在消除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从而也在消除各种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之间的斗争：而与此同时，自由工业和自由贸易却用挣脱了特权束缚的（这种特权使人们同普遍整体隔绝开来，但同时又把他们结合成为较小的排他性整体）、自身不再由于普遍纽带的假象而依赖于他人的人，来取代那些封闭状态，从而引起人反对人、个人反对个人的普遍斗争。同样，整个市民社会就是这种由于各自的个性而从此相互隔绝的所有个人之间相互反对的战争，就是摆脱了特权桎梏的自然生命力的不可遏止的普遍运动。民主代议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是社会共同体和奴隶制的典型对立的完成。在现代世界，每一个人都既是奴隶制的成员，同时又是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市民社会的奴隶制在表面上看来是最大的自由，因为这种奴隶制看上去似乎是尽善尽美的个人独立，这种个人把自己的异化的生命要素如财产、工业、宗教等的既不再受普遍纽带束缚也不再受人束缚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实际上是个人的十足的屈从性和非人性。在这里，法代替了特权。

　　所以，在这里，在自由的理论和特权的实际效力不发生任何矛盾，相反，特权的实际消灭、自由的工业和自由的贸易等与“自由的理论”相适应的地方，在没有任何享有特权的封闭状态与公共状况相对立的地方，在批判所阐述的矛盾已被消除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存在着完备的现代国家。

　　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恰好是与法律截然相反的情况，鲍威尔先生在谈到法国议会辩论时，对法律发表了与马丁（·迪诺尔）先生一致的意见。

　　“正像马丁（・迪诺尔）先生把反对在法律中提到礼拜日的建议看成是宣布基督教已经不复存在的提案一样，根据同样的理由（并且这种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如果宣告安息日戒律对犹太人不再具有约束力，那就等于宣布取消就太教。”

　　在发达的现代国家，情形正好相反。国家宣布，宗教，正像其他的市民生活要素一样，只有当国家宣布它们是非政治的因而让它们自行其是的时候，它们才开始获得充分的存在。取消这些要素的政治存在，比如说，通过废除选举资格限制来取消财产的政治存在，通过废除国教来取消宗教的政治存在，正是这种宣告这些要素对国家的隶属关系已经消亡的做法，才能使这些要素保持最强有力的生命，这个生命从此便顺利无阻地服从于自身的规律，并且充分扩展其生存的空间。

　　无政府状态是摆脱了使社会解体的各种特权的市民社会的规律，而市民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则是现代公共状况的基础，正像公共状况本身又是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保障一样。它们彼此既十分对立，同样又完全互相制约。

　　由此可以看出，批判在领会“新事物”方面具有多大的才能。如果我们停留在“纯粹批判”的范围以内，那么试问，为什么批判不把它在谈到法国议会辩论时阐述的矛盾看做普遍矛盾呢？按照批判的意见，不是“本来”就“应该”把这种矛盾看做普遍矛盾吗？

　　“可是，当时要走这一步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不仅因为……而且因为如果没有同自己的对立物在发生内部纠葛后留下的这点最后残余，批判是不可能进行的，并且也不可能达到只有一步之差的那个地方。”

　　不可能的……因为……是不可能的！批判肯定地说，为了“可能达到只有一步之差的那个地方”所要走的这不幸的“一步”是不可能迈出的。谁又能反驳这一点呢？为了达到只有“一步”之差的那个地方，绝对不可能再迈出那么“一步”，因为这一步必然使我们跨越那个地方，结果在背后又出现了“一步”之差。

　　结局好，一切好！批判在它和敌视鲍威尔先生的《犹太人问题》的群众的战斗接近尾声时供认，它对“人权”的理解，它对“法国革命时代的宗教的评价”，“它有时在自己的议论结尾部分指出的那种自由的政治本质”总之，整个“法国革命时代对于批判说来，不多不少仅仅是一个象征——因此，那个时代并不是人们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指出的由法国人进行革命尝试的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时代不过是批判在末尾看到的那些形象的虚幻的表现”。批判可以这样聊以自慰：如果说它在政治上犯有过失，那也只发生在它的著作的“结尾”和“末尾”。我们并不想剥夺批判的这种自我安慰。一个鼎鼎大名的酒鬼总是以自己从来没有在午夜以前喝得烂醉而自慰。

　　在“犹太人问题”这个领域，批判无疑从敌人手里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地盘。受鲍威尔先生庇护的批判的著作，在“犹太人问题”第一号里还是绝对的，而且揭示了“犹太人问题”的“真正的”和“普遍的”意义。在第二号里，批判“不愿意和不许可”越出批判的范围以外。在第三号里，批判本来应该再走”一步”但是走这一步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不是由于它“愿意和许可”而是由于它陷入了自己的“对立物”的窘境之中，它才无法迈出这“一步”。它很想跳过最后的一关，然而遗憾的是，它那批判性的神奇快靴却被群众的最后残余纠缠得寸步难行。

（c）对法国革命的批判的战斗

　　群众的局限性迫使“精神”、批判、鲍威尔先生不把法国革命当做人们在“直白的意义上”所说的那个由法国人进行革命尝试的时代，而“只”当做它自己的批判幻想的“象征和虚幻表现”。批判用对这场革命进行新的考察的办法，来对自己的“失误”进行忏悔。同时它还把这种“新的考察”的结果告诉“群众”以此来惩罚这些使它断送清白的诱惑者。”

　　“法国革命是一种还完全属于18世纪的实验。

　　像法国革命这样的18世纪的实验还完全是18世纪的实验，而决不是19世纪的实验，这种年代学上的真理看来”还完全“属于那类”一开始就不言而喻的“真理。但是，在对“明如白昼”的真理深怀反感的批判所用的术语中，这样一种真理叫做“考察”因此也就在“对这场革命的新的考察”中获得了理所当然的地位。

　　“但是，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

　　思想永远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思想所能超出的只是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由此可见，从字面的意思来看，上述批判的说法也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因此也是“考察”。

　　法国革命没有受到这种考察的阻挠，这场革命产生了超出整个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的思想。1789年在社会小组¹³⁶中开始、中期以勒克慕尔和卢为主要代表、最后同巴贝夫的密谋活动一起暂时遭到失败的革命运动，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思想。1830年革命以后，在法国，这种思想又为巴贝夫的友人邦纳罗蒂所倡导。这种思想经过了彻底的酝酿，就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思想。

　　“因此<！>在这场革命消除了人民生活内部的封建主义界限以后，革命就不得不满足民族的纯粹利己主义要求，甚至煽起这种利己主义，而另一方面，革命又不得不通过对这种利己主义的必要补充，即承认一种最高的存在物，通过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那必须把单个的自私的原子联合起来的普遍国家制度，来约束这种利己主义。”

　　民族的利己主义是普遍国家制度的自发的利己主义，它同封建主义界限所体现的利己主义互相对立。最高的存在物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普遍国家制度，因而也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确认民族。尽管如此，最高的存在物却必须约束民族的利己主义，即普遍国家制度的利己主义！通过确认利己主义，而且通过在宗教上确认利己主义，即通过承认利己主义是超人的、因而是不受人约束的存在物，来约束利己主义，这是真正批判的任务！最高存在物的创造者对自己这种批判的意图是一无所知的。

　　毕舍先生认为民族狂热是靠宗教狂热来支撑的，他更理解自己的英雄罗伯斯比尔。

　　罗马和希腊曾经由于民族问题而失败。因此，当批判说法国革命由于民族问题而失败的时候，批判并没有说出有关法国革命的任何独到见解。当它把民族的利己主义定义为纯粹的利己主义时，它同样也没有说出有关民族的任何东西。如果把这种纯粹的利己主义同费希特的“自我”的纯粹的利己主义加以对照，这种纯粹的利己主义反倒表现为非常阴暗的、掺杂着血和肉的、自发的利己主义。如果说这种利己主义的纯粹性只是相对的，因而与封建主义界限所体现的利己主义截然不同，那就没有必要对“革命”进行”新的考察”以便发现以民族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比以特殊等级和特殊团体为内容的利己主义更普遍或更纯粹。

　　批判对普遍国家制度的阐述也同样使人深受教益。这些阐述仅限于指出，普遍国家制度必须把单个的自私的原子联合起来。

　　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地说，市民社会的成员决不是原子。原子的典型特性就在于它没有任何特性，因此也没有任何受它自己的自然必然性制约的、同身外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原子是没有需要的，是自满自足的；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也就是说，这种世界是没有内容的，没有意义的，空洞无物的，正因为原子是万物皆备于自身的。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个人在他那非感性的观念和无生命的抽象中可以把自己夸耀为原子，即同任何东西毫无关系的、自满自足的、没有需要的、绝对充实的、极乐世界的存在物。而非极乐世界的感性的现实却决不理会他这种想象，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他身外的世界和个人的意义，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在提醒他：身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是真正使人充实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命欲望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追逐身外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需求。但是，因为一个个人的需要，对于另一个拥有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利己主义的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不言自明的意义，就是说，同这种需要的满足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所以每一个个人都必须建立这种联系，为此，每一个个人都同样要成为他人的需要和这种需要的对象之间的牵线者。可见，正是自然必然性、人的本质特性（不管它们是以怎样的异化形式表现出来）、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联合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纽带是市民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因此，把市民社会的原子联合起来的不是国家，而是如下的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想象的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就是说，他们不是超凡入圣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还会妄想，市民生活必须由国家来维系，其实恰恰相反，国家是由市民生活来维系的。

　　“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关于要造就完全按照正义和美德的准则生活的‘自由人民'的伟大思想——例如，见圣茹斯特关于丹东罪行的报告及另一篇有关普遍警察制的报告——只是靠恐怖才得以维持一段时间，这种思想是一种矛盾，人民大众中的卑劣而自私的分子对这种矛盾是以怯懦和阴险的方式作出反应的，人们不可能指望这些人采取别的方式。”

　　这种绝对批判的言词把“自由人民”描绘成一种“矛盾”而“人民大众”的分子必须对这种“矛盾”作出反应。这些言词是绝对的空话，其实，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所主张的自由、正义、美德只能是“人民”的生命表现，只能是“人民大众”的特性。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明确地谈到古典古代的、只属于“人民大众”的“自由、正义、美德”。斯巴达人、雅典人、罗马人在他们强盛的时代就是“自由的、正义的、有美德的人民”。

　　罗伯斯比尔在关于公共道德的原则的演说（在1794年2月5日召开的国民公会会议上）中问道：“民主的或受民众拥护的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是美德。我说的是公共的美德，这种美德曾在希腊和罗马造成了那么伟大的奇迹，并且必将在共和制的法兰西造成更令人惊异的奇迹。我所说的美德无非就是热爱祖国和祖国的法律。”

　　接着，罗伯斯比尔明确地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称做“自由人民”。他不断地唤起人们对古典古代的“人民大众的回忆”并且既提到“人民大众”的英雄莱喀古士、狄摩西尼、米太亚得、亚里斯泰迪兹、布鲁土斯，也提到“人民大众”的败类卡提利纳、凯撒、克劳狄乌斯、皮索。

　　圣茹斯特在关于逮捕丹东的报告（批判引用了这一报告）中明确地说：

　　“在罗马人以后，世界变得空虚了，只有想起罗马人，世界才充实起来，才能够再预言自由。”

　　他以古典古代的方式把丹东称做卡提利纳，从而对丹东提出指控。

　　在圣茹斯特的另一篇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中，共和主义者被描写成完全具备古典古代精神即具有坚强不屈、俭朴、单纯等品质的人。警察局按其本质来说应当是相当于罗马监察厅那样的机关。柯德尔、莱喀古士、凯撒、小卡托、卡提利纳、布鲁土斯、安东尼、卡西乌斯等人的名字在报告中赫然在目。最后，圣茹斯特用一旬话表明了他所要求的“自由、正义、美德”的特征，他说：

　　“革命者都应当成为罗马人。”

　　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他们的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混淆了以真正的奴隶制为基础的古典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同体和以被解放了的奴隶制即资产阶级社会为基础的现代唯灵论民主代议制国家。他们认为必须以人权的形式承认和批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即工业、普遍竞争、自由地追求自己目的的私人利益、无政府状态、自我异化的自然个性和精神个性的社会，同时又力图在事后通过单个的个人来取缔这个社会的各种生命表现，同时还力图以古典古代的形式来造就这个社会的政治首脑，这是多么巨大的迷误！

　　当圣茹斯特在临刑之日指着悬挂在康瑟尔热丽大厅里的那块”人权”大牌子，怀着骄傲的自尊说”正是我创造了这个业绩”时，这种迷误就悲剧性地显现出来了。正是在这块牌子上宣布了人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人不可能是古典古代共同体的人，正像这种人的国民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不是古典古代的一样。

　　这里不是替恐怖主义者的迷误进行历史性辩护的地方。

　　“在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政治启蒙和政治运动就迅速向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这个方向发展，因此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之后不久就能够说：‘有了我的地方行政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可以利用法国来做我想做的一切了。’”

　　但是，世俗的历史告诉我们，罗伯斯比尔倒台以后，从前想超越自我的、热情洋溢的政治启蒙，才开始以质朴平淡的方式得到实现。尽管恐怖主义想要为古典古代政治生活而牺牲资产阶级社会，革命本身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在督政府统治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在汹涌澎湃的生活浪潮中迅速崛起。创办工商企业的狂飘突进运动已经兴起，人人渴求发财致富，新的资产阶级生活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生活的最初享受显得鲁莽、放荡、无礼而且令人陶醉；法兰西的土地状况真正被查清，土地的封建结构已经被革命的巨锤打得粉碎，现在许许多多新的所有者正怀着初次涌动的激情对土地进行全面耕作；获得了自由的工业也第一次活跃起来——这就是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生命特征。资产阶级社会由资产阶级作为其正面的代表。于是资产阶级开始了自己的统治。人权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了。

　　在雾月十八日成为拿破仑的俘获物的，决不像批判忠贞不渝地相信的某位冯·罗泰克先生和韦尔克尔所说的那样，是整个革命运动，而是自由资产阶级。只要读一读当时的立法者们的演说，就会坚信这一点。读着这些演说，人们会以为自己仿佛离开了国民公会⁴³而置身于现在的某个众议院。

　　拿破仑进行的是革命的恐怖主义对同样也是由这场革命宣告诞生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政治的最后一次战斗。拿破仑当然已经有了对现代国家的本质的认识；他已经懂得，现代国家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顺利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作为基础的。他决定承认并保护这一基础。他不是一个狂热的恐怖主义者。但与此同时，拿破仑还是把国家看做目的本身，而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许有自己意志的下属。他用不断的战争来代替不断的革命，从而实施了恐怖主义。他满足法兰西民族的利己主义要求，直到它完全餍足为止；但是他也要求，只要他的征服行动的政治目的需要，就立即牺牲资产阶级的生意、享乐、财富等等。当他专横地压制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实践的政治理想主义）的时候，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同他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就不再顾惜这些物质利益了。他对实业家的鄙视是他对意识形态家的鄙视的补充。在内政方面，他也把资产阶级社会当做国家的对头来加以钳制，国家在他的心目中仍然是绝对的目的本身。例如，他曾在枢密院宣称，他不容许大土地占有者随便耕种或不耕种自己的土地。又如，他制定了计划，通过掌管货物运输把商业置于国家支配之下。法国的商人策划了首次动摇拿破仑权势的事件。巴黎的证券投机商们人为地制造饥荒，迫使拿破仑把宣布出征俄国的时间推迟了近两个月，结果使这次征战延期到过晚的时节。

　　如果说自由资产阶级在拿破仑时代再一次遇到了革命的恐怖主义，那么在波旁王朝即复辟时代则再一次遇到了反革命。1830年自由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它在1789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现在已经完成，他们不再把立宪的代议制国家看做自己追求的国家的理想，看做世界的福祉和全人类的目的，而是把它看做自己的独占权力的正式表现，看做对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承认。

　　法国革命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在1830年取得了胜利，这个要素由于意识到其社会意义而得到了充实，但是，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革命的生命史到1830年并没有结束。

（d）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

　　“18世纪，斯宾诺莎主义不仅在其以物质为实体的法国后续发展中占统治地位，而且也在赋予物质一个更具精神性的名称的自然神论中占统治地位…… 法国的斯宾诺在事学派和自然神论的信徒只不过是在斯宾诺莎体系的真谛这个问题上互相争辩的两个流派…… 在这一启蒙不得不向从法国运动兴起以来就开始出现的反动势力投降以后，这一启蒙的简单命运就是在浪漫主义中灭亡。”

　　批判就是这样说的。

　　我们将扼要地把法国唯物主义的世俗的群众的历史同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历史作一个对比。我们将毕恭毕敬地承认，在实际发生的历史同按照既是旧事物的创造者同样又是新事物的创造者的“绝对的批判”的命令发生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最后，我们将遵照批判的指示，把批判的历史的“为什么？”，“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这三个问题作为“持久研究的对象”。

　　“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地说”，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正像费尔巴哈在他第一次坚决地站出来反对黑格尔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醺醺的思辨一样。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恩辨哲学中，曾经历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在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以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之后，对思辨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的进攻，就像在18世纪那样，又同对神学的进攻再次配合起来。这种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地说”，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汇入了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这两个派别在发展过程中是相互交错的。我们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直接起源于笛卡儿的法国唯物主义，同样，我们也没有必要来详细考察法国的牛顿学派和法国一般自然科学的发展。

　　因此，我们只指出如下的几点：

　　笛卡儿在其物理学中认为物质具有自主创造的力量，并把机械运动看做是物质的生命活动。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在他的物理学的范围内，物质是唯一的实体，是存在和认识的唯一根据。

　　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附和笛卡儿的物理学而同他的形而上学相对立。他的学生按职业来说都是反形而上学者，即物理学家。

　　这一学派由医师勒鲁瓦开创，医师卡巴尼斯使该学派达到了自己的最高峰，医师拉美特利是该学派的中心人物。当笛卡儿还在世的时候，勒鲁瓦把笛卡儿关于动物结构的观点用于人的灵魂（18世纪拉美特利也这样做过）.并宣称灵魂是肉体的样态，思想是机械运动。勒鲁瓦甚至还认为笛卡儿隐瞒了自己的真正的见解。笛卡儿提出了抗议。18世纪末，卡巴尼斯在他的著作《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⁹⁾中完成了笛卡儿的唯物主义。

　　法国直到今天还存在着笛卡儿派¹³⁷的唯物主义。它在机械的自然科学方面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在直白的意义上明确地说，人们决不可能指责这种自然科学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法国以笛卡儿为主要代表，它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代表唯物主义同笛卡儿较量的人物，是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恢复者伽桑狄。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始终同德读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笛卡儿的形而上学所遇见的另一个对抗者是英国的唯物主义者霍布斯。伽桑狄和霍布斯正是在他们的对手已经作为官方势力统治着法国的一切学派的时候战胜这个对手的，而这已是他们去世以后很久的事了。

　　伏尔泰指出，18世纪法国人对耶稣会派和詹森派¹³⁸的争论漠不关心，与其说这是由哲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由罗的财政投机造成的。可见，人们之所以能用18世纪的唯物主义理论来解释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衰败，仅仅是因为人们对这种理论运动本身是用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形态来解释的。这种生活所关注的是直接的现实，是世俗的享乐和世俗的利益，是尘俗的世界。同它那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的、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形而上学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里我们只需大略地叙述一下这种理论的发展过程。

　　17世纪的形而上学（请大家想一想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还具有实证的、世俗的内容。它在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一些表面看来从属于它的特定科学领域都有所发现。但是在18世纪初这种表面现象就已经被消除了。实证科学脱离了形而上学，给自己划定了独立的活动范围。全部形而上学的财富只剩下思想之类的东西和天国的事物，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实在的东西和尘俗的事物却开始吸引人们的全部注意力。形而上学变得枯燥乏味了。在17世纪最后两位伟大的法国形而上学者马勒伯朗士和阿尔诺逝世的那一年，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诞生了。

　　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 是皮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造而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从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出发的。正像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就是因为他认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因为他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伪科学逃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他为了撰写形而上学的灭亡史而成了形而上学的历史编篡学家。他主要是驳斥了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

　　皮埃尔·培尔不仅用怀疑论摧毁了形而上学，从而为在法国接受唯物主义和合乎健全理智的哲学作了准备，而且他还证明，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社会是能够存在的，无神论者能够成为可敬的人，玷辱人的尊严的不是无神论，而是迷信和偶像崇拜，通过这种证明，他宣告了不久将要开始存在的无神论社会的来临。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来说，皮埃尔·培尔“是17世纪意义上的最后一个形而上学者，也是18世纪意义上的第一个哲学家”。

　　那时，人们除了要对神学和17世纪形而上学进行否定性的批驳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肯定性的、反形而上学的体系。人们需要一部把当时的生活实践归纳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这时，洛克关于人类理智起源的著作⁽¹⁰⁾适时地在海峡那边出现了，这部著作就像人们翘首以待的客人一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试问：难道洛克是斯宾诺莎的学生吗？“尘世的”历史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本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本身来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唯名论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而且一般说来它是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

　　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感性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提出种子说的阿那克萨哥拉和提出原子论的德谟克利特，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确实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不仅是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更是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物质的原始形式是物质内部所固有的、活生生的、本质的力量，这些力量使物质获得个性，并造成各种特殊的差异。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以朴素的形式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但是，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本身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色彩，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为了能够在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的领域制服这种精神，唯物主义本身就不得不扼杀自己的肉欲，成为禁欲主义者。它以理智之物的面目出现，同时又发展了理智的无所顾忌的彻底性。

　　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那么观点、思想、观念等等，就无非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物体世界的幻影。科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想象的永远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实际上，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是一个同样的矛盾。形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观念。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一切变化的主体。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感知、被认识的，所以人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更详尽地论证培根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

　　洛克在他试论人类理智的起源的著作中，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原理。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而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等人则消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自然神论¹³⁹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凑合使用的方法罢了。

　　我们已经提到过，洛克的著作的出现对于法国人是多么适时。洛克论证了bon sens的哲学，即合乎健全理智的哲学，也就是说，他间接地指出不可能有与人的健全的感觉和以这种感觉为依据的理智不同的哲学。

　　直接受教于洛克并将他的著作译成法文的孔狄亚克立即用洛克的感觉论去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他证明，法国人把这种形而上学当做幻想力和神学偏见的拙劣作品加以抛弃，是有理由的。他发表了驳斥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人的体系的著作。

　　他在他的著作《人类知识起源论》⁽¹¹⁾中详细阐述了洛克的思想，他证明，不仅灵魂，而且感觉，不仅创造观念的艺术，而且感性知觉的艺术，都是经验和习惯的事情。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只是折中主义哲学把孔狄亚克从法国各学派中排挤出去了。

　　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区别就是这两个民族的区别。法国人赋予英国唯物主义以机智，使它有血有肉，能言善辩。他们使英国唯物主义具有从未有过的气质和优雅风度。他们使它文明化了。

　　爱尔维修同样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在他那里唯物主义获得了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立即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¹²⁾）。感性的特性和自尊、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基础。人的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然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美特利详尽地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他的《人是机器》⁽¹³⁾一书是仿照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的模式写成的。在霍尔巴赫的《自然体系》⁽¹⁴⁾中，物理学部分也是由法国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构成的，而道德部分实质上则是以爱尔维修的道德论为依据的。还同形而上学保持着最密切联系并为此受到黑格尔赞许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罗比耐（《自然论》⁽¹⁵⁾），与莱布尼茨的学说有着明显的关系。

　　在我们既证明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两重起源，即起源于笛卡儿的物理学和英国的唯物主义，又证明了法国唯物主义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即同笛卡儿、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以后，我们就既没有必要再来谈论沃尔涅、杜毕伊、狄德罗等人的观点，也没有必要再来谈论重农学派⁹³的观点了。自从德国人自己处于同思辨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中以后，他们才有可能看到这种对立。

　　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汇入了真正的自然科学，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汇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获得一切知识、感觉等等的，那就必须这样安排经验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体验到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常常体验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那就必须使人们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类的利益。既然从唯物主义意义上来说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说，人不是由于具有避免某种事物发生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具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是自由的，那就不应当惩罚个别人的犯罪行为，而应当消灭产生犯罪行为的反社会的温床，使每个人都有社会空间来展示他的重要的生命表现。既然是环境造就人，那就必须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环境。既然人天生就是社会的，那他就只能在社会中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不应当根据单个个人的力量，而应当根据社会的力量来衡量人的天性的力量。

　　诸如此类的说法，甚至在最老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著作中也可以几乎一字不差地找到。这里并不是评论他们的地方。对于说明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洛克的一个较早的英国学生曼德维尔为恶习所作的辩护。他证明，在现代社会中恶习是必不可少的和有益的。这决不是替现代社会辩护。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陋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正是以爱尔维修所赋予的形式回到了它的祖国英国。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论构建了他那正确理解的利益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论证了英国的共产主义。亡命英国的法国人卡贝受到当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回到法国，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盖伊等人，像欧文一样，也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

　　鲍威尔先生或批判究竟是从什么地方给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 的历史搜集资料的呢？

　　（1）黑格尔的《哲学史》⁽¹⁶⁾把法国唯物主义说成斯宾诺莎的实体的实现，这无论如何总比把它说成是“法国的斯宾诺莎学派”明智得多。

　　（2）鲍威尔先生从黑格尔的《哲学史》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以为法国唯物主义就是斯宾诺莎学派。既然他现在从黑格尔的另一著作里发现，自然神论和唯物主义是承认同一个基本原理的两个派别，那么他也会发现，斯宾诺莎有两个对其体系的意义进行争论的学派。鲍威尔先生可以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找到我们所谈到的这一段说明。现在就把它照抄在下面：

　　“在那个绝对本质的问题上，启蒙自己同自己发生了争执……并分裂成了两派…… 一派……把那个无谓语的绝对物称为……最高的绝对本质…另一派则把它称为物质…… 二者是同一个概念，区别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仅仅在于两种解释的出发点不同。”（黑格尔《现象学》第420、421、422页）

　　（3）最后，鲍威尔先生还可以从黑格尔那里知道，如果实体不进一步发展为概念和自我意识，那它就会演变为“浪漫主义”。《哈雷年鉴》当时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但是“精神”无论如何必定要给它的“敌人”唯物主义宣判一种“简单的命运”。

————

　　注释。法国唯物主义同笛卡儿和洛克的联系，以及18世纪的哲学同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在大多数近代法国哲学史中都有详尽的阐述。为了反驳批判的批判，我们在这里只要重复一下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就行了。可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同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还需要详尽地加以阐述。我们在这里只引证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和边沁著作中少量精辟的段落。

　　（1）爱尔维修。“人并不恶，但是服从于自己的利益。因此，应该抱怨的不是人的恶，而是那些总是把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对立起来的立法者的无知。”——“道德家们迄今还没有获得任何成就，因为要拔除滋生恶行的根子，就必须到立法当中去挖掘。在新奥尔良，只要妻子对丈夫感到厌倦了，她就可以把自己的丈夫赶出家门。在这样的地方就没有行为不轨的妻子，因为妻子没有必要欺骗自己的丈夫。”——“如果不把道德同政治和立法结合起来，那么道德就不过是一门轻薄下贱的学问而已。”——“如果道德家们一方面对危害国家的恶行无动于衷，另一方面却对私人的恶行怒不可遏地加以抨击，那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伪善的道德家。”——“人们并不是生而为善或生而为恶，但是他们亦可为善亦可为恶，这要看共同利益是把他们结合起来还是把他们分离开来。”——“如果公民们不实现普遍福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特殊福利，那么除了傻瓜以外就根本不会有染有恶行的人。”（《论精神》⁽¹⁷⁾1822年巴黎版第1卷第117、240、241、249、251、339和369页）——爱尔维修所理解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谓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同上，第390页），他认为正是这种教育在造就人，如果需要进行改革来消除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那么为了进行这种改革，就必须同时转变人的意识“只有削弱人民对旧的法律和习俗的盲目崇敬”（同上，第260页），或者，如他在另一个地方所说，只有消除无知.“才能实现伟大的改革”。

　　（2）霍尔巴赫。“人在他所爱的对象中，只能爱他自己，人在与自己同类的存在物中，只钟爱他自己。”“人在自己的一生中一刻也不能脱离开自己，他不能不关注自己。”“促使我们去爱或去恨某些东西的……始终都是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利益。”（《社会体系》⁽¹⁸⁾1822年巴黎版第1卷第80、112页）但是，“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爱别人，因为别人是他自身的幸福所必需的…… 道德向他证明，在一切存在物中，人最需要的是人”（第76页）。“真正的道德也像真正的政治一样，是那种试图使人们增进彼此了解，以便使他们能够为相互间的幸福而共同努力工作的道德。凡是把我们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分开的道德，都是虚伪的、无意义的、违背天性的。”（第116页）“爱别人……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同我们同伴的利益融合在一起，以便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 美德不外就是为组成社会的人们谋利益。”（第77页）“人若没有激情或愿望就不再成其为人…… 一个完全不关爱自己的人，怎么能够让他去结交别人呢？人若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毫无激情，自满自足，就不成其为合群的存在物…… 美德无非是传播善事。”（第118页）”宗教的道德从来没有被用来使世俗的人变得更合群些。”（第36页）

　　（3）边沁。我们只引证边沁驳斥“政治意义上的普遍利益”的一段话。“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公众利益。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不都是像其他一切人一样，构成了公众的一部分吗？你们所人格化了的这种公众利益只是一种抽象的说法；它所体现的只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如果承认为了增加他人的财产而牺性一个人的财产是一件好事，那么，为此而牺牲第二个人、第三个人、以至于无数人的财产，就更是好事了…… 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229、230页）

（f）绝对批判的思辨循环和自我意识的哲学

　　因为批判在一个领域内使自己实现了所谓的完善和纯粹，所以，当它并没有在世界的一切领域都达到“纯粹”和“完善”时，批判就只是犯下了一种过失“只是”暴露了一种“不彻底性”。这“一个”批判性的领域无非就是神学领域。这个领域的纯粹的疆土从布鲁诺·鲍威尔的《符类福音作者考证》开始，一直延伸到布鲁诺·鲍威尔的最远的边境要塞——《基督教真相》。

　　我们在《文学总汇报》上看到：“现代的批判终于澄清了斯宾诺莎主义。因此，如果批判——即使只是在个别被错误解释的观点上——不加约束地在一个领域内假定有实体，那也是不彻底的。”

　　不久前，批判曾经供认自己陷入了政治偏见，但这种供认很快就被冲淡了，它声称：这种陷入“从根本上说是十分轻微的！”现在，它又在这里供认自己的做法是不彻底的，但却插言说这种不彻底只是表现在个别被错误解释的观点上，于是它的供认又被冲淡了。可见，过错不在鲍威尔先生身上，而在像倔强的劣马一直驮着批判走的错误观点上。

　　有几段引文将会表明，批判在克服了斯宾诺莎主义以后转向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从“实体”转向了另一个形而上学的怪物，即“主体”、“作为过程的实体”、“无限的自我意识”，“完善的”和“纯粹的”批判的最后结果就是以思辨的黑格尔的形式恢复基督教的创世说。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符类福音作者考证》：

　　“施特劳斯仍然忠实于把实体视为绝对物的观点。具有这种普遍性形式（这种普遍性形式尚未达到普遍性的现实的和理性的规定性，因为这种规定性只有在自我意识中，在自我意识的个别性和无限性中才能达到）的传说，无非就是实体，这种实体摆脱了自己的逻辑单纯性，并且作为社团力量采取了特定的存在形式。”（《符类福音作者考证》第1卷前言第6—7页）

　　我们姑且让“达到规定性的普遍性”、 “个别性和无限性”——黑格尔的概念——昕其命运去摆布。——鲍威尔先生没有指出，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念是贯串在施特劳斯关于“社团力量”和关于“传说”的理论中的观点的抽象表述，是这种观点的逻辑形而上学的象形文字，却让“实体摆脱自己的逻辑单纯性，并且作为社团力量采取了特定的存在形式”。他利用黑格尔的神奇机器让“形而上学的范畴”（从现实中抽出的抽象概念）跳出使它们溶化于思想的“单纯性”中的逻辑学范围，并采取自然存在或人类存在的“特定形式”也就是说，让它们显现出来。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批判继续驳斥施特劳斯说“这种观点之所以神秘，是因为每当它想要解释和清楚地描述福音故事产生的过程时，它都总是只能提供某种过程的假象。‘福音故事的来源和发端是传说’这个句子两次讲了同一个东西——‘传说’和‘福音故事’；的确，这里也讲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向我们说明，福音故事的发展和解说起源于什么样的实体的内在过程。”

　　按照黑格尔的意见，应当把实体理解为内在过程。对于以实体观点为出发点的发展进程，黑格尔作了如下的说明：

　　“如果仔细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种展开的发生不是因为同一个东西具有不同的形态，而是这种展开就是那种本身仅仅……包含差别性的无聊的假象的同一个东西的无形态的重复。”（ 《现象学》序言第12页）

　　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鲍威尔先生继续说道：

　　“因此，批判必须反对它自身，并且使神秘的实体性……消融到实体本身的发展驱使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去，而这种发展驱使我们走向观念的普遍性和规定性及观念的现实存在，走向无限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在批判实体性的观点时继续说道：

　　“实体的封闭性必须打破，并且必须把实体提高到自我意识的水平。”（《现象学》第7页）

　　在鲍威尔那里，自我意识也是提高到自我意识水平的实体，或者说，是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这是一幅讽刺人同自然分离的形而上学的神学漫画。因此，这种自我意识的本质不是人，而是观念，因为观念的现实存在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变成了人的观念，因而也是无限的。人的一切特性就这样秘密地变成了想象的“无限的自我意识”的特性。因此，鲍威尔先生在谈到这种“无限的自我意识”时十分明确地说，一切事物都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中找到其起源和其解释，即找到其存在的根据。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鲍威尔先生继续说：

　　“实体性关系的力量就在于它的欲望，这种欲望把我们引向概念、观念和自我意识。”

　　黑格尔说：

　　“所以，概念是实体的真理。”“实体性关系的过渡是由于它本身固有的内在必然性而出现的，而且恰恰说明概念是实体的真理。”“观念是对等的概念。”“概念……成长为自由的存在……无非就是自我或纯粹的自我意识。”（《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2版第5卷第6、9、229、13页）

　　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十分可笑的是，鲍威尔先生在他的《文学报》上还说：

　　“施特劳斯已经衰颓了，因为他没有能完成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尽管他以他那不彻底的批判证明了完成这一批判的必要性”等等。

　　鲍威尔先生本人在他的《符类福音作者考证》中并没有打算对黑格尔的体系作完善的批判，而至多不过是打算完成黑格尔的体系罢了，至少在把黑格尔体系应用于神学这一方面是这样的。

　　他把他的批判（《符类福音作者考证》前言第21页）称为“特定体系的最后业绩”而这个特定体系不是别的体系，正是黑格尔的体系。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论争，是一场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进行的论争。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 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施特劳斯立足于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鲍威尔立足于费希特主义的观点，两人各自在神学的领域内彻底地贯彻黑格尔体系。他们两人都批判了黑格尔，因为上述两个要素之中的每一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都由于另一个要素的渗入而遭到歪曲；可是他们使每一个要素都进一步获得了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阐释。——因此，他们两人在自己的批判中都超出了黑格尔体系，但同时他们两人都继续停留在黑格尔思辨的范围内，而他们之中无论哪一个都只是代表了黑格尔体系的一个方面。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因为他同时也为批判黑格尔的思辨以及全部形而上学拟定了博大恢宏、堪称典范的纲要。

　　在鲍威尔先生那里，向福音书作者口授福音书本文的虽然已经不是神圣精神，然而却是无限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应该再隐瞒，对福音故事的正确理解也是有其哲学基础的.那就是自我意识的哲学。”（布鲁诺・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考证》前言第15页）

　　为了说明鲍威尔的这种自我意识的哲学以及鲍威尔先生从他对神学的批判中获得的结果，必须从他的最后一部关于宗教哲学的著作《基督教真相》中摘引几段文字。

　　该书在谈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地方写道：

　　“如果说唯物主义的真理即自我意识的哲学已被发现，而自我意识又被认为是一切，是斯宾诺莎的实体之谜的解答和真正的自身原因[causa sui]……那么又何必要精神呢？又何必要自我意识呢？仿佛自我意识在这种由它自身体现的运动中没有自己的目的，也没有首先掌握它自身似的！实际上，自我意识设定世界，设定差别，并且在它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中创造它自身，因为它重新扬弃了它的创造物和它本身之间的差别，并且只有在创造中和在运动中才是它本身。”（《基督教真相》第113页）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自我意识的运动看做普遍本质即物质的运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宇宙的运动只有作为自我意识的运动，才真正变成了自为的运动，才达到了与本身的统一。”（同上，第114—115页）

　　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第一段话说得很清楚：唯物主义的真理就是唯物主义的对立面——绝对的即唯一的、得意扬扬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即精神就是一切。在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自我意识”即“精神”是世界、天空和大地的万能创造者。自我意识必定要使自己外化并采取奴隶形象，而世界就是自我意识的生命表现，但是世界和自我意识之间的差别只是虚假的差别。自我意识不把任何现实事物同自身区别开来。世界实际上只是形而上学的区分，是自我意识的超凡入圣的头脑的幻想和想象物。因此，自我意识又重新扬弃了它一度特许的仿佛在它之外有某种事物存在的假象，并且不承认它本身的“创造物”是实在的物体即同它有实际差别的物体。但是，自我意识也通过这种运动首次把自己作为绝对的东西制造出来，因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要想成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就必须经常地经历一种诡辩的过程，就是说，他必须先把他身外的世界变成虚假之物，变成自己头脑的单纯的突发之念，然后宣布这种幻象是真正的幻象，是纯粹的幻想，以便最终可以宣告他自己的唯一的、独一无二的、甚至不再为外部世界的假象所限制的存在。

　　第二段话说得很清楚：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确曾把物质的运动看做富有精神的运动，但是他们还未能看出，这不是物质运动，而是观念运动，自我意识的运动，即纯粹思想的运动。他们还未能看出，现实的宇宙运动只有作为独立于物质和摆脱了物质即独立于现实和摆脱了现实的、自我意识的观念运动，才是真正的和现实的；换句话说，与观念的头脑运动不同的物质运动，只是作为假象而存在。欣里克斯，来帮帮忙吧！

　　这种思辨的创世说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我们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现象学》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理论：

　　“正是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实物性…… 自我意识在这种外化中把自己设定为对象，或者说把对象设定为自身。另一方面，这里同时还包含着另一个环节，即自我意识同样又扬弃了这种外化和对象性，并且把这种外化和对象性收回到自身…… 这就是意识的运动。”（黑格尔《现象学》第574—575页）

　　“自我意识具有一个内容，它把这个内容同自身区别开来…… 这种内容在其差别中本身就是自我，因为内容是自我扬弃的运动…… 这种内容，更确切地说，无非就是刚才所说的运动本身，因为内容就是贯穿自身而且是作为精神自为地贯穿自身的精神。”（同上，第582—583页）

　　针对黑格尔的这种创世说，费尔巴哈指出：

　　“物质是精神的自我外化。从而物质本身就获得了精神和理智，但同时物质又被设定为虚无的、不真实的本质，因为只有从这种外化中产生的本质，也就是使自己摆脱了物质、摆脱了感性的本质，才被称为完善的、具有真正形态和形式的本质。可见，自然的、物质的、感性的事物在这里也是被否定的事物，正像在神学中被原罪所毒害的自然界一样。”（《未来哲学》第35页）

　　这样，鲍威尔先生既为反对非批判的神学的唯物主义作辩护，同时又指责唯物主义”还没有“成为批判的神学、理智的神学、黑格尔的思辨。欣里克斯！欣里克斯！

　　鲍威尔先生在一切领域中都贯彻自己同实体的对立，贯彻他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或精神的哲学，因此他在一切领域就不得不只同他自己头脑中的幻想打交道。批判是他手中的工具，他用这个工具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维持着有限的物质存在的一切，都归入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他所反对的实体不是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世俗的内核——自然，他既反对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反对人本身这个自然。他在阐述中还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在任何领域都不假定有实体；他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任何有别于能动的受动、任何有别于自身作用的别人的影响、任何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愿望、任何有别于头脑的心灵、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任何有别于批判家的人、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共同性、任何有别于我的你。因此，鲍威尔先生进而把自己同无限的自我意识、同精神等同起来，即用这些创造物的创造者来代替这些创造物，这是合乎逻辑的。同样，由于整个其余世界固执地坚持认为自己和他鲍威尔先生的创造物有所区别，因此鲍威尔先生把整个其余世界都当做顽固不化的群众和物质加以摒弃，这也是合乎逻辑的。于是他就希望：

　　“过不了多长时间，
　　各种物体都将彻底灭绝。”⁽¹⁹⁾

　　同样合乎逻辑的是，他把自己由于迄今未能遏制“这个愚蠢的世界的作用”而产生的怨艾情绪凭空说成是这个世界的自怨自艾，并把他的批判对人类发展的恼怒凭空说成是人类对他的批判、对精神、对布鲁诺·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的群众性的恼怒。

　　鲍威尔先生最初是一个神学家，但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神学家，而是一个批判的神学家或神学的批判家。早在他还是一个老黑格尔正统派的最极端的代表，一个一切宗教胡说和神学胡说的思辨炮制者的时候，他就不断地宣称批判是他的私有财产。那时，他就已经把施特劳斯的批判看做是人的批判，而同这种批判相反，他十分明确地要求享有神的批判的权利。后来，他从宗教的外壳中剥出了这种神性的隐秘的内核，即伟大的自我感觉或自我意识，使其独立化，变成独立的存在物，并在“无限的自我意识”的幌子下把它提升为批判的原则。接着，他在他本身的运动中完成了被“自我意识的哲学”描述为绝对的生命行为的那种运动。他又扬弃了“创造物”即无限的自我意识与创造者即他自己之间的“差别”并认识到，无限的自我意识在自己的运动中“只是”鲍威尔“他自己”所以宇宙的运动只有在它本身的观念的自我运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和现实的。

　　神的批判在返回自身时，以合理的、自觉的、批判的方式复活了，自在的存在变成了自在自为的存在，而且只有在最后才会变成完成了的、实现了的、显现出来的开端。和人的批判不同，神的批判是作为批判、作为纯粹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批判显现出来的。对鲍威尔先生的新旧著作的辩护代替了对新旧约全书的辩护。神与人、精神与肉体、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精神、批判或鲍威尔先生与物质、群众或世俗世界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神学的对立变成了健全的理智与纯粹批判的思维之间的批判的神学的对立。《思辨神学杂志》变成了批判的《文学报》。最后，宗教第六章绝对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鲁诺先生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的救世主终于显化为批判的救世主鲍威尔先生了。

　　鲍威尔先生的最后阶段并不是他发展中的反常现象，这个阶段是他的发展从外化向自身的返回。不言而喻，神的批判使自己外化并超出自身范围的那一瞬间，是与它部分地背弃自己而创造某种人的东西的那一瞬间相吻合的。

　　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思辨的循环，从而也结束了自己的生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群众利益的自己体内的循环，因此，群众对它已丝毫不感兴趣了。

第七章
批判的批判的通信

（2）“非批判的群众”和“批判的批判”

（a）“顽固不化的群众”和“不满意的群众”

　　“群众”的冷酷无情、顽固不化和盲目的无信仰体现在一位相当坚定的代表人物身上。这位代表人物谈到了“柏林学社¹⁴⁰的纯黑格尔哲学的素养”。

　　他说：“只有认识现实，我们才能接得真正的进步。但是，我们从您那里只是得知，我们的认识不是对现实的认识.而是对某种非现实的东西的认识。”

　　他把“自然科学”称为哲学的基础。

　　“一个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同哲学家的关系，就好比是哲学家同神学家的关系一样。”

　　接着，他谈到“柏林学社”

　　“我试图说明，这些人的处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虽然经历了精神上的 脱毛过程，但是他们并没有摆脱这种脱毛的产物，所以就不能接受那些使人获得新生和重现青春的因素。我认为，我这样说并没有言过其实。”“这些〈自然科学的和工业的〉知识我们还必须掌握。”“我们首先需要的关于世界和人类的知识不是单凭思想的敏锐所能获得的，要获得这种知识，所有感官都必须协同动作，而且人的一切素质都必须作为必需的和不可缺少的工具来加以利用，否则，直观和认识必然总是有欠缺之处……甚至会导致道德的沦丧。”

　　但是，这位通信者把他送给批判的批判的药丸加上金色包装。他“让鲍威尔的言辞得到正确的运用”他“注视着鲍威尔的思想”他让”鲍威尔说得很正确”最后，他表面上并不同批判本身论战，而是同有别于批判的“柏林学社”论战。

　　批判的批判感到自己被击中了要害，加上它在一切有关信仰的事情上都像一个老处女那样神经过敏，所以它不会被这种赞许之词和言不由衷的恭维迷住眼睛。

　　它回答说：“您想把您来信一开头所描绘的那一派人看做您的敌人，那就错了。您不如干脆承认〈接着就是一道非常令人震惊的革出教门令），您就是批判本身的敌人！”

　　不幸的人呵！群众的人呵！批判本身的敌人呵！至于说到上述群众的论战的内容，批判的批判宣称自己是尊重它对自然科学和工业所抱的批判态度的。

　　“十分尊重自然科学！十分尊重詹姆斯・瓦特，然而〈真正崇高的言辞！>丝毫不尊重瓦特给自己的亲人带来的百万财富！”

　　十分尊重批判的批判对别人的尊重！批判的批判在这封回信中指责上述的柏林学社不在扎实而有分量的著作上下工夫，没有去研究那些著作，指责他们只是指出某一著作是划时代的等等便算了事。 但是就在这封信中，它自己也只是简单地宣称尊重整个自然科学和工业就算了事。而批判的批判在宣称尊重自然科学时所加的保留条件，使人不禁想起已故的骑士克鲁格反对自然哲学时所发出的第一批雷矢⁽²⁰⁾。

　　“自然界并不因为我们吃的和喝的都是自然界的一个个产品就成了唯一的现实。”

　　关于自然界的一个个产品，批判的批判所知道的只不过是“我们吃它们和喝它们”而已。十分尊重批判的批判的自然科学！

　　针对那种令人厌烦的强加于人的要求，即关于研究“自然”和“工业”的要求，批判合乎逻辑地发出下面这种妙不可言的修辞学上的感叹：

　　“难道<！>您以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已经完结了吗？难道<！>您知道有哪一个历史时期已经被真正认识了？”

　　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确实，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

　　“顽固不化的”和“冷酷无情的”群众的代表因提出过中肯的指责和忠告，而被批判斥为群众的唯物主义者。批判对待另一位不太恶毒、群众特征不太明显的通信者，也不见得好些。这位通信者虽然对批判的批判寄予期望，但是他的期望没有得到满足。这位“不满意的”群众的代表写道：

　　“不过，我必须承认，贵报第一期完全不能令人感到满意。我们所期望的确实是另外的东西。”

　　批判的族长亲自出面回答道：

　　“说什么本报没有满足期望，这我早已预料到了，因为这些期望对我说来是很容易想象到的。人们实在是太息情了，竟想要一下子就得到一切。得到一切？不可能！也许同时得到的既是一切又是虚无。那种不费力气就可得到的一切，那种不经过任何阐释就能理解的一切——那样的一切，只是有名无实的东西。”

　　“群众”要求按原则和本性“不能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提供一些东西，甚至一切东西，于是批判的族长在对“群众”的不正当的要求表示愤恨的同时，以长者的口吻讲述了如下的一则趣闻：不久以前，柏林的一位熟人以尖刻的语气抱怨这位族长的著作冗长拖沓，废话连篇（大家知道，布鲁诺先生根据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所谓思想写成了这本大部头的著作）。鲍威尔先生安慰他，答应为了使他便于理解而赠给他一种印书用的小圃球状的油墨。这位族长用油墨的不匀来解释自己的“著作”的冗长，正像他用“世俗的群众”（他们为了充实自己而想要一口吞下一切和虚无）的空虚来解释他的《文学报》的虚无一样。

　　人们并不否认上述报道的重要性，同样人们也不可能认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对立就在于：批判的批判的一位属于群众的熟人说批判很空虚，而批判则反过来说这位熟人是非批判的；另一位熟人认为《文学报》没有满足他的期望；最后，第三位熟人和挚友认为批判的著作冗长絮叨。不过，怀抱期望的第二号熟人和至少想要摸清批判的批判的秘密的第三号挚友，却构成向批判与”非批判的群众”之间的更富有内容和更为紧张的关系的过渡。我们会看到，批判一面以残酷无情的态度对待具有”顽固不化的心”和”普通人的理智”的群众，一面以屈尊俯就的宽容态度对待那些苦苦哀求从对立中获得解救的群众。那些群众带着破碎的心，以忏悔的心情和谦恭的态度去接近批判，批判将对他们说出一些深思熟虑的、预言式的、有分量的话语，作为对他们的诚实表现的褒奖。

（b）“软心肠的”和“需要解救的”群众

　　伤感的、诚恳的、需要解救的群众的代表倾吐心曲，鞠躬行礼，目光惊慌不定，低三下四地恳求批判的批判说几句友善的话。这位群众代表说：

　　“为什么我要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您呢？为什么我要在您的面前为自己辩白呢？因为我尊敬您，所以我希望博得您的垂青；因为我万分地感激您对我的培养，所以我爱戴您。您责备了我，所以我的良心驱使我在您面前为自己辩白…… 我决不是要强求于您，但是根据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想来，您本人也会乐于看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证明他对您的好感。我决不妄求您来答复我这封信。我既不想占去您可以更好地加以利用的宝贵时间，又不想给您增加麻烦，更不想使自己因为看到希望不能实现而苦恼。您可以把我这封信说成是伤感、纠缠或虚荣<！>.或者随便您说成其他什么都行，您可以答复或不答复，这都没有什么关系，而我却情不自禁地要发出这封信，但愿您能理解我写信的友好情意<！！>。”

　　正像上帝向来就怜悯怯懦的人一样，这个群众的、然而却是恭顺的、哀求批判怜悯的通信者终于如愿以偿了。批判的批判善意地答复了他。不仅如此！批判的批判还对他极想知道的问题作了极其深刻的解答。

　　批判的批判教诲说：“两年前对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进行回顾是适时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在当时已经打响的战役中让这些轻装部队在一个地方采取行动。但是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如今实际情况变得很快。当时是适宜的东西，现在却成了失误。”

　　当至尊至上的绝对的批判把这些轻装部队称为“我们的圣徒”、我们的“先知”、“教长”等等（见《轶文集》第2卷第89页⁽²¹⁾）时，这在当时自然也只不过是一种“失误”，然而却是“适宜的”失误。谁能够把轻装部队称为“教长”的部队呢？批判热情地谈论这些轻装部队“毕生为真理而思考、工作和钻研”时所表现的克己精神、道义力量和热忱，这是一个“适宜的”失误。批判在《基督教真相》一书序言中声称，这些“轻装”部队已经“显现出不可战胜的姿态，而且每一个内行人事先都向他们提出证据，说他们一定会使整个世界彻底倾覆”，事实已经“确凿无疑地表明，他们也的确能成功地使世界面貌一新”。这种说法也是一个“失误”。这些轻装部队果真能获得这样的成功吗？

　　批判的批判继续教诲“诚恳的群众”的求知心切的代表说：

　　“尽管法国人以前由于试图创立社会理论而建立了新的历史功绩，可现在他们已经日薄西山了；他们的新理论还不纯粹，他们的社会幻想、他们的和平的民主还远没有摆脱旧秩序的前提。”

　　批判在这里谈论的是——如果说它是以不同的方式谈论某种东西的话——傅立叶主义¹²⁷特别是《和平民主日报》的傅立叶主义。但是，这种傅立叶主义根本不是法国人的”社会理论”。法国人有好几套社会理论，而不是仅有一套社会理论。《和平民主日报》所鼓吹的那种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无非是主张博爱主义的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所坚持的社会学说。人民拥护共产主义，不过分裂为许多不同的派别。真正的运动和对这些各不相同的社会倾向的改造不仅没有日薄西山，而且只是在现在才真正开始。这一运动将不会像批判的批判所希望的那样以纯粹的、即抽象的理论为归宿，而将以实实在在的实践为归宿，这种实实在在的实践决不会为批判的那种绝对的范畴耗时费力。

　　批判继续絮叨说：“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具有某种优点。假如有一个民族能成功地……获得对其他各民族的精神优势，那么这个民族必定是能够批判自己和其他各民族并能认识普遍衰败的原因的民族。”

　　直到现在每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具有某种优点。但是，如果批判的预言是正确的，那么任何一个民族同另一个民族相比都将不会具有某种长处，因为所有的欧洲文明民族——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现在都在“批判自己和其他民族”并“能认识普遍衰败的原因”。最后，说“批判”、“认识”即精神活动能提供精神优势，其实只是一种词句上的同义反复；批判凭借无限的自我意识，使自己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期待着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它正是通过这种漫画化的、基督教日耳曼的唯心主义，证明它依然深深地陷在德国民族性的泥坑里。

　　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批判并不是什么在人类之外的、抽象的、彼岸的人格化的东西，这种批判是那些作为社会积极成员的个人所进行的现实的人的活动，这些个人作为人也有痛苦，有感情，有思想，有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同时也是实践的，他们的共产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在这里面他们提出了实践的、明确的实际措施，在这里面他们不仅思考，并且更多的是行动。因此，他们的批判是对现存社会的生动的现实的批判，是对“衰败”原因的认识。

　　批判的批判向求知心切的群众成员作了一番说明之后，自然有理由这样来谈它的《文学报》：

　　“这里进行了纯粹的、明白易懂的、通达事理的、不附加任何东西的批判。”

　　这里“不提供任何独立的东西”，这里提供的只是那种不提供任何东西的批判，即一种最终成为极端的非批判的批判，除此之外根本不提供任何东西。批判把加了着重号的词句排印出来，并且在自己的摘录中达到了其辉煌灿烂的顶点。沃尔弗冈·门采尔和布鲁诺·鲍威尔互相伸出了友谊之手，可见批判的批判还停留在同一哲学在本世纪最初几年所处的地方，那时群众要求谢林提供一点东西，随便什么东西都行，只要不是纯粹的、纯哲学的哲学。谢林针对这种要求提出了抗议。

第八章
批判的批判走进尘寰并改变形象，
或盖罗尔施泰因公爵鲁道夫
所体现的批判的批判

（4）被揭露了的有关“观点”的秘密

　　“鲁道夫没有停留在他那高超的（1）观点上…… 他不辞辛劳，用自由选择的方式持有上下左右各种观点。”（塞利加语）⁽²²⁾

　　批判的批判的主要秘密之一，就是“观点”和用观点来评判观点。在它的眼中，每一个人跟每一种精神产品一样，都变成了观点。

　　如果你看清了批判的批判的总秘密就是重弹思辨的老调，那么要发现观点的秘密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首先，让批判自己通过族长布鲁诺·鲍威尔先生的口来谈谈它关于“观点”的理论。

　　“科学……永远与这单个的个人或这种特定的观点毫无关系…… 当然，科学也不会错过机会去消除某种观点的界限，如果值得在这上面花费力气而这种界限又确实具有普遍的人的意义；但是，科学把这种界限看做纯粹的范畴和自我意识的规定性，因此它只为那些有勇气上升为自我意识的普遍性的人，即那些决不想停留在这些界限以内的人辩护。”（《轶文集》第2卷第127页）⁽²³⁾

　　鲍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的现实在这里只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一种特定形式，只表现为自我意识的一种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单纯的“思想”因此，我能够在“纯粹”思维中扬弃并且通过纯粹思维克服这种“思想”。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的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种破坏性工作一旦把对象世界、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想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单纯规定性，一旦有可能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消融于“纯粹思维的以太”之中，它就自以为征服了这个世界了。因此，《现象学》最后完全合乎逻辑地用“绝对知识”来代替全部人的现实，——它之所以用知识来代替，是因为知识是自我意识的唯一存在方式，因为自我意识被看做人的唯一存在方式，它之所以用绝对知识来代替，是因为自我意识只知道它自己，并且不再受任何对象世界的约束。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因而是生活在现实的对象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因此，他也就能够在头脑中消灭一切界限，可是即便如此，对于坏的感性来说，对于现实的人来说，这些界限当然还是继续存在。此外，一切显示普遍自我意识的有限性的东西——人及人类世界的一切感性、现实性、个性，在黑格尔看来都必然是界限。整部《现象学》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

　　近来，鲍威尔先生把绝对知识改名为批判，而给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换上了一个听起来更具有世俗意味的名字——观点。在《轶文集》中两个名字仍然并用，而观点也仍然是用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来解释的。

　　因为“宗教世界作为宗教世界”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世界而存在，所以批判的批判家——职业的神学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想到，竟然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意识和存在是不同的，而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思想存在，即这个世界作为范畴、作为观点的存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改变了我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并没有用真正对象性的方式改变对象性现实，即并没有改变我自己的对象性现实和其他人的对象性现实的时候，这个世界仍然还像往苦一样继续存在。因此，存在和思维的思辨的神秘的同一，在批判那里作为实践和理论的同样神秘的同一重复着。因此，批判怒气冲冲地反对那种还想同理论有所区别的实践，同时也反对那种还想同把某一特定范畴变成“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做法有所区别的理论。批判本身的理论仅限于把一切确定的东西（如国家、私有财产等）宣布为自我意识的无限普遍性的对立物，因而也就把它们宣布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恰好相反，必须加以说明的是，国家、私有财产等怎样把人变为抽象概念，或者它们怎样成为抽象的人的产物，而不是成为单个的、具体的人的现实。

　　最后，不言而喻，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的关系的要素，那么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这幅漫画只是满足于从某种精神产物中或从现实的关系和运动中撒取一种规定性，把这种规定性变为思想规定性，变为范畴，并用这个范畴充当产物、关系或运动的观点，以便能够以老成练达的姿态、扬扬得意的神气从抽象概念、普遍范畴、普遍自我意识的观点，傲然睨视这种规定性。

　　在鲁道夫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善的观点，就是持恶的观点，并且对所有的人都要按照这两个不变的观念来进行评价，同样，在鲍威尔先生及其伙伴看来，所有的人不是持批判的观点，就是持群众的观点。但是鲁道夫和鲍威尔及其伙伴都把现实的人变成了抽象的观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11月
1845年2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卷翻译

脚　　注

(1) 引自《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6章第63节。这句话中的“灵”，德文原文为“Geist”，通常译做“精神”。——编者注
(2) 埃·鲍威尔《蒲鲁东》.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第5期，本节中的引文均出自此文。——编者注
(3) 《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256页（《法哲学原理》第190节）。——编者注
(4)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编者注
(5) 布·鲍威尔《欣里克斯〈政治讲义〉第二卷1843年哈雷版》，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第5期。——编者注
(6)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I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编者注
(7) 指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编者注
(8) 布·鲍威尔《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载于1844年7月《文学总汇报》第8期。《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一节引自《文学总汇报》的引文大都出自这篇文章。——编者注
(9) 皮·让·若·卡巴尼斯《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1843年巴黎版。这部著作中很大一部分曾于1798—1799年在法国科学院学术通报上发表。——编者注
(10) 约·洛克《人类理智论》1690年伦敦版。——编者注
(11) 埃·孔狄亚克《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年阿姆斯特丹版。——编者注
(12) 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1775年伦敦版。第1版于1773年在海牙出版。——编者注
(13) 茹·拉美特利《人是机器》1751年伦敦版。——编者注
(14) 保·霍尔巴赫《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1770年伦敦版。——编者注
(15) 让·巴·罗比耐《自然论》l763—1766年阿姆斯特丹新版第1—4卷。——编者注
(16) 指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编者注
(17) 爱尔维修《论精神》1822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18) 保·霍尔巴赫《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则》1822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19)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20) 即闪电，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神箭。——编者注
(21) 指布·鲍威尔《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一文，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编者注
(22) 塞利加《评欧仁·苏〈巴黎的秘密》），载于1844年6月《文学总汇报》第7期。——编者注
(23) 布·鲍威尔《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5 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做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德国人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国家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和手段来管理、影响、限制和安排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从而使人民获得最大福利的科学。因此，政治经济学也被等同于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英国经济学家亚·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的科学。随着斯密主要著作的问世及其德译本的出版，在德国开始了一个改变思想的过程。有人认为可以把斯密提出的原理纳入德国人界定为国家学的政治经济学。另一派人则竭力主张把两者分开。路·亨·冯·雅科布和尤·冯·索登在1805年曾作了两种不同的尝试，但都试图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形式来表述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并都称其为“国民经济学”。——268。
11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308。
26 重商主义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人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255。
43 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lO月。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二阶段（1793年6月2日 ——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公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1795年10月国民公会被解散。——325。
93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摞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255、334。
126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神圣家族”是对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及其追随者的谑称“批判的批判”是指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思想。他们针对布·鲍威尔等人宣扬的唯心史观，指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强调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出发来观察历史；论证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见本卷第287页）；批判了私有制，并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私有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 “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由于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它也执行着私有财产由于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 “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见本卷第261、262页）。他们还针对鲍威尔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深刻论述和评价了法国唯物主义抨击现存政治制度、批判宗教和神学、反对17世纪形而上学的斗争历史和积极意义，指出了法国唯物主义同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联系。
　　这部著作写于1844年9——11月、并于1845年2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早在1842年夏季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成立所谓“自由人”小组时，马克思就同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马克思反对“自由人”小组热衷于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和空洞抽象的哲学争论。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他们同青年黑格尔派之间的分歧发展到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根本对立的程度。为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捍卫和阐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他们决定共同撰写这部著作。
　　1844年8月底—9月初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同马克思一起拟定了全书的大纲，并合写了《序言》。恩格斯在离开巴黎之前写完了他所分担的几个章节。马克思承担了全书绝大部分写作任务，直到1844年11月底才完稿。他在写作时利用了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研究成果，以及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的研究心得和其他许多笔记、摘要。这部著作最初定名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趴在付排过程中，马克思在标题上加了“神圣家族”一词。这部著作在章节目录中标明了作者的名字。
　　列宁对这部著作作了详细摘要（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第5—36页）。他认为这部著作“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92页）。
　　本卷节录了《神圣家族》的若干篇章。这部著作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
　　《神圣家族》的部分章节在20世纪30年代已译成中文出版，主要有：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刊载的由李一氓翻译的《神圣家族》第四章中的《批判性的评注1》、《批判性的评注划和第六章中的《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队1936年5月日本东京质文社出版的由郭沫若翻译的《神圣家族》第五章和第八章，译者所加的标题为《艺术作品之真实性》。——249。
127 傅立叶主义者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的拥护者。傅立叶主义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的规律性，承认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尖锐地批判现存的文明制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寄生者占有工人创造的巨大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却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主张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作的场所称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傅立叶主义者在法国和美国都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均以失败告终。
　　圣西门主义者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圣西门的学生及其学说的拥护者。圣西门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奥·罗德里格、圣阿芒·巴扎尔、巴·普·安凡丹等人创立了圣西门学派，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圣西门主义杂志《生产者》，广为宣传圣西门的思想。这个学派从事的各项活动，在1830年七月革命前后达到高潮。学派的领导人于1828年12月底和1829年8月之间的讲演被编辑成《圣西门学说释义。1828——1829》。《释义》系统地阐述圣西门的学说、对七月革命前不久因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得日益迫切的问题作出了答复。它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是人剥削人，要求把财产逐渐转为整个社会所有。这个学派所描述的协作社是：每人按自己的能力从事劳动，按自己的劳绩取得报酬。1829年以后，圣西门学派把宗教因素提到首位，1830年建立起教阶制度。1831年圣西门学派发生分裂，巴扎尔及其追随者力争实现圣西门的要求，探索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安凡丹及其追随者则把圣西门主义奉为新宗教，像宗教教派那样研究和实现圣西门学说。——271、354。
128 指1844年6月《文学总汇报》第7期发表的塞利加对法国作家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评论。这部小说用感伤庸俗的笔调写成，书中充满了社会幻想，于1842——1843年在巴黎出版后、不仅在法国国内大负盛名，而且在国外也赢得声誉。——275。
129 此处和以下的引文均出自布·鲍威尔的文章《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发表在1843年12月《文学总汇报》第1期上，这篇文章是鲍威尔针对在报刊上对他的《犹太人问题B一书的批评所做的答复，——283。
130 布·鲍威尔的《犹太人问题》1843年在布伦瑞克出版，该书重印了鲍威尔曾用同一标题发表在1842年11月《德国年鉴》上的论文，并作了补充。——283。
131 指《巴黎革命》周报，该报于1789年7月——1794年2月在巴黎发行。在1790年9月以前、革命政论家、民主主义者埃·路斯达洛任该报编辑。——288。
132 指路·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写于1842年1月，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在德国出版，1843年发表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2卷。——289。
133 空伦派是复辟时期（1815——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政客集团；空论派是立宪君主主义者、是民主和革命运动的敌人，他们企图在法国建立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同盟；空论派最著名的人物是历史学家弗·基佐和哲学家保·鲁瓦耶一科拉尔。鲁瓦耶—科拉尔的观点在哲学方面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思想的反动。——292。
134 这一段及以下的引文均出自布·鲍威尔为反驳他的《犹太人问题》一书的批评者而写的第二篇文章。他的第二篇文章发表在《文学总汇报》第4期（1844年3月）上，和第一篇文章的标题相同，都是《犹太人问题的最新论文》。——297。
135 指收集在《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这本文集里的布·鲍威尔的《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一文。这本文集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诗人格·海尔维格于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的。——304。
136 社会小组是民主知识分子的代表建立的组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年代在巴黎进行活动。社会小组在共产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看出：社会小组的思想家克·福适主张平均分配土地，限制过多的财产，并主张对凡有劳动能力的公民都给予工作。福适对法国革命文献中宣布的形式上的平等所作的批判，促使“疯人派”的领导者雅克·卢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更加大胆的言论。——320。
137 笛卡儿派指17——18世纪笛卡儿哲学的继承者。笛卡儿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唯心主义倾向、在物理学方面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其追随者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派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的机械论自然观，成为唯物主义者，另一派则发展了笛卡儿形而上学中关于上帝与灵魂的学说，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328。
138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掺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詹森派以荷丛神学家詹森的名字命名，是17世纪和18世纪初法国天主教徒中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该派反映了一部分法国资产阶级对正统天主教的封建思想的不满情绪。——329。
139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332。
140 柏林学社是《文学总汇报》的记者对一些不属于布·鲍威尔集团并在若干枝节问题上批评《文学总汇报》的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称呼，其中有麦·施蒂纳。——348。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¹⁴¹
（节选）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¹⁴²

　　现在重新呈献给德国读者的这本书，最初是在1845年夏天出版的。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那时我是24岁。现在我的年纪相当于那时的三倍，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因此，本书中的这种青年时期的痕迹我一点也不打算抹去。我现在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我只是把若干不十分清楚的地方表述得更明确些，并在某些地方加了新的简短的脚注，这些脚注都标明了今年（1892）的年份。

　　关于这本书的命运，我只想谈一点：它的英译本于1887年在纽约出版（弗洛伦斯·凯利一威士涅威茨基夫人译），1892年由斯旺·桑南夏恩公司在伦敦再版。英国版序言⁽¹⁾是根据美国版序言¹⁴³写的，而现在德文版的这篇序言又是根据英国版序言写的。现代大工业已经在如此大的程度上使所有出现了这种工业的国家的经济关系趋于平衡，以致我要向德国读者说的和要向美、英两国读者说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

　　本书所描写的情况，至少就英国而言，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成为过去。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之一（虽然通行的教科书里没有明确提出）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波兰犹太人，即欧洲商业发展最低阶段的代表所玩弄的那些猥琐的骗人伎俩，可以使他们在本乡本土获得很多好处，并且可以在那里普遍使用，可是只要他们一来到汉堡或柏林，那些狡猾手段就失灵了。同样，一个经纪人，犹太人也好，基督徒也好，如果从柏林或汉堡来到曼彻斯特交易所，他就会发现（至少在不久以前还是这样），要想廉价购入棉纱或布匹，最好还是放弃那一套固然已经稍加改进但到底还很低劣的手腕和花招，虽然这些手腕和花招在他本国被看做生意场上的智慧顶峰。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据说德国的许多情况也改变了，特别是当德国人在费城打了一次工业上的耶拿会战¹⁴⁴以后，连那条德国市偿的老规矩也声誉扫地了，那条规矩就是：先给人家送上好的样品，再把蹩脚货送去，他们只会感到称心满意！的确，玩弄这些狡猾手腕和花招在大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在英国，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1847年危机以后的工商业复苏，是新的工业时代的开端。谷物法⁵³的废除以及由此而必然引起的进一步的财政改革，给英国工商业提供了它们发展所必需的全部空间。此后，很快又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殖民地市场吸收英国工业品的能力一天天增长起来。兰开夏郡的机械织机使千百万印度手工织工陷于彻底的灭亡。中国的门户日益被打开。但发展最快的还是美国，其速度甚至对这个进展神速的国家来说也是空前的，而我们不要忘记，美国当时只是一个殖民地市场，而且是最大的殖民地市场，即输出原产品和输入工业品（当时是英国的工业品）的国家。

　　此外，前一时期末开始使用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这个世界市场当时还是由一些以农业为主或纯粹从事农业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都围绕着一个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大部分过剩原产品，同时又满足它们对工业品的大部分需要。因此，无怪乎英国工业获得了这样巨大的和空前的发展，以致1844年的状况现在看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原始的了。

　　与这样的发展程度相一致的是，大工业从表面看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厂主靠对工人进行琐细偷窃的办法来五相竞争已经不合算了。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些小算盘充其量对那些急需挣钱的小生意人还有用处，如果他们不想在竞争中毁灭，就必须抓住每一文钱。于是，工厂区的实物工资制¹⁴⁵被取消了，通过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⁴⁶，并且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小的改良措施，所有这些都同自由贸易和无限制竞争的精神直接矛盾，但却使大资本家同条件较差的同行的竞争更具优势。

　　此外，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经营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那些最大的工厂主，就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纷争，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也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于是，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与和谐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

　　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对于这少数人说来，早年的那种小规模的额外勒索不但已经毫无意义，而且成了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这样，至少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因为在次要的工业部门中根本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本身已经足以消除早年使工人命运恶化的那些小的弊端。这样一来，下面这个重大的基本事实就越来越明显了：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工人为取得每天的一定数目的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在不多的几小时工作之后，他就把这笔工资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了。但是，他的劳动合同却规定，工人必须再工作好几个小时，才算完成一个工作日。工人用这个附加的几小时剩余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不破费资本家一文钱，但仍然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这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础，这个制度使文明社会越来越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撮路特希尔德们和万德比尔特们，他们是全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广大的雇佣工人，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产生这个结果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弊端而是制度本身，这个事实目'前已经在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十分鲜明地显示出来。

　　其次，霍乱、伤寒、天花以及其他流行病的一再发生，使英国资产者懂得了，如果他想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不致成为这些流行病的牺牲品，就必须立即着手改善自己城市的卫生状况。因此，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那些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恶劣现象，现在或者已经被消除，或者已经不那么明显。下水道已经修筑起来或改善了；在境况最差的“贫民窟”中间，有许多地方修建了宽阔的街道“小爱尔兰”¹²⁴已经消失，“七日规”¹⁴⁷跟着也将被清除。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我在1844年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那些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地陷入同样衰败、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当然，猪和垃圾堆现在是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有进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改善，这一点从1885年皇家委员会《关于穷人的居住条件》⁽²⁾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其他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警察局的命令多如雪片，但只能用来掩盖工人的穷困状况，而不能消除这种状况。

　　但是，英国现在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而其他国家则刚刚进入这个时期。法国、德国、尤其是美国，这些可怕的敌手，它们如同我在1844年所预见的那样，正在日益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它们的工业比英国的工业年轻，但是其成长却迅速得多，现在已经达到与1844年英国工业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拿美国来比较，情况特别明显。当然，美国工人阶级所处的外部环境很不相同，但毕竟都是同样的经济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产生的结果虽然不是在各方面都相同，却仍然属于同一性质。正因为如此，在美国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争取缩短并从法律上确定工作日、特别是工厂女工和童工的工作日的斗争，我们也发现极其盛行的实物工资制和农村地区的小宅子制¹⁴⁸，”老板”、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就是利用这些制度作为统治工人的手段。1886年，当我读到美国报纸上关于康奈尔斯维尔区宾夕法尼亚矿工大罢工¹⁴⁹的报道时，我简直就像在读我自己描写1844年英格兰北部煤矿工人罢工的文字一样⁽³⁾。同样是用假尺假秤来欺骗工人，同样是实行实物工资制，同样是资本家企图用最后的但是致命性的手段，即把工人赶出他们所住的属于矿山管理处的房屋，来压制矿工们的反抗。

　　不论在本版或两个英文版中，我都不打算使本书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状况，也就是说，我不打算详细地——列举1844年以来发生的一切变化。我的想法基于这样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那样做，就得把本书的篇幅增大一倍。第二，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详细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如果我那样做，就得重复马克思已经讲过的内容。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学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社会主义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体现了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正如人的胚胎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出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郎才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变革。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材狼。

　　在本书中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从1868年起情况又改变了，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谈。

　　我有意地不删去本书中的许多预言，特别是青年时期的激情使我大胆作出的英国即将发生社会革命的预言。我决不想把我的著作和我本人描写得比当时高明些。值得惊奇的并不是这些预言中有那么多没有言中，倒是竟然有这样多的预言己经实现了，还有当时我就预见到的（诚然我把时间估计得过早了）大陆的、特别是美国的竞争将引起英国工业的危急状态，现在也真正到来了。在这一点上我有责任使本书和英国当前的情况相符合。为此，我把我的一篇文章⁽⁴⁾照抄于此，这篇文章曾经用英文发表在1885年3月1日伦敦《公益》杂志上，后来用德文发表在同年6月的《新时代》第6期上。

　　“40年前，英国面临着一场按一切迹象看来只有用暴力才能解决的危机。工业的大规模的、迅速的发展远远地超过了国外市场的扩大和需求的增加。每隔十年，生产的进程就被普遍的商业危机强制性地打断一次，随后，经过一个长久的持续的停滞时期后，就是短短的繁荣年份，这种繁荣年份总是又以发疯似的生产过剩和最后再度崩溃而结束。资本家阶级大声疾呼，要求实行谷物自由贸易，并且威胁说，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要把城市的饥民送回原来居住的农业地区去，然而，正如约翰·布莱特所说，那些城市饥民‘不是作为乞讨面包的穷人，而是如同驻扎在敌区的一支军队’。城市工人群众要求参与政权——实行人民宪章⁵⁴；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他们，二者之间的分歧仅仅在于是应当用暴力还是用合法手段来实现宪章。这时1847年的商业危机和爱尔兰的饥荒到来了，革命的前景也同时出现了。

　　1848年的法国革命拯救了英国资产阶级。胜利的法国工人的社会主义口号吓倒了英国小资产阶级，瓦解了比较狭小然而比较注重眼前实际的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正当宪章运动¹⁵⁰应当显示全部力量的时候，它却在1848年4月10日外部崩溃到来以前，就从内部崩溃了。¹⁵¹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胜利。

　　1831年的议会改革¹⁵²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谷物税的废除不只是工业资本家对大土地占有制的胜利，而且也是对那些同地产的利益一致或密切相关的资本家的胜利，即对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食利者等等的胜利。自由贸易意味着改革英国全部对内对外的贸易和财政政策，以适应工业资本家即现在代表着国家的阶级的利益。于是这个阶级就努力地行动起来。工业生产上的每一个障碍都被毫不留情地扫除。关税率和整个税收制度实行了根本的改革。一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也就是服从工业资本家眼中最为重要的目的：降低各种原料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一切生活资料的价格，减少原料费用，压住（即使还不能压低）工资。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对于英国来说，其他一切国家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是其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多么灿烂的前景啊！

　　工业资本家在着手实现自己的这个伟大目的时，具有坚强的健全的理智，并且蔑视传统的原则，这是他们一向比大陆上沾染庸人习气较深的竞争者出色的地方。宪章运动已经奄奄一息。1847年危机过去之后自然而然地、几乎是理所当然地重新出现的工商业繁荣，被人说成完全是自由贸易的功劳。由于这两种情况，英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工厂主领导的政党的尾巴。这种有利的局面既已形成，就必须永远保持下去。宪章派¹⁵³所激烈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本身，他们反对的是把自由贸易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唯一问题，工厂主从这种反对立场中了解到，并且日益清楚地了解到：没有工人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永远不能取得对国家的完全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这样，两个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就逐渐改变了。从前让所有工厂主望而生畏的工厂法，现在他们不但自愿地遵守，甚至还容许把它推广到所有工业部门中去。从前被看做恶魔现形的工联，现在被工厂主们当做完全合法的机构，当做在工人中间传播健康的经济学说的有用工具而受到宠爱和保护。甚至直到1848年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罢工，现在也被认为有时很有用处，特别是当工厂主老爷们遇到适当时机主动挑起罢工的时候。在那些剥夺了工人同雇主平等的权利的法律中，至少已经废除了最令人反感的那一部分法律。而十分可怕的人民宪章，实质上已经成了那些直到最近还在反对它的工厂主们自己的政治纲领。取消选举资格限制和秘密投票现在已经成为法律。1867年和1884年的议会改革¹⁵⁴已经大大接近于普选权，至少是像德国现存的那种普选权；目前议会正在讨论的关于选区的法案，划分了平等的选区，总的说来不会比法国或德国的更不平等。议员支薪和缩短任期——即使还不能每年改选议会——显然不久定会实现：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说宪章运动已经死亡。

　　1848年的革命，同它以前的许多次革命一样，有着奇特的命运。正是那些把这次革命镇压下去的人，如卡尔·马克思常说的，变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¹⁵⁵路易—拿破仑不得不建立独立而统一的意大利，俾斯麦不得不在德国实行某种根本的变革，不得不恢复匈牙利的某种程度的独立，而英国的工厂主们也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只有赋予人民宪章以法律效力。

　　对英国来说，工业资本家的这种统治的影响一开始是惊人的。工商业重新活跃起来，并且飞快地发展，其速度甚至对这个现代工业的摇篮来说也是空前的。所有过去应用蒸汽和机器获得的惊人成果，同1850—1870年这20年间生产的巨大飞跃比起来，同输出与输入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同积聚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以及集中在大城市里的人的劳动力的巨大数字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诚然，这个进步同以前一样被每十年一次的危机所中断：1857年有一次危机，1866年又有一次，但是这种危机的反复出现如今已经被看成是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遭遇，但最后总是又走上正轨。

　　这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状况怎样呢？有时也有所改善，甚至对于广大群众来说也是如此。但是，由于大量的失业后备军汹涌而来，由于工人不断被新机器排挤，由于现在同样日益受机器排挤的农业工人的移来，这种改善每次都又化为乌有。

　　我们发现，工人阶级中只有两种受到保护的人的状况得到了长期的改善。第一种是工厂工人。法律规定了一个有利于他们的、起码是较为合理的正常工作日，这使他们的体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并且给了他们一种精神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他们集中在一定地区而加强了。他们的状况无疑要比1848年以前好。最好的证明是：在他们举行的罢工中，十次有九次都是工厂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作为保证缩减生产的唯一手段而挑起的。你永远也不能说服工厂主同意缩短工作时间，即使他们的工业品根本找不到销路，但是要是你使工人罢工，资本家们就会毫无例外地关闭自己的工厂。

　　第二种是庞大的工联。这是那些全部使用或主要使用成年男子劳动的生产部门的组织。无论是女工和童工的竞争，或者是机器的竞争，迄今为止都不能削弱它们的有组织的力量。钳工、粗细术工、建筑工人都各自组成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强大到能够成功地抵制采用机器，例如建筑工人就是这样。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状况无疑有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在15年多的时期中，不但雇主对他们非常满意，而且他们对雇主也非常满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他们为自己争到了比较舒适的地位，于是就认为万事大吉了。他们是莱昂内·莱维先生和吉芬先生（以及可敬的路约·布伦坦诺先生）的模范工人，对于每个精明的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确实都是非常可爱、非常听话的人。但是，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他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只有享有特权的少数工人是例外，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情况也是这样。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像自动机器一样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碾压着工人。

　　这就是1847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工业资本家20年的统治所造成的状况。但是后来事情就发生了变化。的确，在1866年的危机之后，1873年前后有过一次短暂而微弱的工商业高涨，但这次高涨并没有延续下去。的确，完全的危机并没有在它应当到来的时候即1877年或1878年发生，但是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沉寂的状态。既没有完全的破产，也没有人们所盼望的、在破产以前和破产以后惯常被人指望的工商业繁荣时期。死气沉沉的萧条景象，各行各业的所有市场都出现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就是我们将近10年来所遇到的情况。这是怎样产生的呢？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但是英国的工业垄断是英国现存社会制度的基石。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眼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10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连刚果河沿岸的黑人也要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和伯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当大陆上的特别是美国的商品日益大量地涌来的时候，当现在仍然归英国工厂所占有的世界供应中的那个最大份额将一年年减少的时候，后果会怎样呢？让自由贸易这个万应灵丹回答吧！

　　我不是指出这一点的第一个人。早在1883年不列颠协会绍斯波特会议上，该协会的经济部主席英格利斯·鲍格雷夫先生就曾直截了当地说：

　　‘英国获得巨额营业利润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各大工业部门的发展进入了停顿时期。几乎可以说，英国正转入不再发展的状态。’⁽⁵⁾

　　但是整个事态的结局会怎样呢？资本主义生产是不可能稳定不变的，它必须增长和扩大，否则必定死亡。即使现在，仅仅缩减一下英国在世界市场供应方面所占的那个最大份额，就意味着停滞、贫穷，一方面资本过剩，另一方面失业工人过剩。要是每年的生产完全停止增长，情形又将怎样呢？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是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持续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基础，而这种持续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英国一年比一年紧迫地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要么是民族灭亡，要么是资本主义生产灭亡。遭殃的究竟是哪一个呢？

　　而工人阶级呢？既然在1848—1868年商业和工业空前高涨的情况下他们还得遭受这样的穷困，既然那时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状况至多也不过得到暂时的改善，而只有享有特权和‘受到保护的’区区少数才获得了长期的利益，那么，当这个耀眼的时期最终结束时，当目前这种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不但加剧起来，而且这种加剧了的死气沉沉的萧条状态变成英国工业的经常的和正常的状态时，情形又将怎样呢？

　　真相是这样的：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这些利益在工人阶级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捞取了绝大部分利益，但广大的群众至少有时也能沾到一点。而这就是自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社会主义在英国未曾出现的原因。随着英国工业垄断的破产，英国工人阶级就要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同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而这就是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的原因。”

　　以上是我在1885年所写的文章。在1892年1月11日写的英国版序言中我继续写道：

　　“对于我在1885年看到的情况的这种叙述，我只需要作少许补充。不用说，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中的社会主义和诗歌中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这再一次证明‘好社会’的可怕暴君——资产阶级舆论——的不可救药的反复无常，而且再一次证明，我们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完全有理由对这种舆论始终表示蔑视。然而，对这个新的征兆，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意。

　　但是，我认为，比资产阶级圈子里这种卖弄掺了水的社会主义方案的短暂的时髦风尚重要得多的，甚至比社会主义在英国一般获得的进步也更重要的，是伦敦东头的重新觉醒。这个巨大的贫穷渊薮已不再是六年前那样的一潭死水了。伦敦东头甩掉了绝望的冷漠；它复活了，并且成了‘新工联’，即‘没有技术的’广大工人群众的组织的发源地。虽然这种组织在很多方面采用了‘有技术的'工人的旧工联的形式，但是按其性质说来，仍然和旧工联有本质上的区别。旧工联保存着它们产生的那一时代的传统；它们把雇佣劳动制度看做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制度，它们至多只能使它变得稍微温和一些，以利于它们的会员。新工联则是在雇佣劳动制度万古长存这一信念已经大大动摇的时候成立的。它们的创立者和支持者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涌向新工联并构成其力量的群众，都是被工人贵族轻视和藐视的粗人。但是他们拥有一个无与伦比的优点：他们的心田还是一块处女地，丝毫没有沾染上传统的‘体面的’资产阶级偏见，而那些处境较好的‘旧工联主义者’却被这种偏见弄得昏头昏脑。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些新工联如何争取领导整个工人运动并日益牵着富有而傲慢的‘旧’工联一起走。

　　毫无疑问，伦敦东头的活动家们犯过一系列重大错误，但是他们的前辈也犯过同样的错误，而那些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空论社会主义者直到今天还在犯同样的错误。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虽然过去和现在他们犯过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将来还会犯错误，但是伦敦东头的觉醒仍然是本世纪末最伟大最有成果的事件之一，而我能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它，实在感到高兴和骄傲。”

　　自从半年前我写了这些话以来，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以前结束的议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今后他们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不能置之不理了。这个工人政党还只是刚刚在形成；它的成员正在摆脱种种传统的偏见——资产阶级的、旧工联主义的、甚至空论社会主义的偏见，以便他们最后有可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但是那种把他们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团结起来的本能现在已经这样强烈，以至在英国导致了前所未闻的选举结果。在伦敦有两个工人⁽⁶⁾参加竞选，并且公开以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自由党人不敢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来同他们竞争，这两个社会主义者以出乎意料的压倒多数当选了。在米德尔斯伯勒，一个工人候选人⁽⁷⁾出来同一个自由党人和一个保守党人竞选，并且战胜了这两个人；而那些和自由党人缔结了联盟的新的工人候选人，除一个人外，却都遭到了无可挽救的失败。在迄今为止的所谓工人代表中，即在那些一心要把自己的工人本色淹没于自由主义海洋，以求得别人宽恕的人中，旧工联主义的一个最显赫的代表亨利·布罗德赫斯特很不光彩地落选了，因为他宣布反对八小时工作日。在格拉斯哥的两个选区里，在索尔福德的一个选区里，以及在其他许多选区里，都有独立的工人候选人出来同两个旧政党的候选人竞选；工人候选人失败了，但是自由党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总之，在大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许多选区里，工人都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任何联合，并因此获得了在以前任何一次选举中都不曾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工人为此所表露的欢欣鼓舞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第一次看到和感觉到，如果他们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利用自己的选举权，他们能获得什么样的成果。对“伟大的自由党”的迷信——统治了英国工人几乎40年的迷信——被打破了。工人们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国人的奋斗精神。人们在不久的将来会发现，新议会奈何不得格莱斯顿先生，格莱斯顿先生也奈何不得新议会；到那时，英国的工人政党将会完善地组织起来，足以很快地结束那两个轮流执政并以这种方式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的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

弗·恩格斯
1892年7月2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7月21日
载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2版德文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脚　　注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编者注
(2) 见《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1885年》。——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542—548页。——编者注
(4) 恩格斯（0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编者注
(5) 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1883年9月于绍斯波特》1884年伦敦版第608—609页。——编者注
(6) 詹·基·哈第和约·白恩士。——编者注
(7) 约·哈·威尔逊。——编者注

注　　释

53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眼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366。
54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150）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注释章派（见注153）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参看本卷第463页）0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372。
124 “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这一地区的状况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42—343页）。——368。
14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是恩格斯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论述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地位、斗争历程和历史使命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阐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史，说明了工人阶级伴随工业革命而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以大量生动具体的材料真实地展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悲惨情景。恩格斯揭示了工人遭受非人待遇的社会根源，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把工人置于这种境地。恩格斯明确宣布，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推动它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在高度评价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和坚强意志的同时，论述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前进方向，指出工人运动除了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再没有其他出路，而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目标，才能赢得胜利，只有到那时，“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见本卷第473页），从而实现改造整个社会的任务。
　　1842年11月——1844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深入工人住宅区进行实地调查，亲自了解英国工人阶级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同时广泛搜集和仔细研究他所能看到的各种官方文件和资料。根据亲自调查和考证的翔实材料，恩格斯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在德国巴门撰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于1845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德文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为该版写了序言。经恩格斯本人同意还出版了两个英文本，即1887年美国版和1892年英国版，恩格斯分别为这两个版本写了序言。恩格斯还将美国版序言译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包括了英国版序言的主要内容，并在理论阐述上作了新的补充。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这样评价自己的这部著作：“这本书无论在优点方面或缺点方面都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痕迹……但是当我重读这本青年时期的著作时，发现它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见本卷第365页）同时，他也说明了其中个别不足之处。他进一步分析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指出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只给少数工人贵族带来好处，而广大工人群众依然过着穷困的生活，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见本卷第368页）。他强调工人阶级要善于总结经验，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见本卷第379页）他还评述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批判了那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见本卷第371页）。
　　列宁指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世界社会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之一”（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第277页）；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1卷第91、92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部分内容曾由陈问路译成中文发表在南京《劳动季报》1935年第5期和1936年第8期。
　　本卷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了节选。该著作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365。
142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序言包括了1892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的主要内容，并在理论阐述上作了新的补充。恩格斯把英国版序言中所录《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一文按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6期上的德译文照录于本序言中。本篇序言的结尾部分是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的。——365。
143 这里的”美国版序言”是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这篇文章本来是为美国版写的，但恩格斯后来写了另一篇阐述美国工人运动状况的文章作为美国版序言。恩格斯将这篇序言译成德文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题为《美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65。
144 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英国和法国工业占领的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小组主席、柏林工业科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月至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恩格斯把这一事件称做工业上的耶拿会战，以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10月耶拿会战中被拿破仑法国击溃一事来作比喻。——366。
145 关于实物工资制，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7——469页）、1831年通过了禁止实行实物工资制的法律，但很多工厂主并不遵守。——367。
146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336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目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曰：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367。
147 “七日规”是伦敦中部的一个工人区，从中心点往外有七条放射状街道。——369。
148 小宅子制是英国19世纪上半叶某些工厂自己制定的制度，即工厂主以极苛刻的条件为工人提供住所，房租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这种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9—470页）。——369。
149 指1886年1月22日—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名矿冶工人举行的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369。
150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7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372。
151 宪章派（见注153）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者将前往议会大厦，递交第三封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但是政府禁止这次示威游行，为了阻挠游行示威的进行，在伦敦集结了大批军警。宪章派的领导人中有许多人发生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劝说请愿的群众就地解散。反动势力利用这次行动的失败向工人发起进攻并对宪章派加以迫害。——372。
152 1831年3月，辉格党内阁首相查·格雷和副首相约·罗素在议会中提出了一项关于选举法改革的法案。这一提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保证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下院。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掀起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形成了高潮。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这项法案于1832年6月4日经上院最后批准，于6月7日生效。改革法案调整了选区，向新兴工业城市补充或分配了下院议员席位；改变了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使多数资本家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372。
153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见注150）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373。
154 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的群众运动压力下实行了第三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三次选举改革以后，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所有的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于1872年实行。——373。
155 马克思在其他著作里，例如在《1859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374。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¹⁵⁶

　　工人们！

　　我谨献给你们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向我的德国同胞真实地描述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前景。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相当长的时间，对你们的境况进行了一些了解。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所获得的认识，研究过我所能找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我不以此为满足，我想要的不限于和我的课题有关的纯粹抽象的知识，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的：我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这样做，我感到既高兴又骄傲。感到高兴，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在了解你们的实际生活时度过了许多愉快时光，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上流社会的闲谈和令人厌烦的礼节中浪费掉；感到骄傲，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对这个受压迫遭诽谤的阶级给以公正的评价，他们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境极为不利，仍博得每个人的尊敬，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除外；我感到骄傲，还因为这样一来我就能够维护英国人民，使他们不致日益受人鄙视。来自大陆的这种鄙视，正是你们国家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

　　由于同时有很多机会来观察你们的敌人——资产阶级，我很快就得出结论：你们不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正确的，是完全正确的。他们的利益同你们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虽然他们总是企图证明相反的说法，并且企图使你们相信他们真心同情你们的命运。他们的行为揭穿了他们的谎言。我希望我收集到的材料足以证明下面的事实：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他们能够把你们劳动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你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他们无法靠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赚钱了，就任凭你们饿死也不管。他们做了些什么来证实他们自称的对你们的好意？对你们的疾苦他们可曾表示过一点点真诚的关心？除了支付五六个调查委员会的费用，他们还为你们做了些什么呢？这些委员会的长篇大论的报告注定要永远沉睡在内务部档案架上的废纸堆里。他们可曾尝试过从那些散发出霉味的蓝皮书¹⁵⁷中哪怕只编写一本可读的书，使每个人都不难从中获得一些有关绝大多数“生而自由的不列颠人”状况的资料？他们当然没有这样做：这些都是他们不喜欢谈论的事情。他们宁可让一个外国人去向文明世界报道你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屈辱状况。

　　我希望，我对他们来说是外国人，而对你们则不是。我的英语也许不纯正，但是，我希望你们将发现它是平实易懂的。在英国，顺便说一下，在法国也一样，从来没有一个工人把我看做外国人。我极其满意地看到你们已经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这些极端有害的东西，它们归根结底不过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而已。我看到你们同情每一个真诚地致力于人类进步的人，不管他是不是英国人；我看到你们仰慕一切伟大的美好的事物，不论它是不是在你们祖国的土地上培 育的。我确信，你们不仅仅是英国人，不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民族的成员；我确信，你们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伟大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对你们作为这样的人，作为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家庭的成员，作为真正符合人这个词的含义的人，我以及大陆上其他许多人祝贺你们在各方面的进步，并希望你们很快获得成功。

　　继续像以前那样前进吧！你们还将经受许多历练，要坚定，要勇敢，你们必定会获得成功，你们前进中的每一步都将为我们共同的事业，人类的事业所共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莱茵普鲁士）

注　　释

156 《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是恩格斯用英文写成的，他本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发给英国各政党的某些领袖、著作家和议会议员们。1845年和1892年德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用原文刊载了这篇文章，1887年的美国版和1892年的英国版没有收入这篇文章。——382。
157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383。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序言

　　本书所探讨的问题，最初我是打算仅仅作为一部内容比较广泛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中的一章来论述的。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很快就使我不得不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共产主义是它的直接产物，傅立叶主义¹²⁷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以及德国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是它的间接产物。因此，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只有在不列颠帝国，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状况才具有典型的形式，才表现得最完备；而且只有在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比较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

　　我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就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不仅我的观点，而且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特别是当我的书落到英国人手里的时候；对此我是有准备的。我也清楚地知道，在这本书里，人们可能指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差错。研究一个庞大的题目，需要具备广泛的前提条件，出现一些差错就是对英国人来说也是难以避免的，更何况即使在英国也还没有一本像我这样考察一切工人的著作。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提出挑战：请他们拿出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向我指出哪怕是一个对我的整个观点多少有些意义的事实是不确切的。

　　描述不列颠帝国无产阶级状况的典型形式，特别是在目前，对德国来说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更多地是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我们德国的理论家对现实世界了解得太少，以致现实的关系还不能直接推动我们去对这个“丑恶的现实”进行改革。在公开主张这种改革的代表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的克服而走向共产主义的。关于无产阶级的真实生活状况我们知道得这样少，甚至连善意的“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¹⁵⁸（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在这些协会里对社会问题大肆歪曲）也经常把那些关于工人状况的最可笑最无聊的见解作为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德国人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了解实情。虽然德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还没有发展到像英国那样典型的程度，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除非民族的理智及时地采取为整个社会制度打下新基础的措施，这种社会制度迟早会发展到在北海彼岸已经达到的那种极端的地步。在英国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和受压迫的那些根本原因，在德国也同样存在，而且长此下去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而在当前，揭示英国的贫困，也将推动我们去揭示我们德国的贫困，而且还会给我们一个尺度，来衡量德国的贫困的范围以及在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占序一事司动¹⁵⁹中所暴露出来的危险的程度，这种危险从这一方面直接威胁着德国的安宁。

　　最后，我还要作两点声明。第一，我总是用Mittelklasse[中等阶级]这个词来表示英文中的middle-class（或通常所说的middle-classes），它同法文的bourgeoisie[资产阶级]一样是表示有产阶级，尤其是和所谓的贵族不同的有产阶级，这个阶级在法国和英国是直接地、而在德国是作为“社会舆论”间接地掌握着国家政权。⁽¹⁾同样，我也总是把工人（working men）和无产者，把工人阶级、没有财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做同义语来使用。第二，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都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因为自由党人几乎总是竭力强调农业区的贫困，否认工厂区的贫困，而保守党人恰恰相反，他们承认工厂区的贫困，但不想承认农业区的贫困。因此，当我描述工业工人的状况而缺少官方文件的时候，我总是宁可利用自由党人的证据，以便用自由资产阶级亲口说出来的话来打击自由资产阶级；只有当我通过亲身观察了解了真实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托利党人⁵⁶或宪章派¹⁵³的材料。

弗·恩格斯
1845年3月15日于巴门

脚　　注

(1) 根据恩格斯的这一说明，本文中的Mittelklasse一词在多数场合译为“资产阶级”。——编者注

注　　释

56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见注152）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53），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387。
127 傅立叶主义者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的拥护者。傅立叶主义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和运动的规律性，承认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性，尖锐地批判现存的文明制度，指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寄生者占有工人创造的巨大财富，而创造财富的工人却成了一无所有的赤贫者，主张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和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作的场所称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傅立叶主义者在法国和美国都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均以失败告终。
　　圣西门主义者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昂·圣西门的学生及其学说的拥护者。圣西门逝世后，他的追随者奥·罗德里格、圣阿芒·巴扎尔、巴·普·安凡丹等人创立了圣西门学派，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圣西门主义杂志《生产者》，广为宣传圣西门的思想。这个学派从事的各项活动，在1830年七月革命前后达到高潮。学派的领导人于1828年12月底和1829年8月之间的讲演被编辑成《圣西门学说释义。1828——1829》。《释义》系统地阐述圣西门的学说、对七月革命前不久因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得日益迫切的问题作出了答复。它分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抗，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是人剥削人，要求把财产逐渐转为整个社会所有。这个学派所描述的协作社是：每人按自己的能力从事劳动，按自己的劳绩取得报酬。1829年以后，圣西门学派把宗教因素提到首位，1830年建立起教阶制度。1831年圣西门学派发生分裂，巴扎尔及其追随者力争实现圣西门的要求，探索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安凡丹及其追随者则把圣西门主义奉为新宗教，像宗教教派那样研究和实现圣西门学说。——385。
153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见注150）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387。
158 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1844——1845年间根据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倡议在普鲁士许多城市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诱使德国工人放弃争取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极力使这些协会带有无害的慈善性质，但是，这些协会的建立还是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起了德国社会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工业发达的莱茵省各城市，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运动发展的规模较大，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并且已经存在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
　　革命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广泛利用筹建这些协会和讨论协会章程的集会来传播先进思想。于是，这些集会以及协会本身成了各种对立的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互相争斗的场所。这种现象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活跃。普鲁士政府慑于这些协会的活动具有它难以预料的倾向，遂于1845年春采取不批准协会章程等手段，阻止协会继续活动，进而将其取缔。——386。
159 指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反对降低工资而自发举行的起义以及1844年夏天发生的、包括布拉格近郊纺织工人在内的捷克工人的骚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起义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搏斗。工人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起义遭到了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387。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导言

　　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英国是发生这种变革（这种变革越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就越是强有力）的典型地方，因此，英国也是这种变革最主要的结果即无产阶级发展的典型国家。只有在英国，才能把无产阶级放在它的一切关系中并从各个方面来加以研究。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这个革命的历史，不谈它对现在和未来的巨大意义。这个题目留待将来的—部内容更广泛的著作去论述。现在我们只谈几点，这几点是为弄清以后要讲到的事实和了解英国无产者的现状所必需的。

　　在采用机器以前，纺纱和织布都是在工人家里进行的。妻子和女儿纺纱，丈夫把纱织成布，如果当家人自己不加工，就把纱卖掉。这些织工家庭大部分住在城市近郊的农村，靠自己挣的钱能生活得不错，因为就布匹的需求来说，本地市场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市场。后来由于国外市场的占领和贸易的扩大出现了竞争，但竞争的威力对工资产生的影响还不显著。同时本地市场的需求不断扩大，这种扩大和人口的缓慢增长是同步的，因而保证了所有工人都有工作；此外，工人之间还不可能发生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散居在农村。这样，织工多半能够积蓄一点钱，租一小块地，在空闲的时候耕种。至于空闲的时间，他们愿意有多少就有多少，因为什么时候织布和织多长时间是随他们便的。当然，他们是蹩脚的农民，他们的耕作是马马虎虎的，没有很多实际收益；但是，他们至少不是无产者，他们，正如英国人所说的，已经在故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他们是定居的，其社会地位比现在的英国工人要高一等。

　　工人们就这样颇为愉快地度过时光，他们极其虔诚、受人尊敬，过着正直而又平静的生活，他们的物质状况比他们的后代好得多；他们无须过度劳动，愿意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工作，但是仍然能够挣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有余眼到自己的园子或田地里做些有益于健康的工作，这种工作本身对他们就是一种休息；此外，他们还能够参加邻居的娱乐和游戏；而九柱戏、打球等等所有这些游戏对保持健康和增强体质都是有好处的。他们大都是些强壮、结实的人，在体格上和他们邻近的农民很少或者甚至完全没有区别。他们的孩子生长在农村的新鲜空气中，孩子们也帮助父母做些事情，但并不是经常性的，当然更谈不到一天工作8小时或12小时。

　　这个阶级的道德水平和智力水平怎样，是不难想象的。他们和城市隔离，从来没有进过城，因为他们把纱和布交给流动的代理商，从他们那里取得工资；他们和城市完全隔离，连住在城市近郊的老年人也从来没有进过城，直到最后机器剥夺了他们的生计，迫使他们到城里去寻找工作。他们在道德和智力方面和农民处于同一水平，由于有一小块租地，他们大部分人本来就和农民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把乡绅——当地最有影响的地主一一看做自己的天然尊长，向他讨主意，有了小小的争吵，请他来公断，对他表示在这种宗法关系下所应表示的一切尊敬。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是好的当家人，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因为他们那里没有使人过不道德生活的诱因——附近没有酒馆和妓院，而他们有时去解解渴的小饭馆的老板也是值得尊敬的人，这些人大部分是大佃农，店内有好的啤酒和良好的秩序，每天晚上很早就把买卖收了。他们的孩子整天和父母一起待在家里，受的教育是服从父母，敬畏上帝。宗法的家庭关系一直保持到孩子们结婚。年轻人直到结婚前都是在幽静纯朴的环境中、在和游伴互相信赖的气氛中长大的，虽然婚前发生性关系几乎是普遍现象，可是这仅仅是在双方都已经把结婚看做道义上的责任时发生的，只要一举行婚礼，就一切都正常了。总之，当时英国工业工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与现在德国某些地方的工人是一样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没有精神活动，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没有激烈的波动。他们当中很少有人能读，能写的人就更少了；他们按时去教堂，不问政治，不搞密谋，不动脑筋，热衷于体育活动，带着祖传的虔诚心情听人讲圣经，他们为人谦逊恭顺，和社会上比较显贵的阶级相处得很和睦。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是死气沉沉的；他们只是为了自己小小的私利、为了自己的织机和小小的园子而活着，对外面席卷了全人类的强大运动一无所知。他们在自己的平静、刻板的生活中感到很舒服，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他们是永远不会脱离这种生活方式的。诚然，这种生活很惬意，很舒适，但到底不是人应该过的。他们确实也不算是人，而只是一部替一直主宰着历史的少数贵族做工的机器。工业革命只是使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点，把工人完全变成了简单的机器，剥夺了他们独立活动的最后一点残余。但是，正因为如此，工业革命也就促使他们去思考，促使他们去争取人应有的地位。像法国的政治一样，英国的工业和整个市民社会运动把最后的一些还对人类共同利益漠不关心的阶级卷入了历史的旋涡。

　　使英国工人以前的这种状况发生根本变化的第一个发明，是北兰开夏郡布莱克本附近斯坦德希尔的织工詹姆斯·晗格里沃斯制造的珍妮纺纱机（1764年）。它是后来的走锭精纺机的雏形，是用手摇的，但不像普通的手摇纺车只有一个锭子，它有16—18个锭子，只需要一个工人摇动，因而能够提供比过去多得多的纱。从前，一个织工经常需要三个纺纱女工供给纱，纱还总是不够用，织工常常要等纱，现在，纱却比现有织工织布所能用的多了。新发明的机器使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布匹的价格也跟着降低，于是，本来就已增长的对布匹的需求更加增长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织工的工资提高了。现在，因为织工靠自己的织机能挣更多的钱，他们就逐渐抛弃了自己的农业而专门织布了。这时，四个成年人和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用来缠纱）的家庭，一天工作10小时，每星期可挣4英镑（合28个普鲁士塔勒⁽¹⁾），如果买卖景气，工作饱满，常常挣得更多；单个织工靠自己的织机一星期挣两英镑的事，也是常有的。这样，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就逐渐完全消失而成为新兴的纯粹的织工阶级，他们仅仅靠工资生活，没有一点财产，甚至连名义上的财产（一块租来的土地）也没有，于是他们就变成了无产者（working men）。此外，纺工和织工以前的那种关系也不存在了。以前，纺纱和织布是尽可能在一个屋子里进行的。现在，使用珍妮纺纱机像使用织机一样，都需要有气力，于是男人也开始做纺纱的工作了，而且整个家庭完全靠珍妮纺纱机生活；而另一些家庭却把现在已经过时的、落后的纺车扔在一边，如果他们买不起珍妮纺纱机，就不得不单靠当家人的织机过活。后来工业中无止境地发展的分工就是这样从织布和纺纱开始的。

　　当工业无产阶级已经随着最初的、还很不完善的机器发展起来的时候，这台机器也促进了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在这以前，有大量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所谓自耕农，他们过着平静的、不动脑筋的庸碌生活，就像他们的邻居，那些兼营农业的织工一样。他们完全沿用父辈们古老而粗陋的方法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以那种世代相传墨守成规的人们所特有的顽固僵化来反对任何革新。他们当中也有许多小佃农，但不是今天所说的细农，而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由于契约规定的世袭租佃权或者由于古老的习惯，从父亲和祖父手里继承了小块的土地，至今一直稳稳地坐在上面，好像这些土地本来就是他们的。现在，由于工业工人放弃了农业，许多土地闲起来了，在这些土地上出现了新的大佃农阶级，他们一租就是剑英亩、100英亩、200英亩或者更多的土地，这些人就是tenants-at-will，也就是每年都可能被解除租契的佃农，他们能够通过更好的耕作和较大规模的经营来提高土地收益。他们的产品可以比小自耕农卖得便宜；而小自耕农由于土地已经不再能养活自己，只能卖掉土地去买一部珍妮纺纱机或织机，或者到大佃农那里去当短工，成为农业无产者。小自耕农天生的惰性和世代相传而无法改进的粗陋的耕作方法，使他们不得不同另一些人竞争，那些人用更合理的方法耕种租来的土地，而且具有大规模经营和投资改良土壤所带来的一切优越性。

　　可是工业的运动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有些资本家开始把珍妮纺纱机安装在大建筑物里面，并且用水力来发动；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减少工人数量，并且把自己的纱卖得比仅仅用手摇动机器的个体纺工便宜。由于珍妮纺纱机不断改进，机器随时都会变成过时的，因此必须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弃置不用，资本家由于利用水力，即使机器已经过时，也还可以维持下去，而对于个体纺工来说，就难以为继了。如果说这样一来就为工厂制度奠定了基础，那么，由于翼锭纺纱机的出现，工厂制度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这种机器是北兰开夏郡普雷斯顿的一个理发师理查·阿克莱在1767年发明的，在德国通常叫做经线织机，除了蒸汽机，它是18世纪最重要的机械发明。这种机器从一开始设计就考虑使用机械动力，而且是以全新的原理为根据的。菲尔伍德（兰开夏郡）的赛米尔·克朗普顿综合了珍妮纺纱机和经线织机的特点，于1785年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大约在同一时间，阿克莱又发明了梳棉机和粗纺机，于是工厂制度就成为棉纺业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制度了。这些机器经过一些不大的改变，逐渐开始用来纺羊毛，以后（19世纪最初10年）又用来纺麻，于是在这里也排挤了手工劳动。但是事情还没有就此停止。在18世纪最后几年，乡村牧师卡特赖特博士发明了机械织机，大约在1804年，他把这种机器又改进得足以压倒手工织工：所有这些机器由于有了蒸汽机发动，就加倍重要了，蒸汽机是詹姆斯·瓦特在1764年发明的，从1785年起用来发动纺纱机。

　　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从那时起，英国工业的全部历史所讲述的，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几乎全被占领，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下面各章加以研究的使英国有产阶级极端不快的种种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仅仅一台像珍妮纺纱机这样很不完善的机器就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于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构造精密相互配套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就不会感到惊奇了。

　　现在，我们来稍微详细地研究一下英国工业的发展⁽²⁾，先从它的主要部门棉纺织业开始。在1771—1775年输入英国的原棉平均每年不到500万磅；1841年输入52 800万磅，而1844年输入至少60 000万磅。1834年，英国输出55 600万码棉布，7650万磅棉纱和价值120万英镑的棉针织品。同年，棉纺织业中使用了800多万镜子，11万台机械织机和25万台手工织机，经线织机没有计算在内。根据麦克库洛赫的计算，当时全联合王国直接或间接靠这一工业部门生活的有近150万人，其中在工厂工作的只有22万人；这些工厂所使用的动力，蒸汽力是33 000马力，水力是11 000马力。现在这些数字都已经远远地被超过了，可以大胆地设想，在1845年，机器的动力和数量以及工人的数目，都将比1834年增加二分之一。这种工业的中心是兰开夏郡，兰开夏郡是棉纺织业的摇篮，棉纺织业使得兰开夏郡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把它从一个偏僻的很少开垦的沼泽地变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地方；这种工业在80年内使兰开夏郡的人口增加了9倍。居民共达70万人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这样的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城市，如博尔顿（6万居民）、罗奇代尔（75 000居民）、奥尔德姆（5万居民）、普雷斯顿（6万居民）、阿什顿和斯泰利布里奇（共4万居民），以及其他许多工厂城市，就像是用了法术一样，一下子就从地下变出来了。在南兰开夏郡的历史上可以看到近代的一些最大的奇迹（但是这一点还没有一个人谈到过），所有这些奇迹都是棉纺织业创造的。此外，格拉斯哥形成了苏格兰的棉纺织业区（包括拉纳克郡和伦弗鲁郡）的第二中心，这个中心城市的人口自兴办这种工业的时候起到现在也从3万增加到30万。诺丁汉和德比的织袜业，由于棉纱价格的降低也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由于织袜机的改良又获得了第二个推动力，这种改良使人可以在一台机器上同时织两只袜子。自从1777年发明了网织机，花边的生产也成了重要的工业部门；此后不久林德利发明了花边机，1809年希思科特又发明了络丝机。这样一来，制造花边的工作无限地简化了，而对花边的需求随着它的降价而大大增长，以致现在至少有20万人以从事这种生产为生。它的主要中心是诺丁汉、莱斯特和英格兰西部（威尔特郡、德文郡等）。从属于棉纺织业的劳动部门，如漂白、染色和印花也得到了同样的发展。此外，漂白业由于在化学漂白中用氯代替了氧，染色业和印花业由于化学的迅速发展，印花业由于机械方面的一系列极其辉煌的发明，又有了新的高涨；由于这种高涨以及棉纺织业的发展引起的这类营业部门的扩大，这些行业空前地繁荣起来了。

　　在羊毛加工业中也展开了同样的活动。这种行业过去曾经是英国工业的主要部门，但当时的产量根本不能和现在所生产的数量相比。1782年，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把这些机器改装得适用于毛纺业的尝试完全获得成功。这时，在毛纺织业区也开始了我们在棉纺织业所看到的那种迅速的发展。1738年，约克郡西区生产了毛织品75 000匹，1817年生产了49万匹，毛纺织业得到迅速发展，1834年输出的毛织品就比1825年多45万匹。1801年加工的羊毛是10 100万磅（其中700万磅是输入的），1835年加工的是18 000万磅（其中4 200万磅是输入的〉。这种工业的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西区，在这里，特别是在布拉德福德，英格兰的长羊毛制成供编织等用的毛线，而在其他城市，如利兹、晗利法克斯、晗德斯菲尔德等地，短羊毛制成合股毛纱，然后再制成呢绒织物；其次，是兰开夏郡的毗邻地区，即罗奇代尔一带，这里除了生产棉纺织品，还生产许多法兰绒；最后，是英格兰西部，这里生产最精细的呢子。在这里人口的增加也是很明显的：

| 1801年 | 1831年
布拉德福德 | 29 000人 | 77 000人
哈利法克斯 | 63 000人 | 110 000人
晗德斯菲尔德 | 15 000人 | 34 000人
利兹 | 53 000人 | 123 000人
整个约克郡西区 | 564 000人 | 980 000人

　　1831年以来，这些地方的人口至少又增加了20%—25%。1835年，全联合王国从事毛纺业的工厂是1 313个，共有工人71 300人，在这个数目中只包括了直接或间接依靠羊毛加工为生的广大群众中的一小部分，并且几乎完全没有包括织工在内。

　　麻纺织工业中的进步开始得比较晚，因为原料的天然特性给纺纱机的应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量然18世纪最后几年在苏格兰已经有人作过这种尝试，但是直到1810年，法国人日拉才以一种实用的方法建立了麻纺业。而他的机器也只是在英国加以改善，并在利兹、邓迪和贝尔法斯特普遍应用以后，才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获得它们应有的重要意义。从这时起，英国的麻纺织工业才开始迅速发展起来。1814年，有3 000吨⁽³⁾亚麻运人邓迪，到1833年就有大约19 000吨亚麻和3 400吨大麻了。输入大不列颠的爱尔兰亚麻布从3 200万码（1800年）增加到5 300万码（1825年），其中大部分又从大不列颠输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麻织品的输出从2 400万码（1820年）增加到5 100万码（1833年）。麻纺厂的数目在1835年达到347个，共有工人33 000人：其中一半是在苏格兰南部，有60多个在约克郡西区（利兹及其附近），25个在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其余的在多塞特郡和兰开夏郡。麻织品的生产是在苏格兰南部以及英格兰的某些地方，但主要是在爱尔兰。

　　英国人在蚕丝加工方面也获得了同样的成绩。他们从南欧和亚洲取得已经纺好的原料，而主要的工作就是捻成细线（捻线）。1824年以前，生丝的高额关税（每磅四先令）大大限制了英国丝纺织工业的发展，英国丝纺织工业的市场仅仅限于本国及其殖民地，因为那里实行保护关税。现在，进口税降低到一个便士，工厂的数目就立刻大量增加了。一年之内并纱锭的数目从78万增加到118万，虽然1825年的商业危机也使这个工业部门的发展一时陷于停顿，但到1827年这一部门生产的产品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了，因为英国人在掌握机械方面的熟练程度和他们的经验保证了他们的捻线机优越于其竞争者的拙劣机械。1835年，不列颠帝国共有捻丝厂263个，工人3万名，这些工厂大部分设在柴郡（麦克尔斯菲尔德、康格尔顿及其附近地区）、曼彻斯特和萨默塞特郡。此外，还有许多从事废茧加工的工厂；用废茧制成一种特别的丝（绢丝），英国人甚至用它来供给巴黎和里昂的织造业。用这种方法捻和纺的丝，主要在苏格兰（佩斯利等地）和伦敦（斯皮特尔菲尔兹），同时也在曼彻斯特和另外一些地方织成绸子。

　　但是，从1760年开始的英国工业的巨大高涨，并不局限于衣料的生产。推动力一旦产生，它就扩展到工业活动的一切部门，而许多和前面提到的情况毫无联系的发明，也由于它们正好出现在工业普遍高涨的时候而获得了双倍的意义。其次，当工业中机械力的巨大意义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以后，人们便想尽一切办法来全面利用机械力，并使这种利用有利于一个个的发明家和厂主；此外，对机器、燃料和原料的需求本身，就直接要求大批工人和许多行业加倍地工作。由于蒸汽机的出现，英国丰富的煤层才具有了重要意义，只是现在才出现了机器制造业，而对为制造机器提供原料的铁矿的关注也随之加强了。羊毛消耗量的增加使英国的饲羊业得到发展，而羊毛、亚麻和蚕丝输入的增加又引起了英国商船队的扩大。发展得最快的是铁的生产。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炼铁矿石总是用术炭，而由于土地耕作的改良和森林砍伐殆尽，木炭越来越贵，产量越来越少。上一世纪才开始用经过干馆的煤（焦炭）来炼铁，在1780年以后又发明了一种新方法，把用焦炭熔炼的、以前只能作为铸铁使用的那种铁变成可用的锻铁。这种把炼铁时掺在铁里面的碳收回的方法，英国人叫做搅炼；它给英国的铁的生产开辟了崭新的活动地盘。高炉建造得比过去大50倍，矿石的熔炼由于使用热风而简化了，因此，铁的生产成本能够大大降低，以致过去用木头或石头制造的许多东西现在都用铁制造了。1788年，著名的民主主义者托马斯·潘恩在约克郡建造了第一座铁桥，接着出现了无数铁桥，现在几乎所有的桥，特别是铁路桥，都是用铸铁建造的，在伦敦甚至用这种材料建造了一座横导跨泰晤士河的桥（萨瑟克桥）I铁柱和铁制机座等普遍被采用，而随着使用瓦斯照明和修筑铁路，英国的制铁业又获得了新的销售领域。钉子和螺丝钉也逐渐用机器制造了。设菲尔德人亨茨曼在1760年发明了一种铸钢方法，这种方法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劳动，并且能生产出全新的便宜的制品。只是到这时，由于使用的材料纯度更高，工具更完善，机器更新，分工更完善更细，英国的金属制品生产才产生了重大影响。伯明翰的人口从73 000（1801年）增加到20万（1844年），设菲尔德的人口从46 000（1801年）增加到11万（1844年），而仅在设菲尔德这座城市，煤的消耗量在1836年就达到了515 000吨。1805年输出了4 300吨铁制品和4600吨生铁，1834年输出了16 200吨铁制品和107 000吨生铁，铁的全部生产在1740年还只有17 000吨，1834年就增加到将近70万吨。仅熔炼生铁，每年就要消耗300多万吨煤，甚至很难想象，煤矿在最近60年中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意义。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煤层都在开采，仅仅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煤矿每年就有500多万吨由海上运出，使用的工人有4万—5万。根据《达勒姆纪事报》的报道，上述两个郡进行开采的煤矿：

1753年……………………14个，
1800年……………………40个，
1836年……………………76个，
1843年…………………130个。

　　同时，现在所有煤矿的开采都比过去紧张多了。锡矿、铜矿和铅矿也在同样地加紧开采；和玻璃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部门，即陶器的生产，这种生产在1763年前后由于乔赛亚·韦奇伍德而赢得了重要地位。他把整个陶器制造过程归纳成科学原理，采 用了新的艺术风格，并且在北斯塔福德郡八英里见方的一片地方建立了陶器厂（potteries），这地方从前是不毛之地，现在却布满了工厂和住宅，并且养活了6万多人。

　　一切都被卷入了运动的这个大旋涡。农业也发生了变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地产转到了另外一些占有者和耕种者的手里，不仅如此，农业也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大佃农投资改良土壤，拆毁不必要的篱笆，排干积水，施以肥料，使用较好的农具，实行系统的轮作制（cropping by rotation）。科学的进步也帮助了他们。汉·戴维爵士把化学应用于农业得到了成功，而力学的发展又给大佃农带来许多好处。此外，由于人口的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尽管从1760年到1834年有6 840 540英亩荒地变成了耕地，可是英国却由粮食输出国变成了粮食输入国。

　　在交通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1818—182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修筑了1 000英里法定宽度为60英尺的公路，而且几乎所有的旧公路都按照麦克亚当的原则加以改造。在苏格兰，公共工程局从1803年起修筑了约900英里公路，并建造了1 000多座桥梁，因此，苏格兰山地的居民一下子就接触到了文明。过去大部分山民从事盗猎和走私，现在他们成了勤劳的庄稼人和手工业者，虽然为了保存盖尔语而开办了专门的学校，可是盖尔一凯尔特的习俗和语言一经接触英格兰文明很快就消失了。爱尔兰的情形也一样。在科克、利默里克和凯里等郡之间，以前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可行驶的道路，这个地方由于很难通行而成了一切罪犯的隐匿处和南爱尔兰的凯尔特—爱尔兰民族的堡垒，现在这里已经是公路纵横，从而文明也进入了这个荒凉的地方。整个不列颠帝国，特别是英格兰，60年以前道路还和当时的德国、法国一样差，现在却有了很好的公路网，而所有这些公路，像英格兰的几乎一切设施一样，都是私人企业家修建起来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国家做的事情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做什么。

　　1755年以前英国几乎没有运河。1755年，在兰开夏郡开凿了从桑基布鲁克到圣海伦斯的运河，1759年詹姆斯·布林德利开凿了第一条有重要意义的运河，即布里奇沃特公爵运河，这条运河从曼彻斯特及附近的煤矿流到默西河口，并在巴顿附近通过渡槽越过艾尔韦尔河。由此开始了英国的运河建设，布林德利是第一个重视这一建设的人。现在人们已经向四面八方开凿了许多运河，河流也疏竣得可以通航了。仅仅在英格兰就有2 200英里运河和1 800英里可通航的河流，在苏格兰开凿了横贯全境的喀里多尼亚运河，在爱尔兰也开凿了好几条运河。这些工程，也像铁路和公路一样，几乎全部是私人和公司修筑的。

　　铁路只是在最近才修筑起来。第一条大铁路是从利物浦通往曼彻斯特的铁路（1830年通车）。从那时起，所有大城市彼此之间都用铁路联系起来了。伦敦和南安普敦、布赖顿、多佛尔、科尔切斯特、剑桥、埃克塞特（经过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之间有铁路相通；伯明翰和格洛斯特、利物浦、兰开斯特（一线经过牛顿和威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和博尔顿）、利兹（一线经过曼彻斯特、哈利法克斯，一线经过莱斯特、德比及设菲尔德）之间有铁路相通：利兹和赫尔、纽卡斯尔（经过约克）之间有铁路相通。此外还有许多正在建设和设计中的支线，不久以后从爱丁堡到伦敦只要一天的时间就够了。

　　蒸汽不仅使陆路交通发生变革，而且使水路交通焕然一新。第一艘轮船是1807年在北美的哈得孙河下水的，而在不列颠帝国则是1811年在克莱德河下水的。从那时起，英国建造了600多艘轮船，1836年在英国港湾运营的轮船有500多艘。

　　简单说来，这就是最近六十年的英国工业史，这是人类编年史中的一部无与伦比的历史。六十年至八十年以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只有很少而且简单的工业，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了：有居民达250万人的首都，有巨大的工厂城市，有向全世界供给产品而且几乎全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智慧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工业⁽⁴⁾，他们是由完全不同的阶级组成的，可以说，组成了一个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具有不同的习惯和不同的需要的民族。工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一样。1760年的英国和1844年的英国之间的差别，至少像旧制度下的法国和七月革命的法国之间的差别一样大。但是，这种工业变革的最重要的产物是英国无产阶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机器的使用如何促使无产阶级诞生。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人口急剧增长，而且增加的几乎全是无产者阶级。此外，爱尔兰只是从18世纪初才进入安定状态，这里的人口过去在骚乱中被英国人残酷地屠杀了十分之一以上，现在也迅速增长起来，特别是从工业繁荣开始吸引许多爱尔兰人到英格兰去的那个时候起。这样就产生了不列颠帝国的大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中至少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只是一些小商人和人数很少很少的手工业者。新的工业能够获得重要意义，只是因为它把工具变成了机器，把作坊变成了工厂，从而把中间阶级中的劳动者变成了工人无产者，把以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的中间阶级，并把居民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在狭义的工业范围之外，在手工业方面，甚至在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大资本家和没有任何希望.[—.升到更高的阶级地位的工人代替了以前的师傅和帮工：手工业变成了工厂生产，严格地实行了分工，小的师傅由于没有可能和大企业竞争，被挤到了无产者阶级中去。同时，由于迄今为止的手工业生产被废除，由于小资产阶级被消灭，工人已没有任何可能成为资产者。以前，他们总还有希望作为有固定住所的师傅自己开一个作坊，也许日后还可以雇几个帮工；可是现在，当师傅本人也被厂主排挤的时候，当独立经营一个企业必须有大量资本的时候，工人阶级才第一次真正成为居民中的一个固定的阶级，而在过去，它往往只是通向资产阶级的过渡。现在，谁要是生为工人，那他除了一辈子当无产者，就再没有别的前途了。所以，只是现在无产阶级才能组织自己的独立运动。

　　这样就形成了庞大的工人群体，他们现在布满了整个不列颠帝国，他们的社会状况日益引起文明世界的注意。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无产者，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业，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日益迫切地要求分享社会设施的利益，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¹⁵²通过时起已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议会中一切稍微重要的辩论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虽然英国的资产阶级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虽然他们企图回避这个大问题，并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真正的民族利益，但这都是完全无济于事的。议会每开一次会，工人阶级都赢得地盘，而资产阶级的利益则退居次要地位，虽然资产阶级是议会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力量，但是1844年最近的一次会议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讨论的却始终是有关工人的问题（济贫法案、工厂法案、主仆关系法案）¹⁶⁰。工人阶级在下院的代表托马斯—邓库姆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人物，而要求废除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提议拒绝纳税的激进资产阶级却充当了可怜的角色。甚至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辩论，实质上也只是关于爱尔兰无产阶级状况和援助他们的措施的辩论。确实，英国资产阶级应该赶快向工人让步了，否则将为时太晚；工人不是在乞求，而是在威逼，在要求。

　　尽管如此，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的工厂主阶级，却不正视这种贫困的状况。他们认为自己是最强大的、代表民族的阶级，却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痛处：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是贫困的，因为正是他们，有产的工业阶级，对这种贫困应负道义上的责任。因此，当人们开始谈论工人状况时，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即资产阶级）通常总是报以轻蔑的一笑，因此，整个资产阶级对有关工人的一切都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在议会内外一谈到无产阶级的状况就牛头不对马嘴；因此，虽然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正从他们脚下被挖空并且每天都可能坍塌，而这种很快会发生的坍塌就像某个数学和力学定律那样肯定无疑，他们还是可笑地安然自得；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虽然天知道英国人已经用了多少年来反复调查和修补工人的状况，他们竟还没有一本完整地阐述工人状况的书。但是，因此也产生了从格拉斯哥到伦敦整个工人阶级对富有者的极大的愤怒，这些富有者系统地剥削他们，然后又冷酷地让他们受命运的摆布。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这个时刻人们几乎可以算出来）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

脚　　注

(1) 德国旧时的银币，1塔勒合3马克。——编者注
(2)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根据波特《国家的进步》，伦敦版，1836年第1卷，1838年第2卷，1843年第3卷（根据官方资料写成）。这里还根据其他一些大部分也来自官方的资料。”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一句话：“这里关于工业变革的历史概述在某些细节上是不准确的，但是在1843—1844年没有更好的资料。”——编者注
(3)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英国1吨等于2240英磅。”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后又加了：“约1000公斤。”——编者注
(4)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这里是“工业和商业”。——编者注

注　　释

152 1831年3月，辉格党内阁首相查·格雷和副首相约·罗素在议会中提出了一项关于选举法改革的法案。这一提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保证资产阶级的代表进入下院。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掀起的群众运动不断发展，形成了高潮。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这项法案于1832年6月4日经上院最后批准，于6月7日生效。改革法案调整了选区，向新兴工业城市补充或分配了下院议员席位；改变了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使多数资本家获得了选举权，但是，为争取选举制度的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403。
160 1844年的议会会议讨论的有关问题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1—462、571—572和582页以及本卷第483—484、493页。——404。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工业无产阶级

　　研究各部门无产阶级所应遵循的顺序，自然决定于前面讲过的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第一批无产者属于工业，是工业的直接产物，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的是工业工人，即从事原料加工的人。工业材料即原料和燃料本身的生产，只是由于工业变革才重要起来，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新型的无产阶级，即煤矿和金属矿的工人，才能够产生。第三是工业影响了农业，第四是工业影响了爱尔兰，这样也就可以确定相应的各部门无产阶级的位置。我们也会看到，各种工人（也许爱尔兰人是例外）的教育程度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所以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的是工业工人，矿工们已经差一些，而农业工人几乎还完全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工业无产者本身的队伍中也会发现这样的顺序，并且会看到，工厂工人，工业革命的这些初生子，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其他工人如何参加运动，完全决定于他们的手工业被工业变革侵害的程度。这样，我们从英国的例子中，从工人运动与工业运动同步并进这一事实中，就会更好地理解工业的历史意义。

　　但是，因为目前几乎整个工业无产阶级都卷入了运动，而且各个部门的状况正是由于它们都属于工业而具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先来考察这些共同点，然后再就各个部门的特点更详细地研究这些部门。

————

　　上面已经指出，工业如何把财产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工业需要大量的资本，它用这些资本来建立庞大的企业，从而使从事手工业的小资产阶级破产，它用这些资本来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以便把个体手工业工人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装置的应用，这就是从上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小工业创造了中间阶级，大工业创造了工人阶级，并把中间阶级的少数选民拥上宝座，但是，这只是为了有朝一日更有把握地推翻他们。目前，无可争辩的和容易解释的事实是”美好的旧时代”的人数众多的小中间阶级已经被工业摧毁，从他们当中一方面分化出富有的资本家，另一方面分化出贫穷的工人。⁽¹⁾

　　但是工业集中化的趋势并没有就此停止。人口也像资本一样集中起来；这很自然，因为在工业中，人——工人，仅仅被看做一笔资本，他把自己交给厂主使用，厂主以工资的名义付给他利息。大工业企业要求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他们必须住得集中，甚至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附近也会形成一个村镇。他们有种种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还需要其他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村镇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逐渐习惯于工厂劳动，逐渐熟悉这种劳动；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就业时，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里来。于是村镇变成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城市越大，定居到这里就越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运河和公路：挑选熟练工人的机会越来越多，由于附近的建筑业主和机器制造厂主之间的竞争，在这种地方开办新企业就比偏远地区花费要少，因为在偏远地区，建筑材料和机器以及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都必须先从别处运来，这里有顾客云集的市场和交易所，这里同提供原料的市场和销售成品的市场有直接的联系。这样一来，大工厂城市的数量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起来。不过，农村同城市相比也有优势，那里的工资通常比较低。于是农村和工厂城市不停地竞争，今天优势在城市方面，明天农村的工资又降低到在农村开办新工厂可以获利更多的程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集中的趋势依然保持强劲的势头，而在农村建立的每一个新工厂都包含工厂城市的萌芽。如果工业的这种疯狂的活动还能这样持续100年，那么英国的每一个工业区都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城市，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就会在沃灵顿或牛顿一带相互毗连。人口的这种集中也完全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商业中，因此，像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赫尔和伦敦这样几个大港几乎垄断了不列颠帝国的整个海上贸易。

　　因为这些大城市的工业和商业发展得最充分，所以这种发展对无产阶级造成的后果在这里也表现得最明显。在这里，财产的集中达到极点；在这里，美好的旧时代的习俗和关系最彻底地被摧毁；在这里，人们已经走得这样远，以致连美好的老英国这个名称也变得无法想象了，因为老英国甚至在祖父母的回忆和故事中也听不到了。在这里，只有一个富有的阶级和一个贫穷的阶级，因为小资产阶级一夭夭地消失着。小资产阶级，这个过去最稳定的阶级，现在成了最不稳定的阶级；他们是旧时代的少数残余和一些渴望发财的人，十足的实业投机家和投机商，其中或许有一个人可以致富，但同时会有99个人破产，而这99个人中一多半只是靠破产生存。

　　但是，这些城市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无产者，我们现在就来研究一下他们的生活如何，大城市对他们的影响又如何。

脚　　注

(1) 参看我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¹⁶¹。这一著作谈到了“自由竞争”但工业只是自由竞争的实践，自由竞争只是工业的原则。

注　　释

161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本卷第56—86页。——406。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结果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考察了英国城市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现在我们可以从这些事实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并且再把这些结论同实际情况进行比较。让我们看看，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工人本身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是怎样的。

　　如果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的身体，而且这种伤害引起了被害人的死亡，我们就把这叫做杀人；如果加害者事先知道这种伤害会致人以死命，那么我们就把他的行为叫做谋杀。但是，如果社会⁽¹⁾把成百的无产者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到过早的、非自然的死亡，遭到如同被刀剑或枪弹所杀害一样的横死，如果社会剥夺了成千上万人的必要的生活条件，把他们置于不能生存的境地，如果社会利用法律的铁腕强迫他们处在这种条件之下，直到不可避免的结局——死亡来临为止，如果社会知道，而且十分清楚地知道，这成千上万的人一定会成为这些条件的牺牲品，而社会还让这些条件存在下去，那么，这也是一种谋杀，和个人所进行的谋杀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阴险的谋杀，这种谋杀没有人能够防御，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是谋杀，因为谁也看不到谋杀者，因为谋杀者是所有的人，同时又谁也不是，因为被杀的人似乎是自然死亡的，因为这与其说是犯罪，不如说是渎职。但这仍然是谋杀。我现在就来证明：英国社会每日每时都在犯这种被英国工人报刊合情合理地称为社会谋杀的罪行；英国社会把工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使他们不能保持健康，不能活得长久；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不停地一点一点地葬送了这些工人的生命，过早地把他们送进坟墓。我还必须证明：社会知道这种状况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是多么有害，却一点也不设法来改善这种状况。社会知道它所建立的制度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因而它的行为不单纯是杀人，而且是谋杀，当我得以引用官方文献、议会报告和政府报告来确定杀人的事实时，这一点就得到了证明。

　　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可能保持健康，不可能活得长久，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地特别是从工人健康状况方面把这些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那样富含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街道上，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居民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结果肢体疲劳，精神委靡，生命力减退。因此，大城市的居民虽然患急性病的，特别是各种炎症的，比生活在清新空气里的农村居民少得多，但是患慢性病的却多得多。如果说大城市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对健康不利，那么，工人区的污浊空气造成的危害又该是多么大啊，我们已经看到，一切能污染空气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在农村，就是在房子旁边有一个粪坑，也不会那么有害，因为那里空气可以四面八方自由流通。但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在四周全是建筑物、新鲜空气全被隔绝了的街巷和大杂院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切腐烂的肉类和蔬菜都散发着对健康绝对有害的臭气，而这些臭气又不能毫无阻挡地散出去，势必要造成空气污染。因此，大城市工人区的垃圾和死水洼对公共卫生造成最恶劣的后果，因为正是这些东西散发出制造疾病的毒气；至于被污染的河流，也散发出同样的气体。但是问题还远不止于此。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态度。他们被吸引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污浊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这样一些地区去，那里的建筑杂乱无章，因而通风条件比其他一？切地区都要差。一切可以保持清洁的手段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被污染，根本不能用于清洁目的。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令人作呕的污物和粪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处理这些东西。这样，他们就不得不使自己的地区变得十分肮脏。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各种各样的灾祸都落到穷人头上。城市人口本来就过于稠密，而穷人还被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他们不仅呼吸街上的结果污浊空气，还被成打地塞在一间屋子里，他们在夜间呼吸的那种空气完全可以使人窒息。给他们住的是潮湿的房屋，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为他们建造的房子不能使恶浊的空气流通出去。给他们穿的衣服是坏的、破烂的或不结实的。给他们吃的食物是劣质的、掺假的和难消化的。这个社会使他们产生最激烈的情绪波动，使他们忽而感到很恐慌，忽而又觉得有希望，人们像追逐野兽一样追逐他们，不让他们得到安宁，不让他们过平静的生活。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刺激他们经常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得到的这两种享乐。如果这一切还不足以毁灭他们，如果他们经受住这一切，他们也会在危机时期遭到失业的厄运。到那时，他们至今还保留的一点东西也将被彻底剥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最贫穷的阶级怎么能够健康和长寿呢？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过高的死亡率，除了不断发生的流行病，除了工人的体质注定越来越衰弱，还能指望些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如何。

　　城市中条件最差的地区的工人住宅，和这个阶级的其他生活条件结合起来，成了百病丛生的根源，这一点我们从各个方面得到了证明。前面引证过的《工匠》杂志上那篇文章说得完全正确：肺病是这种生活条件的必然结果，这类疾病也确实特别是在工人当中经常发生。伦敦的特别是工人区的污浊空气，最能助长肺结核的发展，我们在街上可以遇到许多面带病态潮红的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清晨大家去上工的时候，如果你在街上稍微转一下，就会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人看上去或轻或重地患有肺结核。甚至在曼彻斯特，人们看起来也还不至于这样。这种随时都可以碰到的脸色苍白、身材消瘦、胸部窄小、眼窝凹陷的幽灵，这种虚弱无力、委靡不振、没精打采的面孔，我只是在伦敦才看到过这么多，虽然肺结核在北部的工厂城市每年也都要夺去不少人的生命。同肺结核同样可怕的疾病，除了其他肺病和猩红热，首先是一种在工人中间发生的最有毁灭性的疾病——伤寒。根据官方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这种到处蔓延的灾害是直接由于住宅的通风、排水和卫生的恶劣状况引起的。这个报告——不要忘记，它是由英国第一流的医生们根据其他医生的统计材料写成的——断定，只要有一个空气不流通的大杂院，只要有一个没有排水沟的死胡同，就足以引起热病，特别是当居民住得很挤而附近又有腐烂的有机物的时候就更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几乎总是有这种病出现。这种热病的性质几乎到处都相同，而且几乎在一切场合下都会发展成明显的伤寒。这种疾病在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区，甚至在较小的地方的某些房屋质量很差而又维护得不好的街区都可以发现，而蔓延得最广的是在贫民窟，当然，在条件较好的地区也会有个别的患者。在伦敦，这种疾病已经猖獗好久了。它在1837年闹得特别厉害，于是就有了上面提到的官方报告。根据绍斯伍德·斯密斯博士关于1843年伦敦热病医院的年报，该院收治的病人有1 462人，比以往收治病人最多的年份还多418人。在伦敦东区、北区和南区的潮湿而肮脏的地方，这种疾病特别猖獗。很多病人是从乡下迁移来的工人，他们在旅途中和到达伦敦以后受过千辛万苦，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地睡在街上，找不到工作，终于得了热病。这些人进入医院时非常虚弱，必须服用极大量的葡萄酒、白兰地、氨制剂和其他兴奋剂。全部病人中有16.5%死亡。曼彻斯特也发现这种恶性的热病，在旧城、安科茨、小爱尔兰¹²⁴等地的条件更差的工人区，这种病几乎从未绝迹，但是在这些地方，也像在英格兰各城市一样，这种病还没有蔓延得像预料的那样厉害。而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伤寒猖獗的程度却超出一切想象。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在1817年物价腾贵期间，在商业危机后的1826年和1837年，伤寒特别猖獗，每次都要延续三年左右才稍微缓和一个时期。在爱丁堡，在1817年流行病蔓延的时候，患热病的约6 000人，在1837年蔓延期间约1万人，随着流行病的每一次重新来临，不仅患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疾病的严重程度和死亡率也增高了⁽²⁾。但是这种疾病在以前所有各个时期的肆虐情形，和1842年危机之后的猖獗程度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整个苏格兰，有六分之一的穷人患了热病，这种灾害由流浪的乞丐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中等阶级和上等阶级。在两个月中患热病的人比过去12年还要多。1843年在格拉斯哥患热病的占居民的12%，共计32 000人，其中有32%死亡，而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死亡率一般只有8%。这种病的危险期是在第7天和第15天，在第15天，病人的皮肤通常变成黄色，我们的权威认为，这种情况证明了，疾病的原因还应当从精神上的不安和忧虑方面去寻找⁽³⁾。在爱尔兰，这种流行性热病也是常见的。在1817—1818年的21个月中，住过都柏林医院的热病患者有39 000名，据艾利生郡长说（《人口原理》第2卷），后来有一年甚至达到6万名。1817—1818年，在科克住过热病医院的病人占居民的七分之一，在同一时期，在利默里克患热病的达全体居民的四分之一，而在沃特福德的贫民窟里竟占二十分之十九。⁽⁴⁾

　　如果回想一下，工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如果考虑一下，他们的住宅是怎样拥挤，每一个角落都塞满了人，病人和健康人睡在一间屋子里，睡在一张床上，那么，人们还会对于这样一种容易传染的热病竟没有更广泛地蔓延而感到惊奇。如果注意到，病人所得到的医药治疗是多么少，许多患者根本得不到医生的忠告，连饮食方面最普通的注意事项也不知道，那么，这个死亡率就显得太低了。对这种病很有研究的艾利生博士，也和引证过的报告一样，认为穷人的贫困和悲惨的状况是生病的原因：他强调说，正是缺衣少食和生活需要不能充分满足，使身体容易感染疾病，使流行病变得特别可怕，使它迅速蔓延。他证明，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在商业危机或歉收所造成的每一个匮乏时期都有伤寒病流行，而且这种病几乎专在工人阶级中间肆虐。值得注意的是，据他说，患伤寒的人多数是当家人，也就是一家人里最不能缺少的人，他所提到的许多爱尔兰医生也证明了这一点。

　　引起其他许多疾病的直接原因，与其说是工人的住宅，不如说是他们的饮食。工人吃的食物本来就很不容易消化，对小孩是完全不合适的；可是工人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孩子弄到比较合适的食物。此外，还有一种很流行的习惯，就是给孩子喝烧酒，甚至食鸦片。由于这一切，再加上其他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害的生活条件，孩子们就患上了贻害终身的多种消化器官疾病。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消化不良症，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继续吃那种使他们消化不良的食物。他们又怎能知道这是有害的呢？即使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平没有改变以前，他们又怎能遵守比较合适的饮食规定呢？由于消化不良，他们还在童年时代就染上了新的疾病。几乎所有工人都患着瘰疬，患瘰疬的父母有患瘰疬的孩子，特别是当具有父母遗传的腺病体质的孩子们又受到最初引起这种病的原因的影响的时候。身体发育时期营养不良所产生的第二个后果是伺倭病（英吉利病，关节结节性赘瘤），这种病在工人的孩子中也是很常见的。骨头的硬化延缓，骨倍的生长整个地受到阻碍，除伺倭病的普通现象外，还常常可以看到腿和脊柱的弯曲。至于在商业行情波动、失业以及危机造成的工资微薄使工人生活极不稳定的情况下，这些疾病怎样更加肆虐，那就用不着我来说了。几乎每一个工人在一生中都至少要过一段吃不饱饭的生活，这使得虽然质量差但数量毕竟还够的食物所已经引起的后果更加严重。正是在最需要营养的时候只能吃半饱的孩子们（这样的孩子在每一次危机期间，甚至在繁荣时期，不知有多少）必然十分虚弱，必然患严重的瘰疬和佝偻病。从他们的外表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患这种病的。大批工人的孩子所遭受的缺乏照顾的命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从事劳动的整整一代人都衰弱了。如果再加上工人没有保暖的衣服，因而无法防止伤风，非到病倒不能停止工作，一生病家庭就更加贫困，通常得不到任何治疗等等情况，那就大致可以想象英国工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了。而各个劳动部门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在这里还根本没有谈到。

　　此外，还有其他种种因素使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健康恶化。首先是酗酒。各种引诱，各种可能的诱惑合在一起，使工人走向酗酒。烧酒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快乐泉源，而且所有一切都在促使工人去接近它。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他的住宅是那么不适于居住，既潮湿阴冷又肮脏；他迫切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身体不健康、特别是消化不良所引起的疲惫、烦闷和忧郁的心情，由于其他的生活状况，由于生存没有保障，由于受到各种偶然事件的支配和无法使自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己的生活状况得到保障，而达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他的身体已经被混浊的空气和劣质的食物弄得很衰弱，迫切地需要某种外来的刺激；他的社交要求只能在酒馆得到满足，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会见自己的朋友。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没有极强烈的酗酒愿望，怎么能抵抗酒类的诱惑呢？相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湎于酒。促使工人酗酒的，除了这些多半是肉体上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情况：周围大批人酗酒，促使他们跟着效仿；工人得不到教育；人们无法使年轻人抵御诱惑；在许多情况下，酗酒的父母直接影响子女，他们竟让孩子喝酒；人们相信喝醉了至少可以在几小时内忘却生活的贫困和压力；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情况所起的作用是这样强大，使我们实在难以责备工人对酒的偏爱。我们可以向染上恶习的人追究责任，但是在这里，酗酒已不再是这样一种恶习。酗酒成了一种现象，成了一定条件作用于一个没有意志的、至少是面对这些条件时变得毫无意志的对象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使工人沦为这种简单的对象的人应该对此负责。但是，正像大批工人必然要沉湎于酒一样，酗酒本身也必然要给它的牺牲者的精神和肉体造成毁灭性的影响。酗酒强化了工人的生活条件所引起的一切诱发疾病的因素，极大地助长了肺病和下腹部疾病的传播以及伤寒的发生和蔓延。

　　工人阶级遭受肉体上的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生了病不可能请高明的医生来诊治。的确，有许多慈善机构在设法弥补这种缺陷，例如曼彻斯特医院每年医治大约22 000个病人，部分住院治疗，部分只接受医生的忠告和药品。但是，对于一个根据加斯克尔的统计⁽⁵⁾每年有四分之三的居民需要医疗救助的城市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英国医生收费很高，工人是出不起这笔费用的。因此，他们只好根本不看病，或者不得不求助于收费低廉的江湖医生，服用那些从长远看来弊大于利的假药。在英国的所有城市都有大批江湖医生在干这种勾当，他们靠广告、招贴以及其他伎俩在贫穷的阶级中招揽顾客。此外，还有许多包治百病的所谓专利成药（patent medicines）出卖，什么莫里逊氏丸、帕尔氏生命丸、曼威灵博士丸以及成千种的其他丸药、香精和药膏等等，所有这些药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医治世界上的一切疾病。这些药品固然很少含有直接有害的东西，但是经常大量服用，对身体常常是有害的，因为所有的广告都向不明药理的工人宣传说，这些药品怎样吃也不会过量，所以无怪乎工人们不管有没有必要，总是大量吞服这些药品。帕尔氏生命丸的制造者在一星期之内卖出2 0000—25 000盒这种万应灵药是常有的事，这些丸药有的人用来治便秘，有的人用来治腹泻，有的人用来治热病、虚脱以及各种各样的疾病。正如我们德国的农民喜欢在一定的季节拔火罐或放血一样，英国工人现在喜欢吃专利成药，结果是戕害了自己，同时把自己的钱装进了这些药品制造者的口袋。这些专利成药中最有害的一种，是用鸦片制剂、特别是鸦片酊制成的水药，即市场上出售的所谓”戈弗雷强心剂”。在家里干活并且要照顾自己的或别人的孩子的妇女们给孩子们吃这种水药，使他们安睡，或者如许多人所认为的，使他们强壮起来。她们不知道这种”强心剂”是多么有害，常常是在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们吃这种药，直到孩子们死去为止。孩子的身体对鸦片的作用越迟钝，服用量就越多。如果这种”强心剂”不再起作用，就给孩子吃纯粹的鸦片面，常常是一次15—20滴。诺丁汉的验尸它曾向一个政府调查委员会作证说⁽⁶⁾：据一个制药者供认，他在一年内为配制”戈弗雷强心剂”使用了13公担糖浆⁽⁷⁾。不难想象，这对接受这种治疗的孩子们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们变得面色苍白，精神委靡，身体衰弱，大部分不到两岁就死了。这种药品在英国的一切大城市和工业区里都有很广的销路。

　　这一切影响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工人的身体普遍衰弱。在他们中间很少看到强壮的、体格好的和健康的人，至少多半在封闭的室内工作的工业工人是如此，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也仅仅是他们。他们几乎全都身体衰弱，骨瘦如柴，毫无气力，面色苍白，由于患有热病，他们身上除了那些在工作时特别用劲的肌肉以外，其他肌肉都是松弛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消化不良，因而都或多或少地患着忧郁症，总是愁眉苦脸，郁郁寡欢。他们的衰弱的身体无力抵抗疾病，因而随时都会病倒。所以他们老得快，死得早。死亡率统计表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户籍总署署长乔·格雷厄姆的报告，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每年接近于2.25%，即每45人中每年有一人死亡⁽⁸⁾，至少1839—1840年的平均数是这样的；第二年死亡率稍稍降低了一点，每46人中才有一人死亡。但在大城市，死亡率就完全不同了。我手头有几份官方的死亡率统计表（刊登在1844年7月31日的《曼彻斯特卫报》上），根据这些统计表，几个大城市的死亡率是这样的：曼彻斯特，如包括索尔福德和乔尔顿，是1∶32.72，不包括索尔福德和乔尔顿，是1∶30.75；利物浦，如包括西德比（郊区），是1∶31.90，不包括西德比，是1∶29.90，而柴郡、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所有地区（这些地区包括许多农业区或半农业区以及许多小城市，总人口为2 172 506人）的平均死亡率是1∶39.80。城市工人的生活条件如何恶劣，从兰开夏郡的普雷斯科特的死亡率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煤矿工人居住的地方，由于在矿井工作对健康不利，所以在这方面它还不如农业区。但是这些工人是住在乡下的，他们的死亡率是1∶47.54，就是说，比整个英格兰的平均数约低2.50。所有这些材料都引自1843年死亡率统计表。在苏格兰的各城市，死亡率还要高：在爱丁堡，1838—1839年是1∶29，而1831年在旧城甚至是1∶22，在格拉斯哥，根据考温博士的统计（《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⁹⁾，自1830年以来，平均是1∶30，有些年份是1∶22或1∶24。平均寿命大大缩短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方面；至于所有阶级的平均寿命，则因为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的死亡率较低而有所提高，这从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证明。有一个最新的证明是曼彻斯特的医生P.H.霍兰提供的，他受官方委托，调查过曼彻斯特郊区梅德洛克河畔的乔尔顿⁽¹⁰⁾。他把房屋和街道各分为三等，得出如下不同的死亡率：

一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1
一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45
一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36
二等街，一等房屋：死亡率是1∶55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8
二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一等房屋：缺
三等街，二等房屋：死亡率是1∶35
三等街，三等房屋：死亡率是1∶25

　　从霍兰提供的其他许多表格可以看出：二等街的死亡率比—等街高18%，三等街比一等街高68%；二等房屋的死亡率比一等房屋高31%，三等房屋比一等房屋高78%；而糟糕的街道经过改善以后，死亡率就降低了25%。他用下面这些从一个英国资产者口里讲出来要算是很坦白的话结束自己的报告：

　　“既然我们发现某些街道的死亡率比别的街道高三倍，而整个等级的街道又比其他等级的街道高一倍，既然我们又发现死亡率在情况恶劣的街道几乎总是高的，而在条件好的街道几乎总是低的，那么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大批的同胞，我们成百的近邻，每年都因缺乏最普通的预防措施而被毁灭了（destroyed）。”

　　关于工人阶级卫生状况的报告中的一份统计资料也证实了同样的事实。1840年，利物浦上等阶级（贵族、自由职业者等等）的平均寿命是35岁，商人和收入较好的手工业者是22岁，工人、短工和一般雇佣劳动者只有15岁。在议会报告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

　　死亡率之所以这样高，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幼儿的死亡数字很高。小孩的娇嫩的身体最不能抵抗恶劣生活条件的不利影响。如果父母都工作，或者其中一人死亡，孩子就常常没有人照顾，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造成恶果；因此，像曼彻斯特这个地方，根据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个报告，工人的孩子有57%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而上等阶级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只有20%，农业区各阶级所有的孩子在五岁以前死亡的平均也不到32%⁽¹¹⁾，这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在前面多次提到的《工匠》杂志的那篇文章里，我们得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材料。该文的作者把城市和农业区各种儿童疾病的死亡数字一一加以对比，证明曼彻斯特和利物浦的流行病所引起的死亡率，一般说来比农业区高两倍：在城市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比农村多囚倍，患胃病的比农村多一倍多，同时，在城市因肺部疾病死亡的人数和农村比较是2.5∶1。在城市，因天花、麻痊、百日咳和猩红热而死亡的幼儿比农村多三倍，因脑水肿而死亡的多两倍，因痉孪而死亡的多九倍。为了再引证一个权威的材料，我在这里列出一个表，这个表是威德博士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以1835年伦敦第3版）中根据1832年议会工厂委员会的报告制成的。

每1万个 死亡者中 | 5岁以下 | 5—19 | 20—39 | 40—59 | 60—69 | 70—79 | 80—89 | 90—99 | 100岁以上
拉特兰郡 |  |  |  |  |  |  |  |  |
　——卫生 状况良好的农业区 | 2 865 | 891 | 1 275 | 1 299 | 1 189 | 1 428 | 938 | 112 | 3
埃塞克斯郡 |  |  |  |  |  |  |  |  |
　——沼泽地农业区 | 3 159 | 1 110 | 1 526 | 1 413 | 963 | 1 019 | 930 | 77 | 3
卡莱尔市 |  |  |  |  |  |  |  |  |
　1779—1787 年，工厂出现以前 | 4 408 | 911 | 1 006 | 1 201 | 940 | 826 | 533 | 153 | 22
卡莱尔市 |  |  |  |  |  |  |  |  |
　工厂出现以后 | 4 738 | 930 | 1 261 | 1 134 | 677 | 727 | 452 | 80 | 1
普雷斯顿 |  |  |  |  |  |  |  |  |
　工厂城市 | 4 947 | 1 136 | 1 379 | 1 114 | 553 | 532 | 298 | 38 | 3
利兹 |  |  |  |  |  |  |  |  |
　工厂城市 | 5 286 | 927 | 1 228 | 1 198 | 593 | 512 | 225 | 29 | 2

　　除了贫穷阶级目前被忽视和被压迫所必然引起的这一切疾病，还有其他原因促使幼儿死亡率上升。有许多家庭，妻子和丈夫都外出工作，结果孩子就完全没有人照顾，他们或者被锁在家里，或者交给别人照看。这样，如果有成百的这种孩子死于各种各样的不幸事件，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英国的大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被车压死，被马踩死，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像这些城市有这样多的孩子摔死、淹死或烧死。孩子们因烧伤或被开水烫伤而致死的特别多。这种事情，在曼彻斯特的冬季数月里几乎每周都要发生一次，在伦敦也同样经常发生，只是报上很少刊登罢了；我手头只有1844年12月15日《每周快讯》上的一个统计材料。根据这个材料，从12月1日到7日这一星期中就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这些惨遭横死的可怜的孩子们完全是我们的社会混乱以及热衷于保持这种混乱状况的有产阶级的牺牲品。但是人们很难断定，甚至这种可怕的痛苦的死亡是否对这些孩子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死亡使他们摆脱了充满艰辛和困苦的、忧愁多而欢乐少的漫长一生。在英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资产阶级天天在报纸上读到这一切，但他们对此却无动于衷。如果我根据所引用的那些肯定为他们所熟悉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证据，直接控告他们犯了社会谋杀罪，他们也是无法申辩的。他们应该想办法结束这种可怕的情况，否则就把管理公共利益的权力移交给工人阶级。对后一种办法，他们没有兴趣，而前一种，只要他们还是资产阶级，还坚持资产阶级偏见，他们就无力做到。虽然现在，在数十万牺牲者已经倒下去以后，他们终于对未来采取了一些微小的预防性措施，公布了一个至少对住宅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的情形多少有所限制的“首都建筑法”⁽¹²⁾，虽然他们夸耀他们这种不仅远远没有触动弊端的根源，而且连最普通的卫生警察的规定也算不上的措施，但是，他们还是不能以此来洗清他们的罪名。英国资产阶级现在只能二者选一，或者不顾这种落到他们身上的无可辩驳的谋杀罪名，继续进行统治，或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自己引退。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宁愿选择前者。

　　现在让我们从工人的身体状况转到他们的精神状况。既然资产阶级在生活上只满足工人起码的需要，那我们也就不必因为它只允许工人接受符合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教育而感到奇怪了。而这种教育实在是太少了。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相比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阶级可以进的为数不多的日校，只有少数人能去就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差的，教师是失去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其他不堪使用的人，他们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其中多数人甚至不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识，缺乏教师所应具备的道德修养，并且根本不受公众监督。这里也受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钱人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们没有相应的知识来作出判断。没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真正的工厂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所谓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议会会议上要使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生效时，工业资产阶级倾其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坚决表示赞成。此外，大批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劳动，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没有人去，去了也学不到东西。青年工人劳累了12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在晚上8点到10点去上学，这也未免太过分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那里睡着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上百个证据都证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校，但是那里教师也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经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帮助。从一个星期日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课时不会忘记他在上一次课上，即在一星期以前的课上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还是主日学校都远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列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的国家也是没有的。但是，事情也只能如此。工人受教育，资产阶级得不到多少好处，反而会有许多可怕的方面。政府在5 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公共教育的仅为4万英镑这样一个微小的数额。假如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狂热，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更多，而这种宗教狂热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消。但是高教会¹⁶²成立了自己的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留住本教教徒的孩子，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从其他教派那里把可怜的孩子争取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无法理解的教条和神学上的奥义，从很小的时候起就激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迷信，而一切理性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视了。工人不断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公共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各教派的神职人员去管，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类措施。这是必然的。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服的奴仆，而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否则，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因为这些教派至今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争吵，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不错，厂主们吹嘘他们已经把大多数工人教得能阅读了，但是所谓能阅读是怎么一回事，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就可以看出。谁认识了字母，就说他已经能阅读，于是广主们也就心安理得了。但是英文的正字法是很复杂的，因而阅读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只有受过长期的教育才能学会，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工人缺少知识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只有很少的工人完全会写，要写得合乎正字法，就连许多“有教养的人”都不行。在高教会、贵格会¹⁶³以及其他一些教派的主日学校里，根本不教学生写字”因为这对于礼拜天来说是一种过分世俗的活动”。工人所受的其他教育是怎样的，从以下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些例子都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个报告可惜没有涉及真正的工厂工业领域。

　　格兰杰委员说：“在伯明翰，经我考试过的所有孩子，全都没有受到哪怕是一点点有益的教育。虽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只有宗教课，但就是在这方面他们一般也都是极端无知。”霍恩委员说：“在伍尔弗汉普顿，我看到过这样一些例子：一个上过日校和主日学校的11岁的女孩‘从来没有听说过另一个世界，没有听说过天堂或另一种生活’。一个17岁的男孩不知道2×2等于多少；说不出两个便士合多少法寻（四分之一便士），甚至把这些钱放到他手里还是说不出来。有几个男孩从来没有昕说过伦敦，甚至连威伦霍尔也没有听说过，虽然这个地方 离伍尔弗汉普顿只有一小时的路程，而且两地的交通很频繁。有些人从来没有听到过女王的名字或者像纳尔逊、威灵顿、波拿巴这样的名字。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甚至连圣保罗、摩西或所罗门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对拦路抢劫者迪克・特平，特别是小偷和越狱者杰克・谢泼德的生平、活动和个性却知道得清清楚楚。一个16岁的男孩不知道2×2是多少，也不知道4法寻等于多少便士；一个17岁的男孩说，10法寻就是10个半便士，还有一个17岁的男孩，对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干脆回答说：‘他什么也不知道’（he was ne jedge o' nothin）。”（霍恩，《报告》附录第2部分Q.18，No.216、217、226、233等）

　　这些孩子被人们用宗教教条硬灌了四五年，结果并没有比原来多知道一点什么。

　　有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五年主日学校，却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也听到过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十二使徒、参孙、摩西、亚伦等”（同上，文件q.39页，I.33）。另一个孩子”正规地上了六年主日学校，他知道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死在十字架上，知道他为了拯救我们的救世主而流了血，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彼得或圣保罗”（同上，q.36页，I.46）。还有一个孩子”在七年之内上过好几个主日学校，只能读一些薄本书和简单的单音节的字，他听说过十二使徒，但不知道圣彼得或圣约翰是不是在内，以为圣约翰就是圣约翰・卫斯理（循道宗的创始人），如此等等。”（同上，q.34页，I.58）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这一问题，霍恩还得到过这样一些答复：“他是亚当”，“他是一个使徒”，“他是救世主的主的儿子（he was the Saviour's Lord's Son）” ，而一个16岁的男孩却这样回答：“他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伦敦国王。”

　　在设菲尔德，该委员会委员西蒙斯让一些主日学校的学生阅读，但这些学生说不出他们读了些什么东西，也说不出使徒是些什么人，其实他们刚刚读过关于使徒的材料。在西蒙斯就使徒的问题依次问过所有孩子而得不到一个正确回答以后，一个看起来很机灵的小男孩满有把握地喊道：

　　“我知道，先生，这是些害麻风病的人！”（西蒙斯，《报告》附录第1部分E22页及以下各页）

　　报告中提到的制陶业地区和兰开夏郡的情形也是一样。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为工人阶级的教育和培养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状况给了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的那套东西，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些东西乱七八糟搅在一起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运动的前列。贫困教人去祈祷，而更重要的是教人去思考和行动。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他们却十分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什么是全民族的利益。他们也知道，什么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他们能够从这个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些什么。虽然他们不会写，但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国民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废除谷物法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但是他们却因此而更加深刻地了解尘世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英国所有的学校里，道德教育是和宗教教育结合在一起的，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然也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人们用来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社会状况，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²⁰，本来就已经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而当这些原则和无法理解的宗教原理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专横而毫无根据的训令的宗教形式出现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莫名其妙和格格不人。正像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所承认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英国资产阶级由于自私自利竟这样冷酷，这样鼠目寸光，甚至不肯花一点力气把现代道德，即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自身的保障而炮制出来的道德灌输给工人！日益委靡、怠惰的资产阶级连为自己考虑都认为是太费力了，都好像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后悔的，到那时就已经晚了。如果工人不了解这种道德，不遵从这种道德，资产阶级是不应该抱怨的。

　　可见工人不仅在身体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也遭到统治阶级的摒弃和忽视。资产阶级为工人考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当工人向资产阶级步步进逼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法律来钳制他们，就像对待无理性的动物一样，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所以毫不奇怪，这些被当做牲口被对待的工人，不是真的变得像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强烈仇恨，靠着对资产阶级永不熄灭的内心愤慨才能保持合乎人性的意识和感情。只有他们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才是人，如果他们驯顺地让人把挽辄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轭下的生活弄得比较舒适些，而不想打碎这个挽辄，那他们就真的成了牲口。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们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状况，我们就无论如何也不能责备他们对统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工人在学校里得不到的道德教育，在其他的生活条件下也不会得到，——至少得不到那种在资产阶级心目中还有点意义的道德教育。工人的整个状况和周围环境都强烈地促使他们道德堕落。他们穷，生活对于他们没有任何乐趣，几乎一切享受都与他们无缘，法律的惩罚对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分得一份呢？无产者有什么理由不去偷呢？当人们谈论”财产的神圣性”时，那是十分动听的，资产者听起来很入耳。但是对没有财产的人来说，财产的神圣性也就自然不存在了。金钱是这个世界的上帝。资产者从无产者那里把钱拿走，从而把他们变成实际的无神论者。如果无产者证实了他们的无神论，不再尊重这个人间上帝的神圣性和威力，那有什么奇怪的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穷到处境悲惨和食不果腹的时候，那就会更加促使他们蔑视一切社会秩序。这一点资产阶级自己多半也是知道的。西蒙斯指出⁽¹³⁾，贫穷对精神所起的毁灭性的影响，正如酗酒对身体一样。艾利生郡长也很详尽地告诉有产者，社会压迫对工人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¹⁴⁾。贫困让工人在几条道路中进行选择：慢慢地饿死，立刻自杀，或者随便在哪里见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拿走，干脆说，就是偷。如果大多数人宁愿偷而不愿饿死或自杀，那我们是不应该奇怪的。当然，工人中间也有许多人道德水平高，即使走投无路也不愿去偷，而这些人就会饿死或自杀。从前自杀是上等阶级的令人羡慕的特权，现在在英国无产者中间也流行起来，许多穷人都以自杀来摆脱贫困，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摆脱贫困的方法。

　　但是生活状况的不稳定、挣一天吃一天的日子，一句话，使英国工人沦为无产者的那种情况，对他们的道德所起的破坏作用比贫穷还要厉害得多。在德国，我们的小农多半也贫困，也常受物质匮乏之苦，但是他们受偶然事件支配的程度比较小，他们至少还有些固定的东西。而无产者除了自己的两只手什么也没有，昨天挣的今天就吃掉，受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支配，没有丝毫的保障可以使自己能够获得最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每产生一次危机，雇主每发一次脾气，都可能使他失业——，无产者已经被置于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愤怒的非人的境地。奴隶的生存至少会因为他的主人的私利而得到保证，农奴也还有一块用来养活他的土地，二者都至少还有不至于饿死的保障；无产者却只有指靠自己，同时，人们又不许他把自己的力量变为完全可以指靠的力量。无产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淹没在那些支配着他而他却丝毫不能控制的偶然事件的洪流中的一滴水而已。他是一个处在各种各样错综复杂情况下的没有意志的物件，只要能够在短期内勉强活下去，就算幸运了。不言而喻，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就是由这些情况决定的。他或者是尽力设法不陷到这个旋涡底下去，设法挽救自己的人的尊严（他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起来反抗⁽¹⁵⁾那个如此无情地剥削他、然后又任凭命运去摆布他并企图使他永远处于这种非人境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或者是认为这种斗争是无益的而放弃摆脱自己所处状况的斗争，只是力图尽可能地利用有利时机去得到一点好处。积蓄对他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他存的钱，最多也只能维持他几个星期的生活，而他一失业，就不会仅仅是几个星期的事。他不可能长久地保有财产，假使他有可能这样做，他就不再是工人了，另外会有人来补他的缺。这样，在他得到较多的工资的时候，他不好好地生活一下，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在工资高的时候，工人的生活就宽裕一点，这使英国资产者感到惊奇并极为恼怒。要知道，如果积蓄对工人没有好处，而那些积蓄最后还是要成为蛙虫和铁锈的牺牲品，也就是被资产者所吞没，那么，工人在可能的时候去享受一下生活，而不去积蓄，这不仅是十分自然的，甚至是完全合理的。但是这种生活方式比别的任何生活方式都更使人堕落。卡莱尔关于棉纺工人所说的话，也适用于英国的一切工业工人：

　　“他们的生计像不停的赌博一样，今天还十分景气，明天就一蹶不振；他们的生活也很像赌徒，今天奢侈豪华，明天就忍饥挨饿。阴郁的反叛的不满情绪，一个人心中所能埋藏的最痛苦的感情，吞没了他们。英国商业，连同它的世界范围的痉挛和动荡，连同它的无可比拟的普罗特斯——蒸汽，就像魔力一样，把他们的一切生路都弄得很不可靠：冷静、坚定、长期的安宁，人类最起码的幸福，他们是没有的…… 对于他们，这世界并不是家，而是一个充满了荒唐而无谓的痛苦，充满了抗争、哀怨、对自己和对全人类的仇恨的阴森的监牢。这是上帝所创造、所统治的青葱翠绿、百花盛开的世界呢，还是魔鬼所创造、所统治的弥漫着硫酸烟雾、飘浮着棉絮尘埃、回响着酗酒者的喧嚷、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劳役痛苦的那个阴沉昏暗而又人声鼎沸的陀斐特¹⁶⁴呢？”⁽¹⁶⁾

　　往下，第40页：

　　“如果说阳光下的唯一罪恶是不公正，是违背真理、违背事实、违背自然秩序，如果说世界上唯一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意识到自己遭受不合理不公正的待遇，那么，我们关于工人状况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这种状况公正吗？首先是：他们自己对于这种状况公正与否是怎样想的呢？——他们的话语就是明确的回答，他们的行动则是更明确的回答…… 反抗，反抗上等阶级的突发的复仇欲望十分强烈；对自己的世俗上司的命令越来越不尊重，对自己的教会上司的说教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切正在日益成为下等阶级的普遍情绪，对这种情绪可以加以谴责，可以给予惩罚，但是大家必须承认这一切在那里是确实存在的，必须知道这种状况是可悲的，如果不加以改变，必将带来灾难。”

　　就事实而论，卡莱尔讲得完全对，但是在对工人强烈憎恨上等阶级的情绪加以谴责的时候，卡莱尔就讲得不对了。实际上，这种憎恨、这种愤怒是一种证明，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非人的境地，证明他们不想被人贬低为牲口，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感到如此愤怒的工人身上清楚地看到，在他们当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的锁链锻造得更结实，他们还处于工业时代以前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精神状态；另一些人则听天由命，玩世不恭，在失去外部的稳定依托以后，又失去内心的稳定依托，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逐女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还对恶习的传播十分惊诧，其实正是他们自己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

　　工人颓废堕落的另一个根源是他们的劳动的强制性。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没有什么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了。工人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到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干活？是由于本能？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他工作，因为他不得不工作，而且他要长时间地、不间断地做这种单调的工作，如果他还保有一点人的性情，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在最初几个星期内感到工作是一种折磨。分工把强制劳动的这种使人动物化的作用增强了好多倍。在大多数劳动部门，工人的活动都局限在琐碎的纯机械性的操作上，一分钟又一分钟地重复着，年年如此⁽¹⁷⁾。如果一个人从童年起就每天有12小时或12小时以上从事制针头或铿齿轮的工作，另外再加上像英国无产者这样的生活条件，那么，当他30岁的时候，还能保留多少人的感情和能力呢？这种情形在使用蒸汽动力和机器以后也没有改变。工人的劳动减轻了，肌肉不紧张了，工作本身是无足轻重的，但也是极其单调的。这种工作不让工人有精神活动的余地，并且要他投入很大的注意力，除了把工作做好，别的什么也不能想。这种强制劳动剥夺了工人的一切可支配的时间，工人只有一点时间用于吃饭和睡觉，而没有时间从事户外活动，在大自然中获得一点享受，更不用说从事精神活动了，这种工作怎能不使人沦为牲口呢！这样，工人又只能在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或者屈服于命运，做一个“好工人”，“忠实地”维护资产者的利益（这样他就势必要变成牲口）， 或者起来反抗，尽一切力量捍卫自己的人的尊严，而这只有在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做到。

　　如果说这一切原因已经在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大量的颓废堕落现象，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颓废堕落现象更加严重，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是人口的集中。英国资产阶级作家们正在因大城市的伤风败俗的影响而大声疾呼，——这些高唱反调的耶利米为之哀歌的不是城市的破坏，而是城市的繁荣。艾利生郡长几乎把一切都归咎于这个原因，《大城市的时代》一书的作者沃恩博士更是如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他各种对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起破坏作用的原因，都和有产阶级的利益有直接的联系。假如这些作家说，贫穷、生活无保障、过度劳动和强制劳动是主要的原因，那么所有的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就得对自己回答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给穷人们财产吧，我们就保障他们的生活吧，我们就颁布禁止过度劳动的法律吧。但是资产阶级是不能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大城市完全是自然发展起 来的，人们完全是自愿迁居到那里去的；同时现在也还没有立刻得出结论说，创造大城市的只是工业和靠工业发财的资产阶级，于是统治阶级很容易就把一切灾难都归咎于这个看起来似乎不可排除的原因。实际上，大城市只能使那些至少己处于萌芽状态的灾难迅速而全面地发展起来。艾利生至少还保有相当的人性，他还承认这种灾难；他并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工业资产者和自由党人，而只是一个半成熟的资产者和托利党人，所以真正的资产者完全看不见的东西他有时还能看得清楚。我们在这里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正是在大城市，恶习和寻欢作乐布下了诱人的天罗地网；犯罪因可望不受惩罚而得到鼓励，懒散因有屡见不鲜的坏榜样而得到助长。坏人和浪子避开津朴的乡村生活，投向这里，投向这些人类堕落的大中心；在这里，他们可以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牺牲品，可以发大财作为他们所冒风险的补偿。美德在这里埋没无闻，罪恶由于不易被识破而滋长；放荡的生活因为可以给人以眼前的享乐而为人所喜好。谁要是在夜里走过圣贾尔斯区，走过都柏林的狭窄而拥挤的街巷，走过格拉斯哥的贫民区，他就会找到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些话，并且他不会奇怪世界上的罪恶怎么这样多，反而会奇怪怎么这样少…… 大城市堕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坏榜样所具有的传染性，在于年轻一代很难抵御这种近在眼前、每天都会遇到的恶习的引诱。有钱人当然并不比穷人好些，他们要是处在同样的情况下也是经不—起这种引诱的；穷人们特别不幸的是，他们到处都要遇到恶习的引诱和犯禁享乐的诱惑……在大城市里，想使穷人中的年轻一代免受恶习的引诱，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颓废堕落的原因。”

　　在作了一大段关于道德的论述之后，我们的作者继续写道：

　　“这一切并不是由于穷人的性格中有什么特别堕落的因素，而是由于穷人所受的诱惑本身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指责穷人行为的富人自己也会同样迅速地接受类似原因的影响。有某种程度的贫困，就有某种引人犯罪的力量，道德很难与之抗衡，特别是年轻人一般都不可能抵挡这种力量。在这种情形下，恶习的传播几乎和人体的传染病一样不可避免并且也常常同样地迅速。”

　　在后面一个地方，作者写道：

　　“当上等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大批工人塞在一个狭小空间的时候，罪恶的传染就特别迅速和不可避免。对下等阶级，就他们现在的宗教和道德水平而言，往往很难责备他们屈服于周围的诱惑，正如很难责备他们成为伤寒的牺牲品一样。”⁽¹⁸⁾

　　够了！尽管半资产者艾利生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毕竟揭露了大城市在工人道德发展方面造成的恶果。另外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反谷物法同盟³¹的中心人物安德鲁·尤尔博士⁽¹⁹⁾揭露了这些恶果的另一个方面。他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教育工人（即教育他们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邪恶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忌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恩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人口的集中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同时也以更快的速度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虽然他们分散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观点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首先开始考虑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首先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人团体、宪章运动¹⁵⁰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疾病，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疾病的真实性质和治疗的正确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城市推动社会智慧的发展，工人决不会进步到现在的水平。此外，大城市消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痕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它使依附于某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当然会为此感到痛'惜，他们是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那种情况下，资产者几乎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资产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资产者在工资以外还对工人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看起来都出自一片纯真、乐善好施、舍己为人的仁爱之心，其实加起来还远远不到他所应尽的责任的十分之一），那么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个别资产者，在并非由他本人造成的环境中，他至少部分地尽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这个阶级正因为处于统治地位，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维护公众利益），他就根本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相反却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剥削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势必在精神上死气沉沉，对自己的利益一无所知，成为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的时候，当他看清自己和雇主仅仅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金钱利润才产生联系的时候，当他对雇主的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表面的爱戴完全消失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感情和意志表达方面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而在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对英国工人的性格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因素是爱尔兰移民，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爱尔兰移民固然使英格兰工人的水平下降，使他们和文明隔绝，使他们的状况恶化；另一方面，爱尔兰移民也由此而促进了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加深，从而加速了即将发生的危机的来临。问题在于，英国所患的社会病的进程和身体生病的进程是一样的；这种病症按照一定的规律发展，它有它的危机，危机中最后和最厉害的一次就决定患者的命运。因为英国这个国家不会在这次最后的危机中灭亡，相反地一定要从危机中复活更新，所以我们对于使这个病症达到顶点的一切因素都只能感到高兴。此外，爱尔兰移民在这方面所起的促进作用，还由于他们把爱尔兰人的热情和生气勃勃的气质带到了英格兰并灌输给英国工人阶级。爱尔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的差别，在许多地方很像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差别。爱尔兰人的开朗乐观、容易激动、热情奔放的气质和英格兰人的沉着、坚毅、富于理智的气质相融合，归根到底，对两方面都只会有好处。假如没有爱尔兰人那种慷慨侠义的、很重感情的性格使英格兰工人受到感染，假如不是由于血统混合以及日常交往使英格兰人纯理智的冷静的性格变得柔和起来，那么英国资产阶级的冷酷的利己主义还会更多地存在于工人阶级中。

　　了解这一切之后，我们对于英国工人阶级逐渐变成一种和英国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人，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的相近之处，都要多于它和它身边的工人的相近之处。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 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好像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在大陆上，至今我们还只知道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但是，恰恰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另一种人显然对英国的未来最为重要。⁽²⁰⁾

　　英国工人在社团中和政治原则上所表现的社会性格，我们以后还要谈到。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上述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只谈这些结果对工人的个人性格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几乎只向工人乞讨，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总是比资产阶级做得多。这个随时都可以得到证实的事实，曼彻斯特的教士帕金森先生也证实了。他说：

　　“穷人给穷人的要比富人给穷人的多。我可以引用我们的最老、最有经验、最善于观察和最仁慈的医生之一巴兹里博士的证言来证实我的话。他曾公开说过，每年穷人们相互给予的总数超过了同期富人给予穷人的数目。”⁽²¹⁾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能同情那些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者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因为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而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神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拜金者”。因此，对金钱没有这种敬畏感的工人，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对事实看得清楚得多，不是戴着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偏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一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是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尘世而活着，力求得到尘世上的生存权利。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不上教堂。也许只有爱尔兰人、一些老年人以及半资产者——监工、工头之类的人是例外。在群众中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完全漠视宗教的现象，最多只有一些自然神论¹³⁹的迹象，而且这种自然神论是十分浮泛的看法，以致只表现为一些口头禅，或表现为对infidel（不信教的人）和无神论者这类名词的模模糊糊的恐惧。一切教派的神职人员都很不受工人欢迎，虽然他们只是最近才失去在工人中的影响；现在，只要有人大叫—声 “he is a parson！”（“他是个牧师！”），人们就常常会把一个神职人员从公共集会的讲坛上赶下来。同生活状况本身一样，缺少宗教教育和其他教育，也使得工人比资产者客观，比资产者容易摆脱传统的陈腐的原则和先入之见的束缚。资产者局限于自己的阶级偏见，头脑中充斥着别人从他年轻时起就灌输给他的原则。这种人是无可救药的。他即使在形式上是自由主义的，实质上还是保守的，他的利益和现存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对任何运动都麻木不仁。他不再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工人正在取而代之，最初只是理应如此，将来必定会在实际上做到这一点。

　　这一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人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我们在下面再谈——构成了这个阶级的性格的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也可以简略地加以概括，而且这同样是自然地由上述原因造成的。酗酒、纵欲、粗暴以及对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这就是资产者指责工人的主要罪名。工人酗酒是十分自然的。艾利生郡长断言，在格拉斯哥，每个星期六晚上大约有3万工人喝得烂醉（这个数字确实是不小的）；在这个城市里，1830年每12幢房子有一家小酒店，而在1840年每10幢房子就有一家；在苏格兰，1823年纳消费税的烧酒有230万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662万加仑；在英格兰，1823年有1 976 000加仑，而在1837年就有7 875 000加仑。⁽²²⁾1830年颁布的啤酒法便利了啤酒店即所谓Jerry-Shops的开设，店主获准出售啤酒，to be drunk on the Premises（只供店里喝），这个法令也助长了酗酒的风气，因为几乎每一家的门前都有了小酒店。几乎在每一条街上都可以找到几家这样的啤酒店，而在乡下，只要有两三幢房子在一起，其中必然有一家Jerry-Shop。此外，还有很多Hush-Shops，即私设小酒店，这些小酒店没有获得专卖许可，在大城市中警察很少到的偏僻地方，有不少秘密酒坊酿造着大量的烧酒。据加斯克尔在前引书中估计，这种酿酒作坊仅在曼彻斯特就有100多家，它们的年产量至少达156 000加仑。此外，曼彻斯特有1 000多家小酒店，所以它们在总户数中所占的比例至少和格拉斯哥一样大。在其他一切大城市，情形也完全一样。除酗酒所造成的一般后果外，我们如果还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有各种年龄的男人和妇女，甚至还有小孩，有时还有抱着小孩的母亲，同那些堕落最深的资产阶级制度的牺牲品，即小偷、骗子、妓女混在一起；我们如果注意到，有些母亲给怀抱中的婴儿喝酒，这时，我们就一定会承认，光顾这样的场所势必造成颓废堕落的后果。特别是在星期六晚上，工资发了，收工也比平时略早一些，所有的工人都从自己的贫民窟中涌到大街上去，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酗酒者的各种粗野的表现。我在这样的夜晚从曼彻斯特走出去的时候，很少不遇到一大批东倒西歪的或躺在水沟里的醉汉。在星期天晚上，这一幕通常还要重演一番，只是少了一些吵闹罢了。钱花光了，这些酒徒就跑到最近的一家当铺去，当掉他们仅有的一切，这种当铺每个大城市都有许多，曼彻斯特有60家以上，仅索尔福德的一条街（教堂街）就有10—12家。家具、节日的衣服（如果有的话）、餐具在每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批地从当铺里赎出来，然后在下星期三以前几乎又都送回当铺去，直到出现某种偶然情况使这些东西无法赎回，一件件都落到高利贷者的手里，或者高利贷者再也不愿意为这些破旧不堪、毫无用处的东西付出一文钱为止。谁要是亲眼看到过酗酒行为在英国工人中间蔓延的情形，谁就会确信阿什利勋爵的断言⁽²³⁾，他说，这个阶级每年花在喝酒上的钱大约2 500万英镑。因此，酗酒如何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恶化，如何可怕地摧毁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健康，如何破坏一切家庭关系，那是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想象的。不错，戒酒协会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几千个“节制饮酒者”对几百万工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当爱尔兰的戒酒使徒马太神父在英国的城市巡行的时候，往往有3万到6万人“pledge”（起誓）不再喝酒，但是不出一个月，大多数人又全都忘了。例如，如果统计一下过去三四年中在曼彻斯特起过戒酒誓的人数，那么得出的数字一定比全城居民总数还要多，但是仍然看不出酗酒的现象有所减少。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大恶习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而又没有正当地利用这种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么，这种恶习的产生就是无法改变的结果，是无可避免的必然。资产阶级只留给他们这两种享乐，同时却把大量沉重的劳动和苦痛加到他们身上。结果是，工人为了从生活中得到点什么，就把全部热情集中在这两种享乐上，过度放纵地沉溺于其中。如果人们被置于只适合于牲口的环境，那么他们除了起来反抗或者真的沦为牲口，是没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更何况资产阶级自己，甚至他们中的一些正派人物都直接助长了卖淫之风，每天晚上充斥于伦敦街头的4万个妓女⁽²⁴⁾中，有多少人是靠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为生呵！为了生存她们不得不向过路人出卖自己的肉体，为此她们当中有多少人应当感谢资产者的引诱呵！因此毋庸置疑，最没有权利责备工人淫荡的就是资产阶级。

　　加在工人头上的全部罪名就是放纵地追求享乐、没有远见以及不遵守社会秩序，就是不能为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的享乐。但是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付出了艰辛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少报酬和最低限度的感官享受的阶级，难道能够不狂热地、盲目地投入这些享受吗？一个自身教育无人关心、自身命运受各种偶然事件支配、自己的生活朝不保夕的阶级，又有什么理由、什么兴趣使自己具有远大的目光，过”有节制的”生活，为了将来的享乐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呢？况且这种将来的享乐对于这个阶级及其始终动荡、毫无保障的状况来说是很不可靠的。对于一个忍受了社会秩序的一切害处却享受不到它的好处的阶级，对于一个只能受到社会秩序的敌视的阶级，难道还能要求他们尊重这个社会秩序吗？这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只要这个社会秩序存在一天，工人阶级就一天不能避开它，如果个别的工人起来反对这个社会秩序，那么最大的灾祸就会落到他的身上。这样，社会秩序就使得工人几乎不可能有家庭生活。在一间不适于居住的、肮脏的、连晚上栖身的条件都几乎不具备的、家具破损不堪、往往一下雨就漏水、不生火、空气污浊而且又挤满了人的房子里，是不可能有家庭乐趣的。丈夫整天做工，也许妻子和大一点的孩子也是这样，大家都在不同的地方，只有早晨和晚上才能见面，此外，他们还经常受到烧酒的诱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有家庭生活呢？但是工人毕竟离不开家庭，他必须在家里生活，这就引起了无休止的家庭纠纷和口角，这不仅对夫妇两人，而且特别是对他们的孩子在道德起着极其恶劣的影响。忽视一切家庭义务，特别是忽视对孩子的义务，在英国工人中是太平常了，这主要是现代社会制度促成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颓废风气盛行的环境中（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这种环境的一部分），在无人管教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又怎能指望他们日后具有高尚的道德呢？自鸣得意的资产者向工人提出的要求真是太天真了！

　　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只要那些使工人道德堕落的原因产生了比平常更强烈更集中的影响，工人就必然会成为罪犯，正像水在列氏80°时必然由液态变为气态一样。工人因受到资产阶级粗暴野蛮、摧残人性的对待而变成像水一样缺乏意志的东西，他也同样必然地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到了某个一定的点他就会丧失一切自由。因此，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增长，英国的犯罪的数字也增加了，不列颠民族已成为世界上罪犯最多的民族。从内务部每年公布的”犯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犯罪的数字在英国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加的。仅仅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因刑事罪而被捕的人数就如下表所示：

1805年…………………… 4 605
1810年…………………… 5 146
1815年…………………… 7 818
1820年……………………13 710
1825年……………………14 437
1830年……………………18 107
1835年……………………20 731
1840年……………………27 187
1841年……………………27 760
1842年……………………31 309

　　就是说，37年中被捕的人数增加了六倍。在1842年发生的这些拘捕事件中，仅兰开夏郡就有4 497起，即14%强，在米德尔塞克斯区（包括伦敦在内）有4 094起，即13%强。这样，我们就看到，仅仅这两个地区（包括一些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大城市），就占了全国犯罪数字的四分之一以上，虽然它们的人口远远不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这些犯罪统计表还直接证明，绝大部分罪犯属于无产阶级，因为在1842年的罪犯中有32.35%完全不会读不会写，有58.32%不完全会读会写，有6.77%读和写都不错，有0.22%受过较高的教育，还有2.34%的人教育程度不详。在苏格兰，犯罪数字增加得更快。在这里，1819年因刑事罪被捕的只有89人，到1837年已经有3 176人，到1842年甚至增加到4 189人。在艾利生郡长亲自写过官方报告的拉纳克郡，居民在30年中增加了一倍，而犯罪数字在五年半中就增加了一倍，比居民的增长快五倍。罪状和所有的文明国家一样，大多数是侵犯财产，即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而发生的犯罪，因为谁也不会去偷自己已经有的东西。侵犯财产的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在荷兰是1∶7 140，在法国是1∶1 804，在英国，当加斯克尔写书的时候是1∶799；侵犯人身的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在荷兰是1∶28 904，在法国是1∶17 573，在英国是1∶23 395。在农业区，一般罪行和人口总数的比例是1∶1 043，而在工厂区则是1∶840⁽²⁵⁾，现在，在全英国这个比例几平是1∶660⁽²⁶⁾，而从加斯克尔的书出版以来，总共还不到10年！

　　要使每一个人，甚至使资产者来思考一下这种状况所引起的后果，这些事实的确已经绰绰有余了。如果堕落和犯罪再以同样的比例增长20年——如果在这20年中英国工业不像以前那样走运，犯罪的增长只会更加迅速——，那结果会怎样呢？我们现在就已经看到社会正在全面解体，我们只要拿起一张报纸就会看到社会纽带全部松弛的最有说服力的事例。我从面前的一堆英国报纸中随手拿出一张，这是一张《曼彻斯特卫报》（1844年10月30日），里面报道了三天的消息。这家报纸已经不再花力气去详细报道曼彻斯特的消息，它只报道人们最感兴趣的事件，例如：在一个工厂，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而罢工，治安法官强迫他们复了工；在索尔福德，几个男孩偷了东西，一个破产的商人想欺骗他的债权人。附近城市的消息报道得更为详细：阿什顿发生两起偷窃案、一起人室盗窃案和一起自杀案；贝里发生一起偷窃案；博尔顿发生两起偷窃案和一起偷漏消费税案；利城发生一起偷窃案，在奥尔德姆，发生了一起因工资而引起的罢工、一起偷窃案，几个爱尔兰女人打架斗殴，一个不是工会会员的制帽工人被工会会员殴打，一个儿子殴打母亲；罗奇代尔发生多起打架斗殴、一起袭击警察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在斯托克波特发生了一起工人对工资不满的事件、一起偷窃案、一起诈骗案、一次打架斗殴、一个男人殴打老婆事件；沃灵顿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次斗殴；威根发生一起偷窃案和一起抢劫教堂案。伦敦的报纸所报道的还要糟得多；在这里诈骗、偷窃、抢劫以及家庭纠纷一件接着一件。我手头正好有一张《泰晤士报》（1844年9月12日），里面只登载着一天之内发生的事件。它报道了一起偷窃案、一起袭击警察案、一项要父亲抚养非婚生子的判决、一起父母遗弃孩子的案件和一起妻子毒死丈夫的案件。类似的报道在英国所有的报纸上都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里，社会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每个人都只顾自己，并为了自己而反对其他一切人。他是否要伤害其余所有被他看做死敌的人，那纯粹取决于自私自利的打算，就是说，看怎样才对他最有利。没有人还想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和自己的同伴达成谅解，一切分歧都要用威吓、自卫或法庭来解决。一句话，每个人都把别人看做必须设法除掉的敌人，或者最多也不过把别人看做一种可供自己利用的手段。而且这个战争，正如犯罪统计表所表明的，一年比一年更加激烈、残酷和不可和解了。敌对的方面已渐渐划分成相互斗争的两大阵营：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这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它不过是已经包含在自由竞争中的原则的彻底实现。让我们奇怪的倒是，虽然孕育着大雷雨的乌云日益密集在资产阶级头上，但他们却泰然处之，无动于衷；虽然他们每天都在报上看到这些事情，但他们别说没有对现在的社会状况感到愤怒，甚至也没有对这种社会状况所引起的后果感到恐惧，没有对每一起个别的犯罪行为所预示的总爆发感到恐惧。可是这正好说明他们是资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他们甚至连事实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令人惊异的仅仅是，阶级偏见和先入之见竟能使整个阶级盲目到这种程度，可以说盲目到疯狂的程度。但是这个民族还是要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不管资产者是否看到这一点：而且在这种发展中，总有一天会发生有产阶级的聪明人士所梦想不到的事件，从而使这个阶级感到震惊。

脚　　注

(1)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我说到社会这样一个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负有责任的整体时，我所指的当然是社会的权力，即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目前拥有政治和社会的统治权，从而同时应该对那些它没有戚予参政权的人的状况负责。在英国像在其他文明国家一样，这个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但是，社会，特别是资产阶级，有责任至少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命，比如说设法不要饿死一个人，这个道理是无须我来向我的德国读者论证的。不过、如果我是写给英国资产阶级看的，那自然又当别论。”
　　在1887年英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两句话：“目前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公元1886年.我们德国的资本家至少在这方面已经完全达到了英国的水平。”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上面注文之后又加了两句话：“这50年来一切都变得多么厉害啊！目前，英国资产者中已经有人承认社会对它的各个成员负有责任：而德国资产者怎样呢？！？”——编者注
(2)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
(3) 艾利生博士1844年10月在约克举行的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会议上宣读的报告中谈到这一点。
(4) 艾利生博士《苏格兰贫民的管理》。
(5)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8章。
(6) 《矿山、煤矿以及雇有大批不受工厂管理法保护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行业和工厂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第1号和第2号报告》。第2号报告中的格兰杰的报告。通常在引用时称做《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是最好的官方报告之一，其中包含许多最有价值的但也是最可怕的事实。第1号报告于1841年问世，第2号报告于两年后问世。
(7) 在1887年英文版上是 “13公担鸦片酊”。——编者注
(8) 《英国户籍总署署长关于出生、死亡、婚姻的第5号年度报告》。
(9) 罗·考温《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看居民的卫生状况》，载于1840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第3卷。——编者注
(10) 参看1844年《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附录。
(11) 《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第3卷霍金斯博士关于兰开夏郡的报告。这里引用了“曼彻斯特最高统计权威”罗伯顿博士的材料。
(12) 1844年在英国议会通过。——编者注
(13) 《手工业和手工业者》。
(14) 《人口原理》第2卷第196、197页。
(15) 我们以后将看到，在英国，由于有了自由结社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就成为合法的了。
(16) 《宪章运动》第34页及以下几页。
(17) 是否在这里也需要引用一下资产阶级人士的证明呢？我只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前引用版）第3卷第5编第1章第297页上找到。
(18) 《人口原理》第2卷第76页及以下几页、第135页。
(19) 《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我们以后还要提到这本著名的书。这里所引用的地方见该书第406页及以下几页。
(20) 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大家知道，迪斯累里在他的小说《女巫，或两种民族》中，几乎同时表述了大工业把英国人分成两种不同的民族这同一观点。”——编者注
(21) 曼彻斯特的理·帕金森教士著的小册子《曼彻斯特等地的穷苦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曼彻斯特第3版。
(22) 引自《人口原理》的几个地方。
(23) 1843年2月28日在下院的演讲。
(24) 艾利生郡长《人口原理》第2卷。
(25) 《英国的工业人口》第10章。
(26) 这是已定罪的犯人人数（22 733人）除以居民总数（约1 500万人）所得的数字。

注　　释

20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l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427。
31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53）。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435。
124 “小爱尔兰”是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工人区，在这里居住的主要是爱尔兰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这一地区的状况作过较为详细的描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42—343页）。——412。
139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439。
150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7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436。
162 高教会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高教会信徒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他们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其信徒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424。
163 贵格会，又名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及其仪式，反对暴力和战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425。
164 陀斐特是耶路撒冷南部的欣嫩子谷，是犹太人焚人以供牺牲之处，后来成为焚烧垃圾的地方。参看《旧约全书·耶利米书》第19章。——431。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工人运动

　　即使我没有在许多场合——证明，大家也会同意我的意见：英国工人在这种状况下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处于这种境况，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思想、感觉和生活。因此，工人必须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必须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地位。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它的利益正是在于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资产阶级却用他们的财产和他们掌握的国家政权所能提供的一切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工人一旦想要摆脱现状，资产者就会成为他们的公开敌人。

　　此外，工人随时都发现资产阶级把他当做物品、当做自己的财产来对待，就凭这一点，工人也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敌人。我在前面已经举了上百个例子，而且还能再举出上百个例子来证明，在目前情况下，工人只有仇恨和反抗资产阶级，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的尊严。而工人之所以能够如此强烈地反抗有产者的暴政，应当归功于他所受的教育，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归功于他没有受过教育，同样也应当归功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血管里掺入了大量的爱尔兰人的热血。英国工人已经不再是英国人，不是像他的有钱的邻居那样的专会打算盘的拜金者；他的内心充满了丰富的感情，他那北方人天生的冷漠被奔放的热情所抵消，这种热情已经控制了他。智力教育已经如此有力地促进了英国资产者利己主义天性的发展，使他所有的热情都受利己心工人运动的支配，并把他的情感的全部力量集中在追求金钱这一点上。而工人缺少这种智力教育，因此，工人的热情和外国人一样强烈奔放。英国的民族性在工人身上消失了。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而进行反抗，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尊严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会在这种反抗中显示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倾注于这一方面，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作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粗暴行为，甚至是野蛮行为，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甚至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悍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地里阴险地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己。

　　工人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工业发展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并经过了不同的阶段。这里不可能详细论述这些阶段对英国人民发展的历史意义；这些内容将在我以后的一部著作中加以阐述，在这里我仅限于叙述那些为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的状况所必需的事实。

　　这种反抗的最早、最原始和最没有效果的形式就是犯罪。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工业的发展，犯罪事件在增加，每年被捕的人数和消耗的棉花的包数经常成正比。

　　但是工人很快就发觉这样做是无益的。罪犯只能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以他们的偷窃行为来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社会却能以全部权力来袭击每一个人并以巨大的优势压倒他。况且，盗窃是一种最无教养、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因此，仅仅由于这个原因，盗窃也决不会成为工人舆论的一般表现形式，虽然工人舆论也许会悄悄地赞同这种行为。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工业运动初期，即工人用暴力来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最初的一批发明家阿克莱等人就遭受过这种暴力，他们的机器被砸碎了；后来又发生了许多反对使用机器的起义，这些起义的经过情形和1844年6月波希米亚印花工掀起的风潮几乎完全一样：工人捣毁了工厂，砸碎了机器。

　　但是这种反抗形式也只是零散的，它局限于一定的地区，并且仅仅针对现存关系的一个方面。只要工人达到了眼前的目的，社会权力就以全部力量袭击这些再度变得手无寸铁的犯罪者，随心所欲地惩罚他们，而机器还是被采用了。工人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反抗形式。

　　这时，一个由旧的、改革前的、托利党人⁵⁶的寡头议会颁布的法律帮了他们的忙，要是再晚一些，在改革法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用法律固定下来并使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这个法律就永远不会被下院通过了。这个法律是在1824年通过的，它废除了以前禁止工人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联合起来的一切法令。工人得到了过去只是贵族和资产阶级才有的自由结社的权利。诚然，在工人中间过去一直就有秘密工会存在，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显著的成果。例如，据西蒙斯说（《手工业和手工业者》第137页及以下几页），在苏格兰，还在1812年就发生了由秘密联合会组织的格拉斯哥织工的总罢工。1822年又发生了罢工，在罢工中有两个因不愿加入联合会而被参加者看做本阶级叛徒的工人脸上被人泼了硫酸，结果这两个人都成了瞎子。1818年，苏格兰矿工联合会同样也已经强大到能进行总罢工的程度。这些联合会都要求成员宣誓效忠和保守秘密，通常有名册、基金、簿记和地方分会。但是，全部活动的秘密性阻碍了联合会的发展。当1824年工人得到自由结社的权利时，这些工会很快就遍布全英国而变得强大起来。所有的劳动部门都成立了这样的协会（工联），它们公开宣称要保护各个工人使其免遭资产阶级的暴行和歧视。它们的目的是：规定工资，作为一个力量，集体地和雇主进行谈判，按照雇主所获利润的多少来调整工资，在适当的时候提高工资，并使每一种职业的工资保持同一水平。因此，这些工会总是同资本家谈判，争取一个大家都得遵守的工资标准，谁拒绝接受这种工资标准，就向他宣布罢工。其次，通过限制招收学徒的方法来维持资本家对工人需求的势头，从而使工资保持高水平，并尽可能阻止厂主通过采用新机器和新工具等欺诈手段来降低工资。最后，用救济金来援助失业工人。这件事或者直接用协会的基金来解决，或者利用证明工人身份的卡片来进行，工人带着卡片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同行就资助他并告诉他什么地方容易找到工作。这种走四方的生活，工人们叫做流浪，而这种走四方的人就叫做流浪者。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工会委任一个主席兼秘书，并发给薪金（因为可以设想，没有一个厂主会雇用这样的人），同时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收取每周的会费和监督这些会费的开支，使其符合联合会的目的。个别地区的工会在可能和有利的时候就合并为一个联合会，并定期举行代表大会。有几次，人们曾试图把全英国同一行业的工人组成一个大的工会，并且不止一次地——第一次是在1830年——试图建立一个全国工人联合会，同时每一个行业都保留自己的特有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会是维持不了很久的，甚至也很少能暂时成立起来；只有特别普遍的高潮才能使这样的联合会诞生，并使它具有行动的能力。

　　这些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通常使用如下的手段。如果有一个或几个业主拒绝支付联合会所规定的工资，那就派一个代表团去见他们，或者送一份请愿书（可见，工人是能够承认专制的厂主在他那小王国里的权力的）。如果这样做仍没有结果，联合会就下令停工，所有的工人都回家。如果一个或几个厂主拒绝按照工会的建议调整工资，这种罢工（turn-out或strike）就是局部性的，如果某一个劳动部门所有的雇主都拒绝这样做，那么罢工就会成为总罢工。这就是工会的合法手段，所谓合法就是在宣布罢工前要预先提出警告，实际上也并不总是这样。但是，只要有些工人还没有加入联合会，有些人为了资产者所许诺的眼前利益准备退出联合会，这种合法手段就起不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在局部罢工时，厂主很容易从这些害群之马（所谓工贼〉中招雇工人，从而使联合起来的工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工会会员通常用威胁、辱骂、殴打或者其他粗暴手段来对付这些工贼，总之，用一切方法来恐吓他们。于是这些工贼就向法庭控告，由于法律的守护者资产阶级至今还掌握着政权，所以只要发生违法的行为，只要有人向法庭控告工会会员，工会的力量几乎总要受到损害。

　　这些工会的历史充满了工人的一连串的失败，只是间或有几次个别的胜利。自然，工会的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在所有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在商业危机期间，工会不得不自己降低工资标准，或者自己彻底解散，而在劳动需求大大增加的时候，它们也不可能把工资提得高于因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而自然形成的水平。但是，对比较微小的、个别起作用的原因来说，工会是强有力的。假使厂主不会遇到工人集中的、大量的反抗，他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逐渐把工资越降越低：此外，他和其他厂主进行的竞争也迫使他这样做，工资很快就会降到最低限度。但是，厂主相互之间的这种竞争在正常情况下会为工人的反抗所扼制。每个厂主都知道，每一次降低工资，如果不是由他和他的竞争者所共有的条件决定的，结果都会引起罢工，而罢工无疑会给他带来损失，因为他的资本在罢工期间将会闲置，机器也要生锈。至于在这种情况下他到底是否能降低工资也还很难说，但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只要他一成功，竞争者就会跟他学，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低，因此，他由于降低工资而得到的利润又会从他的手中溜走。其次，在危机之后，工会常常会使工资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提高。厂主所关心的，是在其他厂主的竞争还没有迫使他提高工资以前尽可能地不这样做；可是，现在工人自己要求提高工资，因为市场情况好转，他们往往利用厂主大量需要工人的情况，以罢工来迫使厂主提高工资。但是，正如已经说过的，工会对左右着劳动市场的较重大的原因是起不了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饥饿逐渐迫使工人在任何条件下复工，而只要有几个人复工，工会的力量就会被摧毁，因为在市场上还有存货的时候，资产阶级有了这几个工贼就能够消除生产中断所引起的最严重的后果。由于需要救济的工人很多，联合会的基金很快就用完；最后连小铺老板也拒绝高利赊购了，穷困迫使工人重新戴上资产阶级的枷锁。但是厂主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这只是由于工人的反抗才成为他们的利益——也要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降低工资，而工人把每次由市场状况决定的工资降低都看做他们的状况的恶化（他们必须尽力抵御这种恶化）事因此，大多数罢工都是以工人吃亏而告终。人们不禁要问，工人明明知道罢工没有用处，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必须反抗这种降低的必要性本身；因为工人必须宣布，他们是人，不应该让他们去顺从环境，而应该让环境来适应他们，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意味着承认这种环境，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让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没有完全丧失人的情感，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抗议的讲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照章记录在案，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一样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起作用的，这种抗议把资产阶级的金钱欲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活动保持生机；同时，这种抗议也促使工人意识到，要粉碎资产阶级的统治，除了成立工会和罢工，还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但是，这些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是工人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立在工人之间的竞争上，即建立在由于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分裂上。正是因为工会及其组织的罢工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命脉（虽然其反对的方式是片面的和有局限性的）.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们看得这样危险。在进攻资产阶级和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的时候，工人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容易攻破的地方了。当工人之间的竞争停止的时候，当所有的工人都下定决心，不再让资产阶级剥削自己的时候，财产王国的末日就来临了。工资之所以由供求关系来决定，由劳动市场上的偶然情况来决定，仅仅是由于直到现在工人还让别人把自己当做可以买卖的物品来看待。当工人下定决心不再让别人买卖他们的时候，当工人弄清了劳动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工人作为一个不仅具有劳动力并且具有意志的人出现的时候，到那时，全部现代国民经济学和工资规律就完结了。当然，假如工人在消灭彼此之间的竞争后停止前进，工资规律归根到底还会重新发生作用。但是，如果工人不想放弃他们以前的整个运动，不想重新恢复彼此之间的这种竞争，那么他们就不能停止前进，就是说，他们根本不能这样做。有一种必要性在迫使他们不仅消灭一部分竞争，而且彻底消灭竞争，他们是会这样做的。现在工人已经一天比一天懂得竞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害处，他们比资产者更懂得，即使是有产者之间的竞争，由于会引起商业危机，也对工人造成影响，所以也必须消灭这种竞争。很快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应当怎样着手做这件事情。

　　工会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工人对有产阶级的仇恨和愤怒，这是无须加以说明的。因此，在群情异常激愤的时期，这些工会中发生了——不论领导者是否知情——一些只能用达到绝望地步的仇恨和冲破一切藩篱的狂野的激情来解释的个别行动。属于这一类行动的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泼硫酸事件，以及一系列其他事件。现在我就举出几件来。1831年当工人运动高涨时，曼彻斯特附近海德的厂主，年轻的阿什顿，一天晚上在经过田野时被人枪杀了，凶手的线索一点也没有发现。毫无疑问，这是工人的报复行为。纵火和试图爆炸的事件也经常发生。1843年9月29日，星期五，有人试图炸毁设菲尔德霍华德街厂主派金的制锯工场。用来进行爆炸的是一根装满了炸药而且两端堵死了的铁管；损失是相当严重的。第二天，即9月30日，在设菲尔德附近设尔斯—摩尔的伊毕岑刀铿工厂又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伊毕岑先生积极参加资产阶级运动，压低工资，专门雇用工贼，还利用济贫法来攫取私利（在1842年的危机时期，他把那些拒绝接受低工资的人的名字通知济贫所，说他们能够得到工作，但不愿工作，因而不应当得到救济，以此来迫使工人接受低工资），所以激起了工人的仇恨。爆炸使他受到相当大的损失，而所有来到出事地点的工人，都只恨“没有把工厂全部炸毁”。1843年10月6日，星期五，在博尔顿有人试图纵火焚烧安斯沃思—克朗普顿工厂，但没有造成损失。这已经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三次或第四次有人试图焚烧这家工厂了。1844年1月10日，星期三，在设菲尔德市政会会议上警官给大家看一个专门用来爆破的生铁炸弹，装有四磅炸药，有一根烧焦了但已熄灭的引线，这个炸弹是在设菲尔德市厄尔街基钦先生的工厂里发现的。1844年1月20日，星期日，在兰开夏郡的贝里的本特利—怀特锯木厂发生了爆炸，爆炸是由扔到工厂里的火药包引起的，损失严重。1844年2月1日，星期四，设菲尔德的索霍车轮工厂被人放火烧得精光。四个月内发生了六起这样的事件，所有这些事件都是由于工人对雇主的切齿痛恨而引起的。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才可能发生这类事情，那是用不着我来说的。这些事实清楚地证明，在英国，甚至像在1843年年底那样的商业繁荣时期，社会战争就已经爆发并公开地进行了。然而英国资产阶级依然执迷不悟！但是最突出的事件是1838年1月3日至11日格拉斯哥陪审法庭审理的格拉斯哥的萨格⁽¹⁾案件。从审讯中人们可以看到，1816年就在这里成立的棉纺工人联合会拥有一种少有的组织和力量。它的会员必须宣誓服从多数的决定。每次罢工都有一个秘密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大多数会员所不知道的，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支配基金。委员会规定了刺杀工贼和可恶的厂主以及放火焚烧工厂的奖金。例如，有一家工厂由于雇用女工贼来代替男纺工而被放火烧掉；其中有一个少女的母亲麦克弗森太太被杀死，两个凶手由联合会出钱送到美国去了。1820年有一个叫麦克夸里的工贼遭到枪击而受伤，联合会付给开枪者15英镑。以后又有一个叫做格雷厄姆的也遭到枪击；开枪者得到20英镑，但被揭发，并被判处终身流放。最后，1837年5月，在奥特班克和迈尔一恩德的一些工厂里，由于罢工而发生了骚动，十来个工贼遭到殴打，同年7月，骚动还在继续，一个叫斯密斯的工贼被打死。这时委员会的成员才被逮捕和审讯。主席和主要成员被控犯有参加非法社团、对工贼使用暴力和纵火焚烧詹姆斯—弗兰西斯·伍德工厂的罪行，被判处流放7年。对这一事件我们的善良的德国人会说些什么呢？⁽²⁾

　　有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同工人有直接接触的从事制造业的那一部分人，反对这些工会最为激烈，并且不断地设法用各种理由向工人证明工会是无用的，这些理由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正因为如此，从一定角度来看就是错误的，而且对工人的理性不会发生任何影响。资产阶级所表现的热心己证明这件事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的，撇开罢工所引起的直接损失不谈，实际情况是：落到厂主腰包里的一切必定是从工人口袋里掏出来的。即使工人不十分了解，工会至少能够把他们的雇主竞相降低工资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限制，他们也会因为通过工会能使厂主即自己的敌人受到损失这一点而参加工会。在战争中，一方的损失就是另一方的利益，由于工人和他们的厂主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工人在这种场合下所做的也不过是和那些高贵的君主们在彼此争斗时所做的一样。在所有资产者中，又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尤尔博士成了所有工会的最疯狂的敌人。他一谈到最强有力的工人派别棉纺工人的“秘密法庭”就勃然大怒，这些法庭自称能够使任何不昕话的厂主束手待毙“并从而使养活他们多年的人破产”。他还谈到一个时代“那时工业发明家的头脑和活跃的心脏竟被不安分的下肢所奴役”，好一个现代的梅涅尼·阿格利巴！¹⁶⁷遗憾的是，英国工人并不像罗马平民那样容易被你的寓言所安抚。最后，尤尔还说了下面这样一个美妙的故事。操纵走锭纺纱机的粗纺工有时滥用他们的力量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高工资并没有引起他们对厂主的感激之情和发展智力（自然是在对资产阶级无害甚至有益的科学方面）的愿望，反而常常使他们变得傲慢，使他们有钱来为罢工者的反叛精神提供支撑，而许多厂主却一个接一个地平白无故地因这种罢工而遭殃。在海德、达金菲尔德和附近地区发生这类不幸的乱子时，这一带的厂主们担心被法国人、比利时人和美国人赶出市场，就向夏普一罗伯茨公司的机器制造厂求助，请求夏普先生发挥他的发明才能，设计一台自动走锭纺纱机，以便“把生产从痛苦的奴役和毁灭的威胁中拯救出来”。

　　“几个月以后，一台机器造好了，它好像具备了一个熟练工人所具有的思维能力、感觉和触觉。这个铁人（工人是这样叫这台机器的）就这样按照密纳发的命令从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手中跳了出来。宫是这样一个创造物，它的使命就是恢复各个工业阶级之间的秩序，并保证英国人的工业统治权。关于这个新的海格立斯式的奇物的消息在工会中引起了恐慌，可以说.这个奇妙的创造物还没有走出自己的摇篮就把无法无天的许德拉扼杀了。”

　　接着尤尔又证明，同时印四五种颜色的机器的发明，是印花布工人骚动的结果；机织业中浆纱工的反抗行动促成了新的完善的浆纱机的诞生。另外他还提到一些类似的事情。⁽³⁾这个尤尔不久前还竭力用许多篇幅来证明，使用机器对工人是有利的！但是，尤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工厂报告中，厂主阿什沃思先生和其他一些人也没有放过向这些联合会发泄自己满腔愤怒的机会。这些足智多谋的资产者，正像某些政府一样，把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一切运动都归罪于恶意的鼓动者、阴谋家、蛊惑者、吹牛家和青年人的影响。他们硬说，这些工会的拿报酬的代理人对鼓动感兴趣是因为他们靠鼓动为生；殊不知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剥夺了这些人的工作，工会才认为必须向他们支付报酬！

　　这类罢工令人难以置信地频繁发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英国的社会战争已经蔓延到什么程度。没有一个星期，甚至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这里或那里发生罢工，有时是由于厂主降低工资，有时是由于厂主拒绝提高工资，有时是由于厂主雇用工贼，有时是由于厂主拒绝废止虐待行为或恶劣的制度，有时是由于厂主采用新机器，或由于无数其他的原因。当然，这些罢工只是前哨的小冲突，有时也形成影响较大的战斗；它们决定不了什么，但它们最确凿地证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己经迫近。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里为投人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斗争做好准备；罢工是各个劳动部门关于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如果翻阅一下唯一报道无产阶级一切运动的报纸《北极星报》全年合订本，就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工业区的所有工人都已经组成联合会，并且常常用总罢工来表示自己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抗议。作为军事学校，罢工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英国人那种独特的勇敢在罢工中展现出来了。大陆上的人认为，英国人，特别是英国工人，都是懦夫，他们不能干革命，因为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随时都在准备暴动，他们好像安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是完全错误的。英国工人在勇敢方面并不比任何国家的工人差，他们同法国人一样并不安守本分，但他们是用另外的方式进行斗争的。法国人是彻头彻尾政治性的，他们是以政治的方式同社会弊端作斗争的。英国人则认为政治只是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而存在的，他们不是同政府而是直接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种斗争暂时只有用和平方式进行才能生效。由于工商业停滞和随之而来的贫困，1834年在里昂爆发了要求建立共和国的起义，1842年在曼彻斯特爆发了要求制定人民宪章和提高工资的总罢工。罢工也需要有勇气，甚至比暴动需要更大更多的勇气，需要更果敢和更坚定的决心，这是显而易见的。对一个亲身体验到什么是贫困的工人说来，能够同妻子儿女一起面对贫困，能够长达数月地忍受饥饿和医乏，并且始终坚强刚毅、毫不动摇，这确实不是一件小事。英国工人为了不受有产阶级的压迫而宁可慢慢地饿死，宁可天天看着家里的人挨饿，宁可冒着总有一天资产阶级肯定要复仇的危险，与这一切相比，威胁着法国革命者的死刑和苦役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从下面的例子中，会看到英国工人只有在任何反抗都已无济于事并已失去意义的时候才向暴力让步的那种顽强的、不可战胜的英勇气概。正是在这种沉着镇静的坚忍精神中，在这种每天都要经受上百次考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中，英国工人显示出自身品格的最值得尊敬的一面。为了制服一个资产者而忍受着这么多苦难的人们，也一定能够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权势。即使撇开上述情况不说，英国工人也已经不止一次地显示了足够的勇气。1842年的罢工之所以没有获得进一步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在资产阶级逼迫下才举行了罢工，一方面是由于工人本身对罢工的目的不明确，而且意见也不一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当有了明确的社会目的的时候，英国工人已经多次证明自己是有勇气的。1839年威尔士的起义就不用说了，当我居住在曼彻斯特的时候（1843年5月），那里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战斗。有一家制砖厂（波林—亨弗莱）加大了砖模的尺寸，但是没有提高工资，当然较大的砖会卖更高的价钱。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了，于是他们就停了工，同时制砖工人联合会也向公司宣布抵制。可是公司费了很大的力气从附近地区和工贼中招到了工人，工人联合会对这些人最初使用了恐吓的办法。公司雇了12个当过兵或当过警察的人在院子里守卫，并给他们配备了枪支。由于恐吓没有产生效果，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一支排成战斗队形、第一列用火枪武装起来的制砖工人队伍袭击了工厂，工厂离步兵营房几乎不到400步。⁽⁴⁾人们冲了进去，发现警卫后就向他们开枪，踏坏了摆在地上晾晒的砖坯，抛散了垒成堆的干砖，毁坏了他们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并且冲到一幢房子里面去，砸坏了家具，痛殴了住在那里的一个监工的妻子。那时，警卫躲在一道篱笆后面，在篱笆掩护下他们可以准确地毫无阻碍地射击。袭击工厂的人却站在一座火光熊熊的砖窑前，火光照亮了他们，以致敌人的每发子弹都能命中，而他们的每一枪都不能击中目标。但是射击仍然继续了半个多小时，直到他们的弹药用光并达到了这次行动的目的，把院子里一切可以毁坏的东西全部毁坏为止。这时军队开来了，制砖工人向埃克尔斯（距曼彻斯特三英里）撤退。快到埃克尔斯时，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按每人编组的号码点了一次名，然后散开，这些人当然只会落到那些从四面八方逼近的警察手中。受伤者的数量肯定很多，但是人们知道的只是那些受伤后被捕的人。有一个工人的大腿、小腿和肩膀中了三枪，他还是步履蹒跚地坚持走了四英里多路。这些人确实证明了他们同样具有革命的勇气，面对枪林弹雨毫不畏惧。1842年，一些连自己究竟要干什么都不知道的手无寸铁的群众，在封闭的集市广场被几个把住出口的龙骑兵和警察控制住而动弹不得，这种'情况决不能证明这些群众缺乏勇气；因为当时即使国家权力即资产阶级权力的奴仆们不在场，这些群众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只要人民在心目中有了明确的目标，他们就会显示出足够的勇气，例如对伯利工厂的袭击就是一个证明，这个工厂后来竟不得不动用大炮来防守。

　　趁这个机会来谈谈在英国是怎样神圣地看待法律的。对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对他特别不利，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保护他的利益的，而最重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地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份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资产者的社会地位的最强有力的支柱。英国资产者把法律看做自己的化身，正如他把自己的上帝看做自己的化身一样，所以他认为法律是神圣的，所以警察手中的棍子（其实就是他自己手中的棍子）对于他具有极大的安抚力。而在工人看来当然就不是这样。工人有足够的体验，并且十分清楚地知道，法律对他来说是资产者给他准备的鞭子，因此，不是万不得已工人是不会诉诸法律的。可笑的是有人硬说英国工人怕警察，要知道，曼彻斯特每星期都有警察挨打的事情发生，去年甚至还有人企图袭击一个装有铁门和厚厚的百叶窗的警察分局。1842年罢工时，警察工人运动之所以显得威风，如前所述，只是由于工人自己没有拿定主意的缘故。

　　因为工人并不尊重法律，而只是在无力改变它的时候才承认它的力量，所以，他们至少要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他们力求以无产阶级的法律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法律，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这种法律就是人民宪章⁵⁴（people's charter），它在形式上纯粹是政治性的，它要求在民主基础上改组下院。宪章运动¹⁵⁰是反抗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的形式。在工会的活动和罢工中，这种反抗总是分散的，是个别的工人或个别部门的工人同个别的资产者作斗争。即使斗争普遍化了，这多半也不是由于工人的自觉；当工人自觉地这样做的时候，这种自觉的基础就是宪章运动。在宪章运动旗帜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是整个工人阶级，他们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法律围墙进攻。宪章派¹⁵³是从民主党中产生出来的。民主党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无产阶级同时并在无产阶级内部发展起来的政党，它在法国革命时期强大起来，在缔结和约后成为”激进”党。那时，它的主要中心在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以前是在伦敦。它曾经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迫使旧议会的寡头政客通过了改革法案，从那时起，它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巩固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工人政党了。1838年以威廉·拉维特为首的全伦敦工人协会（Working Men's Association）委员会草拟了人民宪章，其中包括下列“六条”：（1）一切有健全意识和没有犯罪行为的成年男子均有普选权；（2）议会每年改选一次；（3）为议员支付薪金，使没有财产的人也能够当代表；（4）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以避免资产阶级的贿买和恐吓；（5）设立平等的选区，以保证平等的代表权；（6）取消纯属形式的300英镑地产的代表资格限制，使每个选民都同样有被选举权。这六条只涉及下院的构成，初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却足以把英国的宪法连同女王和上院彻底毁掉。宪法中的所谓君主和贵族的成分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因为资产阶级乐于留着他们摆摆样子；这两者也确实是形同虚设。但是，要是下院有朝一日获得全国舆论的支持，要是它不再仅仅是表达资产阶级的意志，而是表达全民族的意志，那它就会把一切权力完全攫为己有，使君主和贵族失掉他们头上最后的神圣光环。英国工人既不尊敬勋爵，也不尊敬女王，资产阶级虽然事实上很少昕取勋爵和女王的意见，但对他们个人却敬之如神。英国的宪章派在政治上是共和主义者，虽然他们从来不用或极少用这个字眼：尽管他们同情各国的共和党，然而更喜欢称自己为民主主义者。但是他们不仅仅是普通的共和主义者；他们的民主主义也不仅仅限于政治方面。

　　诚然，宪章运动从1835年开始产生的时候起，主要就是在工人中间开展的运动，但那时它还没有和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严格划清界限。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是他们的共同口号，他们每年共同举行”国民公会”，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党。那时，小资产阶级由于对改革法案的结果感到失望，由于1837—1839年是工商业不景气的年份，好战和好杀的情绪很高，所以宪章派的激烈鼓动很合他们的心意。这种鼓动激烈到什么程度，在德国是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来的。宪章派号召人民武装起来，有时甚至号召他们起义。人们制造了长矛，就像过去法国革命时代一样。1838年，一个叫斯蒂芬斯的循道宗的传教士参加了这一运动，他对曼彻斯特的集会群众讲了这样的话：

　　“不要害怕政府的势力，不要害怕你们的压迫者所掌握的士兵、刺刀和大炮，你们有比这一切都更有力量的一种手段，一种刺刀和大炮所不能对付的武器。这种武器是10岁的孩子也会用的。只需要几根火柴和一把蘸上沥青的干草。我要看看，当人们勇敢地使用起这种武器的时候，政府和它的几十万士兵对这工人运动种武器究竟有什么办法!”⁽⁵⁾

　　但同时，工人的宪章运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那时就已经显露出来。这位斯蒂芬斯在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曼彻斯特的”圣山”克萨尔一摩尔¹⁶⁸举行的20万人的大会上又讲了下面的话：

　　“朋友们，宪章运动并不是有关你们获得选举权等等的政治问题，宪章运动是饭碗问题，宪章的意思就是住得好，吃得好，喝得好，工资高，工作日短。”

　　因此，反对新济贫法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⁴⁶的运动在那时就已经和宪章运动有了极其密切的联系。在这一期间，每次群众大会都有托利党人⁵⁶奥斯特勒参加，而且除了在伯明翰通过的要求实现人民宪章的国民请愿书，还提出了几百份关于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请愿书。1839年，鼓动还是同样活跃地继续下去，在年底，当鼓动开始有点松懈的时候，伯西、泰勒和弗罗斯特就急忙同时在英国北部、约克郡和威尔士组织起义。由于弗罗斯特的计划被人告密，他不得不过早地发动起义，因此他的行动遭到了失败。北方的起义组织者知道了弗罗斯特的行动已经失败，就及时地退却了。两个月以后，1840年1月，约克郡（例如在设菲尔德和布拉德福德）发生了几次所谓的警察叛乱（spy-outbreaks）¹⁶⁹，后来这种激昂的情绪逐渐平息下去。这时，资产阶级急忙实施更实际的对自己更有利的计划，这就是废除谷物法。在曼彻斯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其结果削弱了激进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工人很快就明白，废除谷物法对他们好处很少，而对资产阶级却很有利，所以资产阶级的这一计划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1842年的危机爆发了。鼓动又像1839年那样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次富有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参加了鼓动，因为他们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由曼彻斯特厂主组成的、现在叫做反谷物法同盟的团体具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暴力倾向。这个同盟的报刊和鼓动者使用毫不掩饰的革命语言，其原因之一就是保守党从1841年起掌握了政权。像过去的宪章派一样，同盟现在直接号召起义，而在危机中受苦最深的工人也同样有所行动，这一年在国民请愿书上有350万人签名就证明了这一点。总之，如果说这两个激进的党派过去曾经有些疏远，那么它们现在又重新联合起来了。1842年2月15日，自由党人和宪章派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废除谷物法和实施宪章；第二天两个党派都通过了这份请愿书。春天和夏天是在热烈的宣传鼓动和日益严重的贫困中过去的。资产阶级决心利用危机及其引起的贫困和普遍的激愤情绪来达到废除谷物法的目的。这一次，由于执政的是托利党人，资产阶级甚至抛弃了他们的守法立场；他们要革命；但是要靠工人的帮助。资产阶级要让工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让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烧坏自己的手指。各方面的人士重新谈起以前（1839年）就已经由宪章派提出的“神圣月”，即工人总罢工的想法；但是，这一次不是工人要罢工，而是厂主想关闭自己的工厂，把工人送到乡下，送到贵族的领地上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迫使托利党的议会和政府取消谷物税。这自然要引发起义，但是资产阶级肯定会站在幕后，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享其成，万一失败了也不会危及自己。7月底，商业情况开始好转；事情不能再拖延了，为了不错过时机，现在，在行情日渐好转的时候（参看7月底和8月初曼彻斯特和利兹的商业报告），斯泰利布里奇有三家公司降低了工资；至于是它们自己决定这样做，还是和其他厂主，特别是和同盟议定之后才这样做，我不能断定。但是，两家公司不久就让步了，而第三家即威廉·贝利兄弟工人运动公司却坚持下去；这家公司对前来申诉的工人说，如果他们不愿接受这种办法，也许他们最好去过一段休闲的生活。这种讥讽的口吻使工人大哗，他们纷纷离开工厂，跑遍全城，号召所有的工人罢工。过了几小时，所有工厂都停工了，工人列队到莫特兰—摩尔去举行群众大会。这是8月5日的事。8月8日，他们有5 000人出发到阿什顿和海德去，使所有的工厂和煤矿都停了工，并且在各处举行了群众大会，但是大会上谈的不是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废除谷物法，而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a fair day's wages for a fair day's work）。8月9日，他们向曼彻斯特进发，由于地方当局都是自由党人，他们被准许入城，并且使工厂都停了工。11日，他们抵达斯托克波特，在这里，当他们袭击资产阶级宠爱的机构——习艺所¹⁷⁰时，第一次遇到了抵抗。同一天，在博尔顿发生了总罢工和骚动，当局同样没有阻拦：起义很快扩展到所有工业区，除了收割庄稼和制作食物，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但是起义的工人也很镇静。他们并不是自愿起义，而是被别人拖进去的，除了曼彻斯特的托利党人柏里一个人，厂主们都一反常态，没有反对罢工。事情已经开了头，但是工人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固然，在不愿为那些力图废除谷物法的厂主的利益而遭到枪杀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其他方面，一些人要求实施人民宪章，另一些人则认为为时过早，只要求恢复1840年的工资标准。整个起义就是由于这些原因而失败的。假如它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自觉的工人起义，那么无疑是会获得胜利的。但是，这些不是自愿而是被雇主赶到街上来的、根本没有明确目的的群众，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同时，在履行2月15日的盟约方面连手指都没有动一下的资产阶级很快就明白了，工人并不愿意充当他们的工具，他们离开“守法”立场的矛盾行为对他们本身是一种危险，因此，资产阶级又回 到他们原来的守法立场，跑到政府方面去反对那些先是由他们煽动起来，然后又被他们逼着起义的工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忠实奴仆充当了特别警察¹⁷¹——在曼彻斯特，德国商人也参加进来，他们手里拿着粗棍子，嘴里衔着雪茄烟，在全市的街道上耀武扬威、虚张声势地踱来踱去；在普雷斯顿，资产阶级下令向人民开枪，于是这个毫无目的的人民起义就一下子不仅面对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面对整个有产阶级。本来就没有目的的工人逐渐散去，起义就这样结束了，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后，资产阶级还接二连三地干了一些卑鄙句当；他们表示厌恶人民的暴力行动，力图以此来洗刷自己。这种说法和他们在春天所讲的革命词句大相径庭。他们把起义的罪责推给宪章派的“煽动者”等等，其实他们自己在挑起起义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宪章派多得多。他们极端厚颜无耻地重新站到先前承认法律神圣的立场上去了。宪章派几乎完全没有为起义做什么工作，他们只是做了资产阶级准备做的事情，即利用机会，可是他们却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判了罪，而资产阶级却没有遭到丝毫损失，在停工时期他们还卖掉了存货，获得了利益。

　　这次起义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宪章派过去也没有隐瞒他们要用一切手段来实施他们的宪章，甚至通过革命。资产阶级现在忽然明白，任何使用暴力的变革对他们的地位来说都是危险的，他们反对使用“物质力量”而只想通过“道义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竟把这种道义力量同物质力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看成是两回事）。这是一个争论点，但是，这个争论点事实上已经消除了，因为宪章派（他们和自由资产阶级一样值得信任）后来在口头上表示，他们也不会诉诸物质力量。第二个争论点，也是最重要的争论点，正是这一点使宪章运动表现为纯粹的宪章运动，这就是谷物法问题。关心4甜工人运动这个问题的是激进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以前的宪章派分裂成两派，两派的政治原则在口头上完全一致，事实上却根本不同，甚至互不相容。在1843年1月的伯明翰国民公会上，激进资产阶级的代表斯特奇提议把宪章这一名称从宪章协会的章程中删去，据称是因为在起义后这一名称使人联想到暴力革命行动。但是这种联系已经存在了好几年，而斯特奇先生过去并没有认为必须加以反对。工人们不愿放弃这个名称，斯特奇的提案被多数票否决。这时，这位忽然变得守法的贵格会¹⁶³会士带了少数人退出会场，组织了一个由激进资产阶级组成的”完全选举权协会”。这个不久前还是雅各宾派¹⁷²的资产者竟然对这种联想感到如此讨厌，甚至连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这个名称也用另一个令人发笑的名称——完全选举权（complete suffrage）来代替了！工人们嘲笑了他，仍然沉着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从这时起，宪章运动就成了没有任何资产阶级分子参加的纯粹工人的事业。要求“完全”选举权的《每周快讯》、《每周纪事报以《观察家》等等报刊逐渐陷入一种和其他自由派报纸同样无精打采的状况，它们拥护贸易自由，攻击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工人的一切特殊要求，总的说来，它们很少有什么激进主义的表现了。激进资产阶级在一切冲突中都站在自由党人方面反对宪章派，仅把解决谷物法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而这个问题对英国人来说只是自由竞争的问题。因此，激进资产阶级已完全处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支配之下。他们现在所扮演的是一个极其可怜的角色。

　　与此相反，宪章派工人却加倍积极地参加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切斗争。自由竞争使工人遭受极大的痛苦，引起他们的痛恨；自由竞争的拥护者即资产者成了工人的死敌。完全的竞争自由只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会使工人遭殃。工人迄今提出的要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保护工人不受资本家的迫害、工资要合理、地位要有保证、废除新济贫法³⁴所有这些要求至少和“六条”一样，都是宪章运动的基本内容，是直接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所以，工人根本不愿过问有关自由竞争、贸易自由、废除谷物法的事情：他们对废除谷物法至少是抱着极端冷漠的态度，而对废除谷物法的拥护者却极端愤恨，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却不能理解这一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宪章运动和激进主义发生了分歧，而资产者的理智却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无产阶级。

　　宪章运动的民主和迄今一切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民主的区别也就在这里。宪章运动本质上具有社会性质。在激进资产者看来，“六条”就是一切，这“六条”最多还能促使人们对宪法作某些修改，但对无产者来说，这“六条”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政治权力是我们的手段，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这就是宪章派现在明确喊出的口号。传教士斯蒂芬斯所说的关于“饭碗问题”的话，在1838年只是对一部分宪章派是真理，但是在1845年对一切宪章派都是真理了。宪章派中间再也没有纯粹的政客了。诚然，他们的社会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直到现在他们还认为地产析分（allotment-system）是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而实际上由于工业的发展，地产析分早已过时了（参看导言），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大多数建议（保护工人利益等等）表面上看来一般都带有反动性质。但是，一方面，他们所提出的措施本身必然导致重新屈服于竞争的威力，从而恢复旧状况，或者必然导致消灭竞争本身；另一方面，宪章运动目前的暧昧状况和它脱离纯粹政治党派的倾向，必然会使它那些由其社会本质所决定的、正是它所独有的特征获得进一步发展。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接近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工人运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这次危机必然紧跟在目前工业和商业繁荣状况的后面，最晚在1847年爆发⁽⁶⁾，但是也许会在明年爆发。这次危机将比过去历次危机都剧烈和尖锐得多，它将迫使工人更多地从社会方面而不是从政治方面去寻找摆脱贫困的办法。工人将实现自己的宪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这之前他们还要弄清许多通过宪章所能做到的事情，而他们现在对此还不很清楚。

　　同时，社会主义的鼓动也在继续进行。在这里，我们谈英国的社会主义只是就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而言。英国社会主义者要求以建立两三千人（这些人都从事工业和农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享受同样的教育）的“国内移民区”¹⁷³的方法来逐渐实行财产公有，要求为离婚提供便利条件，建立理性的政府，使人们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取消刑罚，给犯人以理性的待遇。这就是他们在实践方面的建议，至于他们在理论方面的原则，同我们在这里的论述并没有关系。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欧文，他是一个工厂主，所以，他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实质上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仍然以很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以很不公平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十分温顺随和；不管现存的各种关系如何坏，他们还是承认这些关系有合理性，因为他们除了争取公众信任外，对改变现存关系的其他一切途径是一概否定的。同时他们的原则又是如此抽象，如果他们的原则保持现在的形式，他们是永远也不能争得公众信任的。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颓废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含有进步成分，看不见唯利是图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亡的目的⁽⁷⁾。他们固然了解工人为什么反对资产者，但是，他们认为愤怒这种唯一能够引导工人前进的手段并没有什么用处，为此他们宣扬对英国的现状更加没有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只承认心理的发展，只承认和过去毫无联系的抽象的人的发展。可是整个世界，包括每一个单个的人在内，都是立足于过去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了，他们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他们之中一部分人来自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中被他们争取过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当然这一部分是最有教养的和性格最坚强的。社会主义在其现有的形式下决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因此，它甚至必须降低自己的水平，暂时回到宪章派的立场上来。但是，经过宪章运动的考验并清除了资产阶级成分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许多社会主义者和宪章派领袖（他们几乎全是社会主义者⁽⁸⁾）那里发展起来，它不久就会在英国人民的发展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英国社会主义的基础比法国共产主义广泛得多，但是在发展⁽⁹⁾方面落后于法国共产主义。英国社会主义应当暂时回到法国的立场上来，以便将来再超过它。当然，到那时法国人也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同时又是工人不信仰宗教的最坚决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这样坚决，以致那些不自觉地纯粹由于实际原因而不信仰宗教的工人往往被这种表现的尖锐性所吓退。但是在这里，贫困也将迫使工人抛弃信仰，他们会越来越认识到，这种信仰只能使他们变得软弱，使他们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对榨取他们脂膏的有产阶级俯首帖耳。

　　这样我们就看到，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即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宪章派还处于很落后的状态，发展水平还很低，但他们却是真正的活生生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者看得比较远，提出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但他们来自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和工人阶级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和宪章运动的融合，法国共产主义以英国方式的再现，将会在最近发生，而且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只有实现了这一点，工人阶级才会真正成为英国的统治者：那时，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也将向前推进，这种发展将有利于这个新生的政党，有利于宪章运动的继续发展。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别——工会会员、宪章派和社会主义者——独自创办了许多学校和阅览室以提高文化水平。这样的设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组织里和几乎每个宪章派的组织里都有，而且在许多单个的行业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们受到纯粹无产阶级的教育，摆脱了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阅览室里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阶级的书刊。这种设施对资产阶级是很危险的，他们已经在某些类似的设施中，即在“技术学校”¹⁷⁴中消除了无产阶级的影响，并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传播对资产阶级有利的科学知识的机构。目前，这里讲授的是自然科学，这些科学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或许还能使他们掌握从事发明的手段，以增加资产阶级的收入。但是，自然科学目前对于工人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们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他们常常根本看不到大自然。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国民经济学的说教；工人从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对他们来说，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驯服地饿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顺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们唯唯诺诺、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说教。工人群众自然不愿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们都到无产阶级的阅览室去阅读，讨论直接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关系。于是自满自足的资产阶级就说：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Dixi et salvavi]， 并且不屑一顾地避开了这个”宁愿听恶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愿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阶级。而实际上工人也是重视”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这种教育不掺杂资产阶级牟取私利的伎俩。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在所有无产阶级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教育机构里经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国民经济学问题的演讲，而且昕众很多。我常常会听到一些穿着槛楼不堪的粗布夹克的工人谈论地质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比一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多。阅读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诗歌方面划时代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别表明了英国无产阶级在获得自主的教育方面已经取得多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现存社会制度以及和这种制度相联系的各种偏见的奴隶；他惧怕、诅咒和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睁大眼睛正视这一切，兴致勃勃地而且富有成效地研究它们。在这方面，特别是社会主义者为无产阶级的教育做了许多事情，他们翻译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狄德罗等人的著作，并且把这些译文和英国最优秀的作品一道以普及本的形式加以传播。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和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也仅仅是在无产者中间流传。雪莱，天才的预言家雪菜和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存社会的拜伦，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人：资产者所读的只是经过阉割并使之适合于今天的伪善道德的版本”家庭版”。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只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即使激进资产阶级中有边沁的信徒，那也只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才能超越边沁，向前发展。无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献，这多半是一些期刊和小册子，就内容来说，远远胜过一切资产阶级文献。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还必须指出一点。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业区的工人，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兰开夏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强大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参加运动的也就越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越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就越发展，越明朗。伯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了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工人”——主个头衔使他们引以自豪，并且是宪章派集会上通常的称日子——，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

脚　　注

(1) 这些工人被称为萨格。萨格是东印度一个著名的种族，他们以杀害一切落到他们手中的外来人为生。¹⁶⁵
(2) “一种特殊的‘野蛮的正义感’（wild-justice）支配着他们，驱使他们在密室中集会，以冷静的思考宣布自己的工人伙伴是自己阶级和这个阶级的事业的逃兵，把这些叛徒和逃兵判处死刑.并把他们处决，因为官方的法庭和剑子手是不干这种事的，所以由秘密的刽子手来执行，就像古代的‘菲默法庭’¹⁶⁶或骑士时代的秘密法庭突然以这种方式恢复了，并一再呈现在人们惊愕的目光下，只是现在的这些法官穿的不是铠甲，而是粗布夹克，法庭不是设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森林里，而是设在格拉斯哥铺砌得很好的盖罗盖特大街上！——虽然把自己的情感用如此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是少数人，但这种情感势必广泛传播，并且有力地渗透到群众之中”——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41页。
(3) 尤尔《工厂哲学》第366页及以下几页。
(4) 在十字胡同和瑞琴特路拐角上，见曼彻斯特平面图。
(5)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话对工人起了多大的作用。
(6) 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预言准确地实现了。”——编者注
(7) 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这句话的后半句为：“以达到使这种变革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要的地步。”——编者注
(8) 恩格斯在1892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欧文主义者这一特定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者。”——编者注
(9) “发展”一词在1887年和1892年的英文版中为“理论发展”。——编者注

注　　释

34 新济贫法指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170）从事强制性劳动。——470。
54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150）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注释章派（见注153）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参看本卷第463页）0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463。
56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见注152）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53），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450、465。
146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336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目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曰：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465。
150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7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463。
153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见注150）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463。
163 贵格会，又名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及其仪式，反对暴力和战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469。
165 萨格（Thug）是对印度勒杀教派的称呼。该教派的信徒经常在宗教仪式的名义下进行杀人勾当。在19世纪的欧洲文献中，这一名词成为形容职业强盗和杀人犯的流行用语。——456。
166 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利亚的秘密法庭。——457。
167 据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为了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四肢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阿格利巴把当时的社会比做有生命的机体，把贫民比做机体的手，把贵族比做供养这个机体的胃。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458。
168 相传公元前494年，古罗马的平民由于不堪忍受贵族的压迫而举行起义，后来退往圣山。克萨尔——摩尔是曼彻斯特附近的一座小山、工人们常在那里举行集会。恩格斯因此把它比做古罗马的圣山。——465。
169 警察叛乱（spy-outbreaks）指设菲尔德、布拉德福德及其他城市中由煽动者挑起的宪章派和警察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使运动的许多领袖和参加者被捕。——465。
170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人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本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本卷第745页）。——467。
171 特别警察指英国的特别巡警，是由平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他们曾帮助正规警察驱散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那威游行队伍。——468。
172 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469。
173 “国内移民区”是罗·欧文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验区的称呼。——471。
174 “技术学校”是一种夜校，工人们在那里可以学到一些普通学科和技术学科的知识：在英国，这种学校最初在格拉斯哥（1823年）和伦敦（1824年）出现。19世纪40年代初，这类学校有200多所，大都分布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城市中。资产阶级利用这些学校来训练工业生产所必需的熟练工人以供他们使用。——473。

弗·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

　　我在这一章里所谈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所谓的贵族阶级在内，因为说它是贵族阶级，说它享有特权，这只是对资产阶级而言，并不是对无产阶级而言。无产者把它们二者都只看做有产阶级，即资产者。在财产特权面前，其他一切特权都算不了什么。区别仅在于本来意义上的资产者是和工业无产者、部分地和矿业无产者打交道的，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产者也和农业短工打交道，而所谓贵族只是和一部分矿业无产者以及农业无产者有关系。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内部腐败，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在这里我指的首先是本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反对谷物法的自由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不知道有别的痛苦⁽¹⁾。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任何观点都不可能不受到污染。当然，这些英国资产者都是很好的丈夫和家庭成员，他们在其他方面也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所谓个人美德，在日常交往中，也和其他一切资产者一样，是可敬的和体面的；甚至在商业方面，他们也比德国人好打交道，他们不像我们那些会打小算盘的人那样挑剔和讨价还价，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归根到底，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还是个人的利益，特别是赚钱。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符合卫生要求的建筑形式，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状况，我说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建筑得如此糟糕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and yet，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money made here（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英国资产者对自己的工人是否挨饿，是毫不在乎的，只要他自己能赚钱就行。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所以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赚钱的科学就成为这些唯利是图者所喜爱的科学。他们每个人都是国民经济学家。厂主对工人的关系不是人和人的关系，而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当工人不愿意让别人把自己当做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的时候，当他断言自己不是 “劳动”而是人（这个人的确除了其他特性，也还具有劳动的特性）的时候，当他认为自己决不能被当做“劳动”、当做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候，资产者就想不通了。他不能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是看做“手”（hands），他经常这样当面称呼工人，正如卡莱尔所说的，除了现金交易，资产者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妻子之间的联系99%也只是“现金交易”。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金钱使资产者所处的那种可怜的奴隶状态甚至在语言上都留下了痕迹。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 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the better sort of people），就“有势力”（influential），而他所做的，在他那个圈子里就是举足轻重的。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需求和供应，需要和提供，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自由放任¹⁷⁶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疗、教育，或许不久在宗教方面也会这样，因为国教会的统治已日趋崩溃。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对自由竞争来说，最好是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国家制度的状态，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人，比如说，就像在朋友施蒂纳的”联合会”里那样。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无产阶级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资产阶级即使为了使无产阶级就范，也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就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阶级，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有教养的”英国人会公开承认这种自私自利。相反，他们用最卑鄙的伪善把它遮盖起来。怎么，难道英国的富人不关，心穷人？他们不是已经创办了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慈善机关吗？是的，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虚伪地施以小恩小惠，以使自己感到满足，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大慈善家的姿态，而你们归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似乎这样做就是造福于无产者！这种善行使施者比受者更加入格扫地，这种善行使得被蹂躏的人受到更大的欺凌，它要求那些失去人的尊严、受到社会排挤的贱民放弃他最后的一点东西，放弃对人的尊严的要求；这种善行在大发慈悲用施舍物给不幸的人打上被唾弃的烙印以前，还要不幸的人去乞求它的恩赐！但是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英国资产阶级自己所说的吧。不到一年以前，我在《曼彻斯特卫报》上读到一封给编辑的信，编辑把这封信作为完全自然的、合乎情理的东西，不加任何评语刊登出来。下面就是这封信：

　　编辑先生：

　　近来在我们的城市的大街上出现了大批乞丐，他们企图用他们那褴褛的衣衫和生病的样子，或者用令人作呕的未愈合的伤口和残废的肢体，以常常是极端无耻和令人讨厌的方式来唤起过路人的同情。我认为，一个不仅已经缴过挤贫税而且还给慈善机关捐过不少钱的人，应该说已经有充分的权利要求不再碰到这种不愉快的和无耻的打扰。如果城市警察连保证我们安安静静地在城里来往都做不到，那我们为什么要付出那样多的捐税来供养他们呢？我希望这封信在你们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上发表以后，能促使当局设法消除这种恶劣现象（nuisance）。

　　永远忠实于您的 一位太太

　　果不其然！英国资产阶级行善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会白白地施舍，他们把自己的施舍看做一笔买卖，他们和穷人做买卖，他们说：我为慈善事业花了这么多钱，我就买得了不再受你们打扰的权利，而你们就得待在自己的阴暗的洞穴里，不要公开暴露你们的那副穷相来刺激我的脆弱的神经！你们完全可以悲观失望，但是要做得让人觉察不到，这就是我提出的条件，这就是我捐给医院20英镑所换取的东西！啊，这就是一个基督徒资产者的可耻的善行！“一位太太”就是这样写的！是的，一位太太！她这样署名是很恰当的。幸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称自己为一个女人！既然”太太们”是这个样子，那么“老爷们”又该怎样呢？——人们会说，这只是个别情形。不，上面这封信正好表达了英国资产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观点，否则编辑也不会把它刊登出来，即使登出来也会引起某种异议，而在以后几天的报纸中我没有找到这种异议。至于这些慈善行为的效果，帕金森教士就亲口说过，穷人从他们的穷弟兄那里得到的帮助，比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正直的无产者深知饥饿的滋味，对他们来说，虽然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中拿出一部分是一种牺牲，但他们还是乐于助人。他们这种援助的意义是与穷奢极欲的资产者扔出来的施舍迥然不同的。

　　在其他方面，资产阶级也装出一副无限慈悲的样子，——但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如此。在他们的政治学和国民经济学中就体现了这一点。五年来资产阶级一直在竭力向工人表明，他们只是为了无产者的利益才希望废除谷物法⁵³。但事情的真相却是这样：谷物法使英国的粮食价格保持在高于其他国家的水平上，因而抬高了工资，使厂主难以和其他粮价较低因而工资也较低的国家竞争。如果废除了谷物法，粮价就会下跌，工资就会接近于欧洲其他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一切分明都是从上述的调整工资的原则中产生的。这样就会更便于厂主竞争，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就会增加，从而对工人的需求也会增加。由于这种需求的增加，固然工资也会重新稍稍提高一点，失业工人也会找到工作，但是这能维持多久呢？英国的特别是爱尔兰的“过剩人口”是足够满足英国工业对工人的需要的，即使它的规模扩大一倍；从废除谷物法得到的一点点好处过几年就会重新消失，新的危机会跟着到来，我们又会回到以前的状态，因为对工业的第一个刺激也会加速人口的增长。这一切无产者都看得很清楚，并且对资产者直截了当地说过好多次了。但是，这些厂主们只看到废除谷物法给他们带来的直接利益，由于目光短浅，他们不懂得，从这种措施得来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也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厂主彼此之间的竞争很快就会把他们每个人的利润降低到以前的水平。而他们直到现在还向工人大吹大擂地说，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工人；只是为了千百万挨饿的人，自由党的阔佬们才把成百成千的英镑投到反谷物法同盟³¹的金库里去。但是谁都知道，他们不过是想抛出香肠换回火腿，他们打算在谷物法废除后的最初几年内就能十倍百倍地赚回来。但是工人不再上资产阶级的当了，特别是在1842年的起义以后。谁说自己关心工人的幸福，工人就要求他表示赞成人民宪章，以此作为他的诚意的试金石。因此，工人反对一切不相干的人的帮助，因为在宪章里他们只要求自己帮助自己的权力。谁不同意这样，工人便有充分的理由向他宣战，无论他是公开的敌人，还是伪装的朋友。——此外，为了争取工人，反谷物法同盟采用了最卑鄙的谎言和诡计。它企图使工人相信，劳动的价格和粮食的价格成反比，粮价低，工资就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企图用最荒唐的论据来证明这个论断，而这个论断本身比出自经济学家之口的任何其他主张都更加荒唐。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他们就向工人许诺，劳动市场需求的增加，会带来最大的幸福。他们甚至无耻地抬着两个面包模型在街上走，在大的一个上写着：8便士一个的美国面包，工资一天4先令，而在另一个小得多的上面写着：8便士一个的英国面包，工资一天2先令。但是工人并没有上当，他们对自己的雇主认识得太清楚了。

　　要彻底认清这些漂亮诺言的虚伪性，只要看一下实践就够了。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如何千方百计地剥削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以前看到的只是各个资产者如何自行其是地虐待工人的情形。现在我们来看看资产阶级如何作为政党、甚至作为国家政权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种种情况。整个立法首先就是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因为有了无产者，所以才必须有法律。这一点虽然只是在少数法律条文里直接表现出来，例如取缔漂泊流浪和露宿街头行为的法律就宣布无产阶级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是，敌视无产阶级却是法律的重要基础，因此法官，特别是本身就是资产者并且是和无产阶级接触最多的治安法官，立刻就会看出法律本身所包含的这种意图。如果富人被传唤，或者更确切些说，被请到法庭上来，法官便会为打搅了这位富人而向他深致歉意，并且尽力使案件变得对他有利；如果不得不给他判罪，那么法官又要为此表示极大的歉意，如此等等，判决的结果是让他交一笔微不足道的罚款，于是资产者轻蔑地把钱往桌上一扔，就扬长而去。但是，如果是一个穷鬼被传唤到治安法官那里去，那么他几乎总是被带到拘留所，和其他许多这样的人一起过一夜，他一开始就被看做罪犯，受人吨骂，他的辩护被一声轻蔑的“啊，我们懂得这些借口”制止，最后被处以罚款，他付不出这一笔钱，于是只好在监狱里做一个月或几个月的苦役来抵罪。即使不能给他加上任何罪名，他还是会被当做流氓和流浪汉（a rogue and a vagabond——这两个词几乎总是连在一起用）送去做苦役。治安法官的偏袒行为，特别在乡间，实在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而且这种行为已司空见惯，以致所有不是过分耸人听闻的事件都被报纸毫不在乎地而且不加评论地刊登出来。也不可能指望有别的做法。一方面，这些“道勃雷”只是按照法律的原意来解释法律，另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是资产者，他们首先认为本阶级的利益是一切真正的秩序的主要基础。和治安法官一样，警察也是这样做的。资产者无论做什么，警察对他总是客客气气，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但是对无产者却粗暴而又残酷；贫穷本身就已经使无产者受到犯有各种罪行的怀疑，同时也剥夺了他对付当局专横行为的法律手段。因此，对无产者来说，法律的保护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直接闯进他家里，逮捕他，粗暴地对待他。只是在工人协会聘请了辩护人，例如煤矿工人聘请了罗伯茨以后，大家才知道，法律的保护作用对无产者说来是多么微小，无产者经常不得不肩负法律的全部重担，而享受不到法律的一点好处。

　　为了加紧奴役无产阶级，至今有产阶级还在议会里同那些尚未完全沉溺于利己主义的议员的较善良的情感进行斗争。公地一块接一块被掠夺并且被改成耕地，这固然会提高农业生产，但是使无产阶级受到很大的损失。在有公地的地方，穷人可以在那里放驴、放猪或放几只鹅，孩子们和年轻人也可以有一个玩耍和嬉戏的地方。现在这种事情越来越少了，穷人的收入减少了，年轻人失掉了游玩的地方，只好上小酒馆去。议会每一会期都要通过一系列开垦公地的文件。1844年的议会会议上政府曾决定要那些垄断一切交通的铁路公司把车费降低到适合工人状况的程度（降到一便士一英里，约合五银格罗申一德里），使他们也能乘火车旅行，并为此建议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班这样的三等列车，这时“可敬的教父”伦敦主教却建议把星期日，即把在业工人通常可以旅行的唯一的一天作为例外；这样一来，星期日就只许富人旅行，不许穷人旅行了。但这个建议太直接，太露骨，以致无法通过，遭到否决。可是采取隐蔽方式侵犯无产阶级的行为太多了，就是在一次议会会期所发生的，我也不可能一一列举出来。我只举出1844年那次会议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一个不出名的议员迈尔斯先生提出了一个调整主仆关系的法案，这个法案看来完全是无可非议的。政府赞同这一法案，而且把它提交给一个委员会。那时北部发生了煤矿工人的罢工，罗伯茨正带着他那些被宣判无罪的工人胜利地走遍英国。后来这个法案由委员会交回来，但里面加了几项专横到极点的条文，特别是这样一条：凡口头或书面同意替雇主做某种工作（即使是临时工作）的工人，如果拒绝工作或者有其他不良行为（misbehaviour），雇主有权把他送到任何一个（any）治安法官 那里去，法官根据雇主或他的代理人和监工的誓言——即原告的誓言——可以判处工人两个月以下的监禁或劳役。这一法案在工人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特别是因为这时议会正在讨论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各地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鼓动。工人们开了几百次会，给无产阶级在伦敦议会里的辩护人托马斯·邓库姆送去了几百份请愿书。除“青年英国”¹⁷⁷的代表费伦德外，邓库姆是唯一的有力的反对者。当其他的激进派看到人民反对这个法案的时候，他们便开始一个眼一个地悄悄向邓库姆靠拢，连自由资产阶级面对工人的激愤也没有勇气表示赞成这个法案，在人民面前，根本没有一个人特别热衷于支持这个法案，于是这个法案便彻底破产了。

　　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³⁰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现在我们来简略地重述一下这一理论的主要结论：地球上永远有过剩人口，所以永远充满着匮乏、贫困、穷苦和不道德；世界上的人数过多，从而分为不同的阶级，这是人类的宿命，是人类的永恒的命运，这些阶级中有的比较富裕、受过教育、有道德，而另一些阶级则比较穷苦、贫困、愚昧和不道德。由此就得出下面这个实践上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是马尔萨斯本人得出的）：慈善事业和济贫金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只会维持过剩人口的存在，并鼓励他们繁殖，而其余的人的工资由于他们的竞争而降低。济贫机构给穷人工作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既然只有一定数量的劳动产品能够得到消费，一个失业的工人找到了工作，就必然要使另一个现在有工作的工人失业，所以济贫机构经营的事业是在损害私人产业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问题不在于去养活过剩人口，而在于采用某种办法尽可能限制过剩人口。马尔萨斯干脆宣布，以往公认的每个生在世界上的人都有权获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得生活资料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他引用了一个诗人的话：穷人来赴大自然的宴会，但是找不到空着的餐具。马尔萨斯补充说，于是大自然就命令他滚蛋（she bids him to be gone），“因为他在出生前没有先问一下社会是否愿意接纳他”⁽²⁾。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是完全自然的，因为这种理论对他们来说是最舒适的卧榻，而且对现存关系来说有许多方面是适合的。既然问题不在于利用“过剩人口”,不在于把“过剩人口”变为有用的人口，而只在于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使这些人饿死，同时阻止他们生出过多的孩子，那么事情自然就很简单了。不过要有一个条件：必须使过剩人口承认自己是多余的，并且心甘情愿饿死。但是，尽管仁慈的资产阶级已经费尽心机，使工人们相信这一点，然而目前还没有成功的希望。相反，无产者坚决相信，他们有勤劳的双手，他们正是必不可少的人，而无所事事的有钱的资本家先生们，才真正是多余的。

　　但是，政权还在富人手里，所以无产者只得听凭法律宣布他们是真正多余的，即使他们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从新济贫法中就可以看出。以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法案为基础的旧济贫法¹⁷⁸还天真地以照顾穷人的生活是教区的责任这样的原则为出发点。谁没有工作，谁就得到救济，久而久之，穷人就十分自然地认为教区有责任不让他们饿死。他们把每周的救济当做权利来要求，而不是当做恩惠，这对资产阶级来说终究是非常令人不快的。1833年，当资产阶级通过选举法改革法案取得政权，而农业区的贫困又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着手以自己的观点来修改济贫法。他们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济贫法实施机构的工作，这个委员会揭露了许多滥用救济的事实。人们发现，农业区的整个工人阶级都变成了贫民，他们全部或部分地靠济贫金过活，因为穷人在工资低的时候从济贫金中得到补助，人们发现，这个制度养活了失业工人，帮助了工资低和孩子多的人，使私生子的父亲能够抚养自己的孩子，并承认穷人是完全需要保护的；人们发现，这个制度使国家破产，

　　“它阻碍工业发展，鼓励轻率结婚，刺激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这个制度是一种全国性的制度，它使勤劳而诚实的人沮丧，使懒惰、放荡和轻浮的人受到保护；它破坏家庭的纽带，不断阻碍资本的积累，使现存的资本瓦解，并使纳税人破产，此外，它给私生子的抚育费无疑是在为私生子发奖金”（摘自济贫法委员会委员的报告）。⁽³⁾

　　这一段对旧济贫法的作用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救济金鼓励懒惰，促进“过剩”人口的增长。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下，穷人自然不得不成为自私自利的人，如果工作或不工作生活状况都一样，那么他在二者之中当然要选择后者。但是，从这里只能得出结论说，当前的社会关系是糟糕透顶的：而不能得出像马尔萨斯派的委员们那样的结论，认为应当根据惩戒理论，把贫穷当做犯罪来对待。

　　但是这些聪明的马尔萨斯信徒们却那样坚定地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无误的，以致毫不犹豫地把穷人放到他们的意见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去，按照这种意见极其残酷地对待穷人。他们和马尔萨斯及其他拥护自由竞争的人们都深信，最好是让每个人自己管自己，彻底实行自由放任¹⁷⁶的原则，他们最希望把济贫法全部废除。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胆量和权威来这样做，他们就提出一个尽可能符合马尔萨斯观点的济贫法。这个法律比简单地应用自由放任的原则还要残忍，因为这个原则只是消极地起作用，而济贫法则是积极地起作用。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把贫穷，更确切地说，把失业称为过剩，宣布这是犯罪，社会应当用饿死来惩罚这种犯罪。诚然，委员们还没有野蛮到这种程度，让人活活地饿死甚至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看来也有点太可怕了。他们说，好吧，你们穷人有生存的权利，但是也仅仅是生存的权利；然而你们没有繁殖的权利，也没有像人一样生存的权利。你们是国家的祸害，即使我们不能像消灭其他任何祸害一样立刻把你们消灭掉，你们自己也应当感觉到自己是祸害，至少必须把你们控制起来，使你们不可能直接生产出其他“多余的人”，也不可能通过引诱他人走上懒惰和失业之路而间接生产出“多余的人”。你们可以活着，但是，你们活着只是为了对所有那些也有可能成为多余者的人起警示作用。

　　于是他们提出了新的济贫法，这个法律在1834年由议会通过，直到今天还有效。一切现金或生活资料的救济都取消了；只保留一种救济方式，即把穷人收容到已经在各处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¹⁷⁰里去。这种习艺所（ workhouses），或者如人民所称呼的”济贫法巴士底狱 “（poor—law bastiles）的设施，足以吓退每一个还有一点希望可以不靠这种社会慈善事业过活的人。为了使穷人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去请求救济，为了使他在决定请求救济以前自己先尽到最大的努力，马尔萨斯的信徒挖空心思把习艺所变成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居留地。那里的伙食比最穷的就业的工人吃的还要差，而工作却更繁重；否则工人会情愿住习艺所，而不愿在外面过那种可怜的生活。住习艺所的人很少见到肉，特别是鲜肉；吃的多半是土豆、最差的面包和燕麦粥，很少有啤酒，或者根本没有。甚至监狱里一般的伙食也比这里好，因此，住习艺所的人为了能够进监狱，常常故意犯一点罪。实际上习艺所也就是监狱。不做完分内的工作不能吃饭：想外出须事先请假，准与不准要看他的表现或者监管人对他的意见，抽烟是禁止的；也不准接受所外亲戚朋友馈送的东西。这些穷人穿着习艺所的制服，完全听从监管人的摆布。为了使他们的劳动不致同私人产业竞争，分配给他们的工作多半是几乎没有用处的；男人砸石子，并要砸出“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紧张地工作一天所能砸出的那样多”自女人、小孩和老头拆旧船索，这种工作有什么微不足道的用处，我已经忘记了。为了使“多余的人”不能繁殖，为了使“道德败坏的”父母不致影响自己的孩子，家庭被拆散了，丈夫、妻子、孩子分别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他们只有在一定的时间才能见面，次数很少，而且只有当督察人员认为他们很规矩的时候才被允许见面。为了使这些巴士底狱中的贫穷传染病完全和外界隔绝，住在里面的人只有得到督察人员的许可才能在会客室里会客，总之，只有在督察人员的监视或许可下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

　　无论如何，食物应当是卫生的，待遇应当是人道的。但是，法律的精神太明确了，要实现这种要求是根本不可能的。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和整个英国资产阶级如果认为可以实行原则而避免后果，那就错了。新的法律条文规定的待遇是和整个法律精神相抵触的。既然法律在实质上是把穷人当做犯人，把习艺所当做惩治犯人的监狱，把住习艺所的人当做不受法律保护的、丧失人类尊严的、讨厌的、令人憎恶的对象，那么，任何与此相反的命令都无济于事。实际上人们并不是按照法律条文而是按照法律精神来对付穷人的。这里举几个例子。

　　1843年夏天，在格林尼治的习艺所里，一个五岁的男孩被罚三夜关在停尸房中，他只好睡在棺材盖上。——在赫恩的习艺所里，一个小女孩因为夜里尿床也受到同样的惩罚。这种惩罚方法显然是经常采用的。这个习艺所位于肯特的一个最美丽的地区，但是有一个特点，这里所有的窗子都向院内开，直到不久前才开了两个向外的窗子，使住习艺所的人可以看一下外面的世界。有一个记者在《彩色杂志》上描述了这件事，他的文章是用下面的话结束的：

　　“如果上帝惩罚人的罪过，就像人们惩罚人的贫穷一样，那么，亚当的子孙们该是多么可怜呵！”

　　1843年11月，莱斯特有一个人刚从考文垂习艺所放出来两天就死了。这个习艺所对待穷人的详细情况令人气愤。这个人叫乔治·罗布森，他的肩部受了伤，但根本没有得到治疗。他被派去压抽水机，只能用那只健康的胳膊来工作。他吃的是习艺所的普通伙食，由于伤口得不到护理而引起身体虚弱，所以他消化不了这种食物。自然，他一天天地衰弱下去，但是他越诉苦，受到的待遇就越残酷。罗布森的妻子也住在习艺所，她想把自己的一点啤酒拿给丈夫，竟挨了一顿骂，并且被迫当着女看管的面把它喝光。罗布森病了，但是就在这时也没有对他好一点。最后，根据他的请求，他和妻子在辱骂声中一起被放出来。两天后，罗布森就在莱斯特死去，据验尸的医生说，他是因伤口未得到护理和身体衰弱无法消化食物而致死的。当他离开习艺所的时候，别人才交给他几封附有汇款的信，这些信已在习艺所压了六个星期，并且按照习艺所的规矩，已被监管人拆开过了！——在伯明翰习艺所发生了非常可耻的事件，当局最终在1843年12月派了一个官员去调查这件事。他查明，有四个流浪者（我们在上面已经解释过这个名词）⁽⁴⁾被剥光了衣服关在楼梯下面的禁闭室（blackhole）里；他们在这里已经被拘留了八到十天，他们常常挨饿，每天在中午以前吃不到一点东西，而且当时是最寒冷的季节。有一个小男孩在这个习艺所被关过各种各样的禁闭，先是被关在一间又潮湿又狭小的拱形的储藏室里，后来有两次被关在禁闭室里，第二次被关了三天三夜；以后又在更糟糕的旧禁闭室里关了同样长的时间，最后被送到流浪者禁闭室去，这是一个放着木板床的、又脏又臭又狭小的洞穴，这位官员去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两个穿得破破烂烂、冻得缩成一团的男孩，他们关在那里已经有四天了。在禁闭室里常常被塞进七个流浪者，而在流浪者禁闭室里则往往塞进20人之多。女人也经常因不愿上教堂而被关在禁闭室里。有一个女人甚至在流浪者禁闭室中被关了四天，天晓得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人，而这一切都是在她生病吃药的时候发生的！还有一个女人虽然神志完全清醒，却受到了送进疯人院的惩罚。——1844年1月在萨福克郡的拜克顿习艺所也进行了一次这样的调查，发现一个痴呆女人在这里当看护，她对待病人的手段极其荒唐，为了使女看护们免去夜里值班的辛劳，她竟用绳子把那些常常在夜里不安静或者起床的病人捆在床上；有一个病人就是这样捆着死掉的。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的缝制廉价衬衣的习艺所里，一个患癫痛病的男人在发病的时候闷死在床上，谁也没有去搭救他。在这个习艺所里，一张床上睡四到六个有时甚至八个孩子。——在伦敦的邵尔底治习艺所，一个男人和一个发高烧的病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夜，而且床上还爬满了虫子。——在伦敦的贝斯纳尔格林习艺所，一个怀孕六个月的妇女和她的不满两岁的孩子从1844年2月28日到3月20日一直被锁在会客室里，而不允许她们住进习艺所，这间会客室里既没有床，也没有地方大小便。她的丈夫被带进了习艺所，当他请求把他的妻子放出来时，习艺所竟认为他行为鲁莽而把他关了24小时禁闭，只给他一点水和面包。——1844年9月，在温莎附近的斯劳习艺所有一个人快要死了，病人的妻子到那里去探望，她在夜里12点到达目的地后，急忙赶到了习艺所，但是不让她进去。直到第二天早上她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丈夫见面，那也只有半小时时间，而且还有女看管在场；以后几次会面这个女看管也都在场，半小时一到就催她走。——在兰开夏郡的米德尔顿习艺所，一间屋子睡12个人，有时甚至睡18个人，男女都有。这个机构不受新济贫法约束，而受以前的特别济贫法（吉伯特法）约束。监管人在这个习艺所里私人开设了一个啤酒厂。——1844年7月31日，在斯托克波特有一个72岁的老头被人从习艺所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原因是他拒绝砸石子，说自己年纪太大，膝盖弯不过来，干不了这种工作。他请求给他安排一种适合他体力的工作，但是白费口舌，他被判处两个星期的苦役。——1844年2月，在巴斯弗德习艺所，一个检查官发现住在那里的人的床单已有13个星期没有换，衬衣有四个星期没有换，袜子有两个月到10个月没有换，因而45个男孩子中只有三个还穿着袜子，所有的人的衬衣都是破破烂烂的。床上爬满了虫子，食具在尿桶中洗涤。——伦敦西区的习艺所有一个患梅毒的看门人，他把病传染给了四个女孩子，但是并没有被开除。

　　另一个看门人从一间屋子里带出一个聋哑女孩，把她藏在自己的床上和她睡了四天，也没有被开除。对待活人是这样，对待死人也是如此。穷人死了就像埋死牲畜一样草草了事。在伦敦，圣布菜德穷人公墓是一块光秃秃的泥泞地，它从查理二世以来就被用做墓地，里面堆满了白骨。每星期三，把死掉的穷人扔到一个14英尺深的坑里，神父匆忙地祈祷，人们在坑上松松地盖上一层土，以便下星期三重新挖开，直到尸体填满不能再往里扔的时候为止。从这里散发的尸体腐烂的臭味把附近的整个地区都污染了。——在曼彻斯特，穷人公墓位于艾尔克河畔，和旧城相对，这也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荒凉的地方。大约两年以前一条新修的铁路经过这里。假如这是有身份的人的墓地，那么，资产阶级和牧师们会怎样对这种亵渎行为大嚷大叫啊！但这是穷人公墓，是穷人和多余的人安息的地方，所以人们就毫不介意了。人们甚至不肯费点力气把没有完全烂掉的尸体移到墓地的另一边去。哪里修路方便，就把那里的坟挖开，木桩打入新坟，充满了腐败物的水从烂泥中冒出来，使附近一带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和非常有害的臭气。当时这里发生的可恶的粗暴行为，我不准备详细描述了。

　　穷人们拒绝在这样的条件下接受社会救济，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到这些巴士底狱去，这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看到过五份关于真正饿死人的材料，在他们死去的前几天，济贫机构除了让他们进习艺所外，不给任何救济，而他们宁愿挨饿，也不愿到这个地狱里去。从这方面来说，济贫法委员会的委员们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同时，习艺所的建立比执政党的任何措施都更加激起了工人阶级对有产阶级的仇恨，而大部分有产者则因新济贫法而欣喜若狂。从纽卡斯尔到多佛尔，这个新法律引起了工人们一致的愤怒的呼声。资产阶级在这个法律中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是怎样理解自己对无产阶级的义务的，这一点连最愚蠢的人也看得很明白。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直截了当、这样露骨地宣称，没有财产的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供有产者剥削，当有产者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应当饿死。正因为如此，新济贫法也大大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宪章运动的扩展；因为这何去律在农村中应用得最广，所以它将有利于农村地区无产阶级运动的发展。

　　我再补充一点，爱尔兰从1838年起也有一个类似的济贫法，它为8万贫民设立了同样的收容所。在那里，这个法律也同样激起了人们的憎恨，假如它在爱尔兰能够产生像在英格兰那样的重大影响，它将会引起更强烈的憎恨。但是，在一个拥有250万无产者的国家里有8万无产者受到恶劣的待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苏格兰除了某些地方，根本没有济贫法。

　　我希望在描述过新济贫法及其后果以后，大家不会认为我对英国资产阶级的批评过于苛刻。在这个社会措施中，英国资产阶级是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政权出现的，在这里他们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真实愿望，表明了他们对无产阶级采取的那些卑鄙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只能归咎于个别人的行为的真正含义。这个措施不是出自资产阶级某一派别，而是得到了整个阶级的赞许，1844年的议会辩论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自由党颁布了新济贫法；以首相反尔为首的保守党为它辩护，只是在184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中又抡作了几处无关紧要的修改。自由党的多数颁布了这一法律，保守党的多数批准了它，而高贵的贵族们则两次对它表示“同意”。这样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是不受国家和社会保护的；这样就公开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们当人对待。我们确信，不列颠帝国的无产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⁵⁾

————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种状况是我在21个月的时间内通过亲眼观察并根据官方的和其他可靠的报告所了解到的。我在本书中不止一次地明确表示，这种状况实在令人无法忍受，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1833年加斯克尔就宣称他对和平的结局已经绝望，革命难以避免。1838年卡莱尔已经用工人的贫困的生活条件来解释宪章运动和工人的革命情绪，但他感到惊奇的是，工人们竟然安安静静地在巴尔米开特的餐桌¹⁷⁹旁边坐了八年之久，让自由资产阶级用空洞的诺言来款待自己。1844年卡莱尔宣称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

　　“如果想使欧洲，至少是使英国还能够长期适于居住的话”。

　　欧洲第一大报”《泰晤士报》在1844年6月直截了当地写道：

　　“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这是一个采取威慑行动的战斗号召，它可能再一次晌彻我国。当心点吧，有钱的人们！”

　　但是，让我们再看一看英国资产阶级的前途吧。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废除了谷物法（几年后必然会废除），外国的工业，首先是美国的工业，也能够经受住英国的竞争。目前德国的工业正在加紧发展，美国的工业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美国有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巨量的煤铁蕴藏，有无比丰富的水力和通航的河流，特别是有坚毅而勤劳的居民，和他们比起来，英国人就是一群反应迟钝的懒虫；美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建立了工业，目前在粗棉纺织品（英国工业的主要产品）方面已经开始和英国竞争，它已经把英国人从北美和南美的市场上排挤出去，在中国，美国货也和英国货一样地行销了。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说有一个国家能够把工业垄断权夺到自己手中，那么这就是美国。如果英国工业就这样被打垮（如果当前的社会状况不改变，这种事情必然要在最近20年内发生）.那么无产阶级的多数将永远成为“多余的人”。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饿死，或者革命。英国资产阶级考虑到这种前途了吗？恰恰相反，他们最宠爱的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从自己的书房里教导他们说，根本不用考虑美国这样一个还没有足够人口的年轻国家也能够顺利地从事工业活动，更不用说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竞争了。如果美国人想这样尝试的话，那他们就是发疯，因为这样做只会赔钱。最好还是让他们仍然去从事农业吧，等他们把全国的土地都开垦了，他们顺利地从事工业的日子或许会到来。——聪明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整个资产阶级随声附和，可是美国人却正在把市场一个一个地抢走，而且不久以前一个大胆的美国投机者甚至把一批美国货运到英国来，在这里再作为出口货抛售出去！

　　但是，即使英国保住了工业的垄断权，即使它的工厂的数目会继续增加，结果又将怎样呢？商业危机依然存在，它将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增加而日益严重，日益可怕。随着小资产阶级的不断破产，随着资本迅速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使整个民族，除了少数百万富翁，很快都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这种发展的进程中必将有这样一个阶段到来，那时无产阶级将看到，他们要推翻现存的社会权力是多么容易，于是革命就跟着到来了。

　　然而事情很可能并不沿着这两条道路发展。商业危机（它是促进无产阶级独立发展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加上外国的竞争和小资产阶级的日益破产将加速事件的进程。我不相信人民会安然忍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1846年或1847年行将到来的下一次危机，很可能会促成谷物法的废除和宪章的通过。宪章将引起什么样的革命运动，现在还很难说。但是，到了再下一次危机（按过去的危机类推，那次危机应当在1852年或1853年到来，虽然它的到来可能因谷物法的废除而推迟，或因外国的竞争等其他原因而加速），英国人民必然会对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忍受剥削或在资本家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去饿死这样的事情感到深恶痛绝。如果到那时英国资产阶级还不变得清醒些（按所有的迹象来判断，他们绝不可能变得清醒），那么革命就会到来，这次革命将是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相比的。被逼到绝望地步的无产者将会像斯蒂芬斯向他们宣传过的那样点燃烈火：人民复仇的怒火将迸发出来，来势之猛就连1793年也不能与之相比。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是迄今发生的一切战争中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即使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即使资产阶级普遍有了改进，也都无济于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要知道，整个资产阶级的观点即使可以改变，至多也只能达到不彻底的中庸的程度；那些较坚决地归附于工人的资产者会形成新的吉伦特派⁴⁶，这一派别将在暴力发展的过程中灭亡。整个阶级的偏见是不可能像旧衣服一样扔掉的，保守、狭隘而自私的英国资产阶级尤其不会这样做。以上得出的这些结论都是确凿无疑的，因为这些结论的前提一方面是历史发展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人类本性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英国做一个预言家比在任何地方都容易，因为构成社会的一切因素在这里都获得了这样清楚这样明显的发展。革命必然到来，要找到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已经太晚了；但是革命可以进行得比上面预言的温和些。这与其说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倒不如说将取决于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就越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到要向个别人复仇，或者认为某个资产者在现存的关系中能够有不同于现在的行动。英国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正是从不把责任归于个别人这一原则出发的。因此，英国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越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越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为现在这样的暴力行动，那将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措施中野蛮和粗暴行为也就越少。假如能够在斗争爆发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么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已经太晚了。然而我认为，在英国现在已无法避免的穷人反对富人的完全公开的、直接的战争爆，、唱，发以前，至少也应当使无产阶级对社会问题有十分清楚的了解，从而使共产党能够借助于各种事件逐渐克服革命中的野蛮成分并防止热月九日的重演。无论如何，法国人的经验并不是没有用的，况且，现在宪章运动的多数领袖都已经成了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超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所以它和纯粹无产阶级的宪章运动比起来，更容易为资产阶级的优秀的代表人物（但是这种人是极少的，而且只能从正在成长的一代中去寻找）所赞同。

　　如果这些结论在这里还显得根据不够充分，那么我希望在别的地方还会有机会来证明，这些结论是英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坚定地认为：现在已经个别地、间接地进行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普遍的、全面的和直接的战争。要想和平解决已经太晚了。阶级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正在汇集成大规模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那时全国都将会响彻战斗的号召“对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那时富人们再想采取防备措施就太晚了。

弗·恩格斯写于1844年9月—1845年3月
1845年5月在莱比锡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卷翻译

脚　　注

(1) 卡莱尔在他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一书中绝妙地描述了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令人作呕的贪欲；该书的一部分我已经译出.刊登在《德法年鉴》上，请读者参阅¹⁷⁵。
(2) 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826年伦敦第6版。——编者注
(3) 《济贫法委员会委员所获得的情报资料摘要》1833年伦敦官方版。
(4) 见本卷第451页。——编者注
(5)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为了避免一切误会和可能由此产生的异议，我还要指出，我是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谈的，我谈个别人的行为，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也不准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派别和政党之间的差别，这些派别和政党只具有历史的和理论的意义。因此，我也只能顺便提到少数几个例外的、值得尊敬的资产阶级成员。这些人有的是比较坚决的激进派，他们几乎就是宪章派，例如，下院议员阿什顿的欣德利厂主和托德莫登（兰开夏郡）的菲尔登厂主，此外还有托利党人慈善家，他们不久以前组织了一个叫做‘青年英国’的团体，其中有议会议员迪斯累里、博思威克、费伦德、约翰·曼纳斯勋爵等等。阿什利勋爵也和他们关系密切。‘青年英国’的目的是恢复昔日‘美好的英国’以及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浪漫的封建主义，这个目的自然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可笑的，这是对整个历史发展的嘲笑。但是这些人怀着善良的心愿，勇敢地起来反对现存制度，反对流行的种种偏见，有勇气承认现存制度下的卑鄙行为，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半德国人半英国人托马斯·卡莱尔是十分独特的，他最初是托利党人，后来比上面谈到的那些人都进步得多。在所有的英国资产者中，他最深刻地了解社会混乱的原因，并且要求把劳动组织起来。我希望已经找到正确道路的卡莱尔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以自已和其他许多德国人的名义向他表示最美好的祝愿！”
　　在1892年德文版上，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一段话：“但是二月革命使卡莱尔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他不再向市侩们发出正义的愤怒，却对那把他抛到岸上的历史巨浪发出狠毒的市侩的怨言。”——编者注”

注　　释

30 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提出的理论。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I、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484。
31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53）。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481。
46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497。
53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眼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480。
170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人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本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本卷第745页）。——487。
175 见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476。
176 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 laissez aller）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重农学派也主张自由放任，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调节的，国家不得对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和监督；国家用各种规章进行干涉，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他们要求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478、486。
177 “青年英国”是由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及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蛊惑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恩格斯对”青年英国”的评价，见本卷第493—494页。——484。
178 旧济贫法指英国1601年（伊丽莎白女王四十三年）颁布的济贫法。根据这项法律，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本人及家庭生活的居民可以通过济贫会获得救济。该济贫法曾经过多次修订。——485。
179 巴尔米开特的餐桌出自《一千零一夜》，富人巴尔米开特愚弄饥饿的穷人，在宴会上，端来一个个的空菜盘，用空话和手势款待饥肠辘辘的人们。——494。

卡·马克思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¹⁸⁰

1.关于费尔巴哈⁽¹⁾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 “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¹⁸¹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¹¹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翻译

马克思论费尔巴哈⁽²⁾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 “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变革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消除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做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人神秘主义的神秘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
第一次作为附录发表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版单行本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翻译

脚　　注

(1) 马克思1845年的稿本。——编者注
(2) 恩格斯1888年发表的稿本。——编者注

注　　释

11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502。
180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1845年春在布鲁塞尔写的笔记，这个笔记表明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为创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这个笔记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者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实践作用的主要缺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强调“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说明“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见本卷第500、501、502页）。马克思还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者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见本卷第501页），从而把对人的认识置于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
　　这篇笔记写在1844——1847年的笔记本中、标题为《1.关于费尔巴哈》，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888年恩格斯在出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把这篇笔记作为附录首次发表，标题为《马克思论费尔巴哈》。恩格斯在该书序言中说：“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66页）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编者根据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的提法，将这一笔记定名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恩格斯在发表这个《提纲》时对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上的修改，本卷将马克思1845年的原稿本和恩格斯修改的稿本一并收入。
　　《提纲》的中译文最早发表在1929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林超真翻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在以后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多种中译本中都收有这个《提纲》。——499。
181 经院哲学也称烦琐哲学，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学院中形成的一种哲学。经院哲学家们通过烦琐的抽象推理的方法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和信条，实际上把哲学当做“神学的婢女”。——50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
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
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¹⁸²
（节选）

第一卷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
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

序言

　　迄今为止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标准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他们在幻象、观念、教条和臆想的存在物的伽锁下日渐委靡消沉，我们要把他们从中解放出来。我们要起来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一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用符合人的本质的思想来代替这些臆想，另一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批判地对待这些臆想，还有个人说，我们要教会他们从头脑里抛掉这些臆想，这样——当前的现实就会崩溃。⁽¹⁾

　　这些天真的幼稚的空想构成现代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核心。在德国不仅是公众怀着畏惧和虔敬的心情来接受这种哲学，而且哲学英雄们自己在抬出这种哲学的时候，也一本正经地觉得它有颠覆世界的危险性和不怕被治罪的坚决性。本书第一卷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些自以为是狼、也被人看成是狼的绵羊，指出他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而这些哲学宣讲者的夸夸其谈只不过反映出德国现实状况的可悲。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委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

　　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各种统计给他提供大量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新证据。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²⁾

第一章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Ⅰ]

　　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³⁾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¹⁸³发展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¹⁸⁴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事件：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在最后一点生命的火花熄灭之后，这具残骸⁽⁴⁾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分解了，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不辞劳苦地兜售他所得到的那一份。竞争不可避免。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并且循规蹈矩。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竞争变成了激烈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现在却被吹嘘和构想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一种产生了十分重大的结果和成就的因素。

　　为了正确地评价这种甚至在可敬的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的哲学叫卖，为了清楚地表明这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狭隘性、地域局限性，特别是为了揭示这些英雄们的真正业绩和关于这些业绩的幻想之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显著差异，就必须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⁵⁾

一 费尔巴哈

　　A.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试图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经超越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起初他们还是抓住纯粹的、未加伪造的黑格尔的范畴，如“实体”和“自我意识”⁽⁶⁾，但是后来却用一些比较世俗的名称如“类”、“唯一者”、“人”⁽⁷⁾等等，使这些范畴世俗化。

　　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⁸⁾。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至于什么是宗教意识，什么是宗教观念，他们后来下的定义各有不同。其进步在于：所谓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也被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还在于：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被宣布为宗教意识或神学意识，而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人，总而言之“人”则被宣布为宗教的人。宗教的统治被当成了前提。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对法的迷信，对国家的迷信等等。到处涉及的都只是教义和对教义的信仰。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圣化了，直到最后可尊敬的圣麦克斯⁽⁹⁾完全把它宣布为圣物，从而一劳永逸地把它葬送为止。

　　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都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则硬说一切都包含宗教观念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由此来批判一切。青年黑格尔派同意老年黑格尔派的这样一个信念，即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不过一派认为这种统治是篡夺而加以反对，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统治是合法的而加以赞扬。

　　既然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总之，被他们变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意识的一切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就像老年黑格尔派把它们看做是人类社会的真正镣铐一样，那么不言而喻，青年黑格尔派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进行斗争就行了。既然根据青年黑格尔派的设想，人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一切举止行为、他们受到的束缚和限制，都是他们意识的产物，那么青年黑格尔派完全合乎逻辑地向人们提出一种道德要求，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¹⁰⁾来代替他们现在的意识，从而消除束缚他们的限制。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¹⁸⁵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如果说，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宣称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就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而且还是片面的说明。至于他们的全部其他论断，只不过是进一步修饰他们的要求：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

1.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

A.⁽¹¹⁾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¹²⁾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¹³⁾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¹⁸⁶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

　　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¹⁸⁷所有制。这种所有制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当时人们靠狞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在人们靠耕作为生的情况下，这种所有制是以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分工还很不发达，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因此，社会结构只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部落首领，他们管辖的部落成员，最后是奴隶。潜在于家庭中的奴隶制，是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随着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这种所有制首先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存着奴隶制。除公社所有制以外，动产私有制以及后来的不动产私有制已经发展起来，但它们是作为一种反常的、从属于公社所有制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公民仅仅共同拥有支配自己那些做工的奴隶的权力，因此受公社所有制形式的约束。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面对着奴隶不得不保存这种自然形成的联合方式。因此，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民权力，随着私有制，特别是不动产私有制的发展而逐渐趋向衰落。分工已经比较发达。城乡之间的对立己经产生，后来，一些代表城市利益的国家同另一些代表乡村利益的国家之间的对立出现了。在城市内部存在着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公民和奴隶之间的阶级关系已经充分发展。

　　随着私有制的发展，这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在考察现代私有制时还会遇见，不过规模更为巨大而已。一方面是私有财产的集中，这种集中在罗马很早就开始了（李奇尼乌斯土地法¹⁸⁸就是证明），从内战¹⁸⁹发生以来，尤其是在帝政时期，发展得非常迅速；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平民小农向无产阶级的转化，然而，后者由于处于有产者公民和奴隶之间的中间地位，并未获得独立的发展。

　　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地旷人稀，居住分散，而征服者也没有使人口大量增加，——这种情况决定了起点有这样的变化。因此，与希腊和罗马相反，封建制度的发展是在一个宽广得多的、由罗马的征服以及起初就同征服联系在一起的农业的普及所准备好了的地域中开始的。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农业衰落了，工业由于缺乏销路而一顾不振，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城乡居民减少了。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¹⁹⁰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像部落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一样，也是以一种共同体为基础的。但是作为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而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已经不是与古典古代的共同体相对立的奴隶，而是小农奴。随着封建制度的充分发展，也产生了与城市对立的现象。土地占有的等级结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武装雇从制度使贵族掌握了支配农奴的权力。这种封建结构同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一样，是一种联合，其目的在于对付被统治的生产者阶级；只是联合的形式和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有所不同，因为出现了不同的生产条件。

　　在城市中与这种土地占有的封建结构相适应的是同业公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在这里财产主要在于个人的劳动。联合起来反对成群搭伙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公共商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产生了行会，个别手工业者逐渐积蓄起少量资本，而且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他们的人数没有什么变动，这就使得帮工制度和学徒制度发展起来，而这种制度在城市里产生了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

　　这样，封建时代的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土地所有制和束缚于土地所有制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决定的。在封建制度的繁荣时代，分工是很少的。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等级结构固然表现得非常鲜明，但是除了在乡村里有王公、贵族、僧侣和农民的划分，在城市里有师傅、帮工、学徒以及后来的平民短工的划分之外，就再没有什么大的分工了。在农业中，分工因土地的小块耕作而受到阻碍，与这种耕作方式同时产生的还有农民自己的家庭工业；在工业中，各手工业内部根本没有实行分工，而各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也是非常少的。在比较老的城市中，工业和商业早就分工了；而在比较新的城市中，只是在后来当这些城市彼此发生了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分工才发展起来。

　　比较广大的地区联合为封建王国，无论对于土地贵族或城市来说，都是一种需要。因此，统治阶级的组织即贵族的组织到处都在君主的领导之下。

————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¹⁴⁾，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¹⁵⁾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¹⁶⁾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βtsein1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实例来加以说明。

[Ⅱ]

　　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¹⁷⁾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¹⁸⁾；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¹⁹⁾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²⁰⁾当然，在像德国这样一个具有微不足道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这些思想发展，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无作用的卑微琐事弥补了历史发展的不足，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²¹⁾但这是具有地域性意义的斗争。

　　[……]⁽²²⁾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²³⁾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做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¹⁹¹“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²⁴⁾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几个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²⁵⁾

　　此外，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在第110页上⁽²⁶⁾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²⁷⁾的问题。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这样一来，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100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吉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富豪的葡萄园和别墅。⁽²⁸⁾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做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珊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诚然，费尔巴哈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做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领域，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²⁹⁾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³⁰⁾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³¹⁾

　　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³²⁾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³³⁾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³⁴⁾，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篡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

　　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此外，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做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做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明白，把它们看做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虫上起着作用。

　　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共同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用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特意把人们维系在一起。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³⁵⁾。但是这种意识并非—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³⁶⁾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³⁷⁾：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³⁸⁾。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³⁹⁾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⁴⁰⁾、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幽灵”、“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观念上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⁴¹⁾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

　　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猪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 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此外，许许多多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否则，例如财产一般怎么能够具有某种历史，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地产怎么能够像今天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根据现有的不同前提而发展呢？——在法国，从小块经营发展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在英国，则是从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发展到小块经营。至于贸易——它终究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交换——又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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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¹¹。前面的叙述已经表明，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¹⁹²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⁴²⁾

　　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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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 “批判”、 “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¹⁹³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⁴³⁾。至于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这种观点仍然可以用思辨的、观念的方式，也就是用幻想的方式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从而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想象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这里很明显，尽管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但是他们既不像圣布鲁诺胡说的那样，也不像“唯一者”、“被创造的”人那样创造自己本身。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⁴⁴⁾；（3）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⁴⁵⁾，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⁴⁶⁾

　　意识形态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⁴⁷⁾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⁴⁸⁾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自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⁴⁹⁾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了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和宗教中产生了种姓制度¹⁹⁶，于是历史学家就以为种姓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篡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篡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和幽灵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⁵⁰⁾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产生的怀疑和顾虑，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例如，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⁵¹⁾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这个“神的王国”不是存在于想象之中，而是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似乎那些学识渊博的先生们不是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目前正在寻找途径以求到达的那个“人的王国”之中；似乎这种科学的娱乐——这确实只是一种娱乐——就在于去说明这个理论上的空中楼阁多么奇妙，而不是相反，去证明这种空中楼阁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意义的论调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假定，所有这些无意义的论调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如前所说，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如果这些群众曾经有过某些理论观念，如宗教，那么现在这些观念也早已被环境消灭了。

　　上述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所具有的纯粹民族的性质还表现在：这些理论家们郑重其事地认为，像“神人”、“人”等这类幻象，支配着各个历史时代，圣布鲁诺甚至断言：只有“批判和批判者创造了历史”⁽⁵²⁾。而当这些理论家亲自虚构历史时，他们会急匆匆地越过先前的一切，一下子从“蒙古人时代”⁽⁵³⁾转到真正“内容丰富的”历史，即《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历史，转到黑格尔学派在普遍争吵中解体的历史。所有其他民族和所有现实事件都被遗忘了，世界舞台局限于莱比锡的书市，局限于“批判”、 “人”和“唯一者”⁽⁵⁴⁾的相互争吵。或许这些理论家有朝一日会着手探讨真正的历史主题，例如18世纪，那时他们也只是提供观念的历史，这种历史是和构成这些观念的基础的事实和实际发展过程脱离的，而他们阐述这种历史的意图也只是把所考察的时代描绘成在真正的历史时代即1840—1844年德国哲学斗争时代到来之前的一个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尚有局限性的前奏时期。他们抱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个非历史性人物及其幻想流芳百世而编写前期的历史，与这一目的相适应的是：他们根本不提一切真正历史的事件，甚至不提政治对历史进程的真正历史性的干预，为此他们的叙述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虚构和文学闲篇为根据，如像圣布鲁诺在他那本已被人遗忘的《18世纪的历史》一书⁽⁵⁵⁾中所做的那样。这些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以为他们无限地超越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偏见。他们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性的；他们生活在德国，依靠德国和为着德国而生活；他们把莱茵之歌¹⁹⁷变为圣歌并征服阿尔萨斯和洛林，其办法不是期窃法兰西国家，而是剿窃法兰西哲学，不是把法兰西省份德国化，而是把法兰西思想德国化。费奈迭先生，同打着理论的世界统治这面旗帜而宣布德国的世界统治的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相比较，是一个世界主义者。

　　从这些分析中还可以看出，费尔巴哈是多么错误，他（《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2卷⁽⁵⁶⁾）竞借助于“共同人”这一规定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把这一规定变成“人”的谓词，以为这样一来又可以把表达现存世界中特定革命政党的拥护者的“共产主义者”一词变成一个空洞范畴。¹⁹⁸费尔巴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们是互相需要的，而且过去一直是互相需要的。他希望确立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他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不过，我们完全承认，费尔巴哈在力图理解这一事实的时候，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地步，他还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圣布鲁诺和圣麦克斯立即用费尔巴哈关于共产主义者的观念来代替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多少是为了使他们能够像同“源于精神的精神”、同哲学范畴、同势均力敌的对手作斗争那样来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而就圣布鲁诺来说，这样做也还是为了实际的利益。我们举出《未来哲学》中的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费尔巴哈既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不了解现存的东西，这一点始终是费尔巴哈和我们的对手的共同之点。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¹⁹⁹任何例外在这里都被肯定地看做是不幸的偶然事件，是不能改变的反常现象。这样说来，如果千百万无产者根本不满意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他们的“存在”同他们的“本质”完全不符合，那么，根据上述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不幸，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这种不幸。可是，这千百万无产者或共产主义者所想的完全不一样，而且这一点他们将在适当时候，在实践中，即通过革命使自己的“存在”同自己的“本质”协调一致的时候予以证明。因此，在这样的场合费尔巴哈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但是，每当有了一项新的发明，每当工业前进一步，就有一块新的地盘从这个领域划出去，而能用来说明费尔巴哈这类论点的事例倍以产生的基地，也就 越来越小了。现在我们只来谈谈其中的一个论点：鱼的“本质”是它的“存在”即水。河鱼的“本质”是河水。但是，一旦这条河归工业支配，一旦它被染料和其他废料污染，成为轮船行驶的航道，一旦河水被引入水渠，而水渠的水只要简单地排放出去就会使鱼失去生存环境，那么这条河的水就不再是鱼的“本质”了，对鱼来说它将不再是适合生存的环境了。把所有这类矛盾宣布为不可避免的反常现象，实质上，同圣麦克斯·施蒂纳对不满者的安抚之词没有区别，施蒂纳说，这种矛盾是他们自己的矛盾，这种恶劣环境是他们自己的恶劣环境，而且他们可以安于这种环境，或者忍住自己的不满，或者以幻想的方式去反抗这种环境。同样，这同圣布鲁诺的责难也没有区别，布鲁诺说，这些不幸情况的发生是由于那些当事人陷入“实体”这堆粪便之中，他们没有达到“绝对自我意识”也没有认清这些恶劣关系是源于自己精神的精神。⁽⁵⁷⁾

[Ⅲ]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我们在上面（第[534—5381页）已经说明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并且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这一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536—539，542—543]页）已经讲过了。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⁵⁸⁾。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它使许多无产者有可能升到无产阶级之上，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要比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所作的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彻底。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做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人中能引申出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第446页）。⁽⁵⁹⁾这样一来，就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并得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个相继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做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做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差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而这些人又被看做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⁶⁰⁾。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说明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意识形态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而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发，是很容易说明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IV]

　　[……]⁽⁶¹⁾从前者产生了发达分工和广泛贸易的前提，从后者产生了地域局限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本身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因此，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水，等等）可以看做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小工业，但这种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因此这里没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对于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来说，私有制是必要的。在采掘工业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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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反谷物法同盟³¹）。——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手工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谈论以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纪，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这些在乡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他们只好屈从于由他们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由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些只身流人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质并需要培训，那么行会师傅就会使他们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他们，或者，如果这种劳动不需要 德意志意识形态培训，因而不是行会劳动，而是短工，那么劳动者就根本组织不起来，始终是无组织的平民。城市对短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这些城市是真正的“联盟”²⁰⁰，这些“联盟”的产生是由于直接的需要，由于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心。这些城市的平民是毫无力量的，因为他们都是只身流入城市的彼此素不相识的个人，他们无组织地同有组织、有武装配备并用忌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力量相抗衡。每一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以最适合于师傅利益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双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帮工在同一师傅手下做工，对这些帮工来说这是一根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同他们分隔开来；最后，帮工由于自己也想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平民至少还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不过由于他们软弱无力而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与行会制度本身的存在有关的小冲突。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起义都是从乡村爆发起来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成熟，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²⁰¹

　　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等级资本。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少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用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必须都会做；各城市之间的有限交往和少量联系、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升华为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安于奴隶般的关系，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之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陷入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这个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他们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他们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给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己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国家，例如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资本开始积聚到个人手里，一部分违反行会法规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里。

　　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乡村中附带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是最早的工场手工业，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并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用来供应整个国内市场，通常还供应国外市场。

　　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特性，它抵制行会的束缚。因此，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

　　随着摆脱了行会柬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由商人的出现所促成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

　　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用他们或付给他们极低报酬的行会的避难所，就像行会城市过去曾是农民摆脱土地占有者的避难所一样。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个时期的形成是由于：取消了封建侍从，解散了拼凑起来并效忠帝王、镇压其诸侯的军队，改进了农业以及把大量耕地变为牧场。从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13世纪就曾出现过的个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这些流浪者人数非常多，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72 000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在他们穷得走投无路而且经过长期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收了他们。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一般情况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扩大，加速了活动资本的积累，而在那些没有受到刺激去扩大生产的行会里，自然形成的资本却始终没有改变，甚至还减少了。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产生了大资产阶级，而集中在行会里的是小资产阶级，现在它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城市里占统治地位了，而是必须屈从于大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的统治⁽⁶²⁾。由此可见，行会一跟工场手工业接触，就衰落下去了。

　　在我们所谈到的这个时代里，各国在彼此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起初，由于流通的金银数量很少，这些金属是禁止出口的；另一方面，工业，即由于必须给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而不可或缺的、大部分是从国外引进的工业，没有特权不行，当然，这种特权不仅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竞争，而且主要是用来对付国外的竞争。通过这些最初的禁令，地方的行会特权便扩展到全国。关税产生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即客商交的免遭抢劫的买路钱。后来各城市也征收这种捐税，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捐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美洲的金银在欧洲市场上的出现，工业的逐步发展，贸易的迅速高涨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受行会束缚的资产阶级的兴旺发达和货币的活跃流通，——所有这一切都使上述各种措施具有另外的意义。国家日益不可缺少货币，为充实国库起见，它现在仍然禁止输出金银；资产者对此完全满意，因为这些刚刚技人市场的大量货币，成了他们进行投机买卖的主要对象；过去的特权成了政府收入的来源，并且可以用来卖钱；在关税法中有了出口税，这种税只是阻碍了工业的发展，纯粹是以充实国库为目的。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它几乎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未。商业和航运比那种起次要作用的工场手工业发展得更快；各殖民地开始成为巨大的消费者；各国经过长期的斗争，彼此瓜分了已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这一时期是从航海条例²⁰²和殖民地垄断开始的。各国间的竞争尽可能通过关税率、禁令和各种条约来消除，但是归根结底，竞争的斗争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最强大的海上强国英国在商业和工场手工业方面都占据优势。这里已经出 现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

　　对工场手工业一直是采用保护的办法：在国内市场上实行保护关税，在殖民地市场上实行垄断，而在国外市场上则尽量实行差别关税。本国生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和亚麻，法国的丝）的加工受到鼓励，国内出产的原料（英国的羊毛）禁止输出，进口原料的[加工]仍受到歧视或压制（如棉花在英国）。在海上贸易和殖民实力方面占据优势的国家，自然能保证自己的工场手工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工场手工业一般离开保护是不行的，因为只要其他国家发生任何最微小的变动都足以使它失去市场而遭到破产。只要在稍微有利的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就可以很容易地在某个国家建立起来，正因为这样，它也很容易被破坏。同时，它的经营方式，特别是18世纪在乡村里的经营方式，使它和广大的个人的生活条件结合在一起，以致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工场手工业的生存而允许自由竞争。因此，工场手工业就它能够输出自己的产品来说，完全依赖于商业的扩大或收缩，而它对商业的反作用，相对来说是很微小的。这就决定了工场手工业的次要作用和18世纪商人的影响。正是这些商人，特别是船主最迫切地要求国家保护和垄断，诚然，工场手工业主也要求保护并且得到了保护，但是从政治意义上来说，他们始终不如商人。商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已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并带有大资产阶级性质，而在工厂城市里仍然是小资产阶级势力占统治。参看艾金⁽⁶³⁾。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平托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明确：“贸易是本世纪的嗜好。”他还说：“从某个时期开始，人们就只谈论经商、航海和船队了。”⁽⁶⁴⁾

　　虽然资本的运动己大大加速了，但相对来说总还是缓慢的。世界市场分割成各个部分，其中每一部分都由单独一个国家来经营；各国之间的竞争的消除；生产本身的不灵活以及刚从最初阶段发展起来的货币制度，——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妨碍了流通。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当时一切商人和）切经商方式都具有斤斤计较的卑鄙的小商人习气。当时的商人同工场手工业主，特别是同手工业者比较起来当然是大市民——资产者，但是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见亚·斯密⁽⁶⁵⁾。

　　这一时期还有这样一些特征：禁止金银外运法令的废除，货币经营业、银行、国债和纸币的产生，股票投机和有价证券投机，各种物品的投机倒把等现象的出现以及整个货币制度的发展。资本又有很大一部分丧失了它原来还带有的那种自然性质。

　　在17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在竞争中只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⁶⁶⁾是自动体系。[它]①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桓檐，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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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做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这样做是相当容易的，因为进行这些革命的个人都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抱有种种幻想。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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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因此这会持续很长时间，直到这些个人能够联合起来，更不用说，为了这种联合——如果它不仅仅是地域性的联合一大工业应当首先创造出必要的手段，即大工业城市和廉价而便利的交通。因此只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战胜同这些孤立的、生活在每天都重复产生着孤立状态的条件下的个人相对立的一切有组织的势力。要求相反的东西，就等于要求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不要有竞争，或者说，就等于要求各个人从头脑中抛掉他们作为被孤立的人所无法控制的那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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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宅建筑。不言而喻，野蛮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如游牧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独自的帐篷一样。这种单个分开的家庭经济由于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更加必需的了。在农业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经济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样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的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采暖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的经济本身将不会再成为新生产力，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基础上，就是说，将是一种纯粹的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还可能有什么呢？——这就是城市里的集中和为了各个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公共房舍（监狱、兵营等）的兴建。不言而喻，消灭单个分开的经济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

　　（在圣桑乔那里常见的一个说法是：每个人通过国家才完全成其为人⁽⁶⁷⁾，这实质上等于说，资产者只是资产者这个类的一个标本；这种说法的前提是：资产者这个阶级在构成该阶级的个人尚未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⁶⁸⁾）

　　在中世纪，每一城市中的市民为了自卫都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农村贵族；商业的扩大和交通道路的开辟，使一些城市了解到有另一些捍卫同样利益、反对同样敌人的城市。从各个城市的许多地域性市民团体中，开始非常缓慢地产生出市民阶级。各个市民的生活条件，由于同现存关系相对立并由于这些关系所决定的劳动方式，便成了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共同的和不以每一个人为转移的条件。市民创造了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挣脱了封建的联系；同时他们又是由这些条件所创造的，因为他们是由自己同既存封建制度的对立所决定的。随着各城市间的联系的产生，这些共同的条件发展为阶级条件。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资产阶级本身开始逐渐地随同自己的生存条件一起发展起来，由于分工，它又重新分裂为各种不同的集团，最后，随着一切现有财产被变为工业资本或商业资本，它吞并了在它以前存在过的一切有财产的阶级⁽⁶⁹⁾（同时资产阶级把以前存在过的没有财产的阶级的大部分和原先有财产的阶级的一部分变为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单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另一方面，阶级对各个人来说又是独立的，因此，这些人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条件是预先确定的：各个人的社会地位，从而他们个人的发展是由阶级决定的，他们隶属于阶级。这同单个人隶属于分工是同类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至于个人隶属于阶级怎样同时发展为隶属于各种各样的观念，等等，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了。

　　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进行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进行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产生这样的臆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说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种臆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看做是普遍表达方式的一些类别，看做是类的一些亚种，看做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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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⁷⁰⁾。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因此，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当市民等级、同业公会等等起来反对农村贵族的时候，他们的生存条件，即在他们割断了封建的联系以前就潜在地存在着的动产和手艺，表现为一种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对立的积极的东西，因此起先也具有一种特殊的封建形式。当然，逃亡农奴认为他们先前的农奴地位对他们的个性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只是做了像每一个挣脱了枷锁的阶级所做的事，此外，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来的。其次，他们并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等级，在新的处境中也还保存了他们过去的劳动方式，并且使这种劳动方式摆脱已经和他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桎梏，从而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相反，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对无产者本身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注意。不要忘记，单是维持农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向封建主缴纳的贡赋降低到各种代役租和徭役地租的平均水平，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逃出自己领主的领地，并使他有希望上升为市民，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亡农奴已经是半市民了。

　　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由此可见，逃亡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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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⁷¹⁾，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一般化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相互分离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相互分离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论》⁽⁷²⁾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可以对照例如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形成的情况），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各个时代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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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做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过去世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18世纪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东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这种差别不是我们为每个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既存的各种不同的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划定的。在后来时代（与在先前时代相反）被看做是偶然的东西，也就是在先前时代传给后来时代的各种因素中被看做是偶然的东西，是曾经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都取决于它。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是施蒂纳顽固地提出来反对人的主要论据⁽⁷³⁾），尽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诚然，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⁷⁴⁾。这样，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这些条件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各种交往形式的相互联系的序列，各种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由于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是按照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制定的共同计划进行的，所以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联系而独立地发展，后来才逐渐与它们发生联系。其次，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人，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由此也就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可以进行更一般的概括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

　　相反，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11世纪和12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类似的关系在征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另一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的话。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这些地方却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拥有持久的政权（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²⁰³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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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服这一事实看起来好像是同整个这种历史观矛盾的。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做是历史的动力。这里我们只能谈谈主要之点，因此，我们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以及与此相联系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罗马和蛮人，封建制度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进行征服的蛮族来说，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粗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越来越需要新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交往形式越来越被加紧利用。相反，在意大利，由于地产日益集中（这不仅是由购买和负债引起的，而且还是由继承引起的，当时一些古老的氏族由于生活放荡和很少结婚而逐渐灭亡，他们的财产转入少数人手里），由于耕地变为牧场（这不仅是由通常的、至今仍然起作用的经济原因引起的，而且也是由掠夺来的和进贡的谷物的输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大利谷物没有买主的现象引起的），自由民几乎完全消失了，就是奴隶也在不断地死亡，而不得不经常代之以新的奴隶。奴隶制仍然是整个生产的基础。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平民，始终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总之，罗马始终只不过是一个城市，它与各行省之间的联系几乎仅仅是政治上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自然也就可能为政治事件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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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最普通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只有占领才具有决定意义。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种占领的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占领国家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国家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力主要是否只是以它的联合和共同体为基础。其次，占领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银行家的体现于证券中的财产。对于每个现代工业国家的全部工业资本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都是很快就会结束的，己经不再有东西可供占领时，必须开始进行生产。从这种很快出现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徙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

　　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这种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产力的制约，这从企图仿效古罗马来建立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经得到证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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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现代的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舍尔比利埃⁽⁷⁵⁾等人自己就把个人的联合同资本的联合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因此他们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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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民族的个人——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自身能力，已经通过种族杂交而产生的能力，——因此德国人是白痴式的；在法、英等国是异族人移居于已经发达的土地上，在美国是异族人移居于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而在德国，土著居民安居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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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⁷⁶⁾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无关紧要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劳动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

　　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

　　其次，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做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人”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就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一般化的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把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⁷⁷⁾借助于这种从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的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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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宫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⁷⁸⁾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决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一个城市里聚居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权利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地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奴隶制和共同体）（古罗马公民的合法的所有权[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 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著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私法是与私有制同时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引起进一步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整个生产方式没有改变。⁽⁷⁹⁾在现代民族那里，工业和商业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产生，开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在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城市阿马尔菲还制定了海商法。²⁰⁴当工业和商业——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又立即得到恢复并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君主们开始照顾它的利益，以便借助资产阶级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所有国家中——法国是在16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在所有国家中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完善，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原则。（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

　　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仅仅使用和滥用的权利[jus utendi et abutendi]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体，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滥用[abuti]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⁸⁰⁾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法学家们的这种错觉说明：在法学家们以及任何法典看来，各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契约这类事情，一般都是偶然的：他们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随意建立或不建立，它们的内容完全依据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

　　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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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工对科学的影响。

　　镇压在国家、法、道德等等中的作用。

　　资产者之所以必须在法律中使自己得到普遍表现，正因为他们是作为阶级进行统治的。

　　自然科学和历史。

　　没有政治史、法律史、科学史等等，艺术史、宗教史等等⁽⁸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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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

　　笃信宗教者、法学家、政治家。

　　法学家、政治家（一般的国务活动家）、伦理学家、笃信宗教者。关于一个阶级内的这种意识形态划分：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例如，法官运用法典，因此法官认为，立法是真正的积极的推动者。尊重自己的商品，因为他们的职业是和公众打交道。

　　法的观念。国家的观念。在通常的意识中事情被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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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从一开始就是超验性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从现实的力量中产生的。

　　要更通俗地表达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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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宗教等领域中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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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关系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的关系会相对于他们而独立？他们自己生命的力量会成为压倒他们的力量？

　　总之：分工，分工的阶段依赖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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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所有制。现代的所有制。

　　等级的所有制。手工工场所有制。工业资本。

第二卷
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真正的社会主义”

　　我们在第一卷（参看《圣麦克斯》，《政治自由主义》）考察过迄今存在的德国自由主义和法英资产阶级运动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德国社会主义和法英无产阶级运动之间也同样存在。除德国共产主义者之外，还出现了一些著作家，他们接受了法国和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把这些思想和自己的德国哲学前提混合起来。这些“社会主义者”，或者像他们自称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外国的共产主义文献并不是现实运动的表现和产物，而是纯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像他们想象中的德国哲学体系一样，完全是从“纯粹的思想”中产生的。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著作即使在宣传某些体系，也是以实际的需要为基础的，是以一定国家的一定阶级的整个生活条件为基础的。他们对该派某些著作界代表人物的幻想深信无疑，似乎这些代表人物所谈的是“最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一定阶级和一定时代的需要。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禁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不可能去考察现实的关系。面对“不讲科学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是首先激起德国读者对这些外国人的皮相之见或“粗俗的”经验主义表示应有的蔑视，就是为“德国科学”唱颂歌，并赋予它这样的使命：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于是他们立刻开始工作，想以“德国科学”代表的身份来完成这个使命，尽管在大多数场合，这个“德国科学”对他们来说几乎就像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原著一样是陌生的，他们只是根据施泰因、厄尔克斯等人所编的东西才了解那些原著。他们赋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个“真理”究竟是什么呢？他们企图用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来阐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对他们来说却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思想的纯粹文献上的联系甚至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是由于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对这类文献的错误了解。他们把这些共产主义的体系、评论和论战性著作同现实运动割裂开来，其实这些体系、评论和著作不过是现实运动的表现，然后，他们又任意把这些体系、评论和著作同德国哲学联系起来。他们把一定的、受历史条件制约的生活领域的意识同这些生活领域割裂开来，并且用真正的、绝对的意识即德国哲学的意识来衡量这个意识。他们始终一贯地把这些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他们把这些一定的个人关于他们自身关系的思想解释成好像这些思想是关于“人”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就从现实的历史基础回到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去，而且，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现实的联系，因而就很容易用“绝对的”或者别的意识形态的方法来虚构幻想的联系。他们把法国人的思想翻译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语言，任意捏造共产主义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它被大吹大擂地说成是“民族的骄傲和所有邻国人民羡慕的对象”，就像托利党人⁵⁶谈到英国宪法时所说的那样。

　　由此可见，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英国法国那些或多或少同它相近的党派在德国精神天国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德国情感天国中的变容而已。声称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首先就是一种秘传的科学；它的理论著作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但是它也有公开的著作，只因为它关心社会的、公开的关系，它就得进行某种宣传。在这种公开的著作中，它不再诉诸德国“思维着的精神”而是诉诸德国“情感”。而这样做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说来是再容易不过的，因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普遍的人类之爱了。因此，它不是求助于无产者，而是求助于德国人数最多的两类人，求助于小资产者及其博爱的幻想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家，即哲学家和哲学学徒：总之，它求助于德国现在流行的“平常的”和不平常的意识。

　　由于德国实际存在的各种关系，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这个中间派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想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的企图。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许多曾以哲学为出发点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正是经过这样的过渡而走向了并且继续走向共产主义，而其他那些不能摆脱意识形态羁绊的人则宣传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直到寿终正寝。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中那些不久前写了我们在下面所批判的著作的人，究竟是仍然坚持这种观点，还是已经前进了。我们决不是反对这些人，我们只是把刊印出来的文献看做是在德国这样一个泥潭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那个流派的表现。

　　此外，“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给一批青年德意志²⁰⁵的美文学家、江湖医生和其他著作家打开了利用社会运动的大门。由于德国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社会运动在开始时也就变成了纯粹文学的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备的社会文学运动，这个运动是在现实的党派利益之外产生的，而且在共产主义党派形成以后还想不顾它而继续存在。不言而喻，从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党派在德国产生的时候起“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将越来越局限于把小资产者作为自己的公众，并把那些委靡和堕落的著作家作为这些公众的代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5年秋—1846年5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版第1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卷、《德国哲学杂志》 1966年第10期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1985年德文版单行本翻译

脚　　注

(1) 这里提到的三个人是指：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麦·施蒂纳。——编者注
(2) 手稿中删去以下几段话：“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后者也同样认为世界是受观念支配的，思想和概念是决定性的本原，一定的思想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理解的物质世界的奥秘。
　　黑格尔完成了实证唯心主义。在他看来，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他并不满足于记述思想中的东西，他还试图描绘它们的生产活动。
　　从自己的幻想世界中被唤醒的德国哲学家们反抗思想世界。他们把关于现实的东西、有形的东西的观念同思想世界……
　　所有的德国哲学批判家们都断言：观念、想法、概念迄今一直支配和决定着现实的人，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日，但今后不应继续存在。他们彼此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想用什么方法来拯救在他们看来还在自己的固定思想的威力下呻吟的人类；他们彼此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什么东西宣布为固定思想。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这种思想的统治，他们相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相信他们的批判的思想活动一定会使现存的东西灭亡，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或者认为有他们的孤立的思想活动就已足够，或者希望争得共同的意识。
　　相信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相信观念世界……
　　德国哲学家们在他们的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他们反对思想、观念、想法的统治，而按照他们的观点，即按照黑格尔的幻想，思想、观念、想法一直是产生、规定和支配现实世界的。他们表示反抗并停止……
　　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他的叛逆的门徒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一点……”——编者注
(3) “意识形态家”原文为Ideologe，过去曾译“思想家”、 “玄想家”Ideologe一词是由Ideologie（意识形态）派生出来的。为了保持这两个词译法的一致性.现将“思想家”、 “玄想家”改为“意识形态家”。当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纯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种哲学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把鼓吹这种哲学的人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编者注
(4) 原文是caput mortum.原意为“骷髅”；在化学中，是指蒸馏过程结束后的残留物。——编者注
(5) 手稿中删去以下一段话：“因此，我们在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代表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先提出一些有关德国哲学和整个意识形态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要进一步揭示所有代表人物共同的意识形态前提。这些意见将充分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编者注
(6) 大·施特劳斯和布·鲍威尔使用的基本范畴。——编者注
(7) 路·费尔巴哈和麦·施蒂纳使用的基本范畴。——编者注
(8)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这种批判自以为是使世界消除一切灾难的绝对救世主。宗教总是被看傲和解释成这些哲学家们所厌恶的一切关系的终极原因，他们的主要敌人。”——编者注
(9) 指麦·施蒂纳（约·卡·施米特的笔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用其他绰号称呼他，例如，称他为“圣桑乔”、“圣者”、 “教父”、 “乡下佬雅各”等等。——编者注
(10) 指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所说的意识。——编者注
(11) 手稿中删去以下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南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编者注
(12)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13)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最初的、自然形成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决定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展或不发展。”——编者注
(14) 手稿的最初方案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下的一定的个人”。——编者注
(15)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现实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编者注
(16)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而且人们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编者注
(17) 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18) 马克思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人。唯一者。个人。——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编者注
(19) 此处手稿缺损。——编者注
(20) 马克思加了边注：“词句和现实的运动”。——编者注
(21) 马克思加了边注：“词句对德国的意义”。——编者注
(22) 这里缺五页手稿。——编者注
(23) 马克思加了边注：“u费尔巴哈”。——编者注
(24) 恩格斯加了边注：“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编者注
(25) 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26) 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编者注
(27) 歌德《浮士德》的《天上序幕》。——编者注
(28) 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29) 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30) 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31)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只是因为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说教有术的’圣布鲁诺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编者注
(32) 马克思加了边注：“历史”。——编者注
(33) 马克思加了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编者注
(34) 指布·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观点。——编者注
(35) 马克思加了边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命，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编者注
(36)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编者注
(37) 马克思加了边注：“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编者注
(38) 马克思加了边注：“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编者注
(39) 马克思加了边注：“宗教。具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编者注
(40)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活动和思维，即没有思想的活动和没有活动的思想。”——编者注
(41)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种关于现存的经济界限的观念上的表现，不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在实践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就是说，使自己自由存在的并且同现存的生产方式相矛盾的意识，不是仅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编者注
(42) 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和生产力”。——编者注
(43) 马克思加了边注：“关于意识的生产”。——编者注
(44) 马克思加了边注：“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编者注
(45)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消灭在……统治下活动的现代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消灭劳动”是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关于这种说法的含义，并见本卷第570—573、579—582页。关于异化劳动，可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编者注
(46)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至于谈到革命的这种必要性，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早就一致同意了，而圣布鲁诺却继续心安理得地幻想，认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所以取代‘唯灵论的地位’（唯灵论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只是为了赢得崇敬。他继续幻想：那时候‘灵魂将得救，人间将成为天国，天国将成为人间’，（神学家总是念念不忘天国）‘那时候欢乐和幸福将要永世离奏天国的和谐曲’（第140页）¹⁹⁴。当末日审判——这一切都要在这一天发生，燃烧着的城市火光在天空的映照将是这一天的朝霞——突然来临的时候，当耳边响起由这种‘天国的和谐曲’传出的有炮声为之伴奏、有断头台为之击节的《马赛曲》和《卡马尼奥拉曲》旋律的时候；当卑贱的‘群’高唱着ça ira，ça ira并把‘自我意识’吊在路灯柱上¹⁹⁵的时候，我们这位神圣的教父将会大吃一惊。圣布鲁诺毫无根据地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永世乐和幸福’的振奋人心的图画。‘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的追随者’对这种‘欢乐和幸福’似乎有独特的想法，他们在谈到革命的时候，强调的是与‘天国的和谐曲’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没有兴致来事先构想圣布鲁诺在末日审判这一天的行为。至于应当把进行革命的无产者了解为反抗自我意识的‘实体’或想要推翻批判的‘群众’还是了解为还没有足够的浓度来消化鲍威尔思想的一种精神‘流出体’，这个问题也确实难以解决。”——编者注
(47) 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48)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的用语。——编者注
(49) 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用语。——编者注
(50) 马克思加了边注：“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反动的性质。”——编者注
(51) 路·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编者注
(52) 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用语。——编者注
(53)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的用语。——编者注
(54) 即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和麦·施蒂纳。——编者注
(55) 布·鲍威尔《18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1843一1845年夏洛滕堡版第1—2卷。——编者注
(56) 该刊发表了路·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一文。——编者注
(57) 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编者注
(58) 马克思加了边注：“（普遍性符合于：（1）与等级相对的阶级；（2）竞争、世界交往等等；（3）统治阶级的人数众多；（4）共同利益的幻想，起初这种幻想是真实的；（5）意识形态家的欺骗与分工。）”——编者注
(59)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编者注
(60) 马克思加了边注：“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编者注
(61) 这里缺四页手稿。——编者注
(62) 马克思加了边注：“小资产者——中间等级——大资产阶级”。——编者注
(63) 约·艾金《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编者注
(64) 伊·平托《关于商业忌妒的通讯》，见《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集》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34、238页。——编者注
(65)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编者注
(66) 此处手稿缺损。——编者注
(67)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编者注
(68) 马克思加了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阶级是预先存在的”。——编者注
(69) 马克思加了边注：“它首先吞并直接隶属于国家的那些劳动部门，接着又吞并了所有或多或少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等级”。——编者注
(70) 恩格斯加了边注：“（费尔巴哈：存在和本质）”。
　　路·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关于存在和本质的论点，参看本卷第549—550页。——编者注
(71) 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在每一个历史时代获得解放的个人只是进一步发展自已已有的、对他们来说是既有的生存条件。”——编者注
(72) 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编者注
(73) 麦·施蒂纳《施蒂纳的评论者》一文中的议论：并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第443页。——编者注
(74) 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编者注
(75) 安·埃·舍尔比利埃《富人或穷人》1840年巴黎—日内瓦版。——编者注
(76) 恩格斯加了边注：“西斯蒙第”。——编者注
(77) 马克思加了边注：“自我异化”。——编者注
(78) “市民社会”的原文是 “bürgerliche Gesellscha”，这个术语也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编者注
(79) 恩格斯加了边注：“（放高利贷！）”——编者注
(80) 马克思加了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他们只知道‘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编者注
(81) 马克思加了边注：“同表现为古典古代国家、封建制度、专制君主制的‘共同体’相适应的，同这种联系相适应的，尤其是宗教观念。”——编者注

注　　释

11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540。
31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53）。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556。
56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见注152）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见注53），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589。
182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求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共分两卷，第一卷批判了路·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的唯心史观，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第二卷批判了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或“德国社会主义”揭示了这种假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第一卷第一章中首次对唯物史观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们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论证了研究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科学历史观的前提，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由此出发来阐明意识的各种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追溯它们的产生过程。因此，“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见本卷第544页）。他们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论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指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即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生产力制约交往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与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必然由新的交往形式来代替“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见本卷第567——568页）。他们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私有制、建设新社会并在斗争实践中改造自己的任务。他们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见本卷第527页）。他们强调未来新社会的创建一方面“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见本卷第538页）；另一方面要以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这个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见本卷第539页）。他们还指出，共产主义将消灭旧的分工造成的限制，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到那时，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在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真正获得解放。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1846年5月共同撰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为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国寻找出版商。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加上出版商对书中所批判的哲学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情，这部著作未能出版。只有第二卷第四章在1847年《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8月号和9月号上发表过。这部著作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没有总标题。现在的书名源于马克思在1847年4月6日发表的声明《驳卡尔·格律恩》中对这部著作的称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43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是未完成的手稿，写于第一卷写作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在手稿中，这一章原来的标题是《一、费尔巴哈》。在手稿第一章的结尾处恩格斯写有：《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显然，这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马克思遗稿，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时对原有标题所作的具体说明。
　　《费尔巴哈》这一章直到1924年才由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1926年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中以德文原文发表；1932年，《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第一次以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部分第五卷，其中《费尔巴哈》这一章由编者重新编排，加了分节标题，删去手稿结尾部分关于社会意识形式等内容的几段札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德文版和中文第一版的第三卷均以这一版本为依据。后来，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11期发表了巴加图里亚根据手稿重新编排的《费尔巴哈》这一章的俄译文；1966年《德国哲学杂志》第10期用德文发表了该章的新编版本；此后该章的俄、德文单行本也相继问世。收入本卷的《费尔巴哈》章是根据该章1985年德文单行本译校的。
　　本卷节录了第一卷中《序言》、《第一章费尔巴哈》和第二卷的开篇部分《“真正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
　　《费尔巴哈》这一章曾由郭沫若译成中文，1938年由上海言行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1942年7月上海珠林书店还出版了克士（周建人）翻译的这一章的中译文，书名为《德意志观念体系》。——507。
183 大·施特劳斯的主要著作《耶稣传}>（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开创了对宗教的哲学批判、并使黑格尔学派开始分裂为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
　　老年黑格尔派强调黑格尔的体系，对德国三月革命（见注241）前的社会和政治实践持保守的甚至反动的态度。因此，他们也被称做右翼黑格尔派，其成员有格·加布勒、卡·道布、汉宁和亨·莱奥。
　　青年黑格尔派注重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对基督教和普鲁士国家持批判态度，他们也被称做左翼黑格尔派，其主要成员有大·施特劳斯、麦·施蒂纳、阿·卢格、鲍威尔兄弟等，路，费尔巴哈一度也是该派成员。——512。
184 狄亚多希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死后为争夺权力而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在这场争斗的过程中（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亚历山大的帝国这个不巩固的、实行军事管理的联盟分裂为许多单独的国家。——513。
185 “震撼世界的”一词是《维干德季刊》上一篇匿名文章的用语（见该杂志1845年第4卷第327页）。——516。
186 “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交往形式”、 “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520。
187 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的术语Stamm，在本文中译为“部落”。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这个术语的含义比现在广泛。它是指渊源于共同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和“部落”。美国的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其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摩尔根指明，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基层单位，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书中总结了摩尔根的这些发现、全面地解释了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的内容。——521。
188 李奇尼乌斯土地法是公元前367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又称李奇尼乌斯法。该法律对于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反对扩大贵族的特权，反映了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加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罗马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522。
189 内战指在罗马发生的内战，通常是指罗马统治阶级各集团之间从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30年持续进行的斗争。这些内战连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奴隶起义加速了罗马共和国的衰亡，并导致罗马帝国的建立。——522。
190 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以及《法兰西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中均有关于日耳曼人军事制度的论述。——522。
19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的论述，主要涉及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原理》，并且从中引用了费尔巴哈的一些用语。——528。
192 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德文原文是Haupt-und Staatsaktion，其原意是“大型政治历史剧”，指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张的、同时也用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的历史事件。
　　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德国历史科学中的一个流派“客观的历史编纂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莱·兰克是该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把Haupt-und Staatsaktion看做是需要陈述的重要主题。“客观的历史编纂学”看重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历史，宣称外交政治高于国内政治，无视人们的社会关系及其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540。
193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教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丛、普鲁士、丹麦和奥地利。根据1807年的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541。
194 指布·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载于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3卷。——543。
195 《马赛曲》、《卡马尼奥拉曲》、《çaira》（意为：就这么办）都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çaira》（这首歌曲结尾的叠句是“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把贵族吊在路灯柱上！”——543。
196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546。
197 莱茵之歌是指德国诗人尼·贝克尔的诗歌《德国的莱茵河》。这首诗在1840年写成后被多次谱成歌曲。——548。
198 路·费尔巴哈在《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一文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由此可见，既不应当称费尔巴哈为唯物主义者，也不应当称他为唯心主义者，更不应当称他为同一哲学家。那他究竟是什么呢？思想中的他，就是行动中的他，精神中的他，就是肉体中的他，本质中的他，就是感觉中的他，他是人，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因为、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仅仅设定在共同性之中——他是共同人，是共产主义者。”——548。
199 路·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47页。恩格斯在为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而写的札记《费尔巴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中、引用和评论了费尔巴哈这部著作中有关的话。——549。
200 按照麦·施蒂纳的看法“联盟”是利己主义者的自愿联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452—501页）。——558。
201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研究了农民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历史，探讨了1848—1849年农民的革命活动，改变了他们对中世纪农民起义的评价。恩格斯在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书 注释中阐明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558。
202 航海条例是英国为了保护本国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法令。条例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以及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航海条例，是1651年奥·克伦威尔为对付荷兰的转运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颁布的。航海条例在19世纪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只保留了有关沿海贸易部分，1854年全部废除。——563。
203 英格兰于1066年被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征服。
　　1130年宣告成立的西西里王国包括西西里和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王国的建国方针是由诺曼征服者的首领罗·基斯卡德于11世纪下半叶制定的。——577。
204 意大利城市阿马尔菲是10——11世纪繁荣的商业中心。在中世纪、阿马尔菲市海商法在整个意大利都有效，并在地中海沿岸各圄广泛采用。——584。
205 青年德意志是德国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它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自尔尼的影响极大，在世界观方面受黑格尔思想和圣西门主义的影响。青年德意志作家（卡·谷兹科、亨·劳伯、卢·文巴尔克和泰·蒙特等）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实行立宪制、解放妇女等等。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青年德意志在1848年后解体。——590。

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

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²⁰⁶
（节选）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第一节 方法

　　现在我们是在德国！我们在谈论政治经济学的同时还要谈论形而上学。而在这方面，我们也只是跟着蒲鲁东先生的“矛盾”走。刚才他迫使我们讲英国话，使我们差不多变成了英国人。现在场面变了。蒲鲁东先生把我们转移到我们亲爱的祖国，使我们不由得又变成了德国人。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法国最末一个专制君主和法兰西王朝没落的代表路易十五有一个御医，这个人又是法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家。这位御医，这位经济学家是法国资产阶级即将取得必然胜利的代表。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著名的《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除了己经有的对该表的1 001个注解以外，我们还找到医生本人作的一个注解。这就是附有”七个重要说明”的《经济表分析》。

　　蒲鲁东先生是另一个魁奈医生，他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方面的魁奈。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所以我们必须设法弄清楚蒲鲁东先生那套至少同《经济表》一样含糊不清的方法。因此，我们作了七个比较重要的说明。如果蒲鲁东博士不满意我们的说明，那没关系，他可以扮演修道院院长勃多的角色，亲自写一篇《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解说》。²⁰⁷

第一个说明

　　“这里我们论述的不是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而是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各经济阶段或范畴在出现时有时候是同时代的，有时候又是颠倒的…… 不过，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系列，值得夸耀的是，经济理论的这种次序己被我们发现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145和146页）

　　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冒牌的黑格尔词句扔向法国人，毫无疑问是想吓唬他们一下。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同两个人打交道：首先是蒲鲁东先生，其次是黑格尔。蒲鲁东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什么不同呢？黑格尔在蒲鲁东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中又起什么作用呢？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由于蒲鲁东先生把这些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所以他只要把这些思想（它们在每一篇政治经济学论文末尾己经按字母表排好）编一下次序就行了。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先生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但是，既然我们忽略了生产关系（范畴只是它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历史运动，既然我们只想把这些范畴看做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那么，我们就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找寻这些思想的来历了。纯粹的、永恒的、无人身的理性怎样产生这些思想呢？它是怎样造成这些思想的呢？

　　假如在黑格尔主义方面我们具有蒲鲁东先生那种大无畏精神，我们就会说，理性在自身中把自己和自身区分开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无人身的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设定自己的场所，又没有可以与之相对立的客体，也没有可以与之合成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设定、对立、合成。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对于不懂黑格尔语言的读者，我们将告诉他们一个神圣的公式：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就是措辞的含意。固然这不是希伯来语⁽¹⁾（请蒲鲁东先生不要见怪）， 然而却是脱离了个体的纯粹理性的语言。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用普通方式说话和思维的普通个体，而正是没有个体的纯粹普通方式。

　　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逐步抽掉构成某座房屋个性的一切，抽掉构成这座房屋的材料和这座房屋特有的形式，结果只剩下一个物体4如果把这一物体的界限也抽去，结果就只有空间了；如果再把这个空间的向度抽去，最后我们就只有纯粹的量这个逻辑范畴了，这用得着奇怪吗？如果我们继续用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他们在进行这些抽象时，自以为在进行分析，他们越来越远离物体，而自以为越来越接近，以至于深入物体。哲学家和基督徒不同之处正是在于：基督徒只有一个逻各斯的化身，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而哲学家则有无数化身。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这又有什么奇怪呢？

　　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

　　正如我们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一样，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关于这种绝对方法，黑格尔这样说过：

　　“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逻辑学》第3卷）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运动的抽象。运动的抽象是什么呢？是抽象形态的运动。抽象形态的运动是什么呢？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

　　理性怎样进行自我肯定，把自己设定为特定的范畴呢？这就是理性自己及其辩护人的事情了。

　　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 “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的思想又分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两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从这种生育过程中产生出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

　　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

　　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换句话说，就会把人所共知的经济范畴翻译成人们不大知道的语言，这种语言使人觉得这些范畴似乎是刚从纯粹理性的头脑中产生的，好像这些范畴仅仅由于辩证运动的作用才互相产生、互相联系、互相交织。请读者不要害怕这个形而上学以及它那一大堆范畴、群、系列和体系。尽管蒲鲁东先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土矛盾体系的顶峰，可是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在这以前我们谈的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下面我们要看到蒲鲁东先生怎样把它降低到极可怜的程度。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没有“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只有“观念在理性中的顺序”。他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E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

第二个说明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²⁾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

　　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观念的形成都是不断运动的，只有运动的抽象即“不死的死”²⁰⁸才是停滞不动的。

第三个说明

　　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会阶段，这些阶段互相产生，像反题来自正题一样一个来自一个，并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无人身的人类理性。

　　这个方法的唯一短处就是：蒲鲁东先生在考察其中任何一个阶段时，都不能不靠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来说明，可是当时这些社会关系尚未被他用辩证运动产生出来。当蒲鲁东先生后来借助纯粹理性使其他阶段产生出来时，却又把它们当成初生的婴儿，忘记它们和第一个阶段是同样年老了。

　　因此，他要构成被他看做一切经济发展基础的价值，就非有分工、竞争等等不可。然而当时这些关系在系列中、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以及逻辑顺序中根本还不存在。

　　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意识形态体系的大厦，谁就是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第四个说明

　　现在我们看一看蒲鲁东先生在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上去的时候，把它变成了什么样子。

　　蒲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他看范畴就像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

　　奴隶制是同任何经济范畴一样的经济范畴。因此，它也有两个方面。我们抛开奴隶制的坏的方面不谈，且来看看它的好的方面。自然，这里谈的只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人奴隶制。

　　同机器、信用等等一样，直接奴隶制是资产阶级工业的基础。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价值，殖民地产生了世界贸易，世界贸易是大工业的条件。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重要的经济范畴。

　　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进步最快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如果从世界地图上把北美划掉，结果看到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是现代贸易和现代文明十分衰落的情景。消灭奴隶制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抹掉美国。⁽³⁾

　　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它总是存在于各民族的制度中。现代各民族只是在本国内把奴隶制掩饰一下，而在新大陆却不加掩饰地推行奴隶制。

　　蒲鲁东先生将用什么办法挽救奴隶制呢？他提出的问题是：保存这个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除其坏的方面。

　　黑格尔就不需要提出问题。他只有辩证法。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己。

　　我们暂且把蒲鲁东先生当做一个范畴看待，看一看他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他的长处和短处。

　　如果说，与黑格尔比较，他的长处是提出问题并且自愿为人类最大幸福而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他也有一个短处：当他想通过辩证的生育过程生出一个新范畴时，却毫无所获。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我们看到的已经不是由于自己的矛盾本性而设定自己并自相对立的范畴，而是在范畴的两个方面中间转动、挣扎和冲撞的蒲鲁东先生。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陷入了用正当方法难以摆脱的困境，于是他用尽全力一跳便跳到一个新范畴的领域中。这时在他那惊异的目光面前便出现了理性中的系列。

　　他随手拈来一个范畴，随心所欲地给它一种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畴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鲁东先生的话，税收可以消除垄断的缺陷，贸易差额可以消除税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权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

　　这样，蒲鲁东先生把经济范畴逐一取来，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剂这二者的混合物写成两卷矛盾，并且恰当地称为《经济矛盾的体系队

第五个说明

　　“在绝对理性中，所有这些观念……是同样简单和普遍的…… 实际上我们只有靠我们的观念搭成的一种脚手架才能达到科学境地。但是，真理本身并不以这些辩证的图形为转移，而且不受我们思想的种种组合的束缚.”（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2卷第97页）

　　这样，一个急转弯（现在我们才知道其中奥妙）就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突然变成了幻想！蒲鲁东先生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实话。的确，一旦把辩证运动的过程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过程，即把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以对比，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并且把一个范畴用做另一个范畴的消毒剂，那么范畴就不再有自发的运动，观念就“不再发生作用”不再有内在的生命。观念既不能再把自己设定为范畴，也不能再把自己分解为范畴。范畴的顺序成了一种脚手架。辩证法不再是绝对理性的运动了。辩证法没有了，至多还剩下最纯粹的道德。

　　当蒲鲁东先生谈到理性中的系列即范畴的逻辑顺序的时候，他肯定地说，他不是想论述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其中出现的历史顺序。他认为那时一切都在理性的纯粹以太中进行。一切都应当通过辩证法从这种以太中产生。现在当实际应用这种辩证法的时候，理性对他来说却不存在了。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背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蒲鲁东先生只得承认，他用以说明经济范畴的次序不再是这些经济范畴相互产生的次序。经济的进化不再是理性本身的进化了。

　　那么，蒲鲁东先生给了我们什么呢？是现实的历史，即蒲鲁东先生所认为的范畴在时间次序中出现的那种顺序吗？不是。是在观念本身中进行的历史吗？更不是。这就是说，他既没有给我们范畴的世俗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范畴的神圣历史！那么，到底他给了我们什么历史呢？是他本身矛盾的历史。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矛盾怎样行进以及它们怎样拖着蒲鲁东先生走吧。

　　在未研究这一点（这是第六个重要说明的引子）之前，我们应当再作一个比较次要的说明。

　　让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假定：现实的历史，与时间次序相一致的历史是观念、范畴和原理在其中出现的那种历史顺序。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例如，权威原理出现在11世纪，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18世纪。因而不是原理属于世纪，而是世纪属于原理。换句话说，不是历史创造原理，而是原理创造历史。但是，如果为了顾全原理和历史我们再进一步自问一下，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

　　至于蒲鲁东先生，他还在意识形态家所走的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上缓慢行进，离开历史的康庄大道还有一大段路程。

第六个说明

　　我们且沿着这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跟蒲鲁东先生走下去。

　　假定被当做不变规律、永恒原理、观念范畴的经济关系先于生动活跃的人而存在；再假定这些规律、这些原理、这些范畴自古以来就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既然蒲鲁东先生认为各种观念在辩证运动中不能互相“区分”那么他就一笔勾销了运动的影子和影子的运动，而本来总还可以用它们造成某种类似历史的东西。他没有这样做，反而把自己的无能归罪于历史，埋怨一切，甚至连法国话也埋怨起来。哲学家蒲鲁东先生告诉我们：

　　“我们说什么东西出现或者什么东西生产出来，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无论是在文明里还是在宇宙中，自亩以来一切就存在着、活动着…… 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第2卷第102页）

　　自身起作用并且使蒲鲁东先生本人也起作用的矛盾的创造力竟大到这样程度，以至他本想说明历史，但却不得不否定历史；本想说明社会关系的顺次出现，但却根本否定某种东西可以出现；本想说明生产及其一切阶段，但却否定某种东西可以生产出来。

　　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再没有什么历史，也没有什么观念的顺序了，可是，他那本大作却继续存在，而这部著作恰恰被他自己称为“与观念顺序相一致的历史”。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公式（因为蒲鲁东先生就是公式化的人物）帮助他一跳就越过他的一切矛盾呢？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一种新理性，这既不是绝对的、纯粹的和纯真的理性，也不是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动活跃的人们的普通的理性，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理性，是作为人的社会的理性，是作为主体的人类的理性，这种理性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最初间或写做“社会天才”、“普遍理性”，最后又写做“人类理性”。然而这种名目繁多的理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被人们认出是蒲鲁东先生的个人理性，它有好的和坏的方面，有消毒剂也有问题。

　　“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真理蕴藏在绝对的永恒的理性的深处。人类理性只能发现真理。但是直到现在它所发现的真理是不完备的，不充足的，因而是矛盾的。经济范畴本身是人类理性、社会天才所发现和揭示出来的真理，因此它们也是不完备的并含有矛盾的萌芽。在蒲鲁东先生以前，社会天才只看见对抗因素而未发现综合公式，虽然两者同时潜藏在绝对理性里面。既然经济关系只是这些不充足的真理、这些不完备的范畴、这些矛盾的概念在人世间的实现，因此，它们本身就包含着矛盾，并且有好坏两个方面。

　　社会天才的任务是发现完备的真理、完整无缺的概念、排除二律背反的综合公式。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在蒲鲁东先生的想象中，这个社会天才不得不从一个范畴跑到另一个范畴，但是仍然不能靠这一整套范畴从上帝那里，从绝对理性那里得到一个综合公式：

　　“首先，社会〈社会天才〉假定一个原始的事实，提出一个假设……一个真正的二律背反，它的对抗性结果在社会经济中展开来就像它的后果会在精神上被推论出来一样，所以工业运动在各方面随着观念的演绎分为两道洪流：一道是有益作用的洪流，一道是有害结果的洪流……为了和谐地构成这个两重性的原理和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社会就产生第二个二律背反，随后很快地又产生第三个二律背反，社会天才将一直这样行进，直到它用尽自己的全部矛盾（尽管未曾得到证实，但是我料想，人类的矛盾是有止境的），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时为止。”（第1卷第133页）

　　正如以前反题变成消毒剂一样，现在正题将变成假设。但是，蒲鲁东先生这种术语上的变换现在再也不能使我们感到惊奇了。人类的理性最不纯洁，它只具有不完备的见解，每走一步都要遇到新的待解决的问题。人类的理性在绝对理性中发现的以及作为第一个正题的否定的每一个新的正题，对它说来都是一个合题，并且被它相当天真地当做有关问题的解决。这个理性就这样在不断变换的矛盾中冲撞，直至它达到了矛盾的终点，发觉这一切正题和合题不过是相互矛盾的假设时为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类理性，社会天才一跳而回到它自己原来的各种论点并用唯一的公式来解决自己的全部问题”。这里附带说一下，这个唯一的公式是蒲鲁东先生真正的发现。这就是构成价值。

　　假设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设立的。通过蒲鲁东先生之口讲话的社会天才首先给自己提出的目的，就是消除每个经济范畴的一切坏的东西，使它只保留好的东西。他认为，好的东西，最高的幸福，真正的实际目的就是平等。为什么社会天才只要平等，而不要不平等或博爱、不要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原理呢？因为“人类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实现这么多特殊的假设，正是由于考虑到一个最高的假设”这个最高的假设就是平等。换句话说，因为平等是蒲鲁东先生的理想。他以为分工、信用、工厂，一句话，一切经济关系都仅仅是为了平等的利益才被发明的，但是结果它们往往背离平等。由于历史和蒲鲁东先生的臆测步步发生矛盾，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有矛盾存在。即使是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从此以后，肯定平等的就是每个经济关系的好的方面，否定平等和肯定不平等的就是坏的方面。每一个新的范畴都是社会天才为了消除前一个假设所产生的不平等而作的假设。总之，平等是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社会天才在经济矛盾的圈子里旋转时从来没有忽略过它。因此，天命是一个火车头，用它拖蒲鲁东先生的全部经济行囊前进远比用他那没有头脑的纯粹理性要好得多。他在论税收一章之后，用了整整一章来写天命。

　　天命，天命的目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是一种修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一。

　　大家知道，英国工业的发展使苏格兰地产获得了新的价值。而英国工业则为羊毛开辟了新的销售市场。要生产大量的羊毛，必然把耕地变成牧场。要实行这种改变就必须集中地产。要集中地产就必须消灭世袭租佃者的小农庄，使成千上万的租佃者离开家园，让放牧几百万只羊的少数牧羊人来代替他们。这样，由于耕地接连不断地变成牧场，结果苏格兰的地产使羊群赶走了人。如果现在你们说，羊群赶走人就是苏格兰地产制度的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创造出了天命的历史。

　　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认为以往各世纪及其完全不同的需求、生产资料等等都是为实现平等而遵照天命行事，这首先就是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来代替过去各世纪的人和生产资料，否认后一代人改变前一代人所获得的成果的历史运动。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同是一件东西对甲说来是成品，对乙说来只是从事新的生产的原料。

　　如果你们同蒲鲁东先生一道假定：社会天才制造出，或者更确切些说即兴制造出封建主，是为了达到把佃农变为负有义务的和彼此平等的劳动者这一天命的目的，那么，你们就把目的和人都换了，这种做法同为了达到恶意的满足（即用羊群赶走人）而在苏格兰确立地产制度的天命比较起来，毫不逊色。

　　可是，蒲鲁东先生既然对于天命表现出那样亲切的关怀，我们就介绍他看一看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此人也是追求天命的目的。但他这个目的已经不是平等，而是天主教了。

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封建主义也有过自己的无产阶级，即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切萌芽的农奴等级。封建的生产也有两个对抗的因素，人们称为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可是，却没想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压倒好的方面。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假如在封建主义统治时代，经济学家看到骑士的德行，看到权利和义务之间美妙的协调，看到城市中的宗法式的生活，看到乡村中家庭工业的繁荣，看到通过各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组织起来的工业的发展，总而言之，看到封建主义的这一切好的方面而深受感动，抱定目的要消除这幅图画上的一切阴暗面——农奴制度、特权、无政府状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经济学家就会给自己提出把历史一笔勾销的荒唐问题。

　　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也就谈不到封建主义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了。资产阶级把它在封建主义统治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掌握起来。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与之相适应的市民关系以及作为旧日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制度都被粉碎了。

　　这样，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这难道不是说，生产方式，生产力在其中发展的那些关系，并不是永恒的规律，而是同人们及其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相适应的东西，人们生产力的一切变化必然引起他们的生产关系的变化吗？由于最重要的是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被剥夺，所以必须粉 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从此以后，革命阶级将成为保守阶级。

　　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⁴⁾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起初这种性质或多或少是掩饰起来的，仅仅处于隐蔽状态。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在双方尚未感觉到，尚未予以注意、重视、理解、承认并公开宣告以前，最初仅表现为局部的暂时的冲突，表现为一些破坏行为。另一方面，如果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全体成员由于组成一个与另一个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而有共同的利益，那么，一旦那些成员之间出现对立，他们的利益就会互相对抗和冲突。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这种对抗性质表现得越明显，经济学家们，这些资产阶级生产的学术代表就越和他们自己的理论发生分歧，于是在他们中间形成了各种学派。

　　宿命论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对他们所谓的资产阶级生产的有害方面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正如资产者本身在实践中对他们赖以取得财富的无产者的疾苦漠不关心一样。这个宿命论学派有古典派和浪漫派两种。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污垢、提高生产力、使工商业获得新的发展的资产阶级。而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认为这些苦难是暂时的、偶然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在他们看来，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

　　浪漫派属于我们这个时代，这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处于直接对立状态，贫困像财富那样大量产生。这时，经济学家便以饱食的宿命论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命高尚，蔑视那些用劳动创造财富的活人机器。他们的一言一语都仿照他们的前辈，可是，前辈们的漠不关心只是出于天真，而他们的漠不关心却已成为卖弄风情了。

　　其次是人道学源，这个学派对现时生产关系的坏的方面倒是放在心上的。为了不受良心的责备，这个学派想尽量缓和现有的对比，他们对无产者的苦难以及资产者之间的剧烈竞争表示真诚的痛心，他们劝工人安分守己，好好工作，少生孩子，他们建议资产者节制一下生产热情。这个学派的全部理论建立在理论和实践、原理和结果、观念和应用、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实、法和事实、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之间无限的区别上面。

　　博爱学派是完善的人道学派。他们否认对抗的必然性；他们愿意把一切人都变成资产者；他们愿意实现理论，只要这种理论与实践不同而且本身不包含对抗。毫无疑问，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并不困难。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因此，博爱论者愿意保存那些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而不要那种构成这些范畴并且同这些范畴分不开的又批元。博爱论者以为，他们是在严肃地反对资产者的实践，其实，他们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像资产者。

　　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现在再来谈谈蒲鲁东先生。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

　　他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

　　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第二节 分工和机器

　　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经济进化的系列是由分工揭开的。

　　分工的好的方面　{　“就实质而论，分工是实现条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的方法。”（第1卷第93页）

　　分工的坏的方面　{　“对我们说来，分工变成了贫困的源泉。”（第1卷第94页）

　　另一种说法

　　“劳动按照它所特有的、构成其有效性的首要条件的规律进行划分，结果就会否定自己的目的，毁灭自己。”（第1卷第94页）

　　应当解决的问题　　{　　找寻“一种新的合成，以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其有益的作用”（第1卷第97页）。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种永恒的规律，是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所以，抽象、观念、文字等就足以使他说明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分工。种姓¹⁹⁶、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必须用一个分字来解释。如果你们首先将“分”字的含义好好加以研究，将来你们就不必再研究每个时代中赋予分工以某种特定性质的诸多影响了。

　　当然，如果把事物归结为蒲鲁东先生的范畴，那未免把这些事物看得太简单了。历史的进程并非是那样绝对的。德国为了实现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即使只拿分工的这一方面来说，这里是古代的共和国，或是基督教的封建制度，那里则是古老的英国和它的贵族，或是现代的英国和它的棉纱大王（cotton-lords）014世纪和15世纪，殖民地尚未出现，对欧洲说来美洲还不存在，同亚洲的交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一个地方，贸易活动以地中海为中心，那时候分工的形式和表现，与17世纪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已在世界各处拥有殖民地时的分工完全不同。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所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蒲鲁东先生说：

　　“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指出过分工的规律的有益方面和有害方面，但是他们常常更多地强调前者，因为这样做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同时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反问过自己：一个规律的有害方面是什么…… 一个始终一贯的原理怎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在亚当・斯密以前或在他以后，甚至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出，这里有一个需要阐明的问题。萨伊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亚当·斯密比蒲鲁东先生所想象的要看得远些。他很清楚地看到：“个人之间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远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大；这些十分不同的、看来是使从事各种职业的成年人彼此有所区别的才赋，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这一切并未妨碍蒲鲁东先生在另一处说：亚当·斯密甚至一点也没有想到分工还有有害的一面，因此他还说：让巴·萨伊第一个承认，”在分工中，那个产生善的原因同样也产生恶”。

　　但是，让我们昕听勒蒙泰吧；让人人各得其所。

　　“让・巴・萨伊先生在他的一篇卓越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中采纳了我在论分工的道德影响这一节中提出的原理，这使我感到荣幸。他没有提到我的名字，大概是因为我那本书⁽⁵⁾的标题失之浅薄。我只能以此来解释作家的沉默。这位作家由于自己的根底深厚，因此可以否认这种小小的剽窃。”（《勒蒙泰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45页）

　　让我们给勒蒙泰以公正吧：他机智地描绘了今天所实行的这种分工的有害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对这一点未能作任何补充。既然由于蒲鲁东先生的过错我们已卷入谁在先的争论，那么不妨再顺便说一下，在勒蒙泰之前很久，而且在亚当—斯密以前17年，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在专门论分工的一章中就已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

　　“甚至可以怀疑一个民族的一般能力的增长是否同技术进步成正比例。在若干门机械技艺中……没有任何智慧和情感的参与也完全可以达到目的，正如无知是迷信之母一样，它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或脚的习惯动作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所以可以说，在工场手工业方面，其最完善之处在于不用脑力参与，因此，不费任何思索就可以把作坊看做一部由人构成的机器…… 一位将军可能是十分精通战争艺术的人，而士兵的全部价值却只是完成一些手脚的动作。前者之所得可能就是后者之所失…… 在这一切都互相分离的时期，思维的技艺本身可以自成一个独立的行业。”（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83年巴黎版[第108—110页]）

　　为了结束这场文献的涉猎，我们明确地否认“所有的经济学家更多强调的是分工的有益方面而不是有害方面”。只需举出西斯蒙第就可以了。

　　因此，一说到分工的有益方面，蒲鲁东先生就只有把众所周知的一般词句多少加以夸大，重说一番。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蒲鲁东先生怎样从被当做普遍规律、范畴和观念来看待的分工中引申出同它有关的有害方面。这个范畴、这个规律怎么会包含一种损害蒲鲁东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系的不平等的分工呢？

　　“在这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开始袭击人类。进步并不对一切人都是平等划一的…… 它首先只及于少数的特权者…… 这是进步对人的偏私，它使人长期相信在地位上有自然的和天命的不平等，并且它产生了种姓，建立了一切社会的等级制度。”（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94页）

　　分工产生了种姓。种姓就是分工的有害方面；因此，有害方面是由分工产生的。这正是需要证明的。如果我们想进一步问问，什么使得分工产生种姓、等级制度和特权呢？蒲鲁东先生会回答我们说：是进步。但是又是什么引起进步呢？界限。界限，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所谓的进步对人的偏私。

　　哲学之后接着就是历史。这已不是叙述的历史，也不是辩证的历史，而是比较的历史。蒲鲁东先生将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印刷工人，将克列索工厂的工人和乡村的铁匠，将现代的作家和中世纪的作家加以对比；他使天平的一端倾向于那些多少代表在中世纪形成或由中世纪留传下来的分工的人们。他把一个历史时代的分工和另一历史时代的分工对立起来。这就是蒲鲁东先生应当证明的吗？不是。他应当向我们表明一般分工，即作为范畴的分工的有害方面。不过，既然在后面不远我们就会看到蒲鲁东先生自己正式收回了这一切假造的论据，我们又何必老是停留在他的著作的这—部分上面呢？蒲鲁东先生继续写道；

　　“自灵魂被损害以来，劳动被分散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同脑力消耗的总量成反比例增长......但是，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超过16—18小时.所以，自从不能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时起，补偿就要靠价格，于是工资就要降低…… 有一点是不容怀疑而且我们必须在这里指出的，这就是普遍的良心并不会把工头的工作和小工的劳动等同看待。因此，工作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身份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尽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由于报酬微薄所产生的肉体上的痛苦。”

　　我们不打算谈这种三段论法的逻辑价值，康德会把它叫做使人误入歧途的谬论。

　　它的实质就是：

　　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身份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身份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说，这是普遍良心所希望的。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机器是“分工的逻辑反题”，而他用自己的辩证法一开始便把机器变成工厂。

　　为了从分工中推论出贫困，蒲鲁东先生假设了现代工厂；接着他又假设由分工产生的贫困，以便得出工厂并且可以把工厂看做这种贫困的辩证的否定。蒲鲁东先生在精神上用屈辱身份的职能、在肉体上用工资微薄的办法惩罚了劳动者，使工人附属于工头，并把他的劳动降低到小工劳动的水平；随后他又责怪工厂和机器，说它们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而且，为了彻底贬低劳动者，又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真是绝妙的辩证法！如果他到此为止倒也罢了。可是不然。他还需要分工的新的历史，不过这一次已不是为了从中引导出矛盾，而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改造工厂。为此目的，他必须忘记刚才关于分工所讲的一切。

　　劳动的组织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推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因此，先从一般的分工开始，以便随后从分工得出一种特殊的生产工具——机器，这简直是对历史的侮辱。

　　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现在且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卓越的想象中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社会上机器的不断出现，就是劳动的反题，即反公式，这是工业天才对被分散的和杀人的劳动的抗议。其实什么是机器呢？这就是把分工后互相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每一台机器都可以看做多种操作的结合……因此，通过机器会使劳动者复原…… 在政治经济学中同分工相对立的机器，在人脑中则是同分析相对立的合题…… 分工只不过使劳动的不同部分互相分开，让每一个人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工厂按照每个部分对整体的关系来组合劳动者…… 它把权威原理带入劳动领域…… 但是，还不止于此，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强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即机器时期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是在分工和交换之后出现的。”

　　我们提醒蒲鲁东先生注意一个简单的事实。把劳动分为不同的部分，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从事他最合心意的专业，——蒲鲁东先生认为这种现象始于世界之初，其实，它仅仅是在竞争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工业中才存在。

　　其次，蒲鲁东先生为了表明分工怎样产生工厂，工厂又怎样产生雇佣劳动，他给我们拿出了一份非同寻常的“有趣的家谱”。

　　（1）他假设一个人，这个人“注意到，把生产分为不同的部分并让单个的工人来从事其中的每一部分”，这样就可以扩大生产力。

　　（2）这个人“抓住这个思想线索向自己说，只要把那些为了实现他给自己提出的特殊目的而配备的劳动者组成一个经常性的集团，他就会得到比较持久的生产等等”。

　　（3）这个人向别人提出建议，要求他们领会他的思想，抓住这个思想线索。

　　（4）在工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和自己的同伴们，即后来变成他的工人的那些人的关系是彼此平等的。

　　（5）“当然，可想而知，由于主人的有利地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性，这种原始的平等势必迅速消失。”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又一标本。

　　现在让我们用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来考察一下，工厂或机器是否真是在分工之后把权威原理带人社会；工厂或机器是不是一方面恢复劳动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同时使劳动者从属于权威，机器是不是被分割的劳动的新的合成，是不是同劳动的分析相对立的劳动的合题。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和工厂的内部结构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社会也有它的分工。如果我们以现代工厂中的分工为典型，把它运用于整个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为了生产财富而组织得最完善的社会，毫无疑问只应当有一个起指挥作用的企业主按照预先制定的规则将工作分配给共同体的各个成员。可是，实际上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当现代工厂中的分工由企业主的权威详细规定的时候，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威可言。

　　在宗法制度、种姓制度、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下，整个社会的分工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是由哪个立法者确定的吗？不是。它们最初来自物质生产条件，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才上升为法律。分工的这些不同形式正是这样才成为同样多的社会组织的基础。至于工场内部的分工，它在上述一切社会形式中是很不发达的。

　　甚至下面一点也可以确立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越会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作业被截然划分，每个工人的劳动只是极其简单的操作，各种工作都由权威即资本来安排部署的工厂是一种什么东西。这种工厂是怎么产生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考察一下，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指的是尚未变成拥有机器的现代工业，但已不是中世纪的手工业或家庭工业的那种工业。我们不想讲得太详细，只想指出几个要点来说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

　　形成工场手工业的最必要的条件之一，就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美洲贵金属的输入而促成的资本积累。

　　交换手段扩大的结果一方面是工资和地租跌价，另一方面是工业利润增多，这一点已毫无疑义。换句话说，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即封建主和人民衰落了，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则相应地上升了。

　　同时，绕道好望角这条航道同东印度通商后流通中商品量的增加，殖民地制度，以及海上贸易的发展等也促进了工场手工业的发展。

　　在工场手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获得足够重视的另一个情况，就是封建主遣散了无数的侍从，其中的下层人员在未进入作坊之前变成了流浪汉。在手工作坊建立以前，15世纪和16世纪中流浪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此外，作坊还找到了大量的农民这个强有力的支柱，数百年来，由于耕地变成了牧场以及农业进步减少了耕作所需要的人手，大批农民不断被赶出乡村而流入城市。

　　市场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各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被剥夺了收入来源的大批人口的出现，这就是工场手工业形成的历史条件。把人们聚集到作坊里去的并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种平等者之间的友好协定。工场手工业并不发生在古老的行会内部。主持现代作坊的是商人而不是从前的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几乎到处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积累与积聚，发生在作坊内部分工发展以前。工场手工业不是将劳动分解并使专业工人去适应很简单的操作，而是将许多劳动者和许多种手艺集合在一起，在一所房子里面，受一个资本的支配。

　　手工作坊的益处并不在于真正的分工，而是在于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费用等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几乎还不知道分工。

　　劳动者集合在一个作坊是分工发展的前提。无论在16世纪或是17世纪，我们都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同一手艺的各部门已经互相分离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只要把它们集合在一个场所就可以形成一个完全现成的作坊。但是只要人和工具被集合到一个场所，过去以行会形式存在过的那种分工就必然会再度出现并在作坊内部反映出来。

　　如果说蒲鲁东先生能看见事物的话，他是把它们颠倒过来看的。在他看来，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出现在作坊之前，可是实际上这种作坊却是分工存在的条件。

　　真正的机器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把机器看做分工的反题，看做使被分散了的劳动重归统一的合题，真是荒谬之极。

　　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

　　“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拜比吉《论机器……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

　　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

　　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英国在土地这种农业劳动工具积聚的时候，也有农业分工，并且还使用机器开发土地。而在法国，工具分散，即存在着小块土地制度，一般说来，这里既没有农业分工，也没有机器在土地上的应用。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劳动工具的积聚就是分工的否定。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又是相反的情况。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

　　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这一点无须再来提醒。例如，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过去多半是至今我们还可以在落后国家里看到的那些农民。机器的发明完成了工场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前结合在一个家庭里的织布工人和纺纱工人被机器分开了。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例如：英国加工的是羊毛，德国加工的是麻，法国加工的是丝和麻，东印度和黎凡特⁽⁶⁾加工的则是棉花等等。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最后，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任何物品的生产中有可能用机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这种物品的生产就立即分成两个彼此独立的部门。

　　还用得着谈论蒲鲁东先生在机器的发明和最初的应用中发现的天命的和慈善的目的吗？

　　在英国，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18世纪时即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

　　自动工厂一出现就表现出一些绝非慈善的行为。儿童在皮鞭下面工作；他们成了买卖的对象，有人为弄到儿童而同孤儿院订立了合同。所有关于徒工制度的法律一概废除，因为，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再也用不着综合的工人了。最后，自1825年起，一切新发明几乎都是工人同千方百计地力求贬低工人特长的企业主发生冲突的结果。在每一次多少有一点重要性的新罢工之后，总要出现一种新机器。而工人则很少在机器的应用中看到他们的权威的恢复，或如蒲鲁东先生所说，他们的复原。因此，在18世纪，工人曾经长期地反抗过正在确立的自动装置的统治。尤尔博士说道：

　　“在阿克莱以前很久，淮亚特发明了纺纱机械（一列沟槽轧辐）…… 主要的困难并不在于自动装置的发明…… 困难主要在于培养必要的纪律，使人们抛弃毫无次序的工作习惯，帮助他们和自动的大机器的始终如…的规律性运转融为一体。但是要发明一个适合机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工厂纪律法典并付诸实施，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情，这是阿克莱的可贵成就。”

　　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集结了资本，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当蒲鲁东先生愿意当一个经济学家而暂时放弃“理性中的系列的发展”时，他就从亚当·斯密在自动工厂刚刚产生的时期所写的著作中汲取大量的学识。其实，亚当·斯密那时的分工和我们在自动工厂里所见的分工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差别，只需从尤尔博士的《工厂哲学》中引证几段就够了。

　　“当亚当・斯密写他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不朽著作的时候，自动工业体系还几乎不为人所熟悉。他认为分工就是使工场手工业日臻完善的伟大原理.那是很自然的。他以别针的生产为例，说明工人由于完成同一操作而日益熟练，因此工作得更快而且工价也更便宜。他看到，根据这个原理，在工场手工业的每一部门中，某些操作，如将铜丝切成等长部分就变得容易完成，而其余操作如针头的成形和安装却仍较困难，由此他得出结论说，这样很自然就会让一个工人去适应其中一项操作，这个工人的工资将和他的技艺相适应。这种适应也就构成分工的本质。不过，在亚当・斯密博士时代可以当做有用例子的东西，今天就只能使大家对工厂工业的实际原理产生误解。事实上，工作的划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使工作适应各人不同的才能这一点，在自动工厂的操作计划中几乎不加考虑；相反，在每一个要求高度灵敏性和精确性的操作的地方，这种操作不再由熟练的但是往往容易做出各种不规则动作的工人来完成，而由某种专门的机械取而代之，因为机械的自动工作极有规则，只需小孩看管就行了。

　　因此，自动体系的原理就在于用机械技艺取代手工劳动，以及操作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以代替手工业者间的分工。在手工操作制度下，手工劳动通常是任何一件产品中花费最大的因素，而在自动体系下，手工业者的技艺就日益为看管机器的简单动作所代替。

　　人类天娥的弱点就是如此：工人越是熟练，他就越是有主见，越是难于驾驭，因而对机械体系说来也就越不适用，因为他的任意妄动会给整个机械体系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敏性，而只要把他们固定在唯一的对象上面，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很容易使这两种能力达到完善的程度。

　　在劳动分成各种等级的制度下，要使眼和手的技艺达到可以完成一些持别困难的机械操作，必须经过多年的训练，而在某种操作分解为由自动机器来完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制度下，这些基本组成部分的操作可以委托给一个只经过短期训练的平平常常的工人，必要的时候企业主甚至还可以任意把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这种变换显然是违背老规矩的，按照老规矩的分工，一个人固定做针头，另一个人固定磨针尖，这种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工作，使得工人逐渐愚钝…… 但在均等化原则即自动体系下，工人的能力只是进行轻松的操练”等等。“……由于他的业务只限于看管极其规律地运转的机器，所以他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学会这种业务，而当他从这一台机器调去看管另一台机器时，他的工作多样化了，并且由于他要考虑自己和同伴们的劳动所产生的共同配合，因而眼界也扩大了。因此，工作均等分配制度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可能使工人的能力受抑制、眼界不开阔以及身体的发育受阻碍；把这些情况归咎于分工，倒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措施都有始终不变的目的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取消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 这种只用眼灵手'快的儿童而不用经验丰富的熟练工人的趋向，证明按照工人的不同熟练程度来分工的死板教条，终于为我们开通的厂主们抛弃了。”（安德鲁·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第1卷第1章）

　　现代社会内部分工的特点，在于它产生了特长和专业，同时也产生职业的痴呆。勒蒙泰说：

　　“我们十分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牧师、执政者和军事家。这样多方面的活动使我们吃惊。现在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把自己束缚在里面。我不知道这样分割之后活动领域是否会扩大，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这样一来，人是缩小了。”

　　自动工厂中分工的特点，是劳动在这里已完全丧失专业的性质。但是，当一切专门发展一旦停止，个人对普遍性的要求以及全面发展的趋势就开始显露出来。自动工厂消除着专业和职业的痴呆。蒲鲁东先生连自动工厂的这唯一革命的—面也不懂，竟倒退一步，建议工人不要只做别针的十二部分中的一个部分，而要顺次做完它的所有十二部分。据说，这样工人就可得到做别针的从头到尾的全部知识。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综合劳动。进一步和退一步也构成一种综合运动，这一点谁也不会表示异议。总括起来说，蒲鲁东先生没有超出小资产者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除了让我们回到中世纪的帮工或者至多中世纪的手工业师傅那里以外，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曾经谈到：人生在世，只要有一部杰作，只要有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人也就够了。无论就形式或实质来说，这难道不正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所要求的一部杰作吗？

第三节 竞争和垄断

　　竞争的好的方面　　{　　“对劳动来说，竞争和分工同等重要……要使平等到来，必须有竞争。”

　　竞争的坏的方面　　{　　“竞争的原理是自我否定。它的必然后果是把受它吸引的人消灭。”

　　一 般 的 想 法　　{　　“竞争的有害的结果同它带来的益处……逻辑上都是由它的原理产生的。”

　　应当解决的问题　　{　　“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这一原理必须来自超乎自由本身的规律。”

　　另一种说法：

　　“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消除竞争，消除竞争和消除自由同样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为它找到一种均衡，我看就是警察。”

　　蒲鲁东先生一开始就维护竞争的永恒必然性，反对那些想以竞赛代替竞争的人们。⁽⁷⁾

　　“无目的的竞赛”是不存在的。”每一热衷的对象都必然和热情本身对应：妇女是求爱者热衷的对象，权力是野心家热衷的对象，黄金是守财奴热衷的对象，桂冠是诗人热衷的对象，利润必然是工业竞赛的对象。竞赛就是竞争本身。”

　　竞争就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工业竞赛必然是追逐利润的竞赛即竞争吗？蒲鲁东先生用肯定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先生认为，肯定就是证明，正如假定就是否定一样。

　　如果说求爱者热衷的直接对象是妇女，那么，工业竞赛的直接对象就是产品，而不是利润。

　　竞争不是工业竞赛而是商业竞赛。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业竞赛只是为了商业而存在。在现代各民族的经济生活中，甚至还有一些阶段，所有的人都患了一种不从事生产而专谋利润的狂热病。这种周期性的投机狂热，暴露出竞争竭力逃避工业竞赛的必然性的真正性质。

　　如果你们对14世纪的手工业者说：工业上的特权和全部封建组织即将废除，并由工业竞赛即所谓竞争来代替，那么他一定会回答你们说，各种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的特权就是有组织的竞争。蒲鲁东先生说的“竞赛就是竞争本身”也正是这个意思。

　　“假如颁布一道法令，说从1847年1月1日起人人的劳动和工资都有保障，那么工业上的极端紧张状态立即就会转变为严重的松弛。”

　　现在我们看到的不是假定，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而是蒲鲁东先生为了证明竞争的必然性、它的永恒性是一些范畴等等而专门颁布的一道法令。

　　如果我们以为只需颁布几道法令就可以摆脱竞争，那么我们就永远摆脱不了竞争。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建议废除竞争而保留工资，那就等于建议用王室法令来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但是各民族并不是按照王室法令来发展的。各民族在制定这样一些法令之前，至少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在工业上和政治上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要彻底改变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蒲鲁东先生会坚定不移地用自信的口吻回答我们说：这是一个关于”史无前例地改变我们的本性”的假设，并且他有权”把我们排斥于辩论之外”我们不知道他根据的又是哪一道法令。

　　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

　　“让我们根据事实来谈吧。法国革命既为了争取工业自由，也为了争取政治自由，我们要明确地说，虽然法国在1789年未曾认识到它要求实现的原理的全部后果，可是它的愿望和期待都没有落空。谁想否认这一点，我认为他就丧失了任何批评的权利＝我决不同一个原则上认为2 500万人犯了自发性错误的论敌进行辩论……假如竞争不是社会经济的原理、命运的法规、人类灵魂的篝种必然要求，那么，为什么人们宁愿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废除，却不肯考虑将它们加以修正呢？”

　　这样说来，既然18世纪的法国人废除了同业公会、行会和商会而不是将它们改头换面，那么19世纪的法国人就应该把竞争改头换面而不是将它废除。既然竞争在18世纪的法国是作为某些历史需要的结果而形成的，那么它在19世纪的法国就不该由于另一些历史需要而被消除。蒲鲁东先生不懂得，竞争的形成同18世纪人们的现实发展有联系，他把竞争变成非现实的人类灵魂的某种必然要求。他会把那位对17世纪说来是伟大人物的柯尔培尔变成什么呢？

　　革命以后就出现了目前这种局面。蒲鲁东先生同样从这里猎取一些事实，来说明竞争的永恒性。他证明，像农业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由于竞争这一范畴尚未充分发展，目前仍处于落后和衰败状态。说什么某些生产部门尚未发展到竞争的高度，而另外一些又还没有达到资产阶级的生产水平，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丝毫不能证明竞争的永恒性。

　　蒲鲁东先生的全部逻辑总括起来就是：竞争是我们现在借以在其中发展我们的生产力的一种社会关系。对于这个真理，他并没有在逻辑上加以说明，而是赋予了形式，而且往往是十分可笑的形式，他说：竞争是工业竞赛，是自由的时髦方式，是劳动中的责任，是价值的构成，是平等到来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原理，是命运的法规，是人类灵魂的必然要求，是永恒公平的启示，是划分中的自由，是自由中的划分，是一个经济范畴。

　　“竞争和联合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不仅不互相排斥，甚至彼此间也没有分歧。谈论竞争就已经以共同目标为前提。可见，竞争并不是利己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最可悲的错误，正是在于它把竞争看成社会的倾覆。”

　　谈论竞争就是谈论共同目标，而这就证明：一方面，竞争是联合，另一方面，竞争不是利己主义。难道谈论利己主义就不是在谈论共同目标么？任何利己主义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可见，它是以社会为前提，即以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的。因此，在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竞争和联合之间甚至没有分歧，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社会主义者很清楚，当前的社会是建立在竞争之上的。既然他们自己就打算推翻当代社会，他们怎能责备竞争要推翻当代社会呢？既然他们认为未来的社会将要推翻竞争，他们又怎能反而指责竞争要推翻未来的社会呢？

　　往后，蒲鲁东先生又说，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因此，竞争不可能是联合的对立面。

　　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同宗法式的君主制对立；可见它并不同当时还不存在的竞争对立。难道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竞争同封建主义并不对立吗？

　　其实，社会、联合这样的字眼是可以用于一切社会的名称，既可以用于封建社会，也可以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建筑在竞争上的联合。因此，怎么可能有认为仅仅靠联合这个词就可以驳倒竞争的社会主义者呢？蒲鲁东先生本人又怎能设想，仅仅把竞争说成是联合就可以维护竞争而反对社会主义呢？

　　刚才我们所讲的一切就是蒲鲁东先生所理解的竞争的好的一面。现在我们来谈谈竞争的坏的即否定的一面，谈谈它的缺陷，它的破坏性的、毁灭性的方面，有害的属性。

　　蒲鲁东先生为我们描绘的那种情景是非常阴暗的。

　　竞争产生贫困，它酿成内战，”改变自然区域”，混合各民族，制造家庭纠纷，败坏公德，”搞乱公平、正义的概念”和道德的概念，更坏的是，它还破坏诚实而自由的贸易，甚至也不拿综合价值、固定而诚实的价格来代替。竞争使得人人失望，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它把事情弄到自我毁灭的地步。

　　从蒲鲁东先生所说的竞争的这一切坏处看来，竞争岂不成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及其原理和幻想的最具有分裂性和破坏性的因素吗？

　　我们要注意：竞争对资产阶级关系所起的破坏作用，将随着新生产力即新社会的物质条件在它的刺激下急剧地形成而日益增大。至少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坏的一面也会有它的好处。

　　“从竞争的起据来考察，作为一种经济状态或一个经济阶段的竞争，是……减少生产费用的理论的必然结果。”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的理论的结果。

　　“垄断是竞争的必然结局，竞争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产生出垄断。垄断的这种起摞就证明垄断的正当…… 垄断是竞争的天然对立面…… 可是，既然竞争是必要的，那么它本身就含有垄断的思想，因为垄断好像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

　　我们和蒲鲁东先生一同感到高兴的是，他总算有一次把他的正题和反题的公式运用成功了。谁都知道，现代的垄断就是由竞争本身产生的。

　　一牵涉到内容，蒲鲁东先生就得依靠诗意的形象。竞争曾经把“劳动的每一细小部分”变成“一个好像是独立自主的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表现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独立性”。垄断是“每一个竞争的个体的屏障”。“独立自主的领域”至少和”屏障”同样好听。

　　蒲鲁东先生所讲的只是由竞争产生的现代垄断。但是，大家知道，竞争是由封建垄断产生的。可见，原来竞争是垄断的对立面，并非垄断是竞争的对立面。因此，现代垄断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题，相反地，它是一个真正的合题。

　　正题：竞争前的封建垄断。

　　反题：竞争。

　　合题：现代垄断，它既然以竞争的统治为前提，所以它就是封建垄断的否定，同时，它既然是垄断，所以就是竞争的否定。

　　因此，现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垄断就是综合的垄断，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是纯粹的、正常的、合理的垄断。蒲鲁东先生把资产阶级的垄断当做粗野的、简陋的、矛盾的、痉孪状态的垄断，这样他就陷入了和他的哲学自相矛盾的境地。蒲鲁东先生在垄断问题上不止一次提到过的罗西先生，大概对资产阶级垄断的综合性质理解得要深一些。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举出人为的和自然的垄断之间的区别。他说：封建的垄断是人为的，即专横的；资产阶级的垄断则是自然的，即合理的。

　　蒲鲁东先生推论说：垄断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是”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启示。竞争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不过，不好的就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坏的是垄断和竞争的互相吞噬。怎么办呢？设法找到这两个永恒思想的合题，把它从太古以来所寄居的神的怀抱中拉出来。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如果垄断者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者来说，无产者群众越增加，各国垄断者之间的竞争就越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

　　为了辩证地引导出随垄断而来的税收，蒲鲁东先生向我们谈到了社会天才。这位天才勇敢地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

　　“他步伐坚定，不后悔也不踌躇；走到聋断的拐角，他用忧郁的目光回头一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便对一切产品课以照税，并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以便把全部职务交给无产阶级并由垄断者付给报酬。”

　　关于这位饿着肚子在曲折的道路上散步的天才有什么可说的呢？这种散步的唯一目的是通过税收来消灭资产者们，而税收恰恰为资产阶级保持统治地位提供了手段；关于这种散步，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为使读者约略地了解蒲鲁东先生对待经济细节的方法，只需说明一点就够了：他认为设立消费税是为了平等和救济无产阶级。

　　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才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它在工业资本即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的手中，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詹姆斯·斯图亚特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问世以前10年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对消费税的这种原始目的有很好的描写。他说：

　　“在纯粹的君主制度下，君主对财富的增长似乎有些忌妒，所以就向发财致 哲学的贫困富的人征税，即向生产征税。而在立宪制度下，赋税主要落在日益贫困的人身上，即落在消费身上。因此，君主们向工业征税……比如人头税和财产税是根据纳税人的假定财富按比例征收的。每人按照假定的收益纳税。在立宪制度下，一般是向消费课税。每人按照他支出的多少纳税。”

　　至于税收、贸易差额和信用（在蒲鲁东先生的理性中）出现的逻辑顺序，我们只要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英国资产阶级在奥伦治的威廉三世时期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制度之后，一到它可能自由发展自己的生存条件时，立即建立了新的税收制度、

　　公共信用和保护关税制度。对于蒲鲁东先生在警察或税收，在贸易差额、信用、共产主义和人口等问题上搜索枯肠制定的理论，这些概略的说明已经足以使读者获得一个正确的观念。我们敢说，最宽容的评论也不会对这些章节进行认真的研究了。

第四节 所有权或租²⁰⁹

　　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有权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起来的。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

　　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

　　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

　　“租和所有权一样，其起源可以说是在经济之外：它根源于同财富生产没有多少关联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第2卷第269页）

　　这样，蒲鲁东先生就是承认自己在了解租和所有权产生的经济原因上是无能的。他承认这种无能使他不得不求助于心理上和道德上的考虑；这些考虑的确同财富生产没有多少关联，但是同他那狭隘的历史眼光却大有关系。蒲鲁东先生断言，所有权的起源、包含有某种神秘的和玄妙的因素。但是，硬使所有权的起源神秘化也就是使生产本身和生产工具的分配之间的关系神秘化，用蒲鲁东先生的话来说，这不是放弃对经济科学的一切要求了吗？

　　蒲鲁东先生

　　“只是提醒：在经济进化的第七个时代（即信用时代），现实曾为虚构所排挤，人的活动有在空虚里消失的危险，因此有必要把人更紧地束缚于自然，而租就是这种新契约的代价。”（第2卷第265页）

　　有40个埃巨的人²¹⁰预感到后来会出现一个蒲鲁东先生，因而说“造物主先生，您怎么说都行。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人，可是您绝不能使我相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用玻璃做成的。”在您的世界里，信用是使人消失于空虚的手段，因此，要把人束缚于自然，所有权很可能是必要的。但是在现实生产的世界里，土地所有权总是出现在信用之前，所以蒲鲁东先生的惧怕空虚是不可能存在的。

　　不管租的起源怎样，只要它存在，它就是租佃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激烈争执的对象。这种争执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呢？或者，换句话说，租的平均额怎样呢？请看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李嘉图的理论回替了这个问题。在社会之初，人刚来到地球上，只见大片的森林，土地广袤无垠，而工业仅仅萌芽，在这个时候，租当然等于零。未经劳动开垦过的土地是使用对象，并不是交换价值，它是公共的，但不是社会的。由于家族繁衍和农业进步，土地开始具有价格。劳动使土地具有价值，由此产生了租。在付出等量劳动的情况下，收成越多的土地，价格也就越南，因此，所有者总是力求把除去租佃者的工资即除去生产费用以外的全部土地产品攫为己有。于是所有权就紧跟在劳动之后，以便从劳动那里夺取超过实际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所有者执行着神秘的义务，并在佃农面前代表共同体，因此租佃者命中注定只是负有义务的劳动者，他有义务把超过他应得工资的全部所得向社会交代…… 因此，从本质和使命来说，租是一种可分配的公平的工具，是经济天才用来达到平等的无数手段之一。这是所有者和租佃者在不能秘密串通的情况下，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地籍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必须具备所有权的这种魔力，才能从佃农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产品的唯—创造者。租，或者更恰当地说，所有权，摧毁了农业上的自私，产生了任何力量、任何土地的分割所不能产生的团结…… 现在，所有权己经获得道义上的成果，剩下的就只是分配租了。”

　　所有这些响亮的词句首先可以归结如下：李嘉图说，农产品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费用（包括资本的普通利润和利息在内）的余额，就是租的标准。蒲鲁东先生则更为高明，他使化装成解围之神⁽⁸⁾的所有者出面干预，从佃农那里夺去超过生产费用的全部产品余额。他利用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所有权，利用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租。他回答问题的方法就是提出同样的问题，并在后面加上一个音节⁽⁹⁾。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蒲鲁东先生用土地的不同肥力来决定租，使租又有了一个新的起源，因为他认为土地在按照不同肥力来估价之前”不是交换价值，而是公共的”。那么关于租的产生是由于有必要使行将消失于无限空虚里的人回到土地上来的这种虚构现在又到哪里去了呢？

　　李嘉图的学说被蒲鲁东先生用天命的、比喻的和神秘的语句煞费苦心地包扎起来了，现在我们来把它解开。

　　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

　　我们看到，根据李嘉图的学说，一切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费用，其中包括产业利润；换句话说，价格取决于所用的劳动时间。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少的产品的价格决定着其余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因为最便宜而效率又最高的生产工具可以无限增加，而自由竞争必然产生市场价格，就是说，产生一种一切同类产品的共同价格。

　　与此相反，在农业生产中，使用劳动量最多的产品的价格决定一切同类产品的价格。首先，这里不能像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即肥力相同的土地。其次，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收益比原始投资的收益就相应地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用较多的劳动量获得较少的产品。人口的需要必然造成这种劳动的增加，因此耕作费用较高的土地的产品就一定和耕作费用较低的土地的产品同样有销路。但由于竞争使市场价格平均化，所以优等地的产品就要同劣等地的产品等价销售。优等地的产品价格中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就构成租。假如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肥力相同的土地，假如人们能够像在工业生产中一样也可以随时使用费用较少而效率较高的机器，或者假如后来的投资和最初的投资具有相同的生产效率，那么，农产品的价格就会像我们所见的工业产品价格一样，取决于最好的生产工具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但是，从这时起租就会消失。

　　要使李嘉图的理论普遍正确，必须⁽¹⁰⁾使资本能够自由运用于各生产部门；资本家之间高度发展的竞争必须使利润达到同一水平；必须使租佃者变成产业资本家，他要从他投入劣等地⁽¹¹⁾的资本中取得相当于他投资于例如棉纺工业⁽¹²⁾时所能取得的利润；必须使土地的耕作按照大工业制度进行；最后，还必须使土地所有者本人只想得到货币收入。

　　在爱尔兰，土地租佃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租。⁽¹³⁾因为租不仅是扣除工资以后，而且还是扣除经营利润以后的余额，所以，如果所有者的收入只是来自克扣工资，租就不可能存在。

　　这样看来，租决不是把土地使用者、租佃者变成简单的劳动者，决不是“从佃农那里夺去他不能不视为己有的产品的余额”不是使土地所有者同奴隶、农奴、代役租的农民或雇工对立，而是同产业资本家对立⁽¹⁴⁾。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所占有的就只是超过生产费用（不仅由工资而且也由产业利润决定）的余额。可见，租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夺去了他的一部分收入。⁽¹⁵⁾因此，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封建租佃者才被产业资本家所取代。例如，在德国这种变化直到18世纪的最后三四十年间才开始。只有在英国，产业资本家⁽¹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当蒲鲁东先生的佃农孑然独存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租。可见，一出现了租，佃农就不再是租佃者而是工人，即租佃者的f田农。劳动者被贬低了，沦为替产业资本家干活的普通工人、日工和雇工；像经营任何一个工厂一样地经营土地的产业资本家出现了：土地所有者由一个小皇帝变成一个普通的高利贷者：这就是租所表现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把宗法式的农业变成商业性的产业，把产业资本投入土地，使城市资产阶级移到乡村。租并不把人束缚于自然，它只是把土地的经营同竞争连在一起。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它本身就成为竞争的结果，因为从这时起土地所有权就取决于农产品的市场价值。作为租，土地所有权成为动产，变成一种交易品。只有在城市工业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迫使土地所有者只去追求商业利润，只去追求农产品给他带来的货币收益，迫使他最终把自己的土地所有权看成是为他铸造货币的机器以后，才可能有租。租使土地所有者完全脱离土地，脱离自然，他甚至不需要了解自己的领地，正像在英国那样。至于租佃者、产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他们不再被束缚在他们所经营的土地上，正如厂主和工厂工人没有被束缚在他们加工的棉花或羊毛上一样。他们感到切身有关的只是他们的经营费用和货币收益。因此反动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美好的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土地也服从于支配任何其他产业的那些规律，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私利哀悼的对象。因此，可以说，租成了将田园生活卷入历史运动的动力。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蒲鲁东先生曾赋予租以天命的目的——把佃农变成负有义务的劳动者，现在他从这个天命的目的转向租的平均分配。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租是由于胞为不等的土地的产品具有同等的价格造成的。所以假定1公石谷物在劣等地上的生产费用是20法郎，那么，原来花费10法郎的1公石谷物就可以卖到20法郎。

　　只要由于需要而不得不购买市场上的全部农产品，市场价格就由最昂贵的产品的费用来决定。正是这种由竞争而不是由土地的不同肥力产生的价格均等化，使优等地的所有者能够从他的租佃者所卖出的每公石中取得10法郎的租。

　　我们暂且假定谷物的价格决定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那么，优等地生产的每——公石谷物将按10法郎的价格出售，而劣等地生产的每一公石谷物就值20法郎。如果这个假定成立，那么，平均市场价格就是15法郎，但是按照竞争的规律，平均市场价格应为20法郎。假如平均价格等于15法郎，那么租要进行均等的或者别的什么方式的分配都不可能，因为租本身就不存在。只有在生产者用10法郎生产的1公石谷物能卖20法郎时，租才能存在。蒲鲁东先生假定生产费用不等而市场价格相等，那是为了把不等的产品进行均等的分配。

　　穆勒、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要求租归国家所有以代替税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己，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中是一个无用的累赘。

　　但是，首先1公石谷物要按20法郎支付，然后再把从消费者身上多取的那10法郎普遍进行分配，这的确足以使社会天才在他那条曲折的道路上行进时闷闹不乐，并且一走到拐角就碰破了自己的脑袋。

　　租在蒲鲁东先生的笔下变成了

　　“所有者和租佃者……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地籍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只有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租所造成的某种地籍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租佃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为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向所有者支付的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使租发生变化。这些不容置辩的论据足以证明，以租为基础的地籍册是不精确的。

　　另一方面，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化学在现代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力的估价。英国东部各郡的广阔土地直到大约20年前才着手开垦，在这以前，由于人们对腐殖质和下层土的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不够，这些土地没有开垦。

　　可见，在租方面，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现成的地籍册，而只是把现有的地籍册加以改变或全部推翻。

　　最后，肥力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天然素质，它和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块土地，用来种粮食可能很肥沃，但是市场价格可以驱使耕作者把它改成人工牧场因而变得不肥沃。

　　蒲鲁东先生发明那种甚至并不具备普通地籍册所具有的意义的地籍册，纯粹是为了用来体现租的天命的平等的目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

　　“租就是付给永存不灭的资本即土地的利息。但是由于这种资本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所以，虽然贷款（mutuum）的利息或利润由于资本充斥而有不断下降的趋势，但租将由于工业的更加完善和由此造成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而有不断上升的趋势…… 这就是租的实质。”（第2卷第265页）

　　这一次蒲鲁东先生在租里面看到了利息的一切标志，所不同的只是，租是特种资本的利息。这种资本就是土地，它是永恒的资本，”它不能在物质成分上有所扩大，只能在使用上不断改进”。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利息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而租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利息由于资本充斥而下降，租由于工业更加完善和由此引起的土地使用方法的日益改进而上升。

　　这就是蒲鲁东先生的看法的实质。

　　首先我们看看所谓租是资本的利息这一说法有多少正确的成分。

　　对土地所有者本人来说，租代表他买进土地时所付出的资本的利息，或代表他卖出土地时所能收回的资本的利息。但是在买卖土地时他买进或卖出的只是租。土地所有者为了取得租而付出的代价由一般利率而定，与租的性质本身无关。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通常低于投入工商业的资本的利息。因此，如果不把土地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利息同租本身区分开来，那么土地资本的利息就要比其他资本的利息更低些。但是，问题不在租的买价或卖价，不在它的市场价值，不在资本化的租，而在租本身。

　　租金不仅包含真正的租，而且还可能包含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者不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而是以资本家的身份获得这一部分租金。不过，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讲的真正的租。

　　只要土地不被用做生产资料，它就不是资本。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按照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我们不能在土地的物质成分上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就可以在不增加土地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蒲鲁东先生的土地物质，就是有界限的土地。至于他赋予土地的永恒性，我们并不反对土地作为一种物质具有这种性质。但是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产生利息的黄金和自银，也和土地一样是经久而永恒的。如果说金价、银价下跌而地价却上涨，那么，这决不是土地的或多或少的永恒性质造成的。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土地方面已有的种种改良需要得到再生产和维持。这些改良只有在一定时期内才有效用，这和所有别的用来使物质变成生产资料的改良是一样的。假如土地资本是永恒的，那么，有些地方的面貌就会完全不同于今天，罗马坎帕尼亚地区、西西里岛和巴勒斯坦就会仍然放出昔日繁盛的全部光辉。

　　甚至有时有这样的情况：对土地实行的改良依然存在，而土地资本却已消失。

　　首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是在真正的租由于有新的更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而被消灭的时候发生；其次，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具有价值的改良，在农艺学的发展使其普及以后，就不再具有这种价值了。

　　土地资本的代表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租佃者。土地作为资本带来的收入不是租而是利息和产业利润。有些土地产生这种利息和这种利润，但不产生租。

　　总之，土地只要提供利息，就是土地资本，而作为土地资本，它不提供租，不构成土地所有权。租是土地经营赖以进行的社会关系产生的结果。它不可能是土地所具有的多少是稳固的持续的本性的结果。租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土壤。

　　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土地使用方法的改进”（ “工业更加完善”的后果]是租不断上升的原因。其实恰恰相反，这种改进迫使租用期地下降。

　　一般说来，农业上或工业上的一切改良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就是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同样多或者更多的产品。由于这些改良，租佃者可以避免用更多的劳动量获得比较少的产品。这时，他不需要耕种劣等地，他在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可以保持相同的生产率。因此，这些改良不但不能像蒲鲁东先生所说的那样不断提高租，它们反而成为租上升的暂时障碍。

　　17世纪英国的所有者们非常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唯恐自己的收入减少，就反对农业上的成就。（见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经济学家配第的著作⁽¹⁷⁾）

第五节 罢工和工人同盟

　　“任何旨在提高工资的运动除了使粮食、酒等等涨价即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以外，不可能产生别的结果。要知道，什么是工资？工资就是粮食……的成本，就是一切物品的全部价格。再进一步说，工资就是构成财富的各种要素同劳动群众每日为再生产而消费的各种要素的比例。因此，将工资提高一倍……就等于发给每一个生产者一份比他的产品更大的份额，这是矛盾的。如果只是在少数产业中提高，就会使交换普遍混乱，总之，会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 我可以断言：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不能不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这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确实。”（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 110和111页）

　　除了二加二等于四以外，我们否定上述一切论点。

　　首先，不可能有价格的普遍上涨。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都和工资同时增加一倍，价格并没有变化，起变化的只是说法而已。

　　其次，普遍提高工资决不会引起商品价格或多或少的普遍上涨。实际上，假如一切生产部门都按照固定资本或所用劳动工具的比例使用等量的工人，那么，普遍提高工资就会使利润普遍降低，而商品的市场价格却不会有任何变化。

　　但是，由于各生产部门中手工劳动对固定资本的比例并不一样，所以凡固定资本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迟早总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反之，如果它们的商品价格不降低，它们的利润就一定会超过利润的一般水平。机器不是雇佣工人。因此，普遍提高工资对于那些使用机器较多而工人较少的生产部门，影响就比较小。但是，由于竞争不断使利润平均化，超过一般水平的利润只能是暂时的。可见，如果除去某些波动情况，普遍提高工资的结果就不是蒲鲁东先生所说的价格普遍上涨，而是价格的局部下跌，主要是用机器制造的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下跌。

　　利润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只是表示资本家和工人分享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比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影响产品的价格。至于”导致提高工资的罢工引起价格的普遍上涨，甚至引起生活必需品匮乏”这种思想只有在不可理解的诗人的头脑里才能出现。

　　在英国，罢工常常引起某种新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机器可以说是资本家用来对付熟练劳动者反抗的武器。现代工业中一个最重大的发明——自动走锭纺纱机击溃了进行反抗的纺纱工人。即使说同盟和罢工的结果只是引起各种用来对付同盟和罢工的机械发明，那么仅就这一点来说，同盟和罢工对工业的发展也是有巨大影响的。蒲鲁东先生继续说：

　　“我在莱昂・福适先生1845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近来英国工人对同盟已不发生兴趣（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我们只有向他们表示祝贺），然而工人在精神上的这种改善主要是经济上开化的结果。在博尔顿的一次集会上一个纺纱工人大声说过；‘工资不是由厂主决定的。在萧条时期老板们可以说只是充当必然性手中的鞭子，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只得鞭打。起调节作用的原理是供求关系，而老板们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蒲鲁东先生大叫道：“好啊，这就是驯良的模范工人”…… “英国过去是不存在这种贫困的，但愿它不要跨过海峡。”（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261和262页）

　　在英国的各城市中，博尔顿的激进主义声势最大。博尔顿的工人是以革命最坚决闻名的。当英国为废除谷物法⁵³而掀起广泛的鼓动宣传的时候，英国厂主们认为，只有让工人打先锋，他们才能对付土地所有者。但是由于工人利益同厂主利益的对立并不亚于厂主利益同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对立，所以，很自然，厂主们在工人的集会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厂主们干了些什么呢？为了顾全面子，他们组织了一些主要由工头、少数忠于他们的工人和道地的生意朋友参加的集会。后来，真正的工人要参加集会（当时博尔顿和曼彻斯特的情况就是这样），反对这种虚假的示威，却被拒之门外，说这是凭票入场的集会，意思是只有持人场券的人才能参加。可是墙上的招贴明明写的是公众的大会。每逢举行这种集会的时候，厂主们的报纸总是大登特登有关会上发言的报道。不用说，在会上发言的都是一些工头。伦敦的报纸一字不改地将他们的发言全文转载。不幸蒲鲁东先生竟把工头当成普通工人，而且严禁他们渡过海峡。

　　1844年和1845年罢工的消息比往年少了，这是因为1844年和1845年是1837年后英国工业繁荣的头两年。尽管这样，那时并没有一个工联解散。

　　现在我们来听听博尔顿的工头们的发言。他们说，厂主不能操纵工资，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其所以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则是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求工人们懂得：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老板增加工资。蒲鲁东先生则相反，他禁止组织同盟是唯恐引起工资的提高，因而引起生活必需品的普遍匮乏。不言而喻，工头们和蒲鲁东先生在提高工资就等于提高产品价格这一点上是同声相应的。

　　但是，使蒲鲁东先生恼怒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唯恐引起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呢？不是。他对博尔顿的工头们恼怒纯粹是因为他们用供求关系来确定价值，毫不关心构成价值，即达到构成状态的价值，毫不关心价值的构成，其中包括不断的交换可能性以及其他一切同天命并列的关系的比例性和比例性的关系。

　　“工人罢工是违法的，不仅刑法典上如此规定，而且经济体系、现存制度的必然性也说明这一点…… 每一个工人有个人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双手的自由，这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社会不能容许工人组织同盟来压制垄断。”（第1卷第334和335页）

　　蒲鲁东先生想把刑法典的条文说成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必然的和普遍的结果。

　　在英国，组织同盟是议会的法令所认可的，而且正是经济制度迫使议会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了这种认可。1825年，在晗斯基森大臣任内，议会必须修改法律才能更加适应自由竞争所造成的环境，在这个时候，议会不得不废除一切禁止工人组织同盟的法律。现代工业和竞争越发展，产生和促进同盟的因素也就越多，而同盟一经成为经济事实并日益稳定，它们也必然很快地成为合法的事实。

　　因此，刑法典的有关条文至多只能证明，在制宪议会和帝制时期，现代工业和竞争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²¹¹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¹⁸⁾在谴责同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是动机各不相同而已。

　　经济学家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如果你们结成同盟，就会阻碍工业的正常进程，妨碍厂主满足订货要求，扰乱商业，加速采用机器，而机器会使你们的一部分劳动毫无用处，从而迫使你们接受更低的工资。再说，你们的行动肯定是徒劳的。你们的工资总是决定于人手的供求关系，抗拒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不但可笑，而且危险。

　　社会主义者向工人说：不要结成同盟，你们这样做最终会得到什么呢？能提高工资吗？经济学家可以非常清楚地向你们证明：即使事情顺利，在短期内多拿到几文钱，但是以后工资要永远减少下去。熟练的核算家会向你们证明：单是你们组织和维持同盟所必需的一笔经费，就需要经过若干年才能从提高的工资中得到补偿。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则要告诉你们：即使不谈钱的问题，你们也决不会因为结成了同盟就不再当工人，而老板将来却照旧当他的老板。所以，不需要任何同盟，不需要任何政治，因为组织同盟不就是搞政治吗？

　　经济学家希望工人在目前已经形成、经济学家已经在自己的教科书里加以描述并予以肯定的社会里停滞不前。

　　社会主义者劝告工人不要触动旧社会，以便更好地进入他们用非凡的先见之明为工人准备就绪的新社会。

　　不管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不管什么教科书和乌托邦，同盟片刻不停地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和成长而日益进步和扩大。现在甚至可以说，同盟在一国内的发展程度可以确切地表明该国在世界市场等级中所占的地位。工业最发达的英国就有最大的而且组织得最好的同盟。

　　在英国，工人们就不限于组织一些除临时罢工外别无其他目的并和罢工一起结束的局部性同盟。他们还建立经常性的同盟——工联，作为工人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堡垒。现在，所有这些地方工联已组成为全国职工联合会²¹²拥有会员8万人，中央委员会设在伦敦。这些罢工、同盟、工联是与工人的政治斗争同时并进的，现在工人们正在宪章派¹⁵³的名义下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党。

　　劳动者最初企图联合时总是采取同盟的形式。

　　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因此，同盟总是具有双重目的：消灭工人之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反抗的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后来，随着资本家为了压制工人而逐渐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而且在经常联合的资本面前，对于工人来说，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重要。下面这个事实就确切地说明了这一点：使英国经济学家异常吃惊的是，工人们献出相当大一部分工资支援经济学家认为只是为了工资而建立的联盟。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必要的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一旦达到这一点，联盟就具有政治性质。

　　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劳动者。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

　　我们应当把资产阶级的历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资产阶级在封建主义和专制君主制的统治下形成为阶级；第二是形成阶级之后，推翻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把社会改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第一个阶段历时最长，花的力量也最多。资产阶级也是从组织反对封建主的局部性同盟开始进行斗争的。

　　对资产阶级所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从城市自治团体直到构成阶级，已有不少的探讨。

　　但是，当问题涉及到对罢工、同盟以及无产者在我们眼前实现他们组成为阶级所采用的其他形式给以明确说明的时候，一些人就陷入真正的惶恐，另一些人就显出先验的蔑视。

　　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不是。

　　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¹⁹⁾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²⁰⁾

卡·马克思写于1843年上半年
1847年7月初以小册子形式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和1847年法文版翻译

脚　　注

(1) 皮·约·蒲鲁东在1827年后曾作为校对者参加圣经的出版工作并在此期间掌握了希伯来语知识。蒲鲁东经常谈到希伯来语，马克思在这里暗喻此事。——编者注
(2) 1885年德文版改为“生产方式”。——编者注
(3) 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对1847年说来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美国的对外贸易主要限于输入移民和工业产品，输出棉花和烟草，即南部奴隶劳动的产物。北部各州主要是为各蓄奴州生产谷物和肉类。直至北部开始生产供输出用的谷物和肉类，并且成为工业国，而美国棉花的垄断又遇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国的激烈竞争的时候，奴隶制才有可能废除。而且当时，奴隶制的废除曾引起南部的破产，因为南部还没有以印度和中国苦力的隐蔽奴隶制代替公开的黑人奴隶制。——弗·恩·”——编者注
(4)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此处加了边注：“劳动阶级”。——编者注
(5) 指皮·勒蒙奉的《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编者注
(6) 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
(7) 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傅立叶主义者。——弗·恩”——编者注
(8) 解围之神的原文为：deus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义是：突然出现的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9) 用propriétaire（所有者）的干预来说明propriété（所有权），用rentier（收租者）的干预来说明rente（租）。——编者注
(10)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这一句的开头改为“要使李嘉图的理论（只要肯定它的前提）普遍正确，还必须”。——编者注
(11) 在马克思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投入劣等地”改为”投入土地”。——编者注
(12) 马克思在自用本中划去了“他投资于例如棉纺工业”，并在左页边标明“任何工业部门”。在送给娜·吴亭娜的那一本上面又恢复了“他投资于”因而整个句子的这一部分就是“他投资于任何工业部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84页）。——编者注
(13) 这句话在1896年巴黎版中为“可能发生像在爱尔兰那样的情况：土地租但已高度发展，但是还没有租”（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84页）。——编者注
(14) 在1885年德文版中，这里作了如下的补充：“他用雇佣工人来经营土地，他只是把超出包括资本的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作为租金付给土地所有者”。——编者注
(15) 在1885年德文版中，没有“土地所有权一旦构成租……他的一部分收入”这段话。——编者注
(16) 马克思在自用本中划去了“产业资本家”，把“资本家”改写为“租佃者”，在左页边又一次加上了“租佃者”。在送给娜·吴亭娜的本子中也有这一改动。——编者注
(17) 指配第《政治算术》。——编者注
(18) 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弗·恩”——编者注
(19) 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谓等级是指历史意义上的封建国家的等级，这些等级有一定的和有眼的特权。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这些等级及其特权。资产阶级社会只有阶级，因此，谁把无产阶级称为‘第四等级’²¹³他就完全违背了历史。——弗·恩”——编者注
(20) 见乔治·桑《扬·杰士卡》——编者注

注　　释

53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眼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650。
153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见注150）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653。
196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618。
206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马克思批判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阐发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为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散布的取消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观点，批判了他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以及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见本卷第602页）同时，马克思对生产力的构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劳动者本身，强调“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见本卷第655页）。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对抗性，指出这种对抗性矛盾必然导致阶级斗争尖锐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终将为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新社会所代替。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强调工人阶级是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实现社会根本改造的真正的社会力量，阐明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斗争的目标和形式，指出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斗争来团结和教育广大劳动群众，必须联合起来、结成同盟，用革命手段来改造社会，争取劳动阶级的解放，而“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见本卷第655页）。
　　马克思在1859年回忆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恩格斯指出，《哲学的贫困》表明“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9页）。
　　1846年12月，马克思读了刚出版的蒲鲁东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他在1846年12月28日给俄国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帕·瓦·安年科夫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中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作了详细的评论，信中表述的思想后来成为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的基础。1847年1月马克思着手撰写这部著作，4月初完稿并付印。1847年6月15日，马克思为该书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
　　这部著作于1847年7月初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以法文出版。1880年4月7日，法国《平等报》刊登了马克思以编辑部名义为该报发表这部著作而写的一篇引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25——426页）。在这篇引言中、马克思写道：“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己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20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所以，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马克思还进一步阐明了撰写《哲学的贫困》的目的和意义，他指出：“为了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必须断然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决裂，这种经济学的最新的体现者，就是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蒲鲁东。”这部著作的德文第一版于1885年出版，恩格斯校订了译文，加了许多注释，并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恩格斯在校订德译文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在1876年1月1日送给娜·吴亭娜（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员尼·伊·吴亭的妻子）的1847年法文版上的修改意见。该书的德文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恩格斯写了一个简短的按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333页）。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于1896年出版了法文第二版。
　　本卷节选了《哲学的贫困》的第二章。该著作的全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哲学的贫困》曾由李铁声译成中文，1928年发表在上海《思想》月刊第2—3期，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了杜竹君的译本，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出版了许德珩的译本，1949年解放社出版了何思敬的译本。——593。
207 暗指弗·魁奈的同时代人尼·勃多于1770年发表的著作《经济表说明》——598。
208 引自卢克莱修的诗篇《物性论》第3卷第869行：“不死的死夺去了有死的生”。——603。
209 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一布鲁塞尔法文版目录中，第四节的标题为：“土地所有权或地租”而在正文中第四节的标题为：“所有权或租”但两者在理论内涵上没有什么区别，正如马克思在本文中指出的那样：“虽然蒲鲁东先生表面上似乎讲的是一般的所有权，其实他所谈论的不过是土地所有权，地租而已”（见本卷第638页）。1885年恩格斯亲自审定的德文版则把目录中第四节的标题改为“所有权或租”。——638。
210 有40个埃巨的人是伏尔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是一个农民，每年收入40个埃巨。埃巨是法国当时的币名。——639。
211 当时在法国实行的法律，如1791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制宪议会通过的所谓列抄白里哀法案和拿破仑帝制时期制定的刑法典，都禁止工人建立工人联合会和组织罢工，违者受到严厉的惩处。在法国，对工会的禁令到1884年才撤销。——652。
212 全国职工联合会是英国工联的组织，成立于1845年。联合会的活动仅限于争取出卖劳动力的优惠条件和改善工厂立法的经济斗争。联合会一直存在到60年代初，但是1851年以后它在工会运动中便没有发挥太大作用。——653。
213 指斐·拉萨尔的错误提法，这一提法主要出现在1862年4月12日拉萨尔在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所作的报告中。报告的题目是《论当前历史阶段同工人等级思想的特殊联系队拉萨尔的这一报告后来刊印的单行本大都以《工人纲领》为题。——655。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²¹⁴

[第一篇]

　　布鲁塞尔9月26日。今天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登了海因岑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海因岑以反驳编辑部的无谓指责、为自己进行辩护为借口，大张旗鼓地开始向共产主义者论战。

　　编辑部建议双方不要进行论战。在这种情况下，编辑部本来只应发表海因岑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即确实是对指责他首先攻击共产主义者的说法加以反驳、为自己进行辩护的那一部分内容。即使“海因岑没有一份可供自己支配的报纸”，这也不能成为理由，说明应当提供一份报纸供他支配，让他发表连该报编辑部自己都认为是无聊的攻击性的东西。

　　不过，这篇文章的发表倒是向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帮助。过去任何一个党派所受到的责难，都没有像海因岑在这篇文章中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这样荒唐和狭隘。这篇文章最清楚地表明共产主义者是正确的。它证明，如果共产主义者以前一直没有抨击过海因岑，那么，现在就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了。

　　海因岑先生一开头就以德国一切非共产主义激进派的代表自居，他想、以一个党同另一个党争论的方式同共产主义者进行争论。他“有权提出要求”他极其坚决地宣称”必须估计到“共产主义者会做些什么，“必须要求他们”做些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是什么。他把他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和“德国共和派与民主派”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完全混为一谈，并用“我们”一词来代表这些共和派说话。

　　海因岑先生究竟是什么人，他究竟代表谁呢？

　　海因岑先生过去是个自由派小官吏，他在1844年还如痴如醉地向往法律范围内的进步和可怜的德国宪法，他至多只是在私下小心翼翼地承认过，在很遥远的未来，共和国也许是值得向往而又能够实现的。但是，海因岑先生认为在普鲁士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这一点是错了。他曾因为他那本关于官僚制度的鳖脚著作（连雅科布·费奈迭在多年以前写的一本论述普鲁士的著作都比他的好得多）²¹⁵而不得不逃亡在外。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宣称进行合法斗争是不可能的，他变成了革命家，当然也变成了共和派。在瑞士，他结识了严肃的学者卢格；卢格向他传授了自己的那一丁点儿哲学，这种哲学是用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与关于人的学说、黑格尔的影响和施蒂纳的高调拼凑而成的杂乱无章的东西。海因岑先生掌握了这一套东西之后，便以为自己成熟了，于是他右靠卢格，左靠弗莱里格拉特，开始了他的革命宣传。

　　当然，我们并不想责难海因岑先生从自由主义转向疯狂的激进主义。可是我们要指出，他这种转变完全是由于个人因素的影响。当海因岑先生还有可能进行合法斗争的时候，他对一切认为必须进行革命的人都加以攻击。一旦他不可能再进行合法斗争，他就声称这种斗争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而不考虑德国资产阶级目前还完全有可能进行这种斗争，而且他们的斗争常常具有十分合法的性质。他的退路一旦被切断，他就宣称必须立即进行革命。他不去研究并从总体上把握德国的情况，由此推断什么样的进步措施、什么样的发展以及什么样的办法是必要而又切实可行的，他不去弄清德国各个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它们同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确定应当遵循的政策，总之，他不是使自己适应德国的发展进程，而是十分任性地要求德国的发展进程适应他自己。

　　当哲学还是进步的时候，海因岑先生曾激烈地反对过它。而一旦哲学变得反动，成了所有动摇分子、懦夫和雇佣文人的避难所，海因岑先生便不幸地同它合流了。对海因岑先生来说更加不幸的是，那个毕生都只充当改宗者的卢格先生，又使海因岑先生成了唯一在他的劝诱下改变信仰的人。因此海因岑先生肯定会使卢格先生得到安慰，因为至少有一个人自认为领会了卢格先生空洞言论的奥义。

　　海因岑先生究竟主张什么呢？他主张立即建立德意志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是美国的传统和1793年的传统以及从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某些措施相结合的产物，它将具有鲜明的黑红黄色彩。²¹⁶德国由于本国工业委靡不振，在欧洲处于一种非常可怜的地位，以致它永远不可能发挥首倡精神，永远不可能首先宣布进行一场伟大的革命，永远不可能离开法国和英国而独立自主地建立共和国。任何一个脱离文明各国的运动而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任何一次据称要独立自主地进行的、按照海因岑先生的主张将完全对德国各个阶级的实际运动置之不顾的德国革命，都是以黑红黄色装饰起来的纯粹幻想的产物。为了使这个光荣的德意志共和国更加光荣，海因岑先生把它嵌进卢格化的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学说的框子里，宣布它是即将出现的“人”的王国。所有这些层出不穷的幻想，难道都要德国人去实现吗？

　　可是，伟大的“鼓动家”海因岑先生究竟是怎样进行宣传的呢？他宣称君主是造成一切贫困和一切灾难的祸首。这种论断不仅可笑，而且极端有害。海因岑先生在这里对德国君主这帮庸碌无能、昏瑕愚蠢的愧倔的阿谀诌媚，实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他把一种虚构的、超自然的、神奇的无限威力加在这帮愧俑身上。海因岑先生既然断言君主能造成如此多的灾祸，那他同时也就承认君主有能力做出同样多的好事。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是必须进行革命，而是应当虔诚地希望有一位可爱的君主、好心的皇帝约瑟夫。但是人民要比海因岑先生更加清楚谁是压迫他们的人。海因岑先生要把德役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和工人对雇主的仇恨转到君主头上，是永远也办不到的。但海因岑先生的所作所为确实对地主和资本家有利，因为他把这两个阶级剥削人民的罪过转嫁于君主。而德国十分之九的灾难却正是由于地主和资本家的剥削造成的！

　　海因岑先生号召立即举行起义。他本着这个精神印刷传单，试图在德国散发。试问：这种毫无意义的、盲目进行的宣传难道不是极其严重地损害着德国民主派的利益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难道在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动荡时期即30年代，德国境内没有散发过几十万份类似的传单、小册子吗？难道其中有一份取得什么成效了吗？试问：难道一个头脑多少还正常的人会异想天开地认为人民对这类政治说教和训诫将予以丝毫重视吗？试问：海因岑先生在他的传单中除了进行训诫和说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试问：不经过冷静思考，不了解也不顾及实际情况，就声嘶力竭地向全世界发出革命号召，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党的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德国民主派报刊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从以下各个方面证明民主制的必要性：目前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贵族的政府是应当受到鄙弃的，那种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立宪制度是不完备的，人民只要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这种报刊应当说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因为在德国，构成“人民”的正是这些人）为什么受官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应该说明，为什么不仅产生了政治压迫，而且首先产生了社会压迫，以及采取哪些手段可以消除这种压迫自它应该证明，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取得政权是采取这些手段的首要条件。其次，它应该探讨，立即实现民主制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党有哪些手段可以采取，当它还很软弱不能独立行动的时候，它应当联合哪些党派。所有这些任务，海因岑先生完成了一项吗？没有。他根本没有花费精力这样做。他没有向人民即无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说明任何问题。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各阶级和党派的情况。他所做的，无非是在“暴动，暴动，暴动！”这一个题目上玩弄花样。

　　海因岑先生又是对谁进行这种革命说教的呢？首先是对小农这个在目前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近600年来，一切进步的运动都发源于城市，其结果就是：第一，农民的独立民主运动（瓦特·泰勒、杰克·凯德、扎克雷、农民战争）²¹⁷每一次都是反动的，第二，这种运动每一次都被镇压下去。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成了现代一切民主运动的核心川、资产者，尤其是农民，总是跟在他们后面。1789年的法国革命，英国、法国和美国东部各州的现代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而海因岑先生在现在，在19世纪，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农民暴动上面！

　　然而海因岑先生也答应进行社会改革。当然，这是由于人民对他的号召表示冷淡才慢慢使他不得不这样做。这又是些什么改革呢？就是共产主义者提出的那些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步骤。在海因岑先生 那里唯一可以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却又是他从他所激烈抨击的共产主义者那里剽窃来的。就是这些东西一到他的手里，也成了荒谬绝伦、虚无镖纱的东西。一切旨在限制竞争和限制大资本聚积在个别人手里的措施，一切限制或废除继承权的办法，以及一切通过国家来对劳动进行组织的办法等等，所有这些措施作为革命的措施不仅是可能实行的，甚至是必须实行的。这些措施之所以有可能实行，是因为整个奋起反抗的无产阶级赞同这些措施并用武力支持这些措施。尽管经济学家借口一些困难和弊端来反对这些措施，这些措施还是有可能实行的，因为正是这些困难和弊端将迫使无产阶级为了不致失掉自己的胜利果实而勇往直前，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这些措施作为废除私有制的准备措施和过渡的中间阶段是有可能实行的，而且它们也只能是这样一种措施。

　　可是海因岑先生却要把所有这些措施都当做确定不移的最终的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不应当是为实现任何目标而采取的准备步骤，而应该是最终的措施。在他看来，这些措施不是手段，而是目的。这些措施不是要导向革命的社会状态，而是要导向宁静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状态。这样一来，这些措施就成为不能实现的，而且是反动的了。与海因岑相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措施与自由竞争比较起来是反动的，他们这种看法完全正确。自由竞争是私有制最后的、最高的、最发达的存在形式。因此一切从私有制的基础出发而同时又反对自由竞争的措施都是反动的，都力图恢复私有制的低级发展阶段，因此，这种措施最终必将在竞争面前遭到失败，使目前这种社会状态重新恢复。只要我们把上述社会改革看成单纯的社会福利措施，看成革命的过渡的措施，资产者的这些反对意见就会显得毫无力量，而这些反对意见却会使海因岑先生的农业的、社会主义的、黑红黄色的共和国彻底破产。

　　海因岑先生当然异想天开地以为，财产关系、继承权等等可以任意改变和调整。海因岑先生（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当然不可能知道，每个时代的财产关系是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不改变整个农业经营方式就不能把大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土地所有制，不然，大土地所有制很快就会重新恢复起来。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现代大工业、资本积聚和无产阶级的形成之间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海因岑先生不可能知道，像德国这样一个在工业上处于依附和被奴役地位的国家，只能对本国的财产关系实行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自由竞争的改造，除此之外，它永远也不敢独立自主地实行其他类型的改造。

　　总之，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是有意义的、明智的，因为它们不是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从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中，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结果；由此产生的这些措施并不是最终的措施，而是从过渡性的阶级斗争本身产生的过渡性的社会福利措施。

　　这些措施在海因岑先生那里却既无意义，又不明智，因为在他那里它们纯粹是任意编造出来的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因为他丝毫也没有指出这些措施和历史发展的联系，因为海因岑先生一点儿都不考虑实现自己的建议的物质可能性，因为他不是力求表述工业领域的各种必然性，而是力求用法令来消除这些必然性。

　　正是这位粗暴地把共产主义者的要求搞得十分混乱并把它们变成纯粹的空中楼阁以后才加以接受的海因岑先生，却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整个鼓动活动：我们直言不讳地声明，我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是极其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党的政论家应当具备完全不同于海因岑先生（前面已经指出，他是本世纪最无知的人之一）所具有的素质。海因岑先生也许怀有人间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具有勇气和毅力。但是，单凭这些条件还不能成为党的政论家。作为党的政论家，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洪亮的嗓音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同海因岑先生现在具有的和多年经验证明他能够具有的各方面的条件相比，党的政论家还需要具有更多的智慧、更明确的思想、更好的风格和更丰富的知识。

　　然而海因岑先生由于逃亡在外，就势必要去充当一名党的政论家。他不得不在激进派中间试行组织自己的党派。于是他就担任了他所无法胜任的职务，他为履行这一职务而进行的种种徒劳的努力，只是使他成为笑料。如果德国的激进派让他保留这样一种假象：似乎他就是激进派的代表，似乎他是以激进派代表的身份成为笑料的，那么，他就会使德国激进派本身也同样成为笑料。

　　可是海因岑先生并不代表德国激进派。他们的代表完全是另外一些人，如雅科比等。海因岑先生不代表任何人，除了出钱支持他进行鼓动的少数几个德国资产者外，谁也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不过我们错了。德国有一个阶级承认他是自己的代表，对他狂热崇拜，为他大吹大擂，竭力为他压倒所有饭店顾客的声音（正像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共产主义者“压倒了整个著作界反对派的声音”一样）。这个阶级就是人数众多、思想开明、信念坚定而又颇有影响的推销人阶级。

　　就是这位海因岑先生，居然要求共产主义者承认他是激进的资产者的代表，要求共产主义者把他当做激进的资产者的代表和他争论！

　　上面讲的一切已经足以说明，共产主义者对海因岑先生的驳斥是正确的。我们准备在下一期谈一谈海因岑先生在本报第77号上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

　　假如我们不是坚信海因岑先生根本没有能力当一名党的政论家，我们就会劝他仔细钻研一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因此，在他劝我们去阅读福禄培尔的《新政治》的时候，我们只能回报以另一种劝告：请保持安静，心平气和地等待“战斗”吧。我们相信，海因岑先生作为一个政论家有多么拙劣，作为一个营指挥它就会多么英明。

　　为了使海因岑先生不致抱怨匿名攻击，我们在本文末尾署上名字。

弗·恩格斯

[第二篇]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经说明，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抨击海因岑，并不是因为他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鳖脚的民主派政论家。他们并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而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对他进行抨击的。至于同他展开论战的恰恰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完全是出于偶然；即使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肯定是要起来反对海因岑的。这里争论的全部问题仅仅涉及下面两点：（1）海因岑先生能不能作为党的政论家和鼓动家给德国民主派带来好处，我们否定这一点；（2）海因岑先生的鼓动方式是否正确，人们对这种鼓动方式是否还能容忍，对这一点我们也是否定的。可见，这里既不涉及共产主义，也不涉及民主主义，这里涉及的只是海因岑先生个人及其个人的妄想。

　　在目前条件下，共产主义者根本不想同民主主义者进行无益的争论，相反，目前在党的一切实际问题上，他们自己都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所有的文明国家，民主主义的必然结果都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又是实行一切共产主义措施的首要前提。因此在民主主义还未实现以前，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就要并肩战斗，民主主义者的利益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利益。在此以前，两派的分歧是纯理论性质的，完全可以从理论上进行讨论，而决不会使共同行动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人们甚至可以对民主主义实现以后应当立即为一向受压迫的阶级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如大工业和铁路交给国家管理，所有儿童的教育费用由国家负担等等。

　　我们还是来谈谈海因岑先生吧。

　　海因岑先生宣称，是共产主义者先同他争论，而不是他先同共产主义者争论。这是人所共知的无赖式的论据，因此我们不打算同他争辩。他把自己同共产主义者的冲突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在德国激进派阵营里制造的无谓分裂”。海因岑说，早在三年前，他就曾尽一切力量并利用一切机会来防止即将发生的分裂，但是他的努力未能奏效，结果共产主义者还是对他发起了攻击。

　　大家都很清楚，三年前海因岑先生根本还不在激进派阵营里。当时海因岑先生还主张实行法律范围内的进步措施，坚持自由主义。因此，同他的分裂决不意味着激进派阵营内部的分裂。

　　海因岑先生是1845年初，在布鲁塞尔这里见到共产主义者的。共产主义者当时根本没有因为海因岑先生在政治上坚持所谓激进主义而想要攻击他，相反，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当时还是自由派的海因岑先生转到这种激进主义的立场上来。但没有用。海因岑先生只是到了瑞士才成为民主主义者。

　　“后来我越来越深信<！>大力反对共产主义者是必要的”，因而也就是深信在激进派阵营制造无谓的分裂是必要的！我们请问德国民主主义者们：这样可笑地自相矛盾的人配做党的政论家吗？

　　可是海因岑先生所说的对他进行攻击的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呢？上文提到的那些暗示，特别是下面紧接着对共产主义者的责难，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海因岑说，共产主义者

　　“压倒了整个著作界反对派阵营的声音，他们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棍乱，他们还肆无忌惮地贬低最激进的人士他们竭力使政治斗争陆于瘫痪，……最后，他们甚至直接同反动派联合起来。更糟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显然是在他们的教义的影响下，他们常常堕落为卑鄙的奸险的阴谋家……”

　　这些模模糊糊的责难描画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形象——雇佣文人卡尔·格律恩先生的形象。三年以前，格律恩先生同海因岑先生之间曾有过一些个人的纠葛；格律恩先生为此在《特里尔日报》上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攻击，格律恩先生曾试图压倒整个著作界反对派阵营的声音，曾竭力使政治斗争陷于瘫痪等等。

　　可是，格律恩先生是从什么时候起成为共产主义的代表的呢？即使三年以前他曾经企图靠近共产主义者，人们也从未承认他是共产主义者，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自命过，近一年多以来他甚至还认为必须反对共产主义者。

　　况且，马克思在当时就曾向海因岑先生表示不同意格律恩先生的做法，后来，他一有机会就公开地揭露格律恩的真面目。²¹⁸

　　至于海因岑先生最后对共产主义者进行“卑鄙的奸险的”诬蔑，那不是因为别的，而是由于格律恩先生和海因岑先生之间的纠葛。这种纠葛同上述两位先生有关，而同共产主义者却毫不相干。我们连这种纠葛的详细情形都不了解，因此无从评判。我们姑且假定海因岑先生是对的。但是当马克思及其他共产主义者已经否定了有关人士的做法以后，当这位有关人士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已经昭然若揭以后，如果海因岑先生还要把这种纠葛说成是共产主义教义的必然后果，那就太卑鄙了。

　　如果说海因岑先生的上述责难除了针对格律恩先生以外还针对别的什么人，那么，他所针对的无非是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人的十足的反动理论早就遭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否定。这个现在已经完全瓦解的派别中所有能够前进的人都已经站到共产主义者这一边来了，并且只要“真正的社会主义”一露头角，他们就加以抨击。海因岑先生把这些早已被埋葬的幻想又挖掘出来，并把它们归咎于共产主义者，这就再一次暴露了他的屡见不鲜的极端无知。海因岑先生在这里指责“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同共产主义者混为一谈，而后来他却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指责共产主义者荒诞不经。因此，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权利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本人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属于这一派。当共产主义者撰写文章猛烈抨击这些社会主义者的时候，这位海因岑先生正在苏黎世倾听卢格先生传授他自己慌乱的脑袋里所装的那一套支离破碎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确实，卢格先生找到了一位值得教诲的门生！

　　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哪儿呢？海因岑先生谈到了值得尊敬的非凡人才和才华横溢的人物，而且预言这些人将拒绝共产主义的同情<！>⁽¹⁾。共产主义者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和行动已经拒绝给以同情。在上述所有的责难中，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加在共产主义者的头上，只有这整段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例外，这句话原文如下：

　　“共产主义者……妄自尊大，嘲笑一切可以成为正直的人联合的基础的东西。”

　　海因岑先生这句话大概是指共产主义者曾讥笑他那道貌岸然的姿态，并曾嘲讽所有那些神圣高超的思想、操守、正义、道德等等，海因岑先生以为，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一切社会的基础。这个责难我们接受。尽管海因岑先生这个正直的人感到义愤填膺，共产主义者还是要继续嘲讽这些永恒的真理。而且共产主义者认定，这些永恒的真理决不是它们自身形成时所处的那个社会的基础，恰恰相反，它们是那个社会的产物。

　　此外，既然海因岑先生已经预见到，共产主义者对他想列入共产主义者营垒的那些人将拒绝给以同情，那么，他进行所有这些荒唐的责难和卑鄙的诬蔑又有什么意义呢？既然海因岑先生对共产主义者的了解显然只是来自道听途说，既然他对共产主义者是些什么人知之甚少，以致要求他们对自身的情况作出更确切的说明，要求他们向他作一番自我介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同共产主义者进行论战，这岂不是太无耻了吗？

　　“如果对那些真正代表共产主义或叙述共产主义真实内容的人的情况作出说明，这可能会使大部分信奉共产主义并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而反对这种要求的恐怕也不会只是《特里尔日报》的那些人。”

　　隔几行下面接着写道：

　　“对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应当相信他们会坚决而又真诚地〈哦，好一个老实人！>坦率宣布自己的教义，并宣布同那些非共产主义者脱离关系。应当要求他们〈这一切都是老实人的用语〉不要伤天害理地<！>助长那种在成千上万受苦受难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所制造的混乱，而制造这种棍乱的手段就是通过幻想或欺骗，硬把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说成有可能实现，即认为有可能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找到实现这种教义的途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责任〈又是这个老实人〉是：或者让所有站在他们一边的不明实情的人充分地了解实情，并把他们引向一个既定目标，或者同他们一刀两断，不再利用他们。”

　　假如卢格先生造出了上面这样三个主从复合句，那他就会感到欣幸了。老实人的思想混乱同老实人提出的各种要求是完全吻合的，在思想混乱的情况下，他所关心的只是事情本身，而决不是形式，正因为如此，他讲的和他想讲的就截然相反。海因岑先生要求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一刀两断，要求他们结束由于1昆淆两个不同的派别而产生的混乱（这正是他想要讲的）。但是当“共产主义者”和“混乱”这两个词在他脑袋里碰到一起的时候，他脑袋里却产生了混乱。海因岑先生的思路中断了；他那固定不变的公式，即共产主义者一般都要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头脑中制造混乱这个公式，成了他自己的绊脚石，他忘了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冒牌的共产主义者，他笨拙可笑地在各种通过幻想和欺骗硬被说成可能实现而实际上并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上跌跌撞撞地行进，最后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整个倒了下去，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又想到，他想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他谈的根本不是这个或那个是否可能的问题。他又回到自己的题目上来，但他还是神情恍惚，连他在前面要把戏时所用的那个冠冕堂皇的句子都没删掉。

　　这就是海因岑先生的文风。至于事情本身，我们再说一遍，作为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海因岑先生的要求提得太晚了，共产主义者早就否定了那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其次，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背地里进行诬蔑同老实人的本性也决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特别是海因岑先生十分明显地让人意识到，共产主义政论家只是在利用那些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他相当直率地表示，这些政论家公开表述自己的观点会使为共产主义所利用的大部分人完全脱离共产主义。他把共产主义政论家看做先知、术士或牧师，认为他们把某种秘密的谋略据为己有，而对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守口如瓶，以便牵着他们的鼻子走。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应当使一切不明实情的人了解实情而不应当利用他们，他所提出的所有这些老实人的要求显然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似乎共产主义著作家乐于让工人对实情一无所知，似乎他们只是在利用那些工人，就像上一世纪的伊留米纳特²¹⁹企图利用人民一样。这种荒唐的看法也使海因岑先生不合时宜地到处宣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头脑中的混乱，而且语句颠三倒四，这是他说话不直截了当的报应。

　　我们只是把这些诬蔑指出来，而不再就此展开辩论。我们让信奉共产主义的工人们自己去评判。

　　我们看了海因岑先生所有这些预先声明、迂回其辞、要求、诬蔑和种种把戏以后，最后来看看他从理论上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击和他的论据。

　　海因岑先生

　　“认为共产主义教义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通过劳动获得的财产也包括在内）和作为这种废除的必然结果的共同利用人间财富的原则”。

　　海因岑先生异想天开地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海因岑先生大错特错了。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这种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海因岑先生现在也许会认识到，他在评判共产主义的时候，只是认为它的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废除私有财产是不够的；他最好不要信口开河地空谈废除私有财产，而应当研究一下国民经济学；假如他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也不了解，那他对废除私有财产所造成的后果就不可能有丝毫的认识。

　　可是，海因岑先生对废除私有财产的条件极端无知，他竟认为“共同利用人间财富”（措辞挺不坏）是废除私有财产的结果。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大工业和机器设备、交通工具、世界贸易发展的巨大规模使这一切越来越不可能为个别资本家所利用，因为日益加剧的世界市场危机在这方面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因为现代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下的生产力和交换手段日益超出了个人交换和私有财产的范围，总之，因为工业、农业、交换的共同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所以，私有财产一定要被废除。因此，如果海因岑先生把废除私有财产（这种废除当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同这种废除本身的条件分离开来，如果他把废除私有财产置于同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之外，只是把它视为垫居书斋而产生的臆想，那么，这种废除就成了纯粹的空谈，海因岑先生只能就此发表一通平庸的废话。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

　　“通过上面所谈到的废除一切私有财产的做法，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个人的独立存在〈可见，海因岑先生是在责备我们要把人们变成连体双胎〉。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有劳读者留意，海因岑先生承认这一切只是他自己妄谈个人的独立存在的结果〉。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毁灭了个性……础立性……自由〈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资产者的陈词滥调。由于违背自己意愿的分工而成为鞋匠、工厂工人、资产者、律师、农民，即成为一定工作以及与这种工作相适应的习俗、生活方式、偏见、局限性等等的奴隶的现代个人，似乎还具有某种可以毁灭的个性！>。共产主义把个人连同他获得的私有财产这个个人必不可少的属性或基础〈这个“或”字真是妙极了〉用来祭祀‘共同体或社会的幽灵’<这不也是施蒂纳的话吗？>，而对每个个人来说，共同体可以而且应该〈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海因岑先生特别重视获得的私有财产，这就再一次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他所谈论的对象。海因岑先生本着他那老实人的正义感，想把各人挣得的留给各人，可惜这种正义感被大工业化为乌有了，只要大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足以使自己完全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它就不能容许现存方式以外的其他任何分配产品的方式，资本家就还要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工人在实践中也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最低工资。蒲鲁东先生曾经企图对获得的财产进行系统的阐述，并把它同现存关系联系起来，大家知道，他的这种企图显然已经破产了。诚然，海因岑先生永远也不敢进行类似的尝试，因为这样他就必须研究问题，而他是不打算进行什么研究的。不过，他仍然可以将蒲鲁东先生作为前车之鉴，少向公众显示自己获得的财产。

　　如果海因岑先生还来指责共产主义者，说他们追求空中楼阁，丧失了现实基础，那么试问这种责难到底对谁最为合适呢？

　　海因岑先生还谈了许多别的，我们都不去管它了。我们只是指 出，越往后他的语句就越糟糕。他始终未能找到恰当的词语，因而语言显得拙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败坏任何一个承认他是自己的著作家的党派的名声。他那固执的信念总是使他说出一些完全不是他所想说的话。因此他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两重废话：一种是他想说的废话，另一种是他不想说但还是说出来的废话。上面我们已经举了这样的例子。我们还要指出一点，海因岑先生不断重复他关于君主威力的陈旧的迷信观点，他说，那种应当被推翻而本身也无非是国家权力的政权，现在是而且过去也始终是一切不公正现象的制造者和维护者，他要建立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并在这个幻想的大厦的范围内”进行所有那些由于普遍的发展而产生的理论上正确而又实际可行的社会改革”！！！

　　愿望多好，文风就多糟，这就是正直的品德在这个丑恶的世界上的命运。

　　受到了时代精神的诱惑，
　　成为出身林莽的长裤汉²²⁰，
　　舞跳得虽然十分拙劣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
　　……
　　虽无才能，却有性格。²²¹

　　我们的文章会使海因岑先生陆人一个老实人在受到屈辱时所产生的那种义愤之中，但他既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写作风格，也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那种败坏名声和毫无补益的鼓动方式。他威胁说，他要在行动和决战的那一天把敌人吊在路灯柱上，这使我们感到十分可笑。

　　总之，共产主义者应当而且也希望同德国激进派采取共同行动。但是他们保留对任何一个败坏整个党派声誉的政论家进行抨击的权利。仅仅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才对海因岑先生进行了抨击。

弗·恩格斯
1847年10月3日于布鲁塞尔

　　注意：我们刚才收到一个工人⁽²⁾写的小册子：《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伯尔尼版，由雷策尔印行。如果海因岑先生的写作水平能赶上这个工人的一半，那他就可以感到欣慰了。除了其他一些东西外，海因岑先生从这本书中可以相当清楚地了解到，为什么工人对他的农业共和国丝毫不感兴趣。我们还要指出一点，这是第一本由工人写成的书，这本书不是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力图说明当代政治斗争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9月27日前和10月3日
载于1847年10月3、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翻译

脚　　注

(1) 卡·海因岑要讲的是“拒绝同情共产主义”。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他的文风很糟糕，所以恩格斯在这里加了。——编者注
(2) 斯·波尔恩。——编者注

注　　释

214 《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是恩格斯为阐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主张而写的文章。恩格斯在文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卡·海因岑对共产主义的攻击和诬蔑，强调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恩格斯阐述了共产主义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理论，是无产阶级立场在斗争中的理论表现，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理论概括。
　　本文包含两篇文章，分别写于1847年9月27日以前和10月3日，刊载于1847年10月3日和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79、80号。——657。
215 指卡·海因岑的《普鲁士的官僚制度}H845年达姆施塔特版和雅·费奈迭的《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658。
216 卡·海因岑主张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是一个类似瑞士联邦的自治国家的共和联邦。这个共和国的旗帜就是黑、红、黄三色旗。这也是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对待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观点与消除中世纪隔绝状态和政治上不统一的斗争相互矛盾，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主张，参看《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页）。——659。
217 恩格斯列举的这些农民起义都是中世纪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瓦·泰勒是1381年英国最大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杰·凯德是1450年英国南部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封建起义的领导者；扎克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意即“乡下佬”因此法国1358年的农民起义被称为扎克雷起义；农民战争指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恩格斯后来研究了农民反抗封建制度斗争的历史、探讨了1848—1849年农民的革命活动，改变了自己对农民运动的评价。他在1850年撰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书中阐明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661。
218 见《驳卡尔·格律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卡尔·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篡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667。
219 伊留米纳特直译为照耀派，是1776年在巴伐利亚成立的近似于共济会的秘密团体，由对国王专制制度不满的市民和贵族反对派组成。伊留米纳特害怕一切民主运动，它在章程中所作的规定使普通会员变成了领导人的盲目工具。1784年，该团体被巴伐利亚当局取缔。——671。
220 长裤汉又称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他们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富豪，故名。长裤汉原是贵族对平民的蔑称，后来成为“革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语。1793——1794年、他们曾发起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运动。——674。
221 这些诗句引自海涅《阿塔·特洛尔》第24章。从该书序言中可以看出“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虽无才能，却有性格”都是海涅用来讽刺白尔尼派的。恩格斯转引这些诗句用以讽刺卡·海因岑。——674。

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原理²²²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

　　答：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²²³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取决于没有节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

　　第三个问题：是不是说，无产者不是一向就有的？

　　答：是的，不是一向就有的。穷人和劳动阶级一向就有，并且劳动阶级通常都是贫穷的。但是，生活在上述条件下的这种穷人、这种工人，即无产者，并不是一向就有的，正如竞争并不一向是自由的和没有节制的一样。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这一革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械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因而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生产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生产的又便宜又好。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工业全部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于是资本家很快就占有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从此，在衣料生严方面就实行了工厂制度。机器和工厂制度一经采用，这一制度很快就推行到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特别是印花业、印书业、制陶业和金属品制造业等部门。工人之间的分工越来越细，于是，从前完成整件工作的工人，现在只做这件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分工可以使产品生产得更快，因而也更便宜。分工把每个工人的活动变成一种非常简单的、时刻都在重复的机械操作，这种操作利用机器不但能够做得同样出色，甚至还要好得多。因此，所有这些工业部门都像纺纱和织布业一样，一个跟着一个全都受到了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制度的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业部门同时也就全都落到了大资本家的手里，工人也就失掉了最后的一点独立性。除了原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也渐渐受到工厂制度的支配，因为这里的大资本家也在通过建立可以大量节省开支和实行细致分工的大作坊，不断挤掉小师傅。结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文明国家里，几乎所有劳动部门都照工厂方式进行经营了，在所有劳动部门，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几乎都被工业挤掉了。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工人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

　　一、大资本家阶级，他们在所有文明国家里现在已经几乎独占了一切生活资料和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这就是资产者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这个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

　　第五个问题：无产者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把劳动出卖给资产者的？

　　答：劳动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也是一种商品，因此，劳动的价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一样，也是由同样的规律决定的。正像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在大工业或自由竞争的统治下，情形都一样，商品的价格平均总是和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的价格也是和劳动的生产费用相等的。而劳动的生产费用正好是使工人能够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并使工人阶级不致灭绝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工人的劳动所得不会比为了这一目的所必需的更多。因此，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将是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额。但是，因为工商业有时萧条有时兴旺，工人所得也就有多有少，正像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有多有少一样。如果把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平均起来，厂主出卖商品所得既不多于他的生产费用，也不少于他的生产费用，同样，工人平均所得也是既不会多于这个最低额，也不会少于这个最低额。大工业越是在所有劳动部门占统治地位，工资的这一经济规律体现得就越充分。

　　第六个问题：在工业革命前，有过什么样的劳动阶级？

　　答：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劳动阶级的生活条件各不相同，劳动阶级在同有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也各不相同。在古代，劳动者是主人的奴隶。直到今天在许多落后国家甚至美国南部他们还是这种奴隶。在中世纪，劳动者是土地贵族的农奴，直到今天在匈牙利、波兰和俄国他们还是这种农奴。此外，在中世纪，直到工业革命前，城市里还有在小资产阶级师傅那里做工的手工业帮工，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渐渐出现了受较大的资本家雇用的工场手工业工人。

　　第七个问题：无产者和奴隶有什么区别？

　　答：奴隶一次就被完全卖掉了。无产者必须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出卖自己。单个的奴隶是某一个主人的财产，由于他与主人利害攸关，他的生活不管怎样坏，总还是有保障的。单个的无产者可以说是整个资产者阶级的财产，他的劳动只有在有人需要的时候才能卖掉，因而他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只有对整个无产者阶级来说，这种生活才是有保障的。奴隶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并且亲身感受到竞争的一切波动。奴隶被看做物，不被看做市民社会的成员。无产者被承认是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因此奴隶能够比无产者生活得好些，但无产者属于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他们本身处于比奴隶更高的阶段。在所有的私有制关系中，只要废除奴隶制关系，奴隶就能解放自己，并由此而成为无产者，无产者只有废除一切私有制才能解放自己。

　　第八个问题：无产者和农奴有什么区别？

　　答：农奴占有并使用一种生产工具，一块土地，为此他要交出自己的一部分收益或者服一定的劳役。无产者用别人的生产工具为这个别人做工，从而得到一部分收益。农奴是交出东西，无产者是得到报酬。农奴生活有保障，无产者生活无保障。农奴处在竞争之外，无产者处在竞争之中。农奴可以通过各种道路获得解放：或者是逃到城市里去做手工业者；或者是交钱给地主代替劳役和产品，从而成为自由的佃农，或者是把他们的封建主赶走，自己变成财产所有者。总之，农奴可以通过不同的办法加入有产阶级的队伍并进入竞争领域而获得解放。无产者只有通过消灭竞争、私有制和一切阶级差别才能获得解放。

　　第九个问题：无产者和手工业者有什么区别？²²⁴

　　第十个问题：无产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有什么区别？

　　答：16—18世纪，几乎任何地方的工场手工业工人都占有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家庭用的纺车和一小块在工余时间耕种的土地。这一切，无产者都没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几乎总是生活在农村，和地主或雇主维持着或多或少的宗法关系。无产者通常生活在大城市，和雇主只有金钱关系。大工业使工场手工业工人脱离了宗法关系，他们失去了仅有的一点财产，因此而变成无产者。

　　第十一个问题：工业革命和社会划分为资产者与无产者首先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第一，由于在世界各国机器劳动不断降低工业品的价格，旧的工场手工业制度或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业制度完全被摧毁。所有那些迄今或多或少置身于历史发展之外、工业迄今建立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的半野蛮国家，随之也就被迫脱离了它们的问关自守状态。这些国家购买比较便宜的英国商品，把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置于死地。因此，那些几千年来没有进步的国家，例如印度，都已经进行了完全的革命，甚至中国现在也正走向革命。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因此，如果现在英国或法国的工人获得解放，这必然会引起其他一切国家的革命，这种革命迟早会使这些国家的工人也获得解放。

　　第二，凡是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的地方，工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及其财富和势力最大限度地发展起来，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都取得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专制王朝。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出卖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消灭了特权贵族、土地贵族的势力。资产阶级取消了所有行会，废除了手工业者的一切特权，这样便摧毁了行会师傅的势力。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取代行会和手工业者的特权；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什么也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只是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才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从而资本家，资产者成为社会上的第一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势力以后，也就消灭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上升为第一阶级以后，它也就在政治上宣布自己是第一阶级。它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做到这一点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的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立宪君主制的形式。在这种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这些资产者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利，选出资产者政府。

　　第三，工业革命到处都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同样的速度发展起来。资产者越发财，无产者的人数也就越多。因为只有资本才能使无产者找到工作，而资本只有在使用劳动的时候才能增加，所以无产阶级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是完全同步的。同时，工业革命使资产者和无产者都集中在最有利于发展工业的大城市里，广大群众聚集在一个地方，使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其次，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随着挤掉手工劳动的新机器的不断发明，大工业把工资压得越来越低，把它压到上面说过的最低额，因而无产阶级的处境也就越来越不堪忍受了。这样，一方面由于无产阶级不满情绪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的壮大，工业革命便孕育着一个由无产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

　　第十二个问题：工业革命进一步产生了什么结果？

　　答：大工业创造了像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手段，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变得这样容易，这种大工业必然产生的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程度。大批资本家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极度贫困的现象。过了一段时间，过剩的产品卖光了，工厂重新开工，工资提高，生意也渐渐地比以往兴旺起来。但这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很快又会生产出过多的商品，新的危机又会到来，这种新危机的过程和前次危机完全相同。因此，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²²⁵每一次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

　　第十三个问题：这种定期重复的商业危机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第一，虽然大工业在它的发展初期自己造成了自由竞争，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的范围。竞争和个人经营工业生产已经变成大工业的枷锁，大工业必须粉碎它，而且一定会粉碎它。大工业只要还在现今的基础上进行经营，就只能通过每七年出现一次的普遍混乱来维持，每次混乱对全部文明都是一种威胁，它不但把无产者抛入贫困的深渊，而且也使许多资产者破产。因此，或者必须完全放弃大工业本身（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大工业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的，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

　　第二，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由此可见，在现今社会中造成一切贫困和商业危机的大工业的那种特性，在另一种社会组织中正是消灭这种贫困和这些灾难性的波动的因素。

　　这就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

　　（1）从现在起，可以把所有这些弊病完全归咎于已经不适应当前情况的社会制度；

　　（2）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来彻底铲除这些弊病的手段已经具备。

　　第十四个问题：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应当是怎样的？

　　答：这种新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剥夺相互竞争的个人对工业和一切生产部门的经营权，而代之以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这样，这种新的社会制度将消灭竞争，而代之以联合。因为个人经营工业的必然结果是私有制，竞争不过是单个私有者经营工业的一种方式，所以私有制同工业的个体经营和竞争是分不开的。因此私有制也必须废除，而代之以共同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和按照共同的协议来分配全部产品，即所谓财产公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

　　第十五个问题：这么说，过去废除私有制是不可能的？

　　答：不可能。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产生了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力的必然结果。私有制本身就是这样产生的。私有制不是一向就有的；在中世纪末期，产生了一种工场手工业那样的新的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时封建和行会所有制的范围，于是这种已经超越旧的所有制关系的工场手工业便产生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发展的最初阶段来说，除了私有制，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所有制形式，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社会制度。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要看生产的发展阶段。在依赖农业的中世纪，是领主和农奴：在中世纪后期的城市里，是行会师傅、帮工和短工；在17世纪是工场手工业主和工场手工业工人；在19世纪是大工厂主和无产者。非常明显，在这以前，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能以足够的产品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还没有发展到私有制成为这些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和障碍。但是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期内无限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越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社会制度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

　　第十六个问题：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

　　答：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

　　第十七个问题：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

　　答：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第十八个问题：这个革命的发展过程将是怎样的？

　　答：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可以直接建立，因为那里的无产者现在已占人民的大多数。在法国和德国可以间接建立，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大多数人民不仅是无产者，而且还有小农和小资产者，小农和小资产者正处在转变为无产阶级的过渡阶段，他们的一切政治利益的实现都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因而他们很快就会同意无产阶级的要求。这也许还需要第二次斗争，但是，这次斗争只能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的、直接向私有制发起进攻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这些作为现存关系的必然结果现在已经产生出来的最主要的措施如下：

　　（1）用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强制公债等来限制私有制。

　　（2）一部分用国家工业竞争的办法，一部分直接用纸币赎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土地所有者、工厂主、铁路所有者和船主的财产。

　　（3）没收一切反对大多数人民的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4）在国家农场、工厂和作坊中组织劳动或者让无产者就业，这样就会消除工人之间的竞争，并迫使还存在的厂主支付同国家一样高的工资。

　　（5）对社会全体成员实行同样的劳动义务制，直到完全废除私有制为止。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6）通过拥有国家资本的国家银行，把信贷系统和货币经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

　　（7）随着国家拥有的资本和工人的增加，增加国家工厂、作坊、铁路和船舶，开垦一切荒地，改良己垦土地的土壤。

　　（8）所有的儿童，从能够离开母亲照顾的时候起，都由国家出钱在国家设施中受教育。把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9）在国有土地上建筑大厦，作为公民公社的公共住宅。公民公社将从事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将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

　　（10）拆毁一切不合卫生条件的、建筑得很坏的住宅和市区。

　　（11）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12）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自然，所有这一切措施不能一下子都实行起来，但是它们将一个跟着一个实行，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全部交换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国家手里。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家的生产力大大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将大大增加，人将大大改变，以致连旧社会最后的各种交往形式也能够消失。

　　第十九个问题：这种革命能不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

　　答：不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第二十个问题：最终废除私有制将产生什么结果？

　　答：由于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所以同现在的大工业经营方式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除。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到那个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还必须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成为新的进步的条件和起因，它将实现这种进步，而不会像过去那样总是因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摆脱了私有制压迫的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相形之下，目前的大工业状况将显得非常渺小，正像工场手工业和我们今天的大工业相比一样。工业的这种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农业在目前由于私有制的压迫和土地的小块化而难以利用现有改良成果和科学成就，而在将来也同样会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这样一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因此，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相互敌对的阶级就是多余的了。这种划分不仅是多余的，甚至是和新的社会制度互不相容的。阶级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而迄今为止的分工方式将完全消失。因为要把工业和农业生产提高到上面说过的水平，单靠机械和化学的辅助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当上个世纪的农民和工场手工业工人被卷入大工业的时候，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整个生活方式而成为完全不同的人，同样，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共同经营生产不能由现在这种人来进行，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只隶属于某一个生产部门，受它束缚，听它剥削，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只能发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废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个生产的某一个部门或者某一个部门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的工业也越来越不能使用这样的人了。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因此，现在已被机器破坏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分工，将完全消失。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于是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必然消灭。因此，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为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手段。

　　由此可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的将是同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单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来看，这也是共产主义联合体的必要条件。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一点现在人们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了。

　　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第二十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对家庭将产生什么影响？

　　答：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之所以能实现这一点，是由于这种社会制度将废除私有制并将由社会教育儿童，从而将消灭迄今为止的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这也是对道貌岸然的市侩关于共产主义公妻制的号叫的回答。公妻制完全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现在的卖淫就是公妻制的充分表现。卖淫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

　　第二十二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民族；——保留原案²²⁶。

　　第二十三个问题：共产主义组织将怎样对待现有的宗教？——保留原案²²⁷。

　　第二十四个问题：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什么区别？

　　答：所谓社会主义者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这种社会已被大工业、世界贸易和由它们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所消灭，并且每天还在消灭。这一类社会主义者从现今社会的弊病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应该恢复封建和宗法社会，因为它没有这种种弊病。他们的所有建议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了这一目的。共产主义者随时都要坚决同这类反动的社会主义者作斗争，尽管他们假惺惺地表示同情无产阶级的苦难并为此而洒出热泪。因为：

　　（1）他们追求一种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2）他们企图恢复贵族、行会师傅、工场手工业主以及和他们相联系的专制君主或封建君主、官吏、士兵和僧侣的统治，他们想恢复的这种社会固然没有现今社会的各种弊病，但至少会带来同样多的其他弊病，而且它根本不可能展现通过共产主义组织来解放被压迫工人的任何前景；

　　（3）当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和共产主义的阶级的时候，这些社会主义者总要暴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那时他们马上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者。

　　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现今社会必然产生的弊病，使他们为这个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为此，一些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今社会的基础，从而保存现今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所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

　　最后，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希望沿着和共产主义者相同的道路去实现×××问题⁽¹⁾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做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做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同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

　　第二十五个问题：共产主义者怎样对待现有的其他政党？

　　答：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各民主主义政党暂时还有共同的利益，并且民主主义者在他们现在到处坚持的社会主义措施中越接近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就是说，他们越明确地坚持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越依靠无产阶级，这种共同的利益就越多。例如在英国，由工人组成的宪章派就要比民主主义小资产者或所谓激进派在极大程度上更接近共产主义者。

　　在实行民主宪法的美国，共产主义者必须支持愿意用这个宪法去反对资产阶级、并利用它来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政党，即全国土地改革派²²⁸。

　　在瑞士，激进派虽然本身也是个成分极其复杂的政党，但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所能接触交往的唯一政党，其中瓦特州和日内瓦州的激进派又是最进步的。

　　最后，在德国，资产阶级和专制君主制之间的决战还在后面。但是，共产主义者不能指望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以前就和资产阶级进行决战，所以共产主义者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帮助资产阶级尽快地取得统治，以便尽快地再把它推翻。因此，在同政府的斗争中，共产主义者始终应当支持自由派资产者，只是应当注意，不要跟着资产者自我欺骗，不要听信他们关于资产阶级的胜利会给无产阶级带来良好结果的花言巧语。共产主义者从资产阶级的胜利中得到的好处只能是：（1）得到各种让步，使共产主义者易于捍卫、讨论和传播自己的原则，从而使无产阶级易于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2）使他们确信，从专制政府垮台的那一天起，就轮到资产者和无产者进行斗争了。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者在这里所采取的党的政策，将和在资产阶级现在已占统治地位的那些国家里所采取的政策一样。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0月底—11月
1914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翻译

脚　　注

(1) 手稿此处空白，指的是第十八个问题。——编者注

注　　释

222 《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在这篇文献中阐明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本质，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论述了无产阶级产生的历史和阶级特性，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承担埋葬资本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阐述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强调指出，要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废除私有制；废除私有制是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要求，但私有制不是一下子就能废除的，“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见本卷第685页）。恩格斯论述了未来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指出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将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阶级对立、城乡对立将消失，社会成员的才能将得到全面发展，等等。恩格斯还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和手段，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见本卷第685页）在这篇文献中，恩格斯还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对形形色色社会主义流派的态度，论述了共产主义者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
　　1847年6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了第一个纲领稿本，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同年10月底——11月、恩格斯受同盟巴黎区部的委托，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基础上写出新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准备提交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24日写信给马克思，扼要介绍了《共产主义原理》的内容，并建议“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5—56页）。这个重要意见得到了马克思的赞同。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他们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写成了《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原理》的中译文曾收入1930年由潘鸿文编、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的《马克斯主义的基础》一书，1949年7月上海民间出版社又出版了林若的中译本。——676。
2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50年代，即马克思制定出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所写的著作中使用过“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出卖劳动”这样的概念。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这些概念“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见本卷第70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 “出卖劳动力”等概念。——676。
224 在恩格斯的手稿中，以下是半页空白，没有答案。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有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于无产者的所谓手工业者，上个世纪几乎到处都有，而今天还散见各处，他们顶多是暂时的无产者。他们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资本，并用它来剥削其他劳动者。当行会仍然存在，或者当经营自由还没有导致手工业照工厂的方式进行生产、还没有导致激烈的竞争时，他们往往还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一旦手工业采用了工厂制度，竞争也非常盛行时，这种前景就消失了，手工业者就日益成为无产者。因此，手工业者获得解放的道路是：或者是成为资产者或一般是变为中间等级，或者是由于竞争而成为无产者（正如现在所经常发生的），并参加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是参加或多或少自觉的共产主义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77页）——679。
225 恩格斯曾指出：“……我把工业大危机的周期算成了五年。这个关于周期长短的结论，显然是从1825年到1842年间的事变进程中得出来的。但是1842年到1868年的工业历史证明，实际周期是十年，中间危机只具有次要的性质，而且在1842年以后日趋消失。”（见本卷第371页）——682。
226 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的字样。这是指答案应当维持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答案，即“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而必然融合在一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80页）——690。
227 在回答第二十三个问题的地方，写着“保留原案”的字样。这是指答案应当维持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的答案，即“迄今一切宗教都是单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而共产主义却是使一切现有宗教成为多余并使之消灭的发展阶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380页）。——690。
228 全国土地改革派即北美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69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波兰的演说²²⁹

1847年11月29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²³⁰十七周年的国际大会上

马克思的演说

　　各民族的联合和兄弟联盟，这是目前一切派别，尤其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²³¹的一句口头禅。的确，现在存在着一种各民族资产阶级的兄弟联盟。这就是压迫者对付被压迫者的兄弟联盟、剥削者对付被剥削者的兄弟联盟。一个国家里在资产阶级各个成员之间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冲突，但资产阶级却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同样，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要使各国真正联合起来，它们就必须有一致的利益。要使它们利益一致，就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只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只有工人阶级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就是对民族冲突和工业冲突的胜利，这些冲突在目前使各国互相敌视。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

　　毫无疑问，旧波兰已经病入膏肓了，我们绝对不希望它恢复。不过病入膏肓的不仅是旧波兰。旧德国、旧法国、旧英国，——整个旧社会都已经病入膏肓了。旧社会的死亡对于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一种损失，而一切现代国家里的极大多数人的处境正是这样。而且，他们必须通过旧社会的覆灭才能获得一切；旧社会的覆灭是建立一个不再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新社会的条件。

　　在所有的国家里，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最为尖锐。因此，英国无产者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胜利对于一切被压迫者战胜他们的压迫者具有决定意义。因此，不应该在波兰解放波兰，而应该在英国解放波兰。因此，你们宪章派¹⁵³不应该仅限于表达解放各民族的善良愿望。打倒你们国内的敌人，那时你们就可以自豪地感到，你们消灭了整个旧社会。

恩格斯的演说

　　我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今天破例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来讲几句话。我们德国的民主主义者特别关心波兰的解放。正是德国的君主们曾经从瓜分波兰²³²中得到好处，正是德国的士兵直到现在还在蹂躏加利西亚和波森。我们德国人，我们德国民主主义者，首先应当洗刷我们民族的这个污点。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只要波兰没有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正因为这样，波兰和德国才有着一致的利益，也正因为这样，波兰的和德国的民主主义者才能够为解放两个民族而共同努力。我也认为，导致民主主义胜利、导致欧洲各国解放的首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打击将来自英国的宪章派；我在英国已经住了几年，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公开地参加了宪章运动¹⁵⁰。英国的宪章派将第一个奋起，因为正是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什么最为激烈呢？因为由于现代工业，由于运用机器，英国一切被压迫阶级已经汇合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庞大阶级，即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原因，对立方面的一切压迫阶级也联结成为一个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斗争便简单化了，因此只要有一次重大的打击，就能对这种斗争产生决定性影响。难道不是这样吗？贵族在英国已不再拥有任何权力，资产阶级独揽大权，并且控制着贵族。跟资产阶级对抗的是众志成城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战胜统治者资本家的时刻已经日益临近了。过去使工人的各个部分互相分离的那种对立的利益已经消除，所有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趋于平均化，这一切你们都应归功于机器生产；没有机器生产就不会有宪章运动，即使机器生产使你们现在的处境恶化，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胜利才有可能。不仅在英国，就是在所有别的国家里，机器生产对工人的影响也都是如此。在比利时、美国、法国和德国，机器生产使一切工人的生活水平都平均化了，并且越来越平均；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现在的共同利益，就是推翻压迫他们的阶级——资产阶级。各民族工人生活水平的平均化，他们的党派利益的一致，都是机器生产的结果，因此机器生产仍然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从这里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既然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既然他们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是相同的，那么他们就应当共同战斗，就应当以各国工人的兄弟联盟来对抗各国资产者的兄弟联盟。

载于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98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翻译

注　　释

150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选集》中文第3版第3卷第7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696。
153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见注150）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695。
229 《关于波兰的演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关系的重要演说。他们指出，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国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只有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族才能同时获得解放。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因此，具有相同处境、相同利益、相同敌人的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共同为争取本阶级的解放和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是在1847年11月29日民主派兄弟协会在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国际大会上发表的。民主派兄弟协会是英国宪章运动左翼代表人物和各国革命流亡者于1845年在伦敦成立的国际性民主团体。1847年12月9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演说的全文。——694。
230 指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由于他们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因而没有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导致了起义的失败。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37—541页）以及他在《德国农民战争》中的有关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274页）。——694。
231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694。
232 瓜分波兰指18世纪根据1772年5月3日在圣彼得堡签定的协定对波兰进行的三次瓜分。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兰及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时，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区和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但泽（今格但斯克）、托伦及大波兰区的部分地区。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1795年第三次瓜分时，俄国分得了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本土大部分划归普鲁士。第三次瓜分以后，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了。——696。

卡·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²³³

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²³⁴

　　这部著作从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论的形式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²³⁵上。它的基础是1847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²³⁶作的几次讲演。这部著作没有全文刊载自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续”字样，但这一点并未实现，因为当时接连爆发的事变——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德累斯顿、伊瑟隆、埃尔伯费尔德、普法尔茨和巴登发生起义²³⁷——使报纸本身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这部著作的续稿，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始终没有发现²³⁸。

　　《雇佣劳动与资本》已经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过好几种单行本，最后一次于1884年在霍廷根—苏黎世由瑞士合作印书馆出版。所有以前发行的版本都是一字不动地按原稿印行的。可是，现在刊印的新版是宣传性质的小册子，发行量至少应当是一万册，因此我不免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本人是否会同意不加修改地重印呢？

　　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1859年）以前发表的那些著作，有个别地方与他在1859年以后写的著作不尽一致，有些用语和整个语句如果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不言而喻：在供一般读者阅读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这种早期的观点，也应该得到反映，作者和读者都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这些早期著作。在这种情况下，重印这些早期著作，我连想也不会想到要更改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个字。

　　但是，新刊行的版本可以说是专为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用的，这与上面所说的情况不同。在这种场合，马克思一定会使这个发表于1849年的旧的论述同他的新的观点一致起来。所以我确信，我在这个版本中为了在一切要点上达到这种一致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愿的。因此，我要预先告诉读者：这本小册子现在已经不是像马克思在1849年写成的那个样子，而大致有些像在1891年写成的。况且原本已经大量发行，在我将来有机会把它不加修改地编入全集重印以前，这已经够了。

　　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关于这点修改，我应当作一个解释。向工人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知道，这里并不是单纯的咬文嚼字，而是牵涉到全部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向资产者们解释，是为了使他们确信，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比我们那些高傲的“有教养的人”高明得多，因为工人对最惠深的经济学论述也很容易理解，而“有教养的人”对这种复杂的问题却终身也解决不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工业实践方面因袭了工厂主的流行的看法，仿佛工厂主所购买和偿付的是自己的工人的劳动。这一看法对于工厂主进行营业、记账和计算价格来说，是完全够用了。可是，把这个看法天真地搬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就在那里造成了不可思议的谬误和混乱。

　　经济学碰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商品的价格，包括在经济学中被称做“劳动”的那个商品的价格在内，不断地发生变动；由于那些往往与商品本身的生产毫不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的影响，商品的价格忽而上涨，忽而下降，因而使人觉得价格通常是由纯粹的偶然情况来决定的。当经济学作为科学出现的时候，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出隐藏在这种表面支配着商品价格的偶然情况后面，而实际上却在支配着这种偶然情况本身的规律。在商品价格不断地时而上涨、时而下降的变动和波动中，经济学要找出这种变动和波动所围绕的稳定的轴心。一句话，它要从商品价格出发，找出作为调节价格的规律的商品价值，价格的一切变动都可以根据价值来加以说明，而且归根到底都以价值为依归。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发现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决定的。古典经济学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可以暂且到此为止。不过为了避免误会起见，我认为需要提醒一下，这种解释在今天已经完全不够了。马克思曾经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并且发现，并非任何仿佛是或者甚至真正是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都会在任何条件下给这一商品追加一个与所消耗的劳动量相当的价值量。因此，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简单地采用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指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总是以马克思所提出的那些附带条件为当然前提的。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其余的可以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和《资本论》第一卷里找到。⁽¹⁾

　　可是只要经济学家将价值由劳动来决定这个观点应用到“劳动”这个商品上去，他们马上就陷进一连串的矛盾之中。“劳动”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它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来决定的。但是，在一个工人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里面，包含有多少劳动呢？包含有一天、一星期、一个月、一年的劳动。假如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那么我们只能用劳动来表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假如我们只知道一小时劳动的价值等于一小时劳动，那么我们对一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绝对地毫无所知。这样，我们丝毫也没有接近我们的目的，总是在一个圈子里打转。

　　于是古典经济学就企图另找出路，它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但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又是什么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对逻辑施加一些暴行。他们不去考察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遗憾得很，这是不能确定的），而去考察什么是工人的生产费用。而这种生产费用是可以确定的。它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改变的，可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在一定的地方，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中，它同样是个特定的量，至少在相当狭小的范围内是个特定的量。我们现在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条件下，在这里，居民中的一个人数众多并且不断增长的阶级，只有为生产资料（工具、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占有者工作以挣得工资，才能生存。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工人的生产费用就是为了使工人具有劳动能力，保持其劳动能力，以及在他因年老、疾病或死亡而脱离生产时用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也就是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以必要的数量繁殖下去所平均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或者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现在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是平均每天3马克。

　　这样，我们这个工人从雇他的资本家那里得到一天3马克的工资。资本家借此让他一天工作比如说12小时。在这当中，资本家大致是这样盘算的：

　　假定我们的这个工人——一个钳工——应当做出他在一天里所能做成的一个机器零件。假定原料——加工制成必要样式的铁和铜——值20马克。又假定蒸汽机的耗煤量，以及这蒸汽机、旋床和这个工人所使用的一切其他工具的损耗，按一天时间和按他所占的份额计算，值1马克。一天的工资，照我们的假定是3马克。总共算起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要耗费24马克。但是资本家却打算平均从零件购买者手上取得27马克的价格，即要比他所支出费用多3马克。

　　资本家装到自己腰包里去的这3马克是从哪里得来的呢？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商品是平均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的，也就是按照相当于这商品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量的价格出卖的。于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零件的平均价格——27马克——就和它的价值相等，即和它里面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但是，在这27马克当中，有21马克是在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开始工作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20马克包含在原料中，1马克包含在工作期间所燃去的煤中，或是包含在当时所使用，因而工作效能已经按这一价值额降低了的机器和工具中。剩下的6马克被加到原料的价值上去了。但是按照我们那些经济学家自己的假定，这6马克只能是从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加到原料上去的那个劳动中产生的。这样一来，他12小时的劳动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因此，他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就等于6马克，这样我们就会终于发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了。

　　“等一等！”——我们所说的这个钳工说，——“6马克吗？但是我只拿到3马克呀！我的资本家向天发誓说，我的12小时劳动的价值只等于3马克，假使我向他要6马克，就要被他嗤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说前面在谈到劳动价值问题的时候，我们曾经陷在一个圈子里走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又完全陷进一个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我们寻找劳动的价值，而我们所找到的却多于我们所需要的。对于工人说来，12小时劳动的价值是3马克；对于资本家说来却是6马克，资本家从这6马克中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其余3马克则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劳动不是有一个价值，而是有两个价值，并且是两个极不相同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货币所表现的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那么这个矛盾就显得更加荒谬了。在12小时劳动时间内创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就是说，在6小时内创造的是3马克，即工人劳动12小时所得到的那个数目。工人劳动了12小时，而他当做等价物得到的却是6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或者是劳动有两个价值，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大一倍，或者是12等于6！两种情况都是极端荒谬的。

　　不管我们怎样挣扎，只要我们还是讲劳动的买卖和劳动的价值，我们就不能够摆脱这种矛盾。经济学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典经济学的最后一个分支——李嘉图学派，多半是由于不能解决这个矛盾而遭到了破产。古典经济学走入了绝境。从这种绝境中找到出路的那个人就是卡尔·马克思。

　　经济学家所看做“劳动”生产费用的，并不是劳动的生产费用，而是活的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而这个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也不是他的劳动。马克思说：“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²⁾因此，他最多只能出卖他自己的未来的劳动，也就是说，他只能承担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工作的义务。但是，这样他就不是出卖劳动（这劳动还有待去完成）， 而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报酬让资本家在一定的时间内（在计日工资下）或为完成一定的工作（在计件工资下）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他出租或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可是，这个劳动力是同工人本身长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所以它的生产费用是和工人本身的生产费用一致的；那些被经济学家称为劳动生产费用的，恰恰就是工人的生产费用，因而也就是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从劳动力的生产费用进而谈到劳动力的价值，并确定为生产一定质量的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马克思在论劳动力买卖的那一节里也就是这样做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3节）。

　　现么，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之后，就是说为了获得预先讲定的工资——计日工资或计件工资——而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去支配之后，情形又怎样了呢？资本家把这个工人带到自己的工场或工厂里去，在那里已经有了工作上所必需的各种东西：原料，辅助材料（煤、染料等等），工具，机器。于是工人就在这里开始工作起来。假定他一天的工资跟前面所假定的一样是3马克，——至于他是以计日工资还是以计件工资获得这笔工资，那没有什么关系。这里我们还是照前面那样假定，工人在12小时内用自己的劳动在被使用的原料上追加了6马克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是资本家在出卖成品的时候实现的。从这6马克中，他付给工人3马克，剩下的3马克则留给自己。但是，假定工人在12小时里生产6马克的价值，那么在6小时里他所创造的就是3马克的价值。这样，工人在替资本家工作了6小时之后，就已经把包含在工资中的3马克等量价值偿还给资本家了。在6小时劳动以后双方两讫，谁也不欠谁一文钱。

　　“等一等[“——现在是资本家叫起来了，——“我雇工人是雇的一整天，是12小时。6小时只有半天。快去把剩下的6小时做完，只有到那时我们才算是两讫！”于是这个工人实际上只得去履行他自己“自愿”签订的合同，根据那个合同，他为了值6小时的劳动产品，应该去工作整整12小时。

　　计件工资的情形也是如此。假定我们所说的这个工人在12小时内制成了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用去的原料和机器的损耗共计2马克，而每件商品却卖2 1/2马克。这样，在上面所假设的同样条件下，资本家只付给工人每件商品25分尼。12件就是3马克，要得到这3马克，工人必须工作12小时。资本家从12件商品上得到30马克。扣除原料和机器损耗共24马克外，还剩下6马克，从这6马克中，他拿出3马克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而把其余3马克放进了自己的腰包。全部情形完全和上面一样。这里工人为自己工作6小时，即为偿还自己的工资而工作6小时（在12小时中，每小时为自己工作半小时），而为资本家工作6小时。

　　那些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从“劳动”价值出发而无法解决的困难，一到我们把“劳动力”价值作为出发点，就消失不见了。在我们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力是商品，是跟任何其他的商品一样的商品，但却是一种完全特殊的商品。这就是说，这个商品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它是创造价值的力量，是价值的源泉，并且——在适当使用的时候——是比自己具有的价值更多的价值的源泉。在现代生产状况下，人的劳动力不仅仅在一天里能生产超过它本身具有的和消耗的价值。而且随着每一个新的科学发现，随着每—项新的技术发明，劳动力的一天产品超出其一天费用的那个余额也在不断增长，因而工作日中工人为偿还自己一天的工资而工作的那一部分时间就在缩短，另一方面，工人不得不为资本家白白工作而不取分文报酬的那部分时间却在延长。

　　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当代社会的经济制度：工人阶级是生产全部价值的唯一的阶级。因为价值只是劳动的另一种表现，是我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表示包含在一定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些由工人所生产的价值不属于工人，而是属于那些占有原料、机器、工具和预付资金，因而有可能去购买工人阶级的劳动力的所有者。所以，工人阶级从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中只取回一部分。另一部分，即资本家阶级保留在自己手里并至多也只需和土地所有者阶级瓜分的那一部分，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随着每一项新的发明和发现而日益增大，而落到工人阶级手中的那一部分（按人口计算）或者增加得很慢和很少，或者是一点也不增加，并且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缩减。

　　但是，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最终必将造成一种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过分富有的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的雇佣工人阶级，这就使得这个社会被自己的富有所窒息，而同时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免除极度贫困的任何保障。社会的这种状况日益显得荒谬，日益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这种状况应当被消除，而且能够被消除。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也许在经过一个短暂的、有些艰苦的、但无论如何在道义上很有益的过渡时期以后——，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现在工人们正日益坚决地为实现这个新的社会制度而斗争，这一点，明天（5月1日）和星期日（5月3日）²³⁹将在大洋两岸都得到验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4月30日
载于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雇佣劳动与资本

　　我们听到了各方面的责难，说我们没有叙述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³⁾我们只是当这些关系在政治冲突中直接突显出来的时候，才有意地提到过这些关系。

　　过去我们要做的首先是从日常历史进程中去考察阶级斗争，并根据已有的和每天新出现的历史材料来从经验上证明：当进行过二月革命²⁴⁰和三月革命²⁴¹的工人阶级遭到镇压的时候，工人阶级的敌人（在法国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整个欧洲大陆则是反对过封建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也同时被战胜了；法国“正直的共和国”的胜利，同时也就是以争取独立的英勇战争响应了二月革命的那些民族的失败；最后，随着革命工人的失败，欧洲又落到了过去那种受双重奴役即受英俄两国奴役的地位。巴黎的六月斗争²⁴²维也纳的陷落²⁴³，1848年柏林11月⁽⁴⁾的悲喜剧²⁴⁴，波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拼命努力，爱尔兰的严重饥荒——这些就是集中表现了欧洲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主要事件。我们曾经根据这些实例证明过：任何一次革命起义，不论它的目的显得离阶级斗争有多么远，在革命的工人阶级没有获得胜利以前，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任何一种社会改革，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封建反革命没有在世界战争中用武器进行较量以前，都是要成为空想的。在我们的阐述中，也如在现实中一样，比利时和瑞士都是巨幅历史画卷中的悲喜剧式的、漫画式的世俗画：前者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典型国家，两者都自以为既跟阶级斗争无关，又跟欧洲革命无关。

　　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经济关系本身，也就正当其时了，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

　　我们分三大部分来加以说明：（1）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2）各个中间市民阶级和所谓的市民等级⁽⁵⁾在现存制度下必然发生的灭亡过程，（3）欧洲各国资产者阶级在商业上受世界市场霸主英国的奴役和剥削的情形。

　　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我们希望工人能明白我们的解说。加之，在德国到处都存在着对最简单的经济关系极端无知和理解混乱的现象，从特许的现存制度的辩护者到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和未被承认的政治天才都莫不如此，这种人在四分五裂的德国比诸侯王爷还多。

　　我们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工资？它是怎样决定的？

　　假如问工人们“你们的工资是多少？”那么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做一天工从我的雇主那里得到一马克⁽⁶⁾”，另一个工人回答说：“我得到两马克”，等等。由于他们隶属的劳动部门不同，他们每一个人因⁽⁷⁾做了一定的工作（比如，织成一尺麻布或排好一个印张的字）而从各自的雇主那里得到的货币数量也不同。尽管他们得到的货币数量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工资是资本家⁽⁸⁾为一定的劳动时间或一定的劳动付出而偿付的一笔货币。

　　可见⁽⁹⁾，看起来好像是资本家②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是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但这只是假象。实际上，他们为了货币而向资本家出卖的东西，是他们的劳动力。资本家以一天、一星期、一个月等等为期购买这个劳动力。他在购买劳动力以后使用这个劳动力，也就是让工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劳动。⁽¹⁰⁾资本家②用以购买工人劳动力⁽¹¹⁾的那个货币量，比如说两马克，也可以买到两磅糖或一定数量的其他某种商品。他用以购买两磅糖的两马克，就是两磅糖的价格。他用以购买12小时的劳动力的使用⁽¹²⁾的两马克，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格。可见，劳动力⑤是一种商品，是和砂糖一模一样的商品。前者是用钟点来计量的，后者是用重量来计量的。

　　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⑤去换得资本家的商品，即换得货币，并且这种交换是按一定的比例进行的。一定量的货币交换一定量的劳动力的使用⁽¹³⁾时间。织布工人的12小时劳动交换两马克。但是，难道这两马克不是代表其他一切可以用两马克买到的商品吗？可见，实质上工人是拿他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¹⁴⁾，并且是按一定的比例交换的。资本家付给他两马克，就是为交换他的工作日而付给了他一定量的肉，一定量的衣服，一定量的劈柴，一定量的灯光，等等。可见，这两马克是表现劳动力⁽¹⁵⁾同其他⁽¹⁶⁾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即表现他的劳动力③的交换价值。商品通过货币来估价的交换价值，也就称为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只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¹⁷⁾的特种名称，是只能存在于人的血肉中的这种特殊商品价格的特种名称。

　　拿任何一个工人来说，比如拿一个织布工人来说吧。资本家⁽¹⁸⁾供给他一台织布机和一些纱。织布工人动手工作，把纱织成了布。资本家把布拿去，卖了比方说20马克。织布工人的工资是不是这块布中的一份，20马克中的一份，他的劳动产品中的一份呢？绝对不是。因为这个织布工人是在布还没有卖出以前很久，甚至可能是在布还没有织成以前很久就得到了自己的工资的。可见，资本家支付的这笔工资并不是来自他卖布所赚的那些货币，而是来自他原来储备的货币。资产者给织布工人提供的织布机和纱不是织布工人的产品，同样，织布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即劳动力⁽¹⁹⁾交换所得的那些商品也不是他的产品。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资产者给自己的布找不到一个买主。他出卖布所赚的钱，也许甚至不能捞回他用于开销工资的款项。也有可能他出卖布所得的钱，比他付给织布工人的工资数目大得多。这一切都与织布工人毫不相干。资本家拿自己的一部分现有财产即一部分资本去购买织布工人的劳动力①，这就同他拿他的另一部分资本去购买原料（纱）和劳动工具（织布机）完全一样。购买了这些东西（其中包括生产布所必需的劳动力①）以后，资本家就用只是属于他的原料和劳动工具进行生产。当然，我们这位善良的织布工人现在也属于劳动工具之列，他也像织布机一样在产品中或在产品价格中是没有份的。

　　所以，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①的那一部分。

　　总之，劳动力①是一种商品，是由其所有者即雇佣工人出卖给资本的一种商品。他为什么出卖它呢？为了生活。

　　可是，劳动力的表现即⁽²⁰⁾劳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现。工人正是把这种生命活动出卖给别人，以获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可见，工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他不过是使他能够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是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认为劳动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对于他来说，劳动就是牺牲自己的生活。劳动是己由他出卖给别人的一种商品。因此，他的活动的产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动的目的。工人为自己生产的不是他织成的绸缎，不是他从金矿里开来出的黄金，也不是他盖起的高楼大厦。他为自己生产的是工资，而绸缎、黄金、高楼大厦对于他都变成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也许是变成棉布上衣，变成铜币，变成某处地窑的住所了。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对于他来说，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能不能被看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在他看来，12小时劳动的意义并不在于织布、纺纱、钻孔等等，而在于挣钱，挣钱使他能吃饭、喝酒、睡觉。如果说蚕儿吐丝作茧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那么它就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雇佣工人了。

　　劳动力⁽²¹⁾并不向来就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奴隶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劳动力①出卖给奴隶主，正如耕牛不是向农民出卖自己的劳务一样。奴隶连同自己的劳动力①一次而永远地卖给奴隶的所有者了。奴隶是商品，可以从一个所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所有者手里。奴隶本身是商品，但劳动力①却不是他的商品。农奴只出卖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力①。不是他从土地所有者方面领得报酬；相反，是土地所有者从他那里收取贡赋。农奴是土地的附属品，替土地所有者生产果实。相反，自由工人自己出卖自己，并且是零碎地出卖。他日复一日地把自己生命中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拍卖给出钱最多的人，拍卖给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即拍卖给资本家。工人既不属于某个所有者，也不属于土地，但是他每日生命的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却属于这些时间的购买者。工人只要愿意，就可以离开雇用他的资本家，而资本家也可以随意辞退工人，只要资本家不能再从工人身上获得利益或者获得预期的利益，他就可以辞退工人。但是，工人是以出卖劳动力⁽²²⁾为其收入的唯一来源的，如果他不愿饿死，就不能离开整个购买者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工人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²³⁾，至于工人给自己寻找一个雇主，即在这个资本家阶级⁽²⁴⁾中间寻找一个买者，那是工人自己的事情了。

　　现在，在更详细地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前，我们先简短地叙述一下在决定工资时要考虑到的一些最一般的条件。

　　我们已经说过，工资是一定商品即劳动力①的价格。所以，工资同样也是由那些决定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规律决定的。

　　那么，试问：商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²⁵⁾

　　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决定商品价格的竞争是三方面的。

　　同一种商品，有许多不同的卖者供应。谁以最便宜的价格出卖同一质量的商品，谁就一定会战胜其他卖者，从而保证自己有最大的销路。于是，各个卖者彼此间就进行争夺销路、争夺市场的斗争。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出卖商品，都想、尽量多卖，如果可能，都想由他一个人独卖，而把其余的出卖者排挤掉。因此，一个人就要比另一个人卖得便宜些。于是卖者之间就发生了竞争，这种竞争降低他们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但是买者之间也有竞争，这种竞争反过来提高所供应的商品的价格。

　　最后，买者和卖者之间也有竞争。前者想买得尽量便宜些，后者却想卖得尽量贵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这种竞争的结果怎样，要依上述竞争双方的情况如何来决定，就是说要看是买者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呢还是卖者阵营里的竞争激烈些。产业把两支军队抛到战场上对峙，其中每一支军队内部又发生内证。战胜敌人的是内部冲突较少的那支军队。

　　假定，市场上有100包棉花，而买者们却需要1 000包。在这种情形下，需求比供给大10倍，因而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很激烈；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竭力设法至少也要搞到1包，如果可能，就把100包全都搞到手里。这个例子并不是随意虚构的。在商业史上有过这样一些棉花歉收的时期，那时几个资本家彼此结成联盟，不只想把100包棉花都买下来，而且想把世界上的全部存棉都买下来。这样，在我们前述的情形下，每一个买者都力图排挤掉另一个买者，出较高的价格收购每包棉花。棉花的卖者们看见敌军队伍里发生十分剧烈的内证，并完全相信他们的100包棉花都能卖掉，因此他们就严防自己内部打起架来，以免在敌人竞相抬高价格的时候降低棉花的价格。于是卖者阵营里忽然出现了和平。他们冷静地叉着双手，像一个人似的对抗买者；只要那些最热衷的买者的出价没有非常确定的限度，卖者的贪图就没有止境。

　　可见，某种商品的供给低于需求，那么这种商品的卖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很弱，甚至于完全没有竞争。卖者之间的竞争在多大程度上减弱，买者之间的竞争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剧。结果便是商品价格或多或少显著地上涨。

　　大家知道，较为常见的是产生相反后果的相反情形：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卖者之间拼命竞争，买者少，商品贱价抛售。

　　但是，价格上涨和下跌是什么意思呢？高价和低价是什么意思呢？沙粒在显微镜下显得很高，而宝塔同山岳相比却显得很低。既然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那么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让我们随便问一个资产者吧。他会像一个新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马上毫不犹豫地利用乘法表来解开这个形而上学的纽结。他会对我们说，假如我生产我出卖的这个商品的费用是100马克，而我把它卖了110马克（自然是以一年为期），那么这是一种普通的、老实的、正当的利润。假如我在进行交换时得到了120或130马克，那就是高额利润了。假如我得到了整整200马克，那就会是特高的巨额利润了。对于这个资产者来说，究竟什么是衡量利润的尺度呢？这就是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少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亏本了。可是假如他拿自己的商品换来一定数量的别种商品，其生产费用大于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那他就算赢利了。他是以生产费用作为零度，根据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零度上下的度数来测定他的利润的升降的。

　　我们已经说过，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的改变，时而引起价格的上涨，时而引起价格的下跌，时而引起高价，时而引起低价。

　　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由于供给不足或需求剧增而大大上涨，那么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就不免要相应地下跌，因为商品的价格不过是以货币来表示的别种商品和它交换的比例。举例说，假如一码绸缎的价格从五马克上涨到六马克，那么白银的价格对于绸缎来讲就下跌了，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这样，它们的价格虽然没有改变，但比起绸缎来却是跌价了。人们在交换中必须拿出更多的商品才能得到原来那么多的绸缎。

　　商品价格上涨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大量资本将涌向繁荣的产业部门中去，而这种资本流入较为有利的产业部门中去的现象，要继续到该部门的利润跌落到普通水平时为止，或者更确切些说，要继续到该部门产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过剩而跌落到生产费用以下时为止。

　　反之，假如某一种商品的价格跌落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那么资本就会从该种商品的生产部门抽走。除了该产业部门已经不合时代要求，因而必然衰亡以外，该商品的生产，即该商品的供给，就要因为资本的这种外流而缩减，直到该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相适应为止，就是说，直到该商品的价格重新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水平，或者更确切些说，直到供给低于需求，即直到商品价格又上涨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上为止，因为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它的生产费用。

　　我们看到，资本是不断地从一个产业部门向另一个产业部门流出或流入的。价格高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入，价格低就引起资本的过分猛烈的流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不仅供给，连需求也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可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未免离题太远了。

　　我们刚才说过，供给和需求的波动，总是会重新把商品的价格引导到生产费用的水平。固然，商品的实际价格始终不是高于生产费用，就是低于生产费用，但是，上涨和下降是相互补充的，因此，在一定时间内，如果把产业衰退和兴盛总合起来看，就可看出各种商品是依其生产费用而互相交换的，所以它们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不应当理解成像经济学家们所理解的那种意见。经济学家们说，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生产费用；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规律。他们把价格的上涨被价格的下降所抵消，而下降则被上涨所抵消这种无政府状态的运动看做偶然现象。那么，同样也可以（另一些经济学家就正是这样做的）把价格的波动看做规律，而把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这一点看做偶然现象。可是，只有在这种波动的进程中，价格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我们细加分析时就可以看出，这种波动起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并像地震一样震撼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这种无秩序状态的总运动就是它的秩序。在这种产业无政府状态的进程中，在这种循环运动中，竞争可以说是拿一个极端去抵消另一个极端。

　　由此可见，商品的价格是这样由它的生产费用来决定的：某些时期，某种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另一些时期，该商品的价格却下跌到它的生产费用以下，而抵消以前超过的时期，反之亦然。当然，这不是就个别产业的产品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部门来说的。所以，这同样也不是就个别产业家来说的，而只是就整个产业家阶级来说的。

　　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就等于说价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构成生产费用的是：（1）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²⁶⁾，即产业产品，它们的生产耗费了一定数量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代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2）直接劳动，它也是以时间计量的。

　　调节一般商品价格的那些一般的规律，当然也调节工资，即调节劳动价格。

　　劳动报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为转移的，依购买劳动力⁽²⁷⁾的资本家和出卖劳动力①的工人之间的竞争情形为转移的。工资的波动一般是和商品价格的波动相适应的。可是，在这种波动的范围内，劳动的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即为创造劳动力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那么，劳动力⁽²⁸⁾的生产费用究竟是什么呢？

　　这就是为了使工人保持其为工人并把他训练成为工人所需要的费用。因此，某一种劳动所需要的训练时间越少，工人的生产费用也就越少，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他的工资也就越低。在那些几乎不需要任何训练时间，只要有工人的肉体存在就行的产业部门里，为造成工人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几乎只归结为维持工人的具有劳动能力的生命⁽²⁹⁾所需要的商品。因此，工人的劳动的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可是，这里还应该注意到一种情况

　　工厂主在计算自己的生产费用，并根据生产费用计算产品的价格的时候，是把劳动工具的损耗也计算在内的。比如说，一台机器值1 000马克，使用期限为10年，那么他每年就要往商品价格中加进100马克，以便在10年期满时有可能用新机器来更换用坏的机器。同样，简单劳动力⁽³⁰⁾的生产费用中也应加入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从而使工人种族能够繁殖后代并用新工人来代替失去劳动能力的工人。所以，工人的损耗也和机器的损耗一样，是要计算进去的。

　　总之，简单劳动力①的生产费用就是维持工人生存和延续工人后代的费用。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额。这种最低工资额，也和商品价格一般由生产费用决定一样，不是就单个人来说的，而是就整个种属来说的。单个工人、千百万工人的所得不足以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但整个工人阶级的工资在其波动范围内则是和这个最低额相等的。

　　现在，我们既已讲明了调节工资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的最一般规律，我们就能更切近地研究我们的本题了。

　　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³¹⁾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

　　经济学家们就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黑奴呢？黑奴就是黑种人。这个说明和前一个说明是一样的。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³²⁾。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³³⁾，才会有生产。

　　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他们借以互相交换其活动和参与全部生产活动的条件，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因此，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

　　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若干交换价值、若干社会量的总和。

　　不论我们是以棉花代替羊毛也好，是以米代替小麦也好，是以轮船代替铁路也好，只要棉花、米和轮船——资本的躯体——同原先体现资本的羊毛、小麦和铁路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即同样的价格，那么资本依然还是资本。资本的躯体可以经常改变，但不会使资本有丝毫改变。

　　不过，虽然任何资本都是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但并不是任何一些商品即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资本。

　　任何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都是一个交换价值。任何单个交换价值都是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例如，值1 000马克的一座房子是1 000马克的交换价值。值一分尼⁽³⁴⁾的一张纸是100/100分尼的交换价值的总和。能同别的产品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这些产品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交换，而这一定比例就构成它们的交换价值，或者用货币来表示，就构成它们的价格。这些产品的数量多少丝毫不能改变使它们成为商品，或者使它们表现交换价值，或者使它们具有一定价格的规定。一株树不论其大小如何，终究是一株树。无论我们拿铁同别的产品交换时是以罗特⁽³⁵⁾为单位还是以公担为单位，这一点难道会改变使铁成为商品，成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吗？铁是一种商品，它依其数量多少而具有大小不同的价值，高低不同的价格。

　　一些商品即一些交换价值的总和究竟是怎样成为资本的呢？

　　它成为资本，是由于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即作为一种属于社会一部分的力量，通过交换直接的、活的劳动力⁽³⁶⁾而保存并增大自身。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阶级的存在是资本的必要前提。

　　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

　　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³⁷⁾是怎样进行交换的呢？

　　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力⁽³⁸⁾换到生活资料，而资本家拿他的生活资料换到劳动，即工人的生产活动，亦即创造力量。工人通过这种创造力量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一部分现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工人有什么用处呢？用于直接消费。可是，如果我不把靠这些生活资料维持我的生活的这段时间用来生产新的生活资料，即在消费的同时用我的劳动创造新价值来补偿那些因消费而消失了的价值，那么，只要我消费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对我来说就会永远消失。但是，工人为了交换已经得到的生活资料，正是把这种贵重的再生产力量让给了资本。因此，工人自己失去了这种力量。

　　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有个农场主每天付给他的一个短工五银格罗申。这个短工为得到这五银格罗申，就整天在农场主的田地上干活，保证农场主能得到十银格罗申的收入。农场主不但收回了他付给短工的价值，并且还把它增加了一倍。可见，他有成效地、生产性地使用和消费了他付给短工的五银格罗申。他拿这五银格罗申买到的正是一个短工的能生产出双倍价值的农产品并把五银格罗申变成十银格罗申的劳动和力量。相反，短工则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的作用让给了农场主）换到五银格罗申，并用它们换得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所以，这五银格罗申的消费有两种方式：对资本家来说，是再生产性的，因为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劳动力²⁴⁵带来了十银格罗申；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性的，因为这五银格罗申换来的生活资料永远消失了，他只有再和农场主进行同样的交换才能重新取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这样，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

　　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

　　资本只有同劳动力⁽³⁹⁾交换，只有引起雇佣劳动的产生，才能增加。雇佣工人的劳动力⁽⁴⁰⁾只有在它增加资本，使奴役它的那种权力加强时，才能和资本交换。因此，资本的增加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增加。

　　所以，资产者及其经济学家们断言，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千真万确呵！如果资本不雇用工人，工人就会灭亡。如果资本不剥削劳动力⁽⁴¹⁾，资本就会灭亡，而要剥削劳动力①，资本就得购买劳动力①。投入生产的资本即生产资本增加越快，从而产业越繁荣，资产阶级越发财，生意越兴隆，资本家需要的工人也就越多，工人出卖自己的价格也就越高。

　　原来，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竟是工人能勉强过活的必要条件。

　　但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对活劳动的权力的增加，就是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力量的增加。雇佣劳动生产着对它起支配作用的他人财富，也就是说生产着同它敌对的权力——资本，而它从这种敌对权力那里取得就业手段，即取得生活资料，是以雇佣劳动又会变成资本的一部分，又会变成再一次把资本投入加速增长运动的杠杆为条件的。

　　断言资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⁴²⁾是一致的，事实上不过是说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同一种关系的两个方面罢了。一个方面制约着另一个方面，就如同高利贷者和挥霍者相互制约一样。

　　只要雇佣工人仍然是雇佣工人，他的命运就取决于资本。这就是一再被人称道的工人和资本家利益的共同性。

　　资本越增长，雇佣劳动量就越增长，雇佣工人人数就越增加，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人数就越增多。⁽⁴³⁾我们且假定有这样一种最有利的情形：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增加了。因而劳动价格即工资也提高了。

　　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

　　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与一般社会发展水平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的性质。

　　工资一般不仅是由我能够用它交换到的商品数量来决定的。工资包含着各种关系。

　　首先，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⁴⁴⁾取得一定数量的货币。工资是不是单由这个货币价格来决定的呢？

　　在16世纪，由于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矿藏⁽⁴⁵⁾，欧洲流通的黄金和自银的数量增加了。因此，黄金和臼银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比较起来就降低了。但是，工人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①所得到的银币数仍和从前一样。他们的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如旧，然而他们的工资毕竟是降低了，因为他们拿同样数量的银币所交换到的别种商品比以前少了。这是促进16世纪资本增长和资产阶级兴盛的原因之一。

　　我们再举一个别的例子。1847年冬，由于歉收，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面包、肉类、黄油、干醋等等）大大涨价了。假定工人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⁴⁶⁾所得的货币量仍和以前一样。难道他们的工资没有降低吗？当然是降低了。他们拿同样多的货币所能换到的面包、肉类等等东西比从前少了。他们的工资降低并不是因为白银的价值减低了，而是因为生活资料的价值增高了。

　　我们最后再假定，劳动的货币价格仍然未变，可是一切农产品和工业品由于使用新机器、年成好等等原因而降低了价格。这时，工人拿同样多的货币可以买到更多的各种商品。所以，他们的工资正因为工资的货币价值仍然未变而提高了。

　　总之，劳动的货币价格即名义工资，是和实际工资即用工资实际交换所得的商品量并不一致的。因此，我们谈到工资的增加或降低时，不应当仅仅注意到劳动的货币价格，仅仅注意到名义工资。

　　但是，无论名义工资，即工人把自己卖给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量，还是实际工资，即工人用这些货币所能买到的商品量，都不能把工资所包含的各种关系完全表示出来。

　　此外，工资首先是由它和资本家的赢利即利润的关系来决定的。这就是比较工资、相对工资。

　　实际工资所表示的是同其他商品的价格相比的劳动价格，而相对工资所表示的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从直接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取得的份额相比，直接劳动在自己新创造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⁴⁷⁾

　　上面，在第14页上⁽⁴⁸⁾，我们说过“工资不是工人在他所生产的商品中占有的一份。工资是原有商品中由资本家用以购买一定量的生产性劳动力的那一部分。”但是，资本家必须从出卖由工人创造的产品的价格中再补偿这笔工资。资本家必须这样做：他在补偿这笔工资时，照例要剩下一笔超出他所支出的生产费用的余额即利润。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价格，对资本家来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补偿他所预付的原料价格和他所预付的工具、机器及其他劳动资料的损耗；第二，补偿资本家所预付的工资：第三，这些费用以外的余额，即资本家的利润。第一部分只是补偿原已存在的价值，很清楚，补偿工资的那一部分和构成资本家利润的余额完全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并追加到原料上去的新价值中得来的。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把工资和利润加以比较，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看成是工人的产品中的份额。⁽⁴⁹⁾

　　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了，可是尽管如此，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假定说，一切生活资料跌价三分之二，而日工资只降低了三分之一，比方由三马克降低到两马克。这时，虽然工人拿这两马克可以买到比从前拿三马克买到的更多的商品，但是他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相比却降低了。资本家（比如，一个工厂主）的利润增加了一马克，换句话说，资本家拿比以前少的交换价值付给工人，而工人却必须生产出比以前多的交换价值。资本的份额与劳动的份额相比提高了⁽⁵⁰⁾。社会财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更不平均了。资本家用同样多的资本支配着更大的劳动量。资本家阶级支配工人阶级的权力增加了，工人的社会地位更低了，比起资本家的地位来又降低了一级。

　　究竟什么是决定工资和利润在其相互关系上的降低和增加的一般规律呢？

　　工资和利润是互成反比的。资本的份额⁽⁵¹⁾即利润越增加，则劳动的份额⁽⁵²⁾即日工资就越降低；反之亦然。利润增加多少，工资就降低多少；而利润降低多少，则工资就增加多少。

　　也许有人会驳斥说：资本家赢利可能是由于他拿自己的产品同其他资本家进行了有利的交换，可能是由于开辟了新的市场或者原有市场上的需要骤然增加等等，从而对他的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增加，所以，一个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可能是由于损害了其他资本家的利益，而与工资即劳动力⁽⁵³⁾的交换价值的涨落无关；或者，资本家所得利润的增加也可能是由于改进了劳动工具，采用了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等等。

　　首先必须承认，所得出的结果依然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是经过相反的途径得出的。固然，利润的增加不是由于工资的降低，但是工资的降低却是由于利润的增加。资本家用同一数量的他人的劳动⁽⁵⁴⁾，购得了更多的交换价值，而对这个劳动却没有多付一文。这就是说，劳动所得的报酬同它使资本家得到的纯收入相比却减少了。

　　此外，我们还应提醒，无论商品价格如何波动，每一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即它同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总是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因此，资本家相互间的盈亏得失必定在整个资本家阶级范围内互相抵消。改进机器，在生产中采取利用自然力的新方法，使得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和资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决不是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如果我用纺纱机能够在一小时内生产出比未发明这种机器以前的产量多一倍的纱，比方从前为50磅，现在为100磅，那么我在一定时间内⁽⁵⁵⁾用这100磅纱所交换到的商品不会比以前用50磅交换到的多些，因为纱的生产费用减少了一半，或者说，因为现在我用同样多的生产费用能够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产品。

　　最后，不管资本家阶级即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也好，整个世界市场的也好）相互之间分配生产所得的纯收入的比例如何，这个纯收入的总额归根到底只是直接劳动使积累起来的劳动⁽⁵⁶⁾在总体上增加的那个数额。所以，这个总额是按劳动使资本增加的比例，即按利润与工资相对而言增加的比例增长的。

　　可见，即使我们停留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范围内，也可以知道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

　　资本的迅速增加就等于利润的迅速增加。而利润的迅速增加只有在劳动的价格⁽⁵⁷⁾同样迅速下降、相对工资同样迅速下降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使实际工资同名义工资即劳动的货币价值同时增加，只要实际工资不是和利润以同一比例增加，相对工资还是可能下降。比如说，在经济兴旺的时期，工资提高5%，而利润却提高30%，那么比较工资即相对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

　　所以，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而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劳动对资本的依赖程度也随着增大。

　　所谓资本迅速增加对工人有好处的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把他人的财富增加得越迅速，工人得到的残羹剩饭就越多，能够获得工作和生活下去的工人就越多，依附资本的奴隶人数就增加得越多。

　　这样我们就看出：

　　即使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势，即资本的尽快增加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也不能消灭工人的利益和资产者的利益即资本家的利益之间的对立状态。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比的。

　　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

　　最后：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

　　然而，是不是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生产资本的增加真的和工资的提高密不可分呢？⁽⁵⁸⁾我们不应当昕信他们的话。我们甚至于不能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似乎资本长得越肥，它的奴隶也吃得越饱。资产阶级很开明，很会打算，它没有封建主的那种以仆役队伍的奢华夸耀于人的偏见。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迫使它锱株必较。因此我们就应当更仔细地研究一个问题：

　　生产资本的增长是怎样影晌工资的？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资本整个说来是在不断增长，那么劳动的积累就是更多方面的了。资本⁽⁵⁹⁾的数量和规模日益增大。资本的增大加剧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资本规模的不断增大，为把装备着火力更猛烈的斗争武器的更强大的工人大军引向产业战场提供了手段。

　　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可是，要能够更便宜地出卖而又不破产，他就必须更便宜地进行生产，就是说，必须尽量提高劳动的生产力。而增加劳动的生产力的首要办法是更细地分工，更全面地应用和经常地改进机器。内部实行分工的工人大军越庞大，应用机器的规模越广大，生产费用相对地就越迅速缩减，劳动就更有效率。因此，资本家之间就发生了全面的竞争：他们竭力设法扩大分工和增加机器，并尽可能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可是，假如某一个资本家由于更细地分工、更多地采用新机器并改进新机器，由于更有利和更大规模地利用自然力，因而有可能用同样多的劳动或积累起来的劳动生产出比他的竞争者更多的产品（即商品），比如说，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他的竞争者只能织出半码麻布，他却能织出一码麻布，那么他会怎样办呢？

　　他可以继续按照原来的市场价格出卖每半码麻布，但是这样他就不能把自己的敌人逐出战场，就不能扩大自己的销路。可是随着他的生产的扩大，他对销路的需要也增加了。固然，他所采用的这些更有效率、更加贵重的生产资料使他能够廉价出卖商品，但是这种生产资料又使他不得不出卖更多的商品，为自己的商品争夺更大得多的市场。因此，这个资本家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就要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些。

　　虽然这个资本家生产一码麻布的费用并不比他的竞争者生产半码麻布的费用多，但是他不会以他的竞争者出卖半码麻布的价格来出卖一码麻布。不然他就得不到任何额外的利润，而只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生产费用收回罢了。如果他的收入终究还是增加了，那只是因为他动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因为他比其他资本家更多地增殖了自己的资本。而且，只要他把他的商品价格定得比他的竞争者低百分之几，他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他压低价格就能把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或者至少也能夺取他的竞争者的一部分销路。最后，我们再提一下，市场价格是高于还是低于生产费用，这一点始终取决于该种商品是在产业的旺季出卖还是在淡季出卖。一个采用了生产效能更高的新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卖价超出他的实际生产费用的百分率，是依每码麻布的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迄今的一般生产费用为转移的。

　　可是，这个资本家的特权不会长久；参与竞争的其他资本家也会采用同样的机器，实行同样的分工，并以同样的或更大的规模采用这些机器和分工。这些新措施将得到广泛的推广，直到麻布价格不仅跌到原先的生产费用以下，而且跌到新的生产费用以下为止。

　　这样，资本家的相互关系又会像采用新生产资料以前那样了；如果说他们由于采用这种生产资料能够以同一价格提供加倍的产品，那么现在他们已不得不按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卖加倍的产品了。在这种新生产费用的水平上，同样一场角逐又重新开始：分工更细了，使用的机器数量更多了，利用这种分工的范围和采用这些机器的规模更大了。而竞争又对这个结果发生反作用。

　　我们看到：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是如何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变革，不断革命化的；分工如何必然要引起更进一步的分工；机器的采用如何必然要引起机器的更广泛的采用；大规模的劳动如何必然要引起更大规模的劳动。

　　这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一次又一次地把资产阶级的生产抛出原先的轨道，并且因为资本已经加强了劳动的生产力而迫使它继续加强劳动的生产力，这个规律不让资本有片刻的停息，老是在它耳边催促说：前进！前进！

　　这个规律正是那个在商业的周期性波动中必然使商品价格和商品生产费用趋于一致的规律。

　　不管一个资本家运用了效率多么高的生产资料，竞争总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而一旦竞争使这种生产资料普遍地被采用，他的资本具有更大效率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要保持原来的价格，他就必须提供比以前多10倍、20倍、100倍的商品。可是，因为现在他必须售出也许比以前多1 000倍的商品，才能靠增加所售产品数量的办法来弥补由于售价降低所受的损失，因为他现在必须卖出更多的商品不仅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⁶⁰⁾，并且也是为了补偿生产费用（我们已经说过，生产工具本身也日益昂贵）；因为此时这种大量出卖不仅对于他而且对于他的竞争对方都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先前的斗争就会随着已经发明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日益激烈起来。所以，分工和机器的采用又将以更大得无比的规模发展起来。

　　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更便宜的生产即为了同一价格总额⁽⁶¹⁾而提供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可见，资本家努力的结果，除了必须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提供更多的商品以外，换句话说，除了使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恶化以外，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因此，竞争经常以其生产费用的规律迫使资本家坐卧不宁，把他为对付竞争者而锻造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他自己，然而尽管如此，资本家还是不断想方设法在竞争中取胜，孜孜不倦地采用价钱较贵但能更便宜地进行生产的新机器，实行新分工，以代替旧机器和旧分工，并且不等到竞争使这些新措施过时，就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如果想象一下这种狂热的激发状态同时笼罩了整个世界市场，那我们就会明白，资本的增长、积累和积聚是如何导致不断地、日新月异地、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实行分工，采用新机器，改进旧机器。

　　这些同生产资本的增长分不开的情况又怎样影晌工资的确定呢？

　　更进一步的分工使1个工人能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因而就使工人之间的竞争加剧5倍、10倍乃至20倍。工人中间的竞争不只表现于1个工人把自己出卖得比另1个工人贱些，而且还表现于1个工人做5个、10个乃至20个人的工作。而资本所实行的和经常扩展的分工就迫使工人进行这种竞争。

　　其次，分工越细，劳动就越简单化。工人的特殊技巧失去任何价值。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单调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不需要投入紧张的体力或智力。他的劳动成为人人都能从事的劳动了。因此，工人受到四面八方的竞争者的排挤；我们还要提醒一下，一种工作越简单，越容易学会，为学会这种工作所需要的生产费用越少，工资也就越降低，因为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

　　总之，劳动越是不能给人以乐趣，越是令人生厌，竞争也就越激烈，工资也就越减少。工人想维持自己的工资总额，就得多劳动：多工作几小时或者在一小时内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工人为贫困所迫，就进一步加重分工带来的恶果。结果就是：他工作得越多，他所得的工资就越少，而且原因很简单：他工作得越多，他就越是同他的工友们竞争，因而就使自己的工友们变成他自己的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也像他一样按同样恶劣的条件出卖自己；所以，他归根到底是自己给自己，即自己给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自己造成竞争。

　　机器也发生同样的影响，而且影响的规模更大得多，因为机器用不熟练的工人代替熟练工人，用女工代替男工，用童工代替成年工；因为在最先使用机器的地方，机器就把大批手工工人抛向街头，而在机器日益完善、改进或为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所替换的地方，机器又把一批一批的工人排挤出去。我们在前面大略地描述了资本家相互间的产业战争。这种战争有一个特点，就是制胜的办法与其说是增加工人大军，不如说是减少工人大军。统帅们即资本家们相互竞赛，看谁能解雇更多的产业士兵。

　　不错，经济学家们告诉我们说，因采用机器而成为多余的工人可以在新的劳动部门里找到工作。

　　他们不敢干脆地肯定说，在新的劳动部门中找到栖身之所的就是那些被解雇的工人。事实最无情地粉碎了这种谎言。其实，他们不过是肯定说，在工人阶级的其他组成部分面前，比如说，在一部分已准备进入那种衰亡的产业部门的青年工人面前，出现了新的就业门路。这对于不幸的工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资本家老爷们是不会缺少可供剥削的新鲜血肉的，他们让死人们去埋葬自己的尸体。这与其说是资产者对工人的安慰，不如说是资产者对自己的安慰。如果机器消灭了整个雇佣工人阶级，那么这对资本来说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为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成其为资本了！

　　就假定那些直接被机器从工作岗位排挤出去的工人以及原来期待着这一工作的那一部分青年工人都能找到新工作。是否可以相信新工作的报酬会和已失去的工作的报酬同样高呢？要是这样，那就是违反了一切经济规律。我们说过，现代产业经常是用更简单的和更低级的工作来代替复杂和较高级的工作的。

　　那么，被机器从一个产业部门排挤出去的一大批工人如果不甘愿领取更低更微薄的报酬，又怎能在别的部门找到栖身之所呢？

　　有人说制造机器本身的工人是一种例外。他们说，既然产业需要并使用更多的机器，机器的数量就必然增加，因而机器制造、从事机器制造的工人也必然增加；而这个产业部门所使用的工人是熟练工人，甚至是受过教育的工人。

　　从1840年起，这种原先也只有一半正确的论点已经毫无正确的影子了，因为机器制造也完全和棉纱生产一样，日益多方面地采用机器，而在机器制造厂就业的工人，比起极完善的机器来，只能起着极不完善的机器的作用。

　　可是，在一个男工被机器排挤出去以后，工厂方面也许会雇用三个童工和一个女工！难道先前一个男工的工资不是应该足够养活三个孩子和一个妻子吗？难道先前最低工资额不是应该足够这个种族维持生活和繁殖后代吗？资产者爱说的这些话在这里究竟证明了什么呢？只证明了一点：现在要得到维持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工资，就得消耗比以前多三倍的工人生命。

　　总括起来说：生产资本越增加，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

　　加之，工人阶级还从较高的社会阶层中得到补充；沦落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有大批小产业家和小食利者，他们除了赶快跟工人一起伸手乞求工作，毫无别的办法。这样，伸出来乞求工作的手就像森林似的越来越稠密，而这些手本身则越来越消瘦。

　　不言而喻，小产业家在这种斗争⁽⁶²⁾中是不可能支持下去的，因为这种斗争的首要条件之一就是要不断扩大生产的规模，也就是说要做大产业家而决不能做一个小产业家。

　　当然，还有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资本的总量和数目越增加，资本越增长，资本的利息也就越减少；因此，小食利者就不可能再依靠租金来维持生活，必须投身于产业，即扩大小产业家的队伍，从而增加无产阶级的候补人数。

　　最后，上述发展进程越迫使资本家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利用既有的巨大的生产资料，并为此而动用一切信贷机构，产业地震⁽⁶³⁾也就越来越频繁，在每次地震中，商业界只是由于埋葬一部分财富、产品以至生产力才维持下去，——也就是说，危机也就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危机之所以越来越频繁和剧烈，就是因为随着产品总量的增加，亦即随着对扩大市场的需要的增长，世界市场变得日益狭窄了，剩下可供榨取的新市场⁽⁶⁴⁾日益减少了，因为先前发生的每一次危机都把一些迄今未被占领的市场或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被商业榨取过的市场卷入了世界贸易。但是，资本不仅在活着的时候要依靠劳动。这位尊贵而又野蛮的主人在葬入坟基时，也要把他的奴隶们的尸体，即在危机中丧生而成为牺牲品的大批工人一起陪葬。由此可见：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就是说，资本增长得越迅速，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尽管如此，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⁶⁵⁾

卡·马克思根据1847年12月下半月所作的演说写成
作为社论载于1849年4月5—8和11日《新莱茵报》第264—267和26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和1891年单行本翻译

脚　　注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445页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102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5页。——编者注
(3)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4日”。——编者注
(4)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柏林11月”前面没有“1848年”。——编者注
(5)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所谓的市民等级”，而是“农民等级”。——编者注
(6)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马克”而是“法郎”。以下出现的“马克”原来也都是“法郎”。——编者注
(7)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此处在“因”后面有“劳动了一定的时间或”。——编者注
(8)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产者”。——编者注
(9)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可见”后面没有“看起来好像是”。——编者注
(10)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但这只是假象……也就是让工人在约定的时间内劳动”这几句话。——编者注
(11)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12)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的使用”，而是“劳动”——编者注
(13)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的使用”，而是“劳动”——编者注
(14)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交换各种各样的其他商品”，而是“劳动交换各种各样的商品”。——编者注
(15)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16)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其他”一词。——编者注
(17)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劳动价格的劳动力价格”，而是“劳动价格”——编者注
(18)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而是“资产者”。——编者注
(19)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20)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劳动力的表现即”。——编者注
(21)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22)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23)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不是属于某一个资本家，而是属于整个资本家阶级”；而是“不是属于某个资产者.而是属于整个资产阶级，即资产者阶级”。——编者注
(24)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编者注
(25)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5日”。——编者注
(26)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工具的损耗部分”——编者注
(27)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28)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本身”。——编者注
(29)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具有劳动能力的生命”，而是“生命”。——编者注
(30)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31)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6日”。——编者注
(32)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而是“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编者注
(33)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对自然界的影响”，而是“对自然界的关系”。——编者注
(34)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分尼”，而是“生丁”。——编者注
(35) 欧洲旧重量单位，约为三十分之一磅。——编者注
(36)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37)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编者注
(38)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39)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40)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而是“雇佣劳动”。——编者注
(41)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42)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工人的利益”，而是“劳动的利益”。——编者注
(43)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前面加有“科隆4月7日”。——编者注
(44)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45)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在美洲发现了更丰富和更易于开采的矿藏”，而是”美洲的发现”。——编者注
(46)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47)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相对工资所表示的……”这一段话如下”相对工资所表示的则是同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价格相比的直接劳动价格，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值，是资本家和工人的相互价值”。——编者注
(48) 见本卷第715页。——编者注
(49)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这一整段话。——编者注
(50)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的份额与劳动的份额相比提高了”，而是“资本的价值与劳动的价值相比提高了”。——编者注
(51)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资本的份额“，而是”资本的交换价值”。——编者注
(52)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的份额”，而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编者注
(53)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力”，而是“劳动”。——编者注
(54)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他人的劳动”而是”劳动”。——编者注
(55)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没有“在一定时间内”。——编者注
(56)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里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使直接劳动”。——编者注
(57)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的交换价值”——编者注
(58)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的前面加有“科隆4月10日”。——编者注
(59) 《新莱茵报》发表时误为“资本家”，后在第270号加以更正，现根据这一更正进行改动。——编者注
(60)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得到更多的利润”而是“得到利润”。——编者注
(61)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为了同一价格总额”，而是“为了保持原来的价格”。——编者注
(62)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斗争”，而是“战争”。——编者注
(63)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产业地震”，而是“地震”。——编者注
(64)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不是“新市场”，而是“市场”。——编者注
(65) 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这句话后面加有“（待续）卡尔·马克思”。——编者注

注　　释

233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论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阐明了后来在《资本论》中得到科学论证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某些思想，戳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扬的“资本家和工人利益一致”的谎言，指出”资本的利益和雇佣劳动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见本卷第734页），从而说明了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这部著作还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深刻危机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
　　这部著作是马克思根据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发表的演说写成的，最初以社论形式于1849年4月5——8日和11日在《新莱茵报》陆续发表。后来由于《新莱茵报》被迫停刊、这部著作的连载遂告中断。1880年，这部著作的单行本首次在布雷斯劳出版，并于1881年再版。1884年，瑞士合作印书馆在霍廷根—苏黎世再次出版这部著作的单行本，并附有恩格斯写的简短前言。1891年，为适应工人群众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在恩格斯的关心下，这部著作的新单行本在柏林印行。恩格斯根据《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科学论述，对马克思这部著作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恩格斯在《导言》中指出：“我所作的全部修改，都归结为一点。在原稿上是，工人为取得工资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在现在这一版本中则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见本卷第702页）恩格斯阐明了修改的理由，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价值，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指出工人阶级不仅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而且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创造者。
　　本卷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是根据1891年版译出的。凡是恩格斯所作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注明《新莱茵报》上发表时的原文。
　　《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中译文于1919年5月9日—6月1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译者署名食力；1921年，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让翻译的中译本；1929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了朱应棋、朱应会合译的中译本；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合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收有这篇著作的中译文。——699。
234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他本人校订的、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单行本而写的。恩格斯在导言开头部分，把他为这一著作的1884年单行本所写的前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04页）全部复述了一遍。19世纪90年代，为了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和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曾在德国大量印行，广为传播。
　　导言曾以独立的论文形式公开发表，在工人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获得广泛的传播。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版单行本出版以前，这篇导言曾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题发表在1891年5月13日《前进报》第109号附刊。此外，导言还稍经删节刊载于1891年5月30日《自由报》第22号，1891年7月10日意大利杂志《社会评论》第10期，1891年7月22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4号，1892年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问题》等报刊。
　　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后来根据1891年版译成许多种外文出版，所有这些版本都收入了恩格斯写的这篇导言。——701。
235 指《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该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主编；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报纸发表的有关德国和欧洲革命的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仍然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写道：“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701。
236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701。
237 俄国人开进了匈牙利，指1849年沙皇军队为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和恢复奥地利晗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对匈牙利进行的武装干涉。德累斯顿等地的起义是为了维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而举行的。这些起义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701。
238 后来在马克思的遗稿中发现了一份手稿，是为《雇佣劳动与资本》最后一讲或最后几讲准备的提纲，标题为《工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封面上注明“1847年12月于布鲁塞尔”。从内容上看，这份手稿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这篇未完成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但是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未发现《雇佣劳动与资本》已定稿的结尾部分。——701。
239 指1891年五一庆祝活动。在某些国家（英国、德国），这种庆祝活动是在5月1日以后头一个星期日举行的；1891年，5月1日以后的头一个星期日是5月3日。英国、奥地利、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许多城市的工人，在1891年五一纪念日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710。
240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国二月革命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711。
241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711。
242 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711。
243 指1848年11月1日维也纳被文迪施格雷茨的军队占领。——711。
244 指1848年11月11日的柏林事件。1848年11月8日国王下令把普鲁士国民议合会址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国民议会的多数派通过了一项继续把会址设在柏林的决定。11月10日国民议会被赶出它经常举行会议的话剧院。11月11——13日议会在射击俱乐部召开会议、11月15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驱散。——711。
245 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时，此处即为“劳动力”。关于本文中“劳动力”概念的使用情况，可参看恩格斯为1891年单行本写的导言（本卷第702页）。——727。

卡·马克思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²⁴⁶

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

　　先生们！

　　英国谷物法⁵³的废除是自由贸易在19世纪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在厂主们谈论自由贸易的所有国家里，他们主要指的是谷物和一切原料的自由贸易。对外国谷物征收保护关税，这是卑劣的行为，这是利用人民的饥饿进行投机。

　　廉价的面包，高额的工资（cheap food，high 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231不惜耗资百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他们的热情已经感染了他们在大陆上的同伙。总之，人们要求自由贸易，是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

　　可是，奇怪得很！想尽办法让人民得到廉价的面包，而人民却毫不领情。现在英国的廉价面包，如同法国的廉价政府一样，都信誉扫地。人民把那些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们，包令、布莱特一类人及其同伙，当做自己最大的敌人和最无耻的伪君子。

　　谁都知道：在英国，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被称为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¹⁵³之间的斗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是如何向人民证明那种激励他们起来行动的崇高信念的。

　　他们向工厂工人这样说：

　　谷物税是工资税，是你们向大地主，向那些中世纪的贵族交纳的税；你们陷于贫困，是因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昂贵。

　　工人反过来问厂主们：在最近30年中，我们的工业获得巨大发展，而我们的工资的下降率却大大超过了谷物价格的上涨率，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照你们所说的，我们交纳给地主的税，对每一个工人来说，每周约计3便士（6苏⁽¹⁾）；可是，在1815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手工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8先令降到5先令（从35法郎降到7.25法郎），而在1823年到1843年这一时期内，机器织工的工资从每周20先令降到8先令（从25法郎降到10法郎）。

　　在这整个时期内，我们交纳给地主们的税从未超过3便士。而在1834年面包价廉、市场繁荣的时候，你们对我们说过什么话呢？——“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生育的孩子太多了，你们的婚姻比你们的手艺还要多产！”

　　这就是当时你们自己对我们说过的话，同时你们还制定了新的济贫法³⁴，设立了习艺所¹⁷⁰这种无产者的巴士底狱。

　　厂主们对此回答说：

　　工人先生们，你们说的对，决定工资的不仅是谷物的价格，而且还有求职者之间的竞争。

　　但是请你们仔细地想一想：我们的土地都是由岩石和砂砾构成的。你们可别以为在花盆里就能种庄稼！如果我们不是慷慨地献出自己的资本和劳动，用来耕种不毛之地，而是撇掉农业，专门来搞工业，那么，整个欧洲就得把工厂都关掉，那时英国也就成了唯一的、庞大的工厂城市，而欧洲的其他部分就都变成英国的农业区了。

　　可是厂主和自己的工人们的这番谈话被一个小商人打断了。他向厂主说道：

　　如果我们废除了谷物法，那么我们就荒废了农业，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迫使其他国家关闭它们的工厂来购买我们的工厂的产品。

　　结果将怎样呢？我将失去现在农村的主顾，而国内贸易也会丧失市场。

　　厂主抛开工人转过身来回答小铺主说：这件事就听之任之吧。一旦废除了谷物税，我们就会从国外得到更廉价的谷物。那时，我们就会降低工资，同时在那些供给我们谷物的国家里，工资却会因此而提高。

　　因此，我们除了已有的那些优越条件之外，还将得到实行低额工资带来的好处，凭借这一切优势，我们就能迫使大陆购买我们的产品。

　　可是，现在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也插进来争论了。

　　他们叫道：我们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境况呢？

　　难道我们应该把养育我们的农业宣判死刑吗？难道我们能够听任别人断绝我们的生活来源吗？

　　反谷物法同盟³¹却不作回答，而一味满足于给三部论述废除谷物法将对英国农业产生有益影响的优秀著作颁发奖金。

　　获得这种奖金的是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三位先生，他们的著作已有成千上万册在农村流传。

　　其中一位获奖者企图证明，自由输入外国谷物既不会使租地农场主吃亏，也不会使农业工人吃亏，吃亏的只是地主。他大声疾呼：英国租地农场主不应该害怕谷物法的废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像英国那样生产如此价廉物美的谷物。

　　因此，即使谷物价格下跌，也不会使你们遭致损失，因为这种下跌只会引起地租的缩减，而绝对不会伤及资本的利润和工资，它们依然会保持原有的水平。

　　第二位获奖者是莫尔斯先生。他相反地断定，废除谷物法的结果是谷物价格上涨。他挖空心思力图证明，保护关税从来都没有能保证谷物得到有利的价格。

　　他引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说，在英国，每当输入外国谷物的时候，谷物价格总要大大上涨，而当进口减少的时候，谷物价格便急剧下跌。这位获奖者忘记了不是进口引起价格上涨，而是价格上涨引起进口。

　　他的见解同他的获奖的同僚迥然不同，他断言，每次谷物价格上涨总是有利于租地农场主和工人，而不利于地主。

　　第三位获奖者是大厂主格雷格先生，他的著作是为大租地农场主写的，他不能满足于重复类似的滥调，他的话是比较科学的。

　　他承认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地租的上涨，只是因为谷物法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而谷物法之所以会引起谷物价格的上涨，正是由于谷物法会迫使资本投于劣等地，这是很容易说明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由于外国谷物不能输入，就不得不去开垦肥力较差的土地，耕种这种土地需要较大的耗费，因而它的产品也就较贵。

　　既然谷物的销路有充分保证，那么谷物的价格必然要受耗费最大的土地的产品价格的调节。这一价格和优等地的生产费用间的差额便构成地租。

　　因此，如果因废除谷物法而降低了谷物价格，从而也降低了地租的话，那么，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不再在没有收益的土地上耕作的缘故。由此可见，地租的降低必然要引起一部分租地农场主的破产。

　　为了理解格雷格先生的话，作这几点说明是必要的。

　　他说，那些不能再继续经营农业的小租地农场主，可以去工业中谋生。至于那些大租地农场主，则必然在农业中取胜。或者是土地所有者被迫把自己的土地以极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是土地所有者和他们订立期限极长的租约。这就有可能使这些租地农场主把巨额资本投向土地，更大规模地采用机器，从而也就节省了手工劳动，而手工劳动的报酬也将由于工资的普遍下降（这是废除谷物法的直接结果）而跌到更低的水平。

　　包令博士对所有这些论证都予以宗教上的承认。他在一个公众集会上大声说：“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是耶稣基督！”

　　显然，这种虚伪的说教根本不能使工人为面包跌价而感到欣喜。

　　其次，对于厂主那种单凭一时心血来潮而发的慈悲，工人又怎么能够相信呢？要知道，最激烈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⁴⁶即反对将工厂工人的工作日从12小时减到10小时的人，正是这些厂主！

　　为使你们对厂主的慈悲得到一个概念，先生们，我提醒你们注意一下所有工厂都采用的厂规。

　　任何厂主都有他自己使用的一整套规程，其中规定对一切有意无意的过失都处以罚金：例如，假使工人不幸在椅子上坐了一下，偶尔私语或谈笑，迟到了几分钟，损坏了机器的某一部件，或者制品的质量不合规格等等，他就得挨罚。事实上罚款往往超过工人实际造成的损失。为了设法使工人容易挨罚，工厂的钟拨快了，发给工人劣等的原料而要他制出好的成品。工头要是没有足够的花招来增加犯规数字，便被辞退。

　　先生们，你们看，这种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制造过失却成为生财之道。因此，厂主不择手段，竭力减低名义工资，甚至还要从那些并非由于工人的过失而造成的意外事故中得到好处。

　　有些慈善家力图使工人相信，只要能够改善工人的命运，他们可以付出巨额金钱。这些厂主就正是这样的慈善家。

　　这样一来，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

　　他们不惜耗费巨大的开销来建筑宫殿，反谷物法同盟在这些宫殿里也设立了自己的某种类似官邸的东西，他们派遣整批传道大军到英国各地宣传自由贸易的宗教。他们刊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四处赠送，让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惜花费巨额资金拉拢报刊。为了领导自由贸易运动，他们组织庞大的管理机构，而且在公众集会上施展自己全部雄辩之才。在一次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一个工人大声喊道：

　　“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汽磨中去磨成面粉！”

　　英国工人是非常懂得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之间斗争的意义的。他们很清楚，人们希望降低面包价格就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

　　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传道者、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是和工人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的。

　　他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名著中说：

　　“要是我们不在自己本土耕作……而找寻新的市场以便获得更廉价的谷物的话，那么，工资就要降低，利润就会增加。……农产品的跌价不仅降低了农业工人的工资，而且也降低了所有产业工人和商业工人的工资。” ⁽²⁾

　　先生们，工人过去收入五法郎，而现在由于谷物价格较贱至多收入四法郎自请不要以为这件事对工人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

　　工人的工资和利润比较起来难道不是越来越低吗？工人的社会地位和资本家的地位比较起来是每况愈下，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不但如此，工人实际上还遭受更大的损失。

　　当谷物的价格和工资都同样处于较高的水平时，工人节省少许面包就足以满足其他需要。但是一旦面包变得非常便宜，从而工资大大下降，工人便几乎根本不能靠节约面包来购买其他的东西了。

　　英国工人已经向自由贸易派表明，他们并没有被自由贸易派的蒙蔽和谎言所欺骗，尽管他们曾同自由贸易派联合起来反对地主，但那样做是为了消灭最后的封建残余，是为了此后只需单独同一个敌人进行斗争。工人并没有估计错：地主为了向厂主进行报复，和工人联合行动使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获得通过自工人们30年来求之不得的法案，在废除谷物法后就立即实现了。

　　在经济学家会议²⁴⁷上，包令博士从口袋里取出一份长长的统计表，他想表明，为了满足（照他的说法）工人的消费，英国输入了多少牛肉、火腿、脂油、鸡雏等等。可是遗憾的是，他却忘记了告诉你们，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危机来临，曼彻斯特和其他一些工厂城市的工人被抛到了街头。

　　在政治经济学中，原则上决不能仅仅根据一年的统计材料就得出一般规律。常常需要引证六七年来的平均数字，也就是说，需要引证在现代工业经过各个阶段（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而完成它必然的周期这一段时期内的一些平均数字。

　　显而易见，当一切商品跌价时（这种跌价是自由贸易的必然结果），我用一个法郎买的东西要比过去多得多。而工人的法郎同其他任何法郎一样，具有同等价值。因此，自由贸易对工人会是非常有利的。但美中不足的是，工人在以自己的法郎交换别的商品以前，已经先以自己的劳动同资本进行了交换²²³。要是当他进行这种交换的时候，仍然能以同量的劳动换得上述数量的法郎而其他一切商品又在跌价的话，那么他在这种交易中始终都会是有利的。困难并不在于证明当一切商品跌价的时候，用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商品。

　　经济学家总是在劳动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时候去观察劳动价格，却把劳动与资本相交换这一环节完全置之度外。

　　当开动生产商品的机器需要较少的费用时，则保养被称为劳动者的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东西，同样也得跌价。如果一切商品都便宜了，那么，同是商品的这种劳动的价格也同样降低了。而且，正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劳动这种商品的价格的下跌较其他的商品要大得多。那时候，仍然继续相信那些经济学家的论据的劳动者将发现自己口袋里的法郎已经融化，只剩下五苏了。

　　于是经济学家们会对你们说：好吧，我们同意说工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自由贸易的统治下恐怕也不会减少）很快会使工资和低廉的商品价格互相一致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低廉的商品价格会导致消费的增加；大量的消费要求大量的生产，而大量的生产又引起了对人手需求的增加；对人于需求增加的结果将是工资的提高。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能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扩大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须同意。如果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就不仅会停滞不前，而且会走向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会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而在资本扩大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同样会死亡。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扩大使工人的专门技能变得一文不值，从前需要这种专门技能的工作，现在任何人都能做，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生产资本的扩大迫使工业资本家采用不断扩大的生产资料进行工作，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抛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工业中去工作，这样一来就增加了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因此，生产资本越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加剧，而且其激烈的程度大大超过以前。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 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只有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 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 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说，机械的改进使1 100个工人失去了工作。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这些失去工作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没有忘记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万名伦敦织布工人的问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忍饥挨饿，一直没有能够找到自由贸易派向他们许诺的新职业。

　　让我们从包令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他说：

　　“手工织工所忍受的困苦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几乎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置他们于死地。机械的进步使手工劳动越来越被排挤，因此在过搜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手工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已经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作的许多其他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也将被击败。”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²⁴⁸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万匹当地手工织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100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更有甚者，1800年北美从印度购进的棉布约为80万匹。而1830年北美购进的棉布还不到4 000匹。1800年装船运送到葡萄牙的棉布有100万匹。而1830年葡萄牙购进的不过2万匹。

　　关于印度织工苦难的报告是可怕的。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上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则转入其他行业，特别是转入农业劳动。不能改行的人则等于被判了死刑。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美观和耐久著称于世的达卡麦斯林薄纱，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像东印度的整个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史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³⁾

　　包令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为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时所使用的措辞，和自由贸易派的一切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应该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他所说到的这种劳动看做完全特殊的劳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也看做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种手工劳动总有一天都要经受手工织布劳动的命运。

　　“实际上，机器技术方面的'一切改进措施都有始终不变的目的和趋势，那就是尽可能取消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未经训练的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手艺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英文叫throstle-mills）中，纺纱的尽是些16岁及16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走锭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走锭纺纱机，大部分纺纱工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⁴⁾

　　自由贸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话，是对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令先生谈到某些个人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人的不幸必然要导致整个阶级的毁灭；他谈到了过渡时期的暂时的苦难，而且毫不隐讳地说，这些暂时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说来是从生存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余的人说来，是从较好的处境向较差的处境的转变。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这种说法等于承认劳动阶级的苦难就是资产阶级福祉的必要条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总的来说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非常平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是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昕任资本去宰割，而不必担心资本会将它消灭。顺便提一下，如果资本不力求保存工人这种可供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实现自由贸易会对工人阶级状况产生什么影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要维持工人的生计，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使自己的阶级能保持必要的人数而得以延续，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资恰好就是为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认为工人只能得到这种最低工资，更不要以为他总是能得到这种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比较幸运。有时工人阶级的所得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们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说，工业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么他们所得的总额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工人阶级只有经历一切苦难和贫困，在工业战场上抛下许多尸体，才能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事情还不止于此。工业的进步提供了不太昂贵的生活资料。例如烧酒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么，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存在的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单纯的生产力而己，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经济学家设定的前提即自由贸易得到实现，变为事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得到了证实。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这一前提作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承认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势必要受到经济规律严酷无情的打击。

　　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立，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难以理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

　　可以设想，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关税和入市税，一句话，一旦那些至今还有可能被工人看做造成自己贫困境遇原因的所有次要因素全都消失，到那时，所有遮挡工人的视线、掩盖他的真正敌人的帷幕必将被撕得粉碎。

　　工人将会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

　　既然这种自由的观念本身不过是一种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制度的产物，怎么还能用这种自由的观念来肯定自由竞争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一种友爱。如果说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也能促成什么友爱，那么，这种友爱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自由竞争在一个国家内部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我们不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批驳自由贸易的信徒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诡辩，这些诡辩的价值同我们的三位获奖者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论证完全一样。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禀赋吧。

　　200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50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禀赋竞争。而这个自然禀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本身在贸易中比其他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批判自由贸易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朋友。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它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1848年2月以小册子形式在布鲁塞尔出版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卷和法文原文翻译

脚　　注

(1) 法国旧铜币名，一个苏等于二十分之一法郎。——编者注
(2)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35年巴黎版第1卷第178—179页。——编者注
(3) 约·包令《1835年7月在下院的演说》，引自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编者注
(4)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工业经济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34页。——编者注

注　　释

31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见注53）。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的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746。
34 新济贫法指1834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170）从事强制性劳动。——745。
53 谷物法是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眼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见注31）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744。
146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336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目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曰：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748。
153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见注150）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见注54）。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744。
170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人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本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本卷第745页）。——745。
223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50年代，即马克思制定出剩余价值理论以前所写的著作中使用过“劳动价值”、“劳动价格”、“出卖劳动”这样的概念。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导言中指出：“用后来的著作中的观点来衡量”，这些概念“是不妥当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见本卷第70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著作中使用的是“劳动力价值”和“劳动力价格”、 “出卖劳动力”等概念。——751。
246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是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关于自由贸易的谎言，揭露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一篇重要演说。马克思在演说中揭示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事实，指出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自由贸易派所标榜的“贸易自由”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充分运用资本的自由，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同时也是一些国家牺牲另一些国家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
　　1848年1月9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1848年2月初，这篇演说的单行本在布鲁塞尔用法文出版。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约·魏德迈将这篇演说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1885年，根据恩格斯的意见，这篇演说的新的德译本作为附录被收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1888年，这篇演说的英译本在美国波士顿出版，并刊有恩格斯撰写的序言；1888年7月，《新时代》杂志刊载了恩格斯这篇序言，标题为《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这篇著作由邹钟隐译成中文，收入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自由贸易问题》一书。——744。
247 指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经济学家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见恩格斯《经济学家会议》和《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750。
248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 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753。

人名索引

A

阿贝尔，雅克·勒奈（Hébet，Jacques-René 1757—1794）——法国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的领袖，《度申老头》编辑（1790—1794），后被处死。——91、313。

阿尔诺，安东（Arnauld，Antoine 1612—1694）——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形而上学者。——329。

阿克莱，理查（Arkwright，Sir Richard 1732—1792）——英国企业家，各种纺织机械的设计者和制造者。——85、98、102、393、450、628。

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Anaxagoras of Klazomenae 公元前500前后—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331。

阿什利——见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阿什沃思，埃德蒙（Ashworth，Edmund 1801—1881）——英国厂主，反谷物法同盟成员。——459。

阿特金森，威廉（Atkinson， WiIliam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反对者，保护关税论者。——754。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公元前525—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7，225。

艾金，约翰（Aikin，John 1747—1822）——英国医生、历史学家和激进派政论家。——564。

艾利生，阿奇博尔德（Alison，Sir Archibald 1792—1867）——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人。——77、79、413、429、433—435、440、442、444。

艾利生，威廉·普尔特尼（Alison，Williamsulteney 1790—1859）——英国医生和著作家，爱丁堡大学医学教授，托利党人：阿·艾利生的哥哥。——413—414。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 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329、333—335、337、474。

安东尼（马可·安东尼）（Antonius，Marcus公元前83—30）——罗马政治活动家和战略家，尤利乌斯·凯撒的拥护者。——323。

安斯沃思一克朗普顿（Ainsworth & Crompton）——英国一家纺织厂。——456。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一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一公元14）。——529。

奥斯特勒，理查（Oastler，Richard1789—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改革家；托利党人，贵族慈善运动的主要代表；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斗争中主张通过立法限制工作日。——465。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François-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91、320、335。

巴兹里（Bardsley）——英国医生。——438.

白恩士，约翰（Bums，John笔名杰克 Jack 1858—194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80年代为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伦敦码头工人罢工（1889）的领导者，90年代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议会议员（1892年起），曾任自由党内阁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1914）和商业大臣（1914）。——380。

拜比吉，查理（Babbage，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626。

拜伦，乔治（Byron，George1788—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474。

邦纳罗蒂，菲力浦（Buonarroti，Filippo 1761—1837）——意大利革命家，18—19世纪初法国革命运动的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格·巴贝夫的战友，新巴贝夫主义的创始人。——320。

包令，约翰（Bowring，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它、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高级殖民官员，议会议员；1847—1852年任驻广州领事，1854—1857年继文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极力主张对中国进行侵略，1856年10月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744、748、750、753—755。

鲍格雷夫，罗伯特·哈里·英格利斯（Palgrave，Robert Harry Inglis 1827—1919）——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杂志的出版者（1877—1883）。——377。

鲍威尔，埃德加（Bauer，Edgar1820——188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恩格斯的朋友；1842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年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鲍威尔的弟弟。——255、257、258、262—265、267、269、271—274、283、293。

鲍威尔，布鲁诺（Bauer，Bruno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破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21—26、28、31—32、34、35、38—40、47—51、53、197、198、199、253、263、265、282、283、286、291、292—294、297—298、303—312、315、317—319、335—336、338—342、344—347、349、351、353、355—359、509、514、516、529、531、542、543—544、546—550。

贝尔加斯，尼古拉（Bergasse，Nicolas 1750—1832）——法国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政论家。——175。

贝魁尔，康斯坦丁（Pecqueur，Constantin 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生。——126、138。

贝利，威廉（Bailey，William）——英国厂主。——466。

贝托莱伯爵，克劳德·路易（Berthollet，Claude-Louis，comte de 1748—1822）——法国化学家，创造氯漂白法，发现氯酸钾。——67。

本特利一怀特（Bentley & White）——英国的一家锯木厂。——456。

比雷，安东·欧仁（Buret，Antoine-Eugène 1811—1842）——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127—128、140、225。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374。

毕舍，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国民议会议长（1848）。——43、321。

边沁，耶利米（Bentham，Jeremy 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105—106、335、337、338、474—475。

波尔恩，斯蒂凡（Born，Stephan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Simon Buttermi1ch 1824—1898）——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通讯员（1848年6—8月）；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组织者和领袖；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后脱离工人运动。——675。

波林—亨弗莱（pauling & Henfrey）——英国的一家建筑公司。——461。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287、326。

波特，乔治·理查森（Porter，George Richardson 1792—185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商业副大臣（1841年起）。——105、394。

伯麦，雅科布（Böhme，Jakob 1575—1624）——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曾阐述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路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331。

伯西，彼得（Bussey，peter）——英国店主，宪章派，1839年宪章派代表大会代表；1839年约克郡起义失败后脱离工人运动。——465。

勃多，尼古拉（Baudeau，Nicolas1730——1792）——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598。

博蒙·德·拉·蓬尼尼埃尔，古斯塔夫（Beaumont de la Bonninière，Gustave 1802—1866）——法国法学家、政论家和政治家，1831—1832年受法国政府派遣出访美国，1848—1849年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写有论述美国的奴隶制和感化机构的著作。——27、37、39、51。

博思威克，彼得（Borthwick，peter 1804—185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从封建贵族的立场批评工厂制度。——493。

布丰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Buffon，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进化思想的最早的维护者之一，达尔文的先驱。——88。

布莱克，约瑟夫（Black，Joseph 1728—1799）——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现代化学的创始人，气体化学的奠基者。——88。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372、744。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60、76。

布里奇沃特公爵，弗兰西斯·埃杰顿（Bridgewater，Francis Egerton，Duke of 1736—1803）——英国的大土地占有者，企业家，曾投资开凿从沃斯利至曼彻斯特的运河（1759—1772），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布里奇沃特运河。——104、401。

布林德利，詹姆斯（Brindley，James 1716—1772）——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401。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Henry peter，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著作家；辉格党人，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126，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323。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Brentano ，Ludwig Joseph[Lujo]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375。

布罗德赫斯特，亨利（Broadhurst，Henry 1840—1911）——英国政治活动家，工联领袖之一，改良主义者，职业是泥瓦匠，后为工联官员；工联代表大会议会委员会书记（1875—1890），自由党人，议会议员，内务副大臣（1886）。——38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布罗顿男爵——见霍布豪斯，约翰·卡姆，布罗顿男爵。

C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I，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578。

查理二世（Charles II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491、648。

D

戴维，汉弗莱（Davy，Sir Humphrey 1778—1829）——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发现多种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并发明了矿工安全灯，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820—1827）；由于在原电池、制革和矿物分析上的研究，1820年荣获科普利奖章。——67、82、400。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Georges-Jacques 1759—1794）一一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322—323。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329、331。

德穆兰，吕西·西姆普利斯·卡米耶·贝努瓦（Desmoulins，Lucie-Simplice-Camille-Benoist 1760—1794）——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175。

德萨米，泰奥多尔（Dézamy，Théodore 1803—1850）——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代表人物。——335。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东·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Antoine-Louis-Claude，comte de1754—1836）——法国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和政治家；哲学上观念学派的创始人；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176、238、257。

邓库姆，托马斯·斯林斯比（Duncombe，Thomas Slingsby 1796—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40年代曾参加宪章运动，议会议员（1826—1861）。——404、484。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John 1265前后—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著有《牛津文集》——330—331。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334、474。

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被驱逐出雅典。——323。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D'Israeli]，Benjamin，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438、493。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Ren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327—330、333—334、336。

杜毕伊，沙尔·弗朗索瓦（Dupuis，Charles François 1742—1809）——法国哲学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334。

多德威尔，亨利（Dodwell，Henry死于178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332。

E

厄尔克斯，泰奥多尔（Oelckers ，Theodor 1816—1869）——德国民主主义作家。——589。

F

菲尔登，约翰（Fielden，John1784—1849）——英国厂主，慈善家，议会议员，工厂立法的拥护者。——493。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u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66、112—114、194、198—201、213、214、264、289、294—296、327、330、342、344、386、499—501、503—505、509、512、514、516、526—531、544、546—550、571、658—659。

费伦德，威廉—布什菲尔德（Ferrand，William Bushfield1809—1889）一一英国政治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贵族慈善运动的主要代表。——484、493。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548、658。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231、321、341、342。

芬克男爵，弗里德里希·威廉·路德维希（Vincke，Friedrich Wilhelm Ludwig Freiherr von 1774—1844）——德国法学家和著作家，普鲁士国务活动家，1815年起为威斯特伐利亚省总督；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观点的维护者。——175。

丰克，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威廉（Funke，Georg Ludwig Wilhelm）——德国神学家和著作家，老年黑格尔派。——175。

弗梅森，亚当（Ferguson，Adam 1723—1816）——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大·休漠的追随者。——619、620。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1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658。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1helm IV 1795—1861）——普鲁土国王（1840—1861）。——14。

弗罗斯特，约翰（Frost，John 1784—1877）——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38年起为宪章运动的拥护者，由于组织1839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被判终身流放澳洲；后来被赦免并于1856年回到英国。——465。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329。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Jules[Julius）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关于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253、263、265、283、286、293。

福禄培尔，尤利乌斯（Fröbel[Froebel]，Julius 1805—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3年底—1844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为奥地利政府撰写时评。——665。

福适，莱昂（Faucher，Léon1803—1854）——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内务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5月和1851年）。——650。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76、183、255、287、290、335、354、385、631、652.

G

伽桑狄，皮埃尔（Gassendi，Pierre1592—1655）——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伊壁坞鲁的原子论学说的拥护者和宣传者。——329。

盖伊，茹尔（Gay，Jules 1807—1876以后）——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者，欧文主义者，1849年在巴黎出版《共产主义者》杂志，国际会员。——335。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243—244、345、529。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I William；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381。

格兰杰，理查·杜加德（Grainger，Richard Dugard 1801—1865）——英国医生和生理学家，1841年是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418、425。

格劳秀斯，许霍（赫罗特，赫伊赫·德）（Grotius，Hugo[Groot I Huig de]1583—1645）——荷兰法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和国际法理论的奠基人之一。——268、269。

格雷厄姆（Graham）——457。

格雷厄姆，乔治（Graham，George）——英国官员，曾任户籍总署署长。——418。

格雷格，威廉·拉思本（Greg，William Rathbone 1809—1881）——英国工业家和政论家，自由贸易派。——746—748、757。

格鲁培，奥托·弗里德里希（Gruppe，Dtto Friedrich 1804—1876）——德国哲学家、政论家、文学史家和诗人，《普鲁士国家总汇报》撰稿人，1842—1844年为普鲁士文化部官员，任职期间反对青年黑格尔派。——198。

格律恩，卡尔（G础n，Karl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mst von der Haide 18I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667、668。

葛德文，威廉（Godwin，William 1756—1836）——英国作家、哲学家和政论家，边沁的信徒，理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05、106、474。

H

哈第，詹姆斯·基尔（Hardie，James Keir 1856—1915）——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矿工，后为政论家，苏格兰工党创始人（1888）和领袖，独立工党创始人（1893）和领袖。——380。

哈格里沃斯，詹姆斯（Hargreaves，James 1745前后—1778）——英国织工，第一台实用机械纺纱机（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85、98、391。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Carl Ludwig von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晗勒的儿子。——175。

哈斯基森，威廉（Huskisson，William 1770—183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23—1827），1810年金条委员会成员，议会议员；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曾制定降低某些商品进口税的税率。——652。

哈特莱，大卫（Hartley，David 1705—1757）——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332。

哈维，威廉（Harvey，William 1578—1657）——英国医生、生理学家和胚胎学家，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和胚胎学研究的倡导者，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系统。——635。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21。

海因岑，卡尔（Heinzen，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人名索引民主主义者 A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尔，1845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657—675。

汉密尔顿，托马斯（Hami1 ton，Thomas 1789—1842）——英国军官和作家。——27、29、50——51。

赫斯，莫泽斯（Heβ，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1842年1—12月为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112、190。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3、10、30、32、42、106、111—113、195、197—208、212—214、216—223、261、265、276、280、283、288、291—294、305、313、327、334、336、339—342、344—346、348、357—358、386、509—516、531、546、547、553、597—602、604—605、607、658/

亨茨曼，本杰明（Huntsman，Benjamin 1704——1776）——英国发明家和钢铁厂厂主。——103、399。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561。

淮亚特，约翰（Wyatt，John 1700—1766）——英国技师，曾发明纺纱机。——628。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贼人权理论的代表。——329、331—332。

霍恩，理查·亨利（Horne，Richard Henry 1803—1884）——英国作家，1841年是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425—426。

霍尔巴赫男爵，保尔·昂利·迪特里希（Holbach，Paul-Henri Dietrich，baron d' 1723—1789）——法国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启蒙思想家，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334、337、474。

霍金斯，弗兰西斯·比塞特（Hawkins，Francis Bisset 1796—1894）——英国医生和政论家11833年是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委员。——421。

霍兰（Holland，P.H.）——英国医生。——419—420。

霍普，乔治（Hope，George1811—1876）——英国农场主，自由贸易的拥护者。——746、757。

J

基钦（Kitchen）——英国厂主。——456。

吉伯特，托马斯（Gilbert，Thomas 1720—1798）——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491。

吉芬，罗伯特（Giffen，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伦敦统计学会会刊》发行人（1876—1891），商业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375.

加尔涅伯爵，热尔曼（Gamier，Germain，comte de 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注释者。——130。

加尼耳，沙尔（Ganilh，Charles 1758—1836）——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176。

加斯克尔，彼得（Gaskell，Peter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医生和政论家，自由党人。——416、440、445、494。

K

卡巴尼斯，皮埃尔·让·若尔日（Cabanis，Pierre-Jean-Georges 1757—1808）——法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328。

卡贝，埃蒂耶纳（Cabet，Étienne人称卡贝老爹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186、335。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79、90、94、431、457、476、477、494。

卡特赖特，埃德蒙（Cartwright，Edmund 1743—1823）——英国牧师、发明家和机械师，第一台获得专利的机械织布机的发明者。——67、98、393。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Ii na 公元前108前后—62）——罗马政治家和统帅，贵族，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策划者之一。——323。

卡托（小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sorcius Cato Minor公元前95—46）——罗马护民官，凯撒的反对者。——323。

卡西乌斯（盖尤斯·卡西乌斯·朗金）（Gaius Cassius Longinus死于公元前42年）——罗马政治活动家，护民官，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尤利乌斯·凯撒的策划者之一。——323。

凯德，杰克（Cade，Jack死于1450年）——1450年英国农民和手工业者在英国南部举行反封建起义时的领袖。——661。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Kelley-Wischnewetzky ，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1892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365。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323。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621。

考尔德，威廉（Coward，William 1656前后—1725）——英国医生，哲学家，唯物主义者。——332。

考温，罗伯特（Cowan，Robert）——英国医生，《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看居民的卫生状况》一书的作者。——419。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Colbert，Jean-Baptiste1619—1683）——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财政总监（1661年起），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外政策，曾建立国家工场，促进内外贸易。——633。

柯林斯，安东尼（Collins，Anthony 1676—172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332。

科泽加滕，威廉（Kosegarten，Wilhelm 1792—1868）——德国政论家，《柏林政治周刊》的撰稿人，1855年起为格拉茨大学政治学教授，夜奴制度的辩护人，鼓吹恢复贵族政治特权和封建等级秩序。——175

克朗普顿，赛米尔（Crompton，Samuel 1753—1827）——英国技师，珍妮纺纱机的改良者，英国麦斯林纱（高级细纱）的首创者。——85、98—99、393。

克劳狄乌斯（普卡利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克尔）（Publius Claudiussulcher死于公元前52年）——罗马政治活动家，尤利乌斯，凯撒的拥护者，护民官（公元前58年）。——323。

克雷米约，伊萨克·阿道夫（Crémieux[CremieuxJ，Isaac-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自由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315。

克鲁楠，威廉·特劳戈特（Krug，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德国哲学家和自由派政论家，康德的追随者自1805年起为柯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350。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liver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91。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博诺·德（ Condillac，Étienne-Bonnot de 1715—1780）——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约·洛克的追随者。——329、333。

库利埃，保尔·路易（Courier，Paul-Louis 1772—1825）——法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贵族和教权派的反对者。——176。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180、597、598、755。

L

拉美特利，茹利安·奥弗鲁瓦·德（Lamettrie[La Mettrie]Julien Offroy de 1709—1751）——法国医生和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328、333—334。

拉瓦锡，安东·洛朗·德（Lavoisier，Antoine-Laurent de 1743—1794）——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从理论上解释了氧气的发现，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假说，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1794年被处死。——88。

拉维特，威廉（Lovett，William 1800—1877）——英国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宪章运动领袖，拥护“道德力量”并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463。

莱奥，亨利希（Leo，Heinrich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1828年起任哈雷大学教授。——175。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Leibnitz]，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303、327、329、330、333—334。

莱维，莱昂内（Levi，Leone 1821—1888）——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写有商法方面的著作；理·科布顿的朋友。——375。

赖沙特，卡尔（Reichardt，Karl）——德国书籍装订工，《文学总汇报》的工作人员。——263、282。

兰克，莱奥波德（Ranke，Leopold 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52。

兰齐措勒，卡尔·威廉·冯（Lancizolle，Karl Wilhelm von 1796—1871）——德国法学家和著作家，柏林大学法学史教授，1852年起为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写有德意志各邦历史的著作。——175。

劳顿，查理（Loudon，Charles约1808—1844）——英国医生和著作家，1833年是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委员。——127。

勒克莱尔，泰奥菲尔（Leclerc，Téophile生于1771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代表城乡最贫苦的劳动者阶层利益的“疯人派”领袖之一。——320。

勒鲁瓦，昂利（Le Roy，Henri 1598—1679）——荷兰医生和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328。

勒蒙泰，皮埃尔·爱德华（Lemontey，Pierre-Édouard 1762—1826）——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立法议会议员（1791—1792）。——619、629。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67、82。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59、64、68、139、140、171、176、180、227、229、240、255、257、597、615、639—644、703、706、750、755。

李奇尼乌斯（盖尤斯·李奇尼乌斯·斯托洛）（Gaius Licinius Stolo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罗马国务活动家，护民官，曾和塞克斯蒂乌斯共同制定保护平民利益的法律。——522。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8、59。

里瑟尔，加布里埃尔（Riessert Gabriel 1806—1863）——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犹太人，维护犹太人的平等权利，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最初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9月起为中间派左翼。——298、300—302、313。

林德利（Lindley）——英国花边机发明者。——395。

林耐，卡尔·冯（Linné，Carl von 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法的创立者，主张物种描述采用双名命名制。——88。

琉善（Lucianus[Lukianus]约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7。

卢，雅克（Roux，Jacques 1752—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代表城乡最贫苦的劳动者阶层利益的“疯人派”领袖之一。——320。

卢格，阿尔诺德（Ruge，Am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658—659、668、670。

卢—拉维涅，皮埃尔·塞勒斯坦（Roux-Lavergne，Pierre-Célestin 1802—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43。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46、574。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12、61、178、179。

路斯达洛，埃利泽（Loustalot，Elysée 1762—1790）——法国政论家，雅各宾党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A巴黎革命》的出版者。——288。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368。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597。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Ⅰ[Louis-Philippe]，duc d' 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138。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 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329。

罗比耐，让·巴蒂斯特·勒奈（Robinet，Jean Baptiste René 1735—1820）——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和博物学家。——334。

罗伯茨，威廉·普劳廷（Roberts，William；rowting 1806—1871）——英国法学家、律师，同宪章运动和工联运动有联系。——482—483。

罗伯顿，约翰（Roberton，John 1797—1876）——英国医生。——421。

罗伯斯比尔，奥古斯坦（Robespierre，Augustin 1763—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法学家，国民公会代表，雅各宾党人；马·罗伯斯比尔的弟弟。——43。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91、321—324。

罗布森.乔治（Robson.George死于1843年）——英国考文垂习艺所的贫民。——489。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梅特兰（Lauderdale，James Maitland，Earl of 1759—183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亚·斯密理论的批评者。——227。

罗泰克，卡尔·文策斯劳斯·罗代克·冯（Rotteck，Karl Wenzeslaus Rodecker von 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325。

罗西伯爵，佩黑格里诺·路易吉·曼德华多（Rossi.pelle；rino Luigi；doardo，conte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长期住在法国。——636。

洛克.约翰（Locke，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97、327、330、332—333、335、336。

M

马丁·迪诺尔，尼古拉·斐迪南（Martin du Nord.Nicolas~Ferdinand1790—1847）——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0年起为司法和宗教大臣E金融资产 阶级的代表人物。——24、315，317。

马尔库斯（Marcus原名特鲁福特Trufort）——英国经济学家（19世纪30年代末），马尔萨斯的信徒。——79。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58、59、78—82、227、484—487。

马拉，让·保尔（Marat，Jean-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287。

马勒伯朗士，尼古拉·德（Ma1ebranche，Nicolas de 1638—1715）——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形而上学者。——327、329、333、334。

马太，西奥博尔德（Mathew，Theobald 1790—1856）——爱尔兰天主教教士。——441.

马歇尔，约翰（Marshall，John 1783—1841）——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138。

迈尔斯，威廉（Miles Wi1liam 1797—1878）——英国议会议员，托利党人。——483。

麦克弗森（MacPherson）——456。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59、64、176、394、495。

麦克夸里（MacQuarry）——457。

麦克亚当，约翰·劳登（MacAdam，John Loudon 1756—1836）——英国公路视察员，公路建筑专家。——104、400。

曼德维尔，贝尔纳德（Mandeville，Bemnard 1670—1733）——英国讽刺文学和民主主义的伦理学作家、医生和经济学家。——335。

曼纳斯，约翰·詹姆斯·罗伯特，拉特兰公爵（Manners，John James Robert，Duke of Rut1and 1818—19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议会议员，屡任保守党内阁的大臣。——493。

梅涅尼·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死于公元前493年）——古罗马贵族。——458。

门来尔，沃尔弗冈（Menzel，Wolfgang 1798—1873）——德国作家和政论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曾任《文学报》编辑（1825—1848），被誉为“文学大师”；反对青年德意志的主要代表之一。——355。

米太亚得（Miltiades死于公元前489年）——古希腊统帅和国务活动家。——323。

闵采尔，托马斯（Müntzer[Münzer]，Thomas 1490前后—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52。

莫尔斯，阿瑟（Morse，Arthur）——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自由贸易论者和反谷物法同盟的拥护者。——746、757。

默泽，尤斯图斯（Möser，Justus 1720—1794）——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德国保守派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175。

穆勒，詹姆斯（Mill，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59、106、171、176、180、229、230、239—240、645。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Ⅰ[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91、287\324—326、426、541、604。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Ⅲ[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374.

纳尔逊，霍雷修（Nelson，Horatio 1758—1805）——英国海军上将。——426。

牛顿，伊萨克（Newton，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88、97、328、565。

O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6、290、335、378、471、472、504、652。

P

帕金森，理查（Parkinson，Richard1797—1858）——英国教士，慈善家。——438、479。

潘恩，托马斯（Paine，Thomas 1737—1809）——美国政论家，英国人，共和主义者，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398。

培尔，应埃尔（Bayle，Pierre 1647—1706）——法国政论家和怀疑派哲学家，神学和思辨哲学的反对者，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先驱。——330。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Francis，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90、331—332。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648—649。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493。

皮索（鲁齐乌斯·卡尔普厄乌斯·皮索）（Lucius Calpumius Piso生于公元前101年）——罗马执政它（公元前58年），尤利乌斯·凯撒的拥护者。——323。

平托，伊萨克·德（Pinto，Isaac de 1715—1787）——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和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564—565。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 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24、166、167、183、231、234—236、255—260、263—274、474、597—599、601—612、616—623、625—628、630—641、643—546、648—652、673。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Priest1ey，Joseph 1733—1804）——英国化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1774年发现氧气，1794年因拥护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美国。——88、332。

Q

齐赫林斯基，弗兰茨（Zychlinski，Franz笔名塞利加 Szeliga 1816—1900）——普鲁士军官，青年黑格尔分子，曾为布·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撰稿。——253、275—276、280—281、293、356。

乔治一世（George Ⅰ 166任—1727）——英国国王（1714—1727）。——97。

乔治三世（George Ⅲ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97。

R

日拉，菲力浦（Girad， Philippe1775—1845）——法国工程师和发明家。——100、396。

S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64—66、129、133、142、144、145、171、180、227、238、240、256、618、619。

塞利加——见齐赫林斯基，弗兰茨。

桑，乔治（Sand，George原名奥罗尔·杜班Aurore Dupin 1804—1876）——法国女作家，著有长篇社会小说多种，浪漫主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656。

桑南夏恩，威廉·斯旺（Sonnenschein，William Swan 1855—1931）——英国出版商，曾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365。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9、243—245。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Antoine-É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579、645。

舍伐利埃，米歇尔（Chevalier，Michel 1806—1879）——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176、228—229。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441、493.

圣茹斯特，安东·路易·莱昂·德（Saint-Just，Antoine-Louis Léon de 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1794年被绞死。——322—324.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76、183、255。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478、509、514—516、544、546—550、553、569、575、658、673。

施泰因，洛伦茨·冯（Stein，Lorenz von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589。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97—198、339、341—342、346、474、512，514。

舒尔茨，威廉（Schulz，Wilhelm 1797—1860）——德国政论家，1833年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1834年逃跑，流亡瑞士至1848年；同尤·福禄培尔和阿·卢格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25—126、138、141。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Baruch[Benedictus]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326—327、330、333、334、336、338—339、341—343。

斯蒂芬斯，约瑟夫·雷纳（Stephens，Joseph Rayner 1805—1879）——英国教士，曾参加兰开夏郡的宪章运动（1837—1839）。464—465、470、496。

斯卡尔培克，弗里德里克（Skarbek，Fryderyk 1792—1866）——波兰经济学家，华沙大学教授，亚·斯密的追随者。——239—241。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58—59、61—62、67—70、72、74、88、105、115、119、121—122、130—137、140—146、148—149、171—172、178、180、237—240、255、257、270、432、565、615、618—619、626、628、637。

斯密斯（Smith）——457。

斯密斯，托马斯·绍斯伍德（Smith，Thomas Southwood 1788—1861）——英国医生，1841年是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412。

斯特奇，约瑟夫（Sturge，Joseph 1793—1859）——英国农场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的创始人之一。——469。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637。

苏，欧仁（Sue，Eugène原名玛丽·约瑟夫 Marie-Joseph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356。

T

泰勒，瓦特（Tyler，Wat死于1381年）——英国神父，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661。

泰勒，约翰（Taylor，John 1804—1841）——英国医生，属于宪章运动的左翼。——465。

汤普森，托马斯·佩罗内特（佩罗内特—汤普森）（Thompson，Thomas perronet[Perronet-Thompson]1783—1869）——英国将军、政治家和庸俗经济学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68。

汤普森，威廉（Thompson，William 177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60、76。

特平，迪克（Turpin，Dick 1706—1739）——英国一个强盗。——426。

图克，约翰·霍恩（约翰·霍恩）（Tooke，John Jome[John Home]1736—1812）——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支持权利法案协会创始人；议会议员。——106。

托克维尔，沙尔·亚历克西斯·昂利·莫里斯·克莱雷勒·德（Tocquevi1le，Charles-Alexis-Henri-Maurice Clérel de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正统主义者和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27。

W

瓦茨，约翰（Watts，John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公司”，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公司。——60、76、83。

瓦特，詹姆斯（Watt，James 1736—1819）——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67、98、99、102、349、393。

万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美国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368。

威德，约翰（Wade，John 1788—1875）——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74_84.421 。

威尔逊，约瑟夫·哈弗洛克（Wilson，Josoph Havelock 1858—1929）——英国工联运动活动家，海员和司炉工全国工会的组织者和主席（1887年起），1892年起多次当选为议会议员，主张同资产阶级合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380。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Ⅲ of Orang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638。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I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426。

韦尔克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和自由派政论家；1831年起为巴登第二议院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1848年巴登驻联邦议会全权代表，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325。

韦奇伍德，乔赛亚（Wedgwood，Josiah 1730—1795）——英国制陶业主和企业家，某种制陶技术的发明者和英国陶器工业的奠基者。——98、399。

维尔加德尔，弗朗索瓦（Vi11egardelle，François 1810—1856）——法国政论家，傅立叶的信徒，1840年起为空想共产主义者。——186。

维尔纽夫—巴尔热蒙子爵，让·保尔·阿尔邦（Vi11eneuve-Bargemont，Jean-Paul-Alban，vicomte 1784—185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封建社会主义的思想家。——612。

卫斯理，约翰（Wesley，John 1703—1791）——循道宗的创始人。——426。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112。

沃恩，罗伯特（Vaughan，Robert 1795—1868）——英国牧师，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论家。——433

沃尔涅，康斯坦丁·弗朗索瓦（Volney，Constantin François 1757—1820）——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334。

吴亭娜，娜塔利亚·叶罗尼莫夫娜（Утина Ната лия Иеронимовна父姓科尔西尼 Корсини）——俄国女作家，60年代参加社会运动，曾为《欧洲通报》等杂志撰稿；尼·伊·吴亭的妻子。——614、642—643。

伍德，詹姆斯—弗兰西斯（Wood，James und Francis）——英国的一家工厂。———457。

X

西哀士，艾曼纽埃尔·约瑟夫（Sieyès，Emmanuel-Joseph 1748—1836）——法国教士和宪法理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国民公会代表，温和的立宪君主派（斐扬派）；后为元老院议员，1815年国王路易十八复辟后被放逐，定居布鲁塞尔，1830年7月回到巴黎，《第三等级是什么？》一书的作者。——256。

西蒙斯，杰林格·库克森（Symons，Jelinger Cookson 1809—1860）——英国自由主义政论家，政府调查手工织布工人和矿业工人状况委员会委员，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426、429、450。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I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3。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1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涯的代表人物。——140、175、257、579—580、620。

希策尔，康拉德·梅尔希奥尔（Hirzel，Konrad Melchior 1793—1843）——瑞士政论家和国务活动家，《文学总汇报》的撰稿人。——199。

希尔迪奇，理查（Hi1ditch，Richard 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645。

希思科特，约翰（Heathcoat，John 1783—1861）——英国发明家。——395。

夏普—罗伯茨公司（Sharp，Roberts & Co.）——英国一家机器制造厂。——458。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19世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1810年后成为神秘主义“启示哲学”的代表，宗教的拥护者。——298、355。

谢泼穗，杰克（Sheppard，Jack）——426。

欣德利，查理（Hindley，Charles）——英国厂主，慈善家，工厂立法的拥护者。——493。

欣里克斯，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Hinrichs，Hermann Friedrich Wilhelm 1794—1861）——德国哲学家、诗人和美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曾先后在布雷斯劳和哈雷大学任教授。——294、295—296、301、307、339—341、343—345。

休漠，大卫（Hume，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91。

雪莱，到西·比希（Shelley，percy Bysshe 1792—1822）——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474。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195。

亚里斯泰迪兹（Aristides公元前550前后—467）——古希腊政治活动家和统帅，提洛同盟的创始人；雅典奴隶主贵族的代表。——323。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719。

伊毕岑（Ibbetson）——英国厂主。——455。

伊壁坞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329。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1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485。

尤尔，安德鲁（Ure，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85—86、435、458—459、628—629、754。

约瑟夫一世（Joseph1 1678—1711）——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05—1711）。——660。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377。

C

参孙——圣经中古犹太人的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据《土师记》记载，参孙以留发不剃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以一块驴腮骨击杀1 000非利士人。——426。

D

黛安娜——古罗马神话中的司狞猎和丰收的女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尔蒂米斯女神。——244。

F

浮土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243、345、529。

H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9。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卡洛士。

K

柯德尔——传说中的雅典王，相传其活动于公元前11世纪。——323。

克伦纳士——古希腊神话中的狄坦神，宙斯的父亲，后来是时间神。——126。

L

拉奥孔——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城阿波罗的祭司。在特洛伊战争时，警告特洛伊人不要把特洛伊木马运入城内。为帮助希腊人，女神雅典娜派两条巨蛇，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缠死。——50。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相传为公元前9世纪—8世纪时候的人。——323

鲁道夫——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主人公。——356、359。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34。

M

马可——据基督教传说，是马可福音的作者。——34。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305。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34。

玛尔斯（亚力司）——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亚力司。——244。

玛门——古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在基督教经文中，玛门是恶魔，是好利贪财的化身。——50。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72。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浮士德》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243。

密纳发——古罗马神话中司智慧、手艺、艺术和战争的女神，也是雅典的保护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帕拉斯。——458。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5、426。

N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依理逆司或厄默尼德。——113。

P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486。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7，225、458。

普罗特斯——古希腊神话中为波赛东服务的海神，能预言，能变形。——431。

S

圣保罗——圣经中原始基督教时代的传道者。——426。

圣彼得——基督教的使徒，即圣经中的使徒彼得。——426。

圣约翰——基督教的使徒，即圣经中的使徒约翰。——426。

所罗门——古犹太王；在中世纪的文学中以英明公正的君主著称。——426。

T

泰门——莎士比亚的剧作《雅典的泰门》中的人物。——243—244。

唐·吉词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75。

X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下一磅肉。——5。

许德拉——古希腊神话中堤丰与厄喀德那的后裔，是一个九头怪物，正中的一个头长生不死，杀死许德拉是海格立斯完成的十二件功绩之一。因为怪物正中的那个头砍下后会生出两个头。最后海格立斯想尽办法，终于杀死了怪物。——458。

Y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长。——305。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426。

亚伦——据圣经传说，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古犹太人的大祭司，亚伦在西奈山铸金模作偶像，以供崇拜。——426。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9、48、165、199、287、426、748。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许多人写成的。——34。

Z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350。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5、6、7、8和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265、266、267和269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ln.Nr.264，5.April 1849；Nr.265，6.April 1849；Nr.266，7.Apri1 1849；Nr.267，8.April 1849；Nr.269，11.April 1849）。——701。

《雇佣劳动与资本》1884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版（Lohnarbeit und Kapital.Hottingen，Zürich1884）。——70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1osophie.Einleitung.In：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Lfg.1—2.Paris 1844）。——111。

《论犹太人问题》，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Zur Judenfrage.In：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Paris 1844.Lfg.1—2）。——304。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要〈绝对知识〉章》（Konspekt zu Georg Wi1helm Friedrich Hegels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Kapitel “Das absolute Wissen”）。——20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Oe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61、543。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Proudhon.Paris，Bruxelles 1847）。——665。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solitischen Oekonomie.H.1.Berlin 1859）。——701、703。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solitischen Oekonomie.B.1.Buch 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amburg 1867）。——370、703，706、707。

弗·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别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In：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Lfg.1—2.Paris 1844）。——112、256、406。

《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载于1885年6月《新时代》（斯图加特）第3年卷第6期（England 1845 und 1885.In：Die Neue Zeit.Stuttgart.3.Jg.Nr.6，Juni 1885）。——371。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1886年附录和1887年序言，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7年纽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with appendix written1886，and；reface 1887.Translated by Florence Kelley-Wischnewetzky.New York 1887）。——365、370。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1892年版序言，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92年伦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with preface written in 1892.Translated by Florence Kelley-Wischnewetzky.London 1892）。——365、370。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载于《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伦敦版（Vorwort zur englischen Ausgabe 1892 der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Nach：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class in England in 1844.London 1892）。——365、378—379。

《英国状况。英国宪法》，载于1844年9月18、21、25、28日和10月5，16、19日《前进报》（巴黎）第75、76、77、78、80、83和84号（Die Lage Englands.III.Die englische Constitution.In：Vorwärts.Paris.Nr.75，18.September 1844； Nr.76，21.September 1844；Nr.77，25.September 1844；Nr.78，28.September 1844；Nr.80，5.Oktober 1844；Nr.83，16.Oktober 1844；Nr.84，19.Oktober 1844）。——10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手稿）（Die 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1845—1846）。——515。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Frankfurt a.M.1845）。——199、536。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艾金，约·《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Aikin，J.：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es round Manchester.London 1795）。——564。

艾利生，阿·《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两卷集）1840年爱丁堡一伦敦版（Alison，A.：The principles of sopulation，and their connection with human happiness.In 2 vols.Edinburgh，London 1840）。——77、79、413、429、434—435、440、442。

艾利生，威·普·《关于苏格兰贫民的管理及其对大城市卫生状况的影响的考察》1840年爱丁堡版（Alison，W.P.：Observa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soor in Scotland，and its effects on the hea1th of the；reat towns.Edinburgh 1840）。——413。

爱尔维修，克·阿.{（论精神》（两卷集）1822年巴黎版（Helvétius，C.A.：De l'esprit.T.1—2.Paris 1822）。——337。

爱尔维修，克·阿·《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两卷集）1775年伦敦版（Helvétius，C.A.：De l' homme，de ses facultés intellectuelles et de son éducation.T.1—2.Londres 1775）。——333。

B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Babbage，Ch.：Traité sur l' 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Trad.de l' anglaissur la 3.éd.par Éd.Biot.Paris 1833）。——626。

包令，约·《1835年7月在下院的演说》，引自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Bowring，J.：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July 1835.Quoted from：W.Atkinson：Principles of s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40）。——753—754。

包令，约.《]847年9月18日在经济学家会议的演说》，引自1847年《经济学家杂志》（巴黎）第18期（Bowring，J.：Speech at the Congress of；conomists，Sep—tember18，1847.Nach：Journal des économistes.T.18，Paris 1847）.——750、753。

鲍威尔，埃·《蒲鲁东》，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5期（Bauer，E.：Proudhon.In：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Charlottenburg.H.5，April 1844）。——258—259、262—268、271—274。

鲍威尔，布·《本省通讯》，载于1844年5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6期（Bauer，B.：Correspondenz aus der Provinz.In：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Charlottenburg.H.6，Mai 1844）。——199。

鲍威尔，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Bauer，B.：Kritik der；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B.1—2.Leipzig 1841）。——48、198、305、339、341—342。

鲍威尔，布·《国家、宗教和政党》1843年莱比锡版（Bauer，B.：Staat，Religion und Parthei.Leipzig 1843）。——304、311。

鲍威尔，布·《基督教真相》I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Bauer，B.：Das entdeckte Christenthum.Eine Erinnerung an das achtzehnte Jahrhundert und ein Beitrag zur Krisis des neunzehnten.Zürich，Winterthur 1843）。——198、305、338、342—343、353。

鲍威尔，布·《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载于1844年7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8期（Bauer.B.：Was istjetzt der Gegenstand der Kritik？ In：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Charlottenburg.H.8，July 1844）。——304、313—314、317—320、322—324、326。

鲍威尔，布·《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载于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3卷（Bauer，B.：Charakteristik Ludwig peuerbachs.In：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1845.B.3）。——529、531、544、547、550。

鲍威尔，布·《普鲁士福音教和科学》1840年莱比锡版（Bauer，B.：Die evangelische

Landeskirche Preussens und die Wissenschaft.Leipzig1840）。——311。

鲍威尔，布·《神学意识的痛苦和欢乐》，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 ，阿·卢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Bauer，B.：Leiden und Preuden des theologischen Bewusstseins.In：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Hrsg.von A.Ruge.B.2.Zürich，Winterthur 1843）。——353、356—358。

鲍威尔，布·《18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1843—1845年夏洛滕堡版第1—4卷（Bauer，B.：Geschichte der solitik，Cu1tur und Aufklärung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B.1—4.Charlottenburg 1843—1845）。——548。

鲍威尔，布·《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载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格·海尔维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Bauer，B.：Die Fähigkeit der heutigen Juden und Christen，frei zu werden.In：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Hrsg.von G.Herwegh.Th.1.Zürich，Winterthur1843）。——21、23—25、31、47—49、53、304、306、309。

鲍威尔，布·《欣里克斯〈政治讲义〉第二卷1843年哈雷版》，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5期（Bauer.B.：Hinrichs，solitische Vorlesungen，Zweiter Band，Halle 1843.In：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Char1ottenburg.H.5，April 1844）。——294。

鲍威尔，布·《犹太人问题》1843年不伦瑞克版（Bauer，B.：Die Judenfrage.Braunschweig 1843）。——21、24—26、28、32、34一35、38—39、41、48—51、53、283、298—299、303—304、311、315、318。

鲍威尔，布·《自由的正义事业和我自己的事业》1842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Bauer，B.：Die gute Sache der Freiheit und meine eigene Angelegenheit.Zürich，Winterthur1842）0——198、283、296、311。

贝魁尔，康·《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Pecqueur，C.：Théorie nouvelle d' économie sociale et solitique，ou études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Paris 1842）。——126—127、138—139。

比雷，欧·《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Buret，E.：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de la nature de la rnisère，de son existence，de ses effets，de ses causes，et de l' insuffisance des remèdes qu'on lui a opposés jusqu'ici；avec l'indication des moyens propres àen affranchir les sociétés.T.1.2.T.1.Paris 1840）。——127—129、140、225。

毕舍，菲·约·本·/皮·塞·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或1789—1815年的国民议会日志》（四十卷集）1836年巴黎版第28卷（Buchez，；h.-J.-B./P.-C.Roux-Lavergne：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ou Joum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depuis1789 jusqu'en1815.T.1—40.T.28.Paris 1836）。——43。

边沁，耶·《惩罚和奖赏的理论》（两卷集），埃·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Bentham，J.：Théorie des peines et des récompenses，ouvrage extrait des manuscrits.Pa Ét.Dumont.3.éd.T.1.2.T.2.Paris 1826）。——338。

边沁，耶·《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伦敦版（Bentham，J.：An introduction to the；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London 1789）。——105。

边沁，耶·《关于政府的断想》1776年伦敦版（Bentham，J.：A fragment on sovernment.London 1776）。——105。

波尔思，斯·《海因岑的国家。斯蒂凡的批评意见》1847年伯尔尼版（Bom，S.：Der Heinzen'sche Staat.；ine Kritik von Stephan.Beern 1847）。——675。

波特，乔·理·《国家的进步》（三卷集）1836—1843年伦敦版（Porter，G.R.：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in its various social and economical relations，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time.In 3 vols.London 1836—1843）。——105、394。

《伯明翰和伍尔弗汉普顿之间的矿区》.载于1838年《德意志季刊》（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第3期。引自威·舒尔茨《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Der bergmännische Distikt zwischen Binningham und Wolverhampton，mit besonderer Bezugnabme auf die Gewinnung des Eisens.In：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Stuttgart，Tübingen 1838.H.3.Nach：W.Schulz：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Zürich，Winterthur 1843）。——141。

博蒙，古·德·《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1—2卷（Beaumont，G.de：Marie ou l'esclavage aux États-Unis，tableau de mœurs américaines；l’un des auteurs de l' ouvrage intitulé：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T.1.2.Paris 1835）。——26—27、37、39、51。

《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三届年会报告。1883年9月于绍斯波特》1884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53.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held at Southport in September 1883.London 1884）。——377。

布雷，约·弗·《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Bray，J.F.：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or，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Leeds 1839）。—60、76。

D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A.-L.-C.：élémens d'idéologie.Pt.4，5：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Paris 1826）。——238。

迪斯累里，本·《女巫，或两种民族》（三卷集）1845年伦敦版（Disraeli，B.：Sybil； or，the Two Nations.Vol.1—3.London 1845）。——438。

F

费尔巴哈，路·《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载于《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阿·卢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2卷（Feuerbach，L.：Vorläufige Thesen zur Refonnation der Philosophie.In：Anekdota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Hrsg.von A.Ruge.B.2.Zürich，Winterthur 1843）。——66、112、194、198、289。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ch，L.：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Leipzig 1814）。——201、499、503。

费尔巴哈，路·《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Feuerbach，L.：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Zürich，Winterthur 1843）。——112、194、198—200、213—214、294、344、549、571。

费尔巴哈，路·《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载于1845年《维干德季刊》第2卷（Feuerbach，L.：Ueber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 in Beziehung auf den “Einzigen und sein Eigenthum”.In：Wigand'； Vierteljahrsschrift.B.2.1845）。——546—548。

费奈迭，雅·《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Venedey，J.：Preuβen und Preuβenthum.Mannheim 1839）。——658。

丰克，格·路·威·《地产无限制析分对土地耕种和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和由此产生的国家历史要素乃至等级制国家本身的解体》1839年汉堡一哥达版（Funke， G.L.W.：Die aus der unbeschränkten Theilbarkeit des Grundeigenthums hervorgehenden Nachtheile hinsichtlich der Cu1tur des Bodens und der Bevölkerung und die hierdurch bewirkte Auflösung der historischen Elemente des Staates und somit des ständisch-organischen Staates selbst.Hamburg，Gotha 1839）。——175。

弗格森，亚·《论市民社会史》，克·弗·贝尔吉埃译，1783年巴黎版第2卷（Ferguson.A.：Essaisur l'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civile.Ouvrage trad.de l' anglais par C.F.Bergier.T.2.Paris 1783）。——620。

孚赫，茹·《英国热点问题》.载于1844年6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7期（Faucher，J.：Englische Tagesfragen.In：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Charlottenburg.H.7，June 1844）。——286。

孚赫，茹·《英国热点问题》（续篇），阿什利勋爵修订，载于1844年7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8期（Faucher，J.：Eenglische Tagesfragen.sortsetzung.Lord Ashley's Amendment.In：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Charlottenburg.H.8，July 1844）。——286。

福禄培尔，尤·《社会政治体系》，即《新政治》一书1847年曼海姆第2版第1—2卷（Fröbel，J.：System der socialen solitik.2.Auflage der Neuen solitik.Th.1—2.Mannheim 1847）。——665。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傅立叶全集》第1卷）（Fourier，Ch.：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2.éd.Paris 1841.Œuvres Complètes de Ch.Fourier T.1）。——76。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29年巴黎版（Fourier，Ch.：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eries passionnées.Paris 1829）。——76。

G

格鲁培，奥·弗·《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1842年柏林版（Gruppe，O.F.：Bruno Bauer und die akademische Lehrfreiheit.Berlin 1842）。——198。

葛德文，威·《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两卷集）1793年伦敦版（Godwin，W.：Anenquíry concerning solitical justice，and its influence on p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In2 vols.London 1793）。——105

H

海因岑，卡·《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Heinzen，K.：Die Preuβische Büreaukratie.Dannstadt 1845）。——658、667、669—73。

汉密尔顿，托·《美国人和美国风俗习惯》，L.豪特译自英文第3版，1834年曼海姆版第1—2卷（Hami1ton，Th.：Die Menschen und die Sitten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Nordamerika.Nach der 3.engl.Aufl.übers.von L.Hout.B.1.2.Mannheim 1834）。——27、29、50—51。

赫斯，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载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格·海尔维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Heβ，M.：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In：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Hrsg.von G.Herwegh.Th.1.Zürich，Winterthur1843）。——112。

赫斯，莫·《唯一和完全的自由》，载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格·海尔维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He。，M.：Die；ine und；anze；reiheit！ In：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Hrsg.von G.Herwegh.Th.1.Zürich，Winterthur1843）。——112。

赫斯，莫·《行动的哲学》，载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格·海尔维格编，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1卷（He。，M.：Philosophie der That.In：Einundzwanzig Bogen aus der Schweiz.Hrsg.von G.Herwegh.Th.1.Zürich，Winterthur 1843）。——112、190。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G.W.F.：Grundlinien der Phi1osophie des Rechts，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Hrsg.von Ed.Gans.Berlin 1833.Werke.Vollst.Ausg.durch；inen Verein von Preunden des Verewigten… B.8）。——30、265。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1841年柏林第2版（Hegel，G.W.F.：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Hrsg.von J.Schulze.2.unveränd.Aufl.Berlin 1841）。——112、197、201、203—206、208、288、336、340、344、357—358。

黑格尔，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rsg.von；d.Gans.Berlin 1837.Werke.Vollst.Ausg.durch；inen Verein von Preunden des Verewigten…B.9）。——553。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莱·冯·亨宁编，1833—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5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Hrsg.von L.von Henning.Berlin 1833—1834.Werke.Vollst.Ausg.durch；inen Verein von Preunden des Verewigten…B.3—5）。——112、197、341、600。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Hegel，G.W.F.：encyc10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3.Ausg.Heidelberg 1830）。——202、219、221—223、283。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卡·路·米希勒编，1833年和1836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3—15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Hrsg.von K.L.Michelet.B.1—3.Berlin 1833 u.1836.Werke.VoUst.Ausg.durch；inen Verein von Preunden des Verewigten…B.13—15）。——336。

黑格尔，乔·威·弗·《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7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Berlin 1842. Werke.Vollst.Ausg.durch；inen Verein von Preunden des Verewigten…B.7）。——195。

霍尔巴赫，保·昂·迪·《社会体系，或道德和政治的自然原则》1822年巴黎版第1—2卷（d'Holbach，；.H.D.：Système social，ou；rincipes naturels de la morale et de la solitique…T.1—2.Paris 1822）。——337。

霍尔巴赫，保·昂·迪·《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1770年伦敦版第1—2卷（d'Holbach，；.H.D.：Système de la nature，ou des loix du monde physique et du monde moral.Par M.Mirabaud.et.1—2.Londres 1770）。——334。

J

加斯克尔，彼·《英国的工业人口，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附童工劳动调查》1833年伦敦版（Gaskell，P.：The manufacturing sopulation ofengland，its moral，social，and；hysical conditions，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eteam machinery. With an；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London 1833）。——416、445。

K

卡巴尼斯，皮·让·若·《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关系》1843年巴黎版第1—2卷（Cabanis，P.J.G.：Rapports du；hysique et du mora1 de l'homme.T.1—2.Paris 1843）。——328。

卡莱尔，托·《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Carlyle，Th.：Past and；resent.London 1843）。——90、94、476。

卡莱尔，托·《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Carlyle，Th.：Chartism.London 1840）。——79、431、457。

考温，罗·《从格拉斯哥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统计看居民的卫生状况》，载于1840年《伦敦统计学金会刊》（伦敦）第3卷（Cowan，R.：Vital etatistics of Glasgow，illustrating the sanatory condition of the sopulation.In：Joum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3.London 1840）。——419。

孔狄亚克，埃·博·《人类知识起源论》1746年阿姆斯特丹版（Condillac，E.B.：Essaisur l' 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Amsterdam 1746）。——333。

魁奈，弗·《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Quesnay，F.：Tableau économique. Versailles 1758）。——597、598。

魁奈，弗·《经济表分析》，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F.：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In：Physiocrates.Quesnay，Dupont de Nemours，Mercier de la Rivière，L' Abbé Baudeau，Le Trosne，avec une introd.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des comm.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Par E.Daire.et.1.Paris 1846）。——597。

L

拉美特利，茹·奥·德·《人是机器》1751年伦敦版（La Mettrie，J.-O.de.：L'homme machine.London 1751）。——334。

兰克，莱·《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六卷集）1839年柏林版第2卷（Ranke，L.：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1ter der Reformation.B.1—6.B.2.Berlin 1839）。——52。

劳顿，查·《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以书信形式向医生提出》I842年巴黎版（Loudon，Ch.：Solution de；roblème de la sopulation et de lasubsistance，soumise à un médecin dans une série de lettres.Paris 1842）。——127。

勒蒙泰，皮·《分工的道德影响》，载于《勒蒙泰全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Lemontey，P.：Influence morale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In：Lemontey：Œuvres complétes.T.1.Paris 1840）。——619、630。

勒蒙泰，皮·《理智和愚蠢各抒己见。供年长智低者阅读的简明伦理教程》1801年巴黎版（Lemontey，P.：Raison，folie，chacun son mot；petit cours de morale mis à la sortée des vieux enfants.Paris 1801）。——619。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引自托·佩·汤普森《真正的地租理论，驳李嘉图先生等》，载于汤普森《政治习作及其他》1842年伦敦版第4卷（Ricardo，D.：On the；rinciples of solitical；conomy，and taxation.London 1817.Nach：Th.P.Thompson：The true theory of rent，in opposition to Mr.Ricardo and others.Being an；xposition of fallacies on rent，tithes，& c.In：Thompson：Exercise's，solitical and others.Vol.4.London 1842）。——68。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两卷集），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增加了关于李嘉图生平和作品简述，1835年巴黎修订第2版第1卷（Ricardo，D.：Des；rincipes de l' économie solitique et de l' impôt.Trad.de l'anglais par F.S.Constancio，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Say.2.éd.revue，corr.et augm.d'une notice sur 1a vie et les écrits de Ricardo，sublíée par sa famille.T.1.2.T.1.Paris 1835）。——750。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两卷集），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增加了关于李嘉图生平和作品简述，1835年巴黎修订第2版第2卷。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Ricardo，D.：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solitique et de l' impôt.Trad.de1 'anglais par F.S.Constancio，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Say.2.éd.revue，corr.et augm.d'une notice sur la vie et les écrits de Ricardo，publiée par sa famille.T.1.2.T.2.Paris 1835.Nach：E.Buret：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 de la nature de la misère，de son existence，de ses effets，de ses causes，et de l' insuffisance des remèdes qu'on lui a opposes jusqu’ici；avec l'indication des moyens propres à en affranchir les sociétés. T.1.2.T.1.Paris 1840）。——139—140。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2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1卷（List，F.：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Stuttgart，Tübingen 1842）。——8。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1841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List，F.：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solitischen Oekonomie.B.1.Der internationale Handel，die Handelspolitik und der deutsche：ollverein.Stuttgart，Tübingen 1841）.——59。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J.J.：Du contract social，ou principes du droit solitique.Amsterdam 1762）。——573—574。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82年伦敦版（Rousseau，J.J.：Du contract social，ou principes du droit solitique.Londres 1782）。——46。

《论爱尔芝及大不列颠的农业，及农业居民的状况》1840年维也纳一巴黎版。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De l' agriculture et de la condition des agriculteursen Irlande et dans la Grande Bretagne.Vienne，Paris 1840.Extraits des enquêtes et des pièces officielles publiées en Angleterre par le parlement，depuis l' année 1833 jusqu' à ce jour.Vol.1.Nach：E.Buret：De la misère des c1asses laborieuses 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de la nature de la misère，de son existence，de ses effets，de ses causes，et de l'insuffisance des remèdes qu' on lui a opposes jusqu'ici；avec l'indication des moyens propres à en affranchir les sociétés.T.1.2.T.1.Paris 1840）。——127。

罗比耐，让·巴·《自然论》1763—1766年阿姆斯特丹新版第1—4卷（Robinet，J.B.：De la nature，Nouv.éd.T.1—4.Amsterdam 1763—1766）。——334。

罗伯斯比尔，马·《在1794年2月5日（雨月17日）会议上，以救国委员会名义所作的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管理共和国内部行政事务的政治伦理原则的报告》，载于P.J.B.比歇/P.C.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史或1789—1815年国民议会公报》1837年巴黎版第31卷（Robespierre，M.：Rapportsur les principes de morale solitique qui doivent suide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dans l'administration intérieure de la République，fait au nom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à la séance du 5 février <17pluviôse> 1794.In：P.J.B.Buchez/P.C.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ou Joumal des Assemblé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 T.31.Paris 1837）。——323。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Rossi，P.：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Année 1836—1837.Contenant les deux volumes de l'édition de Paris.In：Cours d' économie solitique.Bruxelles 1843）。第1版1840—1841年在巴黎分两卷出版。——636。

洛克，约·《人类理智论》（四卷集）1690年伦敦版（Locke，J.：An；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In four books.London 1690）。——330、332。

M

马尔库斯《论限制人口增长的可能性》1838年伦敦版。引自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Marcus：On the sossibi1ity of limiting sopulousness.London 1838.Nach：Th.Carlyle：Chartism.London 1840）。——79。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观点》1798年伦敦版（Malthus，Th.R.：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Godwin，M.Condorcet，and other writers.London 1798）。——80。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或人口过去和现在对人类幸福的影响》（两卷集）1826年伦敦第6版（Malthus，Th.R.：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sopulation； or，a view of its past and present effects on human happiness.6.ed.In 2 vols.London 1826）。——80、82、485。

闵采尔，托·《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剿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站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1524年纽伦堡版。引自莱·兰克《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1839年柏林版第2卷（Müntzer，Th.：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vnd antwwort wider das Gaistloβe Sanfft lebende fleysch zu Wittenberg welches mit verkärter weyβe durch den Diepsta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ermd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tz jämerlichen besude1t hat.Nürnberg 1524.Nach：L.Ranke：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nnation.B.2.Berlin 1839）。——52。

默泽，尤·《爱国主义的幻想》（四卷集），他的女儿J.W.J.冯·福格特（父姓默泽）编，1820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3卷（Möser，J.：Patriotische Phantasieo. Hrsg. Von peiner Tochter J.W.J.v.Voigt，geb.Möser.4.verb.Aufl.Th.1—4.Th.3.Berlin 1820）。——175。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雅·泰·帕里佐译自英文，1823年巴黎版（Mi1l，J.：Élémens d'économie solitique.Trad.de l'anglais par J.-T.Parisot. Paris 1823）。——229、230、239。

P

帕金森，理·《曼彻斯特等地的穷苦劳动者的现状》1841年伦敦—曼彻斯特第3版（Parkinson，R.：On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soor in Manchester…3.ed.London and Manchester 1841）。——438。

配第，威·《政治算术》，载于威·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Petty，W.Political arithmetic，or a discourse conceming the extent and value of lands，people，buildings.In：W.petty：Several essays in solitical arithmetic.London 1699）。——648—649。

平托，伊·《关于商业忌妒的通讯》，载于伊·平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集》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Pinto，I.：Lettresur la Jalousie du Commerce.In：I.Pinto：Traitè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Amsterdam 1771）.——565。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P.J.：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T.1.2.Paris 1846）。——598、606、608—611、617—623、630—640、645—652。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Proudhon，P.J.：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souvernement.Premier mémoire.Paris 1841）。——235、256—258、266、269、272、474。

S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1817年巴黎第3版第1—2卷（Say，J.-B.：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pe forment，p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3.éd.T.1.2.Pari；1817）。——129、133、142、144、238。

赛利加《评欧仁·苏〈巴黎的秘密〉》，载于1844年6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7期（Szeliga：Eugen Sue：Die Geheimnisse von Paris，Kritik.In：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Charlottenburg.H.7，June 1844）.——356。

舍尔比利埃，安·《富人或穷人》1840年巴黎一日内瓦版（Cherbuliez，A.：Riche ou；auvre.Paris，Genève 1840）。——579。

舍伐利埃，米·《论法国的物质利益》1839年巴黎第4版（Chevalier，M.：Des intérêts matérielsen；rance.Travauxsublics.Routes.Canaux.Chemins de fer.4.éd.Paris 1839）。——229。

圣茹斯特，路·《关于普遍警察制的报告。1794年4月15日（芽月26日）》，载于P.J.B.比歇/P.C.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史或1789—1815年国民议会公报》1837年巴黎版第32卷（Saint-Just.L.：Rapportsur la police générale.Du 26 germinal an 2（15 avril 1794）.In：；.J.B.Buchez/P.C.Roux：Histoire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aise.ou Joum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1es depuis1789 jusqu'en1815.T.32.Paris 1837）。——322、323。

圣茹斯特，路·《以救国委员会和公安委员会的名义所作的报告。1794年3月31日（芽月11日）于国民公会》，载于P.J.B.比歇/P.C.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议会史或1789—1815年国民议会公报》1837年巴黎版第32卷（Saint-Just.L.：Au Nom des comités de salut public et de süreté générale.Convention nationale.Séance du 31 mars<11 germinal>1794.In：P.J.B.Buchez/P.C.Roux：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ou Journa1 des Assemblées Nationa1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T.32.Paris 1837）。——322、323。

圣西门，昂·《实业家问答》1823—1824年巴黎版（Saint-Simon，H.：Catechisme des industriels.Paris 1823—1824）。——183。

施蒂纳，麦·《施蒂纳的评论者》.载于1845年《维干德季节刊》第3卷（Stirner，M.：Recensenten Stirners.In：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B.3.1845）。——575。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mer，M.：Der；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 1845）。——544、547、569、575。

施特劳斯，大·弗·《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一斯图加特版第1—2卷（Strauβ.D.F.：Die 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und im Kampfe mit der modernen Wissenschaft.B.1—2.Tübingen.Stuttgart 1840—1841）。——197—198。

施特劳斯，大·弗·《评述和批判。神学、人类学和美学方面的轶文集》1839年莱比锡版（Strauβ.D.F.：Charakteristiken und Kritiken.；ine Sammlung：erstreuter Aufs.tze aus den Gebieten der Theologie，Anthropologie und Aesthetik.Leipzig1839）0——197—198。

施特劳斯，大·弗·《为我的著作〈耶稣传〉辩护和关于评述现代神学特性的论争文集》1837年蒂宾根版第1—3册（Strauβ.D.F.：Streitschriften zur Vertheidigung meiner Schrift über das Leben Jesu und zur Charakteristik der pegenw.rtigen Theologie.H.1—3.Tübingen1837）。——197—198。

施特劳斯，大·弗·《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Strauβ.D.F.：Das Leben Jesu.Kritisch bearbeitet.B.I.2.Tübingen 1835—1836）。——48、197。

施特劳斯，大·弗·《耶稣传》1840年蒂宾根第4版第1—2卷（Strauβ.D.F.：Das Leben Jesu.4.Aufl.B.1.2.Tübingen 1840）。——474。

舒尔茨，威·《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Schulz，W.：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 Eine p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t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Zürich，Winterthur 1843）。——124—126_137—138、141。

斯卡尔培克，弗·《社会财富的理论。附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两卷集）1829年巴黎版第1卷（Skarbek，F.：Théorie des richesses sociales.Suivie d' une bibliographie de l'économie solitique.T.1.2.T.1.Paris 1829）。——239。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两卷集）1776年伦敦版（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n2 vols.London 1776）。——58、105、270、565。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Smith，A.：Recherches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Trad.Nouv.，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s；Par G.Garnier.T.1—5.Paris 1802）。——119、121、130—137、140—146、148—149、237—238。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四卷集），附约·拉·麦克库洛赫写的作者传记、序言、注释和补充论述，1828年爱丁堡版（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With a life ofthe author，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notes.Andsupplementa1 dissertations.By J.R.MacCulloch.Vol.1—4.；dinburgh 1828）。——61、67—70、72、74、432。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五卷集）1789年巴黎版第2卷（Steuart，J.：Recherche des；rincipes de l' économie politique，ou essai sur la science de la police intérieure des nations 1ibres.T.1—5.T.2.Paris 1789）。第1版1767年在伦敦出版。——637—638。

苏，欧·《巴黎的秘密》（十一卷集）1842—1844年布鲁塞尔版（Sue，E.：Les mystères de Paris.Vol.1—11.Bruxelles 1842—1844）。——276。

T

汤普森，托·佩·《真正的地租理论，驳李嘉图先生等》，载于汤普森《政治习作及其他》1842年伦敦版第4卷（Thompson，Th.P.：The true theory of rent，in opposition to Mr.Ricardo and others.Being an；xposition of fallacies on rent，tithes，& c.In the form of a review of Mr.Mill's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9.ed.First edition pub1ished by Ridgway，18 Dec.1826.In：Thompson：Exercise's：political and others.Vol.4.London 1842）。——68。

汤普森，威·托·《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W.Th.：An inquiry into the；rinciples ofthe distribution of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applied to the newly proposed system of voluntary equality of wealth.London 1824）。——60、76。

托克维尔，亚·德·《美国的民主制》（两卷集）1835年巴黎第2版第2卷（Tocquevi11e，A.de：De la démocratieen Amérique.L'un des auteurs du liver intitulé：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2.éd.T.1.2.T.2.Paris 1835）。——27.

W

瓦茨，约·《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科学原则述评，去伪存真》7842年曼彻斯特一伦敦版（Watts，J.：The facts and fictions of solitical economists：being a re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science，peparating the true from the false.Manchester，London 1842）。——60、76、83。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Wade，J.：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With a sopular；xposition of the economical and s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be past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industrious orders.AIso an appendix. 3. ed. London 1835）。第1版1833年在伦敦出版。——74、84、421。

维尔纽夫—巴尔热蒙，让·保·阿·《政治经济学的历史》1839年布鲁塞尔版（ViIleneuve-Bargemont，J.-P.-A.：Histoire de l'économie solitique. Bruxelles 1839）。——612。

沃恩，罗·《大城市的时代，或纵览现代社会智力、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关系》1843年伦敦版（Vaughan，R.：The age of；reat cities； or，modern society viewed in its relation to intel 1igence，morals，and religion.London 1843）。——433。

X

西哀士，艾·约·《第二等级是什么？》1789年波尔多版（Sieyès，E.J.：Qu'est—ce que le tiers-état？ Bordeaux 1789）。——256。

西蒙斯，杰·库·《国内外的于工业和手工业者》1839年爱丁堡版（Symons，J.C.：Arts and artisans at home and abroad.With sketches of the progress of foreign manufactures.Edinburgh 1839）。——429、450。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两卷集）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引自欧·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Sismondi，J.-Ch.-L.Simonde de：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solitique，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sopulation，2.éd.T.1.2.T.2.Paris 1827.Nach：E.Buret：De la misère des classes laborieusesen Angleterre et en France；de la nature de la misère，de son existence，de ses effets，de ses causes，et de l'insuffisance des remèdes qu'on lui a opposés jusqu'ici；avec l'indication des moyens propres à en affranchir les sociétés. T.l.2.T.1.Paris 1840）。——140。

希策尔，梅·《苏黎世通讯》，载于1844年4月《文学总汇报》（夏洛滕堡）第5期（Hirzel，M.：Correspondenz.Aus Zürich.In：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 Charlottenburg.H.5，April 1844）。——199。

Y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ristoteles：Metaphysica）。——195。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学。附英国各工厂使用的各种机器的描述》（两卷集），译文经著者审定，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Ure，A.：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de la laine，du lin et de la soie，avec Ia description des diverses machines employées dans les ateliers anglais.Trad.sous les yeux de l' auteur.T.1.2.T.1.Bruxelles 1836）。——628—629、754。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修订第2版（Ure，A.：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or，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moral，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2.ed.，corr.London 1835）。——85—86、435、459。

法律、法令、文件

B

《宾夕法尼亚宪法》，载于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2卷（Constitution de pennsylvanie.In：G.de Beaumont：Marie ou l'esclavage aux États-Unis，tableau de mreurs américaines；l'un des auteurs de l'ouvrage intitulé：Du Système；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T.2.Paris 1835）。——39。

D

《大城市及人口密集地区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两卷集）1844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State of Large Towns and sopulous Districts.In 2 vols.London 1844）。——419。

F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5年8月22日（果月五日）。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Propos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5.fructidor an Ⅲ.22 août 1795.Déclaration des droits et des devoir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In：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avec des précis offrant de l'histoir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par P.-A.Dufau，J.-B.Duvergier et.J.Guadet.T.1—6.T.1.Paris 1821）。41—42。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5年8月22日（果月5日）。宪法》，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Propos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5 fructidor an Ⅲ，22 août 1795.Constitution.In：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s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avec des précus offrant de l'histori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par P.-A.Dufau，J.-B.Duvergier et J.Guadet.T.1—6.T.1.Paris 1821）。——39。

G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2号报告。1833年7月15日》（Factory inquiry commission.Second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15 July，1833）。——421。

H

《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的报告。英格兰和威尔士。1885年》（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england and Wales.1885）。——369。

《皇家委员会委员所获得的有关济贫法的管理和实施的情报资料摘要》1833年伦敦版（Extracts from the information received by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as to the Administr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Poor-Laws. sublished by Authority.London 1833）。——486

J

《济贫法。第二章。1601年（伊丽莎白四十三年）》（An acte for the reliefe of the soore.43 Elizabeth，Cap.2，1601）。——485。

《济贫法委员会委员就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的调查结果向内务大臣提出的报告。含附件。1842年7月》1842年伦敦版（Report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from the Poor Law Commissioners，on an inquiry into the；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of Great Britain； with appendices.；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July 1842.London 1842）.——412、420.

《济贫法委员会委员所获得的情报资料摘要》——见《皇家委员会委员所获得的有关济贫法的管理和实施的情报资料摘要》。

K

《矿山、煤矿以及雇有大批不受工厂管理法保护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行业和工厂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1842年第1号报告；1843年第2号报告》（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mployment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mines and collieries and in the trades and manufactures in which numbers of them work together，not being includ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Factories' Regulation Act.First report，1842； second report，1843）。——418、424—427。

R

《人民宪章》1838年伦敦版（The people's Charter.Being the outline of 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ju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Commons' House of Parliament，embracing the；rinciples ofuniversalsuffrage，no；roperty qualification，annual parliaments， equal representation， payment of members，and vote by ballot.London 1838）。——95、372，463、467。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见《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年6月24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T

《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见《矿山、煤矿以及雇有大批不受工厂管理法保护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行业和工厂使用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1842年第1号报告，1843年第2号报告》。

X

《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年6月24日。共和国宪法》.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Acte constitutionnel.Présent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24 juin 1793.Acte constitutionnel. De la République.In：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Ies des peuples de l's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 avec des；récis offrant de l' histoir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solitiques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 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par P.-A.Dufau，J.-B.Duvergier et J.Guadet.T.1—6.T.1.Paris 1821）。——43。

《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年6月24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1.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Acte constitutionnel. Présent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24 juin 1793.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In：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s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avec des précis offrant de l'histoir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solitiques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 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par P.-A.Dufau，J.-B.Duvergieret et J.Guadet.T.1—6.T.1.Paris 1821）。——39—43。

《宪法，制宪议会颁布。1791年9月3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Constitution.Décrétée par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3 peptembre 1791.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homme et du citoyen.In：ColIection des constitutions，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s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avec des précis offrant de l'histoir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solitique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par P.-A.Dufau，J.-B.Duvergier et J.Guadet.T.1—6.T.1.Paris 1821）。——39—43。

《宪法。制宪议会颁布。1791年9月3日。宪法》，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Constitution.Décrétée par l'assemblée constituante. 3 peptembre 1791.Constitution.In：Collection des constitutions，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et des deux Amériques；avec des précis offrant de l'histoire des I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solitiques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par P.-A.Dufau，J.-B.Duvergier et J.Guadet.T.1—6.T.1.Paris 1821）。——39。

《新罕布什尔宪法》，载于古·德·博蒙《玛丽或美国的奴隶制》1835年巴黎版第2卷（Constitution de New-Hampshire.In：G.de Beaumont：Marie ou l'esclavage aux États-Unis，tableau de mceurs américaines；l'un des auteurs de l' ouvrage intitule：Du Système pénitentiaire aux états-Unis.T.2.Paris 1835）。——39。

Y

《英国的济贫法修正案。1844年》（An act for the further amendment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soor inengland.1844）。——93。

《英国户籍总署署长关于出生、死亡、婚姻的第5号年度报告》1843年伦敦第2版（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Genera1 of births，deaths，and marriages inengland.2.ed.London 1843）。——418。

Z

《在英格兰公布的关于爱尔兰的调查摘要》1840年维也纳版（Extraits desenquêtes publiéesen Angleterresur l'Irlande.Vienne 1840）。——127。

文学著作

A

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7、225。

G

歌德《浮士德》。——243、345、529.

K

《卡马尼奥拉曲》——543。

L

琉善《神的对话》。——7。

卢克莱修《物性论》。——603。

鲁日·德·李尔，克·《马赛曲》——543。

Q

乔治·桑《扬·杰士卡》。——656。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175。

事士比亚《哈姆雷特》。——9。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243—244。

T

《塔木德》。——53、55。

X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3。

圣经

一《旧约全书·出埃及记》。——5、55。

一《旧约全书·创世记》。——55。

一《旧约全书·利未记》。——55。

一《旧约全书·民数记》。——55。

一《旧约全书·申命记》。——55。

一《新约全书·路加福音》。——34。

一《新约全书·马可福音》——34。

一《新约全书·马太福音》。——34、227。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34、253。

报刊索引

B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The Northem Star，and National Trades' Joumal）——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瑞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The Northern Star，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步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459。

C

《移色杂志》（The IIluminated Magazine）——英国自由派的文学杂志，1843—1845年在伦敦出版。——489。

D

《达勒姆纪事报》（Durham Chroni cI；）——英国的一家周刊，1820年起在英格兰的达勒姆出版，19世纪40年代该报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399。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sische J 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上的意见分歧。——111、112、256、303—304、306—308、310—313、406、476、536。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别 Hallische J 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1838年1月—1841年6月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和泰·埃希特迈尔负责编辑，简称《哈雷年鉴》或《德国年鉴）；因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哈雷迁到萨克森的德累报刊索引斯顿，并更名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辑，继续出版；起初为文学哲学杂志，从1839年底起逐步成为政治评论性刊物，在1838—1841年还出版《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m），主要刊登新书广告；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304、336、547。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tisseler 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657。

《德意志季刊》（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德国的一家刊物，1838—1870年由约·弗·科塔在斯图加特和蒂宾根出版。——141。

F

《法国革命和布拉班特革命》（Ré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et des royaumes qui，demendant une Assemblée nationale，et arborant la cocarde，mériteront une place dans ces fastes de la liberté）——法国的一家周报，1789—1791年在巴黎出版，卡·德穆兰任编辑。——175。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La Phalange.Revue de la；cience sociale.solitique，industrie，sciences，arts et littérature）——法国的一家杂志，傅立叶派的刊物《法伦斯泰尔。关于建立劳动和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农工法郎吉的报纸》（Le Phalanstère，journal sour la fondation d'une phalange agricole et manufacturiére，assocíéeen travaux eten ménage）的续刊；1836—1840年9月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每月出两次，1843年7月以前每周出三次；7月以后又先后改名为《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和《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1851年停刊；主编是维·孔西得朗。——354。

G

《工匠》（The Artizan）——英国的一家月刊，建筑工程师的机关报，1843—1873年在伦敦出版。——411、421。

《公益》（The Commonweal）——英国的一家周刊，社会主义同盟的机关报；1885—1891年和1893—1894年在伦敦出版；1885—1886年曾刊登过恩格斯的一些文章。——371。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4O年代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469。

H

《哈雷年鉴》（Ha1li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JournaI des intérêts des s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304。

M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418—419、445、479。

《每周纪事报》（The Weekly Chronic1e）——英国的一家周报，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报，1836—1865年在伦敦出版。——469。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每逢星期日在伦敦出版，报纸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422、469。

S

《思辨神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spekulative Theologie）——德国的一家理论刊物，1836—1838年在柏林出版，编辑是布·鲍威尔。——346.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446、494。

《特里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57年在特里尔创刊，1815—1919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42年起报纸反映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特别是深受亨·贝特齐希的影响；40年代中开始接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2—1843年曾转载《莱茵报》上马克思的几篇文章，全面支持《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反对查封《莱茵报》。——667、669。

W

《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1844—1845年由奥·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参加该杂志工作的有布·鲍威尔、麦·施蒂纳和路·费尔巴哈等人。——548。

《文学报》（Literatu-Zeitung）——见《文学总汇报》。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德国的一家月刊，1843年12月—1844年10月在夏洛滕堡出版，主编是布·鲍威尔。——199、253，258、304、338、341、346、351、352、355、356。

X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701、711—717.721—735、738、742—743。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Die Neue Zeit.Revue des peistigen und offentlichen Leben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出版，每月一期，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一期；1883—1917年10月由卡·考茨基担任编辑，1917年10月—1923年秋由亨·库诺担任编辑，从90年代初起，弗·梅林为该杂志撰稿；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帮助杂志编辑部端正方向，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在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杂志开始经常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371。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

（1848-1859）

目录

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2-001　　第二卷说明
MEA2-00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
MEA2-003　　卡·马克思 危机和反革命
MEA2-004　　卡·马克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
MEA2-005　　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MEA2-00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MEA2-007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MEA2-008　　弗·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
MEA2-009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MEA2-010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MEA2-011　　卡·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MEA2-012　　卡·马克思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
MEA2-013　　卡·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MEA2-014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MEA2-015　　卡·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MEA2-016　　卡·马克思 俄国的对华贸易
MEA2-017　　卡·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MEA2-018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
MEA2-019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MEA2-020　　卡·马克思 英中条约
MEA2-021　　卡·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MEA2-022　　弗·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MEA2-023　　卡·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
MEA2-024　　卡·马克思 对华贸易
MEA2-025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MEA2-026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MEA2-027　　人名索引
MEA2-028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EA2-029　　文献索引
MEA2-030　　报刊索引

第二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1859年的著作，以及他们后来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

　　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虽然遭到了失败，但动摇了封建制度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革命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开始为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参加了1848—1849年革命，共同创办《新莱茵报》指导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革命失败后，他们全面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科学理论。

　　本卷的开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在这个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伟大历史使命，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不仅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工人革命首先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主义新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指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宣言》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些流派的界限，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

　　本卷同时收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为《宣言》写的七篇序言。序言阐明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并结合各个国家的不同条件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阐述了《宣言》的指导意义，强调指出：不管后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危机和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是马克思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写的两篇评论。这两篇评论深刻地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径及其原因，为无产阶级确立革命目标、制定斗争策略指明了方向。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科学总结法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分析和总结，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他评价六月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马克思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的界限，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阐明了“劳动权”的科学内涵，强调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此外马克思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著名论点，并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强调必须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并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策略，必须保持自己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他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不断革命”理论，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不断革命，直到彻底消灭有产阶级的统治，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将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中。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在总结德国革命经验过程中撰写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分析了16世纪上半叶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根源和重要历史作用，强调工人阶级在现实斗争中必须高度重视和发挥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恩格斯还把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同德国1848—1849年革命进行比较，总结了这两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主要经验教训。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是恩格斯论述军队及其作战方法同社会生产、政治制度的关系的军事著作。恩格斯通过总结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几次战争，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证明新的军事科学只能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而新的生产力则是作战方法上的每一步新的完善的前提。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恩格斯全面总结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起因、性质、过程及失败原因，并通过对德国社会结构、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的分析，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法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科学分析，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指出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君主专制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的战利品，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只有获得农民的支持，才能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都会成为孤鸿哀鸣。

　　马克思的《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扼要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中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的《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第一次评述了股份公司的作用和影响，指出：一方面，股份公司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联合的生产能力，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导致小资产阶级加速破产并使工业寡头集团的统治日益加强；与此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强大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旧的社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条件。

　　恩格斯的书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阐述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贡献；阐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辩证统一，概要介绍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和货币学说，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十分关注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本卷选收了他们论中国的10篇文章和论印度的两篇文章。

　　在论中国的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列强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并对中国的农民起义作了科学的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

　　在论印度的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的本质和罪恶行径，同时指出，它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因而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强调，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的时候，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历史进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¹

1872年德文版序言
1882年俄文版序言
1883年德文版序言
1888年英文版序言
1890年德文版序言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共产党宣言
　　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
　　二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三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1872年德文版序言²

　　共产主义者同盟³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⁴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12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⁵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现在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60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6〕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6月24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1882年俄文版序言⁷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¹⁾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⁸，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³⁾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1月2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2年2月5日《民意》杂志第8—9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1883年德文版序言⁹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⁴⁾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正文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6月2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1888年英文版序言¹⁰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³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⁴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还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资产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18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¹¹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捕者中有七人被判处三至六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¹²。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¹³，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¹⁴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⁵⁾¹⁵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¹⁶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⁶⁾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出版，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¹⁷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¹⁸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¹⁹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²⁰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12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²¹和法国的傅立叶派²²，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²³，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²⁴。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²⁵，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从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⁷⁾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1848年以来大工业已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也跟着有了改进和增长，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⁶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伦敦1871年特鲁拉夫版第15页，那里对这个思想作了更详细的阐述。）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们共同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8年1月3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1890年德文版序言²⁶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⁸⁾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¹⁷，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²⁷，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⁹⁾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做是帮助他们对付当时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⁸，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¹⁰⁾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工人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主义宣言》。⁽¹¹⁾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¹⁹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²⁰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订并加注，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己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它就被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⁵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¹¹，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由二月革命⁴开始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另一次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¹²。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必须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¹³，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¹⁴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¹²⁾¹⁵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者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87年在斯旺西，工联代表大会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¹⁶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所有国家的千百万工人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²¹和法国的傅立叶派²²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相反，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陋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²³，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²⁴。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地认定“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²⁵，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 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九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²⁸今天的情景将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啊！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0年5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在伦敦出版的德文版《共产主义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²⁹

　　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主义宣言》⁽¹³⁾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因此，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而且从10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³⁰，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的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的大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拼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2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³¹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1848年 3月18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³²，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 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³³。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都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那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个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45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个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良好的预兆，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3年2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的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0年法文版第1卷翻译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　资产者和无产者⁽¹⁴⁾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¹⁵⁾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¹⁶⁾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¹⁷⁾。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¹⁸⁾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¹⁹⁾，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²⁰⁾，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君主国⁽²¹⁾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³⁴和十字军征讨³⁵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如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²²⁾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³⁶，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²³⁾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NP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²⁴⁾；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且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²⁵⁾，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³⁷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²⁶⁾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²⁷⁾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成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　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²⁸⁾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²⁹⁾；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³⁰⁾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财产出现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殖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像我们的资产者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³¹⁾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也被扩展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³²⁾，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切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日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领域⁽³³⁾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无法持续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³⁴⁾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³⁵⁾逐步消灭。⁽³⁶⁾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³⁷⁾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³⁸⁾，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　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³⁸和英国的改革运动³⁹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³⁹⁾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⁴⁰和“青年英国”⁴¹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屈尊拾取金苹果⁽⁴⁰⁾，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⁴¹⁾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场手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⁴²⁾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的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像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做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曾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地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握蜒的、令人委靡的文献。⁽⁴³⁾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废除，而是一些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事单人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真实的结论。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⁴⁴⁾）。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一种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⁴⁵⁾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⁴⁶⁾、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⁴⁷⁾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派²¹反对宪章派⁴²，在法国，有傅立叶派²²反对改革派⁴³。

四　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⁴⁴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⁴⁸⁾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⁴⁵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
原文是德文
1848年2月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4卷翻译

脚　　注

(1) 应是1869年。—一编者注
(2) 《宣言》最后一章的标题应是《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编者注
(3)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4)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转载该序言时在此处加了一个注：“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编者注
(5) 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在1862—1864年期间进行的公开鼓动中，却始终没有超出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
(6) 应是1869年。一—编者注
(7)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译，1888年纽约—伦敦拉弗尔出版社版，威·里夫斯发行。
(8) 指1883年德文版序言，见本卷第9—10页。——编者注
(9) 应是1869年。——编者注
(10)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2) 拉萨尔本人在我们面前总是自认为是马克思的“学生”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当然是站在《宣言》的立场上的。但是他的那些信徒却不是如此，他们始终没有超出他所主张的靠国家贷款建立生产合作社的要求，并且把整个工人阶级划分为国家帮助派和自助派。
(13)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4)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已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编者注
(15)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农村公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电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编者注
(16)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是行会内部的师傅，而不是行会的首领。”——编者注
(17) “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编者注
(18)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编者注
(19)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一编者注
(20)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21) “等级君主国”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半封建君主国”。——编者注
(22) “文学”一词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一编者注
(23) “劳动量”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劳动负担”。——编者注
(24) 这句话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
(25)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
(26) “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编者注
(27)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编者注
(28) “特殊的”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
(29) “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部分，推动所有其他部分前进的部分”。——编者注
(30) “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
(31)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一—编者注
(32) “民族的阶级”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
(33) “信仰领域”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知识领域”。——编者注
(34)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编者注
(35) “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
(36)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编者注
(37) “联合起来的个人”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国联合体”。——编者注
(38) “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39)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所指的不是1660—1689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1814—1830年法国的复辟时期。”——编者注
(40) “金苹果”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一编者注
(41)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莱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编者注
(42)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 共产党宣言
(43)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一—编者注
(44) 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资产者和无产者》。一—编者注
(45) 这段话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46) “城乡对立”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城乡差别”。一—编者注
(47)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已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共产主义的模范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官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编者注
(48) 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
　　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编者注

注　　释

1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而系统的分析，科学地评价了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宣言》强调：“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见本卷第45页）“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见本卷第52页）《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基人的伟大历史使命和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奋斗目标，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本卷第53页）《宣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论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特点、基本纲领和策略原则，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见本卷第44页）《宣言》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这些流派的界限，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宣言》为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列宁指出：“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50页）”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8页）
　　1847年11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大会经过辩论，接受了他们的观点，并委托他们为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12月—1848年1月底用德文写成了《共产党宣言》。
　　1848年2月底，《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德文单行本在伦敦出版。《宣言》一问世便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在1848年的各个版本中作者没有署名。——1850年英国宪章派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杂志登载《宣言》的英译文时、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了作者的名字。
　　1872年，《宣言》出版了新的德文版。这一版以及后来出版的1883年和1890年德文版，书名改用《共产主义宣言》。
　　《共产党宣言》曾有多种中译本。《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930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出版了华岗翻译的中译本；1d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成仿吾、徐冰翻译的中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博古校译的中译本；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了《宣言》发表一百周年纪念版的中译本；197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仿吾的中译本。——3。
2 《1872年德文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合写的第一篇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又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见本卷第5页）。他们还谈到，由于情况的变化，由于有了法国二月革命特别是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宣言》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但考虑到《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对内容未作修改。
　　《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由《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这一版只对个别用词作了改动。——5。
3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下旬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虽然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5、11。
4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5、11、20。
5 1848年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自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本卷第101页）——5、20。
6 巴黎公社是1871年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者举行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公社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废除常备军代之以人民武装，废除官僚制度代之以民主选举产生的、对选民负责的、受群众监督的公职人员。公社没收逃亡资本家的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并颁布一系列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法令。5月28日，巴黎公社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打击下遭到失败，总共只存在了72天。——6。
7 《1882年俄文版序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俄译本合写的序言。该译本由格·普列汉诺夫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中强调：“《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见本卷第8页）他们通过对俄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分析，论证了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无产阶级运动不断扩大的趋势，指出俄国已经从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变成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并对当时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前途提出这样的设想：“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见本卷第8页）
　　这篇序言最初于1882年2月5日在俄国民意党人的《民意》杂志第8——9期用俄译文发表。附有这篇序言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单行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之一出版。1882年4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准备发表这篇序言，因找不到德文原稿，只好请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将俄译文再转译成德文，于1882年4月13日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号。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全文引用了他本人由俄文转译成德文的这篇序言，个别地方与德文原稿略有差别。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篇序言的德文手稿才被重新发现。193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首次按德文原文发表了这篇序言。——7。
8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以后，亚历山大三世因害怕民意党人采取新的恐怖行动，终日藏匿在彼得堡附近的加特契纳行宫内，因而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加特契纳的俘虏”。——8、18。
9 《1883年德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三个德文版写的序言、该版本是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第一个德文本。序言明确表述了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见本卷第9页）恩格斯的这一表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9。
10 《1888年英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88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由赛·穆尔翻译，恩格斯亲自校订并加了一些注释。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指出：“《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见本卷第13页）恩格斯重申了1883年德文版序言所表述的《宣言》的基本思想，并强调“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见本卷第14页）。他还引录了1872年德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11。
11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11、20。
12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流派，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己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12、20。
13 英国工联即英国工会。1824年英国工人获得了自由结社的权利，工联遂在英国普遍建立起来。工联是按行业组织的，加入工联的人必须是满师的技术工人，须缴纳很高的会费；工联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关；工联的任务是维护本行业熟练工人的经济利益。工联的机会主义领袖把无产阶级的斗争局限于经济斗争，鼓吹阶级调和。许多工联组织曾经加入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同工联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即工联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20。
14 蒲鲁东派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的信徒。蒲鲁东派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对蒲鲁东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2、20。
15 拉萨尔派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冯·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1863年5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875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2、20。
16 1887年9月5—12日在英国斯旺西举行了工联年度代表大会，即斯旺西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单独的工人政党等项决议。恩格斯提到的这句话引自斯旺西工联理事会主席比万在大会上的发言，比万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主席。这篇发言载于1887年9月17日伦敦《公益》周刊。——12、21。
17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俄文本的译者不是维·查苏利奇，而是格·瓦·普列汉诺夫。恩格斯于1894年曾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指出，《宣言》的第二个俄文本是普列汉诺夫翻译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59 页）。——13、17。
18 这里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丹麦文译本（1885年哥本哈根版）删去了一些重要的地方，因而不够完备，有些译文也不太确切。恩格斯在《宣言》1890年 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了这一点（见本卷第19页）。——13。
19 劳·拉法格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法文译本刊登在1885年8月29日 —11月7 日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又作为附录收入1886年在巴黎出版的梅尔麦著的《社会主义法国队——13、19。
20 《共产党宣言》西班牙文译本发表在1886年7——8月的《社会主义者报》上、并出版过单行本。——13、19。
21 欧文派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拥护者。欧文认为，人是环境的 产物，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社会的一切罪恶。他曾在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移民区，实行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最后宣告失败。欧文反对宪章运动，不主张工人开展政治斗争。认为靠知识的传播可以消除社会弊病，解决社会矛盾，并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13、21、64。
22 傅立叶派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拥护者。傅立叶认为，现存制度应当由理想的和谐制度所取代。在这种和谐制度下，社会的基层单位是工农结合与城乡结合的生产消费协作社法郎吉（Phalange）。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可以入股，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进行分配。协作社成员居住和劳动的场所称做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 傅立叶派在法国和美国都曾进行过法郎吉移民区实验，这些实验均以失败告终。——13、21、64。
23 埃·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人类最严重的错误是建立私有制。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实现人人平等和幸福的社会。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和平宣传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卡贝在1840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绘了他的理想社会。——14、21。
24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14、21。
25 关于“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都表述过。这一思想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是这样表述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页）——14、21。
26 《1890年德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90年在伦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之一出版的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是经恩格斯同意出版的《宣言》第四个德文本。它除了发表恩格斯的新序言外，还收入了1872年和1883年德文版序言。1890年11月28日《工人报》第48号在庆祝恩格斯七十寿辰的社论中也摘要刊登了这篇新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再次回顾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宣言》在各国的传播史，不仅全文引录了1882年俄文版序言，而且援引了1888年英文版序言的主要内容。——17。
27 《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的德文原稿后来找到了。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序言是他亲自从俄文翻译成德文的，个别地方同德文原稿有细微差别。参看注7。——17。
28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60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指示》几乎逐点加以反对。经过辩论，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是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美22个国家和地区的393名代表。大会主席是前巴黎公社委员爱·瓦扬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威·李卜克内西。这次大会听取了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关于本国工人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一些重要决议，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规定五月一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战斗的节日。——22。
29 《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是恩格斯为1892年由波兰社会党人的《黎明》杂志出版社在伦敦出版的波兰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见本卷第23页）他还指出，波兰的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欧洲其余国家的工人也像波兰工人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和复兴，因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见本卷第24页）。这篇序言发表于1892年2月27日《黎明》杂志第35期。——23。
30 会议桌上的波兰指沙皇俄国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所吞并的波兰领土。维也纳会议后、波兰再度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沙皇俄国吞并了大部分波兰国土，成立了波兰王国，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玉，会议桌上的波兰或俄罗斯的波兰，即指这部分波兰领土。——23。
31 《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是恩格斯应意大利社会党领袖菲·屠拉梯的请求，用法文为1893年意大利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该版本由蓬·贝蒂尼翻译，序言由屠拉梯翻译，于1893年由社会党理论刊物《社会评论》杂志社在米兰出版。恩格斯在序言中回顾了1848年革命以来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匈牙利等民族取得统一和独立的进程，指出： “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见本卷第26页）——25。
32 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了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
　　同一天，柏林人民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迫使国王宣布立即召开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撤出城内驻军，改组政府。参看注53。——25。
33 马克思曾在许多著作里，特别是在《1859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一文中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反动派在1848年以后扮演了特殊的革命遗嘱执行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实现了革命的要求，尽管这是在一种滑稽可笑的歪曲的方式下进行的。——25。
34 民族大迁徙指公元3——7世纪日耳曼、斯拉夫及其他部落向罗马帝国的大规模迁徒。4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中的西哥特人因遭到匈奴人的进攻侵入罗马帝国。经过长期的战争，西哥特人于5世纪在西罗马帝国境内定居下来，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日耳曼人的其他部落也相继在欧洲和北非建立了独立的国家。民族大迁徙对摧毁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和推动西欧封建制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34。
35 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34。
3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曾经使用“出卖劳动”、“劳动价格”这些概念。马克思后来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工人出卖的不是他们的劳动，而是他们的劳动力。恩格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08一709页）。——38。
37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14—330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lO卷）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41。
38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54。
39 改革运动指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发动的议会改革运动。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同土地贵族争夺政治权力，在19世纪20年代末提出了改革议会选举制度的要求，经过几年斗争，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迫使英国议会于1832年6月通过了选举法改革法案。这次改革削弱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加强了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地位。但是，由于财产资格的限制，为争取选举制度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工人和手工业者仍未获得选举权。——54。
40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55。
41 “青年英国”是由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组成的集团，成立于19世纪4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是本·迪斯累里及托·卡莱尔等。他们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对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满，企图用蛊惑手段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55。
42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64。
43 改革派又称《改革报》派，是聚集在法国《改革报》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其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64。
44 北美土地改革派即全国土地改革派，又称美国“全国改革协会”成立于1845年，是一个以手工业者和工人为核心的政治团体，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和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民主要求。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65。
45 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的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摇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65。

卡·马克思
危机和反革命⁴⁶

　　 科隆，9月13日。柏林的危机又进了一步；同国王⁽¹⁾的冲突，昨天还仅仅估计是难免的，现在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本报读者在下面就可看到国王对内阁呈请辞职的答复⁴⁷。由于这封信，国王自己登上了前台，同内阁站在一边，把自己和议会对立起来。

　　不仅如此，国王还背着议会让贝克拉特组阁，贝克拉特在法兰克福站在极右派一边，所有人早就知道，他决不可能指望在柏林获得多数。

　　国王的信是由奥尔斯瓦尔德先生副署的。奥尔斯瓦尔德先生以这种方式把国王推到前面去以掩饰他自己的可耻的退缩，同时，他在议会面前却企图躲在立宪原则后面践踏这一原则，破坏国圄王的声誉，并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对这一切奥尔斯瓦尔德先生是要承担责任的！

　　大臣们高喊：立宪原则！右派高喊：立宪原则！《科隆日报》也以哀叹的声音随声附和：立宪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这些先生们真的这样愚蠢，以为依靠腐朽透顶的孟德斯鸠一德洛姆的分权学说，依靠陈词滥调和早就被揭穿的假象就能使德国人民摆脱1848年的风暴，摆脱日益临近的、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全部机构覆灭的危险吗？！

　　“立宪原则！”但是，正是这些想不惜任何代价拯救立宪原则的先生们首先应当看到：在这种临时局面下，只有毅力才能拯救这一原则！

　　“立宪原则！”难道柏林议会的表决，波茨坦和法兰克福之间的冲突，骚乱、反动阴谋以及军阀的挑衅不是早就表明，我们总是不顾一切空话而始终立足于革命的基础上吗？难道不是早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立足于业已确立的完备的立宪君主制基础上的这种捏造，只会导致现在已经使“立宪原则”濒于毁灭的冲突吗？

　　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我们一开始就指责康普豪森没有实行专政，指责他没有马上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正当康普豪森先生陶醉于立宪的幻想时，被打垮的党派已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他们的阵地，甚至敢于在各处展开公开的斗争。为了协商宪法而召集了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和国王是平权的。在一种临时局面下有两个平等的权力！正是康普豪森先生想借以“拯救自由”的这种分权，正是临时局面下的这种分权状态，必然会导致冲突。贵族、军阀和官僚的反革命奸党藏身于国王背后。资产阶级站在议会的多数派背后。内阁想充当调停人。但是它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一举推翻贵族、官僚和军阀的权力，它也太不灵活，它的财政措施总是触犯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所做的都是各个党派所不能接受的，因而引起了它恰恰希望避免的冲突。

　　在任何一种尚未组织就绪的局面下，有决定意义的不是这种或那种原则，而是salut public，即公共安全。内阁要想防止议会和国王之间的冲突，只有遵循公共安全的原则，并且即使自己和国王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也不畏缩。但是，内阁宁愿成为波茨坦”能够”接受的内阁。它一直坚决采取各种保障公共安全的措施（rnesures du；alut public）、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在梅尔克尔先生已经承认邦法⁽²⁾的某些条文应当废除之后又用这些旧法律来对付政治上的犯罪行为，难道不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在王国各地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不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可是内阁以保障公共安全为由，在对付反革命时却缩手缩脚！

　　正因为内阁对待日益猖獗的反革命采取这种温和态度，议会才不得不亲自提出保障公共安全的措施。既然大臣们所代表的那位国王过于软弱，议会就不得不亲自过问。它通过了8月9日的决议，这就是它在这方面采取的行动。不过它的行动方式还是非常温和的，只是向大臣们提出了警告。可是大臣们却置之不理。

　　的确，他们怎么能同意这一点呢？！8月9日的决议践踏了立宪原则，它是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它要消灭为了自由的利益所十分必需的分权和权力互相监督，它要把协商议会⁴⁸变成国民公会⁴⁹！

　　于是燃起了威胁的烈火，传来了使小资产者心惊胆战的雷鸣般的呼号，说什么将来会出现一个恐怖政府，它将设置断头台，征收累进税，没收财产，悬挂红旗。

　　柏林议会变成了公会！真是极大的讽刺啊！

　　然而这些先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对。如果政府今后仍然我行我素，我们很快就会有公会。并且不只是普鲁士的公会，而且是全德国的公会。这个公会应当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我们的20个旺代⁵⁰的内战和不可避免的同俄国的战争。而现在，我们的确只有一幅制宪议会⁵¹的讽刺画！

　　但是，呼吁立宪原则的各位大臣先生自己是怎样遵守这个原则的呢？

　　8月9日，他们让议会平静地散会了，议会当时还满以为大臣们会执行决议。其实这些大臣根本不想把自己拒绝执行决议的打算告诉议会，更不准备提出辞职。

　　大臣们考虑了整整一个月，最后，在许多质问的追逼下，他们才直截了当地向议会宣布：他们不打算执行决议，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以后，议会仍然命令大臣们执行决议，于是，大臣们就躲在国王后面，在国王和议会之间制造裂痕，从而激起建立共和国的要求。

　　然而这些先生们却还在谈论什么立宪原则！

　　总而言之：

　　在一种临时局面下的两个平等的权力之间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内阁不敢坚决果断地处理政务；它没有采取必要的保障公共安全的措施。议会要求内阁尽职只是执行了自己的职责。内阁宣布这样做是破坏国王的权利，而在它辞职的时候，它却损害了国王的声誉。国王和议会互相对立。“协商”造成了分裂，造成了冲突。这也许要用武力来解决。

　　谁最勇敢、最坚定，谁就能取得胜利。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9月1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第102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5卷翻译

脚　　注

(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2) 指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编者注

注　　释

46 《危机和反革命》是马克思在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写的一组评论柏林内阁危机的文章中的一篇。文章揭露了德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行径、谴责资产阶级自由派掌权后不对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不去粉碎和清除旧制度的残余，而是陶醉于立宪君主制的幻想，并采取专制的措施来对付民主派，从而使被打垮的反革命势力赢得了时间，在官僚机构和军队中巩固了自己的阵地。马克思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政局下都需要专政，并且是强有力的专政。”（见本卷第69页）。
　　马克思评论柏林内阁危机的一组文章共四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469—478页），本文是其中的第三篇，发表在1848年9月14日《新莱茵报》第102号，发表时的标题是《危机》。——68。
47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9月10日的信中同意内阁的意见、认为普鲁士国民议会1848年9月7日作出的关于要求陆军大臣发布一道命令，让反对立宪制度的军官辞职的决议，破坏了“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因此赞同内阁以辞职来抗议议会的这一行动。——68。
48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22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同国王协商”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
　　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把协商议会中的自由派称为协商派、妥协派等。1848年11月，在反革命势力进攻下，该派曾作出拒绝纳税的决议，但由于他们仅限于消极抵抗，最终国民议会于1848年12月5日被解散。——70。
49 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今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于1795年10月被解散。——70。
50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的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这一地区的农民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70。
51 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立宪君主派在议会中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70。

卡·马克思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⁵²

　　 科隆，12月11日。当三月的洪水⁵³——一场势头很小的洪水——消退以后，在柏林地面上留下的不是什么庞然大物，不是什么革命巨人，而是一些陈旧货色，一些低矮的资产阶级人物——联合议会⁵⁴的自由派，觉悟的普鲁士资产阶级的代表。那些拥有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的省份，即莱茵省和西里西亚，曾提出新内阁的基本人选。尾随其后的有莱茵省的一大群律师。随着资产阶级被封建主排挤到次要地位，莱茵省和西里西亚在内阁里也向旧普鲁士各省让位了。勃兰登堡内阁只是通过一个埃尔伯费尔德的托利党人⁵⁵，才与莱茵省保持一点联系。汉泽曼和海特男爵！在普鲁士资产阶级看来，这两个名字体现着1848年三月和十二月之间的全部差别！

　　普鲁士资产阶级被抛上了国家政权的高峰，不过与它的初衷不符的是，这一结果并不是通过一次同王权的和平交易取得的，而是通过一场革命取得的。它本来不应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应当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去反对王权，即反对自己，因为人民运动替它扫清了道路。但是在它看来，王权只是上帝赐予的一道屏障，可以用来掩盖它自身的尘世利益。它自身的利益以及与这些利益相适应的政治形式的不可侵犯性，译成宪法的语言应该是王权的不可侵犯性。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狂热地向往立宪君主制。所以，虽然二月革命⁴及其在德国的可悲结果使普鲁士资产阶级感到高兴，因为这场革命使国家的权柄落到了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手中，但是这内场革命同时也打碎了它的如意算盘，因为此时它的统治已受到它所不愿实现而且也不可能实现的那些条件的束缚了。

　　资产阶级只是袖手旁观，让人民为它作战。因此，转交给它的统治权，也就不是一个统帅在战胜自己的敌人后所掌握的那种统治权，而是一个受取得了胜利的人民的委托来保护人民自身利益的安全委员会所掌握的那种统治权。

　　康普豪森倒也深深地感觉到了这种处境的难堪之处，并且他的内阁的全部软弱性都是从这种感觉和引起这种感觉的那些情况中产生的。因此，他的政府的那些最无耻的行径便带有几分羞愧的色彩。而汉泽曼的特权却是肆无忌惮的无耻和卑鄙。是否脸红，就是这两个油漆匠之间的唯一差别。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⁵³既不应该和1648年的英国革命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混为一谈。

　　1648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反对封建贵族，反对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年，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同盟反对君主制、贵族和居于统治地位的教会。

　　1789年革命仅仅以1648年革命作为自己的榜样（至少就欧洲来说是如此），而1648年革命则仅仅以尼德兰人反对西班牙的起义作为自己的榜样。这两次革命都比自己的榜样前进了一个世纪；不仅在时间上是如此，而且在内容上也是如此。

　　在这两次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市民等级集团，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截然不同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独立发展的阶级或阶层。因此，在它们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地方，例如1793年和1794年在法国，它们只不过是为实现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虽然它们采用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方式。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而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然而，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遗产分割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的胜利，启蒙运动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勤劳对游手好闲的胜利，资产阶级权利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革命是17世纪对16世纪的胜利，1789年革命是18世纪对17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发生革命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完全不是这样。

　　二月革命在事实上消灭了立宪君主制，在思想上消灭了资产阶级统治。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要在思想上确立立宪君主制，在事实上确立资产阶级统治。三月革命决不是欧洲的革命，它不过是欧洲革命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它不仅没有超过自己的世纪，反而比自己的世纪落后了半个世纪以上。它一开始就是一种继发性的现象，大家都知道，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更难医治，并且对机体更加有害。它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而是要在柏林复活那种早已在巴黎死亡了的社会。普鲁士的三月革命甚至不是民族的、德意志的革命，它一开始就是普鲁士地方性的革命。维也纳起义、卡塞尔起义、慕尼黑起义以及各式各样的地方性的起义，都是同它并驾齐驱的，都同它争夺首位。

　　1648年革命和1789年革命，因其站立于创造性的事业的顶峰而充满无限的自信：而1848年柏林革命的抱负，则在于造成时代错乱。这次革命的光芒就像某些星球的光芒一样，在发出这种光芒的那些星体消逝了10万年以后，才到达我们地球居民的眼中。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对于欧洲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星球，只是缩小了规模，就像它在一切方面都缩小了规模一样。它的光芒是一具早已腐烂的社会尸体发出的光芒。

　　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迟钝、畏缩、缓慢，以致当它以威逼的气势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抗的那一刻，它发现无产阶级以及市民等级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集团也以威逼的气势同它自己形成了对抗。它看到，不仅有一个阶级在它后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整个欧洲都在它前面对它采取敌视态度。与1789年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并不是一个代表整个现代社会反对旧社会的代表者——君主制和贵族的阶级。它降到了一种等级的水平，既明确地反对国王又明确地反对人民，对国王和人民双方都采取敌对态度，而在单独面对自己的每一个对手时态度都犹豫不决，因为它总是在自己前面或后面看见这两个敌人；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因为它本身已经从属于旧社会了；它不是代表新社会的利益去反对旧社会，而是代表已经陈腐的社会内部重新出现的那些利益；它操纵革命的舵轮，并不是因为它有人民作为后盾，而是因为人民在后面迫使它前进；它居于领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代表新社会时代的首创精神，而只是因为它反映旧社会时代的怨恨情绪；它是旧国家的一个从未显露的岩层，由于一次地震而被抛到了新国家的表层上；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对两者都持利己主义态度，并且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利己主义；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不相信自己的口号，用空谈代替思想，害怕世界风暴，同时又利用这个风暴来谋私利；毫无毅力，到处剩窃；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同时又因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自己跟自己讲价钱；没有首创精神，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像一个受诅咒的老头，注定要糟踏健壮人民的初次勃发的青春激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风烛残年的需求；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¹⁾——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权柄时的形象。

卡·马克思写于1848年12月1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6卷翻译

脚　　注

(1)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编者注

注　　释

4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72。
52 《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是马克思1848年底写的一组总结德国三月革命的文章中的一篇。这篇文章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了科学分析，指出了1848年德国三月革命同1648年英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革命的区别，阐明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所处的历史地位和自身状况，揭示了它必然背叛革命的原因和必然走向失败的趋势，从而为无产阶级确立革命目标、制定斗争策略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指出，当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前面和后面同时站着两个敌人：封建势力和无产阶级及其他革命阶层。这导致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出软弱性和保守性，”它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见本卷第75页）。
　　 马克思总结德国三月革命的一组文章共四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118——146页）、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发表在1848年12月15日《新莱茵报》第169号。——72。
53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72、73。
54 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6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在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的权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表示，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最低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出于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1848年4月召开第二次联合议会，同意了一笔数额为2500万塔勒的借款。——72。
55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72。

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⁵⁶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

　　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是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的产物，即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的进展不是在它获得的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中，相反，是在产生一个联合起来的、强大的反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即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证明这一点就是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⁵

　　七月革命³⁸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¹⁾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²⁾胜利行进时，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发展得越纯粹，工业资产阶级本身越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⁵⁷被血腥镇压以后，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派态度也就越坚决。鲁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最狂热的喉舌，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充当法国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其走狗——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

　　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官方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代言人，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专门人才”。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⁵⁸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不断造成日益加剧的财政困难。没有达到预算平衡，没有达到国家收支平衡，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如果不缩减国家开支，即不损害那些恰好构成现存统治制度的全部支柱的利益，如果不重新调整捐税的分担，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达到这种平衡昵？

　　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国家赤字，这正是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赤字。每过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国债券的大众，而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是了解交易所活动的秘密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位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机密，有可能制造国债券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会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破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赤字符合掌握统治权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直接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这笔开支每年几乎达到4亿法郎，而法国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5亿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款，又使各式各样骗人的供货合同、贿赂、贪污以及舞弊勾当有机可乘。在发行国债时大批地骗取国家财物，而在承包国家工程时则零星地骗取。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正如统治阶级在整个国家支出和国债方面进行掠夺一样，它在铁路建筑方面也进行掠夺。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份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份迫令国家出资兴办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相反，任何细小的财政改革，都因银行家施加影响而遭到失败。邮政改革就是一例。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能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政府。

　　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这些现实状况和报刊来操纵舆论，与此同时，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院、贫民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同样场景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掌握统治权的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诸如《路特希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

　　不为荣誉做任何事情！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和平！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国债券跌价！这就是交易所犹太人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⁴⁵而完成了对波兰的掠夺的时候，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⁵⁹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⁶⁰方面的时候，法国人的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来了。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虚张声势的战争中的胜利增强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义⁶¹则像电击一样激活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³⁾。

　　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使得到处民怨沸腾。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冲突。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生活，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在比藏赛，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⁶²，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失败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关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由经济瘟疫造成的工商业的毁灭，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⁶³，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一个特别的后果：一批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无法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只得涌向国内市场。他们开设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他们也因此而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被解除了武装，七月王朝⁵⁸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共和派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方面的人物⁶⁴，代表王朝反对派⁶⁵的是克雷米约、杜邦·德勒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至于临时政府中的拉马丁，他当时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不过，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诞生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企图从陶醉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他认为，只有法国人的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他们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因篡夺权力而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2月25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国民报》派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像1830年7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准备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强迫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这一点。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回来。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政略上的考虑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两小时的期限未满，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夺目的大字：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座而登上革命舞台亲身去跟着一道表演！随着立宪君主制被推翻，国家政权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消失了，因而由这种虚假的政权挑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然把共和国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加给全法国，它就立刻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其实，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⁴⁰从七月王朝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怪乎《法兰西报》同反对派的报纸一起进行过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过赞同革命。普选权已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指定为法国命运的裁定人。最后，二月共和国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经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什迫使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几天以后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像心目中已经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时候，有两万工人群众向市政厅进发，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勉强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责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做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与任何世俗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在寻找点金石，市政厅里却在铸造着通用的钱币。

　　可是，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那也只能在卢森堡宫的朦胧状态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像他们在临时政府本身安插了一位工人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一样。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的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部，只能是一个徒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宫委员会。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旁边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在其他资产阶级国家旁边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

　　一个一旦奋起反抗便集中体现社会的革命利益的阶级，会直接在自己的处境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身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法国工人阶级不是站在这样的立足点上，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工业更发达，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更革命。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在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禁止性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一等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之中。所以，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做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⁶⁶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惨重的六月失败做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宫委员会总算还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的一个讲坛上泄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在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诞呓语”原先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的假寐中惊醒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甚至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立宪君主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庸人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集团伪善的词句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出于误会才造成各阶级的分裂，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做”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

　　从临时政府这方面来说，它既然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那就要尽力使这个共和国能为资产阶级和外省所接受。它以废除政治犯死刑来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发表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掌握在背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追究。《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借以取乐。对他们来说，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建立丰功伟绩的途径不在于去恐吓别人，而在于自己总是诚惶诚恐，依靠自己的柔顺和不对抗的生存方式来谋求生存并消除对抗。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专制政权大声宣告，共和国是爱好和平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它的座右铭。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各个民族的人都按照自己直接所处的情势起来反抗了。俄国和英国都感到措手不及，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于是，共和国面前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起活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把共和国看做是自己创造的，自然赞同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地位的措施。它心甘情愿地接受科西迪耶尔的委派，去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的财产，就像它让路易·勃朗去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一样。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临时政府的财政措施最能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解决这一任务的。

　　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公共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犹太人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反对的首先是金融贵族。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可见，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经瘫痪，流通已经不畅，生产已经停滞。革命危机加剧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资产阶级生产、资产阶级制度没有受到侵犯并且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即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受奴役的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宫的斯芬克斯⁽⁴⁾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又该产生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信用，因为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及其制度。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必须设法保证这个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再度上升。

　　为了使人不致怀疑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偿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虚张声势的手段。法定偿付期限未到，临时政府就向国债债权人付清了五厘、四厘五和四厘息国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地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骄矜自负的态度就立刻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财政拮据，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费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有所减轻。财政拮据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者、仆役和工人就不得不掏出钱来，为政府赠给国债债权人的这份令人喜出望外的礼物付款。

　　政府宣布，凡存款在100法郎以上的储蓄银行存折今后不得提取现款。储蓄银行中的存款被没收了，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兑现的国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这时所持有的已经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国债券，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从而直接听任交易所犹太人的宰割，而他们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人才进行二月革命的。

　　银行是七月王朝时期掌握统治权的金融贵族的高教会⁶⁷。正像交易所操纵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银行的生存；银行一开始就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以图使共和国丧失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然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贮藏在银行地下室里的钱提出来。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赶到银行出纳处去挤兑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可以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破产，它只要冷眼旁观，让银行听天由命就行了。银行破产就会像洪水泛滥一样，转瞬间把金融贵族，这个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银行一旦破产，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自身就只得把这看做是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机。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使法兰西银行网络遍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签约借款，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于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己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恳求大家为爱国主义作出牺牲，但是毫无用处。只有工人才给它一点施舍。于是它只得采取英勇手段——开征新税。然而向谁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衍狼、银行大王、国债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征税吗？这不是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同情的办法。一方面，这样做意味着危害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力图用很大的牺牲和屈辱去换取这种信用。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谁来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出牺牲呢？是笨伯雅克⁽⁵⁾，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⁶⁸。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非法攫取的10亿巨款⁶⁹占有者的身上。而实际上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反革命由此就得到了他们的主要物质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变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在他们看来，巴黎无产阶级就是靠他们出钱来享乐的浪费者。

　　1789年的革命是从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开始的，而1848年的革命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首先就给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用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离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描述，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犹太人、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无理要求。其实，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⁷⁰。

　　临时政府既然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发行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归附了旧资产阶级社会。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份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多年的革命旧账，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受催逼的债务人。它只得去加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的许诺，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的解放——即令只是空话——也已成了新共和国不堪忍受的危险，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意味着不断反对恢复信用，而这种信用是以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一定要把工人清除出去。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逐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觉得自己还不能对付无产阶级。而且，国民自卫军尽管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和千方百计的阻挠，也不得不逐渐地、部分地开放自己的队伍，让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进来。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组织了24营别动队⁷¹每营1000人，由15岁到 20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拉察罗尼⁷²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给他们1法郎50生丁，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1848年至1850王军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表上不同于穿工作服的工人。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出的资产阶级年轻子弟，这些人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迷住了他们。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他们自己当中召募的年轻力壮、好勇斗狠的24 000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向列队通过巴黎街头的别动队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同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大军。马利部长把10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场⁷³。在这个响亮的名称之下不过是以23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从事枯燥、单调和非生产性的掘土工作罢了。国家工场只不过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⁷⁴。临时政府以为这样就组建了第二支反对工人本身的无产者大军。这一次资产阶级把国家工场看错了，正如工人把别动队看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不过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

　　国家工场——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场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场同卢森堡宫的设想、完全相反，但因为名称相同，就往往给人提供机会，去别有用心地制造误会，就像描写仆人的西班牙喜剧所制造的那种误会一样⁷⁵。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场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因为国家工场的预言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了。在巴黎资产阶级半天真半故意地混淆这两种东西的过程中，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操纵的舆论中，这些习艺所竟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于是，社会主义就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在这些国家工场上。同时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场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把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场当做发泄自己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计算着这班无产阶级懒汉耗费的钱财，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变得一天比一天艰难。装装样子的工作竟可以获得国家年金，这就叫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嘟囔着。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场，就在于卢森堡宫的浮夸之词，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阴谋诡计的，莫过于这些濒临破产而又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又在整个大陆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时而从意大利，时而从德国，时而从最遥远的欧洲东南部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不断地给人民带来胜利的证据，使人民普遍地沉浸在欣喜的情绪之中，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这种胜利。

　　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三月十七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两可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让临时政府回到革命轨道上来，在必要时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清除出去，并且迫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⁷⁶。但是在3月16日，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在“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呐喊声中涌向市政厅。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不得不抗击资产阶级，以维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屈服于自己，反而加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三月十七日事件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临时政府内外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四月十六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许多工人聚集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上，以便筹备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事宜。突然有一个谣言迅速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工人们在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下武装集合，打算从那里向市政厅进发，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全体紧急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竞相表白，说首先发出警报的殊荣归于自己——，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10万人荷枪待发，市政厅的所有人口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的口号响彻巴黎全城，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所有的人都准备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惊悉，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在周密筹划的虚假战斗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怕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这出拙劣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示威游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⁶⁾开会了。普选权并不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做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就是他们的那种人民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和小资产者在选举中为什么必定由好斗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来统辖。然而，普选权虽不是共和主义庸人所想象的那种法力无边的魔杖，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功绩，它发动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迅速地产生幻想又迅速地陷入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层，从而揭去他们骗人的假面具，而有选举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让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集团丧失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得以隐藏在幕后并且罩上共同反对派的神圣光环。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国民报》的共和派⁶⁴。正统派⁴⁰和奥尔良派⁷⁷本身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只有借共和国的名义，才能发动斗争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象。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在政治上对它实行的改造，是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重新加固，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的和反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的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的整个存在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整个法国在国民议会里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立即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⁷⁸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恢复原状。”

　　然而还不止这些。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让他们明白，一旦他们在斗争中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反对资产阶级，他们就注定要失败。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作出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同王权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出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手中的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出生地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加速了决战的到来：它在5月15日涌入了国民议会，徒然地试图恢复自己的革命威望，结果只是使自己有能力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⁷⁹Il faut en finir！这种局面必须结束！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决心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直接向工人发出挑衅，辱骂和嘲弄工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攻击对象，还是国家工场。制宪议会命令执行委员会对付这些国家工场，而执行委员会本来就只等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既定的计划。

　　执行委员会开始阻挠工人进入国家工场，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出生的工人赶到索洛涅，说是让他们去做掘土工作。而所谓掘土工作，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来掩饰驱逐工人这一行动的花言巧语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把一切未婚工人强制逐出国家工场，或者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

　　大家知道，那些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如何以无比的勇敢和机智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坚持了五天。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 000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了几星期，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简直被冲散他们共和国幻觉的硝烟熏得头昏眼花。

　　请读者允许我们用《新莱茵报》⁸⁰中的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的消息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正式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照明弹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燃烧弹。博爱，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博爱；博爱，在2月间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正面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那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

　　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的人，社会主义的空论家，他们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怜，并且被允许长时间地说教和同样长时间地丢丑，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实行整套旧的、不过没有君主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⁶⁵，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所有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这场反对王权的革命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场丑恶的革命，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言词，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呐喊。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蒂亚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霞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⁷⁾（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 ）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挑明，共和国认为有必要对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地，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由于眼前总是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决不妥协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恐怖。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崛起一样，现在则认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王权结成联盟来反对人民，那么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阻碍了它巩固自己的统治，阻碍了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外保持和平。这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权之下，而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而定，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⁶⁰的胜利使欧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⁶⁶

　　 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二　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法国被迫实行共和制，6月25日革命被强加给法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六月斗争⁵是资产阶级共和派领导的，斗争胜利了，政权当然归他们。戒严使手足被缚的巴黎毫无抵抗地倒在他们脚下，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精神上的戒严气氛，获胜的资产者盛气凌人、飞扬跋扈，农民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对财产的狂热情绪。因此，在下层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

　　在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派即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共和派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⁷⁸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⁸¹，在新闻出版界是《改革报》。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派一起在4月16日搞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一派赖以成为一股力量的背景，因为小资产阶级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才能保持住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民主主义共和派作为同盟者已被轻蔑地抛弃，堕落成了三色旗派⁶⁴的仆从，他们不可能迫使三色旗派作出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旗派的统治以及整个共和国看来受到反对共和的资产阶级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开始就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自己只有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法国一度把卡芬雅克当成自己的救星来欢迎，而当反共和派在六月事变后不久重新取得独立地位时，军事专政和巴黎戒严只容许这一派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派以他们的著作家、他们的代言人、他们的专门人才、他们的野心家、他们的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聚集在巴黎的一家报纸即《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有自己的分社。《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官职——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同时，他又以司礼官的身份在自己的沙龙中接待正直的共和国的宾客。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著作家，也由于对共和主义传统怀着某种敬畏而抱着错误见解，以为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而且，三色旗共和派在议会外的影响越是丧失殆尽，制宪议会就越是坚决地摆出这副面孔。在需要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时，制宪议会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派的支持票；在需要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制宪议会甚至连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保皇派如出一辙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腐烂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前台表演大型政治历史剧的时候，在后台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罪，或是不经审判就放逐。制宪议会老练地承认，它不是把六月起义者当做罪犯来审判，而是当做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六月事件⁵和五月十五日事件⁷⁹，并调查社会主义各派和民主主义各派的领袖们参加这些事件的情况。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派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复仇了。这个人是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自由主义的化身，妄自尊大的小人，浅薄无能的庸才，他不仅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要同那些使他丢掉内阁首相职位的革命家算账。这保证他决不会手软。于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完整的案件，这个案件可以概括如下：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杀，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的深奥的刑事调查工作延伸到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作了回答⁽⁸⁾：二月二十四日事件就是创建罗马。国家的起源潭没在神话之中，而对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经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清洗自身的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抵押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限制工作日为十小时的法律〔37〕被废除；负债者监禁制度重新施行；占法国人口大部分的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为什么不干脆连他们的选举权也剥夺掉呢？报刊交纳保证金的制度重新施行，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急忙给旧日的资产阶级关系恢复旧日的保障，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来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种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最狂热地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奋斗的，真过于巴黎的小资产者——开咖啡店的、开餐馆的、开酒店的、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主们奋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小店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着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着他们的债权人。而当街垒被摧毁，工人被击溃，小店主们在胜利的陶醉中奔回自己店里的时候，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正式代理人堵住了，这位代理人拿着威胁性的通知单迎接他们：票据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正是为了对付他们，人们才需要去拯救这种财产，这样做为的是那些将房屋租给他们住的房东，为的是那些为他们贴现票据的银行家，为的是那些贷给他们现金的资本家，为的是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出卖的工厂主，为的是那些把原料除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恢复信用！但是，重新变得稳定的信用已表明自己是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十分干练的神，它把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子儿女一起逐出了住所，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抛进了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威风凛凛地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击溃了工人，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了债权人的掌握之中。他们从2月起就像'隐性病一样拖延下来的、似乎没有人去注意的破产，在6月以后被正式宣告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需要驱使他们去以财产的名义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侵犯。现在，既然已经和无产阶级算清大账，也就可以和小店主来算小账了。在巴黎，过期的票据总值在2100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1100万法郎以上。巴黎有7000多家商店老板，自 2月以来就没有交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 2月以来的政治罪责，那么小资产者则要求调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聚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威胁地提出要求：任何商人，凡是能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到2月24日以前生意仍然不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并强制债权人在取得适当利息的条件下撤诉。这个问题曾以“友好协议”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子儿女数千人在圣但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者面对着复活的六月幽灵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又板起了面孔。债权人和债务人的concordats à 1'amiable——友好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可见，在国民议会中，资产阶级的共和派代表早已把小资产者的民主派代表压了下去，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使资产阶级获得了现实的经济利益，因为小资产者作为债务人被交给资产者这个债权人去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只许在完全成为资本奴隶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年8月2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友好协议，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严期间，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囚禁在万塞讷监狱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汇兑业者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大批破产造成的后果势必远远超出直接受害者的范围而持续发生作用，因而势必再次破坏资产阶级的交易，同时因六月起义造成的耗费加大了国家的赤字，而国家财政收入则因生产停滞、消费紧缩和输入减少而持续下降。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别无他法，只好靠发行新公债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小资产者得到的六月胜利果实是破产和依法清账，而卡芬雅克的鹰犬即别动队⁷¹得到的酬劳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社会的这些“年轻的救主们”在马拉斯特——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骑士——的沙龙里备受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的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通过自己的报纸《国民报》用以争取一部分军队和农民阶级的一切民族幻想，却已经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充当调停者，以便伙同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仅仅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18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迦太基必须被消灭”⁽⁹⁾这句话过日子的，再也没有哪一个政府像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⁶⁰，而《国民报》派原是要求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⁸²的。历史的讽刺竟使《国民报》的前外事编辑巴斯蒂德当上了法国外交部长，让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阶级曾一度相信，有了军事专政，同时就会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靠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现在需要的士兵只是宪兵。卡芬雅克在恪守古希腊罗马共和主义的忍让精神的严肃面具下隐藏着这样一个真相：他鄙俗地服从于为了资产阶级的官位而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L 'argent n'a pas de maître！金钱无主人！卡芬雅克也像制宪议会那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造出这个形式，拟定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⁸³，把圣巴托洛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这部宪法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宪法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它就把已经存在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隆重地登记了共和国的事实，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的事实。于是，它把固定不变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可变更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四年的总统制，从而登记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专政的事实。同样，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日⁷⁹和6月25日⁵的惊吓后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非常权力，提高成了根本法。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在术语上做文章。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原任《国民报》总编辑、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不无才华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像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火山即将喷发而必定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时候，他还准备通过土地丈量来更精确地划定地产的边界。当制宪议会在理论上雕琢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形式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常规、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来维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宣布延长戒严期。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达到一个停顿点，新形成的阶级关系已经固定，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各派彼此已经求得一种妥协，使它们相互间可以继续进行斗争而同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之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与此相反，这次的宪法却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即劳动权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劳动权换成了droit à 1 'assistance，即享受社会救济权，而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地养活着自己的穷人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势必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准绳——中删去，把“劳动权”斥为异端。但制宪议会并不到此为止。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实累进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抵制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的手段。

　　在友好协议问题上，三色旗共和派⁶⁴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用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进税，就把这件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良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那么，还有哪个阶级留下来做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的共和派来重新巩固经济生活中的旧关系，那么，在另一方面，他们则打算利用重新巩固起来的旧社会关系来恢复那些与它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早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经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期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安做共和国的部长，而不顾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拼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也没有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却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最狂热地拥护旧国家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它把临时政府企图否定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于是，它所罢础的一个国王，就在这种裁定合法性的终身任职的宗教裁判官身上大量地复活了。

　　法国报刊多方面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的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一国二主——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等等。

　　但是，这部宪法的主要矛盾在于：它通过普选权赋予政治权力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者，正是它要永远保持其社会奴役地位的阶级。而它认可其旧有社会权力的那个阶级，即资产阶级，却被它剥夺了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硬塞进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敌对阶级取得胜利，并危及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宪法要求一方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要求另一方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共和派不大理会这些矛盾。既然他们已经不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也们只有在充当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急先锋时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从一个政党降为一个派别了。宪法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大阴谋。他们认为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别的统治，总统应该由卡芬雅克继续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延续。他们希望能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降低为一种有名无实的权力，同时又能充分玩弄这种权力，借以威胁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让他们时时面对六月事变时期的那种两难选择：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在10月23日结束了。9月2日制宪议会就已经决定，在颁布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活动终结以前很久，就要使它特有的产儿即总统出世。它确信宪法造就的人物一定不愧为其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就不再由国民选举，而由制宪议会选举。

　　真是枉费心机！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的底层放着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找到的是“伯父的侄子”。扫罗—卡芬雅克获得100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600万选票，是扫罗—卡芬雅克的六倍。⁸⁴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的二月。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既笨拙又狡猾、既奸诈又天真、既愚蠢又精明，是经过权衡的迷信，是打动人心的滑稽剧，是荒诞绝顶的时代错乱，是世界历史的嘲弄，是文明人的头脑难以理解的象形文字——主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的野蛮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通过收税人向这个阶级表明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通过皇帝向共和国表明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最充分地代表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对外宣布战争，对内宣布谋取自己的阶级利益。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乐曲走向投票站，高呼：“Plus d' impôts，à bas les riches，à bas la république，vive l'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富人共和国。

　　12月10日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政府的政变。自从他们取消法国的一个政府而给了它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就目不转睛地盯着巴黎。他们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活跃的主角，别人就再也无法强迫他们重新回到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唯命是从的角色中去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来说，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推翻制宪议会，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宣布六月胜利无效。对小资产阶级来说，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统治。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来说，选举拿破仑意味着跟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公开决裂，一旦这个集团想把暂时性的地位作为宪法认可的地位固定下来，他们就感到不能容忍了。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来说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派羞答答地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⁸⁵。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意义⁸⁶。正因为他无足轻重，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但是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把以下口号同这个名字写在一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致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反对卡芬雅克，并且用集中选票的办法剥夺制宪议会的最后决定权。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派别的集合名词，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词，前者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词，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词。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代言人大声宣称投拉斯拜尔的票，完全是一种示威，这既是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抗议，同时又是对赖德律—洛兰投的反对票；这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政党脱离了民主派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派，即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山岳党在提名赖德律—洛兰为候选人时倒是一本正经的，这是它在愚弄自己时的一种庄严的习惯。而且，这也是它想作为与无产阶级对峙的独立派别出现的最后一次尝试。不仅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派别，而且还有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⁸¹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的毫无生气的讽刺画罢了。正如使用1793年词句摆出蛊惑家姿态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戴着皇冠打着鹰旗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于是，历来对1793年的迷信和历来对拿破仑的迷信同时都告结束。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显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一点只有在现代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主角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为可能。可以说，12月10日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在这一天，农民以不体面的逗趣兴高采烈地打破了对旧革命的经典式模拟。

　　12月20日，卡芬雅克卸职，制宪议会宣布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月19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如果撤销自己不经法庭审讯而判处15000个起义者流放的6月27日的法令，岂不就是否定六月屠杀本身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大臣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任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于12月10日，而是始于1804年的元老院法令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内阁不是始于12月20日，而是始于2月24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旧内阁以缓和政府的更迭，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来不及出世，所以也就没来得及被用坏。

　　他的这个选择是资产阶级保皇集团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昔日王朝反对派⁶⁵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过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⁶⁴的过渡阶梯，现在他完全有意识地来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向君主国的过渡阶梯，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奥迪隆·巴罗是那个总是徒然争夺内阁位置而还没有精疲力尽的唯一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迅速地把所有的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使它们不只在行动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否认自己旧日的言论，并且最终成为一堆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被人民全部丢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18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持重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自己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瞥，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阁员的镇定和人的自负。在他面前的镜子里照出的是基佐，就是那个一向令他羡慕并经常把他当做小学生看待的基佐；镜子里的形象简直就是基佐本人，然而这个基佐长着奥迪隆的前额，即奥林波斯山上的神的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迈达斯的耳朵。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显露出来。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会士的法卢又作为文化部部长跟他这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⁸⁷沆瀣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务部就交给了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法、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都齐全了，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充当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占据的一切高级官职。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厅——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君主制走卒的手中。正统派尚加尔涅一人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团司令。这种官员的任免，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派的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各种角色的位置、戏剧题材、冲突内容和整个格局——全都变样了。只有老掉牙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地没有动。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共和国建成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大地已经创造出来，它的造物主除了逃到天上去，就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效法造物主，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它即使已经被夺去了行政权的一切杠杆，它手中不是还握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自己的主权岗位，并从这里出发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国民报》派内阁取代了巴罗内阁，保皇派的人物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可以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制宪议会提供了一个它怎么也想不出来的再合适不过的攻击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中，路易·波拿巴意味着取消捐税！可是，他在总统宝座上刚坐了六天，到第七天，即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继续保留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盐税和葡萄酒税一起享有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在农民的眼中更是如此。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巴罗内阁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他的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失去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的盐，变得淡而无味了——农民起义所拥戴的拿破仑就像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派资产阶级阴谋的非常陌生的人物。而巴罗内阁把这种不明智的令人失望的蛮横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方面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够推翻内阁，又能够扮成农民利益的保护者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三分之一，从而使56 000万的国家赤字又增加了6 000万。它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静待内阁辞职。它对自己周围的新世界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实在是太不理解了。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600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又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竟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那个贯串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期的长期决斗从此开始了。一月二十九日事件、三月二十一日事件、五月八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正是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看成是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的表现：矛盾一方是享有主权、不许解散、通过实行普选权而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是总统。按照条文，总统应当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际上，总统不仅同样是通过实行普选权而获得批准，并把分配在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从而百倍分散的全部选票集中于一身，而且，总统还掌握着全部行政权，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悬浮在行政权之上。对于一月二十九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议会讲坛上、报刊上、俱乐部里的斗争的语言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的对立并不是宪制权力中一方同另一方的对立，不是行政权同立法权的对立，而是已经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同建立共和国的那些工具的对立，同资产阶级中革命集团的野心勃勃的阴谋和意识形态上的要求的对立，这个集团建立了共和国，而现在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像一个复辟的君主国，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及其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强行保持下去，不让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完备的和典型的形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代表着回归到它中间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着尚未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着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的当选，只有当选举给一个名字加上它的各种不同的意义的时候，只有当这种选举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12月10日废除了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这样，在1月29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和已经建成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着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方是不大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成立共和国，才能用巷战和恐怖统治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特征；另一方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派大众，唯有他们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才能剥去宪法的那套意识形态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风暴，是在整个1月份当中蓄积起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辞职。但巴罗内阁作为回敬，却建议制宪议会对自己投下最终的不信任票，判处自己自杀，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交给制宪议会，交给这个早在8月间就已经决定在它颁布一系列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内阁中的富尔德率直地向制宪议会说“为恢复遭到破坏的信用”制宪议会必须解散。的确，制宪议会延长临时状态，而且使波拿巴跟着巴罗、已经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波拿巴都重新受到威胁，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巴罗这位奥林波斯山上的神变成了疯狂的罗兰，因为共和派让他等了整整一个“Dezennium”即十个月之久才终于弄到手的内阁总理位置眼看又要被夺去，而他连两个星期的福也没有享到。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他所说的最温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议会这时确实也只代表着过去。巴罗又以讽刺的口吻补充说“它没有能力在共和国周围确立那些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机构。”确实如此！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同它的资产阶级毅力同时受挫，它对保皇派的敌视态度同它的共和主义狂热一起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机构来巩固它再也无法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在指使拉托提出建议的同时，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凤暴，每天从法国各地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一束一束情书，其中都或多或少坚决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和立下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让人们要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波拿巴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主张或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式复活了。请愿是对十二月十日事件的事后注释。这种鼓动在整个1月份一直持续不断。

　　制宪议会在同总统的冲突中，不能再说自己是普遍选举的产物，因为别人正是用普选权来反对它。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就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尝试过的那样用不信任票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⁷¹以及革命无产阶级的各个中心——俱乐部。别动队，这些六月事变的英雄们，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正如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场⁷³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在必须彻底取消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残暴地攻击国家工场一样，波拿巴的内阁在必须彻底取消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权利时，就向别动队猛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遣散并被抛到街头，另一半则从民主制的组织被改成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境地，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又怎样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对总统的不信任，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对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对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不信任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聚集起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制宪分子，所有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并用强制性手段使它回复到原来状态、想要把它改造为维护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各派。已经发生的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革命运动的结品又重新融解了，这些派别为之斗争的共和国又成了性质模糊的二月共和国，而对于二月共和国的性质，他们本来就各持己见。转瞬之间，各派又采取了它们在二月时期的旧立场，不过没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又来依靠《改革报》的民主主义共和派，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派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派（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己宣告了他们的和解和联合），并在俱乐部里奠定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有理由把《国民报》的三色旗共和派看做复活的六月起义者。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领导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福适部长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取缔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做紧急事项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这项紧急提案，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230个议员署名的关于内阁违反宪法应交付审判的提案。把内阁交付审判这样的行动，不是冒失地暴露出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软弱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软弱无力的抗议；在这种时候竟要求把内阁交付审判——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危机的每个紧要关头打出的那张大点数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也针对这个议会，准备在道义上把五月十五日事件⁷⁹重演一遍，想强迫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就是这个议会曾经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被告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开始扮演保皇派的布朗基角色反对制宪议会，而制宪议会已开始在俱乐部里，从革命无产者方面，从布朗基派方面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提出来交给《国民报》派所发明的特别最高法庭，以此来刁难制宪议会。令人惊奇的是，怕失去内阁总理位置的焦虑竟从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媲美的机智！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杀人犯的问题上，又回复到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对付总统和部长们时不得不诉诸起义，那么总统和内阁在对付制宪议会时就不得不诉诸政变，因为他们没有任何法律手段去解散制宪议会。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取消自己的共和制的合法名义。于是他只好拿出帝制的合法名义，而帝制的合法名义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合法名义，但这两种名义同正统的合法名义比起来是相形见绌的。合法共和国的颠覆，只能使与它势不两立的一方即正统君主国重新抬头，因为这时奥尔良派只是2月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只是自己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君主国的名义。正统派知道时机对他们有利，就公然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有可能指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曾公开宣告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把一次起义顺利镇压下去，内阁就可以摆脱一切困难。“合法性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如果发生一次起义，人们就可以借口维护公共安全来解散制宪议会，就可以为了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的粗暴态度，建议解散俱乐部，大张旗鼓地撤销 50个三色旗地方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派，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虐待别动队长官，恢复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混不下去的勒米尼耶教授的讲席，容忍正统派的狂妄行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是起义毫无动静。起义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而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终于到了1月29日，这一天要对马蒂厄（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进行表决。正统派⁴⁰、奥尔良派⁷⁷、波拿巴派、别动队、山岳党⁸¹、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密谋活动，既起劲地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起劲地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协和广场检阅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排场很大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这个交织着各种希望、疑惧、期待、愤慨、紧张和阴谋的中心——猛如雄狮的制宪议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时代精神的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好像是一个不仅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觉得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的战士。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既然它自己已处于戒严之下，它就以巴黎戒严作为必要界限来限制自己的立宪活动。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1月29日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它也只配采取这种报复办法。山岳党暴露出自己缺乏革命毅力和政治理解力，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充当这出阴谋大喜剧中参与争吵的叫喊者。《国民报》派最后一次尝试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一月危机关系到制宪议会的存亡，而三月二十一日危机则关系到宪法的存亡；前一件事涉及《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件事涉及这一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宁愿放弃他们超凡脱俗的意识形态，也不肯放弃在尘世间执掌政府权力的乐趣。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所列的是福适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八条保障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取缔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且制宪议会还得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密谋活动场所。国民议会自己就曾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资产者。而俱乐部不就是要让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反对整个资产阶级，不就是要建立一个工人的国家去对抗资产者的国家吗？俱乐部不就是十足的无产阶级制宪议会和十足的起义军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相协调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冠冕堂皇而表述得有点笼统，那么政府和国民议会的存在难道不正是为了在各个具体场合对宪法进行解释和运用吗？既然在共和国初创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经因为戒严而被取缔，那么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难道就不能用法律来取缔吗？三色旗共和派只能用宪法中的堂皇辞令来反对这样生硬地解释宪法。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帕涅尔、杜克莱尔等等，投票拥护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长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取缔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专用的办公大厅里去“开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经不再具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票数。这时克雷米约先生在办公大厅里及时提醒，说这里有一条路直通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再度受骗的山岳党也尾随其后。山岳党一直苦于革命的渴望得不到满足，同样，它也一直在寻求合乎宪法的途径；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派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就是唯一恰当地实现宪法条文的精神。

　　只有一点还需要调整一下，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宪议会里气氛异常激奋。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辱和在军事上丢丑，法兰西共和国暗杀罗马共和国⁸⁸，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大点数王牌，赖德律—洛兰免不了在议长桌上放上一份控告内阁——而且这一次还控告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就派遣舰队到奇维塔韦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送到法国。教皇的任务是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利用教皇来拉拢神父，利用神父来拉拢农民，再利用农民来谋取总统职位。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目的来说是为选举做广告，同时也是对罗马革命进行抗议和威胁。这次远征包含着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进行的干涉，是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在内阁，这就意味着教皇在罗马，并且是在教皇的罗马。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稳住教皇，以便稳住总统的农民。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上了总统。如果他们不再有信仰，就会不再轻信，而他们一旦失去教皇，也就不再有信仰。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会怎么样呢！要恢复国王，必须先恢复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思想，如果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没有宗教，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享有的对天国财富的抵押权，保证了资产者享有的对农民土地的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统治。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间的联盟，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内阁会议12月23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经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询，内阁予以否认，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一项议程。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始终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不过，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的本分，那么假装相信这种谎言，并以此挽回共和国的体面，就是国民议会的本分。

　　这时，皮埃蒙特被攻破，查理—阿尔伯特退位，奥地利军队直叩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以激烈的语气提出质询。但是内阁证明，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一个适当的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不是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一并陷落，就是法国必须向奥地利，从而也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做旧日的救国委员会⁸⁹了吗？或是把自己当做国民公会⁴⁹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法国军队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14 000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前往奇维塔韦基亚；4月16日，国民议会同意给内阁拨款120万法郎，作为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地中海三个月的经费。这样，国民议会就给了内阁干涉罗马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做是让内阁去干涉奥地利。它对内阁不是观其行，而只是听其言。这么深的信仰，就是在以色列也没有遇见过。制宪议会已经落到了无权过问已经建成的共和国所作所为的境地了。

　　终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幕上演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意大利远征回到它原定的目标。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大加赞扬。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内阁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揭穿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在这里扮演富基埃—坦维尔的角色，但这岂不是在借来的国民公会的狮子皮底下露出了天生的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吗！

　　制宪议会的后半期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首脑，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就是实现宪法，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正在奋斗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意味着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纪念日即5月4日的前两天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而给自己一点补偿，此后它便退出了舞台。制宪议会既己丧失了自己的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引起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的反感而被粗暴地、轻蔑地扔在一边，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否定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建树而将来又毫无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一点地死去，那么，它就只能通过经常重提六月的胜利、重温六月的胜利，通过再三判处已被判处的人们以证实自己的存在，来镀饰自己的尸体。这些专靠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为生的吸血鬼！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赤字，并且因镇压六月起义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奴制而给予种植场主的补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葡萄酒税的取消而使赤字增大了；制宪议会在临终时才决定取消葡萄酒税，它活像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庆幸给自己欣喜的继承者加上一笔令人身败名裂的信誉债。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鼓动。有两大集团相对垒：一是秩序党⁹⁰，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派⁶⁴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直到12月10日以后，当它可以摆脱《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派与正统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党。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集团，一是大地产，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集团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⁵⁸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是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奥尔良则是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姓氏，只有在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维护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又不停止相互间的竞争。既然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完备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么，它除了是以正统派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派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并不代表本阶级中拥有经济基础的庞大集团。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两个只知道各自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资产阶级集团相反，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没有姓氏的共和制王国，把它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是把它当做自己小集团的统治来欢迎。《国民报》派看见在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的顶峰站着联合的保皇派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派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也同样感到迷惑不解。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的每一个集团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么他们的化合物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必然互相中和。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向作为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靠拢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只得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派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在怒气冲冲、切齿咒骂中保存了共和形式，最后则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享有统治本身使这两个集团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复辟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个阶级统治的存在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以薪金蒙养旧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家，控制着现政权的势力，在众多的小资产者和农民中拥有不领薪的奴仆大军，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对革命运动还很疏远，把地位显赫的大财主看做是他们的小财产和小偏见的天然代表。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拒绝选举其候选人当做造反来惩罚，能够解雇造反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昕差、铁路职员、文书、一切日常生活中从属于它的工作人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这样一种错觉，即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他那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到波拿巴分子。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真正的集团，而只是迷信的老年伤残者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向立法议会输送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言人，即山岳党，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言人接近，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又如何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由于资产阶级利益被蛮横坚持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他们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二月大宴会上他们又再次采取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社会民主党，即结合成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由于紧跟着六月事变而来的痛苦挣扎一度陷于瘫痪，从戒严状态解除时起，即从10月14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症似的动荡。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日的案件⁹¹，这一案件使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与总统、联合的保皇派、正直的共和派、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等渺小人物比起来，就像是一些只是被大洪水遗留在社会表层的，或者只能引领社会大洪水的史前世界的巨人：选举鼓动；处决那些打死布雷亚的人⁵；接连不断地对报刊提出控告；政府派警察对宴会运动⁶³进行暴力干涉：保皇派的放肆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像被挂在耻辱柱上；已经建成的共和国与制宪议会之间的不断斗争，这种斗争随时都迫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随时都使战胜者变为被战胜者，被战胜者变为战胜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的光荣斗争；德国各地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下的可耻失败⁸⁸——在这运动的旋涡中，在这历史动荡的痛苦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戏剧性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不能不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外省已经革命化了。他们已经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况且，红党答应向他们提供的已经不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再是免除租税的幻想，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派的10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的行动。

　　军队本身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波拿巴的票，原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可望成为伟大革命统帅的小军士，而他给军队带来的却仍然是那些只具有普通军士水平的大将军。毫无疑问，红党，即联合的民主派，即使得不到胜利，也一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因为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外省都会投票拥护它。赖德律—洛兰这个山岳党的领袖在五个省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个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派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如果说，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先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无产阶级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不得不通过精神上的胜利重新振作起来，又由于其余各阶级的发展使它无力实行革命专政，它就势必投入幻想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即投入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那么，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于是，山岳党就成了革命营垒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谅解就消除了革命派内部的任何对立。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激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随着《国民报》派由于自己的不彻底的本性而听任保皇派内阁的压制，在《国民报》派全权在握的时期被摒于一边的山岳党也就抬起头来，并且起到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保皇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主义的空谈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相反，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些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民主制度。于是与卡芬雅克之流和马拉斯特之流相比，赖德律—浩兰和山岳党站在革命真理的一边，由于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革命热情的表现越是局限于在议会中进行攻击——提交控诉书、进行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空话的极端措施，他们也就越是勇敢。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者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在与秩序党相抗衡的情况下，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必然首先被推上领导地位。

　　《国民报》派、”坚决的宪法之友”、纯粹的共和派在选举中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被选进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位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的奥菲士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重演了5月8日的冲突。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反宪法、炮轰罗马的控诉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然而不是去进行巷战，而只是上街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月只不过是1848年6月的一幅可笑而又可鄙的漫画。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因为被秩序党急忙封为大人物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更伟大的战斗报告，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

　　12月20日，存在的只是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总统。5月28日，补上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在1848年6月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历史的出生登记簿的，而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则是在1849年6月通过它与小资产阶级合演的难以名状的滑稽剧载入这个出生登记簿的。1849年 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涅墨西斯。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失败。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包藏大量牢狱之灾的可悲的正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经全权在握，现在一定要露出真相了。

三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脑袋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浅淡线条的行政权面孔。1849年5月28日，它显示出另一副面孔，即布满了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的闹宴所留下的累累伤痕的立法权面孔。有了立法国民议会，立宪共和国的外表即共和制的国家形式也就完成了，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派集团——联合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于是，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派同盟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的大国同盟又向三月革命⁵³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征讨³⁵。俄国入侵匈牙利⁹²普鲁士军队进攻维护帝国宪法⁹³的军队，乌迪诺炮轰罗马⁸⁸。欧洲危机显然已经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集中在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集中在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切实的、扼要的、无情的控诉书。

　　侵犯罗马就是侵犯宪法，侵犯罗马共和国就是侵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V条说：“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使用法国军队去侵犯罗马的自由。宪法第54条禁止行政权未经国民议会⁽¹⁰⁾同意而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 5月8日通过决议，坚决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军回到原定目标上来，可见它也同样坚决地禁止他们对罗马作战，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请出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部长们的证人。他这位宪法保护人向国民议会的保皇派多数发出了威胁性声明：“共和派会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甚至会诉诸武力！”山岳党⁸¹以强烈百倍的回声重复说：“诉诸武力！”多数派则报以可怕的喧嚷；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了一份要求将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则以361票对203票的多数决议从炮轰罗马问题转入一般议程。

　　难道赖德律—洛兰以为能够利用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利用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其他民族自由的，但是，据内阁说，法军在罗马侵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虽然在制宪议会中有那么多经验，却依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依然不懂得宪法条文应该就其切实可行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宪法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意义吗？依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派多数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神父是圣经的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奥迪隆·巴罗一个人就曾违背过它的意志，难道刚由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还会认为自己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约束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忘记了正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审判的提案，忘记了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部长们无罪，从而承认侵犯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忘记了他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布的判决提出上诉，并且最终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专门列了一个条文，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依据的正是这一条文。但同时，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背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当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机构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机构的时候才出现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企图发动的是“纯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议会内的起义。山岳党想让被人民群众武装起义的前景吓坏了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借毁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来毁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和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制宪议会曾经那么顽强地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不也是企图用类似手段宣告波拿巴的当选无效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⁴⁹时代没有出现过议会内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为什么老辈山岳党能够做成的事情，青年山岳党就不能做成昵？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不是不利于采取这种行动。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经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按选举时的投票来看，军队并不拥护政府；立法议会的多数派本身刚刚形成不久，来不及牢固地组织起来，而且都是些老年人。如果山岳党把议会内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大权就会直接落入它的手中。至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它一向热衷的莫过于看到议会的亡灵们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争斗。最后，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都想借议会内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目的：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而又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利用无产阶级，但是不让它构成危险。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成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起事。山岳党坚决拒绝了这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领导权，它对盟友也像对敌人一样疑虑重重，而这是有道理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使巴黎无产阶级的队伍激动过。然而无产阶级还是被它自己同山岳党的联盟束缚住了。山岳党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掌握了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并得到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又因霍乱而人员锐减，因失业而不得不大批地离开巴黎——就是在没有1848年6月的那种逼迫无产阶级进行拼死斗争的情势下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无产阶级的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迫使山岳党丢丑，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否决时越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这一整天内，无产阶级一直保持着这种怀疑、观望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展开一场真刀真枪的、你死我活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推动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果获得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已经成立好了，要让它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经接受了1848年6月的血的教训。

　　6月12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晚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派逼上街头，少数派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377票对8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跑到U《和平民主日报》的编辑部里去了。⁹⁴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失去了力量，正如大地的儿子安泰一离开大地，就失去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厅堂里却成了非利士人⁽¹¹⁾。一场冗长、嘈杂而空洞的争论就这样开始了。山岳党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心，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⁹⁵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残余的自称。它在议会中保留下来的代表有六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但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已经把他的军刀交给秩序党随意使用，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更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摆脱其政治贱民的地位，并挤人民主政党的行列。他们不正是这个藏在他们的盾牌、藏在他们的原则、藏在宪法后面的民主政党的当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山岳党一直在忍受分娩的痛苦。它生下了一个《告人民书》，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的不显眼的地方刊登出来。⁹⁶这个宣言宣布总统、部长们、立法议会多数派“不受宪法保护”（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无异于“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产者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水塔街出发沿着林荫大道行进的列队游行；3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着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途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在喊这个口号时是机械的、冷漠的、违心的，这些呼喊声没有汇成雷鸣般的巨响，反而受到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的嘲讽。在这个多声部的合唱中缺少的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开会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山墙上出现了一个雇用的宪法使者，他拼命挥动他那顶受雇捧场者的帽子，使足了劲叫喊“宪法万岁！”，喊声像冰雹似地撒落在朝拜者的头上。这时，游行者自己似乎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滑稽可笑。众所周知，游行队伍在和平路口转入林荫大道时遇到了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猎步兵的完全不是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顷刻间就四散奔逃，只是在奔跑中喊了几声“拿起武器！”，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拿起武器的号召。

　　和平游行队伍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大道上被杀害，街道上越来越乱，当这一切似乎预告起义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挽回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集结于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工艺博物馆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没有等到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谨慎的国民自卫军把自己的代表丢开不管，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挠人民构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任何决定都不可能作出，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逃跑了。六月十三日事件就此结束。

　　如果说1848年的 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么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派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事变才发展成顽强的流血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不可调和地对立着，工人运动不像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一般运动范围内并受一般运动的支配，因此，六月十三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对六月十三日事件有过反响的其他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成烈火，只不过划过一道冷清清的闪电。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个时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存在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阴谋活动，在六月事变中拼命攻击无产阶级。6月13日这一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派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事实。从这时起，国民议会就只是秩序党的救国委员会⁸⁹了。

　　巴黎把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放在“被告地位”，而他们则宣布巴黎“戒严”。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不受宪法保护”；而多数派则以违背宪法的罪名把山岳党交付特别最高法庭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不受法律保护。山岳党被砍杀得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内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取消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谴责、罚款、停发薪金、暂停与会资格和监禁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章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方悬挂的不是利剑，而是鞭子。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了保全名誉，本应集体退出议会。这样的行动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当不再有对抗的迹象促使秩序党团结一致的时候，秩序党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在民主派小资产者被夺去议会力量的时候，它的武装力量也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莱和鲁镇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部，擅自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投递员，却得到了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嘉奖。在整个法国，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相继被解散了。

　　颁布新的新闻出版法⁹⁷、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刊都被查封；里昂及其邻近五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无处不在；已经受过多次清洗的大批公职人员再次受到清洗——这都是获得胜利的反动派必不可少和经常重复的惯用手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一提，只是因为这次它们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外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是在忙于制定各种镇压的法律，这些法律把宣布戒严的权力交给了政府，对报刊的控制更严，取消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在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在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寻找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不是词句，而是使词句显得生动的腔调和手势。放肆无耻地表露保皇主义信念，以盛气凌人的狂妄态度对共和国进行侮辱，卖弄而轻浮地道出复辟的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的体面，这就使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音调和色彩。“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情假意地去讲什么宪制的即共和主义的言辞了。反革命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国，所以他们认为复辟的日子在法国很快就要到来。秩序党各派头头们之间发生了真正的竞争，竞相在《通报》上表白自己的保皇立场，坦白、忏悔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无意间犯下的自由主义罪行，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有外省的正统派地主庄严地宣称自己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自己的英雄勋业，说只是因为路易—菲力浦的仁慈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似乎在二月事变中令人惊叹的，竟不是获得胜利的人民的宽宏大量，反而是保皇派表现出的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让人民取得了胜利。有一位人民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鲁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像。梯也尔称宪法是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痛悔自己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整个王朝的倾覆，梯也尔痛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痛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痛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三个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这一口号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而受到追究。在滑铁卢会战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人侵入法国，不像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人们对里昂及其邻近各省实行的恐怖政治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国民议会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句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每当共和派的惯常做法——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做法，例如用“公民”称呼议员——被违反时，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都会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大部分人拒绝投票的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充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们进入罗马⁹⁸，以及随之而来的宗教裁判所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给6月的胜利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更加陶醉了。

　　最后，8月中旬，保皇派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一方面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另一方面是由于一连数月的帮派闹宴弄得他们精疲力竭。他们以明显的嘲弄态度，留下了一个由25个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精英，如摩莱与尚加尔涅。这种嘲弄比他们所料想的还要意味深长。他们先是历史注定要去帮助推翻他们心爱的君主国，后来又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个时期，即其保皇主义猖狂时期也就结束了。

　　巴黎的戒严解除了，报刊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期间，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期间，立宪君主派小资产者的老的代言者《世纪报》共和主义化了；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的喉舌《新闻报》民主主义化了，而共和派资产者的老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社会主义化了。

　　公开的俱乐部变得难以存在，秘密团体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强了。被视为纯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在经济上无所作为的产业工人协会，在政治上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首脑除掉了，而留下的群众却有了他们自己的头脑。那些维护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获得胜利的反革命在匈牙利、巴登和罗马的卑鄙的兽行和无以复加的残暴手段，已经把“红色共和国”洗成了白色。法国社会的心怀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未必会带来恐怖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瑙进行了更多的革命宣传。按工效定能力！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派跑到埃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孙子⁹⁹，而大批亲近秩序党的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进行阴谋活动。必须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的话，即提出立刻修改宪法的紧急动议。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上才能修改宪法。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国民议会还不应当听听法国的呼声而牺牲宪法的贞操吗？国民议会对这些省议会的期望，同伏尔泰的《亨利亚德》中的修女们对潘都尔兵¹⁰⁰的期望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波提乏们在外省碰到了为数不少的约瑟⁽¹²⁾。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会这种令人厌烦的诱导。阻碍修改宪法的，正是本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本身：各省议会的表决。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复会——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tantum mutatus ab illo！]⁽¹³⁾它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不同意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向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派因正统派前往埃姆斯参拜而发生猜疑，正统派则因奥尔良派跟伦敦来往¹⁰¹而疑虑重重，两派的报纸都已经把火煽旺了，衡量了各自的王位追求者的相互要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一致怨恨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或多或少露骨的、想要摆脱宪法束缚的企图，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有理由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把他出卖给这个国民议会。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问题上，以及在由帕西部长提议的而被保守派骂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款30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抚恤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兰西民族负债簿上增添了700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力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 honteux”——羞羞答答的乞丐，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批准，于是路易·波拿巴又像以往那样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¹⁰²

　　内阁的第二个拨款要求是提供900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这更加剧了波拿巴这一方同内阁和国民议会那一方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卫官埃德加·奈伊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训谕，即“出乎真意”¹⁰³拒绝对自己的已经恢复的权力加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有意透露内情，撩开了他的内阁的帷幕，使他自己能在戏院顶层楼座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在自己家里不被了解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¹⁴⁾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的振翼飞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训谕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挽回面子而提议国民议会对拿破仑的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而是维克多·雨果。“够了！够了！”——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喊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够了！够了！”谁会对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您以为我们相信您，认为您真正相信总统吗？“够了！够了！”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决裂，又因对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堂弟⁽¹⁵⁾，前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的儿子，乘内阁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追求者摆到与波拿巴派的王位追求者不相上下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摆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追求者的地位，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的顶峰。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圄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的愤怒迫使他立即为自己将神圣的东西与可恶的东西、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社会的恒星与社会的沼泽游火亵渎地混为一谈而表示歉意，并使这两个提案各自得到应有的地位。多数派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里耶这位正统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追求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所要追求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里耶喊叫道：如果有哪个王位追求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回到法国来只是为了以普通的私人身份生活的话，那人家会怎样看待他！这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路易·波拿巴，他靠目前的状况什么也没有赢得，而联合的保皇派需要他在法国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则是因为俗人的目光无法透过流亡的云雾认清真正的王位追求者。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敬了立法议会，咨文用颇为粗暴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并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派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昕差内阁。

　　波拿巴已经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掌握行政权，从而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波拿巴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经不再得人心了，那么秩序党本来就不得人心。难道他不能指望，由于奥尔良派与正统派的竞争，以及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追求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宪法机构间那种受到基佐如此赞美的习见的把戏，即行政权与立法权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于这一点。波拿巴反对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践理性的要求，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但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实现和牢记在心的目标。同样，这些保皇派也正是这样对待君主国的。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本来是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派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生动的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昕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新内阁的财政部长是富尔德。让富尔德当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且为了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金融贵族在《通报》上宣布了对富尔德的任命，同时也就宣布了自己的复辟。这个复辟必然成为其余各种复辟的补充，而且与它们一起构成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各个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来不敢任命真正的交易所纣狼为财政大臣。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的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表明没有利害关系的意识形态的名称。在所有的领域，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把各种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隐藏在后台的东西推到了前台。它把君主国捧到天上去的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用表明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圣徒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推翻金融贵族，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但是，它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的。富尔德一上任，政府的主动权又回到了金融贵族手中。

　　有人会问，联合的资产阶级怎么能忍受和容许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以排斥或支配资产阶级其余各个集团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的统治昵？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派联合势力内部形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的统治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派中的演说家和专门人才不是金融贵族昔日的同盟者和同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派的黄金法郎吉吗？至于正统派，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已经实际参加了交易所、矿山和铁路投机生意的全部闹宴。一般来说，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与国家债务相比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债是投机生意的最重要的对象，而交易所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整个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数不尽的人，不能不参与国家的借贷活动、交易所投机生意和金融活动。所有参与这些活动的二流人物，不正是把那个在很大的范围内整个地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产落到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有增无己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开支，即精简政府机构，管理尽可能少些，官吏尽可能少用，尽可能少介入市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可能走这条道路的，因为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的生存条件越是受到各方面的威胁，它就越是必须加强它的镇压措施，加强它的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紧通过国家机关来显示自己的无所不在。对人身和财产的侵犯越是日益频繁，宪兵人数就越是不能减少。

　　或者，国家必须设法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的阶级身上而使预算立即得到哪怕是暂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⁹⁰难道会为了使国民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如果没有法兰西国家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兰西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债债权人、银行家、货币经营者和交易所纺狼的统治。秩序党中只有一个集团同金融贵族的垮台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人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债，因为国债的息金已列入捐税项下，所以，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某个科布顿或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征讨。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而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国家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业家并不支配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侵犯，就不能像英国人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并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同他们阶级的整体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使他们学乖了。还有谁比雇主，即工业资本家更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昵？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是在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做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做的事情；工人完成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完成的任务；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在法国解决不了，它在法国只是被宣布出来。它在本国范围内的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解决，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革命在这里并没有终结，而是获得有组织的开端，它不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能适应新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财政制度：赞扬旧税制！保留葡萄酒税¹⁰⁴！撤回帕西关于征收所得税的提案！

　　帕西也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个老大臣。他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的替罪羊戴斯特⁽¹⁶⁾的密友。帕西也曾称赞旧税制，也曾提议保留葡萄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蒙在国家赤字上的面纱。他宣称，如果不想让国家破产，就必须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曾经劝告赖德律—洛兰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又劝告立法议会保留国家赤字。他答应节约，而这种节约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6 000万法郎，而短期债款却增加了2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由于金融贵族身旁有其他一些心怀忌妒的资产阶级集团，所以它当然就不像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那样无耻腐败。但是制度还是照旧：国家债务不断增加，财政赤字被掩饰起来。渐渐地，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尼翁铁路的法律，一时成为巴黎全市议论话题的国债券行市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还有富尔德和波拿巴在3月10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势必很快就重新回到 2月24日前的境况了。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废除了1850年度的葡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提议要保留葡萄酒税。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1849年12月20日，即波拿巴宣布总统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颁令恢复葡萄酒税。

　　竭力为这次恢复葡萄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朗贝尔。他的论据简单明了：赋税，这是喂养政府的母乳，政府，这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宫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攻击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攻击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这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葡萄酒税无疑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可敬的赋税。葡萄酒税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想象魔鬼的时候，就把他想象成税吏。自从蒙塔朗贝尔把赋税尊崇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不信神的人，变成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会士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年12月20日不可挽回地断送了1848年12月20日的名声。”伯父的侄子”并不是他的家族中受葡萄酒税，即受蒙塔朗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赋税之害的第一个人。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经说过，恢复葡萄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项赋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就已经是人民憎恨的主要对象了（见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又把它改头换面重新施行起来。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有废除葡萄酒税的诺言。当然，贵族阶级是不必履行他们对必须无条件纳税的人民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答应了废除葡萄酒税，可是根本没有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1848年答应废除葡萄酒税，也如它答应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答应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规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葡萄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10天，立法议会又重新实行了葡萄酒税。这样，法国人民一个劲地驱逐这项赋税，但是刚把它从门口赶了出去，又看见它从窗口飞了进来。

　　人民普遍憎恨葡萄酒税，不是没有原因的：这项赋税集中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处。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摊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最普通的酒和最名贵的酒的税率全都一样。因此，消费者的财富越少，税额越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这是倒过来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使劳动阶级直接受到毒害。这项赋税使人口在4 000人以上的城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一个城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量。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小酒商，所谓marchands de vins ，即酒店老板，都是葡萄酒税的死敌。最后，葡萄酒税使消费量减少，从而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然使城市工人无力买酒喝，也就使酿造葡萄酒的农民无力把酒卖出去。而法国酿造葡萄酒的人数大约有1 200万。因此，一般百姓对于葡萄、酒税的憎恨是可以理解的，而农民对于葡萄酒税的切齿痛恨也就尤其可以理解了。况且，他们不是把恢复葡萄酒税看做一个多少带有偶然性的孤立事件。农民具有一种父子相传的特有的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答应他们废除葡萄酒税，而当它一旦骗取了农民的信任时，就把葡萄酒税保留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葡萄酒税来鉴别政府的气味，判断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葡萄酒税的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和别人是一样的。但他过去和别人不一样，他本是农民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葡萄酒税的请愿书中，把他们一年前投给“伯父的侄子”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人，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赋役，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式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摇役等等形—式偿付过的赋役。人口越增加，土地越分散，小块土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土地的价钱越提高，农民的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也就必然随着增大，不管这小块土地是由他直接买下的，还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的，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上积聚着特权—样，在现代的小块土地上积聚着抵押权。另一方面，在小块土地制度下，土地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纯粹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力随着土地被分割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越来越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一生产工具本身被分割的比例而递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但是土地被分割的过程越发展，小块土地连同它那极可怜的农具就越成为小农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越少，小农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艺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相应减少，按照农民财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其他生计的程度而相应减少，然而这份财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土地的不断被分割，生产工具即士地则相应地昂贵，土地肥力则相应地下降，农业则相应地衰落，农民的债务则相应地增加。而且，本来是结果的东西，反而成了原因。每一代人都给下一代人留下更多的债务，每一代新人都在更不利更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贷款又产生新的抵押贷款，所以当农民已经不能再以他那一小块土地作抵押而借新债时，即不能再让土地担负新的抵押权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手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就以对押地借款支付利息的形式，以向高利贷者的非抵押借款支付利息的形式，不仅把地租，不仅把营业利润，总之，不仅把全部纯收入交给资本家，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 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在法国，这个过程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而加速了。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地界相连和互相交错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之间的无数纠纷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爱打官司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乐趣都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1840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的总产值为5 237 178 000 法郎。从这个总数中除去355200万法郎的耕作费用，其中包括从事劳动的人的消费。余下来的净产值为1 685 178 000法郎，其中扣去55 000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亿法郎付给法官，35 000万法郎用于赋税，10 700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税、典当税等等。原产值剩下的只有三分之一，合计为578 178 000法郎s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还分不到25法郎的净产值。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又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立宪共和国是农民的剥削者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农民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要取决于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农民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论丛、历书以及传单中，都是这样说的。这些语言已经由于秩序党⁹⁰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容易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随意地夸大、粗暴地歪曲和篡改社会主义者的意向和思想，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尝食禁果⁷⁰的渴望。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经验本身，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经表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里昂周围五个省的戒严，表现于六月十三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¹⁷⁾的前任议长，表现于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选出一个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个去世的正统派的议员，¹⁰⁵而加尔省原是正统派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葡萄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政府所颁布的规定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外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进步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被加封为省长、专区区长尤其是镇长的宗教裁判官，使密探活动向各地蔓延，直到穷乡僻壤，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专门人才、代言人、教育者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受省长任意摆布，使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从一个乡镇被赶到另一个乡镇，就像被追猎的野兽一样：镇长法案，在镇长们头顶上悬着一把免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乡村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17个军区改为四个帕沙辖区¹⁰⁶，并把兵营和野营作为民族沙龙强加给法国人，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该党在普选权制度下生存的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规定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拼命企图为秩序党重新赢得各省和各省农民。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是一些使秩序党自己的目标落空的拙劣办法。重大的规定，如保留葡萄酒税¹⁰⁴和保留四十五生丁税⁶⁸，轻蔑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10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一下子从中心大批袭来，使农民阶级感到震惊。上述各项法律和规定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茅舍中议论的中心话题，使革命感染每个农村，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使它农民化。

　　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通过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¹⁰⁷后，立刻又通过卡尔利埃——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卑劣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的模仿一样——随后发出的公告¹⁰⁸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⁸⁷之间的同盟。联合起来的资产者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又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争夺最高权力而彼此攻击时散发给人民的那些武器，在人民一旦跟他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他们不是必定要再从人民手里夺过去吗？任何事情，甚至连友好协议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国民议会与波拿巴之间的冲突，还是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发动政变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刚被任命为省长的王朝老朽无能之辈召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派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这家报纸向公众透露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不得不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此否认一番；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议会历次的不信任投票，执意保留自己的内阁；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多发给军士四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他们，同时又抄袭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信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剩下的六月起义者放逐到阿尔及尔，以使立法议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逐个笼络人心。梯也尔说了些关于“政变”和“冒险行动”⁽¹⁸⁾的威胁性的话，立法议会就对波拿巴进行报复，否决他为自身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对于他为公共利益而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以吵吵闹闹的怀疑态度予以审查，看波拿巴是不是企图通过加强行政权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进行了报复。

　　使正统派方面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能干的奥尔良派又夺走了几乎一切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是希望主要靠实行地方分权来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准备了一套机构。反革命甚至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把法国的金银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派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受到重新抬头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冷淡和鄙视，正像一个市民出身、地位低微的妻子受到自己贵族丈夫的冷淡和鄙视一样。

　　我们已经逐一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间等级如何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如何迫于形势而同正式共和国公开敌对，如何被共和国当做敌人来对待。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他们运动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派即红色共和国派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派——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联合。从对旧社会的无秩序加以稍微改良到把旧社会的秩序推翻，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派的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肉类与粮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做就是要打破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派别即自由贸易派¹⁰⁹的要求在法国也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主义⁸⁷！这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新闻出版自由、结社权利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全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是要打破秩序党的整个垄断！

　　在革命进程中，形势成熟得这样快，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最极端的主张变革的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元政府派的各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因本阶级或阶级集团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而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自己的目的。某些人是在故意骗人，而另一些人则是在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加以改造的世界对于一切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世界，是一切革命要求的实现和一切革命冲突的扬弃。

　　在无政府派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面，隐藏着《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大体上一贯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交易摆脱历来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秩序党中工业、商业和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相符而被这些巨头摒弃了。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任何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主要以债权人的身份来迫害这个阶级，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以竞争来扼杀它，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支持的协作社；资本以积聚来战胜它，所以它要求征收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兴办大型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允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那么它自然就把未来的历史进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思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思想家就成为各种现有社会主义体系，即空论的社会主义的折中主义者或行家，这种社会主义只有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为自由的历史的自主运动的时候，才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表现。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都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共同的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助小小的花招和巨大的感伤情怀来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之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调社会变革中的某一个过渡阶段而与其他各个阶段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日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据领导地位一样，在无政府派中也必然是无产阶级占据领导地位。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聚集起来的时候，当各省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而立法议会本身越来越埋怨法国的苏路克所提的要求时，延搁已久的为填补6月13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而安排的补缺选举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遭到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摆脱这种令人讨厌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只要巴黎发生暴动，政府就可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如果不愿意让自己扮演无政府主义者的话，就不得不对政府让步。

　　于是政府就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倒了自由之树¹¹⁰以此向人民挑衅。结果是徒劳。如果说自由之树丧失了安身之所，那么政府自己也已弄得张皇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吓倒了。国民议会则以冷冰冰的不信任态度对待波拿巴这种妄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¹¹¹上取走不谢花花环，也没有收到更大的成效。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找到借口，用或多或少隐蔽的方式对内阁投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除普选权和哥萨克骑兵入侵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要他们上街，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接到的只是议长要他遵守秩序的命令，而秩序党则在暗中幸灾乐祸，听凭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望进行嘲弄。最后，政府预言2月24日将发生革命，也是枉然。政府的所作所为使得人民在2月24日采取冷漠的态度。

　　无产阶级没有受人挑动去进行暴动，因为他们正准备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行为只是加强了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并没有能阻止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六月被放逐者，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笼络人心才获得赦免；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5月15日的谋杀行动。维达尔是共产主义作家，以《论财富的分配》一书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宫委员会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从事过组织工作并赢得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为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会士的教育法的活生生的象征。这三个候选人代表着三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代表，这一派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的冲突中获得了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这就像在2月那样，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

　　一切反对都是枉然，社会主义的候选人都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陆军部长拉伊特。秩序党吓得如同遭到五雷轰顶。各省的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票。

　　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这是1848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屠杀和放逐过六月起义者的人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声下气地跟随着被放逐者并且嘴里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赶走的山岳党回到了国民议会，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司号兵了。这是十二月十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大臣奥赛在1830年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获得多数票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的多数票的抗议。3月10日是一次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¹⁹⁾。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来拯救秩序，而波拿巴又成了他们的中立人物。如果他们想起自己是保皇派，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己感到绝望了；如果波拿巴想起他是王位追求者，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绝望了。

　　为了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当内务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当局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驱走自己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发起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之间进行着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一场不停息的无情的战争，在这场殊死战中，双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7 000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一个巴托洛缪之夜¹¹²！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

　　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居然把巴黎的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这就是说，1848年6月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不会重演了自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影响已经被摧毁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只代表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所有制陷入绝境了，因为它的陪臣，即小所有制已经到一无所有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重弹它那非弹不可的老调。“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十倍！”但是它的镇压力量已减少了十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却增强了百倍。难道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本身不需要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必须粉碎窒息着我们的合法性的铁环。立宪共和国太不成体统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同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在特洛伊木马¹¹³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伊利昂城，但我们并不是像我们的祖先希腊人⁽²⁰⁾那样潜入的，我们没有占领敌人的城池，反而使自己成了俘虏。”

　　可是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除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结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论。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秩序党和资产阶级专政是对的。而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则承认自己是错的。把资产阶级统治看做普选权的产物和结果，看做人民主权意志的绝对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义。但是，当这种选举权，这种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资产阶级的责任不正是要调整选举权，使它合乎理性，即合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普选权一再消灭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自身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不就是消灭整个稳定状态，不就是时刻危及一切现存权力，不就是破坏权威，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一点呢？

　　资产阶级既然将它一向用来掩饰自己并从中汲取无限权力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以前是依靠人民意志而存在的，现在它却必须违背人民意志而使自己巩固起来。”照这个逻辑，资产阶级现今已不在法国境内寻求支持，而在法国境外，在国外，在外敌入侵中寻求支持。

　　资产阶级，这个在法国本土上的第二个科布伦茨¹¹⁴，既然求助于外敌入侵，它就会激起一切民族情感来反对自己。既然攻击普选权，它就为新的革命提供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任何特殊的口实，都会使革命联盟的各个集团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显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¹¹⁵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抛弃了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抛弃了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了立宪共和国，后退到低级的、不完备的、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这样它们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像是一个老人，为了要恢复自己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的盛装，硬要把他的干瘪的四肢塞进去。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三月十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²¹⁾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三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杂志¹¹⁶最后两期即第5—6期合刊所载《时评》中摘出来的。该文首先叙述了1847年在英国爆发的大规模商业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在1848年即已再度来临而在1849年势头更猛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遏止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有可能在此期间取得胜利。接着，文章在专门讲到法国时作了如下论述：）⁽²²⁾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开足马力，鲁昂和米尔豪森的棉纺织厂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像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起了阻碍作用。同时，西班牙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繁荣的发展。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量大大增加。资本的增加导致法国出现了一连串的投机活动，而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是这些投机活动的借口。大批的公司纷纷设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涂上社会主义色彩的说明书直指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 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 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 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出口在1849年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 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当时，银行券流通额，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7300万法郎（1492万英镑 ）01849年11月2日，银行券流通额是48200万法郎，或1928万英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英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9600万法郎，或1984万英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英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以致到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英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2300万法郎，或500万英镑，这一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在本刊前一期中的论断⁽²³⁾是正确的，即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巩固了。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就免除了该行为银行券兑换现金的义务。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另一个在1848年5月2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5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法国的全部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法国的全部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蜕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银行。¹¹⁷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¹¹⁸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拉芒什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其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跟着巴黎的临时政府说大话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像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受苦。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低得多，负债累累、受高利贷盘剥并受捐税压榨的农民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三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居民中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多。但是，这种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英国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多得多，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量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温度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在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人民既已促成了4月28日的新的选举，也就把自己联合小资产阶级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选，而且在下莱茵省也当选。山岳党⁸¹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力量很强的巴黎委员会，怂恿他接受下莱茵省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己丧失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最后的决定性时刻又拖延了下来，人民松了劲，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最后，感伤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勾销了3月10日选举的革命意义，否定了为六月起义恢复名誉的做法，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次提名看成是讨好轻侃女郎的玩笑而接受下来。由于对手的政策不坚决而壮起胆来的秩序党，为了同这种善意的提名相对抗，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个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¹¹⁹，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胃被报刊一片一片地扯了下来，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使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得意忘形。山岳党心花怒放，认为它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用掀起一场再度把无产阶级推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靠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宝座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多数。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十分有把握地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平静，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个法案负责。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个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即交给17个卫戍官¹²⁰。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劝人民要保持尊严，要保持庄重冷静，要安心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刊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必定会消灭所谓的革命报刊，因而现在的问题是报刊如何保全自己。所谓的革命报刊泄露了自己的全部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这个临时性问题提交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作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和温文尔雅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法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法借以发展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呜咽着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我们将静候革命来临。

　　5月22日，人们以462票对227票的表决结果解决了这个临时性问题。有些人曾经十分郑重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人民，即他们的授权人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会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稳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突发奇想，要全国行动起来，并且是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而他们自己却不采取行动；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企图用抗议书来为自己报复，在抗议书中写明他们没有参与强奸宪法，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提出，而是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决定的无限期推迟，报刊的平静态度，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者的庄重冷静，而主要是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消耗了更多的能量。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为危害深重的灾难。山岳党的演说家照例大吵大嚷地表示义愤，但是议长杜班不让他们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留在那里，而日拉丹却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一个东西作补充，即新的新闻出版法⁹⁷。后者不久就问世了。经过秩序党的修正而变得严厉得多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刊副刊上登载的小说征收特别印花税（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规定对周刊和月刊上发表的所有达到一定页数的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刊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的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刊的死亡看成是对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律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匿名发表文章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仅仅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以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多少有点不可靠的本票，它的价值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出票人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的报刊采取极端措施。然而，就连好的报刊，也由于用了可恶的匿名方式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个别外省议员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和特征。好的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也是白费力气。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的正是它。共和主义时事评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像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那样为了金钱可以替任何事情辩护的、卖身求荣的、老奸巨猾的廉价文人，或者表现为像卡普菲格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像《辩论日报》的勒穆瓦讷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时候，自诩代表国家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露出一副可怜相。

　　在讨论新闻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堕落到如此道德败坏的地步，竟然只是给路易—菲力浦时期的老名人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彩。

　　从选举法和新闻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方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¹²¹，即两份赤贫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都不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站在永恒的正义和其余一切永恒的真理一边。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联合起来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实际政权的名义——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望而维护自己共同统治的名义——共和国；正统派反对奥尔良派，奥尔良派反对正统派而维护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心里都有自己的国王，自己的复辟意图，同时又都为了反对自己对手的篡夺和谋叛的欲望而坚持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使各种特殊的要求得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派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²⁴⁾

　　不得已的共和派⁽²⁵⁾这出喜剧，即憎恶现状而又不断地巩固现状，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无休止的摩擦；秩序党经常面临分裂为它的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以及它的各个集团经常重新结合；每一个集团都企图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相互的忌妒、仇恨、倾轧，常常剑拔弩张，而结果总是拉摩勒特式的亲吻¹²²——整个这一出没趣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发展得像最近六个月那样典型。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做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政府放弃了政权吗？波拿巴能同国民议会抗衡，不正是倚仗他是由600万人选出来的吗？在波拿巴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这个下流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年俸增加300万法郎作为酬劳。国民议会在剥夺绝大多数法国人选举权的情况下，能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吗？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也摆出威胁的姿态，抬出遭受抢劫的、被剥夺了选举权的人民，在进行了许多吵吵闹闹的试图达成协议的活动之后，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增加300万法郎，而只同意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国民议会对此并不满意，只是在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对国民议会表示支持以后，它才作出这种让步。可见，这200多万实际上不是拨给波拿巴的，而是拨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施主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勉强掷给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而在讨论新闻出版法过程中，有人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这时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公开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发行人被传到国民议会问罪，并被课以最高罚金5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加粗暴无礼的文章攻击议会，政府的报复行动是，立即由法庭以破坏宪法的罪名追究几家正统派报纸的责任。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使自己的行动不受国民议会阻碍，希望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使自己的各个集团能够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使各个议员能够谋求个人利益，也希望会议延期。双方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给信任投票本身打上了不信任总统的印记。在议会休会期间由28名共和国道德卫士组成常设委员会¹²³，所有波拿巴分子都被排除在外。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立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几个共和主义者。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秩序党的两大集团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看来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两个王室的融合，而它们在斗争时打的旗号就是王室。报纸上登满了在圣伦纳兹的路易—菲力浦病床前讨论的和解计划；路易—菲力浦的死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他夺去了王位，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利益的融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集团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王室的温情的眷恋，相反，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像他们的竞争者到圣伦纳兹去渴见路易—菲力浦一样，也前往威斯巴登行宫渴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死去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共和国道德卫士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它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¹²⁴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毫不掩饰他们对正统派的公开敌视。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了会。它们大多数都赞成多少有保留地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没有明确规定的君主制复辟；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权力和胆量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愿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乎宪法的办法解决问题，这个办法就是：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派别相逢之时。结果必然要在各个集团之间以暴力一决胜负。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王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⁹⁰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行政权一加强，执掌行政权的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加强其共同的权力时，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手段，增加了他在决胜关头以暴力阻挠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反对秩序党时将不会与宪法的一个重要支柱发生冲突，正像秩序党在选举法问题上反对人民时不会与宪法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发生冲突一样。他甚至有可能诉诸普选权来反对议会。总之，用宪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会危及整个政治现状，而资产者觉得在现状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像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买卖、票据、婚约、公证书、押据、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成为问题，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风险。在政治现状的动荡不定后面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就是延期解决。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也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结束后对所热衷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长期深入的辩论后得出的结论。这样，强大的秩序党只好忍受羞辱，不得不认真看待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憎恶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肮脏人物对越来越使他具有必要人物性质的原因，也理解错了。他那一派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仅仅是由于他的名字有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的缘故。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来对抗前往圣伦纳兹和威斯巴登的拜谒。波拿巴分子不相信他这个人有什么魔力，所以他们用火车和驿递马车大批装载十二月十日会¹²⁵这个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的成员，把他们送到各处去为他捧场喝彩。他们根据不同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教自己的愧偏发表演说，或者宣称总统施政的座右铭是坚持共和主义的随和温顺的态度，或者宣称这一座右铭是坚持刚毅倔强的精神。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这次巡游还是一点也不像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已经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了起来，于是他着手争取军队。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士兵。如果说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艰苦时刻善于靠突然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么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²⁶⁾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暴露出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与尚加尔涅之间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建立自己王朝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况且，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已经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成了当代的亚历山大，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这个亚历山大以蛮横的干涉斩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可笑，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监视总统。他以波拿巴的庇护者身份炫耀自己——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以越来越高傲的态度对待波拿巴和部长们。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的颁布会引发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根本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整个阶级所缺乏的力量凭空移到一个人身上，以这种办法使他膨胀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这个“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借以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肩上的那种无耻的招摇撞骗和不可思议的妄自尊大，跟萨托里阅兵时和阅兵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大笔一挥，就足以使惊恐不安的资产阶级通过幻想产生的怪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的人，就足以把这个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退休的将军。

　　波拿巴很早就对尚加尔涅进行过报复，唆使陆军部长在纪律问题上同这个讨厌的庇护者发生冲突。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皇帝万岁！”时，尚加尔涅为维护宪法而产生的愤怒简直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在议会即将开会对这个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之前抢先采取行动，便把陆军部长奥普尔调走，任命他为阿尔及尔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主的得力助手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正是诺马耶在上次阅兵式上使全体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十分冷淡地默默走过。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提出了抗议并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将在不祥的征兆之下复会。但是，这将是杯水风波。从根本上说，旧戏必定还会继续演下去。尽管秩序党各集团维护原则的勇士们大喊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将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同样，尽管波拿巴提出了种种临时性的抗议，他也仍然会把这种延长任期当做国民议会的简单授权从它手里接受下来，因为仅仅由于缺钱，他就已经感到沮丧。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现状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个集团互相破坏威信，互相削弱，使对方丢丑，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手段不断加强，并且无所不用其极，直到经济关系本身重新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使得所有这些互相抱怨的派别连同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由于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争吵，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陷于破产，他们的钱财都落到交易所大街狼的腰包里去了。

卡·马克思写于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0年1、2、3和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2、3和5—6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脚　　注

(1) “教父”的原文是“compère”，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
(2) 1789—1794年法国革命以来的政府所在地，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编者注
(3)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科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巴勒莫的起义，是在1848年1月12日，I1月底，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九天的炮击。”——编者注
(4) 指卢森堡宫委员会。——编者注
(5) 笨伯雅克原文是Jacques le bonhomme，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编者注
(6) 从本页到第132页，国民议会是指1848年5月4日—1849年5月的制宪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编者注
(7) 参看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153—155页）。——编者注
(8) 指1848年8月28日《辩论日报》社论。——编者注
(9) 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编者注
(10) 从本页到本文结束，国民议会是指1849年5月28日—1851年12月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编者注
(11) 参看《旧约全书·士师记》第15章。——编者注
(12) 参看《旧约全书·创世记》第 39章。——编者注
(13)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14) 见格·海尔维格《一个活人的诗》。——编者注
(15) 拿破仑·波拿巴亲王。——编者注
(16)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1847年7月8日，在巴黎贵族院里开始了对于帕芒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的公共工程大臣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的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三个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被判处了三年徒刑。”——编者注
(17)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1815年间紧接着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极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编者注
(18) “政变”原文为“coups d’état”，“冒险行动”原文为 “coups de tête”。两词发音相近。——编者注
(19) 暗指武装起义，因当时巴黎起义者经常利用铺路石来构筑街垒。——编者注
(20) 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双关语，原文grecs意为‘希腊人’，但同时也有‘职业骗子’的意思。”——编者注
(21) 据说这是路易十五讲的话。——编者注
(22) 这段引言是恩格斯为1895年版所写。——编者注
(23) 见本卷第151—156页。——编者注
(24) 见本卷第151—152页。——编者注
(25) 套用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编者注
(26) 文字游戏“腊肠”的原文是“Wurst”，“小丑”的原文是“Hanswurst”。——编者注

注　　释

5 1848年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自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本卷第101页）——80、106、108、112、134。
35 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138。
38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80。
40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86、99、126。
45 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的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摇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83。
49 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今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于1795年10月被解散。——130、140。
53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138。
56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等重大事件，剖析了法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并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概念。他论述了六月起义的伟大意义和经验教训，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本卷第101页）六月起义的失败使无产阶级认识了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见本卷第103页）无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战斗口号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见本卷第104页）马克思以此划清了革命的社会主义与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的界限，指出革命的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搜阶段”（见本卷第166页）。针对空论的社会主义关于“劳动权”的幻想，马克思揭示了劳动权的科学内涵，指出：“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113页）恩格斯认为，这是“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36页）。马克思还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见本卷第161页）这个著名论点，并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分析了1848年革命后英法等国出现的工商业繁荣，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见本卷第176页）
　　这部著作是由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撰写的一组文章组成的，写于1849年底—1850年3月底和1850年10月—11月1日。马克思原计划写四篇文章：《1848年的六月失败队《1849年6月13日》、”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该杂志第1、2、3期上只发表了三篇文章，题目为：《1848年的六月失败队《1849年6月13日》、 《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这三篇文章发表时用的总标题为：《1848年至1849年儿关于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他们合写的时评中作了阐述。
　　1895年，恩格斯将这组文章编成单行本在柏林出版，并将总标题改为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为这个单行本写了导言，题为《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在导言中，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这篇著作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深刻论述并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思想。在编校过程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即《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3—596、602—613页）。恩格斯还给这一章加了标题：《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他在1895年2月13日给理·费舍的信中说，这样“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85页）。在单行本中，前三章的标题改为：《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 《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卷中，前三章仍沿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时的标题，第四章则采用了1895年版的标题。
　　这篇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由柯柏年翻译，1942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书名为《法兰西阶级斗争》——77。
57 1832年6月5——6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以及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马·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这次起义第一次举起了红旗。当政府派出军队时、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自卫战，但最终仍被军队镇压下去。
　　1834年4月9—13日的里昂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行动之一。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是最终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共和报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四季社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起义最终遭到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起义失败后，布朗基、巴尔贝斯及其他一些起义者被流放。——80。
58 七月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38）至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的期间国王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统治时期。——81、84、132。
59 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于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其首领是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宗得崩德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在大部分州和瑞士代表会议里取得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宗得崩德遂于口月初向其他各州采取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天主教僧侣和城市上层贵族后来不止一次地利用一部分落后保守的农民企图抗拒自由主义的改革和夺取各州的政权。联邦政府的胜利和1848年宪法的通过，使瑞士由国家的联盟变成联邦国家。
　　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曾加入神圣同盟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内政，维护宗得崩德。弗·基佐保护宗得崩德，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名称来讽刺搞分裂的宗派集团，尤其是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83。
60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 ：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以及1822年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神圣同盟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83、105、112。
61 巴勒莫是意大利的一个城市。1848年1月12日当地人民举行起义，经过两周激战，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被迫退出这座城市，巴勒莫建立了临时政府和议会。1848年意大利革命失败时，巴勒真起义也被镇压。——83。
62 1847年春，法国安德尔省比藏赛发生了暴动。居住在附近农村的饥饿的工人带领居民们袭击了投机商的粮仓，与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政府对比藏赛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847年3月底4月初对参加暴动的人进行审讯，其中有三人被判处死刑，很多人被罚做苦役。——84。
63 宴会运动指1847年7月——1848年1月之间、反对派利用宴会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斗争。七月王朝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于1847年7月9日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从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仅1847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70次宴会，出席总人数多达17000余人。每次宴会出席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人。工人代表也组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的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拉开了序幕。恩格斯针对宴会运动撰写过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81—384、394—402、405—408、423—426以及43—437页）。——84、134。
64 指《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该派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国民报》派的领导人进人了临时政府（1848年2月24日——5月4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3月5日以后，加尔涅—帕热斯接替银行家米·古德肖的职务，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85、99、106、114、119、132。
65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以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做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该派也被称做议会反对派。——85、102、118。
66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面临选择法丛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1832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所用的蓝白红三色旗，这种旗帜直到1848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丛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红色的旗缘。——89、105。
67 高教会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高教会信徒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他们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其信徒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93。
68 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法郎增加45生丁（100生丁合1法郎）的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的这种政策使大地主和天主教僧侣借机策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壮大了反革命势力。——94、162。
69 指1825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用以补偿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被没收的财产。——94。
70 知善恶树上的苹果也叫禁果。据圣经传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果树，人若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会眼睛明亮，知道善恶。上帝怕人们吃此果后能同他一样识别善恶，因而禁止人们摘食，——94、161。
71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曾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主义者将其解散，因为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共和党人一边。——95、111、124。
72 拉察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的绰号。他们不止一次地被反动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95。
73 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于是政府便采取减少工人人数，将他们派到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利用国家工场内部已有的军事组织采取行动。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96、124。
74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人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土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45页）。——96。
75 在16世纪特别是17世纪西班牙的喜剧中，常常是主人假扮成仆人，仆人假扮成主人，结果闹出了混乱而可笑的纠纷。——96。
76 指1848年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4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团结在奥·布朗基和泰·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工人坚持要求延期选举，理由是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巴黎3月17日群众示威游行迫使正规军撤离首都（4月16日事件后又被召回），并迫使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推迟到4月5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推迟到4月23日。——98。
77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99、126。
78 执行委员会是法国制宪议会1848年5月10日为取代辞职的临时政府而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该委员会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上台为止，其成员多半是温和的共和派。赖德律—洛兰是执行委员会中的左翼代表。——100、106。
79 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人数多达15万，其中主要是以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正在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进发，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提供军事援助，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游行者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5月15日的示威运动遭到镇压。运动的领导者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10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人遭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查封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101、108、112、125。
80 指《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该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主编；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报纸发表的有关德国和欧洲革命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始终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 ：工人阶级的解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102。
81 山岳党即山岳派，在1793——1795年间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其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党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山岳党在1848—1851年间是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费·皮阿等人。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报又称新山岳党。——106、118、126、139、176。
82 维也纳条约指在1814年9月——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上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112。
83 法兰西共和历是法国从1793年10月24日——1806年1月1日期间为取代格雷戈里历采用的新历法。为消除基督教的影响、该历法日和月的名称都取自自然界和不同的时令，如雾月、收获月等。附在格雷戈里历日期上的圣徒名字则代之以种子、树木、花卉和水果的名称。——112。
84 据圣经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继承了犹太的王位。——116。
85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奥尔良王朝的标志。——117。
86 这句话引自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的12月18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沃尔弗的通讯代号。不过，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摸密地校审过。——117。
87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未期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119、162、165。
88 指1849年5一7月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一事。1848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9月16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9日，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朱·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此后，庇护九世逃往那不勒斯的要塞加埃塔，卡芬雅克同意他到法国避难。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庇护九世于1848年12月4日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共同镇压罗马革命者，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立即响应。法国政府于1849年4月派出了由尼·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所谓意大利远征军。4月27日法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4月30日被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击退，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6月3日，乌迪诺撕毁协议，再次炮击罗马。法军于1849年7月1日占领罗马城。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128、135、138。
89 救国委员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专政时的最高权力机构，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创立。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 ——1794年7月27日）、救国委员会作为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救国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130、144。
90 秩序党是1848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132、154、161、183。
91 指1849年3月7日—4月3日在布尔日对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参加者进行的审判（见注79）。——134。
92 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涉。——138。
93 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138。
94 山岳党活动家会议于1849年6月12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报》（该报于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由维·孔西得朗任主编）编辑部举行。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142。
95 1849年6月13日“宪法之友民主协会”在《人民报》第206号上发表宣言，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142。
96 山岳党的宣言载于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蒲鲁东的《人民报》。——142。
97 新的新闻出版法于1850年7月16日由立法议会通过。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大大提高了报刊出版者应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并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不例外。新的新闻出版法实际上是取消法国新闻出版自由的又一项反动措施。——145、178。
98 这里是指由三个红衣主教（德拉真加、瓦尼切利——卡索尼和路·阿尔蒂埃里）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法国军队的支持下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147。
99 埃姆斯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一处疗养地。圣路易的孙子、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经常住在此地。这里是指1849年8月当地举行的一次正统派代表大会，尚博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148。
100 潘都尔兵是奥地利军队中一种特殊形式的非正规步兵。——148。
101 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曾住在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克莱尔蒙特。这里是指奥尔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进行的谈判。——149。
102 “要么做凯撒，要么进债狱！”是马克思套用了切·博贾的座右铭“要么做凯撒，要么一事无成”。博贾（1475——1507年）是意大利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子。尼·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以博贾为“新时代君主”的楷模，鼓吹“欲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论调。——149。
103 “出乎真意”（motu proprio）是一种不必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只涉及教皇国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149。
104 这里静及废除酒税的法案。制宪议会曾于1849年5月19日通过决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酒税。关于废除酒税的法案于1849年12月18日提交国民议会进行讨论。在废除酒税的决定生效前10天，国民议会又通过了恢复这项税收的法律。——155、162。
105 加尔省由于议员让·巴·博恩死亡，举行了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埃·欧·法旺在36000票中获21688票，以多数票当选。文中所说的红色议员、红色分子即指法旺。——161。
106 1850年3月10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把法国领土分成了五大军区，这一做法使巴黎及其邻近的省份处在其他四个军区的包围之中，而这四个军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报纸强调指出，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一模一样。所以，这几个军区被称为帕沙辖区。——162。
107 指1849年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总统给立法议会的咨文，他在咨文中通报，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另组新阁。——162。
108 指再度被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皮·卡尔利埃在1849年11月10日发布的公告。他在公告中呼吁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忠于政府”。公告发表在1849年11月11日《总汇通报》上。——162。
109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165。
110 自由之树是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象征自由的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种植自由之树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当时国民公会还为此做了明文规定。
　　1850年1月，政府当局借口排除街道交通障碍，在警察局长的命令下砍倒了自由之树。——167。
111 七月纪念柱是为纪念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于1833——1840年在巴黎巴士底狱广场上修造的建筑物。它是一根镀有青铜的考林莘式圆柱、高50米，上面刻有1830年七月革命中牺牲的504位战士的姓名；圆柱底部的地下墓室安放着七月革命中殉难者的遗体。柱座的四只角上装饰着高卢雄鸡，柱顶立有青铜制作的自由守护神像。1848年二月革命后，柱体上又装饰了不谢花花环。——167。
112 巴托洛缪之夜指天主教徒在巴黎屠杀异教徒事件。1572年8月23——24日夜里、即圣巴托洛缪节的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杀害了大批胡格诺教徒。——170。
113 据希腊神话传说，古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很久未能攻克。后来，他们佯装撤退，在城下营房中留下了一匹腹内藏有一批勇士的大木马。特洛伊人不知道这是敌方的计策，把木马作为战利品拉进城去。深夜，勇士们走出木马，利用特洛伊人毫无戒备的时机，配合城外的军队，迅速夺取了特洛伊城。——170。
114 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流亡的贵族保皇党人策动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的，以路易十六极端反动的大臣沙·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这里。——171。
115 宴会问题的提法来源于宴会运动（见注63），这里实际上是指革命的导火线问题。——171。
116 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该杂志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有：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本卷第77—187页），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德国农民战争》（见本卷第201—319页）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173。
117 蒲鲁东关于所谓”人民银行”的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一篇论战文章中提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的《人民之声》报上、1850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75。
118 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专门的银行限制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券的强制性的牌价，并且停止用银行券兑换黄金。1819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法令。实际上这种兑换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175。
119 亚·勒克莱尔是巴黎商人，他因以国民自卫军的身份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而获得荣誉勋章。恩格斯在《法国来信》一文中曾讽刺地称他为资产阶级的斯巴达人。——177。
120 《卫戍官》是维·雨果的一部描写德国中世纪生活的历史剧。在中世纪的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的17名成员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为卫戍官。——177。
121 指两份文件：一份是发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报》第6号的《山岳党告人民书》，另一份是发表在1850年8月14日该报第7号的《告人民书》。——180。
122 拉摩勒特式的亲吻（Baiser Lamourette）指发生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议会议员安·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亲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于是，各敌对党派的代表彼此热情拥抱。但是不出人们所料，这种虚伪的“兄弟般的亲吻”第二天就被遗忘了。——181。
123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须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由议会选出的25名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1850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39人组成：常务局11人，庶务3人以及选举产生的委员25人。——182。
124 指所谓的《威斯巴登宣言》，是由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巴泰勒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1850年8月30日在威斯巴登草拟的。宣言规定了正统派执政后将采取的政策。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由于以议员昂·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这一宣言在报刊上引起了激烈的论战。——182。
125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以纪念其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该组织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该团体于1850年11月表面上被解散，但实际上其党羽仍然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18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¹²⁶

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兄弟们！

　　在1848年和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同盟³经受了双重的考验。第一重考验是，它的成员在各地积极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刊上、街垒中还是在战场上，都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同盟经受的另一重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主义宣言》⁽¹⁾中阐述的同盟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以前同盟仅仅秘密宣传的关于当前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宣扬。可是在同一个时候，同盟以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涣散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靠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甚至渐渐地中止了自己同中央委员会的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某些地方为了当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中央委员会认识到这种必要性，因此早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己委派特使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改组同盟。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⁹³使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穆尔格河战斗中阵亡。他的牺牲使同盟失去了一位资历最深、最积极和最可靠的成员，他参加过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曾多次非常成功地完成使命。在1849年6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重聚在伦敦，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再次精神焕发地进行改组同盟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立即动身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新的革命即将爆发，工人政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像1848年那样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

　　兄弟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掌握统治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权力转过来对付工人。你们已经看到，这个预言已成为事实。1848年三月运动⁵³之后，资产者果然立即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这个权力迫使工人即自己在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从前那种受压迫的地位。资产阶级如果不同那个在3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最后甚至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不过它终究为自己保住了一些条件，假如革命运动现在就有可能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在政府陷入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就可能使统治权逐渐落到资产阶级的手中，使它的全部利益都得到保障。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权，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惹人憎恨的反人民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不会采取这种和平进程。相反，革命已经迫近，而这次革命不管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60〕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1848年在对人民的关系上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派小资产者来担任，而民主派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中所持的态度，正和自由资产者在1848年以前所持的态度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工人来说比从前的自由派危险得多的民主派，是由下面三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追求的目的是立即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协商派〔48〕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小资产者，他们在迄今为止的运动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点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即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⁹³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瑞士式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自称为红色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幻想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这一派的代表是历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者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到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正像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凡是在他们还能找到机会用立宪的办法追求自己目标的地方，如在符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坚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用行动来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此外，很明显，改变这个党派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派现在不得不反对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且不得不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的这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很大。它不但包括居住在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市民、小工业品商贩和手工业师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以及尚未得到独立的城市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关系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让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资产者承担主要税负。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公共信用机构，颁布反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可以不从资本家那里，而从国家那里以优惠条件得到贷款，然后，再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了实现这一切，他们需要一种能使他们及其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一种能把乡镇财产的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行使的许多职能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的乡镇制度。

　　此外，他们还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些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一点。总之，他们希望用或多或少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里所概述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种要求，并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切派别都在坚持，而只有其中的极少数人才把所有这些要求当做既定的目标。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做自身要求去争取的就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的党感到满足。民主派小资产者只不过希望实现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将保持一段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应当考虑，无产阶级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1.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2.在最近的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3.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大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了所向往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新沦为正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对于这种联合应该坚决拒绝。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谋求在正式的民主派旁边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同无产者缔结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采取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雷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猖狂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联合。一旦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正如历来的情况一样，将来也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时需要的联合。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尽可能拖延行动，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工人没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种下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发生冲突期间和斗争刚结束时，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安静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可恨的人物或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他们不仅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引导。在斗争中和斗争后，工人一有机会就应当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之外提出他们自己的要求。民主派资产者一准备夺取政权，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工人以各种保证。在必要时，工人应当以强制性手段争得这些保证，并且应当设法使新执政者作出一切可能的让步和承诺——这是使他们丧失威信的最可靠的手段。总之，工人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而出现的新形势所引起的陶醉于胜利的情绪，应该镇定清醒地认清形势，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在正式的新政府旁边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而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必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那个想要独吞共同胜利的果实的党。

　　第二，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自必须反对复活过去那种用来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昕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凡是国家出钱雇用工人做工的地方，工人们都应该武装起来，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者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的支队。武器和弹药不得以任何借口交出去，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民主派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以俱乐部的形式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中央委员会一有可能就迁往德国，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并向大会提出旨在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一个设在运动中心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建立各个工人俱乐部之间的联系，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推翻现存政府以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请借口把一部分工人摒除于选举之外。

　　二、各地都要尽可能从同盟盟员中提出工人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候选人相抗衡，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计算自己的力量，并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和本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听信民主派的空话，例如说这种做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所有这些空话，归根到底是为了蒙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种独立行动所必然取得的进展，同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代表会议所能造成的害处相比，其重要性不知要大多少。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么，反动派在选举中的影响预先就会被消除掉。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同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废除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也就是说，他们要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就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会像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日益贫困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过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有财产，变成工人移民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一来，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民主派同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应当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其次，民主派或者将直接力争建立联邦共和国，或者，如果他们无法回避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至少也将设法赋予各乡镇和各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从而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力求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且还要极其坚决地把这个共和国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他们不应当被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任何一个像德国这样还需要铲除那么多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那么多地方性和省区性痼习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和每个省设置新的障碍去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重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德国人在每个城市和每个省都不得不为同一个前进步骤而独自去搏斗。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请自由的乡镇制度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因为这种所有制形式比现代私有制还要落后，并且到处都必然陷于解体而转变为现代私有制；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的乡镇制度来使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裕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争执，以及与国家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刁难工人的规定永远存在下去。正如1793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²⁾。

　　我们已经说过，在下次运动中，民主派将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试问：工人对此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措施昵？当然，在运动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直接的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1.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方面地触动现存的社会制度，干扰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运行，使它自己丧失威信，并把尽可能多的生产力、运输工具、工厂、铁路等等集中在国家手里。

　　2.工人应当极力将那些肯定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加以提升，把这些主张变成对私有制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没收，不给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征收税率逐级大幅度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可以确信，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与他们本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同步上演，因而第一幕的进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首先必须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24日以前
原文是德文
1850年印成传单，1885年由恩格斯收在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中作为附录发表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 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脚注：“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和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器是由大革命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以为国民公会⁴⁹曾利用这个机器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和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不可少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十八日为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全部管理机构都是由被管理者自己选出的机关组成的，这些机关可以在共同的国家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这种和美国类似的省区的和地方的自治，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拿破仑在雾月十八日政变刚刚结束以后，就急忙取消这种自治而代之以沿用至今的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可见，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正如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不同政治的和全国的中央集权相抵触一样，它也并不一定同自治州或乡镇的狭隘的利己主义联系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南德意志的所有联邦共和主义者在1849年却企图在德国把它奉为准则。”——编者注

注　　释

3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下旬所写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虽然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188。
49 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今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于1795年10月被解散。——197。
53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189。
93 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189、190。
126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重要文献。他们在《告同盟书》中指出、《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同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观点，已被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并说明了对同盟进行改组的必要性。他们从德国当时革命运动的实际情况出发，着重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强调必须建立和保持独立的工人政党并坚持无产阶级独立的革命策略，工人政党在某些场合可以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但必须保持自己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独立性。他们第一次比较完整地阐述了“不断革命”的理论，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掌握政权后只愿意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有限改革，根本不愿意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变革整个社会，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部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192页）。他们还指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始终保持独立的武装，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都应予以回击；必须维护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同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这份文件写于1850年3月24日以前，最初曾印成传单在同盟盟员中秘密散发。1851年这份文件被普鲁士警察查获，曾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隆日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上，后来又被警官卡·维尔穆特和威·施梯伯收入他们编写的《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1885年，这份文件经恩格斯校订，作为附录收入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
　　这篇告同盟书的中译文曾发表在北京《政治生活}）1924年第14期，译者署名葵；1939年延安解放社又发表了王石巍、柯柏年等翻译的中译文。——188。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¹²⁷

1870年第二版序言¹²⁸

　　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对刚刚得逞的反革命还留着直接印象的时候在伦敦写成的，它发表于1850年由卡·马克思主编在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¹¹⁶杂志第5—6两期合刊上。我在德国的一些政治友人希望重印这部著作，于是我就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使我感到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至今还没有失去它的现实意义。

　　这部著作并不奢望提供独立研讨过的材料。相反，关于农民起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的全部材料，都是从戚美尔曼那里借用的。⁽¹⁾他那部书屋然有些缺点，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最好的真实的史料汇编。并且，戚美尔曼老人热爱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在他的书里到处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被压迫阶级辩护的革命本能，后来使他成为法兰克福的极左派¹²⁹的最优秀代表之一。⁽²⁾

　　如果说，尽管如此，戚美尔曼所作的论述还是缺乏内在联系，如果说他没有能指明那个时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n（争论问题）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如果说他在这个阶级斗争中只看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善良者和凶恶者以及凶恶者的最后胜利，如果说他对于决定斗争的开端与结局的那些社会关系所持的见解带有很大的缺点，那么，这一切正是这部书问世的那个时代的缺陷。相反，就当时来说，这部书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著作中值得嘉许的一个例外，它还是写得很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

　　我的论述打算通过对这场斗争的历史进程的简要叙述，来说明农民战争的起源，参加这一战争的各种党派的立场，这些党派企图借以弄清自己立场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以及从当时这些阶级的历史地存在的社会生活条件中必然产生的斗争结局本身；这就是说，我是打算指明：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反对这一制度的起义，以及当时那个时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并不是当时德国农业、工业、水陆交通、商品交易和货币交易所达到的发展程度的原因，而是这种发展程度的结果。这个唯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是由我，而是由马克思发现的，这个历史观还见于他在同一个《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论述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著作¹³⁰，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

　　德国1525年革命⁽³⁾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异常明显，以致当时不能完全将其忽略。但是，除了各种地方起义都是被同一种诸侯军相继镇压下去这一事变进程中的相同点之外，除了城市市民在这两种场合的行动相似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间的差别也还是十分明显的：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⁴⁾

　　很可惜，应当说这个论点未免把德国资产阶级看得太高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它都曾经有机会“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君主制，可是，无论何时何地这种机会都没有被利用。

　　由于1866年的战争，资产阶级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奥地利这一礼物。但是，资产阶级还不善于统治，它在一切方面都显得软弱无力，庸碌无能。它只会做一件事，即一旦工人行动起来，就狂暴地对付他们。它所以还在掌握政权，仅仅是由于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鲁士呢？固然，国债迅猛增长，财政赤字不断公布，国家支出逐年增多，资产者已在议院里占据多数，非经他们同意就既不能增税，也不能借债——且是，他们驾驭国家的权力何在昵？还在几个月以前，当财政赤字再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地位是极为有利的。他们只要稍许坚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让步。可是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认为，政府准许他们给政府献款约900万，并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后每年如此，这就是一个足够大的让步了。¹³¹

　　 我并不想苛责议院中的那些可怜的”民族自由党人 “¹³²。我知道，他们已被那些站在他们背后的人即资产阶级群众抛弃了。这些群众不愿进行统治。他们始终刻骨铭心地牢记着1848年。

　　德国资产阶级为什么表现得这样畏首畏尾，这一点我们留待下面来讲。

　　上面引用的论断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证实。从1850年起，各个小邦日益明确地退到后面去了，只是充当着普鲁士或奥地利的各种阴谋的工具，奥地利和普鲁士彼此间发生越来越激烈的争夺霸权的斗争，以致终于在1866年采取了暴力解决的手段，在这之后，奥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区，普鲁士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整个北部地区，而西南部三个邦¹³³暂时还被排斥在门外。

　　在这全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对德国工人阶级有意义的只有如下几点：

　　第一，工人因普选权的施行而得到了直接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议会的权力。

　　第二，普鲁士以吞并另外三个天赐王权¹³⁴而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现在，甚至民族自由党人也不相信普鲁士在这个行动之后仍旧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样一个完美无缺的天赐王权了。

　　第三，在德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反对革命的强硬敌手——普鲁士政府了。

　　第四，现在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终于必须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们究竟愿意做什么人——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究竟什么对他们更珍贵些——是德国，还是莱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意志的属地？他们必须放弃其中的一个，这一点早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始终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所掩盖。

　　至于“民族自由党”和“人民党”¹³⁵双方从那时起已经讨论得令人生厌的其他有关1866年的重要争论问题，随后数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两种观点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敌对，也无非是因为它们是同一种狭隘性的两个相反的极端而已。

　　1866年几乎没有改变德国的社会关系中的任何东西。几项资产阶级改革，如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经营自由等等，全都局限于官僚制度所能接受的范围，这些改革甚至没有获得西欧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早已得到的东西，并且丝毫也没有触动主要的祸害——官僚主义的经营权制度¹³⁶。而对于无产阶级说来，通常的警察行动本来就已经把迁徙自由、公民权、废止身份证等各种法律完全变成一纸空文了。

　　比1866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兴旺。尽管这些进步还赶不上英国以至法国在同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但它们对于德国说来却是空前未有的，它们在20年中带来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只有到这时，德国才真正地、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家的资本迅速增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也相应地提高了。最能表明工业繁荣的投机事业广泛发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们紧系在它的凯旋军上了。在15年以前，德国铁路还曾向英国企业主乞求援助，而如今德国资本——保佑它在天之灵！——却已经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修筑铁路了。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没有在政治上也夺得统治，为什么它在政府面前表现得如此懦弱呢？

　　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惯常的德国方式，出世得太迟了。它兴盛的时期，正是西欧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开始衰败的时期。在英国，资产阶级能把自己真正的代表布莱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于扩大了选举权，而这种办法的后果是必定会终结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在法国，资产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来进行统治，只有两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国时期；它只是由于把自己的政治统治让给了路易·波拿巴和军队，才得以延长了自己的社会存在。而在欧洲三个最先进国家相互作用己经无限增长的条件下，当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在英国和法国已经衰败的时候，资产阶级今天要在德国舒舒服服地确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已经不可能了。

　　与先前所有的统治阶级相比，资产阶级的特点恰恰在于：在它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个转折点，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它的统治手段每进一步的增加，首先是它的资本每进一步的增加，都只会使它越来越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⁵⁾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工业、商业和交通发展到什么程度，它也就使无产阶级成长到什么程度。而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一定在各地同时到来，也不一定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从这时起，它就丧失进行独占政治统治的能力，它为自己寻找同盟者，并且斟酌情况，或是把自己的统治权分给他们，或是把统治权完全让给他们。

　　在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个转折点在1848年就已来到了。诚然，那时德国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害怕德国无产阶级，倒不如说是害怕法国无产阶级。1848年巴黎的六月战斗⁵已经向德国资产阶级表明什么前途在等着它；当时德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激愤足以向它证明：在德国也已撒下将得到同样收获的种子；从这时起，资产阶级政治行动的锋芒就被摧折了。它开始找寻同盟者，不计代价地把自己出卖给他们——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没有前进。

　　所有这些同盟者都具有反动的本性。这就是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机构的王权；这就是大的封建贵族；这就是小的土容克；最后，这就是神父。资产阶级跟所有这些人都串通一气并达成协议，只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直到最后它无可典卖时为止。而无产阶级越发展，越是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并作为一个阶级行动起来，资产者就越是变得畏首畏尾。当普鲁士人的拙劣得惊人的战略在萨多瓦会战¹³⁷中战胜了奥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惊人的战略时，很难说是谁更轻松地舒了一口气——是在萨多瓦同样被击败了的普鲁士资产者，还是奥地利资产者。

　　我们的大资产者在1870年的行动，与1525年中等市民的行动一模一样。至于小资产者、手工业师傅和小店主，他们是永远不变的。他们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他们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他们彷徨于恐惧和希望之间，在斗争期间会力求保全自己宝贵的性命，而在斗争之后则去投靠胜利者。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伴随着1848年以后的工业高涨，无产阶级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单是目前德国工人在其工会、合作社、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中，在选举以及所谓国会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 20年来在德国已不知不觉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德国工人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唯有他们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国会中去，而无论是法国人或英国人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就连无产阶级的发展也还没有超出1525年的水平。完全地和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资产者、城市流氓无产阶级、小农和农业短工中间去寻找。

　　关于小资产者，我们已经说过了。他们是极不可靠的，只有当已经取得胜利时他们才在啤酒馆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到工人方面来的优秀分子。

　　流氓无产阶级是以大城市为其大本营的、由各个阶级的堕落分子构成的糟柏，他们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同盟者中最坏的同盟者。这些社会渣滓极易被人收买，非常厚颜无耻。如果说法国工人们在每次革命中都在墙壁上写上Mort aux voleurs！——消灭盗贼！——并且把他们枪毙了不少，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法国工人热衷于保护财产，而是由于他们正确地认识到首先必须摆脱这帮家伙。任何一个工人领袖只要利用这些流氓作为自己的近卫军或依靠他们，就已经足以表明他是运动的叛徒。

　　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

　　有的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徭役。既然资产阶级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把这些人从农奴依附地位解放出来，所以也就不难令他们相信：他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才能求得解放。

　　有的是佃农。这些人的情况多半与爱尔兰的情况相同。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时，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时，他们就几乎要饿死，无力交纳地租，因而完全听任土地所有者摆布。资产阶级只有迫不得已时才会为这些人做一点事。除了工人，他们还能指望谁来拯救自己呢？

　　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大都承受着抵押借款造成的沉重压力，因而就像倒农依附地主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能获取很少一点劳动报酬，而且这种劳动报酬由于年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他们绝对不能对资产阶级寄托什么希望，因为正是资产者、高利贷资本家在榨取他们的脂膏。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尽管如此，还是应当让他们明白，只有在服从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债务变成对国家的债务，并从而减低利息之后，他们才能摆脱高利贷者。而这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做到。

　　凡是中等地产和大地产占统治地位的地方，农业短工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德国整个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城市工业工人就在这里找到自己人数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资本家与工业工人相对立一样，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与农业短工相对立的。那些有益于工业工人的措施，也必定有益于农业短工。工业工人只有当他们把资产者的资本，即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机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资料转变为社会财产，即转变为自己的、由他们共同享用的财产时，他们才能解放自己。同样，农业工人，也只有首先把他们的主要劳动对象即土地本身从大农和更大的封建主的私人占有中夺取过来，转变为社会财产并由农业工人的合作社共同耕种，才能摆脱可怕的贫困。这里，我们就谈到了巴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¹³⁸的著名决议：为了社会的利益，必须把地产转变为共同的、国家的财产。这个决议所指的，主要是这样的国家，那里存在着大地产以及与它相联系的、在大片土地上进行的经营，而且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存在着一个主人和许多短工。而这种情况一般说来在德国还占优势，因此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于德国也和对于英国一样，正好是极为适时的。农业无产阶级，即农业短工，是为各邦君主军队提供新兵最多的阶级。这是目前由于实行普选权而把许多封建主和容克选人国会的阶级。但同时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业工人，与他们生活条件相同，甚至比他们更加贫困的阶级。这个阶级因零星分散而软弱无力；政府和贵族十分清楚地知道它的潜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业凋敝，好让这个阶级继续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唤起这个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务。一旦农业短工群众学会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国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2月11日前后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2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¹³⁹

　　上面那一部分是四年多以前写成的。它直到今天还具有意义。在萨多瓦会战¹³⁷及德国分裂后是正确的东西，在色当会战¹⁴⁰及普鲁士民族的神圣德意志帝国¹⁴¹建立以后又得到了证实。可见，所谓伟大政策造成的”震撼世界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并不能使历史运动的方向发生什么变化。

　　但是这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可以加快这个运动的速度。在这方面，上述那些“震撼世界的事件”的肇事者无意中得到了大概是极不合他们自己心愿的结果，但不管愿意与否，他们都不得不容忍这些结果。

　　1866年的战争已经震撼了旧普鲁士的根基。在1848年以后，为了使西部各省骚动的工业成分——无论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重新遵守旧纪律，已经费了不少力气；这件事总算是成功了，而且东部各省容克的利益和军队的利益一起，重新在国家中占了统治地位。在1866年，整个德国西北部地区几乎都归普鲁士管辖。姑且不谈普鲁士的天赐王权因吞并其他三个天赐王权¹³⁴而在道义上遭受的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君主政体的重心确实已经显著地向西移动了。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原有的500万人口已经增加：首先有400万德意志人被直接兼并进来，后来又有600万德意志人通过北德意志联邦¹⁴²被间接兼并进来。¹⁴³而在1870年，又增添了800万西南部德意志人¹⁴⁴结果在“新帝国”中，同1450万旧普鲁士人（这是易北河东部六个省的人，那里还有200万波兰人）对立的，是早已越出旧普鲁士容克封建制度界限的2500万左右的人。因此，正是普鲁士军队的胜利动摇了普鲁士国家大厦的整个基础，容克的统治甚至使政府也越来越感到不堪忍受。但同时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把容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排挤到后面去，而把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上来，所以在旧国家的社会基础中，从内部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从1840年起日渐腐朽的君主政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是君主政体维持着这场斗争中的均势。但是，从问题已经不在于保护贵族免受资产阶级攻击，而在于保护一切有产阶级免受工人阶级攻击时起，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势必会彻底转变成专为此目的而发明的国家形式，即波拿巴主义的君主政体。关于普鲁士向波拿巴主义的这一转变，我在另一篇著作中（《论住宅问题》第二篇第26页及以下几页⁽⁶⁾）已经进行了分析。在那篇著作中，有一点我没有必要加以强调，而在这里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这个转变是普鲁士在1848年以后向前迈进的最大一步，可见普鲁士当时多么落后于现代的发展。它当时仍然是个半封建的国家，而波拿巴主义则无论如何都是以消除封建制度为前提的现代国家形式。所以，普鲁士不得不下决心清除自己的无数封建残余，并牺牲容克本身。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以最温和的形式并在可爱的“永远缓步前进！”⁽⁷⁾的旋律中进行的。大名鼎鼎的专区法就是一个例子。¹⁴⁵它废除单个容克在其领地范围内的封建特权，但这不过是为了用全体大土地所有者在全专区的特权的形式来恢复这种特权。事情的实质依然如故，只是把封建的行话翻译成资产阶级的行话而已。旧普鲁士容克在被迫变为类似英国乡绅的人物，但是他完全用不着特别反对这件事，因为这两种人是同样的愚蠢。

　　可见，普鲁士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命运，即在本世纪末以惬意的波拿巴主义形式完成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开始于1808—1813年，并在1848年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一切顺利，如果世界保持宁静，而我们大家又能长寿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将在1900年亲眼看到，普鲁士政府确实废除了一切封建机构，而普鲁士也终于达到了法国在1792年时所处的状况。¹⁴⁶

　　 废除封建制度，从肯定方面来说，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贵族特权废除到什么程度，立法也就资产阶级化到什么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对待政府的态度的基本点。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是被迫实行这些缓慢而微小的改良的。但是，政府在资产阶级面前把每一个这样的微小让步都描绘成为资产者所作的牺牲，描绘成费很大力气才从国王那里争得的让步，为此资产者自己也应当向政府作某些让步。而资产者虽然十分清楚事情的真相，却甘心去受这种欺骗。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全部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小邦分立而造成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经营自由等等，准许迁徙自由而使资本可以无限制地支配德国的劳动力，对贸易和投机实行保护；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则听任政府保留全部实际政权，投票赞成赋税、公债和征兵，并协助政府制定一切新改良法，以便使旧的警察权力仍然十分有效地对付那些不受欢迎的人物。资产阶级用立刻放弃自己政权的代价，换取自己渐进的社会解放。当然，资产阶级接受这种协议的主要动机，并不是害怕政府，而是害怕无产阶级。

　　尽管我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表现得极其可怜，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终于去履行自己的义务了。我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工业和商业的高涨，从那时起显示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从1869年以来，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工业区在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对德国说来简直是闻所未闻的，就像是本世纪初英国工业区的繁荣景象。在萨克森和上西里西亚，在柏林、汉诺威和沿海城市，也将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我们终于有了世界贸易，有了真正的大工业和真正的现代资产阶级；但同时我们这里也有了真正的危机，而且也形成了真正的、强大的无产阶级。

　　在未来的历史编篡学家看来，在1869年至1874年的德国史上，施皮歇恩、马斯拉图尔和色当等地会战¹⁴⁷的隆隆炮声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其重要性远远不及德国无产阶级那种质朴、平稳但不断向前的发展。早在1870年德国工人就曾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即波拿巴主义的战争挑衅¹⁴⁸及其自然的结果——德国普遍的民族激情。德国社会主义的工人一刻也没有被人引入迷途。他们没有被卷人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澜。当举国欢欣若狂地沉醉于胜利时，他们保持了冷静，要求“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并且不要任何割地”¹⁴⁹，就连戒严状态也不能迫使他们沉默。不论是战争的荣耀，还是关于德意志“帝国壮丽辉煌”的废话，在他们中间都得不到响应；他们唯一的目标始终是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另一个国家的工人如此出色地经受过这样严峻的考验。

　　继战时戒严状态之后，便是以叛国、侮辱帝王和官员等罪名提出的审判案，便是和平时期日益加紧的警察迫害。《人民国家报》¹⁵⁰通常总是有三四个编辑同时被关在监狱里；其他报纸境况也是一样。党内每个稍微著名的演说家每年至少总有一次要到法庭受审，而且几乎总是被判有罪。流放、查抄、解散集会等接二连三地发生。但这一切手段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被捕或被流放了，立刻就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一个集会被解散了，人们随后就会举行两个新的集会，横暴的警察常因人们坚韧顽强和恪守法律而弄得疲于奔命。一切迫害都引起与本意相反的结果；不仅不能摧毁或至少制服工人政党，反而源源不断地给它招来了新的战斗力量并巩固了它的组织。工人不论在对政权或对个别资产者的斗争中，处处都表现了自己智力上和道义上的优势，特别是在与所谓“雇主”发生冲突时，工人证明了他们现在是有教养的人，而资本家则是粗野蛮横之徒。同时工人们大都是抱着幽默态度进行斗争的，这种幽默态度是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并深知自身优势的最好的证明。这样一种在历史奠定的基础上展开的斗争，必定会取得伟大的成果。一月选举的成功¹⁵¹是现代工人运动史上迄今独一无二的现象，所以这次选举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惊奇，那是很自然的。

　　德国工人同欧洲其他各国工人比较起来，有两大优越之处。第一，他们属于欧洲最有理论修养的民族，他们保持了德国那些所谓“有教养的人”几乎完全丧失了的理论感。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这个优越之处无比重要，表现在以下的事实中：一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虽然在各个行业中有很好的组织，但是发展得非常缓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于一切理论的漠视；另一方面，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由于受初始形态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则由于受经巴枯宁进一步漫画化的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而产生谬误和迷惘。

　　第二个优越之处，就是德国人参加工人运动，从时间上来说，差不多是最迟的。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同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一样，德国的实践的工人运动也永远不应当忘记，它是站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的肩上发展起来的，它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的运动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经验，而在现在避免它们当时往往无法避免的那些错误。如果没有英国工联运动和法国工人政治斗争的榜样，如果没有特别是巴黎公社所给予的那种巨大的推动，我们现在会处在什么境地呢？

　　必须承认，德国工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地位的有利之处。自从有工人运动以来，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德国工人运动所以强大有力和不可战胜，也正是由于这种可以说是集中的攻击。

　　一方面由于德国工人具有这种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人运动具有岛国的特点，而法国工人运动又受到暴力的镇压，所以现在德国工人是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形势究竟容许他们把这种光荣地位占据多久，现在还无法预先断言。但是，只要他们还占据着这个地位，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履行在这个地位所应尽的职责。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斗争和鼓动的各个方面都加倍努力。特别是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彻底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言辞的影响，并且时刻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必须以高度的热情把由此获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识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必须不断增强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团结。虽然在1月份投票赞成社会党人的选民已经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但是他们还远远没有构成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而且，在农村居民中宣传的成就虽然很令人振奋，但正是在这方面仍有无数的事情要做。因此，不能在斗争中懈怠下来，而必须从敌人手中把城市和选区一个接一个地夺取过来。但是，首先必须维护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容许产生任何爱国沙文主义，这种精神欢迎无产阶级运动中任何民族的新进展。如果德国工人将来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只是某一个国家的工人走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并不符合运动的利益），但是毕竟会在战斗行列中占据一个光荣的地位；而将来如果有出乎意料的严峻考验或者重大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4年7月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7月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3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德国农民战争

　　德国人民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产生过能和其他国家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国人民也曾表现出韧性和毅力，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这种韧性和毅力会创造出极其辉煌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历时两年的斗争过去以后，目前几乎到处都是一片消沉。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新展现在德国人民面前，是很合时宜的。自从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已经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同我们今天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我们将会看到，1848年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暴烈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仅仅在局部地区，即在奥登林山、黑林山和西里西亚才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一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纪初期德国的状况。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经相当繁荣。城市行会手工业已经取代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工业，并且已经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从事生产。粗毛呢和亚麻布的织造这时已经成为固定而又分布很广的工业部门；就连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经在奥格斯堡织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那些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工艺品生产部门，例如金银加工业、雕塑和雕花业、铜版雕刻和木板雕刻业、武器锻造业、奖章制作业、旋工行业等等，也都蒸蒸日上。一系列或多或少具有重要意义的发明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是火药⁽⁸⁾和印刷术的发明。商业也同工业齐头并进。汉撒同盟¹⁵²垄断海上航路达百年之久，从而确保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虽然从15世纪末起，汉撒同盟由于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已经开始急剧衰落，而且当时已经有华斯哥·达·伽马的发现，但是，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以及黎凡特的一切产品的庞大的集散地。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富饶繁华的中心。原料开采业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德国矿工在15世纪已经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使农业摆脱了中世纪的最初的粗陋状态。人们不仅开垦了大片的荒地，而且种植了染料植物以及其他引进的作物，对这些作物的精心栽培，使农业普遍得到了有益的促进。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佛兰德和英国，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很稀少。在德国境内，文明的景象仅仅散见于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周围地区；就是这几个中心，利益也极不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点。南部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同北部毫不相同；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任何往来。没有一个城市像英国的伦敦那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的全部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隆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一些较小的城市远离内河和通商大道，被排斥在频繁的贸易往来之外，没有受到任何外来影响，继续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艰难度日，很少需要外来商品，也很少输出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同外界保持较为广泛的接触，才会产生新的需求；农民群众从来不曾逾越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他们的视野也从来没有超出与此相应的地方范围。

　　在英国和法国，工商业的高涨促使各种利益在全国范围内联结在一起，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在德国，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结合成利益集团，因而造成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就固定了下来。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维系整个帝国的纽带松散了，直属帝国的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直辖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他们时而相互对抗，时而同诸侯或皇帝对抗。帝国当局对自己的地位已经失去信心，它惶惑不定地摇摆于帝国的各种势力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它企图像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尽管采用了各种阴谋诡计和残暴手段，结果也只是维系住奥地利的世袭领地¹⁵³，除此之外一无所成。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最后赢得胜利而且稳操胜券的人，就是在四分五裂局面下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在地方和省区实行集权的代表人物，即诸侯。同这些诸侯相比，皇帝本人日益变得像一个普通的诸侯。

　　在这种情况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个阶级的地位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除了原有的阶级之外，又形成了一些新的阶级。

　　从上层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且已经掌握大部分主权。他们自行宣战与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邦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下层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吞并其余的帝国直辖市和男爵领地。他们对这些城市和男爵领地实行集权，而对帝国当局却主张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经十分专横，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收赋税和搜刮钱财；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即使在等级会议执行这种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通常也总是依靠骑士和高级教士这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而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由于生活奢侈和宫廷耗费日增，由于要供养常备军，还由于政府的开支不断增加，因而对钱财的需要日益迫切。赋税重担有增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而免去了这个负担，于是整个赋税的重担都落到了农民身上，既落到诸侯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到农奴、依附农以及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骑士的佃农身上。¹⁵⁴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就实施间接税 F财政上用尽心机巧立名目，以期填补国库亏空。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愿意借贷，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值，一切都以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拿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来做交易，然后又强行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把反对派的任何一种图谋都用来作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勒索和掠夺，所有这一切，都是当时的诸侯通常谋取收入的财源。甚至连司法也是诸侯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看的货色。当时的臣民除了承受上述负担之外，还得满足诸侯属下的官吏的私欲，总之，他们实在尝够了这种”慈父般的”政府所赐予的恩泽。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层贵族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中层贵族不是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降入下层贵族的行列。下层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没落。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陷于贫困，只靠从军或担任文职为诸侯效力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还有较少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在发展，步兵作用日益增大，火器已经得到改进，这一切使骑士这种笨重的骑兵在军事上失去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的手工业者一样，骑士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了多余的人物。骑士等级对金钱的渴求，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走向毁灭。随着社会向前发展，城堡里的生活变得日益奢侈，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竞相炫耀豪华的风气越来越盛，武器和马匹的价格越来越高，而骑士和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根本没有增加。专为掠夺和勒索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尚勾当，都日渐变得十分危险了。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杂捐和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不断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同诸侯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更加刁钻。农奴们被榨尽最后一滴血，依附农则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目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摇役、地租、土地税、接租费、死亡税¹⁵⁵、保护金¹⁵⁶等等，都不顾一切原有契约的规定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专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不问青红皂白地把农民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出来。

　　下层贵族和其余各个等级也同样不能和睦相处。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的贵族企图使自己直接从属于帝国，直属帝国的贵族则企图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同诸侯不断发生冲突。僧侣当时表现得高傲狂妄，他们在骑士的心目中已经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羡慕僧侣拥有大片庄园，羡慕他们由于坚持独身和遵守教规而积累起来的财富。¹⁵⁷骑士同城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向城市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抓获人质、收取赎金来维持生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就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他们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历史转折的影响。书刊印刷业的兴起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打破了僧侣对读书写字的垄断，而且也打破了他们对较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的垄断。在知识领域也出现了分工。新兴的法学家等级把僧侣从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这部分僧侣从此也就成了多余的人；他们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他们日益变得无所事事、愚昧无知。但是，这些人越是显得多余，其人数也就越是增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且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僧侣中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教权等级构成了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教士。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在其他诸侯手下以封建主身份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像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采取了更加无耻的手段。他们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还玩弄一切宗教上的刁钻伎俩，除了用严刑拷打来威胁，还用革除教籍和拒绝赦罪来威胁，此外还利用忏悔室来玩弄形形色色诡谲的花招，总之是要从他们的臣民身上榨取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道貌岸然的人经常乐于使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了通常的封建贡赋和地租以外还要征收什一税¹⁵⁸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于是他们便求助于其他各种手段，通过制造灵验的圣像和圣徒遗物、组织超度礼拜场、贩卖赦罪符，从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财物，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了极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教士及其人数众多的、随着政治煽动和宗教煽动的扩大而日益强横的修道士打手队伍，不仅引起了人民，而且也引起了贵族的切齿痛恨。只要他们还直属于帝国，他们就总是诸侯前进的障碍。脑满肠肥的主教、修道院院长以及他们的修道士走卒的奢侈生活引起了贵族的忌妒，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承担他们这种生活的耗费，他们的奢侈生活越是同他们的说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人民就越是怒不可遏。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的封建教权等级，不能分享教会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不大有人过问；虽然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十分重要，可是在当时却远不像兵营内的修道士警察活动那样不可缺少。因此，他们的报酬就少得多，其薪俸多半都很菲薄。他们出身于市民或平民，生活状况同群众十分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为僧侣，还是保持着市民和平民的思想感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间只是例外，而在传教士中间却很普遍。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平民和农民的代表，并为此而牺牲在断头台上。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指向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¹⁵⁹，即帝国税一样，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用教会税去支付罗马教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德国由于僧侣人多势众，因此这种教会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征收得更加认真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后新任者要向教皇交纳上任年贡¹⁶⁰时，就更是如此。随着需要的日益增长，搜括钱财的新花样也相继发明出来了，诸如贩卖圣徒遗物、收取赎罪金和庆祝费等等。大宗钱财就这样年复一年地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加的沉重负担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感情，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感情，贵族们在当时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

　　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关市民¹⁶¹中发展出三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城市贵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他们独自操纵市政当局，并占据一切城市官职。因此他们不仅管理，而且也侵吞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世代沿袭的、得到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不仅用各种方式剥削城市公社，而且也剥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谷物和钱币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强行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城市森林和牧场的一切权利逐步取消，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谋取私利；他们擅自在大路、桥头和城门口设置税卡，还征收其他捐税，他们利用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和司法权做交易。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恰恰相反，城市派往乡村的官吏，全都出身城市贵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表现出贵族的残酷和贪婪，还带有官僚制度下的精细苛刻作风。通过这类手法聚敛的城市收入，竟听凭这些人极其随意地掌管。市政财务账目纯粹是官样文章，草率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要想了解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特权阶层，在当时是如何轻而易举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私囊，我们只要回想一下1848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数不胜数的侵吞诈骗行径，就一目了然了。

　　城市贵族处心积虑地取消城市公社在各个领域的权利，特别是在财政方面的权利。直到后来，当这些老爷的欺诈行径变得穷凶极恶时，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期至少要掌握监督市政管理的权利。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个行会之间争斗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受到帝国以及同他们结盟的各个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出身于城市贵族的市政会成员便通过巧取豪夺，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原有的独占统治地位。16世纪初期，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新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在城市中，反对城市贵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在农民战争中态度都十分鲜明。

　　市民反对派，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比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这部分小市民的人数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多少不等。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们要求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机构（扩大的市政会、公社委员会），去监督市政管理并分享立法权；其次，他们要求对城市贵族任人唯亲和少数家族独揽大权的状况加以限制，这种状况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也日益明显了。此外，市民反对派至多还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在市政会里担任几个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城市贵族中的心怀不满和潦倒没落的团体参加进来。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个行会中，这个反对派都占大多数。而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绝对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 “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了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一模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了完全相同的成就。¹⁶²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的奢靡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采取措施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劣行径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的独立审判权和免税权，并且限制全体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以及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出现的人数众多的早期流氓无产阶级。一般说来，流氓无产阶级是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社会发展阶段都出现过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而正是在当时，由于社会中封建制度的崩溃，那些没有固定职业或者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就大量增加，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每一种行业、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是无数特权把持的禁地。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从来都没有像16世纪上半叶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一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第一部分参加了镇压农民的诸侯军队；第二部分参加了农民秘密结社和农军，在这里，他们随时都在产生涣散斗志的影响；第三部分参加了城市派别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尤其是住在城市的那一部分人，当时基本上还保持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开化了的流氓无产阶级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同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刚刚崛起但尚未发展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陷入贫困境地的行会师傅，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还同当时的市民社会秩序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驱逐的农民和被辞退的侍从人员，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者。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没有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在当时那样的工业发展阶段，在行会特权还存在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状况最接近无产阶级自但同时也正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市民师傅。因此，这个由各种成分混合而成的人群，其党派倾向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派别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农民的起义才使他们成为一个派别，而即使在这个时候，他们的要求和行动仍然几乎处处都以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紧紧依赖农村的一个明显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他们就要求确立城市手工业在农村的垄断地位，就不愿意免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反动的，他们为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本性所支配，从而为最近三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揭开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以致其中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成分比运动中的其他一切集团都暂居上风。这段插曲构成了整个农民战争的最高潮，它的中心是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人物托马斯·闵采尔，可是这段插曲为时极其短暂。城市平民集团势必垮得最快，同时，他们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也必然表达得极其含糊，所有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缺乏牢固的基础。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这个民族中遭受剥削的广大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社会的各个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一个帝国直属贵族、一个主教、一个寺院，还是属于一个城市，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被当做一件东西看待，被当做牛马，甚至连牛马都不如。如果他们是农奴，那就得无条件地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们是依附农，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们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在一天天加重。他们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动；而他们在少量的自由时间里的劳动所得，还要用来缴纳什一税、地租、土地税、财产税、远征税（战争税）、邦税和帝国税¹⁵⁹。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结婚，连死也不行。除了常规徭役以外，农民还要为老爷采集干草、草莓、越桔、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鱼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看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像支配财产一样任意支配农民及其妻女的人身。主人享有初夜权。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法官等着一样，当时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¹⁶³中的那些含有惩戒意义的条款提到了“割耳”、“割鼻”、“剜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不被这些尊贵的老爷或保护人随心所欲地用来对付农民。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的都是权贵、僧侣、城市贵族或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从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对这种可怕的压迫恨得咬牙切齿，可是要让他们举行起义却很困难。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无比困难。农民世世代代习惯于逆来顺受，在许多地区，已经禁绝使用武器，剥削的严酷程度随着主人的不同而有轻有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因此，我们在中世纪可以找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遍及各地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却一次也找不到。与农民对峙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他们相互结盟，严阵以待，这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就不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同其他等级结成联盟才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昵？

　　可见16世纪初期帝国的各个不同等级——诸侯、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了一种极其杂乱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着另一等级，都同所有其他等级进行不断的、有时公开有时隐蔽的斗争。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目前在最进步的国家中；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但是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当这个民族中遭受所有其他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即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稍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的，这种状况远不像当时那样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竞造成了怎样的混乱，那么，对于那个时代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意图纷纭错杂的情况，就不难理解了。

二

　　德国农民战争一由于存在着地方分权以及地方和各省的独立地位，由于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当时那么多的等级几乎不可能归并成较大的集团。这种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宗教政治思想的普遍传播才开始出现的。赞成或者反对这些思想的各个等级（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把全民族集结成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或反动营垒、路德的市民改良营垒、革命营垒。这次全民族大分化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是相同的，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经处于解体状态；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暂时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我们在过去几年常常有机会在德国见到这类十分相似的事实，因此，在16世纪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各个等级和阶级之间看来混淆不清的现象就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了。

　　虽然有了最近的经验，但是照德意志意识形态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然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在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意识形态家实在轻信，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关于本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们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当做确凿的事实。例如，正是这帮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对于立宪君主制优于专制君主制问题的激烈辩论，把七月革命³⁸看成只是关于“神授”君权无法继续这一问题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⁴看成只是解决“要共和制还是要君主制？”这一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些大震荡中，始终贯穿着阶级斗争，而且每次写在旗帜上的政治口号都是阶级斗争的赤裸裸的表现，可是对于这些阶级斗争，我们的意识形态家们甚至直到今天还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关于阶级斗争的信息不仅从国外频频传来，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发自底层的抱怨和愤怒声中也清晰可闻。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些阶级斗争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么，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不难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学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在僧侣手中，政治和法学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过是神学的分支，一切都按照神学中适用的原则来处理。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个法庭都具有法律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个等级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也是教会在当时封建统治下万流归宗的地位的必然结果。

　　显然，这种情况下，一切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全面攻击必然首 德国农民战争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和政治的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了有可能触犯当时的社会关系，就必须抹掉笼罩在这些关系上的灵光圈。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随着时代条件的不同，他们或者是以神秘主义¹⁶⁴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派同它有着很深的依赖关系；就连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至于各种异教，其中一部分是实行宗法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势力侵入他们生活的表现（韦尔登派¹⁶⁵）；一部分是越出封建制度的城市同封建制度对抗的表现（阿尔比派¹⁶⁶、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¹⁶⁷等等）；一部分是农民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保尔¹⁶⁸、皮卡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¹⁶⁹等等）。韦尔登派的宗法制异教，同瑞士人的暴动完全一样，无论就形式还是就内容来看，都是阻碍历史运动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在这里不必多谈。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看到，早在12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大规模对立的先兆，农民战争后来就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归于失败的。这一对立贯穿于整个中世纪末期。

　　城市的异教——这是中世纪真正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对他们的豪富殷实和政治地位进行抨击。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廉价政府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廉价教会。市民异教同所有把教会和教条的发展仅仅看成是一种蜕变的异教一样，从形式上来看是反动的，它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规，要求取消自成一统的僧侣等级。实行这种廉价措施，就会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教士，取消罗马教廷，一言以蔽之，就会取消教会中一切耗费钱财的东西。这些城市虽然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但它们本身已经是共和国，它们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正常形式是共和国。这些城市之所以对一系列教条和戒律如此敌视，一部分可以由上述情况来说明，一部分也可以由当时城市的其他生活条件来说明，例如，为什么这些城市要如此激烈地反对独身制度呢？其中的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说得更清楚了。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雷西亚的阿尔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威克利夫¹⁷⁰，在波希米亚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¹⁷¹。至于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在这里只是以反对教会封建势力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其理由十分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经被承认为等级，它们已经能够运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以足够的力量去反对世俗的封建势力及其特权了。

　　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无论在法国南部，还是在英国和波希米亚，绝大部分下层贵族在反对僧侣的斗争中和从事异教活动时都加入城市一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下层贵族依赖城市，也是由于在面对诸侯和高级教士时，下层贵族和城市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会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的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同起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规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要求承认这种关系也是市民间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得出有关市民平等的结论，甚至已经部分地得出有关财产平等的结论。它要求贵族同农民平等，要求城市贵族和享有特权的市民同平民平等，它要求取消摇役、地租、捐税、特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极其悬殊的贫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被说成是原始基督教教义的必然结论。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同市民异教相区别，但是到了14和15世纪，它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截然不同的派别见解了，这时，农民平民异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同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¹⁷²的传教者约翰·保尔。又如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博尔派¹⁷³。在塔博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的掩饰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而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德国的平民代表人物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在一起，例如鞭答派¹⁷⁴、罗拉德派¹⁷⁵等等的狂想就是如此。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排斥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没有特权，又没有财产，他们甚至不如农民和小市民，连一点带着沉重税负的产业也没有。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既没有产业又没有权利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同当时的公共机构毫无直接关系，这种公共机构完全不理会他们。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可能仅限于反对封建制度和享有特权的城关市民¹⁶¹为什么这个集团——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刚刚萌生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必然对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公共机构、观点和看法提出疑问。原始基督教中的锡利亚式狂想¹⁷⁶同这类想法就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这种超越不仅超出了现在，甚至超出了未来，因此，它只能是武断的、空想的超越，而在第一次付诸实践的尝试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中去。对私有制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必然烟消云散，结果出现的只是原始的慈善团体；意义模糊的基督教平等，至多只能归结为资产阶级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废除一切官厅，最后变成了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这种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成了对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预见。

　　这种武断的、但是很容易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中得到解释的对于未来历史的预见，最初出现在德国，出现在托马斯·闵采尔和他那一派中。诚然，在塔博尔派那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用这种刚刚萌生的共产主义思想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来，民众在每一次动荡中都出现这种思想，直到它渐渐同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况，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同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集结了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势力，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教士、城市贵族；而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者势力，即大量的下层贵族、市民阶级，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希望通过没收教会财产中饱私囊并想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组成了革命派，其要求和理论都由闵采尔作了极其鲜明的表述。

　　路德和闵采尔，无论就其理论来说，还是就其性格和行动来说，都不折不扣地代表着他们各自的派别。

　　路德在1517年到1525年这几年间所经历的转变，恰恰就是现代德国立宪派从1846年到1849年所经历的转变，也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目前正在经历的转变，这些资产阶级党派一度被推到运动的领导地位，但在这种运动中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1517年开始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场还根本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它没有也不可能排斥任何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潮。因为在最初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势力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的异教去同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他们在1847年还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衷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路德在他活动的最初阶段，以无比激烈的方式表现出他那强健有力的农民本性。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逞凶肆虐，我以为只有请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毒害整个世界的恶人，不用语盲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除此而外，简直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来遏制这种暴虐行径。我们既然用刀剑惩治盗贼，用绞索惩治杀人犯，用烈火惩治异教徒，为什么不运用一切武器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教人作恶的丑类，以及罗马罪恶城中的所有奸邪之徒，并用他们的血来洗净我们的双手呢？”⁽⁹⁾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并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烈火。全体德国人民都投入了运动。一方面，农民与平民把路德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自由的说教看成是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大部分下层贵族也站到了路德一边，甚至诸侯也被卷进了这个潮流。农民与平民认为向一切压迫他们的人进行清算的日子来到了；而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剥夺僧侣的权力，摆脱对罗马的依附，废除天主教教阶制度，并且没收教会财产而大发横财。两派势力壁垒分明，并且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两派中进行抉择。这个受到萨克森选帝侯⁽¹⁰⁾保护的人，这个维滕贝格的名教授，这个一鸣惊人、声势煌赫而被一群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了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了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现在路德吹起了和平发展和消极抵抗的调子（见1520年《给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信》等文件）。当胡登邀请路德前往贵族密谋反对僧侣和诸侯的中心埃伯恩堡去同他本人和济金根见面时，路德回答道：

　　“我不希望人们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圣经来征服的，教会是靠圣经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圣经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用暴力而取得一切，同样，他们也将在不施暴力的情况下自取灭亡。”⁽¹¹⁾

　　从路德发生了这样的转变时起，或者更确切些说，从路德比较清楚地确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场讨价还价的争论，以决定教会机构和教条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改革；就开始了那一场施展权术、妥协变通、玩弄阴谋和握手成交的丑恶把戏，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¹⁷⁷，也就是经过讨价还价而最终议定的改革后的市民教会的章程。正是这种肮脏的交易，近来又令人作呕地以政治形式在德国国民议会、协商议会、宪法审查会议以及爱尔福特议会中重演。官方宗教改革的市偿性质在这类交易中表现得最为露骨。

　　路德如今公然成了市民阶级改革的代表人物，他鼓吹合法的进步是有他的理由的。当时多数城市已经倾向于温和的改革；下层贵族参加温和改革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随声附和，另一部分诸侯则举棋不定。至少在德国的大部分地区，温和的改革可以说已经稳操胜券。如果形势继续和平地发展下去，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挡温和反对派的进逼。但是，任何激烈的动荡都必然促使温和派同激进的平民农民派发生冲突，必然导致诸侯、贵族和一些城市退出运动，其结果不是市民派被农民与平民所压倒，就是参加运动的所有派别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势力所镇压，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政党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就立即企图利用合法进步的手段周旋于革命的岩礁和复辟的漩涡之间¹⁷⁸。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也屡见不鲜。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条件下，任何一种变动的结果都必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市民阶级的改革也同样如此，它越是明显地脱离平民和农民群众，便越要落在改革派诸侯的控制之下。路德本人已经日益变成了诸侯的奴仆，而民众也很清楚应该怎么办，他们说，路德也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了诸侯的仆人自民众还在奥拉明德追击路德，向他投掷石块。

　　当农民战争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时，路德企图采取调解的态度。他极力攻击这些地区的政府，认为起义是由于他们施行苛政而引起的，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而是上帝本身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起义当然也是亵渎上帝、违反福音的。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实行和解。⁽¹²⁾

　　但是，这种好意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还是迅速蔓延开来，甚至席卷了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革的范围。闵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支起义队伍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取得一些进展，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陷入重围，人们也许就会手持长矛驱逐他这个叛徒，市民阶级的改革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垮。在这种时候，就再也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同农民暴徒相比，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成了上帝的温顺的孩子，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联合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¹⁷⁹。路德大声疾呼：

　　“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应当用秘密的或者公开的方式，去戳碎他们，扼死他们，刺死他们，就像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想办法吧，救救局势吧，凡是力所能及的人，都来刺死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么你将无比荣幸，死得其所。”⁽¹³⁾

　　路德认为，决不可对农民乱发慈悲。谁怜悯上帝所不怜悯的人，谁怜悯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乱者的行列。如果农民只须交出一头牛，就可以安然享用另一头牛，他们就会感谢上帝，诸侯们要从这次叛乱事件中认识到，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对于他们，只能用暴力来进行统治。⁽¹⁴⁾

　　 “圣人说：驴子需要的是吃草、负重和挨鞭。而农民需要的是吃糠咽菜，他们不听圣经，十分愚蠢，所以必须让他们听听鞭声和枪声，他们活该如此。我们应当为他们祈祷，使他们俯首听命，如果他们竟敢违抗，那就不必再讲什么慈悲。让他们尝兽枪林弹雨的滋昧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¹⁵⁾

　　当无产阶级在三月革命⁵³以后要求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先前曾标榜社会主义和博爱的那些资产者恰恰就是用这样的腔调来讲话的。

　　路德通过翻译圣经给平民运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他在圣经译本中使公元最初几个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提供了一幅没有层层叠叠的、人为的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图景，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利用这种武器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而现在路德竟把这一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了真正的赞美诗去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当权者，这是任何一个舔食专制君主残羹的臣仆从来没有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唯命是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在这方面，不仅农民起义，就连路德本人对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反抗活动也被全盘否定；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资产者最近又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这些难道还要一一列举吗？现在让我们把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和市民宗教改革家路德作一番对比。

　　托马斯·闵采尔大约在1498年¹⁸⁰生于哈茨山麓的施托尔贝格。相传他的父亲死在绞刑架下，成了施托尔贝格伯爵淫威的牺牲品。闵采尔早在15岁时就在哈雷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¹⁶⁾，并反对整个罗马教会。他在当时神学领域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取得了哈雷的一个女修道院神父助手的职位。在这里，他已经以极端蔑视的态度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根本不朗诵把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的祷词，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¹⁷⁾。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雅敬撰写的论述锡利亚教义¹⁷⁶的著作。在闵采尔看来，约雅敬所宣告和描绘的千年王国¹⁸¹以及对堕落教会和腐败世界的末日审判，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遍及各地的风潮而即将来临。他的布道在周围地区受到了热烈欢迎。1520年，他作为第一个宣讲新教教义的布道者前往茨维考。在那里，他遇到了狂热的锡利亚教派中的一支，这个教派在许多地区秘密地坚持活动，过去，他们一度做出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姿态，以掩盖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而现在，随着鼓动工作不断加强，他们已经越来越公开而顽强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了。这个教派就是再洗礼派¹⁸²，其领导者是尼克拉斯·施托尔希¹⁸³。他们宣称末日审判和千年王国的实现己为期不远，他们能够“见神、通神并且传达神谕”。不久他们就同茨维考市政会发生冲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相反，倒是这一派受了他的影响，但闵采尔仍然出来保护他们。市政会采取坚决行动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闵采尔也同他们一道离去。这些事发生在1521年底。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同胡斯运动的余部取得联系，力图在这里立足。他发表了宣言⁽¹⁸⁾，但结果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1522年他在图林根的阿尔施泰特城担任布道者。他在这里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经付诸实施。他完全不用拉丁文，而且在规定宣读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宣读这两部分而是宣读全部圣经。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施泰特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民众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当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所攻击的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但是，他却不像路德当时所做的那样，提倡平心静气的辩论与和平的进步，而是把路德早期那种激烈的布道继续下去，并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基督说过：我不是带着和平，而是带着刀剑来的。但是你们〈萨克森诸侯〉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去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下了命令（见《路加福音》第19章27节）：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不要有这种浅阻的看法，认为此事应靠主的力量去完成，而不需要你们手持刀剑予以协助，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鞠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都必须消灭掉，而不予任何宽赦，就像希西家、居鲁士、约西亚、但以理和以利亚消灭侍奉巴尔的僧侣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恢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芳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而去侍奉其他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这样我才不会怒斥你们。”⁽¹⁹⁾

　　但是，对诸侯提出的这些要求并无结果，而与此同时，人民中的革命激情却一天比一天高涨。闵采尔的思想越来越犀利，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坚决地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一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攻击整个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利用基督教形式宣讲一种泛神论，这种泛神论同近代的思辨观点¹⁸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接近无神论。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是理性，这种启示曾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现在依然存在。他认为，如果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那就意味着以经文扼杀圣灵。因为圣经所宣讲的圣灵并不是我们身外的存在物，圣灵本来就是理性。信仰无非是理性在人身上的复苏，因此非基督徒同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这种复苏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入天堂。因此天堂并不是什么彼岸世界的事物，天堂必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人世间建立起来。既然无所谓彼岸的天堂，当然也就无所谓彼岸的阴间或地狱。同样，也就没有什么魔鬼，有的只是人的邪念和贪欲。基督同我们一样也曾是人，不过他是先知和师长，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纪念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并没有加入任何神秘的佐料。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以基督教辞令作掩饰，闵采尔宣讲上述这些教义也大半是以同样的基督教辞令为掩饰。但他的著作到处都流露出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可以看出，闵采尔对这件圣经外衣的态度远不像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样郑重。然而在闵采尔与近代哲学之间却相隔300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紧密相连的，正如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流行的看法一样，他的政治理论也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正如他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理论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人间建立天国，建立早已预言的千年王国，其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同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机构。闵采尔所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那里不再有阶级差别，不再有私有财产，不再有对社会成员而言是独立的和异己的国家政权。闵采尔认为，当时所有的政权，只要是不依附、不参与革命的，都应当推翻，一切劳动和一切财产都应当具有公共的性质，必须实行最完全的平等。为了不仅在整个德国，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这一切，必须建立一个同盟；必须邀请诸侯和封建主都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应当不失时机地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具有更加激烈、更加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以外，他还以同样慷慨激昂的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实行社会共和平等的千年王国同当时的压迫加以对比。与此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他本人则留在阿尔施泰特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捣毁了阿尔施泰特附近梅勒巴赫的圣母教堂，这是按照圣诫行事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因为你们是圣洁的人民。”（《申命记》第7章第5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施泰特去平息这次骚乱，并且把闵采尔传唤到城堡里去。闵采尔在那里宣读了一篇布道词，这样的布道词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个“维滕贝格的行尸走肉”（闵采尔对路德的称呼）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闵采尔主张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要杀掉那些把福音书当做异端邪说的僧侣和修道士，为此，他援引新约作为根据。他说，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生存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么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诸侯和封建主就是盘剥、偷盗和掠夺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植物，统统攫归己有。然后他们却向穷人们宣讲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而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对农民和手工业者敲骨吸髓；农民和手工业者只要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架，这时那位撒谎的博士⁽²⁰⁾就对这一切析祷一声：阿门。

　　 “穷人仇恨封建主，这是封建主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消除骚乱的根源，年深月久，局势怎么会安定呢？啊！亲爱的封建主，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那该多好啊！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见戚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页）

　　闵采尔把这篇布道词付印了，他在阿尔施泰特的承印者受到萨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而被驱逐出境，闵采尔本人的一切著作都必须交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²¹⁾拿到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的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究竟是哪些权贵亵渎神明，把上帝变成画像上的小人物。”

　　他用下面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经受一次巨大的冲击，这将是一场较量，它将使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使卑贱的人翻身。”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写了一段警语：

　　 “请你注意，我已经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今天已经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根除、破坏、击横、颠覆，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道抵御君主、诸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经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²²⁾

　　闵采尔同路德及其党羽之间的裂痕早就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已接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闵采尔撇开路德而自行实施的。路德怀着温和改革派对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情去观察闵采尔的行动。早在1524年春季，闵采尔就已经写信给梅兰希顿这个心胸狭窄、思想顽固、蛰居书斋的典型人物，指出他和路德根本不理解这场运动。他们企图以死背圣经字句的方式窒息运动，他们的全部教义都已经陈腐不堪。

　　 “亲爱的兄弟们，不要再等待和踌躇了，时机已经到了，夏天已经来临.请不要同不敬上帝的人为友，他们在阻挠圣经发挥全部力量。请不要对你们的诸侯阿谀逢迎，否则你们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这些温文尔雅的人士，幸勿见责，我实在不能不如此。”⁽²³⁾

　　路德不止一次地要求同闵采尔公开辩论，但是，闵采尔虽然时刻准备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维滕贝格大学有偏见的听众面前参与一场神学的争吵。他不愿意“只向高等学校证实圣灵的力量”⁽²⁴⁾。他表示，如果路德真有诚意，就应当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闵采尔著作承印者的迫害，取消书刊检查令，以便论战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出版物充分展开。

　　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印行以后，路德就以告发者的姿态公开出来反对闵采尔了。他印发了《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称闵采尔为撒旦的工具，要求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讲邪恶教义为满足，还号召人们起来暴动，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闵采尔不得不在魏玛宫廷的诸侯面前就指控他密谋作乱一事进行答辩。人们揭发了一些事实，使他陷入极为窘迫的境地，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经被发觉，他同矿工和农民的组织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就有人用驱逐出境来威胁他。他刚刚回到阿尔施泰特，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引渡他；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走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经离开了该城，市政会就会把他引渡过去。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的鼓动热潮日益高涨，使得闵采尔的宣传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闵采尔把再洗礼派争取过来，作为宣传工作的极宝贵的代言人。这个教派本来没有确定成文的教义，他们只是通过反对一切统治阶级的共同立场，通过再洗礼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力修苦行，在鼓动方面狂热不倦，勇敢无畏；这一派人日益紧密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由于遭受种种迫害，他们居无定所，在整个德国到处漂泊，到处宣讲新的教义，因为闵采尔在这种教义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们自身的需要和愿望。他们当中有无数的人遭受刑讯，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坚贞不屈；在人民的激情迅速高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取得了无法估量的成就。因此闵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现成的立足之地，他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得到帮助。

　　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¹⁸⁵。约在一个月以前，该城附近刚刚有一次农民起义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闵采尔就在此地暗中进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那十分大胆的神学主张，都认为圣经没有绝对约束力，圣礼¹⁸⁶毫无价值可言，并且宣称基督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对上帝的亵渎。路德大叫“看吧，撒旦又在这里出没了，那个来自阿尔施泰特的妖精！”⁽²⁵⁾闵采尔把他的答路德书⁽²⁶⁾在纽伦堡付印。他直截了当地指责路德向诸侯献媚，指责他虎头蛇尾，支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被市政会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阿尔萨斯和瑞士，然后再回到黑林山南部。这个地区早在数月以前就已经爆发了起义，他的再洗礼派密使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次起义的进程。闵采尔的宣传旅行，对于人民派的组成，对于这个派的要求获得明确提法，对于起义最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显然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这次旅行中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进行诱导；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坦率地同他们畅谈自己的最终目的。闵采尔当初在图林根的时候就已经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现在，闵采尔已经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核心人物，从萨克森和图林根，到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直到阿尔萨斯和瑞士边境，他都建立了组织联系，德国南部的鼓动家，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迈尔、苏黎世的康拉德·格雷贝尔、格里森的汉斯·雷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的雅科布·韦厄和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都成了他的弟子和同盟的首领，这些人大多是革命的教士。他本人多半逗留在沙夫豪森边境的格里森，由此出发巡游黑高和克莱特高等地区。惶惶不安的诸侯和封建主到处对这个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害，反而使平民派的反抗精神更加昂扬，使他们的团结更加巩固。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鼓动近五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这里亲自领导起义，详情后面再谈。

　　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两派首脑人物的品性和行为是如何忠实地反映出本派的立场，路德的动摇不定的态度，他在运动发展的严峻时刻所怀的恐惧心理，以及他投效诸侯的卑劣行径，如何同市民阶级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完全合拍；闵采尔的革命气魄和果断精神如何在最先进的平民和农民集团中得到发扬。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路德只满足于表达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借以在本阶级内部沽钓极其廉价的声誉，而闵采尔则相反，他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直接想法和要求，并且只从当时的革命队伍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一派，这一派既要站在他那样的思想高度，又要具有他那样的魄力，这样一来，这一派就始终只占起义群众的极少数。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50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就在德国农民中间显出了最初的征兆。⁽²⁷⁾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管区出现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个早已被胡斯战争”被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和监禁等等”⁽²⁸⁾弄得一贫如洗，而又不断遭到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伯海姆，人称吹鼓手小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份出现于陶伯河谷。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灵；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伴奏，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洗刷自己的罪过，戒除尘世虚浮的欲念，抛弃一切浮华的饰物，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的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这种摒弃一切人生享受和娱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针对统治阶级而确立斯巴达式的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底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底层要展示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同其他一切社会成员处于敌对的地位，要使自己集结成一个阶级，就必须一开始就彻底抛弃自己身上还能同现存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一切：就必须放弃那些使深受压抑的生活有时尚堪忍受的一点点乐趣，放弃连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的一点点乐趣。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粗矿狂热形式来看，还是就它的内容来看，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的清教徒¹⁸⁷（不同于独立派¹⁸⁸和更激进的各教派）所鼓吹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此外，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将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出现而失掉其革命性质：一方面，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加，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另一方面，随着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日益革命化，无产阶级本身也就日益革命化。这样一来，这种禁欲主义就将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这种禁欲主义的教派分子那里，它也直接演变为市民阶级的吝啬之风，或者演变为一种矫揉造作的骑士式的道德规范，而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小市民的、行会手工业者式的鄙吝习气而已。无产阶级群众既然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割舍，那就无须再对他们进行什么禁欲的说教了。

　　吹鼓手小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是从这种说教开始活动的。事实上，只有猛烈地振臂高呼，只有突然抛弃习以为常的整个生活方式，才能把没有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习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圣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规模迅速扩大；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越是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在布道时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宣告，从今以后不应该再有皇帝，也不应该再有诸侯、教皇以及其他教会或世俗的权贵；人人都应该是兄弟，人人都应该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任何人都不应该比别人占有更多的东西。一切地租、土地税、徭役、关税、赋税以及其他杂捐和贡赋都应该永远废止；各处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该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福音。这位预言者即“圣母使者”很快就名扬四方。一批批朝圣者从奥登林山，从美因河、科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和莱茵河地区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创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面前并向他祈祷，就像向圣者析祷一样；人们争相拔取他的帽子上蓬乱的绒毛，就仿佛得到了圣物和护身符。僧侣出来反对他，把他的目睹神灵的本领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然。信仰者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这个造反的牧人的礼拜日布道竟吸引了4万多人齐集尼克拉斯豪森。

　　吹鼓手小汉斯一连几个月向群众布道。但是，他的目的并不限于布道。他同尼克拉斯豪森的教士秘密交往，还同两个骑士秘密交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冯·图恩费尔德和他的儿子，他们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担任计划中的起义的军事首领。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吹鼓手小汉斯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了信号。在布道结束时，他说：

　　 “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圣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请你们把妇女、小孩和老人都留在家里，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们的弟兄和朋友都约请来，越多越好。但你们来时不要拿朝圣手杖，而要全副武装，一手拿朝圣的蜡烛，一手拿剑和矛或辙。到时候，圣母将要向你们宣告她希望你们做什么。”⁽²⁹⁾

　　可是，在农民大批到来之前，主教⁽³⁰⁾的骑兵已经在夜间把这位反叛的预言者抓去，并把他带到维尔茨堡的城堡里去了。在预定起事的那一天，大约来了 34000名武装农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农民们感到十分沮丧。绝大部分人纷纷散去，较坚定的一部分人集结了将近16000名群众，在孔茨·冯·图恩费尔德和他的儿子米夏埃尔率领下一同来到城堡前。主教许下各种诺言劝说他们回家，可是，他们刚刚开始散去，就遭到主教骑兵的袭击，很多人被捕，两个人被斩首，吹鼓手小汉斯本人则被烧死。孔茨·冯·图恩费尔德逃脱了，直到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修道院，才允许他回来。后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的活动还继续了一些时候，但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在这第一次发动起义的尝试之后，德国又沉静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90年代末，新的农民起义和密谋才又开始。1491—1492年荷兰农民举行起义，在海姆斯凯尔克会战中被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镇压下去，同一时期，上士瓦本肯普滕修道院管区的农民也举行过起义；1497年前后夏尔德·埃尔瓦领导了弗里斯兰起义⁽³¹⁾，结果也遭到了萨克森的阿尔布雷希特的镇压，所有这些起义，我们就不一一论述了。一则因为这些起义离真正的农民战争的战场太远，再则因为它们迄今都是自由农民反对企图把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为农民战争作了准备的两大密谋组织：鞋会和穷康拉德。

　　在尼德兰导致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猛涨，于1493年在阿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一个秘密同盟，参加这一同盟的还有地道的市民反对派中的人物，甚至一部分下层贵族也或多或少地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施塔特、苏尔茨、丹巴赫、施托茨海姆和舍尔韦勒等地区。这些谋反者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和现在都一贯通过高利贷榨取阿尔萨斯农民脂膏的犹太人，要求举行一次把所有债务都一笔勾销的欢乐年，要求取消关税、杂捐以及其他各种负担，要求撤销教会法庭和罗特韦尔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把僧侣的薪俸限定在每人50—60吉尔登，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要求在每个教区都建立独立的、通过自行选举组成的法庭。谋反者的计划是，一旦力量足够强大，就袭击城防坚固的施勒特施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从该城发难，在整个阿尔萨斯发动起义。预定在起义时刻打出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系着长长的皮带的农民鞋，这就是所谓的鞋会[Bundschuh]，从这时起，到以后20年间，农民在密谋造反时都以此为标志和名称。谋反者常常在夜间到僻静的洪格贝格山上集会。人会时要举行极其秘密的仪式，并且规定，如有背叛行为，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在1493年复活节前一周，正当谋反者准备向施勒特施塔特发动攻击的时候，事情还是泄露了。官方马上采取行动；许多谋反者被捕，遭到严刑拷打，有的人被肢解或斩首，有的人被砍掉双手或指头，驱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受这第一次镇压之后并没有被消灭。相反，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地继续存在，而且，许多散居于瑞士和德国南部的流亡者 德国农民战争都变成了密使，他们到处都发现同样的压迫激起了同样的起义情绪，因而就乘机扩建鞋会组织，使它遍布于现今的巴登全境。德国南部的农民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从1493年起，他们就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他们克服了分散居住的农村生活方式对于建立人数众多而集中的联合组织所造成的重重障碍，在无数次遭到镇压和失败以及首领被杀之后，仍然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种顽强坚韧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1502年，包括布鲁赫萨尔区在内的施派尔主教管区已经出现了秘密的农民运动的迹象。鞋会在这里实际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组。大约有7000人加入了鞋会组织，总部设在布鲁赫萨尔和魏恩加滕之间的下格龙巴赫，其分支在莱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一带，溯河而上则直达封疆伯爵领地巴登。他们的条款规定z不再向诸侯、贵族和僧侣缴纳任何息金、什一税、赋税或关税s废除农奴制度，没收寺院以及其他教会财产分给人民，除皇帝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统治者。

　　我们在这里看到，农民第一次提出了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国这两项要求。从这时起，这两项要求经常由比较先进的农民和平民集团提出，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把分配教会财产的要求转变成没收教会财产以利于实行财产公有制的要求，并把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转变成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要求为止。

　　再度兴起的鞋会同原先的鞋会一样，也有秘密的集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人会的仪式，有鞋会的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公道高于一切！”它的行动计划同阿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似。计划规定，要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大多数居民都已经加入鞋会的布鲁赫萨尔，要在那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且把这支军队派去作为周围各诸侯领地的一个流动性的集合中心。

　　有一个谋反者在忏悔时把上述计划告诉了教士，于是，这个教士把计划披露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阿尔萨斯的各帝国等级和士瓦本联盟¹⁸⁹对此都深感震惊，由此可以看出鞋会组织分布之广。当局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极其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的闻所未闻的行动。农民在各处集合，进行武装反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毕竟不能持久。谋反者有的被处死刑，有的逃跑了；但是因为严守秘密，所以大部分谋反者，甚至包括首领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者邻近的封建主的领地，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再次遭到失败之后，阶级斗争似乎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趋于平息。而实际上，斗争仍在悄悄地继续进行。早在16世纪最初几年，穷康拉德就已经在士瓦本建立了组织，它显然同被驱散的鞋会会员有联系；在黑林山地区，鞋会以单个小组的形式继续存在，直到十年以后，出现一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农民领袖，才把分散的线索重新联结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在1513—1515这几年动荡不宁的时期，这两个密谋组织相继开始进行公开活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农民同时掀起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暴动。

　　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重建者是下格龙巴赫的约斯·弗里茨，他在1502年密谋失败后逃亡，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超群出众的人物。他逃亡以后，在博登湖和黑林山之间的许多地方逗留过，最后在布赖斯高的弗赖堡城附近的莱恩定居下来，甚至在那里当了土地看守人。关于他如何以那里为据点对组织进行改造，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人物吸收进组织，在法庭侦查案卷中都有极其有趣的翔实记载。这位典型的密谋家具有外交才能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各个阶级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大批地吸收到鞋会中来，其中有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和农民；他很可能还组织了各种层次不同的密谋活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他都极其审慎而又练达地加以利用。除了让立场坚定的密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于全国各地之外，他还让一些流浪汉和乞丐去完成不太重要的任务。约斯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人数众多的流浪汉统统掌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在他的密谋活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他们都是一些非常奇特的人物：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到处漂泊，诡称女孩的脚受了伤，从而沿街乞讨，他的帽子上有八个以上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圣奥迪莉娅、圣母等等，他留着长长的红胡子，拿着一根带匕首和钉子的多节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廷的名义要求施舍，拿着香料和苦艾向行人兜售，穿一件铁褐色长外衣，戴一顶红色四角帽，帽上有一个特里安的小娃娃，身边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挂着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他一些乞丐头子则故意露出伤疤，也都穿着类似的古怪服装。在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十个人为了获取2000古尔登的报酬，奉命将在阿尔萨斯、封疆伯爵领地巴登和布赖斯高这三个地方同时放火，并在察伯恩区的教堂建堂节那一天至少带着他们手下的 2000人到罗森城去，在曾任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的指挥下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中间，建立了一处又一处联络站，约斯·弗里茨同他的主要密使——弗赖堡人施托费尔经常骑着马在各处巡回，并在夜间检阅新招来的兵员。关于鞋会在莱茵河上游和黑林山地区的分布情况，法庭侦查案卷中有充分材料可资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的形貌特征。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小店主，还有一些贵族、僧侣（包括莱恩本地的僧侣），以及失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成员中可以看出，鞋会在约斯·弗里茨领导下已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经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谋组织的分支遍及阿尔萨斯全境，遍及现今的巴登，一直到符腾堡和美因河畔。在偏僻的山上有时举行较大的集会，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讨论鞋会的事务。首领们集会时往往约请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集会都是在莱恩附近的哈特马特山上举行的，也正是在这里，通过了鞋会的十四条款；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统治者；撤销罗特韦尔帝国法庭，教会法庭只能裁决宗教事务；凡所付息金巴同本金数目相等，则不应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僧侣每人以领一份薪俸为限；没收教会财产和寺院珍宝以充鞋会军费；废除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持久和平；采取有力措施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牢固设防的城市弗赖堡作为鞋会的中心；一侠鞋会队伍集结起来，就开始同皇帝谈判，如果皇帝拒绝，就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一致通过的各项条款。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经越来越明确和坚决，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温和怯懦分子作出相应的让步。

　　原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举事。只是鞋会会旗还没有置办，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隆去让人绘制会旗。会旗上除了各种徽记图案之外，还画着一只农民的鞋，写着一行字：愿上帝保佑神圣的正义事业。但是，当约斯·弗里茨离开驻地的时候，其他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弗赖堡，而且事前走漏了风声，加上宣传工作中的一些疏忽，致使弗赖堡 德国农民战争市政会和巴登的封疆伯爵⁽³²⁾发现了线索，最后，由于两个谋反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计划终于暴露无遗。封疆伯爵、弗赖堡市政会和恩西斯海姆的帝国政府立即出动密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逮捕，受刑讯，被处死；可是这一次大多数人，特别是约斯·弗里茨都逃脱了。瑞士各州政府这一回十分凶狠地迫害逃亡者，甚至还处决了许多人。但是，瑞士各州政府同它们的邻邦一样，也无法阻止绝大多数逃亡者继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那些逃亡者后来甚至又渐渐地回来了。最疯狂的是恩西斯海姆的阿尔萨斯政府¹⁵³，它竟下令将很多人处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等极刑。约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的莱茵河畔，但他常常到黑林山这一边来，而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瑞士人这一次之所以要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员，其原因从第二年即1514年在伯尔尼、索洛图恩和卢塞恩、爆发的农民起义⁽³³⁾就可以看出。那一次起义彻底扫除了贵族政府和城市贵族。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得了一些特别的权利。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还远不如德国。农民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的有组织的大军击败了，而这种大军在瑞士是不存在的。

　　在符腾堡形成的第二个密谋组织与巴登的鞋会同时存在，而且显然与该鞋会有直接的联系。据文献记载，这个组织从1503年起就已经存在，因为自从下格龙巴赫人遭到镇压以后，使用鞋会这一名称过于危险，所以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亨施陶芬山麓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人民中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乌尔里希政府的无耻压迫以及有力地促使1513年和1514年运动爆发的连年饥筐，都使加入该密谋组织的人数不断增加，新征收的酒税、肉税、面包税以及每一吉尔登每年要交一分尼的资本税，导致了运动的爆发。绍恩多夫城的刀匠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首领的集会地点，他们计划先夺取该城。1514年春，起义爆发了。3000名农民（一说是5000名农民）开到城下，但又被公爵的官吏用种种动听的诺言劝退了。乌尔里希公爵在答应废除新税之后就带着80名骑兵匆匆赶来，这时他发现，由于他已经许下诺言，一切都已经归于平静。他许诺召集邦议会来审议一切申诉。但是，密谋组织的首领们深知乌尔里希只不过是在向人民玩弄缓兵之计，一旦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它们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行征税。因此，他们就从卡斯帕尔·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从”穷康拉德总部”发出邀请，要求各处派人前来参加同盟代表大会，并且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促进这一工作。雷姆斯河谷第一次起义所取得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中间的威信；文告和密使到处受到欢迎，所以，符腾堡各地区派了很多代表参加了5月28日在下蒂克海姆举行的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尽快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那里使起义向四面八方扩展。当代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和维尔廷根的一个受人尊敬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动员施瓦本山的居民加入组织的时候，起义已经在各地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遭到袭击并被俘虏，可是巴克南、温嫩登、马克格勒宁根等城市却都落入同平民结盟的农民手中，从魏恩斯贝格到布劳博伊伦，从布劳博伊伦到巴登边境，整个地区都掀起了公开的暴动，乌尔里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面宣布6月25日召开邦议会，一面却写信向周围地区的诸侯和自由市求援以平息起义，信中说起义危及帝国境内所有诸侯、官府和名门望族，还说起义“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在这期间，邦议会，即各城市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邦议会上享有席位的农民的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图加特开会。高级教士还没有到会，骑士根本没有被邀请。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在咫尺、声势逼人的莱昂贝格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代表被邀参加了议会，会上通过下列决议：把公爵手下三个可恨的顾问朗帕尔特、图姆布和洛歇尔撤职查办；由四个骑士、四个市民和囚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发给公爵固定的年律，没收修道院和寺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里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对抗这些革命的决议。6月21日，他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蒂宾根，高级教士也跟着他赶到那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那里去，市民们也就照办了。于是，他就在那里继续召开没有农民参加的邦议会。在那里，市民们慑于军队的威胁出卖了自己的同盟者——农民。7月8日，达成了蒂宾根协议，规定公爵所负的将近100万的债务均由本邦居民偿还，而公爵本人则应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洞的词句搪塞农民，并且还用严禁暴动和结社的惩治法令对付他们。至于农民在邦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就只字不提了。农民们声讨这种叛卖行径；但是，自从各等级为公爵承担了债务以后，公爵又借到了钱，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³⁴⁾，也派来了援军。这样一来，到 7月底，蒂宾根协议就被整个邦所接受，人们又重新宣誓，表示效忠于官方。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亲自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在卡躏尔山扎下了营寨。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义者因缺乏口粮而自行散去，剩下的人也因同几个邦议会议员达成一项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各自回家了。这时，各城市都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疯狂地反对农民，它们自愿派队伍去增援乌尔里希的军队，于是乌尔里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那里的城市和村庄洗劫一空。1600个农民被捕，其中有16人立即被斩首，其余的大多数人被判处苛重的罚款，归人乌尔里希的金库。很多人长期被禁锢狱中。当局颁布了严厉的惩治法令，禁止农民重建组织，禁止农民举行任何集会。士瓦本贵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联盟以镇压一切起义的尝试。穷康拉德的主要首领们在这期间幸而都逃往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陆续回家。

　　与符腾堡运动同时，在布赖斯高和封疆伯爵领地巴登也出现了新的鞋会反抗运动的征兆。6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过起义的尝试，但立即被封疆伯爵菲力浦击溃，其首领巴斯蒂安·古格尔在弗赖堡被捕并被斩首。

　　就在同一年，即1514年，也是在春天，匈牙利爆发了一场全面的农民战争。当时人们正在进行有关十字军征讨土耳其人的宣传。人们同往常一样许诺说，农奴和依附农只要参加十字军就可以获得自由。将近6万人参加了军队，由盖尔盖伊·多扎任指挥；他是塞克勒人¹⁹⁰，曾在以往历次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封号。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不愿意进行这次十字军征讨，因为这次征讨势必要使他们失去财产和农奴。他们追赶各支农民队伍，采用武力和残暴的手段夺回他们的农奴。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怒不可遏。劳伦蒂乌斯和瓦尔纳瓦这两个最热忱的十字军传教士发表了革命讲演，使十字军对贵族的仇恨变得更加强烈。多扎本人同他的部队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多扎亲自领导这个新的运动。

　　多扎同他的农民队伍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科什原野。他们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同贵族方面的人员发生冲突，于是就开始了敌对行动，不久就发生了小规模战斗，最后，农民对落入他们手中的所有贵族都采取了西西里晚祷¹⁹¹那样的行动，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统统烧光。宫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进行第一次人民审判时，多扎就进一步采取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五路。两路被派往匈牙利北部山区，以便在那里掀起全面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罗什·萨莱雷什指挥，留守拉科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在多扎和他的兄弟格雷戈尔率领下向塞格丁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汇集于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总督约翰·扎波略求援。在萨莱雷什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以后，贵族便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科什的军团。大批俘虏都被残酷地处决，剩下的俘虏则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扎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而向乔纳德进发，他在击溃了伊什特万·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乔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流血的镇压，以清算他们在拉科什犯下的严重罪行。多扎在乔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由人民行使主权，然后向巴托里据守的泰梅什堡进发。但是，在他围困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并得到由安塔尔·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的增援时，匈牙利北部的两支军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而约翰·扎波略则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扎进击。农民遭到扎波略的袭击而溃散了，多扎本人被俘，并被放在烧红的铁椅上炙烤，在他一息尚存时，敌人强迫他的部下来吃他的肉，并规定只有吃了他的肉的人才能免受极刑。溃散了的农民由劳伦蒂乌斯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后来又一次被击破，所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几千具农民尸体高高挂在路旁，或者挂在已成一片焦土的村庄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竟达6万人。贵族们费尽了心机，要在下次邦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国家的法律。

　　这一时期在“温迪施边区”（即克恩滕、克赖因和施泰尔马克）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类似鞋会的密谋团体组织的。这个地区受到贵族和帝国官吏敲骨吸髓的盘剥，惨遭土耳其入侵者的蹂躏，饱受饥懂之苦；早在1503年，这里就成立了上述密谋团体，并且举行了一次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在1513年又举起了stara prawa（旧权利）的战旗。然而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了和平解决的方案，1514年，当他们以更大的声势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解散了。鉴于上述情况，一再受骗的人民就在1515年春天掀起了一场来势更猛的复仇战争。同匈牙利的情况一样，各处的城堡和修道院都被捣毁，农民陪审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刑和斩首。在施泰尔马克和克恩滕，帝国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很快就把起义扑灭了。在克赖因，敌人偷袭了赖恩城（1516年秋），接着又采用了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径如出一辙的无数奥地利式的残暴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在遭受一连串如此惨重的失败之后，在经受贵族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德国农民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悄无声息了，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并没有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重返士瓦本和莱茵河上游地区，1517年，鞋会在黑林山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本人一直把1513年的鞋会旧旗藏在怀里，随身携带，此刻他又奔走于黑林山各地，积极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了。同四年前一样，人们又预定在克尼比斯山上集会。但是由于人们没有严守机密，政府了解了有关情况，于是便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能干的会员，包括约斯·弗里茨在内，都不得不逃走。这一次，约斯·弗里茨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那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

四

　　正当鞋会的第四次密谋活动在黑林山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滕贝格发出了行将席卷各个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提出的论纲就像闪电击中火药桶一样，引起了大火。¹⁹²骑士和市民，农民和平民，觊觎大权的诸侯和低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和博学多才的、专写讽刺诙谐作品的反对派作家，他们追求的目标千差万别而又纷纭错杂，但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普遍的、共同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使他们团结起来。这个由一切反对派分子仓促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它却使运动的惊人力量突然地显示出来，而且更迅猛地把运动推向前进。

　　然而，正是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猛，运动中潜在的分裂萌芽也就势必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鼓动起来的群众中，那些由于自身的整个生活地位而相互直接对立的部分，势必又相互分裂开来，重新回到平常那种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围绕着两个引力中心的形形色色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周围；农民和平民并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反对派。不过这时的运动已经比路德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派别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立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尔在出版物中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于路德派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就企图反对诸侯和僧侣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利害和要求究竟有多大分歧。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德国贵族在16世纪初期处于什么地位。他们正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到，随着他们的没落，帝国政权也在没落，整个帝国正在解体，分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领地。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没落必然要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同步发生。这里还要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属贵族，由于他们担任的军职以及他们相对于诸侯所处的地位，他们是最能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大，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大。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对德国可怜的政治地位感到不满；对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感到不满，而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而日益加深；骑士等级对外国列强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感到不满；对德国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也感到不满。所以，贵族的各种要求都必然首先归结为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使诸侯和高级僧侣成为牺牲品。进行这种归纳总结工作的人就是德国贵族在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里希·冯·胡登，同他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的还有贵族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很明确、很激进地提出了改革帝国的要求。这种要求无非就是要废黜一切诸侯，把僧侣诸侯的领地和教会财产全部收归俗用，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致就像从前的波兰共和国在鼎盛时代所建立的那种贵族民主制。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建立起贵族的即主要是军人阶级的统治，只要废黝那些分裂国家的罪魁即诸侯，只要取消僧侣的权力，使德国摆脱罗马教权的统治，就可以使帝国重新走向统一、自由和富强。

　　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占领的各帝国在最初几个世纪里实行的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后来都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要建立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贵族民主制已经不可能建立，因为当时在德国已经有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强大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像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的下层贵族同城市的联盟。在德国，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而在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¹⁹³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且为资产阶级出身和带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在德国，农奴制依然存在，贵族的收入来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被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收入来源是资产阶级性的：地租。最后，专制君主制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从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同市民阶级之间的对立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行不通，因为在德国，实施全国性中央集权制的条件尚未具备，或者极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是致力于实际推行他的理想，就越需要作出更多的让步，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同诸侯较量，日益显得元力，可见贵族光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唯一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颇有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对贵族早就领教够了，不会再去信任他们，不肯再去同他们结成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死敌。而那些理论家不是站在市民、诸侯一边，就是站在农民一边。既然帝国改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始终是提高贵族的地位，那么，贵族又怎能保证市民和农民从这场改革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在这种情况下，胡登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他的宣传文件中很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向市民指出：为了自身的利益，市民们在即将来临的诸侯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也应保持中立。胡登只字不提废除农奴制以及取消农民向贵族缴纳捐税的问题。

　　当时德国贵族对农民的态度，同波兰贵族在1830—1846年暴动中对本国农民的态度完全一样。同现代波兰起义中出现的情况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使运动获得成功。但是，由于以下两种情况，这种联盟恰恰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落到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政治特权，放弃对农民行使封建特权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笼统而又渺茫的希望就同贵族结盟，也就是同压迫他们最厉害的那个等级结成联盟。同1830年波兰的情况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经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农民才可能同贵族联合。但是，贵族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根本不愿意自动放弃特权，放弃自己的整个特殊地位以及绝大部分收入来源。

　　因此，当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到头来是独力对付诸侯的。诸侯在过去200年间就不断地夺取贵族的地盘，这一次也轻而易举地制服了贵族。这一切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道组成了一个以六年为期的莱茵、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贵族同盟，声称目的是为了自卫。济金根一方面靠自己筹款，一方面靠同附近的骑士实行联合，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组织了募兵和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里尔选帝侯大主教⁽³⁵⁾宣战，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驻特里尔城郊的时候，他的援军由于诸侯迅速出兵干涉而被截断了自黑森邦伯⁽³⁶⁾和普法尔茨选帝侯⁽³⁷⁾都驰援特里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施图尔城堡。胡登及其战友虽然竭力求援，可是，与之结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竟置济金根于不顾。济金根本人身负重伤，放弃兰施图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几个月后就死在苏黎世湖中的乌弗瑞岛上。

　　随着这次斗争的失败和两位领袖的去世，贵族势力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就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效劳并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进一步置身于诸侯直接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也不愿意同解放了的农民结成公开的同盟去打倒诸侯和僧侣。

五

　　路德对天主教教阶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了起来，从此以后，农民没有一年不起来重提自己的要求。从1518年到1523年，在黑林山和上士瓦本，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从1524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就都带有系统性了。同年4月，马希塔尔修道院管区的农民拒绝服徭役和纳贡赋；5月，圣布拉辛的农民拒绝履行农奴义务；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因海姆的农民宣布拒缴什一税以及其他杂费；7月和8月，图尔高的农民举行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联邦实行残酷镇压，处死了很多人，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邦伯领地施蒂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决的起义，这次起义可以看成是农民战争的序幕。

　　施蒂林根的农民突然拒绝向邦伯⁽³⁸⁾交纳贡赋，他们结成强大的队伍，并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率领下，于1524年8月24日向瓦尔茨胡特进发。在这里，他们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市民之所以很愿意促成这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政府¹⁵³对他们的传教士巴尔塔扎尔·胡布迈尔进行宗教迫害，此人是托马斯·闵采尔的朋友和弟子。兄弟会规定，每星期要交三个克劳泽的会费（就当时币值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阿尔萨斯、摩泽尔、整个上莱茵以及法兰克尼亚等处吸收农民人会，宣告兄弟会的目标是要废除封建统治，摧毁所有城堡和寺院，消灭除皇帝一人以外的一切统治者。会旗就是德意志三色旗〔194〕。

　　起义迅速蔓延到现在的上巴登全境。上士瓦本的贵族惊恐万状，当时他们的军队几乎全都在意大利同法国弗朗索瓦一世作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通过谈判拖延时日，以便筹款招兵，待到力量足够强大，便以“烧杀掳掠”去惩罚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以后，开始出现了种种周密策划的叛变倒戈、背信食言和阴谋活动。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以玩弄这一套手法而臭名昭著，而这一套手法也正是他们对付分散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有力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直辖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¹⁸⁹出面斡旋，但是并没有向农民保证要作出任何实际的让步。农民仍然继续行动。从 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林山到达乌拉赫和富特旺根，把他的队伍扩充到 3500人，并率领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离施蒂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力量不超过1 700人，而且这些人都相当分散。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后来确实也在埃瓦廷根营地达成了协议。贵族答应同农民订立友好的条约，或者由双方直接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贵族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理农民提出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一概解散。

　　经农民一致同意，拟定了十六条款，要求施托卡赫法院批准。条款都很温和。农民要求废除狞猎权和摇役制，要求取消苛重的赋税和全部领主特权，要求保证不受任意逮捕，要求保证不受法庭任意作出的不公正判决的侵害——此外别无他求。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马上要求他们继续缴纳全部尚有争议的贡赋，直到法院作出裁决为止。农民当然拒绝这一要求，他们让贵族老爷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又再次爆发。农民又聚集起来，诸侯和贵族老爷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了布赖斯高，深入到符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在农民战争中扮演了阿尔瓦的角色，他率领军队监视农民，袭击各路援军，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同农民首领进行谈判，有时也达成了一些协议。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院全由贵族组成提出抗议，而贵族却宣读了一篇皇帝的诏书¹⁹⁵作为对农民的答复。审理旷日持久，而贵族、诸侯和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备战。这时，斐迪南大公除了统治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以外，还统治着符腾堡、巴登的黑林山和阿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拘捕农民，严刑拷打，杀而勿赦，随心所欲地消灭他们，烧毁他们的家产，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逐出家园。由此可见，诸侯和老爷究竟是怎样实行停战的，他们所说的善意调停和审理农民申诉究竟意味着什么。斐迪南大公向奥格斯堡的韦尔泽家族借来一笔钱，迫不及待地扩充军队；士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三期募齐款项和招满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是托马斯·闵采尔在南部高地¹⁹⁶逗留的五个月中发生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展曾经产生过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已经间接地完全得到了证实。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者大都是他的弟子，他们都拥护他的思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南部高地农民的书简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拟定的。闵采尔在回图林根的途中还给造反的农民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¹⁹⁷。

　　与此同时，从1519年起就被逐出符腾堡的乌尔里希公爵也想借农民之力实现他收复本邦失地的阴谋。他从被逐以来就力图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的确是事实。在1520—1524年间，黑林山和符腾堡地区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都同他的名字有所牵连，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维尔城堡出发直接袭击符腾堡。不过，他只是被农民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什么影响，更谈不上取得农民的信任了。

　　当年冬季就这样过去了，双方都没有采取什么重大步骤。诸侯老爷已经销声匿迹，农民起义却得到了发展。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和莱希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骤起。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黑林山—黑高农军同符腾堡的乌尔里希一道密谋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农军参加了乌尔里希发起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徒劳行动的时候（1525年2—3月），农民于 2月9日在乌尔姆城南边的里德举行了起义，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里，竖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里希—施米德率领。这支农军有10000—12000人。

　　2月25日，7000名上阿尔高农军在舒森河集结，因为传闻官方军队将开来对付这里的不满分子。肯普滕人民在整个冬季都同他们的大主教⁽³⁹⁾争执不休，他们也在2月26日集结起来，并同上阿尔高农军联合在一起。梅明根和考夫博伊伦这两个城市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这两个城市在斗争中的暧昧态度，在这里已经暴露出来了。3月7日，梅明根十二条款在梅明根被上阿尔高全体农民接受。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高农民的消息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博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扩大了。司令部设在贝马廷根。

　　在下阿尔高，在奥克森豪森和谢伦贝格地区，在蔡尔和瓦尔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的领地，农民也举行了起义，而且早在3月初起义就爆发了。这支下阿尔高农军有7000人之众，驻扎在武尔察赫附近。

　　这四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梅明根条款比黑高农军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的各点上，明显地表现出优柔寡断。农民有时也有一点果断精神，但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即在他们对敌人的花招有了体会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正面河畔创建了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直到多瑞沃特的整个地区，从伊勒河、罗特河、比伯河这几条河的河谷来到莱普海姆，并在这里安营扎寨。15个地区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赶来了，从117个地区派来了援军。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里希·雪恩，他的传教士是莱普海姆的教士雅科布·韦厄。

　　所以，在3月初，上士瓦本六处营寨约3万—4万名起义农民都武装起来了。按性质来说，这些农军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在各支农军中只占少数。但尽管如此，他们在各处都成为农民营寨的核心和骨干。农民群众希望用威胁手段迫使贵族让步事只要贵族保证对农民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同贵族达成协议的。可是当事情一拖再拖而诸侯军队又日益逼近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厌战情绪，那些生怕失去自己拥有的一点财产的农民，多半都会跑回家去。此外，当时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帮人败坏纪律，瓦解农民斗志，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些情况足以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到处采取守势，而且各营寨士气普遍低落；这些情况还说明，即使撇开农军战术不精和良将奇缺这两点不谈，他们也绝不是诸侯军队的对手。

　　还在农军集结期间，乌尔里希公爵就带着招募来的军队和一些黑高农民从霍恩特维尔向符腾堡进击。如果农民这时从另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士瓦本联盟¹⁸⁹就溃败了。但是，由于农军只采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同巴尔特林根农军、阿尔高农军以及湖军缔结停战协定，准备进行谈判，并确定在鸠迪加礼拜日¹⁹⁸（4月2日）了结此事。在这期间，他得以进攻乌尔里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里希公爵于3月17日再度撤离符腾堡。然后，他回过头来对付农民，但是，他自己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叛乱者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他把军队开往乌尔姆，在那里集结了新的援军。他派了一个警戒营留守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士瓦本联盟终于腾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由各方派出的兵员。于是它抛开了自己的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¹⁹⁹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地遵守了停战协定。为了准备鸠迪加礼拜日的谈判，他们拟定了自己的要求，即著名的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全体教徒选举和罢免神职人员，废除小什一税，把大什一税¹⁵⁸中除支付教士薪俸之外的全部余款均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权和死亡税，限制苛重的徭役、赋税和土地税，归还从教会和个人那里夺去的林地、牧场和特权，消除司法和行政部门的专横跋雇。由此可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占很大优势。革命派以前在《书筒》中早就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这封向全体农民发出的公开书简要求农民参加“基督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概是办不到的”——或者用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绝罚”威胁所有拒绝参加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参加就把谁排除于社会活动之外，完全隔绝他与同盟成员来往。所有城堡、寺院和教堂也都要按照世俗绝罚的要求加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道士自愿离开这些地方，同其他人一样搬进普通住宅，并参加基督教同盟。这篇激进的宣言显然是在1525年春天起义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彻底战胜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绝罚”的规定所涉及的只是压迫者和叛徒，以及城堡、寺院和教堂；按照这种规定，必须把压迫者和叛徒处死，把城堡焚毁，把寺院和教堂没收，并把那里的财宝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把他们的十二条款提交给被指定的仲裁法庭法官之前，他们已经得到士瓦本联盟毁约和军队逼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阿尔高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1f农民在盖斯博伊伦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四支农军合在一起，改编成四个新的纵队；农民还决定没收教会财产，变卖其中的珠宝以充军费，并焚毁各地的城堡。于是书简也同正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为他们的作战准则，而原定缔结和约的鸠迪加礼拜日就成了总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层出不穷，六个月来黑林山的起义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和莱希河地区的消息不断传来，这一切足以说明，在德国三分之二的地区为什么农民起义会接连不断地迅速发生。此外，各处起义同时发生这一事实，也证明领导运动的人就是通过再洗礼派¹⁸²以及其他密使去组织运动的那些人。在符腾堡地区，在内卡河下游，在奥登林山，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在3月下半月就已经出现风潮；各处事前都已经指定4月2日这个鸠迪加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在4月的第一个星期就已经进行决定性的出击，举行群众起义。阿尔高农民、黑高农民和湖军农民也于4月1日通过敲起警钟和召开群众大会的办法，把全部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召入营寨，并且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采取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六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了起义。这时在讷德林根城附近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在农民的帮助下，以安东·福尔讷为首的城市革命派占了优势，福尔讷被任命为市长，该城同农民采取一致行动。在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一7日到处举行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在罗滕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经拿起武器，罗滕堡城名门望族的统治于 3月27日被斯蒂凡·冯·门钦根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贡赋恰恰是该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的、暧昧的。在维尔茨堡主教教堂议事会²⁰⁰管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举行了起义；在班贝格主教管区内，总暴动在五天之内就迫使主教⁽⁴⁰⁾屈服。最后，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安下了强大的比尔德豪森农民营寨。

　　在奥登林山，革命派的首领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亨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贝格的小店主。在这里，3月26日就已经掀起了风暴。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河。从罗滕堡郊外营寨来的2000人也参加了行动。所有援军会合以后，就在格奥尔格·梅茨勒率领下于4月4日向亚格斯特河畔的申塔尔寺院进军，内卡河谷的农民也在这里同他会师。内卡河谷的农民是由海尔布隆附近的伯金根的小店主耶克莱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鸠迪加礼拜日在弗莱恩、松特海姆等地宣布起义，而文德尔·希普勒则率领一批密谋者奇袭厄林根，并把附近的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在申塔尔，有两支联合成“华美军”的农民军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组织向各城堡和寺院发起攻击。华美军约有8000人的兵力，装备了火炮，还拥有3000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了华美军并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罗滕堡和厄林根的后备军中征集来的人员组成的精锐部队。

　　驻内卡苏尔姆的符腾堡地方长官路德维希·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采取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发起了进攻。由于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由于刚刚传来了关于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韦厄被杀以及特鲁赫泽斯施行残酷手段等消息，农民们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逃往魏恩斯贝格，他在那里遭到攻击，城堡受到了弗洛里安·盖尔猛攻。经过长时间的鏖战，盖尔终于攻下城堡，路德维希伯爵同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即4月17日，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和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共同审讯这批俘虏，并强迫以黑尔芬施太因为首的14名战俘穿过手持梭镖奋力刺杀的士兵行列。过去黑尔芬施太因就是用这种最具有侮辱性的方式来处死俘虏的。占领魏恩斯贝格的行动以及耶克莱恩对黑尔芬施太因采取的恐怖报复手段，对贵族们起到了震慑作用。勒文施泰因的伯爵们参加了农民联盟；霍亨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立过功，他们马上送来了必需的火炮和弹药。

　　首领们商议是否要拥立葛兹·冯·伯利欣根为领袖，”因为他可以把贵族拉到这一边来”。这个建议得到了赞同：但弗洛里安·盖尔从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了反动的苗头，于是就带着他的黑军脱离华美军，独自行动，最初走遍了内卡河流域，后来又在维尔茨堡地区活动，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剩下的农军先是向海尔布隆进发。在这个强大的帝国直辖自由五市，和几乎所有地方一样，同名门望族对峙的是市民反对派和革命反〈对派。革命反对派同农民达成了秘密协议，他们在骚乱过程中于4月17日打开城门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农民的领袖们带领自己的人占领了这座城市；城市被吸收加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200古尔登现款，还提供了一个中队的志愿兵。只有僧侣和德意志骑士团²⁰¹成员的产业遭到了洗劫。22日，农民留下少数驻防部队就撤走了。海尔布隆被指定为各地农军的联络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了代表，商议农民的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以及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同市民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名门望族这时又在这座城市占了优势，他们对任何坚决的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登林山进发。4月24日，葛兹·冯·伯利欣根（此人在这以前的几天内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⁴¹⁾，然后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这时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担任华美自军（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相对而言）的总指挥。可是，他同时又是农民的俘虏，农民十分警觉地监视着他，并责成他按首领们的意见行事，未经首领同意不得擅自行动。葛兹和梅茨勒率领农民群众通过布亨开往阿莫巴赫，他们在那里从4月30日驻扎到5月5日，并在整个美因茨地区掀起暴动。各地的贵族被迫参加暴动，借此保全他们的城堡；只有寺院遭到焚烧和洗劫。这时农军士气明显下降；最坚决果断的人都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同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一道离开了队伍。罗尔巴赫在农军占领海尔布隆以后已经离队出走，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不可能在一支想同贵族妥协的农军中久留。迫不及待地想同贵族取得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农军士气低落的标志。此后不久，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前来应募的雇佣兵，不要像以往那样，每个月都征召新兵、遣散老兵，从而使兵员不断更新，而应当使这支武装起来的、多少受过训练的队伍保持稳定。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农民们已经忘乎所以，竟把整个战争看做是一种聚众掠夺的勾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就不可能合乎他们的心意，而且，他们一旦填满私囊，就会随心所欲地返回家园。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海尔布隆的市政会成员汉斯·贝林竟说服农军的首领和顾问通过了《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删去了十二条款中仅有的一些尖锐词句，改成了恭顺的请愿语言，并且硬说这些语言出自农民之口。这一回，农民对事情忍无可忍了，他们纷纷发出强烈的呼声，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而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这期间，维尔茨堡地区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4月初，当农民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主教⁽⁴²⁾就退守到维尔茨堡附近的坚固设防的弗劳恩贝格，并驰书各方求援，结果徒劳，终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邦议会，出席会议的也有农民代表。但是，会议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就查获了一批信件，证实了主教的叛变阴谋活动。邦议会立即散去，造反的市民和农民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德堡；第二天，弗洛里安·盖尔及其黑军就来到了维尔茨堡，同他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河农军，这支军队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罗滕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5月7日，葛兹·冯·伯利欣根也率领华美自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贝格。

　　在林普格地区以及埃尔旺根和哈尔一带，早在3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盖尔多夫农军或称普通华美军。这支农军势如破竹，把整个地区都卷入暴动，烧毁了许多寺院和城堡，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中；农军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随队伍行动，强迫所有的贵族，甚至包括林普格的酒店老板在内，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5月初，这支农军准备袭击符腾堡，但经过别人劝诱以后撤退了。当时，德意志小邦分立的割据状态也同1848年一样，使各邦的革命者很难采取共同的行动。盖尔多夫农军被限制在一个小小的地区里，这支队伍在当地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势必自行瓦解。他们同格明德城达成了协议，只留下500名武装农民就解散了。

　　在普法尔茨，4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建立了农军。他们破坏了许多城堡和寺院，并于5月1日占领了哈尔特山麓诺伊施塔特，而在此以前几天，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渡河，迫使施派尔城缔结协定。冯·哈伯恩元帅只率领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5月10日，选帝侯不得不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保证要召开一次邦议会以解除农民的负担。

　　最后，在符腾堡，起义很早就在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山，农民们早在2月间就已经结成了反对僧侣和领主的同盟，3月底，布劳博伊伦、乌拉赫、明辛、巴林根、罗森费尔德等地的农民都举行了起义。盖尔多夫农军在格平根附近，耶克莱恩·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袭击符腾堡并策动农民举行起义，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风潮。普富林根在 4月6日就已经不得不向农民投降。奥地利大公⁽⁴³⁾的政府狼狈不堪。它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少。各城市和各城堡的形势极其危急，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佩格也几乎毫不设防。

　　政府企图集中各城市的后备军去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一时遭到了失败。4月16日，博特瓦尔的后备军拒绝开拔，不愿前往斯图加特，而进入博特瓦尔附近的温嫩施泰因山，他们在那里成了市民和农民营寨的核心，而这个营寨也很快得到了发展。同一天，察伯高也爆发了起义；毛尔布龙寺院遭到了抢劫，不少寺院和城堡都被摧毁了。援军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支持农民队伍。

　　温嫩施泰困山上的农军首领是马特恩·费尔巴哈尔。费尔巴哈尔是博特瓦尔市政会成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他是不得已才作出妥协跟农民走的。在这期间他仍然持非常温和的态度，阻止在各城堡执行书简条款，总是试图在农民与温和派市民之间进行调解。他阻挠符腾堡农民同华美自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农军退出符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因而曾于4月19日被撤职，但第二天又被任命为首领。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甚至耶克莱恩·罗尔巴赫于22日带着200名坚定分子前来援助符腾堡农民队伍时，也毫无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继续留任，而自己只能严密监视他的行动。

　　4月18日，政府试图同温嫩施泰因山上的农民进行谈判。农民坚持要政府接受十二条款，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于是农军开始行动。20日，农军抵达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了政府代表的提议。22日，6000之众的农军进驻比蒂希海姆，并威胁斯图加特。该城的市政会成员大半都已经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主持行政工作。当地的市民，也同其他城市一样，都分裂成名门望族、市民反对派、革命平民派三派。革命平民派于4月25日给农民打开了城门，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符腾堡的起义农民已经自称为华美基督教农军，这支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完成的；对薪饷、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制订了严格的规章。托伊斯·格尔伯带领了一个中队的斯图加特军加入农军。

　　4月29日，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绍恩多夫附近侵入符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他把整个地区都吸收入同盟，因而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这样防止了他自己的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同无所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混合，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力量而危及他本身。他在得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就从绍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泽斯，并于 5月1日驻扎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

　　以上我们描述了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在我们详尽地陈述其他各批农军活动情况（图林根和黑森、阿尔萨斯、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一下特鲁赫泽斯的进军情况，他在这次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后来在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下，消灭了这第一批起义农民。

　　关于特鲁赫泽斯，我们在上文叙述了他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此后就一直没有提到他；3月底，他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留下一支由迫特里希·施佩特指挥的警戒部队以后，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包括到乌尔姆来集中的联盟援军在内，总共近1万人，其中有7200名步兵，这是唯一的一支能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路援军向乌尔姆汇合的行动极为缓慢，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爆发起义的各邦很难征募兵员，一方面是由于各地政府缺少经费，另一方面还由于各地要留少数部队坚守要塞和城堡，绝对不能调动。至于不属于士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所能调动的部队究竟少到何种程度，我们在上文已经作了介绍。所以，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能 德国农民战争否取得成就，将决定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这期间，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周围地区摧毁城堡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向这支农军发起攻击。农民们在联盟军队逼近时立即退却，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进入施瓦本山的峡谷和森林。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力的骑兵和火炮对农民们是无可奈何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停止追击，转而进攻莱普海姆农军；这支农军有5000人驻扎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000人驻扎在明德尔河谷，有6000人驻扎在伊勒蒂森附近，他们在整个地区掀起暴动，毁坏寺院和城堡，准备调动所有这三支部队向乌尔姆挺进。然而，这里的农民看来也有点士气低落，所以，农军在战斗中已经没有任何把握，原因就在于雅科布·韦厄从一开始就谋求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经有足够的兵力作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向农军主力发起进攻，结果彻底击溃了这支队伍。雅科布·韦厄和乌尔里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区几番追击之后，整个地区也都被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抢劫和额外加薪而再次发生哗变，这件事又一次打乱了特鲁赫泽斯4月10日以前的军事行动。在这以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原来在此期间，这支农军侵入了他的领地瓦尔德堡、蔡尔和沃尔夫埃格，并围攻了他的各处城堡。特鲁赫泽斯在这里也发现农民是四分五裂的，于是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采取了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先后完全击溃。农军残部在教士弗洛里安率领下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攻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使布赫霍恩（肺特烈港）和沃尔马廷根这两个城市加入了兄弟会；这支湖军于13日在萨莱姆寺院召开了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决定迎击特鲁赫泽斯。于是，各处立即敲响了警钟，在贝马廷根营寨集结了1万人，被击败的巴尔特林根农军也来同他们汇合。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交战并获得胜利，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战中孤注一掷，而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高农军和黑高农军也逼近时，就更急于谈判了。因此，他于4月17日在魏恩加滕同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项从表面看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竟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高农军代表也都接受这项协定，然后开往符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诈使他从已成定局的覆灭中挣脱出来。假如他不善于愚弄那些软弱、狭隘而且绝大部分已经士气低落的农民，不善于愚弄那些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农民首领，他同他那支小小的队伍早就遭到至少由25000—30000人组成的四个纵队兵力的包围，而且无疑已经被消灭了。但是，他的敌人目光短浅，而这一点在农民群众身上一直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特鲁赫泽斯就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需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从敌人手中逃脱。湖军农民信守协定，以致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黑高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高农军也在他们的首领指使下卷进了这种背叛活动，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了这一行动，可是在这期间却使特鲁赫泽斯摆脱了险境。

　　黑高农军当时虽然没有参加魏恩加滕协定，可是紧接着却干了一件带有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乡土观念的事，结果断送了整个农民战争。在特鲁赫泽斯同他们谈判一无所得而向符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且继续驻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从未想到同符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采取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符腾堡农民和内卡河谷农民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远离他们的家乡时，他们就泰然自若地撤回并且向弗赖堡开去。

　　我们已经叙述了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符腾堡农民驻扎在基希海姆—温特泰克，而由特鲁赫泽斯留下的交给迪特里希·施佩特指挥的警戒部队则从这里向乌拉赫返回的情况。费尔巴哈尔在企图攻取乌拉赫失利之后即转往尼尔廷根，并写信向邻近所有的起义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符腾堡平原地区和戈伊相继开来了大批援军。特别是戈伊农民，他们在一直撤退到符腾堡西部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的周围集结起来，并且使内卡河谷和纳戈尔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布林根和莱昂贝格的整个地区都掀起了暴动；戈伊农民分成了两支强大的农军，于5月5日在尼尔廷根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布林根附近同联合起来的农军遭遇。农军的人数、火炮和他们的阵地使特鲁赫泽斯为之震惊；他重演故技，立即开始同农民谈判，并且同他们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他刚刚借此骗得农民的信任，就于5月12日在停战期间袭击农民，迫使他们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直到伯布林根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变而落人特鲁赫泽斯手里为止。农民左翼因此失掉了根据地，遭到袭击和包抄。于是结局已定。缺乏纪律性的农民陷于混乱，随即狂奔逃命，凡是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虏的人，也纷纷丢掉武器仓皇逃回老家。“华美基督教农军”瓦解了，整个符腾堡的暴动也随之完全平息了。托伊斯·格尔伯逃往埃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耶克莱恩·罗尔巴赫被俘，并被戴上镣铐押送到内卡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那里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满木柴，用火慢慢地把他活活烤死，而特鲁赫泽斯本人则同他的骑士们在一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骑士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内卡加塔赫侵入克赖希高，以支援普法尔茨选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撕毁同农民缔结的协定，于5月23日袭击布鲁赫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庄，占领了布鲁赫萨尔。与此同时，特鲁赫泽斯还袭击了埃平根并俘虏了当地运动的首领安东·艾森胡特。选帝侯下令立即把艾森胡特和其他12位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赖希高就这样被平定了，还被搜刮了将近4万吉尔登。特鲁赫泽斯的军队在以上各次战斗之后只剩下6000人，选帝侯的军队则剩下了6500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登林山农民发起了攻击。

　　伯布林根失败的消息到处流传，使起义者感到恐惧。处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直辖自由市一下子都松了一口气。海尔布隆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同士瓦本联盟¹⁸⁹妥协的帝国直辖自由市。海尔布隆设有农民办公室，各路农军代表在这里进行协商，准备以全体起义农民的名义向皇帝⁽⁴⁴⁾和帝国提出建议。这些协商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的提案，但协商过程再次表明：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个等级已经发展到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去革新整个德国局面的程度，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形势很快就表明，要达到上述目的，就必须争取贵族，尤其是必须争取市民阶级。这样一来，文德尔·希普勒就掌握了协商的领导权。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中，文德尔·希普勒对当时形势的认识最正确。他不是像闵采尔那样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像梅茨勒或罗尔巴赫那样代表农民的人物。他那多方面的经验，他那对各个等级相互间的态度的实际了解，都使得他不会只代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某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尔是完全处于当时正式社会联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就是初期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形势的推动下已经预感到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正如闵采尔一样，文德尔·希普勒可以说是全民族一切进步成分中起中介作用的代表人物，他也已经预感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必将实现。诚然，他所主张的原则和他所提出的要求都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但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正在出现的解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农民一旦决心为整个帝国制定法律草案，就不能不接受他的原则和要求。所以，农民所要求的中央集权就在海尔布隆采取了一种更为明确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农民对中央集权的想法有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以及在废除境内关税等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简言之，这类规定所涉及的都是那些十分明显地维护城市市民利益而不是维护农民利益的要求。所以，当时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接近现代的赎买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把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被概括为一种“帝国改革”方案以后，即使不从属于市民的当前要求，也必然从属于市民的最终利益。

　　当人们还在海尔布隆对这一帝国改革方案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贝林已出城迎接特鲁赫泽斯，准备以名门望族和市民阶级的名义同他商谈有关交出该城的问题。城里反动派的活动支持了这一背叛行为，文德尔·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一起逃走。他前往魏恩斯贝格，企图在那里召集符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了战斗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逼近了，他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选帝侯部队当时已经征服了整个内卡河地区，迫使农民重新宣誓效忠，焚毁了许多村庄，刺死或绞死了所有曾经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为了给被杀的黑尔芬施太因报仇，他们把魏恩斯贝格烧成了一片焦土。

　　这时，在维尔茨堡近郊汇合的农军包围了弗劳恩贝格，并于5月15日在缺口尚未攻破之前就向堡垒发起勇猛的冲锋，但没有成功。城壤里留下了400名最优秀的人员，多半属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其中有的阵亡有的负伤。两天之后，即17日，文德尔·希普勒来到这里，召开了一次作战会议。他提议只留4000人在弗劳恩贝格郊外，同时，可以在特鲁赫泽斯视线之内调集全部约2万人之众的主力部队，前往亚格斯特河畔克劳特海姆附近安营扎寨，所有援军都可以到那里去集中。这个计划非常出色；只有通过团结群众并依靠人多势众才有希望打败当时已经拥有13000人的诸侯军队。然而，农军军心涣散和士气低落的情况过于严重，已经无法采取任何坚决果敢的军事行动。葛兹·冯·伯利欣根在此后不久就公开成为叛徒，他当时可能也曾竭力阻碍农军的行动，因此，希普勒的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而农军却像往常一样陷于分裂状态。直到 5月23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应尽速接应之后才开始行动。26日，驻扎在维尔茨堡的封疆伯爵安斯巴赫各中队在接到封疆伯爵已经对农民开始采取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队的残部同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费尔德附近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5月24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已经放松了战斗的准备。许多人在这里听说他们的村子当时已经宣誓效忠于特鲁赫泽斯，也就以此为借口各自回家了。农军继续向内卡苏尔姆开去，并于5月28日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遣使者到法兰克尼亚、阿尔萨斯和黑林山一黑高农军驻地要求火速驰援。葛兹从内卡苏尔姆撤回厄林根。德国农民战争农军的兵力日益减少，葛兹·冯·伯利欣根也在行军途中不见了自他骑着马回了家，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里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同特鲁赫泽斯谈妥。在厄林根附近，由于误传敌人逼近的消息，突然使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感到惊恐万状；农军秩序大乱，四散逃走，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费了很大力气才集合了大约 2000人，再次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集的5000名战士来到这里，可是由于葛兹显然为了叛变而安排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泰因到厄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并没有同华美军相遇，就开到内卡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华美白军的几个中队占领的小城遭到了特鲁赫泽斯的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经看见联盟军队营寨的火光，但是，农军首领们不敢进行袭击，而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在那里找到了华美白军残部。内卡苏尔姆既无援军解救，就于29日向联盟军队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下令杀害了13个农民，然后追击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整个内卡河谷、科赫尔河谷以及亚格斯特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的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同一些农民相遇，这些农民由于受到特鲁赫泽斯从侧翼发动的攻击，被迫向陶伯河畔柯尼希斯霍芬撤退。农民总共有8000人，拥有32门大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在丘陵和森林的掩护下悄悄逼近农民，命令几个纵队迂回过来，于6月2日以优势兵力发起突然袭击。农民尽管以几个纵队的兵力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一直战斗到深夜，但结果还是被彻底击溃了。同以往一样，这一次“农民的死神”即联盟军队的骑兵也充当了消灭起义军队的主力，这支骑兵在农民遭到枪炮和梭镖的进攻而感到惊恐之后便猛冲过去，把他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杀死。特鲁赫泽斯究竟用他的骑兵进行了怎样的战争，曾参加农民军的300个柯尼希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就可作证。这300个市民在战斗中被杀得只剩下15人，而这15人中有4人后来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用这种办法镇压了奥登林山、内卡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的农民之后，便进行扫荡，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从而平定了整个地区，然后就向维尔茨堡进发。他在中途获悉，由弗洛里安·盖尔和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的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正驻扎在苏尔茨多夫附近，于是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攻。

　　弗洛里安·盖尔在猛攻弗劳恩贝格失利以后，主要致力于同各个诸侯和各个城市，特别是同罗滕堡城和安斯巴赫封疆伯爵卡齐米尔就加入农民兄弟会问题进行谈判，但柯尼希斯霍芬失败的消息突然打断了谈判。弗洛里安·盖尔的农军就同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联合在一起。这支农军是新建立的。卡齐米尔封疆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即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借以控制其境内的农民起义。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的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设法把农民的仇恨主要转移到教会机构上去，并企图通过最终查抄这些机构来中饱私囊。同时他不断扩充军备，伺机而动。伯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对其境内的造反农民采取敌对行动，掠夺并焚毁了许多村庄，下令绞死和屠杀了许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地集结起来，在布格贝恩海姆的格雷戈尔指挥下，于5月29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在追击他的时候，从处境困难的奥登林山农民那里传来了求援的消息，农民立即向海丁斯费尔德进发，并从那里同弗洛里安·盖尔一起又开往维尔茨堡（6月2日）。在这里，他们一直得不到有关奥登林山农军的消息，就留下5000人，而派4000人尾随其他农军开去——其余的人则都散去了。他们听信了说传的关于柯尼希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深感安全，不料就在苏尔茨多夫附近遭到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泽斯的骑兵和雇佣兵照例屠杀农民，以致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集合他的黑军残部600人杀出重围，开往因戈尔施塔特村。200人占领了教堂和公墓，400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队跟踪追击，一支1200人的纵队攻占了该村，并放火烧毁了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统统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军队在年久失修的城堡墙垣打开缺口，企图发起冲锋。但两次冲锋都被隐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了，普法尔茨军队轰倒了这第二堵墙，然后发起第三次冲锋，这一次终于得逞了。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同最后的200人一起逃出险境。但是，他的隐匿处第二天（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一）就被发现了；普法尔茨军队包围了他所隐匿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斩尽杀绝。在这两天之中，普法尔茨军队只俘虏了17人。弗洛里安·盖尔同很少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去投奔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军当时又集结了7000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却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散去了。他还力图把离散在森林中的农民集结起来，可是在6月9日，他就在哈尔附近遭到了官军袭击，在战斗中阵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柯尼希斯霍芬获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贝格的被围者，此刻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会已经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军队于6月7日夜里就把该城连同驻扎在城内的5000个农民包围起来，并于翌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了由市政会自行打开的各个城门。由于维尔茨堡”名门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就被解除了武装，所有首领统统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下令将81人斩首。于是法兰克尼亚的形形色色的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五堡，其中有维尔茨堡本地的主教⁽⁴⁵⁾本人，有班贝格主教⁽⁴⁶⁾，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封疆伯爵。这帮显贵分别承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贝格主教一起进军，这个主教立刻撕毁了他和当地农民缔结的协定，让联盟军队的兵痞在他的领地上路意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卡齐米尔封疆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地。代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这个封疆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诺伊施塔特下令将18个造反者斩首，在马克特贝格尔下令将43个造反者斩首。他从那里开往罗滕堡，当时罗滕堡的名门望族已经在进行反革命活动，并逮捕了斯蒂凡·冯·门钦根。以前，罗滕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极其暧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以任何援助，他们生d性狭隘自私，为了城市行会的利益，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只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才勉强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贡赋中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封疆伯爵下令将他们当中的16个人斩首，门钦根当然首当其冲。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的方式在他的管区进行扫荡，到处掠夺焚烧，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256个造反者，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将13个维尔茨堡市民斩首以庆祝大功告成。

　　在美因茨地区，当地的地方长官斯特拉斯堡的主教威廉没有遭到抵抗就恢复了该地区的平静。他只处决了4个人。莱茵高本来也发生过骚动，可是，大家早就各自回家了，而弗罗文·冯·胡登（乌尔里希的堂兄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12个谋反头目，于是莱茵高就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历巨大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会的退让，后来则靠征集军队控制住了局势。在莱茵普法尔茨，在选帝侯毁约以后大约又有8000个农民集结起来，再次烧毁寺院和城堡；但是，特里尔大主教⁽⁴⁷⁾得到冯·哈伯恩元帅的支援，于5月23日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了农民。随着惨案不断发生（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82人被杀），随着魏森堡于7月7日被占领，这里的起义就最终结束了。

　　这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没有被征服：黑高一黑林山农军和阿尔高农军。斐迪南大公曾经利用这两支农军进行阴谋活动。就像卡齐米尔封疆伯爵以及其他诸侯企图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地产和诸侯领地一样，斐迪南大公也企图利用起义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权力。他曾经和阿尔高农军首领瓦尔特·巴赫和黑高农军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进行谈判，要求他们俩说服农民宣布站在奥地利一边g这两个首领虽然都是可收买的人，可是，他们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为，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使阿尔高农军和斐迪南大公缔结停战协定，并对奥地利保持中立，仅此而已。

　　黑高农军在从符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封疆伯爵境内争取到了一些援军。5月13日他们向弗赖堡进军，18日开始轰击该城，23日该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进入城内。他们从这里开往施托卡赫和拉多尔夫采尔，并同两城守军进行小规模持久战，但并没有取得战果。这两个城市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市都根据魏恩加滕协定向湖军农民求援，而湖军中营日的造反者竟有5000人之众起来反击自己的同盟者。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实在太严重了。只有 600人拒绝战斗，他们想加入黑高农军，结果被杀害。然而，在卖身投敌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策动下，黑高农军放弃了围攻；汉斯·弥勒随即逃走，而农军也大半散去了。农军的残部借助于希尔青根的狭窄而陡峭的山间小路以自卫，7月16日，他们在当地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若干城市出面为黑高农军斡旋而缔结了一项协定，然而该协定最终并不能使汉斯·弥勒幸免于难，他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但仍在劳芬堡被捕并被斩首。在布赖斯高，弗赖堡这时（7月17日）也背叛了与农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但由于诸侯军力单薄，也于9月18日在这里缔结了奥芬堡条约²⁰²，松德高也一同签署了该条约。黑林山的八路联军和克莱特高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这时为冯·苏尔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举行起义，于10月间被击溃。11月13日，黑林山农军被迫签订条约²⁰³，12月6日，上莱茵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特城陷落了。

　　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阿尔高农军又向各寺院和城堡进击，并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有力的报复。他们遭遇的官军为数不多，这种军队只能进行零星的小规模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农军。6月间，在一向恪守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望族的运动。这次运动只是由于偶然碰上了几路能及时赶来支援名门望族的联盟军队，才被镇压下去。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往圣加仑。农民奔往城郊，正想轰击城垣，这时他们获悉特鲁赫泽斯正从维尔茨堡朝他们逼近。7月27日，农民兵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上金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不要再向农民进逼。可是，士瓦本联盟却命令特鲁赫泽斯向农民进攻，只是不许纵火；然而特鲁赫泽斯非常精明，即使他能够驾驭那些一贯在博登溯到美因河一带逞凶肆虐的雇佣兵，他也决不会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手段。农民以伊勒河与洛伊巴斯河为掩护设防，他们约有 23000人之众。特鲁赫泽斯用11000人面对农民阵地布阵。两军阵地都很坚固。骑士在那样的地势下发挥不了作用。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都比农民强，而阿尔高农军却有大批久经战阵的士兵和经验丰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性能良好的火炮。7月19日，联盟军队开始连续炮击，20日，双方继续炮战，但不分胜负。21日，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率领3000名雇佣兵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伦茨贝格认识农军中的许多军官，这些军官在远征意大利时曾经是他的部下。于是他就同他们取得联系，进行商谈。在军事手段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倒戈阴谋却奏效了。瓦尔特·巴赫和其他许多军官和炮手都被收买。他们竟让人将农民的全部库存弹药统统毁掉，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刚离开原来的坚固阵地，马上就陷入埋伏，这是特鲁赫泽斯在同巴赫和其他叛徒串通以后，为对付农军而预设的埋伏。农军的首领已经成为叛徒，这些人借口进行侦察而离开了队伍，并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就更加无法进行自卫了。两个农军纵队全被击溃，只有洛伊巴斯河的克诺普夫率领的第三纵队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个纵队在肯普滕附近的科伦贝格山重整旗鼓，却遭到特鲁赫泽斯的包围。特鲁赫泽斯在这里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了农军的补给线，并下令放火焚烧周围大约200个村庄，企图以此来瓦解农军的斗志。农民们忍受着饥饿，眼看着自己的家园被大火焚毁，终于被迫投降了（7月25日）。有20多人立即被处死。洛伊巴斯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中唯一不举降旗的领袖，他逃到了布雷根茨，但是在那里被捕，经过长期监禁之后，被处以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六

　　正当士瓦本地区的那些早期运动爆发的时候，托马斯·闵采尔又赶回图林根，并且从2月底或3月初开始定居于帝国直辖自由市米尔豪森，这里是他那一派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掌握了整个运动的领导权；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掀起风暴，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这里群情万分激昂；由于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广泛传播，特别是由于被压迫农民物质生活十分贫困，邻近的各邦——黑森、萨克森以及哈茨山区也都具备了发动总起义的条件。尤其是在米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的群众都已经被争取到闵采尔的激进路线一边，并且急切地等待时机，以便凭借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同不可一世的名门望族进行较量。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保持冷静；然而他的弟子、在米尔豪森领导运动的普法伊弗却已经动手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使闵采尔无法再延迟起义的地步。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米尔豪森就已经发生了革命。原有的城市贵族市政会被推翻了，政权掌握在新选出来的“永久市政会”手中，而永久市政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²⁰⁴。

　　对于激进派的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他做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不得不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被迫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已经具备成熟的统治条件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种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我们在最近还看到过这样的事例；只要回顾一下无产阶级的代表们²⁰⁵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的处境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虽然他们本身代表的只是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在有了二月政府——姑且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政府²⁰⁶——的经验以后，谁还指望获得官方地位，那他必定是目光短浅到了极点，再不然就至多是口头上的激进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米尔豪森永久市政会首脑所处的地位，要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执政者所处的地位面临更大的风险。不仅当时的运动，就连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纪，也都没有达到实现他自己刚刚开始隐约意识到的那些思想的成熟地步。他所代表的阶级刚刚处于形成阶段，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远远没有具备征服和改造整个社会的能力。他所幻想的那种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还缺乏基础，这些物质条件甚至正在孕育产生一种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恰恰相反的社会制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不得不恪守自己一向宣讲的关于基督教平等以及按照新教精神实行财产公有的教义；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当时已经宣布一切财产都归公有，一切人都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政府机构都应取消。可是，实际上米尔豪森仍然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仅仅略带几分民主色彩，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监督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存社会就惊恐万状；而所谓推翻现存社会，事实上仅限于进行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其目的就是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

　　闵采尔本人似乎也感觉到了他的理论同他所直接面临的现实之间有一条鸿沟；他的天才观点在他的大批拥护者的愚钝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条鸿沟就越明显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以前所未有的热忱投身于扩大和组织运动的工作；他向四面八方发出信件，派遣使者和密使。他在信件和传教中流露出一种革命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情绪甚至同他本人的早期著作相比也令人震惊。闵采尔在革命前所写的小册子中的那种天真烂漫的幽默情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那种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再也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经完全成为革命的先知；他不断激起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激发狂放不羁的热情，所用的完全是旧约中的先知表达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激烈的语调。从闵采尔这时努力追求的文风就可以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水平。

　　米尔豪森的示范作用和闵采尔的宣传鼓动很快就在远近各地产生了影响。在图林根，在艾希斯费尔德，在哈茨山，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在黑森和富尔达，在上法兰克尼亚，在福格特兰，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烧毁城堡和寺院。闵采尔一般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米尔豪森始终是运动的中心。这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粹市民阶级的运动获得了胜利，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一派一直对农民采取暧昧的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面对农民一开始也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就同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况一样。直到4月的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一支军队——这个邦伯就是菲力浦，新教和资产阶级有关宗教改革的史籍对他的虔诚盛加赞扬，而我们却要在这里简要地揭露他对农民采取的卑鄙手段。菲力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很快就平定了他的绝大部分领地，然后招募新兵，侵入直到当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⁴⁸⁾的领地。5月3日，他在弗劳恩贝格击败了富尔达的农军，平定了全境，并乘此机会不仅摆脱了修道院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达修道院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他是准备日后再把这些教会领地变为世俗领地。然后他就攻下爱森纳赫和朗根萨尔察，并同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攻起义大本营米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大约8000人的军队，并配备了一些大炮。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部分农军在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装备很差，纪律松弛，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级领导者都非常缺乏。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尽管如此，诸侯还是认为在这里适于采取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胜的策略：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项停战协定，但后来却在停战期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他的人马驻扎在今天仍称为战斗山的阵地上，以车垒²⁰⁷为掩护。农军士气日益低落。诸侯许下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并且把他献出来，就可以得到宽赦。闵采尔让大家围成一个圆圈，并让大家讨论诸侯的要求。一个骑士和一个教士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喝令把他们俩带到圆圈中间，当场斩首示众。这一果断有力的威慑行动受到了坚定的革命者的欢呼，农军又略为稳住了阵脚；但是，如果后来不是有人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山之后不顾停战协定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绝大部分农军最后还是会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垒后面迅速摆开阵势，但是炮弹和枪弹已经向自卫能力丧失殆半而又不习惯于作战的农民飞来，雇佣兵已经冲到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垒防线被突破，农民的大炮被夺，整个队伍都被击溃了。他们四散奔逃，愤不成军，结果就更容易落入包抄过来的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农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渠。8000个农民中有5000多人被杀；剩余的农军逃往弗兰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同时进了城。该城失守。闵采尔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5月25日，米尔豪森也宣布投降；一直留守该城的普法伊弗逃脱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捕。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遭到严刑拷问，然后被斩首。他毕生英勇果敢，在走向刑场时，依然充满大无畏的精神。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普法伊弗也被斩首，此外还有无数人也遭到杀害。在富尔达，那位上帝的虔诚信徒黑森的菲力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用剑杀死造反的人，在爱森纳赫杀死24人，在朗根萨尔察杀死41人，在弗兰肯豪森战斗以后杀死300人，在米尔豪森杀死100多人，在格尔马尔附近杀死26人，在廷格达附近杀死50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12人，在莱比锡杀死8人，至于被打成残废的、受刑较轻的，以及城市村庄被洗劫被焚毁的事，就更不在话下了。

　　米尔豪森不得不放弃帝国直辖自由市的权利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富尔达的修道院辖区被并人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率军穿过图林根林山，这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这里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烧毁了许多城堡。诸侯军队同农民会战于迈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向城中撤退。迈宁根城突然关闭城门，并威胁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同盟者倒戈而陷入困境，只好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经溃散了。比尔德豪森营寨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根和上法兰克尼亚的起义者最后的残部就被消灭了。

　　阿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管区的农民临近4月中才开始起义，接着，上阿尔萨斯和松德高农民也揭竿而起。4月18日，一支下阿尔萨斯农军洗劫了阿尔托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埃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及在维勒河谷和乌尔比斯河谷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结在一起，组成了下阿尔萨斯农民大军，并筹划攻占城市和村镇、捣毁寺院。各地都要求每三个男人就要征召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比士瓦本一法兰克尼亚农军的条款要激进得多²⁰⁸。

　　下阿尔萨斯农军的一个纵队于5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企图夺取该城而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在各地市民的赞同下，于5月10日占领了贝格海姆，13日占领了拉波茨韦勒，14日占领了赖兴魏尔。在此期间，第二个纵队由埃拉斯穆斯·格尔伯率领踏上征途，试图袭击斯特拉斯堡，但没有成功，于是这个纵队就向孚日山脉进发，捣毁了毛尔斯明斯特寺院并围攻察伯恩，该城于5月13日向农军投降。他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与边境毗连的公爵领地上发动起义，同时还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农军在萨尔河畔埃比泽姆附近和诺伊堡附近建立了庞大的营寨；在萨尔格明德附近有4000个德意志的洛林农民构筑了防线，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线和右翼，一支是孚日山脉的科尔本农军在斯蒂泽尔布罗恩附近，一支是克莱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阿尔萨斯农军的驻地。

　　上阿尔萨斯农军从4月20日开始行动，相继于5月10日、5月12日、5月15日迫使苏尔茨、盖布韦勒、森海姆及其附近地区同农民结盟。奥地利政府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由于力量太弱，无法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用说进攻他们了。因此，除了少数几个城市以外，整个阿尔萨斯到5月中旬都已经掌握在起义者手中。

　　但是，这时官军已经逼近，准备镇压奋起造反的阿尔萨斯农民。这些官军是法国人，他们在这里复辟了贵族统治。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领一支3万人的队伍出发了，这支队伍里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埃蒙特、伦巴第、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援军。5月16日，安东公爵在卢普施泰因附近同4000名农民遭遇，不费什么气力就把农民打败了，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察伯恩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了；毫无防备的农民遭到了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阿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阿尔萨斯农军进攻。上阿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察伯恩支援下阿尔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韦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的全力猛击。他们抵抗得非常勇敢，但由于敌人拥有极大的优势——3万人对7000人，由于一部分骑士，特别是赖兴魏尔城的地方长官⁽⁴⁹⁾投敌叛变，所以他们虽然以巨大的勇气拼死抵抗，但结果仍然遭到挫败。上阿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是公爵以惯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阿尔萨斯全境。只有松德高没有受到公爵的蹂躏。奥地利政府于是扬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胁迫本国农民于6月初缔结了恩西斯海姆协定。但是过了不久，奥地利政府就撕毁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鼓吹者和领袖成批绞死。农民于是再次举行起义，这次起义一直到松德高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9月18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下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战争还需要加以介绍。自从恢复旧权利运动以来，这一地区以及毗邻的萨尔茨堡大主教管区始终都在反对政府和贵族，这里也是广泛传播改革教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的支持下，从1522年以来就因该城的城市特权和宗教事务而同大主教⁽⁵⁰⁾发生争执。1524年底，大主教命令招募来的雇佣兵袭击这座城市，用城堡上的大炮进行威胁，并迫害异教的传教士。同时，他还征收新的苛捐杂税，从而激起了全城居民的极大愤慨。1525年春，就在士瓦本一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爆发的时候，整个萨尔茨堡地区的农民和矿工也突然举行起义，组成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泽尔为首领的农军，解放了这座城市，并围攻萨尔茨堡城堡。他们同德国西部农民一样结成基督教同盟，并且把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这里的条款有十四条。

　　在施泰尔马克、上奥地利、克思滕和克赖因，新的非法的赋税、关税和规定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农民于1525年春举行起义。他们占领了一些城堡，并且在哥伊斯附近打败了曾经镇压过恢复旧权利运动的老将——步兵统领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采取欺骗手法招抚了一部分起义者，可是大多数人仍然保持团结，并同萨尔茨堡农民实现了联合，这样一来，农民和矿工就控制了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和克赖因的绝大部分区域。

　　在蒂罗尔，改革的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曾在这里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为明显。斐迫南大公也在这一地区迫害新教义的传教士，并且也以新的专横的财政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同其他各地一样，这里也在1525年春爆发了起义。起义者的最高首领盖斯迈尔是闵采尔派，他是全部农民首领中唯一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人。起义者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对僧侣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尤其在南部，在埃奇河地区更是如此。福拉尔贝格农民也举行了起义，并参加了阿尔高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了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者作出让步，可是就在不久以前，他还企图用烧杀掳掠的手段消灭这些造反者。他召集了各世袭领地的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同农民缔结了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集结力量，以求尽快地用另一套语言去教训这些奋起造反的人。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实施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由于耗尽了钱财，便开始在公爵领地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扎尔族部 德国农民战争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泰尔马克人民再次举行起义，在7月2—3日的夜间，他们在施拉德明袭击步兵统领迫特里希施坦，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早晨，农民组成陪审法庭，把俘虏中的40个捷克贵族和克罗地亚贵族判处死刑。这些贵族立即被斩首。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应了五个公爵领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泰尔马克、克恩滕、克赖因）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蒂罗尔，议会的要求也得到批准，因而北部就被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仍然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直到12月，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豫地处决了一大批落到他手中的暴动策划者和领袖。

　　8月，格奥尔格·冯·弗伦茨贝格率领1万名巴伐利亚士兵向萨尔茨堡开来。由于这支强大军队的到来，加上农民之间出现了纷争，这就促使萨尔茨堡起义者同大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9月1日订立，大公也对此表示接受。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增补了足够的兵力以后，便立即撕毁协定，因而迫使萨尔茨堡农民再次举行起义。起义农民坚持了一个冬天，春天，盖斯迈尔来到他们这里，并同来自各方面的官军展开了战绩辉煌的较量。在1526年5—6月间，他在一系列出色的战斗中先后打败了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大主教雇佣兵，并且阻击了各路敌军，使之久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还找到了围攻拉德施塔特的机会。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团团围住，他被迫退却，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穿过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的密谋活动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个国家卷入对奥战争，如果成功了，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可是在洽谈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⁵¹⁾就不得安宁。他们收买了一个匪徒，这个匪徒于1527年杀害了这位危险的造反者。⁽⁵²⁾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境内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再度遭受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各地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农民承受的负担比以前更加沉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屈辱的失败而告终，而且一时还受到加倍的压迫。然而从长远来看，农民阶级的状况并没有因为起义遭到镇压而更加恶化。凡是贵族、诸侯和僧侣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的东西，他们在战前就已经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同现代无产者是一样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了产，大批依附农则被迫去充当农奴，公社的整片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由于社会动荡而被迫流浪，或成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破坏是那个时代习以为常的现象，而且一般说来，农民阶级的生活水平已经低到极点，以致不可能通过增加赋税而使他们的生活状况持续恶化下去。接踵而来的历次宗教战争，以及最终爆发的那场一再造成巨大破坏和人口锐减的三十年战争²⁰⁹，使农民遭受灾难的深重程度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毁灭了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生产力，同时又摧毁了许多城市，从而使农民、平民和破产市民长期陷入一贫如洗的苦难深渊。

　　遭受农民战争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走，不是卖给外国，就是入炉熔化了，他们贮存的物资都耗尽了。他们在各地的抵抗力最薄弱，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完全集中在他们身上。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看高级教士陷入窘境成了众矢之的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普遍推广了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以利农民的做法，而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将教会财产收归俗用，在新教各邦中，高级教士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名门望族手中。甚至连僧侣诸侯的权势也已受到侵犯，世俗诸侯则很善于从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例如，我们看到，富尔达修道院院长⁽⁵³⁾是如何从黑森的菲力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又如，肯普滕城竟强迫拥有诸侯封号的修道院院长⁽⁵⁴⁾把他在该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该城。

　　贵族也同样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一些极其显赫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为诸侯效劳来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疑是不堪一击的；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重要地位而处于诸侯的统治之下。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中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得到巩固；市民阶级反对派很久都不能复原。城市贵族旧时的陈规惯例一直沿袭到法国革命时期，使工商业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束缚。诸侯们认为，市民派或平民派在斗争期间只是靠了城市才得势于一时，所以城市要对此事负责。一些原先就隶属于诸侯领地的城市（例如弗兰肯豪森、阿恩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遭到了残酷的敲诈勒索，这些城市的特权被剥夺，面对贪婪专横的诸侯，只能任其摆布；另一些帝国直辖市（例如米尔豪森）则被并入诸侯领地，或者像法兰克尼亚的许多帝国直辖市那样，至少要由毗邻的诸侯兼管。

　　在这种情况下，唯一从农民战争的结局中捞到好处的是诸侯。本文一开头就已经谈到，德国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水平不高，使德国人根本不可能通过集权构成一个国家，这种发展状况只能造成局部的和省区的集权，因而在分裂状态下代表这种局部的和省区的集权势力的诸侯，便成了从现存社会政治关系的每一次变动中都必然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如此低下，同时各省区的发展水平又是如此参差不齐，致使在世俗诸侯领地之外，还有行使主权的僧侣管区、城市共和国以及拥有主权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并存；但是这种发展尽管十分迟缓无力，却不断地推动省区的集权，也就是说，它迫使其余的帝国等级屈从于诸侯的统治。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才能从中得利。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和城市这些竞争者被削弱而得到相对的好处，他们还从其他所有等级那里夺走了主要战利品[spolia opima]，从而得到绝对的好处。教会财产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变成了世俗财产；一部分接近破落或完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屈服于他们的统治；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来的金钱都源源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城市特权，他们在财政措施上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德国分裂割据状态的加剧和巩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看到，德国当时处于怎样的分裂割据状态，它不仅分成无数独立的、彼此毫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国家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都分裂为多层次的等级和等级集团。除了诸侯和僧侣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所有这些等级的利益即使不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也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看到，这些不同的利害关系最后是怎样缓慢地、勉强地、因地而异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却还是违背现存条件给国家发展所规定的方向，各行其是地去开展自己的运动，因而不仅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同其他所有的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最后势必遭到失败。济金根起义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整个温和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也没有采取共同行动，而是互相掣肘。我们也已经看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零散，因而使革命运动遭到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区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和省区的狭隘性断送了整个运动；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和平民都没有采取过集中的全国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在每个省区都各行其是，从来不愿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斗中相继被官军歼灭，而官军人数往往不到起义者总数的十分之一——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阐述中看得一清二楚。某些农军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无异于对共同事业的背叛，而唯一能使各路农军实现联合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自己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而在于使他们吃了败仗的各种各样的敌人采取了共同的行动，这种情形最鲜明地说明了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心的毛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在这里又很自然地看到同1848—1850年的运动相似的情况。在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的利益也互相冲突，每一个阶级都自行其是。资产阶级虽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以致无法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但是，它的力量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阶级的要求服从它自己的要求。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指望它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它在专制制度下已经深刻地体验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而且总的说来，它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决不会再把资产阶级的解放看成它自身的解放。本国的多数群众，即小资产者、小资产者的同伴（即手工业者）和农民，已经被暂时还是他们的天然同盟者的资产阶级所抛弃，因为资产阶级认为他们过于革命；在某些地方，他们又被无产阶级所抛弃，因为无产阶级认为他们不够先进；而他们自己中间也存在分歧，所以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在农民中表现出来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所表现的地方狭隘性更严重。成百次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发生的成百次横行无阻的地方性反革命，小邦分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想入非非地谈论什么联邦共和国，那么他就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入疯人院。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十分相似，但也有很明显的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即使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却也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到好处的是谁呢？大诸侯，即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赋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即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者。

　　而站在大资产者背后的则是无产者。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德国当时已经四分五裂，而欧洲四分五裂的状况就更为严重。1848年的革命并不是德国的地方性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狭窄范围之内，甚至也不是局限于一个洲的狭窄范围之内。可以说，曾经作为这次革命的舞台的那些国家，对于这次革命的发生所起的作用恰恰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没有意识、没有意志的原料，将在目前席卷整个世界的一场运动的进程中受到改造。这场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归根结底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1848—1850年的革命就不可能像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夏秋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脚　　注

(1) 指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2) 在《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第三版中，下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诚然，从那时起，他仿佛是有点衰老了。”——编者注
(3) 指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编者注
(4) 见本卷第 318—319页。——编者注
(5) 见本卷第319页。——编者注
(6)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99一302页。——编者注
(7) 1813年流行于普鲁士的民歌《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的副歌。——编者注
(8) 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同火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的。”——编者注
(9)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l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 364—365页。——编者注
(10) 弗里德里希三世。——编者注
(11)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366页。——编者注
(12) 马丁·路德《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1525年维滕贝格版。——编者注
(13) 马丁·路德《1525年5月30日给约翰·吕埃尔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 713页。——编者注
(14) 马丁·路德《就反对农民的小册子发的通函》1525年版。——编者注
(15) 马丁·路德《1525年5月30日给约翰·吕埃尔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714页。——编者注
(16) 恩斯特第二。——编者注
(17) 《马丁·路德论温克尔麦斯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 55页。——编者注
(18) 托·闵采尔《布拉格宣言》.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 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 64—67页。——编者注
(19) 托·闵采尔《对诸侯讲道。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施暴特宫对积极的、可敬的诸侯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编者注
(20) “撒谎的博士”是闵采尔对马丁·路德的蔑称。——编者注
(21) 托·闵采尔《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编者注
(22)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l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7一78页。——编者注
(23) 托·闵采尔《1522年3月27日给菲力浦·梅兰希顿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6页。戚美尔曼错把日期写成1524年3月29日。——编者注
(24) 托·闵采尔《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77页。——编者注
(25) 马丁·路德《1525年2月4日给约·布里斯曼的信》，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81页。——编者注
(26) 托·闵采尔《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剽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编者注
(27) 我们在纪年上沿用了威·戚美尔曼的材料，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国外缺少足够的资料，而戚美尔曼的材料也已经能完全满足本书的要求。
(28) 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 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18页。——编者注
(29) 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1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121—122页。——编者注
(30) 鲁道夫第二·冯·谢伦贝格。——编者注
(31) 弗里斯兰农民起义于1500年爆发。“1497年前后”是恩格斯从威·戚美尔曼的著作中引用来的。——编者注
(32) 克里斯托夫第一。——编者注
(33) 这次起义最初于1513年爆发。——编者注
(34)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35)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编者注
(36) 菲力浦一世。——编者注
(37)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38) 鲁·冯·苏尔茨。——编者注
(39) 塞·冯·布赖滕施暴因。——编者注
(40)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编者注
(41) 路德维希五世。——编者注
(42) 康拉德三世。——编者注
(43)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44) 查理五世。——编者注
(45) 康拉德三世。——编者注
(46)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编者注
(47)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编者注
(48) 约·亨讷贝格。——编者注
(49) 乌·拉波尔特施奉恩。——编者注
(50) 马·朗格。——编者注
(51) 马·朗格。——编者注
(52) 米·盖斯迈尔于1532年4月15日被杀害。一一编者注
(53) 约·亨讷贝格。——编者注
(54) 塞·冯·布赖滕施泰因。——编者注

注　　释

4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235。
5 1848年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自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本卷第101页）——208。
38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235。
53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244。
116 指《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该杂志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有：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本卷第77—187页），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德国农民战争》（见本卷第201—319页）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203。
127 《德国农民战争》是恩格斯在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过程中撰写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农民战争史，透过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他分析了16世纪上半叶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和根源，高度评价了这场反封建战争的历史作用和农民中蕴藏的巨大革命积极性，并通过对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1849年革命的比较研究，总结了这两次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主要教训。恩格斯批驳了把德国农民战争的原因归结为神学之争的错误观点，指出：“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首先也是为着十分实际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后来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见本卷第235页）他在分析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指出，16世纪的市民阶级同他们的后代即19世纪的资产阶级一样，在革命的后期背叛人民，出卖革命，从而使革命遭受失败；此外，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和省区的狭隘性，也是导致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和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追溯德国人民的革命传统，赞颂德国农民战争中涌现的大批杰出人物，要求德国工人阶级发扬先辈坚韧顽强的革命精神，同农民联合起来，共同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在这里，恩格斯将历史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基础上，使史学研究自觉地为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服务，从而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德国农民战争》写于1850年夏秋。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中的资料。恩格斯这部著作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上，1852年1月1日—1853年2月1日在纽约《体操报》第3—20号上转载。《德国农民战争》在恩格斯生前曾多次再版。德文第二版于1870年4月2日—10月15日在《人民国家报》第27—83号上连载，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单行本；德文第三版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
　　恩格斯1870年2月为《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撰写了序言，发表在1870年4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27、28号，并载入第二版单行本，1874年7月他对第二版序言又作了一些补充，全文载入第三版单行本。
　　恩格斯在第二版序言中分析了《德国农民战争》发表20多年来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变化，指出无产阶级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迅速成长，并作为一个阶级独立采取行动；德国工人运动的最迫切的首要任务，就是唤起农业无产阶级并吸引它参加运动。恩格斯在对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进一步指出，德国工业的突飞猛进，已经把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到显要地位。德国工人运动具有两大优越之处，一是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二是能够直接利用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用高昂代价换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在德国，“斗争是第一次在其所有三个方面——理论方面、政治方面和实践经济方面（反抗资本家）互相配合，互相联系，有计划地推进”（见本卷第218页）。德国工人现在处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要保持这一光荣地位，他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加倍努力，特别是领导者有责任透彻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认真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见本卷第219页）
　　《德国农民战争》曾由钱亦石译成中文，1932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8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再版。——201。
128 本篇序言是恩格斯为1870年10月在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而写的，写作时间是1870年2月11日前后。
　　序言在该书第二版问世以前曾刊登在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第27号和28号上。1874年恩格斯又对序言的内容作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于1875年收入该书第三版。——203。
129 指1848——1849年革命期间设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全德国民议会中的极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203。
130 指马克思的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一著作写于1850年1月——11月1日、是一篇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的连载文章。——204。
131 1860年5月15日，普鲁士议会应政府的要求，就1861年6月30日前为军事部拨款900万塔勒“用以临时保证军队做好战斗准备，并增强其军事实力”一事举行投票。投票结果有31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这表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事实上已对政府改组军队作了让步。——205。
132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205。
133 指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这三个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尚未并人普鲁士，直到1870年才加入北德意志联邦。——206。
134 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普鲁士把汉诺威王国、黑森一卡塞尔选帝侯国和拿骚大公国并入了自己的版图。——206、213。
13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206。
136 指19世纪60年代在普鲁士实行的官僚主义的工业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对许多工业部门规定了特别许可（经营权）制，得不到特别许可，就不能从事工业活动。这种半中世纪式的经营法束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到70年代，1870年6月11日法令才规定允许建立合股企业而无须事先获得许可。——207。
137 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会战。——209、213。
138 指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在大会。大会于1869年9月6——11日举行。马克思没有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但是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按大会议程进行讨论时就土地问题（1869年7月6日）、继承权问题（7月20日）和普及教育问题（8月10日和17日）发表了意见，发言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648—656页）。
　　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代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串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211。
139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准备付印时，对自己在1870年2月为该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作了补充。经过补充的序言收入1875年莱比锡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恩格斯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874年7月1日。——213。
140 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附近进行的会战。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愤。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二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促使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213。
141 指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德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
　　这里套用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的名称、以此强调指出，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的霸权下实现的，与此同时还引起了德国各省的普鲁士化。——213。
142 北德意志联邦是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取代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213。
143 指普鲁士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挟得胜利后，并吞了汉诺威王国、黑森一卡塞尔选帝侯国、拿骚大公国、法兰克福自由市、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两公国，以及巴伐利亚和黑森—达姆施塔特的部分领土。
　　普鲁士在直接实行并吞的同时，还迫使奥地利同意废除德意志联邦，建立一个没有奥地利参加的美因河以北德国各邦的新联合。普鲁士和德意志北部的17个小邦（这些小邦在战争中站在普鲁士一边）签订了同盟协定，此后不久萨克森和其他一些德意志邦也参加了协定。这种联合形式为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做好了准备。——213。
144 由于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获胜，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入了北德意志联邦，这一点由1870年11月签订的正式条约确定下来。从1870年11月15日起，随着德国西南各邦根据条约逐渐并入北德意志联邦，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才在正式文件中定名为德意志联邦。1870年12月9日，根据联邦国会的决定，这一名称改为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正式宣告成立。——214。
145 指根据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政府通过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72年柏林版第661—714页）在普鲁士实行的行政改革。——214。
146 法国大革命在1792年进入革命的第二阶段。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逮捕了国王路易十六，推翻了君主制。代表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开始掌握政权。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在巴黎召开，宣布废黜国王，22日又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215。
147 施皮歇息会战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最初几次大会战之一、发生在1870年8月6日。这次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击败了法国军团。在历史文献中，施皮歇恩会战也称福尔巴赫会战。
　　马斯拉图尔会战，也称维永维尔会战，发生在1870年8月16日。在这次会战中，普军成功地阻止了法国莱茵军团从梅斯开始的退却，然后截断了它的退路。
　　关于色当会战，见注140。——216。
148 当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同法国驻普鲁士大使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进行谈判时，法国政府要求普鲁士作出保证，永不同意霍亨索伦家族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一世拒绝作出这种保证，并于1870年7月13日将谈判情况电告奥.俾斯麦。俾斯麦有意删简了电文，并使之带有对法国挑衅的口吻，然后公诸于众。于是拿破仑第三于1870年7月19日正式向北德意志联邦宣战。——216。
149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从1870年9月21日起，在每期报头上都刊有如下口号：“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公正的和约！不要任何割地！惩办波拿巴家族及其犯罪同伙！”——216。
150 《人民国家报》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于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三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代表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致使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更换，但报纸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经常帮助编辑部，不断纠正报纸的路线，因此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
　　根据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的决定，从1876年10月1日起，开始出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统一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以代替《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行以后，《前进报》于1878年10月27日停刊。——217。
151 在1874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九个席位，支持他们的选票有35万多张，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六，当选的人中有监禁期刚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217。
152 汉撒同盟是德意志北部沿海城市的贸易同盟。中世纪德语汉撒（Hansa）原意为“行会”或“协会”。从12世纪起，该同盟是北德意志商人与英国和佛兰德进行贸易的协作式联合组织；13世纪末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同盟。同盟的中心在吕贝克；同盟的宗旨在于垄断东欧北欧同西欧的转运贸易。该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后半期和15世纪前半期，15世纪末开始衰落，1669年解体。——221。
153 当时的奥地利世袭领地指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部分，即奥地利公国、克赖因、施泰尔马克、克思滕、蒂罗尔和所谓的前奥地利。
　　前奥地利原文为Vorderösterreich或Vorlande，是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于1491年建立的奥地利边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德国西南部地区。恩西斯海姆的阿尔萨斯政府即是奥地利边区政府。——223、264、276。
154 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种主要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与其略有区别。依附农通过世袭租佃方式依附于封建主的土地，已经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德役与农奴差不多，仍然很重。骑士们的徊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形式，他们都可能同时是依附农。——224。
155 死亡税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经死亡的农民的份地和财产征收的遗产税（在法国称为“死手权”）。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225。
156 保护全是封建主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保护”或法庭“辩护”所获报酬而征收的税项。——225。
157 在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的情况下，产业通常因后代继承而脱离教会掌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下令禁止娶妻以后，产业脱离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随之消失。——225。
158 什一税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捐税，由天主教会向居民征收其收成或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一。通常情况下，是对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对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18世纪末至19世纪什一税逐渐被废除。——226、281。
159 “公捐”即帝国税，是15——16世纪德意志封建国家的一种捐税、其征收形式是将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在一起，直接向农民征收。——227、231。
160 上任年贡是14世纪以来教皇要求征收的一种贡赋。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须向罗马教廷缴纳一次性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当于恩赐职位的一年收益；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227。
161 城关市民指中世纪居住在原城区界桩以外的居民。城市往往为提高防御能力而给他们以公民权。——227、238。
162 1848——1849年革命时期、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据多数，他们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代表所取代。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支柱，他们只采用一部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调和政策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229。
163 加洛林纳法典，即查理五世刑罚法规，指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这是德国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主导地位的刑 法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等等。——232。
164 神秘主义是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主张人和神或超自然界之间直接交往，并能从这种交往关系中领悟到宇宙的“秘密”。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神秘主义是反对教阶制和社会等级制的一种形式。这种信仰宣传耶稣再生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见注181）。
　　德国的神秘主义从13世纪以来在基督教中广泛传播，分为激进和保守两派。神秘主义曾被用来维护平民利益，是闵采尔教理的重要源泉。——236。
165 韦尔登派又称里昂穷人派，是12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中的一个教派。据说，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皮·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认为贫穷是灵魂得到拯救的必要条件；反对天主教教会聚敛财富和神职人员奢侈享乐；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该派否定许多教会礼仪和正统教义，认为教会对拯救信徒灵魂没有任何特殊作用，声称施舍、斋戒、弥撒、祷告对己故的信徒都没有任何益处，并否认有炼狱存在。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极为流行，后在西班牙、波希米亚和伦巴第等地也有发展。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该派的信徒大部分参加了新教，成为新教中的一派。——236。
166 阿尔比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12——13世纪广泛传播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其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法国北部的封建主和教皇称该派为南方法兰西的“异教徒”。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讨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更是酷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236。
167 阿尔诺德于12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伯拉尔的弟子，1136年参加布雷西亚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要求僧侣放弃世俗权力，并将财产交给世俗统治者。1146年阿尔诺德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的斗争，1155年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并被处死。——236。
168 约翰·保尔是英国肯特郡的神父，是罗拉德派（见注175）出色的传教者。当时英国农村中流传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就出自约翰·保尔之口。他还在传教时向农民指出：“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就永远也好不起来。 “1381年瓦·泰勒起义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狱中解救出来后，他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236。
169 皮卡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名叫雅科布，据说出生在匈牙利。他是1251年法国农民反封建起义的领袖之一。因为起义的参加者自称为“上帝的牧童”故这次起义又称牧童起义。——236。
170 约·威克利夫这位神父兼牛津大学教授是英国宗教改革家，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先行者。他曾把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主张用民族语言做礼拜，驳斥没有教皇教会即不能存在的观点，认为教皇无权从英国征收贡赋及授予英国教士以神职；主张建立脱离教廷控制并隶属于英主的民族教会，宣称“国王的王国直接得自上帝而不是得自教皇”；主张没收教会财产，简化宗教仪式，认为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教徒应昕从基督而不应听从教皇。威克利夫的号召得到市民和骑士的拥护，成为15世纪和16世纪所有天主教教会改革者的指导思想，后来的罗拉德派也是他的信徒们创建的。1414年罗拉德起义失败后，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宣布威克利夫为异端，并下令将其遗骸从墓中掘出焚扬。——237。
171 加里克斯廷派又译圣杯派，15世纪上半叶是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中的温和派。这一派别反对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教会；主张做弥撒时，俗人可与主礼教士一样领食圣体（面饼）和圣血（酒），而不是只领食圣体。因其以“圣杯”盛圣血，故而得名。该报主要代表市民和中小贵族的利益，要求自由传教，没收教会财产，限制教士特权，建立不受德意志教士控制的教会。胡斯运动期间，该派曾与塔博尔派结盟，共同击退教皇和德意志皇帝对波希米亚的征讨，后转而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237。
172 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是中世纪英国最大的一次反封建的农民起义。领导人除泰勒外还有传教者约翰·保尔。起义席卷了全国大部分郡。6月，起义者在城市贫民的支持下进入伦敦。起义者同国王谈判要求废除农奴制（迈尔恩德纲领），归还村社土地，一切等级平等（斯密茨菲尔德纲领）。起义领袖泰勒在与国王谈判时被谋杀。起义虽遭镇压，但对农奴制和摇役制的废除起到了促进作用。——238。
173 塔博尔派是15世纪上半叶同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波希米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该派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派建立了自己的军队，领袖之一是扬·杰士卡，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并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该派曾经联合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多次击退教皇和德意志皇帝对波希米亚的征讨，后来由于圣杯派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7年遭到失败，胡斯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238。
174 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11世纪出现于欧洲，盛行于13世纪到15世纪。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最初该派曾被利用作为反对皇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15世纪由于该派揭露僧侣罪恶，要求教会改革，开始遭到教会的迫害。——238。
175 罗拉格派是英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宗教派别。罗拉德（Lollard）一词源于中古荷兰文Lollaert，意为”喃喃的祈祷者”。大约在1300年前后该派以慈善团体的名义出现在安特卫普。14世纪中叶，英国的罗拉德派大多是宗教改革者约翰·威克利夫的信徒，又较之更为激进，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保尔。该派主张废除德役，取淌什一税及其他捐税，剥夺教会财产，实现社会平等以至财产平等。罗拉德派传教士穿粗制袈裟，活动于城乡下层人民中间，曾参加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见注172）。从14世纪末叶起这一宗教派别遭受到残酷的迫害。1414年英国的罗拉德派又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不少信徒迁往欧洲大陆和苏格兰。罗拉德派的活动对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38。
176 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Chilioi，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于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基督复临，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见注181）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反映了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心态。恩格斯把这种信仰称做“锡利亚式狂想”。在基督教早期，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教义中。——238、245。
177 奥格斯堡告白是新教路德宗的信仰纲要，由路德授意其亲信菲·梅丛希顿起草，于1530年提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帝国议会。这一纲要从市民“廉价教会”的理想出发，规定宗教仪式（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确立教会从属于世俗统治的原则，宣布以领主王公取代教皇作为教会的首脑。皇帝拒绝接受奥格斯堡告白。赞同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进行的战争于1555年以缔结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一协定，每个王公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241。
178 岩礁和大漩涡是希腊传说中某个海峡的海洋怪兽。谚语中以此形容两个同样大的灾难。——242。
179 “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是路德1525年5月即农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243。
180 托·闵采尔的出生年月不详。在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第1版中，闵采尔的出生年份是1498年。但是根据1506年10月莱比锡大学学生名册的记录来看，他应当生于1490年前后，因为16世纪初大学生首次注册人学的普遍年龄是16岁。——244。
181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4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245。
182 再洗礼派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该派不承认为婴儿所施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须再次受洗。该报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在德国、瑞士和荷丛等地。其主要成员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仇视封建制度及其支柱天主教，信仰宣传基督复临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该派中一部分人主张财产公有，郎才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积极参加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后来被统治阶级残酷镇压。——245、282。
183 尼·施托尔希是茨维考的裁缝，以宣传锡利亚教义而著名，是再洗礼派的领袖。托·闵采尔曾受其影响，认为他对圣经的理解高出所有的牧师。1522年施托尔希在图林根和闵采尔一起成为农民战争的领袖。——245。
184 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大·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他们在自己的早期著作中宣传了一种将神与整个世界等同的宗教哲学，与中世纪异端的神秘主义一样均属泛神论。——247。
185 事实上托·闵采尔离开阿尔施泰特以后，首先来到帝国直辖市米尔豪森，1524年9月由于参加当地城市平民骚乱被驱逐，才由米尔豪森来到纽伦堡。——252。
186 天主教规定的圣礼有七种，即圣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和婚配。——252。
187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教徒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产生于英国，原为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以加尔文教义为旗帜的新宗派，如长老舍、公理会等。清教徒要求“清洗”英国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烦琐仪文，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因而得名。16世纪末，清教徒中开始形成两派，即温和派（长老派）和激进派（独立派）。温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主张立宪君主政体。激进派代表中层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的利益，主张共和政体。——256。
188 独立派是英国清教徒中的激进派，16世纪末开始形成，反对专制主义和英国国教会，反对设立国教，更不赞成教会从属于国家政权。这一宗教政治派别代表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中小贵族的利益，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后，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政党，主张推翻并处决君主，成立共和国。1648年在奥·克伦威尔领导下，该派取得了政权，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镇压平等派和掘地派的人民群众运动，并于1653年建立了军事专政的“护国政府”。——256。
189 士瓦本联盟于1488年由德国西南部的玉公、中下等贵族和帝国直辖市建立，很快成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和城市平民的主要工具。该联盟拥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1534年因内部纠纷而解体。——261、277、281、293。
190 塞克勒人指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东部山区的马扎尔人部落，其成员大都参加边防部队。1848年以前他们拥有很多特权，享受同贵族一样的待遇。——267。
191 西西里晚祷指1282年3月30日在巴勒莫发生的人民起义。起义以晚祷的钟声为信号，矛头直指从1267年起统治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4月，起义遍及全岛，消灭了数千名法国骑士和士兵，最后将整个西西里从安茹王朝统治下解放出来。——268。
192 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修道院的一名普通修士。1517年10月31日，他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前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抗议教皇滥用特权，派教廷大员以敛财为目的向各地教徒兜售赎罪券，并要求对此展开辩论。随着《九十五条论纲》的传播，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271。
193 蔷薇战争亦称玫瑰战争，是1455——1485年为争夺王位发生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品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土和市民阶层；支持且开斯特家族的则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几乎使古老的封建家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273。
195 皇帝的诏书中说，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层的代表担任。——278。
196 南部高地指上巴登地区，即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世纪，这一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封疆伯爵，其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赖斯高，或者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辖。——278。
197 指1525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到南部高地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威·戚莞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278。
198 鸠迪加礼拜日（原文是“Judica”，直译为“审判的星期日”）是耶稣复活节前的第二个星期日。——281。
199 引自1525年3月士瓦本联盟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决议。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份文件记载了这项决议。见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167页。——281。
200 维尔茨堡主教教堂议事会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283。
201 德意志骑士团又称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征讨时在普鲁士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这些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治理。13世纪时，骑士团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占领了东普鲁士，并使之成为继续侵占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堡垒。1237年该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同样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伦瓦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开始衰败，于1466年臣服于波兰。1525年，僧侣骑士团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地变为世俗的普鲁士公国。——285。
202 奥芬堡条约于1525年9月18日由布赖斯高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担负的德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政府对普通的运动参加者免予刑罚，仅对其处以较轻的罚金，但是起义的领袖们不能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奥地利官方和地方封建主们背信弃义，起义者刚放下武器，大批人便马上惨遭屠杀。——301。
203 黑林山农军被迫于1525年11月23日与奥地利政府签订条约，条约规定农民必须再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的德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此后农军在瓦尔茨胡特城继续坚持了好几个星期，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301。
204 1525年3月17日在米尔豪森通过选举产生的“永久市政会”是当权的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妥协的产物，平民阶层仍被排除在外。事实上，闵采尔并不属于“永久市政会”，也没有担任正式职务，但是，他参加市政会举行的会议。——303。
205 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亚历山大·马丁），他们作为无产阶级的代表进入了1848年二月革命后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304。
206 帝国摄政政府是由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中的自由民主派”残阙议会”于1849年6月在斯图加特成立的，由选出的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五人组成，以代替1848年6月以来在德国存在的、以帝国摄政约翰大公为首并公开奉行反革命方针的所谓中央政权。帝国摄政政府力图借助议会手段来保证实施法兰克福议会制定的，而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所拒绝的帝国宪法，但是没有成功。1849年6月18日“残阙议会”被符腾堡的军队驱散，帝国摄政政府随之解散。——304。
207 车垒是以车辆构成的防御工事，在古代和中世纪曾广为采用。——307。
208 阿尔萨斯农军的十二条款不仅较土瓦本一法丛克尼亚农军的十二条款（废除农奴制、归还被贵族夺去的公共土地等等）更强烈地表达了反封建的要求，而且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这一纲领。阿尔萨斯农军的十二条款还反对高利贷（如关于废除高利贷的条款等），要求不仅取消小什一税，而且取消大什一税，宣布当地人民有权撤换那些引起民怨的官员，任用新人。——308。
20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314。

弗·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²¹⁰

　　我认为，1852年巴黎任何一次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

　　这次战争将完全不同于1792—1794年的战争²¹¹，那时的事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一

　　国民公会⁴⁹在军事上粉碎联军这样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藐视国民公会的14个军团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方面颇有理由。拿破仑常说，联军的错误起了主要作用，这完全正确。甚至在圣赫勒拿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1792年8月，9万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¹⁾原想直捣巴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一了；时而踌躇不前，时而快速推进，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戈讷高地的隘路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默努尔德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联军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随联军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的行动不出大错，他甚至从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联军甚至可以比较安全地前进，并把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正如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联军的数量多并且质量又好。联军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瓦尔米对他进行令人可笑的炮击，在战斗过程中，甚至在以纵队攻击之际，联军将军们还一再改变主意，时而莽撞，时而畏葸。两次攻击，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还是就力量和士气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过错不在士兵，而在指挥上举棋不定。这不是什么攻击，充其量不过是装装样子。如果全线坚决猛攻，无疑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步兵团陷于覆没。在战斗以后，联军又不知所措地停在原地，一直到士兵染上疾病为止。

　　热马普会战，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众多兵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封锁线体系、无限地拉长战线（由奥斯坦德到马斯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由于执意要夺取荷兰而犯了同样的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内尔温登会战和比利时的丧失。在内尔温登会战中，特别是在这次会战的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大受称赞的英雄们，如果不是在杜木里埃的指挥下，打起仗来并不比1849年南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不久杜术里埃叛变，旺代暴动⁵⁰，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13万奥军和英军坚决向巴黎挺进，革命就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就会被夺取。正像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做了蠢事，就会攻下巴黎了。但是联军首脑们没有那样做，他们停止在要塞前面，并竭尽全力，不'惜大量采用战略上陈旧的办法来逐一争取点滴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六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仍集结在一起的法军有近12万人。1792年，义勇军大约有6万人。1793年 3月，又征集了30万人。这样一来，在8月间宣布全民征集制²¹²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30万—35万人。全民征集制的实行使这个数字增加了约70万人。除去一切减员，法国人在1794年初，大约能出兵75万人去抵抗联军，远远多于进攻法国的联军。

　　1793年 4—10月，法国人到处挨打，只不过由于联军的拖延战术，这些打击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从10月起，双方互有胜负，到冬季暂时休战；1794年春，根据全民征集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部投入了战斗；结果，5月在所有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最后于6月在弗勒吕斯的胜利²¹¹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可见，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8月10日的内阁²¹³，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 3月，人们一直无所事事；几乎没有把义勇军当成一回事。1793年3月才征集了30万人，自此时起至第二年3月，国民公会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而其中有10个月，由于吉伦特党人的垮台，革命的政党摆脱了一切束缚。在一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国家中，只要能持武器的居民的比例正常，如果有一年的时间，召集100万士兵，建立75万人的现役部队（人口的3%）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虽然这在当时是尚无先例的事。

　　所有国内的暴动，除了旺代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没有任何意义。除了里昂和土伦暴动274以外，其余的都仅在六个星期内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全民征集制征集的部队夺回的，而土伦则是因为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错误而被收复的。

　　在1794年与联军作战的75万人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兵10万人和其他士兵15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由最初征集的 30万人中招来的，他们已经连续作战有的18个月，有的12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50万新兵中，至少有一半参加过1793年9、10、11月的战斗，至于刚入伍的新兵，在开赴前线作战之前也必须至少受过三个月的训练。拿破仑在远征西班牙时，曾经计算过随营训练所需的时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方面一般来说这类军官的素质较好），那么1794年的法国军队绝对不是一群粗野的、没有受过训练的、受“为共和国捐躯”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而是无疑与敌军相当的一支优良的军队，因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始终劳而无功的战法，这种战法使久经锻炼而特别适于进攻的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处于守势的敌军受到训练并习惯于战争。毫无疑问，1794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是比敌方将军们高明得多；断头台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行动的协调，而国民公会的代表们自己做了一些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则不在此例。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众兵战术的几点说明：（1）众兵战术的初始想法源于热马普那次幸运的机动，这次机动与其说是出于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本能。这个想法产生于法军极差的素质，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只是为了使自己在军事上多少具有一点自信心，他们不得不用数量来弥补训练的不足。卡诺对这一发明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完全不清楚。（2）众兵战术还处于极不成熟的状态，例如，在1794年图尔宽和弗勒吕斯会战²¹¹中，这种战术就完全没有采用（当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六天的皮埃蒙特远征²¹⁵中，成功地各个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向人们表明了这种战术的意义，而在这以前，人们对它并不了解。（3）至于卡诺本人，这个家伙越来越使我怀疑。我自己显然不能对他作确定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指令。但是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就在于他的前任帕希和布绍特的极端愚昧和无能，以及救国委员会⁸⁹中其余所有的人对军事一窍不通。这真是“盲人国里独眼龙称王”。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方军团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等等，特别是知道法军缺少什么。当然，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懂得，像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因为在实行革命的全民征集制的情况下，反正会有许多浪费，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或多或少的浪费是可以不计较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以便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尤其使我对众兵作战是卡诺发明的这一说法发生怀疑的是，他所作的1793—1794年的全面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上的；他没有集中，而是分散了法国军队，并对敌人侧翼作战，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的经历：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充当道德卫士，他的勇敢的安特卫普保卫战²¹⁶（一般地说，要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庸的、墨守成规的、但是赋有一定顽强精神的军官出名的一种差事，况且1814年对安特卫普的围攻持续不到三个月）；最后，他硬要拿破仑在1815年采用1793年的方法，与集中了120万人而且完全按照另外一种作战体系行事的联军相对抗；还有他一贯的庸俗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卡诺有天才。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像他那样在热月、果月、雾月等政变²¹⁷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这是从没有见过的！

　　总而言之，国民公会之所以得救，唯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因和老弗里茨在七年战争²¹⁸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和1809年威灵顿在西班牙得救的原因也是一样的，虽然当时法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比全部敌军至少强大三倍，但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倾轧，从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二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1793年所干的蠢事，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1813年就已经能这样做了。1812年，俄国战局使俄国成为整个神圣同盟⁶⁰在大陆战争中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主力，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后来才集结在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总司令。但是从1848年起，神圣同盟就已经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上了。1849—1851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成为纯粹的附庸关系，就像莱茵联邦²¹⁹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尼古拉，或者说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德是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此外，至于现代的军事艺术，拿破仑已经使它十分完善了。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某些情况出现之前，人们除了在情况许可时仿效拿破仑，便没有什么别的可做了。但是，这种现代的军事艺术已经举世皆知。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佩缨候补军官考试之前，就早已背熟了其中可以死记硬背的部分。至于奥军，他们在匈牙利战局中认清并撤换了他们那些糊涂的、地地道道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文迪施格雷茨、韦尔登、格茨之辈，以及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两次战局——因为我们已经不再为《新莱茵报》写文章了，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则与匈牙利战局相反，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是杰作。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紧要的，至少这个老头子头脑非常清晰，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如果不是意大利将军们指挥拙劣、互不配合、经常举棋不定，查理—阿尔伯特施展阴谋，以及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更容易固守，那么1848年在佩斯基耶拉、曼图亚、莱尼亚戈和维罗纳四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国家中间在未获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杰作。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因此不必担心他的军队的给养。但是，1849年战争对奥地利人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皮埃蒙特人不集中兵力在诺瓦拉和莫尔塔拉（这条阵线约3德里⁽²⁾长）附近切断通往都灵的道路（这原本是上策），或者从该线上以两三个纵队向米兰前进，而是陈兵于塞斯托至皮亚琴察一线。这条战线长达20德里，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强行军路程，而皮埃蒙特军的人数为7万人，就是说每德里只有 3500人。这是对于米兰的一次可怜的分进合击，他们的兵力到处都太薄弱了。拉德茨基看出了意军采取的是1792年奥军的旧方式，所以他完全采用拿破仑的方式与他们作战。皮埃蒙特军的战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突破战线，打人一个6万人的模子，由此就把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三个师隔断；然后迅速地以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三个师（集结了将近35000人），把他们驱逐到阿尔卑斯山，从而使皮埃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灵隔断。这个在三天内结束战局的机动，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1809年在阿本斯贝格和埃格米尔附近的机动²²⁰（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一次），它至少证明了：奥军已经远远摆脱了像阅兵式那样“永远缓步前进”⁽³⁾的旧习惯。这里决定一切的恰恰就是迅速。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特别是这次叛变给奥军提供了意军阵地和计划的确实情报，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萨瓦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肆意抢掠的卑劣行为也起了同样作用。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埃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的机动已经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最后，俄国人由于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采取一种与现代作战体系十分接近的作战体系。俄军主力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在大的会战中，俄军都是以众多兵力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强攻伊兹梅尔和奥恰科夫的时候就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行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显著的众多性，它才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一国军队的行动缓慢一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发挥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一次会战计划不是人数众多的俄军纵队以其纵深和密度超过其他一切军队而立即引人注目的。

　　1812年以后，法军几乎不能再被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主要体现者。这个传统或多或少已经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间，这个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适合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就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的把一切拉平的趋势；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包括英国军队，现在都是几乎同样出色地组织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这并不妨碍它们在其他方面，例如在战斗等等方面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是，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特有的战术和战略，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现代作战体系的程度。

　　至于法国人，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型战争，甚至中断了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造成的损害是否能为使军队适应这种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种战争究竟是使士兵们习惯于吃苦耐劳，还是使他们因过度疲劳而沮丧，最后，这种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眼力——这些将来肯定会弄清楚的。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尔或多或少是变糟了。它已忘记了自己的长处——密集的攻击，而习惯于散兵队形，在这方面，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那些将军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大出洋相，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6月战斗中出了名；²²¹但是，所有这些都还不算是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采用占优势的战略和战术的机会在联军方面和革命方面至少是相同的。

三

　　但是，把一个全新的阶级推向统治地位的新的革命，难道不会像第一次革命那样，催生出新的作战手段和新的作战方法吗？这种新的作战方法，将会使现在的拿破仑式的作战方法显得过时和无用，正像第一次革命时期的作战方法使七年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法显得过时和无用一样。

　　现代的作战方法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小农当兵。两个阶级摆脱封建的与行会的榈锁，是创建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富裕程度和文化程度，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物资，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获得必要智力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作战体系来做例子。现代作战体系的两个枢轴是：人员、马匹和火炮这些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这些进攻手段的运动性。运动性是众多性的必然结果。现代的军队不能像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20德里的区域内运动。他们不能把全部需要的粮食都携带在随营仓库中。他们不得不像成群的煌虫那样扰害某个地区，在骑兵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四面八方去征集粮秣，而且当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补充，它们必须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很少能够满足军队哪怕仅仅一个月的需要。因此，现在的作战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稀少的国家长期采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法军慢慢地在西班牙并很快地在俄国崩溃。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因法军的侵略而崩溃，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而且俄军甚至在波兰也不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众兵作战体系，至于在俄国领土内，只要还没有铁路，这个体系就根本不能应用。如果俄国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那它就会土崩瓦解了。

　　但是，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要求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巡逻、粮秣征集、前哨勤务等范围已经大为扩展，每个士兵必须具有较大的主动性，士兵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且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得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士兵的知识、眼力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一切都要以军士和士兵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曾经有过的更高的文化程度为前提。但是，在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中，群众没有这样的文化程度，还不能使未经筛选而征召来的50万—60万人，既能被训练成为守纪律的像机器那样动作的士兵，同时又能获得或者保持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眼力。野蛮人生来就具有这种强盗式的眼力，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但是他们也因此而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现代作战体系要求每个士兵具有的这种普遍的平均文化程度，只有在最发达的国家才有：例如在英国，士兵即使是粗野的农民出身，也受到过城市的文明教育，在法国，军队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平民（代服兵役者）组成的；在德意志北部，封建制度或者已经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至少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这样的文化程度看来也是有的。除了英国以外，小农经营到处都成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越接近于自由的所有者，则军队就越适合于现代的作战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士兵的运动性，而且整个军队的运动性也以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程度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正是同封建制度相联系的；仅仅运载军官的大量辐重和随从就阻碍了每一个运动。军队也同整个运动一样缓慢地爬行。专制君主制度中正在兴起的官僚机构在物资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整顿，但同时它和大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却引起了大规模的侵吞。如果说官僚机构曾经给军队带来某些利益的话，那么它把形式主义的和迂腐的思想带给军队，则加倍地危害着军队。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受害于所有这些弊病。到处受欺骗、遭克扣的俄国军队真是饥肠辘辘，士兵在行军中像苍蝇似地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有能力供养军队，因而才能指望他们的军队有运动性。

　　因此，就运动性而言，它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性。但是，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甚至还常常代替后者（例如1796年拿破仑的皮埃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不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征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军制²²²、瑞士的民军制²²³、法国的全民征集制²¹²）多么不同，但是近60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小自由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全民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部人口的7%，而实际作战的大约只有5%。在法国，1793年秋人口大约为2500万，那么根据这个比例计算，总计应有士兵175万人，其中实际作战的应为125万人。当时，在边境、在土伦附近和在旺代（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125万人差不多是有的。在普鲁士，现有人口为1600万，其7%和5%应分别为112万人和 80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E规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也很难达到 60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国家甚至5%已经是够多的了。

　　好吧！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容易地召集人口的5%，在紧急时甚至7%，那么奥地利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充其量也只能召集到 5%，而俄国则 3%也不易办到。就奥地利来说，如果人口为 3500万，那么5%便应为175万人。1849年，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55万人。匈牙利军队——其兵力由于发行了科苏特纸币而多了一倍——大概有35万人。如果再加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埃蒙特军队中服役的5万伦巴第人，那么总数就是95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部人口的2 ²∕₃%。同时，生活在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居民至少能征调自己人口的15%。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7200万，按5%的比例，应该能征集360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150万人；其中，在本土内，它最多能出动100万人对敌作战。也就是说，它的总兵力从未超过总人口2 ¹∕₁₂%，而现役兵力则从未超过l ⁷∕₁₈%或1 ³⁹∕₁₀₀%。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地广人稀，交通工具少，国民生产低。

　　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在现代的比例，是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达不到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它是这种解放在军事上的表现。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这是很清楚的。现在甚至已经可以确定：这种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将是什么。

　　但是，可以期待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正如现在混杂的、有一部分还构成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的单纯夺取政权，距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一样，因为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对立。

　　在德国和法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完全集中的前提是：英国也要一起行动，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而新的作战方法也同样正是以此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的卓越发现不能靠奇迹来消除。新的军事科学只能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正如同当年由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就工业来说，问题不在于消灭蒸汽机，而在于增加它的数量，同样，就作战方法来说，问题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和运动性，而在于把两者提到更高的水平。

　　增长了的生产力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一步新的完善的前提。如今在欧洲战争中，铁路和电报一定会给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采取全新的战法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数量更为众多的兵员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2500万而是 3600万的话，那么总人口的5%就不是125万人，而是180万人。在这两种情况下，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都相应地增强了。只有文明国家才有庞大的铁路网，那里的人口增长迅速，比如与俄国相比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计算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长期臣服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越来越不可能。

　　但是，随着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其力量并不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于随着人口的增多，一个国家可动员的 5%将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数字 F而只能在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16%，就是说，占成年男性人口（由18岁到30岁甚至到40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三分之二。但是，如果说俄国若不在其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首先是在生产上进行彻底的革命，就不能把它可动员的力量由2%—3%提高到5%，那么德国和法国若不在生产上进行革命，并使生产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们可以动员的力量由 5%增加到12%。只有通过机器等的使用使人均劳动生产率比现在增加一倍，才能使从生产中解脱出来的人数增加一倍，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较短的时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长期维持这个5%的比例。

　　如果具备了这方面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得到充分提高和集中，如果消灭了阶级——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的一年制志愿兵 〔²²⁴只要还未成为军士或后备军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永远不会成为与农民和工匠并肩战斗的能打仗的士兵）——那么，只有能持武器的人口的限度才是实际征募的限度；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短时间内武装15%—20%的人口，并真正使12%—15%的人口对敌作战。但这样庞大的人数是以一种甚至完全不同于目前军队的运动性为前提的。如果没有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保证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运动。而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人数众多的情况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战略行动，即各军行动的协调，必须由一个电报中枢来指挥；而战术行动则由各个将军来指挥。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战争能够而且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甚至比拿破仑所需要的时间还要短。就花费来讲，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这样众多的人数所实施的每一次突击都必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又使得这样做成为必然的。

　　因此，按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必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士兵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成散兵线时，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这些士兵一定会比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士兵更加健壮、更加灵活和更加机智。

　　可惜的是，所有这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没有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一种众兵作战就再也不可能发生了。但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所有这一切还缺少基本的条件，至少1852年是这样。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百分比，同1789年相比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1792和1794年间——是充满激情的、振奋的，在不久的将来也必定是这样。但是那时已经可以看出，在伴随着激烈的内部动荡而产生的革命战争中，无产阶级大部分人的用武之地必定是在国内。同样的情形现在也将要出现，并且恐怕出现的机会要比以前更多，因为立即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将随着联军的前进而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少的一部分人到现役军队里去。征募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平民和农民。也就是说，革命将不得不采用现代一般作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只有意识形态家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不能在现役军队占人口4%—5%的条件下找出新的战法和发明一种新的惊人的用兵方法。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果不创造与旧的手工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手段，织布机的生产率便不能增加两倍，同样，在军事艺术上也不可能用旧的手段取得新的成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取得新的、更重大的成果。每个在战史上因为采用新的战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统帅，不是亲自发明了新的物质手段，就是首先发现了正确运用在他之前所发明的新的物质手段的方法。在蒂雷纳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领域发生了革命，由刺刀和姥发枪取代了长矛和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划时代的成就在于：他在当时通常的作战方法的范围内改造并完善了旧的战术，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划时代的成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庞大的众多军队的方法，而这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的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方法发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无法超越他，而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巧妙的作战行动中仿效他罢了。

　　总之，革命必将运用现代的作战手段和现代的军事艺术来同现代的作战手段和现代的军事艺术作战。施展军事才能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多兵之旅必胜。

四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人们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场上去，并能怎样运用它们。

　　（1）俄国　俄国军队平时定额号称110万人，实际上大约只有75万人。1848年后，俄国政府就一直努力使战时定额达到150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亲临各地视察。俄国现在至少已经实际达到平时定额110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多扣除：

　　用于高加索的兵力…………………………………………………10万人
　　用于俄国本土的兵力………………………………………………15万人
　　用于波兰各省的兵力………………………………………………15万人
　　病员、各种分遣队等………………………………………………15万人

总计……………………………55万人

　　因此，只剩下55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1813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多少。

　　（2）普鲁士　如果第一类和第二类后备军、编外人员以及一切可能征召的人员都被征召人伍，这支优秀的军队至少可以有 65万人。但现在政府至多仅能动员 55万人。我现在就仅以50万来计算。从这个数目中只需要派出比第二类后备军（15万人）略多的兵力去执行守备等任务。各地都在逐步召集的编外人员和下年度新应征人员（尼古拉将会对此十分关注），以及不断过境的俄国军队，可以组成足够的预备队，以防止国内的任何暴乱企图。而且普鲁士军队的病员也会较少，因为他们是在本国集中，他们到莱茵河的行军路程比俄国军队短。但是，就像对俄国军队一样，我减去其中的一半，剩下另外一半，即25万人可以动用。

　　（3）奥地利 现役的和休假的士兵——后者是可以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60万人。这里，我照样减去一半，因为对于帝国三分之二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没有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做国内的预备队，控制起义的群众。因此，剩下30万人可用来对付敌人。

　　（4）德意志联邦　因为这些邦的首脑都居住在莱茵河附近，同时全部联军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几乎不需要本国的守备部队去对付内地，在联军又协作战初战获胜后，各邦的预备军将由北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至少可以出动12万人。

　　（5）意大利各国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暂以8万人来计算。

　　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130万人，他们有的已经在服役，有的可以立即征召人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缩小的。我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仅康复者及其他人员就可以在法国边境附近编成第二支拥有35万人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的数量一定还会大得多，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现役军队出动后，不立即尽量多地征召新兵，紧接着第一支军队之后出动。

　　第一支军队（130万人）的各部队大约可在两个月之内以下面的方式全部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动员起来，这一点从去年11月备战以来就用不着怀疑了；至于俄军，它的三个确定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雷斯劳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以每天5德里计算，由彼得堡到柏林差不多有45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河有16日的行程，总共61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雷斯劳有48日的行程，由布雷斯劳到美因茨有20日的行程，总共68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40日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22日的行程，总共62日的行程。如果再加上俄国军队在上述强行军过程中所绝对必需的休息日，那么显而易见：就是驻防在莫斯科、彼得堡和基辅的军队，也只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河畔，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行进，不乘火车和马车。而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使军队的运输缩短15—20日。但是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兰各省，而且因为政局有发生危机的可能，还会有更多的部队派到那里去。所以，俄军行军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而是里加、维尔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缅涅茨，就是说大约缩短了60德里的行程，相当于12个行军日和4个休息、日。同时，大部分步兵，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步兵，可以在休息日（每隔三天）至少乘车移动5德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里。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可以自由地利用铁路运输。炮兵的车马和炮手可以行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用以前的方法更早到达目的地。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革命爆发后两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按以下序列集中到莱茵河畔：

第一支军队

　　1.在莱茵河畔和皮埃蒙特附近的第一线：
　　普军、奥军等…………………………………………………………75万人
　　俄军……………………………………………………………………30万人

105万人

　　2.第二线：
　　相隔10日行程的预备队——俄军 …………………………………25万人

总计……………………………130万人
　　（如上所述）

第二支军队

　　1.联军各小成员国的预备队，正在集中的普军、奥军等…………20万人
　　2.行进中的相隔20日行程的俄军预备队 ……………………………15万人

35万人

两支军队总计 ………………………………165万人

　　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下，只要五六个星期就可以把30万俄军调动到莱茵河畔，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联军各小成员国的军队的上述兵员也可以到达莱茵河畔，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当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回来的时候，联军的部署，就向法国进军这一点来说，还不像现在这样有利。尽管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交战的时候，俄军还是到达了莱茵河畔。

　　法国能派出多少兵力来抵御联军呢？

　　（1）正规军约45万人，其中5万人在阿尔及尔，不能调出；在其余 40万人当中还应当减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以及在国内形势不稳定地区驻屯的少数分遣队；因此可以调用的至多25万人。

　　（2）现在红色党派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的士兵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六个年龄段的人，也就是对于27—32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个年龄段的可征召人数是8万人。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和气候造成的损失、12年内的正常死亡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被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经陷于混乱的时候善于以各种方式逃避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六个年龄段的48万退伍兵中，真正能重新人伍的士兵减少到不足30万人。其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15万人，这15万人主要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的人来补充。还剩15万人。只要方法得当，这15万人就能毫无困难地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

　　（3）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全民征集制武装，或是其他被称为次等炮灰的人。除了将要征集的约一万多人的别动队之外，在上述武装中，没有人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士兵更善于使用武器。固然，法国人学这一行要快一些，但是两个月还是太短了。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四个星期之内完成随营训练，只是因为他有优秀的干部；可是下一次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队伍的瓦解。而且大家知道，我们的法国革命者是有传统的，他们将首先高喊：实行全民征集制！ 200万士兵到国境上去！如果联军还会重复1792—1793年那样的蠢事，如果有时间来逐步训练这200万士兵，那么有200万士兵当然是件好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必须估计到，在两个月内敌方会有100万现役士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胜利抗击这百万大军。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1793年的传统，那么他们又将以 200万人使历史重演，也就是说，他们做的事情过多，由于时间短促，他们实际上将一无所获。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八个星期内训练和编组150万人，实际结果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资源，使军队甚至连一个可用于作战的营都增加不了。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称职的陆军部长，懂得一点革命战争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并且没有人因为不学无术和追求名望给他造成愚蠢的障碍，那么，他将在可能的范围内自主行事，能够大有作为。那样，大体上必须按如下计划行事：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可靠的乡村农民自卫军；（2）抵抗侵略的正规军。要塞勤务由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来执行。军队只派出最必要的分遣队。为了保卫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梅斯、里尔、瓦朗谢讷这些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除了它们自己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支队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的可以执行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卫军，将集中在训练营，由不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军士来训练，以补充现役部队中的缺额。训练营可以建在奥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⁴⁰的区域。

　　现役部队，要是留在法国境内，就必须增加两倍，即从40万人增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加到110万人。这一步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把每一个营变为一个团，同时不可避免地普遍提升军官和军士的职务，在促使他们尊重革命方面，提升的作用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干部队伍的必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尽可能逐步实现。同时把军官中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过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变出军官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法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本来就普遍具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得到陆军部有力领导的条件下，如果能看到战争胜利的机会，特别是对叛乱者和逃兵实行惩一傲百，那么这一类军官从一开始就会干得很出色。军校的学生以及桥梁公路工程局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行动之后，那种在法军中极为常见的下级军官的军事才干就会开始发挥出来；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火的锻炼，便能够指挥一个步兵连。

　　至于士兵本身；
　　现役士………………………………………………………………40万人
　　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30万人
　　有待召集和训练的士兵……………………………………………50万人

　　总计120万人，如果去掉10万病员，则为110万人。其中可以用于作战的：

　　现役士兵……………………………………………………………25万人
　　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15万人
　　新兵…………………………………………………………………40万人

总计………………………………………80万人

　　这些兵员可以用来做什么，很快就会清楚的。40万—50万新兵补充现役军队，并且把他们同在编的和再次应征服役的士兵混编在各团各营里进行两个月的训练，只要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就立即着手工作，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兵员都可以用来补充步兵和炮兵，因为在两个月之内完全可以把一名新兵训练成步兵和能初步操纵火炮的炮手，但不可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不会有很大的增长。

　　这个完整的武装计划要求有一位称职的陆军部长，他必须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掌握各兵种的战略、战术和具体知识，同时还要具有应有的精力、机敏和果断。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中共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色”党派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像通常一样，出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被认为而且也自认为是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者，理所当然能胜任各种职务，他企图扮演卡诺的角色，颁布全民征集令，圆满地解决一切问题：他很'快就会智穷才竭，于是一切事都昕任下级旧官吏按常规处理，让敌军兵临巴黎城下。但是今天要抵抗欧洲的联军，需要的不是帕希、布绍特，甚至也不是卡诺，而必须是拿破仑这样的人，除非敌人特别愚蠢，而自己又特别走运。

　　不应当忽视，在对联军兵力的所有计算中，对总兵力都作了最低的估计，而对各项扣除则作了最高的估计；因此，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可供使用的军队数量就会多于上面的估计，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将少于上面的估计。而又才法国的估计则正相反自对法国人可支配的时间尽可能估计得长一些，对他们所能编组的总兵力估计得很高，而各项减员则估计得很少；因此，对可供使用的军队数量作了最大限度的高估。总而言之，所有这些推算（没有把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和联军可能犯的大错估计在内）描绘出了一幅对革命尽可能有利的情景。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前提是：革命和敌军的入侵不会立即在国内引起内战。在法国最后一次内战6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不能肯定，狂热的正统派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发动一场短命的暴动。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发生像1793年里昂、土伦等地那种暴动²¹⁴的可能性将会增长，一切在政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派别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情况：革命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和农民自卫军能够顺利地解除暴乱的各省和各阶级的武装。

　　至于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起义能给革命造成的有利条件，我们下面就要谈到。

五

　　现在我们来谈谈实际的作战方法。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立在巴黎，而以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围绕巴黎画一个圆的话，那么这个圆周在南部将在蓬德博瓦桑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尚贝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圆周虽在个别地方偏离莱茵河，但是偏离的距离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那么从这条边境上不再以阿尔卑斯山脉为屏障的地点起一直到北海止，巴黎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这样一来，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和它的全部地理条件就相适应了。由尚贝里到鹿特丹的这条单弧线，使法国边境上唯一暴露的并且最靠近首都的那段上的各点，到巴黎的距离相等，约为70德里，即14日的行程，同时这一段边境又为宽阔的河流所掩护。认为莱茵河是法国自然疆界的这种论断在军事上的现实根据就在于此。

　　但是莱茵河的这种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分进合击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各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同时从各方面威胁它，就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当集结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围内，甚至在敌军的作战根据地内，这种分进合击行动是非常危险的。尽管如此，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军队对法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采取分进合击，因为：（1）占领巴黎即等于征服了法国；（2）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段边境都不得出现漏洞，否则法军就可以向联军境内及其军队的后方派遣军队从而引起骚动；（3）每一支联军对法国作战都需要投入大量军队，为了保证给养就需要开辟多条战线。

　　双方军队都必须加以掩护的这段边境，是由尚贝里到鹿特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以不予考虑。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境有阿尔卑斯山脉作为屏障，而且离巴黎越来越远，因为它是上述圆周的切线。这段边境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须注意：（1）萨瓦山筑垒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筑垒的隘口掌握在法军手中的时候；（2）企图在沿海地区采取牵制行动的时候，而这一定要有特殊的理由；（3）法国军队在边境其他一切地点都有安全保证之后，企图像1796年拿破仑那样，在这里采取攻势的时候。就一切其他情况而言，这一段边境就离得太远了。

　　因此，无论对于联军还是对于法军来说，积极的军事行动，都只限于从尚贝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一线，以及这一线和巴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而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的地形，好像专为防御而设，这里的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事观点来看恐怕是再好不过了。

　　从罗讷河到摩泽尔河的边境，为一条漫长而难行的，只有几个地方可以通过的山脉——汝拉山——所掩护，孚日山脉与之相接，在其延长线上有霍赫瓦尔德山和伊达尔林山。这两座山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孚日山脉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泽尔河和马斯河之间，通向巴黎的道路为阿登高原所掩护，在马斯河的彼岸又为阿戈讷高地所掩护。只有桑布尔河到海边的这一区域无险可守，但是在这里，任何一支军队越前进其处境就越危险，因为如果有一支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妙的行动，他们就有从比利时方向被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此，由罗讷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例如斯特拉斯堡，控制着好几个省。

　　由汝拉山与孚日山脉的会合点向西南沿奥弗涅山脉蜿蜒着一条山脉，形成北海及大西洋这一边与地中海那一边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泽尔河、马斯河、马恩河、塞纳河和约讷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约讷河和卢瓦尔河之间，分布着许多绵亘的山脉，这些山脉只有很少几条道路穿过，它们使各条问谷彼此分开。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作战，但是很贫瘤，没有一支大的军队能够在那里坚持很长的时间。

　　如果敌人的军队甚至翻越这个山区，以及翻越同样贫癖的位于马斯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香槟高原地带，那么他们就进入了塞纳河流域。正是在这里才充分显示出巴黎的位置在军事上的显著优势。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兹河口，是由许多条几乎成平行的弧形流向西北的河流构成的，这些河流是约讷河、塞纳河、马恩河、瓦兹河和埃纳河，它们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心。地中海和斯海尔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通向巴黎的各主要道路都要穿过这些河谷，并且同这些河谷一起汇集到巴黎。因此，保卫巴黎的军队总是能比进攻的军队在更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从一个受威胁的地点转移到另一个地点，因为两个同心圆中内圆的周界较短。巧妙地发挥这种优势，也就是沿内圆的周界不懈地运动，曾经使拿破仑在他1814年著名的战争中能以少数兵力牵制全部联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个月之久。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4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914—1915年《新时代》第33年卷第1册第9、10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7卷翻译

脚　　注

(1)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2) 1德里等于 7420米。——编者注
(3) 1813年流行于普鲁士的民歌《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的副歌。——编者注

注　　释

40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341。
49 国民公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建立的最高立法机关，从1792年9月存在到1795年10月。在雅各宾专政期间，即革命的第三阶段（1793年6月2日——1794年7月27—28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国民今会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废除封建所有制，公布了法国第一部共和制的民主宪法，并同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后，国民公会遵循大资产阶级意旨，取消了雅各宾派颁布的主要革命措施，于1795年10月被解散。——320。
50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的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这一地区的农民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321。
60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 ：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以及1822年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神圣同盟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325。
89 救国委员会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专政时的最高权力机构，1793年4月6日由国民公会创立。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6月2日 ——1794年7月27日）、救国委员会作为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在同国内外反革命进行斗争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以后，救国委员会丧失了领导作用，并于1795年10月被解散。——324。
210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是恩格斯论述军队及其作战方法同社会生产、政治制度的关系问题的军事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科学研究，总结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法国所进行的历次战争，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思想。他指出：作战方法的每次改进都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由革命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为前提的。“现代的作战方法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和小农的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见本卷第329页）“新的军事科学只能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新的生产力同样是作战方法上每一步新的完善的前提”（见本卷第333页）。现代作战体系的特点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手段的众多性和运动性，这是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他强调：“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特殊的表现，并且将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的作战方法。”（见本卷第332页）
　　恩格斯于1850年11月移居曼彻斯特后开始系统研究军事理论。本文是他研究军事理论的重要成果。手稿写成于1851年4月，当时没有发表，1914年12月4、11日首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1914—1915年第33年卷第1册第9、10期。——320。
211 指第一次反法同盟发动的第一次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战争中的主要战争阶段。欧洲的一些封建专制国家结成同盟，于1792年2月发动了反法战争。由不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奥联军于1792年8月23日占领了法国东部的隆维要塞，9月2日又占领了凡尔登要塞。9月20日在瓦尔米（法国东北部）炮战中，沙·弗·杜木里埃和弗·克·凯勒曼指挥的法国军队取得了胜利。接着，在11月6日热马普（比利时）会战中，杜木里埃又大胜奥军，但他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在荷兰遭到一连串的失败。1793年3月18日在内尔温登（比利时）会战中，法军被科堡公爵击溃，致使法国失去了比利时，北部国境处于入侵者的威胁之下。在内尔温登失败后，杜木里埃公开背叛共和国，投靠了敌人。1794年5月18日在图尔宽（法国）会战中，维·莫罗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战胜了科堡公爵的反法联军。在6月弗勒吕斯会战中，法军战胜了反法同盟联军，并在多条战线上把战争推进到敌国的领土。——320、322、323。
212 全民征集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种普遍征集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几乎所有男性公民都被征召入伍以抵御外敌入侵。——322、331。
213 8月10日的内阁是吉伦特派1792年8月10日起义胜利后组成的，1793年6月2日该内阁被雅各宾派建立的专政所取代。——322。
214 1793年5月底，里昂的大资产阶级吉伦特派发动反雅各宾派的暴动，与此同时，法国南部许多省市也发生了叛乱。吉伦特派企图利用地方叛乱来对抗革命的首都。共和国的军队包围并占领了里昂，于10月9日平息了里昂暴动。
　　1793年5月12日，土伦发生了反对雅各宾市政当局的暴动。当时，对法作战的英国和西班牙趁土伦叛乱及法军许多海军高级军官参加叛乱的机会，把海军开进土伦港。12月19日，拿破仑指挥下的共和国军强攻并占领了土伦的主要堡垒，一举收复了土伦。——322。
215 指法军在拿破仑第一的指挥下，对奥地利和皮埃蒙特联军展开的意大利战局的开始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于1796年4月12—22日之间进行的决定性会战迫使皮埃蒙特退出了战争。——323。
216 安特卫普保卫战发生在1814年，当时欧洲各国与拿破仑第一的军事行动已转移到法国及其邻国。当年1月，拉·尼·卡诺奉命组织安特卫普的防御，顺利完成了任务，该要塞经受住了反拿破仑联军的多次轰击和围攻。直到拿破仑主力在法国投降以后，安特卫普才于1814年5月5日被放弃。——324。
217 热月九日即1794年7月27日。这一天发生了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拉·伊·卡诺积极参加了这一政变的准备工作。
　　果月十八日即1797年9月4日。这一天资产阶级政府即执政内阁在拿破仑·波拿巴支持下发动了政变，目的是防止建立君主政体。卡诺由于接近保皇主义阴谋分子而遭到怀疑，于是逃离法国。
　　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这一天拿破仑·波拿巴发动国家政变，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卡诺虽然有时也表示反对拿破仑，但态度不坚决且赞成政变，因而被召回，1800年4月被任命为国防部长。——324。
218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1763年，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并确立了其在中欧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325。
219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即不复存在。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军队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于1813年瓦解。——325。
220 阿本斯贝格之战和埃格米尔之战是1809年奥法战争期间，拿破仑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于当年4月在雷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展开的一场为期五天的会战中的两个阶段。雷根斯堡会战以奥军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327。
221 指1849年4月，尼·乌迫诺率领法国军队进攻罗马共和国，以及卡芬雅克在巴黎六月革命期间极残酷地镇压革命，屠杀起义工人的行径。——328。
222 普鲁士的后备军制是把已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尚在规定的预备期限内年龄较大的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普鲁士后备军在1813——1814年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以民团的形式组建的。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被派去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331。
223 关于瑞士的民军制，恩格斯在《欧洲军队》一文中写道：“瑞士没有本国的常备军。每个瑞士人只要适合服兵役，都应在民兵部队中服务。民兵按年龄分为三种（适龄的、第一类应征的和第二类应征的）。青年在服役的头几年必须应召受训，有时也把他们集中在兵营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1卷第529页 ）——331。
224 在普鲁士，凡受过预备教育，有能力承担自己服役期间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购买军服和武器的费用以及伙食费），并通过考核的青年男子，均可成为服役一年的志愿兵。期满后，他们即有权要求晋升为预备军或后备军军官。——334。

弗·恩格斯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²²⁵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而那些多少受人欢迎的短期掌权者，如临时执政者、三头执政、独裁者以及追随他们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军官、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组织起新的“有名无实的”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失败比大陆的革命党派（更确切地说是各革命党派）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48年⁽¹⁾，而法国资产阶级不是经过了40年⁽²⁾空前的斗争吗？资产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君主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榈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干起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次大约很短暂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而每当问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揭示革命动荡及其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碎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从远处来观察这种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的11个人⁽³⁾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3600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3600万人和这11个人一样缺乏辨认方向的能力。问题正在于，这3600万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昏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应当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²²⁶的读者说明1848年德国革命必然发生以及它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那么我们无须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似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的范围内加以论述，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那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和根本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够认清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下一次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么我们也就满足了。那么，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其各个阶级的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而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沦为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式，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留着对租佃者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但是除了莱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²²⁷这种封建贵族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被公认为国内的第一“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优势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²²⁸之下开始出现的、在国内其他地方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势力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现代工业的要求。法国在50年的革命和战争中成功地经营了自己的丝纺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旧式的麻纺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深处内陆，主要是利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有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从16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阶级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阶级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这种统治权，但德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非常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它的直接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资产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1815—1830年和1832—1840年这两个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再度被剥夺了，但资产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资产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都带来贸易立法方面的胜利。当然，1818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的建立²²⁹，对于德国商人和工业家来说，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拥有对嘲弄他们的表决权的大臣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重要得多。这样，随着财富的增多和贸易的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自己最重要的利益的发展受到本国政治制度的约束，国家被36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蒸汽在交通方面的普遍采用，国内贸易中日益加剧的竞争，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它们全都转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了，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领导德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840—1847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工业家作为一个阶级尚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非常之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则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的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君主制和封建制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会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驻军、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它们的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事既希望参与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主宰着他们的生存的政府，因为政府有权力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程度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制或君主制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资产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资产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这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变得刻不容缓而再也不可能推迟；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可能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19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就终于会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现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大不列颠的工业巨头是最好的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方法，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织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细术工，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 500年前没有多大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伴随着差不多同样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在革命刚爆发时，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公会，那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往便利，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智力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明确得多，而且更加符合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那么工人阶级的积极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²³⁰。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做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若干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处于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地区占据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垮台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自由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农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能轻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状况和英国的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处在贫穷饥饿之中，做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村居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徊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天地。革命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有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即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难以达到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

　　上面对在最近的运动爆发时构成德意志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明显的矛盾等情况的一大部分。当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交织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地区各省的这些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样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之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36个大大小小的公国，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而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不错，德意志联邦²³¹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²³²，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联盟²³³，而奥地利则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禁止性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三个独立的势力，而不是36个。当然，1814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在下一篇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卷入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年9月于伦敦

[二　普鲁士邦]

　　德国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在这以前，已经有种种征兆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德国较小的君主们，都相继颁布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根据维也纳会议²³⁴而联合在他们统治之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无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它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做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涌现出一大批自由主义律师、职业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克尔、勒麦、约尔丹、施蒂韦、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 olksm.nner），在做了20年喧嚷然而总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1848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他们在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之后，顷刻之间就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样板；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语言，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资产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意义的政治词句，并恢复它们本来的含义。

　　1830年的事件²³⁵使整个欧洲顿时陷入了政治骚动，德国文坛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低等文人的习惯。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的流露。为了使1830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因素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被曲解了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²³⁶。后来他们曾追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但并没有改进自己的文风。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立宪君主制是最终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准确的温度计，就表示支持资产阶级。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追随者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厉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样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坛的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在专制君主制度下因教青或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信息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见解的阶级，其中的大多数人渐渐地联合成了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评价德国政治发展缓慢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考虑：在德国要得到任何问题的准确信息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勤劳和经营工业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梅特涅政府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信息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信息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其利益受到现状侵害最严重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应当认为它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是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即从普鲁士前国王⁽⁴⁾——1815年神圣同盟⁶⁰创始者中活到最后的人——死去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国王⁽⁵⁾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式的君主制。法国的资产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里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摒弃了，老国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受欢迎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不思进取的蠢材，他多少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任何主见，主要是按自己在受教育期间养成的习性行事，那么“受欢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在性格软弱这一点上的确超过了他的法国先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许多门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后的裁决。他深信自己是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善于卖弄聪明，更善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君主制的官僚主义因素，但这只是因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义因素。作为所谓历史学派²³⁷（该学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尔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国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在他周围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陪臣、侯爵、公爵和伯爵，其次是许多富裕的下层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因此，他自己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层都享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层或“王国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国王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新国王⁽⁶⁾刚一发现自己的“辩才”因他父亲之死而可以自由施展，他便在无数次的演说中宣布他的意图，但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资产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可惜，浪漫主义不是很会算计，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以来总是失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承袭得太多了。他在即位时发现，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度依然浩繁，国库已经不太充裕。在两年之内，一切节余都在朝廷的喜庆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开支了。于是，国王隆下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财政赤字和1820年法令的夹攻之下，1820年法令规定，不经“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认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代议机关；新国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他也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实行陪审审判等等；总之，期望他自己会领导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²³⁸，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15个月之后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1842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要求建立“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遍呼声作一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这样的机关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年法令中。他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把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²³⁹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1823年成立的。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包括：（1）上层贵族，德意志帝国原来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人物都是当然的议会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全部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在每个省都是两部分贵族在议会中占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各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委员会²⁴⁰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他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对抗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

　　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他们一边；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要求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大农场主和做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生意的商人，他们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彻底破产了，他没有搞到钱，却增加了反对派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5年的诺言，要求颁布宪法和给予新闻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有关决议措辞颇为不恭，国王在盛怒之下所作的粗暴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由于缩减对各项公用事业的拨款，由于通过“海外贸易公司”²⁴¹（它是一个由国家出资和承担风险做投机生意的商业机构，很早以来就充当国家借款的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才得以暂时维持门面，增发国家纸币提供了一些财源；总的说来，这个秘密保守得颇为严紧。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由国家，部分由私人股东提供，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海外贸易公司”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只有修改银行章程，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愿能够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决不打算谈这宗交易。

　　这样，搞到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押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年2月国王就把所有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议会”⁵⁴。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法令规定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一般立法问题的意见，只是咨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想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让他们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开会时所表达的愿望；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了，而当要求他们同意发行仍然被说成是用来建筑铁路的公债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很快就使他们的会议结束了。越来越愤怒的国王对他们严加申斥并将他们遣散：但钱还是没有弄到手。的确，国王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因为他看到，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包括大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在内的自由派联盟，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徒劳地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上的宪法；自由派联盟坚决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的宪法及其一切成果——新闻出版自由、陪审审判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给的。很明显，事情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会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资产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年底，在资产阶级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

　　起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急于至少是用社会主义来装点门面，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粗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来，这些思想在法国越来越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学派²⁴²，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与这一宗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给予了新的推动。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起了这种作用。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做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新闻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单独的共和党。人们不是立宪君主派，就是或多或少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一定会引起一次大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各个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级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者群众，他们虽然暂时支持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低声地说一些关于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怪话；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者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己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次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三　德国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中，我们几乎仅仅谈到1840年至1848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那个邦，即普鲁士。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其他各邦。

　　自从1830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²³²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处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制定的宪法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又是为了给制定宪法的君主们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议²³⁴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1830年和1831年的动荡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幸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克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不起作用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滔媚的、谦卑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1840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它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²⁴³并因他们单独召开会议的地点而被称做哥达派²⁴⁴的立宪派核心分子，早在1848年以前就讨论过一个计划，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打算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²³¹之外，建立一个具有新的根本法和联邦议会的、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并且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立宪君主制，实行新闻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德堡（巴登）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资产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奥地利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了解的一点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跟着它们的普鲁士弟兄跑。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常常借以自夸的那些政治上的虚假特权。但在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表明他们是与上层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的一个独立的党派。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除非在确立了普选权的国家，这一部分人在安静的和平的时期，从不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不会采取一个独立阶级的立场。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发展得极为缓慢。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无论在普鲁士或各小邦都促成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了宗教反对派，即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²⁴⁵和自由公理会²⁴⁶。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与世俗权力相对抗的危险的世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允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所以，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个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这两者，都被视为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个邦，这两个教派的或其中一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机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新教或天主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德国，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位论派²⁴⁷，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⁷⁾及其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先生的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国家，后者是在新教国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之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无效的。这种缺乏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其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当时的另一种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相互之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上述的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便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实现德国的统一。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²⁴⁸被拿破仑灭亡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么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怎样，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动荡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的确，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到此为止。至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自一些无知的所谓的激进派羡慕瑞士的制度（他们当时还没有实行那种制度的经验，后来这种经验才使他们十分滑稽地醒悟过来），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²⁴⁹。因此，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1847年底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生产能力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土地贵族已变成了纯粹市场商品的生产者，因而他们同资产阶级利害相同、休戚与共，小资产阶级很不满意，埋怨捐税，埋怨对他们的业务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应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受它的影响；除了这一切，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赤字。有哪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四　奥地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1848年3月以前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就像最近一次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⁸⁾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德意志的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或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1848年后他们对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向来是一切专制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即依靠封建地主和做证券交易的大资本家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唆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²⁵⁰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国家的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1815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专制君主制，1810年的破产²⁵¹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娟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入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不时常提供新的资本，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王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被踩在他的脚下，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得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投机商、政府的承包商虽然总是设法从专制君主制那里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不能期待这一部分人会对政府持任何反对态度。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被组织得最适合于为专制制度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效劳的，他们的子孙也将如此。他们不属于在双头鹰⁽⁹⁾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打上”皇家和王室”等等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予以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采取十足的旧式政治家的态度，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通过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地进行榨取，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奥地利发展缓慢。多瑙河流域的贸易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奥地利只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受益于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甚至无异于完全排除了外国的竞争，但向他们提供这种优惠，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不过，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公会（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消了。小手工业者被封闭在中世纪行会的狭窄框框内，这种行会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们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成员具有一种世袭的稳定性。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做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当前的和以前其父辈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极力维护，凡有不服从者，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所有这些创造人为的安定的努力结成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被允许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都要经过最审慎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只容许它们造就充其量在种种专门知识领域可能有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允许进行在别的大学里可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100年以来其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奥地利各邦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关税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外国的任何书籍或报纸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决不会让它们进入奥地利。

　　在1815年后的将近30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居民中各阶级和全体居民的社会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让上层阶级充当政府进行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从而把憎恶引向它们），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不满情绪。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是会维持下去的。”

　　但是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着，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自费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机器和蒸汽的采用，在奥地利，也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使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自由民，把小农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居民与旧的封建制度到处发生冲突。因业务关系日益频繁地去国外旅行的资产阶级，把关于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某些神话般的知识介绍给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智力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存在一个危险的部分，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及其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雷斯堡在维也纳的大门口。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资产阶级产生一种情绪——这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当时反政府还不可能，而是一种不满情绪，产生一种实行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而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普遍要求。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受过较多教育的官员本身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他们宁愿要这位皇帝的进步和开明的专制，而不愿要梅特涅的“严父般的”专制。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支持资产阶级，至于居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如果不是对政府）不满的下层阶级，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支持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843年或1844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适应这种变革的特殊的著作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鳖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天生具有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国城市站住了脚，在这些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商的这桩生意“十分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治秘密；奥地利人本身通过波希米亚边境上进行的大批的走私而获得了这些出版物，他们的好奇心更加强烈。当然，这些出版物中所泄露的秘密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设计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他们认为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对奥地利来说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善良的奥地利人的忠君守法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己。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形成，并且至少使奥地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了一些政治信息。于是在1847年底，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响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行业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机会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被种种荒谬条例捆住手脚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或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雇的上司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受过较高教育的官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感到满意，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是由它自己出资（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的。至于大银行家和公债持有人，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日益加强的反对派，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定无疑地走向伟大的变革，而这时法国突然爆发了事变，它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是会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五　维也纳起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迫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18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¹⁰⁾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府也都爆发了激烈程度不同但成果相同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么他们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考察这许多次起义的细节；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居民中各个阶级对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资产阶级、全体工人，一致立即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支持它的极少数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刚刚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己使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知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对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关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那是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衷心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可能产生任何分歧。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审判、新闻出版自由等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他们至少在1848年3月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而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动荡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也就是说，一旦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让步付诸实行，并且能够坚持一个时期的话，就一定会保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战斗时，他们和大学生²⁵²总是承担起战斗的全部重任；约4000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成为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分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鼓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把自己的决议强加于安全委员会。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国家不得不花钱雇用他们到公共工程中去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生意人很不愉快。该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不断进行的鼓动和骚动，当然不是如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任”的办法。这样，资产阶级与不安分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关系，而这种冷淡关系之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关系，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不安分的活动是有道理的，并且甚至当着资产阶级的面，不断地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新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资产阶级、大学生以及工人之间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铲除封建制度的残余。由于意大利的战争²⁵³，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确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种种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还能够恢复别的什么东西，它永远不能恢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如果说奥地利目前又比较平静了，甚至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还因为不管业己重建的政府侵犯了别的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

[六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根据前面几篇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运动根本不像在维也纳那样得到几乎所有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⁵⁴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⁴，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万众一心。巴黎事变猛然促进了—切，但同时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它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扰。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怀有本能的恐惧。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人物正是被他们视为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热情马上一落千丈。他们知道，必须抓住时机，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会失败，可是他们没有勇气。因此，当外地刚一出现零星的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组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跑去向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出现了军队向群众进攻、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一直被资产阶级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对于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深受资产阶级的欢迎，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阶级——现在已经不可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状态”那一场戏的危险迫在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来的朋友和仇敌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而联合起来了，虽然工人还并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一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都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可爱的立宪责任内阁的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其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在普鲁士，除了阁员更换而外，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撞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被告知：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换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做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极度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奸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有时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的暴力变革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使之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新选出的议会应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应当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两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2500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党，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法国已实行的那种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体制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力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进行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尚未实现，36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自己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运动，以及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共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因此，当时无产阶级党在其政治活动中根本不同于小资产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不同于所谓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维护他们；第二，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²⁴⁹，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第三，在一切场合都表现出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任何以小资产者为首并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着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年的动荡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和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进行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举摆脱了一切封建枷锁，但其劲头较小，因为这里的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般来说不那么厉害。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资产阶级立即转而反对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者一样被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吓坏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解放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通过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之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资产阶级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

1851年10月于伦敦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直到维也纳 3月13日和柏林 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⁵³。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为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所受的政治训练差得很远，自由派官僚们便走马上任，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政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上述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官僚势力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抵抗那些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官僚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中间站。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级的阶段——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个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1848年三月事变的发展，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各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么本来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限于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上述机构如此不正常，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²⁴³。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应当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²³²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履行全德意志联邦²³¹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国民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它的职权未作任何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昵，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力量，它就会把联邦议会这个在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机构立即解散，使之寿终正寝，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人所组成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个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们组成的议会做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过分了，这个议会虽然自称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精华，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国眼前表现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甚于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法令，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些决议必须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坚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把人民的武装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而是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个国民议会眼看着美因茨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做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的高位，而且这不是由国民议会而是由联邦议会授予的。至于国民议会的法令的法律效力，这一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本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迫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机构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学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人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毋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中最无足轻重的君主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从未采取任何步骤去摧毁分隔汉诺威和普鲁士、分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完全没有打算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捐杂税。但是，这个议会做得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一个纸面上的德国舰队；它兼并了波兰和石勒苏益格；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者，后者回国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出使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看做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权限极不明确——当时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于是，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策划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阴谋；但事实证明，它们的幸运胜过聪明才智，因为这个议会替各邦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这些阴谋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结果，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立法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据多数，而且所有这些议会的工作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它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它通过了一些谁也不感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内阁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决断的远大见识。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了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是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¹¹⁾里邀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的重要的一章，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消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至少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的热情冷却了。签订马尔默停战协定²⁵⁴这一可耻行为（1848年9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从以上几篇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除非1848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次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试图略加阐述的历史问题，性质非常复杂，因此，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1000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林山，已经从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共不到10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卢萨蒂亚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不过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武装骑士团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德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所实行的一个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德国，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结果，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完全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么在这些国家里，他们当然与其说属于斯拉夫人，不如说属于德意志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厂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在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事实表明几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大了。继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业。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审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仅跟随在由于社会发展而发生的缓慢的但是肯定无疑的非民族化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从第一次瓜分波兰²⁵⁵以后，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由于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70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在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疆界以内的国家。的确，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既然德意志人当时曾经那样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么，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体现他们同情心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应不应该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大块大块的土地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一个从未证明自己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问题，而主要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如果在东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总而言之，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就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当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党却很清楚地预见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即波兰革命鼓动的中心，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经政府批准而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击溃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六个星期，波兰的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而且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族敌视复活了。为俄国专制君主⁽¹²⁾立下这份无法估量的巨大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辛辛苦苦促成的运动。“恶有恶报”⁽¹³⁾，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正面，所有这些1848年和1849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在这个居住着200万德意志人和300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几乎都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但自从15世纪的胡斯战争²⁵⁶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捷克语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人匈牙利。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己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头号卫士帕拉茨基教授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还不能正确地、不带外国腔调地讲捷克语。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垂死的捷克民族——最近400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它是垂死的——于1848年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足以证明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意志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

[九　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2200万，俄罗斯人有4500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800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8000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Niemetz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学爱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斯拉夫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只要被每个俄国农民视为其宗教和国家的真正首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沙皇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¹⁴⁾的真正的都城，这个帝国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过去150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在中欧，人所共知，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因此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为俄国的直接利益服务；他们为了一个民族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然而必须对波兰人加以赞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²⁵⁷，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会遭到惨败。几种斯拉夫语言各不相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各不相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那些发言人都无法讲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的斯拉夫语言。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于是，这些可怜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斗也们的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最后不得不用与会者都昕得懂的唯一语言，即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利西亚人的轻骑兵、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波希米亚人的炮兵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24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这些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达尔马提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这个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发动了有计划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明确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下贱地同驱散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应。斯拉夫代表在1848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他们如果再有所动作，就将被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人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问题还有任何疑问，那也一定会引起另一场争端。但是，幸亏没有任何口实，而且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狂热。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受到损害。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的战争，而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1848年的头六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军队，这证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发生了与丹麦的战争。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也是德国所需要的。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正义在他们方面。三月革命使他们与丹麦人发生公开冲突，德国援助了他们。可是，虽然在波兰、意大利、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至少具有部分革命性的战争中，却让部队采取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前进和后撤行动，甚至屈从外国的外交干涉，在进行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之后，导致了十分悲惨的结局。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石勒苏益格二荷尔斯泰因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由德意志志愿兵组成的部队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虽然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而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扬扬得意。它们把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的“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¹⁵⁾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引导到石勒苏益格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被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真正的作战工具，却得到机会以战胜外国人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做反对较先进的党派的作战工具的军队，刚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翻脸反对自由派，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彼岸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大臣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大臣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只存在于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大臣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1848年4月初，整个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洪流已经被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社会阶级同战败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挡住了。在法国，小资产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资产者。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党派，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²⁵⁸在法国，两次类似的运动（4月16日²⁵⁹和5月15日⁷⁹）也同样被击败了。在意大利，炮弹国王在5月15日一举恢复了政权。²⁶⁰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说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那么这毕竟只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可以认为这是人民的能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党派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它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投入决定性的战斗。

　　决定性的战斗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当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推动周围各国发生强烈震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斗争⁵开始的时候，当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为一方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一切阶级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当战斗以现代内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打了好几天，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会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被屠戮、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恢复元气。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压制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利用外地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任何细小事件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且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斗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党便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并制定明确的计划，甚至抛弃他们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使德国恢复到三月事变以前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资产阶级而属于它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又使这些理智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自己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扬扬得意，羡慕法国士兵刚刚获得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以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资产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德国各党派夏季所从事的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多半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和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结盟，明天又向比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界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受人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使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派革命群众同军队之间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初战斗发生在法兰克福。²⁶¹虽然这次战斗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相对于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虚有其名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²⁵⁴，这个协定不但把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横加报复，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在丹麦战争中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停战协定。在这次表决之后发生了虚假的内阁危机。而三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停战协定。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人们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六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隆）引起的类似的但声势不大的运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党派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现在也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破产了。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意志的表现。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做法，却使帝国的摄政⁽¹⁶⁾，使他的大臣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的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²⁶²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产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写一篇通讯来加以阐述。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一　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即1848年10月的维也纳起义，它是巴黎六月起义在德国的革命的对应物⁽¹⁷⁾，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党派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3月13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状况如何。我们也已经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交错在一起并受到后者的阻碍。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的奥地利这次最后且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上层贵族和做证券交易的资产阶级是梅特涅政府的非官方的主要支柱，他们在三月事变后仍然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在资产阶级当中迅速蔓延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惧。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新闻出版法²⁶³、不伦不类的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²⁶⁴。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²⁵²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一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授权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制定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谕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拥有代表的反动党派，不久就促使自己的”自由派”同僚向人民的胜利成果发动新的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是由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与此同时，皇帝⁽¹⁸⁾和他的宫廷却于5月16日离开维也纳，逃往因斯布鲁克。在这里，他们被狂热的蒂罗尔人所包围，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一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自己国家的危险，所以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他们可以依靠驻在附近的拉德茨基的军队的支持，因斯布鲁克就在该军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在这里，反动党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自己已被击溃的力量，修补自己的阴谋之网，再次撒向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官僚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开始同斯拉夫族领袖们策划阴谋；这样一来，由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所掌握的一股真正的势力便形成了，而维也纳的无能的大臣们却只能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即将成立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败坏自己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党派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组织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维也纳的资产阶级以为，宫廷党在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而且面临着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了，于是就越来越陷入厌倦和冷漠，总是呼吁遵守秩序和保持镇静；这个阶级在剧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只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爆发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政府组织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呼声。7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做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欢迎；宫廷还都也受到同样的欢迎²⁶⁵，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服劳役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皇帝⁽¹⁹⁾被安排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延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自己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扬扬得意。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大臣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工人的补助金。诡计得逞了。工人阶级举行了示威；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大臣的命令，他们向“无政府主义者”进攻，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实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变成了流血的搏斗，而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很快就给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敷令（敷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大臣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做该国的军政首脑，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领袖，他实际上与匈牙利合法政权处于交战状态。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大臣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阻止部队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部队发生了短时间的冲突；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在施图尔韦森堡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总督，这时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的奥地利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自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逃到了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尔米茨。

　　宫廷在奥尔米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因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被成群流入奥尔米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所包围。在他们看来，这次战役应当是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的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一团一团的军队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施蒂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部队和原来的首都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底就集结了6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大胆发动决定性攻击的位置了。

　　这时，维也纳一片混乱与无措。资产阶级刚刚获得胜利，就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武装的生意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资产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靠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获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君主专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公众思想混乱，各领导机构也是一片混乱。议会中剩下的人，即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自己在奥尔米茨的朋友做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没完没了地开会。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全部时间消耗在能不能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和小生意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它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路线。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虽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领导权。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刚刚解脱旧制度的精神榈锁，刚刚觉醒，尚未认识到而只是本能地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应当采取的政治行动路线。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经过整编的奥地利军队，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士气大振，其人数共有六七万，装备精良、组织良好，尽管指挥不力，但至少总还有指挥官。在城内，人心惶惶，阶级矛盾重重，一片混乱；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教育，容易惊慌失措，或者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怒不可遏，盲目听信一切流言飞语：他们决心战斗，但是至少开始是没有武装的，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装备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屋顶的时候，还在讨论一些琐碎的理论问题；领导委员会²⁶⁶既无魄力，又无能力。一切情形都与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一片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自如果还有什么疑问，那么10月30、 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文迪施格雷茨调集的军队最终对维也纳发动进攻的时候，能够用于防御的兵力极其不足。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是决定这样来利用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这一部分居民为时已晚，所以他们未能充分学会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军纪训练，因而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有三四千之众、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任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再加上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纷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多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那帮土匪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十分擅长于那种争夺一幢幢房屋和一条条胡同的巷战。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火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就越惊慌失措。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不能下决心向驻扎在离首都几英里的佩尔来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达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后制订防御计划方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维也纳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放弃了这个任务。如果他坚持下去，他也许要被当做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甚至作为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党并没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在构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线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上，街垒一个接着一个被帝国炮兵扫除了，战斗到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休战期间，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惊慌失措，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匪帮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更深远的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全新的转变，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加以考察。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个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获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成功地抵挡住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他赶向维也纳，用自己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任何其他官方机构，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如果说匈牙利甚至忘记了维也纳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么，它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推进。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坚持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事实是这样的：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进行勇猛无情的追击，那么单是在施图尔韦森堡作战的后备军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某种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昵？当 40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1200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人集结起来以前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夏特发动软弱无力的佯攻（结果当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同坚决向维也纳进军去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相比所招致的危险肯定更大。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如果不经官方机构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会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背弃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据说正是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构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保卫匈牙利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众委员会吗？难道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打先锋吗？问题不在于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构，因为所有这些机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于民众行动的不断发展本身，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的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革命运动以后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这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问题是：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我们是否应当从中看出这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给英国资产阶级的公众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当局事实上已经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里找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的话，该当局也同样会被推翻。最后，一个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¹⁰⁹的交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 3月13日和10月6日拘泥于“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么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据说，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曾立足于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还应该指出，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声称要坚持合法性，使戈尔盖得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戈尔盖的军队就不会服从自己的统帅，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灾祸²⁶⁷。而当1848年10月底匈牙利人为挽救自己的名誉终于渡过莱塔河的时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并不怀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⁸⁰，为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²⁶⁸它阐释了马扎尔族和斯拉夫族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几乎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本书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动荡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自己的同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对我们的邻居直言不讳。其次，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说，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维也纳人民豪迈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谨慎态度不仅高尚得多，而且有远见得多。而作为德国人，我们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匈牙利战役中的一切煌赫胜利和辉煌战斗同我们的同胞维也纳人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相交换，是他们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业绩的军队。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像维也纳人所卷入的那种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雷斯劳，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每一个地方的运动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觉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提出的，它们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觉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实行一次重要的打击，以便帮助维也纳人，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维也纳人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²⁴³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贞操，它尽管还年轻，但已白发苍苍，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滔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剩下的只是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以及每个议员都坚信自己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做得越少，说得越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越稳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区，他们最好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²⁶⁹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教条，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任何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兰开斯特学校²⁷⁰。议员们在这里互教互学，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具有重大意义。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取得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关于这个事件曾经有过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一切当然毫无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专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克尔先生以及莫斯莱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乔·潘萨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奥德赛。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²⁰⁾不理解他们，施塔迪昂大臣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及其政府树立的永久性耻辱纪念碑。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专员——福禄培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福禄培尔却相反，他认为必须保全自己，以便承担他在法兰克福的岗位上的重要职责。勃鲁姆被①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恐怕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经不起考验；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浅薄的空谈，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知识。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虽然如此，罗伯特·勃鲁姆按其天性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质彬彬的平民，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战胜了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目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定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了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很长一段时间，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博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处死。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吓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辞的和缓和克制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而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的解散说明这一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势力。

　　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很快就传开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地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构成的多数，由于害怕居民中较积极的分子而同宫延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早已威信扫地。他们承认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起草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弄清一些理论上的细微差别、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制宪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礼仪的学校。另外，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而且这个多数差不多总是由动摇的“中间派”来决定，它的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推翻了奥尔斯瓦尔德和汉泽曼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村居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各种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采取“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这一变通原则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纠集和组织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²¹⁾把大臣们都撒了职，用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实干家”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可以指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外地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会期，也不能把它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约4万大军进入柏林⁽²²⁾。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他们想把这种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²⁷¹的光荣模仿。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国民自卫军被政府解散，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议会已被解散时，议会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随后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²⁷²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的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经死去的议会了。

　　在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是否已经太迟，或者一部分军队如果遇到严重反抗是否会转到议会方面来，从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议会，不但没有勇敢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4万人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完全出乎他和他的军官们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一斗也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议会和人民如果进行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保皇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无疑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采取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敷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些条款中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一些条款中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批准和修订宪法。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又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专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和他们的前任在奥尔米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专员，这些专员在确信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事情的经过，并证实柏林居民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专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类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利益的坚决捍卫者便真的站起来赌咒发誓，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个机构完全不能履行其职责，甚至不明白自己的职责究竟是什么。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由一群轻信的笨伯组成的辩论俱乐部。他们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做议会愧锢，登场演戏，使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业者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做法需要保持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1849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上一年10月和11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叫做克雷姆西尔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虚脱状态的主要工具，在这里，他们因为自己背叛欧洲革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议会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议会便在3月4日被解散了，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无别的选择，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已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很可能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被消灭，因此它们在近1000年以来总是不得不尾随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它们的征服者，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尔人在最近被英裔美国人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波希米亚人、卡林西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800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1000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向他们表明，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如果说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的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人所占据，那么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德意志人进行并吞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保持独立民族生存、团结统一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波希米亚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病弱者称心而倒退1000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很久以来为了满足文明的需要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口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到处都掩盖着所有这些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自称为自由而战，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拥护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任何地方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碎的纷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过分无知，但永远不应忘记：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答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那么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旺代⁵⁰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皇帝⁽²³⁾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在奥地利已经完全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各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²⁴⁾所颁布的新宪法。它们开了差不多六个星期的会，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各小邦里斗争尚未见分晓，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己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²⁴³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产生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一项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虽然各大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在立宪君主派看到正在恢复元气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时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商人的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密集的方阵。另一方面，各大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狼狈。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专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²⁵⁾在维也纳被当做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各大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这些抗议书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行政权，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且不管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这件事情。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但他们既然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投入人民的营垒，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这是一伙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人，当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们却在不断重复的誓言中寻求慰藉和支持，说什么他们是国家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能够拯救德国。一年的议会生活已使他们变成了道地的白痴，难道在这伙可怜虫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制度和军事编制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它虚张声势地应战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一文不值，所以根本不予理睬。而这个自以为是宝贝的代议机关，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斥之为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要撤换而没有撤换掉的那些大臣，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的内容。

1852年4月于伦敦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我们现在来谈德国革命史的最后一章：国民议会与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鲁士政府的冲突，德国南部和西部的起义及其最后为普鲁士所镇压。

　　我们已经看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工作情况了。我们已经看到，奥地利践踏它，普鲁士侮辱它，各小邦不服从它，它自己的无能的中央”政府”²⁷³愚弄它，而这个中央政府本身又被全国各邦的每个君主所愚弄。到最后，这个软弱、动摇、无聊的立法机关终于感到事态的严重了。它被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统一德国这个崇高思想的实现受到了威胁。”而这恰恰等于说，法兰克福议会以及它做过的和要做的一切，看来即将成为泡影。因此它以最认真的态度开始工作，以便尽快地完成它的杰作——“帝国宪法”。

　　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行政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一个行政委员会吗？不行，明智的议会考虑到：那样就会使德国成为一个共和国。是一个“总统”吗？那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必须恢复旧日的皇帝尊严。但是皇帝总是要由一个君主来做的，究竟谁该做皇帝昵？自然不能是罗伊斯—施莱茨—格赖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公爵⁽²⁶⁾以至巴伐利亚君主这些二流人物；无论奥地利或普鲁士都不能容忍那样做。只有奥地利或普鲁士才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怎样二者择一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出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自己的一切省份驯服，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政治引力定律本身就会把德国其余部分拉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予它的皇冠可能使它获得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之后，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丝毫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自己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也会土崩瓦解、一败涂地，永远也别想拿回它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复活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即被1815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奥地利摒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²⁶⁹式的国家——“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隆下的身上。应该提到，这是6—8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批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更新，这些人把这种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把自己旧日的奇怪念头重新提出来，作为拯救祖国的最后的“新招”。

　　因此，1849年2月和 3月间，他们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议会中的保守派或者更确切地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较进步的派别让步。事实上，很明显，原来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议会已把奥地利摒除于德国之外，但奥地利代表仍被邀请参加会议和进行表决，这些代表的暧昧立场，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在投票时又追随右派，使天平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元益的事情。不难想象，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英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受奥地利专制制度唆使并为它效劳的一些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地说是恶意）而取得的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不很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说来十分暗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的他们的毫无价值的修正案，会改变欧洲的面貌。他们从开始立法生涯时起，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满怀一种庄严的信念：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有幸以他们为议员的这个代议机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铁道建设、所有新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俄罗斯的军队以及任何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与目前正受到他们可敬的议院关注的那个重要问题紧密联系的那些重大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由于成功地往“帝国宪法”里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一些灵丹妙药，便认为自己首先有义务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部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部不伦不类的作品被它的主要作者们抛弃并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部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任何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性质，恰好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就他们所能够写出的而言——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来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德国民主派的这些英雄们的行动足以说明他们自己。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的确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²⁷⁾在248票弃权和大约29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290票当选为除奥地利之外—的德国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日革命的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上演了一出皇帝的滑稽剧²⁷⁴，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²⁴³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他在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不能接受皇冠。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部宪法提出建议。

　　这项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这个行动，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好自为之，这就是他们立即作出的并坚决执行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各小邦，资产阶级早已重新陷入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的每一个邦，单独看来，好像都获得了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新的最终形式。只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关于德意志联邦²³¹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险的问题必须立刻得到解决。因此资产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施加压力，敦促它尽快制定宪法；因此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支持这部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鼓动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反动的情感，并且是在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在1848年春夏的最初几个月就已被表决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于高潮。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民主主义的了。进行比较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不愿在道义上自杀，就不能勾销已经通过的这些条款，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去仿造一部帝国宪法。此外，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款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那是很自然的。这一阶级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方面，向来比拥护立宪君主制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更先进；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但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它却觉得再舒服不过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已失掉，但它至少可以自慰的是：它知道，无论如何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是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却堂而皇之地出来亮相，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完蛋。

　　得到这两派——拥护立宪君主制的资产者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资产者——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符腾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部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应由它们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和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予以审订并使之纯正。普鲁士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那些聪明人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会议²⁷⁵，即死灰复燃的旧联邦议会，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三天路程的克罗伊茨纳赫，并且号召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只要各小邦的议院支持法兰克福议会，就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着这个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要靠武力来决定，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并且在德国南部取得了很大成绩。各地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隆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²⁷⁶。在普法尔茨、在贝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登林山，农民成群地举行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塔河，每天都有攻下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力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这种怯懦的低能儿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却大有人在。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七　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家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中所指出的左派势力得以加强的种种原因不谈，仅仅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摄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竟然突然要来代替那个旧多数派了。现在他们要表明他们能做什么。当然，他们的活动应该是有魄力、有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²⁸⁾和他的动摇的大臣们前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他们就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权代替它，这个行政权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比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数派宣称：尽管有种种障碍，帝国宪法必须付诸实行，并且必须立即付诸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将于8月15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以外）为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而举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人的领导下，决心拿起武器捍卫一项事业。虽然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榈锁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征召、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样的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全国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顿的人民在5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²⁹⁾；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后备军拒绝出征，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保卫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符腾堡，人民强迫国王⁽³⁰⁾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迫使大公⁽³¹⁾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着，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的信号，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活动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德国的西半部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各小邦，军队无疑都支持运动。匈牙利人胜利地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³²⁾

　　那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逃脱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其次，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地的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由受委托者代表他们）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行政权；召集起义部队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听任事变自然发展，而且走得更远，竟用自己的反对行动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任凭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表示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却呼吁他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而他对此要求始终无动于衷。帝国的大臣们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他们却加以容忍。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威廉·沃尔弗要求他们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了台！²⁷⁷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就寿终正寝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1852年 8月于伦敦

[十八　小资产阶级]

　　在我们的前一篇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在5月初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累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⁹³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主力，即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主力，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组成的。一部分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在冲突真正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中的大多数青年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军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尤其是喜欢自称为“知识界的代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由于获得军官头衔而被留住，他们便首先抛弃自己的旗帜，可是，他们担任军官根本就不够格。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它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它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某些障碍，或者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它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事件的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干的那样）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事态发展成为危机，这种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部分地是由于捐税过重，部分地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参加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农业工人通常是支持城市工人的，小农则倾向于和小资产阶级携手。

　　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可以认为这个阶级是1849年五月起义⁹³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没有一个德国大城市是运动的中心，所以通常在中小城市中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³³⁾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因此，他们能走多远，这完全可以作为衡量德国小资产阶级有多大能耐的尺度。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能耐也没有。

　　小资产阶级擅长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旦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使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小资产阶级就十分害怕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势，害怕人民真正接受了他们号召武装起来的高调，害怕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被迫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风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他们不是深信自己会立即被赶下台，并且眼看着他们的全部政策被作为他们的战斗部队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根本改变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地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的，所以1849年5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累斯顿，巷战继续了四天之久。德累斯顿的小资产阶级、“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者又几乎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的蒙卡奇监牢里。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的干涉，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了。

　　在莱茵普鲁士，实际的战斗规模不大。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一旦调集了足够数量的部队，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一个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士兵、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为组织德国南部的运动赢得了时间。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己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支持起义，等到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运动既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控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统治者，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³⁴⁾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坐在大臣的坐椅里深感内疚。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之分散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阉割和摧毁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让布伦坦诺之流的少数狡猾之徒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是在“拯救祖国”。

　　至于军事方面，从没有见到过比原正规军尉官巴登总指挥济格尔指挥的军事行动更草率、更蠢笨的了。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庞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却面对着四倍于己的敌人。所以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瓦格霍伊瑟尔进行战斗。这一仗虽未打胜但打得很英勇，接着实行了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进行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他便辞职了。像在任何起义战争中一样，部队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人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许多英雄事迹，但同时也有许多次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人们承认四倍的优势兵力还不足以把它击溃，10万正规军在对付2万起义者的战役中，在军事上对后者如此高度重视，就好像要同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作战一般。

　　起义在1849年5月爆发，7月中旬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十九　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累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崇高的机关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因为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因为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既软弱无能又怠惰得等同于背叛，因为拥护它的小资产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纷纷起义。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态势，以致在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关于他们有真正力量和势力的幻觉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当局挑战，否则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机关。慌乱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抛弃了议员的职务。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800—900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150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100人。但是甚至这么一点人也很难召集起来，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应当遵循什么方针，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需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从而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他们自己也就立刻获得了一支实行自卫的军队。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如果像可以预见到的那样，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那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起初，当各邦政府缺乏准备、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可以立即把议会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迅速地、坚决地做到了这一切，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机会。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方针。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霉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留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机会，甚至一切光荣失败的机会。为了开展装模作样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是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毫不理睬他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勾结的大臣们发布一些低三下四的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尔弗宣称，如果他们说话算数，那就最好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员先生们积蓄己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其猛烈的气势，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³⁵⁾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情达理的话。因为他所说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么直截了当，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闪电一样拨开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待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凰然发表了种种决议、呼吁、质问和宣言，但他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此后不久他们就退却了，但不是退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大胆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符腾堡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自己人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民军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了德国各邦政府。它们，议会的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以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队，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个方案呈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民主派民众，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出面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符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同各邻邦一道公开而积极地参加起义。但是白费气力，国民议会一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从符腾堡政府的摆布。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一来，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符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前往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毫无用处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凡是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一律发给。它不断发表宣言，派专员到符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给予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件，是这些专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厄尔斯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六位委员筹措现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尚未到达指定的岗位，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很有分量的见解。但是，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之后，得出结论说，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议建立由可靠人员组成的驿站式的机构以传递消息，并建立谍报系统以侦察符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转变为“外交部门”，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第六等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10万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士兵，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全部问题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品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德国的确曾发生过革命的首要证据，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之时。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多半是刚刚从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觉醒过来的农村居民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其作用是把1820—1848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出现奇迹，但是却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赢得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1848年3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1849年5月和6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年5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的掌握之中。农村居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形势，坚决地、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预备队或民军）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洞察力。他们甚至比自由派更糊涂，更迷恋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觉，更容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国“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通讯来谈。²⁷⁸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1年10月25和28日，11月6、 7、12和28日，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和19日，4月9、17和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和 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1卷翻译

脚　　注

(1) 指1640—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编者注
(2) 指1789—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编者注
(3) 即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
(4)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5)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6)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7)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8) 即鸦片战争 （1839—1842年）以前的中国。——编者注
(9) 神圣罗马帝国国徽。——编者注
(10)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11) 海涅《德国———个冬天的童话》第7章。——编者注
(12)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13) 引自《旧约外传·所罗门智训》。——编者注
(14)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15) 海涅《夜巡来到巴黎》。——编者注
(16) 奥地利大公约翰。——编者注
(17) 1852年3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原文“which fonn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arty in Gennany，to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可能是印刷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1卷第54页上将这句话改为“which formed the revolutionary counterpart in Gennany to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编者注
(18)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19)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20)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2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22) 实际只有1300O名士兵。——编者注
(23)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24)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25) 罗·勃鲁姆。——编者注
(26) 指亨利希七十二世。——编者注
(27)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28) 奥地利大公约翰。——编者注
(29) 弗里德里希一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
(30) 威廉一世。——编者注
(31) 莱奥波德。——编者注
(32) 雅·丹东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议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33) 即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地。——编者注
(34) 莱奥波德。——编者注
(35)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5月18日 —1849年5月30日开会的会址。——编者注

注　　释

4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386。
5 1848年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自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本卷第101页）——407。
50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的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防守的索米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这一地区的农民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431。
53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汉泽曼内阁。——391。
54 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6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的职权限于批准新的税收和贷款，在讨论法律草案时有发言和向国王呈交请愿书的权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表示，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最低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出于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1848年4月召开第二次联合议会，同意了一笔数额为2500万塔勒的借款。——367、386。
60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 ：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莱巴赫会议以及1822年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神圣同盟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363。
79 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人数多达15万，其中主要是以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正在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进发，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提供军事援助，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游行者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5月15日的示威运动遭到镇压。运动的领导者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10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人遭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查封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406。
80 指《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该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主编；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报纸发表的有关德国和欧洲革命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始终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 ：工人阶级的解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420。
93 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449、450。
109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419。
225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恩格斯总结德国1848——1849年革命经验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德国革命的起因、性质、过程和失败的原因，批判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对工人的侵蚀，指出应当根据社会总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研究革命发生和成败的原因，并通过对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各阶级的社会地位及其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的分析，论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他强调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见本卷第383页），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出武装起义是一种艺术，必须遵守一定规则，不要把起义当儿戏，事前必须有充分准备，要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要按照“勇敢，勇敢，再勇敢！”的要求去行动。恩格斯还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民族问题，抨击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民族压迫政策，揭露了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中对民族解放斗争的背叛，强调无产阶级应当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他还批判了“泛斯拉夫主义”指出这种理论起着助长俄罗斯帝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的作用。
　　这篇著作由恩格斯于1851年8月—1852年9月写的19篇文章组成。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因此请恩格斯帮忙。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资料，文章在寄出前都经马克思看过。恩格斯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但未能写成。
　　这些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 —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专栏，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人们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版过单行本，开头几篇文章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
　　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这组文章的第一个英文单行本，并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儿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本，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恩格斯1852年11月写的《最近的科隆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作为恩格斯原打算写的结束语。在后来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集本中，没有将《最近的科隆案件》收入《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儿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
　　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19篇文章所加的标题。
　　这篇著作1930年由刘镜圄译成中文，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1939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玉石巍、柯柏年等翻译的中译本。——349。
226 指《纽约每日伦坛报》。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创办，1841——1924年出版。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初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机关报。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写于曼彻斯特，许多文章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日期，因为马克思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文章写于伦敦，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及其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年中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所有文章都被删去了署名。编辑部有时甚至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便随意改动文章的内容和日期，这种做法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让马克思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之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趋右倾。——353。
227 在被法国兼并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农奴制度同贵族、教士的特权，以及教会的房地产特权，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已被废除。——354。
228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教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和奥地利。根据1807年的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354。
229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之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己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于1871年完成的德国政治上的统一。——355。
230 1844年6月4——6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反对降低工资而自发举行了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的第一次阶级大搏斗。工人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起义最终遭到政府军队残酷的镇压。
　　与此同时，6月下半月，捷克爆发了布拉格纺织工人自发的起义。布拉格起义引起捷克许多工业城市的工人发生骚动，他们捣毁工厂，破坏机器。这次起义同样遭到了政府军队残酷的镇压。——357。
231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包括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是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即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德意志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359、371、392、441。
232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联邦议会并不履行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的内部事务，其目的在于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51——1859年、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侮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1866年普奥战争后，德意志联邦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359、370、392。
233 关税联盟于1834年5月1日成立，由愿意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尔登堡和绍姆堡—利珀单独组建而成。1854年该联盟瓦解，其成员并入了关税同盟。——359。
234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土耳其除外）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同盟国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了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了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自瑞典从丹麦获得了挪威事俄国获得了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名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了荷兰的殖民地好望角和锡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年9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360、370。
235 指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见注38）以及相继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爆发的革命和起义。——361。
236 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是德国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它同时又是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卡·白尔尼的影响极大，在世界观方面受黑格尔思想和圣西门主义的影响。青年德意志作家（卡·谷兹科、亨·劳伯、卢·文巴尔克和泰·蒙特等）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实行立宪制、解放妇女等等。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沦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青年德意志在1848年后解体。——361。
237 历史学派指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的一个法学流派。其特征是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应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反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该派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842年，萨维尼被任命为修订普鲁士法律的大臣，这样，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了修订普鲁士法律的依据。
　　历史法学派的主张同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相对立。早在1836——1838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法哲学之间的分歧和论争。1841年底，马克思着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时继续研究历史法学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63。
238 指《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 的喉舌，1842年1月1日 ——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该报由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曾吸收了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部成员。《莱茵报》也发表过许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年4月1日将其查封。——365。
239 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是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6月21日发布的命令建立的、等级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各等级的议员中选举产生，并由国王召集各等级委员会组成咨议性机构——联合委员会。建立等级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等级代表制，抵制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在全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的要求。——365。
240 联合委员会是普鲁士各等级委员会组成的联合机构，行使咨议职能。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2年10月18日—11月10日召集联合委员会会议、打算按照1820年1月17日颁布的《关于将来处理全部国债事务的规定》实行新的税收和获得公债。关于省议会等级委员会的情况，参看马克思《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365。
241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820年1月起，海外贸易公司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366。
242 指“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的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住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队《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宣言》等）。——368。
243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即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议会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议会中，除了罗·勃鲁姆、卡·福格特等人组成的左翼外，还有阿·卢格、弗·施勒弗尔、弗·齐茨、威·特吕奇勒尔等人组成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立宪君主政体。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便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往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摄政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但是没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370、392、421、432、440。
244 哥达派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以弗·达尔曼、马·西姆桑、弗·巴塞尔曼、亨·加格恩、卡·布吕格曼等人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属于右翼自由派。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他加冕、以及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政府的决议之后，他们当中有148名代表宣布退出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25—27日在哥达单独召开了三天会议，故而得名。最后有130名与会代表签署了一项声明，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实现德国统一。于是”哥达派”一词被习惯地用来指背叛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371。
245 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意志一些邦中产生的宗教派别，吸引了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该派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威，反对天主教会的许多信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是19世纪 .40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要求全国政治上统一的愿望在宗教上的反映。
　　1859年，德国天主教徒协会与自由公理会（见注246）合并。——372。
246 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1846年和1847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1841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也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反动制度的不满。该团体于1847年3月30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1859年，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372。
247 一位论派或反三一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教义的宗教派别。一位论派运动产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最初在波兰、匈牙利、荷兰等国流行，17世纪以后又在英国和北美出现。19世纪，一位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仪式，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了首位。——372。
248 这里的德意志帝国是指创立于公元962年的欧洲封建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E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了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法国东部、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和瑞士，是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公国以及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373。
249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1847年10月底写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50页）。1848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拟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时，又把这一口号作为最主要的要求列在首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页）。——373、389。
250 1846年2——3月加利西亚爆发了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以克拉科夫为中心恰好也爆发了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地摧毁地主庄园。奥地利政府在平息波兰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375。
251 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在19世纪初依然极度拮据。当局曾想采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克服支付和信贷上的困难；1810年流通的钞票超过10亿盾，全值兑现已不可能。1811年2月20日的特许令规定兑现面值的五分之一，这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破产。——376。
252 指大学生军团，该军团是一个准军事性的学生团体，1848年3月组建于维也纳。参加该团体的还有一些大学讲师及其他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该军团在1848年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被解散。——383、411。
253 指1848——1849年的奥意战争。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并入奥地利版图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意大利居民掀起了反对奥地利的群众运动。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埃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于1848年3月底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的第—阶段，皮埃蒙特的军队于1848年7月25日在库斯托扎被击败，8月9日签订了奥地利—皮埃蒙特停战协定。由于意大利国内革命运动重新高涨，1849年3月20日皮埃蒙特的君主被迫继续进行战争。但在21—23日，他的军队在摩尔塔拉和诺瓦拉又被彻底击溃。皮埃蒙特在军事上的失败及其统治集团的投降，使奥地利恢复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384。
254 马尔默停战协定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的停战协定。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居民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意志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政府实际上在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默同丹麦政府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了这一协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事再起，结果，1849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395、408。
255 第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兰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29%的领土。——397。
256 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见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199页），因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领袖胡斯而得名。胡斯严厉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抨击教土的奢侈堕落行为，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1415年7月胡斯作为异教徒被处以火刑。对胡斯的处决激起捷克人民更大的义愤，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发生起义，拉开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胡斯战争的参加者分为两大派，即代表农民和平民的塔博尔派（见注173）与代表市民和中小贵族的圣杯派（见注171）。战争期间，塔博尔派军队击退了教皇和德意志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最后由于圣杯派同国外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99。
257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弗·帕拉茨基和帕·约·沙法里克）为了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试图使之变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联盟，从而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里奇、利贝尔特等）对此坚决反对，他们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积极参加了1848年6月12——17日布拉格起义、受到残酷的迫害；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于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402。
258 宪章派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计划前往议会递注释交请愿书要求通过人民宪章。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那威，派出大批军警阻止游行队伍。宪章派的许多领导人发生动摇，决定放弃游行那威并劝说游行队伍解散。——406。
259 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易·勃朗影响下举行和平京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那威队伍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驱散。——406。
260 1848年5月15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义，解散了议会和国民自卫军，取消了1848年2月在群众压力下实行的一些改革。1848年1月斐迪南炮轰巴勒莫，同年9月又炮轰墨西拿，因此被人们称为“炮弹国王”。——406。
261 指1848年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9月16日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是这场人民起义的导火线。当时曾有1000多人参加街垒战，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取得了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同意，镇压了这次起义。——408。
262 1848年10月6日维也纳人民起义是由于大资产阶级支持的保皇派试图取消1848年奥地利二月革命的成果，恢复专制制度而引起的。德意志皇帝发布命令，派遣维也纳守备部队征讨革命的匈牙利，成了起义的直接导火线。经过1848年10月24日——11月1日的激烈战斗、起义最后被政府军队镇压。——409。
263 新闻出版法指1848年4月1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新闻出版暂行条例。该新闻出版法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并规定“在新闻出版方面犯罪”的人必须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政府官员因此就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410。
264 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在选举议会方面实行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决定建立两院，即下院和上院，并保留各省的等级代议机关。宪法将行政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可以否决两院通过的法律的权力。
　　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短工和仆役等的选举权。上院议员一部 分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实行两级制。——410。
265 根据约翰大公的决定，1848年7月2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奥地利制宪议会会议。根据民主派议员的提议，奥地利议会于1848年7月31日发出请愿书，要求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无条件地返回维也纳。当年8月12日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412。
266 指1848年10月6日成立的帝国议会常设委员会，最初有10名议员参加。该委员会由温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阿·菲施霍夫主持。——415。
267 1849年4月19日，奥军在纳迪——夏尔洛被击溃、4月26日，奥军撤出科莫恩（科马罗姆），当时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没有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奥军，而是去围攻布达。恩格斯认为，这个决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奥军在沙皇军队入侵匈牙利之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最终导致匈牙利军队于8月13日在维拉戈什向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具有战斗力，并且得到匈牙利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阿·戈尔盖的叛卖行动造成的，戈尔盖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拉·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与戈尔盖的叛卖行为进行斗争时态度也很不坚决。——420。
268 《新莱茵报》在1849年1——5月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匈牙利人民革命战争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匈牙利的斗争》，发表在该报1849年1月13日第194号。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发表了恩格斯的总结性文章《匈牙利》。——420。
269 东罗马帝国指拜占庭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或大秦。——422、436。
270 兰开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兰开斯特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学校。这些学校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在学习上帮助其他学生，以弥补师资的不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曾广泛开办且开斯特学校。——422。
271 英国下院议员约·汉普敦1637年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并在法庭上坚持英国人有抗交皇家非法征收的捐税的权利。就汉普敦拒绝纳税一事举行的审判案使英国社会反对专制制度的情绪更加高涨。汉普敦后来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
　　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拉开了英属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年）的序幕。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须缴纳间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英国强行向美国输入须缴纳高消费税的茶叶、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这些冲突导致了美洲殖民地举行反对英国的起义。——425。
272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于1848年11月15日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指出：“只要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继续在柏林召开会议，政府就无权动用国家的资金并征收捐税。本决议从11月17日开始生效。“11月15日的会议是议员们在柏林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12月初，一部分议员，主要是右翼议员已集中到了勃兰登堡，12月5日，国王发布了关于解散国民议会并实施钦定宪法的敕令。至此，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即告成功。——425。
273 无能的中央“政府”指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6月28日决议成立的，由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该政府没有财权、军权等任何实权，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德意志各邦君主推行反革命政策。——435。
274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演出的皇帝的滑稽剧、指1848年3月21日由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倡议，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国王出巡盛典。与此同时还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象征德国统一的黑红黄三色臂章，并发表了虚假的爱国主义演说，把自己装扮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他在当天发布的《告陛下的臣民和德意志民族书》中，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并答应成立等级代议机构，实施宪法，确立内阁责任制，规定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以及陪审制度。——438。
275 各邦君主会议是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的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君主参加的会议，会议旨在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国宪法。5月26日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即所谓“三王联盟”。到1849年9月共有29个邦加入了这一协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邦。根据协定，帝国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议会由两院组成。“联盟”是一次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于1850年11月退出了“联盟”。——442。
276 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于1849年5月8日在科隆召开，代表们明确主张重新召开第二议院会议，赞成1849年3月28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反对勃兰登堡一曼托伊费尔的政府。——443。
277 1849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第228次会议在讨论措辞极为温和的《告德国人民书》时，威·沃尔弗发表演说，要求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并且说“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结果被哄下了台。——447。
278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没有写成。1896年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都收录了恩格斯的《最近的科隆案件》一文，把它作为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实际上它并不属于这组文章。——459。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²⁷⁹

1869年第二版序言

　　我的早逝的朋友约瑟夫·魏德迈⁽¹⁾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纽约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请求我给这个刊物写政变的历史。因此，我直到2月中旬为止每周都在为他撰写题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论文。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计划遭到了失败。作为变通办法，他在1852年春季开始出版名为《革命》的月刊，月刊第一期的内容就是我的《雾月十八日》。那时这一刊物已有数百份输送到德国，不过没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场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行为极端激进的德国书商建议销售这种刊物时，他带着真正的道义上的恐惧拒绝了这种“不合时宜的要求”。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以看出，本书是在形势的直接逼迫下写成的，而且其中的历史材料只截止到（1852年）2月。现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场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催促。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现的、论述同一问题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²⁾。

　　维克多·雨果只是对政变的主要发动者作了一些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事变本身在他笔下被描绘成了一个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某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性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物而是写成巨人了。蒲鲁东呢，他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关于政变的历史构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寨学家所犯的错误。相反，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现在如果对本书加以修改，就会使它失掉自己的特色。因此，我只限于改正印错的字，并去掉那些现在已经不再能理解的暗示。

　　我这部著作的结束语：“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²⁸⁰顶上倒塌下来。”——这句话已经实现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论述1815年会战的著作⁽³⁾中，开始攻击对拿破仑的崇拜。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借助历史研究、批评、讽刺和诙谐等等武器彻底破除了关于拿破仑的奇谈。在法国境外，这种与传统的民众信仰的断然决裂，这个非同寻常的精神革命，很少有人注意，更不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部著作对于清除那种特别是现今在德国流行的所谓凯撒主义的书生用语，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浅的历史对比时，人们忘记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罗马，阶级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内部进行，只是在富有的自由民与贫穷的自由民之间进行，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则不过为这些斗士充当消极的舞台台柱。人们忘记了西斯蒙第所说的一句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²⁸¹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这样的根本区别，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

　　卡尔·马克思
　　1869年6月23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69年6月2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9年7月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2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恩格斯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33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部著作就是在今天也还丝毫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当时事变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人把它看做是脱离革命险境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一事变之后，马克思立即写出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二月事变〔4〕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²⁸²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主角除了给予其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高明，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实际。他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样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样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像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中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正在上升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不仅特别热衷于研究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各种事变从未使他感到意外。

　　此外还有另一个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33年，我们还是必须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

弗·恩·

　　弗·恩格斯写于1885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²⁸³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⁸¹，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⁴⁾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①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己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²⁸⁸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能够忘掉本国语言而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耶—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打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卡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个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²⁸⁹。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⁵⁾。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⁶⁾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他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头顶一盏暗淡的油灯，背后站着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士兵，他们既不了解矿山苦役犯，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法兰西民族则叹道”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而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²⁹⁰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怀念埃及的肉锅²⁹¹，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⁷⁾，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⁴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架婆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去得快。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退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首先要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长期沉溺于消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我批判，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局势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²⁹²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的发展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昕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以此互相祝贺，以为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²⁹³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¹⁷⁶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月2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用大喊大叫来抑制内心的不安，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确信：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²⁹⁴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²⁹⁵、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²⁹⁶、非洲的英雄²⁹⁷、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瞩目下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⁸⁾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3600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王朝反对派⁶⁵、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己投入街垒战，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成二月革命的分子，因获得了政府中的绝大多数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势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景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国民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⁷⁹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⁷¹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000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重新开始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旬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而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备现代生产条件、拥有通过百年来的努力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保守的存在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变换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停滞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物质生产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²⁹⁸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做“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做“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酷町大醉的士兵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⁹⁾就以“社会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¹⁰⁾。

二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主义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个派别对于维也纳条约⁸²和同英国联盟，始终怀有这种民族主义的仇恨。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曾经对金融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是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姆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⁶³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²⁹⁹，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⁷⁸；《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战斗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儿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⁵⁸的合法继承人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极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的，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³⁰⁰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无法挽回这一事件。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满六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对其所作的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基本法律，这些基本法律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些基本法律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了，所有这些自由都得到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当然是通过合法途径——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使之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误入了迷途）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宪法第45—70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1830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1848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7S0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孀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 lS0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SO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他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³⁰¹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4S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 ！”³⁰²归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60万法郎的薪捧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¹¹⁾这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道义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道义上的权力，宪法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750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750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选出的，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111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四分之三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500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继续行使权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这种权力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揭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特别最高法庭（“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被一顶帽子碰倒了，诚然，这顶帽子是三角拿破仑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当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先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急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要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最好是宣布自己的统治是最高的统治，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最终为自己的利益搞一次对自己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15000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近卫军³⁰³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么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全国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⁸⁸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特别警察²⁸⁴，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³⁰⁴。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¹²⁾，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付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事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此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做波旁，也不叫做奥尔良，而是叫做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做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⁹⁰，现在首先应该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消亡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们都仅仅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忆，只要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只要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¹³⁾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结为连理的，而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们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是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他1830年以来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非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份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敌即耶稣会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份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就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迎娶了新娘，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后才娶回家的。波拿巴本人好像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瞒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立法国民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基本法律，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议会自行解散的决议。这时，不仅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背得烂熟，并在1851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客客气气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处于临战状态那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制宪议会说，如果它不表示顺从，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顺从，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吗？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月29日事变，为的是让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权力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³⁰⁵。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基本法律——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基本法律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政变防止了这一政变。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行动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在制宪议会于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仑观念⁽¹⁴⁾，竟然肆无忌惮地公开利用对议会势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因乌迫诺将军占领奇维塔韦基亚而通过谴责内阁议案，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所谓的目标时，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假装成军队的宽大为怀的庇护者。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笨蛋。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担忧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而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准备开始同波拿巴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议会总务宫法案³⁰⁶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了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党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¹⁵⁾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³⁰⁷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³⁰⁸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²⁵⁹、3月15日⁷⁹和6月的日子⁵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也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室，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做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做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地无谓地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相同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漫不经心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³⁰⁹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通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昔日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体现，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体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一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³¹⁰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³¹¹，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节这一天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派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大多数的席位。在国民议会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来说，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党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⁶⁴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将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为首的、大约50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750个席位中，它占有200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的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被抬上议员宝座的。这样，在1849年5月28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针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的，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150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昵？难道只是百合花〔85〕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律师、教授和阿诀者。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其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合二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斗争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姿态，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衷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衷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⁹⁹，在克莱尔蒙特¹⁰¹，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联合起来，从而把本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本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的身份痛骂共和制，发泄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出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出现，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到正统派的贝里耶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分歧最少，后者曾缠着三色绥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的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自己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拯救现代社会并避免阶级斗争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界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己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对手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5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54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5月8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1849年6月11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剌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月1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六月十三日事变³¹²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不受宪法保护”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³¹³受到国民议会议长吹毛求疵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者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变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号³¹⁴——也和邻近的五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¹⁶⁾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的一切重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有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胜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³¹⁵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真的想举行和平示威，那么没有预见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投入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误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自己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借口。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震耳欲聋的宣战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民主党人自以为完全超然于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而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立场。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没有吸引力，他们的力量是软弱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做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个细节使全盘皆输，或者是由于某个意外的偶然事件使这一次行动又被挫败了。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的，正像他们陷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毋庸置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理由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做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³¹²，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谁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吹牛皮！”他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6月13日，秩序党不仅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鼓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权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权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这就是梯也尔所说的议会制共和国。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大厦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么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立宪制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违反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 I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并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而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在民主派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称赞；而这个维埃伊拉竟参与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的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对罗马的征讨，但这次征讨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最高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³¹⁶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不过是一次和平的街头游行。所以，对付这次游行，是说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却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³¹⁷。讲坛和报刊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体现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看来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定自己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有所降低了。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只剩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资产阶级就已经不得不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旦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政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钳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休会，任命了休会期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期间照例经常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可怜的——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保皇派的各个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体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四

　　1849年10月中，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份咨文⁽¹⁷⁾，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被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像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⁴⁰和奥尔良派⁷⁷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征讨，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在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刊的责任发行人戴的谦虚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现在他把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块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给埃德加—奈伊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¹⁸⁾的自由主义行动³¹⁸，正像他曾同制宪议会相对抗，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表决远征罗马的拨款时，维克多·雨果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出发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却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年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份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定他自己负有恢复帝国的使命这一伟大思想，总是由认定法国人民负有替他偿清债务的使命的另一伟大思想来补充。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权。显然，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 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极端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而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租金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抗拒的权力。

　　新内阁叫做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被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糟糕的是没有王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通过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鲁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昕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他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违心地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拿破仑观念”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做傻瓜的天才角色。他还从来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极度的轻蔑。资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还从来没有这样高傲地炫耀过自己的统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¹⁰⁴，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³¹⁹。当法国人难以喝上葡萄酒的时候，真正的生命之水⁽¹⁹⁾却供应得更加充裕。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的法律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的法国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和折中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宿敌耶稣会⁸⁷。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虽然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时期的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回应是：迫害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镇长，使他们服从于省长；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祝福的宪兵制度三年来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²⁰⁾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新闻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帖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所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昧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么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的对抗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这一对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实现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²¹⁾。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被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做一种思想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做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做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俱乐部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俱乐部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做“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并且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一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国民议会只要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妊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中的一部分人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还在夸大这些法律在实施和运用中的严酷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藏宝处，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所藏的财宝奉献给法国人民。例如，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提案，以及为工人创设信誉贷款银行的提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望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这无非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财政学。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还从来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显地企图靠损害它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催逼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越来越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具有危险性，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选。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六月十三日事变后被监禁或被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²²⁾，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军队在巴黎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军队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些地方虽然不像在巴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也比对手占有优势。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们、贝里耶们、布罗伊们和摩莱们，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卫戍官们¹²⁰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抓住这个送到手上的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为公诉人曾经在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疯狂地攻击过五月十五日事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再敢像巴罗什那样侮辱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我们发现，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这边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选举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选举。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对这个胜利提出异议，它没有迫使对手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 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力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让资产阶级集合起来并做好准备，最后，以4月补选的感伤主义的注解（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让3月10日受了4月愚人节的愚弄。

　　议会中的多数派了解自己对手的弱点。因为波拿巴让多数派领导和负责攻击，多数派的17个卫戍官拟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这个法案，其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三年，最后，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来作证。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⁸¹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怎样的误解。5月31日，新选举法³²⁰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的新闻出版法⁹⁷。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活该。在这场大洪水以后，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而在5月8日以后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由此放弃了作为制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多年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自行发展。至于在 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动一动普选权，那就对他不客气！”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9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一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³²⁰，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取决于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统治越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就越软弱。普选权在3月10日直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200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1000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五分之一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 300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700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200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五分之一几乎提高到三分之一。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从人民手里暗中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好像是用 5月31日的选举法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为它已经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60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工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60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6月13日以后，波拿巴又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5月31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300万法郎的总统年俸。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 300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发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国民议会剥夺了 300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不流通的法国人换成一个流通的法郎，正好是 300万法郎。他是由 600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波拿巴派的报纸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够在它从原则上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吗？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总统年俸，但同意一次性增发216万法郎。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双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气恼的尾声，在这尾声当中波拿巴对于篡权的议会的态度已经从3月和4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个尾声后却休会三个月，从8月11日到11月11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28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代行它的职能。这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月31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要对付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年11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同1849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临幸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做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¹²⁵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1849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五将军⁽²³⁾。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皮条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大量地重新找到他本人所追求的利益，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柏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²⁴⁾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做最鄙俗的喜剧，看做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³²²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1万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子⁽²⁵⁾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做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扫除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做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做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做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⁷³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做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之流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破例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术棍。更有甚者，指派给国民议会负责其保卫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早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还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徒劳地劝他真正解散十二月十日会。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刚刚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莫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远征亚洲，侄子就回忆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错，亚历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却是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师和第十五师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持军械的情况下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任何示威。爱丽舍宫方面的报纸³²³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总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看来只需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来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之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²⁶⁾，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论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警盲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的。誓言他们早已昕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是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事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却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得知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²⁷⁾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后，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计划。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²⁸⁾就提议设立一种特殊的议会警 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莱提起诉讼，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莱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并通过公诉人的嘴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由于自己在莫甘案件中采取了强制性的行动而忐忑不安，它习惯于在每次给予行政权打击后受到它两次回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丧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种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夜间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莫甘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人民代表，不过有个条件，即这个原则只能运用于它不喜欢的人民代表身上，它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²⁹⁾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作为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真面目，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官应由谁任兔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斗争，因为它如果要斗争，就会对国民发出一种进军令，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以说是议会性的局部利害关系时，借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将发泄出满腔的愤怒，拉开后台的幕布，揭开总统的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中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它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热心的程度，和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热心的程度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对抗，从而危害安宁。当大家都在等候作战的时候进行娟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战略把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弄糊涂了。

　　12月20日，帕斯卡尔·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³²⁴。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它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它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彩票发行了700万张，每张一法郎，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作为教义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负债累累的亲信。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300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吸引力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700万法郎中扣除应兑现的金条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10张、15张以至20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啊！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反宪法，而是违反刑法典——的现场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么，它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政治家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与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 路易·波拿巴的霎月十八曰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反刑法典等几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³⁰⁾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愤懑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军权和议会分立，把尚加尔涅免职。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5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颁发的一项紧急命令（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遇有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³¹⁾1851年1月3日，内阁因这一紧急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三个月，继则一个星期，最后仅仅是24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从未下过这个紧急命令。他还补充说，他随时都准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自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他只是由于波拿巴的封赏才持有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的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那里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从1849年1月29日起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的其他英雄，更确切地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庄严的道义的愤懑。

　　当晚⁽³²⁾，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³³⁾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调用，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敢对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疑问，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有什么成效的。军队将昕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286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1851年12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一个类似的提议。不过，卫戍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卫戍官先生们并没有这样做，1月6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承认谁是主事人。波拿巴由于卫戍官们的这种做法而增加了勇气，1月12日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议会制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把这些原则看做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被撤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之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³⁴⁾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高等法院³²⁵，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³⁵⁾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就像不新鲜的水一样已经走昧，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未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厂开工，粮价低廉，食品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被撤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415票对286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里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愚蠢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阁员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1月29日和 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1850年5月曾威胁遇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让它以正式表示同情来把倒台的社会中坚扶起来。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把宪法赋予他的权力当做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做违反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在议会范围内活动。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做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得到一次机会在国五民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以已经没有一个议会党占据多数（这一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昕差和文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需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越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权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起来，否决了给予总统180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昕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102票的多数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27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对189名山岳党人联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不屑一顾。只要那个叫做瓦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派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勒岛³²⁶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只要瓦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了一个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的提案。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搅扰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总是少不了他）参加的议会制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蒂梅厄尔和贝努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使秩序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真诚努力由于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而受挫。而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越是为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越是为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资产阶级就越是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越是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上万的工人没有饭吃，在鲁昂、米卢斯、里昂、鲁贝、图尔宽、圣艾蒂安、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鲁埃、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内阁阁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曾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它和波拿巴斗了三个月，只不过是为了在4月11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做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制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超议会制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制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议会可以用来测定其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以致佩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被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政变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尚加尔涅把这个讣告通知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昵？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会¹²⁵的小丑一般的头目的决斗看做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做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³²⁷

六

　　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日历的无情的力量、钟表的时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意味着，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是民主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是议会制共和国还是波拿巴，而且意味着，是奥尔良王朝还是波旁王朝！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厄里斯的金苹果，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的第45条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四分之三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以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会胜利的。

　　和这些明确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状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威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威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威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宪法修改宪法，那么它知道自己的投票是枉然的，一定会被共和派按照宪法进行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宣布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么它就只有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的条件下才能有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将为帝制派篡夺权力开辟道路。为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它还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秩序党总是反对召回波旁王族。

　　奥尔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定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同样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时曾对 路易·波拿巴的勇月十八日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³⁶⁾。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配再有自己的国王。形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一再认可人民作出的把他们的国王逐出法国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形势所迫又不得不加以考虑）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君主国曾轮流优先代表的那些利益之间的竞争，复活两派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这个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在废除两个君主国的情况下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者王权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的王权。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同一顶王冠下面称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完全和地产和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不会因此就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是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突出地位而自我膨胀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现在（1852年2月）又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的对抗和竞争。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尝试，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尝试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幕间休息时，在后台进行的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的迷信暗送秋波，这种尝试现在已经变成大型政治历史剧，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做票友戏，而是把它搬上公开的舞台。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³⁷⁾，再从威尼斯奔到克莱尔蒙特¹⁰¹又从克莱尔蒙特奔到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在他全家族的支持下”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里耶、贝努瓦·达济和圣普里跑到克莱尔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二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现为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那么它们的利益就会互相排斥，而不会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么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获得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100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自愿退让，向正统派让权，忏悔地从新教国教后退到天主教国教。这种后退甚至不可能把奥尔良王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诞生时所占据的通向王位的台阶。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莱尔蒙特那里去为融合游说，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对七月革命的悔恨，表现了对资产者王权和资产者所拥有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做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引退为前提，那么，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做是和他们先辈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传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9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搞保皇主义融合的尝试，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莱尔蒙特和威尼斯之间越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和解越是近于破裂，支持茹安维尔的煽动越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越是热烈，越是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分解成原来的构成部分。这两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J飞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中回味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的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的争吵。³²⁸奥尔良派重温基佐、摩莱、布罗伊、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部分人中，有贝里耶和法卢为一方、拉罗什雅克兰为另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罗伊、蒙塔朗贝尔和奥迪隆·巴罗所领导的那些疲于斗争的奥尔良派；这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对宪法进行修改，目的在于把国民主权的完整行使权还给国民。”

　　同时，这些议员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利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四分之三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446票，反对修改的有278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党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明支持议会的少数，表明议会少数的决议是具有约束力的。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不是曾经使宪法服从议会多数吗？它以前的全部政策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议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而宪法表明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了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不依靠多数”的统治；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只要它本身还继续存在，宪法就不可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可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昂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³¹⁴，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洛涅征讨事件而在某种程度上代替波拿巴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效劳；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因此，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阵地，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拟订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狂热，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里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⁸⁵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固守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中的一段话作了最贴切的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现在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到证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债券对于最小的破坏安宁的事件的敏感及其在行政权每次获胜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对秩序党那些所谓的代表的胜利当做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理解为不只是那些国债的大债权人和大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公共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债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债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国债同旧国家一齐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昵？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对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争吵不休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肆无忌惮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激烈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景气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政体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做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退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驼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没有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先后召开会议的各省委员会（大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刊所表现的愤怒，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以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宁而自己也得安宁，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破坏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要求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从事宣讲和写作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以便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的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议会外的资产阶级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你死我活的流血战斗！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而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却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共鸣。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经济学家》杂志。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里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到1851年12月27日，当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而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出口比1850年减少了；3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的结算仍以存款数量猛增和贴现数量锐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政体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²⁹³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时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会³²⁹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而英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纺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打击最重的是出口，而在英国则是进口。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大繁荣和生产过剩的两个年头，这种生产过剩本身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生产过剩因工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跌落，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平均产量。最后是毛纺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而原毛的价格上涨与毛纺织品的价格相比非常不相称。这样，我们就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生产过剩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完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每次在工业循环中都会造成的那种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本国的商业危机，不过，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1851年的年度商业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人们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25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立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　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经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无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以恐怖告终！”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债权人急躁情绪的日益增长，使得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这些债权人发觉，每当太阳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临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行在反对他们的人间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投射出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委婉地谈到过，而梯也尔则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揭露过。1851年5月，佩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同，而《国民议会通报》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越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欢聚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所欲言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利剑出销，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版相片一样己染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诉诸人民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这些消息的报道总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满脑子都是这个观念，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又经常放弃这个观念。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以致当这个政变终于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方面受到没有预料到的袭击。不管波拿巴怎样泄露秘密，不管国民议会怎样事先完全知悉内情，这个政变都是会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里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昂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证实自己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做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的斗争中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把纯系摆样子的托里尼内阁当做完备的内阁接受下来，以此来庄严地承认这个失败。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一个这么软弱的内阁竟要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都不通过议会，一切事情都违背议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阁员们就提出了一项以此为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阁员们的紧急提案，而在11月13日以355票对348票否决了这个法令本身。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联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躯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提出它的议会总务官法案则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力，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力。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确认，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力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108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边打得更痛。一边怕尚加尔涅，另一边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月18日，有人对秩序党提出的市镇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镇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最低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废票。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议的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³³⁰这个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在9月15日巴黎的新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波拿巴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把那些女商贩和女渔贩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女渔贩的实际力量等于17个卫戍官¹²⁰）；在议会总务官法案提出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到了11月25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博览会³²⁹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的骚扰，那么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圆形剧场里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成为国民公会的党徒，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威。（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却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　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躬屈膝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³³¹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³³²时独自一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榜样矮小，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机关去向它宣读了（虽然是以颤抖的声调）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2500万法郎，用100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昂将军，用15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个士兵，他像贼一样夜间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尔、巴兹等人从床上绑架走，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各处墙上张贴广告般的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处于戒严状态。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咨政会。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到马扎斯、阿姆和万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在抓紧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它们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Ⅰ.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起到5月4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友爱的骗局。

　　Ⅱ.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8年5月4日起到6月25日止。一切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从1848年6月25日起到12月10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1849年5月28日止。制宪议会同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Ⅲ.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从1849年5月28日起到1849年6月13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尝试修改宪法，企图实现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戏剧的下几幕中。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大吹大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个生存空间为所欲为，但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联合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³⁸⁾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可怕前景贴现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马刀统治了它。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它自己的报刊也被消灭了。它把人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它自己的沙龙也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戒严也实行到了它头上。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它把国民教育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于自己的教育之下。它不经审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一切运动，它自己的一切社会运动也遭到了国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道：“Fuge，tace ，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tace，quiesce！——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 “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³⁹⁾这个二难推理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理。无须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采用了议会制共和国这一成熟的形式。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⁴⁰⁾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都会立刻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从而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项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正式登记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后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个街口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这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对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记忆犹新，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昕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兵痞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国民自卫军的武器来反对国民自卫军自己！”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不讲空话的权力对讲空话的权力的胜利。⁽⁴¹⁾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这样，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地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前一半准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己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掘得好，老田鼠！⁽⁴²⁾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 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了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运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的任务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力H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中央集权。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遭受奇耻大辱的情感，这种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让它喘不过气来。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⁴³⁾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辜负了农民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以实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⁴⁴⁾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因为他取名为拿破仑，而且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的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 ？³³³

　　 从路易十四时起，法国农民还没有”因为蛊惑者的阴谋”而遭到过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相反，是愚蠢地固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³³⁴，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50〕

　　 议会制共和国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这一过程是以教师和教士之间不断斗争的形式进行的。资产阶级打垮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镇长和省长之间的不断冲突上。资产阶级撤换了镇长。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制的信赖，它曾把这种农民宗教产生的条件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1848年以来的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抱有成见，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省份中农村居民公开把选票投给波拿巴。在他们看来，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现在只是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在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仑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以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割，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致富的条件，而在本世纪的进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困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⁴⁵⁾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普遍抗议。⁽⁴⁶⁾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19世纪的进程中，封建领主已被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被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被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对它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由此可见，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同资本相协调，而是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这种“物质制度”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来源，一句话，它是行政权的整个机构的生活来源。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无数全能的官僚立足的基础。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均质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均质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均质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无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做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⁴⁷⁾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这种赋税曾是剌激农民发展产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产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困化的能力。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同社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来说，维护波拿巴的政权就成了饭碗问题，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依赖自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越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刚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做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⁴⁸⁾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贝尔先生所想的³³⁵正好相反。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顶替者，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顶替者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勤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的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荣誉，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只是它垂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来。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同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⁴⁹⁾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³³⁶，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⁵⁰⁾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再没有别的出路了。⁽⁵¹⁾当清教徒¹⁸⁷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³³⁷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气时，红衣主教彼得—大利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¹²⁵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行政权的自主的力量，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等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等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等阶级的政治力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等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的特征。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针对资产阶级，自命为农民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³³⁸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撇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⁵²⁾

　　工业和商业，即中等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上的投机。但是又没有建筑铁路的资本。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同时要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要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只对它有利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安排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负。因此必须对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为四厘半，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必须再给中间等级一些甜头。因此零买酒喝的大众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间等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但是许诺将来会出现团体兴旺的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要有抵押银行，以加重农民债务并加速财产集中。但是必须利用这些银行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那里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斯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收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用于收买的设施。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收买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润。莫尔尼先生的情妇L.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⁵³⁾），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更像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³³⁹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1i anni.”⁽⁵⁴⁾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分钟来计算。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缀有标志级别的金银边饰的制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韦隆—克勒维尔⁽⁵⁵⁾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会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总是给他如下的赞语：“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³⁴⁰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家族拿来跟摄政时期³⁴¹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对比，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⁵⁶⁾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同时又像个魔术师，不得不以不断翻新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视线集中在他这个拿破仑的顶替者身上，也就是说，他不得不每天发动小型政变，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1848年革命中显得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容忍革命而使另一些人欢迎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造成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渎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³⁴²的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的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²⁸⁰顶上倒塌下来。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2年5月《革命。不定期刊物》第1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8卷翻译

脚　　注

(1) 约·魏德迈在美国内战时期担任过圣路易斯区的军事指挥官。
(2) 即蒲鲁东的《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编者注
(3) 即让·巴·沙尔腊斯的《1815年滑铁卢会战史》。——编者注
(4)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伦敦的特别警察和十来个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小军士²⁸⁴及其一桌元帅！白痴的雾月十八日代替天才的雾月十八日！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第一次是法国站在破产的边缘，这一次是波拿巴自己站在债务监狱的边缘，当初是大国联盟站在边境，这一次是卢格和达拉什联盟在英国，金克尔和布伦坦诺联盟在美国，当初是爬过一座圣伯纳德山²⁸⁵，这一次是派一个中队宪兵越过汝拉山脉²⁸⁶，当初是不止获得一个马伦戈，这一次是应当得到圣安德烈大十字勋章²⁸⁷和丧失柏林《国民报》的尊敬。”——编者注
(5)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6) 伦敦的疯人院。——编者注
(7)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编者注
(8)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9) 暗指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10) 巴黎的一座皇宫。——编者注
(11) 1826—1867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编者注
(12) 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2章（{1849年6月13日》（本卷第106—137页）。——编者注
(13)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之后还有如下一段话：“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创立或奠定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848年5月4日—6月24日，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败涂地；1848年6月25日—1848年12月10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制定宪法，巴黎戒严，卡芬雅克专政；1848年12月20日 —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议会，共和派制宪议会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编者注
(14) 暗指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写的《拿破仑观念》一书。——编者注
(15)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9年5月28日—1849年6月13日，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或民主主义政党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资产阶级，即联合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或秩序党的议会专政，这个专政是在废除普选权之后实行的，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推翻资产者的统治，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覆灭。”——编者注
(16) 《改革报》和《和平民主日报》。——编者注
(17) 1849年11月1目巴黎《总汇通报》第305号。——编者注
(18) 庇护九世。——编者注
(19) 参看《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 22章。——编者注
(20)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5章第 37节。——编者注
(21) 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它也不能实现那种立刻危及财产、宗教、家庭和秩序，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编者注
(22) 拉·伊·卡诺、保·德弗洛特和弗·维达尔。——编者注
(23) 让·皮·皮亚。——编者注
(24) 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后来除了革命者之外，还把他的一部分昔日的共谋者送到卡宴³²¹从而以万能的方式还清了欠他们的债，这充分地显示出波拿巴的本色。”——编者注
(25)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2场。——编者注
(26) 1850年11月13日巴黎《总汇通报》第 317号。——编者注
(27) 1850年12月28日晚。——编者注
(28) 1850年12月29日举行的会议。——编者注
(29) 欧·鲁埃。——编者注
(30) 欧·鲁埃、让·保—亚·施拉姆、罗·约·德福塞和阿—富尔德。——编者注
(31) 1851年1月2日巴黎《祖国报》。——编者注
(32) 1851年1月3日晚。——编者注
(33) 皮，茹·巴罗什、罗·约·德福塞、让·厄·杜·拉伊特、玛·路·皮·费·帕略和欧·鲁埃。——编者注
(34)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2幕第7场。——编者注
(35) 皮·茹·巴罗什。——编者注
(36)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1幕第2场。——编者注
(37) 19世纪50年代尚博尔伯爵住在威尼斯。——编者注
(38)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社会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失败了，而议会制共和国、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覆灭，同样，纯粹的共和国、资产者共和派的共和国也已经覆灭。”——编者注
(39) 艾·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编者注
(40)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话后面是这样写的：“二月革命的最近的目标是推翻奥尔良王朝和在奥尔良王朝时期当政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到1851年12月2日才达到这个目标。这时，奥尔良王室的大量财产，即它的影响的物质基础，被没收了。二月革命后人们所期待的，在12月以后出现了，自1830年以来那些以自已的大喊大叫弄得法国精疲力竭的人遭到监禁、流亡、撤职、放逐、缴械、嘲笑。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执政的，只是商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它的其他派别形成一个王朝反对派和一个共和主义反对派，或者完全站在所谓合法国土之外。只有议会制共和国把商业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吸收到它的国家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围里。另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商业资产阶级排斥了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只有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让七月王朝和正统王朝联姻并把财产统治的两个时期合而为一。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资产阶级的事有特权的部分将其统治隐匿于王冠之下；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在联合了它的所有的构成部分并把它的帝国扩展为它的阶级的帝国之后，赤裸裸地露出头角。因此，革命本身首先必须创造一种形式，使资产阶级统治在这种形式下可以得到最广泛、最普遍、最彻底的表现，因而也可以被推翻，再也不能站立起来。
　　直到这时才执行了 2月宣布的对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即法国资产阶级中最有生命力的派别的判决。它的议会、律师协会、商业法庭、地方代议机关、公证处、大学、讲坛和法庭、报刊和书籍、行政收入和法院诉讼费、军饷和国债，它的精神和肉体都被击溃了。布朗基把解散资产阶级自卫军作为向革命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曾经在2月阻挡过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自卫军在12月从舞台上消失了，万神庙又重新变成了普通的教堂。曾经把资产阶级制度的18世纪的发起人神圣化的魔法也同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后形式一起破灭了。当基佐得知12月2日的政变成功时，他宣告：C'est le triomphe et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也就是说：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而完全的灭亡。
　　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拯救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转化为另一个问题”——编者注
(41) 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这样，旧国家的一种权力首先只是从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无限制的绝对的权力。”——编者注
(42)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编者注
(43)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奴役的东西。行政权具有明显的独立性，这时它的首脑不再需要天赋，它的军队不再需要声誉，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便可以合法存在。和市民社会相比，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遭受奇耻大辱的情感，这个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让它喘不过气来。法国觉得自己被凌辱了。如果说拿破仑还勉强能够以为法国争自由作为借口，那么第二个波拿巴已不再可能以让法国受奴役作为借口。”——编者注
(44) 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议会，国家支配社会。”——编者注
(45) 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几句话：“对农民阶级实行优待本身有利于新的资产阶级制度。这个新造就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制度向城市以外的地区的全面伸延、是资产阶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编者注
(46) 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一句话：“它也首先为封建领主的复辟提供了进攻点。”——编者注
(47) 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在拿破仑时期，这一大批政府人员不仅仅直接提供生产成果，因为他们在公共工程等等的形式下采用国家的强制手段为新形成的农民阶级做出了资产阶级在私人产业的道路上还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国家戚税是维持城市和农村之间交换的必要的强制手段，否则，小块土地所有者就会像在挪威和瑞士的部分地区那样，由于农民的自给自足而破坏同城市的联系。”——编者注
(48) 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和拿破仑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波拿巴时期，地上警察的使命不是监视农民体制在城市里的敌人，而是监视波拿巴在农村里的敌人。”——编者注
(49) 在1852年版中没有最后这两句话，本段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圄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编者注
(50) 在1852年版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12月20日和21日大选之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和执行法律。的确，法兰西民族在那些灾难的日子里犯了反对民主主义的滔天大罪。民主主义跪倒在地，每天祷告：神圣的普选权，求您帮帮我们！普选权的信奉者自然不愿意放弃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使他们成就大业，可以把第二个波拿巴变成拿破仑，把扫罗变成保罗，把西门变成彼得。国民精神通过选票箱对他们说话，就像先知以百结对枯干的骸骨说话：‘ Haec dicit dominus deus ossibus suis：Ecce，ego intromittam in vos Spiritum et vivetis.’‘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编者注
(51) 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专制或者无政府主义，它自然投票赞成专制。”——编者注
(52) 在1852年版中这里还有一句话：“因此，这些王相矛盾的行动的匆忙和草率，应该模仿皇帝的面面俱到和善于应对。”——编者注
(53) vol有“飞翔”和“盗费”两个意思。
(54) “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
(55)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韦隆博士为模特描摹出来的。
(56) 马克思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德·日拉丹夫人的话。”在1852年版中本段的结尾还有一句话：“卡托为了在极乐世界同英雄相会，宁愿一死！可怜的卡托！”——编者注

注　　释

4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468。
5 1848年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自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本卷第101页）——494。
40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510。
58 七月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38）至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的期间国王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统治时期。——482。
63 宴会运动指1847年7月——1848年1月之间、反对派利用宴会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斗争。七月王朝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于1847年7月9日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从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仅1847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70次宴会，出席总人数多达17000余人。每次宴会出席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人。工人代表也组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的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拉开了序幕。恩格斯针对宴会运动撰写过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81—384、394—402、405—408、423—426以及43—437页）。——482。
64 指《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该派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国民报》派的领导人进人了临时政府（1848年2月24日——5月4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3月5日以后，加尔涅—帕热斯接替银行家米·古德肖的职务，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496。
65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以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做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该派也被称做议会反对派。——476。
71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曾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主义者将其解散，因为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共和党人一边。——478。
73 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于是政府便采取减少工人人数，将他们派到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利用国家工场内部已有的军事组织采取行动。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524。
77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510。
78 执行委员会是法国制宪议会1848年5月10日为取代辞职的临时政府而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该委员会存在到1848年6月24日卡芬雅克上台为止，其成员多半是温和的共和派。赖德律—洛兰是执行委员会中的左翼代表。——482。
79 指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这一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人数多达15万，其中主要是以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者向正在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进发，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提供军事援助，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游行者试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5月15日的示威运动遭到镇压。运动的领导者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10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人遭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的措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查封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4月3日、当局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477、494。
81 山岳党即山岳派，在1793——1795年间是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其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比尔、让·保·马拉、若·雅·丹东等。其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党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山岳党在1848—1851年间是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费·皮阿等人。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派。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报又称新山岳党。——470、519。
82 维也纳条约指在1814年9月——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上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481。
85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奥尔良王朝的标志。——498。
87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未期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513。
88 指1849年5一7月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一事。1848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年9月16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年2月9日，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朱·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此后，庇护九世逃往那不勒斯的要塞加埃塔，卡芬雅克同意他到法国避难。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庇护九世于1848年12月4日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共同镇压罗马革命者，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立即响应。法国政府于1849年4月派出了由尼·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所谓意大利远征军。4月27日法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4月30日被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击退，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6月3日，乌迪诺撕毁协议，再次炮击罗马。法军于1849年7月1日占领罗马城。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488。
90 秩序党是1848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489。
97 新的新闻出版法于1850年7月16日由立法议会通过。这部法律的有关规定大大提高了报刊出版者应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并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不例外。新的新闻出版法实际上是取消法国新闻出版自由的又一项反动措施。——519。
99 埃姆斯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一处疗养地。圣路易的孙子、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经常住在此地。这里是指1849年8月当地举行的一次正统派代表大会，尚博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499。
101 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曾住在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克莱尔蒙特。这里是指奥尔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进行的谈判。——499、543。
104 这里静及废除酒税的法案。制宪议会曾于1849年5月19日通过决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酒税。关于废除酒税的法案于1849年12月18日提交国民议会进行讨论。在废除酒税的决定生效前10天，国民议会又通过了恢复这项税收的法律。——513。
120 《卫戍官》是维·雨果的一部描写德国中世纪生活的历史剧。在中世纪的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的17名成员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为卫戍官。——517、556。
125 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以纪念其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该组织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该团体于1850年11月表面上被解散，但实际上其党羽仍然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522、539、574。
176 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Chilioi，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于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基督复临，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见注181）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反映了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心态。恩格斯把这种信仰称做“锡利亚式狂想”。在基督教早期，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教义中。——475。
187 清教徒是基督教新教教徒中的一派，16世纪中叶产生于英国，原为英国国教会（圣公会）内以加尔文教义为旗帜的新宗派，如长老舍、公理会等。清教徒要求“清洗”英国国教内保留的天主教旧制和烦琐仪文，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提倡“勤俭清洁”的简朴生活，因而得名。16世纪末，清教徒中开始形成两派，即温和派（长老派）和激进派（独立派）。温和派代表大资产阶级和上层新贵族的利益，主张立宪君主政体。激进派代表中层资产阶级和中小贵族的利益，主张共和政体。——574。
259 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易·勃朗影响下举行和平京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那威队伍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驱散。——494。
279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总结法国1848年革命经验和评述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评述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原因、过程和结局，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生动描述和精辟分析，揭示了历史运动的规律，阐述了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科学方法，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见本卷第470——471页）马克思透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思想。他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见本卷第479页）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专制君主时代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反而把它当做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见本卷第565页）而无产阶级革命则必须“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见本卷第564页）来摧毁旧的国家机器。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更明确地重申了这一思想”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52页）马克思还阐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指出：随着农民认识到自身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570页），而无产阶级革命有了农民的支持“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见本卷第573页）。
　　这部著作是在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就动笔撰写的，马克思把它定名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显然含有讽刺意味。法国大革命后的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实行军事独裁，改行帝制。1851年12月2日，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步他的后尘，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在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第二天，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就称这次政变“演出了雾月十八日的可笑的模仿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7页）。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创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载。最初计划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5日前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著作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他在扉页和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这部著作由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定了原文，把书名更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写了第二版序言。马克思在序言中批判了维·雨果和皮·约·蒲鲁东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中的唯心史观，强调对这一事件和人物的分析必须联系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经济条件，指出他的这部著作旨在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见本卷第466页）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三版。恩格斯对第二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并为第三版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见本卷第469页）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同年1月7日—11月12日分32节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连载。这一年还在法国里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版，1894年出版了俄文版。
　　收入本卷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版译出的，并收入了恩格斯为1885年版写的序言。马克思对1852年版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著作1930年由陈仲涛译成中文，上海江南书店出版，书名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1940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柯柏年翻译、吴黎平校订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461。
280 旺多姆圆柱又称凯旋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战功，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铸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8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466、578。
281 参看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第35页。——467。
282 1848年12月10日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路易·波拿巴于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发动政变，立法议会和国务会议被解散，许多议员被逮捕，全国有32个省宣布处于战时状态，社会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被驱逐出法国。1852年1月14日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一切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中，而在1852年12月2日却宣布路易·波拿巴为法国皇帝，帝号拿破仑第三。——468。
283 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从第二次昔尼克战争到皇帝当政时期》中的论述。黑格尔指出：“如果某种国家变革重复发生，人们总会把它当做既成的东西而认可。这样就有了拿破仑的两次被捕，波旁王室的两次被驱逐。由于重复，开初只是偶然和可能的东西便成了现实的和得到确认的东西了。”——470。
284 特别警察指英国的特别巡警，是由平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他们曾帮助正规警察驱散1848年4月10日的宪章派示威游行队伍。路易·波拿巴流亡伦敦期间曾自愿充当特别警察。伦敦的特别警察代替小军士，指路易·波拿巴代替拿破仑第一。——470、488。
285 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的军队经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击溃奥地利将军梅拉斯的军队，这一决定性胜利最后导致英、俄、奥等国反法同盟的解体。——470。
286 指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间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当局引渡法国共和派流亡者而发生的法国和瑞士两国之间的冲突。——470。
287 圣安德烈大十字勋章是沙皇俄国的最高勋章。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是指路易·波拿巴需要得到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承认。——470。
288 使徒保罗是圣经中的人物，原名扫罗，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据《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记载，当他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教徒时，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从此转信耶稣基督，后来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被派往各地传教，改名保罗。《新约全书》中的保罗书信传说为他所写，其主要思想成为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重要依据之一。——471。
289 哈巴谷是圣经中12个所谓小先知之一。他以其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们所称道。约·洛克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处事注重实际而缺少诗意，只相信人的理智。在这里马克思把哈巴谷当做洛克的对立面。——472。
290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473。
291 “埃及的肉锅”一词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 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473。
292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句话出自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儿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义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句话是从上面那句话演变而来的。罗陀斯在希腊语中既是岛名，又有“玫瑰花”的意思。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曾使用这种说法。——474。
293 按照1848年11月4日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任期为四年，新总统的选举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将离任的总统不能参加竞选。1852年5月的这一天，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在这一天能够上台执政。——475、551。
294 卡皮托利诺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那里建有尤诺纳教堂。据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尤诺纳教堂里鹅的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从而拯救了罗马城。——475。
295 指正统派（见注40）和奥尔良派（见注77）。——475。
296 蓝色共和党人指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其机关报是《国民报》故又称《国民报》派，亦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见注64）。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红色共和党人指其他各种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475。
297 非洲的英雄指曾经参加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法国军官，在法国，人们曾把他们称做“非洲人”或“阿尔及利亚人”。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路·欧·卡芬雅克、克·拉莫里谢尔和玛·阿·贝多等将军，他们是国民议会中共和派集团的首领。——475。
298 相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征讨马克森提乌斯时，中午时刻看见天上出现一个光芒四射的十字架，旁边有一行字”在此标记下你必胜！”有人据此认为君士坦丁大帝从迫害基督教到版依和保护基督教与这个传注释说有关。——479。
299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让位给他的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奥尔良公爵夫人打算让法国众议院拥戴她来摄政、立其年幼的儿子为国玉。但是，在起义人民的压力下，法国后来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共和国。——482。
300 法国1830年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表面上宣布国民拥有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官僚警察机构以及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
　　关于”新的宪法”马克思在（0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一文中作了专门评述。——483。
301 指路易·波拿巴的总统府邸。“极乐世界”的德文是“elys.ische Gefilde”，与波拿巴的总统府邸巴黎的爱丽舍宫“Palais de e' Elysées”谐音。——485。
302 “兄弟，要准备牺牲！”是特拉伯天主教修道会修士见面时的问候语。特拉伯修道会成立于1664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闻名。——485。
303 近卫军是古罗马帝王或将相拥有的享有特权的武装力量，经常参与内讧，扶助主子登上王位。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法国部队和军官。——488。
304 1832年路易·波拿巴在图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488。
305 卡利古拉是罗马皇帝（37——41年）、他执政后立即同元老院一起参加近卫军的阅兵式并发表演讲。——492。
306 议会总务官原是古罗马元老院中的下级官员——财务官和档案官。这里是指在法国国民议会中负责经济、财务和安全保卫事务的委员会。
　　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议会总务官勒夫洛、巴兹和帕纳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把调动军队的权力授予议会。阿·梯也尔支持这项议案，波拿巴分子圣阿尔诺表示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这项议案于11月17日被否决。在 表决中山岳党支持波拿巴派，因为他们认为保皇党人是主要危险。——493。
307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494。
308 雅各宾派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下层资产阶级的利益。1793——1794年实行了雅各宾专政、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封建所有制，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击退外国武装干涉的法令。——494。
309 弗伦特运动又译投石党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运动。弗伦特（Fronde）原意是一种投石器、曾为当局所禁，违令者应受惩罚；这个词的转义为破坏秩序，反对当局。
　　弗伦特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高等法院弗伦特”（1648—1649年）。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摄政太后安娜（1643—1653年）及首相马扎里尼的专横引起国内广大阶层的不满。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监督政府财政，取消各省巡按使，但遭到拒绝。8月，巴黎市民起义，支持高等法院，迫使王室逃出首都。1649年3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高等法院被迫与王室妥协。第二阶段称为“亲王弗伦特”（1650—1653年 ）。1650年1月起，以孔代亲王为首的贵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军队支持下，利用城乡人民运动，与专制政府抗衡 .1653年被政府军击败。弗伦特运动的失败为路易十四当政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496。
310 策划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波拿巴统治集团和反革命报刊在1852年5月总统选举之前用无政府状态、革命阴谋、新的农民起义和侵犯私有财产等罪名来恐吓善良的遵纪守法的法国公众。前警察局长罗米厄所写的小册子《1852年的赤色幽灵》在这一宣传运动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496。
311 弗利基亚帽，或红色尖顶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头饰，后来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样式。此后，这种帽子便成了自由的象征。——496。
312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那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
　　1849年8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将“6月13日暴乱的主谋和从犯”送交“布尔日特别最高法庭”审讯。34名山岳党议员（其中包括辙德律—洛丛、费·皮阿和维·孔西得朗）被提交法庭审判。——502、505。
313 议会规则是由国民议会多数派制定的，这项规则限制议员发言自由并赋予议长开除议员和扣发议员津贴的权利。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变后的第十天，议会拟订了这项规则的草案（见1849年6月25日巴黎《总汇通报》第176号），经过多日讨论，于1849年7月6日通过。
　　当时国民议会议长是安·杜班。——502。
314 在巴黎1849年六月十二日事变的影响下，里昂工人于6月15日举行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经过八小时的战斗，最终被贝·马尼昂将军指挥的军队所镇压。——502、546。
315 使耶利哥城墙应卢倒塌的号角的传说出自圣经典故：公兀前2∞0年下半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并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久攻不破的城墙应声倒塌（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503。
316 据圣经传说，犹太王大卫是由撒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的（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16章）。这里暗指路易·波拿巴在恢复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世俗权力之后，指望在他复辟称帝进入土伊勒里宫时，能得到教皇的支持。——506。
317 奥斯特利茨是现在的斯拉夫科夫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507。
318 所谓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是指罗马教皇庇护九世1846年就职时实行大 赦，在教皇国开始实行广泛的改革，以及1848年3月在教皇国实施立宪制并建立某种程度的世俗内阁等做法。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第一版和1869年第二版中，此处都错印成“教皇的非自由主义行动”，1885年出版第三版时更正为“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511。
319 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国民议会讨论了教育法，并在3月15日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实际上是把学校置于教士的控制之下。——513。
320 新选举法即法国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1849年3月15日选举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三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人才有表决权。此项法案使300多万选民丧失了选举权，实际上废除了普选权。——519、520。
321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大批政治犯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523。
322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企图实行政变的两次武装叛乱。1836年10月30日，路易·波拿巴在一些拥护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策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两个炮兵团的叛变，但几小时后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37年回到瑞士。因其在举事时是瑞士国民，所以被称为瑞士兀鹰。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洛涅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队中发动叛乱。这一企图也遭到了完全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1846年他便逃往英国了。——523。
323 指波拿巴派的报纸。爱丽舍宫是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官邸。——526。
324 爱丽舍园是巴黎的街名，路易·波拿巴的官邸所在地。在古代作者的笔下，爱丽舍园是天堂的同义语。“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出自席勒的诗歌《欢乐颂》，马克思在这里是借此来讽刺波拿巴及其亲信。——530。
325 旧法国高等法院是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城市设有这种高等法院。作用最大的是巴黎高等法院，该法院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诤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和国家法律的敷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是高等法院没有实权，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作为法律登记下来。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高等法院于1790年被解散。——534。
326 贝勒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屿。1849——1857年是法国囚禁政治犯的地方、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奥·布朗基也被囚禁在这里。——537。
327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2——3世纪）的著作《哲人宴》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讥笑带兵前来支援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身材矮小、他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您把我看做老鼠，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539。
328 指复辟时期正统派营垒中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让·维莱尔主张谨慎从事，而达尔图尔伯爵（1824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茹·波林尼雅克却不顾法国局势的变化，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府邸。——545。
329 伦敦工业博览会是1851年5—10月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551、556。
330 议会迷德文原文是parlamentarischer Kretinismus，直译为”议会克汀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首先使用这个术语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后来他们用这个术语泛指欧洲大陆醉心于议会制度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556。
331 指波拿巴派的将军圣阿尔诺率军摧毁巴黎街垒的炮击声。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后，巴黎曾爆发了一次共和派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立法议会左翼议员和工人联合会秘密组织的领导人。12月4日夜，在镇压这次起义时，波拿巴派的军队不仅用大炮摧毁了共和派构筑的街垒，还向路旁行人和窗口、阳台上的观望者任意射击。一些资产者的楼房，包括萨兰德鲁兹的房屋也遭到破坏。——557。
332 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长达13年（164任——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长期国会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该国会于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奥·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将其解散。——557。
333 1851年12月共和派在巴黎举行了反对波拿巴政变的起义。外省农民、小城镇手艺人、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也纷纷起义。反抗波拿巴的运动波及法国东南部、西南部和中部20多个省，将近200个地区。但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起义很快就被警察和政府军队镇压下去了。参看注331。
　　马克思在这里把波拿巴当局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共和派运动采取的报复措施，同19世纪二二十年代德国当局迫害所谓蛊惑者的行为作了类比。——567。
334 塞文是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爆发了农民起义、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由于新教徒遭受迫害而引发的这些起义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区直到1715年还有这类起义发生。——568。
335 指正统派首领沙·蒙塔朗贝尔1850年5月22日在一篇演说中要求国民议会议员“同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斗争”。——572。
336 西条山是阿拉伯半岛上的山脉。据圣经传说，摩西在西奈山上聆受了耶和华的“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9—20章）。——573。
337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是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为巩固天主教会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这次会议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威克利夫和扬·胡斯的教理、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并推选出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争夺教皇皇位的人。——574。
338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原指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的所谓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见注242）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大约1850年初出现在法国的所谓社会民主派。——574。
339 加尔都西会是1084年法国人圣布鲁诺创立的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因创建于法国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该会会规以本笃会会规为蓝本，但更严格。修士各居一小室，以便独自专务苦身、默想、诵经；终身严守静默，只能在每周六聚谈一次；在每年的40天封斋期内，仅食面包和清水，有“苦修会”之称。——576。
340 这是雅·杜邦·德勒尔在《内部纪事》一文中对弗·基佐的称谓，该文发表在1850年12月15日《流亡者之声》第8期。——577。
341 指法国奥尔良王朝的菲力浦摄政时期（1715—1723年）。当时路易十五尚未成年。——577。
342 特里尔的圣衣是保存在特里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传说是耶稣受刑时脱下的。特里尔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577。

卡·马克思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³⁴³

1856年4月14日在伦敦

　　所谓的1848年革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是欧洲社会干硬外壳上的一些细小的裂口和缝隙。但是它们却暴露出了外壳下面的一个无底深渊。在看来似乎坚硬的外表下面，现出了一片汪洋大海，只要它动荡起来，就能把由坚硬岩石构成的大陆撞得粉碎。那些革命吵吵嚷嚷、模模糊糊地宣布了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本世纪革命的秘密。

　　的确，这个社会革命并不是1848年发明出来的新东西。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键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但是，尽管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大气把两万磅重的压力加在每一个人身上，你们可感觉得到吗？同样，欧洲社会在1848年以前也没有感觉到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它、压抑着它的革命气氛。

　　这里有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兹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英国工人是现代工业的头一个产儿。他们在支援这种工业所引起的社会革命方面肯定是不会落在最后的，这种革命意味着他们的本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这种革命同资本的统治和雇佣奴隶制具有同样的普遍性质。我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进行了多么英勇的斗争，这些斗争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它们掩盖起来和隐瞒不说才不为世人所熟悉。为了报复统治阶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级的罪行，在中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种叫做“菲默法庭”³⁴⁴的秘密法庭。如果某一所房子画上了一个红十字，大家就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受到了”菲默法庭”的判决。现在，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

载于1856年4月19日《人民报》第207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4卷翻译

注　　释

343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是马克思1856年4月14日在纪念英国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马克思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蕴含着巨大的革命力量，而在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发展和进步却使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使整个社会显露出衰颓的征兆；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毋庸争辩的事实，它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种革命意味着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的解放；无产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肩负着彻底改造旧世界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以铿锵有力的语言宣告：“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见本卷第581页）
　　《人民报》是英国宪章派的周报，1852年5月由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厄·琼斯在伦敦创办。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的编辑工作给予帮助。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作为流亡伦敦的外国革命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人民报》创刊四周年宴会并发表演说，演说词发表在1856年4月19日《人民报》第207期。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曾收入1930年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译者李一氓；还收入1940年由何封等译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579。
344 菲默法庭是中古时代盛行于德国西部威斯特伐利亚的秘密法庭。——581。

卡·马克思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³⁴⁵

（第三篇论文）

　　波拿巴家族的财政即将破产的迹象接二连三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5月31日，蒙塔朗贝尔伯爵在反对提高一切印刷品、书籍等的邮费的法案时，发表了以下这篇惶恐不安的演说：

　　 “任何政治生活都受到压抑，但代替它的是什么呢？投机之风。伟大的法兰西民族不能沉睡不醒，无所作为。代替政治生活的是投机的狂热，对财富的贪婪，对有价证券买卖的迷恋。每个地方，甚至在我们的小城镇，甚至在我们的乡村，人们都在为牟取暴利——无须忙碌奔放，不费力气，往往是不顾脸面取得的暴利——而发狂，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我用不着再寻找其他证据，你们刚才已经拿到那份反对两合公司的法案了。法案的副本刚刚发给我们，我还没有时间加以研究，但是我愿意支持它，尽管我认为其中有些规定太严酷了。如果急需治疗，又必须痛下针眨，那么，病情想必是不轻的。这种疾病的真正原因就是，法国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沉寂了……　但是，我所指的疾病，并不是由同一个原因造成的唯一的后果。当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这些老的政治阶级醉心于投机活动时，另一种活动便在社会的下层阶级中间开展起来，法国所经历的一切革命几乎都是由此而产生的。有价证券买卖几乎把整个法国变成一个大赌场。目睹这种可怕的有价证券买卖狂热，一部分受到社会主义者影响的人也空前地被发财欲腐蚀了。因此，秘密公司大增，那种自称为社会主义其实可以说是败坏社会主义的疯狂激情更加强烈。不久前，在巴黎、昂热等地的审判案中，这种激情表现得很强烈。”⁽¹⁾

　　这就是这家波拿巴家族企业的最早的股东之一蒙塔朗贝尔为了维护秩序、宗教、财产和家庭而说的话！

　　据伊萨克·贝列拉说，动产信用公司的秘密之一就是这样一个原则：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办法是参与各种各样的企业和尽快地退出这些企业。但是，如果剥掉圣西门主义的华丽辞藻的外衣，这个原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大量认购股票，用它们进行大量的投机活动，在赚取贴水以后，尽快地把这些股票抛售出去。这就是说，证券交易应当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切工业活动只应当是证券交易的借口。动产信用公司用什么工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有什么方法能使它“增加自己的业务”和“减少自己的风险”呢？那就是罗所用的方法。因为动产信用公司是享有特权的公司，它得到政府支持并拥有大量资本和贷款，相对而言，它所建立的每一个新企业的股票刚一发行，就肯定能在市场上赚到贴水。动产信用公司从罗那里学会了在自己的股东中分配新股票的办法，即其票面价格同这些股东在母公司中所拥有的股票数量成一定比例。用这种办法保证这些股东得到的利润，首先，对动产信用公司本身的股票价值产生影响；其次，这些股票的行市高又保证新发行的股票的价值也高。动产信用公司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控制用于工业企业投资的大部分借贷资本。

　　总之，获取贴水是动产信用公司运转的真正轴心，除此以外，其目的显然是用同商业银行的运营完全相反的方法对资本发生作用。商业银行用贴现、贷款和发行银行券使固定资本暂时得到自由的运用，而动产信用公司实际上是把游资固定起来。例如，铁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通，但是这些股票所代表的资本，即投放在铁路建设上的资本却是固定的。如果厂主在购置厂房和机器设备方面投放的那一部分资本与用于支付工资和购买原料的那一部分资本比例不恰当，他就不得不马上关厂。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现代的几乎每一次商业危机都同游资和固定资本之间应有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有关。而像动产信用公司这样的机构，它的直接目的是尽量把国内的借贷资本固定起来，投放到铁路、运河、矿山、船坞、轮船、炼铁厂和其他工业企业，而不考虑国家的生产能力，那么它的活动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动产信用公司的章程规定，它只能保护那些由匿名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工业企业。结果必然会产生一种倾向，即尽量多地建立这种公司，使一切工业企业具有这种公司的形式。当然，不能否认，把股份公司的形式运用于工业，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不应当忘记，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通过这一套做法，所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资本的积聚加速了，其必然结果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破产也加速了。某种工业巨头出现了，他们的权力同他们的责任成反比，因为他们只对他们持有的股票负责，而支配的却是公司的全部资本。他们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集团，而大多数股东却不断变更。工业巨头依靠公司的影响和财富，能够收买个别不安分的成员。在寡头董事会之下，有一个由从事实际工作的公司管理人员和代理人组成的官僚集团，他们直接管理着大批数量日益增加的普通雇佣工人。随着雇用工人的资本数量的增加，工人的依赖程度和孤立无援的程度也相应地加深，但是随着代表这种资本的人数的减少，他们也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傅立叶的不朽功绩在于，他预言了这种现代工业形式，把它称为工业封建主义。³⁴⁶毫无疑问，伊萨克·贝列拉先生也罢，埃米尔·贝列拉先生也罢，莫尔尼先生也罢，波拿巴先生也'罢，都不能发明工业封建主义。在他们以前的时代，也有向工业股份公司提供贷款的银行。他们发明的是股份银行，它力图垄断私人放债者从前分散的和名目繁多的活动，其指导原则是建立大量的工业公司，不是为了进行生产上的投资，而只是想取得证券投机利润。他们的这种新思想，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

　　根据章程，动产信用公司的资本定为6000万法郎。这份章程还准许公司接受活期存款的寄存代付金，总数可以是资本额的两倍即12000万法郎。因此，受公司支配的款项总额为18000万法郎。同保护法国整个工业的大胆计划相比，这当然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但是这笔款项的三分之二——因为它是一旦有提取要求就必须支付的——未必可以用来购买工业股票或那些不能保证可以立即兑现的债券。由于这个原因，章程为动产信用公司另辟了一个资金来源。章程准许公司发行总数为原始资本10倍即6亿法郎的债券，换句话说，这个企图给全世界发放贷款的机构，有权作为负债10倍于自有资本的借债人进入市场。贝列拉先生说：

　　“我们的债券有两种。一种是短期的，它应当同我们各种暂时的投资额相适应。”⁽²⁾

　　对于这种债券，我们在这里不感兴趣，因为根据章程第八条，发行这种债券，只是为了补足应当从活期存款得来的并且过去也完全是这样得来的12000万法郎可能的缺额。至于另一种债券，

　　“它的支付期限很长，可以用赎回的办法来清偿，并且应当与同类性质的、我们在公债方面或工业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方面的投资额相适应。根据资金制度——它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基础——这些有价证券不仅要有在政府监督下购买的相应数额的公债作担保（由于采用互惠原则，所有这些公债将提供补偿和分担风险的好处），而且还要有我们为此目的已经增加到相当大数额的资本作担保”。⁽³⁾

　　可见，动产信用公司的这些债券纯粹是仿效铁路债券，即在—定期限内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赎回并能带来固定利息的债券。但是也有区别。铁路债券常常是以铁路本身作抵押来担保，而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以什么来担保呢？动产信用公司是用拿自己的债券购买的公债、工业公司的股票、债券以及诸如此类的证券作担保的。那么，发行债券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能得到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应支付的利息同该公司用以放款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可得到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为了使这项业务十分有利可图，动产信用公司应当把发行债券所得的资本投放在能够取得最大回报的地方，即投放在价格波动和变化很大的股票上。因此，该公司的债券主要由它自己所创建的那些工业公司的股票来担保。

　　因此，铁路债券至少有比它大一倍的资本担保，而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只有名义上同它相等的资本担保，每逢证券交易所的行市下降时，这种资本也必定缩小。由此看来，这些债券的持有者要分担股东的全部风险，却不能分享他们的利润。上年度的报告书说：

　　“但是，债券的持有者不仅有它[即动产信用公司]以放款进行的投资作担保，而且还有宫的原始资本作担保。”

　　对12000万法郎存款负担保之责的6000万法郎的原始资本，除了必须向动产信用公司有权创建的无数企业提供担保以外，还要作为6亿法郎债券的担保。如果该公司能够把所有的工业公司的股票都换成它自己的债券，那么，它的确会成为法国整个工业的最高指挥者和所有者，而许多过去的所有者则像拿年金似的得到同债券利息相等的固定收入。但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道路上，由于上述经济条件而随之发生的破产，会使大胆的冒险家受阻。其实，动产信用公司的真正创办人并未忽略这件小事，相反地，他们已经考虑到了。当破产发生时，在众多法国人的利益被牵连进去之后，波拿巴政府似乎就有理由去干涉动产信用公司的事务，就像英国政府在1797年干涉英格兰银行的事务³⁴⁷那样。法国的摄政王⁽⁴⁾，路易—菲力浦的值得尊敬的先辈，曾企图把国家债券换成罗氏银行的债券以摆脱国家的债务，路易·波拿巴这位皇帝社会主义者则企图把动产信用公司的债券换成国家债券以掌握法国工业。是不是他比动产信用公司更有偿付能力呢？问题就在这里。

卡·马克思写于1856年6月底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6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751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脚　　注

(1) 见1856年6月5日《泰晤士报》第22386号。——编者注
(2) 见1856年4月26日《总汇通报》第117号。——编者注
(3) 见1856年4月26日《总汇通报》第117号。——编者注
(4) 菲力浦第二，奥尔良公爵。——编者注

注　　释

345 《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评论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的一组论文中的一篇。这篇论文揭露了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作为路易·波拿巴的敛财工具的御用性质和投机性质，第一次评述了股份公司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指出：“把股份公司的形式运用于工业，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见本卷第584页）一方面，股份公司显示出过去料想不到的联合的生产能力，并且使工业企业具有单个资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规模；另一方面，股份公司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从而导致小资产阶级加速破产并使工业寡头集团的统治日益加强；与此同时，雇佣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强大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评论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的一组论文共五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第23——40、218—227、313—317页）、本文是其中的第三篇，写于1856年6月底，发表在1856年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751号。——582。
346 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沙·傅立叶在他的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巴黎第1版）中的有关论述。——584。
347 指英国皮特政府为了使英格兰银行不致破产，于1797年颁布了专门的银行限制法。参看注118。——587。

卡·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³⁴⁸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³⁴⁹形式上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³⁵⁰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²³⁸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窗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泽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³⁵¹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当时，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³⁵²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³⁵³，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³⁵⁴，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¹⁾（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²⁾）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³⁾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⁵⁾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⁶⁾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³⁵⁵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⁴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⁸⁰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才能在伦敦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²²⁶（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研究的经过，这只是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人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⁷⁾

卡尔·马克思
1859年1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3卷翻译

脚　　注

(1) 指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3)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6) 即《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7)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3部第14—15行。——编者注

注　　释

4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593。
80 指《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该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主编；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茵报》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报纸发表的有关德国和欧洲革命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始终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 ：工人阶级的解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593。
226 指《纽约每日伦坛报》。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格里利创办，1841——1924年出版。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初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机关报。40—50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德纳从40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供稿，一直到1862年3月，持续了十余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提供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他约请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半写于曼彻斯特，许多文章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日期，因为马克思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文章写于伦敦，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反动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及其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年中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所有文章都被删去了署名。编辑部有时甚至未经作者本人同意便随意改动文章的内容和日期，这种做法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让马克思减少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之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势力加强以及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趋右倾。——594。
238 指《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 的喉舌，1842年1月1日 ——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该报由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曾吸收了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部成员。《莱茵报》也发表过许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年4月1日将其查封。——588。
348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马克思为他在1858年11月——1859年1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回顾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科学地阐明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通过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进程，论证了旧的杜会形态为新的更高的社会形态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同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本卷第592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这部著作之前，进行了15年的经济学研究，研读和分析了大量经济文献和社会文献，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基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1859年6月出版，马克思生前没有再版。
　　这篇序言曾于1859年6月4日发表在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第5期，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这篇序言最早由范寿康译成中文，1921年1月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588。
349 这里所说的全部材料，是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一些准备材料、大纲及摘录笔记等。——588。
350 指马克思为自己计划撰写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写的，但没有完成的《导言》——588。
351 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588。
352 《德法年鉴》是由马克思提议创办，由阿·卢格和马克思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最终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该杂志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停刊。——591。
353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591。
354 把马克思和巴黎《前进报》其他撰稿人驱逐出巴黎的命令是法国内务大臣杜沙特尔于1845年1月11日签发的。由巴黎警察局长德莱塞尔签发的驱逐令于1月25日送交马克思，限其在一周内离开巴黎。——591。
355 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593。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³⁵⁶

1859年柏林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版

一

　　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的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原因很清楚。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而在德国，这种关系在自从宗教改革战争和农民战争³⁵⁷，特别是自从三十年战争²⁰⁹以来的几百年间，都没有可能产生。荷兰同帝国的脱离，把德国从世界贸易中排挤出来，使它的工业发展一开始就限于极小的规模；³⁵⁸当德国人如此艰辛如此缓慢地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当他们把从来就不很大的全部市民精力耗费于毫无结果的斗争，以反对每个小邦主和帝国小贵族强加在其臣民的产业上的关税壁垒和专横的贸易条例的时候，当帝国直辖市在行会习气和贵族骄横中衰落下去的时候，荷兰、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首要地位，开拓了一个又一个殖民地，使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达到最高度的繁荣，直到最后，英国由于蒸汽使它的煤铁矿有了价值，站到现代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前列。但是，陈腐可笑的中世纪残余直到1830年还束缚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发展，当还需要同这种残余进行斗争的时候，就不可能有德国的政治经济学。只是随着关税同盟²²⁹的建立，德国人才能够理解政治经济学。从这时起，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才实际上开始输入，以适应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不久，学者和官僚就抓住了输入的材料，用一种并不替“德意志精神”特别增光的方式对它进行加工改造。于是，从那些耍笔杆的投机家、商人、学究和官僚等各色人物中，产生了德国的经济学著作，这种著作就其乏味、肤浅、空洞、冗长和抄袭情况来说，只有德国的长篇小说才能与之相比。在那些讲求实际的人们当中，最先形成了工业家的保护关税派。他们的权威是李斯特，虽然他的全部洋洋大作是从大陆体系²²⁸的理论创立者法国人费里埃那里抄来的，但是总不失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³⁵⁹同这一派相对立，在40年代产生了波罗的海沿岸各省份商人的自由贸易派，他们怀着幼稚的然而自私的信仰，重复英国自由贸易派¹⁰⁹的论据。最后，在从理论方面研究这门学科的学究和官僚中，有像劳先生那样干瘪而无批判能力的采集家；有像施泰因先生那样把外国的原理译成没有弄懂的黑格尔语言的自作聪明的思辨哲学家；还有像黎尔先生那样在”文化史”方面舞文弄墨拾人唾余的人。从这一切最终得出的是官房学³⁶⁰，这是一种浇上了一些折中主义经济学调味汁的无所不包的大杂烛，对于准备应考官职的人倒是有用的。

　　当德国的资产阶级、学究和官僚把英法经济学的初步原理当做不可侵犯的教条死记硬背，力求多少有些了解的时候，德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后者的要点，在本书的序言中已经作了扼要的阐述。⁽¹⁾这篇序言的主要部分已经在《人民报》上刊载过，因此我们请读者去参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²⁾由此可见，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

　　人们的意识取决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喊家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力图剩窃新的思想，然而对这些思想又极端无知。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二月革命把我们党推上了政治舞台，因此使它不可能进行纯科学的探讨。虽然如此，这个基本观点却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在所有这些文献中，每个场合都证明，每次行动怎样从直接的物质动因产生，而不是从伴随着物质动因的词句产生，相反地，政治词句和法律词句正像政治行动及其结果一样，倒是从物质动因产生的。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在这个时期，从国外来影响德国越来越不可能了，我们党把流亡者之间争吵——因为这成了唯一可能的行动——的场所让给了庸俗民主派。他们心满意足地热衷于争吵，今天大吵大闹，明天握手言欢，后天又公开自己的丑事，他们在美洲到处行乞，接着立刻在瓜分几文讨来的银钱上重新出丑。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却因为重新得到了几分宁静从事研究工作而高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制定这个世界观就已经够忙了；单是这—点，我们党就决不可能堕落到像流亡中的“大人物”⁽³⁾那样深的程度。这些研究的最初成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本书。

二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决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决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代言人和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

　　自从黑格尔逝世之后，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阐述的尝试，几乎未曾有过。官方的黑格尔学派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对他们来说，黑格尔的全部遗产不过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不过是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结果，正如一位波恩的教授所说，这些黑格尔主义者懂一点“无”却能写“一切”。情况的确如此，这些先生们虽然自命不凡，却深感自己的虚弱，因此尽可能回避一切重大的问题，陈腐的旧科学由于具有实证知识方面的优势而保持着它的地盘；只是在费尔巴哈宣布废弃思辨概念以后，黑格尔学派才逐渐销声匿迹，于是，旧的形而上学及其固定不变的范畴似乎在科学中又重新开始了它的统治。

　　这个现象是有它的自然原因的。黑格尔学派的狄亚多希³⁶¹的统治在空谈中结束之后，自然就出现了一个科学的实证内容重新胜过其形式方面的时代。同时，德国以异乎寻常的精力致力于自然科学，这是与1848年以来资产阶级的强大发展相适应的；在这种科学中思辨倾向从来没有多大地位，随着这种科学的时兴，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包括沃尔弗式的极端浅薄的陈词滥调，也就重新流行起来。黑格尔被遗忘了，新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在理论上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几乎完全没有差别，它胜于后者的地方主要只是拥有较丰富的自然科学的材料，特别是化学和生理学的材料。我们从毕希纳和福格特身上看到这种康德以前的狭隘庸俗思维方式的极为浅薄的翻版，甚至信奉费尔巴哈的摩莱肖特也极其可笑地每时每刻都在最简单的范畴上纠缠不清。平庸的资产阶级理智这匹驾车的笨马，在划分本质和现象、原因和结果的鸿沟面前当然就一筹莫展了；可是，在抽象思维这个十分崎岖险阻的地域行猎的时候，恰好是不能骑驾车的马的。

　　由此可见，在这里必须解决与政治经济学本身无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对待科学？一方面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完全抽象的“思辨的”形式，黑格尔就是以这种形式把它留下来的；另一方面是平庸的、现在重新时兴的、实质上是沃尔弗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他们那些缺乏内在联系的大部头著作时采用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曾被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在理论上摧毁，只是由于惰性和缺乏一种别的简单方法，才使它能够在实际上继续存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方法以其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能用的。它实质上是唯心的，而这里要求发展一种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它是从纯粹思维出发的，而这里必须从最过硬的事实出发。一种自己承认是“从无通过无到无”⁽⁴⁾的方法，以这种形式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虽然如此，它却是一切现有逻辑材料中至少可以加以利用的唯一材料。它没有受到过批判，没有被驳倒过；任何反对这位伟大的辩证论者的人都没有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巍然大厦上打开缺口；它被遗忘；是因为黑格尔学派不知道可以用它干些什么。因此，首先应当对黑格尔的方法作一番透彻的批判。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真正的关系因此颠倒了，头脚倒置了，可是实在的内容却到处渗透到哲学中；何况黑格尔不同于他的门徒，他不像他们那样以无知自豪，而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³⁶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

　　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单单由于这种历史观，也就为逻辑方法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如果这个被遗忘了的辩证法从”纯粹思维”的观点出发就已经得出这样的结果，而且，如果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那么，在它里面除了诡辩和烦琐言辞之外一定还有别的东西。但是，对这个方法的批判不是一件小事，全部官方哲学过去害怕而且现在还害怕干这件事。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做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表面上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践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考察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展开说明，等等。

　　政治经济学从商品开始，即从产品由个别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换的时刻开始。进入交换的产品是商品。但是它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在这个物中、在这个产品中结合着两个人或两个公社之间的关系，即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两者已经不再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了。在这里我们立即得到一个贯穿着整个径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的例子，这个事实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这种联系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

　　如果我们从不同的方面来考察商品，并且所考察的是充分发达了的商品，而不是在两个原始公社之间自然形成的物物交换中刚在艰难地发展着的商品，那么，它在我们面前就表现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立即进入了经济学的争论范围。谁想要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证明现今发展阶段上的德国的辩证方法比旧时庸俗唠叨的形而上学方法优越，至少像铁路比中世纪的交通工具优越一样，那就请他读一读亚当·斯密或其他某位著名的官方经济学家的著作，看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使这些先生受了多大折磨，看看把两者分清并理解它们每个特有的规定性对这些人来说是多么困难，然后再把马克思的简单明了的说明与之对比一下。

　　在说明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商品就被按照它进入交换过程时那样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来叙述。这里产生了怎样的矛盾，读者可以在第20—21页⁽⁵⁾上看到。我们仅仅指出，这些矛盾不只有理论的、抽象的意义，而且同时反映出从直接的交换关系，即简单的物物交换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困难，反映出这种最初的粗陋的交换形式所必然通到的不可能性。解决这种不可能性的办法，就是把代表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性转给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然后，在第二章中阐述货币或简单流通，即（1）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并且在这里，用货币计量的价值即价格得到了更切近的规定；（2）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3）作为两个规定的统一体，作为实在的货币，作为资产阶级一切物质财富的代表。第一分册的叙述到此为止，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留待第二分册叙述。

　　我们看到，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逻辑的发展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对于个别的、多少是片面的或混乱的见解的批判，实质上在逻辑发展本身中已经作出了，因此可以叙述得很简略。

　　在第三篇论文中，我们将说明本书的经济学内容。

弗·恩格斯写于1859年8月3—15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9年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第14期和16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3卷翻译

脚　　注

(1) 见本卷第588—594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591—592页。——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11卷）。——编者注
(4) 引自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编。——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5—437页。——编者注

注　　释

109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596。
20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595。
228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教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和奥地利。根据1807年的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596。
229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之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己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于1871年完成的德国政治上的统一。——596。
356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是恩格斯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书评。这篇书评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阐述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伟大贡献。恩格斯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见本卷第596页）；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见本卷第597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扼要阐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见本卷第597页），只要进一步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并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人们面前。恩格斯高度评价马克思在吸收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指出这个方法的制定“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见本卷第603页），并且阐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辩证统一。恩格斯还概要介绍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和货币学说，强调政治经济学从分析商品开始，但“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见本卷第604页）。
　　恩格斯的这篇书评是应马克思的要求写的。马克思在1859年7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书评应该“简短地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后来又在7月22日的信中要求恩格斯在书评中阐明：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1）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2）通过最简单的形式，即商品形式，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殊社会的，而决不是绝对的性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第442、445页）1859年8月3日，恩格斯完成了书评的第一部分，并把它寄给在伦敦的马克思，请他修改。
　　书评的前两部分发表在1859年8月6、20日《人民报》第14、16期，随后被多家报纸转载。恩格斯还写了分析该书经济学内容的第三部分，但因报纸停刊没有发表，手稿也没有找到。
　　这篇文章由彭嘉生译成中文，曾收入在1929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的《费尔巴哈论》还收入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一书。——595。
357 宗教改革战争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农民战争指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595。
358 荷兰在1477——1555年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的组成部分、1555年10月帝国被分割后，处于西班牙的管辖之下。16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末期，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而成为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由于荷兰脱离神圣罗马帝国，德国丧失了最重要的海上贸易航路，依赖于荷兰人的转运贸易，这对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595。
359 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写一本批判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保护关税观点的小册子，为此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和摘录了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1卷 }01845年春，马克思还摘录了弗·费里埃的著作《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马克思对李斯特著作的摘录保存下来了，然而他计划写的小册子未能面世。——596。
360 官房学是16——18世纪德国有关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是当时德国官僚候补人员所必须通过的训练科目。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都曾讲授这门课程。——596。
361 这是讽刺右派黑格尔分子。19世纪30——40年代、他们在德国大学开设很多讲座，并利用自己的地位来攻击哲学上较激进派别的代表人物，右派黑格尔分子以反动的精神解释黑格尔学说。
　　狄亚多希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们，他们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为争夺权力而彼此进行残酷的厮杀。在这场争斗中，亚历山大的帝国分裂成许多单独的国家。——600。
362 指黑格尔的著作《精神现象学》1807年班贝格——维尔茨堡版；《美学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5、1837—1838年柏林版第10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3卷，《黑格尔全集》1833、1836年柏林版第13—15卷。——602。

卡·马克思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³⁶³

　　有一位思想极其深刻但又怪诞的研究人类发展原理的思辨哲学家⁽¹⁾，常常把他所说的两极相联规律赞誉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在他看来“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

　　“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²⁾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的下一次起义，他们下—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这看来像是一种非常奇怪、非常荒诞的说法，然而，这决不是什么怪论，凡是仔细考察了当前情况的人，都会相信这一点。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³⁶⁴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起来。同时，这个帝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

　　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自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³⁾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

　　中国过去几乎不输入英国棉织品，英国毛织品的输入也微不足道，但从1833年对华贸易垄断权由东印度公司³⁶⁵手中转到私人商业手中之后，这两种商品的输入便迅速地增加了。从1840年其他国家特别是我国³⁶⁶也开始参加和中国的通商之后，这两项输入增加得更多了。这种外国工业品的输入，对本国工业也发生了类似过去对小亚细亚、波斯和印度所发生的那种影响。中国的纺织业者在外国的这种竞争之下受到很大的损害，结果社会生活也受到了相应程度的破坏。

　　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旧税之外又加新税。因此，1853年1月5日皇帝⁽⁴⁾在北京下的一道上谕中，就责成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减缓捐税，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准额外加征，否则，这道上谕中说”小民其何以堪？”又说：

　　“……庶几吾民于颠沛因苦之时，不致再受迫呼迫切之累。”³⁶⁷

　　这种措辞，这种让步，记得在1848年我们从奥地利这个日耳曼人的中国也同样听到过。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

　　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己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会增加。在1833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前，联合王国对中国的年输出总值只有 60万英镑，而1836年达到了1326388英镑，1845年增加到2394827英镑，到1852年便达到了300万英镑左右。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0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己超过6000万磅。

　　上一季茶叶的采购量从上海的出口统计表上可以看出，至少比前一年增加 200万磅。新增加的这一部分应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1851年底市场极不景气，剩下的大量存货被投入1852年的出口；另一方面，在中国，人们一听到英国修改茶叶进口的法律的消息，便把所有可供应的茶叶按提高很多的价格全部投入这个现成的市场。可是讲到下一季的茶叶采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可以从伦敦一家大茶叶公司的下面一段通信中看出：

　　“上海的恐慌据报道达到了极点。黄金因人们抢购贮藏而价格上涨25%以上。白银现己不见，以致英国轮船向中国交纳关税所需用的白银都根本弄不到。因此，阿礼国先生同意向中国当局担保，一俟接到东印度公司的票据或其他有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信誉的有价证券，便交纳这些关税。从商业的最近未来这一角度看，金银的缺乏是一个最不利的条件，因为它恰恰是发生在最需要金银的时候。茶和丝的收购商有了金银才能够到内地去采购，因为采购要预付大量金银，以使生产者能够进行生产……　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已开始签订新茶收购合同，可是现在人们不讲别的问题，只讲如何保护生命财产，一切交易都陷于停顿……　如不备好资金在四五月间把茶叶购妥，那么，包括红茶绿茶的精品在内的早茶，必然要像到圣诞节还未收割的小麦一样损失掉。”⁽⁵⁾

　　停泊在中国领海上的英、美、法各国的舰队，肯定不能提供收购茶叶所需的资金，而它们的干涉却能够很容易地造成混乱，使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交易中断。由此看来，收购目前这一季茶叶势必要提高价格——在伦敦投机活动已经开始了，而要收购下一季茶叶，肯定会缺少大量资金。问题还不止于此。中国人虽然也同革命震荡时期的一切人一样，愿意将他们手上全部的大批存货卖给外国人，可是，正像东方人在担心发生大变动时所做的那样，他们也会把他们的茶和丝贮存起来，非付给现金现银是不大肯卖的。因此，英国就不免要面临这样的问题；它的主要消费品之一涨价，金银外流，它的棉毛织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大大缩小。甚至《经济学家》杂志，这个善于把一切使商业界人心不安的事物化忧为喜的乐观的魔术师，也不得不说出这样的话：

　　 “我们千万不可沾沾自喜，以为给我们向中国出口的货物找到了同以前一样大的市场……　更可能的是：我们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要倒莓，对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产品的需求量要减少。”①

　　不要忘记，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现在大不列颠到处都在抱怨大部分庄稼种植情况不好。关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说：

　　 “在英国南部，不但会有许多田地错过各种作物的农时而未播种，而且已经播种的田地有许多看来也会是满地杂草，或者是不利于谷物生长。在准备种植小麦的阴湿贫婿的土地上，显然预示着灾荒。现在，种饲用甜菜的时节可以说已经过去了，而种上的很少；为种植芫菁备田的季节也快要过去，然而种植这一重要作物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却一点也没有完成……　雪和雨严重地阻碍了煎麦的播种。早播种下去的燕麦很少，而晚播种的燕麦是很难有好收成的……　许多地区种畜损失相当大。”⁽⁶⁾

　　谷物以外的农产品的价格比去年上涨20%—30%，甚至50%。欧洲大陆的谷物价格比英国涨得更高。在比利时和荷兰，黑麦价格足足涨了100%，小麦和其他谷物也跟着涨价。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英国的贸易已经经历了通常商业周期的大部分，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这些贩卖“秩序”，企图扶持摇摇欲坠的满族王朝的列强恐怕是忘记了：仇视外国人，把他们排除在帝国之外，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族鞑靼人⁽⁷⁾征服了全国以后才形成为一种政治原则。毫无疑问，17世纪末竞相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彼此间的剧烈纷争，有力地助长了满族人实行排外的政策。可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新的王朝害怕外国人会支持一大部分中国人在中国被鞑靼人征服以后大约最初半个世纪里所怀抱的不满情绪。出于此种考虑，它那时禁止外国人同中国人有任何来往，要来往只有通过离北京和产茶区很远的一个城市广州。外国人要做生意，只限同领有政府特许执照从事外贸的行商³⁶⁸进行交易。这是为了阻止它的其余臣民同它所仇视的外国人发生任何联系。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同时，从印度这方面来看还必须指出，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收入，足足有七分之一要靠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而印度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不错，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可是大家都知道，新皇帝⁽⁸⁾颇有意在中国本土种植辑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同时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利益攸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它到一定的时候会实实在在地起作用，并且使我们前面预言过的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非由国君们来打最后的交道不可了。在欧洲各国首都，每天都传来全面大战在即的消息，第二天的消息又说和平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方面的形势如何严峻，无论哪个国家的某个狂热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

　　现在，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毋庸赘述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31日前后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3年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94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2卷翻译

脚　　注

(1) 黑格尔。——编者注
(2) 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3) 道光帝。——编者注
(4) 咸丰帝。——编者注
(5) 见1853年5月21日《经济学家》第508期。——编者注
(6) 见1853年5月14日《经济学家》第 507期。——编者注
(7) 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所谓“满族鞑靼人”也就是满族。——编者注
(8) 咸丰帝。——编者注

注　　释

363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波斯和中国》、《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易》这10篇文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其中《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队《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是作为社论发表的。
　　这些文章均写于19世纪50年代。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经济、政治、文化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揭露了英、法、俄、美等国对华战争的侵略本质和血腥暴行，谴责列强通过极不平等的贸易、虚伪狡诈的外交和“极端不义的战争”（见本卷第620页）对中华民族进行的掠夺和践踏，同时深切同情、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认为“这是‘保卫社寝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见本卷第626页）。他们对中国的农民起义作了科学的评价，指出封建专制的压迫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是引起中国革命的原因，中国革命必将对欧洲产生重要影响。马克思指出：“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见本卷第612页 ）J恩格斯在展望中国的前途时满怀深情地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见本卷第628页）
　　这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的中译文收入1938年武汉中国出版社出版的《马·恩论中国》译者署名方乃宜，同年又收入上海珠林书店出版的杨克斋编的《中国问题评论集》。——607。
364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些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608。
365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由于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该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开始实施。——608。
36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608。
367 1853年1月5日，威丰帝在太平军已攻克岳州，行将夺取武昌、汉阳的形势下，谕令“该督抚悉心体察被贼地方，分别揭缓，奏请恩施。其余应征钱粮之处，亦著严查各州县，总期照旧开征，毋得稍有浮勒。”本段引文和正文中马克思的引文均见《大清文宗显皇帝实录》卷七十七第十八页。这里咸丰帝提到的“督抚”，当指湖南、湖北两省的总督和巡抚。马克思文中的“武昌、汉阳南方各省督抚”一语显然不确切。——609。
368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官方特许的垄断组织“公行”在广州进行的。公行的商人叫做“行商”。行商制度在南京条约第五款中被取消。——613。

*俄国的对华贸易

　　在对华贸易和交往方面，帕麦斯顿勋爵和路易—拿破仑采用武力来进行扩展，而俄国所处的地位却显然令人大为羡慕。真的，非常可能，从目前同中国人发生的冲突中，俄国不要花费一个钱，不用出动一兵一卒，到头来能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得到更多的好处。

　　俄国同中华帝国的关系是极为奇特的。当英国人和我们〔366〕自己——至于法国人，他们参加目前的军事行动只能算是客串，因为他们实际上没有同中国进行贸易——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联系的权利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特权。固然，据说这种特权是俄国甘愿被天朝计入中华帝国的纳贡藩属之列才换得的。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能够产生一种决不仅限于纯粹外交事务的影响。

　　因为俄国人被排除在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之外，所以他们过去和现在同有关这个问题的纠纷，都没有任何利害关系或牵连；他们也没有尝到中国人对外国人的那种反感——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而且并非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看来总是出没于中国沿海的海盗式冒险家相提并论。然而俄国人却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这成了他们被排除于海上贸易之外的一种补偿。看来，在内地陆路贸易中，他们不会有什么竞争者。这种贸易是依照1768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订立的一项条约³⁶⁹进行的，以恰克图作为主要的（如果不算是唯一的）活动中心。恰克图位于西伯利亚南部和中国的鞑靼⁽¹⁾交界处、在流入贝加尔湖的一条河上、伊尔库茨克城以南约100英里的地方。这种一年一度的集市贸易，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他们在恰克图会商并规定双方商品交换的比率，因为贸易完全是用以货易货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人方面拿来交换的货物主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主要是棉织品和毛织品。近年来，这种贸易似乎有很大的增长。10年或12年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不超过4万箱，但在1852年却达175000箱，其中大部分是上等货，即在大陆消费者中间享有盛誉的所谓商队茶，完全不同于由海上进口的次等货。中国人卖出的其他商品是少量的食糖、棉花、生丝和丝织品，不过这一切数量都很有限。俄国人则付出数量大致相等的棉织品和毛织品，再加上少量的俄国皮革、金属制品、毛皮，甚至还有鸦片。买卖货物的总价值——按照公布的账目来看，货物定价都不高——竟达1500万美元以上的巨额。1853年，因为中国内部不安定⁽²⁾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被明火执仗的起义者队伍占领，所以运到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减少到5万箱，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600万美元左右。但是在随后的两年内，这种贸易又恢复了，运往恰克图供应1855年集市的茶叶不下112000箱。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它被选中成为这一带边区的首府，荣幸地驻上了一位军事司令官和一位民政长宫。同时，恰克图和距离它约900英里的北京之间，最近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以传递公文。

　　很显然，如果同中国的海上贸易由于现在发生的军事行动而停止，欧洲所需的全部茶叶可能就只有靠这条商路供应了。实际上，有人认为，即使在海上贸易畅通的情况下，俄国在完成了它的铁路网建设以后，也会在供应欧洲市场茶叶方面成为海运国家的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些铁路将直接沟通喀琅施塔得和利包两港同俄国内地的古城——下诺夫哥罗德（在恰克图经商的商人居住的地方）之间的交通。欧洲将从这条陆路得到茶叶的供应，自然比使用我们³⁶⁶拟议中的太平洋铁路来达到这一目的可能性要大。中国的另一宗主要出口物——丝，也是一种体积小价值大因而完全可以由陆路运输的货物；同时，同中国的这种贸易也为俄国的工业品打开了在别处找不到的销路。

　　然而，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内陆贸易。它占领黑龙江沿岸的地方——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³⁷⁰它在这方面的努力，在上次战争³⁷¹期间曾受阻中断，但是，无疑它将来会恢复并大力推进这种努力。俄国占领了千岛群岛和与其毗邻的堪察加沿岸。它在这一带海面上已经拥有一支舰队，无疑它将来会利用可能出现的任何机会来谋求参与同中国的海上贸易。不过对它说来，这与扩大已经为它所垄断的陆路贸易相比，其重要性就差多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18目前后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1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脚　　注

(1) 西方通常将中国北方诸民族泛称为“鞑靼”此处显然指蒙古。——编者注
(2) 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注　　释

36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615。
369 原文中订立条约的年代写的是1787年。实际上，1787年中俄并未订立任何条约。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期间（1762—1796年），中俄曾在1768年对1728 年恰克图条约的个别条款进行修改，在1792年订立恰克图条约。这里根据史实改为1768年。——615。
370 《尼布楚条约》（1689年）签订以后，历代沙皇政府规制中国的黑龙江地区，图谋夺取通往太平洋的出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沙皇俄国成立“黑龙江问题特别委员会”加紧其侵略黑龙江的活动。1849——1855年、俄国海军上将根·涅韦利斯科伊率领武装人员侵入黑龙江下游，建立侵略据点。随后，在东西伯利亚总督尼·穆拉维约夫一阿穆尔斯基的指挥下，大批俄国侵略军闯入黑龙江地区，对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和下游两岸地区实行军事占领。——617。
371 指克里木战争。这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617。

卡·马克思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

　　几年以前，当在印度施行的可怕的刑讯制度在议会中被揭露的时候，极可尊敬的东印度公司³⁶⁵的董事之一詹姆斯·霍格爵士曾厚颜无耻地硬说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后来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有事实作根据，而且这些事实对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来说应当是十分清楚的。因此，詹姆斯爵士对于东印度公司被指控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只有或者承认是”有意不闻”，或者承认是”明知故纵”。看来，英国现任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和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现在也处于同样的窘境。首相在市长⁽¹⁾不久前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²⁾中，企图为施于中国人的残暴行为进行辩护，他说：

　　 “如果政府在这件事情上赞同采取无理的行动，毫无疑问，它走的就是一条应受议会和全国谴责的道路。但是相反，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必需的和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我国受到了严重的欺凌。我们认为，我国同胞在地球的遥远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迫害和暴虐，对此我们不能默不作声。（喝彩声）我们认为，我国根据条约应享有的权利己遭到破坏，而在当地负责保护我国在世界那个地区利益的人员，不仅有理由而且有义务尽量利用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来表示对这些暴行的义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不赞同采取那些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设身处地也会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的行动，那我们就是辜负了我国同胞对我们所寄予的信任。（喝彩声）”

　　但是，无论英国人民和全世界怎样为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解释所欺骗，勋爵大人自己肯定不会相信这些解释的真实性，要是他认为这些都是真的，那就暴露出他是有意不去了解真实情况，同“明知故纵”几乎同样是不可原谅的。自从英国人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消息传来以后，英国政府报纸和一部分美国报刊就连篇累牍地对中国人进行了大量的斥责，大肆攻击中国人违背条约的义务、侮辱英国的国旗、羞辱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如此等等。可是，除了亚罗号划艇事件³⁷²以外，它们举不出一个明确的罪名，举不出一件事实来证实这些指责。而且就连这个事件的实情也被议会中的花言巧语歪曲得面目全非，以至使那些真正想弄清这个问题真相的人深受其误。

　　亚罗号划艇是一只中国小船，船员都是中国人，但是为几个英国人所雇用。这只船曾经取得暂时悬挂英国国旗航行的执照，可是在所谓的“侮辱事件”发生以前，这张执照就已经满期了。据说，这只船曾被用来偷运私盐，船上有几名歹徒——中国的海盗和走私贩，当局早就因为他们是惯犯而在设法缉捕。当这只船不挂任何旗帜下帆停泊在广州城外时，缉私水师得知这些罪犯就在船上，便逮捕了他们。要是我们的港口警察知道附近某一只本国船或外国船上隐匿水贼和走私贩，也一定会这样做的。可是因为这次逮捕妨碍了货主的商务，船长就向英国领事⁽³⁾控告。这位领事是个就职不久的年轻人，据我们了解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他亲自跑到船上，同只是履行自己职责的缉私水师大吵大闹，结果一无所得。随后他急忙返回领事馆，用命令式的口吻向两广总督提出书面要求：放回被捕者并道歉，同时致书香港的约翰·包令爵士和海军将军西马糜各厘，说什么他和英国国旗遭到了不可容忍的侮辱，并且相当明显地暗示说，期待已久的向广州来一次示威的良机到来了。

　　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丝毫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而且送回了水手，因为尽管这些人是依法逮捕的，但他不愿为拘留他们而招致这样严重的误会。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使巴夏礼领事先生感到满意，他坚持要求正式道歉和以隆重礼节送回被捕者，否则叶总督必须承担一切后果。接着西马糜各厘将军率领英国舰队抵达，旋即开始了另一轮公函往来：海军将军态度蛮横，大肆恫吓，中国总督则心平气和、冷静沉着、彬彬有礼。西马糜各厘将军要求在广州城内当面会商。叶总督说，这违反先例，而且乔治·文翰爵士曾答应不提这种要求。如果有必要，他愿意按照常例在城外会晤，或者采取其他不违反中国习惯与相沿已久的礼节的方式来满足将军的愿望。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这位英国强权在东方的好战的代表称心如意。

　　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就是根据上面简单叙述的理由而进行的——现在向英国人民提出的官方报告完全证实了这种叙述。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有人企图转移对主要问题的追究，给公众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在亚罗号划艇事件以前就有大量的伤害行为足以构成开战的理由。可是这些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

　　英国报纸对于旅居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庇护下每天所干的破坏条约的可恶行为真是讳莫如深！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的事情，我们一点也昕不到。外国人经常贿赂下级官吏而使中国政府失去在商品进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们一点也昕不到。对那些被卖到秘鲁沿岸去当不如牛马的奴隶、被卖到古巴去当契约奴隶的受骗契约华工横施暴行“以至杀害”的情形³⁷³，我们一点也听不到。外国人常常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的情形以及这些外国人带到各通商口岸去的伤风败俗的弊病，我们一点也听不到。我们所以昕不到这一切以及更多得多的情况，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人很少关心这个国家的社会和道德状况；其次是因为按照精明和谨慎的原则不宜讨论那些不能带来钱财的问题。因此，坐在家里而眼光不超出自己买茶叶的杂货店的英国人，完全可以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

　　与此同时，在中国，压抑着的、鸦片战争时燃起的仇英火种，爆发成了任何和平和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³⁷⁴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3月22日前后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7年4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4984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脚　　注

(1) 托·奎·芬尼斯。——编者注
(2) 亨·帕麦斯顿《1857年3月20日在市长官邸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1日《泰晤士报》第22634号。——编者注
(3) 斯·巴夏礼。——编者注

注　　释

365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由于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该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开始实施。——618。
372 1856年10月8日，中国水师在走私船亚罗号划艇上拘捕了12名水手。该船船主和水手均为中国人，只雇用了1名英国人做船长，该船的香港执照已过期失效。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只，并指控中国水师扯下了该船事实上并未悬挂的英国国旗。香港总督兼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包令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命令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西马糜各厘于23日率部进犯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即自此始。文中所说的划艇实际上是一种船身为欧式，帆具为中式的近海帆船。这种船只最早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所造。——619。
373 从19世纪中叶起，外国侵略者曾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拐骗一批又一批劳动者，强迫他们接受定期的卖身契约，然后运往古巴、秘鲁和英属西印度等地，从事牛马般的强迫劳动。这实际上是——种变相的奴隶贸易；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全部参与了这一拐卖华工的罪恶勾当。1845—1875年间，被卖往海外的“契约华工”总数不下50万人。——621。
374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在此处加了这样一段话：“为了同中国保持基督教的和贸易的联系，最好是我们避免参与这一冲突，使中国人不致觉得所注释有西方国家都暗中串通起来侵害他们。”——621。

弗·恩格斯
波斯和中国

　　英国人在亚洲刚结束了一场战争³⁷⁵，现在又开始进行另一场战争³⁷⁶了。波斯人对英国侵略的抵抗和中国人迄今对英国侵略所进行的抵抗，形成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对照。在波斯，欧洲式的军事组织被移植到亚洲式的野蛮制度上；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则用自己的手段与欧洲人进行斗争。波斯被打得一败涂地，而绝望的、陷于半瓦解状态的中国，却找到了一种抵抗办法，这种办法实行起来，就不会再有第一次英国对华战争⁽¹⁾那种节节胜利的形势出现了。

　　波斯的状况与1828—1829年俄土战争³⁷⁷时土耳其的状况相同。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军官曾先后尝试过组织波斯的军队。各种办法相继采用，但是每一种办法都行不通，因为那些本来应在这些办法的实施下成为欧洲式军官和士兵的东方人忌妒、阴险、愚昧、贪婪而又腐败。新式的正规军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考验一下自己的组织性和战斗力。它的全部战绩只限于对库尔德人、土库曼人和阿富汗人的几次征讨，而在这几次征讨中，它只是作为波斯数量众多的非正规骑兵的某种核心或预备队。实际作战的主要是非正规骑兵，而正规军通常只是利用它那表面威武的阵势来吓唬敌人而已。最后，同英国的战争终于爆发了。

　　英军进攻布什尔，遇到了虽然无效但却勇敢的抵抗。但是在布”什尔作战的并不是正规军，而是从住在海滨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征召兵员编成的非正规部队。正规军当时还正在大约60英里以外的山区集结。最后，他们向前挺进了。英印军队与他们在中途相遇，虽然波斯人很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大炮，并按照最佳原则排列了方阵，但是仅仅一个印度骑兵团的一次冲杀，就把整个波斯军队，无论警卫部队还是基干部队，完全扫出了战场。要想知道这些印度正规骑兵自己作战的本领如何，只要看看诺兰上尉写的一本关于骑兵的书⁽²⁾就够了。英印军官认为他们无用已极，远不如英印非正规骑兵。诺兰上尉找不出一个能说明他们表现良好的战例。可是600名这样的骑兵竟能打跑1万名波斯军队！波斯正规军如此心寒胆裂，以致从那以后，除炮兵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进行过一次抵抗。在穆罕默腊，他们远远地避开危险，让炮兵单独防守炮台，炮台一被打哑，他们就立即撤退；当英军为了进行侦察，派300名步兵和50名非正规骑兵登陆时，波斯全军即行退却，把辎重、军需品和枪炮都留给了侵略者——你不能把这些英国人叫做胜利者。

　　但是不应根据这一切来指责波斯人是懦夫的民族，也不应由此认为不能教东方人学欧洲式战术。1806—1812年俄土战争³⁷⁸和1828—1829年俄土战争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事例。抵抗俄军最有力的都是非正规部队，这些非正规部队的兵员既有从设防城市征召来的，也有从山区省份征召来的。正规军只要一上战场，就立刻被俄军击溃，并且常常刚一听到枪炮声就逃跑；而一个由阿尔瑙特人⁽³⁾编成的非正规连，竟在瓦尔纳的一个深谷中成功地抵抗俄军的围攻达几星期之久。但是在最近的那场战争中，从奥尔泰尼察和切塔泰到卡尔斯和因古里河，土耳其的正规军每次交战都击败了俄军。³⁷⁹

　　事实是：把新的军队按欧洲方式来加以编组、装备和操练，还远不能算是完成了把欧洲的军事组织引用于野蛮民族的工作。这只是第一步。采用某种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也是不够的，欧洲式的军事条令不能保证培养出欧洲式的纪律，就如同一套欧洲式的操典本身不能产生欧洲式的战术和战略一样。主要的问题，同时也是主要的困难就在于：需要造就一批按照欧洲的现代方式培养出来的、在军事上完全摆脱了旧的民族偏见和习惯的、能使新部队振作精神的军官和士官。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一定还会遇到东方人的愚昧、急躁、偏见以及东方宫廷所固有的宠辱无常等因素的最顽强的抗拒。只要士兵在检阅时可以列队行进，在转换方向、展开队形和排成纵队时不致乱成一团，那么苏丹或沙赫就会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军队已经无所不能了。至于军事学校，由于它们收效很慢，所以在东方政府不稳定的情况下，很难期望收到任何效果。甚至在土耳其，受过训练的军官也很少，土耳其军队如果不是有大量的叛教者⁽⁴⁾和欧洲军官，它在最近那次战争中就根本打不了仗。

　　到处都成为例外的唯一兵种是炮兵。东方人在这方面太无知无能了，他们只好把炮兵的管理完全交给欧洲教官。结果，在波斯也像在土耳其一样，炮兵比步兵和骑兵强得多。

　　英印军队是所有按照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东方军队中最老的一支，也是唯一不隶属于东方政府而隶属于纯粹欧洲式政府，并且差不多完全由欧洲军官指挥的军队。很自然，在上述那种情况下，这样一支军队，又有大量英国后备部队和强大海军做后盾，是不难把波斯的正规军击溃的。挫折越严重，对于波斯人越有好处。正如土耳其人已经懂得的那样，波斯人现在也会懂得：欧洲式的服装和阅兵操练本身还不是一种护符；再过20年以后，波斯人可能就会像个样子了，就像土耳其人在最近的各次胜利中所表现的那样。

　　据说，攻克布什尔和穆罕默腊的军队将立即调往中国。在中国，他们将遇到不同的敌人。抗击他们的将不是依照欧洲方式部署的部队，而是大群亚洲人摆成的不规则的战阵。毫无疑问，他们将不难对付这种队伍。可是，如果中国人发起全民战争来抵抗他们，如果野蛮人毫无顾虑地运用他们善于运用的唯一武器，英国人又怎么办呢？

　　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与1840—1842年战争⁽⁵⁾时的情绪已显然不同。那时人民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失败之后，则抱着东方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于敌人的暴力。但是现在，至少在迄今斗争所及的南方各省，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他们经过极其冷静的预谋，在供应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面包里大量地投放了毒药。（有几只面包送交李比希化验。他发现面包的各个部分都含有大量的砒霜，这表明在和面时就已掺入砒霜。但是药量过大，结果一定是变成了呕吐剂，因而抵消了毒效。）他们暗带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杀死船员和欧洲乘客，夺取船只。他们绑架和杀死所能遇到的每一个外国人。连移民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一艘移民船上起来暴动，夺取船只，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投降。甚至国外的华侨——他们向来是最听命和最驯顺的臣民——也进行密谋，突然在夜间起事，如在沙捞越就发生过这种情形；又如在新加坡，当局只是靠武力和戒备才压制住他们。是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造成了这一所有中国人普遍奋起反抗所有外国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现为一场灭绝战。

　　军队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民族有什么办法呢？军队应当在什么地方进入敌国，深入到什么地方和怎样在那里坚守下去呢？这些把炽热的炮弹射向毫无防御的城市、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³⁸⁰，尽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卑劣的、野蛮的、凶残的方法；但是只要这种方法有效，那么对中国人来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英国人把他们当做野蛮人对待，那么英国人就不能反对他们充分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长处。如果他们的绑架、偷袭和夜间杀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卑劣行为，那么这些文明贩子们就不应当忘记；他们自己也承认过，中国人采取他们通常的作战方法，是不能抵御欧洲式的破坏手段的。

　　简言之，我们不要像道貌岸然的英国报刊那样从道德方面指责中国人的可怕暴行，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⁶⁾，这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的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这一次，英国人陷入了窘境。直到现在，中国的民族狂热似乎还只限于南方未参加大起义⁽⁷⁾的几个省份。战争是否将以这几个省为限呢？这样，它就不会得到任何结果，因为中国的一切要害地方都不会受到威胁。而如果这种狂热延及内地的人民，那么这场战争对于英国人将是非常危险的。广州城可以被整个毁掉，沿海能攻占的一切据点都可以被攻占，可是英国人所能调集的全部兵力都不足以攻取并守住广东和广西两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再干些什么呢？广州以北到上海、南京一带的地区都掌握在中国起义者手里，触犯他们，那将是下策，而南京以北唯一可能在袭击后收到决定性效果的地点是北京。这样指导在海岸上建立有防御工事和守备部队的作战基地，进军途中要克服一个一个的障碍，要留下分遣队以保证同海岸的交通，而且要以大军压境之势抵达这座与伦敦一样大、离登陆地点100英里远的城池之下。可是所需的军队在哪里呢？另一方面，对京城的示威行动如果成功，就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华帝国本身的存在，就会加速清王朝的倾覆，就会给俄国而不是给英国铺平前进的道路。新的英中战争形势极为复杂，使人根本无法预料它将如何发展。在几个月内兵力不足以及在更长时间内缺乏决心，将使英军不会有什么行动，只有在某个不重要的地方或许出现例外，在目前情况下广州也可以算是这样的地方。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国内战争已经把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开，看来起义者之王⁽⁸⁾在南京不会受到帝国军队的危害（当然不能说不会受到他自己手下人阴谋之害³⁸¹），.正如天朝皇帝⁽⁹⁾在北京不会受到起义者的危害一样。广州迄今是在独自进行着一种反对英国人、也是根本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战争，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集结之际，西伯利亚边界线上的哥萨克缓慢地但是不停地把他们的驻屯地由达斡尔山向黑龙江沿岸推移，俄国海军陆战队则构筑工事把满洲的良好港湾包围起来。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弗·恩格斯写于1857年5月20日前后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7年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032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5卷翻译

脚　　注

(1) 即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
(2) 刘·爱·诺兰《骑兵的历史与战术》。——编者注
(3)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4) 指原信基督教后改信伊斯兰教的人。——编者注
(5) 第一次鸦片战争。——编者注
(6)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3章第40页。——编者注
(7) 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8) 洪秀全。——编者注
(9) 咸丰帝。——编者注

注　　释

375 指1856——1857年英国对破斯进行的战争。19世纪中叶、英国企图征服波斯和阿富汗，以便在中东和亚洲实行进一步的侵略扩张。1856年10月，波斯占领了波阿两国有争议的领土赫拉特。英国以此为借口于11月对波斯宣战，先后占领了恰拉克岛、布什尔港、穆罕默腊市和阿瓦土市。由于俄国在外交上支持波斯，印度爆发了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英国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以及向中国调兵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英国不得不在1857年3月4日同波斯签订和约，英军撤出波斯，波斯撤出赫拉特，并放弃对赫拉特的一切要求。——622。
376 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参看注372。——622。
377 1828——1829年俄土战争是尼古拉一世借口支持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民族运动而挑起的。1828年4—10月是战争的第一阶段、1829年5—8月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土耳其军队起初对集中在多瑙河地区（锡利斯特里亚、舒姆拉、瓦尔纳等要塞附近）的俄国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1828年10月11日，瓦尔纳被俄军攻占。1829年5月30日，土军在库列夫恰（保加利亚）会战中被击溃。1829年夏，俄国军队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并于6月11日击败了土耳其军队。1829年9月14日，土耳其接受了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阿德里安堡条约。——622。
378 1806——1812年俄土战争是拿破仑第一施展外交阴谋致使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矛盾加剧而引起的。除1807—1809年战事中断外、几年间交战双方各有胜败。1811年，战局发生了对俄国有利的变化，1812年3月28日，俄土两国签订了布加勒斯特条约。——623。
379 指克里木战争（见注371）中的几次会战。
　　1853年11月4日，土耳其军队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俄军在多瑙河左岸的奥尔泰尼察阵地。
　　1854年1月6日，在切塔泰村进行了一场血战，俄军以重大伤亡为代价才把土耳其军队赶至卡拉法特。
　　1855年9月29日，俄军对被围困的土耳其要塞卡尔斯进行突袭，因兵力准备不足，且对方事先已有准备，突袭失败。
　　1855年11月6日，俄军在因古里河一战中，被占优势的土耳其军队赶出了明格列利亚。——624。
380 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见注372）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开炮轰击广州城。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烧毁殆尽，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626。
381 指1856年秋太平天国领导人之间的内讧。这次内讧是起义军领袖之间个人利益和团体利益压倒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结果。内讧中有二个起义军领袖以及成千上万的起义军士兵被杀害。这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627。

卡·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一

　　联军全权代表强迫中国订立新条约⁽¹⁾的消息，看来引起了以为贸易将有大规模扩展的狂想，同第一次对华战争结束后1845年时商人们头脑中产生的狂想完全一样。即使彼得堡的电讯所传属实，是否能完全肯定，通商口岸一增多，对华贸易就必然会扩大呢？是否能够指望1857—1858年的战争会比1841—1842年的战争导致更好的结果呢？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1843年的条约并没有使美国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倒是起了加速和加深1847年商业危机的作用。现时的这个条约也是一样，它使人们梦想得到一个无穷尽的市场，使人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希望，可能就在世界市场刚刚从不久以前的普遍恐慌中逐渐复原的时候，又促进新危机的形成。除了这个消极后果以外，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我们不想详述这种贸易的道德方面，关于这种贸易，连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都这样写道：

　　“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段灭他们的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存在以后，还杀害他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有新的牺牲者被献于永不知饱的摩洛赫⁽²⁾之前，英国杀人者和中国自杀者竞相向摩洛赫的祭坛上供奉牺牲品。”⁽³⁾

　　中国人不能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在目前条件下，扩大对华贸易也就是扩大鸦片贸易；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这些论点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得到相当普遍的承认。1847年为调查英中贸易状况而委派的一个下院委员会曾提出报告说：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同这个国家的贸易处于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扩大我们交往的结果竟一点也没有实现我们的合理期望，而这种期望本来是在能够更自由地进入这样—个了不起的大市场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　我们发现，贸易受到阻碍并不是因为中国不需要英国商品或别国竞争加强……　花钱买鸦片……消耗了自银从而大大妨碍了中国人的一般贸易；实际上就必须用茶叶和丝来偿付其他商品。”

　　1849年7月28日的《中华之友》在概括同一种观点时，十分肯定地说：

　　 “鸦片贸易在不断地增长。英国和美国对于茶叶和丝的需求增大，只会使鸦片贸易继续增长；制造商的情况是毫无希望的。”

　　一位在中国的美国大商人，在1850年1月份汉特的《商人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里，把对华贸易的全部问题归结为如下一点：

　　“停止哪一种贸易——鸦片贸易还是美英产品的出口贸易？”

　　中国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正是这样。蒙哥马利·马丁说：

　　 “我曾问过上海道台，促进我们对华贸易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当着女王陛下的领事巴富尔上尉的面立刻回答我说：‘别再向我们运送那么多鸦片，我们就能够买你们的产品。’”

　　最近八年来全部贸易的历史给这个论点提供了新的、十分明显的说明；但是在分析鸦片贸易对合法贸易的有害影响以前，我们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这种触目惊心的贸易的产生和发展。这种贸易，无论就可以说是构成其轴心的那些悲惨冲突而言，还是就其对东西方之间一切关系所发生的影响而言，在人类历史记录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在1767年以前，由印度输出的鸦片数量不超过200箱，每箱重约133磅。中国法律许可鸦片作为药品输入，每箱鸦片抽税3美元左右；当时从土耳其贩运鸦片的葡萄牙人几乎是唯一给天朝帝国输入鸦片的商人。

　　1773年，堪与埃芒蒂耶之流、帕尔默之流以及其他世界闻名的毒品贩子并驾齐驱的沃森上校和惠勒副董事长，建议东印度公司³⁶⁵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于是在澳门西南的一个海湾里下碇的船只上，建立起了鸦片堆钱。但是这种投机买卖最后失败了。1781年，孟加拉省政府派了一艘满载鸦片的武装商船驶往中国；1794年，东印度公司就派了一艘运载鸦片的大船停在黄埔——广州港的停泊处。看来，黄埔做堆钱比澳门更便利，因为黄埔被选定做堆找以后才过两年，中国政府就觉得有必要颁布法令，用杖责和枷号示众来震慑中国的鸦片走私者了。大约在1798年，东印度公司不再是鸦片的直接出口商，而成了鸦片的生产者。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同时东印度公司伪善地禁止自己的船只经营这种毒品的买卖，而该公司发给同中国做买卖的私人船只的执照中却附有条件，规定这些船只如载运非东印度公司生产的鸦片要受处罚。

　　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2000箱。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而从19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非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中国皇帝⁽⁴⁾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二

　　正因为英国政府在印度实行了鸦片垄断，中国才采取了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结果都毫不起作用。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歪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东印度公司一手扶植的、北京中央政府抵制无效的鸦片贸易规模日益增大，到1816年，鸦片年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就在这一年印度的贸易开放了，只有茶叶贸易一项例外，仍由东印度公司继续垄断。印度贸易的开放又大大推动了英国鸦片走私商的活动。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向外国商人提出严重警告，同时惩办了被认为是与外国商人同谋共犯的行商³⁶⁸，大力查办了本国的鸦片吸食者，并且在自己的海关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最终的结果，一如1794年所做的同样努力，只是把鸦片堆钱由一个不牢靠的地点驱赶到一个更便于经营的基地。鸦片堆栈从澳门和黄埔转到了珠江口附近的伶仃岛；在那里，全副武装、人员众多的船只上建起了固定的鸦片堆栈。同样地，当中国政府暂时制止住了广州旧有窑口⁽⁵⁾的营业时，鸦片贸易只是转了一道手，转到比较小的商人手里，他们不惜冒一切危险采用任何手段来进行这种贸易。在由此产生的更有利的条件下，鸦片贸易在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当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

　　1834年，也像1800年、1816年、1824年一样，在鸦片贸易史上标志着一个时代。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失去了经营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商务机构改组为纯粹的政府机构，对华贸易就向英国私人企业敞开了大门，这些企业干得非常起劲，尽管天朝政府拼命抵制，在1837年还是把价值2500万美元的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进了中国。这里有两件事实要注意：第一，从1816年起，在对华出口贸易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鸦片走私贸易总是占着大得极不相称的比例。第二，就在英印政府在鸦片贸易上明显的商业利益逐渐消失的同时，它在这种非法贸易上的财政利益却越来越重要了。1837年，中国政府终于到了非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不可的地步。因输入鸦片而造成的白银不断外流，开始扰乱天朝帝国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中国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许乃济，曾提议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而从中取利：但是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审议，中国政府决定：“此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³⁸²早在1830年，如果征收25%的关税，就会带来385万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会双倍于此。可是，天朝的野蛮人当时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1853年，当今的咸丰帝虽然处境更加困难，并且明知为制止日益增多的鸦片输入而作的一切努力不会有任何结果，但仍然恪守自己先人的坚定政策。顺便要指出的是：这位皇帝把吸食鸦片当做邪教一样来取缔，从而使鸦片贸易得到了宗教宣传的一切好处。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的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最高潮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销毁走私的鸦片——提供了第.一次英中战争的借口，这次战争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发生了起义⁽⁶⁾，帝国国库完全空虚；俄国顺利地由北方进犯，鸦片贸易在南方达到巨大的规模。尽管英国在结束这场为保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战争时所签订的条约禁止鸦片贸易⁽⁷⁾，可是从1843年以来，鸦片贸易实际上却完全不受法律制裁。185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值约3500万美元，同年英印政府靠鸦片垄断获取了2500万美元的收入，正好是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借口的那些事件，是不久以前才发生的，无需赘述。

　　这个题目讲到最后，不能不特别指出摆出一副基督教伪善面孔、标榜文明的英国政府本身的一个明显的矛盾。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违禁的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②〕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的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莱特³⁸³种植罄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印度莱特也去种植辑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种植婴粟，把嚣粟交到指定地点，按照中国吸食者的口味提炼和调制鸦片，把鸦片打成便于偷运的货包，最后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到走私商人手里，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政府在每箱鸦片上所花的费用约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拍卖场上的卖价是每箱121非—1600卢比。可是，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这种实际上的共谋行为，它直到现在还公然同那些干着毒害一个帝国的冒险营生的商人和船主们合伙经营，赔赚与共。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婴粟，英印政府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英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8月31日—9月3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9月20日和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33号和543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
(2) 古腓尼基人所奉祀的火神，以人做祭品。——编者注
(3) 蒙·马丁《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年伦敦版第2卷。——编者注
(4) 嘉庆帝——编者注
(5) 私卖鸦片烟的店铺。——编者注
(6) 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7) 1842年订立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无禁止鸦片贸易的条款。——编者注

注　　释

365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由于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该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开始实施。——631。
368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由官方特许的垄断组织“公行”在广州进行的。公行的商人叫做“行商”。行商制度在南京条约第五款中被取消。——633。
382 1838年10月28日道光帝所下的上谕中有“鸦片烟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等语。马克思所引可能源出于此。——634。
383 莱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度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徊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并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度，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佣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种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致使农民欠税日增，其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635。

卡·马克思
*英中条约

　　1842年8月29日亨利·瑛鼎查爵士签订的、并且像新近与中国订立的条约⁽¹⁾一样也是在炮口下强加给对方的对华条约⁽²⁾，从商务观点来看，其结果是不成功的。这是一个连那家著名的英国自由贸易派机关刊物伦敦《经济学家》也正在重温的事实。这家杂志曾是不久前入侵中国一事的最忠实的辩护者之一，现在它觉得自己应该“抑制”一下在其他各界所造成的乐观期望了。《经济学家》杂志把1842年的条约对英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看做是“我们借以防止错误行动后果的一个前车之鉴”。这当然是正确的忠告。但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解释首次企图用武力为西方产品扩大中国市场遭到失败而举出的理由，却远不能作为定论。

　　他举出的造成这次大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瑛鼎查签订条约以后的最初三年中，中国市场被盲目过量涌进的商品所充斥，英国商人不注意中国人需求什么。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在1836年是1326388英镑，在1842年下降到969000英镑。此后四年中又连续迅速增长，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

　　1842年………………………………………………969 000英镑
　　1843年…………………………………………… 1 456 000英镑
　　1844年……………………………………………2 305 000英镑
　　1845年……………………………………………2 395 000英镑

　　可是，到1846年，不仅出口额降低到1836年的水平以下，而且伦敦从事对华贸易的商行在1847年危机时期所遭到的灾难还证明：官方报告统计表中所列的1843—1846年出口的计算价值同真正实现的价值完全不符。如果说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出口商在向中国消费者出售商品的数量方面犯了错误，那么他们在商品的品种方面也同样犯了错误。为了证明后一个论断，《经济学家》杂志援引了前伦敦《泰晤士报》驻上海和广州通讯员温·库克先生的一段话：

　　“1843年、1844年和1845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刚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人兴奋若狂。设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表示它准备给全中国供应此类餐具……这些商品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一家著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钢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叉和钢琴的遭遇，毛织品和棉织品也遇到了，不过形式没有那么显著……曼彻斯特在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归于失败。从此以后，它就冷漠消沉，听天由命了。”

　　最后，《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贸易的缩减、稳定和增长取决于对消费者需求的考察，还从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1856年的材料：

| 1845年 | 1846年 | 1856年
精梳毛织物（匹）……… | 13569 | 8415 | 7428
驼毛呢…………………… | 13374 | 8034 | 4470
粗哔叽…………………… | 91530 | 75784 | 36642
粗梳毛织物……………… | 62731 | 56996 | 38553
印花棉布………………… | 100615 | 81150 | 281784
素色棉布………………… | 2998126 | 1859740 | 2817624
棉纱（磅）……………… | 2640090 | 5324050 | 5579600

　　但是，所有这一切论据和例证，除了说明1843—1845年贸易过热所引起的反应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贸易骤增之后又出现剧烈的缩减，一个新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为过剩的英国商品所窒息，人们把商品投入这个市场而没有很好地估计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这些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经常有的现象。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那时英国的出口同大陆的购买能力很不相称，以致”由战争转向和平”倒比大陆封锁²²⁸更具有灾难性。坎宁对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承认，也促进了1825年商业危机的发生。为适应莫斯科的气候而制造的商品，当时被运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再说，今天甚至连澳大利亚，尽管它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也没有摆脱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市场上的商品既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也超过了它的消费能力。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是：自从1842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变。中国方面的这种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可以说同俄国和英国之间贸易差额的状况相似事不过后一种情况，一切都可以用俄国的保护关税政策来解释，可是中国的进口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1842年以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值约为700万英镑，1856年约达到950万英镑。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在1842年以前从未超过5000万磅，而在1856年就增加到约9000万磅。另一方面，英国进口的中国丝，只是从1852年起才占有重要地位。其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出：

| 1852年 | 1853年 | 1854年 | 1855年 | 1856年
丝的进口额（磅） | 2418343 | 2838047 | 4576706 | 4436862 | 3723693
价值（英镑） | — | — | 3318112 | 3013396 | 3676116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看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的变动：

　　1834年…… 842852英镑　　　1836年……1326388英镑
　　1835年……1074708英镑　　　1838年……1204356英镑

　　关于1842年市场开放和英国取得香港以后的时期，我们有下列材料：

　　1845年……2359000英铸　　　1853年……1749597英镑
　　1846年……1200000英镑　　　1854年……1000716英镑
　　1848年……1445950英镑　　　1855年……1122241英镑
　　1852年……2508599英镑　　　1856年……2000000英镑以上

　　《经济学家》企图以外国的竞争来解释为什么英国工业品对中国市场的输人会停滞和相对减少，并且再一次援引库克先生的话来加以论证。据这位权威人士看来，在中国市场上许多贸易门类中英国人都被公平的竞争所击败。他说，美国人在粗斜纹布和被单布方面压倒了英国人。1856年输入上海的美国粗斜纹布是221716匹，而英国是8745匹，美国被单布是14420匹，而英国是1240匹。另外，在毛织品贸易方面，据说德国和俄国对他们的英国竞争者排挤得很厉害。我们不需要其他的证明，单凭这一例证就可以确信：库克先生和《经济学家》对中国市场的估计都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只限于英中贸易的那些特点，其实也恰恰是美国和天朝帝国之间的贸易的特点。1837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86万英镑。在1842年条约订立以来的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200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我们³⁶⁶付出的是90万英镑的美国商品。1855年上海的进口，不包括硬币和鸦片，总额达1602849英镑，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是1122241英镑，美国所占份额是272708英镑，其他国家所占份额是207900英镑，而上海的出口总额达12603540英镑，其中对英国出口是6405040英镑，对美国出口是5396406英镑，对其他国家出口是102088英镑。把美国对上海的272708英镑出口额同美国从上海进口的500多万英镑的数额对比一下吧。如果连美国的竞争也使英国的贸易蒙受到了明显的损害，那么可见，中国市场为全部外国贸易提供的活动场所是多么有限。

　　中国的进口市场自1842年开放以来，其意义之所以不大的最后一个原因据说就是中国革命⁽³⁾；可是，尽管发生了这次革命，1851—1852年对中国的出口，还是随着全面的贸易增长而相对地增长了，而且鸦片贸易在整个革命时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迅速达到了巨大的规模。然而无论如何，应该承认的是：由于最近这次海盗式的战争和统治王朝遭到的许多新屈辱，外国进口所遇到的产生于帝国内部动乱状态的一切障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虽然如此，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还可以逐渐地再多吸收一些英美商品，数额可达800万英镑——粗略算来这也就是中国对英美贸易总顺差的数目。这个结论是从分析下面这个简单事实而自然得出的：尽管有着贸易顺差，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 700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的混乱。

　　然而，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只是他忘记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³⁸⁴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9月10日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0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46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
(2) 1842年南京条约。——编者注
(3) 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

注　　释

228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教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和奥地利。根据1807年的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639。
366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的身份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我国”常指美国“我们”常指美国人。——640。
384 古代北非奴隶制国家迦太基的居民除从事农业外还经营海外贸易，而罗马帝国则通过征服别国来掠夺和积累财富。这里所说的“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是指贸易的和征服的方法。——642。

卡·马克思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

　　英国政府终于公布的关于英中条约⁽¹⁾的正式摘要，同由其他各种渠道已经传开的消息比较，大体上所增无几。第一款和最后一款实际上包括了条约中纯粹有关英国利益的各点。根据第一款，南京条约缔结以后所规定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²⁾。这一补充条约曾规定：驻香港和驻五个为英国贸易开放的中国口岸的英国领事，如遇装载鸦片的英国船只驶入其领事裁判权所辖地区，应与中国当局协同处理。⁽³⁾这样，英国商人在形式上被禁止输入这种违禁的毒品，而且英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天朝帝国的一个海关官吏角色。第二次鸦片战争以解除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在表面上加于鸦片贸易的束缚而告终，看来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果，是那些特别热烈鼓掌欢迎帕麦斯顿施放的广州焰火³⁸⁰的英国商界殷切期望得到的成就。可是，如果我们以为英国正式放弃它对鸦片贸易的假惺惺的即可，不会导致与预期完全相反的结果，那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政府请英国政府协同取缔鸦片贸易，也就是承认了自己依靠本身的力量不能做到这一点。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是为了借助外国人的帮助来取缔鸦片贸易而作的最大的、也可以说是绝望的努力。既然这种企图遭到了失败——而且现在是公开宣布失败，既然鸦片贸易就英国来说现在已经合法化了，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政府无论从政治上或财政上着想，都将会试行一种办法，即从法律上准许在中国种植婴粟并对进口的外国鸦片征税³⁸⁵。不论当前的中国政府意向如何，天津条约给它造成的处境本身就给它指出了这条路。

　　这种改变一经实行，印度的鸦片垄断连同印度的国库一定会一起受到致命的打击，而英国的鸦片贸易会缩小到寻常贸易的规模，并且很快就会成为亏本生意。到目前为止，鸦片贸易一直是约翰牛用铅心骰子进行的一场赌博。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明显的结果，看来就是它本身的目的落了空。

　　对俄国宣布了“正义战争”的慷慨的英国，在订立和约时没有要求任何军事赔款。另一方面，英国虽然一直声称同中国处于和平状态，却因此而不能不迫使中国偿付连英国现任大臣们都认为是由英国自己的海盗行为所造成的耗费。不管怎么样，天朝人将偿付1500万或2000万英镑的消息一传来，对于最清高的英国人的良心起了安定作用。《经济学家》杂志以及一般撰写金融论文的作者们，都兴致勃勃地计算着中国的纹银对贸易差额和英格兰银行贵金属储备的状况将发生多么有利的作用。但是遗憾得很！帕麦斯顿派的报刊煞费苦心地制造和宣扬的那些最初印象太脆弱了，经不起真实消息的冲击。

　　有一专条规定“以200万两白银”偿付“因广州中国当局处理不当而使英国臣民所遭受的损失，另以200万两偿付”军费。³⁸⁶

　　这两笔款项总共才1334000英镑，而在1842年，中国皇帝⁽⁴⁾偿付的是420万英镑，其中120万英镑赔偿被没收的走私鸦片 300万英镑赔偿军费。由420万英镑外加香港，减少到只有1 334000 英镑，这毕竟不像是一桩漂亮的买卖 3可是，最糟糕的我们还没有讲呢。中国皇帝⁽⁵⁾说，既然你们不是同中国作战，而只是同广州进行”地方性战争”，那就请你们自己设法去从广东省挤出那笔由你们亲善的军舰逼迫我批给你们的损失费吧。同时，你们那位赫赫有名的斯特劳本齐将军不妨把广州作为物质保证，并继续使英国武器成为连中国兵勇都会耻笑的笑柄。乐观的约翰牛因1334000英镑的小战利品所附带的这些条件而产生的苦恼，已经表现为可以听到的呻吟。伦敦有一家报纸写道：

　　“不仅不能调回我们的53艘军舰并看到它们载着几百万两中国纹银凯旋归来，我们可以指望的好运气反倒是必须派遣5000名士兵去重新占领和守住广州，并帮助海军去进行我们的代理领事⁽⁶⁾所宣布的地方性战争。可是这场地方性战争，除了把我们的贸易从广州赶到中国其他口岸以外，会不会造成其他结果……　继续进行战争〈地方性战争〉会不会使一大部分茶叶贸易落到俄国手里？欧洲大陆和英国本身会不会变得必须依靠俄国和美国供给茶叶？”

　　约翰牛担心“地方性战争”会影响茶叶贸易，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从麦格雷戈的《商业税则》⁽⁷⁾中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对华战争的最后一年内，俄国经由恰克图得到12万箱茶叶。在英国同中国媾和后的一年内，俄国对茶叶的需求减少了75%，总共只有3万箱。不管的条约怎样，英国人为占据广东而将继续耗费的钱财，一定会大大增加收支的逆差，以致这第二次对华战争将是所得难偿所失。埃默森先生说得对，在英国人看来这真是莫此为甚的大错。

　　在第五十一款上载有英国侵略所取得的另一个大胜利。按照这一条款，“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⁸⁾。约翰牛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蛮夷”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的眼里，约翰牛该是多么恭顺啊！

　　条约中的商务条款，并未向英国提供它的竞争者享受不到的任何利益，而且这些条款在目前条件下只是空洞的诺言，其中大部分价值还不如书写条约用的羊皮纸。第十款规定：

　　“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唯现在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①

　　按照这一条款，英国人实际上是被禁止进入全帝国的通商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正如《晨星报》所正确指出的，是“英国人能将自己的工业品销往内地的唯一通路”。如果他们肯当乖孩子，帮助帝国政府将起义者⁽⁹⁾逐出其目前所占领的区域，那时他们才或许可以在长江航行，但也只限于特定的口岸。至于新开放的海港，最初听说是开放“一切”口岸，现在已缩减为除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五个口岸外，再开放五个口岸³⁸⁷了，而且如一家伦敦报纸所说，这些口岸“一般都是偏僻的或者位于海岛上”。此外，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错觉，时至今日已该破除了。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有几个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到广州进行贸易。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引自1856—1857年关于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³⁸⁸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运到厦门和福州的进口商品。

年份 | 由英国进口的贸易额（美元） | 对英国出口的贸易额（美元）
广州 | 上海 | 广州 | 上海
1844 | 15500000 | 2500000 | 17900000 | 2300000
1845 | 10700000 | 5100000 | 27700000 | 6000000
1846 | 9900000 | 3800000 | 15300000 | 6400000
1847 | 9600000 | 4300000 | 15700000 | 6700000
1848 | 6500000 | 2500000 | 8600000 | 5000000
1849 | 7900000 | 4400000 | 11400000 | 6500000
1850 | 6800000 | 3900000 | 9900000 | 8000000
1851 | 10000000 | 4500000 | 13200000 | 11500000
1852 | 9900000 | 4600000 | 6500000 | 11400000
1853 | 4000000 | 3900000 | 6500000 | 13300000
1854 | 3300000 | 1100100 | 6000000 | 11700000
1855 | 3600000 | 3400000 | 2900000 | 19900000
1856 | 9100000 | 6100000 | 8200000 | 25800000

　　“条约中的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帕麦斯顿最卑鄙的走卒《每日电讯》所得出的结论。但是这家报纸却欣赏“条约中最妙的一点”，即“将有一位英国公使常驻北京，同时也将有一位满清大员常驻伦敦，他还可能会邀请女王参加在阿尔伯特门举行的舞会呢”。然而，无论约翰牛觉得这有多么开心，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谁会在北京拥有政治影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上一个条约³⁸⁹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京相距800英里。约翰牛自己通过进行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使它有权沿黑龙江航行并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的条约；而通过进行第二次鸦片战争，又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价值无量的地域——这是俄国无限垂涎的一块地方，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格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把它弄到手。这一切对于约翰牛来说决非愉快的回忆。伦敦《泰晤士报》为此感到很不是滋味，所以它在刊登来自圣彼得堡的过分渲染大不列颠占便宜的新闻时，特意将电讯中提到俄国依照条约获得黑龙江流域的那一部分删去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8年9月28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8年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55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1858年天津条约。——编者注
(2) “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作为废纸”依据的是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
(3) “这一补充条约”即上面的“善后旧约并通商章程”亦即虎门条约。该条约并无此项规定。——编者注
(4) 道光帝。——编者注
(5) 咸丰帝。——编者注
(6) 斯·巴夏礼。——编者注
(7) 即《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1847年伦敦版。——编者注
(8) 引自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原文。——编者注
(9) 指太平军。——编者注

注　　释

380 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见注372）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开炮轰击广州城。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烧毁殆尽，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643。
385 继天津条约之后，中国和英国于1858年11月8日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该条约第五款规定：“向来洋药、铜钱、米谷、豆石、硝磺、白铅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洋药即鸦片。——644。
386 此专条在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中为：“前因粤城大宪办理不善，致英民受损，大英君主只得动兵取偿，保其将来守约勿失。商亏银二百万两，军需经费银二百万两二项，大清皇帝皆允由粤省督抚设措，至应如何分期办法，大英秉权大员酌定行办。以上款项付清，方将粤城仍交回大清国管属。”——644。
387 指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的，开放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潮州、琼州五个口岸。——646。
388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647。
389 指俄国乘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胁迫中国于1858年5月28日签订的中俄暖璋条约。下文所述俄国取得大片中国领土以及黑龙江航行权，均以该条约为据。在陆上边界自由贸易则属1851年8月6日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的内容。——648。

弗·恩格斯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

　　俄国由于自己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遭到军事失败而要对法国和英国进行的报复，现在刚刚实现。虽然赫拉克利亚半岛上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伤害了俄国的民族自豪感，并使它丧失了一小块领土，³⁹⁰但是俄国在战争结束后还是得到了明显的好处。“病夫”的状况大为恶化³⁹¹，欧洲土耳其的基督教居民，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摆脱土耳其的束缚，更加把俄国看成是自己唯一的保护人。毫无疑问，现在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克里特岛上所发生的一切暴动和阴谋，都有俄国的代理人插手其中；但是土耳其在战争中就已经暴露出来的、并且被和约强加于它的义务所加剧了的那种极度衰颓和软弱，已足能说明苏丹的基督教臣民为什么会这样普遍躁动不安了。可见，俄国虽然把一条窄小的土地暂时牺牲——因为显然它一有机会一定收回，却换得了在实现自己对土耳其的谋划方面的长足进展。加紧分裂土耳其和对土耳其基督教臣民行使保护权，这就是俄国在战争肇始时所追求的目的，谁能说现在俄国不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在更大的程度上行使着这种保护权呢？

　　可见俄国甚至在这场失利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得利者。但是俄国还得进行报复，于是它选定了一个稳操胜券的领域——外交领域——来进行这种报复。当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一场代价巨大的斗争时，俄国保持中立，到战争快结束时才插手干预。结果，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的战争只是让俄国得到了好处。这一回俄国的处境可真是再顺利没有了。摇摇欲坠的亚洲帝国正在一个一个地成为野心勃勃的欧洲人的猎获物。这里又有一个这样的帝国，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人民革命的危机，在这里，就连一场激烈爆发的起义也都变成了看来无法医治的慢性病；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正当英国人在广州同中国的下级官吏争执不下、英国人自己在讨论叶总督是否真是遵照中国皇帝⁽¹⁾的意旨行事这一重要问题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占领了黑龙江以北的地区和该地区以南的大部分满洲海岸；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勘测了一条铁路线并拟定了修建城市和港口的规划。当英国终于决定打到北京，而法国也希望捞到一点好处而同英国联合起来的时候，俄国——尽管就在此时夺取了中国的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加在一起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竟能以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人的无私保护人身份出现，而且在缔结和约时俨然以调停者自居；如果我们把各国条约³⁹²比较一下，就必须承认：这次战争不是对英、法而是对俄国有利，已成为昭然若揭的事实。

　　各参战国得到的好处——其中也有俄国和美国的份——纯属商业性质，而且正如我们前次所指出，这些好处大部分都是虚幻的⁽²⁾。在目前情况下，对华贸易，除鸦片和若干数量的东印度棉花外，只能仍以中国商品即茶叶和丝的出口为主；而这种出口贸易取决于外国的需求而不是取决于中国政府提供方便的多少。在南京条约订立以前，世界各国已经能够买到茶叶和丝；在这个条约订立以后，开放五占个口岸的作用是使广州的一部份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几乎根本没有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点重要作用的，却并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至于深入长江通商，这一要求被机智地推迟了，要等到皇帝陛下⁽³⁾在那个动乱地区完全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时再说，也就是遥遥无期。此外，关于这个新条约的价值还产生了另一些怀疑。有人断言，英中条约第二十八款所提到的子口税是臆造的。过去人们之所以认为有这种税存在，纯粹是由于：中国人不大需要英国商品因而英国货根本没有打人内地。与此同时有一种适合中国人需要的、经由恰克图或西藏运去的俄国布匹，就千真万确地一直运销到沿海。人们忘记了，如果真有这种税存在的话，不管是英国货还是俄国货都一样要受到影响。有一点是肯定的，曾被专门派往内地的温格罗夫·库克先生，找不出什么地方有这种所谓的“子口税”，而且他在公开的场合被问及这方面的问题时承认，他已“惭愧地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无知是十分明显的”⁽⁴⁾。另一方面，英国商业大臣约·沃·亨利在一封已经发表的信件中回答“是否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着这种内地税”的问题时，十分清楚地说道：“对于你们问到的关于中国内地税的证据问题，我无可奉告。”约翰牛本来就颇不愉快地想着：额尔金勋爵规定了赔款，竟未定出交款期限，把战事从广州转移到京都，竟只是订了一个让英军从京都再回到广州去打仗的条约。现在这样一来，约翰牛的心里又突然产生一个不妙的疑虑：恐怕得自掏腰包交付所规定的赔款了，因为第二十八款非常可能促使中国当局对英国工业品规定7.5%的子口税，将来经过要求会改为2.5%的进口税。伦敦《泰晤士报》为了不让约翰牛过细考察自己的条约，觉得有必要装出对美国公使大为愤恨的样子，气势汹汹地骂他把事情弄糟了，虽然事实上他同第二次英中战争的失败就像月中人一样毫不相干。

　　因此，就英国商业来说，和约所带来的只是一项新的进口税和一系列条款，这些条款或者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或者是中国人无法履行的，因而随时可能成为挑起新战争的借口。英国没有得到任何新的领土，因为它无法提出领土要求而同时又不准法国这样做，而一场英国进行的战争如果使法国在中国沿海得到了领土，那是绝对没有好处的。至于俄国，情况完全不同。不但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利益，不管是什么，俄国都有份，而且俄国还得到了黑龙江边的整个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早已悄悄占领的。俄国并不满足于此，它还取得了这样一个成果，即成立俄中委员会来确定边界。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委员会在俄国手里是什么货色。我们曾看到这种委员会在土耳其的亚洲边界上的活动情况，20多年来它们在那里把这个国家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直到最近这次战争才打断了它们的活动，而现在又该重新再来一遍了。其次，条约中还有关于恰克图和北京之间邮政管理的条款。从前不定期通行的、只是被容忍的交通线，现在要定期使用并作为一项权利加以规定。在这两个地点之间每月要有一次邮班，全程大约1000英里，15天到达 5而每三个月还要有一支商队走这同一条路线。很明显，将来中国人对这些业务要么是漫不经心，要么是力不胜任；既然交通线现在己作为权利为俄国所得，其结果就是这些业务将逐渐控制在俄国手中。我们曾看到，俄国人怎样在吉尔吉斯草原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堡垒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线⁽⁵⁾；我们深信不疑，用不了几年，同样的一条路线将穿过戈壁沙漠，那时候英国统治中国的梦想将永成泡影，因为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向北京进发。

　　不难想象，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将会产生什么作用。请回想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凡是俄国外交同英国外交或法国外交交锋的地方，俄国总是占上风。俄国公使在几年以后就可能在与北京相隔一个月路程的恰克图拥有一支足以达到任何目的的强大军队和一条供这支军队顺利进军的道路——这样一位俄国公使在北京将具有无上的威力，谁能怀疑这一点呢？

　　事实是，俄国正在迅速地成为亚洲的头等强国，它很快就会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由于征服了中亚细亚和吞并了满洲，俄国使自己的领地增加了一块像除俄罗斯帝国外的整个欧洲那样大的地盘，并从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进入了温带。中亚细亚各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很快就会住满俄国的移民。这样获得的战略阵地对于亚洲，正如在波兰的阵地对于欧洲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占领图兰威胁着印度；占领满洲威胁着中国。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共有45 000万人口，现在是亚洲举足轻重的国家。

弗·恩格斯写于1858年10月25日前后
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1858年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84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咸丰帝。——编者注
(2) 见本卷第643—648页。——编者注
(3) 咸丰帝。——编者注
(4) 乔·库克《中国：1857—1858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l858年伦敦版第273页。——编者注
(5) 见恩格斯《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2卷第 638—639页）。——编者注

注　　释

390 赫拉克利亚半岛即克里木半岛南端自因克尔曼到巴拉克拉瓦以西的那部分土地，是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的重要战场之一、塞瓦斯托波尔就在这个小半岛上。文中所说俄国丧失了一小块领土，是指按照1856年的巴黎和约，俄国被迫放弃了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部分地区。——649。
391 1853年1月9日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同英国驻彼得堡公使乔·西摩尔会晤时曾称土耳其为“病夫”。尼古拉一世曾建议俄英瓜分土耳其帝国，但是英国不愿加强俄国的势力并希望保持奥斯曼帝国的弱小地位，因而拒绝了这一建议。——649。
392 这里是指1858年6月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四个不平等条约，即中俄天津条约（13日），中美天津条约（18日），中英天津条约（26日）及中法天津条约（27日）。——650。

卡·马克思
新的对华战争

一

　　当英国硬逼天朝人签订了天津条约而受到普遍祝贺的时候，我曾试图说明：实际上从这次海盗式的英中战争中取得实利的唯一强国是俄国，英国根据条约所得到的商业利益是很微小的；同时，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将使战争必然重起。⁽¹⁾事变的进程，完全证实了这个看法。天津条约已成过去的事情，在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表面上的和平也已经消失。

　　首先让我来叙述最近大陆邮班传来的一些事实。

　　尊敬的普鲁斯先生在法国的全权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偕同下，带着一支英国远征队出发。这支远征队的任务是沿白河上驶护送两国公使进北京。远征队由海军将军贺布统率，包括有7艘轮船、10艘炮艇、2艘载运部队和军需品的运输船，以及几百名海军陆战队和皇家陆军工兵队士兵。中国人方面反对公使取这条路进京。因此，贺布将军发现白河口已被防栅所阻塞；他在河口从6月17日至25日停留了9天以后企图用武力开路前进，因为两国公使已于6月20日来到舰队。贺布将军在到达白河口时，曾查明在上次战争中拆毁的大沽炮台确已修复，这里要顺便指出，此事他是应该早就知道的，因为“京报”³⁹³正式报道过。

　　6月25日，英国人企图强行进入白河时，约有2万蒙古军队⁽²⁾做后盾的大沽炮台除去伪装，向英国船只进行毁灭性的轰击。陆战水战同时并举，打得侵略者狼狈不堪。远征队遭重创后只得退却。它损失了3艘英国船：鸬鹚号、避风号和小鸻号，英军方面死伤464人，参加作战的60名法国人当中死伤14人。英国军官死5人，伤23人，连贺布将军自己也是带伤逃命的。这次失败以后，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就回到了上海，英国舰队则奉命停泊在宁波府镇海县外的海面。当这些不愉快的消息传到英国时，帕麦斯顿派的报纸就立刻跨上不列颠狮子³⁹⁴，一致怒吼着要求实行大规模报复。当然，伦敦的《泰晤士报》在激发自己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时还多少故作庄重，但帕麦斯顿派的次等报纸却荒谬绝伦地扮演了疯狂的罗兰的角色。例如，我们来听听伦敦《每日电讯》怎样说：

　　 “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取得物质上的保证，以免将来再受侵犯……　我们应该用丸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麟衣官吏……　应该把他们〈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做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槐杆上.把这些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在槌杆上吊上十来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倒是令人开心和大有梅益的场面。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我们已经过分宽大了……　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　起码可以一试的是攻占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接着就能把广州永远收归我国所有。我们会像占有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里，把它变为我们在东方最东端的商业中心，使我们针对俄国在帝国的满蒙边疆所取得的势力，为自己找到补偿，奠定一个新领地的基础。”

　　新的对华战争我想现在还是丢开帕麦斯顿的笔杆子们的这些胡言乱语来谈谈事实，并根据现有的不多的一点材料尽可能地说明这个不快事件的真实意义。

　　这里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即使天津条约规定允许英国公使可以直接前往北京，中国政府反抗英国舰队强行驶入白河，是否就违反了这个用海盗式战争强加于它的条约昵？从大陆邮班传来的消息中可知，中国当局不是反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他们曾经表示普鲁斯先生应由陆路入京，不得用武装护送。天朝人对炮轰广州事件³⁸⁰记忆犹新，所以不能不认为这种武装是实行入侵的工具。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侵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肯定可以这样说：英国人对英国公使前往北京的权利的这种解释，至少和英国人在上次对华战争中所发明的那种说法同样奇怪，当时他们说炮轰一个帝国的城市，并不是对该帝国本身作战，而只是与它的一个属地发生了局部的相互敌对行动。对于天朝人所提出的交还的要求³⁹⁵，英国人的回答是——按照他们自己说的——“采取了一切周密措施，务求获准进入北京，必要时使用武力”，以一支强大舰队上驶白河。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人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

　　其次，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尽管天津条约已经赋予英国派驻使节的抽象权利，可是额尔金勋爵不是决定至少在目前暂不实际行使此项权利吗？如果翻阅一下《女王陛下特谕刊行的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特别使命的函件》，每个不存偏见的人都会深信：第一，准许英国公使进入北京一事不是在现在，而是在较晚的时候付诸实行；第二，英国公使留驻北京的权利附有各种条件；最后第三，条约英文本中关于准许公使进入北京的那个专横的第三款，根据中国钦差们的要求在条约中文本中作了修改。额尔金勋爵自己也承认条约两个文本之间的这个不同之处，但是额尔金勋爵，据他本人说，

　　 “根据他所得到的训令，只好要求中国人接受他们一字不识的条约文本作为国际协定的正式文本”。

　　中国人根据条约的中文本行动，而不是根据连额尔金勋爵都承认与“该项规定的正确含义”有些偏离的英文本行动——难道可以凭这一点对他们加以非难吗？

　　最后，我要指出，前任英国驻香港首席检察官托·奇泽姆·安斯蒂先生在他致伦敦《晨星报》编辑的信中郑重宣称：

　　 “这个条约不论其本身如何，早已因英国政府及其官吏采取暴力行动而失效到这样的程度，即至少大不列颠王室得自这个条约的一切利益和特权均被剥夺。”

　　英国一方面受着印度的重重困难的拖累³⁹⁶，另一方面又为防备欧洲战争一旦爆发而进行着武装，所以中国的这场新的、大约是帕麦斯顿一手造成的灾难，很可能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危险。第二个结果必然是现政府的崩溃，因为该政府是以上次对华战争的制造者为首的，而它的主要成员又曾经对他们现在的首长因他进行那场战争而投过不信任票。不管怎样，米尔纳·吉布森先生和曼彻斯特学派¹⁰⁹必须要么退出现在的自由党人联盟，要么——这个可能性不很大——同约翰·罗素勋爵、格莱斯顿先生及其皮尔派³⁹⁷同僚们一致行动，迫使他们的首长服从他们自己的政策。

二

　　内阁会议宣布在明天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决定对于在中国的惨败采取什么对策。法国《通报》和伦敦《泰晤士报》煞费苦心写出的文章，使人确信帕麦斯顿和波拿巴已作出决定。他们想要再发动一场对华战争。我从可靠方面得来的消息说E在即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米尔纳·吉布森先生首先将就主张战争的理由是否正当提出质问，其次他将抗议任何事先未经议会两院批准的宣战，如果他的意见为多数票否决，他将退出内阁，从而再次发出这样的信号，即帕麦斯顿的统治将要遭到新的冲击，曾使德比内阁倒台的这个自由党人联盟将要崩溃。据说帕麦斯顿对于米尔纳·吉布森先生企图采取的行动感到有些惊惶不安。吉布森是他的同僚中唯一使他害怕的人，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吉布森是一个特别善于“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和本篇通讯同时，你们会从利物浦收到关于内阁会议结果的消息。现在要对这里所谈的事件的真实情况作出最正确的判断，不能根据帕麦斯顿派报刊上登出来的东西，而要根据这些报刊在最初刊登上次大陆邮班带来的消息时故意不登的东西。

　　首先，他们隐瞒了中俄条约已经完成批准手续和中国皇帝⁽³⁾已经谕令他的官员接待并护送美国公使进京交换中美条约批准书的消息。隐瞒这些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一种自然会产生的猜疑，这就是：对英法公使执行职务时遇到阻碍这件事，应负责任的恐怕不是北京朝廷，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俄国或美国同僚并未遭遇到这些阻碍。另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最初也为《泰晤士报》和其他帕麦斯顿派报刊所隐瞒，但现在它们已公开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中国当局曾经声明愿意护送英法公使进京；而且中国官员们的确在白河的一个河口等候接待他们，并且表示，只要他们同意离开他们的兵舰和军队，就给他们派一支卫队。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上驶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是蓄意要刚好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之前向中国寻衅。谁都不会相信，尊敬的普鲁斯先生对上一次对华战争表面上要达到的目的进行的这种干扰，是他本人自作主张的行动；相反，谁都会看出他只不过是执行了从伦敦接到的秘密训令而已。诚然，普鲁斯先生并不是由帕麦斯顿派遣而是由德比派遣去的。然而，我只需提醒这样一件事：在罗伯特·皮尔爵士首届内阁任内，阿伯丁勋爵任外交大臣期间，英国驻马德里公使亨利·布尔沃爵士向西班牙宫廷寻衅，结果被西班牙驱逐出境；上院在辩论这个“不快事件”时证明，布尔沃不执行阿伯丁的正式训令，而是按照当时坐在反对派席位上的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

　　最近几天，帕麦斯顿派的报刊又玩弄花招，这至少使熟悉近30年英国外交内幕的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究竟谁是白河惨败和迫在眉睫的第三次英中战争的真正罪魁。《泰晤士报》暗示说，安装在大沽炮台上把英国舰队打得落花流水的大炮，是来自俄国而且是由俄国军官指挥操作的。另一家帕麦斯顿派的报刊说得更明白，现引述于下：

　　 “现在我们看出俄国的政策与北京的政策如何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发觉在黑龙江一带有大规模的军队调动；我们了解到，大批哥萨克军队在贝加尔湖以东极遥远的地方、在迷迷茫茫的旧大陆边缘上的严寒奇境里进行演习；我们注意到无数辐重队的行踪；我们侦察到一位俄国特使（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将军）正带着秘密计划，从遥远的东西伯利亚向与世隔绝的中国京城进发；一想到外国势力曾参与使我们蒙受耻辱并屠杀我们的陆海军士兵这件事，我国的公众舆论当然会怒火冲天。”

　　这只不过是帕麦斯顿勋爵的一套老把戏。当俄国要跟中国缔结通商条约时，他用鸦片战争把中国推入它北方邻邦的怀抱；当俄国要求割让黑龙江时，他又用第二次对华战争促其实现；而现在俄国想要巩固它在北京的势力，他就弄出个第三次对华战争来。他在和亚洲弱国——中国、波斯、中亚细亚、土耳其等国的一切交往关系上，总是抱着这样一个始终不变的定则：在表面上反对俄国的阴谋，但不去向俄国寻衅，却向亚洲国家寻衅，采取海盗式的敌对行动使亚洲国家和英国疏远，用这种方法绕着圈子来迫使它们对俄国作出本来不愿做的让步。你们可以相信，帕麦斯顿过去全部的亚洲政策这次将要重新受到审查，因此，我请你们注意1859年6月8日下院命令刊印的阿富汗文件⁽⁴⁾。这些文件比以前发表过的任何文件都更能说明帕麦斯顿的险恶政策以及近30年来的外交史。简短地说，事情是这样的：1838年帕麦斯顿对喀布尔统治者多斯特—穆罕默德发动了战争³⁹⁸，结果使一支英军遭到覆没。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是：多斯特—穆罕默德同波斯和俄国缔结了一个反英秘密同盟。为了证明这种说法，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会提出了蓝皮书³⁸⁸，其内容主要是英国驻喀布尔的使节亚·伯恩斯爵士同加尔各答政府之间的来往信件。伯恩斯在喀布尔发生反抗英国侵略者的暴动时被刺杀，但是他生前由于对英国外交大臣不信任，曾把自己的某些公务信札的副本寄给住在伦敦的哥哥伯恩斯医生。关于1839年发表帕麦斯顿所编寨的《阿富汗文件》一事，伯恩斯医生曾指责他”篡改和伪造了已故的亚·伯恩斯爵士的信件”并且为了证实他的声明，印发了一些信件的原文。³⁹⁹可是直到今年夏天真相才大自于天下。在德比内阁的时候，下院根据哈德菲尔德先生的提议，命令把所有关于阿富汗的文件一律全文发表。这个命令的执行使最愚钝的人也都懂得了：所提出的为了俄国的利益而篡改和伪造文件这一指控属实无误。在蓝皮书的扉页上印有下述字句：

　　 “注：这些信札在以前的报告书中仅部分刊出，今将其全部发表，以前删节之处以括号（）标出。”

　　保证这份报告书真实性的官员姓名是“约·威·凯，政务机要司秘书”凯先生是“研究阿富汗战争的公正历史编寨学家”。

　　帕麦斯顿是借口反对俄国而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可是目前只需举出一个实例就足以说明他与俄国的真正关系了。1837年到达喀布尔的俄国代表维特凯维奇携有一封沙皇给多斯特—穆罕默德的信。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弄到了这封信的抄件，并把它寄给了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伯恩斯本人的信件以及他所附上的各种文件，都一再提到这件事。但沙皇书信抄件在1839年帕麦斯顿所提供的文件中被整个抹掉了，而且凡是提及此事的每一信件，出于隐瞒“俄国皇帝”同派人去喀布尔一事有关的需要，都做了删改。这样作假，其目的在于隐瞒那位独裁暴君与维特凯维奇之间有联系的证据。这个维特凯维奇回到圣彼得堡后，尼古拉出于自己的需要正式声明自己与此人无涉。在蓝皮书第82页上有一个删改的例子，那里有一封给多斯特—穆罕默德书信的译文，译文列后，括号内的字句是当初被帕麦斯顿删去的。

　　 “自俄国（或皇帝）方面派遣的使节（从莫斯科）前来德黑兰，他奉命拜访坎大哈的酋长，然后从该地去晋见埃米尔……　他携有（皇帝的密画和）俄国驻德黑兰公使的书信。俄国公使推荐此人极其可靠，并有全权（代表皇帝和他本人）进行任何谈判云云。”

　　帕麦斯顿为保全沙皇的脸面而干的诸如此类的作假行为并不是《阿富汗文件》所显示出的唯一怪事。帕麦斯顿为入侵阿富汗辩护的理由是：亚历山大·伯恩斯爵士曾建议采取这种行动，认为这是挫败俄国在中亚细亚的阴谋的适当手段。但是亚·伯恩斯爵士所做的恰好相反，因此他为多斯特—穆罕默德作的一切呼吁，在帕麦斯顿版的”蓝皮书”中就全被删除了：信件经过篡改和伪造被弄得与原意完全相反。

　　就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正准备用挫败俄国在中国的阴谋这一虚假借口发动第三次对华战争。

三

　　即将对天朝人进行另一次文明战争，看来现在被英国报刊相当普遍地认为是己成定论的事了。然而，自从上星期六举行了内阁会议以来，正是那些带头叫嚷要流血的报纸，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起初，伦敦《泰晤士报》像是着了爱国怒火的魔一样，雷霆般地斥责双重的背信弃义行为，这就是：卑怯的蒙古人用精心伪装和隐蔽炮队的办法来诱骗英国海军将军⁽⁵⁾这样的老实人，而北京朝廷更是不择手段，竟让这些蒙古吃人恶魔干这种该诅咒的恶作剧。说来奇怪，《泰晤士报》虽然是在狂热的浪涛中上下翻滚着，但在转载报道时却费尽心机把其中对该诅咒的中国人有利的各节，都小心翼翼地从原文中抹掉了。混淆事实也许是狂热时干的事，但篡改事实似乎只有冷静的头脑才能做到。不管怎么说，9月16日，恰好在举行内阁会议的前一天，《泰晤士报》来了一个大转弯，若无其事地把它那像雅努斯的两个面孔一样的双重指责砍掉了一个。该报说：

　　 “我们恐怕不能对那些抵抗我们攻打白向炮台的蒙古人控以背信弃义的罪名”；

　　但为了弥补后退的这尴尬的一步，该报益发死皮赖脸地硬说“北京朝廷存心背信弃义地破坏庄严的条约”。

　　内阁会议举行后过了三天，《泰晤士报》经过进一步考虑，甚至认为

　　“毫无疑问，如果普鲁斯先生和布尔布隆先生请求清朝官员护送他们进京，他们本来是会获准前去履行条约批准手续的”。

　　既然如此，北京朝廷还有什么背信弃义的地方呢？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而《泰晤士报》肚里倒留下两点疑虑。该报说：

　　 “企图用这样一支舰队去打开我们通往北京的道路，作为一种军事措施来说是否明智，可能值得怀疑。而哪怕是动用一点武力，作为外交手段来说是否可取，就更值得怀疑了。”

　　这“首家大报”那样义愤填膺地大发雷霆之后，得出的却是这样一个自打嘴巴的结论，不过，它以自己独有的逻辑，否定了进行战争的理由而并不否定战争本身。另一家半官方报纸，即曾以热心为炮轰广州辩护著称的《经济学家》，现在似乎更多地采取经济观点而较少空谈了，因为詹·威尔逊先生当上了印度财政大臣。《经济学家》就这个题目发表了两篇文章⁽⁶⁾，一篇是政治性的，另一篇是经济性的，前一篇文章的结尾说：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显然，赋予我国公使以去北京或驻留北京之权的条款，确确实实是强加给中国政府的，如果认为使这个条款得到遵守对我们的利益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话，我们觉得在要求履行条款时，大有表现体谅与耐心的余地。毫无疑问，人们可以说：对中国这样的政府采取延缓和容忍的态度，会被认为是极端虚弱的表现，因而会是我们最大的失策。但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有权利根据这样的理由，在对待这些东方国家政府方面，改变我们对任何文明国家毫无疑义应该遵循的原则？我们已经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强迫他们作了一次 ： 不愉快的让步，那么再利用他们的畏惧心理，以对我们自己最便利的方式强迫他们立刻执行条约的规定，这也许是最首尾一贯的政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这时中国人克服了他们的畏惧心理，适当地显示一下武力，坚持要我们同他们协商以何种方式便条约生效——那么，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责备他们背信弃义吗？他们不正是对我们采用了我们自己所用的说服方法吗？中国政府也许——很可能就是这样——是有意要引诱我们落入这个凶险的陷阱，而从未打算履行这个条约。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我们就必须而且应该要求赔偿。但是结果也可能证实是这样的：守卫白柯口，以防止像额尔金勋爵上一年使用暴力进入河口那种事再度重演，并不含有任何背弃条约所有条文的意图。既然敌对行动完全出自我方，而且我们的司令官当然随时都能从中国方面只是为了保卫炮台才发射的凶猛炮火中退却，那么，我们就不能确证中国方面有任何背信弃义的企图。在还没有得到存心破坏条约的证明的时候，我们认为有理由暂时不作判断，而是仔细想一想，我们在对待野蛮人方面，是否没有采用一套同野蛮人用到我们身上的相差无几的原则。”

　　在同一论题的第二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详细论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重要意义。在1858年，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升到2876000英镑，而最近三年来英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在900万英镑以上，因此英国同中国的直接贸易总额估计在1200万英镑左右。但是除这种直接交易之外，还有其他三种重要贸易，英国或多或少地同它们在圆圈式的交易中发生密切联系，这就是印度与中国、中国与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经济学家》说：

　　 “澳大利亚每年从中国得到大量茶叶，却没有什么可以在中国找到销路的货物作为交换。美国也得到大量茶叶和若干生丝，其价值远超过它直接对中国的出口额。”

　　这两个国家对中国的逆差，都必须由英国来弥补，英国因弥补这一交换上的不平衡而得到的报偿是澳大利亚的黄金和美国的棉花。因此，英国除了它本身对中国的逆差外，又由于从澳大利亚进口黄金和从美国进口棉花而必须支付给中国大宗款项。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逆差，在很大程度上已由中国转移到印度，与中国在鸦片和棉花上面产生的对印度的逆差相抵消。我们这里要顺便指出，中国向印度输出的总额从未达到过100万英镑，而印度向中国输出的总额竟将近1000万英镑。《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经济上的观察推论说：英国对华贸易的任何严重停顿，将“是一场很大的灾难，它比仅凭乍一看进出口数字所能想象的灾难还要大”；这一波动所引起的困窘，不仅在英国的直接茶丝贸易方面会反映出来，而且必然也会“影响”到英国对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贸易。当然，《经济学家》也注意到，在前次对华战争中，贸易并未像所担心的那样因战争而遭到很大的阻碍；而且在上海这个口岸，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然而，《经济学家》要人们注意“当前争端中的两个新特点”，这两个新特点可能会根本改变新的对华战争给予贸易的影响；这两个新的特点是；目前的冲突具有“全帝国的”而非“地方的”性质，中国人反抗欧洲军队第一次获得了“大胜”。

　　《经济学家》的这种语言同它在划艇事件时的声嘶力竭的战争叫嚣相比，是多么不同啊。

　　正如我在前一篇通讯中所预示的⁽⁷⁾，米尔纳·吉布森先生果然在内阁会议上反对战争并威胁说，如果帕麦斯顿按照法国《通报》上所泄露的早已安排好的决定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内阁。帕麦斯顿暂时用这样一种声明防止了内阁的分裂和自由党人联盟的分裂，他说，保护英国贸易所必需的武力必须集结在中国海面，但在英国公使的更详尽的报告到达以前，关于战争问题暂不作决定。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问题就得以延缓。然而帕麦斯顿的真正意图，却通过他的痞棍报刊《每日电讯》透露出来，该报最近有一期上说：

　　 “如果明年有任何事件导致不利于政府的表决，肯定必将诉诸选民……下院将用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来检验一下那些人活动的结果，因为必须看到，在以迪斯累里先生为首的职业恶棍之外，还有一批宣称道理完全在蒙古人一边的世界主义者呢。”

　　托利党人⁵⁵由于自己上当而陷入替帕麦斯顿所策划、由他的两个代理人额尔金勋爵和普鲁斯先生（额尔金勋爵之弟）干出的事负责的窘境，这一情况我可能将另找机会加以评论。⁴⁰⁰

四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断言，白河冲突并非出于偶然，相反，是由额尔金勋爵事先策划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把当时是反对派领袖的高贵子爵⁽⁸⁾的这套计划算到托利党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账上。现在首先，中国的“意外事件”是由出自现任英国首相之手的“训令”所造成这一看法，决不是新的看法，早在辩论划艇战争时，一位非常了解情况的人士——迪斯累里先生——已经向下院作过这样的暗示，而且说也奇怪，竟为一位非常权威的人士——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所确认。1857年2月3日，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产生于据称的那种原因，实际上产生于相当长时间之前从国内收到的训令。如果情况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有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控制住一种在我看来保持下去会危害我国利益的制度。”

　　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这位尊敬的先生说，事变进程似乎是国内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毫无疑问确是如此。”

　　现在，我们约略地看一下题为《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的函件。1857—1859年》的蓝皮书³⁸⁸就会知道，6月25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额尔金勋爵在3月2日就已经有所预示了。在前述《函件》第484页，我们找到下面两封快函：

“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

1859年3月2日于怒涛号战舰

　　爵士阁下：兹就我于上月17日致阁下之快函向阁下谨陈：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就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做之决定——此决定我在昨日之谈话中己告知阁下——或许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给以适宜之接待。同时，毋庸置疑，此种可能亦有落空之虞。无论如何，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将愿意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有一支大军护送。据此，敢请阁下考虑，既然普鲁斯先生抵华之期不会延迟过久，是否宜在上海尽速集结一批足够之炮艇以作此用。

　　顺颂……

额尔金—金卡丁”

“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

1859年5月2日于外交部

　　勋爵阁下：阁下1859年3月7日快函已收到。现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阁下随函抄附的关于通知中国钦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

　　女王陛下政府对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在上海集结一批炮艇，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一事，亦表赞同。

马姆兹伯里”

　　可见，额尔金勋爵事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由“炮艇”组成的”一支大军”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而且他曾命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准备好一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5月2日的快函中，赞同了额尔金勋爵对海军少将提出的建议。全部信函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马姆兹伯里勋爵是仆从。额尔金勋爵总是采取主动，根据原来从帕麦斯顿那里得到的训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⁴⁰¹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甘心一味听从他那傲慢的僚属预期他领会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他们无权进入中国的任何江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条款的问题上，他们对中国人应持较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自己过去讲过的话而声称有权用一支“由炮艇组成的大舰队”强行通过白河时，他也毫无难色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⁹⁾一模一样。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那么马姆兹伯里伯爵所显露出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惬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也很可能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伯里自己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在他心目中还铭记着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埃伦伯勒勋爵敢于公然抵制高贵的子爵⁽¹⁰⁾对印度的政策，为了酬答他的爱国勇气，他自己在德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品。⁴⁰²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结果使额尔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给帕麦斯顿的官场敌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现在使托利党人在对白河事件应采取何种对策这一点上处于很尴尬的两难境地。他们必须要么和帕麦斯顿一同鼓吹战争，从而使他继续当政；要么抛弃他们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拼命吹捧的这位马姆兹伯里。⁴⁰³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令人头痛了。在1857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指望从强迫开放的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从他们手里被夺走，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不发生会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大规模对华战争，欧洲和印度的形势看来也已经够严重的了。他们没有忘记，在1857年茶叶进口量减少了2400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这种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帝国的其他通商口岸。可是英国人在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海盗划艇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之后，为达到一个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驻首都这个使中国十分为难的问题上，再来一次对华战争了。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9月13、16、20和30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9年9月27日，10月1、10和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750、5754、5761和576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见本卷第643—648、 649—653页。——编者注
(2) 指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军队。——编者注
(3) 咸丰帝。——编者注
(4) 《东印度文件。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目的决议刊印。——编者注
(5) 詹·贺布。——编者注
(6) 《中国的灾难》和《中国的贸易及其直接的与间接的重要意义》.载于1859年9月17日《经济学家》第 838期。——编者注
(7) 见本卷第657页。——编者注
(8) 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9)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第4幕第2场。——编者注
(10) 亨·帕麦斯顿。——编者注

注　　释

55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667。
109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19世纪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657。
380 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利用亚罗号划艇事件（见注372）作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口实，从1856年10月27日起，开炮轰击广州城。29日，英军攻破外城，一度冲入城内，纵火将靖海门、五仙门附近民房烧毁殆尽，后因兵力不足，只得退出，但是炮轰城市、掠杀居民的暴行依然继续。——656。
388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660、669。
393 中国古代政府机关用来通报朝政的官方文书抄本，原称“邸抄”清代称“京报”。——655。
394 英国的国徽是狮子。“跨上不列颠狮子”是指打着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幌子为武装侵华张目。——655。
395 当时广州为英法联军所占领，这里指中国向英法提出的交还广州的要求。——656。
396 英国在镇压了1857——1859年印度起义以后、面临着如何在印度巩固和加强被大大动摇了的殖民统治的难题。——657。
397 皮尔派是英国一批拥护罗·皮尔爵士的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在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资产阶级采取让步政策。1846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引起了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强烈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9世纪50年代，皮尔派在议会中是一个没有固定纲领的小政治集团。50年代末60年代初，皮尔派并入自由党。——657。
398 指1838——1842年英国为了对阿富汗进行殖民奴役而发动的第一次英阿战争。1839年8月英军占领了喀布尔、由于1841年11月喀布尔爆发起义，英军被迫于1842年1月开始退却，最后英军完全被击溃。——660。
399 亚·伯恩斯于1836——1841年在喀布尔供职；喀布尔暴动发生于1841年11月、帕麦斯顿1835—1841年任英国外交大臣。詹·伯恩斯就亚·伯恩斯爵士公务信札被篡改一事所作的声明载于1858年2月3日《自由新闻》第5期。——661。
400 在对华侵略的做法上，以德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1858年2月——1859年6月）与在它之前以及之后的两届帕麦斯顿内阁有所不同。1858年詹·额尔金攻陷大沽口、1859年6月弗·普鲁斯以驻华全权公使身份来华，都是以德比为首的托利党内阁执政期间发生的事，而且惨败于大沽口的普鲁斯来华系由德比内阁所派。据马克思判断，额尔金和普鲁斯在华的所作所为乃是根据帕麦斯顿的指示，但是责任却要落到德比内阁头上。本文第四部分（见本卷第668—671页）主要讲的就是这件事。——667。
401 唐宁街是伦敦白厅大街上的一条横街，英国首相及某些内阁大臣的官邸设在这条街上，因此唐宁街也是英国政府的代称。——670。
402 指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罗·埃伦伯勒勋爵和印度总督查·坎宁勋爵之间的冲突。主张对印度封建上层采取灵活政策的埃伦伯勒在1858年4月19日的紧急报告中，激烈地抨击了坎宁关于没收曾参加民族解放起义的奥德封建主土地的通告。但是埃伦伯勒的紧急报告并没有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赞同，因此他不得不于1858年5月辞去督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德比内阁力图以埃伦伯勒辞职为代价来保住政权。——670。
403 1859年4月，法国对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和奥地利开战，英国外交大臣詹·马姆兹伯里曾力图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671。

卡·马克思
对华贸易

　　过去有个时候，曾经流行过一种十分虚妄的见解，以为天朝帝国“大门被冲开”一定会大大促进美国和英国的商业；当时我们曾根据对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所作的较详尽的考察指出，这些奢望是没有可靠根据的。⁽¹⁾我们曾认为，除我们已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为了证实我们以前的论断，现在可以援引题为《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的函件》的蓝皮书³⁸⁸。

　　每当亚洲各国的什么地方对输入商品的实际需求与设想的需求——设想的需求大多是根据新市场的大小、当地人口的多寡，以及某些重要的口岸外货销售情况等表面资料推算出来的——不相符时，急于扩大贸易地域的商人们就极易于把自己的失望归咎于野蛮政府所设置的人为障碍在作梗，因此可以用强力清除这些障碍。正是这种错觉，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使得英国商人拼命支持每一个许诺以海盗式的侵略强迫野蛮人缔结通商条约的大臣。这样一来，假想中对外贸易从中国当局方面遇到的人为障碍，事实上便构成了在商界人士眼中能为对天朝帝国施加的一切暴行辩护的极好借口。额尔金勋爵的蓝皮书中所包含的宝贵材料，将会使一切没有成见的人大大消除这些危险的错觉。

　　蓝皮书中附有1852年广州的一位英国官员米切尔先生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我们现在从这份报告书中摘录如下的一段：

　　“我们与这个国家〈中国〉的通商条约充分生效至今〈1852年〉已将近10年。每一个可能设想的障碍都已清除，1000英里长的新海岸己对我们开放，新的商埠已经在紧靠生产地区之处和沿海最方便的地点建立起来。但是，就我们所预期的对我国工业品消费数量的增加而论，其结果又怎样呢？老实说来结果就是：经过10年以后，商业部的表报告诉我们，亨利·璞鼎查爵士在1843年签订补充条约⁽²⁾时所见到的当时的贸易量，较之他的条约本身在1850年底给我们带来的还要大些〈！〉——这里是就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而论的，我们本国制造的工业品是我们现在所考虑的唯一问题。”

　　米切尔先生承认，自从1842年条约⁽³⁾订立以来，几乎完全是以自银交换鸦片的中印贸易，已经大大发展。但即使是对于这种贸易，他也还补充说：

　　“它从1834年到1844年的发展，与从1844年到现在的发展，速度是相同的，而在后一个时期内，可以认为它是在条约的保护之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从商业部的表报上，我们看到一件非常突出的事实，即1850年底我们向中国出口的工业品，同1844年底相比，几乎减少了 75万英镑。”

　　1842年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作用，这可以从下表看出：

申报价值

| 1849 | 1850 | 1851 | 1852 | 1853 | 1854 | 1855 | 1856 | 1857
棉织品 | l001283 | 1020915 | 1598829 | 1905321 | 1408433 | 640820 | 883985 | 1544235 | 1731909
毛织品 | 370878 | 404797 | 373399 | 434616 | 203875 | 156959 | 134070 | 268642 | 286852
其他商品 | 164948 | 148433 | 189040 | 163662 | 137289 | 202937 | 259889 | 403246 | 431221
共 计 | 1537109 | 1574145 | 2161268 | 2503599 | 1749597 | 1000716 | 1277944 | 2216123 | 2449982

　　现在我们把这些数字与据米切尔说1843年为175万英镑的中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额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最近九年内，英国的输出，有五年远远低于1843年的水平，而1854年只有1843年的¹⁰∕₁₇。米切尔先生首先用一些看来过于笼统而不能确切证明任何具体事物的理由来解释这一惊人的事实。他说：

　　 “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这就是说，他们除了必不可少的以外，不论卖给他们的东西多么便宜，他们一概不要。”“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穿上三年，而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最粗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添置不起的。而像那样的衣服所用的棉花，至少要相当于我们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棉织品所用棉花重量的三倍，换句话说，它的重量必须相当于我们能运到中国去的最重的粗斜纹布和平布重量的三倍。”

　　没有需要以及对传统服式的偏爱，这些是文明商业在一切新市场上都要遇到的障碍。至于粗斜纹布的厚度和强度，难道英国和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使他们的产品适合中国人的特殊需要吗？这里我们就接触到问题的症结了。1844年，米切尔先生曾将各种质料的土布样品寄到英国去，并且注明其价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按照他所开列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不能生产那种布匹，更不能把它运往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我们再来引述米切尔先生的话吧：

　　 “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他们就用这种家庭自织的料子，一种粗重而结实、经得起两三年粗穿的布料，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将余下来的拿到附近城镇去卖，城镇的小店主就收购这种土布来供应城镇居民及河上的船民。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棉布到最细的本色布都有，全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毋宁说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自家生产的糖的价值。我们的制造商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做法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就会一目了然，以粗布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在所有别的国家，人们只限于梳棉和纺纱——到此为止，而把纺成的棉纱送交专门的织工去织成布匹。只有节俭的中国人才一干到底。中国人不但梳棉和纺纱，而且还依靠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帮助，自己织布；他的生产并不以仅仅供给自己家庭的需要为限，而且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布匹供应附近城镇及河上船民作为他那一季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

　　 因此，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他生产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如前所说，他是在自己家里经自己的妻女和雇工的孚而生产这种布匹的；既不要额外的劳力，又不费特别的时间。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劳动的雨天，他就让他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

　　下面是额尔金勋爵对他溯航长江时所见到的农民的描述，可以看做是对米切尔先生的记载的补充：

　　 “我所看到的情形使我相信，中国农民一般说来过着丰衣足食和心满意足的生活。我曾竭力从他们那里获取关于他们的土地面积、土地占有性质、他们必须交纳的税金以及诸如此类的精确资料，虽所得无几，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大都拥有极有限的从皇帝那里得来的完全私有的土地，每年须交纳一定的不算过高的税金，这些有利情况，再加上他们特别刻苦耐劳，就能充分满足他们衣 对华贸易食方面的简单需要。”

　　正是这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过去长期阻挡了而且现时仍然妨碍着英国商品输往东印度。但在东印度，那种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以一种特殊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而英国人凭着自己作为当地最高地主的地位，能够破坏这种土地所有制，从而强使一部分印度自给自足的公社变成纯粹的农场，生产鸦片、棉花、能青、大麻之类的原料来和英国货交换。在中国，英国人还没有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将来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卡·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1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9年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0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见本卷第 637—642页。——编者注
(2) 指南京条约的补充条约，即虎门条约。——编者注
(3) 南京条约。——编者注

注　　释

388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672。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⁴⁰⁴

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来自维也纳的电讯报道，那里都认为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题肯定会得到和平解决。

　　昨晚下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莱克特先生责备查理·伍德爵士和詹·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言带有假装乐观的味道。内阁和董事会⁽¹⁾的一批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漠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他们的法案收回。辩论暂停。

　　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它们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⁴⁰⁵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⁴⁰⁶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⁴⁰⁷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不过为了证实我的看法也不必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那样⁽²⁾。但是，作为例子大家可以举出奥朗则布时期；或者莫卧儿人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代；或者伊斯兰教徒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⁴⁰⁸的年代；或者，如果大家愿意，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举出婆罗门⁴⁰⁹本身的神话纪年，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久远的年代。

　　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³⁶⁵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⁴¹⁰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并不是不列颠殖民统治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谈到旧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⁴¹¹时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它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植场主对那些在他们的种植场干活的奴隶那样关心，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是付了钱的，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没有花过钱，它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东西，付出最后一点劳力，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³⁾

　　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轮租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归中央政府管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自由放任⁴¹²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的历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么无论对农业的抑制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这是不列颠入侵者给予印度社会的致命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送它的贵金属去进行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材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社会最下层中的那些几乎是衣不蔽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环，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手惕和脚锢，而金银的小神像在很多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 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杜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固有的管理机构包括以下各种官员和职员：帕特尔，即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况，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更直接地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戚。边界夺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员主管分配农业用水。婆罗门⁴⁰⁹主持村社的祭祀。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土上读写，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较少，上述的某些职务有的由一人兼任；反之，也有些地方超过上述人数。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帕特尔仍然是居民的首脑，仍然克当着全村社的小法官或地方法官，全村社的收税官或收租官。”⁽⁴⁾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冒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⁴¹³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⁵⁾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6月7日—10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804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2卷翻译

脚　　注

(1) 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编者注
(2) 见马克思《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 2版第12卷第134页）。——编者注
(3) 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51页。——编者注
(4) 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编者注
(5) 歌德《致祖莱卡》——编者注

注　　释

365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由于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该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开始实施。——678。
404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是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两篇关于印度问题的评论。马克思在文章中严厉地鞭挞了英国的殖民政策，深刻地揭露了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见本卷第690页）；同时还分析了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指出它破坏了印度的宗法制，动摇了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见本卷第683页）。马克思联系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来考察民族殖民地问题，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见本卷第689页）“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榈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见本卷第690页）“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见本卷第691页）
　　这两篇文章于1853年6月25日和8月8日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3840号。
　　这两篇文章的中译文曾收入1940年5月上海北社出版的由丁宗恩编 译的《论弱小民族》一书。——677。
405 莫卧儿人是16世纪从中亚细亚东部入侵印度的突厥征服者，1526年在印度北部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莫卧儿”（Mogul）一词为“蒙古”（Mongol）的转音，该帝国的创建者（巴卑尔，1483——1530）自称是蒙古人、相传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
　　大莫卧儿帝国在17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富汗部分地区。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征服者的反抗加剧，加之征服者经常发生内讧，封建割据趋势日益加剧，到了18世纪上半叶真卧儿帝国便分裂成许多小邦，这些小邦逐渐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1803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大莫卧儿王朝的后裔靠东印度公司的腊养费维持生计，成了该公司的愧俑。1858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之后，真卧儿帝国遂亡。——677。
406 林伽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湿婆神的象征。崇拜林伽的宗教盛行于印度南部。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678。
407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充满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将自己轧死。——678。
408 七国争雄亦称七国时代，是英国史编篡学中用以表示英国中世纪初期七国并立时代的术语，在6——8世纪、英国分为七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这些王国极不稳定，分合无常。马克思借用这一术语来描绘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入侵以前的封建割据状态。——678。
409 婆罗门是梵文Brāmana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是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见注413），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传教为业。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并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窗的“创造”、 “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678、681。
410 萨尔赛达庙是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上的庙宇，以拥有109座佛教石'窟而闻名。——678。
411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2——1798年的荷兰贸易公司。它是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公司不仅控制贸易垄断权、而且具有政府职权。它用强制手段巩固和保存当地的奴隶占有制关系和封建关系，在为荷兰效劳的土著政权的封建官僚机构的帮助下，掠夺当地被征服的居民。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运出农产品，通过销售这些产品获取巨额收入；后来，还强制性地引进新的农作物（特别是咖啡），其收获全部归公司占有。荷兰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印度尼西亚人民举行一系列大规模的起义，随着荷丛共和国的全面衰落，该公司于1798年宣告倒闭。——678。
412 “自由社任”（I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活围内的任何事务。——680。
413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683。

卡·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这篇通讯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⁴⁰⁵的无上权力被它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⁴¹⁴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⁴¹³与种姓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就算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甚至现在英国还在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侵人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⁴¹⁵和莱特瓦尔制度³⁸³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产品的工具，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在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证明：

　　“在坎德什，每夸特粮食售价是6—8先令，而在布纳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饿死在街头，粮食却无法从坎德什运来，因为道路泥泞不堪，无法通行。”⁽¹⁾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地区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附近地区，经过灌溉的土地也比面积相同而未经灌溉的土地多纳2倍的税，多用 9—11倍的人，多得11—14倍的利润。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数量和开支。圣威廉堡⁴¹⁶司令沃伦上校曾在下院的专门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

　　 “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起送到目的地，其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军队可以驻扎在彼此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免得使许多人因疾病而丧生。仓库里的结养也用不着储存得像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²⁾

　　我们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残留下来。村庄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村庄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村庄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村庄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此外，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地方的各种发明和实际设备的知识以及如何掌握它们的手段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农村手工工匠既能够充分显示他们的才能，又能够弥补他们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操纵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布德万⁽³⁾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东印度公司³⁶⁵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活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密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⁴⁾

　　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⁴¹³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这个国家的人举止文雅，用萨尔蒂科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下层阶级里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⁵⁾；他们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足以抵消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他们虽然天生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军官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贾特⁴¹⁷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⁴⁰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

　　在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时，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哪个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望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⁴¹⁸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传播基督教吗？而且为了从络绎不绝的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他们不是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杀生害命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 ？⁴¹⁹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15000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22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0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2卷翻译

脚　　注

(1) 约·狄金逊《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第 81—82页。——编者注
(2) 《印度的铁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附地图和附录》1848年伦敦第3版第 20—22页。——编者注
(3) 《纽约每日论坛报》误为“赫尔德瓦尔”。——编者注
(4) 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1852年伦敦版第59—60页。——编者注
(5) 阿·德·萨尔蒂科夫《印度信札}）1 848年巴黎版第61页。——编者注

注　　释

365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和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它的贸易和行政特权由英国议会定期续发的公司特许状规定。由于公司管理中的独断专行、经营不善，加之19世纪初日益强大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使印度对外“开放”，致使东印度公司的权力和影响日渐削弱。1853年下院辩论印度法案时的焦点就是英国今后在印度的统治形式问题，因为1854年4月30日是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截止日期。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该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开始实施。——689。
383 莱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度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徊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并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度，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佣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种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致使农民欠税日增，其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686。
405 莫卧儿人是16世纪从中亚细亚东部入侵印度的突厥征服者，1526年在印度北部建立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莫卧儿”（Mogul）一词为“蒙古”（Mongol）的转音，该帝国的创建者（巴卑尔，1483——1530）自称是蒙古人、相传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
　　大莫卧儿帝国在17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及阿富汗部分地区。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征服者的反抗加剧，加之征服者经常发生内讧，封建割据趋势日益加剧，到了18世纪上半叶真卧儿帝国便分裂成许多小邦，这些小邦逐渐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1803年英国人占领德里以后，大莫卧儿王朝的后裔靠东印度公司的腊养费维持生计，成了该公司的愧俑。1858年英国殖民者宣布印度为不列颠王国的领地之后，真卧儿帝国遂亡。——685。
409 婆罗门是梵文Brāmana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是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见注413），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传教为业。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并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窗的“创造”、 “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690。
413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及首陀罗。——685、689。
414 马拉塔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17世纪中叶题，这个部族开始进行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塔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发动侵略战争的道路。17世纪末，马拉塔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到了18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塔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塔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在1803—1805年英国一马拉塔战争中诸马拉塔王国被东印度公司征服。——685。
415 柴明达尔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指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持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783 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度在形式上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地区实行起来。——686。
416 圣威廉堡（威廉堡）是英国人于1696年在加尔各答修建的一座城堡，以当时英国国王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的名字命名。英国人在1757年征服孟加拉以后，把政府机关迁入这座城堡，城堡的名称遂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政府”，后来指“印度英国政府”。——688。
417 贾特是印度北部的一个种姓集团，其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在17世纪，农民贾特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的莫卧儿封建主的统治。——690。
418 拉甲（raja）是古代印度贵族的称号，指一族的酋长或一地的首领。最初由人民推选，后演变成世袭职位。近代英国殖民政府称印度土著王公为拉甲。——690。
419 奥里萨（东印度）的札格纳特庙是崇拜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札格纳特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朝拜以及豪华祭祀中取得巨额收入。在群众朝拜时，他们乘机怂恿住在庙里的妇女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狂热信徒进行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691。

人名索引

A

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和1841—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1834—1835）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659。

阿尔伯（Albert原名亚历山大·马丁Alexandre Martin，人称工人阿尔伯 Ouvrier Albert 1815—189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领导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临时政府成员，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叛处有期徒刑，巴黎公社的积极战士。——85、87、100。

阿尔布雷希特三世，勇士（Albrecht Ⅲ，der Beherzte1 443—1500）——萨克森公爵（1464—1500），尼德兰总督，曾率军镇压1488—1493年尼德兰人民起义和1500年弗里斯兰农民起义。——258。

阿尔诺德（布雷西亚的）（Arnoldo da Brescia[Arnoldus Brixiensis]1100前后—1155）——意大利教士和宗教改革家，1147—1155年是罗马共和国的领导人，被作为异教徒处死。——236—237。

阿尔塞尼乌斯，圣徒（Arsenius， the Saint约354—450）——罗马贵族，基督教圣徒，隐居埃及荒漠。——561。

阿尔瓦公爵，费甫多·阿尔瓦雷斯·德·托莱多一皮门特尔（Alba，Pemando Alvarez de Toledo y Pimentel，duque de 1507—1582）——西班牙统帅，1567—1573年为尼德兰总督，曾残酷镇压尼德兰人民起义。——278。

阿革西拉乌斯（Agesilaus公元前444—361）——斯巴达王（公元前401—361）。——539。

阿莱（阿莱斯），路易·皮埃尔·孔斯坦（Allais[Alais]， Louis-Pierre-Constant约生于1821年）——法国警探。——524、528、529。

阿礼国，拉瑟福德（Alcock，Sir Rutherford 1809—1897）——英国外交官，1844年起历任驻厦门、福州、上海、广州等埠领事，1859—1865年为驻日公使，1865—1871年为驻华公使。——610。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克西斯）（Αлексей Михаилович[Αлексис]1629—1676）——俄国沙皇（1645—1676）。——648。

埃尔瓦，夏尔德（Aylva，Sjard[Sjurd，Syaard]死于1509年）——1500年弗里斯兰农民起义的领袖。——258。

埃伦伯勒伯爵，爱德华·罗（Ellenborough，Edward Law，Earl of 1790—1871）——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2—1844），海军首席大臣（1846），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8）；爱·罗·埃伦伯勒男爵的儿子。——670。

埃芒蒂耶（Hermentier）——631。

埃默森（Emerson）——646。

艾森胡特，安东（Eisenhut，Anton死于1525年）——德国神父；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克赖希高农民起义领袖之一。——293。

艾森曼，约翰·哥特弗里德（Eisenmann，Joh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8年是《德意志人民报》编辑，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会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360。

艾特尔·汉斯——见齐格尔米勒，艾特尔汉斯。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政治家，曾在施泰因和哈登堡内阁担任多种职务，积极参与关税同盟的建立，1840—1848年任宗教事务、教青和卫生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372。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137。

安东（Antoine[Anton]1489—1544）——洛林公爵（1508—1544h镇压1525年阿尔萨斯农民起义的策划者。——309。

安斯蒂，托马斯·奇泽姆（Anstey，Thornas Chisholm 1816—1873）——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847—1852）；曾任香港首席检察官（1854—1859）。——657。

昂格勒斯，弗朗索瓦·厄内斯特（Anglès，François—Ernest1807—1861）——法国地主，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548。

昂利，波尔多公爵——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昂利第二（洛林的），吉斯公爵（Henri II de Lorraine， duc de Guise1614—1664）——法国弗伦特党领导人。——576。

奥蒂莉娅——见圣奥迪莉娅。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奥尔良公爵夫人，埃莱娜·路易莎·伊丽莎白（Orléans，Hélène-Louise-Elisabeth，duchesse d' 父姓梅克伦堡—什未林 Mecklenburg-Schwerin 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的长子斐迪南的遗孀，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149、482、511。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117、126、132、150、489、498、540一541、543—544、561、566、575—576。

奥尔斯瓦尔德，鲁道夫·冯（Auerswald，Rudolf von1795—186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自由派贵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普鲁士第一议院议长（1849—1850），不管大臣（1858—1862）；汉·阿·埃·冯·奥尔斯瓦尔德的弟弟。——68、424。

奥克兰伯爵，乔治·伊登（Auckland，George Eden，Earl of 1784—184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多次担任内阁大臣，1836—1842年任印度总督。——661。

奥朗则布（Aurangzib 1618—1707）——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钵谛沙赫（1658—1707）。——678。

奥普尔侯爵，阿尔丰斯·昂利（Hautpoul，Alphonse—Henri，marquis d' 1789—1865）——法国将军，正统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陆军部长（1849—1850）。——151、161、167、178、185—186、512、518、525—527。

奥赛男爵，沙尔·勒梅谢·德隆普雷（Haussez，Charles Lemercher de Longpré，baron d' 1778—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曾任海军大臣（1829）。——168。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62。

巴尔贝斯，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后流亡荷兰，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125、169、579。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Honoré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577。

巴富尔，乔治（Balfour，Sir George 1809—1894）——英国外交官和军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参谋，南京条约签订后，代表英国政府接受中国支付的赔款，曾任驻上海领事（1843—1846）。——631。

巴赫，瓦尔特（Bach，Wa1ther）——德国雇佣兵，1525年是阿尔高农军的领袖。——300、302。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л，Α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7、13、17、20、218、451。

巴拉盖·狄利埃伯爵，阿希尔（Baraguay d' Hil1iers，Achille，comte 1795—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1870年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46、533—534、546。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84、108、118—126、122、130、139—140、146、149、151、490—492、496、510—512、521、535、538、545、554。

巴罗什，皮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波拿巴主义者，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阁。——169、518、529、533—535、538。

巴塞尔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书商和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驻联邦议会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427。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Frédéric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81。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Jules 1800—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1836—1846），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112。

巴托里伯爵，伊什特万（Báthory[Batory]，István，Graf死于1530年）——匈牙利贵族，1514年率领军队镇压匈牙利的农民起义；匈牙利宫廷侍卫（1519—1530）。——268。

巴夏礼，斯密斯（Parkes，Harry Smith1828—1885）——英国外交官；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瑛鼎查的秘书兼翻译，曾参加攻占镇江的战役；1856年任驻广州领事，制造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185—1858）；英军街踞广州后为驻广州的三个欧洲监察员之一（1858—1859）；1860年随额尔金北上，随同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焚毁圆明园；曾任驻上海领事（1863—1865）、驻日公使（1865—1883）和驻华公使兼驻朝鲜公使（1883—1885）。——619—620、645。

巴伊，让·西尔万（Bailly，Jean-Sylvain 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自由立宪资产阶级领袖之一；任巴黎市长期间（1789—1791）曾下令向马尔斯广场上的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1791），因此在1793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472。

巴兹，让·狄德埃（Baze，Jean-Didier 1800—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544、557。

班特尔，汉斯（班特尔汉斯）（Bantel，Hans[Bantelhans]）——德国代廷根（符腾堡）市民，1514年是“穷康拉德”的领袖之一。——265。

包令，约翰（Bowring，John 1792—1872）——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官、语言学家和文学家，边沁的信徒，自由贸易派，高级殖民官员，议会议员；1847—1852年任驻广州领事，1854—1857年继文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极力主张对中国进行侵略；1856年10月借口亚罗号事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620。

保尔，约翰（Ball，John死于1381年）——英国神父，英国1381年农民起义的左翼思想家和领导人。——236、238。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逃离，1859年回国。——497、534。

贝尔纳（Bemard）——法国上校，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主席；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对反拿破仑第三的共和派的审判的组织者之一。——488。

贝克拉特，海尔曼·冯（Beckerath，Hennann von 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8—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2）和爱尔福特议会议员（1850）；支持普鲁士的联盟政策。——68。

贝里耶，皮埃尔·安东（Berryer，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正统主义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50、500、517、536、543、545、547、550.

贝列拉，雅克·埃米尔（Péreire，Jacques-Émile 1800—1875）——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弟伊·贝列拉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585。

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l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583—585。

贝林，汉斯（Berlin，Hans死于1560年前后）——海尔布隆公证人和司法代理人；1525年农民起义时是农军营寨中海尔布隆市代表，内卡河谷—奥登林山农军的农军代表，温和的“阿真巴赫声明”的倡导者之一，同汉·贝林市长同宗。——294。

贝林，汉斯（Berlin，Hans）——海尔布隆市政会成员和市长，1525年伯布林根农民起义失败后试图从士瓦本联盟统帅那里得到一支军队，占领海尔布隆。——286。

贝姆，约瑟夫（Bem，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417。

贝努瓦·达济伯爵，德尼（Benoist[Benoît} d' Azy，Denis，comte 1796—1880）——法国政治家、金融家和工业家，正统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副议长（1849—1851）。——538、543。

比约，奥吉斯特·阿道夫·玛丽（Billault，Auguste-Adolphe-Marie 1805—1863）——法国政治家，律师，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大臣（1854—1858和1859—1860）。——538。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J，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一，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亮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24。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20。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Ludwig1824—1899）——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代表（1867）。——601。

庇护丸世（Pius IX[Pio Nono]世俗名乔万尼·马里亚·马斯塔伊—费雷蒂 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511。

波尔多公爵——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波林尼雅克亲王，茹尔·奥古斯特·阿尔芒·玛丽（Polignac，Jules-Auguste—Armand-Marie，prince de 1780—1847）——法国国务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1829—1830）。——545。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prince Napoléon又名日罗姆Jérôme，绰号普隆—普隆1822—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术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150。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473、566一568。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132、150、489、498、540—541、543—544、566。

伯恩斯，亚历山大（Bumes，Alexander 1805—1841）——英国军官，英国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的策划者之一；1836—1838年在喀布尔执行特殊使命，1839—1841年任喀布尔英军司令部顾问，1841年喀布尔发生起义时被杀。——661—662。

伯恩斯，詹姆斯（Bumes，James 1801—1862）——英国医生，亚·伯恩斯的哥哥。——661。

伯海姆，汉斯（Böheim，Hans人称吹鼓手小汉斯 Pauker，Pfeiferh.nslein死于1476年）——德国传教士、牧人和乡村音乐家，1476年在陶伯河谷传教，发动农民运动；后被维尔茨堡主教俘虏并作为异教徒被烧死。——255—258。

伯利欣根，葛兹·冯（Berlichingen，Götz von 148ι—1562）——德国骑士，1525年参加农民起义，任内卡河谷一奥登林山雇佣军支队的步兵上校，在柯尼斯霍芬决战时出卖了农民，歌德的同名剧本和拉萨尔的剧本《弗兰夜·冯·济金根》中的葛兹·冯·伯利欣根的原型。——284—286、295、296。

柏拉图（ Platon[Plato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114。

勃朗，路易（Blanc，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65、85、87、91、96、98、100、108、121、134、168、352、470。

勃鲁姆，罗伯特（Blum，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为左派领袖之—；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422、423、432。

博马舍，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德（Beaumarchais，Pierre-Augustin Caron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125。

博纳尔德子爵，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布鲁瓦兹（Bonald，Louis-Gabriel-Ambroise，vicomte de 1754—184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保皇派，复辟时期的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363。

薄伽丘，乔万尼（Boccaccio，Giovanni 1313—1375）——意大利诗人和人文主义者，《十日谈》的作者。——237。

跛帖木儿——见帖木儿（跛帖木儿）。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Braunschweig，Karl Wilhelm Ferdinand Herzog von 1735—1806）——普鲁士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92—179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司令，在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1806）中战败。——320。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157.

布尔布隆，阿尔丰斯·德（Bourboulon，Alphonse de生于1809年）——法国外交官，驻华公使（1851、1852—1857和1859—1862）；1853年曾访问太平天国的国都天京（南京），试探太平军的对外政策。——654—655、664.

布尔沃，威廉·亨利·利顿·厄尔（Bulwer，William Herny Lytton Earle 1801—1872）——英国外交家，议会议员（1830—1837），辉格党人；1839年和1840年任英国驻巴黎代办，后任驻马德里公使（1843—1848）、驻华盛顿大使（1849—1852）、驻佛罗伦萨大使（1852—1855）、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8—1865）。——659。

布莱克特，约翰·芬威克·伯戈因（Blackett，John Fenwick Burgoyne 1821—1856）——英国议会议员。——677。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54、207.

布赖滕施泰因，塞巴斯蒂安·冯（Breitenstein，Sebastian von 1464—1535）——肯普滕修道院院长（1523—1535）。——279、315。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98、125、166、168—169、477、562、579。

布雷亚，让·巴蒂斯特·菲德尔（Bréa，Jean-Baptiste-Fidèle 1790—1848）——法国将军，参与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被起义者击毙。——134。

布里斯曼，约翰奈斯（Briesmann，Johannes1488—1549）——东普鲁士的宗教改革家，柯尼斯堡大学的创建人之一。——252.

布利丹，让（Buridan，Jean 1300前后—1358以后）——法国哲学家，唯名论者，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据说他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一句俗话。——556。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471。

布伦坦诺，洛伦茨·彼得·卡尔（Brentano，Lorenz Peter Karl 1813—1891）——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迁居美国；1878年起为美国国会议员。——452、470。

布罗伊公爵，阿希尔·沙尔·莱昂斯·维克多（Broglie，Achille-Charles-Léonce-Victor，duc de 1785—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阁首相（1835—1836），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517、545。

布绍特，让巴蒂斯特·诺埃尔（Bouchotte，Jean-Baptiste-Noël 1754—1840）——法国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雅各宾党人，曾任陆军部长（1793—1794）。——324、343.

C

查基，米克洛什（Csáky[Csaky汀，Miklos1465—1514）——匈牙利神学家，乔纳德主教（150萨—1514），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时被起义者所杀。——268。

查理—阿尔伯特（Carlo Alberto[Char1es—Albert，Karl Albert]1798—1849）——撒丁和皮埃蒙特国王（1831—1849）。——130、326。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1，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一800）和皇帝（800—814）。——396。

查理五世（Kar1 V 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查理五世，曾为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293。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月革命赶下王位。——168。

查普曼，约翰（Chapman，John 1801—1854）——英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赞同在印度实行改革；《印度的棉花和贸易》一书作者。——688。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的创始人之—；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13、17。

吹鼓手小汉斯——见伯海姆，汉斯。

D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29年起为格丁根大学教授“格丁根七贤”之一，因拒绝宣誓效忠而被赶出格丁根，1842年被聘为波恩大学教授，1848—1849年为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50年为爱尔福特议会议员，后脱离政治活动；写有丹麦、德国、英国和法国史方面的著作。——370。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9、14。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领导成员，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470。

大利，彼得（Ailly，Pierre d' 1350—1420）——法国传教士，神学家，红衣主教（1410年起），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重要人物。——574。

大莫卧儿王朝——见莫卧儿王朝。

戴斯特，让·巴蒂斯特（Teste，Jean-Baptiste 1780—1852）——法国律师和国务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王朝时期商业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因贪污舞弊被送交法庭审判（1847）。——155。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446、470、471。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1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26、594。

道光（1782—1850）——中国清朝皇帝（1821—1850）。——608、645。

德·梅斯特尔——见梅斯特尔（德·梅斯特尔）伯爵，约瑟夫·玛丽。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658、659、661、670。

德弗洛特——见弗洛特（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德。

德福塞，罗曼·约瑟夫（Desfossés，Romain-Joseph .1798—1864）——法国海军上将，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49年11月—1851年1月任海军部长。——532、533.

德洛姆（洛姆，德），让·路易（Delolme[Lolme，de]，Jean-Louis 1741—1806）——瑞士法学家和作家，立宪君主制的辩护士。——68.

德穆兰，吕西·西姆普利斯·卡米耶·贝努瓦（Desmoulins，Lucie-Simplice-Camille-Benoist 1760—1794）——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471。

狄金逊，约翰（Dickinson，John 1815—1876）——英国政论家，自由贸易论者，东印度改革促进协会创始人之一，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687。

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被驱逐出雅典。——150。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D' Israeli ]，Benjamin，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667、668。

迪特里希施坦男爵，西格蒙德（Dietrichstein，Sigmund Freiherr von 1484—1540）——施蒂里亚总督，帝国军事长官，曾镇压1515—1516年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起义，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是施蒂里亚陆军指挥官，7月3日在施拉德明被击败，农民战争行将结束时在韦尔芬被起义军捕获，后被释放。——269、311、312。

蒂雷纳子爵，昂利·德拉图尔·多韦尔尼（Turenne，Henri de la Tour d' Auvergne，vicomte de 1611—1675）——法国将军，三十年战争时期任法军统帅。——336。

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Anddré- Marie –Jean-Jacques 人称大杜班Dupin，aîné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众议院议长（1832—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78、524、528、529。

杜邦·德勒尔，雅克·沙尔（Dupont de l'Eure，Jacques-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1830年以前是烧炭党领导成员；40年代是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后为国民议会议员。——85。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杜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年10—12月）和波拿巴政府的内务部长（1849年6—10月）；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114、117，155。

杜克莱尔，沙尔·泰奥多尔·欧仁（Duclerc，Charles-Théodore-Eugène1 812—1888）——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国民报》编辑（1840—1846），财政部长（1848年5—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动产信用公司董事会成员，国民议会副议长（1875），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2年8月—1883年1月）。——128。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索瓦（Dumouriez[Dümouriez），Charles—François 1739—182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法国革命时期是吉伦特党人；曾任外交部长、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1792—1793）；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320—321。

杜普拉，帕斯卡尔（Duprat，Pascal 1815—1885）——法国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府；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530—531。

杜沙特尔伯爵，沙尔·玛丽·汤讷吉（Duchater，Char1es-Marie-Tanneguy，comte 1803—1867）——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34—1836）和内务大臣（1839—1840和1840—1848年2月）。——544。

杜山一路维杜尔——见路维杜尔（杜山—路维杜尔），弗朗索瓦·多米尼克。

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Franz Gustav1 822—1888）——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一敦克尔工会。——595。

多布尔霍夫—迪尔男爵，安东（Doblhoff-Dier，Anton Freiherr von 1800—1872）——奥地利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1848年任贸易大臣（5月）和内务大臣（7—10月）。——412。

多斯特一穆罕默德汗（Dost-Muhammad Khan[Dost-Mahomed]1793—1863）——阿富汗埃米尔（1826—1839和1842—1863）。——660—662。

多扎，盖尔盖伊（Dózsa[Dosa]，Gergely 1470前后—1514）——特兰西瓦尼亚的下层贵族，马扎尔人；在希腊反抗土耳其的战争中任军官；1514年是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遭受贵族的酷刑致死。——267—268。

多扎，格雷戈尔（Dózsa，Gregor死于1514年）——特兰西瓦尼亚的下层贵族，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与其兄盖·多扎一起被处死。——268。

E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普鲁斯（Elgin，James Bruce，Earl of 1811—1863）——英国外交官，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1857—1858和1860—1861），印度总督（1862—1863）。——651、656—657、665、667—670、672、675。

恩斯特第二（Ernst Ⅱ 1464—1513）——德国神学家，马格德堡大主教（1476—1513）。——245。

F

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勒德·皮埃尔（Fallox，Frédéric-Alfred-Pierre，comte de 1811—1886）——法国政治家和著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场的策划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119、129、140、151、496、510、511、545、547。

范斯特劳本齐，查理·托马斯（Van Straubenzee，Charles Thomas 1812—1892）——英国将军，1855—1856年在克里木战争中任英军一个旅的指挥官，1857—1858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645。

菲力浦第二，奥尔良公爵（Philippe Ⅱ，duc d' Orléans 1674—1723）一—法国摄政王（1715—1723）。——587.

菲力浦一世（Philipp Ⅰ 1479—1533）——巴登封疆伯爵，1514年镇压鞋会暴动的策划者之一，1525年参与镇压德国南部的农民起义；曾任帝国政府的总督（1524—1527）。——267。

菲力浦一世，仁者（Philipp Ⅰ，der Großmütige 1504—1567）——黑森邦伯，曾参加镇压1522年的骑士起义，镇压1525年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275、306—307、315。

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Ⅱ，Ferdinand Ⅱ，绰号炮弹国王 Kíng Bomba 1810—1859）——双西西里王国国王（1830—1859）。——406。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 1503—1564）——奥地利大公，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56—1564）。——278、287、300、301、311—313。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Ⅰ 1793—1875）——奥地利皇帝（1835—1848）。——411、412、422。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600—601。

费尔巴哈尔，马特恩（Feuerbacher，Matern约1485—1567）——德国店主，博特瓦尔（符腾堡）市政会成员，市民反对派领袖，1525年领导符腾堡起义农民和市民的华美基督教农军E起义失败后是唯一被释放（1527）的起义军首领。——288、289、292。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François-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596。

芬尼斯，托马斯·奎斯特德（Finnis，Thomas Quested）——伦敦市长（1856—1857）。——618。

弗兰茨一世（Franz Ⅰ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称弗兰茨二世。——378、381。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Ⅰ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431。

弗兰格尔伯爵，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Friedrich Heinrich Emst Graf von 1784—1877）——普鲁士将军，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1856年起任陆军元帅；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425、426。

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Ⅰ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277。

弗里茨，约斯（Fritz，Joß 死于1525年前后）——1513年莱茵河上游地区鞋会的组织者。——261—264、269—270。

弗里茨——见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 August Ⅱ 1797—1854）——萨克森国王（1836—1854）。一—45。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11，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325、330、331、336。

弗里德里希三世，贤人（Friedrich Ⅲ der Weise 1463—1525）——萨克森选帝侯（1486—1525）；维滕贝格大学的创建人之一，路德在瓦尔特堡的保护人（1521—1522）。——241。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Ⅱ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320。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Ⅲ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363。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68、363、364、372、382、425、431、438、440。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斐迪南——见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

弗伦茨贝格，格奥尔格·冯（Frundsberg，Georg von 1473—1528）——日耳曼军人，哈布斯堡王室的忠实臣仆，1525年帕维亚会战的指挥官，1525年受士瓦本联盟的委托镇压阿尔高和萨尔茨堡大主教区的农民起义。——302、312。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85。

弗洛里安——见格赖泽尔，弗洛里安。

弗洛特（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德（Flotte[Deflotte]，Paul-Louis-François-René de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860年参加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进军。——168、169、517。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148、165、513。

福尔讷，安东（Fomer. Anton）——讷德林根（法兰克尼亚）帝国直辖市市长，1525年4月参加农民起义并领导城市平民。一—283。

福格特，卡尔（Vogt，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447、601。

福禄培尔，尤利乌斯（Fröbel[Froebel]，Julius 1805—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3年底—1844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年回到欧洲，为奥地利政府撰写时评。——422。

福适，莱昂（Faucher，Léon 1803—1854）——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内务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5月和1851年）。——80、119、125、127、518、538、544。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3、 21、62、64、218、368、584。

富尔德，阿希尔（Fould，Achil1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I848—1849），曾任财政部长（1849—1851），财政大臣（1861—1867），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94、111、123、152、155—156、512、532、534、538、547。

富基埃—坦维尔，安东·康坦（Fouquier-Tinville，Antoine-Quentin 1746—1795）——法国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131。

富歇，约瑟夫（Fouché，Joseph 1759—1820）——法国政治家和警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拿破仑第一内阁的警务大臣，以毫无原则著称。——162。

G

盖尔，弗洛里安（Geyer，Florian 1490前后—1525）——法兰克尼亚骑士，站在起义农民一边，曾促使许多法兰克尼亚城市同起义军缔结盟约，他的军事经验被记人陶伯河谷农民起义军的《奥克森弗特军事条例》，农民起义失败后被处死。——284—286、295、297、298。

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Caligula]12—41）——罗马皇帝（37—41）。——492。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Gervinus，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历史编寨学家和文学史家，自由派；1844年起为海德堡大学教授，1847—1848年10月是《德意志报》的编辑，1848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371。

盖斯迈尔，米夏埃尔（Gaismair[Geismaier ]，Michael 1490前后—1532）——蒂罗尔行政长官的秘书，布里克森主教的书记员，1525—1526年阿尔卑斯山区农民起义的左翼领导人；蒂罗尔邦法》的起草人，设想、建立一个农民和矿工的国家；1532年被奥地利大公的亲信所谋杀。——311—314。

戈尔盖，阿尔图尔（Görgey，Arthur 1818—1916）——匈牙利将军，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背叛匈牙利革命，率领所属部队向沙皇军队投降。——420。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475、683、684。

格奥尔格，大胡子（Georg der Bärtige1471—1539）——萨克森公爵（1500—1539）；宗教改革的反对者，镇压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弗兰青豪森会战的参加者。——251。

格茨，克里斯蒂安（Götz，Christian 1783—1849）——奥地利陆军少将；曾参加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326。

格尔伯，埃拉斯穆斯（Gerber，Erasmus死于1525年）——德国手工业者；1525年阿尔萨斯农民起义的领袖之—；察伯恩会战失败后被俘并被处死。——309。

格尔伯，托伊斯（Gerber，Theus原名马丁·安格勒 Martin Angerer约死于1541年）——德国制革工人；斯图加特市民军（1525年同费尔巴哈尔的符腾堡起义军合并）的领袖，起义失败后逃往埃斯林根。——289、292。

格拉古（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公元前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23—122），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弟弟。——471。

格拉古（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62—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哥哥。——471。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自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657。

格赖泽尔，弗洛里安（Greisel，Florian人称弗洛里安神父 Pfaffe Florian）——艾希施泰滕（符腾堡）的教士，1525年士瓦本农民起义的领袖。——290。

格朗丹，维克多（Grandin，Victor 1797—1849）——法国工厂主，保守派政治家，众议院议员（1839—1848）；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80。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贝尔纳·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52—1870）；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50年代为《国家报》主编。——179、577。

格雷贝尔，康拉德（Grebel，Konrad 1489—1526）——瑞士再洗礼派的创始人，闵采尔的信徒，曾在德国南部进行革命宣传。——253。

格雷戈尔（布格贝恩海姆的）（Gregor von Burgbernheim[Burg—Bernheim]）——1525年安斯巴赫农民起义军的领袖。——297。

格律恩，卡尔（Grün，Karl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mst von der Haide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60。

葛兹——见伯利欣根，葛兹·冯。

贡斯当·德勒贝克，昂利·本杰明（Constant de Rebecque，Henri Benjamin 1767—1830）——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民主主义流派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反对者；曾从事国家法问题的研究。——471—472。

古德肖，米歇尔（Goudchaux，Michel 1797—1862）——法国银行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50年代为反对波拿巴主义政体的共和党反对派领袖之一。——108。

古格尔，巴斯蒂安（古格尔—巴斯蒂安）（Gugel，Bastian[Gugel-Bastian]死于1514年）——巴登农民起义（1514）的领袖之一。——267。

H

哈伯恩，威廉·冯（Habem，Wilhelm von）——普法尔茨选帝侯路德维希的元帅，1525年镇压普法尔茨农民起义的贵族军队首领。——287、300。

哈德菲尔德，乔治（Hadfield，George1787—1879）——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 ——661。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31。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11。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150。

海瑙男爵，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Julius Jakob Freiherr von 1786—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曾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队总司令（1849）。——148、399。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395、404。

海特男爵，奥古斯特（Heydt，August Freiherr von der 1801—1874）——普鲁士银行家、政治活动家，曾任商业、工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12月—1862年）和财政大臣（1862、1866—1869），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72。

汉普敦，约翰（Hampden，John 1594—164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反对专制独裁，革命斗争的参加者，在国内战争中牺牲。——425。

汉特，弗里曼（Hunt，Freeman 1804—1858）——美国政论家，《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的出版者。——630。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mann，David Justus Ludwig 1790—1864）——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财政大臣（1848年3—9月）。——72—73、387、394、399、424。

贺布，詹姆斯（Hope，James 1808—1881）——英国海军将领，1859—1860年率领远征舰队侵略中国。——654—655、663。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п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13。

黑尔芬施太因伯爵，路德维希（Helfenstein，Ludwig Graf von 1480前后—1525）——奥地利贵族，魏恩斯贝格（符腾堡）地方长官，以残酷无情地对待农民而著称，1525年农民起义中被处死；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女婿。——284—285、295。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I，Georg WiIhelm Friedrich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217、247、361、362、470、591、593、596、600——603、607。

亨利，约瑟夫·沃讷（Henley，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商业和交通大臣（1852和1858—1859）。——651。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亨利六世（Henry VI 1421—1471）——英国国王（1422—1461）。——541。

亨利希七十二世（Heinrich LXXII 1797—1853）——德国一小邦幼系（罗伊斯—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的领主王公（1822—1848）。——435。

亨讷贝格伯爵，约翰（Henneberg，Johann Graf von）——德国僧侣，富尔达修道院院长（1521—1541）。——306、315。

洪施太因伯爵，威廉（Honstein，Wi1helm Graf von 1470前后—1541）——德国法学家，曾一度任弗赖堡（布赖斯高）大学校长，1506年起为斯特拉斯堡大主教，称威廉三世，1524年为美因茨地方长官；1525年镇压农民起义的参加者。——299。

洪秀全（1814—1864）——627。

胡布迈尔，巴尔塔扎尔（Hubmaier，Balthasar 1480前后—1528）——德国神学家，教士，后为再洗礼派教徒；闵采尔的拥护者；曾在瓦尔茨胡特传教（1524—1525），在教区和起义农民之间建立联系，后作为漫礼派的领袖在维也纳被烧死。——253、276。

胡登，弗罗文·冯（Hutten，Frowin von）——德国骑士，1522—1523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骑士起义的参加者，1525年是士瓦本联盟的陆军上校，参加镇压农民起义；乌·冯·胡登的堂兄弟。——299。

胡登，乌尔里希·冯（Hutten，Ulrich von1488—1523）——德国诗人和政论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冯·胡登的原型。——241、272—275、299。

胡斯，扬（Hus[Huß]，Jan 1369—1415）——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后被控告为异教徒，被烧死。——237、255。

华斯哥·达·伽马（Vasco da Gama[Vasco de Gama]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1497—1498年发现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路。——221。

惠勒（Wheeler）——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631。

霍格，詹姆斯·韦尔（Hogg，James Weir 1790—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东印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1846—1847和1852—1853），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1858—1872）。——618、677。

霍亨洛埃伯爵，阿尔布雷希特（Hohenlohe，Albrecht Graf von）——法兰克尼亚贵族（1525年起）。——283。

霍亨洛埃伯爵，莱奥波德（Hohenlohe，Leopold Graf von）——法兰克尼亚贵族（1525年起）。——283。

霍苏（霍索），安塔尔（Hosszu，Antal）——1514年是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268、269

J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30、80、83、84、103、112、119、126、146、151、472、485、544、545、562、563、577、591。

吉布森，托马斯·米尔纳（Gibson，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事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657—658、666。

吉纳尔，约瑟夫·奥古斯坦（Guinard，Joseph-Augustin 1799—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由于参加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被判终生监禁，1854年获赦。——169。

吉斯公爵——见昂利第二（洛林的），吉斯公爵。

济格尔，弗兰茨（Sigel，Franz1824—1902）——德国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流亡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6年起为纽约新闻工作者，阿·济格尔的哥哥。——452。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1522—1523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起义的领袖，在兰茨胡特的城堡遭攻击时丧生；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的原型。——241、272—273、275、317。

嘉庆（1760—1820）——中国清朝皇帝（1796—1820）。——632。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470。

居比耶尔，阿梅代·路易·德庞·德（Cubières，Amédée-Louis Despans de 1786—1853）——法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39—1840年任陆军大臣，1847年因营私舞弊被降职。——155。

居鲁士二世，居鲁士大帝（Kyros[Cyrus]Ⅱ the Great约公元前600—529）——波斯帝国国王（公元前558—529），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创立者。——246。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Étienne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14、21、64、98。

卡尔利埃，皮埃尔·沙尔·约瑟夫（Carlier，Pierre-Charles-Joseph 1799—1858）——法国警官，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162、163、512、525、530、555。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ène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102、103，107、111—112、114—118、123、128—130、136、142、328、407、482、487—490、497、536、549、557。

卡利古拉——见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

卡诺，拉扎尔·尼古拉·玛格丽特（Carnot，Lazare-Nicolas-Marguerite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政治和军事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追随雅各宾党人，抗击欧洲各国同盟、保卫法国的组织者之一；1794年参加热月九日反革命政变，1795年是五人内阁成员，曾一度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陆军和内务大臣。——320、323，324、343。

卡诺，拉扎尔·伊波利特（Carnot，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左派反对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教青部长（1848年2一7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反对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为共和党反对派领袖，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68、169、517。

卡普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雷·雷蒙（Capefigue. Jean-Baptiste-Honoré-Raymond 1801—1872）——法国政论家、历史学家和作家；保皇派。——179。

卡齐米尔（Kasimir[Casimir]1481—1527）——勃兰登堡一安斯巴赫—拜罗伊特封疆伯爵（1519—1527），霍亨索伦王室法兰克尼亚系的代表人物，镇压安斯巴赫和罗腾堡农民起义和市民起义的策划者。——297、299、300。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年），监察官（公元前184年）；《论农业》的作者。——111—112、577。

开普勒，约翰奈斯（Kepler，Johannes 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607 。

凯，约翰·威廉（Kaye，John William1814—1876）——英国军事史学家和殖民官员，曾任印度事务部政务机要司秘书（1858—1874），写有印度的历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著作以及英国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的殖民战争方面的著作。——661。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Kelly—Wischnewetzky，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1892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14。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Gaesar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49、471。

坎伯尔，乔治（Campbell，Sir George 1824—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官，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689。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 l172—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152、601。

康拉德三世（廷根的）（Konrad Ⅲ von Thüngen 1466前后—1540）——维尔茨堡主教（1519——1540），1525年被起义军驱逐出境，在士瓦本联盟的帮助下才得以收复自己的领地。——286、299。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69、73、387、391、399、424。

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154。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Lajos[Louis，Ludwig]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332。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ère，Marc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政府准备在布尔日对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审判，于1848年8月逃往英国。——91、108、134、470。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George Wil1iam Prederick Villiers，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1847—1852），曾镇压爱尔兰1848年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一—18。

克莱夫，罗伯特（Clive，Robert 1725—1774）——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将军，英国在印度建立殖民统治的肇始人，孟加拉省督（1757—1760和1765—1767）。——690。

克雷米约，伊萨克·阿道夫（Crémieux[Cremieux]，Isaac-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自由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85、128。

克雷通，尼古拉·约瑟夫（Creton，Nicolas-Joseph1798—186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56、541。

克里斯托夫第一（Christoph 1453—1527）——巴登一霍赫贝格封疆伯爵（1473）—1527）。——264。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liver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472、557。

克诺普夫（洛伊巴斯河的）——见施米特，约尔格。

库克，乔治·温格罗夫（Cooke，George Wingrove 1814—1865）——英国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党人，1857年为《泰晤士报》驻中国通讯员。——638、640、651。

库利汗——见纳迪尔沙赫（库利汗）。

库辛，维克多（Cousin，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中主义者。——471。

L

拉波尔特施泰思，乌尔里希·冯（Rappoltstein，Ulrich von）——1525年是阿尔萨斯赖兴魏尔地方长官。——310。

拉德茨基伯爵，约瑟夫·温来尔（Radetzky，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奥军司令，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326、327、405、411、412、415。

拉菲特，雅克（Laffitte，Jacques 1767—184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政府首脑（1830—1831）。——80。

拉斐德侯爵，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尔贝·莫蒂埃（Lafayette，Marie—Joseph-Paul-Roch-Yves-Gilbert Motier，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时（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的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321。

拉弗尔，约翰（Lovell，John）——美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4。

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Raffles，Thomas Stam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曾任爪哇总督（1811—1816）；《爪哇史》一书的作者。——678.679、682。

拉克罗斯男爵，贝尔特朗·泰奥巴尔德·约瑟夫（Lacrosse，Bertrand-Théobald-Joseph，baron de 1796—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公共工程部长（1848—1849和1851年1—12月）。——141。

拉罗什雅克兰侯爵，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杜韦尔日耶（La Rochejaquelein[Larochejaquelin]，Henri-Auguste-Georges Du Vergier，marquis de 1805—1867）——法国政治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2年起为第二帝国参议员。——86、545。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85、90、98、102、538。

拉莫里诺，杰罗拉莫（Ramorino，Gerolamo 1792—1849）——意大利将军，1834年领导由马志尼组织的流亡革命者向萨瓦的进攻；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指挥皮埃蒙特军队，由于他的叛变，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327。

拉莫里谢尔，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瑞绍·德（Lamoricière，Christophe-Léon—Louìs Juchault de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二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参与镇压巴黎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长（1848年6—12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7年回到法国；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497、557。

拉萨尔，斐迪南（Lass a11e，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12、20。

拉斯拜尔，弗朗索瓦·万桑（Raspail，François-Vincent 1794—1878）——法国自然科学家、政治家和政论家，社会主义者，《人民之友》的出版者，靠近革命无产阶级；1830和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年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六年徒刑，后流亡比利时；1870—1871年普法战争爆发前夜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党反对派，后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场。——85、98、111、117、125、579。

拉斯卡斯伯爵，艾曼纽埃尔·奥古斯坦·迪约多内·马兰·约瑟夫（Las Cases，Emmanuel—Augustin—Dieudonné—Marin—Joseph，comte de1766—1842）——法国军官和历史学家，拿破仑第一的秘书，1815—1816年曾陪同拿破仑第一前往圣赫勒拿岛。——561。

拉图尔伯爵，泰奥多尔（Latour，Theodor Graf 1780——1848）——奥地利将军，专制君主制度的拥护者，1848年任陆军大臣，1848年10月被维也纳起义者杀死。——413。

拉托，让·皮埃尔·拉莫特（Rateau. Jean-Pierre Lamotte 1800—1887）——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491。

拉伊特子爵，让·厄内斯特·杜科（La Hitte[Lahitte]，Jean-Emest Ducos，vícomte de 1789—1878）——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萨—1851）、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1849—1851）。——168、517、533。

莱昂伯爵夫人（L.伯爵夫人）（Lehon[Gr.fin L.]，comtesse de）—一比利时驻巴黎公使沙·艾·约·莱昂伯爵的妻子，30—50年代随丈夫住在巴黎，同奥尔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 ——576。

莱奥波德（大公）（Leupold[Grand Duke1 1790—1852）——巴登大公（1830—1852）。——445、452。

赖德律（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65、85、94、98、106、108、117、125、128、130、135—136、138—140、143、156、169、177、352、399、482、497、502、505。

兰开斯特，约瑟夫（Lancaster，Joseph 1778—1838）——英国教育家。——422。

朗格，马泰乌斯（Lang，Matth.us 1468—1540）——德国贵族，神学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宠臣；1519年起为萨尔茨堡大主教和红衣主教；迫害宗教改革的拥护者，镇压1525年的农民和市民起义。——310、313。

朗帕尔特，格雷戈尔（Lamparter，Gregor 1463—1523）——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的顾问。——266。

劳，卡尔·亨利希（Rau，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观点。——596。

劳伦蒂乌斯——见梅萨罗什，劳伦蒂乌斯。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埃尔·沙尔（Le Flô[Leflô]，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法国将军、政治家和外交家，保皇党人；秩序党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英国；1859年回到法国，曾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48—1849和1871—1879）。一—93、557。

勒克莱尔，亚历山大（Leclerc，Alexandre）——法国商人，秩序党的拥护者，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177。

勒麦，克里斯托夫·哥特洛布·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R.mer（Roemer]. Christof Gottlob Heinrich Friedrich von 1794—186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1833年起为符腾堡第二议院议员，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任符腾堡的司法大臣和首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360。

勒米尼耶，让·路易·欧仁（Lerminier，Jean-Louis-Eugène 1803—1857）——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30年代末为保守主义者，法兰西学院比较法教授（1831—1839），由于学生抗议而离职。——126。

勒穆瓦讷，约翰·玛格丽特·埃米尔（Lemoinne，John-Marguerite-Émile 1815—1892）——法国政论家，《辩论日报》驻英国记者，后为主编。——179。

雷布曼，约翰奈斯（汉斯）（Rebmann. Johannes[Hans]）——德国传教士，1525年是农民起义军领袖，格里森农民起义失败后被贵族收买，后为苏黎世地区的神父。——253。

雷缪扎伯爵，剖，、尔·弗朗索瓦·玛丽（Rémusat，Charles-François-Marie，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71—1873）。——535。

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圣让·丹热利）伯爵，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Regnault de Saint—Jean d' Angély[St. Jean d' Angély ]，Auguste—Michel—血ienne，comte de1794—1870）——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陆军部长（1851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任近卫军指挥官（1854—1869），1855年为克里木法军后备军军长。——533—534。

黎尔，威廉·亨利希（Riehl，Wilhelm Heinrich 1823—1897）——德国文学史家和政论家，慕尼黑大学教授。——596。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625。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P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596。

里夫斯，威廉·多布森（Reeves，Wil1iam Dobson 1827前后—1907）——英国出版商和书商，曾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14、19。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Richard von Greiffenklau1467—1531）——特里尔的选帝侯和大主教（1511—1531），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曾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和1525年的农民起义；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特里尔的理查的原型。——275、300。

林则徐（1785—1850）——中国清朝官员，1839年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和负责查禁鸦片贸易的钦差大臣。——635。

卢格，阿尔诺德（Ruge，Am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70。

鲁埃，欧仁（Rouher，Eugène1814—188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849—1852年曾断续地担任司法部长和司法大臣；第二帝国时期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55—1863）、国务大臣（1863—1869）、参议院议长（1869—1870）；第二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70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领袖之一。——528、529、532、533、538。

鲁道夫第二·冯·谢伦贝格（Rudolf Ⅱ von Scherenberg 1405前后—1495）——维尔茨堡主教（1466—1495），1476年镇压汉·伯海姆所领导的陶伯河谷农民起义。——258。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鲁普斯）。

鲁瓦耶—科拉尔，皮埃尔·保尔（Royer-Collard，Pierre-Paul1763—1845）——法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巴黎大学历史和哲学教授，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471。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一—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234、239—246、249—254、271—272、276、471。

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 1478—1544）——普法尔茨选帝侯（1508—1544），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参加士瓦本联盟对法兰克尼亚起义农民的征讨（1525）。——266、275、285。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金融世家，在欧洲许多国家设有银行。——83、366—367。

路特希尔德男爵，詹姆斯（Rothschild，James，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82。

路维杜尔（杜山一路维杜尔），弗朗索瓦·多米尼克（Louverture[Toussaint L' Ouverture]，François-Dominique 1743—1803）一—海地黑人革命运动的领袖，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抗西班牙和英国的统治，1791年参加海地第一次奴隶起义，1795年被法国国民公会任命为黑人陆军师长和副总督，1797年任海地武装力量总司令，1800年脱离法国统治而独立，并自任总统，1803年被法国军队击败后被捕，并带至法国。——119。

路易九世（圣路易）（Louis IX[Saint Louis]1215—1270）一—法国国王（1226—1270）。——148。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223、273。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57、567。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172、577。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363。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472。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路易—菲力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duc d 'Orléans，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力浦一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力浦七世，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2、542—543。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1[Louis-Philippe]，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80—82、84、111、114、118、146、149、152—156、180、182，382、476、477、481—483、488、490、496、507、510、522、543—544、546、547、561、562、565、587。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吕埃尔，约翰（Rühel，Johann）——243—244。

律斯勒，古斯塔夫·阿道夫（Roesler[R.sler]，Gustav Adolf 1818—1855）——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起侨居美国。——457。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 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583、587。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112、470、471。

罗尔巴赫，耶克莱恩（Rohrbach，J.cklein1498前后—1525）——符腾堡的农奴；内卡河谷农民起义的领袖，在攻克黑尔芬施太因的魏恩斯贝格城堡后主张处死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后被士瓦本联盟军队司令宫特鲁赫泽斯下令处死。——283—285、287—289、292—293。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John，EarI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657。

罗泰克，卡尔·文策斯劳斯·罗代克·冯（Rotteck，Karl Wenzeslaus Rodecker von 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360、370。

洛克，约翰（Locke，John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472。

洛歇尔（Lorcher）——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的顾问。——266。

M

马蒂厄（德拉德罗姆），菲力浦·安东（Mathieu[de la Dróme]，Philippe-Antoine 1808—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倾向于山岳党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比利时。——126。

马丁，罗伯特·蒙哥马利（Martin，Robert Montgomery 1803—1868）——英国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曾到东方旅行。——629—631。

马丁，亚历山大——见阿尔伯。

马尔什（小马尔什）（Marche，de jeune）——法国工人，1848年代表人民要求临时政府实行劳动法。——87。

马尔维尔，弗朗索瓦·让·莱昂·德（Maleville，François-Jean-Léon de 1803—1879）——法国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内务部长（1848年12月下半月），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538。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1459—1519）——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1519）。——261、269。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Marie-François-Pasca1-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人权社的领导人，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总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98、107、111、113、114、128、136、352—472 —482、492—493。

马利·德·圣乔治，皮埃尔·托马斯·亚历山大·阿马布勒（Marie de Saint-Georges， Pierre-Thomas-Alexandre-Amable人称马利Mari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长（1848）；曾组织国家工场，执行委员会委员，制宪议会议长（1848），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96。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James Howard Harris，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堡大臣（1866—1868和1874—1876）。——668—671。

马尼昂，贝尔纳·皮埃尔（Magnan，Bernard-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里昂（1831和1849）、利尔和鲁贝（1845）的工人起义及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镇压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为巴黎卫戍司令，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是参议员。——546、555、557。

马赞尼洛（Masaniello 原名托马佐·安尼洛 Tommaso Aniello 1620—1647）——意大利渔民，1647年那不勒斯王国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的领袖。——556。

玛丽·约瑟夫——见苏，欧仁。麦格雷戈，约翰（MacGregor，John 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董事之一（1849—1856），写有统计学方面的著作。——645。

麦克法林，海伦（Macfarlane，Helen笔名霍华德·莫滕 Howard Morten）——英国新闻工作者，革命宪章派领袖乔·哈尼出版的《民主评论》（1849—1850）和《红色共和党人》（1850）的撰稿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英文译者。——5、11。

曼特尔，约翰（Mantel，Johann约1468—1530）——德国神学家，斯图加特的传教士，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是起义军中的激进派，闵采尔的拥护者。——253。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人选第一议院。——425。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31。

梅茨勒，格奥尔格（Metzler，Georg）——巴登的小店主，1525年奥登林山一内卡河谷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华美军司令，属于温和派，华美军被击愤后逃亡。——283、285、293、296。

梅尔克尔（Maercker）——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奥尔斯瓦尔德一汉泽曼内阁的司法大臣（1848年6—9月）。——70。

梅兰希顿，菲力浦（Melanchthon，Philipp 1497—1560）——德国神学家，人道主义者；温和派的代表，马丁·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诸侯的利益。——250—251。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ski，Ludwik 1814—1878）——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1848年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56年出版《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453。

梅萨罗什，劳伦蒂乌斯（Meszáros，Laurentius死于1514年）——塞格德的教士；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宣扬激进的思想，后被匈牙利贵族俘虏，并被杀害。——267、269。

梅森豪浑，凯撒·温来尔（Messenhauser，Caesar Wenzel 1813—1848）——奥地利军官和作家，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期间是国民自卫军司令和维也纳卫戍司令，11月16日被反革命军队杀害。——417。

梅斯特尔（德·梅斯特尔）伯爵，约瑟夫·玛丽（Maistre[De Maistre]，Joseph-Marie，comte de 1753—1821）——法国作家，保皇党人，贵族和教权主义思想家。——363。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0、362、375—379、381—384、387、403、410。

门钦根，斯蒂凡·冯（Menzingen，Stephan von死于1525年）——德国贵族；1525年3月罗滕堡手工业者和市民起义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被处死。——283、299。

蒙克，乔治，阿尔比马尔公爵（Monk，George，Duke of Albemarle 1608—1669）——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初为王党成员，后来是奥·克伦威尔军队将军；1660年曾积极主张英国恢复君主制。——126、525。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Charles Forbes，comte de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领袖；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1852年起为法丛西学院院士。——156—157、177、535、545、572、582、583。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68。

弥勒，汉斯（布尔根巴赫的）（Müller，Hans aus Bulgenbach死于1525年）——德国士兵；1524—1525年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任黑林山的农民起义军上校；激进思想的传播者；后背叛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处死。——276、277、279、300—301。

米切尔（Mitchell）——英国驻广州代办。——673—675。

闵采尔，托马斯（Müntzer[Münzer]，Thomas 1490前后—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203、231、236、239、243—254、260、272、276、278、293—294、303—307、311。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31。

摩莱伯爵，路易·马蒂厄（Molé，Louis-Mathieu，comte 1781—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1836—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领导人。——146、147、517、545。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Jakob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601。

莫尔，约瑟夫（Moll，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科隆九月事件后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穆尔格河战斗中牺牲。——189。

莫尔尼公爵，沙尔·奥吉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Charles-Auguste-Louis—Joseph，duc de 1811—1865）——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长（1854—1856和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拿破仑第三同母异父的弟弟。——576、585。

莫甘，弗朗索瓦（Mauguin，François 1785—1854）——法国法学家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528、529。

莫里哀（Molière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1in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180。

莫帕，沙勒曼涅·埃米尔·德（Maupas，Charlemagne-Émile d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为警务大臣（1852—1853）。——555。

莫斯莱，约翰·路德维希（Mosle，Johann Ludwig 1794—1877）——德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奥尔登堡派驻联邦议会和中央政府的代表；1848年是被派往维也纳的帝国专员。——422。

莫卧儿王朝（大莫卧儿王朝）——印度钵谛沙赫王朝（1526—1858）。——685。

穆尔，赛米尔（Moore，Samuel 1838—1911）——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15、19。

穆拉德帕沙——旦贝姆，约瑟夫。

穆拉维约夫（旧译穆拉岳福、慕喇约甫、木哩斐岳幅、木喇斐岳福、木喇福岳福）伯爵，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Муравьëв，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граф 1809—1881）——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东西伯利亚总督（1847—1861）；因侵华“有功”被沙皇封为“阿穆尔河（黑龙江）伯爵”。——660。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1[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81、115—120、135、150、157、158、161、162、163、184、186、320、322—329、331、333、334、336、340、343、345、347、354、365、373、453、466、470—473、487、492、513、523—525、557、561、564—573、577—578、639。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Ⅲ[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24、111、118—124、126—129、131、133、135、138—140、148—151、156—158、162—164、167—169、180—186、198、204、207、214—216、459、465、466、470、472、480、481、486、488—493、494、496、497、500、502、506—513、516—518、521—541、544—550、553、563、565—566、568—578、582、583、585、587、615、658。

纳迪尔沙赫（库利汗）（Nadir Shah[Khuli Khan]1688—1747）——波斯沙赫（173—1747），统帅和征服者，1738—1739年曾对印度进行掠夺性的远征。——678。

奈伊伯爵，拿破仑·昂利·埃德加（Ney，Napoléon-Henri-Edgar，comte de 1812—1882）——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总统的侍卫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49、510。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Ⅰ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325、336—337、648、662。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ссельроде，Кара Васильевич，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总理大臣（1845年起）。——325。

牛顿，伊萨克（Newton，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607。

诺兰，刘易斯·爱德华（Nolan，Lewis Edward 1818—1854）——英国军官，在印度服役，曾参加克里木战争，写有关于骑兵的著作。——623。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若尔日·约瑟夫（Neumayer，Maximilian-Georges-Joseph 1789—1866）——法国将军，秩序党的拥护者，巴黎卫戍司令（1848—1850）。——186、525—526。

O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3、21、62、64、218。

P

帕尔默，威廉（Palmer，Wi1liam 1824—1856）——英国医生，为谋取保险赔偿费而毒死自己的妻子、兄弟和朋友，被判处绞刑。——631。

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Palacky，Frantisek 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6月为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实行旨在维护啥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399。

帕略，玛丽·路易·皮埃尔·费利克斯（Parieu，Marie-Louis-Pierre-Felix，Esquirou de 1815—1893）——法国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教育部长（1849—1851）。——533。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1merston，Henry John Temple，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任—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615、618、643、644、647、655—662、666—668、670—671。

帕芒蒂耶（Parmentier）——法国厂主和金融家，1847年因贿赂官吏受审。——155。

帕涅尔，洛朗·安东（Pagnerre，Laurent-Antoine 1805—1854）——法国出版商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是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秘书长，制宪议会议员。——128。

帕斯凯维奇公爵，伊万·费多罗维奇（Паскевич，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князь 1782—1856）——俄国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1808—1814）的参加者，1831年夏天起为镇压波兰起义（1830—1831）的俄军总司令，1832年起为波兰王国总督，1849年为参加镇压匈牙利革命的俄军总司令，1854年为俄国西部和南部驻军总司令，5—6月任多瑙河俄军指挥官。——325、336。

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Passy，Hippolyte-Phi1ibert 1793—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曾数度人阁，第二共和国时期是财政部长（1848—1849）。——149、155。

帕希，让·尼古拉（Pache，Jean-Nicolas 1746—1823）——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曾任陆军部长（1792年10月—1793年1月），巴黎市长（1793年2月—1794年5月）。——324、343。

炮弹国王——见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

佩尔来尔，莫尔（Perczel，Mór1811—1899）——匈牙利政治家和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413、416、418。

佩尔西尼伯爵，让·日尔贝尔·维克多·菲阿兰（Persigny，J ean-Gilbert-Victor-Fialin，comte1808—187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和1859—1860）。——539、554。

佩罗，本杰明·皮埃尔（Perrot，Benjamin—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1848年参加镇压巴黎六月起义，1849年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534。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657、659。

皮亚，让·皮埃尔（Piat，Jean—Pierre1774—1862）——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十二月十日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523。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2、20、61、175、218、465—466、505、593。

瑛鼎查，亨利（Pottinger，Henry 1789—1856）——英国外交官和将军，1841—1842年任驻华公便，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英军司令，1843年任香港总督，1847—1854年任马德拉斯总督。——637、673。

普卡利科拉（普卡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普卡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oplicola[Publicola]死于公元前503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任期一年的执政官。一—471。

普法伊弗，亨利希（Pfeiffer[Pfeifer]，Heinrich原名亨利希·施韦特费格 Heinrich Schwetfeger死于1525年）——德国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米尔豪森市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后被处死。——303、307。

普拉斯勒，卡斯帕尔（Praßler，Kaspar）——德国矿工，1525年6月萨尔茨堡起义农民和矿工的领袖。——310。

普雷吉策尔，卡斯帕尔（Pregizer，Kaspar）——德国刀匠，1514年是“穷康拉德”的领导人之一。——265。

普鲁斯，弗雷德里克·威廉·阿道夫（Bruce，Frederick Wi11iam Adolf 1814—1867）——英国殖民官和外交官，驻华公使（1858—1865）。——654—656、659、664、667、669.

Q

戚美尔曼，恩斯特·威廉·爱德华（Zimmermann，Ernst Wi1helm Eduard 1807—1878）——德国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1—1843年出版的《伟大农民战争通史》的作者。——203、240—241、243—246、249—250、251—252、255、258。

齐格尔米勒，艾特尔汉斯（艾特尔·汉斯）（Ziegelmüller，Eitelhans[Eitel Hans]）1525年是北博登湖农军的领袖。——279。

清朝——中国皇朝（1644—1911）。——613。

R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din，Émile de 1807—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178、531。

日拉丹，德尔芬娜·德（Girardin，Delphine de 1804—1855）——法国女作家，埃·德·日拉丹的妻子。——577。

日罗，沙尔·约瑟夫·巴泰勒米（Giraud，Charles-Joseph-Barthélemy 1802—1881）——法国法学家，保皇党人，曾任教育部长（1851）。一—555。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力浦·路易·玛丽，奥尔良公爵（Joinville，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duc d' Orléans，prince de 1818—1900）——法国海军上将，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路易—菲力浦一世的儿子。——544、553.

S

萨尔蒂科夫公爵，阿列克塞·德米特里耶维奇（Салтыков，Але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кпязь 1806—1859）——俄国旅行家、作家和艺术家，曾游历印度（1841—1843和1845—1846）。一—90。

萨尔万迪伯爵，纳尔西斯·阿希尔（Salvandy，Narcisse—Achille，comte de 1795—1856）——法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奥尔良党人，曾任教育大臣和教育部长（1837—1839和1845—1849）。——543。

萨莱雷希（萨莱雷什），安布罗什（Száleresi[Szaleres]，Ambros）——佩斯的公民，曾参加匈牙利1514年农民起义，曾任起义农军首领，后出卖起义者，投向贵族。——268。

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尔奈，沙尔·让（Sallandrouze de Lamomais，Charles-Jean 1808—1867）——法国工业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557。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471。

塞巴斯蒂亚尼伯爵，奥拉斯·弗朗索瓦·巴斯蒂安（Sébastiani，Horace-François-Bastien，comte de 1772—1851）——法国元帅，外交家；1801—1802年在土耳其、埃及和叙利亚任拿破仑第一内阁的外交使节；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06—1807），外交大臣（1830—1832），驻伦敦大使（1835—1840）。——103。

赛居尔·达居索伯爵，雷蒙·约瑟夫·保尔（Ségur d' Aguesseau，Raymond-Joseph-Paul，comte de 1803—1889）——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中的秩序党代表。——169。

僧格林沁（1811—1865）——中国清末将领，蒙古亲王，蒙古科尔沁旗（今属内蒙古）人。——655。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一1851），反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466、557。

沙培尔，尤斯图斯·威廉·爱德华·冯（Schaper，Justus Wilhelm Eduard von 1792—1868）——普鲁士政治家，1837—1842年7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1842年8月—1845年任莱茵省总督，1845—1846年任威斯特伐利亚总督。——588。

沙佩勒尔，克里斯托夫（Schappeler，Christoph 1472—1551）——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的拥护者；乌·茨温利的追随者，1523—1525年在梅明根传教，《十二条款》总纲的作者；农民起义失败后为躲避士瓦本联盟的迫害而逃往圣加伦。——253、301。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76、523、534、542、564、670。

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Chambord，Henri-Charles-Ferdinand-Marie Dieudonné d' Artois，duc de Bordeaux，comte de，Henri V 1820—1883）——法国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1830年七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法国王位的追求者，称亨利五世。——182、500、522、542、543、547。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Changarnier，Nicolas-Anne-Théodule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19—120、126、127、137、143、147、181、185、186、399、491—493、496、502、507、524—526、528、529、532—536、539、545、548、553—554、556—557。

圣阿尔诺，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Saint-Amaud，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1852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1183—1851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493。

圣奥迪莉娅（圣奥蒂莉娅）（Odilia，die Heilige[St. Ottilia]死于720年前后）——阿尔萨斯贵族，多所修道院的创建人，到中世纪，被奉为阿尔萨斯的守护神。——262。

圣贝夫，皮埃尔·昂利（Sainte-Beuve，Pierre-Henri 1819—1855）——法国厂主—和地主，自由贸易的拥护者，秩序党的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548。

圣路易——见路易九世（圣路易）。圣普里子爵，艾曼纽埃尔·路易·玛丽·德·吉尼亚尔（Saint-Priest，Emmanuel-Louis-Marie de Guignard，vicomte de 1789—1881）——法国将军和外交家，正统派的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543。

圣让·丹热利——见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圣让·丹热利）伯爵，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

圣茹斯特，安东·路易·莱昂·德（Saint-Just，Antoine-Louis Léon de 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1794年被绞死。——323、471。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2、218、361、368。

施蒂韦，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Stive，Johann Karl Bertram 1798—1872）——德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曾任汉诺威内务大臣（1848—1850）。——360。

施拉姆伯爵，让·保尔·亚当（Schramm，Jean-Paul-Adam，comte de 1789—1884）——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陆军部长（1850—1851）。——526、532。

施米德，乌尔里希（Schmid，Ulrich）——德国锻工；巴尔特林根农军的领袖，1525年是起义军中温和派的代表人物。——279。

施米特，约尔格（洛伊巴斯河的克诺普夫）（Schmidt，Jörg[Knopf von Leubas]约1480—1525）——德国染工，阿尔高农军的领袖，主张团结一致反对贵族，农民战争失败后被处死。——302。

施奈德，格奥尔格（Schneider，Georg）——法国雇佣兵上尉，德国人，1513年参加上莱茵“鞋会”密谋和上莱茵农民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因泄密而告失败。——262

施佩特，迪特里希·冯（Spät，Dietrich von死于1536年）——德国贵族，乌拉赫总督，1525年任士瓦本联盟常备军分队指挥官。——289、292、296。

施塔迪昂伯爵，弗兰茨·泽拉夫（Stadion，Franz Seraph Graf 1806—185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1846年起为加利西亚总督，镇压加利西亚和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策划者之一，1848年为奥地利帝国国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48一1849）。——422。

施泰因，洛伦茨·冯（Steín，Lorenz von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书的作者。——596。

施托尔贝格伯爵，博多（Stolberg，Bodo Graf von 1467—1538）——阿尔布雷希特红衣主教的顾问，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修道院总管。——244。

施托尔希，尼克拉斯（Storch，Nik1as约1500——1536）——德国织工，16世纪再洗礼派的地方教派领袖，在闵采尔的影响下成为反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人民起义的鼓动者。——245。

施托费尔（Stoffel）——德国弗赖堡人，1513年上莱茵和黑林山“鞋会”的农民密谋的组织者之一，密谋失败后即隐匿。——262。

施瓦策，恩斯特·冯（Schwarzer，Ernst von 1808—1860）——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为《奥地利总汇报》的创办人和编辑，奥地利帝国国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7—9月）。——412。

施瓦尔岑堡公爵，费利克斯·路德维希·约翰·弗里德里希（Schwarzenberg，Fe1ix Ludwig Johann Friedrich Fürst zu 1800—1852）——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后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11月—1852年）。——384。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605。

斯特劳本齐——见范斯特劳本齐，查理·托马斯。

苏，欧仁（Sue，Eugène原名玛丽·约瑟夫 Marie-Joseph 1804—1857）——法国作家，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63、176、179、518。

苏尔茨，鲁道夫·冯（Sulz，Rudolf von）——1525年是哈布斯堡王朝驻上奥地利的总督，克莱特高邦伯。——276、301。

苏路克，法斯廷（Soulouque，Faustin 1782—1867）——海地共和国总统（1847—1849），1849年自立为帝，称法斯廷一世。——119、162、167。

苏武洛夫，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Суворов，Алексап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29—1800）——俄国元帅和军事理论家，七年战争（1756—1763）和俄土战争（1768—1774和1787—1791）的参加者，曾率兵完成向意大利和瑞士的远征（1799）；保罗一世执政时被黜；著有《团谕》和《制胜的科学》等军事理论著作。——327。

T

泰勒，瓦特（Tyler，Wat死于1381年）——英国神父，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领袖。——238。

泰列基，伊什特万（Teleki，István死于1514年）——匈牙利枢密官，王室司库，后为匈牙利财政大臣，1514年农民起义时被起义者杀死。——268。

特雷拉，于利斯（Trélat，Ulysse 1795—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医生，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公共工程部长（1848年5—6月）。——100。

特里尔的大主教——见理查（格赖芬克劳的）。

特鲁赫泽斯（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第二（Truchseβvon Waldburg，Georg Ⅱ1488—1531）——士瓦本联盟军队司令官，镇压1519年符腾堡乌尔里希起义和1525年农民起义的主要策划者。——278、280、281、284、289—299、301—302、306、307。

特鲁拉夫，爱德华（Truelove，Edward 1809—1899）——英国出版商，欧文的信徒，宪章主义者，改革同盟和全国星期日同盟盟员；曾出版马克思的著作。——15。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46、150、152、163、177、180、493、500、502、505、517、536、544、545.548、550、554、556—557。

帖木儿（跛帖木儿）（Tīmūr-ī-lang[Tamerlane]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684.

图恩费尔德，孔茨·冯（Thunfeld，Kunz von）——德国骑士，1476年是维尔茨堡主教的蕃臣，曾参加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辖区）汉·伯海姆策动的农民密谋活动。——257、258。

图恩费尔德，米夏埃尔·冯（Thunfeld，Michael von）——德国骑士，1476年是维尔茨堡主教的蕃臣，曾参加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辖区）汉·伯海姆策动的农民密谋活动，孔·图恩费尔德的儿子。——258。

图姆布{诺伊堡的），康拉德（Thumb von Neuburg，Konrad 1465—1525）——符腾堡公爵乌尔里希的顾问。——266。

托克维尔，沙尔·亚历克西斯·昂利·莫里斯·克莱雷勒·德（Tocquevi11e，Charles-Alexis-Henri-Maurice Clérel de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正统主义者和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545。

托里尼，应埃尔·弗朗索瓦·伊丽莎白·勒利永·德（Thorigny，Pierre-François-Elisabeth Leullion de 1798—1869）——法国法学家，波拿巴主义者，1834年审理里昂四月起义者案件，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内务部长（1851）。——555.

托马佐·安尼洛——见马赞尼洛。

W

瓦蒂梅尼尔，安东·弗朗索瓦·昂利·勒费夫尔·德（Vatimesnil，Antoine-François-Heinri Lefebvre de 1789—1860）——法国政治家，正统主义者，曾任教育大臣和教育部长（1828—1851），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538。

瓦尔纳瓦（巴尔纳巴什）（Barnabás）——匈牙利教士，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导人。——267。

瓦伊斯，克劳德·马里乌斯（Vaîsse，Claude-Marius 1799—1864）——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4月）。——537。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 A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 F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637、664。

威克利夫，约翰（Wycliffe，John 1324前后—1384）——英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市民和骑士利益的代表者，曾为建立独立的不受罗马控制的英国教会而斗争，被天主教会定为异教徒。——237、238。

威廉第三，斯特拉斯堡主教——见洪施太因伯爵，威廉。

威廉一世（Wilhelm Ⅰ 1781—1864）——符腾堡国王（1816—1864）。——445。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325。

韦厄，汉斯·雅科布（Wehe，Hans Jacob死于1525年）——德国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1525年是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之一，农军失败后被杀。——253、280、284、290。

韦尔登男爵，弗兰茨·路德维希（Welden，Franz Ludwig Freiherr von 1782—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对意大利的远征，曾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8年12月—1849年4月和1849年8月—1851年6月初），1849年4—5月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军总司令。——326。

韦尔克尔，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和自由派政论家，1831年起为巴登第二议院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1848年为巴登驻联邦议会全权代表，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360、370、422。

韦尔泽家族——15—16世纪奥格斯堡的商人和银行世家，曾贷款给欧洲许多国家的君主。——278。

韦甘德（雷德维茨的）（Weigand von Redwitz 1522—1556）——德国神学家，班贝格主教，镇压班贝格主教辖区起义的策划者。——283、299。

韦隆，路易·德西雷（Véron，Louis-Désiré 1798—1867）—一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1848年前为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评论》和《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577。

维埃伊拉（Vieyra）——法国上校，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任国民自卫军参谋长；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506。

维达尔，弗朗索瓦（Vidal，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勃朗的追随者；1848年卢森堡宫委员会书记，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68、169、176、517—518.

维吉尔（普卡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148。

维莱尔伯爵，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Villéle，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comte de 1773—1854）——法国国务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首相（1822—1828）。——545.

维特凯维奇，伊万·维克多罗维奇（Витквич，Иван Викторович 死于1839年）——俄国军官，驻阿富汗外交代表（1837—1838）。——661。

维维安，亚历山大·弗朗索瓦·奥古斯特（Vivien，Alexandre-François-Auguste 1799—1854）——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40年任司法大臣，1848年任卡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长。——114。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65。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14、21。

魏特莫泽尔，埃拉斯穆斯（Weitmoser，Erasmus）——德国手工业者，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萨尔茨堡起义矿工和农民的领袖。——310。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阿尔弗勒德·坎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326、402—403、411、414、416、422。

文翰，赛米尔·乔治（Bonham，Samuel George 1803—1863）——英国殖民官员，1847—1852年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公使和中国商务监督，1853年曾访问太平天国国都天京（南京），试探太平军的对外政策。——620、673。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Sébastien Le Prêstre[Prestre]，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157。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Friedrich Wilhelm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47、455。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Christian Freiherr von 1679—1754）——德国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601。

沃伦，查理（Warren，Sir Charles 1798—1866）——英国军官，1858年起为将军，曾在印度任职（1816—1819和1830—1838），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688。

沃森，亨利（Watson，Henry1737—1786）——英国工程师，上校，1764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供职，在孟加拉任总工程师。——631。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雷焦公爵（Oudinot，Nicolas-Charles-Victor，duc de Reggio 1791—1863）——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49年指挥军队侵犯罗马共和国；曾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试图组织力量抵抗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离开军界。——130—131、138—139、328、492、506、511。

乌尔里希（Ulrich 1487—1550）——符腾堡公爵（1498年起），1519年被士瓦本联盟驱逐出符腾堡，1525年曾企图利用农民起义军进攻斯图加特，以图恢复公爵地位，1534年重新取得符腾堡公爵爵位。——265—267、278、279、281。

伍德，查理（Wood，Charles 1800—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堡大臣（1870—1874）。——677、678。

X

西马糜各厘（Seymour，Michael 1802—1887）——英国海军将领，1854—1856年参加克里木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6—1858）任海军司令，其间曾率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及广州，随后又率舰队北上攻占大沽炮台。——620、669。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626。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56、467。

希普勒，文德尔（Hipler,Wendel1465前后—1526）——德国贵族，霍亨洛埃伯爵家族的总管，1525年参加法兰克尼亚农民起义，《海尔布朗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农民起义失败后逃脱，1526年被捕，死在狱中。——283、286、293—296。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1861）。——609、613、627、634、645、650、651、658。

辛格尔，汉斯（辛格尔汉斯）（Singer，Hans[Singerhansl）——“穷康拉德”同盟和1514年士瓦本山区、符腾堡农民起义的领袖。——265。

匈牙利牧师——见雅科布（匈牙利牧师）。休漠，约瑟夫（Hume，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677。

许乃济（1777—1839）——中国清朝官员，1834年任广东按察使，1836年任太常寺少卿，主张弛禁鸦片，遭到禁烟派的抨击，后被革职。——634。

雪恩，乌尔里希（Schön. Ulrich死于1525年）——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的参加者，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之一，后被俘并被处死。——280、290。

Y

雅科布（匈牙利牧师）（Jacob[Meister aus Ungarn]）——法国1251年牧童起义的领袖 E据编年史记载，是匈牙利人。——236。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185、525。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пдр Ⅰ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325、399、402。

亚奇斯二世（Agis Ⅱ 死于公元前401年）——斯巴达王（公元前427—401）；阿革西拉乌斯之兄。——539。

耶拉契奇，约西普，布日姆伯爵（Jellae.C. Josip，Grafvon Buiim1801—1859）—二—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省总督（1848—1859），积极参加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411、413、414、416、418、419。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615。

叶名琛（1807—1859）——中国清朝官员，1848年起任广东巡抚，1852—1858年任两广总督；1858年底广州陷落后被英军俘虏，送往印度；1859年4月殁于加尔各答。——620、650。

伊雍（Yon）——法国警官，第二共和国时期统帅立法议会警卫队（1850）。——524、528—529。

雨果，维克多·玛丽（Hugo，Victor-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西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1870年回到法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二帝国时期为参议员（1876）。——150、180、465、511。

约尔丹，西尔韦斯特尔（Jordan，Sylvester 1792—1861）——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30年代黑森选帝侯国立宪民主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360。

约翰（Johann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1848年6月—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393、409、444。

约翰（忠实的）（Johann，der Beständige 1468—1532）——萨克森公爵，同魏森的弗里德里希三世共同摄政；1525年起为萨克森选帝侯；迫害闵采尔的魁首之一，镇压1525年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策划者。——249。

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 1741—1790）——奥地利女大公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时，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378、379。

约雅敬（Gioacchino da Fiore约1132—1202）——意大利神父，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卡拉布里亚的费罗拉隐修院院长，曾把世界历史分作三个时期，并预言在第三时期开始阶段将有一场巨变，接着将达到和平幸福的“安息世纪”，他的学说被天主教判为异端；其追随者后被称为“约雅敬派”。——245。

Z

扎波略，亚诺什（约翰）（Zápolya[Zapolya]. János[Johann]1487—1540）——特兰西瓦尼亚总督；曾率领贵族军队镇压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1526年被封为匈牙利国王。——268。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攫在冥何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眼，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484、486。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142。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玉，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 ——422。

奥菲士——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他的歌声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曾参加亚尔古船英雄们寻求金羊毛的远航。——136

B

巴克科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快乐之神，又称狄奥尼索斯。据传说，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将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遍四方。祭祀巴克科斯的方式是狂欢暴饮和疯狂舞蹈。——525。

巴托洛缪——圣经中的人物。——112、169。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455、471、573。

笨伯雅克——法国农民的讽刺性绰号。——94。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573。

彼得·施莱米尔——沙米素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496。

波顿——见尼克·波顿。波提乏——据圣经传说，是埃及法老的侍卫长，以愚忠和轻信著称。——148。

C

参孙——圣经中古犹太人的领袖，以身强力大著称。据《士师记到己载，参孙以自发不剃而具有神力，曾徒手撕裂狮子，以一块驴腮骨击杀1000非利士人。——142。

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世纪）的宠臣。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根马震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162、516。

大卫——据圣经传说，大卫幼年时撒母耳曾为其敷油，预许他继承扫罗王位。少年时值以色列王扫罗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勇士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自请出战，杀死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115、506。

但以理——据圣经传说是先知，但以理书的作者。——246。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670。

E

厄里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佩琉斯同；武提斯结婚时，因忘了请厄里斯参加婚礼，她就投下了”不和的金苹果”从而引起了赫拉、雅典娜和阿芙罗狄蒂之间的争执，最后导致了特洛伊战争的爆发。——540。

F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123、655。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475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G

戈尔迪——古希腊传说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他用乱结把辄系在马车的辗上，牢固不可解，声言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整个亚洲，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拔剑斩开此结。”斩断戈尔迪之结”一语转意就是以大刀阔斧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185、436。

H

哈巴谷——圣经中的先知。——472。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564。

哈努曼——印度传说中的神猴，后来被奉为印度教的毗湿奴的化身之一。——683。

好人儿罗宾——英国民间故事中的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典型形象；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主要人物。——580。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教堂司事——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人物。——670。

K

克拉番林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单词crapule（贪食、赛赘、酣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448。

克勒维尔——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中的人物，是暴发户、贪财者和贪淫好色之徒的典型。——577。

L

理查三世一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541、542。

路加——据基督教传说，是路加福音的作者。——246、249、251。

罗宾——见好人儿罗宾。

M

马凯尔，罗伯尔——法国演员弗·勒美尔特所塑造的和奥·多米耶画笔下的一个狡诈奸商的典型。罗·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82。

迈达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太阳神阿波罗把迈达斯的耳朵变成一对驴耳。又据传说，他获得一种魔法，凡接触的东西都变成金子，结果食物也变成金子，他面临饿死的危险。——119。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630。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155、246、548。

N

尼克·波顿——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织工，愚蠢的小人物的典型。——523。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依理逆司或厄默厄德。——137。

P

皮蒂娅——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殿的女巫。——480。

S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683。撒旦——圣经中为恶魔的专称。——251、252。

撒母耳——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先知，卡·谷兹科的悲剧《扫罗王》中的主人公。——467、506。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亩词德》中的人物，唐·吉坷德的侍从。——422。

扫罗——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王。——115、573。

瑟西——古希腊神话中伊伊亚岛的女巫；她用魔法把奥德赛的同伴变成猪，而把奥德赛留在岛上近一年；瑟西这个名字后来成了诱人的美女的代名词。——561。

施莱米尔——见彼得·施莱米尔。

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席勒的悲剧《强盗》中的人物，丧尽天良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暴徒。——524。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传说它常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后来谜底被奥狄浦斯道破，遂即自杀。今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92。

斯皮格尔勃——见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

T

唐·吉词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364、422

W

乌利斯见奥德赛。

X

西蒂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神，阿基里斯的母亲。——4486。

西门——见彼得。

希西家——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王，亚哈斯之子及继承者。——246。

Y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573。

雅努斯——古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一副向着过去，另一副朝向未来，掌管门户出人和水陆交通；后人用雅努斯这一名字比喻口是心非的人。——138、663。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41、245—247、252、475、515。

以利亚——圣经中的先知。——246。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573。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641、644—648、651、652。

约瑟——圣经中的人物。据创世记记载，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被自己的兄弟出卖给埃及，成了埃及法老的侍卫长波提乏的仆人，以仁慈、贤能和正派著称，后成为法老的宰相。——148。

约西亚——圣经中的人物，亚们的儿子。据载，约西亚登基时年方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1年，行耶和华眼中为正的事。——246。

Z

札格纳特——古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678、691。祖莱卡——歌德的诗歌《致祖莱卡》中的主人公。——684。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其他作者的著作
法律、法令、条例、文件
文学著作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载于1842年10月25、27、30日和11月1、3日《莱茵报》（科隆）第298、300、303、305和307号附刊（Verhandlungen des 6.rheinischen Landtags. Dritter Artikel： Debatten ü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 K.ln. Nr.298，25.Oktober 1842.Beibl.Nr.300，27.Oktober1842.Beibl.；Nr.303，30.Oktober 1842.Beibl.Nr.305，1. November 1842.Beibl.；Nr.307，3. November1842. Beibl.）。——588。

《俄国的欺骗。——格莱斯顿的失败。——查理·伍德爵士的东印度改革》，载于1853年6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1号（The Russian humbug.-Gladstone's failure.-Sir Charles Wood's East Indian reforms. ln：New-York Daily Tribune.Nr.3801，22.Juni1853）。——678.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年伦敦版（The Civil War in France.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s Association. London1871）。——15。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1871年莱比锡版（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n alle Mitglieder in Europ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Leipzig1871）。——6。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5、6、7、8和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265、266、267和269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ln.Nr.264，5.April1849；Nr.265，6.April1849；Nr.266，7.Apri1 1849；Nr.267，8.April1849；Nr.269，11.April1849）。——593。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prononcé à l'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1es，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9 janvier1848. Imprimé aux frais de l'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Bruxelles1848）。——59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1osophie.Einleitung.In：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Lfg.1—2.Paris1844）。——591。

《六月革命》，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号（Die Junirevolution. 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ln.Nr.29，29.Juni1848）。——103。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2.Ausg.Hamburg1869）。——465—46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第3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3.Aufl.Hamburg1885）。——468—469。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1期（Der18.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In：Die Revolution.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Hrsg.von J.Weydemeyer.New York. 1852. H.1）。——204、465、468。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载于1843年1月15、17、18、19和20日《莱茵报》（科隆）第15、17、18、19和20号（Rechtfertigung des Korrespondenten von der Mosel.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ln.Nr.15，15.Januar1843； Nr.17，17.Januar1843； Nr.18，18.Januar1843； Nr.19，19.Januar1843； Nr.20，20.Januar1843）。——588。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柏林版（Die Klassenk.mpfe in Prankreich1848 bis1850.Berlin1895）。——173。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于1850年1—3月和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和第5—6期（Die Klassenk.mpfe in Prankreich1848 bis 1850.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London，Hamburg，New York.H.1—3，Januarar bis M.rz 1850，H.5—6，Mai bis Oktober 1850）。——204、488。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一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Proudhon.Paris，Bruxelles 1847）。——593。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日.1.Berlin1859）。——600。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于1859年6月4日《人民报》第5期（Vorrede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In：Das Volk，No.5，June4，1859）。——588、597。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Transl.from the3rd German ed.by S.Moore and E.A veling and ed.by F.Engels.Vol.1.2.London1887）。——150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载于1850年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一汉堡一纽约）第5—6期（Der deutsche Bauernkrieg.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London，Hamburg，New York.1850.H.5—6，Mai bis Oktober）。——203。

《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莱比锡第2版（Der deutsche Bauemkrieg.2.mit einer Einl.verb.Abdr.Leipzig 1870）。——203、213。

《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第3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3. Abdr.Leipzig1875）。——203。

《〈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1870年莱比锡版（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Leipzig 1870）。——213。

《俄国在中亚细亚的进展》，载于1858年11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471号（Russian Progress in Central Asia.In：New-York Daily Tribune，No.5471，November3，1858）。——653。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konomie.ln：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Lfg.1—2.Paris1844）。——59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2.Aufl.Stuttgart1886）。——310。

《论住宅问题。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l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H.2：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st.Leipzig 1872）。一—214。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附1886年附录和1887年序言，1888年纽约一伦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With appendix written 1886，and preface 1887.New York，London 1888）。——9、1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Leipzig 1845）。——593。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手稿）（Die 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1845—1846）。——593。

《共产党宣言》（l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Ver.ffent1icht im Februar1848.London1848）。——5—6、11、17、25、62、593。

《共产党宣言》1869年日内瓦版（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Женева1869）。——5、7、13、17。

《共产党宣言》1883年华沙—日内瓦版（Manifest Komunìstyczny 1847 r.Warzawa，Genewa 1883）。——11、19。

《共产党宣言》1885年哥本哈根版（Det Kommunistiske Manifest.Med Forfatternes Forord.Efter den tredje avtoriserede tyske Udgave.In：Socialistisk Bibliotek.Udgivet af Det social-demokratiske Arbejderparti i Danmark.B.1.Socialistiske Pjecer，K.benhavn 1885）。——5，11、13、19。

《共产党宣言》1892年伦敦版（Manifest Komunistyczny.London 1892）。——5、23—24。

《共产党宣言》1893年米兰版（11 Manifesto del Partito Comunista con un nuovo proemio allettore italiano F.Engels.Milano 1893）。——25—26。

《共产党宣言》，弗·恩格斯编辑并作注，1888年伦敦第3版（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Edited and annotated by F.Engels.3.Ed.London 1888）。——11—16、19。

《共产党宣言》，附弗·恩格斯新序言，1890年伦敦增订第4服（Das Kommunistiscbe Manifest.4.autor.dtsch.Ausg.Mit einem neuen Vorwort von F. Engels.London 1890）。——17—22。

《共产党宣言》，附作者序言，1872年莱比锡新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Neue Ausg.mit einem Vorw.der Verfasser.Leipzig 1872）。——5—6、8、15、18、188。

《共产党宣言》，经作者审定的德文第3版，附作者序言，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3.autor.dtsch.Ausg.Mit Vorworten der Verfasser.Hottingen，Zürich 1883）。——9—10、17。

《共产党宣言》，译自1872年德文版，附作者序言，1882年日内瓦版（Манифест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iи. Переведен с нЪмецкого изданiя 1872 СЬ предисловiемь автороавь. Женева 1882）。——7—8，13、17。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载于1850年11月9、16、23和30日《红色共和党人》（伦敦）第21—24期（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Published in February 1848.In：The Red Republican，Nos.21—24，November9，16，23，30.London 1850）。——5，11。

《共产党宣言》，载于1871年11月21日《世界报》（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In：The World.November21，1871）。——5。

《共产党宣言》，载于1871年12月30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纽约）第7期（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In：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New York.No.7，December 30，1871）。——5、12。

《共产党宣言》，载于1872年1月20、27日，2月10、17、24日和3月2，9、16、30日《社会主义者报》（纽约）第16—17，19—24和26期（Manifeste de Karl Marx.In：Le Socialiste.New York.Nos.16—17，19—24，26；20，27 janv.；10，17，24 fevr.；2，9，16，30 mars 1872）。——5，12。

《共产党宣言》，载于1885年8月29日，9月5，12、19、26日，10月3、10、17、24、31日和11月7日《社会主义者报》（巴黎）第1—11期（Manifeste du parti communiste.In：Le Socialiste.Paris.Nos 1—11；29 août，5，12，19，26 septembre，3，10，17，24，31 octobre，7 novembre 1885）。——13、19。

《共产党宣言》，载于1886年6月11、18、25日，7月2，16、23、30日和8月6日《社会主义者报》（马德里）第14—17和19—22期（Manifesto del Partido Comunista.In：El Socialista.Madrid.Nos14—17，19—22；11，18，25 Junio，2，16，23，30 Julio，6 Agosto 1886）。——13、19。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M.rz 1850.1n：Dresdner Joumal und Anzeiger.Nr.177，28.Juni1851）。——188—199。

《流亡中的大人物。1852年》（Die großen M.nner des Exils.1852）。——599。

《时评。1850年5—10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一汉堡一纽约）第5—6期（Revue.Mai bis Oktober 1850.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1itisch—ökonomische Revue.London，Hamburg，New York.1850.H.5——6）。——173.

其他作者的著作

B

巴拉盖·狄利埃，阿·《1849年7月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7月8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89号（Baraguay d' Hilliers，A.：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1e，7.Juli 1849. In：Le Moniteuruniversel.Paris.Nr.189，8.Juli 1849）。——146。

巴罗，奥·《1849年1月12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1月1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3号（Barrot，0.：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12.Januar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3，13.Januar 1849）。——123。

巴塞尔曼，弗·丹·《1848年11月18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莱比锡版第5卷（Bassermann，F.D.：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18.November 1848.In：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5.Leipzig 1848）。一—427。

贝列拉，伊·《董事会在1856年4月23日定期股东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于1856年4月26日《总汇通报以巴黎）第117号（阿reire，1.：Rapport présenté par le conseil d' administration dans l' assemblée g白lérale ordinaire des actionnaires du23 avrill856.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o.117，26 avrill856）。——585—586。

贝林，汉·《十二条款陈情书》（Berlin，H.：Deklaration der zwölf Artikel）。——286、294。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49年10月31日》，载于1849年11月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5号（Bonaparte，L.N.：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句ublique fran.aise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Paris，le 1 novembre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05，1.November 1849）。——162、513。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49年11月1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11月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5号（Bonaparte，L.N.：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aise à l' Assemblée législative，Paris，le1 novembre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05，1.November 1849）。——151、510、555。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50年11月12日》，载于1850年11月1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17号（Bonaparte，L.N.：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 Assemblée législative，le 12 novembre 1850.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17，13 November 1850）。——526—527、547。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给侍卫官埃德加·奈伊中校（罗马）的信。1849年8月18日于国民宫》，载于1849年9月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50号（Bonaparte，L.N.：Lettre adressée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lieutenant-colonel Edgar Ney，son officier d' ordonnance，à Rome.Elysée-National，le 18 août 1849.In：Le Moniteuruniversel.Paris.Nr.250，7.September 1849）。——149、510。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给乌迪诺将军的信。1849年5月8日于国民宫》，载于1849年5月10日《人民报》（巴黎）第172号（Bonaparte，L.N.：Lettr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ublique au général Oudinot.E1ysée-National，8.Mai 1849.In：Le Peuple.Joumal de la république democratique et sociale.Paris.Nr.172，10.Mai 1849）。——131、511。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致法国人民。1849年6月13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1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5号（Bonaparte，L.N.：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peuple fran.ais.Paris，1e13 juin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65，14.Juni 1849）。——506。

波拿巴，路·拿·《拿破仑观念》1839年巴黎版（Bonaparte，L.N.：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Paris 1839）。——492、513，569—572。

波拿巴，路·拿·《1851年11月25日在伦敦工业博览会颁奖仪式上的讲话》，载于1851年11月26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Bonaparte，L.N.：Rede anläßlich der Verleihung von Preismedaillen für die Londoner Industrieausstellung，25.November 1851.In：Joum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26.November 1851）。——556—557。

伯恩斯，詹·《就亚·伯恩斯爵士公务信札被篡改一事所作的声明》，载于1858年2月3日《自由新闻》（伦敦）第5期（Bumes，J.：Statements about the forgery of the dispatches of Sir A.Bumes.In：The Free Press.London.No.5，February3，1858）。——661。

《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第一部分d王国政府的建议、信函、备忘录、记录和其他文件队第三部分：《辩论，根据速记记录整理》1847年柏林版（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1847.Th.1：K.nigliche Propositionen und Botschaften，Denkschriften，Protokolle und andere Aktenstücke.Th.3：Verhandlungen nach den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en.BerIin1847）。——367。

布阿吉尔贝尔，皮·《法国详情》，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Boisgu ilI ebert，P.：Le détail de la France.In：économists financiers du XVIUe siècle.Préc.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p盯 E.Daire.Paris1843）。——157。

布阿吉尔贝尔，皮·《法兰西辩护书》，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Boisgu i11 ebert，P.：Factum de la France.In：économist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Préc.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par E.Daire.Paris1843）。——157。

布阿吉尔贝尔，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P.：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de l' argent et des tributs.In：垂conomists financiers du XVlIIe siècle.Préc.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par E.Daire.Paris1843）。——157。

C

查普曼，约·《印度的棉花和贸易及其与大不列颠的利害关系，兼评孟买管区的铁路交通》1851年伦敦版（Chapman，J.：The cotton and commerce of India，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Great Britain；with remarks on railway communication in the Bombay Presidency.London 1851）。——688。

D

丹东，雅·《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议会的演说》，载于1792年9月4日《国民报，或总汇通报》（巴黎）第248号（Danton，J.：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2.September 1792. In：Gazette nationale，ou 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248，4.September 1792）。——446。

狄金逊，约·《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1853年伦敦一曼彻斯特版（Dickison，J.：The government ofIndia under a bureaucracy.London，Manchester 1853）。——687。

迪斯累里，本·《1857年2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595号（Disraeli，B.：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February 3，1857.In：The Times.London.No.22595，February 4，1857）。——668。

F

费里埃，弗·路·《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I805年巴黎版（Ferrier，F.L.：Du gouvem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Paris 1805）。——596。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团的答复》，载于《美国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卷（Friedricb-Wilhelm IV.：Antwort an eine Abordn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ln：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8.Frankfurt am Main 1849）。——440。

福适，莱·《关于结社权的法律草案（摘要》}，载于1849年1月28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07号（Faucher，L.：Gesetzentwurf über das Assoziationsrecht.Ausz.In：Neue Rheiniscbe Zeitung.K.ln.Nr.207，28.Januar 1849.2.Ausg.）。——125。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巴黎第1版（Fourier，Ch.：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Prospectus et annonce de la découverte.1.ed.Paris 1808）。——584。

G

《告法国人民书》，载于1849年6月13日《和平民主日报》（巴黎）第161号（Au peuple fran.ais.In：Démocratie pacifique.Paris.Nr.161，13.Juni 1849.Morgenausg.）。——142、502—503.

《告人民书》，载于1850年8月14日《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7号（Au peuple！ In：Le Peuple de 1850.Paris.Nr.7，14.August 1850）。——180。

《关于解散匈牙利议会和任命克罗地亚的耶拉契奇总督为匈牙利民事和军事最高长官的圣谕。1848年10月3日》，载于1848年10月5日《维也纳日报》第275号（K.nigliches Rescript über die Aufl.sung des ungarischen Reichstages und die Emennung des Banus Jellacié von Kroatien zum Zivil-und Milit.rgouvemeur in Ungarn vom 3.October 1848.In：Wiener Zeitung.Nr.275，5.Oktober 1848）。——413。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决议。1849年5月8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5月1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30号（Résolution relative aux affaires d'Italie.Paris，le 8 mai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30，10.Mai 1849）。——139、502。

H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G.W.F.：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Hrsg.von Ed.Gans.Berlin 1833.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8）。——361。

黑格尔，乔·威·弗 ·《精神现象学》l807年班贝格一维尔茨堡版（《黑格尔全集》第2卷）（Hegel，G.W.F.：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Hrsg.von J.Schulze.Bamberg，Würzburg1807.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 Verewigten… B.2）。——602。

黑格尔，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Hrsg.von Ed.Gans. Berlin 1837.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9）。——470。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1部《客观逻辑》第2编《本质论》I841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Th.1.2.Th.1.Die objektive Logik.Abth.2.Die Lehre vom Wesen.Hrsg.von L.von Henning.Berlin1841.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4）。——601。

黑格尔，乔·威·弗·《美学讲演录》1835—1838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0卷）（Hegel，G.W.F.：Vor1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Hrsg.von H.G.Hotho.B.1—3.Berlin1835—1838.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10）。——602。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I833年和1836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3—15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Hrsg.Von K.L.Michelet.B.1—3.Berlin 1833 u.1836. Werke.Vollst. 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Verewigten... B.13—15）。——602。

霍格，詹·《1853年6月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6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8号（Hogg，J.：Rede im House of Commons，6.Juni 1853.In：The Times.London.Nr.21448，7.Juni 1853）。——677。

K

卡贝，埃·《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1842年巴黎第2版（Cabet，É.：Voyage en Icarie，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2.éd.Paris 1842）。——64。

卡尔利埃，皮·《警察局长的声明。1849年11月10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11月1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15号（Carlier，P.：Proclamation du préfet de police.Paris，le 10 novembre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15，11.November 1849）。——162。

坎伯尔，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CampbeIl，G.：Modem India：a sketch ofthe system of civil government.To which is prefixed，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titutions.London 1852）。——689。

库克，乔·温 ·《中国：1857—1858年〈泰晤士报〉特约中国通讯》1858年伦敦版（Cooke，G.W.：China：being “the Times”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1857—1858.London1858）。——638、640、651。

L

拉弗尔斯，托·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Raffles，Th.S.：The history of Java.With a map and plates.In2 vols.London1817）。——678—679、681—682。

拉罗什雅克兰，昂·奥·《1848年2月24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48年2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6号（Larochejaquelein，H.-A.：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ar，24.Februar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56，25.Februar 1848）。——86。

拉马丁，阿·《1848年2月24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48年2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6号（Lamartine，A.：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24.Februar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56，25.Februar 1848）。——90。

拉斯卡斯，艾·奥·《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拿破仑十八月言行日录》（八卷集）1840 年巴黎版第1—5卷（Las Cases，E.A.：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ou Journal Oùse trouve consigné，jour par jour，ce qu' a dit et fait Napoléon durant dix-huit mois.T.1—8.T.1—5.Paris 1840）。——561。

赖德律一洛兰，亚·奥.（{1849年6月1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49年6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3号（Ledru-Rollin，A.A.：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11.Juni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63，12.Juni 1849）。——502。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1卷（Li st，F.：Das nationa1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Stuttgart，Tübingen1841）。——596。

路德，马·《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1525年维滕贝格版（Luther，M.：Ermanunge zum fride auff die zwelff artickel der Bawrenschafft ynn Schwaben.Auch widder die reubischen vnd m.rdisschen rotten der andern Bawren.Wittenberg 1525）。——243。

路德，马·《关于教会特权制的改革给德意志基督教贵族的公开信》1520年维滕贝格版（Luther，M.：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Wittenberg 1520）。——241。

路德，马·《就反对农民的小册子发的通函》1525年版（Luther，M.：Ein Sendbrief von dem harten Büchlein wider die Bauern.1525）。——243。

路德，马·《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1524年维滕贝格版（Luther，M.：Eyn brief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ftürischen geyst.Wittenberg 1524）。——251。

路德，马·《1525年2月4日给约·布里斯曼的信》，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Luther，M.：Brief an Johann Brie.mann，4.Februar 1525.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Th.2.Stuttgart 1842）。——252。

路德，马·《1525年5月30日给约翰·吕埃尔的信》，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3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Luther，M.：Brief an Johann Rühel，30.Mai 1525.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 Th.3.Stuttgart 1843）。——243—244。

M

《马丁·路德论温克尔麦斯的信》，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Luther's Schrift von der Winkelmesse.Nach：W.Zimmenn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mkrieges.Th.2.Stuttgart 1842）。——245。

马丁，罗·蒙·《论中国的政治、商业和社会》1847年伦敦版第2卷（Martin，R.M.：China：Political，Commercial，and Social.Vol.2.London 1847）。——629—631。

麦格雷戈，约·《欧美若干国家的商业税则、条例、资源和贸易》I847年伦敦版（MacGregor，J.：Commercial Tariffs and Regulations，Resources，and Trade of the Several States of Europe and America.London 1847）。——645。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8、9卷，莱比锡版第2一7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1.8.9.Frankfurt am Main，B.2—7.Leipzig 1848—1849）。——422、435、440—444、447、456。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立法议会的辩论》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卷（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1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4.Frankfurt am Main 1849）。——435、440—444。

蒙塔朗贝尔，沙·《1856年5月31日在立法议会的演说》，载于1856年6月5日《泰晤川士报》（伦敦）第22386号（Montalembert，Ch.：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the Corps législatif on May 31，1856.In：The Times.London.No.22386，June5，1856）。——582。

闵采尔，托·《布拉格宣言》，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Th.：Prager Proklamation.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Th.2.Stuttgart 1842）。——246。

闵采尔，托·《对诸侯讲道。解释〈但以理书〉第二章，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施泰特宫对积极的、可敬的诸侯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见托·闵果尔《1524年7月13日在阿尔施泰特宫对诸侯讲道》。

闵采尔，托·《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Th.：Außgetrückte empl.ss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der vngetrewen welt durchs Gezeügnus des Euangelions Luce vorgetragen der elenden erbermlichen Christenheyt zur innerung jres Irsals.Ezechie am8.Cap.Lieben gesellen last vns auch das loch weytter machen auff das alle wellt sehen vnnd greyffen müg wer vnser grosse Hansen sind die Got also lesterlich zum gemalten mendleyn gemacht haben.Jere.am23.Cap.Thomas Müntzer mit dem hammer.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Th.2.Stuttgart 1842）。——249—251。

闵采尔，托·《为反驳维滕贝格的不信神、生活安逸、以歪曲方式剧窃圣经从而使可怜的基督教惨遭玷污的人而作的立论充分的抗辩和答复》1824年纽伦堡版，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l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Th.：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vnd Antwort wider das Gaistloße Sanfft lebende fleysch zu Wittenberg welches mit verk边 rter wey.e durch den Diepsta1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erm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ntz j.merlichen besudelt hat.Nümberg 1524.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Th.2.Stuttgart 1842）。——252。

闵采尔，托·《1522年3月27日给菲力浦·梅兰希顿的信》，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üntzer，Th.：Brief an Philipp Melanchthon，27.M.rz 1522.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Th.2.Stuttgart 1842）。——250—251。

闵采尔，托.（{1524年7月13日在阿尔施泰特富对诸侯讲道》.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Mtintzer，Th.：Fürstenpredigt am 13.Juli 1524 im Schlo.zu Allstedt.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Th.2.Stuttgart 1842）。——246、249、250。

N

诺兰，刘·爱·《骑兵的历史与战术》1854年伦敦第2版（Nolan，L.E.：Cavalery.Its history and tactics.sec.ed.London 1854）。——623。

P

帕麦斯顿，亨·约·坦·《1857年2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595号（Palmerston，H.J.T.：Speech in the House ofCommons.February3，1857.In：The Times.London.No.22595，February 4，1857）。 ——668。

帕麦斯顿，亨·约·坦·《1857年3月20日在市长官邸举行的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7年3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364号（Pa1merston.H.J.T.：Speech at the Ministerial banquet at the Mansion House on March20，1857.In：The Times.London.No.22364，March 21，1857）。——618。

蒲鲁东，皮·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roudhon，P.J.：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 état du2 décembre.Paris 1852）。——465。

蒲鲁东，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P.J.：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T.1.2.Paris 1846）。——61。

蒲鲁东，皮·约·《致公民赖德律洛兰、沙尔·德勒克吕兹、马丁·贝尔纳等人和伦敦〈流亡者报〉的编辑们。1850年7月20日》，载于1850年7月《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2期（Proudhon，P.J.：Aux citoyens Ledru-Rollin，Charles DelescIuze，Martin Bernard，et consorts，Redacteurs du Proscrit，a Londres.20 jui1let 1850.In：Le Peuple de 1850.Paris，Nr.2，Juli 1850）。——505。

Q

戚美尔曼，威·《伟大农民战争通史》（三卷集）1841—1843年斯图加特版（Zimmermann，W.：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m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203、 μ0、241、243—246、249—252、255、257258。

S

萨尔蒂科夫，阿·德·《印度信札》1848（可能是1849）年巴黎版（Sa1tykow，A.D.：Lettres sur l'Inde.Paris 1848[vielm.1849]）。——690。

赛居尔·达居索，雷·约·保·《1850年3月16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50年3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6号（Séur d' Aguesseau，R.-J.-P.de：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16.M.rz 1850.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76，17.M.rz 1850）。——169。

沙尔腊斯，让·巴·《1815年滑铁卢会战史》1857年布鲁塞尔版（Charras，J.-B.：Histoire de la campagne de 1815，Waterloo.Avec un atlas nouvau.Bruxelles 1857）。——466。

《山岳党告法国人民的宣言。1849年6月12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13日《人民报》（巴黎）第206号（Déclaration de la Montagne au peuple fran.ais.Paris，12 juin 1849.In：Le Peuple.Paris.Nr.206，13.Juni 1849）。——142、502。

《山岳党告人民书》，载于1850年8月11日 《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6号（Compte rendu de la Montagne au peuple.In：Le Peuple de 1850.Paris.Nr.6，11.August 1850）。——180。

尚加尔涅，厄·安·泰·《报告。1849年6月16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1号（Changamier，N.-A.-Th.：Rapport.Paris，le 16 juin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71，20.Juni 1849）。——137。

《十二条款》，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1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Zwölf Artikel.Dye Grundtlichen Vnd rechten haupt Artickel aller Baurschafft vnnd Hyndersessen der Gaistlichen vnd Weltlichen oberkayten von wölchen sy sich beschwert vermainen.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mkrieges.Th.2.Stuttgart1842）。——278—279、281—282、284、286。

《书简》，引自威·戚美尔曼《伟大农民战争通史》l842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Artikelbrief.Nach：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mkrieges.Th.2.Stuttgart1842）。——278、281、282。

苏，欧·《巴黎的秘密》（十一卷集）1842—1844年布鲁塞尔版（Sue，E.：Les mystères de Paris.Vol.1—11.Bruxelles 1842—1844）。——163。

T

《弹劫内阁的控诉书。——山岳党和蒲鲁东派的和解》，载于1849年1月3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09号（Der Anklageakt gegen das Ministerium.-Die Auss.hnung der Montagnards und Proudhonisten.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ln.Nr.209，31.Januar 1849）。——131。

梯也尔，路·阿·《1850年2月23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50年2月2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5号（Thiers，L.A.：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23.Februar 1850.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55，24.Februar 1850）。——152、180。

W

《王国政府致王国驻临时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的通告。1849年4月28日》，载于1849年4月30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117号（Schreiben der K.niglichen Regierung an den K.niglichen Bevollm.chtigten bei der provisorischen Centralgewalt.Vom 28.April 1849. In：Preu.ischer Staats-Anzeiger.Berlin. Nr.117，30.Apri1 1849）。——442。

维达尔，弗·《论财富的分配，或论社会经济的公正分配》1846年巴黎版（Vidal，F.：De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ou de lajustice distributive en économie sociale； ouvrage contenant l'examen critique des théorie sexposées soit par les économistes，soit par les socialistes.Paris 1846）。——168。

沃邦，塞·《王国什一税》（Vauban，S.：Projet de dime royale）。——157.

沃尔弗，弗·威《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美因何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Wolff，F.W.：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26.Mai 1849.In：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9.Frankfurt am Main 1849）。——455。

伍德，查 ·《1853年6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6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446号（Wood，Ch.：Rede im House of Commons，3.Juni 1853.In：The Times.London.Nr.21446，4.Juni 1853）。677。

X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巴黎版第1卷（Sismondi，J.-Ch.-L.Simonde de：Etudes sur l' économie politique.T.1.Paris 1837）。——467。

《宪法之友民主协会宣言。1849年6月13日》，载于1849年6月13日《人民报》（巴黎）第206号（Manifest der 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s amis de la Constitution.13.Juin 1849.In：Le Peuple.Paris.Nr.206，13.Juni 1849）。——142。

Y

《印度的铁路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附地图和附录》，一位印度老邮递员著，1848年伦敦第3版（Indian railways and their probable results，with maps and an appendix，containing statistics of internal and extemal commerce of India.By an old Indian Postmaster.3.ed.London 1848）。——688。

雨果，维 ·《小拿破仑》1852年伦敦版（Hugo，V.：Napoléon le petit.Londres 1852）。——465。

Z

《中国的贸易及其直接的与间接的重要意义》，载于1859年9月17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38期（The Trade of China.It's Importance，Direct and lndirect. In：The Economist.London.No.838，September 17，1859）。一—664—665。

《中国的灾难》，载于1859年9月17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38期（The Disaster in China.In：The Economist.London.No.838，September 17，1859）。——664—665。

法律、法令、条例、文件

A

《奥地利帝国宪法。1849年3月4日》，载于1849年3月8日《维也纳日报》第57号（Reichs-Verfassungng für das Kaiserthum Oesterreich.Vom 4.Mlirz 1849.In：Wiener Zeitung.Nr.57，8.M.rz 1849）。——431、433、436。

《奥地利帝国宪法原本。1848年4月25日》，载于1848年4月25日《维也纳日报》第115号（Verfassungs-Urkunde des Oesterreichischen Kaiserstaates vom25.Apri1 1848.In：Wiener Zeitung.Nr.115，25.April 1848）。——411。

C

《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根据1533年原版重印……约·克·科赫作序，1787年吉森增订第4版（Hals oder Peinliche Gerichtsordnung Kaiser Carls V.u.d.H.R.m.Reichs nach d.Origina1ausg.Vom J.1533 auf das genaueste abgedr.u.e.Vorr.von J.Chr.Koch.4.verm.Ausg.Giessen 1787）。 ——232。

D

《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立法议会的辩论》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卷（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m28.M.rz 1849.In：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4.Frankfurt am Main 1849）。——435—445。

《帝国国民议会议员选举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Reichsgesetz über die Wahlen der Abgeordneten zum Volkshause.Frankfurt am Main1849）。——410、437。

《东印度文件。喀布尔和阿富汗》，根据下院1859年6月8日的决议刊印，1859年伦敦版（Papers.East India.Cabul and Affghanistan.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8 June，1859.London 1859）。——660—662。

F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坚持帝国宪法的决议。1849年4月11日》，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l849年美因何畔法兰克福版第8卷（Beschlu.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an der Reichsverfassung festzuhalten，vom11.April 1849.In：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8. Frankfurt am Main 1849）。——440。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任命德国临时摄政政府的决议。1849年6月6日》，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Beschlu.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über die Einsetzung der provisorischen Renggentschaft von Deutschland vom 6.Junnli 1849.In：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9.Frankfurt am Main 1849）。——456。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848年11月4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11月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12号（Constitution de la République fran.aise.Paris，le 4 novembre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12，7.November 1848）。——112—170、483—488、502。

G

《关于巴黎到阿维尼翁铁路的法案。摘录》，载于1849年8月9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1号增刊（Projet de loi relatif au chemin de fer de Paris à Avignon.Ausz. In：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Nr.221，9.August 1849.Suppl.）。——156。

《关于保留1850年度酒税的法令。1849年12月20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12月2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55号（Loi relative au maintien de l' impôt sur les boissons pour l' année 1850.Paris，le 20 décembre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55，21.Dezember 1849）。——155—157、162、513。

《关于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的法令。1848年2月25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2月26日《总汇通报》（巴黎）第57号（Décret pour garantir l' existence de l' ouvrier par le travail.Paris，le 25 février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Nr.57，26.Februar 1848）。——87。

《关于报刊杂志缴纳保证金的法令。1848年8月9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5号（Décret relatif aux cautionnements des journaux et écrits périodiques.Paris，le 9 août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 Nr.225，12.August 1848）。——109。

《关于成立普鲁士王国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总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nde des K.nigreichs Preu.en.Vom21.Juni 1842.1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Berlin.1842.Nr.20）。——365。

《关于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的函件。1857—1859年》1859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 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1857—1859.London 1859）。——656—657、668—669、672—676。

《关于建立人民自卫团的法律。1849年6月16日》.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Gesetz vom 16.Juni 1849 über die Bildung der Volkswehr.In：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B.9.Frankfurt am Main 1849）。——456。

《关于将来处理全部国债事务的规定。1820年1月1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0年柏林版第2号（Verordnung wegen der künftigen Behandlung des gesamten Staatsschulden-Wesens.Vom17.J anuar1820.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Berlin. 1820.Nr.2）。——364。

《关于将要建立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规定。1815年5月22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5年柏林版第9号（Verordnung über die zu bildende Repr.sentation des Volks.Vom22.Mai1815.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1ichen Preu.ischen Staaten.Berlin.1815.Nr.9）。一—365。

《关于解散第二议院和近期召开第一议院会议的决定。1849年4月27日队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9年柏林版第13号（Verordnung，betreffend die Auf}.sung der zweìten und die Vertagung der ersten Kammer.Vom27.April 1849.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Berlin.1849.Nr.13）。442—443。

《关于解散克雷姆西尔帝国议会和颁布宪法的决定》，载于1849年3月8日《维也纳日报》第57号（Verordnung über die Aufl.sung des Reichstages in Kremsier und die Verkündung der Verfassung.In：Wiener Zeitung.Nr.57，8.M.rz1849）。——429、431。

《关于解散为了商定宪法而召集的议会的决定。1848年12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55号（Verordnu吨，betreffend die Aufl.sung der zur Vereinbarung der Verfassung berufenen Versammlung.Vom5.Dezember1848.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Berlin.1848.Nr.55）。——425。

《关于俱乐部的法令。1848年7月28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8月2日札总汇通报》（巴黎）第215号（Décret s町 les clubs.Paris，le28 jui11et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215，2.August1848）。——127。

《关于流放己确认参加6月23日事件的在押犯的法令。1848年6月27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82号（Décret sur la transportation des individus actuellement détenus qui seront reconnusavoir pris part à l' insurrection du23 juin et des jours suivants.Paris，le 27 juin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82，30.Juni 1848）。——118。

《关于秘密投票选举的法令。1851年12月4日》，载于1851年12月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39号（Décret sur la loi électorale au scrutin secret，le4 décembre1851.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39，5.Dezember1851）。——562—563。

《关于任命镇长及其助理的法案》，载于1850年3月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61号（Projet de loi relative à la nomination des maires et adjoints.In：Le Moniteur universe1.Paris.Nr.61，2.M.rz 1850）。——162。

《关于授权政府禁止俱乐部和其他公开集会的法令。1849年6月19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2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4号（Loi qui autorise la Gouvemementà interdire les clubs et autres réunions publiques.Paris，le 19 juin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74，23.Juni 1849）。——145。

《关于限期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的法令。1848年3月16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3月1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77号（Décret sur la perception temporaire de quarante-cinq centimes du total des r.les des quatre contributions directes.Paris，le 16 mars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77，17.M.rz 1848）。——94、162。

《关于乡村学校教师的法令。1850年1月11日于巴黎挣，载于1850年1月1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5号（Loi relative aux instituteurs communaux.Paris，le11 janvier 1850.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5，15.Januar 1850）。——161。

《关于选举法的法令。1851年12月2日》.载于1851年12月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38号（Décret sur la loi électorale，le2 décembre 1851.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38，4.Dezember 1851）。——562—563。

《关于盐税的法令。1848年12月28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12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65号（Loi relative à l' imp.t du sel.Paris，le 28 décembre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65，30.Dezember 1848）。——120。

《关于1848年4月25日宪法原本中的选举暂行条例》，载于1848年5月11日《维也纳日报》第131号特别附刊（Provisorische Wahlordnung zur Verfassungs-Urkunde vom 25.April 1848.In：Wiener Zeitung.Nr.131，11.Mai 1848.Besondere Beil.）。——410。

《关于召开联合省议会的诏书。1847年2月8日》.载于《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1847年柏林版第1部分（Patent wegen Einberuf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Vom8.Februar 1847.In：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1.Berlin 1847）。——367。

《关于组成联合省议会的决定。1847年2月3日》.载于《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1847年柏林版第1部分（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Vom3.Februar 1847.In：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1.Berlin 1847）。——367。

《国民议会通过的最初宪法草案。1848年6月19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2号（Projet de constitution présenté à l' Assemblée nationale.Paris，le 19 juin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72，20.Juni 1848）。——113。

《国民议会议事规程草案》队，载于1849年6月25曰《总汇通报》圳（巴黎）第176号纣邓（Projet de réglement de l' Assemblée nationale.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176.25.Juni1849）。——144、502。

H

《虎门条约。1843年10月8日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陛下和中国皇帝在虎门签订的补充条约》（Traité supplémentaire entre S.M.La reine du Royaume-Uni de la Grande-Bretagne et d' Irlande et l' empereur de Chine，signé à Houmon-schai，le 8 octobre 1843）。——643、644、673。

J

《集会法。1848年6月7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6月9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1号（Loi sur les attroupements.Paris，le 7 juin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1.Paris.Nr.161，9.Juni 1848）。——101。

《加洛林纳法典》——见《查理五世皇帝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

《教育法。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3月2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86号（Loi sur l'enseignement.Paris，les 19 janvier，26 février et15 mars 1850.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86，27.März 1850）。——162、169、513。

《戒严法。1849年8月9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4号（Loi sur l’état de siége.Paris，le 9 août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224，12.August 1849）。——145。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Ed.orig.et seule officielle.Paris 1808）。——567、570。

《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隆下和中国皇帝在南京签订的条约》（Traité entre S.M.La reine du Royaume-Uni de la Grande-Bretagne et d' Irlande et l' empereur de Chine，signé à Nanking，le 29 août 1842）。——635、637、643、650、673。

P

《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1872年12月13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72年》（无出版年代）柏林版第41号（Kreisordnung für die Provinzen Preu.en，Brandenburg，Pommem，Posen，Schlesien und Sachsen.Vom13.Dezember1872.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1872.Berlin.O.J.Nr.41）。——214。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1806年柏林版下册（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ischen Staaten.Th.2.Berlin1806）。——70。

《普鲁士国家宪法原本。1848年12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5S号（Verfassungs-Urkunde für den preu.ischen Staat.Vom 5.Dezember 1848.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Berlin. 1848.Nr.S5）。——427。

《普鲁士国民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1848年11月15日》，载于1848年11月1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45号特别附刊（Beschluß der preußischen Nationalverammlung zur Steuerverweigerung vom 15.November 1848.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öln.Nr.145，17.November　1848.Außerordent1iche Beil.）。——425。

S

《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1823年6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3年柏林版第13号（AIlgemeines Gesetz wegen Anordnung der Provinzialst.nde.Vom 5.Juni 1823.In：Gesetz-Sammlung fiir die K.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23.Nr.13）。——365。

T

《天津条约。1858年6月13日俄国和中国在天津签订的友好条约》（Traité d' amitié entre la Russie et la China signé à TienTsin，le 13 juin 1858）。——650、658.

《天津条约。1858年6月27日法国和中国在天津签订的贸易和通航友好条约》（Traité d' amitié，de commerce et de navigation，conclu entre la France et la China à TienTsin，le 27 juin 1858）。——650。

《天津条约。1858年6月26日英国和中国在天津签订的条约》，载于1858年9月2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3109号《与中国签订的条约》（The Treaty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signed at TienTsin，June26，1858.In：The Times.London. No.23109，September27，1858：“The Treaty with China”。——629、637、643、644、646、650、654、656、659、669。

W

《王室内阁指令及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工作条例。1842年8月19日》，载于1842年10月29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3年卷第13期（Allerh.chste Kabinets-Ordnung，mit der Gesch.fts-Ordnung für die Versamm1ung der vereinigten st.ndischen Ausschüsse sämtlicher Provinzen，vom 19.August 1842.ln：Ministerial-Blatt für die gesamte innere Verwaltung in den K.niglich Preu.ischen Staaten.Hrsg.im Büreau des Ministeriums des lnnem.Berlin.Jg.3.Nr.13，29.Oktober 1842）。——365—366。

《为了商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而召集的会议的选举法。1848年4月8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l848年柏林版第12号（Wahlgesetz für die zur Vereinbarung der Preu.ischen Staatsverfassung zu berufende Versammlung.Vom 8.April 1848.l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Berlin.1848.Nr.12）。——3880

X

《新闻出版法。1849年7月27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7月3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11号（Loi sur la presse.Paris，le 27 juillet 1849.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211，30.Juli 1849）。——145、178—181、519。

《新闻出版暂行条例。1848年3月31日》，载于1848年4月1日《维也纳日报》第92号（Provisorische Vorschrift über die Presse vom31.März 1848.In：Wiener Zeitung.Nr.92，1.April 1848）。——410。

Y

《1830年8月14日宪章》（La Charte constitutionelle du14 août 1830）。——483、485。

《友好协议法案》，载于1848年8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25号（Projet de décret sur les concordats amiables.l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225，12.August 1848）。——110、163。

Z

《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1869年9月6—11日》1869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Fourth Annu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held at Basel，in Switzerland，from the 6.to the11.September，1869.London 1869）。——211。

文学著作

A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队——123。

阿泰纳奥斯《哲人宴》。——539。

B

巴尔扎克《贝姨》。——577。

D

但丁《神曲》。——594。

F

伏尔泰《亨利亚德》。——148。

G

歌德《浮士德》。——475。

歌德《致祖莱卡》。——683—684。

H

海尔维格《一个活人的诗》。——149—150。

海涅《德国——个冬天的童话》。——395。

海涅《夜巡来到巴黎》。——404。

荷马《奥德赛》。——422。

L

《来自偏僻村庄的后备军队——214、327。

《路特希尔德王朝》。——830

M

莫里哀《不得已的医生儿——180。

S

塞万提斯《唐·吉坷德》。一—22。

沙米索《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496。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564。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76、534。莎士比亚《理查三世》。——542。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670。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523。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儿——148。

X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626。

席勒《欢乐颂》。——530。

Y

伊索《说大话的人》。——474。

《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83。

雨果《卫戍官·三部曲》。——177、517，556。

圣经

一《旧约全书·出埃及记》。——473、573。

一《旧约全书·创世记》。——148。

—《旧约全书·但以理书》。——246。

一《旧约全书·哈巴谷书》。——472。

一《旧约全书·撒母耳记》。——506。

一《旧约全书·申命记》。——246、249。

一《旧约全书·士师记》。——142。

一《旧约全书·以西结书》。——573。

一《旧约全书·约书亚记》。——503。

一《旧约外传·所罗门智训》。——399。

一《新约全书·路加福音》——246。

一《新约全书·马太福音》。——473、514。

一《新约全书·使徒行传队——471。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513。

报刊索引

A

《奥得总汇报》（Allgemeine Oder—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天主教反对派的机关报，1846年4月起用这个名称在布雷斯劳（弗罗茨拉夫）出版，编辑是莫·埃尔斯纳、尤·施泰因和约·泰梅；1849年4月起该报调整出版方针，并更名为《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支持布雷斯劳方兴未艾的工人运动，从而成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被普遍认为是德国最激进的报纸；其最活跃的撰稿人之一是路·海尔贝格11855年该报曾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55年12月31日停刊。——193。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奥地利政府的官方报纸，178仔—1931年在维也纳出版，曾数度易名，如《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等；1814年1月1日起正式作为日报出版。——413。

B

《辩论日报》——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队《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历史法学派机关报，1831—1841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君主派的观点，对普鲁士的政治发展有影响，曾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支持。——363。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 Star）。——646、657。

D

《大陆上中华之友》（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英国官方的报纸，简称《中华之友》（Friend of China），1842—1859年在维多利亚（香港）出版。——630。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上的意见分歧。——591、592。

F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法国的第一家报纸，1631年由泰·勒诺多在巴黎创刊，最初名称为《新闻报》（La Gazette），每周出一次，后来每周出两次，1792年起改为日报；七月王朝时期为正统派机关报。——86。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La Phalange.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1e.Politique，industrie，sciences，arts et littérature）——法国的一家杂志，傅立叶派的刊物《法伦斯泰尔。关于建立劳动和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农工法郎吉的报纸》（Le Phalanstère，journal pour la fondation d'une phalange agricole et manufacturiére，associée en travaux et en ménage）的续刊；1836—1840年9月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每月出两次，1843年7月以前每周出三次；7月以后又先后改名为《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1ange.Revue de.la science sociale）和《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1851年停刊；主编是维·孔西得朗。——142、503。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赖德律—洛兰和多·弗·阿拉戈，编辑有赖德律—洛兰和斐·弗洛孔等；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65、106、124、503。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德文周报，1852年1月6日和13日出版两期后，由于物质上的困难不得不停刊；1852年5月和6月，魏德迈在阿·克路斯的资助下又作为月刊出版了两期《革命。不定期刊物》（Die Revolution.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465。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66年以后支持{卑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470。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阿·梯也尔、弗·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加尔涅—帕热斯和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85、90、99、107、111—115、117—120、124—125、127、128、132、136、142、145、147、165、168、182、481—482、488—489、490、519。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代表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观点，支持他们的合并。——179、543。

《国民议会通报》（Le Message de l'Assemblée）——法国反波拿巴派的日报，1851年2月16日—12月2日在巴黎出版。——554。

H

《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Jour—nal des intérêts des gouvemements et des peuples）——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英国的一家周刊，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6—11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哈尼。——5、11。

J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Weeldy Commercial Times，Bankers' Gazette，and Railway Monitor：a political，literary，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547、550、611、612、637、638、640、664—666。

K

《科隆日报》（K.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一—68。

L

《莱茵报》——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365、588、591。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闻》（Le Constitutionnel.Journal politique，littéraire，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 i改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79、577。

M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ming Post）。——647、655、667。

N

《拿破仑》（Le Napoléon）——法国波拿巴派的周报，1850年1月6日 —5月19日报刊索引在巴黎出版。——163。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er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人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er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er Semi-Weekly Tribune）。——353、409、410、594、689。

Q

《权力报》（Le Pouvoir）——法国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849年4月—1850年6月用《十二月十日报。维护秩序的报纸》（Le Dix décembre.Journal de l' ordre）的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权力报。十二月十日报》（Le Pouvoir.Journal du dix décembre），1850年7月19日起取消副标题，正式用《权力报》的名称出版；1850年6月—1851年1月主编是阿·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181。

R

《人民报》（Das Volk）——在伦敦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和其他在伦敦的德国工人团体的机关报，1859年5月7日 —8月20日由埃·比斯康普在伦敦创办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从6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为报纸的编辑，并于7月初接任该报的领导；编辑部成员有比斯康普、威·李卜克内西弗·列斯纳等。——597。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 s Paper，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2年5月由厄·琼斯在伦敦创刊；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并对报纸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周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时期，报纸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579。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关注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217。

S

《商人杂志和商业评论》（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美国的一家杂志，由弗·汉特创办，1839—1850年用这个名称在纽约出版。——630。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法国的一家周报，1885年由茹·盖得在巴黎创办，1902年以前是工人党机关报；后来是法国社会党的机关报；80—90年代恩格斯曾为该报撰稿。——13、19。

《社会主义者报》（EI Socialista）——西班牙的—家周报，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从1885年起在马德里出版。——19。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美国的一家法文日报，1871年10月—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以后与国际断绝关系；1872年1—2月该报曾发表《共产党宣言》。——5、12。

《世纪报》（Le Sièc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1839年在巴黎出版，1870—1871年间曾在图尔和波尔多出版；19世纪40年代代表部分仅限于要求温和的宪法改革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147、165、182。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牛—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委、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582、638、648、651、652、655、658、659、663—664、670。

W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Woodhull and Claflin's Weekly）——美国的一家周刊，1870—1876年由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维·伍德赫尔和田·克拉夫林在纽约出版。——12。

X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见《奥得总汇报》。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102、103、117、326、420、447、455、593。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六期。——173、180、203、204。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3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147、165、519。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自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108、179、481、556。

《中华之友》（Friend of China）——见《大陆上中华之友》。

《钟声》（Колокол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1857—1865年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用俄文在伦敦不定期出版，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1868—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同时出版俄文版附刊。——7，13、17。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591。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89、101、103、131、146、149、152、510、522、533、534、537、558、585、586、658、666。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Jouma1 du commerce，de l' agriculture，de l' industrie，de la littérture，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532。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

（1864-1883）

目录

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3-001　　说明
MEA3-002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MEA3-003　　卡·马克思 论蒲鲁东
MEA3-004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
MEA3-005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
MEA3-006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
MEA3-007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
MEA3-008　　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MEA3-009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
MEA3-010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
MEA3-011　　卡·马克思 论土地国有化
MEA3-012　　弗·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
MEA3-013　　弗·恩格斯 论权威
MEA3-014　　卡·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
MEA3-015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
MEA3-016　　卡·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
MEA3-017　　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201
MEA3-018　　卡·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MEA3-019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MEA3-020　　卡·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MEA3-02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MEA3-022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MEA3-023　　卡·马克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
MEA3-024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
MEA3-025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
MEA3-026　　弗·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MEA3-027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
MEA3-028　　*卡·马克思 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
MEA3-029　　卡·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
MEA3-030　　人名索引
MEA3-031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EA3-032　　文献索引

第三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选收马克思和恩格斯1864—1883年的著作，以及他们后来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和导言。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竞争日趋激烈。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高涨，1864年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发生了巴黎公社起义，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和组织在欧美各国相继建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潜心研究理论的同时，积极指导国际工人运动，通过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总结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收入本卷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两个纲领性文件。《成立宣言》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的目的和意义，用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阐明了工人阶级组织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强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共同章程》规定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目标、手段和组织机构，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建立与一切旧政党不同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

　　马克思的《工资、价格和利润》扼要而通俗地阐述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原理，说明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和工资的实质，阐述了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同时强调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恩格斯的《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同样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并对《资本论》第三卷的理论成就和崭新的研究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法兰西内战》是马克思全面总结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阐发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来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能够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强调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充分肯定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各项民主措施：公社的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撤换；武装力量按民主原则组织；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马克思还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改造任务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并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中进一步分析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

　　在《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中，马克思批判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经济学观点和社会改良方案，阐释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观点。在《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出的种种“救世计划”，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深刻论述。他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律的本质；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目标，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

　　马克思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政治冷淡主义以《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和恩格斯的《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论权威》等著作，批判了巴枯宁派主张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立即废除国家、否定一切权威和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的错误观点，阐明了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论证了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和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继承权、权威、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还针对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关于土地问题的争论，写了《论土地国有化》一文，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土地问题的观点。

　　《流亡者文献》是恩格斯阐述欧洲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和俄国问题的一组文章。在这组文章中，恩格斯批判了布朗基派、巴枯宁派和俄国民粹派的错误观点，通过对波兰、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运动的分析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回顾，论述了欧洲革命的前景，阐释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同时阐述了研究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科学方法。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强调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把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为反对拉萨尔主义，用科学理论指导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这篇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逐条批判了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分配原则；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观，强调国家具有阶级性；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也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纲领草案中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让步，同时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

　　在《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工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把党变成改良主义的政党，同时进一步阐发了阶级斗争理论，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改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评述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以及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指明了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并科学地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恩格斯在为这部著作1892年英文版写的导言中，着重阐述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唯物主义认识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本质区别，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是马克思应法国工人党的请求起草的党纲的理论部分。马克思在导言中简要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目标。

　　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恩格斯分析了基督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批判了基督教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唯物主义者对待宗教的态度。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基前的讲话》中概述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贡献和毕生革命活动，阐述了马克思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伟大一生。

　　本卷附录收入《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以及马克思的演讲《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在这三篇文献中，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攻击和诋毁，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性质和宗旨，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和斗争策略。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¹

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
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

　　工人们！⁽¹⁾

　　工人群众的贫困在1848年到1864年间没有减轻，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是这个时期就工业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来说却是史无前例的。1850年，不列颠资产阶级一家温和的、消息灵通的机关报曾经预言，只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增加50%，这个国家里的贫困现象就会消灭。其实不然！1864年4月7日，财政大臣曾用下面这样的报告取悦他的议会听众：英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1863年已经增加“到443955000英镑！这个惊人的数额几乎比刚刚过去的1843年时代的贸易额多两倍！”虽然如此，财政大臣还是雄辩地讲到了“贫穷”。他喊道：“请想想、那些濒临贫穷深渊的人们”“那……没有提高的工资”，“那十有八九都是为生存而挣扎的……人的生活！”²可是他完全没有提到爱尔兰人民，他们在北部正逐渐被机器所取代，在南部正逐渐被牧羊场所排挤；可是羊群在这个不幸的地区也在减少，不过不像人减少得那样快罢了。他没有重复贵族阶层的最高代表诸君在惊慌失措中刚刚脱口①说出的话。当“勒杀犯”³所引起的恐慌达到了相当程度时，上院决定要对流放和苦役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用报告书形式加以公布。真实情况已在1863年的一本厚厚的蓝皮书⁴中揭露出来，由官方提供的事实和数字证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连最坏的刑事犯（苦役犯）也比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工人工作轻得多，饮食却好得多。但是还不止于此。当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工人因受美国内战影响被抛掷到街头时⁵，同一个上院又派出一个医生到工厂区去，任务是查明按最低廉的价格和最简便的方式来供给，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当时医务专使斯密斯医生确定，一星期至少需要28000格令⁽²⁾碳素和1330格令氮素，才可以维持一个普通成年人的生命……也就是把他维持在刚好不致发生饥饿病的界限上；其次，他还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³⁾。但是请注意！同一个博学的医生，不久后又被枢密院卫生视察员派去调查工人阶级中更贫困部分的营养状况了。他的调查结果写在今年根据议会命令公布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⁴⁾内。这位医生发现了什么呢？他发现，丝织工人、缝纫女工、织手套工人、织袜工人以及其他工人的食物，平均⁽⁵⁾比失业的棉织工人的救济口粮还坏，甚至没有包含“刚好能够防止饥饿病”的碳素和氮素。

　　 我们在报告书中读到：“不仅如此，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氧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缺乏含氧食物是通常的现象。”官方报告书中补充说：“应当记住，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　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那么，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这种情形是令人痛心的，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这里所谈的贫困完全不是因懒惰而应得的惩罚；在一切场合，这都是劳动人民的贫困。实际上，工人为取得这点菲薄食物而付出的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时间非常长久的。”

　　报告书举出了一件奇怪和相当出人意料的事实：“在联合王国各个部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中，正是在英格兰〈这个王国最富有的部分〉，农业人口吃得最坏”；但是，甚至伯克郡、牛津郡和萨默塞特郡的农业工人，也比伦敦东头大量家庭工业的熟练工人吃得好一些。

　　这就是官方按照议会命令在1864年间，即在自由贸易的黄金时代公布的材料，正是这时财政大臣通知下院说：

　　 “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⁶⁾

　　同这种官方的赞美辞令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财政大臣被“国家进步”的统计数字弄得眼花缭乱，他得意忘形地喊道：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 ……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这种收入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格莱斯顿先生补充说：“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⁶

　　如果你们想知道，产生这种“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的条件过去和现在怎样使工人阶级健康损坏、道德堕落和智力衰退，那就请你们看一看最近一次《公共卫生报告》关于印刷厂和男女服装缝纫厂情况的描绘吧！⁽⁷⁾请你们把这一描给同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对照一下，例如，那里有这样一段话：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不健康的儿童，将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斯塔福德郡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⁸⁾

　　请看一看特里门希尔先生的蓝皮书《面包工人的申诉》⁽⁹⁾吧！当人们读到工厂视察员发表的有官方的出生和死亡统计数字作例证的矛盾的陈述时，又有谁能不为之浑身战栗呢？工厂视察员说：当兰开夏郡的工人依靠少量救济粮维持生活时，他们的健康状况实际上却改进了，因为由于棉荒，他们暂时停止了在棉织工厂做工；儿童死亡率在这个时期也减低了，因为母亲这时终于有可能给他们喂奶，而不是给他们喂安眠的鸦片药水了！

　　现在让我们重新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1864年7月20日向下院提出的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表明，每年收入按收税员的估计在5万英镑以及5万英镑以上的人数，从1862年4月5日到1863年4月5日的一年中增加了13人，即从67人增加到80人。从同一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到，大约有3000人每年共收入25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英格兰和威尔士全体农业工人每年的总收入还要大。翻开1861年的人口调查表，你们就会看到，英格兰和威尔士两处的男性土地所有者人数已经由1851年的16934人，减少到1861年的15066人；这就是说，土地集中程度在10年中增大了11%。如果英国地产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过程今后仍将如此迅速地继续下去，那么土地问题就将异常简单化，就像在罗马帝国有过的情形那样，当时尼禄皇帝听说阿非利加行省有一半土地属于6个所有者，就曾露齿狞笑。

　　我们这样详细地谈到这些“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的事实”是因为英国在贸易和工业方面占欧洲第一位⁽¹⁰⁾。请回忆一下，几个月前路易—菲力浦的一个亡命的儿子就曾公开祝贺过英国农业工人，说他们的命运比他们在拉芒什海峡彼岸的那些更不幸的同伴们好些。的确，在大陆上所有先进的工业国家里，都在重复着英国的情况，只是带有不同的地方色彩和规模较小罢了。从1848年起，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工业都有了空前的发展，输入和输出都有了梦想不到的扩大。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完全限于有产阶级的财富和实力的增长”确实是“令人陶醉的”。在所有这些国家里，也如在英国一样，实际工资⁽¹¹⁾就工人阶级的少数来说稍微有些提高，但就大多数来说，货币工资的提高很少表示福利的实际的增长，正如就伦敦贫民院或孤儿院的被收容者来说，购买他们的生活必需品在1852年花7英镑7先令4便士，到1861年要花9英镑15先令8便士，这并不表示他们的生活有了任何改善。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到处都在深深地下降，下降的程度至少同那些站在他们头上的阶级沿着社会阶梯上升的程度一样。不论是机器的改进⁽¹²⁾，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于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了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使别人沉湎于痴人乐园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在不列颠帝国的首都，饿死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规。这个时代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标志，就是被称为工商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规模日益扩大，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陆上工人阶级所有的党组织和党的机关报刊都被暴力的铁腕所摧毁，工人阶级最先进的子弟在绝望中逃亡到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去，短促的解放梦已随着工业狂热发展、道德败坏和政治反动的时代的到来而破灭了。大陆上的工人阶级的失败，部分是由无论当时或现在都和圣彼得堡的内阁结成兄弟同盟的英国政府的外交所促成，这一失败很快也就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了拉芒什海峡的这一边。大陆上的阶级弟兄的失败，把英国工人阶级弄得垂头丧气，挫伤了它对自己事业的信心，同时却使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恢复了他们已经多少动摇了的自信。他们蛮横地收回了已经宣布过的让步。新的金矿产地的发现，引起了大量的向外移民，结果造成了不列颠无产阶级队伍的不可弥补的减员。工人阶级中另一部分先前积极的分子，受了暂时增加工作和工资的诱惑而变成了“政治工贼”。维持或革新宪章运动⁷的一切尝试都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事工人阶级的机关报刊由于群众的漠不关心而相继停刊；的确，英国工人阶级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苟安于政治上的毫无作为。如果说英国工人阶级和大陆上的工人阶级之间过去在行动上没有过一致，那么现在至少在失败上是一致了。

　　虽然如此，1848年革命以来的这一段时期还不是白白地过去的。我们这里只指出两件重大的事实。

　　英国工人阶级经过30年惊人顽强的斗争，利用土地巨头和金融巨头间的暂时的分裂，终于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⁸的通过。这一法案对于工厂工人在体力、道德和智力方面引起的非常良好的后果，在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的报告书中都曾指出过，现在已经为大家所公认。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政府都不得不在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之后采用了英国的工厂法，而英国议会本身也不得不每年扩大这一法律的应用范围。但是工人的这一措施的奇迹般的成就，除了有实际的重要性以外，还有另一个重大的意义。资产阶级通过自己颇有名气的学者如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并且不停地重复说：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儿童的血，才能生存。古时杀害儿童是崇拜摩洛赫的宗教的神秘仪式，但它只是在一些极隆重的场合下举行，大概一年不过一次；同时摩洛赫并没有表示专爱吃穷人的儿童。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不谈，是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一个大的争论，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¹³⁾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因此，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但是，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¹⁴⁾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没有那个雇用工人阶级的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¹⁵⁾，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际上是从并非1848年发明的，而是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¹⁶⁾，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卓越，在实际上多么有效，只要它仍然限于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照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些面善口惠的贵族，资产阶级的慈善空谈家，以至机灵的政治经济学家，先前在合作劳动制处于萌芽状态时曾枉费心机地想要把它铲除，嘲笑它是幻想家的空想，咒骂它是社会主义者的邪说，现在都突然令人作呕地捧起场来了。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但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他们不仅不会促进劳动解放，而且恰恰相反，会继续在它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障碍。请回忆一下帕麦斯顿勋爵在最近一次议会会议上攻击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⁹维护者的嘲弄口气吧。他大喊道：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¹⁰。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他们的人数；但是只有当工人通过①组织而联合起来并获得知识的指导时，人数才能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还有一个信念鼓舞着这次大会的参加者。

　　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¹⁷⁾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下，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了为在大西洋彼岸永久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冒险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疯狂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¹¹。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马克思写于1864年10月21日—27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在1866年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中是“工人朋友们”。——编者注
(2) 1格令＝0.065克。——编者注
(3) 大概用不着提醒读者，除水的构成元素和某些无机物外，碳素和氮素也是人类食物的原料。但是要使人体获得营养，这些简单化学成分应该以植物质或动物质的形态供给；例如马铃薯主要是含有碳素，而小麦面包则含有相当分量的碳素和氮素。
(4)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第13—17页。——编者注
(5) 在德文版中加有“每年”。——编者注
(6) 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引用了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于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编者注
(7)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第25—29页。——编者注
(8)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24页。——编者注
(9) 休·特里门希尔《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编者注
(10) 在德文版中加有“并且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代表欧洲”。——编者注
(11) 在德文版中加有“也就是用货币工资所能买到的生活资料”。——编者注
(12) 在德文版中加有“化学上的发现”。——编者注
(13) 在德文版中是“由社会认识和社会预见”。——编者注
(14) 在德文版中不是“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而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编者注
(15) 在德文版中是“低级的社会形式”。——编者注
(16) 在德文版中加有“就像工人阶级最卓越的领导者们在1851年和1852年谈到英国合作运动时已经断言的那样”。——编者注
(17) 在德文版中加有“各国”。——编者注

注　　释

1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见本卷第12——13页）。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13页）。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本卷第15页）。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寻|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00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3。
2 这些引文出自英国财政大臣威·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讲话，讲话以《预算》为标题，全文发表在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第24841号以及伦敦的其他日报上。——3。
3 勒杀犯是一类行劫的强盗，他们专掐受害者的咽喉。19世纪60年代初这种行劫事件在伦敦经常发生，以致成了议会专门讨论的问题。——4。
4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
　　文中提到的蓝皮书指《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2卷。——4。
5 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蓄奴州海港，严格限制美国棉花出口，致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棉花供应中断而出现棉荒，欧洲大部分棉纺织业陷于瘫痪。1862年英国有75%以上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纺织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状况严重恶化。60年代初期欧洲的歉收更加重了工人的贫困，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北部各州。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4。
6 “完全限于有产阶级”出自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讲话，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路·布伦坦诺于70年代围绕这句话大肆诽谤马克思而为大家所熟知，伦敦各家报纸（《泰晤士报》、《晨星报》、《每日电讯》等）差不多全都在1863年4月17日关于议会会议的报道中刊登了格莱斯顿的这句话，而在经过发言人后来亲自修改过的半官方出版物《汉萨德议会辩论录》中却省略了这句话，布伦坦诺便以此为借口，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给格莱斯顿增添了这句话。马克思在1872年5月23日和7月28日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的两封信中对这种诽谤进行了反驳。马克思去世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于1883年11月又提出同样的指责。爱·马克思于1884年2月和3月在给《今日》杂志的两封信中，后来恩格斯于1890年6月在《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以及1891年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一文中，都彻底地揭露了所谓伪造引文的诽谤性言论。——8。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11。
8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82——288、299—310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11。
9 爱尔兰租佃者权利法案是爱尔兰激进主义者沙·克劳福德1835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年，法案被下院否决。1847、1852和1856年，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均被下院否决。——13。
10 “下院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出自首相帕麦斯顿之口，他于1863年6月23日在议会的一次定期会议上讨论爱尔兰租佃者权利问题时以嘲弄的口气讲了这句话。以约·马圭尔为首的爱尔兰议员要求采取立法措施，限制大地主对租佃者的横行霸道。例如，议员们要求让租佃者有权在解除租约时在得对他们在租种的土地上所提全部费用的补偿。帕麦斯顿在讲话中把爱尔兰议员的要求称做“共产主义的教条”、“对社会秩序的基本原则的破坏”。——13。
11 指美国内战期间，从1861年底到1862年初英国工人为反对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蓄奴州一边干预战争所采取的行动。工人的斗争由于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而变得异常激烈，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利用北部政府截获并逮捕乘特伦特号轮船赴英的奴隶主代表事件作口实，准备向北部各州开战。英国工人坚决支持北部。在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上，工人们抗议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战争叫嚣，要求和平解决冲突。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的群众性运动，使反动派未能把欧洲拖入支持奴隶主的战争，这一运动大大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14。

卡·马克思
论蒲鲁东¹²

（给约·巴·施韦泽的信）

1865年1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昨天接到您的信，您在信中要我对蒲鲁东作一个详细的评价。由于时间不够，不能满足您的愿望。况且，我手头也没有他的任何一本著作。但是，为了向您表明我的诚意，我匆忙地写了一个简短的概要。以后您可以对它加以充实、补充、删节，总之，您可以随意处理。⁽¹⁾

　　蒲鲁东最初的试笔作品，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那部论“世界语言”的幼稚著作⁽²⁾，表明他是多么狂妄地敢于解决那些他缺少最基本的知识而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的第一部著作《什么是财产？》无疑是他最好的著作。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内容新颖，至少是由于论述旧东西的那种新的和大胆的风格而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在他所知道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财产”当然不仅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而且也被以空想的方式”废除”了。蒲鲁东在他那部著作中对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关系，大致就像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关系一样。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进步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在我看来，蒲鲁东的这一著作在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还算占优势。而且我认为这种风格是这一著作的主要优点。可以看出，蒲鲁东甚至把他仅仅重复旧东西的地方也看做独立的发现；他所说的东西，对他自己说来都是新东西而且是被他当做新东西看待的。向经济学中“最神圣的东西”进攻的挑战勇气，嘲笑庸俗的资产阶级知性时使用的机智的悖论，毁灭性的评论，辛辣的讽刺，对现存制度的丑恶不时流露出来的深刻而真实的激愤，革命的真诚——《什么是财产？》就是以所有这些激动了读者，并且一出版就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中，这本书几乎是不值得一提的。但是，这种耸人听闻的著作在科学中也像在文学中一样起着自己的作用。以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为例。在出第一版时，它不过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小册子”，此外，从头到尾都是剽窃。然而，这本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曾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呵！

　　假如我手头有蒲鲁东的这本书，那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几个例子来说明他早期的手法。在他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几节里，他模仿康德（康德是他当时从翻译中知道的唯一的德国哲学家）二律背反的论法，并且给人造成一种强烈的印象；和康德一样，对他来说，解决二律背反是人类知性“彼岸”的事情，即他自己的知性所不清楚的事情。

　　但是，不管表面上如何轰轰烈烈，在《什么是财产？》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个矛盾：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社会主义者流传给他的尺度来衡量社会。

　　这本书的缺点在它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问题提得非常错误，甚至无法给它一个正确的回答。古代的“财产关系”在封建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封建的财产关系又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中没落了。这样，历史本身就已经对过去的财产关系进行了批判。蒲鲁东实际上所谈的是现存的现代资产阶级财产。这种财产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来回答，这种批判性分析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是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但是，由于蒲鲁东把这些经济关系的总和同“财产”“la propriété”这个一般的法律概念纠缠在一起，他也就不能超出布里索早在1789年以前在一部类似的著作⁽³⁾中用同样的话所作的回答：“财产就是盗窃。”

　　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关于“盗窃”的资产阶级法律概念也适用于资产者本人的“诚实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盗窃”作为对财产的暴力侵犯，是以财产为前提的，所以蒲鲁东就纠缠在连他自己也模糊不清的关于真正资产阶级财产的种种幻想里面。

　　1844年我居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和蒲鲁东有过私人的交往。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是因为我对他的 “Sophistication”⁽⁴⁾（英国人这样称呼伪造商品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部分责任。在长时间的、往往是整夜的争论中，我使他感染了黑格尔主义，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我被逐出巴黎之后，卡尔·格律恩先生继续了由我开始的事情。他作为德国哲学的教师，还有一个胜过我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一点也不懂德国哲学。在蒲鲁东的第二部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⁵⁾出版前不久，他自己在一封很详细的信中把这本书的内容告诉了我，信中附带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等待着您的严厉的批评。”不久以后，我果然对他进行了这样的批评（通过我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其严厉的方式竟使我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从这里所说的您可以看出，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或经济矛盾的体系》才第一次真正包含了对《什么是财产？》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他只是在第一部著作出版以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发现，他提出的问题不能用咒骂来回答，而只能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同时，他还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康德的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在必须用黑格尔的“矛盾”作为阐发手段来代替了。

　　为了评价他的两卷厚厚的著作，我不得不介绍您看一下我的那部反驳他的著作。在那里，我指出了，他对科学辩证法的秘密了解得多么肤浅，另一方面他又是多么赞同思辨哲学的幻想，因为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并且指出了，他是如何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上去。⁽⁶⁾

　　其次，我还指出，他对他所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是多么不够，有时甚至是小学生式的，他同空想主义者一起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我特别指出，蒲鲁东对整个问题的基础——交换价值的理解始终是模糊、错误和不彻底的，他还把对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空想主义解释误当做一种新科学的基础。关于他的一般观点，我是用以下的话概述我的判断的：

　　“每一种经济关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只有在这一点上蒲鲁东先生没有背叛自己。他认为，好的方面由经济学家来揭示，坏的方面由社会主义者来揭露。他从经济学家那里借用了永恒关系的必然性；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用了把贫困仅仅看做是贫困的幻想（而不是在贫困中看到将会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他对两者都表示赞成，企图拿科学权威当靠山。而科学在他看来已成为某种微不足道的科学公式了；他无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为如此，蒲鲁东先生自以为他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也批判了共产主义，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说他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说他在社会主义者之下，因为他既缺乏勇气，也没有远见，不能超出（哪怕是恩辨地也好）资产者的眼界……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⁷⁾

　　上面这个判决尽管非常严厉，我今天仍然认为每个字都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要想到，当我把蒲鲁东的这本书称做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并从理论上证明了这一点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还同时把蒲鲁东当做超极端革命者加以诅咒。因此，后来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那种说他“背叛”了革命的叫嚣。他一开始就被别人和他自己所误解，如果说他辜负了毫无根据的期望，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

　　同《什么是财产？》相比，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的一切叙述方法上的缺点都非常不利地显示出来了。文笔往往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浮夸的。凡是他失去了高卢人的敏锐智慧的地方，冒充德国哲学风格的那种傲慢的思辨的胡言乱语就表现出来了。自矜自夸、自吹自擂、大言不惭的论调，特别是有关“科学”的令人十分庆恶的胡扯和以“科学”自诩的虚伪言词，不断传来，刺耳极了。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所贯穿的真实的热情，在这里，在某些地方已经被虚浮的狂热系统地代替了。此外，这是自学者炫耀自己学问的极为笨拙而令人讨厌的伎俩，这个自学者对自己的独创思想的那种天生的自豪感已经被挫伤，他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加之，这还是小资产者的心理，这个小资产者粗暴无礼地——既不尖锐又不深刻，甚至还不正确——攻击卡贝这样一个由于对法国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实际态度而受到尊敬的人¹⁵，而对于例如像杜诺瓦耶（无论怎么说，他是“国务参事”）这样一个人却表现得谦恭异常，虽然这个杜诺瓦耶的全部价值在于，他认真得可笑地用三厚本无聊不堪的书⁽⁸⁾来宣传被爱尔维修描绘为 “On veut que les malheureux；oient parfaits”（向不幸者要求完美）的严肃主义。

　　二月革命¹⁶对蒲鲁东来说的确来得非常不是时候，因为正好在几星期前他还不容争辩地证明说“革命的纪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在国民议会中的演说，虽然表明他对当前的情况很少了解，但仍然是值得极力称赞的。¹⁷在六月起义¹⁸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动。此外，他的演说还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梯也尔先生在反对蒲鲁东提案的演说¹⁹（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向整个欧洲证明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这个精神支柱是建立在多么可怜而幼稚的教义问答的基础上。同梯也尔先生相比，蒲鲁东的确成了洪水期前的巨人了。

　　蒲鲁东发明“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 du peuple） ，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在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59—64页⁽⁹⁾）中已经证明，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和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一些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信贷制度，正像它在18世纪初以及后来又在19世纪初在英国促进了财产从一个阶级手中转到另一个阶级手中一样，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能加速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毫无疑问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想把生息资本看做资本的主要形式，想把信贷制度的特殊应用，利息的表面上的废除，变为社会改造的基础，这就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幻想实际上已经由17世纪英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上的代言人详细发挥过了。蒲鲁东和巴师夏关于生息资本的论战（1850年）⁽¹⁰⁾又远不如《贫困的哲学》。他竟弄到让巴师夏把他击败的地步，而当他的论敌对他施加威力的时候，他就可笑地发出了怪声。

　　几年前蒲鲁东写了一篇论“税收”⁽¹¹⁾的应征论文（我记得是洛桑政府征求的）。在这里，连天才的最后一点痕迹也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者。

　　至于谈到蒲鲁东的政治著作和哲学著作，那么所有这些著作都像经济学著作一样，也暴露出同样矛盾的、双重的性质。同时，它们的价值只是地方性的，即只限于法国。但是，他对宗教、教会等等的攻击在当时法国的条件下对该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功绩，因为那时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们认为，信仰宗教是他们优越于18世纪的资产阶级伏尔泰主义²⁰和19世纪的德国无神论的地方。如果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那么，蒲鲁东就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用空谈来战胜法国的空谈。

　　他那本关于“政变”⁽¹²⁾的著作和他最后写的那本反对波兰的著作²¹应当认为不仅是拙劣之作，而且是卑鄙之作，然而是适合小资产阶级观点的卑鄙之作。在前一本著作中他向路易—波拿巴献媚，实际上是竭力把他弄成适合法国工人口味的人物；在后一本著作中他为了迎合沙皇而表现出愚蠢的厚颜无耻。

　　人们常常拿蒲鲁东和卢梭相比。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他更像尼·兰盖，不过兰盖的《民法论》是一部很有天才的著作。

　　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的。但是他从来也不懂得真正科学的辩证法，所以他陷入了诡辩的泥坑。实际上这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小资产者像历史编纂学家劳默一样，是由“一方面”和“另一方面”构成的。小资产者在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是如此，因而在自己的政治上、在自己的宗教观点、科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上也是如此。他们在自己的道德上是如此，在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他们是活生生的矛盾。如果说他们同时还像蒲鲁东那样是有才智的人，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学会玩弄自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料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悖论。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这样的人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

　　也许后人在评论法国历史中最近这一阶段时会说，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

　　这个人刚死不久，您就硬要我来为他盖棺论定，那么这件事就要由您自己负责了。

尊敬您的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1月24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5年2月1、3和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这里加了一个注：“我们认为最好原信照登，不做任何改动。”——编者注
(2) 指蒲鲁东的《论通用文法》。——编者注
(3) 雅·皮·布里索《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编者注
(4) “Sophistication”有“掺假”和“诡辩”两种意思。——编者注
(5) 即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编者注
(6) “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见我的著作第113页¹³）
(7) 见我的著作第119、120页。¹⁴
(8) 沙·杜诺瓦耶《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编者注
(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4—481页。——编者注
(10) 见弗·巴师夏/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11) 指蒲鲁东《税收理论，沃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编者注
(12) 指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编者注

注　　释

12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是马克思、在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逝世后对他进行全面评价的著作。马克思在文中肯定了蒲鲁东早期的功绩，阐明了他与蒲鲁东在理论上的根本分歧，批判了蒲鲁东的哲学思想、经济学观点和社会改良方案。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不懂得科学的辩证法，陷入思辨哲学的幻想，“他不是把经济范畴看做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而是荒谬地把它看做预先存在的、永恒的观念”（见本卷第19页）；马克思针对蒲鲁东在财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指出“对财产关系的总和”，“不应当“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来把握”而应当“从它们的现实形态上即作为生产关系来把握”（见本卷第18页）。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社会改良方案，指出蒲鲁东企图通过“无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来消除剥削“完全是小市民的幻想”（见本卷第22页）。马克思还揭露了蒲鲁东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本质，指出蒲鲁东由于不懂真正科学的辩证法而陷入诡辩的泥坑，实际上是和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有联系的；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也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
　　蒲鲁东于1865年1月19日去世。马克思应《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施韦泽的请求写了《论蒲鲁东》一文。这篇文章写于1865年1月24日，采用给施韦泽的信的形式，并于1月28日寄到编辑部。施韦泽将这篇文章刊登在1865年2月1、3、5日第16——18号报纸的副刊上。马克思在1865年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对蒲鲁东的批判实际上也是针对拉萨尔的。
　　《论蒲鲁东》后来又收入经恩格斯校订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1885年）和第二版（1892年）；《论南鲁东》的法译文由恩格斯1884年翻译并经保·拉法格校阅，收入《哲学的贫困》1896年法文版。
　　在1929年上海水沫书店、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和1949年解放社出版的《哲学的贫困》的中译本中都收有这篇文章。——16。
13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2页）。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同时用法文和德文引证了《哲学的贫困》中的这段话和下面一段话。经恩格斯校阅，于1885年和1892年出版的德文版《哲学的贫困》转载这篇文章时删去了法文的引文。——19。
14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的结尾段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16—617页）。——20。
15 埃·卡贝因在19世纪30——40年代法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而受人尊敬。卡贝在自己出版的《人民报》和《1841年人民报》上除了宣传他的空想计划外、还抨击了七月王朝的制度，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卡贝在自己的著作、文章、传单中还尖锐地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卡贝的观点是空想主义的，但是，他的这些活动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事业中却起过显著的作用。——21。
16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22。
17 指蒲鲁东在1848年7月31日法国国民议会会议上的演说。演说全文刊登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770一782页。蒲鲁东在这次演说中除了谈论利息和降低利率、消灭私有制的方法之外，在谈到对1848年6月23——26日巴黎起义者的镇压时、说这是暴力和专横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1848年8月5日《新莱茵报》第66号上的文章《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对蒲鲁东的演说作了详细评价。——22。
18 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22。
19 指阿·梯也尔在1848年7月26日反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的演说。1848年7月31日蒲鲁东发表演说之后，梯也尔的演说先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后来又发表在《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页。——22。
20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见注267）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23。
21 指蒲鲁东的著作（0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年巴黎版。在这一著作中，蒲鲁东反对修改1815年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关于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波兰的决议，反对欧洲民主力量支持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23。

卡·马克思
*工资、价格和利润²²

[引言]

　　公民们！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允许我先说几句开场白。

　　目前大陆上有一种真正的罢工流行病，闹着要求增加工资。这个问题将在我们的大会上讨论。²³你们是国际协会的领导，对这个极重要的问题应当有确定的见解。因此，我认为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彻底分析一下，即使你们不耐烦我也不在乎。

　　我要预先说明的另一点，是关于公民韦斯顿。他不仅向你们提出一些他明知不受工人阶级欢迎的观点，而且公开为之辩护，还自以为是在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种在道义t表现出来的勇气，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深表尊敬。尽管我这篇报告措辞直率，我希望，在报告结束后，公民韦斯顿将会发现，我同意的是在我看来正是构成他的论点基础的那种思想，不过我不得不认为，这些论点就其现有的形式来讲，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危险的。

　　我现在就来谈正题。

1.[生产和工资]

　　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实际上是根据两个前提：

　　首先，国民产品量是固定不变的，或者像数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常量或常数；

　　其次，实际工资总额，也就是说，按照能够用以购买的商品的数量来测定的工资总额，是一个不变额，一个常数。

　　他的前一个论断显然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看到，产品的价值和数量在逐年增加，国民劳动的生产力在逐年扩大，而这种日益增加的产品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数量也在不断变化。一年告终时是如此，就可相互比较的各个不同年度来说是如此，就一年中每个平均日来说也是如此。国民产品的数或量总是在不断变化。它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撇开人口的变化不谈，它也必然如此，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的确，假如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了，这种提高本身，无论其后果如何，决不会立即改变产品量。这种提高最初可能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造成的。但是，如果在工资提高之前，国民产品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那么，在工资提高之后，它仍然是一个变数而不是一个常数。

　　但是，假定说，国民产品量不是变数，而是常数。即使如此，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做逻辑结论的东西，也只是一种武断。如果我们有一个已知数，比如说是8，那么这个数的绝对界限并不妨碍它的各部分改变其相对界限。如果利润为6，工资为2，那么工资可能增加至6，利润减少至2，而总数仍然是8。因此，产品量的固定不变，无论如何也不能证明工资总额也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究竟怎样证明工资总额是固定不变的呢？不过是武断而已。

　　但是，即使同意他的论断，那么它也应当在两方面都说得通，然而公民韦斯顿却使它只能说明一个方面。如果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它就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因此，如果说工人争取暂时增加工资很愚蠢，那么资本家争取暂时降低工资也很愚蠢。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并不否认，在一定的情况下，工人能够迫使资本家增加工资，但是，他觉得工资总额是天然固定不变的，工资增加后必然会有一个反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资本家能够压低工资，而且确实经常想压低它。依照工资不变的原则，在这种场合，也应当像在前一种场合一样，随后有一个反作用。所以，工人对降低工资的企图或对工资已经降低的现象进行反抗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力求增加工资也是正确的，因为任何一种反抗降低工资的行动都是一种争取增加工资的行动。依照公民韦斯顿的工资不变原则，工人也应当在一定情况下联合起来，为增加工资而斗争。

　　如果他否认这个结论，他就必须放弃那个所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他就不该说工资总额是一个常数，而应该说工资总额尽管不能而且不该提高，但是它随时可能而且应该降低，只要是资本家想把它降低。如果资本家想给你们吃的是马铃薯而不是肉，是燕麦而不是小麦，你们也必须把他的愿望当做政治经济学的一条规律而唯命是从。如果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比另一个国家的高，例如美国的比英国的高，你们就应当以美国资本家的愿望和英国资本家的愿望的不同来解释这种工资水平的不同，毫无疑问，这种方法不仅会使经济现象的 研究工作，而且也会使其他一切现象的研究工作十分简单化。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可以问：为什么美国资本家的愿望不同于英国资本家的愿望？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超出愿望的范围。一个牧师会说：上帝愿意法国是一个样，愿意英国是另一个样。如果我要求他解释这种愿望的两重性，他会厚起脸皮回答，上帝愿意在法国抱一种愿望，在英国抱另一种愿望。但是，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当然决不会去作这种完全否定一切推理的论证。

　　诚然，资本家的愿望是获取尽量多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要谈论他的愿望，而是要研究他的力量。研究那股力量的界限以及那些界限的性质。

2.[生产、工资、利润]

　　公民韦斯顿向我们作的演说，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了。

　　他的全部推论归结如下：如果工人阶级强迫资本家阶级以货币工资形式付5先令，而不是4先令，那么，资本家以商品形式归还的，将会是值4先令的东西，而不是值5先令的东西。工人阶级就不得不用5先令去买在工资增加之前用4先令就能买到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资本家把只值4先令的东西要卖5先令呢？因为工资额是固定不变的。但是为什么工资额被固定在值4先令的商品上？为什么不是值3或2先令，或其他数目的商品上呢？如果工资额的界限是由一条既不依资本家的愿望又不依工人的愿望为转移的经济规律决定的，公民韦斯顿就应当首先阐述这条规律，并加以证明。其次，他还应当证明，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内，实际上所支付的工资额，总是完全符合必要的工资额而决不能偏离它。另一方面，如果工资额的一定界限只是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或取决于他的贪欲的界限，这种界限就是随意的，没有什么必然性，可以依照资本家的愿望而改变，因此也可以违反他的愿望而改变。

　　公民韦斯顿对他的理论是这样解释的：有一个盆盛着一定量的汤，供一定数量的人分食，这一定量的汤决不会因为汤匙子的增大而增多。真让人觉得这个例子未免有点笨拙⁽¹⁾。这使我想起梅涅尼·阿格利巴用过的一个比喻。当罗马平民反抗罗马贵族时，贵族阿格利巴对他们说，作为胃的贵族养活着国家躯体上作为肢体的平民。²⁴阿格利巴却没能证明，填满一个人的胃怎么就可以养活另一个人的肢体。公民韦斯顿想必忘记了，在工人们喝汤的那个汤盆里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他们不能舀出更多的汤，既不是因为汤盆的容量小，也不是因为汤盆里盛的东西少，只是因为他们的汤匙太小了。

　　资本家用什么诡计能把只值4先令的东西卖5先令呢？就是靠抬高他出卖的商品的价格。那么，商品价格的提高，或者，更广泛些说，商品价格的变动，以及商品价格本身，是否仅仅取决于资本家的愿望呢？或者相反，是否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如果不需要，那么市场价格的涨落及其不断的变动，就成为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既然我们假定，无论劳动生产力，还是资本和所使用的劳动的数量以及估量产品价值的货币价值都没有变化，而变化的只是工资水平，那么这种工资的提高怎么能够影响商品的价格呢？只有影响这些商品的实际供求关系，才能影响商品的价格。

　　的确，整个来说，工人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并且不得不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所以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生产这些必需品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提高了，就靠提高他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来求得补偿。但是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决不要以为他们人数很少。你们仔细想一下，国民产品的三分之二被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最近一位下院议员说只被七分之一的人口消费掉了——，那你们就会知道，该有多么大的一批国民产品要作为奢侈品来生产或用来交换奢侈品，该有多么大量的生活必需品要浪费在拳养仆役、马匹、猫等等上面，我们凭经验知道，这种浪费，随着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总是要大受限制的。

　　那么，那些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的处境究竟会怎样呢？工资的普遍提高必然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他们不可能靠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来求得补偿，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是不会增加的。他们的收入会减少，从这种已经减少的收入中，他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钱才能买到同样数量的价格已经提高的生活必需品。不仅如此。他们的收入减少了，就不得不缩减用于奢侈品的支出，因此他们彼此对于各自商品的需求也要缩减。需求额缩减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所以在这些工业部门中，利润率就会下降，这种下降不仅与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成比例，而且与工资的普遍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和奢侈品价格的下降都成复比例。

　　对于投在各个不同工业部门中的那些资本来说，这种利润率的差别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当然，其后果也同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率因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别时一样。资本和劳动就会从获利较少的部门转移到获利较多的部门，这种转移过程一直要延续下去，直到一些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上升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而其他工业部门的供给量下降到符合于缩减了的需求量时才会停止。经过这种变化，一般利润率才会在各个工业部门中重新平均化。整个这种转变，最初只是起因于各种商品供求关系的变动，这个原因一旦消失，它的作用就会停止，价格就会回到原来的水平和平衡状态。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不会局限于某些工业部门，一定会成为普遍的现象。按照我们的假定，劳动生产力没有变化，产品总量也没有变化，只是这一定量的产品会改变自己的形式。大部分产品将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存在，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或者，结果一样，小部分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或者，结果也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将用来交换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因此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面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不会引起商品价格任何长期的变动。

　　如果有人说，在上述论证中，我假定全部工资增加数都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我就回答，我作的这个假定是最有利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的。如果工资增加数花费在从前不是工人们消费的物品上，那么，他们的购买力的实际提高就无须证明了。可是，他们购买力的提高只是由于工资的增加，那么这种提高就应该恰巧相当于资本家购买力的降低。因此，对商品的总需求量不会增加，但是这种需求的各个构成部分可能会改变。一方增加的需求会被另一方减少的需求抵消。总的需求量因此仍旧不变，商品的市场价格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动。

　　因此必须二者择一：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均等地花费在一切消费品上，于是工人阶级方面的需求的扩大就该由资本家阶级方面的需求的缩减来抵偿；或者是工资增加数只花费在某几种市场价格将暂时上涨的物品上。这样，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上升，以及另一些工业部门的利润率的必然下降，就会引起资本和劳动分配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必将继续下去，直到供给量在一些工业部门中增加到符合于增长了的需求量，在另一些工业部门中降低到符合于减少了的需求量时为止。在前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价格不会发生变动。在后一种假定下，商品的交换价值经过市场价格的某些波动之后，又会降到原先的水平。在这两种假定下，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终究不会引起任何别的后果，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为了唤起你们的想象力，公民韦斯顿要求你们想一想，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会引起哪些困难。他大声疾呼，请想一想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大量增加和接踵而来的价格的惊人上涨吧。当然你们都知道，美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比英国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多一倍以上，虽然美国农产品的价格比英国低，虽然美国的资本与劳动的整个关系同英国一样，虽然美国产品的年产量比英国少得多。我们的朋友为什么要敲警钟呢？只不过是为了回避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罢了。工资忽然从9先令增加到18先令，就是说工资忽然增加了100%。不过，我们现在决不是要讨论英国普遍的工资水平能不能突然提高100%的问题。我们完全不必讨论提高的数量，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都应该取决于并适应于一定的情况。我们只想弄清楚，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不超过1%，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姑且不谈我们的朋友韦斯顿关于工资提高100%的幻想，我想请你们注意英国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确实提高过工资。

　　你们都知道自1848年起实行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⁸，更确切地说，十小时半工作日法案。这是我们亲眼见过的重大的经济改革之一。这是一次突然和强制性的提高工资，并不是发生在某些地方行业中，而是发生在英国赖以统治世界市场的那些主要工业部门中。这是在特别不利情况下的提高工资。尤尔博士、西尼耳教授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言人都曾证明——我应该指出，他们的论据比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更有力——这是为英国工业敲丧钟。他们证明说，问题不在于简单的工资增加，而在于这种工资的增加起因于并基于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他们断言，人们想从资本家手里夺去的第十二小时，正好是资本家赖以获得利润的唯一的一个小时。他们危言耸听，说这会使积累减少，价格提高，市场丧失，生产缩小，从而引起工资降低，弄得彻底破产。他们甚至声称，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²⁵与这个法案相比就微不足道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说得有理。但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尽管工作日缩短，工厂工人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工厂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了；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工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扩大了。1861年在曼彻斯特科学促进协会的会议上，我亲自听到纽曼先生承认，他本人、尤尔博士、西尼耳以及经济科学的其他所有的官方代言人都错了，而人民的直觉是正确的。我说的不是弗兰西斯·纽曼教授，而是威廉·纽曼先生²⁶，因为他在经济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托马斯·图克先生的《价格史》一书的合著者和出版者，《价格史》是一部追溯了1793年至1856年的价格史的佳作²⁷。如果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固定不变的观念，即关于不变的工资总额，不变的产品量，不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不变的资本家的愿望， 以及他的其他各种固定不变论和最终完成论都是正确的，那么西尼耳教授的悲观的预言也应该是正确的，而早在1816年就宣布普遍限制工作日是解放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准备步骤⁽²⁾、不顾一般人的成见独自在新拉纳克自己的棉织工厂里真正实行这一步骤的罗伯特·欧文却是错了。

　　在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颁布实行并从而引起工资提高的时候，在大不列颠，由于某些不必在此列举的原因，曾有过一次农业工人工资的普遍提高。

　　虽然有些话我可以暂时不说，但为了不使你们误会，我还是要在这里预先说明几句。

　　如果一个人每星期的工资是2先令，后来他的工资提高到4先令，那么工资水平就提高了100%。若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看，这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尽管实际的工资数额，每星期4先令，仍然少得可怜，难以温饱。所以不应当陶醉于动听的工资水平提高的百分比。必须经常问：原来的工资数是多少？

　　其次，不难理解，如果10个人每星期各得2先令，5个人每星期各得5先令，还有5个人每星期各得11先令，这20个人每星期总共收入100先令或5英镑。如果后来他们每星期的工资总数有了增加，假定为20%，那就是从5英镑增加到了6英镑。就平均数来看，可以说工资的总的水平增加了20%，尽管实际上其中10个人的工资并没有变，5个人的工资每人从5先令增加到6先令，另外5个人的工资总额则从55先令增加到70先令。其中半数人的状况丝毫没有改善，¹/₄的人稍有改善，只有剩下的 ¹/₄ 的人，才真正有所改善。然而，再以平均数来计算，这20个人的工资总数是增加了20%，就雇用他们的全部资本而论，就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论，就仍然好像他们真的均等地分享了工资的平均增长额。在关于那些农业工人的例子中，英格兰和苏格兰各个郡的工资水平极不相同，所以工资的提高对他们的影响也很不平衡。

　　最后，在这次工资提高的时期，有些事起了抵消作用，例如对俄战争²⁸引起的新的税赋，农业工人住宅的大批毁坏²⁹，等等。

　　我就先说这么多，现在就来谈大不列颠农业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大约提高了40%这件事。我可以举出大量的详细材料来证明我的论述，但是，就当前来说，我认为只要请你们去看一看已故的约翰·查·摩尔顿先生1859年在伦敦技艺协会³⁰宣读的《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那篇诚实的批判性的报告，也就够了。摩尔顿先生引用的材料，是从苏格兰12个郡和英格兰35个郡内大约100个农场主的账簿和其他真实文据中搜集的。

　　按照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意见，再考虑到工厂工人工资的同时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在1849—1859年间应该有惊人的上涨。但实际情况怎样呢？虽然发生了对俄战争，1854—1856年又连续歉收，英国主要农产品小麦的平均价却从1838—1848年的每一夸特约3英镑，降到1849—1859年的每一夸特约2英镑10先令。这就是说，在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提高40%的同时，小麦的价格降低了16%以上。在同一时期，如果把末期同初期，即1859年同1849年比较一下，正式登记的贫民已从934419人减到860470人，即减少了73949人。我承认，减少的数目确实很小，而在以后几年又未见减少，但毕竟是减少了。

　　有人会说，由于废除了谷物法³¹，1849—1859年外国谷物的进口比1838—1848年增加一倍以上。结果怎样呢？根据公民韦斯顿的观点，国外市场上发生这样突然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需求，一定会使农产品的价格猛涨，这种增长的需求无论是发生在国外或者是国内，影响都是相同的。实际情形又是怎样呢？除了几个歉收的年份，法国在这段时期，粮价惨跌已成为人们的经常话题，美国人不得不屡次焚毁他们多余的产品，如果我们相信乌尔卡尔特先生的话，我们就会认为俄国怂恿了美国的内战⁵，因为美国佬在欧洲市场上的竞争破坏了俄国农产品的输出。

　　如果把公民韦斯顿的论证化为抽象的形式，就是：

　　需求的任何提高，总是在一定的产品量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需求的提高决不能增加所需的各种商品的供给，只能抬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可是，通过最普通的观察也可以看到，需求的提高有时会使商品的市场价格完全不变，有时也会引起市场价格的暂时提高，接着就是供给的增加，接着就是价格再降到原先的水平，多半低于原先的水平。至于需求的提高是由于工资的增加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这丝毫不能改变这个问题的条件。从公民韦斯顿的观点来看，解释一般的现象，和解释在工资提高这个特别情况下所发生的现象，同样是困难的。所以，他的论证对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毫无特殊意义的，只不过表明他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个规律：需求的提高引起供给的增加，而最终不会引起市场价格的上涨。

3.[工资和通货]

　　在讨论的第二天⁽³⁾，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把他的旧主张披上了新形式。他说：由于货币工资的普遍提高，将需要更多的通货来支付这些工资。通货的数量既然固定不变，那又怎么能用这种固定不变的通货来支付增加了的货币工资呢？以前的难题是：工人的货币工资尽管增加而工人所得到的商品数量仍然固定不变，现在的难题是：商品的数量尽管固定不变而货币工资却增加了。当然，如果你们不承认他的原先的教条，他那相应产生的难题也就消灭了。

　　可是我要说明，这个通货问题和我们面临的问题毫无关系。在你们的国家，支付机制比在欧洲任何国家完善得多。由于有了广泛的、集中的银行系统，只需要少量的通货，就能周转同等数目的价值，就能办理同等的或数量更大的交易。例如，在工资方面，英国工厂工人每星期把自己的工资付给商店老板，商店老板每星期把这些钱送交银行家，银行家每星期把这些钱交还工厂主，工厂主再把这些钱付给自己的工人，如此循环不已。由于有这套机制，一个工人的年工资假定为52英镑，只要用一个索维林⁽⁴⁾，就这样每星期周转一次，便可支付了。但是，这种机制即使在英格兰，也不如在苏格兰那样完善；并且并不是到处都一样完善，所以我们看到，例如有些农业区域，与纯工业区域相比，却需要更多的通货才能周转少得多的价值额。

　　你们如果渡过拉芒什海峡，就可以看到，那里的货币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然而在德国、意大利、瑞士和法国，这些工资是用多得多的通货额来周转的。每一个索维林不能那样快地被银行家取得，或者回到工业资本家的手中，所以，在英国，一个索维林就能周转一年的52英镑，在大陆上，你也许需要3个索维林才能周转25英镑的年工资。因此，把大陆各国和英国相比较，可以立刻看出，低额的货币工资可能比高额的货币工资需要多得多的通货额来周转，这实际上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毫不相干。

　　据我知道的最确切的计算，英国工人阶级的年收入估计为25000万英镑。这个庞大的数目大约是用300万英镑来周转的。假定工资增加50%，需要的通货就不是300万英镑，而是450万英镑了。工人的每日开支，有很大一部分用的是银币和铜币，即普通的铸币，这些铸币对于金子的相对价值，和不能兑换的纸币一样，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那么，货币工资提高50%，比方说至多只需要补充100万索维林进入流通。以金银条块或铸币形式躺在英格兰银行或私人银行家金库里的100万英镑就会进入流通。然而，这100万补充通货的铸造或磨损所造成的少量费用甚至可以节省下来，并且当追加通货的需要引起某种摩擦的时候也确实会节省下来。你们都知道，英国的通货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各种银行券，用于商人之间的交易和消费者与商人之间的大宗支付。另一类是金属铸币，在零售贸易中流通。这两种通货，虽然种类不同，却是交错使用的。例如，甚至在大宗支付中，5英镑以下的零数大半是用金币流通的。如果明天发行4英镑、3英镑或2英镑的银行券，这些流通渠道中的金币就会立刻被挤出，流到那些因货币工资增加而需要它们的地方。这样一来，因货币工资增加50%所需要补充的100万，不增加一个索维林也可以填补了。增加票据流通而不另发银行券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例如在兰开夏郡，这个方法就实行了很久。

　　如果工资水平普遍提高例如100%，像公民韦斯顿就农业工人工资所假设的那样，从而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且，依照他的见解，这需要补充一批通货，却又难以筹措，那么，工资的普遍下降，就会在同样的程度上，不过是在相反的方向，引起同样的后果。好啦！你们都知道，1858—1860年是棉纺织工业最繁荣的时期，特别是1860年在这方面是商业史上空前未有的一年，其他一切工业部门这时也很兴旺。1860年，棉纺工人以及与他们这一行业有关的其他工人的工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美国危机⁵发生后，那些工人的总工资忽然降到大约相当于过去数目的 ¹/₄。反过来，那就是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5提高到20，我们便说工资增加了300%，如果工资从20降到5，我们便说工资减少了75%。但是在一方面增加的数目和在另一方面减少的数目是相同的，即15先令。所以，这是工资水平的一种突然的、从未有过的变动，如果我们不仅计算那些直接在棉纺织工业中做工的工人，而且还计算那些间接依靠棉纺织工业的工人，那么这种变动所涉及的工人数目，就要比农业工人的数目多 ¹/₂。小麦的价格降低了吗？没有，它已由1858—1860年这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47先令8便士提高到1861—1863年这三年中每一夸特年平均价格55先令10便士。至于通货，1861年造币厂铸造了8673232英镑，而1860年只有3378102英镑。换句话说，1861年比1860年多铸造了5295130英镑。当然，1861年流通的银行券比1860年少了1319000英镑。现在减去这个数目，1861年的通货与1860年这个繁荣年度相比，仍然多出3976130英镑，大约多了400万英镑；但是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已经减少了，虽然不是以完全相同的比例却是以近似的比例减少了。

　　现在把1862年和1842年比较一下。1862年，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有极大的增加，除此以外，单是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铁路定期支付的股票、债券等等的资本就达32000万英镑，这个数目如在1842年当然会令人难以置信。然而，1862年和1842年的通货的总额仍然是几乎相等的，你们还可以看出，不仅商品的价值，而且一般货币交易的价值在大量增加时，通货反而趋于递减。从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的观点看来，这就是一个不可解答的谜了。

　　他要是对这个问题比较深入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姑且不谈工资并假定它固定不变，流通中的商品的价值和数量以及通常要结算的货币交易的数额是每天变化的；银行券的发行量是每天变化的；不以货币为中介而借助汇票、支票、账面信用和票据交换所而实现的支付数额是每天变化的；由于需要实在的金属通货，市面上流通的铸币与储存或躺在银行金库中的铸币和金银条块的比例是每天变化的；国内流通所吸收的金银条块数量和送出国外供国际流通的金银条块数量是每天变化的；那他就会知道：他的通货总额固定不变的教条，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相矛盾的极大的错误。他就会去研究使货币流通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那些规律，而不致把他对货币流通规律的无知变成反对提高工资的论据了。

4.[供给和需求]

　　我们的朋友韦斯顿确信一句拉丁谚语：“retitio est mater；tudiorum”，即复习是学业之母，所以他再次用新的方式来重述他原来的教条：因工资提高而引起的通货紧缩一定会使资本减少，等等。我已经讲过他的关于通货的奇谈怪论，我认为，完全不必再来讨论他的那些根据他想象的通货灾难所幻想出来的想象的后果了。我现在就把他用多种不同形式反复陈述的同一个教条，归结为它的最简单的理论形式。

　　他论述他的命题的方法是非批判的，只要指出一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反对提高工资，或者，[豆对因工资的提高而产生的高工资。现在我要问他：究竟什么是高工资，什么是低工资？例如，为什么每星期5先令就是低工资，每星期20先令就是高工资？如果说5与20相比算是低工资，那么20与200相比就更低了。如果某人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一开始就谈高温度和低温度，那决不能给人传授任何知识。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应该谈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并不是由出售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然而公民韦斯顿在谈到工资和利润的时候，不仅没有从经济规律中推演出这样的标准点，甚至不觉得有注意它们的必要。显然，工资只有和一种测量其数量的标准相比较才能够谈高低，但他却满足于承认高低这种流行的庸词俗语，以为这是有一定意义的。

　　他不能向我说明，为什么对一定量的劳动要付以一定量的货币。如果他回答说，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我首先就要问他，供给和需求本身又是由什么规律调节的呢？于是，他那样回答就会立刻使人不屑一顾。劳动的供求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在不断变化。需求超过供给，工资就上涨；供给超过需求，工资就下降，尽管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仍有必要采用例如罢工或别的方法来探测需求和供给的实际情况。但是，如果你们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那么毅然反对提高工资，就未免幼稚无益了，因为按照你们所凭借的至高无上的规律，工资的周期性的上涨，也和工资的周期性的下降一样，是必然的和正常的。你们要是不承认供给和需求是调节工资的规律，我就再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一定量的劳动要付以一定量的货币呢？

　　还是把这个问题考虑得更广一些：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只调节市场价格一时的变动。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经济学家所说，是相互一致的。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时，它们就相互牵制，彼此都不向对方发生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因而停止发生作用时，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符合它的实际价值，就符合市场价格随之变动的那个标准价格。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必讨论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的一时的影响。这对于工资或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来说，都是一样的。

[5.工资和价格]

　　我们的朋友的一切论据，如果化为最简单的理论形式，就是这样一个教条：“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

　　我可以用实际的经验来驳斥这种已被驳倒的陈腐谬论。我可以告诉你们，英国工厂工人、矿工、造船工人等等的劳动的价格比较高，但他们的产品比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卖得便宜；可是，英国农业工人的劳动价格就比较低，但他们的产品几乎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同类产品都卖得贵。比较一下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产品或不同国家的各种商品，我可以指出，除了一些与其说是本质上的不如说是表面上的例外，平均说来，高价的劳动生产低价的商品，而低价的劳动生产高价的商品。当然，这种现象不能证明一种场合下的高价劳动和另一种场合下的低价劳动各自都是造成那些正好相反的结果的原因，但总能证明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不过我们完全不必采用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否认公民韦斯顿曾提出过“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或调节的”这个教条。的确，他从来没有使它公式化。相反，他曾说，利润和地租也是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不仅工人的工资，而且资本家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也非从商品的价格中支付不可。但是，照他的意见，价格是怎样构成的呢？首先是由工资构成的。然后再为资本家加上百分之几，为土地所有者加上百分之几。现在假定，生产一种商品时所费的劳动的工资为10；如果利润率与支出的工资相比是100%，资本家就要加上10；如果地租率与工资相比也是100%，就要再加上10；于是商品的全部价格就是30。但是，这样决定价格不过意味着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罢了。如果在上述场合，工资涨到20，那么商品的价格就要涨到60，以此类推。因此，提出价格由工资来调节这一教条的所有老朽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家们，都是说利润和地租不过是加在工资上的百分之几，借以证明这个教条是正确的。当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把这些百分之几的限度归结为一种经济规律。相反，他们似乎以为利润是由传统、习惯和资本家的愿望决定的，或者是由别种同样武断的和莫名其妙的方式决定的。如果他们说利润决定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这种竞争的确会拉平不同行业的不同利润率，把这些利润率引到一个平均的水平，但决不能决定这个水平本身或一般利润率。

　　我们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工资是劳动价格的一种称呼，就是说，商品的价格是由劳动的价格来调节的。既然“价格”是交换价值——我说的价值都是指交换价值——即用货币来表现的交换价值，于是这一原理就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的价值决定的”，或“劳动的价值是价值的一般尺度”。

　　但是“劳动的价值”本身又是怎样决定的呢？这就使我们为难了，当然要为难，只要我们想依照逻辑来推论。可是，这个教条的维护者是很少从逻辑上考虑的。就以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来说吧。起初他告诉我们，工资规定商品的价格，所以，工资增加了，价格也要提高。随后他又反过来向我们证明，增加工资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商品的价格也要随之提高，因为工资实际上是由工资所能买来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来测量的。总之，我们在开始时说商品的价值由劳动的价值来决定，在结尾时却又说劳动的价值由商品的价值来决定了。我们真是在瞎兜圈子，始终得不出结论。

　　总之，我们把一种商品的价值，例如劳动、谷物或其他商品的价值作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和调节器，显然，我们只是躲避了困难，因为我们决定一种价值，用的是其本身又需要被决定的另一种价值。

　　“工资决定商品的价格”这一教条，用它的最抽象的说法来表示，就是“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这种同义反复只表明我们实际上对价值一窍不通。要是接受这个前提，有关政治经济学一般规律的全部推论就都变成空洞的呓语了。所以，李嘉图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彻底粉碎了“工资决定价格”这个流行已久的陈腐不堪的谬论，这个谬论已被亚当·斯密和他的法国前辈们在自己著作的真正科学的部分中驳斥了，但是又被他们在其著作的比较肤浅和庸俗的章节里再现出来。

6.[价值和劳动]

　　公民们，讲到这里，现在我必须进一步实际地阐明这个问题了。我不能保证一定能令人很满意，因为这样做，我就不能不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领域。我只能像法国人所说的“effleurer la question”，即只涉及一些基本问题。

　　我们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它是怎样决定的？

　　乍一看，似乎商品的价值是一种完全相对的东西，如果不研究 某一个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就不能确定它的价值。其实，讲到价值，讲到某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我们指的是这一个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交换时的比例量。但是这时又发生一个问题：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这些比例有无限的差别。就以一种商品例如小麦来说，我们将会发现，一夸特小麦同其他各种商品交换，几乎有无数不同的比例。但是，小麦的价值无论是用丝绸、黄金还是用其他某种商品表现出来，都依然是一样的，它必定是一种与其交换各种商品的各种交换率显然不同而且毫不相干的东西。一定能用一种极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不同商品间的这些不同的等式。

　　假如我说一夸特小麦按一定的比例与铁交换，或者说一夸特小麦的价值表现为一定数量的铁，那就是说，小麦的价值和它那个表现为铁的等价物等于某个第三种东西，既不是小麦又不是铁，因为我假定小麦和铁是以两种不同的形态来表现这同一数量的。所以，这两种商品中的每一种，不论是小麦或铁，都一定能不依赖于另一种而化成这个第三种东西，即化成作为它们的共同尺度的东西。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十分简单的几何学的例子。在比较形状不同和大小不同的三角形面积，或者比较三角形与矩形或其他某种直线形时，我们将怎样着手呢？我们把任何一个三角形的面积还原为一种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形式。既然根据三角形的特性知道它的面积等于它的底边和高相乘的一半，我们就能比较各种三角形的大小以及一切直线形的大小，因为每一种直线形都可以分解为一定数量的三角形。

　　计算商品价值，也应当用这种方法。我们一定能把一切商品化为一种它们所共有的表现形式，只按照它们所含有的同一尺度的比例去区别它们。

　　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与它们的自然属性毫不相关，那么我们首先要间，所有商品共同的社会实体是什么呢？这就是劳动。要生产一个商品，必须在这个商品上投入或耗费一定量的劳动。我说的不仅是劳动，而且是社会劳动。一个人生产一个物品要是为自己直接使用，供自己消费，他创造的就是产品而不是商品。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者，他与社会没有关系。但是，一个人要生产一个商品，就不仅要生产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的物品，而且他的劳动本身也应该是社会所耗费的劳动总额的一部分。他的劳动应该从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没有别的分工，这种劳动就算不了什么，它所以必需，是为了补充别的分工。

　　我们如果把商品看做是价值，我们是只把它们看做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它们所以能够互相区别，只是由于它们代表着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量，例如，生产一条丝手巾也许比生产？块砖要耗费更多的劳动量。但是怎样测量劳动量呢？用劳动所经历的时间，也就是说，用小时、日等等来测量。当然，采用这种测量法，就必须把各种劳动化为平均劳动或简单劳动，作为它们的单位。

　　所以我们便得出结论：商品具有价值，因为它是社会劳动的结晶。商品的价值的大小或它的相对价值，取决于它所含的社会实体量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所以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耗费于、体现于、凝固于该商品中的相应的劳动数量或劳动量决定的。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各相对应的数量，是相等的。或者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对另一个商品的价值的关系，相当于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对另一个商品中凝固的劳动量的关系。

　　我想，你们有许多人一定要问：商品价值由工资来决定与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来决定，其间果真有什么区别或多大的差异吗？你们应当知道，劳动报酬和劳动鼓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东西。例如，假定说一夸特小麦和一盎司金子中凝固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我举这个例子，是因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1731年发表的第一篇题为《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的论文里曾经用过，他也是最先发现价值的真正实质的人之一。是的，我们已假定，一夸特小麦和一盎司金子是等价的或等价物，因为它们都是凝结于它们本身的若干天或若干周的同等数量的平均劳动的结晶。我们这样决定金子和谷物的相对价值，是否多少要参考一下农业工人和矿工的工资呢？一点也不。他们每天或每周的劳动究竟怎样支付，甚至是否采用了雇佣劳动，我们都不管，让它作为完全没有确定的问题。要是采用了雇佣劳动，这两个工人的工资就很可能极不相等。一个把劳动体现在一夸特小麦上的工人可能只获得两蒲式耳小麦的工资，而那个开矿的工人却可能获得半盎司金子的报酬。或者，假定他们的工资是相等的，这种工资也可能在极不相同的比例上脱离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这种工资可能等于一夸特谷物或一盎司金子的 ¹/₂、¹/₃、¹/₄、¹/₅ 或其他某种分量。他们的工资当然不能超过或多于他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但是可能在极不相同的程度上少于这个价值。他们的工资要受产品的价值的限制，但是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却不受工资的限制。最主要的是，例如谷物和金子的价值、相对价值，完全不依所用劳动的价值来规定，即不依工资来规定。因此，按商品中凝固的相对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与按劳动的价值或工资决定商品价值这种同义反复的方法全然不同。不过，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探讨过程中还要进一步阐明。

　　在计算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时，必须把以前用于这个商品原料的劳动量以及消耗在协助这种劳动的那些装备、工具、机器和房屋上的劳动，加到最后所费的劳动量上。例如，一定量棉纱的价值，是若干劳动量的结晶，即纺织过程中附加于棉花的劳动量，以前体现于棉花本身的劳动量，体现于煤炭、油料和其他各种生产辅助材料的劳动量以及凝固在蒸汽机、纱饶、厂房等等中的劳动量的结晶。本来意义立的生产工具，如工具、机器和厂房，在反复的生产过程中可以再三使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如果它们像原料那样一下子就消耗完了，它们的全部价值也就会一下子转移到它们协助生产的那些商品上。但是，例如纱锭只是逐渐消耗的，所以就要根据它的平均寿命和它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天内的平均消耗程度来平均地计算。这样，我们就计算出纱锭价值中有多少转移到每天纺出的棉纱上，因而也就计算出，例如一磅棉纱所体现的全部劳动量中，有多少是以前体现于纱锭的劳动。就我们现在的目的而论，对这个问题实在没有详述的必要了。

　　也许会有人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么一个人越懒或越笨，他生产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完成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多。然而，这样推论将是一个可悲的错误。你们记得我曾经用过“社会劳动”这个用语，“社会”这个词有许多含意。我们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耗费于或结晶于这个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状态中，在一定的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在所用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平均强度和平均熟练程度下，生产这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在英国，当动力织机和手工织机开始竞争时，只需要从前的一半劳动时间就能把一定量的纱转化为一码布或呢子，可怜的手工织工，从前每天劳动9小时或10小时，这时每天 要劳动17—18个小时了。但是，他20个小时的劳动产品这时只代表10个小时的社会劳动，或代表10个小时内把一定量的纱转化成布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用2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并不比他从前用10个小时生产的产品有更多的价值。

　　如果说，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增加了，这个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增加，同样，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了，它的价值就必定减少。

　　如果生产各种商品所必需的各种劳动量是固定不变的，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也会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其实不然。生产一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是随着所用劳动的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劳动的生产力越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多；劳动的生产力越低，在同一时间内所完成的产品也越少。举例说，如因人口增加而必须耕种不太肥沃的土地，要获得同样多的产品，就必须耗费更大的劳动量，农产品的价值也就会因而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纺纱工人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比他从前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能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么，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程中加在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

　　除了各个人的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

　　首先，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其次，劳动的社会力的日益改进，引起这种改进的是：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积聚，劳动的结合，分工，机器，改良的方法，化学力和其他自然力的应用，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劳动生产力越高，消耗在一定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少，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小。劳动生产力越低，消耗在同量产品上的劳动就越多，因而产品的价值也越高。因此，作为一般的规律，我们可以这样说：

　　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以上只说了价值，现在我再就价格这个价值所表现的特殊形式讲几句。

　　价格本身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例如，在英国，一切商品的价值是用金的价格表现的，而在欧洲大陆，主要是用银的价格表现的。金或银的价值，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都是由开采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你们用本国的若干产品，即凝结了你们国内若干劳动量的产品，去交换那些出产金银的国家的产品，即凝结了它们的若干劳动量的产品。人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用物物交换的方法才学会用金银来表现一切商品的价值，即为它们所消耗的各个劳动量。只要仔细看看价值的货币表现，换句话说，仔细看看价值向价格的转化，你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使一切商品的价值能具有一种既独立又同质的形式，或者，一个使一切商品的价值能表现为等同的社会劳动量的过程。只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亚当·斯密就称之为自然价格，法国的重农学派³²则称之为“必要价格”。

　　那么，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或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你们都知道，一切同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总是一样的，尽管生产条件因各个生产者而会有所不同。市场价格只表现在平均的生产条 件下供给市场以某种数量的某种物品所必需的平均社会劳动量。市场价格是依据某种商品的总额计算的。

　　在这个范围内，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它的价值是相符的。另一方面，市场价格有时高于价值或自然价格，有时低于价值或自然价格，这种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市场价格背离价值的情形是常见的，但是正如亚当·斯密所说：

　　 “自然价格……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不断地趋向于这一中心价格。各种偶然情况可能有时使商品的价格大大离于自然价格，有时又使商品的价格略低于它。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障碍阻止价格停留在这个稳定而恒久的中心，商品的价格总是经常趋向于这个中心。”⁽⁵⁾

　　我现在不能细谈这个问题。只需要指出：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也就是说，相当于它们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但是供给和需求必定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虽然它们实现这种平衡只是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靠下落补偿上涨，或者相反。如果你们不只是观察每天的波动，而是分析较长一段时期的市场价格的运动，例如像图克先生在他的《价格史》中所做的那样，你们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们的背离价值，它们的上涨和下落，都是互相抵消和互相补偿的，所以，除了垄断组织的影响和其他某些限制（这些我暂且不谈），一切种类的商品，平均说来总是按它们各自的价值或自然价格出售的。市场价格波动互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因商品的种类不同而各不相同，因为某些商品比另一些商品更容易使供给适合于需求。

　　如果从总体上说，并且考虑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那么一切种类户的商品都是按各自的价值出售的，因此如果假定利润——不是指个别场合的，而是指各个行业经常的和普通的利润——来源于商品价格的额外提高，或者来源于商品按超过其价值的价格出卖，那岂不荒唐。要是把这个观点加以概括，它的荒谬就显然可见了。一个人作为卖者经常赢得的东西，总不免要作为买者经常丧失掉。如果说有些人是买者未必又是卖者，是消费者未必又是生产者，这也没用。这些人付给生产者的东西，首先应该是他们从生产者那里无偿得到的。如果一个人先拿了你的钱，然后用你的钱购买你的商品，即使你按高价把你的商品卖给这个人，你也决不会发财。这种交易可能减少亏损，但是决不能赚到利润。

　　所以，要想说明利润的一般本质，就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原理：平均说来，商品是按自己的实际价值出卖的，利润是按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按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的比例出卖商品得来的。如果你们不能根据这种假定来解释利润，你们就根本不能解释它。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有悖于日常经验。但是，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以及水由两种易燃气体所构成，也是奇谈怪论了。日常经验只能抓住事物诱人的外观，如果根据这种经验来判断，科学的真理就总会是奇谈怪论了。

7.劳动力

　　我们尽量简略地分析了价值的本质，分析了一切商品的价值的 本质，现在就应当集中注意力来研究特殊的劳动价值。这里我又要用一种好像是奇谈怪论的话来使你们大吃一惊了。你们都确实以为你们每天所出卖的是自己的劳动，所以劳动是有价格的，既然商品的价格只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那就一定有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但是，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就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来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我们已经知道，凝结在商品里的必要劳动量构成商品的价值。现在我们用这个价值概念，怎能确定比如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呢？在这个工作日里包含有多少劳动呢？10小时劳动。如果说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就等于10小时的劳动，或者，就等于这个工作日所包含的劳动量，那无非是同义反复，甚至是毫无意义了。显然，我们一旦发现“劳动的价值”这个词的真实而隐藏的意义，就能说明对于价值的这种不合理的、似乎不可能的应用了，好像我们一旦认识了天体的实际运动，就能解释它们表面上奇异的运动一样。

　　工人出卖的并不直接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暂时让资本家支配的劳动力。的确，我不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怎样，但我确实知道一些大陆国家的法律都规定一个人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最长时间。如果允许无限期地出卖劳动力，奴隶制就会立刻恢复原状。如果这种出卖包括一个人的一生，那就会立刻把他变成他的雇主的终身奴隶了。英国的一位最早的经济学家和最有创见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已经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本能地发觉了这一点，而他的继承者全都忽略了。他说：

　　“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⁶⁾

　　从这一原理出发，那我们就能确定劳动的价值，就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

　　但是在这以前，我们应当问，怎么会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发现市场上有一批人是买者，他们占有土地、机器、原料和生活资料，这些东西，除了原始状态的土地以外，都是劳动的产品，另一方面，有一批人是卖者，他们除了自己的劳动力，除了劳动的双手和头脑，没有别的东西可卖；前一批人经常买进是为了赚取利润和发财，后一批人经常卖出则是为了谋生。研究这个问题，就是研究经济学家所谓的预先积累或原始积累，实际上应该称做原始剥夺。我们一定会发现，这种所谓的原始积累不过是一连串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之间的原始统一被破坏的历史过程。可是，这样的研究，就超出了目前这个题目的范围。劳动的人脱离劳动工具的现象一且成为事实，就会继续保持下去，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直到生产方式方面的一种新的、根本的革命把它消灭，并以新的历史形式再恢复这种原始的统一为止。

　　那么，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

　　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一个人的劳动力只有在他本人活着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要成长并维持生活，就必须消费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是，人和机器一样，也是要损坏的，所以必须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他除了维持他自己生活所必需的若干生活必需品以外，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来养育儿女，因为他们将在劳动市场上代替他，并且延续劳动者的种族。此外，为了发展他的劳动力，使他获得一种技能，还需要另外花费一定数量的价值。就我们的目的而论，只要考察一下平均水平的劳动就够了，这种劳动的教育费和训练费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要趁此机会指出，各种不同质量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既然各不相同，所以不同行业所用的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一定各不相同。因此，要求工资平等是根本错误的，这是一种决不能实现的妄想。这种要求是一种虚妄和肤浅的激进主义的产物，只承认前提而企图避开结论。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确定劳动力的价值，也像确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不同种类的劳动力有不同的价值，要生产它们，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所以它们在劳动市场上就应当卖得不同的价格。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报酬，就犹如在奴隶制的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你们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

　　根据以上所说的，就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8.剩余价值的生产

　　现在假定，一个工人每天的生活必需品的平均量需要6小时的平均劳动才能生产出来。又假定，这6小时的平均劳动也用金的数量表现出来，等于3先令。于是3先令就是这个人的劳动力的价格或他的劳动力的每天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那他每天所生产的价值就足以购买他每天平均必需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维持他这个工人的生存。

　　但是，这个人是一个雇佣工人。因此，他必须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如果他把他的劳动力每天卖3先令或每周卖18先令，他就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出卖的。假定他是一个纺纱工人。如果他每天工作6小时，他每天就使棉花增加了3先令的价值。他每天所加的这个价值，与他每天所得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完全等价的。可是，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得不到任何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于是我们在这里就遇到难题了。

　　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支付了它的价值以后，像所有其他买主一样，就有权消费或使用他所买的商品。强迫一个人去工作以消费或使用他的劳动力，就像开动一架机器去消费或使用它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或迫使它去工作。工作日或工作周当然有一定的限度，可是这一点我们留待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希望你们注意一个关键问题。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或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决定的，对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却只受劳动者的工作能力和体力的限制。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同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消耗全然不同，就像一匹马所需要的饲料和它能供人乘骑的时间全然不同一样。限制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决不能限制他的劳动力所能完成的劳动量。以我们的纺纱工人为例。我们已经知道，他为了每天再生产他的劳动力，必须每天再生产3先令的价值，这是他每天工作6小时就可以做到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能每天工作10小时，12小时或更多的小时。然而资本家支付了这个纺纱工人劳动力的一天或一周的价值，就有权整天或整周地使用这个劳动力。这样，资本家就迫使他每天工作例如12小时。纺纱工人除了必须工作6小时以补偿他的工资或他的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6小时，这6小时我称之为剩余劳动时 间，这个剩余劳动将体现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上面。假如我们这个纺纱工人，例如，每天工作6小时使棉花增加3先令的价值，这个价值与他的工资完全等价，那么，他在12小时内就要使棉花增加6先令的价值，并生产出相应的剩余棉钞。既然他已经把他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或产品，便都属于资本家，即他的劳动力的暂时所有者。资本家预付3先令，结果却实得6先令的价值，因为，他预付的价值是6小时劳动的结晶，而他收回的价值却是12小时劳动的结晶。资本家每天重复这一过程，他每天预付3先令，每天收入6先令，这6先令中有一半将再付工资，另一半则构成剩余价值，资本家对此并不付出任何等价物。资本主义的生产或雇佣劳动制度，正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交换必然不断地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作为工人再生产出来，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为资本家效力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所以，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的延长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工人只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价值或只抵偿他的工资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9.劳动的价值

　　现在我们应当回过来谈谈“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个用语。

　　我们已经知道，实际上，劳动的价值无非是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那些商品的价值来测量的。但是，因为工人是在他劳动完毕以后领取工资的，并且知道他实际上给予资本家的正是他的劳动，所以他以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必然就是他的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假定他的劳动力的价格是3先令，这是工作6小时所得的，如果他工作12小时，他必然以为这3先令就是12小时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虽然这12小时的劳动体现了6先令的价值。由此就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严格说来，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无意义的名词，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面上却很像劳动本身的价格或价值。

　　第二，虽然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正是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

　　这种假象，就是雇佣劳动和历史上其他形式的劳动的不同之处。在雇佣劳动制度的基础上，甚至无偿的劳动也好像是有偿的劳动；反之，奴隶的那部分有偿的劳动，却好像是无偿的劳动。奴隶因为要工作，自然必须生活，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就用于抵偿他自己维持生活的价值。但是，由于他和他的主人没有订立合同，双方又没有什么买卖行为，所以他的全部劳动似乎都是白干的。

　　另一方面，再以农奴为例。可以说，农奴在整个东欧直到最近还存在着。农奴在自己的或分给他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其余3天就要在主人的领地上从事强迫的、无偿的劳动。所以，这里劳动中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显然分开了，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分开了，于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就义愤填膺，认为强迫人白干活这种想法非常荒谬。

　　其实，一个人无论是一周中在自己的田地上为自己劳动3天，再在主人的领地上无报酬地劳动3天，或者是每天在工厂或作坊中为自己劳动6小时，再为他的雇主劳动6小时，结果都一样，不过在后一例中，劳动的有偿部分和无偿部分是不可分割地混在一起的，整个交易的实质完全被合同的存在和周末付酬所掩饰了。这种无偿的劳动，在后一例中似乎是自愿的，在前一例中似乎是强迫的。全部区别就在于此。

　　以下使用的“劳动的价值”这一用语，我不过是把它当做“劳动力价值”的通常流行的名词罢了。

10.利润是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假定1小时的平均劳动所体现的价值等于6便士，或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6先令。又假定劳动的价值等于3先令或6小时劳动的产品。如果生产一种商品所耗费的原料、机器等等体现了24小时的平均劳动，这些东西的价值就会等于12先令。此外，如果资本家所雇的工人再把自己12小时的劳动加到这些生产资料上，这12小时就会体现为6先令的追加价值。所以这种产品的全部价值共为36小时的已体现的劳动，即等于18先令。但是，劳动的价值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只有3先令，那么，资本家对于工人所耗费并体现在商品价值里的6小时剩余劳动，就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所以，资本家把这个商品按其价值卖了18先令，他就实现了3先令的价值，他对此并未付出任何等价物。这3先令就是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可见，资本家实现这3先令的利润，并不是因为他按照超过商品价值的价格出卖商品，而是因为他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这个商品。

　　商品的价值是由该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但是，这劳动量有一部分体现为用工资形式付过等价的价值，另一部分则体现为没有付过任何等价的价值。商品中所含的劳动，一部分是有偿劳动，另一部分是无偿劳动。所以，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即出卖耗费于该商品的全部劳动量的结晶，是必定获得利润的。资本家出卖的不仅有他支付过等价的东西，而且还有他分文未付的东西，虽然这东西曾费去了他的工人的劳动。资本家花在商品上的费用，和商品的实在费用，是不同的两码事。所以，我再说一遍，正常的、平均的利润，不是由于超过而是由于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商品获得的。

11.剩余价值分解成的各个部分

　　剩余价值，或商品全部价值中体现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那一部分，我称之为利润。这种利润并不是全都落入经营资本家的腰包。垄断土地，使土地所有者能以地租名义——不管这土地是用于农业、建筑、铁路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取得这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拥有劳动资料，使经营资本家能生产剩余价值，即窃取一定量的无偿劳动，这就使拥有劳动资料并把它们全部或部分地贷给经营资本家的人，简言之，即放债的资本家，能以利息的名义要求取得这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所以，留归经营资本家本身的，就只是所谓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那一部分了。

　　至于上述三种人这样瓜分全部剩余价值究竟由什么规律来调节的问题，与本题毫无关系。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地租、利息和产业利润不过是商品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中所包含的无偿劳动各个部分的不同名称，它们都是同样从这个泉源并且只是从这个泉源产生的。它们不是从土地本身也不是从资本本身产生的，但是土地和资本使拥有土地和资本的人能从经营资本家压榨工人所得来的剩余价值中各分得一份。对于工人来说，究竟经营资本家是把这剩余价值——工人剩余劳动或无偿劳动的产物——全部占为已有，或是不得不将其中某些部分以地租和利息的名义分给第三者，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假定经营资本家只使用自己的资本，而且本人又是他使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那么，剩余价值就会全部落入他的腰包了。

　　直接向工人榨取这剩余价值的正是经营资本家，不论他最终能把这剩余价值中的哪一部分留归自己。所以，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整个现代生产制度，正是建立在经营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这种关系上的。因此，有几位参加我们这次讨论的公民要模糊事情的真相，把经营资本家和工人的这种根本关系看做一个次要的问题，那就错了，虽然他们断定，在一定情况下，价格的上涨对经营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以至征税者影响的程度极不相同，这是正确的。

　　根据以上所述，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

　　商品价值中只代表原料和机器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只代表消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决不会构成收入，只是补偿资本而已。但是，除此以外，如果说商品价值中的另一部分，即构成收入或可能以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的形式花费掉的那一部分，是由工资的价值、地租的价值和利润的价值等等构成的，那就错了。我们先不谈工资，只来研究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我们刚才说过，商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或商品价值中体现无偿劳动的这一部分价值，其本身分解成不同的部分，有三个不同的名称。可是，如果说商品中的这一部分价值是由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独立价值之和而构成或形成的，那就完全违反真理了。

　　如果1小时的劳动体现为6便士的价值，如果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如果这段时间有一半是无偿劳动，那么这种剩余劳动就在商品上增加3先令的剩余价值，即没有付过等价的价值。这3先令的剩余价值，就是经营资本家可以按随便什么比例去同土地所有者及放债人瓜分的全部基金。这3先令的价值，构成他们彼此瓜分的那个价值的限度。并不是经营资本家在商品的价值上任意加上一份价值作为自己的利润，再加上另一份价值给土地所有者等等，然后，这些任意规定的价值之和就构成了全部价值。所以，你们知道，流行的观点分不清一定量的价值分解为三个部分，和三种独立价值相加而形成这个价值这二者的不同，于是就把地租、利润和利息所由产生的总和价值变成一种随意规定的数量，这种观点该是如何荒谬。

　　假定一个资本家所实现的全部利润等于100英镑，我们把这个数量看做一个绝对量而称之为利润量。如果我们计算这100英镑对于预付资本的比，我们就把这个相对量称为利润率。这个利润率显然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表示。

　　假定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为100英镑。如果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100英镑，那就表明这工人的工作日一半是无偿劳动；如果我们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去测量这个利润，我们就可以说，利润率等于100%，因为预付的价值为100，而实得的价值则为200。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只看到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而是看 到预付的全部资本，例如500英镑，其中，400英镑代表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我们就应该说，利润率只等于20%，因为这100英镑的利润只是预付的全部资本的 ¹/₅。

　　前一种表示利润率的方式，是表明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真正比率，即对劳动进行exploitation⁽⁷⁾（请允许我用这个法文词）的真实程度的唯一方式；后一种表示方式是通常所用的，并且也确实适用于某些目的，至少是非常便于掩饰资本家榨取工人无偿劳动的程度。

　　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词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究竟如何分配给不同的人群，我在使用利润率一词时，则总是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来测量利润。

12.利润、工资和价格的一般关系

　　从商品的价值中除去补偿包含在商品中的原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价值的价值，即除去商品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价值，商品价值的余留部分就是最后雇用的工人所加的劳动量。如果这个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如果12小时的平均劳动结晶为6先令的金量，那么这6先令的追加价值就是他的劳动所创造的唯一价值。这种由他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就是他和资本家双方都从中各自分得一份的唯一基金，即分为工资和利润的唯一价值。显然，双方可以按各种不同比例来分配这一价值，但是这一价值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假如不是以一个工人而是以全体工人人数计算，或者不是以一个工作日而是例如以1200万个工作日计算，也同样不会有什么变化。

　　资本家和工人所能分配的仅仅是这个有限的价值，即按工人的全部劳动来测量的价值，所以一方分得的越多，他方分得的就越少，反之亦然。一个一定的数，其中一部分在增加时，另一部分相反地总要减少。工资有了变动，利润就要朝相反的方向变动。工资下降了，利润就要上涨；工资上涨了，利润就要下降。按照前面的假设，如果工人得3先令，即等于他所创造的价值的一半，换句话说，如果他的整个工作日一半是有偿劳动，一半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是100%，因为资本家所得的也是3先令。假如工人只得到2先令，或者，在一整天中只有 ¹/₃ 的时间为自己工作，资本家得到的就是4先令，利润率就是200%。如果工人得到4先令，资本家只得到2先令，利润率就降至50%。但是，这一切变动都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所以，工资的普遍提高只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而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

　　但是，商品的价值——这种价值最终一定要调节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完全由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总量来决定，并不取决于这种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但是决不能说，例如在12小时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或成批商品的价值会永远不变。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或由一定的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的数或量，取决于所用的劳动的生产力，而不取决于劳动的延伸或长度。例如，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纺纱劳动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能生产12磅棉纱，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只能生产2磅棉纱。如果在前一场合，12小时的平均劳动体现为6先令的价值，12磅棉纱就要值6先令，而在后一场合，2磅棉纱也要值6先令。所以，在前一场合，1磅棉纱只值6便士，在后一场合，1磅棉纱竟要值3先令。这种价格上的差 异，1磅棉纱的价格只等于6便士，尽管工资较高而利润率较低，在后一场合，它的价格却等于3先令，尽管工资较低而利润率较高。这是必然的，因为1磅棉纱的价格是由耗费于这磅棉纱的全部劳动量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劳动量分为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比例决定的。所以，我前面所说的高价劳动可能生产低廉的商品，而低价劳动可能生产昂贵的商品这一事实，也就不再像是什么奇谈怪论了。这只是说明了一般的规律，即商品的价值是由消耗于商品的劳动量决定的，所消耗的劳动量完全取决于所用劳动的生产力，因而也随劳动生产率的每一变化而变化。

13.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1）现在让我们认真研究一下争取提高工资或反对降低工资的几个主要场合。

　　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用流行的说法，即劳动的价值，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或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例如，在某一国，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为6小时的劳动，表现为3先令，这个工人为了生产维持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物，就必须每天工作6小时。如果整个工作日为12小时，资本家付给他3先令，便偿付了他的劳动的价值。工作日的一半就会是无偿劳动，利润率就等于100%。但是现在假定，例如，因生产率的降低，要用更多的劳动来生产同量的农产品，于是，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就从3先令涨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的价值就增加 ¹/₃，或增加33 ¹/₃%。工人要依照他原来的生活水平生产维持他一天生活费用的等价物，便须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8小时；所以，剩余劳动就要由6小时减到4小时，利润率就要由100%降到50%。但是，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不过是要求获得他的劳动所增加的价值，就好像其他所有出卖商品的人在商品成本增加时，力求使其商品所增加的价值获得报酬一样。如果工资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够补偿生活必需品所增加的价值，劳动的价格也就会降到劳动的价值以下，工人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

　　但是，变化也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等数量的每天平均的生活必需品，可能从3先令减到2先令，换句话说，在一个工作日中不必劳动6小时，只要劳动4小时，就能再生产与每天生活必需品等价的价值。这时工人用2先令就可以买到从前用3先令买到的生活必需品了。劳动的价值确实会降低，但是，这样减少的价值，仍能获得和从前一样多的商品。于是，利润就会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利润率也会从100%提高到200%。虽然工人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也就是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工人反对这种相对工资的降低，不过是想要在他的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所生产的总额中获得应有的一份，不过是想要维持他以前在社会阶梯上的相对地位。例如，英国的一些工厂主在谷物法废除后，就卑鄙地背弃他们在鼓动反对谷物法时所作的庄严诺言，把工资普遍降低了10%。工人的反抗，起初没有 奏效，但是，由于我现在不能详谈的某些情况，后来又恢复所失去的10%了。

　　（2）生活必需品的价值，从而劳动的价值，可能保持原状，但是货币的价值已经发生变化，所以生活必需品的货币价格也可能发生变化。

　　由于更丰富的矿山的发现，等等，生产例如2盎司金，可能并不比从前生产1盎司金所费的劳动多。于是，金的价值就会降低一半或50%。劳动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就要表现在比以前大一倍的货币价格上。从前表现为6先令的12小时劳动，这时就会表现为12先令了。如果工人的工资仍是3先令而没有提高到6先令，他的劳动的货市价格这时就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的一半，他的生活水平也就要大大降低。如果他的工资提高了，但与金的价值的下降不成比例，这种情况也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在这个实例中，无论是劳动生产力，供给和需求，还是价值，都没有丝毫变化。除了这些价值的货币名称，什么也没有变。如果说，在这样的场合工人不应该争取工资的相应提高，那就等于说，他必须满足于名称的报酬，而不是实物的报酬。过去的整个历史证明，在发生这样的货币贬值时，资本家总是急忙趁此良机来欺骗工人。但是，许多派别的政治经济学家断定，由于新发现一些产金地、改进银矿开采和水银供给较廉，贵金属的价值又降低了。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大陆上普遍地同时产生了提高工资的要求。

　　（3）我们以前都假定工作日有一定的界限。但是工作日本身并没有固定界限。资本的经常趋势就是把工作日延长到体力可能达到的极限，因为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增加，剩余劳动，从而这劳动所创造的利润也将同样增长。资本把工作日越延长，它占有他人的劳动量也越多。在17世纪，甚至在18世纪的前三分之二这段时间，10小时的工〈作日是全英国的正常工作日。在反雅各宾战争³³，其实是不列颠贵族反对不列颠劳动群众的战争时期，资本庆祝自己的胜利，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14小时，18小时。马尔萨斯这位决非多愁善感的人，在1815年前后出版的一本小册子⁽⁸⁾中宣称，这种情形如果再继续下去，必将摧毁民族的生命之本。在普遍应用新发明的机器的前几年即1765年前后，英国出现了一本小册子，书名为《论手工业》⁽⁹⁾。匿名的作者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他竭力主张必须扩大工作日的界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提议，除了采取其他手段，还要建立习艺所³⁴，用他的话来说，应该是”恐怖所”。他给这种”恐怖所”规定的工作日是多长呢？12小时——这恰好是资本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在1832年针对12岁以下儿童宣布的不仅当时已实行，而且已成为必要的工作时间。³⁵

　　 工人出卖他的劳动力——在现代制度下他不得不这样做——就是把这个力让给资本家来消费，不过是在一定的合理的界限内消费。他出卖他的劳动力，是为了保持它——且不谈它的自然损耗——，而不是为了毁灭它。工人按照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他的劳动力，不用说，决不会允许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受到两天或两周的损耗或损失。现在举一架价值1000英镑的机器为例。如果这架机器能用10年，它在它所参与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上每年就要增添100英镑。如果它能用5年，它每年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上就要增添200英镑。换句话说，它每年损耗的价值和它的使用年限成反比。但这正是工人和机器的不同之处。机器的磨损程度和它的使用时间并不完全一致。相反，人的衰退程度，和他工作时数的简单相加所表现出来的衰退程度相比，要大得多。

　　当工人们争取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范围时，或者，当他们不能强迫法律规定正常的工作日，而用提高工资的办法，使工资提高得不仅和被勒索的剩余时间成比例而且还要超过这一比例，来防止过度劳动时，他们只是在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种族履行义务。他们不过是对资本的横暴掠夺设置一些限制而已。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一生中除睡眠饮食等纯生理上必需的间断以外，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他不过是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身体垮了，心智也变得如野兽一般。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还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把整个工人阶级投入这种极端退化的境地。

　　资本家延长工作日，可能付出较高的工资，其实仍低于劳动的价值。如果工资的提高同被榨取的更大的劳动量不相称，同劳动力的更快的衰竭不相称，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这用别的方法也可以做到。你们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们会告诉你们，例如，兰开夏郡的工人家庭的平均工资增加了。他们却忘记补充说，除了家长那个成年男子的劳动，还有他的妻子，也许还有三四个小孩，现在都被投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³⁶下了，而工资总额的增加同从这个家庭榨取的全部剩余劳动不相称。

　　即使对工作日有一定的限制，例如，现在一切服从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都有这种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为了保持劳动价值的原有水平，提高工资可以说也是必要的。劳动强度的提高，可能使一个人在一小时内耗费他从前在两小时内耗费的生命力。在一些服从工厂法的行业中，由于机器运转速度的加快和一个人要看管的工作机'的加多，这种情形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如果劳动强度的提高或一小时内所费劳动量的增大与工作日的缩短保持应有的比例，劳动者还算是赢家。如果超出这个限度，他在一种形式下所得到的就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丧失掉，于是10小时劳动就可能与以前12小时劳动同样有害。工人争取提高工资以使之同劳动强度的提高相适应，从而制止资本的这种倾向，这不过是抑制他的劳动的跌价，防止他的种族的退化罢了。

　　（4）你们都知道，由于我现在没有必要说明的某些原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总是要经过一定的周期性循环。它要经过消沉、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和停滞等阶段。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市场利润率，都随着这些阶段而变化，有时低于自己的平均水平，有时高于自己的平均水平。你们考察一下这整个周期，就会发现，市场价格的一个偏离是由另一个偏离来抵消的，在整个周期内，平均说来，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调节的。再说，在市场价格下跌的阶段，以及在危机和停滞的阶段，工人即使不致完全失业，他的工资也一定会降低。为了不受骗，他甚至在市场价格这样下降时，也应当同资本家争论工资究竟该降到什么程度。在产生额外利润的繁荣阶段，他如果不争取提高工资，按整个工业周期平均计算，他就会甚至得不到他的平均工资或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工资，在这个周期的不顺利阶段，必然要受影响，如果在这个周期的繁荣阶段，还要求他不去争取补偿，那就太愚蠢了。一般说来，一切商品的价值，只是由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的相互抵消才能实现，而这种相互抵消又是供给和需求不断变动的结果。在现代制度的基础上，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所以，劳动也必须经历同样的变动，才能够获得与它的价值相 符的平均价格。如果一方面把劳动看做一种商品，另一方面又让它免受调节商品价格的那些规律的约束，那就很荒谬了。奴隶能得到经常的和定量的生活资料，雇佣工人却不能。雇佣工人要想补偿一个时期的工资的降低，必须在另一个时期努力争取工资的提高，如果他甘心接受资本家的愿望，接受资本家的命令，把它当做永久的经济规律，他就一定要受到奴隶所受的一切苦痛，而得不到奴隶所享有的生存保障。

　　（5）从我以上讨论的各场合——它们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你们已经看见，提高工资的斗争只不过是在先前的各种变化之后发生的，是生产的规模、劳动的生产力、劳动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榨取的劳动长度或强度、市场价格的波动——它的波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动，与工业周期的各个阶段相适应——这些先前的变化的必然结果，总而言之，是劳动对资本的先前行动的反行动。你们讨论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如果不顾这些情况，如果只看到工资的变动而忽视引起这些变动的其他一切变动，你们就是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只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了。

14.资本和劳动的斗争及其结果

　　（1）我已经指出，工人周期性地反抗降低工资，周期性地力图提高工资，这是同雇佣劳动制度密不可分的，而且还受下述事实的制约：劳动既然等同于商品，就要服从那些调节一般价格变动的规律；我还指出，工资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不会影响商品的平均价格或商品的价值。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在资本和劳动的这场不断的斗争中，后者能取得多大的成功？

　　我可以概括地回答，劳动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的市场价格在长时期内会与它的价值相适应，因此，不论怎样涨跌，也不论工人如何行动，他所得到的，平均计算起来，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他的劳动的价值无非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后者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最后又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或劳动的价值由于有某些特点而不同于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另一种是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是由生理的要素决定的。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为了延续自己肉体的生存，就必须获得生存和繁殖所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些绝对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就构成劳动的价值的最低界限。另一方面，工作日的长度也有极限，虽然是很有伸缩性的极限。它的最高界限决定于工人的体力。如果他的生命力每天的消耗超过一定限度，就不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使用了。可是，我已经说过，这种限度有很大的伸缩性。孱弱和短命的后代如果繁殖很快，也可以与健壮和长命的后代一样，使劳动市场维持下去。

　　除了这种纯粹生理的要素，劳动的价值还取决于每个国家的传统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要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要满足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某些需要。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爱尔兰人的生活水平；德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可能降到利夫兰农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历史传统和社会风俗在这方面起的巨大作用，你们可以看一看桑顿先生的《人口过剩论》⁽¹⁰⁾，他在书中指出，英国各农业区的平均工资，至今还由于这些区域在脱离农奴状态时所处条件的好坏程度不同而有高低之分。

　　包含于劳动价值中的这一历史的或社会的要素可能扩大，也可能缩小，甚至可能完全消失，只剩下生理上的界限。在反雅各宾战争³³时期——正如那位不可救药的吞食赋税、尸位素餐的老乔治—罗斯经常说的那样，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挽救我们神圣宗教的福利免遭渎神的法国人的侵犯——，我们在前次会议上曾谨慎地谈到的那些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数却由济贫法³⁷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

　　如果你们把各个不同国家中或同一国家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工资水平或劳动的价值水平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劳动的价值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一个变化的量，即使假定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不变，它也是变化的。

　　这种比较也可以证明：不仅市场利润率是变动的，而且平均利润率也是变动的。

　　然而对于利润来说，并没有一条规律能决定其最低限度。我们不能说，利润降低的极限是怎样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限度呢？因为我们虽能确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却不能确定工资的最高限度。我们只能说，工作日既然有界限，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相适应；工资既然是一定的，利润的最高限度就与工人体力所容许的工作日延长程度相适应。所以利润的最高限度以生理上所容许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生理上所容许的工作日的最高限度为界限。显然，在最高利润率的这两个界限之间可能有许多变化。利润率的实际水平只是由资本与劳动的不断斗争确定的，资本家总想把工资降低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长到生理上所容许的最高限度，而工人则在相反的方面不断地对抗。

　　归根到底，这是斗争双方力量对比的问题。

　　（2）至于谈到限制工作日，在英国像在其他各国一样，向来只靠立法的干涉。如果没有工人从外部经常施加压力，这种干涉永远也不会实现。无论如何，这种结果决不是工人和资本家的私人协商所能获得的。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

　　至于谈到劳动价值的界限，它的确定实际上总是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我指的是资本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方面对劳动的供给。在一些殖民地国家，供求规律有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资水平比较高。资本在这里可以施展全力，却不能制止因雇佣工人经常转化为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农民而造成的劳动市场的经常空虚。对于大部分美国人民说来，雇佣工人的地位不过是一种学徒见习的状态，他们迟早总会脱离这种状态。为了纠正殖民地的这种情况，作为母邦的不列颠政府曾一度采纳所谓现代殖民学说，其内容是将殖民地的土地人为地规定一种高价，以阻止雇佣工人过分迅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

　　现在我们来谈谈资本支配全部生产过程的那些老的文明国家。例如，以英国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849年至1859年这一时期的提高为例。其结果如何呢？农场主们没能——我们的朋友韦斯顿想必劝告过他们——提高小麦的价值，甚至没能提高小麦的市场价格，反而不得不听任其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在这11年中，他们采用各种机器，应用更科学的方法，把一部分耕地变成牧场，增大农场的面积，同时也扩大了生产的规模，由于采取了这些方法和其他各种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而减少对劳动的需求，使农业人口又相对过剩了。这就是资本在各个早已住满居民的国家迟早要采取的对付增加工资的一般方法。李嘉图正确地说过，机器是经常和劳动竞争的，并且往往是在劳动价格已达到某种高度时才可能被采用⁽¹¹⁾；然而采用机器不过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许多方法之一。正是这个发展过程使简单劳动相对过剩，另一方面使熟练劳动简单化，于是也就使它贬值了。

　　这同—规律还有另一种形式。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使工资的水平相当高，资本的积累也会越来越快。因此，可以推论，像亚·斯密——在他的那个时代，近代工业还很幼稚——那样推论，资本的这种加速积累，能保证对劳动需求的增长，所以必然会对工人有利。现代许多著作家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很诧异，为什么最近20年英国资本的增加比人口的增加更迅速，而工资却没有很大的提高。但是随着积累的进展，资本的构成也发生递增的变化。总资本中包含固定资本即机器、原料和各种生产资料的这一部分，比用于支付工资或购买劳动的那一部分，总是逐渐递增的。这一规律已经由巴顿、李嘉图、西斯蒙第、理查·琼斯教授、拉姆赛教授、舍尔比利埃等人多少确切地阐明了。如果资本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原来是一比一，这个比例就会因工业的发展而变成五比一，等等。如果总资本为600，其中300用于工具和原料等，其余300用于支付工资，那么总资本只增加一倍，就能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但是，如果总资本600中，500用于机器和原料等，只有100用于支付工资，为了造成对600工人而不是对300工人的需求，这同一资本就要从600增至3600。因此，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对劳动的需求总是赶不上资本的积累。这一需求是在增加，但是与资本的增加相比，不过是在递减的比例上增加的。

　　以上所说的这几点足以表明，现代工业的发展本身一定会越来越有利于资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劳动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这种制度下的实际情况的趋势既然如此，那么，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时机使生活暂时改善的尝试呢？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我想我已经说过：他们为工资水平而进行的斗争，同整个雇佣劳动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他们为提高工资所做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为了维持现有的劳动价值；他们必须就劳动价格与资本家讨价还价，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当做商品出卖了。他们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如果畏缩让步，他们就没有资格发动更大的运动。

　　同时，即使不谈雇佣劳动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隶状态，工人阶级也不应夸大这一日常斗争的最终效果。他们不应当忘记：在日常斗争中他们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他们延缓下降的趋势，而不改变它的方向；他们服用止痛剂，而不桔除病根。所以他们不应当只局限于这些不可避免的、因资本永不停止的进攻或市场的各种变动而不断引起的游击式的搏斗。他们应当懂得：现代制度给他们带来一切贫困，同时又造成对社会进行经济改造所必需的种种物质条件和社会形式。他们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为了阐明基本问题，我不得不作这样一个冗长的，恐怕是令人厌倦的说明，现在我提出下面的决议案来结束我的报告：

　　第一，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降低。但整个说来并不影响商品的价格。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趋势不是提高工资的平均水平，而是降低这个水平。

　　第三，工联作为抵制资本进攻的中心，工作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总的说来，它们遭到失败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努力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卡·马克思写于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之间
原文是英文
1898年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前一句中“匙子”的原文是 “spoon”，也有“笨汉”的意思；此处“笨拙”的原文是 “spoony”，是 “spoon”的形容词。——编者注
(2) 见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版第76页。——编者注
(3) 指1865年5月23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编者注
(4) 索维林（ sovereign）是英国的一种金币，同英镑价值相等。——编者注
(5)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147页。——编者注
(6) 托·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霍布斯英文著作集》1839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编者注
(7) 剥削。——编者注
(8) 即《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编者注
(9) 指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编者注
(10) 即《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编者注
(1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479页。——编者注

注　　释

5 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蓄奴州海港，严格限制美国棉花出口，致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棉花供应中断而出现棉荒，欧洲大部分棉纺织业陷于瘫痪。1862年英国有75%以上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纺织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全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状况严重恶化。60年代初期欧洲的歉收更加重了工人的贫困，然而欧洲的无产阶级不顾一切艰难困苦，仍然坚决地援助了美国北部各州。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36、39。
8 英国工人阶级从18世纪末开始争取用立法手段限制工作日，从19世纪30年代起，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投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5页）。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日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82——288、299—310页）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中作了详细考察。——33。
22 《工资、价格和利润》是马克思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论著。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扼要而通俗地阐述了《资本论》中的一些重要原理，说明了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和工资的实质，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秘密。他指出，资本家的本质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工人阶级必须不断为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斗争，才能对资本家的贪欲有所抑制，才能防止自己的地位不断恶化。在深刻论证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经济斗争的局限性，强调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他指出，单纯的经济斗争反对的只是结果，而不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工人”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见本卷第77一78页）
　　本文是马克思于1865年6月20日和27日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用英语作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委员约·韦斯顿在5月2日和23日的发言中企图证明，货币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对工人没有好处。马克思于1865年5月20日——6月24日写成这篇报告稿、批驳了这个错误观点。
　　目前保存下来的报告稿是马克思的手稿，没有标题，开头写有：“1865年6月20日星期二向中央委员会宣读。”全文由作者分为十四节。1898年，报告由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以《价值、价格和利润》为标题在伦敦发表，并附有爱·艾威林写的序言。引言和前六节在手稿中没有标题，由艾威林加上了标题。本卷除总标题以外，保留了这些小标题。这篇报告的德译文发表在1897—1898年《新时代》第16年卷第2册，译者是爱·伯恩施坦，采用的标题是《工资、价格和利润》。
　　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李季译、陶孟和校的该著作的中译本，书名为《价值价格及利润》11929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朱应棋、朱应会的中译本，书名为《工资、价格及利润队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翻译的《政治经济学论丛》收有这篇著作的中译文。——25。
23 关于通过协会的帮助在一些国家实现劳资斗争中的统一行动问题、缩短工作日以及女工和童工等问题已列入1865年9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25。
24 阿格利巴的比喻源于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为了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四肢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阿格利巴把当时的社会比做有生命的机体，把平民比做机体的手，把贵族比做供养这个机体的胃。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29。
25 罗伯斯比尔的最大限度法令指法国国民公会于1793年5月4日、9月11日和29日以及1794年3月20日通过的各项法令，这些法令规定了固定的最高工资，同时也规定了谷物、面粉和其他日用品固定的最高价格。——33。
26 马克思在这里错把威·纽马奇写成威·纽曼。1861年9月，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在曼彻斯特举行第三十一届年会，当时正在恩格斯那里做客的马克思参加了这次会议。协会经济部主席纽马奇曾在会上发言，他还主持了部的会议，并作了题为《联合王国的立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健全的征税原则》的报告。见《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三十一届年会报告。1861年9月于曼彻斯特》1862年伦敦版。——33。
27 指英国经济学家托·图克关于工业、贸易和财政的历史的六卷本著作，这部著作曾以下列书名出过单行本：《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1839年》1840年伦敦版、《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以及托·图克和威·纽马奇合著《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1857年伦敦版，该版为两卷本，是《价格史》的第5—6卷。——33。
28 对俄战争即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35。
29 19世纪中叶，在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伴随着相对的农村人口过剩而按资本主义原则进行农业改组的情况下，发生了大批拆毁英国农业工人住宅的事件。当时土地所有者缴纳济贫税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在其土地上的贫民人数的多少，这种情况使得大批拆毁农村住宅的现象大大加剧。土地所有者自动拆毁那些他们自己用不着、然而却可以供“过剩的”农村居民居住的处所。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5节e（《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中也有关于农业工人住宅被毁的描述。——35。
30 技艺协会即技艺和手工业协会，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促进技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酬劳那些“在解决穷人就业，扩大商业贸易，以及对国家财富增长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人”。1853年，该协会为了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称该协会为“艺术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35。
31 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关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了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议会于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法令的实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35。
32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陆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51。
33 反雅各宾战争是1792——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而进行的长达23年的战争、也称二十三年战争。英国于1793年初加人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战争期间，为对付劳动群众，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镇压了多起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69、74。
34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人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45页）。——69。
35 1832年2——3月、英国议会对1831年提出的关于把童工和少年工的工作日限制到十小时的法案进行辩论时，资本家、政治经济学家和内阁大臣们认为童工的工作日应为12小时。——69。
36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十分豪华，充满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将自己轧死。——70。
37 济贫法是英国1601年颁布的，它规定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居民皆可通过济贫会获得救济。该济贫法曾经过多次修改。1834年通过的新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34）从事强制性劳动。——74。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
——为《民主周报》作³⁸

马克思《资本论》⁽¹⁾

一

　　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的著作现在和将来都是有价值的，可是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

　　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是一切价值的尺度，所以两件物品在生产上花费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因为一般说来，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所以这两件物品就应当能够互相交换。但在同时，它又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积蓄的劳动，它把这种劳动叫做资本；它认为，资本这种东西，由于里面包含有辅助的资源，可以使活劳动的生产率增加几百倍、几千倍，因此要求一定的报偿，这种报偿叫做利润。我们大家知道，事实上情况是这样：积蓄的死劳动的利润，变得越来越大，资本家的资本也变得越来越大，而活劳动的工资，却变得越来越少，只靠工资为生的工人大众越来越多，越来越穷。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如果工人加在他的产品上的劳动的全部价值都得到补偿，那么，资本家能从哪里去得到利润呢？并且，既然只有相等的价值可以互相交换，在这个场合情形也应当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产品是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分配的，相等的价值的交换怎么可能呢？工人又怎能得到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呢？在这个矛盾面前，以往的经济学束手无策，只是写一些或说一些毫无意义的空话。甚至以往从社会主义立场来批评经济学的人，也只能指出这一矛盾而已；在马克思以前，谁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马克思才探寻了这种利润的产生过程，一直追溯到它的根源，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在阐述资本时，马克思从简单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资本家通过交换而增殖了他的资本的价值：他用他的货币去购买商品，后来又把商品卖出去，使其所得的货币，多于开始时所投入的。例如，某个资本家以1000塔勒购买棉花，后来以1100塔勒卖出，这样一来，他就”赚了”100塔勒。这个超过原有资本的100塔勒的余额，马克思称为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设，只有相等的价值才能互相交换，从抽象的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一假设也是正确的。因此，买进棉花，再把它卖出去，是和一个银塔勒兑换成30个银格罗申和这些辅币再兑换成一个银塔勒一样，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这种兑换既不能使人变富，也不能使人变穷。同样，剩余价值是不能由卖者在商品价值以上卖出商品或买者在商品价值以下买进商品产生出来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依次作为买者和卖者，这样也就相互抵消了。剩余价值也不能由买者和卖者互相欺诈而产生，因为互相欺诈不会创造任何新价值或剩余价值，只不过使已经存在的资本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有所不同而已。尽管资本家依照价值购买商品，并且依照价值卖出商品，但他获得的价值仍然比他投入的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现代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找到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具有特别的性质，这就是，它的使用是新价值的泉源，是新价值的创造。这个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的价值是什么呢？每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计量的。劳动力以活的工人的形式存在着。工人为维持他自己的生存并维持他的家庭——这保证在他死后劳动力继续存在——，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代表了劳动力的价值。资本家按周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购买到工人一周劳动的使用权。关于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就以上各点来说，经济学家先生们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

　　现在，资本家就使他的工人去工作了。经过一定的时间后，工人支出的一定的劳动量会与他一周工资所代表的劳动相等。假设一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代表三个工作日，那么，这个工人从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三晚上，就把资本家所付的工资的全部价值偿还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停止他的工作吗？不，决不是的。资本家已经购买了工人一周的劳动，所以工人在剩下的二天中也必须继续工作。工人这种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的、利润的泉源，是资本继续不断增大的泉源。

　　我们不能说这是一种随意的假定：工人在三天之内再生产他所得到的工资，其余三天为资本家工作。他是恰好用三天时间，还是用两天或者四天时间来补偿工资，在这里当然是无关紧要的，那是随情况而变化的。但主要的是，资本家在他支付报酬的劳动以外，还榨取了他不支付报酬的劳动。这决不是一个随意的假定，因为如果有一天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取得的劳动总是与他所支付的工资相等，那时，他就会关闭自己的工厂。因为那时他的全部利润便落空了。

　　在这里，我们就解决了上述一切矛盾。现在，剩余价值（资本家的利润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的起源，是十分明白而自然的了。劳动力的价值是被支付了的，但是这个价值比资本家从劳动力榨取出来的少得多。正是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即无酬劳动，构成资本家所得的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构成资本家阶级所得的部分。因为，拿我们前面的例子来说，棉花商人由棉花所赚得的利润，在棉花价格不提高的情况下，仍应由无酬劳动构成。商人要把棉花卖给一个棉纺织厂主，这个厂主从自己的产品中除上述100塔勒之外，还会为自己赚取利润，因此，他是把他所攫取的无酬劳动拿来和商人共分。一切不劳动的社会成员，都是依靠这种无酬劳动维持生活的。资本家阶级负担的国家的和地方的各种税收，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等等，都是由无酬劳动支付的。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都是建立在这种无酬劳动之上的。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无酬劳动只有在现在这种关系下，即在生产一方面由资本家，另一方面由雇佣工人进行的情形下，才能产生出来，那是荒谬的。正相反，在一切时代，被压迫阶级都必须提供无酬劳动。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奴隶制度是劳动组织的占支配地位的形式，奴隶必须做的劳动，比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所还给他们的劳动，要多得多。在农奴制度下，直到农民德役劳动废除为止，情形也是这样。不过，在这里，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而工作的时间和为地主工作的剩余劳动之间的区别是极清楚的，因为后者和前者是分开的。现在，形式已经变化了，不过本质依然是一样的。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马克思，第202页⁽²⁾）。

二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里已经知道，每一个被资本家雇用的工人都在做双重劳动。他的工作时间的一部分用来偿还资本家所预付给他的工资，这一部分劳动，马克思称为必要劳动。但在此之后，他必须继续劳动，在这段时间内，他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便是它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部分劳动，叫做剩余劳动。

　　我们假定每星期中，工人要劳动3天来偿还他的工资，再劳动3天，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这便是在每天12小时的劳动中，他要劳动6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再劳动6小时，生产剩余价值。在一星期中，人们只能劳动6天，就是把星期日算入，至多也只能劳动7天。可是在每一天中，可以劳动6小时，8小时，10小时，12小时，15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为了一天的工资，工人已经把这一个工作日卖给资本家了。然而，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是8小时呢？还是18小时呢？

　　资本家想尽量延长工作日。工作日越长，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多。而工人则正确地感觉到，超过偿还工资的每一小时劳动，都是不合理地从他身上榨取的；他亲身体验到工作日时间过长意味着什么。资本家为自己的利润而斗争，工人为自己的健康，为每天几小时的休息而斗争，以便在工作、睡眠和饮食之外，还能作为人从事其他活动。我们顺便指出，个别资本家是否愿意加入这一斗争，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善良愿望，因为竞争会迫使其中最慈善的人和他的同行合作，而把工作时间拉得向他们一样长。

　　为规定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从自由工人在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在各种不同的行业中，流行着各种不同的传统的工作日；可是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日很少得到遵守。只有在那些由法律规定工作日，并且其遵守受到监督的地方，才能够说，在那儿，存在着正常的工作日。但是直到现在，几乎只有在英国的工厂区才是这种情况。在这里为一切妇女和13岁至18岁的男孩规定了10小时工作日（每星期前五天每天做工10小时半，星期六做工7小时半）。同时，因为男工没有女工童工就不能劳动，所以，他们的工作时间每天也就变为1O小时了。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新闻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并且是由于巧妙地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这个法律成了英国工人的保护者。它逐渐推广到一切大工业部门，去年，差不多推广到所有行业，至少推广到了一切雇用妇女和儿童的部门。关于英国由法律规定工作日的历史，本书包含着极其详尽的材料。下一届“北德意志联邦³⁹国会”也将讨论工商业管理条例的问题，因而也将讨论到工厂劳动管理的问题。我们希望德国工人所选举出来的议员，在讨论这种法规之前，没有一个不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在那里将获得很多东西。对于工人说来，德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比从前英国发生同样情况时更为有利，因为普选权会迫使统治阶级对工人表示好意。在这种情形下，无产阶级的四五个代表便是一种力量，如果他们知道利用他们的地位，如果他们首先能够知道资产者所不知道的问题所在的话。而在这方面，马克思这本书把预备好了的一切材料提供给他们。

　　我们绕过一系列更具有理论意义的非常精彩的研究，只来谈一 谈讨论资本积累的最后一章。在这里，首先说明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资本家为一方，雇佣工人为另一方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穷困。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不断重新存在着资本家，他们是一切生活资料、一切原产品和一切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不断重新存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们被迫把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最多只能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并养育出新的一代有劳动能力的无产者。但是资本不仅再生产它本身；它会不断地增加和增大，因此，它对于无产的工人阶级的权力，也跟着增大起来。而且，像它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出它自身一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以不断增加的规模，以不断增加的人数再生产出无产的工人阶级。资本的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第600页⁽³⁾）。可是，由于机器生产的发展、农业的改良等等，生产同样数量产品所必需的工人越加减少了，这种完善，也就是这种使工人过剩的现象，甚至比资本的增加更要快得多。这种不断地增加的工人人数将招致什么结果呢？他们形成产业后备军，这种产业后备军，在营业状况不佳或平常的时候，是在他们劳动的价值以下被付予报酬的，而且就业不稳定，或者要靠公共慈善机关的救济为生。但在营业特别活跃的时期，它对于资本家阶级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从英国的例子看得很清楚。可是，在所有的情况下，这种产业后备军却会破坏经常在业的工人的抵抗力量，使他们的工资保持在低下的水平上。

　　“社会的财富越大……相对过剩人口（多余人口）或产业后备军也就各越大。但是同现役（经常在业的）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经常的）过剩人口，或者说，其贫困与其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的工人阶层也就越大。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第631页⁽⁴⁾）

　　这就是在科学上严格地证明了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规律，而官方的经济学家甚至不敢去试图驳倒它们。但是，难道到此一切事情就讲完了吗？决不是的。正像马克思尖锐地着重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坏的方面一样，同时他也明白地证明这一社会形式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水平所必需的；在这个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才第一次创造出为达到这一点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

弗·恩格斯写于1868年3月2日—13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68年3月21和28日《民主周报》第12和13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脚　　注

(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
(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2页。——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8—709页。——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2页。——编者注

注　　释

38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是恩格斯向工人推荐和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在这篇书评中，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资本论》的理论成就和崭新的研究方法，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就像一个观察者站在高山之巅俯视下面的山景一样”（见本卷第79页）。恩格斯在文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他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但继续不断地重新生产出资本家的资本，而且同时还继续不断地再生产出工人的穷困”；这种生产方式第一次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创造　出“所必需的财富和生产力，但是它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社会阶级，那就是被压迫的工人大众。他们越来越被迫起来要求利用这种财富和生产力来为全社会服务，以代替现在为一个垄断者阶级服务的状况”（见本卷第86、87页）。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资产阶级学术界和舆论界对这一著作保持沉默。为了冲破这种沉默，广泛宣传《资本论》，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书评。这篇书评是专门为德国工人报纸《民主周报》写的。书评写于1868年3月2——13日、发表在1868年3月21、28日《民主周报》第12、13期，没有署名，后来在1871年4月5，8日《人民国家报》第28、29号上转载。书评的法译文刊登在1870年6月6、9日《自由报》第47、50号。
　　1939年1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章汉夫、许涤新合译的《恩格斯论〈资本论〉》一书中收有该文，篇名为《载在〈民主周刊〉中底〈资本论〉述评》，1939年1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何锡麟译的《〈资本论〉提纲》一书中也收有该文，篇名为《马克思的〈资本论〉》。——79。
39 北德意志联邦是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取代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左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85。

卡·马克思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⁴⁰

　　1.继承权之所以具有社会意义，只是由于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拥有的权力，即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果实的权力。例如，土地使还在世的所有者有权以地租形式无偿地攫取他人的劳动果实。资本使所有者有权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国家证券所有权使所有者有权不去劳动而靠他人的劳动过活等等。

　　继承并不产生这种把一个人的劳动果实转移到别人口袋里的权力——它只涉及行使这种权力的人的更换问题。同其他所有的民法一样，继承法不是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这种经济组织的结果，是这种经济组织的法律结果，这种经济组织是以生产资料即土地、原料、机器等的私有制为基础的。正如继承奴隶的权利并不是奴隶制度的原因，恰恰相反，奴隶制度才是继承奴隶的原因。

　　2.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转变为社会所有，那么继承权（就它有某种社会意义来说）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因此我们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那些使某些人生前具有攫取许多人的劳动果实的经济权力的制度。在社会处于相当高的发展水平而工人阶级又拥有足够力量来废除这种制度的地方，工人阶级就应当直接这么做。例如，废除国债，自然就能同时消灭国家证券的继承。另一方面，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力量来废除国债，试图废除对国家证券的继承权就是愚蠢的。

　　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是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

　　3.大约40年前圣西门的信徒们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把继承权看做现今社会组织的法律结果，而把它看做这种组织的经济原因。⁴¹这丝毫没有妨碍他们在自己的社会制度中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永久保存下来。他们认为，当然可以有挑选出来的终身所有者，就好像曾经有过挑选出来的国王一样。

　　宣称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只会导致工人阶级偏离对现今社会的真正攻击点。这同既要废除买主和卖主之间的契约法，同时又要保存现今的商品交换制度一样荒谬。

　　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

　　4.我们在考察继承法时，必须假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继续存在。如果私有财产在人们生前已经不存在，那么它就不会由他们并在他们死后从他们那里传给别人。因此，有关继承权的一切措施，只能适用于社会的过渡状态，在那种状态下，一方面，现今社会的经济基础尚未得到改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已经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推行旨在最终实现社会的彻底改造的过渡性措施。

　　从这点来看，继承法的修改只是可达到同一目的的其他许多过渡性措施中的一种。

　　在继承方面这样的过渡性措施只可能是：

　　（1）更广泛地征收在许多国家中业已存在的遗产税，把由此得来的资金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

　　（2）限制遗嘱继承权，这种继承权不同于没有遗嘱的继承权或家属继承权，它甚至是私有制原则本身的，咨意的和迷信的夸张。

卡·马克思写于1869年8月2—3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69年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6卷翻译

注　　释

40 《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废除继承权问题的讨论总结。马克思在报告中批判了巴枯宁派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他指出，继承法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现存社会经济组织的原因，而是这种经济组织的结果，“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见本卷第88页）。马克思强调，工人阶级的伟大目标应当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指出“继承权的消亡将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改造的自然结果，但是废除继承权决不是这种社会改造的起点”（见本卷第89页）；把废除继承权说成社会革命的起点，只会导致工人阶级偏离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攻击点。
　　1869年6月，米·巴枯宁在日内瓦创建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坚持要求将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1869年7月20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开会讨论继承权问题，马克思作了内容丰富的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650——653页）。1869年8月2—3日马克思起草了这次讨论的总结《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并得到总委员会的批准。1869年9月11日在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上，约·格·埃卡留斯宣读了马克思的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被全文收入用英文、法文、德文出版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并发表在1869年10月《先驱》杂志第10期和1873年10月11日纽约《工人报》第36期。——88。
41 指圣西门的一批信徒，巴·安凡丹、圣·巴扎尔、奥·罗德里格、菲·毕舍等人在19世纪20年代末曾传播和发展他的学说。1830年，根据巴扎尔在巴黎的讲稿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一书，其中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见《圣西门学说释义。第一学年。1829年》1830年巴黎版第143—169页。——89。

弗·恩格斯
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⁴²

1871年2月13日于伦敦

公民们：

　　总委员会非常高兴地收到了你们12月14日的来信。你们7月30日寄出的上一封信，我们也收到了；这封信我们已经交给了西班牙书记，公民赛拉叶，并委托他把我们的答复转达给你们。但是公民赛拉叶不久就到法国为共和国战斗去了，而且接着就被困在巴黎。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你们7月30日的信还没有得到回答，这封信仍在赛拉叶的手上。现在，总委员会在本月7日的会议上授权信末签名人——弗·恩·暂时代理同西班牙的通信，并且把你们最近的这封信交给了他。

　　我们按期收到了西班牙文的几种工人报纸——巴塞罗那的《联盟》周报、马德里的《团结报》（到1870年12月为止）、帕尔马的《工人报》（到停刊为止），新近还收到了帕尔马的《社会革命报》（仅仅是创刊号）。这些报纸使我们了解到西班牙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非常满意地看到，社会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成为你们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共同财富。

　　毫无疑问，旧政党的空洞的豪言壮语，正如你们所说的，吸引了人民的过多的注意力，因而给我们的宣传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初年代中到处都发生过。在法国，在英国，在德国，社会主义者过去曾经不得不，而且现在也还不得不同旧政党的影响和活动作斗争，而不管它们是贵族的或资产阶级的，君主派的或者甚至是共和派的政党。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这种政策的细节可以根据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而有所不同；但是，因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基本关系到处都一样，有产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一事实到处都存在，所以无产阶级政策的原则和目的是一样的，至少在一切西方国家中是这样。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作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在德国，组织成坚强政党的工人，派出六个代表参加所谓国民代表会议；我们的朋友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居然能在那里反对侵略战争，这比起我们多年来通过报刊和集会所进行的宣传，起了有力得多的、有利于国际宣传的作用。现在，在法国也刚刚选出了工人的代表，他们将在国民议会中大声宣布我们的原则。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

　　我们高兴地知道你们想把你们国家的各个支部的会费转给我们，我们将以感激的心情接受这笔会费。给我们汇会费时，请向伦敦的任何一个银行家开具汇票，抬头写上我们的财务委员约翰·韦斯顿的名字，并用挂号信寄给信末的签名人，地址是：伦敦海—霍耳博恩街256号（总委员会驻在地），或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私人住址）。

　　我们还很感兴趣地等待着你们答应寄给我们的那份关于你们联合会的统计材料。

　　至于国际的代表大会，在当前的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是无从考虑召开的。但是，如果和平很快就恢复——这是很可能的——，总委员会马上会研究这个重大问题，并且会考虑你们提出的在巴塞罗那召开代表大会的友好邀请。

　　我们在葡萄牙还没有支部；同这个国家的工人建立联系，这对你们来说也许比我们容易些。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请你们就这件事再写一封信给我们。同样，我们相信，如果你们能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印刷工人建立联系，以后把所取得的结果告诉我们，那是比较好的，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现在，如果你们能给我们寄一期《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刷工人协会年鉴》来看一看，那你们就给我们的事业帮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和有益的忙。

　　在其他各国，国际运动虽然障碍重重，但是仍在继续发展。在英国，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联中央理事会（Trades' Councils）不久以前已经直接加入我们的协会，通过它们，这个国家的两个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人也就加入我们的协会了。在德国，我们现在正受着政府的迫害，这种迫害和一年前我们在法国所受到的路易·波拿巴的迫害是一样的。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其中已经有50多人被投入监狱——真正是在为国际的事业受苦；他们之所以被逮捕和受迫害，是因为他们用全部力量反对侵略政策，要求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友好。在奥地利，我们的许多朋友也被关在监狱里，但是运动还是在发展。在法国，我们各地的支部都成为反抗侵略的灵魂和力量；它们在南方各大城市中夺得了地方政权；里昂、马赛、波尔多、图卢兹都发挥了在其他地 方没有见到过的力量，这应当完全归功于国际会员的努力。在比利时，我们有强大的组织，我们的比利时各支部刚胜利地开过自己的第六次地区代表大会。在瑞士，不久以前在我们各支部之间出现的意见分歧，看来开始平息下去。我们从美国又接纳了一些新的支部，即法国人支部、德国人支部和捷克人（波希米亚人）支部，此外，我们同一个很大的美国工人组织——劳工同盟（Labor League）⁴³仍然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

　　希望很快能得到你们的新消息，向你们致兄弟般的敬礼。

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
弗·恩·

弗·恩格斯写于1871年2月13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注　　释

42 《致国际工人协会曲事牙联合会委员会》是恩格斯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的对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12月14日来信的复信。恩格斯在信中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他指出，在社会革命的思想越来越成为工人阶级共同信念的情况下，必须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见本卷第92页）。他还告诫工人阶级决不能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并提出利用普选权进行政治斗争，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指出“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见本卷第92页）。
　　1871年2月7日国际总委员会会议授权恩格斯负责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的通信。恩格斯在同国际西班牙各支部建立联系后，便坚决支持和引导这些支部同巴枯宁主义作斗争。从1871年初起，西班牙成为巴枯宁分子的活动地盘。在这个国家，巴枯宁分子在国际的机构内部组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企图攫取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权。尽管巴枯宁分子进行分裂活动，但国际的思想在西班牙工人阶级中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并且在西班牙相继出现了国际工人协会的许多新的支部。
　　复信写于1871年2月13日，原文是法文，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91。
43 指全国劳工同盟，该同盟于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尔维斯积极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在美国开展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促进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维护女工权利的斗争中，同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卡梅伦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劳工同盟召开了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同盟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人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人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指望通过这种改革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消灭银行制度。1870——1871年、一些工人组织脱离了劳工同盟，到1872年该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94。

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⁴⁴

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导言⁴⁵

　　要求再版国际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并给它写一篇导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我在这里只能简略地谈一下最重要的几点。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较短的宣言。首先是因为《内战》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没有第一篇宣言作参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其次是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所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¹⁾中已初次表现出的惊人的才能，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准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是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⁴⁶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难道这个预言不是已经得到了证实？难道我们不是又经受了20年的俾斯麦统治？对蛊惑者的迫害⁴⁷不是换成了非常法⁴⁸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警察不是专横如故，法律不是同过去不差分毫地遭到可怕的歪曲？

　　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兼并之后，德国就得要么公开成为俄国的工具，要么在稍经喘息之后准备一场新的战争，而且是准备一场“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这一预言难道不是不差分毫地得到了证实？难道兼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20年内徒劳地巴结沙皇，为他效犬马之劳，其卑躬屈节不是甚于小小的普鲁士在成为”欧洲第一强国”以前常为”神圣俄国”卑恭效力之时？难道一场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天天悬在我们的头上？这场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使各国君主间一切立有盟约的联盟烟消云散；这场战争除了可以肯定其结局是绝对无法肯定的以外，其余的什么都不能肯定；这场战争将是种族战争，它将使整个欧洲遭受1500万或2000万武装士兵的蹂躏；这场战争之所以还没有爆发，只是因为连最强的军事大国也为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

　　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读到这两篇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证明国际在1870年所采取的工人政策的远见性的光辉文件。

　　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贝尔维尔一带的坡地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这一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并且写得简洁有力而又那样尖锐鲜明，尤其是那样真实，是后来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的。

　　法国从1789年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使巴黎在最近50年来形成了这样的局面：那里爆发的每一次革命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就是说，用鲜血换取了胜利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总是提出自己的要求。这些要求或多或少是含糊不清的，甚至是混乱的，这与巴黎工人每次达到的发展程度有关；但是，所有这些要求归根到底都是要消灭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至于这一点如何才能实现，的确谁也不知道。然而，这一要求本身，尽管还很不明确，可是对现存社会制度已经含有一种威胁；而且提出这个要求的工人们还拥有武装；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这种情形第一次发生于1848年。属于议会反对派⁴⁹的自由派资产者举行了要求改革的宴会，目的是要实现一种能保证他们的政党取得统治地位的选举改革。⁵⁰对政府进行的斗争日益迫使他们去求助于人民，于是他们不得不逐步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激进阶层和共和阶层走在前面。可是，这些阶层的背后是革命的工人，他们从1830年以来已经取得了比资产者，甚至比共和派所设想的要多得多的政治独立性。当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危机的时候，工人们就打起了巷战；路易—菲力浦消失了，选举改革也同他一起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国，而且胜利的工人们甚至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至于这个社会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清楚，就是工人们自己也不清楚。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拥有武装，已经成了国家里的一支力量。所以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一感到他们脚下的根基已经相当稳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事实果然如此。他们直接违背诺言，公开嘲弄工人并企图把失业者流放到边远省份去，逼得工人举行了1848年的六月起义¹⁸。政府早已处心积虑地为自己保证了压倒优势。工人们经过了五天英勇斗争，终于失败。接着，对手无寸铁的俘虏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这样的屠杀自那场导致了罗马共和国覆灭的内战以来还未曾见过。资产阶级第一次表明了，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然而，和资产阶级在1871年的狂暴比较起来，1848年事件还只能算是一种儿戏。

　　惩罚接踵而来。如果说无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么资产阶级却已经再也不能管理法国了。至少当时不能，因为那时资产阶级大部分还是保皇主义的，并且分裂为三个王朝政党⁵¹和一个共和党。它的内部纷争，使得冒险家路易·波拿巴能把一切权力阵地，即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尽行占据，并且在1851年12月2日把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即国民议会也打碎了。第二帝国开创了这样一种局面：由一帮政治冒险家和金融冒险家剥削法国，同时工业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先前在路易—菲力浦的目光狭窄、畏缩不前的体制下，在只由大资产阶级中一小部分人独揽统治权的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路易·波拿巴以在工人面前保护资产阶级并反过来在资产阶级面前也保护工人为借口，夺去了资本家手中的政权；而他的统治却便利了投机事业与工业活动，简言之，使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繁荣与发财致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得到更大程度发展的还是贪污舞弊和普遍的盗窃，干这些事情的人廉集在皇帝宫延周围，从繁荣所带来的财富中抽取巨额的红利。

　　但第二帝国是对法国沙文主义的召唤，它意味着要求恢复1814年失去的第一帝国的边疆，至少恢复第一共和国的边疆。法兰西帝国局限在旧帝国的疆界内，甚至局限在1815年又经削割的疆界内，从长远而论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必然要不时地进行战争并扩大疆土。而扩大疆土，再没有什么会像朝德国莱茵河左岸扩张那样强烈地吸引着法国沙文主义者了。莱茵河畔一平方英里，在他们眼中要比阿尔卑斯山区或其他任何地方的十平方英里宝贵得多。只要第二帝国存在，要求收回———下子收回或是一块一块地收回——莱茵河左岸地区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个时间随着1866年的普奥战争到来了。波拿巴在指望获得“领土报酬”方面既然吃了俾斯麦的亏，吃了他自己过分狡猾的观望政策的亏，除发动一场战争之外也就别无他法。这场战争在1870年爆发了，结果是把他推上了色当，随后又把他送到了威廉堡。⁵²

　　 必然的后果就是1870年9月4日的巴黎革命⁵³。帝国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倒塌了，共和国又重新宣告成立。但是敌人已站在大门口；帝国的那些军队不是被死死地围困于梅斯，就是在德国当了俘虏。在这种危急关头，人民允许前立法团的巴黎议员们组成了“国防政府”。由于这时所有能荷枪作战的巴黎人都为保卫国家而加入了国民自卫军并武装了起来，从而工人在国民自卫军中占了绝大多数，所以人民就更欣然地同意组成这样的政府。但是此后不久，几乎完全由资产者组成的政府和武装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就暴露出来了。10月31日，有几个工人营攻下了市政厅，并且逮捕了一部分政府成员。可是，由于有人背叛，由于政府直接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几个小资产阶级营进行干涉，被捕者又被释放；而为了避免在遭受外敌围困的城内引发内战，人民仍然让原有的政府继续执政。

　　终于，备受饥饿折磨的巴黎在1871年1月28日投降了，但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荣投降。炮台交出了，城墙上的武装解除了，战斗团和别动队交出了武器，被视为战俘。然而国民自卫军却保存了自己的枪械和大炮，只是同胜利者实行了停战。胜利者不敢耀武扬威开进巴黎；他们只敢占据巴黎的一个小角落，其中有一部分还是公园，而且这个角落也只被他们占了几天！在这几天内，曾把巴黎围困了131天的胜利者们自己却处于巴黎武装工人的包围之中，这些工人机警地监视着，不让一个“普鲁士人”越出让给外国侵略者的那个角落的狭窄界限。巴黎的工人们竟使一支让全部帝国军队放下了武器的军队对他们那样敬畏。跑到这里来向革命策源地进行报复的普鲁士容克们，不得不正是在这个武装的革命面前恭恭敬敬地停下来，向它敬礼！

　　在战争期间，巴黎工人只限于要求坚决继续打仗。可是现在，巴黎投降了，和平了，⁵⁴这时新的政府首脑梯也尔不能不看到，只要巴黎工人手里还有武器，有产阶级——大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的统治就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解除工人的武装。3月18日，他派了军队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是在巴黎被围期间由公众捐款制造的。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全巴黎像一个人一样奋起自卫，于是巴黎和盘踞在凡尔赛的法国政府之间的战争即告开始。3月26日，巴黎公社被选出，3月28日正式宣告成立。到这时为止执行着政府职能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全权交给了公社。而在此以前该委员会已经下令废除了声名狼藉的巴黎“风纪警察”。3月30日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把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都要参加的国民自卫军宣布为唯一的武装力量。公社免除了从1870年10月至次年4月的全部房租——把已付的租金转做以后的预付租金，并且停止变卖市立典押借贷处里所有的典押物品。同日又批准了选入公社的外国人为公社委员，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²⁾。4月1日规定，公社公务人员（因而也包括公社委员本身）的薪金，不得超过6000法郎（4800马克）。次日下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用于宗教事务的一切开支，并把一切教会财产转为国家财产；4月8日又据此下令把一切宗教象征、神像、教义、祷告，总之，把“有关个人良心的一切”，从学校中革除出去，⁽³⁾此命令逐步付诸实施。4月5日，鉴于凡尔赛军队每天都枪杀被俘的公社战士，颁布了扣压人质的法令，可是这项法令始终没有贯彻执行。4月6日，国民自卫军第137营把断头机拖了出来，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当众烧毁。4月12日，公社决定毁掉旺多姆广场上由拿破仑在1809年战争后用夺获的敌军大炮铸成的凯旋柱，因为它是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的象征。这项决定是在5月16日执行的。4月16日，公社下令，对被厂主停工的工厂进行登记，并制订计划：把这些工厂的原有工人联合成合作社以开工生产，同时还要把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4月20日，公社废止了面包工人的夜工，还取消了从第二帝国时起由警察局指派的最精于剥削工人之道的家伙们独家经营的职业介绍所，这种职业介绍所交由巴黎20个区的区政府接管。4月30日，公社下令封闭当铺，因为当铺是供私人用来剥削工人的，同工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权利和进行借贷的权利相抵触。5月5日，公社决定拆毁专为处死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筑的小教堂。

　　这样，从3月18日起，先前被抵抗外敌侵犯的斗争所遮蔽了的巴黎运动的阶级性质，便以尖锐而纯粹的形式显露出来了。因为公社委员几乎全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过的决议也都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这些决议，要么是规定实行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敢实行的、然而却是工人阶级自由行动的必要前提的那些改革，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而言纯属私事的原则；要么就是直接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有时还深深地触动了旧的社会制度。但是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内，实行这一切措施最多只能作出一个开端。从5月初起，全副力量都用到同不断增多的凡尔赛政府大军作战上去了。

　　4月7日，凡尔赛军队在巴黎西线夺取了讷伊近旁的塞纳河渡口，但是，4月11日，他们向南线进攻时却被埃德将军击退，伤亡惨重。巴黎遭到不停的炮击，而下令开炮的恰恰是曾经指斥普军炮击巴黎为亵渎圣地的人。就是这些人现在乞求普鲁士政府急速遣返在色当和梅斯被俘的法国士兵，好为他们去夺回巴黎。由于这批兵员陆续开到，凡尔赛军队从5月初起就占了决定性的优势。这种情况在4月23日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一天，梯也尔停止了根据公社提议开始进行的谈判，谈判的内容是用作为人质关在巴黎的巴黎大主教⁽⁴⁾及其他许多神父来交换两度当选为公社委员、但被关在克莱尔沃的布朗基一人。而在梯也尔改变了的说话口气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更加明显，他先前说话是慎重而含糊的，现在忽然变得蛮横无礼咄咄逼人了。在南线，凡尔赛军队于5月3日占据了穆兰—萨凯多面堡，9日占据了已被炮火完全夷为平地的伊西堡，14日占据了旺沃堡。在西线，他们陆续攻占城墙外的许多村庄和建筑物，一直推进到主墙的脚下，5月21日，由于有人叛卖以及在那里驻防的国民自卫军疏忽大意，他们得以闯进城内。占据着北部和东部炮台的普鲁士军队，准许凡尔赛t军队取道城市北部按照停战协定条款禁止他们进入的地带向前推进，从而使他们能够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实行进攻。巴黎人想必认为这一地带有停战协定作为保障，因而防守不力。正因为如此，巴黎西半部即真正的富人区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闯入的敌军越接近东半部即真正的工人区，所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越顽强。只是在经过八天的战斗之后，最后一批公社捍卫者才在贝尔维尔和美尼尔芒坦的高地上倒下去，这时对赤手空拳的男女老幼已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越来越疯狂的屠杀达到了顶点。用后装枪杀人已嫌不够快了，于是便用机关枪去成百上千地屠杀战败者。最后一次大屠杀是在拉雪兹神父墓地上的一堵墙近旁发生的，这堵“公社战士墙”至今还伫立在那里，作为无声的雄辩见证，说明一旦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杀，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包围着巴黎东北部的普鲁士军队奉命不得让一个逃亡者通过，但是军官看见士兵对人道比对上司命令更加肌人时，往往装做没看见。特别的荣誉应该归于萨克森军，它非常人道，放走了许多分明是公社战士的人。

　　如果我们今天在过了20年之后来回顾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动和历史意义，我们就会发觉，对《法兰西内战》中的叙述还应作一些补充。

　　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 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时，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如此，由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组成的公社也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遭到历史的嘲弄。

　　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说：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它根本是无益的，甚至有害，因为它是束缚工人自由的锁链之一；它是十足的教条，无用而且累赘，既违反节省劳动的原则又同工人的自自相矛盾；它的缺点比优点发展得更快；与它相反，竞争、分工、私有财产才是经济力量。只是作为例外——蒲鲁东就是这样说的——即对于大工业和大企业，比如对于铁路来说，工人的联合才适用（见《革命的总观念》⁵⁵第3篇）。

　　其实在1871年，甚至在巴黎这个手工艺品生产中心，大工业也已经不再是什么例外了，所以公社的最重要的法令，就规定要把大工业以至工场手工业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工作不但应该以每一工厂内工人的联合为基础，而且应该把所有这些合作社组成一个大的联社⁽⁵⁾，简言之，这种组织工作，正如马克思在《内战》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归根到底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⁶⁾，即导致与蒲鲁东学说正相反的方面。正因为如此，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现在这个派别在法国工人中间已经绝迹了；目前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无可争议地占有统治地位，这种情形在“可能派”中间丝毫不亚于在“马克思派”中间。只有在“激进的”资产阶级中间还有蒲鲁东派存在。

　　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他们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一批相对说来数目较少的意志坚决、组织良好的分子，在一定的有利时机不仅能够夺得政权，而且能够凭着一往无前的强大毅力保持政权，直到把人民群众吸引到革命方面并使之聚集在少数领袖周围。这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在此以前，中央集权政府进行压迫所凭借的力量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机构。正是这支由拿破仑在1798年建立、后来每届新政府都乐于接过去用以反对自己敌人的力量，在一切地方都必须消除，就像在巴黎已经消除那样。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地想要摆脱这种已难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美国，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来只应为社会充当工具的国家政权怎样脱离社会而独立化。那里没有王朝，没有贵族，除了监视印第安人的少数士兵之外没有常备军，不存在拥有固定职位或享有年金的官僚。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这种打碎旧的国家政权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内战》第三章已经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扼要地谈谈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正是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坚信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国家废物全部抛掉。

　　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弗·恩格斯
　　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
　　20周年纪念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3月18日以前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28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⁵⁶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1864年11月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我们曾经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下，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我们当时用这样的话描述了国际所主张的对外政策：“……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⁷⁾

　　路易·波拿巴利用法国的阶级斗争篡夺了政权，并且以不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来延长其统治，无怪他一开始就把国际看做危险的敌人。在全民投票的前夕，他下令在巴黎、里昂、鲁昂、马赛、布雷斯特以及其他地方，即在法国全境搜捕国际工人协会各个领导机构的成员，借口说国际是一个秘密团体，试图密谋暗杀他；这种借口之荒唐无稽，不久就由他自己的法官们揭穿了。⁵⁷国际的法国各个支部的真正罪行究竟何在？就在于他们曾经公开地大声告诉法国人民：参加全民投票就等于投票赞成对内专制和对外战争。的确，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在法国所有的大城市，所有的工业中心，工人阶级都一致起来反对全民投票。不幸，由于农村地区的极端愚昧无知，形势发生了逆转。欧洲各国的证券交易所、政府、统治阶级和报刊都欢庆全民投票的成功，认为这是法国皇帝对法国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实际上这是个谋杀的信号，谋杀的对象已不是一个人，而是许多民族。

　　1870年7月的军事阴谋不过是1851年12月的政变⁵⁸的修正版。初看起来，事情荒谬得很，全法国都不肯相信当真要发动战争。他们宁肯相信那位把内阁的好战言论斥为不过是交易所把戏的议员⁽⁸⁾。当7月15日立法团终于被正式告知要打仗的时候，全体反对派都拒绝批准初步费用，甚至梯也尔也斥此事为“可憎”；巴黎所有独立的报纸都对此事进行了谴责，并且，说也奇怪，外省的报纸也与它们几乎采取一致行动。

　　与此同时，国际的巴黎会员也再次行动起来。在7月12日的《觉醒报》上，他们发表了《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现摘引几段如下：

　　 “在保持欧洲均势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借口下，政治野心又在威胁世界和平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工人们！把我们的呼声联合成为共同反对战争的怒吼吧！……　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荒谬绝伦的犯罪行为。我们渴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坚持反对那些自己不付血税却利用社会灾难来进行新的投机的人的黯武叫嚣！……　德国弟兄们！我们彼此分裂只会使专制制度在莱茵河两岸都获得完全胜利……　全世界的工人们！不管我们的共同努力在目前会产生怎样的结果，我们这些不分国界的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代表法国工人向你们表示良好的祝愿和敬意，并保证忠于牢不可破的团结。”

　　在我们的巴黎支部发表这个宣言以后，接着法国各地也发出了许多同样的宣言，我们这里只能援引其中一篇。塞纳河畔讷伊支部在7月22日的《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宣言中说：

　　 “这次战争是正义的吗？不！这次战争是民族的吗？不！这只是王朝的战争。为了人道，为了民主，为了法国的真正利益，我们完全并坚决拥护国际反对战争的声明。”

　　这些抗议表达出了法国工人的真实情感。不久就发生一件奇事证明了这一点。原先在路易·波拿巴当总统的时候纠集起来的十二月十日帮换上了工人的衣服，受指使跑上了巴黎的大街去表演战争狂热⁵⁹，市郊的真正工人们当即出来举行了拥护和平的示威，声势异常浩大，以致警察局长皮埃特里觉得还是立即禁止任何街头政治活动为妙。他提出的借口是，忠诚的巴黎人民已经充分地宣泄了他们蕴藏已久的爱国情感与高涨的战争热情。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进程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从德国方面来说，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置于必须进行自卫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能够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士！是俾斯麦恰恰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目的是要镇压普鲁士本国人民的反抗，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吞并全德。假定萨多瓦之役⁶⁰不是打胜而是打败了，法国军队就会以普鲁士盟友资格在德国到处横行。普鲁士在胜利之后，难道曾有过片刻想要以一个自由的德国去和一个被奴役的法国相对抗吗？恰恰相反。普鲁士细心保存了自己旧制度固有的一切妙处，另外又采纳了第二帝国的一切奸猾伎俩：它的真专制与假民主，它的政治面具与财政骗局，它的漂亮言辞与龌龊手腕。波拿巴体制以前只是在莱茵河的一岸称雄，如今在河的另一岸又出了个貌似一样的体制。在这种形势下，除了战争，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听任目前这场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么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德国在它的所谓解放战争⁴⁶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将会变本加厉地重新落到它的头上。

　　然而，国际的原则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传播非常广，扎根非常深，我们不必担心会发生这种悲惨的结局。法国工人的呼声已经在德国得到了反响。7月16日在不伦瑞克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宣布完全赞同巴黎宣言，唾弃对法国持民族对立态度的主张。会上通过的决议在结束语中是这样说的：

　　 “我们反对一切战争.而首先反对的是王朝战争……　我们为即将被迫参加一场无可避免的不幸的防御战争而深感悲痛，同时我们向德国全体工人阶级呼吁：一定要使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灾难不再重演。为此，工人阶级必须争取让各国人民自己都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⁹⁾

　　在开姆尼茨，代表5万萨克森工人的代表大会⁶¹一致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我们以德国民主派的名义，特别是以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名义宣布，目前这场战争完全是王朝战争……　我们高兴地握住法国工人们向我们伸出的兄弟之手……　我们牢记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永远也不会忘记世界各国的工人都是我们的朋友，而世界各国的专制君主都是我们的敌人。”

　　国际的柏林支部也回答巴黎宣言说：

　　“我们全心全意地支持你们的抗议……　我们庄严地宣誓：无论是军号的声音或大炮的轰鸣，无论是胜利或失败，都不能使我们背离我们为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而奋斗的共同事业。”

　　好极了！

　　在这场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闪现着俄国的阴影。不祥的征兆是，目前的这场战争发出信号时，正赶上俄国政府刚刚建成它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道线并且已经向普鲁特河方向集结军队。不论德国人在反对波拿巴侵略的防御战争中应该得到怎样的同情，只要他们容许普鲁士政府请求或者接受哥萨克的援助，那他们得到的同情就会立即失去。他们应该记得，德国在进行了反对拿破仑第一的解放战争以后，曾经有数十年之久匍甸跪倒在沙皇脚下。

　　英国工人阶级向法国工人和德国工人伸出了友谊的手。他们深信，不管当前这场可憎的战争进程如何，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联合终究会根绝一切战争。法国当局和德国当局把两国推入一场手足相残的争斗，而法国的工人和德国的工人却互通和平与友谊的信息。单是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向人们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暇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

　　这个新社会的开路先锋就是国际工人协会。¹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尔加思　　 乔治·米尔纳
　　马丁·詹·布恩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　　查理·默里
　　考埃尔·斯特普尼　　　 乔治·奥哲尔
　　约翰·黑尔斯　　　　 詹姆斯·帕涅尔
　　威廉·黑尔斯　　　　 普芬德
　　乔治·哈里斯　　　　 吕尔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约瑟夫·谢泼德
　　勒格廖利耶　　　　 斯托尔
　　W.林特恩　　　　　 施穆茨
　　捷维·莫里斯　　　　 威·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乔万尼·波拉………………………意大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美国
　　执行主席　本杰明·鲁克拉夫特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7月23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7月19—23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第1702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⁶²

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在我们7月23日发表的第一篇宣言中，我们说过：

　　 “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它以一场模仿丑剧开始，仍将以一场模仿丑剧告终。但是不应该忘记，正是欧洲各国政府和统治阶级使路易・波拿巴能够把复辟帝国的残酷笑剧表演了18年之久。”

⁽¹⁰⁾这样，在军事行动实际开始以前，我们就已经把那个波拿巴泡沫当做过去的事物来对待了。

　　我们对第二帝国生命力的看法没有错，我们担心在德国方面“战争失去其严格的防御性质而蜕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¹¹⁾，也没有错。从事实本身来看，防御性战争是到路易·波拿巴缴械、色当投降和巴黎宣告共和国成立时告终的。但是还在这些事件之前很久，当波拿巴军队腐朽透顶的情况刚一变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普鲁士军事上的幕后操纵者就决定要打一场征服战争了。不过在他们的面前有一个讨厌的障碍，即国王威廉自己在战争开始时发表的声明。威廉在北德意志联邦³⁹国会上发表的御座演说中，曾庄严地宣称，他是同法国皇帝作战，不是同法国人民作战。8月11日，他曾发布告法兰西民族书，其中说道⁽¹²⁾：

　　 “拿破仑皇帝在陆上和海上向昨天和今天一直都愿意同法国人民和平相处的德意志民族发动了进攻；为了打退他的进攻，我负起了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而现在战局驱使我越过了法国的国界。”

　　威廉并不满足于宣称他只是“为了打退进攻”才负起指挥德国军队的责任，以此来表白战争的防御性质，他又补充说，他只是在“战局驱使”下才越过了法国的国界。自然，防御战争并不排除“战局”所要求的进攻行动。

　　可见，这位虔诚的国王曾向法国和全世界保证他所进行的是严格意义的防御战争。怎样才能使他摆脱这一庄严保证的约束呢？导演这出戏的人们便不得不把事情弄成这样：仿佛威廉是违心地顺从了德意志民族的不可抗拒的要求。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他们那帮教授、资本家、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个在1846—1870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表现得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之狮的角色，当然是欣喜若狂。它再次要求它的公民独立自主的权利，摆出一副逼迫普鲁士政府的样子。逼迫政府干什么呢？逼迫政府接受政府自己的秘密计划。它深切忏悔不该那样长久地、几乎像信奉宗教一样地深信路易·波拿巴永无谬误，因此它大声疾呼要求肢解法兰西共和国。让我们略微听一听这些爱国勇士们所用的独特论据吧。

　　他们不敢公然说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居民渴望投入德国怀抱。恰恰相反。为了惩罚这些居民对法国的爱国情感，斯特拉斯堡（一个有一座居高临下的独立要塞的城市）被“德意志的”爆炸弹野蛮地滥轰了六天之久，城市被焚毁，大批赤手空拳的居民被杀害！当然啦！这两省的领土先前有个时候曾经隶属于早已寿终正寝的德意志帝国。因此，这块领土连同它所有的居民，看来应该当做德国不可剥夺的财产加以没收。如果依照古玩鉴赏家的想法恢复昔日欧洲的地图，那就千万不要忘记，先前勃兰登堡选帝侯曾以普鲁士领主身份做过波兰共和国的藩臣⁶³。

　　但是，更有心计的爱国者们要求占有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的理由是，此乃防止法国侵略的“物质保证”。因为这种卑鄙的口实曾把许多头脑迟钝的人弄得糊里糊涂，我们认为有责任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毫无疑义，阿尔萨斯的一般地势（和莱茵河对岸相比而言），加上约在巴塞尔和盖默斯海姆之间的半路上有斯特拉斯堡这样一个筑垒大城市，这就使法国入侵南德意志十分容易，而从南德意志入侵法国就特别困难。同样毫无疑义，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区并入德国，会大大加强南德意志的边防，因为那时南德意志将能够控制全部孚日山脉和作为北面关隘屏障的各个要塞。如果梅斯也被并入，当然，法国两个主要的对德作战基地一时就都失掉了，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南锡或凡尔登建立新的基地。德国有科布伦茨、美因茨、盖默斯海姆、拉施塔特和乌尔姆等，这些基地都是用于对法国作战的，并且在这次战争中都曾被充分地加以利用。如果德国连法国在这一地带仅有的两个还算是有价值的要塞——斯特拉斯堡和梅斯——都不肯给它留下，那还有什么公平可言？况且，斯特拉斯堡只有在南德意志成为与北德意志分离的势力时，才能使南德意志受到威胁。从1792年到1795年，南德意志一次也没有从这方面受到侵犯，因为普鲁士当时参加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战争；但是，当普鲁士于1795年缔结了单独和约⁶⁴而把南方置之不顾的时候，南德意志立即受到以斯特拉斯堡为基地的侵犯，并且一直继续到1809年。实际上，统一的德国任何时候都能够使斯特拉斯堡以及驻在阿尔萨斯的任何法国军队无以为害，办法是：把自己的全部军队集中在萨尔路易和兰道之间——在这次战争中就是这样做的——并沿美因茨到梅斯的交通线进攻或应战。只要德国的大部军队驻扎在那里，那么从斯特拉斯堡向南德意志进犯的任何法国军队，都有被从侧翼包围和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如果最近这次战争证明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证明了从德国向法国进攻较为容易。

　　但是，老实说，把军事上的考虑当成决定国界的原则，岂不完全是一件蠢事和时代错乱吗？如果按照这条规则行事，那么奥地利就仍然有权要求取得威尼斯，要求取得明乔河一线：而法国就仍然有权为保护巴黎而要求取得莱茵河一线，因为巴黎从东北受到进攻的危险，无疑比柏林从西南受到进攻的危险要大。如果国界按军事利益来决定，那么这种要求就会没完没了，因为任何一条军事分界线都必然有其缺点，都可能用再兼并一些邻近地区的办法加以改善，并且这种国界永远也无法最终地和公允地划定，因为每一次总是战胜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从而播下新战争的种子。

　　全部历史的教训就是这样。就各民族来说和就个人来说都是如 此。为了剥夺对方的进攻能力，就必须剥夺对方的防御手段。不但要勒住对方的喉咙，而且要杀死对方。如果说过去有哪个战胜者曾经获取“物质保证”用以摧毁一个民族的力量的话，那就是拿破仑第一，他缔结了蒂尔西特和约⁶⁵，并利用这个和约来宰割普鲁士以及德国其余部分。然而，几年之后，他那赫赫威势就像一根腐烂的芦苇似的被德国人民摧毁了。普鲁士现在在它最狂妄的幻想中能够或者敢于向法国索取的“物质保证”难道能够和拿破仑第一曾从德国本身索取过的相比吗？结果也会是同样悲惨的。历史将来给予报应的时候，决不会是看你从法国割去了多少平方英里的土地，而是看你在19世纪下半叶重新推行掠夺政策的这种罪恶有多大！

　　条顿族的爱国喉舌们会说：但是你们不应该把德国人同法国人混为一谈呀。我们所要的不是荣誉，而是安全。德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在他们清醒的监护下，甚至掠夺行为也从未来战争的原因变成了永久和平的保证。1792年为了用刺刀镇压18世纪革命这一崇高目的而侵入法国的当然不是德国人呀！由于奴役意大利、压迫匈牙利和瓜分波兰而染污了双手的也不是德国人呀！在德国现行军事制度下，所有成年男子被分成现役常备军和归休常备军两部分，这两部分都必须绝对服从自己的天赐长上。这样的军事制度当然是维护和平的“物质保证”，并且是文明的最终目的！在德国，也如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有权势者的走卒总是用虚伪的自我吹嘘毒化社会舆论。

　　这帮德国爱国志士一看到法国的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两个要塞就装出气愤的样子，但是对于俄国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等处修筑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他们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好。他们在波拿巴入侵带来的恐怖景象面前周身发抖，而他们对于受俄皇监护的耻辱却若无其事。

　　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同样，在1870年，哥尔查科夫也和俾斯麦相互作出保证。⁶⁶从前，路易·波拿巴曾自鸣得意地认为1866年的战争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德国的最高主宰，同样，现在亚历山大也自鸣得意地认为1870年的战争将使德国和法国都精疲力竭，因而使他成为西欧大陆的最高主宰。当年第二帝国认为自己不能与北德意志联邦并存，如今专制的俄国也定会认为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帝国对它是一个威胁。这原是旧的政治制度的规律。在这个旧制度范围内，一国之所得即是他国之所失。沙皇能对欧洲发生极大的影响，是由于他对德国有传统的控制力。当俄国内部的那些火山似的社会力量有可能动摇专制制度最深固的根基时，难道沙皇能容许丧失他的这种国外威势吗？俄国的报纸已经用波拿巴的报纸在1866年战争结束后所用的口气说话了。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¹³⁾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扩张政策的工具⁽¹⁴⁾，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¹⁵⁾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支持了它所无力阻止的这场战争，把这看做是争取德国独立、争取法国和全欧洲从第二帝国这个可恶的梦魇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正是德国的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一起，撇下了半饥半饱的家庭而组成了英勇的军队的骨干。他们在国外战场上有许多人战死，而回国后还要有许多人穷死饿死⁽¹⁶⁾。所以他们现在也要求得到”保证”——保证使他们付出的无数牺牲不致白费，使他们获得自由，使他们对波拿巴军队的胜利不会像1815年那样变成德国人民的失败⁶⁷。而他们所要求的第一个这样的保证，就是给法国以光荣的和平并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在9月5日发表了一个宣言，坚决要求这些保证。宣言说：

　　 “我们抗议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我们了解我们是代表德国工人阶级说话的。为了法国和德国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和自由的利益，为了西方文明战胜东方野蛮的利益，德国工人决不能容忍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　我们将忠实地同我们的全世界工人同志们站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共同的国际事业而奋斗！”⁽¹⁷⁾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马上获得成功。既然法国工人在和平时期尚且不能制止住侵略者，那么德国工人在军事狂热时期又怎么会有更多的希望制止住胜利者呢？德国工人的宣言要求把路易·波拿巴当做普通罪犯引渡给法兰西共和国。他们的统治者却已在竭力设法重新把他扶上土伊勒里宫的宝座，认为他是能葬送法国的最①佳人选。可是无论如何，历史会证明，德国工人决不是像德国资产阶级那样由柔软的材料制成的。他们一定会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像他们一样为法国建立共和国而欢呼，但是同时我们感到不安，我们唯愿这种不安是无根据的。这个共和国并没有推翻王权，而只是占据了它空出来的位子⁽¹⁸⁾。它不是作为社会的胜利，而是作为民族的防御措施宣告成立的。它掌握在一个临时政府手中；组成这个政府的，一部分人是声名狼藉的奥尔良党人⁵¹，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而后者中间某些人的身上又在1848年六月起义¹⁸时期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这个政府的成员之间的职务分配情形是不妙的。奥尔良党人夺取了军队和警察这样一些重要据点，而自称共和党的人分到的则是那些说空话的部门。这个政府采取的最初几个步骤已经很清楚地表明，这个政府不只是从帝国那里继承了一大堆残砖断瓦，而且还继承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恐惧。如果说现在他们说了许多大话，以共和国的名义要求去做终归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其目的不是为了组建“可能存在的”政府而掀起一场喧嚣吗？这个共和国在它的某些资产阶级管理者的眼中，不是仅仅应当成为奥尔良王朝复辟的跳板和桥梁吗？

　　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¹⁹⁾，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①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英国工人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以求用外部的有效压力来强迫他们的政府改变不愿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态度。⁶⁸英国政府现在迟迟不决，大概是想以此为反雅各宾战争，为自己过去承认政变时所表现的不体面的草率态度弥补过失吧。⁶⁹此外，英国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府用一切力量反对肢解法国，而这种肢解是一部分英国报刊公然无耻地要求的⁽²⁰⁾。正是这部分报刊曾在整整20年内把路易·波拿巴崇奉为欧洲的救主，并且欢欣若狂地赞扬了美国奴隶主的叛乱。现在，它们也像那时一样，为奴隶主的利益卖力。

　　每一个国家的国际工人协会支部都应当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

　　共和国万岁！

总委员会：

　　罗伯特·阿普尔加思　　　马丁·詹·布恩
　　弗雷德里克·布拉德尼克　　 凯希尔
　　约翰·黑尔斯　　　　威·黑尔斯
　　乔治·哈里斯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洛帕廷　　　　　 本·鲁克拉夫特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理·默里　　　　乔治·奥哲尔
　　詹姆斯·帕涅尔　　　 普芬德
　　吕尔　　　　　　约瑟夫·谢泼德
　　考埃尔·斯特普尼　　　 斯托尔
　　施穆茨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俄国
　　奥·赛拉叶………………………比利时、荷兰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乔万尼·波拉……………………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 …………… 美国
　　执行主席　威廉·唐森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总 书 记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1870年9月9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卡·马克思写于1870年9月6—9日
原文是英文
1870年9月11—13日用英文以传单形式印发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法兰西内战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

一

　　1870年9月4日，当巴黎工人宣告成立共和国而几乎立刻受到法兰西举国一致欢呼的时候，有一伙钻营禄位的律师——梯也尔是他们的政治家，特罗胥是他们的将军——占据了市政厅。那时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这样一种迷信，即巴黎在一切历史危机时期负有代表全法国的使命，所以他们以为只要出示他们业已失效的巴黎议员证书，就足以使他们僭取到的法兰西统治者头衔合法化。在这伙人上台五天以后，我们在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已经向你们说明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了⁽²¹⁾。但是，当时巴黎处在措手不及的混乱状态下，工人阶级的真正领袖们还关在波拿巴的监狱里，而普鲁士军队又已经向巴黎开来，所以巴黎容忍了这些人掌握政权，不过附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只能为国防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然而要保卫巴黎，就不能不武装它的工人阶级，把他们组织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并且就在战争中锻炼他们的队伍。可是，武装巴黎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之间的这一冲突中，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

　　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遍访欧洲各国宫廷，以把共和国换成王国为条件，乞求调解。巴黎被围四个月以后，他们就认为开始谈论投降的适当时机，已经到来了，那时特罗胥在一次有茹尔·法夫尔及其他同僚在场的场合，向聚会的巴黎区长们讲了如下一席话：

　　“我的同僚们在9月4日当晚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巴黎究竟有没有可能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我当时毫不迟疑地作了否定的答复。现在在座的同僚中，有几位会证明我说的是实话，并且会同意我坚持这个看法。我那时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在目前的情况下，巴黎想要经受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将是一件蠢举。当然，我当时加了一句：这可能是一件英勇的蠢举，但终究不过是蠢举而已……　事变的发展〈由他自己策划的〉并没有推翻我的预见。”⁽²²⁾

　　特罗胥的这篇美妙而简短的演讲词，后来由当时在场的—位区长科尔邦先生公布了。

　　可见，还在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当天晚上，特罗青的同僚已经知道他的“计划”就是使巴黎投降。如果国防真的不仅仅是梯也尔和法夫尔之流图谋私人统治地位的幌子，那么9月4日一步登天的那些人在9月5日就应该引退，把特罗胥的“计划”告诉巴黎人民，让他们要么立即投降，要么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些无耻的骗子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要让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借以治好巴黎爱干英勇蠢举的毛病，同时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宣言来欺蒙它，说特罗胥这个“巴黎总督是永远不会投降的”⁽²³⁾，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决不会让出我们的一寸领土，决不会让出我们确堡上的一块石头”。而这同一个茹尔·法夫尔在给甘必大的一封信中却承认说，他们“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被特罗胥十分高明地委以巴黎军权的那些波拿巴匪徒们，在整个巴黎被围期间，在他们自己人相互的通信里，用粗鄙的语言对他们深知内幕的这种滑稽防御大加嘲笑（见公社《公报》上公布的巴黎卫戍军炮兵司令、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获得者阿尔丰斯·西蒙·吉奥写给炮兵师将军苏桑的信）。到1871年1月28日⁷⁰，骗子们终于丢开了假面具。国防政府投降了，它视极度的自甘屈辱为真正的英雄行为，变成了由俾斯麦的俘虏组成的法国政府——这样一个屈辱的角色，甚至连路易·波拿巴在色当时都未敢承当。这批投降派⁷¹在三月十八日事变以后仓皇逃往凡尔赛，把足以证明他们的卖国勾当的一些文件遗落在巴黎手中。正如公社在致外省的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为了销毁这些文件，

　　“这些人不惜把巴黎变为淹没在血海中的一堆瓦砾”⁽²⁴⁾。

　　国防政府的一些主要成员之所以一心要造成这样的结局，还有一些极特殊的个人原因。

　　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现在已经被茹尔·法夫尔专门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逗留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了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无可辩驳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爆发，准备到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帮擅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正是这个伪造文据犯在9月4日后刚一掌权，就出于同情而立即释放了皮克和塔伊费，这两个人是在帝国时代就在《旗帜报》丑闻⁷²中因伪造文件而被判了罪的。这两位先生中的一位，即塔伊费，竟敢在公社时期回到巴黎，公社立即又把他送回了监狱。而这个时候，茹尔·法夫尔却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声喊叫：巴黎正在释放一切囚犯！

　　厄内斯特·皮卡尔，国防政府中的这位约·密勒⁽²⁵⁾，在帝国时代曾钻营内务大臣职位而没有成功，现在自封为共和国的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叫做阿尔图尔·皮卡尔的人的哥哥。那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曾因诈骗而被逐出巴黎交易所（见1867年7月31日巴黎警察局的报告），并且因在任动产信用公司⁷³的一个分公司（帕勒斯特罗街5号）经理时盗用30万法郎被判有罪，犯罪事实是他自己供认的（见1868年12月11日警察局的报告）。厄内斯特·皮卡尔正是指派这个阿尔图尔·皮卡尔担任他主办的《自由选民》的主笔。财政部的这份报纸用官方谎言来误导一般的证券投机商，而阿尔图尔—皮卡尔则在财政部和交易所之间不断来来往往，利用法国军队的惨败发财。这一对宝贝兄弟的全部财务信件都落到公社手里了。

　　茹尔·费里在9月4日以前是个一文不名的律师，在围城期间以巴黎市长身份千方百计地利用饥懂搜刮了大笔钱财。他将来不得不交代他乱政失职之日，就是他受制裁之时。

　　这些人只能够在巴黎变成废墟时得到假释证⁽²⁶⁾，他们正好是俾斯麦所需要的人。经过一番重新摆布，一向躲在幕后操纵政府的梯也尔现在成了政府的首脑，而假释犯们则成了部长。

　　梯也尔这个侏儒怪物，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受法国资产阶级的倾心崇拜，因为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还在他成为国家要人以前，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已经显露出说谎才能了。他的政治生涯的记录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1830年以前，他和共和党人混在一起，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他背弃了他的恩人拉菲特而谋得了首相的位置。为了献媚于国王，他煽起了平民暴动来反对僧侣，因而使圣日耳曼奥塞鲁瓦教堂和大主教的宅邸遭受了抢劫，⁷⁴并且在对付贝里公爵夫人这件事情上充当了密探大臣和监狱产婆的角色。⁷⁵特朗斯诺南街上屠杀共和党人的事件以及接着颁布的针对新闻出版和结社权利的可憎的九月法令，都是他的杰作。⁷⁶1840年3月，他再度出任首相，以他的修建巴黎防御设施的计划⁷⁷震惊了全法国。在共和党人指责这个计划是一个危害巴黎自由的恶毒阴谋时，他在众议院中答复道：

　　 “什么话？你们竟以为一修建城防设施就会危害自由！首先，对任何一个可能存在的政府来说，你们如果假定它有朝一日会企图用炮轰首都的办法来保全自己，那你们就是在诽谤它……　殊不知这样一个政府在胜利后将会比在胜利前更加百倍地不可能存在。”

　　是的，除了预先已将炮台交给普鲁士人的政府，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于从这些炮台轰击巴黎。

　　1848年1月，当炮弹国王在巴勒莫城动手的时候⁷⁸，早已没有官位的梯也尔又在众议院中发表了演说：

　　 “诸位先生！你们都知道在巴勒奠发生的事情。一听说有一个大城市竟被连续轰击了48小时之久，你们大家都感到震惊〈纯系议会语言）0是被谁轰击的呢？是被行使战争权利的外敌轰击的吗？不是的，诸位先生，是被它自己的政府轰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不幸的城市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好啊，就是为了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就遭受了48小时的轰击……　请允许我向欧洲的舆论呼吁。挺身而出，从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讲坛上，用愤怒的言辞〈不错，是用言辞〉来斥责这种行动，这就是对人类的一个贡献……　当为自己的祖国效过劳〈这是梯也尔先生从来没有做过的〉的埃斯帕特罗摄政，想以炮轰巴塞罗那城来镇压那里的起义时，全世界各地都发出了共同的愤怒的呼声。”

　　过了一年半，梯也尔先生已经是法军炮击罗马⁷⁹的最狂热的辩护者之一了。其实，炮弹国王的过错看来只是在于他的轰击仅限于48小时而已。

　　二月革命¹⁶前几天，因被基佐弄得长期没官做没财发而满腹忿耀的梯也尔，一嗅到人民风暴将临的气息，就用那曾使他获得“蝇子米拉波”绰号的假英雄腔调在众议院中声称：

　　 “我属于革命党，不但属于法国的革命党，而且也属于全欧洲的革命党。我希望革命政府留在温和派的手中……　但是，即令这个政府落到了激烈人物以至激进派的孚中，我也决不因此放弃我的事业，我将永远属于革命党。”

　　二月革命爆发了。革命没有像这个小矮子所梦想的那样，把基佐内阁换成梯也尔内阁，而是以共和国代替了路易—菲力浦。在人民胜利的第一天，他小心翼翼地躲藏了起来，岂知工人们对他的鄙视已使他不会成为他们泄愤的对象了。虽然如此，尽管他有神奇的勇气，他还是继续避免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直到六月屠杀⁸⁰为他这种人的活动扫清道路的时候为止。那时，他就成了秩序党⁸¹及其议会制共和国的首脑。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种隐名的空位王朝，在这个空位王朝时期，统治阶级的所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暗中互相勾结起来压制人民，同时它们又因各自企图恢复自己的王朝而互相倾轧。梯也尔那时也如现在一样责备共和党人，说他们是巩固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他那时也如现在一样，对共和国说过刽子手对唐·卡洛斯说过的话：“我要杀你，是为了你好。”现在也和那时一样，他在取得胜利以后的第二天就禁不住高呼：帝国大业已成。尽管梯也尔满口都是关于必不可少的自由的虚伪说教，而且他还对路易·波拿巴怀有私怨，因为路易·波拿巴，愚弄过他并一脚踢开了议会制度——而这个小矮子心中明白，离开了议会那种人为的气氛他就变得一钱不值——尽管如此，第二帝国所干的一切可耻勾当都有他的参与：从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直到对普鲁士作战。他为对普战争煽风点火时拼命咒骂德国的统一——并不是把德国的统一看做掩盖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假面具，而是看做对法国固有的保持德国分裂状态的权利的侵犯。他喜欢用他那侏儒之臂在欧洲面前挥舞拿破仑第一的宝剑——他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就一味替拿破仑第一擦皮靴——可是他的对外政策始终是把法国引到极端屈辱的地步，从1840年的伦敦公约⁸²到1871年的巴黎投降和目前这场内战都是如此。在这场内战中，他得到俾斯麦的特许，驱赶色当和梅斯的俘虏去攻打巴黎。⁸³虽然他有随机应变的本事，虽然他的主张反复无常，但是此人一生都极端墨守成规。不言而喻，现代社会深层次的暗潮流他永远闭眼不看，而表面上明摆着的最清楚不过的变化，也是这样一个把头脑的全部活力都用来耍嘴皮的人所深恶痛绝的。例如，他不倦地把一切偏离法国陈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东西都指斥为渎犯神明。他在当路易—菲力浦的大臣时，曾经嘲骂铁路是荒诞的怪物，当他在路易·波拿巴时代处于反对派的地位时，他把任何改革法国陈腐的军事制度的尝试都斥为大逆不道。他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哪怕是极微小的稍有实际好处的事情。梯也尔始终不忘的，只是对财富的贪得无厌和对财富生产者的憎恨。他第一次当路易—菲力浦的内阁首相时，穷得和约伯一样，而到离职时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在这同一个国王手下最后一次当首相时（自1840年3月1日），他曾在众议院中被人公开指责侵吞公款。对于这个指责，他就报以眼泪了事。眼泪这种东西，他也像茹尔·法夫尔和任何别的鲸鱼一样，随时都能拿得出来。在波尔多的时候⁽²⁷⁾，他为了使法国避免即将来临的财政崩溃而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给自己规定了300万法郎的年俸；这就是他1869年在他的巴黎选民面前当做前景描绘出的那个“节俭共和国”的全部内容。他昔日在1830年的众议院中的同僚贝累先生（本人是一个资本家，然而也是巴黎公社的一个忠诚的委员），最近在一篇公开声明中对梯也尔说了如下一番话：

　　 “使劳动受资本的奴役，一向是你的政策的基础。从你看到劳动共和国在巴黎市政厅内宣告成立的那一天起，你就没有停止过向法国叫喊：这些人都是罪犯！”〔⁽²⁸⁾〕

　　梯也尔是一个谋划政治小骗局的专家，一个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一个在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伎俩的巨匠；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而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政治生涯劣迹昭彰，他的私生活同样为人所不齿——甚至在现在，他处在法兰西之苏拉的位置上，仍难免要以其自吹自擂之可笑衬托出其所作所为之可恨。

　　不仅把巴黎而且把全法国都拱手交给普鲁士的巴黎投降一举，是历时很久的一连串通敌卖国阴谋勾当的总收场，这些阴谋勾当，正如特罗胥自己所说，是9月4日的窃国大盗们在窃得政权的当天就开始推行的。另一方面，这次投降又是他们在普鲁士支持下对共和国和巴黎发动内战的开端。陷阱在投降条件中就已经布设好了。那时候，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土陷于敌人手中，首都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联络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要选出法国的真正代表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投降书中就规定国民议会必须在一周之内选出；结果法国许多地区只是在选举前夕才得到要进行选举的消息。并且，投降书中的一项条款明确规定，选举这个国民议会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决定和与战的问题，最后可能还要由它来签订和约。人民不能不感觉到：停战条款已经使战争根本不可能继续下去，而为了批准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和约，法国最坏的人便是最佳人选。但这些预先采取的办法还不能使梯也尔放心，于是他在停战的秘密尚未晓示巴黎以前，就动身到各省去作竞选旅行，以便在那些地方把正统派复活起来⁸⁴。必须让这一派和奥尔良派一起替换当时已无法立足的波拿巴派。梯也尔对他们并不害怕。这个正统派在现代法兰西组阁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敌手也就微不足道；而它在行动时，用梯也尔自己的话（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演说）来说，

　　 “一向只依靠三种资源：外敌入侵、内战和无政府状态”。

　　可见，充当反革命工具，还有哪个党派比这个党派更合适呢？正统派当真相信，他们期望已久的昔日的千年王国⁸⁵就要重现。真的，法国已沦于外敌的铁蹄之下，帝国被推翻了，波拿巴被俘虏了，而正统派则重新站起来了。显然，历史的车轮已经向后倒转，回到了1816年的“无双议院”⁸⁶⁽²⁹⁾。在1848—1851年的共和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中，代表正统派的是他们中一些颇有素养和富有议会斗争经验的人物；现在挤进来的都是这个党派的寻常庸碌之辈，即法国的所有布索那克。

　　当这个“乡绅议会”⁸⁷在波尔多刚刚开会的时候，梯也尔甚至没有让他们进行议会辩论就干脆告诉他们，必须立刻接受初步和约的条款，因为只有这样，普鲁士才会准许他们发动反对共和国及其堡垒巴黎的战争。反革命势力实在不能再耽搁时间了。第二帝国已使国债增加了一倍多，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战争极度地加重了债负，无情地耗尽了全国的财源。造成彻底崩溃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要求支付他的50亿赔款，对其中留待以后分期交付的款额加收5%的利息⁸⁸。由谁来支付呢？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场奴隶主叛乱。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阻挠这个阴谋的实现，这就是巴黎。解除巴黎的武装，是保证成功的首要条件。因此，梯也尔要求巴黎放下武器。接着就发生了一系列令巴黎人愤慨的事情“乡绅议会”进行疯狂的反共和国示威活动，而梯也尔本人对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含糊其词；巴黎面临砍去头颅取消首都地位的威胁⁸⁹，奥尔良分子被任命为驻外使节；杜弗尔就商业票据超期和房租拖欠问题提出的法令⁹⁰给巴黎工商业带来破产；普耶—凯尔蒂埃要求不论任何出版物一律每本征税两生丁；布朗基和弗路朗斯被判死刑；共和派报纸被查禁；国民议会迁到凡尔赛；当初由八里桥伯爵宣布而在9月4日取消了的戒严又重新恢复；十二月分子维努瓦⁹¹被任命为巴黎总督，帝国时期的宪兵瓦朗坦被任命为警察局长，耶稣会⁹²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被任命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现在我们要向梯也尔先生和他手下的国防人士们提出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梯也尔通过他的财政部长普耶—凯尔蒂埃先生谈妥了一笔为数20亿的借款。我们要问：

　　（1）据说在这笔生意中，安排了几亿佣金以饱梯也尔、茹尔·法夫尔、厄内斯特·皮卡尔、普耶—凯尔蒂埃和茹尔·西蒙的私囊，此事是真是假？

　　（2）据说只有在“平定”巴黎以后才支付这笔借款⁹³，此话是虚是实？

　　无论如何，此事必为某种原因所迫，因为梯也尔和茹尔·法夫尔已用波尔多议会大多数的名义毫不羞愧地乞求普鲁士军队立即占领巴黎。但是，俾斯麦的算盘不是这样打的，他回到德国以后对法兰克福那些衷心叹服的庸人们公开发表的那一番嘲讽性的言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二

　　武装的巴黎是实现反革命阴谋的唯一严重障碍。因此必须解除巴黎的武装。在这一点上，波尔多议会是很坦率的。如果乡绅议员们的狂暴鼓噪还令人听不出所以然，那么梯也尔把巴黎交给十二月分子维努瓦、波拿巴宪兵瓦朗坦和耶稣会会士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三人摆布，则已令人不能再有丝毫怀疑了。但是，阴谋分子们在狂傲地亮出解除巴黎武装这一真正目的的同时，却以一种极端露骨、极端卑劣的谎言作为要求巴黎放下武器的借口。梯也尔说，巴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属于国家的，必须交还给国家。事实是这样的：从投降的那一天起，巴黎就已严加戒备，因为在投降的时候，俾斯麦的俘虏们一方面签字画押把法国拱手交出，一方面却为自己保留了一支人数众多的警卫部队，目的毫不含糊，就是为了威胁巴黎。国民自卫军进行了改组，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了由国民自卫军全体官兵（某些旧波拿巴军队残部除外）共同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在普军开进巴黎的前夕，中央委员会设法把投降派故意遗弃在普军即将进驻的那些街区及其附近的大炮和机关枪运到了蒙马特尔、贝尔维尔和拉维莱特。这些武器是由国民自卫军筹款置备的。在1月28日的投降书中，正式承认这些武器是国民自卫军自有的财产，因而没有列入应该缴给胜利者的属于政府的武器总数之内。梯也尔实在找不出什么借口，哪怕是最蹩脚的借口来对巴黎开战，因此他只好采用明目张胆地撒谎的手段，说什么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是国家的财产！

　　夺取大炮显然正是全面解除巴黎武装，因而也就是解除9月4日革命武装的开端。可是，这次革命已经成为法国的合法局面。这次革命所产生的共和国，已在投降书上由胜利者予以承认。在投降以后，它又取得了外国列强的承认；还以它的名义召集了国民议会。9月4日的巴黎工人革命，是波尔多国民议会及其行政当局的唯一合法根据。如果没有9月4日的革命，这个国民议会就得立即让位给1869年在法国人统治下而不是在普鲁士人统治下由普选产生的、后来被革命强迫解散的立法团。梯也尔和他的那帮假释犯们就不得不认降，以便求得一张由路易·波拿巴签发的护身证件，以免长途跋涉前往卡宴⁹⁴。握有全权可以同普鲁士娟和的国民议会，不过是这次革命中的一个插曲，而革命的真正体现者仍然是武装的巴黎。正是巴黎发动了这次革命，为这次革命忍受了五个月的围困和饥饿的灾难，并且不顾特罗胥的计划而以自己的持久抵抗使外省有可能进行顽强的自卫战争。而现在，这个巴黎或者是按照波尔多那帮叛逆奴隶主的羞辱性命令放下武器，承认9月4日的革命只不过意味着使政权从路易·波拿巴手里转到那些同他竞争的保皇党人手里；或者是必须挺身而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保卫法国。但是，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消除那些产生了第二帝国并在帝国庇护下达到彻底腐朽地步的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要拯救法国于危亡并使之获得新生是不可能的。受过五个月饥饿煎熬的巴黎，片刻都没有犹豫。它英勇无畏地决心冒一切风险抗击法国阴谋分子，尽管当时有普鲁士的大炮从它自己的炮台上威胁着它，也在所不辞。但是，中央委员会极不愿巴黎被推入一场内战，因此，不管国民议会如何挑衅，不管行政当局如何借 越权限，也不管军队在巴黎城内和巴黎周围的集结造成多大威胁，它仍然坚持采取纯粹防御的立场。

　　是梯也尔发动了内战：他派维努瓦率领一大群警察和几个战斗团去夜袭蒙马特尔，企图出其不意地夺走国民自卫军的大炮。大家知道，由于国民自卫军的抵抗和战斗团士兵对人民的同情，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奥雷尔·德·帕拉丹事先已经印好了胜利公报，梯也尔也已经预备好了宣布他的政变措施的告示。现在这些只好都换成梯也尔的一项声明。声明说：他作出了宽容的决定：让国民自卫军保留他们的武器。他还说，相信国民自卫军会拿着这些武器团结在政府周围来反对叛乱分子。在30万国民自卫军中，只有300人响应了这个号召，团结在小矮子梯也尔的周围来反对他们自己。光荣的三月十八日工人革命完全掌握了巴黎。中央委员会就是革命的临时政府。欧洲一时似乎怀疑它新近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经历的惊人巨变到底是真的，还是早已消逝的往事的梦幻。

　　从3月18日到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完全没有出现像“上等阶级”的革命，特别是反革命中极为常见的那种暴行，因而它的敌人除了抓住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将军的被杀和旺多姆广场事件，是找不到任何借口来表示愤慨的。

　　勒孔特将军是参加夜袭蒙马特尔的波拿巴军官之一，他曾四次命令第81战斗团开枪射击聚集在皮加尔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群众，而当士兵们拒绝执行他的命令时，他就百般辱骂他们。是他自己的士兵没有射击妇孺而把他枪毙了。士兵们在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训练下所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习性，自然不可能在他们转到工人方面来的一刹那间就改变。克莱芒·托马也是被这些士兵处死的。

　　克莱芒·托马“将军”过去是一个不得志的军需中士，在路易—菲力浦统治的后期进入共和派的《国民报》报馆，为这家非常好斗的报纸充当责任代理人（gérant responsable⁽³⁰⁾）和决斗打手的双重角色。二月革命以后，《国民报》这派人掌握了政权，他们便让这位先前的军需中士摇身一变而成为将军。这是六月屠杀⁸⁰前夕的事情。他和茹尔·法夫尔一样，是这次事件的阴狠毒辣的策划人之一，也是这次屠杀的最卑鄙的刽子手之一。在此以后，他带着他的将军头衔隐没了很久，直到1870年11月1日才又出头露面。在这前一天，被执于市政厅中的国防政府曾向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其他工人代表庄严地允诺，把他们篡夺的政权转交给将由巴黎自由选出的公社。⁹⁵但是，国防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却驱使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他们现在代替了波拿巴的科西嘉兵⁹⁶——去蹂躏巴黎。只有塔米西埃将军一人不愿以这种背信弃义的勾当来玷污自己的名誉，辞去了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职务。代替他担任这个职务的克莱芒·托马便又当上了将军。他在任总司令的整个期间，不向普军作战，而向巴黎国民自卫军作战。他阻挠巴黎国民自卫军全面武装，挑动国民自卫军中的资产阶级营和工人营互相争斗，他清洗反对特罗胥“计划”的军官，而且偏偏把那些英勇善战、现在连最凶顽的敌人也为之震惊的无产阶级营诬蔑为怯阵而加以解散。克莱芒·托马感到十分得意的是，他又重新赢得了他在六月屠杀事件中享有的巴黎工人阶级大仇人的殊荣。就在3月18日的前几天，他向陆军部长勒夫洛呈递了他一手炮制的“彻底消灭巴黎暴民之la fine fleur（精粹）”的计划⁽³¹⁾。在维努瓦吃了败仗以后，他却偏偏要到场充当业余密探。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工人对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人被杀应负的责任，就像威尔士亲王夫人驾临伦敦时对被挤死者的命运应负的责任一样。

　　所谓在旺多姆广场上屠杀赤手空拳的公民，那是个神话。梯也尔先生和乡绅议员们在议会中决不提及此事，只让那些欧洲报界的走卒去传播。“秩序人物”即巴黎的反动分子，听到3月18日胜利的消息时吓得全身发抖。在他们看来，这是人民报复的时刻终于到来的信号。从1848年六月事件到1871年1月22日惨遭他们杀害的那些死者的冤魂⁹⁷，都浮现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受到的惩罚仅仅是这场惊吓。甚至警察也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解除武装关起来，反而是巴黎为他们敞开城门，让他们安然撤往凡尔赛。不仅没有触动“秩序人物”一根毫毛，反而容忍他们集结起来并在巴黎的正中心悄悄地占据不止一个据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宽容态度，武装工人的这种宽宏大量，与“秩序党”的作风差异太大了，以致“秩序党”竟误认为这只是工人自感软弱的表现。于是他们就产生了一个愚蠢的计划——试图在举行徒手的游行示威的幌子下做到维努瓦用大炮和机关枪所没有做到的事情。3月22日，从富人区里吵吵闹闹地走出了一群派头十足的人物，队伍里全都是纵祷阔少，领头的是埃克朗、科特洛贡、昂利·德·佩恩之流这样一些著名的帝国猪仔。这一帮流氓胆怯地以和平示威游行做幌子，暗中携带杀人凶器，在街上列队行进，遇到单独值勤的国民自卫军巡逻兵和哨兵，就加以凌辱并缴械。他们走出和平街时高喊着“打倒中央委员会！打倒杀人犯！国民议会万岁！”企图冲过岗哨的警戒线，出其不意地占领设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国民自卫军总部。国民自卫军在受到手枪射击后，按常规发出sommations（在法国相当于英国的骚扰取缔令）⁹⁸，此措施无效，国民自卫军的将领⁽³²⁾才下令开枪。一排枪就打得这群愚蠢的花花公子抱头鼠窜，而这些家伙本来以为只要一摆出他们的“派头”来，就会对巴黎革命产生出像约书亚的羊角声对耶利哥城墙所产生的那种影响⁹⁹。国民自卫军方面有两人被这些窜逃分子打死，有九人受重伤（其中一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³³⁾）。在这帮家伙这次建功立业的现场，到处都抛弃有手枪、匕首和手杖刀这类证明他们“徒手”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证物。当1849年6月13日国民自卫军为抗议法军穷凶极恶地袭击罗马而举行真正的和平示威游行¹⁰⁰时，当时的秩序党的将军尚加尔涅曾被国民议会特别是被梯也尔先生推崇为社会救主，因为他让自己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击赤手空拳的群众，用枪击、刀斩和马踏来对付他们。巴黎当时宣布了戒严。杜弗尔急忙在国民议会通过了许多新的镇压法令。新的逮捕，新的流放，新的恐怖统治开始了。但是现在“下层等级”处理这样的事情却迥然不同。1871年的中央委员会干脆就没有去理会那些“和平示威”的英雄们，结果仅仅过了两天他们就又能够纠合在一起，在海军上将赛塞率领下来了一次武装示威。人所共知，那次示威以窜逃凡尔赛收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⁸⁷们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容许秩序党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进行较量。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宏的战胜者互道温和的和解之词，可他们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誓，时机一到定要将对方消灭干净。

　　现在来看看这幅图画的背面吧。梯也尔在4月初第二次对巴黎开战。被送到凡尔赛去的第一批巴黎俘虏，受到了令人发指的残酷虐待，而厄内斯特·皮卡尔则两手插在裤袋里，在他们面前踱来踱去，路意耍笑他们，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由她们的贞（？）女⁽³⁴⁾们簇拥着，站在阳台上拍手喝采，欣赏凡尔赛匪徒的暴行。被俘的战斗团士兵都被冷酷地屠杀。我们英勇的朋友、铸工杜瓦尔将军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被枪决了。加利费——这是个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一篇公告中夸耀，他曾下令把被他的士兵突袭缴械的一小队国民自卫军连同队长和副队长一并杀害。维努瓦这个逃跑者，因发布把在公社战士当中抓到的战斗团士兵一律枪毙的通令，被梯也尔授予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宪兵德马雷也被授勋，因为他忘恩负义，像屠夫一样把高尚而豪爽的弗路朗斯，即在1870年10月31日救了国防政府头目们的命的那个弗路朗斯¹⁰¹，剁成了碎块。梯也尔在国民议会扬扬自得地大谈这次屠杀事件的“令人兴奋的细节”。议会里的一个小矮子居然得以扮演肢帖木儿的角色，他因此而忘乎所以，对敢于向他这个卑劣渺小的人物造反的人，竟剥夺他们依文明战争原则所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救护站中立权也包括在内。再没有比伏尔泰所预见的这种得以暂时路意发挥其老虎本能的猴子更加可恶的了⁽³⁵⁾（见附录第35页⁽³⁶⁾）。

　　4月7日的公社法令宣布采取报复措施，声明公社有责任“保护巴黎不受凡尔赛匪帮的野蛮虐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¹⁰²。在公社颁布了这个法令以后，梯也尔并未停止对被俘者的野蛮虐待，甚至在他的公报上这样侮辱他们说：“正直人士还从未这样痛心地目睹过代表一种堕落的民主制的如此堕落的面孔”——所谓正直人士就是像梯也尔和他的内阁里的假释犯那样的人。不过，枪杀俘虏还是暂时停止了一下。但是，当梯也尔和他的那些十二月将军们⁽³⁷⁾发现公社的报复法令只不过是空洞的威胁，连在巴黎抓到的假扮国民自卫军的宪兵密探和身上搜出燃烧弹的警察都得到了饶恕，他们立刻就又开始大批枪杀俘虏，直到杀完为止。躲藏有国民自卫军的房屋，被宪兵团团围住，浇上煤油（此种办法在这场战争中首次使用），纵火焚烧，烧焦的尸体后来被特尔纳街区的印刷厂救护队运走了。4月25日，有四名国民自卫军在贝尔一埃皮纳向一队骑兵投降，后来被这队骑兵的队长（加利费的好部下）开枪一个个打倒在地。这四个受害者中有一个被认为已打死了的名叫舍弗尔的人，爬回到巴黎的前哨地点，向公社的一个委员会证实了此事。当托伦就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向陆军部长勒夫洛提出质问时，乡绅议员们用叫喊声盖住他的发言，并且不让勒夫洛回答。对于他们“光荣的”军队说来，谈论它的行为就是对它的侮辱。梯也尔的公报宣布在穆兰—萨凯用刺刀杀死睡梦中的公社战士和在克拉马进行集体枪杀这种事件时所用的轻率口气，甚至使不那么容易激动的伦敦《泰晤士报》也为之震惊。但是今天要试图——列举出那些在外国侵略者卵翼下轰击巴黎、发起奴隶主叛乱的人们刚刚才开始的暴行，那是可笑的。面对这一切惨象，梯也尔竟忘记了他曾用议会辞令表白他对自己侏儒之肩所负的重任感到诚惶诚恐，居然在自己的公报上扬扬得意地说l'Assemblée siège paisiblement（议会一片和平气氛），他还不断地大摆延席，时而同他的十二月将军们狂饮，时而同德国王公们欢宴，以此来证明他依然健峻如初，甚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两人的鬼魂也没有败坏他的胃口。

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

　　 “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³⁸⁾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领主权利、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垄断以及地方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还阻碍着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现代国家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各个时期的政治体制下，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³⁹⁾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1830年的革命使政权从地主手里转到了资本家手里，也就是从离工人阶级较远的敌人手里转到了工人阶级的更为直接的敌人手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以二月革命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政权进行了六月屠杀⁸⁰，从而向工人阶级证明”社会”共和国就是保证使他们遭受社会奴役的共和国；向资产阶级中的大批保皇派和地主阶级证明，他们尽可以放心地让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去操治理国家之心，得治理国家之利。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建树了他们唯一的六月勋业以后，不得不从”秩序党”的前列退居后列——“秩序党”是一个由占有者阶级的所有相互倾轧的党派构成的联盟，是在这些党派现在公开宣布的同生产者阶级的对抗中形成的。他们合股执政的最适当的形式就是由路易·波拿巴任总统的议会制共和国。他们这个议会制共和国是一个公开实行阶级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体制。如果说，像梯也尔所讲的那样，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统治阶级的各个派别〉最不易分裂”⁽⁴⁰⁾，那么，它在这个人数很少的阶级和这个阶级以外的整个社会机体之间却挖了一道鸿沟。在以往各种体制下，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还使国家政权受到制约，现在由于这个阶级的联合，这种制约已经消失了。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但是，统治阶级对生产者大众不断进行的十字军征讨，使它不仅必须赋予行政机关以越来越大的镇压之权，同时还必须把它自己的议会制堡垒——国民议会——本身在行政机关面前的一切防御手段一个一个地加以剥夺。结果，这个体现于路易·波拿巴其人之身的行政机关把国民议会一脚踢开了。“秩序党”共和国的自然产物就是第二帝国。

　　这个以政变为出生证书、以普选为批准手续、以宝剑为权杖的第二帝国，声称它倚靠农民阶级，即倚靠没有直接卷入劳资斗争的广大生产者群众。它声称它通过打破议会制度并因而打破政府公开为有产阶级当奴仆的局面而拯救了工人阶级。它声称它以支持有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经济统治而拯救了有产阶级。最后，它声称它通过为所有的人恢复了国家荣誉的幻觉，而把一切阶级联合了起来。事实上，帝国是在资产阶级已经丧失统治国家的能力而工人阶级又尚未获得这种能力时唯一可能的统治形式。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社会救主。在它的统治下，资产阶级社会免除了各种政治牵挂，得到了甚至它自己也梦想不到的高度发展。工商业扩展到极大的规模；金融诈骗风行全世界；民众的贫困同无耻的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它本身的腐朽性以及它所拯救了的那个社会的腐朽性，恰恰被一心想把这个统治制度的最高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的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戳穿了。帝国制度是国家政权的最低贱的形式，同时也是最后的形式。它是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当做自己争取摆脱封建制度的解放手段而开始缔造的；而成熟了的资产阶级社会最后却把它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

　　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就是公社。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

　　既是旧政权中央政府所在地同时又是法国工人阶级社会大本营的巴黎，手执武器奋起反抗了梯也尔和乡绅议员们恢复并巩固帝国留给他们的这个旧政权的企图。巴黎所以能够反抗，只是由于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并用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来代替它。现在必须使这一事实成为制度，所以，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

　　公社在铲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支旧政府手中的物质力量以后，便急切地着手摧毁作为压迫工具的精神力量，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要重新过私人的清修隐遁的生活，像他们的先驱者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教育机构对人民免费开放，完全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人人都能受教育，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偏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

　　法官的虚假的独立性被取消，这种独立性只是他们用来掩盖自己向历届政府奴颜谄媚的假面具，而他们对于那些政府是依次宣誓尽忠，然后又依次背叛的。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

　　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将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将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每一个地区的农村公社，通过设在中心城镇的代表会议来处理它们的共同事务；这些地区的各个代表会议又向设在巴黎的国民代表会议派出代表，每一个代表都可以随时罢免，并受到选民给予他的限权委托书（正式指令）的约束。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民族的统一不是要加以破坏，相反，要由公社在体制上、组织上加以保证，要通过这样的办法加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普选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正如个人选择权服务于任何一个为自己企业招雇工人和管理人员的雇主一样。大家都很清楚，企业也像个人一样，在实际业务活动中一般都懂得在适当的位置上使用适当的人，万一有错立即纠正。另一方面，如果用等级授职制¹⁰³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

　　一般说来，全新的历史创举都要遭到被误解的命运，即只要这种创举与旧的、甚至已经死亡的社会生活形式可能有某些相似之处，它就会被误认为是那些社会生活形式的翻版。所以，这个新的、摧毁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公社，就恰恰被误认为是那最初产生于现代国家政权之先、尔后又成为现代国家政权基础的中世纪公社¹⁰⁴的再现。公社体制被误认为是企图把各大国的统一——这种统一虽然最初由政治暴力所造成，但现已成为社会生产的强大因素——化为孟德斯鸠和吉伦特派¹⁰⁵所梦想的那种许多小邦的联盟。公社与国家政权的对抗被误认为是反对过分集权这一古老斗争的被夸张了的形式。可能是特殊的历史条件⁽⁴¹⁾阻碍了像在法国出现过的那种资产阶级政权形式的典型发展，并使得像英国那样的情况能够存在：庞大的中央国家机构在城市里有腐败的教区委员会、钻营私利的市议员、凶暴的济贫法委员会委员为其补充，在乡村里有实际上是世袭的治安法官为其补充。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此一举就会把法国的复兴推动起来。法国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控制着乡村，在路易—拿破仑时期，他们对乡村的控制为乡村对城市的虚假统治所取代。现在他们以为公社就是企图恢复他们过去的那种对乡村的控制。事实上，公社体制是把农村的生产者置于他们所在地区中心城市的精神指导之下，使他们在中心城市有工人作为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本身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牵制现在已被取代的国家政权的东西了。只有俾斯麦这个除了策划铁血阴谋之外，总是喜欢重操最适合于他的智力的旧业即给《喧声》杂志（柏林的《笨拙》杂志）撰稿的人，才会异想天开，以为巴黎公社要仿效普鲁士的市政体制。普鲁士的市政体制不过是1791年法国旧的市政组织的拙劣仿制品，它把城市管理机构降低为普鲁士国家警察机器上的辅助轮子。

　　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⁴²⁾和国家官吏。公社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那至少在欧洲是阶级统治的真正赘瘤和不可或缺的外衣的君主制已不复存在。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压迫性。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⁴³⁾，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说来也奇怪，虽然近60年来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劳动解放⁽⁴⁴⁾的高谈阔论和巨著，可是只要工人在什么地方决心由自己来做这件事，那些替以资本和雇佣奴隶为两极的现代社会（地主现在只不过是资本家的驯顺伙伴）说话的喉舌，立刻就出来大唱辩护之歌，仿佛资本主义社会还处在童贞和自璧无瑕的状态，仿佛它的对立还没有发展，它的欺人假象还没有被戳穿，它的丑恶现实还没有被揭露！他们叫喊说，公社想要消灭构成全部文明的基础的所有制！是的，先生们，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但这是共产主义“不可能的”共产主义啊！然而，统治阶级中那些有足够见识而领悟到现存制度已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人们（这种人并不少），已在拼命地为实行合作生产而大声疾呼。如果合作生产不是一个幌子或一个骗局，如果它要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如果联合起来的合作社按照共同的计划调节全国生产，从而控制全国生产，结束无时不在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动荡这样一些资本主义生产难以逃脱的劫难，那么，请问诸位先生，这不是共产主义“可能的”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

　　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工人阶级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满怀完成这种使命的英勇决心，所以他们能够笑对那些摇笔杆子的文明人中之文明人的粗野谩骂，笑对好心肠的资产阶级空论家的训诫，这些资产阶级空论家总，是滔滔不绝地宣讲他们那一套无知的陈词滥调和顽固的宗派主义谬论，口气俨如发布永无谬误的神谕一般。

　　当巴黎公社把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当普通工人第一次敢于侵犯他们的“天然尊长”⁽⁴⁵⁾的执政特权，在空前艰难的条件下虚心、诚恳而卓有成效地进行他们的工作，而所得报酬最高额还不及科学界高级权威人士⁽⁴⁶⁾所建议的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最低薪额的五分之一¹⁰⁶的时候，旧世界一看到象征劳动共和国的红旗在市政厅上空飘扬，便怒火中烧，气得浑身颤抖。

　　然而这是使工人阶级作为唯一具有社会首创能力的阶级得到公开承认的第一次革命；甚至巴黎中等阶级的大多数，即店主、手工业者和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也都承认工人阶级是这样一个阶级。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因为公社采取英明措施把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¹⁰⁷正是中等阶级的这一部分人在1848年为镇压六月工人起义出过力之后，立即被制宪议会毫不客气地交给他们的债主们去任意宰割。¹⁰⁸但这还不是他们现在靠拢工人阶级的原因⁽⁴⁷⁾。他们感觉到他们只能在公社和不管打着什么招牌的帝国之间进行抉择。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帝国侮辱了他们的伏尔泰思想，因为它把教育他们子弟的事情交给无知兄弟会¹⁰⁹；帝国激怒了他们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这样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制造了那么多毁灭性灾难，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帝国灭亡。事实上，在波拿巴派和资本家这样一些高等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真正的中等阶级秩序党就以共和联盟¹¹⁰的形式出现，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胡编乱造，保卫公社。至于这一大部分中等阶级的感激心情能否经得住目前的严峻考验，将来自有分晓。

　　公社对农民说“公社的胜利是他们的唯一希望”¹¹¹，这是完全正确的。炮制于凡尔赛、由光荣的欧洲报界文丐一传再传的所有谎言中最惊人的就是：乡绅议员代表法国农民。试想一想，法国农民对于他们在1815年以后不得不付予10亿赔偿金¹¹²的人们竟产生了爱戴心情！在法国农民的心目中，大土地所有者存在本身就是对他们1789年的胜利果实的侵犯。1848年，资产者们对农民的那块土地加上了每法郎衍生丁的附加税¹¹³，而那时候他们还是以革命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则挑起了反对革命的国内战争，借以把他们约定要付给普鲁士人的50亿赔款⁵⁴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与此相反，公社在最初发表的一项公告里就已经宣布，战争的费用要让真正的战争发动者来偿付。公社能使农民免除血税，能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能把现今吸吮着他们鲜血的公证人、律师、法警和其他法庭吸血鬼，换成由他们自己选出并对他们负责的领工资的公社勤务员。公社能使他们免除乡警、宪兵和省长的残暴压迫，能用启发他们智慧的学校教师去代替麻痹他们头脑的教士。而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教士的薪俸不由税吏们强制征收，而只由各教区的居民依其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这些都是公社的统治——也只有这种统治——使法国农民马上就能得到的巨大好处。所以这里用不着细讲那些只有公社才能够而且必须以有利于农民的方式加以解决的更复杂但极重要的问题，例如：农民那小片土地负担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的抵押债务，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因此而与日俱增，农民的土地恰恰由于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农场经营的竞争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剥夺。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第二帝国则是秩序党⁸¹的作品。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的表达方式就是：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50年1月和2月所制定的一切法律¹¹⁴，都是明目张胆压迫农民的措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派，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所有利益都体现在拿破仑的身上。这种在第二帝国时代迅速破灭的（而且就其本质而言对乡绅议员是不利的）错觉，这种过去时代的偏见，怎么能够抵得住公社对农民切身利益和迫切需要的重视所具有的号召力呢？

　　乡绅议员知道（并且实际上也最害怕这一点），如果公社治理下的巴黎同外省自由交往起来，那么不出三个月就会引起一场农民大起义，所以他们才急于对巴黎实行警察封锁，以阻止这种传染病的蔓延。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而另一方面，它作为工人的政府，作为劳动解放的勇敢斗士，同时又具有十足国际的性质。普鲁士军队使法国的两个省归属于德国，而就在这支军队的眼前，公社使全世界的工人都归属于法国。

　　第二帝国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骗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对法国人民的掠夺。甚至此时此刻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叛变而招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又同外国侵略者勾结挑起了国内战争，它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隙找到了机会来表现它的爱国热情，其表现方式就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国的德国人。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⁴⁸⁾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替俄国干坏事。公社则请波兰的英雄儿子⁽⁴⁹⁾荣任巴黎捍卫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公社所自觉地开辟的历史新纪元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的面，另一方面当着由波拿巴派将军们率领的波拿巴军队的面，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¹¹⁵。

　　公社的伟大社会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和工作。它所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只能显示出走向属于人民、由人民掌权的政府的趋势。这类措施是：不让面包工人做夜工；用严惩的办法禁止雇主们以各种借口对工人罚款以减低工资——雇主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集立法者、审判官和法警于一身，而且以罚款饱私囊。另一个此类的措施是把一切已关闭的作坊或工厂——不论是资本家逃跑了还是自动停了工——都交给工人协作社，同时给企业主保留获得补偿的权利。

　　公社的那些引人注目的明智丽温和的财政措施，只能是与围城状态相适应的措施。鉴于各大金融公司和承包商们在欧斯曼庇护下掠夺了巴黎大量钱财，公社要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其理由要比路易·波拿巴没收奥尔良家族的财产充足万倍。霍亨索伦家族和英国的政治寡头们的财产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掠夺教会得来的，而公社从没收教会财产上仅仅得到8000法郎，他们对此自然是大为震惊。

　　凡尔赛政府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便采取最残暴的手段对付公社。它在全法国压制言论自由，甚至禁止来自各大城市的代表举行集会；它在凡尔赛和法国其他地区设置暗探，远远超过第二帝国时代；它的宗教裁判官似的宪兵焚毁一切在巴黎出版的报纸，检查巴黎的一切来往信件；在国民议会中，谁如果斗胆要替巴黎说句话，立刻就会被呵斥住，这种情形甚至在1816年的“无双议院”⁸⁶里也未曾有过；凡尔赛方面从外部对巴黎进行着野蛮的战争，而且还想在巴黎内部进行收买和阴谋活动——在此种情况下，公社若是装做像在太平盛世一样，遵守自由主义那一套表面上温文尔雅的行为规范，岂不是可耻地背叛了自己的使命？如果公社政府和梯也尔政府是同一类政府的话，那么凡尔赛方面就没有理由查禁公社的报纸，而巴黎方面也就同样没有理由查禁秩序党的报纸了。

　　就在乡绅议员⁸⁷宣称法国得救的唯一办法是回到教会怀抱里去的时候，不信教的公社却揭露了毕克普斯女修道院和圣洛朗教堂的秘密¹¹⁶，这实在是使这些议员恼火的事情。梯也尔将大把的大十字勋章随意掷给波拿巴派将军们以表彰他们打败仗、签降书和在威廉堡卷香烟¹¹⁷的本事，公社却在自己的将军们稍有失职嫌疑时就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梯也尔先生是一种讽刺。公社把一个只是因为无支付能力而在里昂被监禁过六天，后来用假名混进公社的委员⁽⁵⁰⁾予以撤职和逮捕，这对于那位伪造文据犯茹尔·法夫尔——也当时还在做法国的外交部长，还在向俾斯麦出卖法国，还在向比利时的那个模范政府发号施令——难道不像是有意打在他脸上的一记耳光吗？但是，公社可不像一切旧政府那样自诩决不会犯错误。它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一律公布出来，把自己的一切缺点都让公众知道。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除了真正代表革命的人物，总还要挤进来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当中有些是以前各次革命的忠诚的幸存者，他们对当前的运动并没有深刻的了解，但他们由于具有人人皆知的忠诚和勇敢精神或者纯粹是由于传统力量，还保留有对人民的影响；另外有些人则不过是空喊家，他们年复一年地用老一套的刻板语言大骂现政府，从而骗取了第一流革命家的名声。在3月18日以后，确实也出现了上面说的那样一些人，他们有时甚至扮演了显要的角色。他们极力阻碍工人阶级的真正运动，同以前这种人阻碍各次革命充分发展的情况完全一样。他们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祸害；摆脱他们需要时间，但是公社却没有这样的时间。

　　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¹¹⁸、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大贵族麇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有一个公社委员说：

　　 “我们再也听不到杀人、偷盗和人身袭击事件；看来真好像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带到凡尔赛去了。”⁽⁵¹⁾

　　荡妇们已经眼在她们的庇护者——那些家庭、宗教、尤其是财产的卫士们的屁股后头跑掉了。没有了荡妇们，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吉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

　　与巴黎这个新世界相对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看看这个旧世界吧——这是个由来自所有死亡了的旧体制的食尸鬼组成的议会。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民族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⁵¹。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陈腐的共和派。这些共和派以出席国民议会来表示他们对奴隶主叛乱的支持；他们把他们的议会制共和国得以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充当着共和国首脑的老骗子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可笑地学着1789年的样子，在Jeu de Paume⁽⁵²⁾举行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死亡事物的议会，只是靠着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住生命的假象。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是出自梯也尔之口的谎言。

　　梯也尔对塞纳—瓦兹省的区长代表团说：

　　“你们可以信赖我的话，我从来不食言。” ⁽⁵³⁾

　　他竟对这个议会说：“它是法国从未有过的最自由地选出的最开明的议会”⁽⁵⁴⁾，他对他的杂牌军队说，他们是“世界的瑰宝，是法国从未有过的一支最优秀的军队”，他对外省说，传言他下令轰击巴黎纯属无稽之谈：

　　“如果曾经打了几发炮弹，那也不是凡尔赛军队打的，而是一些叛乱者为了假装他们在作战才打的，可是实际上他们连头都不敢露出来。”〔⁽⁵⁵⁾〕

巴黎公社战斗行动图（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后来他又对外省宣称：

　　“凡尔赛的炮兵不是轰击巴黎，而只是向它开了几炮。”⁽⁵⁶⁾

　　他对巴黎大主教⁽⁵⁷⁾说，硬说凡尔赛军队曾执行大批处决和进行报复（！），这全是胡扯。他对巴黎说，他只是想、“把巴黎从可憎的暴君压迫下解放出来”⁽⁵⁸⁾，说公社的巴黎实际上“不过是一小撮罪犯”。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群氓”的真正的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 francs—fileurs¹¹⁹的巴黎，男女闲荡者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无所事事者的巴黎。这个巴黎目前正带着它的奴仆、骗子、文痞、荡妇廉集在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这个巴黎认为内战不过是惬意的消遣，它从望远镜中观赏战斗的场面，计算放炮的次数，用自己的以及自己的娼妇们的名誉赌咒发誓说，这里上演的戏要比圣马丁门剧场中的精彩得多。被打死者真的死了，伤者的惨叫声也是实实在在的惨叫，而且这整个事件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意义。⁽⁵⁹⁾

　　这就是梯也尔先生的巴黎，正像逃到科布伦茨¹²⁰的那帮人是卡龙先生的法国一样。

四

　　奴隶主阴谋用普鲁士军队的占领来制服巴黎的第一次企图，因俾斯麦的拒绝而没有得逞。3月18日第二次企图制服巴黎，结果是军队溃败和政府逃往凡尔赛，政府并命令全部行政机关也停止工作，随之出逃。梯也尔假装同巴黎议和，借以争取时间准备对巴黎作战。但是到哪里去搜罗军队呢？战斗团的残部人数很少，而且不可靠。梯也尔向外省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派国民自卫军和志愿军前去增援凡尔赛，但是遭到断然拒绝。只有布列塔尼派去了一小撮朱安兵¹²¹，他们作战时打着自旗，每人胸前佩戴着用白布做成的耶稣圣心，口里呼喊着“Vive le Roi！”（国王万岁！）。这样，梯也尔就只好匆忙纠集一群杂牌队伍，其中有水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教皇的朱阿夫兵¹²²、瓦朗坦手下的宪兵以及皮埃特里手下的警察和密探。可是这支军队要不是补充了一批批的帝国被俘兵员，那就会毫无用处而令人觉得可笑。 俾斯麦准予放回被俘兵员的人数，刚好既够打内战之用，又足以保持凡尔赛政府对普鲁士的屈从和依赖。真正打起来，凡尔赛的警察还得照应凡尔赛的军队，而在一切危险的地方，都是宪兵打头阵，拖着军队前进。陷落的炮台不是夺来的，而是买通的。公社战士的英雄气概向梯也尔表明，凭他自己的谋略和他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巴黎的抵抗是无法击破的。

　　与此同时，他和外省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没有接到一份可以使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们高兴的表示拥护的宣言。恰恰相反。来自四面八方的代表团和宣言，都是用很不尊敬的口气坚决要求同巴黎和解，而和解的基础是毫不含糊地承认共和国，确认公社规定的各项自由权利，解散任期已满的国民议会。代表团和宣言是如此之多，致使梯也尔的司法部长杜弗尔在4月23日给国家的检察官们的通令中命令他们把“呼吁和解”当做罪行查办！然而梯也尔看到进攻巴黎没有希望，于是决定改变策略，下令在4月30日按照他自己叫国民议会通过的新市镇法在全国进行市镇选举。一方面有他那些省长玩弄阴谋手段，另一方面有警察机关进行威胁恫吓，这使他满怀希望地认为：外省作出的裁决会赋予国民议会以前所未有的道义力量，并且他最终定会从外省取得征服巴黎的物质力量。

　　梯也尔一开始就竭力想在进行他的这场在他自己的公报中备受赞美的反对巴黎的强盗战争的同时，在他的部长们企图在全法国建立恐怖统治的同时，表演一出和解小戏。这出小戏要达到几个目的：蒙蔽外省视听，诱骗巴黎的中等阶级分子，而最主要的是使国民议会中的冒牌共和党人能够以对梯也尔的信任掩盖他们对巴黎的背叛。梯也尔在3月21日，即在他还没有军队的时候，对国民议会声明说：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决不派军队到巴黎去。”

　　3月27日，他又站起来说：

　　“我发现共和国已是既成事实，我坚决维护它。”⁽⁶⁰⁾

　　实际上，他用共和国的名义镇压了里昂和马赛的革命¹²³，而他的乡绅议员们在凡尔赛只要一听到“共和国”这个词就要把它淹没在狂吼声中。他作出这番勋业之后，就把“既成事实”降低为假定事实。奥尔良王室子弟原是他为慎重起见从波尔多打发走的，现在他明目张胆地破坏法律，准许他们在德勒从事阴谋活动了。梯也尔在同巴黎和外省代表们无休止的会见当中所作出的让步——尽管谈话的口气和腔调总是随着时间和情况而变化——实际上从来没有超出这样一个承诺：将来的报复对象仅限于：

　　“那一小撮与杀害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有关的罪犯”

　　而且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巴黎和法国要无条件地承认梯也尔先生本人就是最好不过的共和国，就像他在1830年对待路易—菲力浦那样。然而，就连这种让步，他也竭力通过他的部长们在国民议会进行的官方解释而使之暧眯不明。不仅如此，他还让他的那位杜弗尔行动起来。杜弗尔，这个老牌奥尔良派律师，在历次戒严时期都充当最高法官；如今1871年梯也尔掌权时是如此，1839年路易—菲力浦在位时和1849年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也是如此¹²⁴。他在不担任部长职务时，曾以替巴黎资本家辩护而大发横财，以反对出自他自己之手的法律来捞取政治资本。现在他不仅赶快在国民议会通过一批镇压性的法律，以便在巴黎陷落后用来消灭法国共和制自由的最后残余¹²⁵，他还把对他说来太缓慢的军事法庭审判程序加以简化¹²⁶并且新炮制出一部严酷的流放法，以此预示巴黎未来的命运。1848年革命取消了对政治犯的死刑，而代之以流放。路易·波拿巴没有敢恢复，至少是不敢公开恢复断头机的统治。乡绅议会甚至还不敢暗示巴黎人不是造反者而是杀人犯，所以它只得把将来对巴黎进行报复的手段局限于杜弗尔的新流放法。在此种情况下，如果梯也尔的和解滑稽剧不是按照他的意图引起乡绅议员⁸⁷们的一片怒吼声，他的这出滑稽剧就演不下去了。那些乡绅议员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既没有领会这套把戏，又不懂得玩弄这套把戏非用伪善、狡辩、拖延这样一些手法不可。

　　梯也尔鉴于4月30日的市镇选举在即，便于4月27日做了一次精彩的和解表演。他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大讲假惺惺的漂亮话的时候，慷慨激昂地说道：

　　 “只有巴黎的阴谋是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巴黎的阴谋迫使我们让法国人流血。我要再三重复说：让那些举起邪恶武器的人放下他们的武器吧，那我们就会立即通过和平协议停止惩罚，只有那一小撮罪犯另当别论。”

　　他对那些大喊大叫地打断他讲话的乡绅议员说：

　　 “诸位先生，我恳求你们告诉我，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难道你们听见我如实地说明罪犯不过是一小撮人，真的觉得遗憾吗？忍心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将军的人只是罕有的例外，这难道不是不幸中之万幸吗？”

　　然而，法国对于梯也尔这一番自以为像海上女妖歌声那样动听的议会讲话置若罔闻。在法国尚存的35000个市镇所选出的70万名市议员中，联合起来的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⁵¹总共还占不到8000人。在后来的补充选举中他们更是受到绝对的敌视。这样，国民议会不但没有从外省方面得到它迫切需要的物质力量，而且连最后一点道义力量，即作为这个国家普选权体现者的资格也丧失了。而意味着它彻底失败的是，法国所有城市新选出的市议会给凡尔赛的这个篡权的国民议会以公开的威胁，即决定在波尔多召集一个与之针锋相对的国民议会。

　　对俾斯麦而言，期待已久的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向梯也尔发号施令，要他派全权代表到法兰克福去签订最后的和约。梯也尔卑躬屈膝地遵从自己主子的吩咐，急忙派出了自己的亲信茹尔·法夫尔并以普耶—凯尔蒂埃做他的助手。普耶一凯尔蒂埃是鲁昂“鼎鼎大名的”棉纺厂厂主，是第二帝国的狂热的甚至奴颜姆膝的拥护者，对他说来，第二帝国是无可挑剔的，只有一事例外，即帝国同英国签订过损害他这个企业家利益的商约¹²⁷。他在波尔多刚一当上梯也尔的财政部长，马上就抨击这个“邪恶的”条约，暗示这个条约很快就会被废除。他甚至厚颜无耻地试图——虽然未能做到（因为做此盘算时没有请示俾斯麦）——立即对阿尔萨斯实行旧的保护关税，据他说那里没有任何旧有的国际条约妨碍这样做。此人把搞反革命看做在鲁昂降低工资的手段，把割让法国两省看做在法国抬高他的货物价格的手段。这种人岂不是注定要被梯也尔挑选为茹尔·法夫尔的助手去完成他最后的卖国大业吗？

　　这绝妙的一对全权代表一到法兰克福，盛气凌人的俾斯麦立即粗暴地要他们二者择—：“或者是恢复帝国，或者是无条件地接受我的娟和条件！”他的条件里有这样的内容：缩短战争赔款分期交付的期限，并由普鲁士军队继续占领巴黎各炮台，直到将来傅斯麦对法国形势感到满意时为止。这样一来，普鲁士就被承认为法国内政的最高主宰者。作为回报， 俾斯麦愿释放被俘的波拿巴兵员去消灭巴黎，并调派威廉皇帝的军队直接援助他们。为了保证不食言，他把赔款第一期交付时间推到“平定”巴黎之后。梯也尔和他的全权代表们当然贪馋地急忙吞下了这一钓饵。5月10日，他们在和约上签了字；5月18日，他们就让凡尔赛国民议会批准了这个条约。

　　从缔结和约到被俘的波拿巴兵员返回这一段时间，梯也尔觉得更加需要把他的和解滑稽剧继续演下去，因为他的共和党走卒们极需要一个借口，以便装做看不见为血洗巴黎而进行的准备。直到5月8日，他还对一个主张和解的中等阶级代表团说：

　　 “只要暴乱者决定投降，巴黎的城门就可以对一切人洞开一个星期，唯有杀害克莱芒，托马和勒孔特两将军的凶手除外。”

　　几天以后，当他为此诺言而遭到乡绅议员们激烈质问时，他避而不作任何解释，但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我对你们说，你们当中有些缺乏耐心的人，未免太性急了。这些人还得再忍耐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那时就会有与他们的勇气和能力相称的任务了。”

　　当麦克马洪刚刚有把握向梯也尔保证很快就进入巴黎时，梯也尔立即对国民议会宣称，他

　　“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要向那些牺牲了士兵生命和毁坏了公共纪念物的恶棍们彻底讨回这笔债”。

　　当决定的时刻临近时，他对国民议会说”我将毫不留情！”他对巴黎说，它末日将临，对自己的那些波拿巴强盗们说，政府准许他们任意向巴黎复仇。最后，在叛徒已于5月21日给杜埃将军打开了巴黎城门的情况下，梯也尔于5月22日向乡绅议员们揭开了他们先前无论如何也悟不出的他那出和解滑稽剧的“目的”

　　“几天前我对你们说过，我们正在接近我们的目的，今天我来告诉你们吧，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秩序、正义和文明终于获得胜利！”

　　确实如此。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 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和1871年的无法形容的罪恶比起来，甚至资产阶级的1848年6月的暴行⁸⁰也要相形见剑。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内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用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那些嗜血鹏儿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三头执政的时代¹²⁸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 F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大规模地处决公敌，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看了这一切恐怖景象之后，现在再来看一看这种资产阶级文明由它自己的报刊所描绘的另一副更加丑恶的面貌吧。

　　伦敦的一家托利党¹²⁹报纸驻巴黎记者写道：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受伤者躺在拉雪雄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地转来转去；措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⁶¹⁾

　　爱德华·埃尔韦先生在曾被公社查禁的一家凡尔赛报纸《巴黎报》上写道：

　　 “巴黎居民〈！〉昨天表现他们的欢乐的方式有些太轻供了，我们担心以后还会越来越糟。巴黎笼罩着节日的气氛，这实在不协调，令人难过，要是我们不想被叫做堕落时代的巴黎人，就必须消除这种现象。”⁽⁶²⁾

　　接着，他引用了塔西佗的一段话：

　　 “可是，在这场可怕的斗争的第二天早晨，甚至在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堕落和腐败的罗马就又开始沉湎于毁坏其躯体、玷污其灵魂的酒色之中了.——alibi proelia et vulnera，alibi balneae popinaeque（这里是战斗和创伤，那里是澡堂和酒楼）.”⁽⁶³⁾

　　埃尔韦先生只是忘记说，他提到的“巴黎居民”仅仅是梯也尔的巴黎的居民，是从凡尔赛、圣但尼、吕埃和圣日耳曼蜂拥返回的那些 francs—fileus¹¹⁹，也就是已经“没落”的那个巴黎。

　　这个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每次血腥地战胜了为实现美好新社会而献身的斗士时，都要把牺牲者的呻吟淹没于在世界各地都可听到回音的大喊大叫的诽谤声中。工人们的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那帮“秩序”恶狗变成了地狱。这一惊人巨变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看来证明了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阴谋反对文明！为公社慷慨赴死的巴黎人，数目之多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战斗。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不是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是一小撮罪犯篡夺政权！巴黎妇女在街垒旁和刑场上都是视死如归。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公社恶魔把她们变成了麦格拉和赫加特！公社在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两个月内表现得十分温和宽厚，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它在保卫战中则表现得英勇无比。这证明什么呢？竟然证明两个月内公社只是在小心翼翼地用温和宽厚和人道精神的假面具掩盖其凶残的嗜血本性，好让这种嗜血本性在垂死挣扎时发地出来！

　　工人的巴黎在英勇地自我牺牲时，也曾把一些房屋和纪念碑付之一炬。既然无产阶级的奴役者们对无产阶级刀砍斧劈，那他们就休想在得胜后回到他们的完好无损的住宅里去。凡尔赛政府叫喊道：“这是纵火！”同时悄悄地示意它所有的、直至远在穷乡僻壤的走卒，要他们在各个地方把它的敌人都当做专事纵火的嫌疑犯加以搜捕。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着战斗结束后的大屠杀感到开心，而对人们“亵渎”砖瓦和灰泥却万分愤怒！

　　有的政府正式准许自己的海军实行“杀、烧、毁”这是不是准许纵火？英国军队随心所欲地火烧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中国皇帝的夏宫¹³⁰，这是不是纵火？普鲁士人不是为了军事上的理由，而只是为了报复泄愤，就用煤油烧毁了许多像沙托丹那样的城市和无数村庄，这是不是纵火？梯也尔炮轰巴黎达六个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这是不是纵火？在战争当中，火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样，也是合法的武器。轰击敌人占据的房屋，是为了把这些房屋烧毁。防御者不得不撤离这些房屋时，他们自己就把这些房屋付之一炬，使敌人不能利用这些房屋来进攻。妨碍世界上任何正规军作战的一切房屋，都是不免要被烧毁的。可是，在被奴役者反对奴役者的战争中，在这场有史以来唯一合理的战争中，这个道理竟不适用！公社严格地把火用做防御的手段。它使用火是为了封锁欧斯曼特意为便于开炮而打通的那些又长又直的街道，使凡尔赛军队无法进入；它使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而凡尔赛军队使用火炮却是为了进攻，他们用炮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少。究竟哪些房屋是防御者烧毁的，哪些是进攻者烧毁的，直到现在还有争论。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杀害俘虏时，才使用火。再者，公社早就公开宣布过，公社一旦被逼到绝境，就会把自身埋葬在巴黎的废墟中，并把巴黎变成第二个莫斯科¹³¹。国防政府也曾说过要这样做，为此，特罗青还给它准备了煤油。但它这样说只是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公社知道，它的敌人毫不爱惜巴黎人民的生命，却十分爱惜他们自己在巴黎的住宅。而另一方面，梯也尔已经宣布说他将毫不留情地进行报复。当他这边刚一把军队准备好，同时普鲁士人那边刚一把各出口截断，他就立刻宣布说：“我决不会手软！抵罪要彻底，审判要严厉！”如果说巴黎工人的行为是汪达尔行为¹³²的话，那么这是誓死防御的汪达尔行为，而不是在胜利后干出的汪达尔行为，如基督徒对待异教世界真正无价的古代艺术珍品所采取的那种行为。就是这后一种汪达尔行为，也有历史学家为之辩护，他们认为这是正在诞生的新社会与正在崩溃的旧社会之间所进行的伟大斗争中不可避免和较为次要的伴生现象。巴黎工人所做的更不是欧斯曼为了给游手好闲者的巴黎腾出地盘而把历史的巴黎夷为平地的那种汪达尔行为！可是，公社处死了以巴黎大主教⁽⁶⁴⁾为首的64个人质啊！资产阶级及其军队在1848年6月恢复了枪毙没有自卫能力的俘虏这一早已绝迹的战争惯例。自此以后在欧洲和印度，凡是镇压民众动乱的时候，就都不同程度地严格照此野蛮惯例行事了。这证明它真是“文明的一个进步”！另一方面，普鲁士人在法国曾恢复扣留人质的做法——硬要一些无辜的人用自己的性命去为别人的行为负责。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梯也尔从冲突一开始时就采取了枪杀公社方面被俘人员的人道做法，公社就不得不为保护这些被俘者的生命而采用了普鲁士人扣留人质的做法。这些人质中已经接连有人因凡尔赛方面不断枪杀俘虏而丧命。在麦克马洪的御用军¹³³为庆祝自己开进巴黎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他们怎么还能再保住性命呢？难道连这一遏制资产阶级政府肆无忌惮的暴行的最后办法——扣留人质——也只应当是装装样子吗？杀死大主教达尔布瓦的真正元凶是梯也尔。公社曾再三提议以大主教，而且还加上许多个教士，来交换当时被梯也尔扣押的布朗基一人。梯也尔顽固地拒不接受。他知道，放走布朗基就是给公社一个首脑，而大主教则在成为死尸之后对他最有用。梯也尔仿效了卡芬雅克的先例。在1848年6月，卡芬雅克和他那些秩序人物不就是通过污蔑起义者是杀害大主教阿弗尔的凶手而掀起了一片义愤填膺的喧嚣吗？他们心里很清楚，大主教是被秩序党的士兵们枪杀的。当时在场的大主教的代理雅克美先生事后立刻向他们提交了证词。

　　秩序党在他们的血腥闹宴上总是少不得要对自己的受害者大肆诽谤一番。这一切诽谤只是证明：现代资产者已把自己看做旧封建主的合法继承人。旧封建主认为自己用任何武器镇压平民都是正当的，而平民拥有武器，不论什么样的武器，都是犯罪。

　　统治阶级利用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内战来镇压革命的阴谋，即我们所一步步追述的从9月4日这一天起直到麦克马洪的御用军进入圣克卢门为止的这场阴谋，以巴黎的大屠杀告终。俾斯麦满意地望着巴黎的废墟。当他还只是1849年普鲁士无双议院¹³⁴中一名普通的乡绅议员时就盼望着把大城市都加以消灭。现在他大概认为巴黎变为废墟就意味着他的这一愿望的初步实现。他满意地望着巴黎无产者的尸体。在他看来，这不但是革命被消灭，而且也是法国的灭亡，这个法国现在已经真正被砍掉了头颅，而且是由法国政府自己砍掉的。他和一切飞黄腾达的政治家一样，目光短浅，看到的只是这一巨大历史事件的外表。历史上何曾有过战胜者不仅为战败政府充当宪兵，而且还充当受雇杀手以求胜利完美无缺这种怪事？普鲁士和巴黎公社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相反，公社接受了初步和约，普鲁士宣布了中立。因此普鲁士不是交战一方。它扮演了杀手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怯懦的杀手，因为这不会带来危险；它是一个受雇的杀手，因为事先商定了巴黎陷落后要付给它5亿行凶酬金。这样，上天为惩罚不信神的荒淫堕落的法国而授命虔诚的仁义道德的德国进行的那场战争，其真正的性质终于暴露无遗了！这种甚至在旧世界的法学家看来也是空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未能提醒欧洲的那些“文明”政府把纯系圣彼得堡内阁傀儡的罪恶的普鲁士政府宣布为各国之公敌，却只是促使它们去琢磨要不要把为数很少的逃出巴黎双重包围圈的受害者送交凡尔赛的刽子手！

　　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并不是像俾斯麦所想的那样，证明正在崛起的新社会被彻底毁灭了，而是证明资产阶级旧社会已经完全腐朽了。旧社会还能创造的最高英雄伟绩不过是民族战争，而这种战争如今被证明不过是政府用来骗人的东西，意在延缓阶级斗争，一旦阶级斗争爆发成内战，这种骗人的东西也就会立刻被抛在一边。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

　　在1871年的圣灵降临节¹³⁵以后，法国工人和他们的劳动产品占有者之间，已经既不能有什么和平，也不能有什么停战了。雇佣军的铁腕可能暂时把这两个阶级都压服一下。但是，斗争定会一次又一次地爆发，规模也将越来越大，最终谁将取得胜利——是少数占有者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那是非常清楚的。而法国工人阶级还只是整个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欧洲各国政府在巴黎面前显示了阶级统治的国际性，可是它们却大骂国际工人协会，把这个与之对立的、反对全世界资本阴谋的国际劳动组织说成是所有这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梯也尔指责这个组织是劳动的暴君，而自己却装成劳动的解放者。皮卡尔下令将法国的国际会员同国外的国际会员之间的一切联系切断；梯也尔的1835年的同谋者，那个已成为老古董的若贝尔伯爵声称，铲除国际是所有文明国家政府的大事。乡绅议员们对国际狂吼，全欧洲的报刊都随声附和。有一位同我们协会毫无关系的可敬的法国作家这样说：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大部分公社委员，都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积极、最有见识、最刚毅的人物……　这些人都百分之百地正直、真挚、聪明、忠诚、纯洁、狂热——正面意义上的狂热。”⁽⁶⁵⁾

　　在颇有几分警察头脑的资产阶级心目中，国际工人协会¹自然是以密谋方式活动的，其中央机构不时命令在各个国家制造事端。实际上，我们的协会只是文明世界各国最先进的工人之间的国际纽带。无论在何处，在何种形式或何种条件下，只要进行着阶级斗争，自然总是我们协会的会员站在最前列。产生这个协会的土壤就是现代社会各本身。无论屠杀多少人，都不能把这个协会铲除。要铲除它，各国政府必须铲除资本对劳动的专横统治，即铲除它们自身的寄生虫生活的条件。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

总委员会：

　　马·詹·布恩　　　　弗·布拉德尼克
　　G.H.巴特里　　　　凯希尔
　　德拉埃　　　　　 威廉·黑尔斯
　　阿·埃尔曼　　　　 科尔布
　　弗·列斯纳　　　　 罗赫纳
　　约·帕·麦克唐奈　　 乔治·米尔纳
　　托马斯·莫特斯赫德　　 查·米尔斯
　　查理·默里　　　　 普芬德
　　罗奇　　　　　罗沙
　　吕尔　　　　　萨德勒
　　奥·赛拉叶　　　　考埃尔·斯特普尼
　　阿尔弗勒德·泰勒　　 威廉·唐森

通讯书记：

　　欧仁·杜邦………………………法国
　　卡尔·马克思……………………德国和荷兰
　　弗·恩格斯………………………比利时和西班牙
　　海尔曼·荣克……………………瑞士
　　P.乔瓦基尼……………………意大利
　　捷维·莫里斯……………………匈牙利
　　安东尼·扎比茨基………………波兰
　　詹姆斯·科恩……………………丹麦
　　约·格·埃卡留斯 …………… 美国
　　执行主席　海尔曼·荣克
　　财务委员　约翰·韦斯顿
　　财务书记　乔治·哈里斯
　　总 书 记　约翰·黑尔斯
　　1871年1月3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附录

一

　　 “一队囚犯在乌里克大街停下，在人行道上脸朝马路站成四五排.将军加利费侯爵和他的参谋下了马，从左端开始巡视。将军慢慢地走动，审视着行列，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停下来，在某一个人的肩膀上拍一下，或是向某一个站在后排的人招招手要他出列。这样挑选出来的人，多半不再多问就被赶到马路中心去，那里很快就又形成了一个小队……　很明显，这里出错的可能性很大。一个骑在马上的军官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指给加利费将军，告诉他他们犯了什么罪。那个女人连忙从行列里冲出来，跪倒在地伸出双手，用痛切的言语申诉自己的无辜。将军停了一会，然后带着毫无表惰的面孔和无动于衷的神情说道：‘夫人，巴黎的所有戏院我都去过，你不必在此表演了（ce n'est pas la peine de jouer la comédie）’……　在这一天，谁要是比自己的近邻显然长得高一些，穿得脏一些或者干净一些，年长一些或者是相貌丑一些，那可不是好事。特别是有一个人，我发现他大概就是因为有一个受过伤的鼻子而迅速摆脱了人世的烦恼……　这样挑出了一百多人并且指定了行刑队，然后那队囚犯又继续前进，而挑出的人则被留在后面。过了几分钟，在我们后面开始听到断断续续的枪响，历时一刻钟以上。这是把那些被仓促定罪的不幸者处决了。”（《每日新闻》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这位加利费，即“靠自己那位因在第二帝国闹宴上无耻卖弄色相而出名的妻子吃饭的人”，在战时曾有法国的“毕斯托军曹”之称。”

　　“《时报》———家立论谨慎而不求耸人听闻的报纸——登载过一条可怕的消息，说有些人被枪击并未当场毙命，在气绝身亡之前就被埋掉了。圣雅克—拉—布希埃尔附近的广场埋了很多人，有的埋得很浅。白天街上的嘈杂声使人们无所察觉，但是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一带的居民常被隐约传来的呻吟声惊醒，到早晨，他们看见地里伸出了一只握得紧紧的拳头。因此，当局下令把被掩埋的人挖出来……　我丝毫也不怀疑，有许多受伤的人被活埋了。有一件事我可以证实。布吕内尔同他的情妇一起子上月24日在旺多姆广场的一座庭院中被枪杀，尸体在那里一直放到27日午后.掩埋队来拍走尸体的时候，发觉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把她送到救护站。虽然她身中四颗子弹，可是现在她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旗帜晚报》驻巴黎记者6月8日报道）

二

　　6月13日的《泰晤士报》登载了如下一封信¹³⁶：

致《泰晤士报》编辑

先生：

　　1871年6月6日，茹尔·法夫尔先生向欧洲各大国发出了一个通告，呼吁它们清除国际工人协会。只需三言两语就足以说明这个文件的性质。

　　我们章程的前言中已经指出，国际是“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⁶⁶⁾成立的。茹尔·法夫尔出于他个人的目的，把国际成立日期提早到1862年以前。

　　为了解释我们的原则，他说他引证了“他们〈国际〉1869年3月25日的传单”。可他实际上引证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并非国际的团体的传单。这种伎俩，当他还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律师，替那家被卡贝控以诽谤罪的巴黎《国民报》作辩护时，就曾经采用过。当时他假装宣读从卡贝的小册子里摘出的一些话，实际上他读的是他自己加进去的东西。这一欺骗行为在法庭上被揭穿，要不是卡贝的宽容，茹尔·法夫尔就要受到开除出巴黎律师公会的惩罚。茹尔·法夫尔用来作为国际文件引证的一切文件，没有一件是属于国际的。例如，他说：

　　“如1869年7月在伦敦建立的总委员会所说，同盟宣布自己是无神论的团体。”

　　总委员会从未发表过这样一个文件。相反，它发表了一个将同盟即日内瓦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最初的章程——也就是茹尔·法夫尔引证的那个章程——宣布为无效的文件。⁽⁶⁷⁾

　　茹尔·法夫尔在他这个也装出一些反对帝国样子的通告中，从头到尾都只是重复帝国检察官那套警察式的奇谈怪论来反对国际，这些奇谈怪论甚至在帝国自己的法庭上就已被揭穿了。大家知道，国际总委员会在关于最近这场战争的两篇宣言中（去年7月和9月发表的）⁽⁶⁸⁾，谴责了普鲁士对法国的侵略计划。后来，茹尔·法夫尔的私人秘书雷特兰热尔先生曾向总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请求——自然是徒劳的——由总委员会发动一次反对俾斯麦、支持国防政府的示威游行；同时特别请求他们不要提及共和国。鉴于茹尔·法夫尔预计前来伦敦，有人做了示威游行的准备工作，这当然是出于善意，然而却违背了总委员会的意愿。总委员会在它9月9日的宣言中就曾明确地警告过巴黎工人须防范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

　　如果国际也向欧洲各国内阁发出一个通告，谈一谈茹尔·法夫尔，请它们特别注意已故的米里哀尔先生在巴黎公布的文件⁽⁶⁹⁾，那么茹尔·法夫尔将说些什么呢？

　　先生，我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书记约翰·黑尔斯
　　6月12日于伦敦西中央区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在一篇题为《国际协会及其目的》的文章中，伦敦《旁观者》（6月24日）作为虔诚的告密者在玩弄其他许多类似的把戏之余，也把上述“同盟”的文件作为国际的文件加以引证，引证得甚至比茹尔·法夫尔还更完整。而且此事发生于上述的反驳信在《泰晤士报》上发表11天以后。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弗里德里希大帝常说：所有耶稣会⁹²会士中最坏的是新教徒里的那些耶稣会会士。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月中旬—5月底
原文是英文
1871年6月中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法兰西内战》初稿（摘录）

公社

公社的产生和中央委员会

　　色当事件之后，在里昂，然后在马赛、图卢兹等地曾相继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了全力加以镇压。¹³⁷

　　10月初巴黎的种种运动，目的都在于建立公社，借以防御外敌入侵和完成九月四日起义的任务。10月31日的运动⁹⁵没有建成公社，原因只在于布朗基、弗路朗斯和当时运动的其他领袖们相信了这样一些言而有信的人，这些人当时曾信誓旦旦地答应引退下台，让位给由巴黎各区自由选举出来的公社。10月31日的运动之所以失败，还因为它的领袖们救了这些人的命，而这些人却迫不及待地要杀害他们的救命恩人。运动的领袖们允许特罗胥和费里逃脱以后就遭到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的突袭。应当记住，在10月31日，自封的“国防政府”只是在人民的容忍之下存在着。那时它甚至还未经过一次笑剧般的全民投票。¹³⁸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最省事的莫过于歪曲运动的性质，诬蔑它是和普鲁士人串通的阴谋，并且乘他们中间唯一不愿食言的人⁽⁷⁰⁾去职的机会，任命克莱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以加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这些布列塔尼兵替国防政府干的事同科西嘉兵替路易—波拿巴干的事一样⁹⁶；对这些制造恐慌局面的老手们说来，最容易做到的莫过于利用中等阶级对已操主动权的工人营的那种惧怕心理，利用爱国情绪，在各工人营之间散布猜忌与不和，制造一个盲目行动和致命误会的局面，这是他们为保住他们篡夺的政权所一贯使用的手法。既然他们在9月4日以猝不及防的手段窃得了政权，现在他们就能够通过一次像反动恐怖时期那样的真正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使这个政权得到伪造的民意批准。

　　如果1870年11月初在巴黎胜利建成公社（当时，法国各大城市已开始组建，全国各地势将纷纷仿效），那不仅会把卫国事业从卖国贼手里夺取过来，赋予它以激情，就像目前巴黎的英勇战斗所表现的那样，而且会完全改变战争的性质。它会转变成共和主义法国高举19世纪的社会革命旗帜，反抗普鲁士这个侵略和反革命的旗手的战争。结果就可能像电流似的激发起新旧世界的生产者群众，而不致使得一个腐朽不堪的阴谋老手⁽⁷¹⁾被派到欧洲的所有宫廷去乞求。由于10月31日的公社受骗流产，茹尔·法夫尔一伙人才得以促成法国向普鲁士投降，并且发动了目前这场内战。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 ：9月4日的革命不仅意味着由于篡位者⁽⁷²⁾在色当投降，帝位出缺，共和国得以恢复，不仅由于巴黎进行了长期抵抗——虽然是在其敌人领导下战斗——而从外国侵略者手中争得这个共和国，而且，这一革命在工人阶级中正逐步深入人心。共和国不再是一个过去事物的名称。它孕育着一个新的世界。它的真正倾向虽被一帮狡猾的律师和花言巧语之徒用欺骗、谎言、庸俗的歪曲在世人的眼前加以遮盖，但是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巴黎（以及法国南部）工人阶级时伏时起的运动中表现出来，他们的口号永远是一致的——公社！

　　公社——这是反对帝国及其存在条件的革命的积极形式，最初在法国南部的一些城市曾试图建立，巴黎被围期间，在时伏时起的运动中也曾一再宣布成立公社，但都被国防政府的阴谋诡计和“投降计划”主角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破坏而流产了，最后公社终于在3月26日胜利建成，但它不是在这一天突然产生的。它是工人革命的既定不移的目标。巴黎的投降、波尔多的公开的反共和国阴谋、由夜袭蒙马特尔所开始的政变，都促使巴黎的全部有生命力的力量团结到它的周围，使“国防人士”无法再把它仅仅看做巴黎工人阶级中最自觉最革命部分的孤军奋战。

　　国防政府只是作为在初遭意外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出于战争的需要才被容忍存在的。巴黎人民对于第二帝国这个谎言帝国的真正答复是——公社。

　　因此也可以说，全部巴黎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除了波拿巴体制的台柱及其御用反对派、大资本家、金融经纪人、骗子手、懒汉以及老朽的国家寄生虫以外——掀起的反对国防政府的起义，虽然是在3月18日对阴谋家们首次告捷的，但起义并不是从这一天，而是从1月28日，即投降的那一天开始的。国民自卫军——即巴黎的全部男性武装居民——自己组织了起来，并且从那一天起就在实际上统治着巴黎，独立于靠俾斯麦的恩典成立的投降派⁷¹的僭权政府之外。他们拒绝交出他们的武器和大炮，这些武器和大炮是他们的财产，而且 正因为是他们的财产，投降时才留在他们手中。这些武器之所以没有落到俾斯麦手里，并不是由于茹尔·法夫尔的宽宏大量，而是由于武装的巴黎为了保持这些武器会不惜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一战。鉴于外敌当头、和谈正在进行，巴黎不愿使局势复杂化。它恐怕发生内战。它恪守纯粹防御的立场，满足于巴黎实际上的自治。但是，它在镇静地、坚定地进行着组织工作，准备抵抗。（投降派甚至在投降条款里也毫不含糊地表明，他们想借法国投降普鲁士之机同时达到控制巴黎的目的。他们向普鲁士坚持要求的唯一让步——即使他们不作为一项让步向俾斯麦乞求，俾斯麦也会作为一项条件加在他们头上——就是派4万名士兵来镇压巴黎。巴黎有30万国民自卫军，守卫巴黎、应付外敌和维护内部秩序绰有余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派这4万名士兵，就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了，而且这点也是公开承认的。）巴黎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以现行军事组织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政治联合组织。这个政治联合组织是全体国民自卫军通过每一个连的代表彼此联结起来的联盟；连代表们委派营代表，营代表们再委派总代表即军团首长，由他们来代表1个区，和其他19个区的代表进行合作。由国民自卫军大多数战斗营选出的这20位代表组成中央委员会，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并且在巴黎目前的光荣斗争中仍在坚守它的岗位。从来还没有过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局外人提出反对意见，说这些代表都是些无名之士——诚然，他们只为工人阶级所熟悉，但不是老奸巨猾的家伙，也不是因过去的种种劣迹、因孜孜钻营名利地位而出名的人物一二对于这种反对意见，他们骄傲地回答道：“当年十二使徒就是这样”；他们也用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

公社的性质

　　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鳞蛇似的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网罗起来）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是作为新兴的现代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教会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特权；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公职人员代替封建显贵，把掌握在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手中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转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实行系统分工和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计划调节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进行专制君主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也就是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国家政权的范围和特权，增加它的机构，提高它对现实社会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这种控制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苍天及天上圣徒的作用。由各社会集团的彼此关系产生出来的各个细小的个别的利益，同社会本身相分离并以国家利益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独立于社会而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这种国家利益由担任严格规定的、等级分明的职务的国务祭司们管理。

　　市民社会身上的这个冒充为其完美反映的寄生赘瘤，在第一个波拿巴的统治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¹³⁹除了使这个寄生赘瘤有更大程度的分工之外，并未增添什么新东西，这种分工是随着市民社会内部分工创造出新利益集团，从而为国家活动创造出新对象而扩大的。法国的议会制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它们与1848年革命作斗争中，由于要对人民运动采取各种镇压措施，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行动工具和集中程度。由此可见，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甩掉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战果。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它是现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一斗争到法国革命时达到了顶点；在第一个波拿巴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它还是法兰西革命的一种工具，借以打出国门，为法国的利益在大陆上建立一些大体与法国相仿的国家来代替封建王朝。在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统治时期，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的暴力阶级统治的手段，而且还成为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因为它保证资产阶级的家族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取得所有肥缺。在1848年革命斗争时期，它终于充当了扑灭革命、扼杀人民群众的一切解放要求的工具。但是，这种国家寄生物只是在第二帝国时期才得到它最后的发展。有着常备军、无所不管的官僚机构、从事愚民勾当的教会、唯命是从的司法体系的政府权力，已完全脱离社会，甚至一个以一伙饿鬼般的亡命徒作后盾的、平庸到可笑地步的冒险分子，都可以来运用它。它已经无须再使用旧欧洲为反对1789年革命建立的现代世界而结成武装同盟这样的借口了。它不再是一个从属于议会内阁或立法议会的阶级统治工具。国家政权的最后、最高的表现就是第二帝国：它甚至于践踏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表面看来，这是这个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最后胜利；实际上，这是这个社会里一切腐败成分的大泛滥。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这好像只是行政权力战胜了立法权力，好像只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最终击败了以社会自身的权力自居的阶级统治形式。但是，事实上，这只是那个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既给统治阶级用这种统治形式加以束缚的工人阶级带来屈辱，也给统治阶级本身带来屈辱。

　　9月4日只是击败那个扼杀共和国的邪恶冒险分子而使共和国重新恢复。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即集权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迫把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 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谓的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当做求解放的法宝来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的幻影而已。

　　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以“公社”这个字眼来表达，并以战斗的巴黎公社来开创这一新的憧憬。就连第二帝国所体现的国家政权的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对统治阶级的自尊心有所损伤，虽然将他们的妄图实行议会自治的希望一笔勾销，但仍然只是他们的阶级统治的最后的可能形式。它虽然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遭到剥夺，但它却使他们制度中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一切恶行丑事得以大肆泛滥。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农民被动地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充当了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那最后一次胜利的经济基础。无产者对全社会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依靠农民的被动的支持同无产者进行的主动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是取代了中世纪教会的国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其最淫贱的形式。第二帝国在反对无产者的斗争中诞生。摧毁它的也正是无产者，但无产者摧毁它，并不是把它当做集权化政府权力的某一种特殊形式，而是把它当做这种权力的最强的、被故意弄得似乎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表现，因而也是这种权力的最淫贱的实体。这个实体从头到脚污点累累，其集中表现是：在国内腐败透顶，在国外极端无能。

　　议会制在法国已经完结。它的最后的和全盛的时期是从1848年5月到政变为止的议会制共和国。扼杀了它的那个帝国，正是它自身的产物。第二帝国时期虽设有立法团和参议院——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军事君主国也如法炮制——但那只是滑稽剧而已，只是专制制度的最劣等的附属品。在法国，议会制那时已经死亡，工人革命当然不是要把它从死亡中唤醒。

　　但是，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其后果就是行政权即国家政府机器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这种形式很简单，像一切伟大事物一样。在过去的所有革命中，一切历史发展所需的时间总是虚掷了；而且就在人民胜利之日，人民刚放下胜利的武器，这些武器就被转用来反对人民自己。这回一反过去革命的惯例，首先就以国民自卫军代替了军队。

　　“9月4日以来，共和国第一次摆脱它的敌人的政府而得到解放……　为本城建立了保卫公民不受政权（政府）侵犯的国民军，来代替保卫政府反对公民的常备军。”（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¹⁴⁰

　　（人民只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这种国民军，就足以根除常备军；这是一切社会进步在经济方面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它一下子既消除这样一个捐税与国债之源，也消除这样一个一直存在着的危险，即阶级统治——不论是通常的阶级统治还是一个自称拯救所有阶级的冒险家的统治——僭取政府权力。）同时它也是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可靠的保障，并在事实上使所有其他国家都不可能维持耗资巨大的军事机器；它使农民免除血税，使农民不再成为所有国税和国债的不竭泉源。仅就这一点来说，公社就是农民的向往，是农民解放之先声。同时废除“独立的警察”，以公社的勤务员代替这些恶棍。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的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领干薪的人，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现在错觉已经消除。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240英镑，按照一位科学界大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高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借口国家机密和国家权利玩弄的一整套骗局被公社一扫而尽，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组成，他们组织着巴黎的防务，对波拿巴的御用军队作战，保证这座庞大城市的粮食供应，担负着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担的全部职务，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公开地、朴实地做他们的工作，而且所得报酬就像弥尔顿写《失乐园》一样只是几个英镑；他们光明正大地进行工作，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牍主义的办公室里，不以承认错误为耻而勇于改正。公社一举而把所有的公职——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使它们不再归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所私有（在内战和革命的混乱局面中维持秩序）（采取措施以求全面的振兴）。不论公社的各项具体措施多么可贵，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还是它本身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敌人和阶级敌人威胁的情况下未经准备就成立的，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证实了它的论点。它的出现就是对征服法国的胜利者的一个胜利，陷于敌人之手的巴黎英勇地一跃而重新取得了欧洲的领导地位，但这个领导地位并不是依靠野蛮的暴力取得的，而是由于巴黎走在社会运动的最前列，体现了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愿望。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按照巴黎的榜样组成公社，那么，任何政府都无法以猝不及防的反动袭击来镇压这个运动。甚至通过这一初步行动，就可以赢得培育实力的时间，使运动胜利得到保证。全法国都将组织起独立工作的、自治的公社；国民军将代替常备军，国家寄生虫大军将被搬掉；教师将代替各级僧侣；国家法官将换成公社的机构：国民代表的选举将不再是总揽一切大权的政府玩弄手腕的事情，而是组织起来的各公社的意志的自觉表现；国家的职能将只限于几项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 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正如国家机器与议会制只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有组织的总机构，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而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公社也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劳动的解放——公社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实现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厉行节约，既进行政治变革，又实行经济改革。

　　如果公社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的灾难，就是奴隶主们的一些分散零星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的武装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必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他们知道，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他们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或者毋宁说是使目前（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有组织的劳动中存在着的各种生产社会形式摆脱掉（解除掉）奴役的锁链和它们的目前的阶级性质，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他们知道，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农民

　　（战争赔款）。还在公社成立之前，中央委员会就通过它的《公报》宣布：“大部分的战争赔款应该由战争的祸首们交付。”⁽⁷³⁾这是“秩序人物”最害怕的“反文明大阴谋”。这是最实际的问题。如果公社得胜，战争的祸首们就必须交付这笔赔款；如果凡尔赛得胜，那么，已经付出鲜血、遭受摧残破坏、承担捐税的生产者群众就还得支付这笔赔款，而财阀们甚至还要通过经手这笔生意牟利。由谁来清偿战争费用，这将取决于内战。在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首先它代表的是法国农民的利益。如果梯也尔和他的“乡绅议员”⁸⁷们得胜的话，大部分的战争捐税就会转嫁到农民的肩上。可是有人竟糊涂到这个地步，居然跟着“乡绅议员”们叫喊什么他们——大土地占有者——代表农民，而农民当然心地质朴，迫不及待地要为那些已经强迫他们付出了10亿革命赔偿金¹¹²的好“地主们”再交纳几十亿战争赔款。

　　正是这些人对农民增收了45生丁的附加税¹¹³，蓄意以此损害二月共和国的威信；不过，当时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创造的“临时政府”的名义这样做的。现在，他们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反对公社共和国的内战，以便把战争赔款从他们自己的肩头上转嫁到农民的肩头上去！农民当然会为此而高兴！

　　公社要废除征兵制，秩序党⁸¹则要把这种血税牢缚于农民之身。秩序党要派税吏死死抓住农民，向他们索取寄生的、糜费的国家机器的费用，公社则要给他们一个廉价政府。秩序党要让城市的高利贷者继续敲骨吸髓地压榨他们，公社则要把他们从抓住他们那小块土地的典押债魔的手中解放出来。公社要用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而不是靠农民劳动以自肥的公社勤务员来代替吞噬着农民的主要收入的、寄生的司法人员——公证人、法警等等。公社要捣毁这一整张缠绕在法国农民身上、上面伏着吸吮农民血汗的资产阶级蜘蛛——法官和区长——的司法蜘蛛网！秩序党要使他们继续处在宪兵统治之下，公社则要恢复他们的独立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公社要让他们在教师的教导下学到知识，秩序党则要强使他们接受僧侣的愚民统治！但是，法国农民首先是善于算账的人！他们会发现，神职人员的薪律不再由税吏向他们强制征收，而是由他们依自己的宗教情感“自愿捐赠”那是极为合理的！

　　路易·波拿巴是被法国农民选为共和国总统的，帝国则是（在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下的共和国的隐名统治时期）由秩序党创立的！在1849年和1850年，法国农民就开始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实际需要的是什么了：他们以自己的区长对抗政府的省长，以自己的学校教师对抗政府的教士，以自身对抗政府的宪兵！秩序党在1849年，特别是在1850年1月和2月制定的各项反动法律¹¹⁴其核心是专门针对法国农民的！如果说，法国农民之所以选举路易·波拿巴为共和国总统是因为他们习惯于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之于第一个拿破仑的话，那么，政变之后，法国一些省的农民的武装起义和宪兵对他们的搜捕则证明：这种错觉正在迅速地破灭！帝国是建立在人为促成的错觉和传统的偏见基础之上的，而公社则将建立在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他们的实际需要基础之上。

　　法国农民的仇恨正在集中到“乡绅议员”、城堡领主、榨取10亿赔偿金的那些人以及以土地占有者面目出现的城市资本家身上。这些人对农民的侵夺在第二帝国时期进展得空前迅速，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国家的人为措施所促成的，一部分是现代农业发展本身的自然结果。“乡绅议员”们知道，法兰西的公社共和国只要统治三个月，就可能成为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起来向他们造反的信号。因此他们疯狂地仇恨公社！农民的解放对他们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当然，在法国，像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尽管目前劳动的组织是专制式的，生产资料不仅作为生产手段，而且作为剥削和奴役生产者的手段集中在垄断者的手中。无产阶级要做的事就是改变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和这些集中的劳动资料目前所具有的资本主义性质，把它们从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手段变为自由的联合劳动的形式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则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但是这种农民所有权早已越过自己发展的正常阶段。那时它还是现实的，还是一种符合于社会经济需要、使农村生产者本身处于正常生活条件中的生产方式和财产形式。现在，它已经进入了自己的没落时期。一方面，从它里面已经成长起来了一支巨大的、与城市雇佣工人利益完全一致的prolétariat foncier（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农艺学的新发展，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已经老朽过时。最后，农民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觉。大农场主的竞争、血税、国家捐税、城市典当主的高利盘剥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司法制度的大量的小额勒索，这一切使得他们沦落到印度农民的地位；同时，他们随时遭到剥夺——甚至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剥夺，从而沦为农村无产者。因此，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如果说，公社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是唯一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就能立即给农民带来莫大好处的政权的话，那么，也只有公社这种政府形式才能够保证改变他们目前的经济状况：能够一方面拯救他们免于地主的剥夺，另一方面使他们不至于为了所有权的名义而遭受压榨、苦役和贫困的煎熬；能够把他们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变成他们对自己劳动果实的实际所有权；能够使他们既享受产生于社会需要、而目前则作为一种敌对因素不断侵犯着他们利益的现代农艺学之利，又无损他们作为真正独立生产者的地位。他们既然能立即受惠于公社共和国，必将很快地对它产生信任。

共和联盟（共和同盟）

　　无秩序党在第二帝国的弊政下，达到了它统治的顶点，这个党在它的随从仆役、喽罗门客、国家寄生虫、暗探爪牙、“荡妇”，以及一大群作为高等流氓之补充的下等流氓（普通刑事犯）跟随下，离开了巴黎（演出了一幕“出巴黎记”⁽⁷⁴⁾）。但是，中等阶级里面的真正有生命力的力量，由于工人的革命而得以摆脱他们的伪代表，在法国历次革命的历史中第一次和这个无秩序党分道扬镳，显出他们的真正本色。这就是“共和自由同盟”¹¹⁰，它在巴黎和外省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拒绝承认凡尔赛，并在公社的旗帜下前进。

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
阶级的公社革命

　　我们已经看到：巴黎的无产者为维护法国农民而战，凡尔赛为反对法国农民而战；“乡绅议员”最害怕的是农民听到巴黎的声音，不能再靠封锁把两者隔离开来；归根到底，他们对巴黎作战是企图使农民继续做他们的奴隶，把农民照旧当做他们的“可以任意勒索租税的”对象。

　　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公社实施的主要措施是为着拯救巴黎的中等阶级即债务阶级而反对债权阶级！在六月起义（1848年）中，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他们随即在1848年9月19日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¹⁰⁸对六月起义的胜利立即显示出它同时也是债权人即富有的资本家对债务人即中等阶级的胜利。债权人冷酷地索取他们该得的那“一磅肉”⁽⁷⁵⁾。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挥霍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证券投机商、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⁷³之类诈骗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如果说，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它在精神上则被帝国的奢靡腐败之风所激怒。战争中的丑闻丑事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在法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经受着民族崩溃的危机和经济破产的情况下，这个中等阶级感到：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他们感到：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他们从僧侣统治下解放出来，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

共和国只有公开宣布为
社会共和国才可能存在

　　正像第二帝国粉碎了操于国家宪兵和教士之手的“普选”是不受任何控制的这样一种幻想一样，这次内战粉碎了关于“共和国”的最后幻想。法国所有的有生命力的力量都承认：在法国和在欧洲，共和国只有作为“社会共和国”才有可能存在；这种共和国应该剥夺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公社；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另外那种共和国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⁵¹——联合起来进行的隐名恐怖统治，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这是阶级的隐名恐怖统治，在完成其肮脏使命之后，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

　　乡绅议会⁸⁷里面的职业共和党人是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经过了1848—1851年的试验，经过了镇压巴黎的内战，还是真心相信阶级专制的共和形式是一种可能的、持久的形式；其实，秩序党⁸¹之需要这种形式，只是把它当做一种玩弄阴谋的形式，用来反对共和、重建唯一适合于这个党的阶级专制形式——君主制度，或更确切地说，帝国制度。在1848年，这些甘愿受骗的笨蛋被推到前台，直到他们通过镇压六月起义¹⁸为所有那些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集团铺平了建立隐名统治的道路为止。1871年，在凡尔赛，他们从一开始就被推到后边，在那里为梯也尔的统治充当“共和主义的”装饰品，并以他们的在场使波拿巴的将军们反巴黎的战争合法化！这些可怜虫陷于自我嘲讽而不自觉，还在Salle des Paume（网球场）里举行他们党的会议，来表明与他们的1789年前辈¹⁴¹相比，他们已堕落到怎样的地步！他 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舍耳歇之流哄诱巴黎把武器交给梯也尔，试图借助赛塞手下的“秩序”国民自卫军来迫使巴黎解除武装！我们不去谈像路易·勃朗之类的所谓巴黎的社会主义议员。他们驯顺地忍受杜弗尔这种人和乡绅议员们的侮辱，迷恋梯也尔的“合法”权利，而且竟在匪徒面前哀鸣诉苦，脸面丢尽！

工人和孔德

　　如果说工人的发展现在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宗派纷争的时期，那么不应忘记，工人从来也不曾被孔德派操纵过。这个宗派所给予国际的，不过是大约六七个人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的纲领被总委员会拒绝。¹⁴²巴黎工人知道：孔德在政治方面是帝国制度（个人独裁）的代言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资本家统治的代言人，在人类活动的所有范围内，甚至在科学范围内是等级制度的代言人。巴黎工人还知道：他是一部新的教义问答⁽⁷⁶⁾的作者，这部新的教义问答用新的教皇和新的圣徒代替了旧教皇和旧圣徒。如果说，孔德的信徒在英国比在法国更受欢迎，那倒不是由于他们鼓吹了他们的宗派教义，而是由于他们个人的优秀品质，还由于他们接受了那些不是由他们创造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形式，例如英国的工联和罢工。顺便提一下，这些斗争形式是被他们在巴黎的同宗道友们斥为异端的。

公社（社会措施）

　　巴黎工人发动了目前这次革命，并且以英勇的自我牺牲精神承受着这场战斗带来的主要打击——这并不是新鲜事。这是历次法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只是往事的重复！革命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并且是公开为着人民群众即生产者群众的利益而进行，这是这次革命和以前历次革命相同之点。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在于人民在首次起义之后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没有把他们的权力拱手交给统治阶级的共和主义骗子们；这次革命的新的特点还在于人民组成了公社，从而把他们这次革命的真正领导权握在自己手中，同时找到了在革命胜利时把这一权力保持在人民自己手中的办法，即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这就是他们的滔天大罪！工人们竟敢侵犯“一万个上层人”的统治特权，竟敢宣布他们决心破坏这种运用社会的有组织的国家力量来谋取私利的阶级专制的经济基础！使欧洲的以及美国的体面阶级狂怒的正是这一点；这也说明他们为什么大叫这是亵渎神灵，说明他们为什么要疯狂号召屠杀人民，要从他们的议会讲坛和他们的仆从报社发出粗野的叫骂和诽谤！

　　公社的最伟大的措施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在闻所未闻的困难情况下工作着、行动着！巴黎公社升起的红旗实际上只是标志着巴黎的工人政府的建立！工人们已经清楚地、有意识地宣告他们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和改造社会！但是他们的共和国的真正“社会”性质仅仅在于工人管理巴黎公社这一点！至于他们的各项措施，由于实际情况所决定，不得不主要限于巴黎的军事防卫和粮食供应！

　　工人阶级的一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一方面甚至对很少的几项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措施——其实这些措施除了倾向之外 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很难掩饰他们的厌恶；另一方面他们又表示满意，并企图用他们的重大发现来诱导“士绅们”同情巴黎公社。他们的大发现是：工人们毕竟是有理智的人，他们无论何时执掌政权，一定会坚决背弃社会主义事业的！事实上，工人们并不想在巴黎成立什么法伦斯泰尔¹⁴³，也不想成立什么伊加利亚¹⁴⁴。真是当代的聪明人！这些对于工人阶级的真正理想和真正运动一窍不通的好心的保护人忘记了一点。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因此还没有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内部也还没有完全成熟。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则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消除雇佣劳动制度和这一制度下的阶级统治的一切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社会的物质条件，也不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发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取代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理解以及工人阶级战斗组织的力量的日益积聚。但是，乌托邦主义者所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终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终目的。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所创造的那些乌托邦寓言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式的”那么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3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公报》：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执政（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compris）： 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国家事务）的领导（管理）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无能和精神衰朽”是”法国不幸”的根源并加以痛斥。

　　“工人们生产一切然而享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目睹用自己的劳动与血汗创造出来的产品堆积如山，而自己却受着贫困的折磨……　难道永远不许他们致力于自己的解放事业吗？……　无产阶级眼看着自身的权利经常受到威胁，自己的正当企望一概被否认，祖国山河破碎，自己的一切希望归于毁灭，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en s'emparant du pouvoir）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保证自己的胜利，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⁷⁷⁾

　　这里说得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政府所以必要，首先是为了拯救法国，为了使法国免于统治阶级将带给它的毁灭和腐化；夺去这些阶级（已经丧失了治理法国能力的阶级）的政权是拯救民族的必要条件。

　　但是，这里同样也说得很明白：工人阶级的政府只有致力于工人阶级自身的解放才能拯救法国，完成民族事业，因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同时也就是法国复兴的条件。

　　工人阶级的政府被宣布为劳动对劳动资料垄断者、对资本的战争。

　　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横蛮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沙文主义是借助常备军来使国际斗争永久化的手段，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阻挠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这种沙文主义（它早已成为一句空话）的真正性质已经暴露无遗，它表现于色当之后的防御战争——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到处使这场防御战争陷于瘫痪；表现于法国的投降；表现于梯也尔这位沙文主义最高祭司在俾斯麦的恩准下进行的国内战争！它还表现于反德同盟的鬼祟的警察伎俩¹⁴⁵以及投降之后巴黎城内对外国人的搜捕。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希望，巴黎人民（和全体法国人民）会被民族仇恨的情绪所愚弄，会在蓄意对外国人的迫害中忘记自己的真正愿望，忘记内奸！

　　这种精心制造的运动不是被革命的巴黎一口气就吹得无影无踪（烟消云散）了吗？巴黎响亮地宣布了它的国际倾向——因为生产者的事业到处是一样的，他们的敌人不论属何国籍（不论穿着什么样的民族服装）也到处是一样的——，它把允许外国人加入公社当做一条原则加以宣布，它甚至把一位外国工人⁽⁷⁸⁾（国际会员）选入执行委员会，它下令拆除法国沙文主义的象征——旺多姆圆柱¹¹⁵！

　　当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已肢解了法国并在外国侵略者的指令下行事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却通过打击本国的阶级统治者而打败了外敌；通过取得世界各国工人之先锋的地位而消除了国界！

　　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在类似的条件下，这种爱国主义在所有国家也会像在法国一样被戳穿。

乡绅的地方分权和公社

　　有人说，巴黎以及其他法国城市都是处在农民统治的压迫下，巴黎现在的斗争是为了从农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来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谎言！

　　作为中央所在地和中央集权政府机器根据地的巴黎，使农民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失去一切生机（使他们丧失活力）。它压制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机能。另一方面，以巴黎为大本营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既然使外省的全部权势都这样归之于政府、土地巨头、宪兵和僧侣，这些人就利用这种权势为政府和政府所代表的阶级服务，不去反对政府、寄生虫、资本家、懒虫们的那个充当着世界妓院的巴黎，而去反对工人和思想家的巴黎。这样，由于存在着以巴黎为基地的政府集权，农民就受着政府和资本家的巴黎的压制，而工人的巴黎则受着落入农民敌人之手的外省权力的压制。

　　凡尔赛的《通报》（3月29日）宣称：

　　“巴黎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因为它是首都。”

　　这倒是实话。巴黎这个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首都，不能是一个”自由的城市”各省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巴黎作首都，也不能”自由”。只有有了巴黎公社，各省才能自由。秩序党⁸¹之所以如此疯狂地痛恨巴黎，与其说是因为巴黎宣布自己摆脱秩序党及其政府的统治，倒不如说是因为巴黎这样做就是发出了农民以及各省摆脱秩序党统治的信号。

　　4月1日公社《公报》：

　　“三月十八日：革命不是以保证巴黎获得一个民选的、但仍处在一个十分集中的全国政极的专制控制下的公社代表机构作为唯一的目的。它要为法国所有的市镇争得和确保独立，也要为所有更高的地方单位——省、大行政区一夺得和确保独立，这些地方单位将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联合在一个真正的民族公约之下，它要保障共和国，并使之长存……　巴黎放弃了它的囊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这种大权独揽的地位对巴黎说来等于是自我损害——而没有放弃那种使它的宣传工作在法国和欧洲屡获胜利的道义力量和思想影响。”⁽⁷⁹⁾

　　 “这一次，巴黎再度为全法国而工作和忍受苦难；它为法国在思想、道德、行政、经济诸方面的复兴，为法国的光荣和繁荣而战斗、牺牲。”（用气球发出去的巴黎公社的纲领）⁽⁸⁰⁾

　　梯也尔先生在巡视各省的时候，安排了选举事宜，首先是安排他自己在各地的选举。但是有一个困难。外省的波拿巴派当时已不中用。（而且，他不需要他们，他们也不需要他。）很多奥尔良派⁵¹的老角色都已经融入波拿巴派了。因此必须求援于乡居的正统派地主。他们一直不问政治，正是易受愚弄之辈。他们使凡尔赛议会具有了明显的特色，具有了类似路易十八的“无双议院”⁸⁶的性质，具有了“乡绅”议会的性质。他们十分自负，当然以为随着波拿巴的第二帝国的崩溃，有了外国侵略者的庇护，像1814年和1815年那样，他们的时机终于又到来了。可是，他们仍然只是受人愚弄。随他们怎样行动，他们也只能像1848—1851年一样，作为秩序党的一分子以及它的“隐名”恐怖主义的工具而行动。他们本派情绪的宣泄只不过给他们那种结伙行为增添喜剧性而已。因此，他们只好容忍贝里公爵夫人的监狱产婆⁷⁵当他们的总统，容忍国防政府中的假共和主义者当他们的部长。他们的任务一旦完成，就会被一脚踢开。但是——这是历史的恶作剧——由于各种情况的这种奇异配合，他们不得不向巴黎进攻，惩罚它背叛“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这是路易·勃朗的说法⁽⁸¹⁾，梯也尔称之为法兰西的统一），可是他们自己干的头一件好事恰恰就是背叛统一，因为他们声称要“砍去巴黎的头颅和取消它的首都地位”要把议会设在一个外省城市里。其实，他们真正希望的是：恢复中央集权制国家机器出现以前的情况，多少摆脱这个国家机器的省长和部长的约束，而代之以封建领主在本省和本地的权势。他们所要的是在法国实行反动的地方分权。而巴黎所要的却是：以法国社会本身通过公社组织而取得的政治统一去代替曾起过反封建作用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中央集权制现在已经仅仅表现为一个人为机体的统一，而这个人为机体依靠宪兵和红黑军队而存在，压制着现实社会的生活，像梦魇一样压在社会头上，用孤立巴黎、排斥外省的办法给予巴黎一个“表面上大权独揽”的地位。巴黎就是要用前述的政治统一去代替这个存在于法国社会之外的中央集权的法国。

　　因此，真正主张破坏法国统一的是乡绅们，他们反对统一的国家机器，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损害了他们在地方上的权势（领主权利），因为统一的国家机器是和封建制度相对抗的。

　　巴黎所要的则是破坏那种人为的中央集权制，因为它是和法国真正的有生命力的统一相对抗的，因为它无非是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而已。

孔德派的观点

　　对现存经济制度完全无知的人，当然更不能理解工人为什么要否定这种制度。他们当然不能理解，工人阶级企图实现的社会变革正是目前制度本身的必然的、历史的、不可避免的产物。他们以遗憾的口吻谈论消灭“财产”的威胁，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财产的现今的阶级形式———种过渡性的历史形式——就是财产本身，因而消灭这种财产形式就是消灭财产。正像他们现在为资本统治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永恒性”进行辩护一样，如果他们生在封建时代或奴隶制度时代，他们也会把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当做符合事物本性的制度、当做自发地成长起来的自然产物而加以保卫，他们也会猛烈抨击这些制度的种种“弊端”，但同时他们会由于自己极端无知而用什么这些制度是“永恒的”是可通过“道德节制”（“限制”）加以纠正的说教，来反驳这些制度将被消灭的预言。

　　他们对巴黎工人阶级的目的理解的正确程度和俾斯麦先生一样，俾斯麦曾宣称：公社所要建立的是普鲁士式的市政体制。

　　可怜的人们！他们甚至不知道，财产的任何一种社会形式都有《法兰西内战》初稿各自的“道德”与之相适应，而那种使财产成为劳动之属性的社会财产形式，决不会制造个人的“道德限制”而会将个人的“道德”从阶级束缚下解放出来。

　　人民革命的气息使巴黎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二月革命曾被称做痛恨道德堕落的革命。人民宣布那次革命时高呼“打倒大窃贼！打倒杀人犯！”这是人民的情感。至于资产阶级，他们却要求给贪污腐败以更广阔的舞台！在路易·波拿巴（小拿破仑）的统治时期，他们的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巴黎这个巨大的城市，这个具有历史首创精神的城市，被弄成了世界上所有懒虫和骗子手的安乐窝，弄成了一个世界妓院！在“上等人”出走以后，工人阶级的巴黎才重新展现，工人阶级的巴黎是英勇的，富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对自己的艰巨任务满怀热情！尸体认领处里一具尸体也没有，街道上平安无事。巴黎界内从来没有这样平静过。荡妇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巴黎的英勇妇女！刚劲的、严肃的、战斗着、劳动着、思想着的巴黎！胸怀广阔的巴黎！同敌人的野蛮暴行相对照，巴黎只不过使敌俘无力伤人而已……

　　 “巴黎所决不愿再容忍的，是荡妇和轻薄少年的存在。它决心驱逐或改造曾经把这座巨大城市抓在手里作为自己私产加以利用的这批无用处、无信仰、自私自利的败类。第二帝国的任何头面人物都将无权说这样的话：巴黎的最好的街区其乐融融，但是其他街区里贫民太多。”⁽⁸²⁾

　　（4月23日《真理报》）：

　　“巴黎的个人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没有了；所有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自从公民自己行使警察职能以来，即使是在最地僻人稀的街区也没有接到一次夜间抢劫事件的报案。”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4月中—5月上半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法兰西内战》二稿（摘录）

（6）公社

　　在色当事件之后，里昂、马赛和图卢兹的工人，都曾宣告成立公社。甘必大用尽全力加以摧毁。¹³⁷在巴黎被围期间，工人们不断地发难举事，但一次又一次地为特罗胥的布列塔尼兵——路易·波拿巴的科西嘉兵的优秀继承者——以莫须有的理由所镇压。⁹⁶工人们发难举事就是企图以公社代替骗子手的政府。当时默默地酝酿着的公社，正是九月四日革命的真正秘密之所在。因此，3月18日清晨，在反革命被击败以后，睡意朦胧的欧洲从普鲁士帝国的迷梦中惊醒时听到的是巴黎雷鸣般的呼声：“公社万岁！”

　　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按最简单的理解，这是工人阶级在他们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工业中心——里执掌政权的形式。

　　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20日公告中说：

　　 “首都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　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权〈国家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的权利。”⁽⁸³⁾

　　但是，无产阶级不能像统治阶级及其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在历次胜利的时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体并运用这个现成的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像螃蛇似的用常备军、等级制的官僚、俯首帖耳的警察、僧侣、奴颜姆膝的法官把现实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它最初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创造出来的，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武器。以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提供自由发展的充分余地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把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的一切封建制度堡垒扫除净尽，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准备社会基地。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分支庞杂、遍布各地的机关。

　　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体现在议会和政府这两大机构上。在1848—1851年秩序党⁸¹共和国时期，议会的大权独揽产生了它自身的否定——第二帝国，而把议会纯粹当做嘲弄对象的帝国制度，是目前大陆上多数军事大国盛行的制度。乍看起来，这种政府机构的僭权专政仿佛是对社会本身的专政，它同样地凌驾于一切阶级之上，同样地给一切阶级以屈辱，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成了——至少在欧洲大陆上是如此——占有者阶级能继续统治生产者阶级的唯一可能的国家形式。所有已经不复存在的法国议会所留下来的、还栖息在凡尔赛的那一群幽灵，他们所掌握的实际力量，除第二帝国下形成的政府机器外，什么也没有。

　　像蟒蛇似的用官僚、警察、常备军、僧侣、法官把社会机体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的庞大的寄生政府，诞生于专制君主制时代。那时需要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来充当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在争取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以扫除领主的、地方的、城镇的、外省的特权这些中世纪垃圾为任务的18世纪法国革命，不能不同时从社会基地上清除那些妨碍着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充分发展的最后障碍，这种国家政权有着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遍布各地的机关。这样的国家政权是在第一帝国时期产生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又是从半封建的旧欧洲反对现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中产生的。在以后的复辟时期、七月王朝¹³⁹、秩序党共和国时期的各种议会制度下，这个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的国家机器的最高管理权，不仅变成了统治阶级中互相倾轧的各党各派争夺的对象，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使得工人阶级队伍更加扩大、苦难更加深重、抵抗更加有组织、求解放的趋势更加强烈，一句话，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做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这个政权把群众现在所处的屈从地位作为不容变更的常规，作为群众默默忍受而他们的“天然尊长”则放心加以利用的社会事实维持下去。随着社会本身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阶级斗争阶段，它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的性质，即国家政权的性质，也不能不跟着改变（也经历一次显著的改变），并且它作为阶级专制工具的性质，作为用暴力长久保持财富占有者对财富生产者的社会奴役、资本对劳动的经济统治的政治机器的性质也越来越发展起来。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统治阶级的一个集团手中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在每次这样的革命之后，国家政权的压迫性质就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并且更无情地被运用，因为大革命所许下的、在形式上已作出保证的那些诺言只有使用暴力才能打破。此外，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就是这样，七月革命¹⁴⁶把政权从地主手里夺来转交给大制造商（大资本家），二月革命¹⁶又把政权转交给联合在一起的统治阶级各党派，这些党派是为了共同对抗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秩序而联合成为“秩序党”的。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政权最后变成了占有者阶级用来反对从事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公开的战争工具。但是作为公开的内战工具，它只能在有内战的时候使用：因此，议会制共和国的生存条件就是延续已经公开宣布了的内战状态，这就恰恰否定了“秩序”而内战恰恰是以“秩序”的名义进行的。这只可能是一种一时的、例外的情况。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的正常的政治形式，甚至于对大部分资产阶级说来也是不能忍受的。因此，当人民抵抗的一切因素都被消除以后，议会制共和国只能在第二帝国面前消逝（让位给第二帝国）。

　　帝国声称它依靠构成全国多数的生产者———即依靠似乎是置身在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之外的（对相互对抗的两大社会力量都采取冷漠和敌视态度的）农民；它把国家政权当做凌驾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上的一种力量来使用；它强使两个阶级暂时休战（使政治的因而也就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形式沉寂下去）；它通过摧毁议会权力亦即摧毁占有者阶级的直接政治权力而剥去了国家政权的直接的阶级专制形式。这样一个帝国是唯一能够使旧的社会秩序苟延一时的国家形式。因此，全世界都欢迎这个帝国，认为它是“秩序的救主”世界各国想当奴隶主的人们20年来一直赞美它。在它的统治下——这时正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使世界市场发生了变化¹⁴⁷，美国有了惊人的发展——开始了工业空前活跃的时期，证券投机、金融诈骗、股份公司冒险行为盛极一时，而所有这一切通过对中等阶级的剥夺，导致资本的迅速集中，并使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渊薮。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这个国家机器本身的彻底的腐朽性以及在它统治下兴旺发达的整个社会机体的糜烂状态，被普鲁士的刺刀尽行揭穿，而普鲁士本身还一心想要把这个充满金钱、血水、污泥的制度在欧洲的司令部从巴黎搬到柏林去呢。

　　巴黎工人阶级所必须打倒的就是国家政权的这种最后的和最淫贱的形式，它的最高级的也是最低劣的现实，而且也只有这个阶级能够使社会摆脱它。至于议会制度，它早已被它自己的胜利和帝国葬送了。工人阶级必须做的只是不让它复活。

　　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

　　用最简单的概念来说，公社意味着在旧政府机器的中心所在地——巴黎和法国其他大城市——初步破坏这个机器，代之以真正的 自治，这种自治在工人阶级的社会堡垒——巴黎和其他大城市中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于被围，巴黎摆脱了军队，而代之以主要由巴黎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只是由于这一情况，3月18日的起义才成为可能。必须使这件事实成为一种制度，必须以各大城市的国民自卫军，即武装起来反对政府借权的人民来代替保护政府反对人民的常备军。公社必须由各区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因为巴黎是公社的首倡者和楷模，我们应引为范例），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会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应成为公社的勤务员，像其他所有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一样由公社任命，而且随时可以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法官也应该由选举产生，可以罢免，并且对选民负责。一切有关社会生活事务的创议权都由公社掌握。总之，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硬说中央的职能——不是指政府统治人民的权威，而是指由于国家的一般的共同的需要而必须执行的职能——将不可能存在，是极其荒谬的。这些职能会存在；不过，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随着常备军和政府警察的废除，物质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宣布一切教会不得占有财产，从一切公立学校中取消宗教教育（同时实施免费教育），使其成为私人生活范围之内的事，靠信徒的施舍维持；使一切教育机构不受政府的监护和奴役——随着这一切的实现，精神的压迫力量即被摧毁，科学不仅成为人人有份的东西，而且也摆脱掉政府压制和阶级偏见的桎梏。市税由公社规定和征收，用于全国性的公共需要的税款由公社的公职人员征收，并由公社自己支付于各项公共需要（用于各项公共需要的开支由公社自己监督）。

　　这样，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卡·马克思写于1871年5月
原文是英文
第一次用英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4年莫斯科版第3（8）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脚　　注

(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2) 引自公社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载于1871年3月3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0号。——编者注
(3) 指巴黎公社教育代表爱·瓦扬1871年5月11日发布的命令的内容，见1871年5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132号。——编者注
(4) 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5) 参看本卷第105页。——编者注
(6) 参看本卷第158—159页。——编者注
(7) 见本卷第14页。——编者注
(8) 茹·法夫尔。——编者注
(9) 《德国工人对国际宣言的答复》，载于1870年7月22日《马赛曲报》第153号。——编者注
(10) 见本卷第115页。——编者注
(11) 见本卷第116页。——编者注
(12) 在马克思翻译并于1870年以单行本刊印的德文本中删去了这句话和以下的引文，接下来一直到“他们立刻将此意暗示给了……市议员和新闻记者”这一段的文字也有所删节。——编者注
(13) 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自由与和平”的前面加有“独立”。——编者注
(14) 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这符合霍亨索伦王朝的传统”。——编者注
(15) 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这就是昏暗的资产阶级爱国者为德国‘保证’的和平前景”。——编者注
(16) 在1870年德文版中加有：“而爱国主义的空谈家会安慰他们说，资本无祖国，而工资是由非爱国主义的国际性的供求规律来调节的。因此，难道工人阶级现在还不应该表示自己的态度，不再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用工人阶级的名义来讲话？”——编者注
(17)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致全体德国工人！》，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编者注
(18) 在1870年德文版中是“它在德国刺刀之下空出来的位子。——编者注
(19) 在1870年德文版中，在“职责”的后面加有“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编者注
(20) 在1870年德文版中此句的结尾是“而英国部分报刊要求这种肢解的叫嚷并不低于德国的爱国者”。——编者注
(21) 见本卷第127页。——编者注
(22) 引自《巴黎每日要闻》，载于1871年3月19日《费加罗报》第74号。——编者注
(23) 路·茹·特罗胥《告巴黎市民书。1871年1月6日于巴黎》.载于1871年1月7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7号。——编者注
(24) 《宣言》.载于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第30号。——编者注
(25)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不是“约·密勒”，而是“卡尔·福格特”，在1871年法文版中是”福斯泰夫”。——编者注
(26) 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在英国，普通刑事犯服过大部分刑期以后，常常发给假释证，犯人持着这种证件出狱居住，但应受警察监视。这种证件称为 tickets-of-leave[假释证]，持有假释证的人称为ticket-of-leave men[假释犯]。”———编者注
(27) 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1871年在波尔多的时候”。——编者注
(28) 沙·贝累《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公民梯也尔。1871年4月24目》.载于1871年4月28日《口令报》第64号。——编者注
(29)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地方官和地主的议院）”。——编者注
(30)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其职务是代表报馆坐牢服刑”。——编者注
(31) 克莱尔蒙—托内尔《1871年3月5日的信》.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第21号。———编者注
(32) 茹·贝热瑞。——编者注
(33) 路·马尔儒纳尔。——编者注
(34) 在英语里，侍候女王、王后、公主等尊贵妇女的女侍称做“贞女”（maid of honour或 lady of honour）。这里显然指的是梯也尔夫人和法夫尔夫人身边的女侍。——编者注
(35) 参看伏尔泰《老实人》第22章。——编者注
(36) 见本卷第183—184页。——编者注
(37) 指波拿巴派的将军们。——编者注
(38) 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39) 在1871年德文版中是“越来越变成了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变成了阶级统治的机器”；在1891年德文版中是“越来越变成了压迫工人阶级的社会权力，变成了阶级统治的机器”。——编者注
(40) 《梯也尔先生的计划》，载于1871年3月29日《形势报》第163号。———编者注
(41)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此处有“在其他国家”。——编者注
(42)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军队”。——编者注
(43)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工人阶级的政府”等字有着重号。——编者注
(44) 在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工人解放”。——编者注
(45)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加有“即有产者”。——编者注
(46) 在德文各版中加有“（赫胥黎教授）”。——编者注
(47)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唯一原因”。——编者注
(48) 莱·弗兰克尔。——编者注
(49) 雅·东布罗夫斯基和瓦·符卢勃列夫斯基。——编者注
(50) 让·普里尔，教名布朗舍。——编者注
(51) 保·拉法格《巴黎访问记。4月7—18日》.载于1871年4月24日《波尔多论坛报》。——编者注
(52) 恩格斯在1871年德文版上加了一个注：网球场，国民议会于1789年在这里通过了著名的决议。——编者注
(53) 阿·梯也尔《致市长、副市长、市参议员大会委员会的声明》，载于1871年4月28日《号召报》第684号。——编者注
(54) 阿·梯也尔《1871年4月2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29日《号召报》第685号。——编者注
(55) 《梯也尔先生的通告》，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第21号。——编者注
(56) 《市镇通报……》，载于1871年5月6日《号召报》第692号。——编者注
(57) 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58) 阿·梯也尔《关于穆兰一萨凯的公报。1871年5月4日于凡尔赛》 I载于1871年5月6日《号召报》第692号。——编者注④
(59) 在1871年和1891年的德文版中是“具有何等的世界历史意义啊》——编者注
(60) 《梯也尔先生的宣言》.载于1871年4月1日《爱尔兰人报》第13卷第39期。——编者注
(61) 1871年6月2日《旗帜报》第14613号刊登的《暴动之结局》，这段话转引自爱·埃尔韦发表在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的文章。——编者注
(62) 1871年5月31日《巴黎报》第138号。——编者注
(63) 塔西佗《历史》第3篇第83章。——编者注
(64) 若·达尔布瓦。——编者注
(65) 让·罗比耐《有关法兰西和巴黎当前局势的政治笔记》1871年伦敦版。——编者注
(6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7页。——编者注
(67) 指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
(68) 见本卷第113—119、120—130页。——编者注
(69) 见本卷第133—134页。———编者注
(70) 弗·塔米西埃。——编者注
(71) 阿·梯也尔。——编者注
(72)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73) 引自一篇反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交付赔款问题上的立场的文章：载于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74) 这里显然是套用了《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的标题。——编者注
(75)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编者注
(76) 奥·孔德《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巴黎版第1—6卷。——编者注
(77) 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78) 莱·弗兰克尔。——编者注
(79) 1871年4月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1号社论。——编者注
(80) 1871年4月19日巴黎公社宣言《告法国人民书》，载于1871年4月21日《每日新闻》第7793号。——编者注
(81) 路易·勃朗《给〈世纪报〉编辑的信。1871年4月20日》.载于1871年4月26日《每日新闻》第7797号。——编者注
(82) 1871年4月23日《观察家报》第4170号。——编者注
(83) 1871年3月21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80号。——编者注

注　　释

1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见本卷第12——13页）。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13页）。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本卷第15页）。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寻|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00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117、180。
16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136、220。
18 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102、127、205。
39 北德意志联邦是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取代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左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121。
44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全面总结了巴黎公社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现代工业的进步促使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对立更为发展、扩大和深化。与此同步，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见本卷第152页）；因此“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工人阶级必须把“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见本卷第151、194页），“用他们自己的政府机器去代替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政府机器”（见本卷第207页）；巴黎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见本卷第158页）。马克思充分肯定巴黎公社作为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公社的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可随时撤换；武装力量按民主原则组织自司法机关的官吏由选举出来的法官取代；所有公职人员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等等。马克思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改造任务及其长期性和复杂性。他指出：“公社是想要消灭那种将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的财富的阶级所有制。它是想要剥夺剥夺者。它是想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见本卷第158页）工人阶级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稚”（见本卷第159页）。马克思还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强调工人阶级与劳动农民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盟，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建设没有剥削的新社会制度的重要条件。
　　巴黎公社一宣布成立，马克思就开始搜集和研究关于公社活动的各种材料，并建议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发表一篇告全体会员的宣言。受总委员会的委托，马克思于1871年4月18日后着手起草这一宣言，一直持续到5月底。他先写了《法兰西内战》初稿和二稿（摘要见本卷第187——223页）、从5月6日起开始定稿。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最后一个街垒陷落两天后，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马克思宣读的《法兰西内战》的定稿文本。随后，马克思又对这一宣言的第四部分的某些段落作了补充和加工。
　　《法兰西内战》是用英文写的，最初于1871年6月13日前后在伦敦印成小册子，同年又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在第二版中改动了几处正文，增加了《附录》的第二部分。
　　1871—1872年，《法兰西内战》先后被译成德文、法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荷兰文、佛拉芒文、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文、丹麦文和波兰文，在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期刊上发表，同时还出版了单行本。1872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根据英文第三版翻译的法文版，马克思校订了译文，作了大量修改，并重新翻译了某些段落。
　　这部著作1871年由恩格斯译成德文出版。1876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五周年，再版了《法兰西内战》的德文本。1891年，柏林《前进报》出版社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出版了《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恩格斯重新校订了译文，并为该版写了导言。恩格斯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两篇宣言一并收入这一版。此后在《法兰西内战》的各种文字的单行本中，均收有这两篇宣言。
　　恩格斯在为1891年《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中阐明了马克思在书中对巴黎公社经验所作的总结的重大理论意义，进一步论述了巴黎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失败原因，分析了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对公社的影响；高度评价了公社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并可随时撤换、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这两项措施，认为这是“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靠办法；阐明了巴黎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110、111—112页）
　　《法兰西内战》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刘云（张闻天）翻译，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95。
45 这篇导言是恩格斯为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在1891年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纪念版）而写的。最初，恩格斯的导言经他本人同意以《论法兰西内战》为标题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28期上。发表时、编辑部把原稿最后一段中“社会民主党的庸人”一语改成了“德国的庸人”。从理·费舍1891年3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可以看出，恩格斯并不同意编辑部对原稿作任意改动，但是，大概为了使自己的著作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几种文本不出现异文，他在单行本中仍保留了改换的字眼。本卷恢复了恩格斯原稿的用语。——99。
46 指1813—1814年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99、116。
47 “蛊惑者”是对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这一事件成了镇压所谓“蛊惑者”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斯巴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感者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这一称谓便流传开来。到了30年代，由于受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所谓的“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99。
48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99。
49 议会反对派（1830——1848年）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以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做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这一集团通常被称做王朝反对派。——101。
50 指宴会运动。这是1847年7月——1848年1月之间、反对派利用宴会的形式进行的政治斗争。七月王朝末期，王朝反对派联合共和派为促进选举改革，征集请愿书签名，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运动，资产阶级民主派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在宴会上，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发表公开演说，致祝酒词等方式陈述政见，宣传改革。第一次公开的宴会于1847年7月9日在巴黎的红宫舞厅举行，所有支持改革的派别都有代表参加，成分相当复杂。在这次宴会上，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从人数方面还是思想方面都表现出自己极大的优势。宴会运动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席卷了法国各个地区，仅1847年秋季的两个月内，全法国就举办了70次宴会，出席总人数多达17000余人。每次宴会出席者少则数百人，多则千余人。工人代表也组织过自己的宴会。但—是，原定于1848年2月22日举行的宴会遭到基佐政府的禁止，因为选举改革的运动给七月王朝带来了威胁。宴会运动为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二月革命拉开了序幕。恩格斯针对宴会运动撰写过一系列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381—384、394—402、405一408、423—426以及430—437页）。——101。
51 指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1877年，正统派把波旁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自称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身上。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派，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一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被称为奥尔良王朝。1877年，奥尔良派把奥尔良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路易—菲力浦之孙巴黎伯爵路易—菲力浦—阿尔伯身上。
　　波拿巴派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的拥护者。1877年，波拿巴派把帝国复辟的希望寄托于拿破仑第三之子欧仁·路易·约瑟夫·波拿巴身上。——102、127、166、171、205、212。
52 1870年9月1——2日在法国东北部城市色当附近进行了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拿破仑第三从1870年9月5日至1871年3月19日被监禁在卡塞尔附近一座普鲁士国王的城堡威廉堡内。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103。
53 1870年9月4日，法军在色当溃败（见注52）的消息传出后，巴黎举行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103。
54 指以阿·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奥·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法德初步和约。按照初步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正式和约于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104、161。
55 指蒲鲁东的著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马克思1851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的著作《对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对这部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第164—196页）。——108。
56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是马克思在1870年7月19—23日写成的。
　　1870年7月19日，即普法战争爆发的当天，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关于这次战争的宣言。宣言在7月23日的总委员会常委会通过，在1870年7月26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被一致批准。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伦敦1870年7月28日《派尔一麦尔新闻》第1702号上，几天以后以传单的形式印发了1000份。英国的许多地方报纸也全文或摘要转载了宣言。宣言曾送交《泰晤士报》编辑部，但该报拒绝发表。
　　鉴于宣言第一版很快脱销，1870年8月2日总委员会决定再增印1000份。同年9月，第一篇宣言又和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一起用英文再版，马克思在这一版中更正了第一篇宣言第一版中的几个印刷错误。
　　8月9日，总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把第一篇宣言翻译成德文和法文并加以传播。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马克思、海·荣克、奥·赛拉叶和约·埃卡留斯。宣言由威·李卜克内西翻译成德文首次发表在1870年8月7日莱比锡《人民国家报》第63号上。马克思得到宣言的这个德译文之后，对译文作了彻底的加工，对全文的几乎一半重新进行了翻译。宣言的新的德译文刊登在1870年8月《先驱》杂志第8期，同时印成传单，随后还发表在8月12日纽约《工人联合报》、8月13日苏黎世《哨兵报》第26号、8月13日维也纳《人民意志报》第26号以及8月21日奥格斯堡《无产者报》第56号。1891年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之际，恩格斯在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的《法兰西内战》德文版上刊出了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这两篇宣言的译者是路·考茨基夫人，恩格斯对译文进行了校订。
　　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用法文发表在1870年8月6日日内瓦《平等报》第28号、1870年8月7日布鲁塞尔《国际报》第82号和1870年8月7日韦尔维耶《米拉波报》第55号。由总委员会所设委员会翻译的第一篇宣言的法文本还印成了传单。第一篇宣言于1870年8—9月用俄文首次发表在日内瓦出版的《人民事业》第6—7期上。——113。
57 拿破仑第三政府为了平息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巩固摇摇欲坠的第二帝国政权，于1870年5月8日举行了公民投票（全民投票）。提交表决的问题含有这样一种意思，即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对一切民主改革。尽管政府采取了这种蛊惑性的伎俩，但是公民投票反对政府的仍然多达150万人，拒绝参加投票的也多达190万人。这一结果表明反政府力量仍持续增长。政府在准备公民投票的同时，广泛采取了镇压工人运动的措施，对工人组织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并散布所谓“赤色恐怖”来吓唬中间阶层。
　　国际的巴黎联合会和巴黎工会联合会曾于1870年4月下旬发表宣言，揭露波拿巴派玩弄所谓公民投票的实质，并号召工人拒绝参加。公民投票前夕，政府以警察捏造的谋剌拿破仑第三的罪名逮捕了巴黎联合会的会员，并以此为借口在法国各城市对国际会员展开大规模的迫害。1870年6月22日——7月5日举行的对巴黎联合会会员的审判完全证明这一罪名是莫须有的、法国的许多国际会员仅仅因为他们属于国际工人协会，便被波拿巴的法庭判处徒刑。
　　法国政府当局对国际的迫害引起了工人阶级的强烈抗议。——113。
58 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的政变，政变的结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114。
59 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掠夺计划的沙文主义示威游行。这次示威带行是波拿巴分子于1870年7月14日在警察的配合下组织的。
　　十二月十日帮指十二月十日会。该会是波拿巴派的秘密团体，以纪念其庇护人路易·波拿巴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而得名。该组织成立于1849年，主要由堕落分子、政治冒险家、军人等组成。虽然该团体于1850年11月表面上被解散，但实际上其党羽仍然继续进行波拿巴主义的宣传，并积极参加了1851年12月2日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文中对十二月十日会作了详尽的评述。——115。
60 萨多瓦之役即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会战。——115。
61 1870年7月16日在不伦瑞克和7月17日在开姆尼茨举行的工人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为抗议统治阶级的掠夺政策而召开的。
　　这两次大会的决议，引自1870年7月20日《人民国家报》第58号。——116。
62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是马克思在1870年9月6—9日写成的。
　　1870年9月6日，国际总委员会研究了由于第二帝国崩溃及普法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形成的新局势，决定就普法战争发表第二篇宣言。为此，成立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其成员有马克思、海·荣克、乔·米尔纳和奥·赛拉叶。
　　马克思起草这篇宣言时，利用了恩格斯寄给他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普鲁士军阅、容克和资产阶级借口军事战略上的需要而并吞法国领土的野心。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召开专门会议，一致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这一宣言。宣言被分送到伦敦各资产阶级报刊，然而这些报刊却采取沉默态度，只有《派尔一麦尔新闻》在1870年9月16日摘要刊登了宣言。9月11——13日宣言用英文以传单的形式印发了1000份。9月底又出版了将第一篇和第二篇宣言印在一起的新版本。这一版改正了第一版的几个印刷错误、也对个别段落的文字作了修改。
　　第二篇宣言的德文本是由马克思翻译的，他在翻译时删去了个别段落，增加了几句专门针对德国工人说的话。第二篇宣言的这个译本发表在1870年10—11月《先驱》杂志第1任—11期，1870年10月8日维也纳《人民意志报》第37号以及1870年10月1日苏黎世《哨兵报》第33号，同时还以传单的形式在日内瓦印发。1891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第三版中刊出了第二篇宣言，为该版翻译第二篇宣言的是路·考茨基夫人，恩格斯对译文进行了校订。第二篇宣言的法译文载于1870年10月23日、12月4日《国际报》第93、99号及1870年9月21日《波尔多论坛报》，并以节译的形式载于1870年10月4日《平等报》第35号，此外，这篇宣言还用佛拉芒文发表于1872年10月16、24日安特E普《工人报》第51、52号。——120。
63 161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国与16世纪初由条顿骑士团领地组成并臣属于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普鲁士公国（东普鲁士）合并。勃兰登堡选帝侯作为普鲁士的领主而成为波兰的藩臣，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1657年，当时勃兰登堡选帝侯利用了波兰对瑞典作战的困难，使波兰承认了他对普鲁士领地的主权。——122。
64 指1795年4月5日参加了反法同盟的普鲁士同法兰西共和国单独缔结的巴塞尔和约，这一和约的签订导致了欧洲各国第一次反法同盟的瓦解。——123。
65 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没有向俄国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在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上成立华沙大公国（法国企图使之成为进攻俄国的跳板），与普鲁士一样解除与英国的联盟，加人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拿破仑第一强行签订的掠夺性的蒂尔西特和约，引起了德国人民的极端不满，从而为1813年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124。
66 1865年10月，傅斯麦和拿破仑第三在比亚里茨会晤。拿破仑第三事实上同意了普鲁士与意大利结盟并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当时拿破仑第三认为，后来发生于1866年的普奥战争将会持续很久，他可以伺机插手，从中渔利。
　　1870——1871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沙皇政府的外交大臣亚，哥尔查科夫在柏林和俾斯麦举行谈判时声明，俄国在战争中将采取有利于普鲁士的善意的中立，并将对奥地利施加外交压力；同时普鲁士政府则答应不给沙皇俄国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制造障碍。——125。
67 指德国封建反动势力在拿破仑统治覆灭后取得胜利。
　　德国和欧洲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曾一起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然而1815年拿破仑被推翻以后，战争的胜利果实却被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中以反动贵族阶级为支柱的统治者们所窃取。以奥地利、普鲁士和挡，、皇俄国为核心的反革命君主联盟——神圣同盟、成了欧洲国家命运的主宰。随着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德国保持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巩固了德意志各邦的封建专制制度，保留了贵族阶级的一切特权，加剧了对处于半农奴制下的农民的剥削。——126。
68 指英国工人发动的争取承认1870年9月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并在外交上给它以支持的运动。从9月5日起，伦敦、伯明翰、纽卡斯尔以及其他大城市举行了有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工联在这一行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参加者表示同情法国人民，并在他们的决议和请愿书中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国际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积极参加了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组织工作。——128。
69 暗指英国自欧洲封建专制国家于1792年开始对革命的法国作战以来，积极参与了促使这些国家结成联盟的活动，并于1793年直接参加了这场战争。英国也是欧洲最早承认法国1851年12月2日建立的波拿巴政体的国家，——128。
70 1871年1月28日，俾斯麦同国防政府的代表茹·法夫尔签订了《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133。
71 投降派是对187——1871年巴黎被围期间主张巴黎投降的人的蔑称、后来在法文中这个词泛指投降主义者。——133、189。
72 指波拿巴派的周报《旗帜报》被揭发用欺骗手段筹集资金而停刊。——134。
73 动产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埃·贝列拉和伊·贝列拉兄弟俩于1852年创办并为同年11月18日的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及参与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自己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其他各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另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其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当时这一反动时期特有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仿效动产信用公司纷纷建立起类似的机构。——134、204。
74 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发生反对正统派和反对教会的行动，这些行动得到外省的响应。为了向在贝里公爵追思弥撒仪式上表现出的正统主义行为提出抗议，群众捣毁了圣日耳曼奥塞鲁瓦教堂和以同情正统派闻名的大主教凯朗的宅邸。奥尔良派的政府出于打击对它抱敌视态度的正统派的目的，没有采取措施干涉群众的行动，捣毁教堂和大主教宅邸时，在场的阿·梯也尔曾关照国民自卫军不要阻止群众的行动。——135。
75 1832年，当时任内务大臣的阿·梯也尔下令逮捕了正统派的法国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贝里公爵夫人，随即将她置于严密监视之下，并对她进行了侮辱性的身体检查，目的在于宣扬她的私婚，从而破坏她和她儿子的声誉。——135、213。
76 指当时任内务大臣的阿·梯也尔在镇压1834年4月}3——14日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巴黎起义中扮演了卑鄙角色。这次起义是巴黎工人以及依附于工人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在共和派秘密的人权协会领导下进行的。在镇压这次起义时，军人集团犯下了种种暴行，居住在特朗斯诺南街一所房子里的人全部惨遭杀害。梯也尔是起义时及起义失败后对民主派实行残酷镇压的主要指使者。
　　九月法令是法国政府利用路易—菲力浦1835年7月28日遭谋刺这一事件乘机于当年9月9日颁布的法令。这项法令对1789年和1819年的出版法进行了修订，限制了陪审人员的权利，并对新闻出版业采取了多项严厉措施，增加了定期刊物的保证金，规定对发表反对私有制和现行政治体制言论的人以政治犯罪论处并课以高额罚款。——135。
77 1840年底，陆军大臣尼·让·苏尔特在众议院提出一项加强巴黎防务的法案，计划用14000万法郎来修筑防御设施。阿·梯也尔当时被任命为负责审查该项法案委员会的主席，他于1841年1月30日在众议院对这一计划的实施进行了论证。梯也尔借口必须加强巴黎的防御工事，使这项法案得以具体实施。革命民主派认为这是以加强巴黎防务为借口，对人民运动'实行镇压而采取的预备措施。当时曾有人指出，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梯也尔的计划才规定在巴黎东部和东北部的工人区附近构筑大批特别坚固的堡垒。——135。
78 1848年1月，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的军队炮击巴勒莫城，企图镇压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成了1848——1849年意大利各公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起义于5月15日被镇压下去、与此同时议会和国民自卫军被解散，当年2月在群众压力下实行的一些行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措施也被取消。同年秋天，斐迪南二世又炮轰墨西拿，因而获得炮弹国王的绰号。——136。
79 1849年4月，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联合奥地利和那不勒斯派兵前往意大利，对罗马共和国实行武装干涉，其目的在于消灭罗马共和国，恢复教皇的世俗政权。由于武装干涉和罗马被围并遭到法军的残酷炮轰，罗马终被法军占领，罗马共和国被推翻。——136。
80 指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地镇压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见注18）。对起义的镇压、造成了反革命势力的猖獗，使保守的帝制派地位更加巩固。——137、145、152、174。
81 秩序党是1848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137、161、200、205、212、218。
82 1840年7月15日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在没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援助土耳其苏丹反对法国所支持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一阿里的公约，造成了法国外交政策上的孤立以及法国同欧洲各国反法同盟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但是路易——菲力浦国王未敢发动战争、并不得不放弃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支持。阿·梯也尔当时是法国首相。——137。
83 阿·梯也尔企图加强凡尔赛军队来镇压革命的巴黎，他曾要求俾斯麦允许他扩大部队员额（按照1871年2月26日签订的初步和约，梯也尔的部队，总人数不得超过4万人）。梯也尔政府向俾斯麦保证军队只用来镇压巴黎的起义，于是按照1871年3月28日签订的鲁昂协定，获准将凡尔赛军队的人数增至8万，不久以后，又增至10万。德国司令部遵照这些协议，急忙将法国战俘（主要是在色当和梅斯投降的部队）遣送回国。凡尔赛政府把这些部队安置在秘密营中，施以思想训练，使他们仇恨巴黎公社。——137。
84 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见注51）得不到人民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小册子。他们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镇压以后才开始活跃起来。——139。
85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140。
86 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波旁王朝复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140、163、212。
87 “乡绅议会”在马克思的原稿中是“assembly of rura1s”（“rurals”相当于法文“les ruraux”，意即“乡绅会议”、“乡绅议会”。这是对1871年2月12日在波尔多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的蔑称。该议会的绝大部分议员都是保皇党人，即在农村选区当选的地主、官吏、食利者和商人。“乡绅议会”的议员被称做“乡绅议员”。——140、147、164、171、200、205。
88 指俾斯麦提出的作为初步和约条件之一的赔款要求（参看注54）。——140。
89 指当时的国民议会图谋迁都一事。1871年3月30日，伦敦《每日新闻》第7774号曾载文论及这一情况。文章作者认为，巴黎无论就自然条件或历史条件而霄，都是法国的中心，它体现着法国的领土、政治、精神、社会等方面的统一，取消巴黎的首都地位就等于在精神上砍去法国的头颅。——141。
90 1871年3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超期票据的法令。此项法令规定，1870年8月13日——11月12日立的借约可延期7个月偿付、11月12日以后立的借约不得延期偿付。这就意味着，此项法令实际上不仅没有给予负债者即工人和居民中比较贫困的阶层延期偿付的权利，而且还使许多小工商业者遭到破产。
　　在巴黎围城时期，房租缴纳时间从一年中的一个季度拖延到另一个\季度。1871年3月底房租又一次到期。阿·梯也尔和茹·杜弗尔提出的办法是授权给房主，如房租巴两年未付，可将房客赶走，并没收其家具和物品。国民议会对房租问题未作出任何决议。——141。
91 牛二月分子指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的参加者和拥护者。约·维努瓦直接参加了政变，他曾用军队镇压法国一个省的共和派起义。——141。
92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141、186。
93 根据报纸的报道，从阿·梯也尔政府决定发行的内债中，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应当得到3亿多法郎的”佣金”。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借债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凡尔赛军队镇压了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于1871年6月20日被通过。——141。
94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大批政治犯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143。
95 1870年10月31日，当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阿·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开始同普鲁士人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他们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决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的选举。但是，由于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国防政府乘机借助于当时仍然拥护它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背弃了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145、187。
96 由路·特罗胥指挥的布列塔尼兵组成的部队，也被称做布列塔尼别动队，这支部队被当做宪兵部队镇压了巴黎的革命运动。
　　科西嘉兵是第二帝国宪兵队的重要组成部分。——145、188、217。
97 1871年1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在布朗基派的号召下采取了新的革命行动，他们前往市政厅，要求解散政府，成立公社。国防政府命令守卫市政厅的布列塔尼别动队枪杀示威群众，逮捕游行者，下令封闭巴黎所有的俱乐部，禁止群众集会，勒令许多报纸停刊，血腥地镇压了这场革命运动。——146。
98 法语sommations一词有“警告”“勒令”等含义，这里是指法国政府为了驱散示威和集会而采取的一种警告形式。根据1831年的法令，以鼓声或喇叭声发出的这种警告重复三次以后，政府就有权使用武力。国民自卫军沿用了法国政府过去的做法。
　　骚扰扰取缔令是英国1714年颁布并于1715年生效的一项法令。该法令明文规定，禁止12人以上的一切”骚扰性集会”。如有这种情况发生，当局有责任提出特别警告，若集会者在一小时内不解散，则可使用武力。——146。
99 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下半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并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久攻不破的城墙应声倒塌《（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147。
100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147。
101 10月31日起义发生时，国防政府的成员被扣留在市政厅，起义者中有人曾提议将他们枪决，但为起义的领导者古·弗路朗斯所阻止。——148。
102 此段引文出自1871年4月5日的公社法令。按照此项法令，所有被控与凡尔赛方面有勾结的人，其罪行一经查实，一律作为人质关押。巴黎公社采取这项措施的目的，是要阻止凡尔赛军队继续杀害被俘的公社战士。此法令于1871年4月6日在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公报》第96号上发布，4月7日，伦敦的《每日新闻》作了报道。——149。
103 等级授职制是中世纪封建主授予藩属封地或神职的制度。其特点是等级低的人完全听任等级高的世俗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摆布。——156。
104 中世纪公社是西欧中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城镇自治制度，实行自治的城镇因而也叫做公社。这种公社虽然实行自治，但真正的统治权仍然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巴黎及其他城市的自治机构也叫做公社。1871年的巴黎公社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之一。——156。
105 吉伦特派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该派的许多领导人在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代表吉伦特省，因此而得名。吉伦特派借口保卫各省实行自治和成立联邦的权利，反对雅各宾政府以及拥护政府的革命群众。——156。
106 1870年12月21日，英国著名科学家托·赫胥黎曾向伦敦国民教育局提出一项建议，认为该局秘书的薪金应该定为每年1000英镑。后来此职位的年薪被定为800英镑。——159。
107 指1871年4月16日巴黎公社颁布的关于一切债务延期三年偿付并取消利息的法令。这项法令在经济上缓和了小资产阶级的处境，不利于放债的大资本家。——160。
108 1848年8月22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友好协议”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凡能证明是因革命造成业务停滞而沦于破产的债务人可延期偿还债务。法案被否决使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彻底破产，不得不忍受大资产阶级债主们宰害。——160、204。
109 无知兄弟会是对1680年产生于法国兰斯的一个宗教团体的蔑称。该团体的成员承担了教育穷人子弟的义务，在这个团体所办的学校里，学生主要接受宗教教育，得不到其他方面的知识。马克思以此暗指资产阶级法国的初等教育水平很低，而且具有教权主义性质。——160。
110 指外省共和联盟。这是一个由居住在巴黎的外省小资产阶级人士组成的政治组织，大约于1871年4月中由让·巴·米里哀尔创立。该组织曾号召各省支持巴黎公社，反对凡尔赛政府和保皇派的国民议会，主张实行民主改革，其宗旨是巩固共和国制度，确保公社的独立性。——160、203。
111 引自巴黎公社的《告农村劳动者》，这份文献曾于1871年4——5月初刊登在公社的各报上、并以传单形式单独印发。——160。
112 查理十世的反动政府于1825年4月27日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对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剥夺地产的前流亡者给以赔偿，赔偿总额约10亿法郎。这笔赔偿费大部分落到了法国大地主、高级宫廷贵族手中。——161、200。
113 1848年3月16日，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决定对各种直接税每1法郎增加45生丁（100生丁合1法郎）附加税。这种附加税的负担主要落在了农民身上。资产阶级共和派采取的这种政策使大地主和天主教僧侣借机策动农民反对巴黎的民主派和工人，壮大了反革命势力。——161、200。
114 指下列法律：将法国分为若干军区和授予各军区司令以处理地方事务的广泛权力的法令，授予共和国总统以任免区长的权力的法案，将农村教师置于省长控制之下的农村教师法；加强僧侣对教育的影响的国民教育法。马克思在（0848年至1850年的法丛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书中，对这些法律曾加以阐述。——161、201。
115 旺多姆圆柱拉又称凯旋柱，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战功，于180阜——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3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163、210。
116 1871年5月5日《口令报》公布的材料揭露了修道院的种种罪行。经调查发现，巴黎圣安东郊区的毕克普斯女修道院有把修女长年监禁在小修道室里的情况，并找到了刑具。在圣洛朗教堂发现一个存放尸骨的秘密地害，这是凶杀的证据．公社为反宗教宣传而出版的小册子《教士罪行录》也公布了这些材料。——164。
117 威廉堡是普鲁士国王的一座城堡，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二及其随从被普鲁士人俘虏后，于1870年9月5日—1871年3月19日囚禁于此。为自己卷香烟是这些囚犯们的主要活动之一。——164。
118 在外地主（来自“absentee”——“缺席者”一词）通常指那些在爱尔兰拥有地产却长期居住在英格兰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获利的经纪人，这些经纪人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165。
119 法语francs-fileurs直译是“自由逃亡者”是对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包围时从城里逃出的资产者的讽刺性称呼，因francs-fileurs的读音与francs-tireurs（自由射手，即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相近，所以听起来就更具讽刺意味。——167、175。
120 科布伦茨是德国西部的一座城市，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流亡的贵族保皇党人策动对革命的法国进行干涉的中心，得到封建专制国家支持，以路易十六极端反动的大臣沙·卡龙为首的流亡政府就设在这里。——167。
121 朱安兵原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国西北部发生的反革命叛乱的参加者。巴黎公社时期，公社战士把由沙雷特率领对公社战士作战，怀有保皇情绪的一支凡尔赛军队称做朱安兵，他们都是从布列塔尼招募来的。——168。
122 朱阿夫兵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朱阿夫”的称呼来自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落的名称）。朱阿夫兵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一支殖民地部队，起初由当地人和法国人组成，后来全部由法国人组成，但仍保持原有的东方服饰。教皇的朱时夫兵指1860年仿效朱阿夫兵组织和训练的教皇警卫团，由法国贵族青年的志愿兵组成。在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并废除教皇的世俗权力之后，教皇的朱阿夫兵于1870年9月被调往法国，改编为“西方志愿军团”在卢瓦尔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的编制内参加了对普军的战斗。1871年，这个军团曾参与镇压巴黎公社，以后被解散。——168。
123 巴黎的无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巴黎公社。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里昂、马赛以及法国许多其他城市也爆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1871年3月22日，里昂的国民自卫军和工人占领了市政厅。3月26日巴黎代表团到达以后，里昂便宣布成立公社并选举了由五人组成的地方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尽管拥有一些武装力量，由于同人民群众和国民自卫军缺乏足够的联系，最终丧失了自己的权力。里昂工人于4月30日再次发动起义，遭到军队和警察的残酷镇压。
　　马赛的起义居民于1871年3月23日占据了市政厅，逮捕了省长，成立了省委员会，决定于4月5日进行公社选举。马赛的革命起义于4月4日遭到政府军队镇压。——170。
124 指茹·杜弗尔在1839年5月共和派秘密组织四季社举行武装暴动期间，为巩固七月王朝而进行的活动，及其在1849年6月第二共和国时期反对在野的小资产阶级山岳派时所起的作用。
　　1839年5月12日，以奥·布朗基和西——巴尔贝斯为首的四季社筹划的巴黎武装暴动、由于没有依靠群众，并且带有密谋性质，因而遭到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为了扑灭革命组成了一个新内阁，杜弗尔为内阁成员之一。
　　1849年6月，山岳派反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的活动所造成的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当时身为内务部长的杜弗尔提议发布一系列法令，以对付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70。
125 指国民议会1871年7月6日正式通过的《报刊违法行为惩办法令》，此项法令使以前反动的新闻出版法（1819年和1849年）的条款重新生效，规定对那些发表反对政府言论的出版物实行严厉的惩罚，直至查封，此外还有关于以前被撤职的第二帝国官员复职的法令以及关于追还被公社没收的财产并把没收财产之举定为刑事犯罪的特别法令。——170。
126 由茹·杜弗尔提出并于1871年4月6日在国民议会通过的关于军事法庭审判程序的法令，进一步简化了1857年军事法典上规定的审判程序。法令确认部队司令和陆军部长有权直接进行司法追究，而不必经过预审，在这种情况下，定案（包括审阅上诉书）和执行判决在48小时内即可结束。——170。
127 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不再禁止英国货进口，只是对英国货征收30%的进口税，而法国向英国出口的货物大部分可以免税。商约签订以后，英国货大量涌入法国，大大加剧了法国国内市场的竞争，引起了企业家的不满。——172。
128 指公元前1世纪吉罗马社会政治斗争尖锐化时期，两度出现的血腥迫害和恐怖统治的局面。
　　苏拉专政（公元前82一79年）——苏拉是奴隶主贵族拥戴的独裁者、在他专政的时期曾大规模地屠杀自己的政敌。他第一次宣布了公敌名单，凡列入名单者，可以不经审判而被处死。
　　罗马前后三头执政（公元前60—53年及46—43年）是由三个最有威望的罗马军队统帅分掌政权的专政。前三头执政是庞培、凯撒和克拉苏，后三头执政是屋大维、安东尼和李必达。三头执政是为消灭罗马共和国以及建立罗马单一的君主政权而采取的行动的一个阶段。三头执政广泛地采用了从肉体上消灭敌人的手段。——174。
129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174。
130 英美战争期间，英军占领华盛顿后，于1814年8月纵火焚毁了国会大厦、自宫和首都的其他公共建筑。
　　英国和法国对中国进行殖民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于1860年10月劫掠并焚毁了北京的圆明园——中国建筑和艺术的精华。——176。
131 1812年，拿破仑以50万大军进攻俄国。9月7日在莫斯科附近的博罗季诺会战中，俄军被迫放弃并焚毁莫斯科，并切断了拿破仑军队的后路，使之陷于饥寒交迫被围困的绝境而不得不引军后退。俄军乘机反攻，拿破仑军队溃败，仅2万余人得以逃生。——177。
132 汪达尔是古代日耳曼的一个部落，曾多次与罗马作战，公元455年占领罗马，破坏了无数文物。汪达尔行为指破坏文物的行为。——177。
133 在古罗马，帝王或将相私人的、享有特权的近卫军称为种用军。罗马帝国时期，御用军经常参与内证，并扶助主子登上王位。后来，“御用军”一词就成为横行霸道的雇佣兵和军阔的同义语。——178。
134 马克思把普鲁士于1849年1——2月根据普鲁士国王在1848年12月5日反革命政变日钦赐的宪法所选举的议会称做普鲁士的“无双议院”、因为它同1815—1816年法国的“无双议院”（见注86）极为相似。根据这部宪法，该议会由享有特权的第一议院即“贵族院”和第二议院组成，只有所谓“独立的普鲁士人”才能参加第二议院的两级选举，这就保证了容克官僚集团和右翼资产阶级分子在第二议院中的优势。1849年选入第二议院的悔斯麦是该院极右派容克集团的首领之一。——179。
135 圣灵降临节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约在春末夏初，是基督教重大节日之一。这里是指5月28日，即公社的最后一日。——180。
136 这封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国际总委员会就1871年6月6日茹·法夫尔的通告发表的声明。这一声明曾收入《法兰西内战》英文第二、二版以及1871、1876、1891年的德文版，也曾单独发表在英、法、德等国许多家报纸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392—394页）。——184。
137 由于传闻色当战败，巴黎发生革命，帝国于1870年9月4日崩溃，法国许多城市爆发了工人的革命武装起义。其中里昂、马赛、图卢兹等城市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公社。各地方公社、特别是里昂公社，尽管存在的时间很短，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革命措施，如取消警察官僚机构，释放政治犯，实行非宗教的教育，对大资产者征税，无偿发还小当铺中的典当物品等等。国防政府残酷地镇压了这些地方公社。——187、217。
138 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地位不稳。为了显示自己仍然得到居民的支持，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国防政府于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由于政府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对居民施加压力，进行蛊惑性宣传，使自己仍然获得了多数票。——187。
139 七月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见注146）至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16）期间国王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统治时期。——191、219。
140 引自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3月22日告巴黎市民书，这一号召书曾以布告的形式发表，并载于1871年3月25日巴黎出版的《号召报》第650号以及1871年3月25日《法丛西共和国公报》第84号。——196。
141 1789年6月20日，第二等级的议员齐集于凡尔赛的网球场。由于当时第一等级会议自行宣布成立国民议会，遭到路易十六政府的反对，因此，第二等级的议员们举行宣誓，表不不制成宪法决不解散。网球场的宣誓成了18世纪末预示法国革命即将爆发的事件之一。——205。
142 这个支部指巴黎实证主义无产者协会。协会的纲领带有奥·孔德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倾向。1870年初，总委员会考虑到该协会的工人成分，吸收它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但是对协会的纲领作了尖锐的批判（见马克思1870年3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206。
143 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208。
144 伊加利亚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埃·卡贝在他的社会哲学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描述的幻想中的共产主义国家。信奉卡贝空想共产主义的人被称做伊加利亚派。——208。
145 巴黎公社时期，反动的《巴黎报》刊登了一篇报道造谣说，国际的巴黎支部依照反德同盟的意旨，开除了国际中的全体德国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312—313页）。
　　反德同盟是1871年3月法国资产阶级报刊宣传的一个处在酝酿中的政治团体，该团体鼓吹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报仇雪耻，挑拨德法两国工人之间的关系。——210。
146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一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见注139）。——220。
147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221。

弗·恩格斯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¹⁴⁸

恩格斯在1871年9月21日伦敦
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恩格斯公民。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因为主张放弃政治的一切报纸都在从事政治。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并且对于我们说来，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已经在大多数国家存在着。鼓吹放弃政治去破坏它的不应该是我们。现实生活的经验，现存政府不管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或社会的目的对工人施加的政治压迫，无论工人愿意与否，都迫使他们从事政治。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已经把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而当大家都承认这一点的时候，竟有人要我们不干预政治！所有放弃派都自诩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要有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动，没有政治行动，工人总是在战斗后的第二天就会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应当从事的政治是工人的政治；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

　　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些武器，难道我们能够置之不理和放弃政治吗？有人说，进行任何政治行动都意味着承认现状。但是，既然这种现状为我们提供了反对它的手段，那么利用这些手段就是不承认现状。

弗·恩格斯记录于1871年9月21日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4年《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注　　释

148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是恩格斯1871年9月21日在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记录。针对巴枯宁分子鼓吹工人运动应放弃政治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在发言中指出：“向工人鼓吹放弃政治，就等于把他们推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怀抱。”“我们要消灭阶级。用什么手段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见本卷第224页）恩格斯强调工人政党不应当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独立的政党，应当坚持自己的政治目标，并利用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新闻出版自由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斗争武器。
　　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问题是1871年9月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之——09月20日爱·瓦扬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指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必须在政治上团结工人力量。巴枯宁分子安·巴斯特利卡、保·罗班以及西班牙支部代表安·洛伦佐企图阻挠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遭到失败。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发言。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起草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新决议草案，总委员会为此于10月7日成立了一个有恩格斯参加的委员会。新决议草案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他们在草案中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明确指出组织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必要性，认为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及实现其最终目的——建立无阶级社会的不可缺少的条件。10月16日总委员会批准了恩格斯就这个决议草案所作的报告。
　　收入本卷的这篇发言记录是恩格斯本人写的，原文是法文，1934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共产国际》杂志第29期。——224。

卡·马克思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¹⁴⁹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

　　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¹⁾既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涉及存在现代社会的一切国家的社会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国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各个最发达的工业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新高涨，在鼓起新的希望的同时，也郑重地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鉴于上述理由，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

　　协会宣布：

　　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

　　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¹⁵⁰。

　　根据上述精神，制定章程如下：

　　第一条　本协会的成立，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²⁾的中心。

　　第二条　本协会定名为“国际工人协会”。

　　第三条　每年召开由协会各支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共同的要求，采取使国际协会能够顺利进行活动的措施，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

　　第四条　每次代表大会规定下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代表按规定的时间在规定的地点集会，不再另行通知。总委员会有权在必要时改变集会地点，但无权推迟集会时间。代表大会每年确定总委员会驻在地，并选举总委员会委员。当选的总委员会有权增加新的委员。

　　全协会代表大会在年会上听取总委员会关于一年来活动的公开报告。在紧急情况下，总委员会可以早于规定的一年期限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

　　第五条　总委员会由参加国际协会的各国工人代表组成。总委员会从其委员中选出处理各种事务的必要负责人，如财务委员、总书记、各国通讯书记等。

　　第六条　总委员会是在协会各国的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进行联系的国际机关，应使一国工人能经常了解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在统一领导下⁽³⁾对欧洲各国社会状况同时进行调查，使一个团体中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能由一切团体加以讨论，并且在需要立刻采取实际措施，例如在发生国际冲突时，使加入协会的团体能同时一致行动。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国的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

　　第七条　既然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的成功只能靠团结和联合的力量来保证，而国际总委员会活动的成效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同少数全国性的工人协会中心还是同许多小而分散的地方性团体联系，所以，国际协会的会员应竭力使他们本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以全国性中央机关为代表的全国性组织。但是，不言而喻，本条规定的运用要取决于每一国家法律的特点，并且除非存在法律障碍，任何独立的地方性团体均可与总委员会直接通信。

　　第七条（a）　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由于经济斗争而已经达到的工人力量的联合，同样应该成为这个阶级在反对它的剥削者的政权的斗争中所掌握的杠杆。

　　由于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来奴役劳动，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¹⁵¹

　　 第八条　每一个支部均有权任命一名与总委员会通讯的书记。

　　第九条　每一个承认并维护国际工人协会原则的人，均可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每一支部应对接受的会员的品行负责。

　　第十条　国际协会的每个会员，在由一个国家迁居另一国家时，应得到加人协会的工人的兄弟般的帮助。

　　第十一条　加入国际协会的工人团体，在彼此结成亲密合作的永久联盟的同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第十二条　本章程可以在每次代表大会上进行修改，但须获得三分之二与会代表的赞同。

　　第十三条　凡本章程规定未尽事宜，得由每次代表大会上审订的专项条款加以补充。

卡·马克思修订于1871年9月底10月初一大约11月6日
原文是英文
　　1898年以小册子形式在伦敦出版1871年11月上半月在伦敦以小册子形式出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脚　　注

(1) 在德文版中是“工人阶级的解放”。——编者注
(2) 在德文版中，在“合作”的前面加有“有计划的”。——编者注
(3) 在法文版中是“在共同精神下”。——编者注

注　　释

149 《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章程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总原则：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工人阶级的解放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求把分散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章程规定，协会成立的目的是要使协会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章程还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建立与一切旧政党不同的政党，这样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章程还对协会的组织机构作了具体规定。
　　《共同章程》的最初文本是由马克思在1864年10月用英文写成的，同年11月1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称为《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在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上，章程经过补充和修改，同附在章程后面的组织条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75——485页）一起由大会批准。1871年9月底—11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对章程和组织条例重新作了修订，同时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过时的提法，形成新的文本。关于无产阶级必须建立独立政党这一条是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补人章程的。章程和条例的德译本和法译本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与下翻译的。正式版本称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其英文版于1871年11月上半月在伦敦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同年12月出版了法文单行本，德文版于1872年2月在莱比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另外还刊登在1872年2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1《人民报》出版社和《平等》周报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参与翻译的章程和条例的意大利文节译本。——226。
150 1864年的临时章程在“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下面这样一句话：“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不仅为自己本人，而且为每一个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要求人权和公民权。”这两句话和前面一整段话都带有宣言性质。由于1864年中央委员会为起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小委员会其他委员的坚持，马克思把这两段话加进了1864年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7页）。马克思在准备共同章程的1871年新版本时删去了“他们认为，一个人有责任……”这句话，并在章程的附录里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88页）。——227。
151 第七条（a）是根据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补入本章程的，是对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第九项决议的简要概括。——229。

卡·马克思
论土地国有化¹⁵²

　　地产，即一切财富的原始源泉，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那些主张土地私有的人，那些法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全部论据，我只想首先指出，他们曾千方百计地用“天然权利”来掩盖掠夺这一原始事实。如果说掠夺曾使少数人获得天然权利，那么多数人只须聚集足够的力量，便能获得把失去的一切重新夺回的天然权利。

　　在历史进程中，掠夺者都认为，最好是利用他们硬性规定的法律，使他们凭暴力得到的那些原始权利获得某种社会稳定性。⁽¹⁾

　　最后，哲学家出面论证，说这些法律已得到人类⁽²⁾的公认。如果土地私有确实以这种公认为依据，那么，一旦它得不到社会中大多数人的认可，显然就应当被取消。

　　然而，姑且不谈所谓的所有“权”我确信，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将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³⁾，这是关于所有权的任何言论都阻挡不了的。社会的迫切需要将会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进行下去，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

　　我们需要的是日益增长的生产，要是让一小撮人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就无法满足生产增长的各种需要。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

　　大规模的耕作（即使在目前这种使耕作者本身沦为役畜的资本主义形式下），从经济的观点来看⁽⁴⁾，既然证明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远为优越，那么，要是采用全国规模的耕作，难道不会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吗？

　　一方面，居民的需要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这就不容争辩地证明，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

　　一旦土地的耕作由国家控制⁽⁵⁾，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自然就不可能因个别人滥用地力而减少。

　　今天在辩论这个问题时，我在这里听到，所有的公民都主张土地国有化，但是观点各不相同。⁽⁶⁾

　　人们经常提到法国，但是法国的农民所有制，比起英国的地主所有制离土地国有化要远得多。的确，在法国凡是买得起土地的人都可以获得土地，但是，正因为如此，土地便分成许多小块，耕种土地的人资金很少，主要依靠本人及其家属的劳动。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以及它所要求的小地块耕作的方式，不仅不能采用现代农业的各种改良措施，反而把耕作者本人变成顽固反对社会进步，尤其是反对土地国有化的人。他被束缚在土地上，必须投入全部精力才能获得相当少的回报；他不得不把大部分产品以赋税的形式交给国家，以诉讼费的形式交给讼棍，以利息的形式交给高利贷者；除了他活动的那块小天地，他对社会运动一无所知；他一直痴情地迷恋着他那一小块土地，迷恋着他的纯粹名义上的占有权。于是法国农民就陷入同产业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极可悲的境地。

　　农民所有制既然是土地国有化的最大障碍，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法国元疑不是我们应当寻求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的办法的地方。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这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促使“地租”逐渐上涨，反而为土地占有者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靠生产者来养活自己。

　　1868年，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¹⁵³上，我们的一位朋友曾说：

　　 “科学已判决小土地私有制必定灭亡，正义则判决大土地所有制必定灭亡。因此，二者必居其土地要么必须成为农业联合体的财产，要么必须成为整个国家的财产。未来将决定这个问题。”⁽⁷⁾

　　相反，我却认为，社会运动⁽⁸⁾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把土地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劳动者，就等于使整个社会只听从一个生产者阶级摆布。

　　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⁹⁾。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政权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¹⁰⁾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¹¹⁾目标。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3—4月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72年6月15日《国际先驱报》第11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3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脚　　注

(1) 手稿中不是“稳定性”而是“承认”。——编者注
(2) 手稿中不是“人类”而是“社会”。——编者注
(3) 手稿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这句话为“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的必要性以及机器和其他发明的使用，使土地国有化成为一种‘社会必然’”。——编者注
(4) 手稿中“从经济的观点来看”这几个字被划掉。——编者注
(5) 手稿中接着是“由国家出资”。——编者注
(6) 手稿中没有这句话，这句话看来是杜邦加的。——编者注
(7) 引自塞·德巴普1868年9月11日在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报告。——编者注
(8) 手稿中不是“社会运动”而是“未来”。——编者注
(9) 手稿中不是“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而是“随着它们所由产生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而社会将变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编者注
(10) 手稿中不是“全国性”而是“自然”。——编者注
(11) 手稿中“人道”一词被划掉。——编者注

注　　释

152 《论土地国有化》是马克思论述土地问题的重要著作。马克思认为，土地问题是个大问题，“工人阶级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见本卷第230页）。他批驳了土地私有化的主张，阐明了土地国有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他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居民需要的不断增加、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等方面论述了农业中实行大规模耕作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指出大规模耕作即使在目前这种使耕作者本身沦为役畜的资本主义形式下也比分散的小块土地耕作远为优越，因此，“土地国有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必然”（见本卷第231页）。他同时指出：“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下，实行土地国有化，并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个人或工人合作社，这只会造成他们之间的残酷竞争，促使‘地租’逐渐上涨，反而为土地占有者提供了新的便利条件，靠生产者来养活自己。”（见本卷第232页）只有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见本卷第233页）
　　马克思的手稿《论土地国有化》写于1872年3——4月间、起因是国际曼彻斯特支部讨论了土地国有化的问题。欧·杜邦在1872年3月3日写信给恩格斯，告诉他该支部的成员在土地问题上思想混乱，并讲述了自己准备的发言要点。他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便他能在支部会议召开之前考虑他们的意见。马克思在手稿中广泛地论述了对土地国有化问题的观点。1872年5月8日，杜邦在支部会上宣读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以《土地国有化。在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宣读的一个报告》为标题发表在1872年6月15日《国际先驱报》第11号，当时未指明作者和报告人，但是报告的内容和保存下来的马克思手稿一致。本卷采用发表在《国际先驱报》上的文本，与马克思手稿不同的地方在脚注中作了说明。——230。
153 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在大会于1868年9月6——13日举行。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代表近100名。大会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必须把铁路、地下资源、矿井和矿山、森林以及耕地转归公共所有。这一决议说明了法国和比利时的大多数蒲鲁东主义者已转到集体主义立场，标志着在国际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大会还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机器的使用、关于对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的态度等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弗·列斯纳以德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关于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协助把这部著作从德文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决议。——232。

弗·恩格斯
论住宅问题¹⁵⁴

1887年第二版序言

　　本书是我1872年为莱比锡《人民国家报》撰写的三篇文章的再版。恰好在那时，几十亿的法国法郎涌入了德国¹⁵⁵；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储存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可供支配的资本和流通中的货币量都突然大大增加，而这一切都恰好发生在德国不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帝国”并且还作为一个工业大国登上世界舞台的时候。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尤其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大崩溃¹⁵⁶，这次崩溃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工业国家。

　　一个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房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房短缺。在开初就作为工业中心而兴起的城市中，这种住房短缺几乎不存在。例如曼彻斯特、利兹、布拉德福德、巴门—埃尔伯费尔德就是这样。相反，在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这些地方，住房短缺曾经 具有急性发作的形式，而且现在多半还像慢性病似地继续存在着。

　　正是标志着德国发生工业革命的这种急性发作的住房短缺，使当时的报刊上登满了讨论”住宅问题”的文章，各种社会庸医乘机而出。在《人民国家报》上也出现了一系列这样的文章。一位匿名作者，后来自称是符腾堡的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让德国工人领悟到蒲鲁东的社会万应灵丹的奇效。¹⁵⁷当我向编辑部表示我对于刊载这些奇文感到惊异的时候，编辑部就请我对这些文章作一个答复，而我也就照办了（见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在发表这一组文章以后不久，我又发表了第二篇，这里我以埃米尔·萨克斯博士所著的一本书⁽¹⁾为依据分析了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慈善家的观点（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训。米尔柏格博士先生过了很久以后对我的文章赐予了答复¹⁵⁸，迫使我不得不进行答辩（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这场论战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便到此结束。这就是出过单行本的这三篇文章的产生经过。现在需要出新版，这无疑要再一次归功于德意志帝国政府的盛情关怀，它的禁令像往常一样使销路大增，我在这里谨向它表示最衷心的谢意。

　　为了出新版，我校订了原著，作了个别的增补和注释，并在第一篇中改正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学错误⁽²⁾，因为我的论敌米尔柏格博士可惜没有发觉它。

　　在这次审阅时，我深深感到国际工人运动在最近14年来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进步。那时的事实还是：“20年以来，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就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³⁾，顶多再加上“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对蒲鲁东主义所进行的进一步的片面化，在巴枯宁的眼中，蒲鲁东是“我们共同的导师”——notre maître à nous tous。虽然当时蒲鲁东主义者在法国只是工人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宗派，但是只有他们才具有明确规定的纲领，才能够在公社时期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在比利时，蒲鲁东主义曾在瓦隆工人中间占有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工人运动中，所有的人，除了极少数例外，只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都是坚定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呢？在法国，工人已经完全抛弃了蒲鲁东；他只是在激进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中间还有一些信徒，这些人作为蒲鲁东主义者，也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可是遭到了社会主义的工人的最激烈的反对。在比利时，佛来米人已经把瓦隆人从运动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了，已经废黜了蒲鲁东主义而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水平。在西班牙，像在意大利一样，7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洪峰已经退落下去，并把蒲鲁东主义的残余也带走了，如果说在意大利，新的党还处在纯洁化和形成的过程中，那么在西班牙，一直忠实于国际总委员会的新马德里联合会¹⁵⁹这个小小的核心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党，从共和派的报刊本身可以看出，它在消除资产阶级共和派对工人的影响方面，要比它那些吵吵嚷嚷的无政府主义前辈所做的有效得多。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蒲鲁东的著作已经被遗忘而由《资本论》、《共产主义宣言》⁽⁴⁾以及马克思学派的其他许多著作代替了；马克思的主要要求——由上升到政治上独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以社会的名义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现在也成了罗曼语各国一切革命工人阶级的要求。

　　但是，既然蒲鲁东主义甚至在罗曼语各国工人那里已经最终被排挤掉，既然它按照自己的本来的使命，现在只能供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用来表达其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那么今天何必再来谈论它呢？又何必把这些文章重印出来，重新去批驳一个已经死去的对手呢？

　　第一，因为这些文章并不仅限于同蒲鲁东及其德国代表进行论战。由于马克思和我之间有分工，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定期报刊上，因而特别是在同敌对见解的斗争中，发表我们的见解，以便让马克思有时间去写作他那部伟大的基本著作。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必须采用论战的形式，在反对其他种种观点的过程中，来叙述我们的观点。这次也是这样。本书第一篇和第三篇不仅包含对蒲鲁东关于这个问题所持见解的批判，而且包含对我们自己观点的叙述。

　　第二，蒲鲁东在欧洲工人运动史上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以致不能立即就被忘掉。虽然他在理论上已经被扫除，在实践中已经被排斥在一边，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他的历史意义。谁要去多少详细地研究现代社会主义，谁就应当去熟悉运动中的那些“已被克服的观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是在蒲鲁东提出他的实际的社会改革方案以前几年问世的；马克思当时只能发现蒲鲁东交换银行的萌芽，并加以批判。因此，在这方面，马克思的著作就由本书来补充，可惜补充得很不够。马克思自己一定会把这一切做得好得多，令人信服得多。

　　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代表。确切地说，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¹⁶⁰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的愿望仍然占有重要位置，因而我的这部著作仍然适于用来反驳他们。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也有某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其表现形式是：虽然承认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变一切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是认为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是无限渺茫的未来才有可能实现这一切。因此，人们现在只须从事单纯的社会补缀工作，甚至可以视情况同情那些极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意图。这样一种倾向的存在，在德国这个市侩气甚浓的国家里，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和大规模地铲除着这个历来根深蒂固的市侩气的时候，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种倾向对于运动一点也不危险，因为我国工人在最近八年来反对反社会党人法⁴⁸，反对警察和法官的斗争中恰好出色地证明他们具有惊人健全的头脑。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是存在着的。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值得追求的——，那么它为了制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在这种情况下，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

　　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的核心就是工人拥有自己住房的所有权。但是，近20年来德国的工业发展，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解说。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的园圃或田地的所有者；同时，另外还有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份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着房屋和园圃或田地。同园艺业或小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西部，工人多半是自己家园的所有者，而在东部，多半是自己家园的租佃者。家庭工业同园艺业和耕作业，以及同稳定的住房的这种结合，不只是在手工织布业还同机械织机发生对抗的地方，例如在下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厄尔士山脉和西里西亚到处可以见到，而且在某种家庭工业作为农村手艺扎了根的地方，例如在图林根林山和伦山一带，也到处可以见到。在讨论烟草专营问题时已经查明，甚至雪茄烟制作业也已经作为农村家庭劳动而大量出现。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小农中间出现了某种灾祸，例如几年前在艾费尔¹⁶¹那样，资产阶级报刊立刻就大声疾呼要引进一种适宜的家庭工业，以作为仅有的解救手段。事实上，德国小农中间日益加剧的贫困，以及德国工业的一般状况，都使农村家庭工业继续向前发展。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我们在法国只是作为一种完全的例外才能见到类似的情况，例如在养蚕地区；在没有小农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工业是靠农业短工的妻子儿女的劳动来支撑的；只有在爱尔兰，我们才会见到家庭服装业，它们像在德国一样由真正的农民家庭经营。我们在这里自然不用去说俄国和其他还没有进入世界工业市场的国家了。

　　所以，在德国的广大区域内，目前工业的状况初看起来相当于采用机器以前普遍存在过的那种状况。但只是初看起来才是这样。先前那种同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至少在工业正在发展中的各邦里，曾经是保证劳动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在有些地方还相当不错的基础，但同时也是劳动阶级思想上和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基础。手工产品及其生产费用决定了市场价格，并且在当时劳动生产率远较今日为低的条件下，市场的销售量通常比供应量增长得更快。上个世纪中叶在英国和部分地在法国，特别是在纺织工业中，情况就是这样。而当时刚从三十年战争¹⁶²的劫难中，并且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重新努力赶上来的德国，情况当然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为世界市场而从事生产的唯一家庭工业，即亚麻织布业，承受着各种捐税和封建赋役的重压，它并没有使从事织布劳动的农民的生活水平高于其他农民的那种很低的水平。但是，当时农村工业工人终究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生活保障。

　　随着机器的采用，这一切情形就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而他要这样做就只有变为无产者，也就是说要抛弃自己的——不论是自己所有的或者租来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只是在极少有的情况下，他才愿意这样做。因此，旧日农村手工织工的园艺业和耕作业，就成了手工织机同机械织机的斗争到处都拖得如此长久的原因，这个斗争在德国至今还没有决出胜负来。在这个斗争中，特别是在英国，初次显示出：以前曾使工人过较好生活的那种状况，即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现在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一种障碍和不幸了。在工业方面，机械织机打败了他们的手工织机；在农业方面，大农业战胜了他们的小农业。然而，当许多人的联合劳动以及机器和科学的应用在这两个生产部门中都已经成为社会通例的时候，小屋子、小园圃、小块田地和他们的织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已经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的方式上。现在占有房屋和园圃已经远不及那种不受法律保护的流动生活有价值了。任何一个工厂工人都不愿再陷入缓慢地、然而肯定地要饿死的农村手工织工的地位。

　　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40年代，它通过1848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然而，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大路商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国生产的常轨，暂且带着对英国人说来批量太小、对法国人说来质量太差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好样品后交劣等货的骗人手法，自然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几乎完全失灵；另一方面，在生产过剩条件下进行竞争，甚至渐渐促使规矩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从而帮助了在这方面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我国就终于达到了这个地步：建立了大工业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国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生产（只有制铁工业是例外，它的生产大大超过了国内的需求），构成我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只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

　　于是，现代工人由于自己占有房屋和田地而得到的“实惠”，就极好地表现出来了。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未必能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的工资那样低得可怕。全家人从自己的小园圃和小块田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由于竞争被资本家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农业和土地占有把他们束缚于一个地点，阻碍他们另找职业。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在世界市场上在销售一系列小商品方面具有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取自正常工资的扣除部分，并且可以把全部剩余价值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

　　这种情况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够把其余各个工业部门的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也保持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这种传统的、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劳动价格，像铅陀一样也把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况且在城市中劳动报酬很低的家庭工业也取代了旧日的手工业，这里的一般工资水平也已经压得很低，所以情况变得更糟。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比较早的历史阶段上曾经是工人较好生活的基础的东西——农业与工业的结合，占有房屋、园圃和田地，住房有所保障——现在在大工业的统治下，不仅成了工人最沉重的枷锁，而且成了整个工人阶级最大的不幸，成了工资无比地低于正常水平的基础，并且不仅个别工业部门和个别地区是这样，全国各地也是这样。无怪乎靠这样不正常地从工资中扣除的钱过活和发财的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总是醉心于农村工业，醉心于占有住房的工人，认为推行新的家庭工业是救治农村中一切灾难的唯一单方！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可是它还有相反的一面。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因此，它扩散到德国广大地区，并且还在一天比一天发展。小农为自己消费而从事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服装工业和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而他们的牲畜以及厩肥的堆集由于马尔克制度、共有的马尔克地产和强制的轮作制遭到破坏而无法维持，这时小农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这种破产就把备受高利贷者盘剥的小农强制地驱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正像爱尔兰地主的地租一样，德国的抵押高利贷者的利息也无法靠土地的收益来偿付，而只能靠从事工业的农民的工资来偿付。而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卷入了现代的工业运动。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的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波及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境内工业革命波及的地区广阔得多；我国工业发展的水平较低，这就使这个革命尤其有必要向广大地区发展。这就说明，为什么德国同英国和法国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有了这样强劲的发展，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同时这又说明，为什么这个运动的进展是平静的、稳健的和不可阻挡的。很清楚，在德国只有当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也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中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在比较正常的发展条件下，我们决不可能像巴黎人在1848年和1871年那样去取得工人的胜利，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的革命的首都也就不会像巴黎在上述两个场合那样败于反动的外省。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地区：首都只是后来才被攻克。因此，将来首先发难的恐怕还得是法国人，但是最后解决战斗只能在德国。然而，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虽然由于广泛发展而成为德国的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同时使德国农民阶级越来越革命化，可是它们本身又不过是进一步变革的准备阶段。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那样（《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第484—495页⁽⁵⁾），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机器和工厂生产也会为它们敲响丧钟。敲响丧钟的时刻看来已经很近了。但是农村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被机器和工厂生产所消灭，在德国就意味着千百万农村生产者的生计被断绝，德国几乎一半小农被剥夺，不只是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而且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地主大地产——也就是意味着一场牺牲农民而有利于资本和大地产的工农业革命。如果德国注定连这个变革也要在旧的社会条件下完成，那么这样的变革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转折点。如果那时其他任何一国的工人阶级都还没有首先发难，那么德国一定会发起攻击，而组成“英勇军队”的农民子弟一定会英勇地助战。

　　这样，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给每个工人一幢归他所有的小屋子，从而以半封建的方式把他束缚在他的资本家那里——现在就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了。实现这种空想，就是把一切农村小房主变成工业的家庭工人，结束那些被卷入“社会旋涡”的小农的旧日的闭塞状态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上的无所作为状态，就是使工业革命推广到农业地区，从而把居民中最安定的、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温床，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被机器剥夺，被机器强制地推上起义的道路。只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慈善家继续履行其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想实现他们的理想却带来相反的效果，做出有利于社会革命的事情，那我们是乐于让他们自己去欣赏这个理想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10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6年12月底—1887年1月10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7年1月15和22日《社会历史民主党人报》第3和4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论住宅问题

第一篇
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在《人民国家报》第10号和以下几号上，连载了六篇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们是——除了某些早已无人问津的40年代的美文学的东西之夕——把蒲鲁东学派移植到德国来的第一次尝试。对于恰好在25年前给了蒲鲁东观念以决定性打击⁽⁶⁾的德国社会主义的全部发展进程来说，这是大大倒退了一步，所以值得对这个尝试及时加以反驳。

　　目前报刊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所谓住房短缺问题，并不是指一般工人阶级住房恶劣、拥挤、有害健康。这种住房短缺并不是现代特有的现象；这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所遭受的不同于以往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它所特有的许多痛苦中的一种；相反，这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而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到小资产阶级。

　　我们现代大城市中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者的住房短缺，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它并不是资本家把工人当做工人来剥削的直接后果。这种剥削才是社会革命要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加以消灭的根本祸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石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今的社会制度使资本家有可能按照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来购买劳动力，迫使工人的劳动时间超过再生产支付给劳动力的价格所必需的时间，而从劳动力中榨取远远超过其价值的价值。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及它们所雇用的仆人（上至教皇和帝王，下至更夫等等）中间进行分配。至于这种分配怎样进行，在这里同我们毫不相干；但是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凡是不劳动的人，只有靠这个剩余价值中通过某种方式落到他们手里的一份，才能够生活（参看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第一次阐明了这一点⁽⁷⁾）。

　　由工人阶级生产出来并从他们那里无偿夺走的剩余价值在各个非劳动阶级中间的分配，是在很有醒世作用的争吵和相互欺诈中完成的。因为这种分配是通过买卖来实现，所以它的主要杠杆之一便是卖主欺骗买主，而这种欺骗现在在零售商业中，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已经完全成为卖主的生存条件了。但是，小店主和面包店主在商品价格或质量方面欺骗工人，并不是因为工人有工人这样的特殊身份。相反，只要某种一般程度的欺骗在某一地方成为社会通例，长此下去就一定会通过工资的相应的提高而被抵消。工人对小店主来说是买主，也就是现金持有者或债务人，所以完全不是以工人即劳动力出卖者的身份出现的。这种欺骗对工人和一切贫苦阶级的伤害要比对富有社会阶级的伤害更厉害，但是这种欺骗并不是一种专门伤害工人的祸害，不是唯有工人阶级才会遭受的祸害。

　　住房短缺也是这样。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除，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决不能超出或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这些住房被拆除，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或公共建筑物。波拿巴政权曾通过欧斯曼在巴黎利用这种趋势来大肆敲诈勒索，大发横财。但是欧斯曼的幽灵也曾漫步伦敦、曼彻斯特和利物浦，而且在柏林和维也纳似乎也感到亲切如家乡。结果工人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市郊；工人住房以及一般较小的住房都变得又少又贵，而且往往根本找不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建造昂贵住房为建筑业提供了更有利得多的投机场所，而建造工人住房只是一种例外。

　　所以，这种租房难的现象对工人的打击无疑要比对富裕阶级的打击厉害；但是这种'情况正如小店主的欺骗一样，不是一种仅仅伤害工人阶级的祸害，并且就工人阶级而言，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程度和经过一定时间以后，必然同样会在经济上受到某种抵消。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是蒲鲁东也归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我们已经说过的决非只是工人问题的住宅问题，并且反过来又把住宅问题说成是一个十足的仅仅有关工人的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

　　“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这完全不对。

　　在住宅问题上有互相对立的两方：承租人和出租人或房主。前者想从后者那里买得住房的暂时使用权；他有现金或可利用信贷，尽管他必须按高利贷价格，即以追加租金形式向这个房主本身取得这种信贷。这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这不是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承租人——即使是一个工人——是作为一个有钱的人出现的；他应该事先卖出他特有的商品即劳动力，才能够拿着卖得的钱以住房用益权的买主身份出现，或者应该有能力担保这个劳动力一定卖得出去。在这里，不会出现把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所引起的那种特殊后果。资本家让买到手的劳动力首先再生产出它自己的价值，其次生产出在资本家阶级中间进行分配以前暂时保留在这个资本家手里的剩余价值。可见，这里产生出一个盈余的价值，现有价值的总量增加了。租赁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出租人不论在承租人那里占了多少便宜，这始终只是已经存在着的先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转让，而承租人和出租人共同占有的价值总量仍旧不变。一个工人，无论资本家付给他的劳动的报酬低于、高于或等于它的价值，他的劳动产品总是被人诈骗去一部分；而承租人则只是在他不得不付出高于住房价值的房租时才有这种遭遇。因此，试图把承租人和出租人之间的关系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等同起来，就是完全歪曲前一种关系。相反，我们要谈的是两个公民之间的十分平常的商品交易，而这种交易是按照各种调节一般商品买卖，特别是调节“地产”这一商品买卖的经济规律进行的。首先要计算的是整个房屋或房屋一部分的建造和维修费用；其次是依房屋位置好坏程度而定的地价；最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的供求状况。这种简单的经济关系反映到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的头脑里就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两倍、三倍、五倍、十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

　　这里蒲鲁东立即原形毕露了。第一，这里忘记的是，房租不仅应该支付房屋建筑费用的利息，而且还要补偿房屋修缮费用，坏账和欠租的平均额，以及由于住房偶尔闲置而受的损失；最后，房屋是非永久性的，年深月久就变得不能住人和丧失价值，建筑房屋时所投资本应当逐年分期得到偿还。第二，这里忘记的是，房租还应该支付房屋所占用的地皮带来的价值增加额的利息，就是说房租有一部分是由地租构成的。诚然，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会立刻解释说，这种价值的增加是未经土地所有者干预而形成的，所以按理不应归他所有，而应该归社会所有；但是他却没有觉察到，他这样说实际上就是要求废除地产。我们现在就来详谈这一点，会使我们离题太远。最后，他没有觉察到，在这场交易中涉及的不是向房屋所有者购买房屋，而只是购买一定期限内的房屋用益权。蒲鲁东既然从未考虑过造成某种经济现象的真正实际条件，当然也就弄不清楚，原先建筑房屋的成本价格怎么可能会在50年内以房租形式得到10倍的偿还。他不从经济方面去研究这个并不困难的问题，并弄清楚它是否真正同经济规律相抵触以及怎样相抵触，却大胆地从经济学领域跳到法学领域，以求得救。他说：“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每年获得一定款项的“永恒的权利根据”。至于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蒲鲁东却默不作声。然而这正是他应当说明的。假如他研究过这一点，他就会发现，世界上一切权利根据，不论怎样永恒，也不能使一所房屋有能力在50年内以租金形式获得10倍于房屋成本价格的偿还；只有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可能在权利根据形式下获得社会的承认）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样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上去了。

　　蒲鲁东的全部学说，都是建立在从经济现实向法学空话的这种救命的跳跃上的。每当勇敢的蒲鲁东看不出经济联系时——这是他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要遇到的情况——也就逃到法的领域中去求助于永恒公平。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种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¹⁶³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45页⁽⁸⁾）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比他的老师高明些：

　　 “租赁合同是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千百种交易之一，其必要性就像动物躯体中的血液循环一样。如果这一切交易都能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进行，那当然是有利于社会的。总之，社会的经济生活，应该像蒲鲁东所说的那样提到经济上的法的高度。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情况恰好相反。”

　　马克思正是从这个有决定意义的方面极其扼要而中肯地描述了蒲鲁东主义，在这之后过了五年居然还有人能够用德文把这种混乱的东西发表出来，这怎么能让人相信呢？这全部胡说意味着什么呢？无非表明，调节着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的实际作用同作者的法理感大相径庭，而作者虔诚地希望这种情形能够得到纠正。——是啊，癞蛤蟆如果有了尾巴，就不再是癞蛤蟆了！难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它固有的要求剥削工人的法的观念吗？如果作者对我们说，这并不是他的法的观念，我们是否就前进了一步呢？

　　我们还是回到住宅问题上来吧。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现在听任他的“法的观念”自由驰骋，并发表如下一套动人的议论供人欣赏：

　　 “我们毫不犹疑地断定，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接合点，即人们的家固，正在被社会旋涡卷走……　我们在这一方面比野蛮人还低下得多。原始人有自己的洞穴，澳洲人有自己的土屋，印第安人有他们自己的家园——现代无产者实际上却悬在空中”等等。

　　在这曲耶利米哀歌中蒲鲁东主义露出了它的全部反动面貌。要造成现代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绝对必须割断那根把昔日的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除了织机以外还有自己的小屋子、小园圃和小块田地的手工织工，哪怕贫困已极并且遭受种种政治压迫，仍然无声无息、安于现状、“非常虔诚和规规矩矩”，他在富人、神父、官吏面前脱帽致敬，在内心深处完全是一个奴隶。正是现代大工业把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可是现在来了这位痛哭流涕的蒲鲁东主义者，他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而这正是工人获得精神解放的最首要的条件。

　　27年以前，我（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⁹⁾一书中）正好对18世纪英国所发生的劳动者被逐出自己家园的过程的主要特征进行过描写。此外，当时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所干出的无耻勾当，这种驱逐行动必然首先对当事的劳动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造成的危害，在那里也作了如实的描述。但是，我能想到要把这种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成一种退步，后退到“比野蛮人还低下”吗？绝对不能。1872年的英国无产者的发展程度比1772年的有自己的“家园”的农村织工不知要高出多少。有自己的洞穴的原始人，有自己的土屋的澳洲人，有自己的家园的印第安人，难道能够在什么时候举行六月起义或建立巴黎公社吗？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被大规模采用时起，工人的物质状况总的来讲是更为恶化了，对于这一点只有资产者才表示怀疑。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应当深切地眷恋（也是很贫乏的）埃及的肉锅¹⁶⁴眷恋那仅仅培养奴隶精神的农村小工业或者眷恋“野蛮人”吗？恰恰相反。只有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摆脱了一切历来的枷锁、也摆脱了将其束缚在土地上的枷锁并且被一起赶进大城市的无产阶级，才能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和一切阶级统治的伟大社会变革。有自己家园的旧日农村手工织工永远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永远不会产生这种想法，更说不上希望实现这种想法。

　　相反，在蒲鲁东看来，近百年来的全部工业革命、蒸汽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并把劳动生产力增加千倍的大生产，却是一种极其可恶的事情，一种本来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小资产者蒲鲁东向往的世界是这样的：每个人制造各自的产品，可以立即用来消费，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交换；如果那时每个人能以另一种产品补偿自己劳动的十足价值，那么“永恒公平”就得到满足，而最好的世界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个蒲鲁东向往的最好的世界在萌芽状态就已经被不断前进的工业发展的脚步踏碎了。这种工业发展早已在大工业的一切部门中消灭了单独劳动，并且在较小的和最小的部门中日益消灭着这种劳动，而代之以依靠机器和已可利用的自然力来进行的社会劳动，它所生产的可以立即用来交换或消费的产品是许多人共同劳动的成果。这种产品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能生产出来。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既然已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都被打破了。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终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为生产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劳，以便有时间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废话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历史合理性，而现在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无知的人了。

　　但是，这一切同朋友蒲鲁东毫不相干。他只要“永恒公平”，旁的什么都不要。每个人应当用自己的产品换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自己的劳动的十足价值。但是，在现代工业产品上进行这样的计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单个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在先前单独手工劳动的条件下自然而然表现在生产出的产品中，而现代工业则正好把这个份额掩蔽起来了。其次，现代工业日益消灭着作为蒲鲁东全部体系基础的单独交换，即互相换取产品来供自己消费的两个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因此，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纱机以及其他一切坏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规规矩矩的手工劳动。哪怕这样做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力，整个人类注定会陷入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态，饥饿将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能搞好交换，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十足的劳动所得”并且能实现”永恒公平”就行了！ Fiat justitia， pereat mundus！

　　但有公平常在，哪怕世界毁灭！

　　如果蒲鲁东的这种反革命的东西确实能付诸实现，世界是要毁灭的。

　　然而，不言而喻，就是在受现代大工业制约的社会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也是有可能保证获得“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只要这句话还有某种意义的话。但是，这句话只有作更广义的理解才有意义，即必须理解成这样：不是每一单个工人成为这种”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的所有者，而是纯粹由工人组成的整个社会成为他们劳动的总产品的所有者，由这个社会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分配给自己的成员去消费，一部分用以补偿和增加自己的生产资料，一部分储存起来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后备基金。

　　看了上面所说的一切之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如何解决重大的住宅问题了。一方面，我们听到这样的要求：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归他所有的住房，好使我们不再比野蛮人还低下。另一方面，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发生的房屋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形式得到两倍、三倍、五倍或十倍偿还的情况，是以某种权利根据为依据的，而这种权利根据是与“永恒公平”相抵触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废除权利根据，根据永恒公平宣布交付的房租是对住房本身价格的一种分期偿付。如果我们设定的前提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要得出的结论，那么当然只要有江湖骗子的技巧就可以从口袋中现成地掏出预先准备好了的结论，并且夸耀说引出这个结论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这里的情形也是这样。废除住房租赁制被宣布为一种必然性，具体地说，就是要求把每个承租人变成自己住房的所有者。我们怎样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得很：

　　“赎买出租住房……　把房屋的价值不短分厘地偿付给原来的房主。过去，交付的房租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而现在，从宣布赎买出租住房之日起，承租人所付出的那笔精确规定的金额，就成为对转归他所有的住房价值的逐年的分期偿付……　社会……　就这样变成由独立的、自由的住房所有者所组成的总体。”

　　在这位蒲鲁东主义者看来，房主不劳动而能从自己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中取得地租和利息，是一种违背永恒公平的罪行。他发出一道命令：这种情况必须禁止，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不应当再获取利息，而就这部分资本又体现为所购买的地产这一点来说，也不应当获取地租。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社会的基础，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工人受剥削的关键是：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利用这种交易，迫使工人生产出比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这种交易创造出随后以地租、商业利润、资本利息、捐税等等形式在各类亚种资本家及其仆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出来宣称，即使禁止仅仅一类亚种资本家，而且就是那些不直接购买劳动力来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中的一种资本家去获取利润或利息，那也是前进一步了！可是，即使房主明天就被剥夺了收取地租和利息的可能，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削来的无酬劳动的总额也丝毫不会变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宣称：

　　“所以，废除住房租赁制是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量提高的追求之—，它应当成为社会民主派方面的头等要求。”

　　这同老师蒲鲁东本人在集市上的叫卖声一模一样，在他那里母鸡咕哒咕哒的叫声也总是同生下的蛋的大小成反比。

　　但是，请想象一下，每个工人、小资产者和资产者，都要通过逐年分期付款先成为自己住房的部分所有者，然后又成为住房的完全所有者，这是多么美妙的情景啊！在英国工业区，那里的工业规模大，而工人的房屋小，而且每个有家眷的工人都单独居住一所小屋子，所以在这里上述设想也许还有某种意义。但是在巴黎和大陆的多数大城市里，工业规模小但房屋大，里面合住着10家、20家、30家。在宣布赎买一切出租住房的救世法令颁布的那一天，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工人在柏林一家机器制造厂做工。经过一年以后，按照我们的设想，他成了汉堡门附近他所住的6层楼上的一个小房间的 ¹/₁₅ 的所有者。他失业了，不久就搬到汉诺威的波特霍夫，住在庭院景色秀丽的4层楼上一个相似的房间里，在这里住了5个月，刚刚获得了所有权的 ¹/₃₆，突然一次罢工再把他抛到慕尼黑，迫使他在那里逗留了11个月，承接了上昂格尔加斯街后面一个相当阴暗的底层房间不多不少 ¹¹/₁₈₀ 的所有权。以后又多次迁移，这是现在的工人时常遇到的情况，于是他又承接了圣加仑一处同样能说得过去的住房的 ⁷/₃₆₀ 的所有权，另外一处在利兹的住房的 ²³/₁₈₀ 的所有权，以及第三处在瑟兰的住房的 ³⁴⁷/₅₆₂₂₃ 的所有权——计算得这样精确，是为了不让“永恒公平”有所抱怨。我们的彼得从各个住房的这全部占有份额中能够得到什么呢？谁会给予他这些份额以恰如其分的价值呢？他到哪里去寻找他先前住过的那许多住房的其余份额的那个或者那些所有者呢？一座多层的大楼，比方说，有20套住房，在赎买期满和住房租赁制废除后也许要属于散居世界各处的300个部分所有者，那么这样一座大楼的所有权关系将怎么处置呢？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将会回答说，到那时候，将成立蒲鲁东的交换银行¹⁶⁵，这个银行将随时对每人的每一劳动产品支付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也会对住房的每一份额支付十足的价值。但是，蒲鲁东的交换银行在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第一，在论住宅问题的各篇论文中甚至从来没有提到过它；第二，它是以一种奇怪的谬论为依据的，即认为任何人想要出售一件商品，就一定能找到付出十足价值的买主；第三，在蒲鲁东发明它之前，它已经在英国以劳动交换市场¹⁶⁶的名义破产过不止一次了。

　　工人应当购买自己的住房这种思想本身，又是建立在我们已指出的蒲鲁东的那个反动的基本观点之上的，这个观点认为现代大工业所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病态的畸形物，必须用强制手段——即逆着社会100年来所顺从的潮流一使这个社会退回到以单个人的旧的一成不变的手工劳动为常规的状态中去，而这种状态无非是已经灭亡和正在灭亡的小手工业生产的理想化的重建。假如工人真的重新被抛回到这种一成不变的状态中去，假如“社会旋涡”真的侥幸被排除了，那么工人当然又能来享用“家园”所有权，于是上述的赎买论就不会显得那样乏味了。但是蒲鲁东忘记了，要实现这一点，他首先就必须把世界历史的时钟倒拨100年，从而把当代工人又变成像他们的高祖们那样眼界狭隘、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奴隶。

　　至于蒲鲁东的这种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中的合理的和可以实际实现的内容，现在已经付诸实行了，但这不是出自“革命思想母腹”，而是由大资产者本身倡导的。我们且听一听马德里一家出色的西班牙文报纸《解放报》在1872年3月16日论及这个问题的一段话⁽¹⁰⁾：

　　 “还有另一种由蒲鲁东提出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它初看起来倒也光辉夺目，但仔细一考察就显得完全无力了。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把每年交付的房租算做分期偿付住房价值的赎款，而承租人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房的所有者。这种在蒲鲁东看来很革命的办法，现今已在世界各国被投机公司采用着，这些公司用提高租价的办法来让承租人偿付比房屋价值多—两倍的价值。多尔富斯先生和法国东北部其他大工厂主实行这套办法，不仅是为了榨取金钱，并且有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目的。

　　 统治阶级最明达的领袖总是力求增加小私有者的人数，以便为自己造就一支反对无产阶级的大军。上一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曾把贵族和教会的大地产打碎，使之成为小地产——现在西班牙共和派对于至今还存在着的大地产也想采取这种办法——，因而造成了一个小土地所有者阶级，这个阶级从那时起就成了社会中最反动的成分和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固定障碍。拿破仑第三曾打算用发行小额国债券的办法在城市中也造成这样一个阶级，而多尔富斯先生及其同行把可以逐年分期偿付的小住房卖给自己的工人，就是力图磨灭工人的一切革命精神，并用这种地产把他们束缚在他们做工的工厂里。可见，蒲鲁东的计划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工人阶级所受的苦痛，甚至反过来直接危害工人。”⁽¹¹⁾

　　那么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这个问题同其他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完全一样的，这就是靠经济上供求的逐渐均衡来加以解决。这样解决了之后，问题又会不断产生，所以也就等于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既然我们不必为构建未来社会臆造种种空想方案，探讨这个问题也就是完全多余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那样容易实现了。

　　但是，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自己在住宅问题方面迄今所取得的成就。他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从平地提升到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领域，以表明这个问题在那里也是“社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一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一厘，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厘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以至最后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　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

　　这段议论包含蒲鲁东的教义问答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并且提供了充斥其中的混乱观念的一个明显例证。

　　“资本的生产性”是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粗率地抄来的胡说。诚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时也说过，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泉源和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但是他们还应当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到工业或手工业企业，结果不仅能收回他预付的资本，并且另外还取得利润。因此，他们必然陷入重重矛盾，便硬说资本本身有一定的生产性。蒲鲁东照搬这一套关于资本的生产性的说法，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是多么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之中。我们一开始就已经看到，所谓“资本的生产性”无非是说资本（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没有这种关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具有把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攫为已有的性质。

　　然而，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嘉许这种“资本的生产性”而是相反，发现它是破坏“永恒公平”的。它阻碍工人得到自己的十足的劳动所得。因此必须把它废除。怎样废除呢？用强制性的法律把利率降低，直至最后降到零。那时，在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看来，资本就不再是具有生产性的资本了。

　　借贷的货币资本的利息，只是利润中的一部分，不论工业资本的利润或商业资本的利润，都只是资本家阶级以无酬劳动形式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调节利率的经济规律同调节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毫不相干，就像同一社会形式中各种规律彼此可以毫不相干一样。至于说到这种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间的分配，那么很明显，对于在本企业中使用大量其他资本家的预付资本的工业家或商人说来，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下降多少，利润率便提高多少。因此，降低以至于最后废除利率决不会真正把所谓“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倒是只会把从工人阶级那里夺来的无酬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调节成另一个样子，并且不是保证工人相对于工业资本家而获得利益，而是保证工业资本家相对于食利者而获得利益。

　　蒲鲁东从他的法学观点出发，不是用社会生产的条件，而是用这些条件借以获得普遍表现的国家法律来解释利率以及一切经济事实。从这种看不见国家法律和社会生产条件之间的任何联系的观点看来，这些国家法律必然是纯粹的随心所欲的命令，随时可以用直接相反的东西来替代。因此，在蒲鲁东看来，最容易不过的就是颁布法令——如果他拥有这种权力的话——把利率降低为一厘。可是，如果其他一切社会条件照旧不变，蒲鲁东的这个法令也就只是一纸空文。不管颁布怎样的法令，利率照旧将由现在支配它的经济规律来调节。能借到钱的人还会像以前那样视情况按两厘、三厘、四厘和更高的利率借钱，不同的地方只是食利者会非常谨慎，只把钱借给那些不会去打官司的人。况且，这种剥夺资本的“生产性”的伟大计划渊源久远，它同旨在限制利率的反高利贷的法律一样古老，然而这些法律现在到处都已经废除，因为实际上它们经常遭到破坏或规避，而国家不得不承认自己对社会生产规律无能为力。而现在恢复这些无法执行的中世纪法律，据说就可以“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读者可以看到，越是深入地考察蒲鲁东主义，就越能看出它的反动性。

　　一旦利率通过这种方法降低到零，从而废除了资本利息，那时“除了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要偿付了”。这意思应当是说，废除利率就等于废除利润，以至于废除剩余价值。但是，如果一纸法令真的能够把利息废除掉，结果又会怎样呢？那时食利者阶级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资本当做贷款贷出，而他们也必定会自担风险把资本投入自己的工业企业或投入股份公司。资本家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夺走的剩余价值总额会依然如旧，只是它的分配发生了变化，但是变化不大。事实上，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忽略了，在现今资产阶级社会里购买商品时，一般说来，也是除了“资本周转〈应当说：一定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要偿付了。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在现代社会中——撇开市场的波动不谈——就整个平均情况来说，要商品被偿付得高于制造该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不是的，亲爱的蒲鲁东主义者，难题完全不在这里，难题就在于“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劳动”（姑且用您的糊涂说，法来表达）根本没有被十足偿付！要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您可以去读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第128—160页⁽¹²⁾）。

　　但是这还不够。一旦废除了资本的息金，租金也就废除了。因为，“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这正好像那位老少校吩咐人把自己手下的一个一年制志愿兵叫来并对他说：“喂！听说你是一个医学博士，那就请你常到我家走走；我家里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孩子，总是有人要出点什么毛病的。”

　　那位志愿兵说：“对不起，少校先生，我是哲学博士！

　　少校：“这倒无所谓，反正博士就是博士。”

　　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也是这样：不论是租金或资本息金——这对他是无所谓的，反正金就是金，博士就是博士。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由下述几个部分构成：（1）地租；（2）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承造人的利润在内；（3）修缮费和保险费；（4）随房屋逐渐破旧逐年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的建筑资本补偿费（折旧费），包括其利润在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预付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而租金包含有真正的资本息金这个部分。博士就是博士。如果说反高利贷的法律在通常的资本利息方面仅仅因为有人规避就会失效，那么这个反高利贷的法律则从来没有触动房租价格的哪怕一丝一毫。只有蒲鲁东才能幻想：他的新的反高利贷的法律不仅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简单的资本利息，而且还能轻而易举地调节和逐渐废除复杂的房租。¹⁶⁷但是，那时究竟为什么还要用重金从房主那里购买这个“根本得不到好处”的房屋，为什么房主在这种情形下不再舍点钱把这个“根本得不到好处”的房屋变卖掉，以免再花修缮费呢，——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秘密。

　　在高级的社会主义（老师蒲鲁东称之为超级社会主义）领域中作出这番令人鼓舞的成就以后，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认为自己有资格飞得更高一些。

　　 “现在只要再作出几个结论，就可以从各方面充分阐明我们探讨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结论呢？从前面的议论中是得不出这些结论的，正如从废除利率中得不出住房丧失价值的结论一样，去掉我们的作者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辞藻，这些结论不过是说，要顺利开展赎买出租住房这项业务，最好要有：（1）有关的精确统计；（2）优良的卫生警察；（3）能胜任建筑新房屋的建筑工人协作社。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好极妙的，但是，尽管有这一切集市叫卖式的辞令，它们并不能“充分阐明”蒲鲁东漆黑一团的糊涂思想。

　　做出了这样的大事的人，也就有权来郑重地训诫德国工人说：

　　 “这些问题以及类似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完全值得社会民主派注意……但愿他们能像在这里努力弄清住宅问题那样，也来弄清其他如倩用、圄债、私人债务、税收等等同样重要的问题。”

　　这样，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就向我们许下了一系列关于“类似的问题”的文章，如果他论述这些问题，也像他论述当前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一样详细，那么《人民国家报》就可以保证有足够一年用的稿件了。不过我们预先就能知道它们的内容——全都是已经讲过的那一套：资本利息一旦废除，国债和私人债务的利息也会跟着消失，信用就会变成无息的了，等等。同一个咒语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对象，并且在每一场合都可以按照无情的逻辑得出惊人的结论：资本利息一旦废除，借款就不必再付利息了。

　　不过，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用来吓唬我们的都是些美妙的问题。信用！除了逐周借钱或向当铺借钱以外，工人还需要什么信用呢？不管工人借钱是无偿的，还是有息的，甚至是当铺的高利贷，对工人说来难道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吗？如果一般说来工人由此得到一点好处，因而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变得便宜些，那么劳动力的价格难道不是必然会下降吗？但是，对资产者，尤其是对小资产者说来，信用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如果能够随时得到信用，并且还是无息信用，这对小资产者来说尤其是一件美事。国债！工人阶级知道，国债不是它筹倍的，当它夺得政权时，它将让那些筹借国债的人偿还。私人债务！——请参看信用项。税收！这对资产阶级有很大利害关系，而对无产阶级利害关系则很小。工人应交付的税金始终不断地包括进劳动力生产费用之中，因而要由资本家一并偿付。所有这里当做工人阶级极其重要的问题向我们提出的各点，实际上只是对资产者尤其对小资产者才有重大利害关系，我们则同蒲鲁东相反，认为工人阶级并不负有保护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使命。

　　至于真正同工人有关的重大问题，即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问题，资本家怎样靠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来发财的问题，我们的蒲鲁东主义者却只字不提。诚然，他的尊长和老师研究过这个问题，但根本没有搞清楚，就连他最后写的几篇著作实质上也并没有超出《贫困的哲学》⁽¹³⁾，而这本书的浅薄无知，早在1847年马克思就已经作了极其中肯的分析。

　　非常可悲的是，25年以来，除了这位“第二帝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就几乎没有过任何别的社会主义精神食粮。如果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又要在德国泛滥起来，那就加倍不幸了。但是对这点根本用不着担心。德国工人在理论方面已经比蒲鲁东主义先进了50年，仅仅拿住宅问题作为一个例子来说明就足够了，在这方面不必再花费力气。

第二篇
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

一

　　在论蒲鲁东主义者怎样解决住宅问题的那一篇中，已经说明小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大的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大资产阶级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颇大的、虽然只是间接的利害关系。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挤满了工人的所谓“恶劣的街区”是不时光顾我们城市的一切流行病的发源地。霍乱、斑彦伤寒、伤寒、天花以及其他灾难性的疾病，总是通过工人区的被污染的空气和混有毒素的水来传播病原菌：这些疾病在那里几乎从未绝迹，条件适宜时就发展成为普遍蔓延的流行病，越出原来的发源地传播到资本家先生们居住的空气清新的合乎卫生的城区去。资本家政权对工人阶级中间发生流行病幸灾乐祸，为此却不能不受到惩罚；后果总会落到资本家自己头上来，而死神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工人中间一样逞凶肆虐。

　　当这一点由科学查明以后，仁爱的资产者便宽宏大量地争先恐后地关怀起自己工人的健康来了。于是就建立协会，撰写著作，草拟方案，讨论和颁布法律，以求根绝一再发生的各种流行病。对工人居住条件进行调查，设法消除最不能容忍的缺陷。特别是在英国，由于那里大城市最多，因而烈火已经烧到大资产者头上，已开展起大规模的活动：委任了调查劳动阶级卫生状况的政府委员会；它们的报告在精确、完备和公正方面胜过大陆上发表的一切资料，成了包含有或多或少严厉的干预措施的新法律所依据的基础。这些法律虽然也极不完善，然而还是远远胜过大陆至今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虽然如此，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是产生出必须加以治疗的弊病，并且必然不断反复地产生，以致这种治疗甚至在英国也很难说有什么进步。

　　在德国，照例需要长得多的时间，才能使这里也长期存在的流行病的病源发展到可以把昏睡的大资产阶级推醒过来的危急程度。不过，谁走得慢，谁就走得稳当些，终于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住宅问题的资产阶级文献，这些文献无非是从外国前辈，主要从英国前辈那里抄来的淡而无味的摘录，人们用响亮华丽的辞藻把它们打扮成高明见解来欺骗人。其中有一本书，就是埃米尔·萨克斯博士的《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

　　我之所以选出这本书来说明资产阶级对住宅问题的观点，只是因为它试图尽量包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切资产阶级文献。我们的这位作者当做“资料”用的这些文献真是妙极了！英国议会报告书，即真正的重要资料中，只提到了最旧的三篇的名称：整本书证明作者连其中一篇都从来没有看过；可是他却给我们介绍了一系列专讲空话的资产阶级的、好心的市侩的、虚伪慈善主义的著述：杜克佩西奥、罗伯茨、霍尔、胡贝尔的著作，英国社会科学（倒不如说胡说）大会的发言稿，普鲁士保护劳动阶级福利协会的会刊，奥地利关于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官方报告，波拿巴当局关于同一博览会的官方报告，《伦敦新闻画报》，《海陆漫游》，最后是一位“公认的权威”，一个具有“敏锐而务实的头脑”和“令人悦服的口才”的人物——就是那位尤利乌斯·孚赫！在这个资料单中缺少的只是《凉亭》、《喧声》和射手库奇克¹⁶⁸。

　　萨克斯先生为了使自己的观点不致引起误解，在第22页上声称：

　　 “我们所说的社会经济学，就是国民经济学在社会问题上的运用，确切些说，就是这门科学为我们提供的用以达到下述目标的各种手段和途径的总和，这个目标就是：根据这门科学的‘铁的'规律在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内使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

　　我们且不去讨论这种认为“国民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一般说来不是研究“社会”问题而是研究其他问题的糊涂观念。我们要立即来研究主要点。萨克斯博士要求让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铁的规律”让“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框架”换句话说，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成不变地保留下去，而“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状况则应该上升到“有财产者的水平”。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不是所谓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而是真正的无财产者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出卖，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工业资本家。可见，萨克斯先生所发现的新科学即“社会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找出一些手段和途径，在以占有一切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财产的雇佣工人这另一方之间的对立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内部，使一切雇佣工人都能变成资本家而同时又继续当雇佣工人。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也许他会不吝赐教，给我们指出，法国军队中从老拿破仑时代起就有机会晋升元帅的每位士兵可以怎样变成元帅而同时又继续当普通士兵，或者给我们指出，怎样做到使德意志帝国的4000万臣民都变成德国皇帝。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希望保全现代社会一切祸害的基础，同时又希望消除这些祸害。正如《共产主义宣言》⁽¹⁴⁾中所说，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他们想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¹⁵⁾。我们已经看到，萨克斯先生恰好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他认为解决了住宅问题便解决了上述问题；他所持的意见是：

　　 “用改善各劳动阶级住房的办法就能有成效地减轻上述那些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用这种办法——仅仅用广泛改善住房条件的办法——就能把这些阶级的绝大部份人从他们那种常常几乎是非人生活的泥泪中，提升到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实实在在的高峰。”（第14页）

　　顺便说说，无产阶级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造成的，同时又是这些生产关系继续存在的条件，而掩饰这个阶级的存在是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因此，萨克斯先生在第21页上向我们说明：劳动阶级应被理解为除工人本身以外，还包括一切“无财产的社会阶级”，“全体小百姓，即手工业者、寡妇、领恤金者（1）、下级官吏等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

　　住房短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善良的资产者萨克斯先生可能不知道，它是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必然产物，这样一种社会没有住房短缺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社会中，广大的劳动群众不得不专靠工资来过活，也就是靠为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那些生活资料来过活；在这种社会中，机器等等的不断改善经常使大量工人失业；在这种社会中，工业的剧烈的周期波动一方面决定着大量失业工人后备军的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并把他们抛上街头；在这种社会中，工人大批地涌进大城市，而且涌入的速度比在现有条件下为他们修造住房的速度更快；所以，在这种社会中，最污秽的猪圈也经常能找到租赁者；最后，在这种社会中，身为资本家的房主不仅有权，而且由于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责任从自己的房产中无情地榨取最高额的租金。在这样的社会中，住房短缺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连同它对健康等等的各种反作用，只有在产生这种现象的整个社会制度都已经发生根本变革的时候，才能消除。但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知道这点的。它不可能用现存条件来解释住房短缺现象。因此，它别无他法，只好用一些道德说教来把住房短缺归之于人的邪恶，也就是原罪。

　　 “所以在这里应当承认——因而也就不能否认〈多么大胆的结论！〉——，过错……一部分应归之于渴望得到住房的工人本身，另一部分并且是更大的部分应归之于负责满足这种需要的人，或者应归之于那些虽拥有必要资金而根本不肯负起这种责任的人们，即各有产的上等社会阶级。后者的过错……就在于他们不愿意设法充分供应良好的住房。”

　　蒲鲁东曾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法学领域，而我们这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在这里则把我们从经济学领域带到道德领域。这是很自然的。谁宣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铁的规律”不可侵犯，同时又想消除它的种种令人不快的但却是必然的后果，他就别无他法，只好向资本家作道德说教，而这种说教的动人作用一碰到私人利益，必要时一碰到竞争，就又会立刻烟消云散。这种说教同站在水池边的老母鸡向它孵出的在池中欢快地游来游去的小鸭所作的说教是一样的。虽然水里容易淹死，小鸭还是下了水；虽然利润不讲温情，资本家还是趋求利润。“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的”⁽¹⁶⁾——老汉泽曼早就这样说过，在这一点上他比萨克斯先生见解深刻。

　　“良好的住房很贵，因此大部分工人都完全没有可能去享受它。大资本……对于建造供劳动阶级居住的住房望而却步……因而这些阶级由于需要住房而大部分落入投机活动的罗网。”

　　可恶的投机活动！大资本自然是决不会进行投机的！但是，阻止大资本在工人住房方面投机的不是什么恶意，而只是无知：

　　“房主根本不知道，正常满足住房需要……会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他们不知遭，当他们照例这样不负责地供给人们以恶劣的、有害的住房的时候，他们会使人们受到怎样的损富，最后，他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什么害处。”（第27页）

　　但是，资本家的无知还要加上工人的无知，才能一起造成住房短缺。萨克斯先生承认“最下层的”工人“为了不致露宿街头，总有必要〈！〉设法找到一个过夜的地方，而他们在这方面是完全没有自卫能力和孤立无援的”接着他对我们说：

　　 “有个事实大家毕竟都知道，这就是，他们〈工人〉中间有许多人由于轻率，而主要是由于无知，几乎可以说是被巧妙地夺走其机体自然发展和健全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他们丝毫也不懂得合理的保健，特别是不懂得住房在这方面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第27页）

　　但是在这里，资产者露出马脚来了。资本家的“过错”不声不响地变成了无知，而工人的无知则成了发生过错的根由。请听一听吧：

　　 “所以，结果就是〈自然是由于无知〉只要能省一点房租，他们就搬进阴暗、潮湿、狭小的住房，简言之，搬进对种种卫生要求来说简直是一种嘲弄的住房..‘…往往是几家人合租一处住房，甚至合租一个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少花一点房钱，同时他们却又把自己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挥霍在副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

　　工人“挥霍在烟酒上面”（第28页）的钱、“”成天泡酒馆的生活及其种种悲惨后果，像铅陀一样一再把工人等级拖进泥坑”——这确实像铅陀一样压在萨克斯先生的胃里。至于在现今环境下，工人酣酒，像伤寒、犯罪、寄生虫、法警和其他社会病害一样，都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必然产物，它必然产生，甚至人们可以预先计算出酗酒者的通常的人数，这一点又是萨克斯先生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我以前的一位启蒙老师早就说过：“平民进酒馆，上等人进俱乐部。”这两种地方我都去过，所以能够证实这话是对的。

　　关于双方“无知”的这一套废话，归结起来无非是主张劳资利益和谐的老调，如果资本家知道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会为工人提供良好的住房，并改善工人的整个处境；如果工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真正利益，他们就不会举行罢工，不会从事社会民主运动，不会参与政治，而会乖乖地听从自己的上司资本家。真可惜，双方都发现自己的利益完全不是萨克斯先生及其无数前辈在说教中所讲的东西。关于劳资和谐的福音到现在已经宣讲了50年了，资产阶级的慈善家为了通过设立模范设施来证明这种和谐已经花了不少钱，可是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实际情形在这50年内丝毫也没有改变。

　　我们的作者现在要来实际解决问题了。蒲鲁东要把工人变成自己住房所有者的计划是多么缺乏革命性，这仅仅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就可看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早在蒲鲁东以前就已经尝试——并且现在还在尝试——从实际上实施这个计划。萨克斯先生也宣称，住房问题只有使住房所有权转归工人才能完全解决（第58页和第59页）。不仅如此，他一想到这里就如诗人一般陶醉，写出了如下激动的文字：

　　“在人所固有的对于地产的眷恋中，在连现代繁忙的营利生活也不能使之削弱的本能中，潜藏有一种奇特的东西。这就是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地产这种家当意义重大。人一旦获得了地产，也就在得了可靠的地盘，仿佛在土里牢牢地扎下了根，因而每一家的经济〈1〉都在地产中获得最稳固的基础。然而，地产的赐福的力量还远远超出这些物质利益之外，谁有幸能把一块土地称为自己的东西，他就达到了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他就有一个他可以独立自主地来支配的领域，他就成为自己的主宰，他就有了一定的实力，在困难的日子里就有了一个可靠的根据地；他的自我意识就生长起来，从而他的道德力量也随之生长起来。因此地产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深远意义的……　这样一来，现在无可奈何地听任变动不定的市场行情摆布的、总是听从雇主的工人，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可以通过他因此而能够利用的不动产抵押信贷来避免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危险。通过这种办法，他就会从无财产者阶级上升为有财产者阶级。”（第63页）

　　萨克斯先生大概设想人本质上就是农民；否则他就不会硬说我们大城市中的工人眷恋地产，而以前谁也没有在大城市工人身上发现过这种对地产的眷恋。对于我们大城市工人说来，迁徙自由是首要的生活条件，而地产对于他们只能是一种枷锁。如果让他们有自己的房屋，把他们重新束缚在土地上，那就是破坏他们反抗工厂主压低工资的力量。个别的工人也许偶然能卖掉自己的小屋子，但是在发生重大罢工事件或者工业普遍危机的时候，受牵连的工人的所有房屋都会上市出卖，因而这些房屋或者根本找不到买主，或者卖得远远低于成本价格。如果他们全都找到了买主，那萨克斯先生的全部伟大的住房改革便又告吹，只好再从头做起。不过，诗人总是生活在想象世界里的，萨克斯先生也是这样，他想象土地所有者已经“达到了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已经有了“可靠的根据地”“他会成为资本家，并且可以通过他因此而能够利用的不动产抵押信贷来避免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造成的危险”等等。但是，让萨克斯先生去仔细看一看法国和我们莱茵河流域的小农吧；他们的房屋和田地都由于抵押而变成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的庄稼在收割以前就已经属于债主，在他们的“领域”内可以独立自主地起支配作用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高利贷者、律师和法警。这对高利贷者来说的确是可能想象的最高度的经济独立地位！而为了使工人能够尽可能快地把自己的小屋子交给高利贷者来独立自主地支配，好心的萨克斯先生就周到地告诉工人可以利用不动产抵押信贷。他们在失业和丧失劳动能力时可以利用这种信贷，而不必去加重济贫事业的负担。

　　无论如何，萨克斯先生现在已经把开始时提出来的问题解决了：工人因获得自己的小屋子而“成为资本家”了。

　　资本就是对他人无酬劳动的支配。因此，只有当工人把自己的小屋子租给第三者，并以租金形式攫取第三者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时，他的小屋子才成为资本。由于工人自己居住在屋子里，所以这屋子恰好就不会变成资本，正如我从裁缝那里买来的衣服一穿上身就不再是资本一样。拥有价值1000塔勒的小屋子的工人，的确不再是无产者了，然而只有萨克斯先生这样的人才会称他是资本家。

　　但是，我们这个工人身上的资本家特征还有其另一方面。我们假定，在某个工业地区里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这已经成为通例。在这种场合，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便免费享用住房；住房费就不再算入工人的劳动力价值以内。但是，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任何降低，即工人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任何长期降低，“根据国民经济学的铁的规律”，也就等于劳动力价值的降低，所以归根到底会引起工资的相应降低。因此，工资下降的平均数量就会相当于节省下来的房租的平均数量，也就是说，工人住自己的房屋还是付了租金，不过不是像以前那样以货币形式付给房东，而是以无酬劳动形式付给他为之做工的厂主。于是，工人投在小屋子上的储蓄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会成为资本，但这个资本不归他自己所有，而是归那个雇他做工的资本家所有。

　　可见，萨克斯先生甚至连在纸面上也没有能把自己的那个工人变成资本家。

　　附带说一句，上面所说的话对于终究会节约或降低工人生活资料费用的一切所谓社会改革都是适用的。如果这些改革能普遍推行起来，那时工资就会跟着相应地降低；如果它们始终只是个别的实验，那时它们作为个别例外而存在这个事实，就证明大规模实现这些改革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容的。我们假定，某个地方由于普遍建立消费合作社而使工人的食品价格降低了20%；那么这个地方的工资经过一些时候就会降低将近20%，也就是说，降低的比率同这些食品费用在工人生活费用中所占的比率相一致。比如说，假若工人在这些食品上平均花费自己一周工资的 ³/₄，那么工资最终会4 降低（³/₄）×20＝15%。简要地说，只要这类节约性改革普遍推行起来，工人通过这种节约能缩减多少生活开支，他所得的工资也就会降低多少。如果每个工人能节约出52塔勒的自主收入，那么他的每周工资最后一定会降低1塔勒。总之，他越节约，他所得到的工资就越少。因此，他节约不是对自己有利，而是对资本家有利。还有什么办法能“最有力地激发他发扬……首要的持家之道，即节俭精神”呢？（第64页）

　　不过，萨克斯先生接着又告诉我们，工人成为房主，与其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

　　“要知道，不仅工人等级，而且整个社会都极其关心的是，期望看到尽可能多的成员依附于〈！〉土地〈我很想哪怕是有一次看到处于这种状态下的萨克斯先生〉……假如……工人自己通过这种办法转变成有财产者阶级，那么使我们脚下燃烧的叫做社会问题的火山喷出烈焰的一切潜伏力量，即无产阶级的怨恨、憎恶……危险的错误思想……都一定会像晨雾碰到朝阳那样捎散。”（第65页）

　　换句话说，萨克斯先生希望工人随着占有房屋而发生的无产者地位的改变，也丧失自己的无产者的性质，重新像他们那些也有过自己房屋的祖先一样成为恭顺的胆小怕事的人。这可能是蒲鲁东主义者们念念不忘的事情。

　　萨克斯先生以为他这样就把社会问题解决了：

　　“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这个曾经有许多人怎么也猜不出的斯芬克斯之谜，现在不是已经成为可以捉摸的事实而摆在我们面前了吗？它不是因此已经脱离理想领域而进入了现实领域吗？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不就是达到了甚至连社会主义者中的最极端的派别也视为自己理论顶峰的最高目标之一吗？”（第66页）

　　真是幸运，我们总算攀登到了这个地方。这一声欢呼正是萨克斯先生这本书的“顶峰”，此后就又慢慢地往山下走去，从“理想领域”降到平坦的现实，而当我们到达下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这里是毫无变化，的确是毫无变化。

　　我们的向导为了让我们往山下迈出第一步，教导我们说，工人住房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小宅子制，每个工人家庭都有自己的小屋子，而且可能还有一个小园圃，像在英国那样；另一种是营房制，每所大房屋中都住有许多户工人，像在巴黎、维也纳等等地方那样。介乎两者之间的是德国北部流行的制度。诚然，小宅子制是唯一合当的和唯一能使工人得到自己房屋所有权的制度；营房制对健康、道德和家庭宁静来说确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可惜啊，可惜，正是在住房短缺的中心地点，在大城市里，小宅子制因为地价昂贵而不能实行，所以，如果那里不是修建大营房而能建造有四至六套住宅的房屋，或者运用各种建筑上的巧妙方法把营房制的最重大缺点消除，也就应该感到欣幸了（第71—92页）。

　　我们不是已经往下走了一大段了吗？把工人变成资本家，解决社会问题，使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房子，——所有这些都仍留在高高的“理想领域”里了，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是在乡间实行小宅子制，而在城市中尽可能把工人营房修造得还能过得去。

　　可见，资产阶级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显然遭到了失败，由于碰到城乡对立而遭到了失败。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这种对立，相反，它必然使这种对立日益尖锐化。对此，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有正确的认识。在他们的模范大楼中，城乡对立已经不存在了。可见，这里的情形恰好与萨克斯先生所断言的相反：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想解决住宅问题又想把现代大城市保留下来，那是荒谬的。但是，现代大城市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消除，而只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件事一开始，那就不是给每个工人一所归他所有的小屋子的问题，而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是，每一次社会革命起初都不免要接过现有的东西，并且凭借现有的手段来消除最难容忍的祸害。我们已经看到：把属于有产阶级的豪华住宅的一部分加以剥夺，并把其余一部分征用来住人，就会立即弥补住房短缺。

　　萨克斯先生接下来又走出大城市，长篇大论地论述应当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工人移民区，并且描写了这种工人移民区的一切妙处，这里有公共“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干燥室、浴室等等”还有“托儿所、学校、祈祷室〈！〉、阅览室、图书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豪华气派的跳舞厅和音乐厅”，还有传送到每所房子里，因此能“在某种程度上使生产从工厂重新回到家庭作坊”的蒸汽力。然而这套议论丝毫也不会使情况有所改变。他所描写的移民区是胡贝尔先生直接从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那里抄袭来的，并且由于把一切社会主义的东西一笔勾销而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也就完全变成空想的了。任何一个资本家都没有兴趣建立这样的移民区，并且除了在法国的吉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移民区，而且法国的那个移民区是由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不是作为赢利的投机事业，而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实验建立起来的。⁽¹⁷⁾同样，萨克斯先生也可以援引40年代初由欧文在汉普郡建立的早就不存在了的共产主义移民区”和谐大厦”¹⁷⁰，来支持自己的资产阶级杜撰方案。

　　然而，这一大套关于建立移民区的议论，不过是一瘸一拐地试着再度快速登上”理想领域”，可是这一回也立刻掉了下来。我们于是又大步走下山来。现在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

　　 “雇主即厂主帮助工人得到适当的住房，或者是由雇主自己来建造住房，或者是供给地皮，借给建筑资金等等，鼓励和帮助工人自行建房。”（第106页）

　　这样一来，我们就又走出根本谈不上这一切的大城市而返回到乡村去了。萨克斯先生现在证明说：厂主帮助自己的工人得到勉强可用的住房是合乎自己的利益的，一方面因为这是有利的投资去向，另一方面也因为这必然会

　　“提高工人的生活……一定会使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劳动力跟着提高，这自然……同样……是对雇主有利的。而这样一来，也就确立了关于雇主参与解决住宅问题的正确观点：这种参与是无形联合的结果，是雇主多半在人道意旨的外衣下关怀他的工人的身体、经济、精神和道德状况的结果，这种关怀由于产生应有的结果，即由于吸引和保持能干、熟练、勤劳、知足和忠实的工人，自然在经济方面得到报偿”（第108页）。

　　胡贝尔企图用“无形联合”⁽¹⁸⁾的说法给资产阶级慈善家的呓语加上一层”崇高的意义”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也改变不了事实。农村大工厂主，尤其在英国，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也早就确信，修建工人住房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措施，不仅是工厂建筑蓝图本身的一部分，而且还带来丰厚的收入。在英国，许多村落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有一些后来已经发展为城市。可是工人并不感谢仁爱的资本家，很早以前就对这种“小宅子制”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抗议。问题不仅在于他们必须为房屋付出垄断价格，因为厂主没有竞争者；而且在每一次罢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无家可归，因为厂主马上就把他们抛到街头，使得任何反抗都极难进行。至于详细情形，可以参看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224页和第228页⁽¹⁹⁾。但是，萨克斯先生认为这种论据“几乎不值一驳”（第111页）。难道他不是想使工人拥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吗？自然是想的。可是“雇主必须时时有可能随意支配住房，以便在解雇一个工人时能够为接替者提供住处”，所以……应该“事先约定，遇有这种情况可以取消所有权”（第113页）。⁽²⁰⁾

　　这次我们出乎意料很快就降了下来。起初是说工人有自己小屋子的所有权；随后我们得知，这在城市中办不到，只有在乡下才行得通：现在又告诉我们，这种所有权即使在乡下也只是“事先约定可以取消”的东西！由于萨克斯先生新发明了这种适用于工人的所有权，由于他把工人变成“事先约定可以取消”的资本家，我们就又平安地回到了平坦的大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研究资本家和其他慈善家在解决住宅问题方面实际上做了些什么。

二

　　如果我们相信了我们这位萨克斯博士的话，那么资本家先生们现在已经做了许多事情来消除住房短缺，并且这就证明住宅问题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得到解决。

　　首先，萨克斯先生给我们举出例子——波拿巴主义的法国！大家知道，路易·波拿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时期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表面上是为了草拟关于法国各劳动阶级状况的报告，实际上是为了替帝国增光而把这种状况描绘成真正的天堂。而萨克斯先生就来引证这个由波拿巴主义的腐败透顶的工具所组成的委员会的报告，特别是因为它的工作成果，“据专门为此任命的委员会自己声称，对法国是相当圆满的”！这些成果是什么呢？在提供信息的89个大工业企业或者股份公司中间，有31个没有修建工人住房；在已经修建起来的住房中，据萨克斯先生自己估计，顶多能容纳五六万人，而且这种住房几乎都是一户两室！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资本家，如果被自己的生产条件——水力和煤井、铁矿矿层及其他矿山等等的位置——束缚在某个乡村地区，而又没有现成的工人住房，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人修建住房。但是，要把这一点看做存在“无形联合”的证明，看做“对这件事及其重要影响有更多理解的明显证据”，看做“大有前途的开端”（第115页），——那要有根深蒂固的自我欺骗的习性才行。另外，在这方面各国工业家也因各自的民族特性而彼此有所不同。例如，萨克斯先生在第117页上向我们说：

　　“在英国只是最近才看得出雇主正在这方面加紧行动。特别是在乡下遥远的村落里……工人从最近的居民点到工厂去也往往要走很长的路，走到工厂时已经十分疲乏，工作时效率不高，这种情况就是促使雇主为自己的劳动力修建住房的主要原因。同时，对这种状况有较深刻的理解，因而或多或少把住房改革同其他一切无形联合因素联系起来的人，也越来越多 F而这些繁荣移民区的产生正应归功于他们……　海德的阿什顿、特顿的阿什沃恩、贝里的格兰特、博灵顿的格雷格、利兹的马歇尔、贝尔础的斯特拉特、索尔泰尔的索尔特、科普利的阿克罗伊德等等，都因此而在联合王国享有盛名。”

　　天真得令人起敬，无知得更加令人起敬！英国乡村中的工厂主只是“最近”才在修建工人住房！亲爱的萨克斯先生，不对！英国资本家不仅就钱袋来说，而且就脑袋来说也都是真正的大工业家。早在德国出现真正的大工业以前，他们就已经明白，在农村开办工厂时，修建工人住房的投资是全部投资中一个必要的、能直接或间接带来很好收益的部分。早在俾斯麦和德国资产者之间进行的斗争给予德国工人以结社自由以前，英国的工厂主、矿主和冶炼厂主就从实践中得知，假如他们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他们对罢工的工人能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格雷格、阿什顿、阿什沃思这些人的“繁荣移民区”根本不是“最近”才有的，甚至在40年以前它们就已经被资产阶级当做样板加以宣扬了，而我自己在28年以前已经对此作过描写（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28—230页脚注⁽²¹⁾）。马歇尔和阿克罗伊德（Akroyd——他的姓是这样写的）所创立的移民区也差不多有这样久，斯特拉特的移民区年代就更久了，它还在上一世纪就开始出现。既然英国工人住房的平均寿命假定是40年，那么萨克斯先生就是掰手指头也可以算出这些“繁荣移民区”现在处于怎样的破败状态了。况且这些移民区的所在地现在大多数都不再是乡下；由于工业的巨大扩展，这些移民区大多数已经被工厂和房屋层层围住，以致它们目前已经地处拥有两兰万以至更多居民的污秽多烟的市镇中间，但这并不妨碍以萨克斯先生为代表的德国资产阶级科学现在还分毫不爽地重唱那些早已不适用的1840年的英国老赞美歌。

　　特别要提到的是老阿克罗伊德。这个老实人无疑是个十足的慈善家。他非常爱自己的工人，尤其爱自己的女工，以致他在约克郡的那些不如他那样仁慈的竞争者们常常说：在他的工厂中做工的全都是他自己的儿女！可是，萨克斯先生断言，在这些繁荣移民区“私生子越来越少了”（第118页）。完全正确，未婚姑娘生的私生子确实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在英国工厂区中，漂亮的姑娘出嫁是很早的。

　　在英国，紧靠每个乡村大工厂随同工厂一起建造工人住房，这在近60年以至更久以来就已经成了通例。前面已经提到过，这种工厂乡村有许多已经变成了后来形成的整座工厂城市的中心，并且出现了工厂城市所产生的一切弊害。因此，这些移民区并没有解决住宅问题，而是由此才在当地造成了这种问题。

　　反之，在那些在大工业方面只是蹒跚地跟在英国后面，实际上只是从1848年起才懂得什么是大工业的国家里，在法国，尤其是在德国，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在这些国家里只有巨型冶炼厂和制造厂（如克勒佐的施奈德工厂和埃森的克虏伯工厂）在犹豫了很久以后才下决心修建一些工人住房。大多数农村厂主都让自己的工人冒着炎暑和雨雪清晨步行几德里赶到工厂，晚上再步行赶回家。这种情形特别常见于多山的地区——法国和阿尔萨斯的孚日山脉，以及伍珀河、锡格河、阿格河、伦讷河和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其他河流的沿岸地区。在厄尔士山区，情形也不见得好些。不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同样是小气的吝啬鬼。

　　萨克斯先生很清楚地知道，无论是大有前途的开端也好，还是繁荣移民区也好，都毫无意义。因此他现在企图向资本家证明，他们从修建工人住房方面能获取多么可观的收入。换句话说，他企图给他们指出一条欺骗工人的新路。

　　首先，他给他们举出伦敦的许多建筑协会作例子，这些协会一部分是慈善性的，一部分是投机性的，它们已获得了4%—6%以至更高的纯利。至于技在工人住房上面的资本带来很好的收益——这用不着萨克斯先生来向我们证明。现在投在建造工人住房方面的资 本为什么并不那么多，其原因在于更昂贵的住房会给房主带来更优厚的利润。因此，萨克斯先生给资本家的忠告仍然不过是一种道德说教罢了。

　　至于这些伦敦建筑协会，萨克斯先生大肆赞扬说它们取得了辉煌成绩，而据他自己的估计（他把任何一种建筑投机事业都包括进去了），它们总共也只是使2132个家庭和706个单身汉，即总共还不到15000人有房子住！这类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德国居然有人煞有介事地描绘成重大的成就，然而单是在伦敦东头，就有100万工人生活在极其恶劣的居住条件下！所有这些慈善行为，实际上是非常可怜和微不足道的，甚至英国议会关于工人状况的报告连一次也没有提到过。

　　在文章的整个这个部分中暴露出来的对伦敦情况的可笑的无知，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说了，只是要指出一点。萨克斯先生以为索霍区内供单身汉住宿的客栈歇业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不能指望有很多顾客”。看来萨克斯先生以为整个伦敦西头都是无与伦比的豪华城区，而并不知道最优雅的街道背后紧挨着就是污秽不堪的工人区，例如索霍区就是其中的一个。萨克斯先生所提到的、我在23年前就已经知道的索霍区模范客栈，当初客人很多，但后来歇业了，因为谁在那里都受不了。而这还是最好的客栈之一。

　　那么，阿尔萨斯的米卢斯工人镇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成就吗？

　　米卢斯的工人镇对大陆资产者说来，正如阿什顿、阿什沃思、格雷格等人当年的“繁荣移民区”对于英国资产者一样，是引以自傲的地方。可情这个工人镇不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与阿尔萨斯资本家的“无形”联合的产物，而是他们的公开联合的产物。它是路易·波拿巴的社会主义实验之一。国家曾为它垫付了三分之一的资本。它在14年内（到1867年为止）依照一套在英国（这里人们对事情了解得比较清楚）行不通的有缺陷的办法修建了800所小房子，让工人在13—15年内每月付出昂贵的房租以取得房屋所有权。我们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获取所有权的方法在英国的互助性的建筑协会里早就采用了，根本不必由阿尔萨斯的波拿巴分子来发明。为购买房屋而付出的加价房租同英国比起来是相当高的，例如，工人在15年内累计付出4500法郎以后，能取得一所在15年前值3300法郎的房屋。一个工人如果要搬到别的地方或者哪怕仅仅欠了一个月的房租（在这种场合，他就可以被赶出去），人家就按房屋原价的6 2/₃%计算他的年租（例如，房屋价值是3000法郎，每月就是17法郎），而把余数退还给他，但不付分文利息。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形下，建筑协会即使没有“国家帮助”也会大发其财。同样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提供的住房，只因为位于城外半农村地区，才优于城内的旧的营房式的住房。

　　关于在德国所做的几个可怜的实验，萨克斯先生自己在第157页上承认它们是很不像样的，我们也就不去讲了。

　　所有这些实例究竟证明了什么呢？仅仅证明：修建工人住房，即使不践踏各种卫生法，对资本家说来也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这一点从来也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我们大家早已知道了。任何满足某种需要的投资，只要合理经营都会带来收益。问题仅仅在于：虽然如此，为什么住房短缺现象仍然继续存在：虽然如此，为什么资本家还是不肯给工人提供足够数量的良好住房呢？于是萨克斯先生又只好向资本提出劝告，而对问题却仍不作答复。对于这个问题的真正答复，我们在上面已经作出了。

　　资本即使能够办到，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短缺，这一点现在已经完全弄清了。于是只剩下其他两个出路：工人自助和国家帮助。

　　萨克斯先生是一个自助办法的热烈崇拜者，在住宅问题方面也能说出自助所创造的一些奇迹。可惜他一开始就不得不承认，自助只是在已经实行或可能实行小宅子制的地方，即仍然只是在农村，才能起点作用；在大城市中，甚至在英国，只能产生极有限的作用。然后，萨克斯先生喟然长叹道：

　　 “依靠这个方法〈自助〉的改良只能间接实行，因而永远只能不完全地实行，亦即只能在私有原则有力量影响住房质量的限度内实行。”

　　并且连这也很值得怀疑；无论如何“私有原则”对我们这位作者的文笔的“质量”决没有起过改良的作用。虽然如此，自助在英国依然造成了奇迹，“结果，在那里为解决住宅问题而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切，都被远远超过了”。这里指的是英国的建筑协会，而萨克斯先生之所以特别详细地研究它们，是因为

　　 “关于它们的实质和活动普遍存在着很不充分的或错误的看法。英国的建筑协会根本不是……建筑社或建筑协作社，用德语来讲倒不如……把它们叫做‘购房协会’；它们作为协会，目的是要自会员定期交费来构成基金，根据资金积累的多少从这笔基金中贷款给会员们去购买房屋……　因此，建筑协会对于一部分会员说来是储蓄协会，对于另一部分会员说来是预支金库。可见，建筑协会是一种旨在满足工人需要的抵押借贷机构，主要是利用……工人储蓄……扶助储户同仁去购买或修建房屋。如事先规定的，这种贷款要有相应的不动产作抵押，并且要在短期内分批清偿，包括付息和分期还本在内……　利息并不支付给储户，而总是按照复利记在他们账下……　想要把储金连同积累的利息一并取回……只要在一个月前预先声明，就可以随时办到”（第170—172页）。“这样的协会在英国有2000个以上……　其中筹集的资本约有1500万英镑，并且已经约有10万个工人家庭通过这种方式购置了自己的房屋；眼下这无疑是难以比拟的社会成就。”（第174页）

　　可惜，这里有个“疑虑”也跟着蹒跚地走来：

　　“然而问题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完全解决，这至少是因为购置房屋……只有收入较好的工人才能做到……　并且对于卫生条件往往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第176页）

　　在大陆上，“这种协会……只有很少的发展余地”。这种协会是以存在小宅子制为前提，但小宅子制在这里只是乡下才有；而乡下的工人还没有充分发展到能自助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可能成立真正的建筑协作社的城市里，建筑协作社会遇到“各种极其明显的和严重的困难”（第179页）。建筑协作社只能修建小宅子，而这在大城市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话：“这种协作社式的自助形式”不可能“在现今条件下——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未必可能——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起主要作用”。要知道，这种建筑协作社还处在“初始的、尚不发展的萌芽阶段”。“甚至在英国也是这样。”（第181页）

　　总之，资本家不愿意，工人则没有能力。我们本来到此可以结束这一篇了，不过因为舒尔采—德里奇之流的资产者总是把英国的建筑协会摆出来给我国工人作模范，所以绝对有必要对英国的建筑协会稍加说明。

　　这些建筑协会根本不是工人的团体，它们的主要目的也不是使工人购置归自己所有的房屋。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看到，工人购置房屋只是稀有的例外。这些建筑协会实质上是投机性的组织，它们起初规模很小，但就其投机性来说不亚于它们的规模巨大的仿效者。在某个酒馆中，通常是在酒馆主人的发起下——然后就每星期在他那里聚会一次———些常客和他们的朋友，如小贩、店员、推销员、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小资产者，有的地方还有一个机器制造业工人或另外一个属于本阶级贵族阶层的工人，共同凑成一个建筑协作社。最直接的起因，通常是酒馆主人探听到邻近或其他某个地方有一块比较便 宜的地皮出售。大多数参加者由于他们的职业关系并不是被拴在了某个地方；甚至许多小贩和手工业者在城内也只有摊位，没有住所；只要有可能，谁都更愿意住在烟雾弥漫的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买下一块供建筑用的地皮；在上面修建尽可能多的小宅子。比较有钱的会员们凑出的贷款就能买地皮，每周交纳的会费，再加上一些小额借款，就够支付每周的建筑费用。那些想购置自有住房的会员，凭抽签分得建成的小宅子，靠相应的加价房租分期偿清买价。其余的小宅子出租或出卖。这种建筑协会，在事业顺利的时候，就会积起或大或小的一笔钱，这笔钱在会员们交纳会费期间是属于会员们的，并且在他们之间偶尔进行分配或者在协会停办时进行分配。英国建筑协会十有八九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其余的则是较大的，往往是在政治的或慈善事业的借口下成立起来的，它们的主要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地产投机，使小资产阶级的积蓄能有较好的有抵押作保证的投放处所，获得优厚的利息，并且可望分得红利。

　　至于这些协会究竟是指望着哪一类主顾，这可从一个即使不是最大的，也是最大的之一的协会的广告中看出。伦敦“伯克贝克建筑协会，法院巷南安普敦大厦29号和30号”自成立以来收入已达1050万英镑（合7000万塔勒），它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家证券的款项在416000英镑以上，现有会员和储户21441人，它的广告内容如下：

　　 “许多人都知道钢琴厂主采用的所谓三年制度，其内容是租赁钢琴三年者在此期限终了时即成为钢琴所有人。在采用这个制度以前，收入有限的人们很难购置一架好钢琴，正如很难购置一所自有的房屋一样；人们逐年出钱租钢琴，所花的钱比钢琴价格高一两倍。在钢琴上可行的办法，在房屋上也可行……　然而因为房屋比钢琴要贵……所以要有较长期限才能用房租偿清买价。因此，本协会理事与伦敦城内各处和郊外各处的房主们达成协定，由本协会理事向伯克贝克建筑协会会员及其他人提供城市各处的大量房屋以供挑选。本协会理事打算采取的办法是这样的：房屋出租期限为12年半，如果房租能按期交纳，出租期满之后，房屋就成为承租人的绝对财产，无须再付其他任何费用……承租人也可以商定增加租金以缩短期限，或减低租金以延长期限……凡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中当伙计的人以及其他人，一加入伯克贝克建筑协会，就可以立刻摆脱任何房东而独立。”

　　这说得够明白了。丝毫也没有提到工人，却讲到了收入有限的人，即在大小商店当伙计的人等等，并且还假定申请人通常已经有了一架钢琴。事实上，这里说的根本不是工人，而是小资产者和那些想要成为并且能够成为小资产者的人冒这些人收入虽然有一定限度，但一般说来总是在逐渐上升，店铺伙计以及从事这类职业的人就是如此，而工人的收入至多只是金额保持不变，实际上则随着家庭人口增加及其需要增长而降低。事实上只有很少数工人才能作为例外参加这种协会。他们一方面收入太少，另一方面收入又太不可靠，所以他们不能承担为期12年半的义务。不属于这种情况的少数例外，若不是报酬最优的工人，便是工厂监工。⁽²²⁾

　　然而，每个人都明白，米卢斯工人镇的波拿巴分子无非是英国这些小资产阶级建筑协会的可怜模仿者罢了。只不过，波拿巴分子虽然得到国家帮助，但对自己主顾的欺骗却比这些建筑协会要厉害得多。他们的条件大体说来比英国平均的条件还要苛刻；在英国，每次交纳的钱都计算单利和复利，并且提前一个月通知就能全部退还，而米卢斯的工厂主则把单利和复利一并纳入腰包，只退还原来用五法郎硬币交纳的数额。没有人会比萨克斯先生对于这个差异更感到惊讶了。他在自己的书中写到了这一切，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可见，工人自助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现在只剩下国家帮助了。萨克斯先生在这方面能向我们拿出什么东西来呢？三件东西：

　　 “第一，国家必须考虑到，应通过国家立法和行政手段消除或适当地改善一切可能以任何方式加重劳动阶级住房短缺的做法。”（第187页）

　　这就是说：修改建筑立法并保证建筑业自由，使建筑费用便宜些。但是，在英国，建筑立法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建筑业像空中飞鸟一样自由，而住房短缺却依然存在。况且，现在英国的建筑费用已经便宜到这样的程度，只要附近有一辆马车跑过，房屋就会摇晃起来，并且每天都有房屋倒塌。就在昨天，1872年10月25日，在曼彻斯特一下子倒塌了六所房屋，并且有六个工人受了重伤。可见，这也无济于事。

　　 “第二，国家政权应制止个别的人因追求一已私利而扩大或重新招来这种灾难。”

　　这就是说：卫生和建筑管理部门对工人住房实行监督，授权当局封闭一切危害健康和有倒塌危险的住房。英国从1857年起就已经这样做了。但那里的情况怎样呢？1855年颁布的第一个法令（消灭传染病法），萨克斯先生自己也承认，始终是“一纸空文”，1858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地方自治法）也是如此（第197页）。然而，萨克斯先生认为，只适用于住有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第三个法令手工业者住宅法“无疑是英国议会深刻理解社会事务的良好证明”（第199页）。但是，这个说法又只是萨克斯先生完全不了解英国“事务”的“良好证明”。英国在“社会事务”方面一般比大陆先进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自它是现代大工业的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发展得最为自由和最为广阔，其后果在这里也最为显著，因而在立法方面获得反映也较早。工厂立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据。但是，如果萨克斯先生以为，一个议会法令只要获得法律效力就能立即真正实施，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任何议会法令（只有工场法除外）都是这样，地方自治法恰好也是这样。这一法律委托给城市当局去执行，而城市当局在英国几乎到处都被公认为是一切贪脏枉法、徇私舞弊和Jobbery⁽²³⁾的中心。这些城市当局中的通过种种家族关系谋得职位的官吏，不是没有能力实行便是不愿意实行这种社会法律，然而也正是在英国，负责准备和实行社会立法的政府官吏多半曾以严格忠于职守而著称——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二三十年前那样严格了。几乎在任何地方，不卫生的和有倒塌危险的房屋的房主，在市政委员会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强有力的代表。按小区选举市政委员的办法，使当选者不得不服从卑劣的地方利益和影响；凡是想再度当选的市政委员，都不敢投票赞成把这个法律应用于自己的选区。因此，很明显，这个法律几乎到处都受到地方当局的强烈反抗，而直到现在还只是在群情激愤的场合才被采用，并且多半还是在已经爆发了流行病以后才被采用，如去年在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天花流行时的情形那样。向内务大臣进行的请愿以往总是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起作用，因为英国每届自由主义政府所奉行的原则，都只是迫于极端必要才提出社会改革法案，至于已经存在的法律只要有可能就根本不去执行。这个法律，也像英国其他许多法律一样，只有这样一个意义：当一个受工人控制或威逼的政府终于真正推行这个法律时，它才会在这个政府的手中变成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可用来在现今社会状态下打开一个缺口。

　　 “第三”在萨克斯先生看来，国家政权应当”极其广泛地采取它可以运用的一切积极措施来解决当前存在的住房短缺问题”。

　　这就是说：国家政权应当给自己的“下级官吏和职员”（但这根本不是工人呀！）修建营房“真正的模范大楼”并且“贷款给……各个市镇机关、团体以及个人，以求改善各劳动阶级的住房”（第203页），英国遵照公共工程贷款法已经这样做了，路易·波拿巴在巴黎和米卢斯也这样做过。但是，公共工程贷款法也只是一纸空文，政府拨给委员们支配的至多不过5万英镑，这笔钱顶多能建筑400所小宅子，40年能建造16000所小宅子或住宅，顶多只能供8万人居住。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即使假定委员会的资金在20年后经过偿还增加了一倍，因而在后20年又修建了总共能供4万人居住的住房，那么，这也仍然是沧海一粟。况且，因为小宅子平均只能维持40年，所以在40年后每年就得花5万或10万英镑现金来整修势将倒塌的最旧的小宅子。萨克斯先生在第203页上谈到这一点时竟然说：这一原则在实际中已得到真正的贯彻，并且是在“无限的规模上”得到贯彻。这样就承认了，甚至在英国，国家也是“在无限的规模上”毫无作为的，到这里萨克斯先生就结束了自己的书，只是顺便对所有有关的人再一次作了一番道德说教。⁽²⁴⁾

　　十分明显，现代的国家不能够也不愿意消除住房灾难。国家无非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个别资本家（这里与问题有关的只是资本家，因为参加这种事业的土地所有者首先也是以资本家资格出现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们的国家也不愿意做。因此，如果说个别资本家对住房短缺虽然也感到遗憾，却未必会受触动而去从表面上掩饰由此产生的极其可怕的后果，那么，总资本家，即国家，也并不会做出更多的事情。国家顶多也只是会设法在各地均衡地推行已经成为通例的表面掩饰工作。我们看到的情形正是如此。

　　但是，有人可能反驳说，在德国，资产者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德国，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正因为这样，这个力量也就代表社会的总体利益，而不是代表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这样的国家自然能够做出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做出的许多事情；在社会领域中，也可期望它能做出完全不同的事情来。

　　这是反动派的论调。其实，就是在德国，现有的这种国家也是它赖以生长起来的那个社会基础的必然产物。在普鲁士——而普鲁士现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仍然强有力的大地主贵族相并存的，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和极其胆怯的资产阶级，它至今既没有像在法国那样争得直接的政权，也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争得或多或少间接的政权。但是，眼这两个阶级并存的，还有一个人数迅速增加、智力十分发达、一天比一天更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因此，这里除了旧专制君主制的基本条件——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间的均势」一以外，还存在现代波拿巴主义的基本条件，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均势。但是，不论在旧专制君主制中或者在现代波拿巴主义君主制中，实际的政府权力都是掌握在军官和官吏这一特殊等级的手中，这个等级在普鲁士一部分由他们自身补充，一部分由小世袭贵族补充，在少见的情况下由大贵族补充，极少的部分由资产阶级补充。这个似乎站在社会以外并且可以说是站在社会之上的等级的独立性，给了国家以独立于社会的假象。

　　在普鲁士（依其发展情况也在德意志的新帝国宪法中）从这些极端矛盾的社会状态中必然发展出来的国家形式，是假立宪制，这个国家形式既是旧专制君主制的现今的解体形式，也是波拿巴主义君主制的存在形式。在普鲁士，假立宪制从1848年到1866年只是遮盖和促成了专制君主制的缓慢腐朽过程。但是，从1866年以来，尤其从1870年以来，社会状态的变革，从而旧国家的解体，是在众目共睹下并且是在急速加剧的程度上发生着。工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证券交易所欺诈事业的迅速发展，把一切统治阶级都卷入投机的旋涡中。1870年从法国传入的贪污腐化风气，以空前的速度大规模地发展起来。施特鲁斯堡和贝列拉互相脱帽致敬。大臣、将军、公爵和伯爵，竟同最狡猾的证券交易所犹太人为伍，做起股票生意，而国家也承认这些犹太人的平等身份，把他们大量地封为男爵。很早以来就以糖厂主和酒厂主身份从事工业的农村贵族早已度过了昔日的规规矩矩的时光，现在把自己的名字列入种种讲信用的或不讲信用的股份公司经理名单中了。官僚对盗用公款抱越来越轻视的态度，不再把它看做增加收入的唯一手段；他们把国家置之脑后，一味追逐高收入的工业企业管理职位，而那些还留任国家官职的人们也仿效自己上司的榜样搞股票投机，或“参与”铁路之类的事业。甚至有充分理由可以认为，就是尉官们也搞些投机活动来发点小财。一言以蔽之，旧国家的一切因素在急剧地解体，专制君主制在急剧地过渡到波拿巴主义君主制事在行将来临的工商业大危机中，不仅现代的骗局，而且整个旧普鲁士国家都要崩溃。⁽²⁵⁾

　　这样一个非资产阶级因素日益资产阶级化的国家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或者哪怕只解决一个住宅问题吗？恰恰相反。在一切经济问题上，普鲁士国家越来越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了。如果说1866年以来经济方面的立法对资产阶级的利益的适应尚未越出原已达到的水平，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主要是资产阶级自身的过错：第一，它过于胆怯，不能坚决地坚持自己的要求，第二，任何让步只要同时会使具有威胁性的无产阶级获得新的武器，它就加以拒绝。如果说国家政权，即俾斯麦，企图为自己拼凑一个御用的无产阶级，以钳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那么这岂不就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人所共知的波拿巴主义手段吗？这个手段对于工人没有承担任何义务，只是讲一些友好的空话，顶多也只能提供某种最低限度的国家帮助，也就是路易·波拿巴式的建筑协会所提供的那种帮助。

　　至于工人能从普鲁士国家那里期待什么，这从法国几十亿赔款¹⁵⁵的使用情况中就可以得到最好的证明。这笔赔款使普鲁士国家机器在社会面前的独立性获得了一个新的短暂的缓刑期。难道这几十亿中有过一个塔勒曾用来使流落街头的柏林工人家庭得到容身之所吗？相反。当秋天来临时，国家甚至把工人们在夏天用做蔽身之所的那几间可怜的木房也下令拆毁了。这50亿赔款很快就在要塞、大炮和军队上挥霍殆尽，尽管瓦格纳说了许多善意的蠢话¹⁷¹，尽管同奥地利举行了几次施梯伯会议¹⁷²，这几十亿赔款中用在德国工人身上的数目，甚至还不及路易—波拿巴从法国盗取的几百万法郎中用在法国工人身上的数目多。

三

　　实际上资产阶级以他们的方式解决住宅问题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问题解决了，但又层出不穷。这就叫做“欧斯曼计划”。

　　我这里所说的“欧斯曼计划”，并不单单是指巴黎的欧斯曼所采取的那套特殊的波拿巴主义办法，即穿过房屋密集的工人区开辟一些又长、又直、又宽的街道，在街道两旁修建豪华的大厦；这样做，除了使街垒战难于进行这个战略目的以外，用意还在于造成一个依赖于政府的特殊的波拿巴主义的建筑业无产阶级，并把巴黎变为一个纯粹的豪华都市。我所说的“欧斯曼计划”是指把工人区，特别是把我国大城市中心的工人区从中豁开的那种已经普遍实行起来的办法，而不论这是为了公共卫生或美化，还是由于市中心需要大商场，或是由于敷设铁路、修建街道等交通的需要。不论起因如何不同，结果到处总是一样：最不成样子的小街小巷没有了，资产阶级就因为这种巨大成功而大肆自我吹嘘，但是，这种小街小巷立刻又在别处，并且往往就在紧邻的地方出现。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我描写过1843—1844年曼彻斯特的情况。从那时以来，由于修筑了横贯市中心的铁路，修建了新街道，建筑了巨大的公用和私用建筑物，我描写的最恶劣的街区中有一些已经被打通，被暴露出来和被改建了；有一些则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还有许多街区——尽管从那时以来实行了更严格的卫生警察监督——处于同样恶劣或者甚至比那时更加恶劣的状况中。而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大大膨胀，城市居民从那时起已经增加了一半以上，那些原来宽敞清洁的街区，现在也同从前最声名狼藉的街区一样，房屋密集、污秽、挤满了人。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在我那本书的第80页及以下几页中，我描写了梅德洛克河谷的一簇房屋，这个地方名叫小爱尔兰（Little Ireland），多年以来就已经是曼彻斯特的一个污点。⁽²⁶⁾小爱尔兰早就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基座很高的火车站，资产阶级吹嘘说，顺利地彻底拆毁小爱尔兰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去年夏天发生了一次大水灾，因为筑有堤堪的河流由于很容易理解的原因在我们的大城市中总是年复一年地造成越来越大的水灾。结果人们才发现，原来小爱尔兰根本没有被消灭，只是从牛津路南边迁移到了北边，并且仍然像以前一样糟糕。不妨看一看曼彻斯特激进资产者的喉舌曼彻斯特《泰晤士周报》1872年7月20日的报道：

　　 “我们希望，上星期六梅德洛克河谷居民所遭到的不幸，能带来一个良好的结果：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卫生法遭到公然嘲弄的种种事实上来，那里的人们在城市官吏和市卫生委员会的眼皮底下忍受这种嘲弄已经很久了。本报昨天刊载的一篇犀利的文章，只是极不充分地揭露了遭到水淹的查理街和布鲁克街一些地下室住房的恶劣状况。仔细调查了这篇文章所提到的大院之一，使我们有权证实文中所谈的一切情况，并表明我们的看法：这个大院里的地下室早就应该封闭了，更确切些说，本来就不应当容忍它们继续住人。在查理街和布鲁克街拐角地方的四方大院有七八所住房。甚至在布鲁克街最低的地方，在铁道高架桥下，行人每天来来往往就踏在这些住房之上，但决不会想到在他们脚下深深的洞穴中还住着人这种生物。这个大院是公众看不到的，住到这里来的只是那些迫于贫困不得不在墓家似的隔绝之处找寻栖息之所的人。甚至在筑有堤岸的、通常死水一潭的梅德洛克河水不超过平常水位的时候，这些住宅的地面也不过只高出水面几英寸；任何一次大雨都能使河水坑或下水道中令人作呕的脏水溢出来，把有毒的气体散布到这些住宅中去，每次、河水泛滥都留下这样的纪念……　四方大院比布鲁克街房屋的不住人的地下室还要低……比街面低20英尺，所以星期六从污水坑中溢出来的脏水涨到了屋顶。我们知道这一点，因而料想这个大院不会再住人，或者只会遇见卫生委员会的人员在那里洗刷臭气熏天的墙壁并加以消毒。可是不然，我们竟看见一个人在某个理发师的地下室里忙活……把墙角的一大堆腐烂的脏东西铲到手推车中。这个理发师的地下室打扫得还算干净，此人叫我们到更低的一些住所去，关于这些住所，他说他如果会写字的话，就要向报纸投稿，要求把它们封闭起来。最后我们来到了四方大院，在那里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健康的、看样子来自爱尔兰的女子，她正在忙着洗东西。她和她的丈夫———所私宅的更夫——已经在这个院子里住了6年，并且家里人口很多……　他们刚离开的那所房屋，水已经没了屋顶，窗子破了，家具成了一堆废物。这位丈夫说，住户每两月要用石灰把墙壁粉刷一次，才能使房子免去难以忍受的臭气……　在我们的记者此时才走得进去的内院里，他看见有三所房子，后墙紧靠着刚才描写过的那些房屋，其中两所还有人住。那里臭气熏天，甚至最健康的人待几分钟也一定会呕吐起来……这个可憎的洞穴住着一个七口之家，他们在星期四晚上〈河水开始泛滥的那一天〉都在家里睡觉。更确切些说，如那个妇人所立刻改口说的，他们并没有睡觉，因为她和她的丈夫大半夜都被臭气熏得不断呕吐。星期六他们不得不涉着深及胸膛的水把自己的孩子们送出去。她也认为这个洞穴连养猪也不合适，但是，由于房租很低——每周一个半先令〈15个格罗申〉，她也就把它租下了，因为她的丈夫最近生了病，常常没有工钱。这个大院和住进这个像活人坟墓般的大院内的居民，给予人们一种完全走投无路的印象。此外，我们必须指出：根据我们的观察，四方大院不过是这个地区其他许多地方的—个样本——也许是夸张了的样本——，这些地方的存在，我们的卫生委员会是不能辞其咎的。如果这些地方将来还允许住人，那么，卫生委员会所负责任之重大，以及邻近地区受传染病威胁之严重，我们就不用再去说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实际解决住宅问题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我们的工人每夜都被圈在里边的这些传染病发源地、极恶劣的洞穴和地窟，并不是在被消灭，而只是在……被迁移！同一个经济必然性在一个地方产生了这些东西，在另一个地方也会再产生它们。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第三篇
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

一

　　在《人民国家报》第86号上，阿·米尔柏格宣称他就是我在该报第51号和以下几号中⁽²⁷⁾批判过的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在替自己辩解的文章中对我大加责难，同时对所谈到的一切观点大肆歪曲，所以我好歹都必须予以答复。很遗憾，我的反驳大部分只能在米尔柏格给我划定的个人论争的范围内进行，但是我将竭力把主要的论点再次加以发挥，而且尽可能要比上次更清楚些，哪怕米尔柏格又会责难我，说这一切“不论对他或对《人民国家报》其他读者说来实质上都没有什么新东西”。这样，我的反驳也就会有某种普遍意义。

　　米尔柏格抱怨我的批判的形式和内容。说到形式，只要指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些论文出自谁的手笔，这就够了。因此，根本谈不到对于作者有什么个人“成见”；不过对于这些论文中所阐述的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我当然是有“成见”的，因为我早已从蒲鲁东那里知道了这个解决办法，并且对这个办法的看法是确定不移的。

　　关于我的批判的“语调”，我不想同朋友米尔柏格争论。像我这样参加运动很久的人，皮肤已经厚得不怕什么攻击了，所以很容易以为别人也有这样厚的皮肤。为了使米尔柏格得到补偿，这一次我要竭力使我的“语调”适应他的Epidermis（表皮）的敏感程度。

　　米尔柏格对于我说他是蒲鲁东主义者这一点特别感到冤屈，并声明他根本不是蒲鲁东主义者。我当然应该相信他；不过，我还是要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些论文——我讲的也只是这些论文——中除了十足的蒲鲁东主义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但是，在米尔柏格看来，我对蒲鲁东的批判也是“轻率的”和很不公平的：

　　 “小资产者蒲鲁东的学说，在我们德国已经成了一个确定不移的教条，许多人甚至连他的著作中的一行字都没有读过，就宣扬起这个教条来了。”

　　我惋惜说，除了蒲鲁东的著作以外，罗曼语地区的工人在20年内没有过任何别的精神食粮，对此米尔柏格回答说，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蒲鲁东所表述的原则几乎到处都成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这一点我不能同意。第一，工人运动的”激励人心的灵魂”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不是什么“原则”而在任何地方都归结为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后果：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和积聚，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积累和积聚。第二，说蒲鲁东的所谓“原则”在罗曼语地区的工人中间起了米尔柏格所硬说的那种决定作用，说“无政府状态、组织经济力量、实行社会清算等原则在那里已成了……革命运动的真正载体”，都是不正确的。暂且不说西班牙和意大利，在那里蒲鲁东的万应灵丹只是以被巴枯宁修改得不成样子的形式出现才有了一点儿影响。每一个熟悉国际工人运动的人都很清楚一个事实：在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只形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宗派，而法国工人群众则根本不愿理会蒲鲁东提出的冠以“社会清算和组织经济力量”称号的社会改革计划。顺便说说，这种情况在公社时期就已经有过。虽然蒲鲁东主义者在公社中有许多代表，可是根本不曾尝试过根据蒲鲁东的建议来清算旧社会或组织经济力量。恰恰相反，公社莫大的荣幸，就在于它的一切经济措施的“激励人心的灵魂”不是由什么原则，而是由简单的实际需要所构成。正因为如此，废除面包工人的夜工、禁止工厂罚款、没收停业工厂和作坊并将其交给工人协作社等这样一些措施，完全不合乎蒲鲁东的精神，而合乎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唯一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是公社覆灭的部分原因。所谓布朗基主义者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一旦尝试由纯政治革命家转变为提出一定纲领的社会主义工人派别——如那些流亡到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在《国际和革命》⁽²⁸⁾那篇宣言中表明的那样——，他们就不是宣告蒲鲁东的救世计划的“原则”，而是宣告，并且几乎是逐字逐句宣告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即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这种观点在《共产主义宣言》⁽²⁹⁾中已经申述过并且以后又重述过无数次。如果米尔柏格根据德国人不尊重蒲鲁东这一点作出结论说，德国人对于罗曼语地区的“直到巴黎公社”为止的运动缺乏理解，那么就请他为证明这个结论而说明一下，罗曼语著作中有哪一部在理解和描述公社方面哪怕近似于德国人马克思所写的《国际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中所作的正确论述。

　　工人运动直接受蒲鲁东的“原则”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比利时，正因为如此，比利时的工人运动才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从无通过无到无”⁽³⁰⁾。

　　如果说我认为罗曼语地区的工人20年来只是从蒲鲁东那里才直接或间接得到精神食粮是一种不幸，那么我认为这种不幸并不在于被米尔柏格称为“原则”的那套蒲鲁东改良药方占有完全虚构的统治地位，而是在于那里的工人对现存社会的经济批判受了完全谬误的蒲鲁东观点的传染，他们的政治活动也被蒲鲁东主义的影响败坏了。至于问到究竟是谁“更多地信奉革命”是“蒲鲁东主义化的罗曼语地区的工人”，还是理解德国科学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要比罗曼语地区的工人理解自己的蒲鲁东不知好多少倍的德国工人，那么我们只有知道了“信奉革命”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听说过有人“信奉基督教，信奉真正的信仰，承蒙上帝恩宠”等等。但是何谓“信奉”革命，即最具暴力的运动？难道“革命”是人们不得不信仰的恪守教义的宗教吗？其次，米尔柏格责难我，说尽管他文章中说得清清楚楚，我却硬说他把住宅问题仅仅说成是有关工人的问题。这一次，米尔柏格确实是对的。我把那个有关的地方忽略了。这种忽略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因为这是最能表明他的论文的全部倾向性的地方之一。米尔柏格确实清清楚楚地说过：

　　 “由于人们常常对我们提出可笑的<责难，说我们推行阶级政治，力求实现阶级统治等等，因此我们首先要强调说：住宅问题并不是仅仅有关无产阶级的问题，相反，它同真正的中间等级，即小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全体官僚有极大的利害关系……　住宅问题正是社会改革中的一点，这一点显然比其他任何一点都更能揭示出，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中真正中间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在租赁住房的沉重的怪桔下，各中间阶级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　现在社会中各个真正中间阶级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它们是否……有力量……与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工人政党结成联盟来参加社会改造过程，而这种改造过程的好处将首先为他们所享有。”

　　总之，朋友米尔柏格在这里证实了如下几点：

　　（1）“我们”不推行“阶级政治”，也不力求实现“阶级统治”。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因为它是工人政党，所以必然推行“阶级政治”，即工人阶级的政治。既然每个政党都力求取得在国家中的统治，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就必然力求争得自己的统治，工人阶级的统治，即“阶级统治”。而且，每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英国宪章派⁷起，总是把阶级政治，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独立政党当做首要条件，把无产阶级专政当做斗争的最近目的。米尔柏格既然宣称这是“可笑的”，也就是自外于无产阶级运动，而投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中了。

　　（2）住宅问题有一个优点，即它并不仅仅是有关工人的问题，而是“同小资产阶级有极大的利害关系”，因为“真正中间阶级”由此所受的痛苦同无产阶级“一样厉害，也许还更厉害些”。谁要是宣称小资产阶级——哪怕仅仅在一个方面——所受的痛苦“比无产阶级也许还更厉害些”那么当人家把他归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时候，他就确实不能抱怨了。因此，当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时，米尔柏格怎能有理由感到不快呢：

　　“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特别是和小资产阶级共同遭受的这种痛苦，是蒲鲁东也归属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尤其爱研究的问题。所以，我们德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首先抓住我们已经说过的决非只是工人问题的住宅问题，这决不是偶然的。”⁽³¹⁾

　　（3）“社会中真正中间阶级”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而且当前的社会改造过程的“好处将首先”正是为这些真正中间阶级所“享有”，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所“享有”。

　　这样，工人进行当前的社会革命“首先”是为了小资产者的利益。其次，小资产者的利益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绝对的内在同一性”。既然小资产者的利益与工人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那么工人的利益也就与小资产者的利益是内在地同一的了。因此，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在运动中也就与无产阶级的观点同样合理了。而这种同等合理的说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所以，当米尔柏格在自己的单行本的第25页上⁽³²⁾把“小手工业”颂扬为“社会的真正支柱”时，他也是前后完全一致的，“因为小手工业按其本质来说把三个要素，即劳动——获得——占有集于一身，并且还因为它把这三个要素集于一身时并不给个人发展能力设置任何限制”；而且他特别责难现代工业破坏培养正常人的这一温床，并“把一个充满生命力而不断更新的阶级变成一堆不觉醒的、不知道把自己惶惑的目光投向何方的人”。可见，小资产者是米尔柏格心目中的模范人物，而小手工业是米尔柏格心目中的模范的生产方式。我把他列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中间，难道是诬蔑了他吗？

　　既然米尔柏格拒绝为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在这里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说明，蒲鲁东的改革计划将怎样指向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这一目标。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详谈小资产者利益和工人利益的所谓的同一性。要讲的话，都已经在《共产主义宣言》⁽³³⁾中讲过了（1872年莱比锡版第12页和21页）。⁽³⁴⁾

　　总之，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是：在“关于小资产者蒲鲁东的传说”之外，又出现了关于小资产者米尔柏格的真事。

二

　　现在我们来谈一个主要点。我曾指责米尔柏格的文章按照蒲鲁东的方式歪曲了经济关系，办法是把这种关系翻译成法律用语。我举出了米尔柏格的下列论点作为例子：

　　“房屋一旦建造起来，就成为获取一定部分的社会劳动的永恒的权利根据，尽管这房屋的实际价值早已以房租形式绰绰有余地偿付给房主了。结果就是：例如50年前建筑的一所房屋，在这段时期内，其原先的成本价格以房租收入的形式得到了两倍、三倍、五倍、十倍以至更多倍的补偿。”

　　于是米尔柏格发出了如下的怨言：

　　“这样简单冷静地陈述事实，竟促使恩格斯对我大施教诲，说我本来应该说明房屋究竟怎样成为‘权利根据’的——可是这完全不在我的任务范围以内……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那么这样一来，我就要把现代社会描述成一个即使不是快乏任何法的观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观念的社会——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我们首先来谈谈这所一旦建造起来的房屋吧。这所房屋出租以后，就以房租形式给建造人带来地租、修缮费以及他所投入的建筑资本的利息，包括建筑资本的利润在内。视情况的不同，陆续交付的租金总数可能达到原来的成本价格的两倍、三倍、五倍以至十倍。朋友米尔柏格，这就是“简单冷静地陈述”具有经济性质的“事实”，如果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结果就是”这样的事实，我们就必须在经济方面进行研究。这样我们就得把这个事实更仔细地考察一番，以便连小孩也不会再发生误解。大家知道，出卖商品就是商品占有者交出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取得它的交换价值。各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各不相同，其中也在于消费它们所用的时间不同。一个圆面包一天就吃完了，一条裤子一年就穿破了，一所房屋依我看要100年才住得坏。因此，使用期限很长的商品就有可能每次按一定的期限零星出卖其使用价值，即将使用价值出租。因此，零星出卖只是逐渐地实现交换价值；卖主由于不把他预付的资本和由此应得的利润立刻收回，就要靠加价即收取利息来获得补偿，加价即利息的高低并不是任意决定的，而是由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决定的。在100年终了之后，这所房屋就用坏了，消耗掉了，不能再住人了。如果我们这时候从所付的租金总额中扣去（1）地租，包括在此期间可能发生的提价，（2）日常修缮费用，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余数大致是由下列各项组成：（1）原先的房屋建筑资本，（2）建筑资本的利润，以及（3）逐渐收回的资本和利润的利息。的确，在这个期限终了之后，承租人并没有房屋，可是房屋所有者也没有房屋了。房屋所有者只有地皮（如果这是属于他的）及其上面的建筑材料，但这些材料已经不是房屋了。如果在此期间房屋的“原先的成本价格得到了五倍或十倍的补偿”那么我们将看到，这全靠地租的加价；在像伦敦这样的地方，这对谁都不是什么秘密。在伦敦，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多半是两个人。租金的这种大幅度的加价，发生在迅速发展的城市中，而决不是发生在建筑用地的地租几乎始终不变的乡下。大家知道，扣除地租的上涨部分以外，房主每年收入的房租平均不超出所投资本（包括利润在内）的7%，并且还得从中开销修缮费等等。一句话，租赁合同是一种最普通的商品交易，在理论上，它并不比其他任何交易对工人有利些或有害些，只有涉及劳动力买卖的场合是一个例外；在实践上，这个租赁合同是作为资产阶级千百种欺诈形式之一出现在工人面前的，关于这些欺诈形式我在单行本第4页⁽³⁵⁾上已经讲过了，正如我在那里所指出的，这些欺诈形式也要经受某种经济上的调节。

　　相反，米尔柏格认为租赁合同无非是纯粹的“任意行为”（见他的单行本第19页），而当我向他证明情形是相反的时候，他就抱怨说：我向他讲的“可惜完全都是他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

　　但是，对于房租的任何经济研究，都不会使我们把废除住房租赁制变为“革命思想母腹中产生的最富有成果的和最崇高的追求之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把这个简单的事实从冷静的经济领域移到意识形态方面的高得多的法学领域中去。“房屋成为”房租的“永恒的权利根据”—— “结果就是”，房屋的价值以房租的形式得到两倍、三倍、五倍和十倍的补偿。要明白为什么“结果就是”这样的，“权利根据”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正因为这样，我说米尔柏格只有在研究了房屋如何成为权利根据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结果就是”这样。只有像我那样去研究房租的经济本质，而不是对统治阶级用来使房租合法化的法律术语表示愤慨，我们才能知道这点。谁要提议采取经济措施来废除房租，谁就有责任对房租多知道一些，而不能只说它是“承租人奉献给资本的永恒权利的贡赋”。对于这一点米尔柏格回答道“描述是一回事，说明则是另一回事。”

　　这样一来，房屋虽然决不是永恒的，却被我们变成房租的永恒的权利根据了。不管“结果就是”怎样，我们总是发现，由于这种权利根据，房屋便以房租形式带来高于它的价值好几倍的收入。由于翻译成法律用语，我们便顺利地远远离开了经济领域，以至于我们只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即逐渐支付的房租的总额可能是一所房屋价值的好几倍。既然我们借助于法学来思想和谈话，我们对这个现象也只能用法的标准即公平的标准来衡量，并且发现这种现象是不公平的，是与”革命的法的观念”——不管这是一种什么东西——不相符合的，因而权利根据也就毫无用处了。其次，我们又发现，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生息资本和出租的耕地，因而我们就有理由把这几种财产从其他各种财产里划分出来，并且给以特别的处置。这种特别的处置要求：（1）剥夺所有者废除合同的权利，即剥夺他索回自己财产的权利；（2）把租借给承租人、债务人或租佃人的、而并不属于他的财物的用益权无偿地让渡给他；（3）用长期分批付款的方法向所有者进行清偿，此外不再付利息。这样一来，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把蒲鲁东的“原则”说透了。这就是蒲鲁东的“社会清算”。

　　附带说说，显然，这整个改革计划几乎仅仅有利于小资产者和小农，它巩固着他们作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地位。因此，米尔柏格所说的那个传说中的“小资产者蒲鲁东”的形象在这里忽然获得了完全可以捉摸的历史存在。

　　米尔柏格继续写道：

　　 “如果我随着蒲鲁东说社会的经济生活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那么这样一来，我就要把现代社会描述成一个即使不是缺乏任何法的观念，至少也是缺乏革命的法的观念的社会——这个事实就连恩格斯自己也是会承认的。”

　　可惜我不可能使米尔柏格在这里得到满足。米尔柏格期望社会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并且把这叫做描述。如果法庭派一个法警来催促我偿还一笔债务，那么照米尔柏格看来，法庭所做的无非是把我描述为一个欠债未还的人！描述是一回事，要求则是另一回事。德国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之间的本质区别正好就在这里。我们描述——而每一真实的描述，与米尔柏格的说法相反，同时也就是说明事物——经济状况，描述经济状况的现状和发展，并且严格地从经济学上来证明经济状况的这种发展同时就是社会革命各种因素的发展：一方面是被本身的生活状况必然引向社会革命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越出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就必然要把它炸毁，同时生产力又提供了为社会进步本身的利益而一举永远消灭阶级差别的手段。相反，蒲鲁东则要求现代社会不是依照本身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依照公平的规范（“法的观念”不是他的而是米尔柏格的东西）来改造自己。在我们提出证明的地方，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米尔柏格却在进行说教和哀诉。

　　“革命的法的观念”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我根本无从猜测。诚然，蒲鲁东把“革命”变成一种体现和实现他的“公平”的神灵，同时他陷入一个不寻常的错误，把1789—1794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他几乎在自己的一切著作中，尤其是1848年以后的著作中，都是这样做的；我只举1868年出版的《革命的总观念》第39—40页作个例子。但是，既然米尔柏格拒绝为蒲鲁东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我就不能到蒲鲁东那里去寻求对”革命的法的观念”的说明，因而我就继续停留在埃及的黑暗⁽³⁶⁾中。

　　米尔柏格接着说：

　　“但是，不论蒲鲁东也好，或者我也好，都不是诉诸于‘永恒公平'以求说明现存的不公平状态，更不是像恩格斯强加于我的那样，期望诉诸于这个公平以求改善这种状态。”

　　米尔柏格想必以为“蒲鲁东在德国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吧。蒲鲁东在其一切著作中都用“公平”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社会的、法的、政治的、宗教的原理，他摒弃或承认这些原理是以它们是否符合他所谓的“公平”为依据的。在他的《经济矛盾》中，这个公平还被称为“永恒公平”，justice étemelle。后来永恒性就不再提了，但实质上还是保存着。例如，在1858年出版的《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这一著作中，下面的一段就反映了这整整三卷说教的内容（第1卷第42页） ：

　　“各社会中的基本原则，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原则，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原则，统治、保护、压制、惩戒、在必要时甚至镇压一切叛乱因素的原则究竟是什么呢？是宗教、理想、利益吗？……这个原则在我看来就是公平。公平是什么呢？是人类自身的本质。从世界创始以来，它曾是什么呢？是虚无。它应当是什么呢？是一切。”

　　这个作为人类自身本质的公平，如果不是永恒公平，那又是什么呢？这个作为各社会中有机的、起调节作用的、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的公平，这个至今依然是虚无但应当成为一切的公平，如果不是用来衡量一切人间事物的标准，不是在每一冲突下人们所诉诸的最高裁判官，那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不恰好说过，蒲鲁东在判断一切经济关系时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只是依据这些经济关系是否符合他这个永恒公平的观念，以此来掩饰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无知和无能吗？既然米尔柏格期望“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变更……都必定渗透着法的观念，即到处都按照严格的公平要求来实行”，那么他与蒲鲁东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是我不会阅读呢，还是米尔柏格不会写作？

　　米尔柏格接着说：

　　 “蒲鲁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清楚地知道，人类社会的真正推动力是经济关系，而不是法的关系；他也知道，一个民族某一时代的法的观念只是经济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反映和产物……　总之，在蒲鲁东看来法是历史地生成的经济的产物。”

　　如果蒲鲁东“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我愿意不理会米尔柏格的含糊说法并对他的善良愿望信以为真），那么我们还争论什么呢？但是问题在于，蒲鲁东知道的东西恰恰是另一回事。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而在刚才引证的蒲鲁东的主要著作中的那个地方，他明明白白地写着“各社会中起调节作用的、有机的、至高无上的、支配其他一切原则的基本原则”，并不是利益，而是公平。而且他在他的一切著作的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都重复着这一点。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米尔柏格继续说：

　　 “……蒲鲁东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发挥得最透彻的经济上的法的观念，同拉萨尔在其《既得权利体系》序言中叙述得极出色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

　　《战争与和平》也许是蒲鲁东的许多幼稚著作中最幼稚的一部，我没有料到这部著作竟会被援引来证明蒲鲁东似乎领会了德国的唯物史观。德国的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件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而蒲鲁东的书竟是这样缺少唯物主义，以致它不求助于造物主，就表达不出它的战争构想：

　　 “但是，为我们选择了这个生活方式的造物主，有他自己的目的。 “（1869年版第2卷第100页）

　　至于这本书究竟是依据着什么样的历史知识，这从它相信历史上存在过黄金时代这一点就可看出：

　　 “起初，当人类还是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地球上的时候，自然界毫不费劲地就满足了人类的需要。这曾是黄金时代，是丰足的升平时代。”（同上，第102页）

　　蒲鲁东的经济观点是最明显的马尔萨斯主义¹⁷³观点：

　　“生产增加一倍，人口也立刻跟着增加一倍。”（第106页）

　　那么，这本书的唯物主义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它断言战争的原因向来一直是而且始终还是“赤贫”（例如，第143页）。当布雷西希大叔在1848年的演说中冷静地发表“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贫穷”的宏论时，他也是一个可笑的唯物主义者。

　　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一书不仅囿于法学家的种种幻想，而且还囿于老年黑格尔派的种种幻想。拉萨尔在第 VII页上明确地宣称：“在经济方面，既得权利概念也是推动一切继续向前发展的喷泉”；他想证明：”权利是一个从自身内部〈这就是说不是从经济的先决条件中〉发展出来的合理的机体”（第XI页）；在拉萨尔看来，问题是要证明权利不是起源于经济关系，而是起源于“意志概念本身，而法哲学不过是对这种概念的阐发和叙述”（第XII页）。那么这部书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蒲鲁东和拉萨尔的差别只在于，拉萨尔是一个真正的法学家和黑格尔主义者，而蒲鲁东在法学和哲学方面，也如在其他一切方面一样，不过是一个门外汉。

　　我知道得很清楚：以经常自相矛盾而著称的蒲鲁东，有时也发表一些言论，表明他似乎是用事实来说明观念的。但是，这些言论对他的一贯思想倾向来说是毫不足道的，何况这些言论即使有也是极其混乱和自相矛盾的。

　　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越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越远离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比较是以共同点为前提的：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的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这样便有了共同点。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¹⁷⁴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以判断的各种情况很简单，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这一类说法甚至应用于社会事物也不致引起什么误会，可是在经济关系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说法却会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试图保留燃素说的术语会引起混乱一样。如果人们像蒲鲁东那样相信这种社会燃素即所谓“公平”，或者像米尔柏格那样硬说燃素⁽³⁷⁾同氧气一样是十分确实的，这种混乱还会更加厉害。

三

　　再往下，米尔柏格抱怨我把他的如下一段“激昂的”议论叫做反动的耶利米哀歌：

　　 “在大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以至更多的居民都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这个备受赞扬的世纪的全部文明的嘲弄是再可怕不过的了。”

　　的确，如果米尔柏格像他自己硬说的那样，只是局限于描述“现时代的惨状”我当然就不会说坏话来评论“他和他的朴素的文章”了。但是他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把这些“惨状”描述为工人“没有可以称为私产的住所”的结果。不论把“现时代的惨状”说成是废除工人的房屋所有权的结果，还是如容克们所说的那样把这说成是废除封建制度和行会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这种抱怨都只能是反动的耶利米哀歌，只能是目睹不可避免的东西、历史上必然的东西的突然袭来而发出的悲歌。反动性就在于米尔柏格想恢复工人对房屋的个人所有权，即恢复早已被历史消灭了的东西；就在于他所能设想的工人解放无非是使每个工人重新成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往下他又写道：

　　 “我要最明确地声明，真正的斗争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只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出发，才能期望住房状况得到改善。恩格斯丝毫看不出这一点……　我把社会问题的充分解决当做采取赎买出租住房办法的前提。”

　　可惜我至今还丝毫看不出这一点。我当然无法知道我甚至连其名字也不知道的一个人在其头脑中一个秘密角落里把什么东西看做前提。我只能以米尔柏格发表出来的论文为根据。而在那里我直到现在还看见（单行本第15和16页上），为了着手赎买出租住房，米尔柏格所设定的前提不过是……租赁住房。只有在第17页上他才“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关于这点我们回头还要谈到。他甚至在替自己辩解的文章中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

　　“问题倒是应当说明，从现有情况出发，怎样才能实行住宅问题方面的完全变革。”

　　“从现有情况出发”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应当说废除〉出发”——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东西啊。

　　米尔柏格抱怨我把多尔富斯先生和其他厂主帮助工人购置自有房屋的慈善之举看做实际实现他的蒲鲁东主义计划的唯一可能的方法，这是毫不足怪的。如果米尔柏格懂得蒲鲁东的救世计划是一种完全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上驰骋的幻想，那他自然就不会相信这个计划了。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怀疑过他的善良的愿望。但是，雷绍埃尔博士向维也纳市政委员会提议仿效多尔富斯的计划，他究竟为什么要加以称赞呢？

　　接着米尔柏格又宣称：

　　 “至于单就城乡对立而言，那么想把它消灭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问题不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去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形式.这样才可望达成和平的调整，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的均衡。”

　　总之，消灭城乡对立是一种空想，因为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我们且把这个逻辑应用到现代社会的其他对立物上面，看一看我们会走到什么地方去。例如：

　　“至于单就”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而言”，“那么想把它消灭是一种空想。这种对立是自然的，更确切些说，是历史上形成的。问题不在于消灭这种对立，而是在于去发现可以使这种对立成为无害甚至有利的那些政治和社会形式。这样才可望达成和平的调整，达到各种利益的逐渐的均衡”。

　　这样一来，我们又走到舒尔采—德里奇那里去了。

　　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不多不少正像消除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对立不是空想一样。消灭这种对立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李比希在他论农业化学的著作中比任何人都更坚决地要求这样做，他在这些著作中一贯坚持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人应当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并证明说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存在只能阻碍这一点的实现。当你看到仅仅伦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费用，才能把比全萨克森王国所排出的还要多的粪便倾抛到海里去，当你看到必须有多么庞大的设施才能使这些粪便不致毒害伦敦全城，那么消灭城乡对立的这个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实际基础。甚至较小的柏林在自己的秽气中喘息至少也有30年了。另一方面，像蒲鲁东那样想变革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同时又保留农民本身，才真是十足的空想。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紧密的联系，并适应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扩充起来——同时这要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种与世隔绝的和愚昧无知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当有人硬要“从现有情况出发”预先规定一种据说可用来消除现存社会中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对立的形式时，那才是空想。米尔柏格采用蒲鲁东的公式来解决住宅问题时，就是在这样做。

　　其次，我说过米尔柏格对“蒲鲁东关于资本和利息的闻所未闻的见解”也要负一定的责任，对此他抱怨不已，并且宣称：

　　 “我是假定生产关系的改变是既定的，而调节利率的过渡性法律并不涉及生产关系，而是涉及社会交易即流通关系……　生产关系的变更，或者如德国学派更精确地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当然不是如恩格斯所强加于我的那样，有了取消利息的过渡性法律就会发生，而是只有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拥有全部工业后才会发生。至于劳动人民在这里将热衷于〈！〉赎买还是热衷于立即没收，这一点既不是恩格斯也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我惊愕地把眼睛揉了一揉。我把米尔柏格的文章再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想找出他究竟在哪个地方说过，他提出的赎买出租住房是以“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拥有全部工业”为前提的。我没有找到这样的地方。它并不存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谈到“实际占有”等等。不过在第17页上却说过：

　　 “我们假定，资本的生产性真正植抓住现角而予以制服，而这是迟早总会发生的，例如通过—项过渡性法律就可加以制服。这项法律把一切资本利率规定为—厘，并且请注意，这里还有这样一种趋势，即这一厘利率还要逐渐接近于零……自然，房屋以及住房，也同其他一切产品一样，都要纳入这种法律的范围……因此，我们从这一方面可以看到，赎买出租住房是根本消灭资本的生产性的必然后果。”

　　可见，与米尔柏格最近的转变完全相反。这里是毫不含糊地说，资本的生产性——他这个混乱的说法连他自己也承认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是可以通过废除利息的法律“被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并且正是由于有这个法律“赎买出租住房是根本消灭资本的生产性的必然后果”。现在米尔柏格却说，绝对不是这样。这个过渡性法律“并不涉及生产关系，而是涉及流通关系”。碰到这种如歌德所说的“智者和傻瓜同样都感到神秘莫测的”⁽³⁸⁾十足的矛盾，我就只好假设我是在和两个不同的米尔柏格打交道：一个米尔柏格理直气壮地抱怨我把另一个米尔柏格发表的东西“强加”于他。

　　至于说劳动人民既不会向我也不会向米尔柏格请教在实际占有时他们应“热衷于赎买还是热衷于立即没收”，那是千真万确的。最可能的是，劳动人民宁愿什么也不“热衷”。但是，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涉及过，而涉及到的只是米尔柏格的如下论断（第17页）：“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词中。”既然他现在承认这种赎买是极成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还要给我们两人和读者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呢？

　　不过，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和拥有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的“赎买”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住房、农民田园、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总所有者。这些房屋、工厂和劳动工具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同样，消灭地产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把地租——虽然形式发生变化——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决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

　　一般说来，问题并不在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是去简单地运用暴力占有生产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还是为此立即给以补偿，或者是通过缓慢的分期付款办法赎买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试图预先面面俱到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留给别人去做。

四

　　我不得不花费这样多的笔墨纸张，才穿过了米尔柏格的重重借口和遁词，终于触到米尔柏格在替自己辩解的文章中小心翼翼避免涉及的问题。米尔柏格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了些什么肯定意见呢？

　　第一，“房屋、建筑用地皮等等原来的成本价格同其现今价值间的差额”照理应该属于社会。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差额就是地租。蒲鲁东也想把地租交归社会，这一点我们在他的《革命的总观念》1868年版第219页中可以读到。

　　第二，住宅问题的解决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住房的所有者，而不再是承租者。

　　第三，实行这种解决办法，就得通过一项法律把支付房租变为分期支付住房的买价。——第二第三这两点都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每个人都能在《革命的总观念》第199页及以下几页中看出这一点，而且那本书第203页甚至还载有已经编篡好了的有关法律的草案。

　　第四，通过一种过渡性法律把资本的生产性的双角抓住而予以制服，根据这种法律先把利率降低到一厘，预计以后还要继续降低。这同样是从蒲鲁东那里抄袭来的，在《总观念》第182—186页中可以详细地读到这一点。

　　在这几点中的每一点，我都引证了米尔柏格的抄袭品所依据的蒲鲁东原书的有关段落。现在我要问：我是否有权把一篇彻头彻尾蒲鲁东主义的和除了蒲鲁东主义观点外一无所有的文章的作者，称为蒲鲁东主义者？但是米尔柏格最抱怨我的，就是我一“碰见蒲鲁东所特有的某些说法”就称他为蒲鲁东主义者。恰恰相反。一切“说法”都是米尔柏格的，内容则是蒲鲁东的。而当我随后用蒲鲁东的话来补充蒲鲁东主义者的论文时，米尔柏格就埋怨说我把蒲鲁东的”闻所未闻的见解”硬加到他头上了！

　　那么我对这个蒲鲁东主义计划提出了什么反驳意见呢？

　　第一，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就等于消灭个人地产。

　　第二，赎买出租住房并把住房所有权转交给原来的承租人，根本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三，在大工业和城市的当前发展情况下提议这样做是既荒谬又反动的；重新实行各个人对自己住房的个人所有权，是一种退步。

　　第四，强制降低资本利息，丝毫也不会侵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如反高利贷的法律所证明的，这是既陈旧又行不通的。

　　第五，房屋的租金决不会随着资本利息的消灭而消灭。

　　对于第二点和第四点，米尔柏格现在已经表示同意了。对于其余各点，他无一字反驳。而这恰好是争论中涉及到的几点。但是，米尔柏格的辩解并不是反驳；他小心地回避了一切正好具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学方面的问题，这个辩解只不过是针对个人的怨言罢了。例如，我曾预见并谈到他对其他问题如国债、私人债务、信用问题所预告的解决办法，并且指出他的这些解决办法将到处都是一个样子，即像解决住宅问题那样：废除利息，把支付利息转变为分期清偿资本额，实行无息信贷。对此，他大肆抱怨。尽管如此，我现在仍愿意打赌：如果米尔柏格的这些文章能够出世，它们的基本内容将与蒲鲁东的《总观念》（信用——第182页，国债——第186页，私人债务——第196页）相一致，正如他的关于住宅问题的文章与我从同一书中引证的各段相一致一样。

　　米尔柏格就此开导我说，这些问题，即税收、国债、私人债务和信用问题，加上公社自治问题，对于农民和乡村宣传都极其重要。我对于这点大体上同意，但是，（1）直到现在并没有谈到过农民；（2）蒲鲁东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也如他对于住宅问题的解决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米尔柏格暗示说我没有看到吸引农民参加运动的必要性，对于这一点我无须为自己辩白。但是，为此目的而向农民推荐蒲鲁东的江湖医术，我总认为是蠢事。德国还存在很多大地产。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大地产都应该分割成为小农户，这种办法在今日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有了法国和德国西部推行小地产的经验之后，简直就是一种反动的东西。相反，现存的大地产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联合的劳动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工具、机器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通过联合进行大规模经营的优越性。在这方面走在所有其他社会主义者前面的丹麦社会主义者，早已认清这一点了。¹⁷⁵

　　 至于责备我似乎把现代悲惨的工人住房状况看做“没有什么意义的琐事”，我也同样无须为自己辩白。据我所知，我是第一个用德文对这种状况的英国的典型发展形式作出描述的人，我这样做并不是像米尔柏格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些东西“打击了我的法理感”——谁要是想把一切打击自己的法理感的事情都写成著作，那真是不胜劳碌了——，而是因为，如我在这本书的序言⁽³⁹⁾中所指出的，是想通过描写现代大工业所造成的社会状态来给当时正在产生的、一味在空话中盲目兜圈子的德国社会主义提供一个事实的基础。但是，我的确丝毫没有想到要解决所谓住宅问题，正如我并没有去研究更为重要的食物问题的解决办法的细节一样。如果我能证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并且证明现有的房屋足以暂时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那么我就已经很满意了。至于苦思冥想未来的社会将怎样调节食品和住房的分配——这就是直接陷入空想。根据对以前各种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的认识，我们顶多只能断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倾覆，以往社会的一定占有形式就将成为不可能的了。甚至过渡的措施也是到处都必须适应当时存在的情况，这些措施在小地产国家里和在大地产国家里将大不相同，等等。企图单独解决像住宅问题之类的所谓实际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米尔柏格本身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他首先用了28页的篇幅来详细说明“解决住宅问题的全部内容包括在赎买这个词中”，后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就狼狈地支吾说，在实际占有房屋时”劳动人民将热衷于赎买”还是其他某种剥夺方式，确实还是很难确定的。

　　米尔柏格要我们实际些，要我们“面对现实的实际状况”不要“仅仅提出死板的抽象的公式”；要我们“脱离抽象的社会主义，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如果米尔柏格自己这样做了，那他也许对运动会有很大功劳的。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这些状况，根据它们的实际的经济联系来考察它们。但是我们在米尔柏格那里看到的又是什么呢？看到了两个完整的论点，即：

　　（1）”承租人对房主的关系，完全和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一样。”

　　我在单行本第6页⁽⁴⁰⁾中已经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不对的，而米尔柏格对此则根本无言可驳。

　　（2）”必须〈在进行社会改革时〉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那头牡牛，就是国民经济学自由主义学派所谓的资本的生产性，这个东西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它却以其假想的存在来掩盖压在现代社会身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

　　可见，必须抓住双角而予以制服的那头牡牛“实际上并不”存在，因而也就没有“双角”可抓。祸害并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它的假想的存在。虽然如此”所谓的〈资本的〉生产性却能从土地中变出房屋和城市”而这些东西的存在决不是“假想的”（第12页）。一个虽然“也很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对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却这样不可救药地胡言乱语的人，竟然要向德国工人指明一条新的更好的道路，并且还自命为“至少大体明了未来社会建筑结构的建筑师”呢！

　　没有人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更加“接近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了。他用了25年工夫来从各方面研究社会状况，而且他的批判工作的结果总是包含有一些现今一般可能实现的所谓解决办法的萌芽。但是朋友米尔柏格不满足于此。这都是抽象的社会主义，死板的抽象的公式。朋友米尔柏格不去研究“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却满足于阅读蒲鲁东的几卷著作，这几卷东西在关于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状况方面虽然没有给他提供任何东西，可是却给他提供了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明确具体的神奇药方。米尔柏格于是把这个现成的救世计划，把这个蒲鲁东体系奉送给德国工人，借口是：他本想“对体系说声再见”，而据说我却“选择了相反的道路”！要弄通这一点，我就只得假定我是瞎子，米尔柏格是聋子，我们彼此根本无法沟通。

　　够了。这场论战即使没有任何其他的用处，无论如何总有一个好处：它表明了这些自命为“实际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实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消除一切社会祸害的实际建议，这些社会的万应灵丹，到处都总是由那些宗派鼻祖们炮制出来，而这些人总是出现在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幼年期的时代。蒲鲁东也是其中之一。无产阶级的发展很快就把这些襁褓扔在一边，并在工人阶级本身中产生一种认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对于具有这种认识的工人阶级说来， 要知道在每个具体场合下应该反对哪些社会制度并以何种方式发动主要攻击，这是永远不会有困难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5月—1873年1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2年6月26和29日，7月3日，12月25和28日《人民国家报》第51、52、53、103和104号；1873年1月4和8日，2月8、12、19和22日《人民国家报》第2、3、12、13、15和16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4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脚　　注

(1) 指埃·萨克斯《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编者注
(2) 见本卷第268页。——编者注
(3) 参看本卷第270—271页。——编者注
(4)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41—553页。——编者注
(6)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巴黎版。
(7)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编者注
(8)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3—104页。——编者注
(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10) 保·拉法格《生活必需品。二、住宅》，载于1872年3月16日《解放报》第40号。——编者注
(11) 关于在美国怎样自然而然地形成这种把工人束缚在大城市或新兴城市附近自己的“住房”上来解决住宅问题的办法，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1886年11月28日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来信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在堪萨斯城内，或者确切些说，是在城郊，我们看见一些可怜的小木房，每幢木房大致有3个房间，小木房所处地段还很荒僻i地皮价值600美元，面积正好可以容纳一幢小房子3小房本身又值600美元，所以为了获得到处是烂泥的荒郊中离城里一个钟头路程的一所糟糕的小房子，总共要费去4800马克。”这样，工人就必须负起沉重的抵押债务，才能得到这种住房.于是他们就真正变成了自己雇主的奴隶，他们被自已的房屋拴住了，不能离开，只好同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劳动条件。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4—231页。——编者注
(13) 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14)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0、61页。——编者注
(16) 引自大·汉泽曼《在1847年6月8日第一届联合议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第一届普鲁士国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第55页。——编者注
(17) 并且这个移民区最后也完全变成了剥削工人的地方。见1886年巴黎《社会主义者报》。¹⁶⁹
(18) 见维·艾·胡贝尔《社会问题。四、无形联合》1866年北豪森版。——编者注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69—470、473—474页。——编者注
(20) 在这一方面，英国资本家也不仅早已实现了而且还远远超过了萨克斯先生的全部宿愿。1872年10月14日星期一在莫瑞斯，法庭为了审定议会选举人名册，必须就2000名矿工申请把他们列入选民名册一事作出裁决。结果发现：依据这些人所在的矿场的规章，他们大多数都不是被视为他们所住的那些小屋子的承租人，而只是些被准许待在那里的人，不经任何事先通知就可以随时被抛向街头（矿主和房主当然是同一个人）。法官裁决说，这些人并不是承租人，不过是些仆役，因此他们无权被列入名册（1872年10月15目《每日新闻》）。
(2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473—474页。——编者注
(22) 尤其是关于伦敦建筑协会的经营情况，在这里还要作一个小小的补充。大家知道，伦敦的全部地皮几乎都属于一打左右的贵族，其中最显贵的是威斯敏斯特公爵、贝德福德公爵和波特兰公爵等人。起先这些人把一些建筑地皮出租99年，期满后就把地皮以及地皮上一切东西收归己有。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房屋按照所谓修缮租约出租一个较短的时期，例如39年，承租人应依照这个租约把房屋修好并加以保持。签订了这种契约以后，地主就立刻派遣自己的建筑师和该区建筑管理局官员 （surveyor）去检查房屋并确定必须修缮的地方。修缮工程往往都是很大的，甚至包括重建全部前墙、屋顶等等。这时承租人就把租约当做抵押交给建筑协会，以借取必需的款项——每年租金130—150英镑的可以借到1000英镑以至1000英镑以上——，由自己出钱来进行修建工程。于是，这些建筑协会便成了一套办法中的重要中介环节，这套办法的目的就是用不着自己费力气并利用公众的资金来不断重新修整伦敦地区的属于大土地贵族的房屋并使之保持适于居住的状态。而这竟被当做解决工人住宅问题的措施！
(23) obbery一词的意思是官吏利用职权图谋个人或家族的私利。比如说，某一国家的国家电报局局长当了某个造纸厂的匿名股东，他用自己森林中的木材供给这个工厂，然后委托这个工厂为电报局供应用纸，那么这就是虽然很小，但毕竟是干得不错job.因为这件事足以表明Jobbery的原则是什么东西，顺便说说，这在体斯麦统治下是天经地义和十分自然的。
(24) 最近在授权伦敦建筑主管当局可征用地皮用于修筑新街道的英国议会法令中，对于因此无处栖身的工人给予了若干照顾。其中规定：新建的房屋必须适于以前住在这个地方的各种居民阶层居住。因此就在最便宜的地皮上面为工人修建起六至七层营房式出租大楼，这样就是符合了法律条文。这种为工人所根本不习惯并且与四周古老伦敦风貌极不协调的建筑效果如何，将来自有分晓。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里所能容纳的也未必有实际上由于修筑新街道而失去住所的工人人数的四分之一。
(25) 现在，1886年，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基础即依靠保护关税确立的大地产同工业资本的联盟之所以还能维持下来，不过是因为惧怕1872年以来在人数和阶级意识上都已大大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
(2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41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27) 见本卷第250—271页。——编者注
(28) 爱·瓦扬《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年伦敦版。——编者注
(29)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0) 黑格尔《逻辑学》1834年柏林版下册，见《黑格尔全集》第4卷第15、75、145页。——编者注
(31) 见本卷第252页。——编者注
(32) 1872年2月初和3月初《人民国家报》上匿名登载了阿·米尔柏格的六篇文章并加了编辑部按语，后来这些文章印成了单行本。下面的引文引自阿·米尔柏格《住宅问题。社会问题简述。〈人民国家报〉论文专集》1872年莱比锡版第25页。——编者注
(33)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1—42，56—57页。——编者注
(35) 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36) 意即极度的黑暗，语出《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0章。——编者注
(37) 在发现氧气以前，化学家们为了说明物体在空气中燃烧的原因曾假定存在着一种特别的燃烧物质，即在燃烧时消散的燃素。因为他们发现简单的物体在燃烧后比燃烧前重，他们就说燃素是具有负重量的，所以物体不含燃素时就比含有燃素时重些。这样人们便把氧气所具有的一切主要特性逐渐加在燃素身上，可是一切都被颠倒了。当人们发现燃烧就是燃烧的物体与另一种物体即氧气相化合并且已提取出纯氧的时候，就把——然而也还是经过守旧化学家的长期抗拒之后——这种假说打破了。
(38) 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里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编者注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85—387页。——编者注
(40) 见本卷第253—254页。——编者注

注　　释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312。
48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243。
154 《论住宅问题》是恩格斯批判蒲鲁东主义和资产阶级政良主义、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解决住宅短缺这类社会问题的立场和观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住房短缺的根源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指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单独解决住宅问题或其他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见本卷第307页）在批判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种种“救世计划”的同时，恩格斯还就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深刻论述。他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和掠夺；揭示了资产阶级的法律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资产阶级国家归根到底是“总资本家”是“有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用来反对被剥削阶级即农民和工人的有组织的总权力”（见本卷第299页）；阐明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目标，强调”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达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见本卷第310页）；论述了产生城乡对立的原因以及消除这种对立的必要性和途径，强调消灭城乡对立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见本卷第326页）。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批驳了蒲鲁东主义者把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说成是一种“祸害”的谬论，指出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使人的劳动生产力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为消灭阶级和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创造了必要条件。他坚决反对为未来社会臆造空想方案，指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预先虚构出来的面面俱到的‘实际解决办法’更不切实际的了，相反，实际的社会主义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一种正确的认识。”（见本卷第333页）
　　这部论战性著作共分三篇。第一篇的标题是《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写于1872年5月7——22日、主主对《人民国家报》上转载的几篇题为《住宅问题》的匿名文章的直接答复。这几篇匿名文章原来发表在奥地利工人报纸《人民意志报》上，后来才知道作者是蒲鲁东主义者、医学博士阿·米尔柏格。1872年5月7日，恩格斯写信告诉威·李卜克内西户只要一有时间，我就立即给你写一篇关于住宅缺乏现象的文章，来反驳《人民国家报》上一系列文章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陈述的蒲鲁东主义者的荒谬的臆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57页）1872年10月，恩格斯写完了第二篇文章《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批判埃·萨克斯的小册子《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中宣扬的资产阶级慈善家解决住宅问题的方法。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米尔柏格反驳恩格斯的文章，恩格斯于1873年1月写了第三篇文章《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再次批判米尔柏格的观点。
　　恩格斯的这三篇文章在1872年和1873年的《人民国家报》上发表后，由该报出版社于1872年12月二1873年3月间在莱比锡分别出版了单行本。1887年3月，《论住宅问题》在霍廷根一苏黎世出了第二版，恩格斯对这一版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克，并写了一篇序言。
　　《论住宅问题》曾由曹葆华、关其侗译成中文，195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235。
155 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5月10日签订的法兰克福和约的规定、于1871—1873年向德国缴付的50亿法郎赔款（参看注54）。——239、302。
156 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具有猛烈而深刻的特点。在德国，这次危机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239。
157 指阿·米尔柏格匿名发表的以《住宅问题》为题的六篇文章，曾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的《人民国家报队——240。
158 阿·米尔柏格对恩格斯的文章的答复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86号，标题是《论住宅问题。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240。
159 新马德里联合会是由《解放报》编辑部内被无政府主义多数派开除出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于1872年7月8日成立的，这些编辑被开除的原因是，该报揭露了巴枯宁创建的秘密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西班牙的活动。保·拉法格积极参加了组建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工作及其活动。新马德里联合会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拒绝接纳它之后，便向总委员会提出申请，总委员会于1872年8月15日承认它是国际的一个联合会。新马德里联合会同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了坚决斗争，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为争取在西班牙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恩格斯曾为该联合会的机关报《解放报》撰稿。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委员们是1879年成立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241。
160 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90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政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并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科学的性质。——242。
161 指拥有山地和大片沼泽地和荒地的普鲁士莱茵省艾费尔高原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不宜从事农业生产。力量单薄的小农用落后的农业技术进行农业生产，导致周期性的歉收和小农贫困的尖锐化。这里指1882年艾费尔高原区由于连年歉收和农产品跌价曾闹过饥荒一事。——244。
162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244。
163 教父是公元2——6世纪基督教界最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影响。教父的观点中最根本的是贬低知识和智力，颂扬无条件的信仰，敌视”异教”即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特别是古代的唯物主义。——255。
164 “埃及的肉锅”一词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257。
165 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他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即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262。
166 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图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遭到失败。——262。
167 在1872年7月3日《人民国家报》第53号上，上面两段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租价即所谓的租金由下述几个部分构成：（1）地租；（2）根本不是利息，而是建筑资本的利润；（3）修缮费、维修费和保险费。资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举债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
　　现在就是瞎子也一定明白，‘房主自己将第一个求售房屋，否则他的房屋就会没有用处，投在房屋上面的资本也就根本得不到好处了’。当然啦，如果废除了预付资本的利息，那就再也没有一个房主能收得自己房屋的一文租金了，这只是因为房租也可以叫做租金。博士就是博士。”
　　在1872年《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的恩格斯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一篇的单行本中，对“资本的利息只是在以房屋作抵押而举债的时候才包括在租金内”这句话加了下面的注释：
　　“对于一个购买现成房屋的资本家来说，租价中不是由地租和各项费用构成的那部分可以表现为资本的利息。但是事情本身却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而且对事情本身来说，是房主自己把他的房屋租出去，还是他为了同样的目的把房屋卖给另外一个资本家，反正是完全一样的。”
　　1887年恩格斯在准备出版这部著作的第二服时，重新校阅了这两段，并做了若干订正。
　　本卷中这两段话的文字是以1887年版为准的。——268。
168 射手奥古斯特·库奇克是187任——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士兵歌曲的作者、德国诗人哥·霍夫曼的笔名。——274。
169 关于吉斯移民区的文章，载于1886年7月3，24日《社会主义者报》第45、48号。——284。
170 和谐大厦是以罗·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284。
171 指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在他的许多著作和演说中说的话。瓦格纳声称，普法战争以后，尤其是由于获得到亿法郎的赔款，德国市场欣欣向荣，从而大大改善了劳动群众的状况。——302。
172 指德国和奥地利两国皇帝和首相1871年8——9月在加斯泰困、伊施尔和萨尔茨堡进行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也讨论了同国际斗争的问题、双方就反对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措施达成一致协议，傅斯麦提出以警察镇压与政府收买相结合的手段来对付工人运动。在这里恩格斯借用普鲁士政治警察头目威·施梯伯的名字把这些会议称做施梯伯会议，以强调其警察的反动性质。——302。
173 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一理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321。
174 专区法指普鲁士政府于1872年12月13日为实施”行政改革”而颁布的《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这项法令宣布废除地主在农村中的世袭警察权力，允许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可是，这场”改革”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巩固国家机构、强化中央集权，以维护容克的利益。经过”改革”容克及其代理人占据了专区和省的大部分行政职位，因此，那些地区的权力实际上依然掌握在他们手中。——323。
175 在与丹麦社会主义者路·皮奥的通信中，担任国际丹麦通讯书记职务的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主义者在宣传国际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恩格斯在1872年3月中旬给皮奥的信中，对一篇论述通过合作社来组织农业生产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篇文章1871年11月4日发表在哥本哈根《社会主义者报》上。国际的几乎所有报刊都转载了这篇文章。恩格斯强调指出”在吸收小农和小租佃者参加无产阶级运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丹麦人由于当地的条件和政治上的高度发展，现在走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前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3卷第429页）。——331。

弗·恩格斯
论权威¹⁷⁶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要想给这种或那种行为定罪，只要把它们说成是权威的就行了。¹⁷⁷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迫使我们不得不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就没有以另外方式行事的办法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的社会关系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状态来，使这种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孤立的活动越来越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孤立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照管着由蒸汽推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划桨船和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错综复杂化，正在到处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棉纺厂作例子吧。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机械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粗工把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所确定的钟点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就工作时间取得一致；而工作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的细节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雇用工人的任何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工作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¹⁾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作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协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协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么，随后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以某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拿世界开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扩展起来，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将只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使权威成为必要的种种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弗·恩格斯写于1872年10月—1873年3月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73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年鉴》1874年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脚　　注

(1) 这里套用了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第3篇第3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编者注

注　　释

176 《论权威》是恩格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主张个人无限自由和否定一切权威的错误观点，阐明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中确立和维护权威的必要性。他分析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见本卷第337页）针对无政府主义者不顾客观的社会条件要求一举废除权威的政治国家，甚至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的谬论，恩格斯指出”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注释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见本卷第338页）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多次请求，在1872年10月——1873年3月间为1873年《共和国年鉴》写的。当时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国家观在意大利、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很有市场，国际在意大利的工作因此而受到很大的阻碍。所以，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便成了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面临的迫切任务。恩格斯于1872年11月将文章寄给了比尼亚米，后因比尼亚米被捕，《共和国年鉴》1873年卷被迫推迟出版，恩格斯的文章也因此丢失．比尼亚米被释放后，请求恩格斯将文章的副本寄去，或者另写一篇文章。恩格斯很快于1873年3月8日将文章寄出。由于手稿没有保留下来，无法确定第二次寄出的文章是否与第一次寄出的文章在内容和文字上完全一致。这篇文章是用法文写的，译成意大利文后发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年鉴》1874年卷。1894年6月14日，这篇文章再次用意大利文发表在《战斗》第15号，标题是《论权威原则》。这篇文章的中译文刊载于1923年12月巴黎出版的《少年》第13期，译者署名抱兮，标题为《权力的原理》。——335。
177 指无政府主义分子日益猖獗的活动。这些人在1872年8月4——6日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在里米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以及1872年9月15—16日在圣伊米耶举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国际代表大会上，公开作出决议要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并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断绝一切关系，同时他们还擅自决定将在纳沙泰尔（瑞士）召集反权威主义的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一文中对上述两次会议作了详细的评述。——335。

卡·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¹⁷⁸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从事某种政治活动，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一些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该谴责一切温和的运动，如英美工人由于坏习惯而从事的那种运动。工人不应该努力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仍能对他们进行10小时或12小时的剥削以代替14小时或者16小时的剥削。工人也不应该努力争取从法律上禁止10岁以下的女童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10岁以下的男童的剥削：工人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一种新妥协，破坏了永恒原则的纯洁性！

　　“工人更不应该要求靠勒索工人阶级来编制预算的国家去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就像在美利坚合众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还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上国立学校教师的课好些。即使无知和每天16小时的劳动使工人阶级变得麻木不仁，也比违反永恒原则要好得多！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暴力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 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违反原则的滔天大罪，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平凡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各行各业的单独的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导致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当前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所有这些运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成果。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也要保持永恒原则的洁白无瑕！'工人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渴求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一日在世上某个角落发生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和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做天堂，就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惧怕警察，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他们应该当心，只能围绕没有可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空发议论，此外千万不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任何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么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看做资产阶级空论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的名义下加以神化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已经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他们过于胆怯，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诉诸优良的旧传统、谦逊、诚实和永恒原则究竟能走多远。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必然仅仅去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并谴责工人阶级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一切尝试，例如罢工、组织同盟和参与政治活动。虽然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定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但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样的错误将是不可饶恕的。

　　但是后来，在1839年，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欧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鲁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论的人中间的一个——出版了一本题为《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的书。

　　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的一切补救办法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评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时间、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但不能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社会状态，反而会使我们依附于这种状态，并使对立进一步尖锐化。

　　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抵触的任何经济运动（如组织同盟、罢工等），但是他却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自参加的行动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则不敢公开反对这种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伟大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出版时，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¹⁾。但是在1864年，当奥利维埃法（诚然，这个法律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给了法国工人以组织同盟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鲁东回过头来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又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问世的。

　　这位老师的抨击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伦敦裁缝大罢工时，《泰晤士报》赞赏地摘译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用他说过的话来斥责罢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证。

　　里沃—德日耶的采煤工人曾举行罢工；为了使他们头脑清醒，往那里派去了士兵。蒲鲁东大声疾呼道：

　　 “枪杀里沃—德日耶的采煤工人的当局已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但是，它是像古人布鲁土斯那样行动的。布鲁土斯不得不在父爱和自己的执政官的职责之间作出选择＝必须牺牲自己的儿子，以拯救共和国。布鲁土斯没有犹豫，而后世也不敢谴责他。”⁽²⁾

　　工人们都不记得，有哪一个资本家为了挽救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的工人的时候曾经犹豫过。这些资产者算是什么布鲁土斯！

　　 “不，没有组织同盟的权利，就像没有欺骗和盗窃的权利，没有乱伦和通奸的权利一样。”⁽³⁾

　　但是，必须承认，肯定有愚蠢的权利。

　　在永恒原则的名义下，这位老师发出不可思议的诅咒，而这些永恒原则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第一条永恒原则：

　　“工资水平决定商品价格。”

　　一个人即使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且不知道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⁴⁾一书中已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这个因袭的错误说法，他也会知道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英国工业能够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商品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国的工资却相对地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

　　第二条永恒原则：

　　 “准许组织同盟的法律是极端反法学和反经济学的，是同任何社会和制度相抵触的。”

　　总之，它是”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抵触的”。

　　如果这位老师不是那么激烈的沙文主义者，他会自问，在英国，早在40年前就颁布了一项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完全相抵触的法律，这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这个同一切社会和制度完全相抵触的法律，甚至迫使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把它当做某种必要的东西加以采纳。他也许就会发现，这种权利（大写的权利）只存在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无知兄弟们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些教科书不乏下面这样一些珠玑般的妙语：财产是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加上他人的这几个字。

　　第三条永恒原则：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阶级摆脱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竟去诽谤整整一个市民阶级，即老板、企业主、雇主和资产者的阶级；他们煽动工人民主派鄙视和仇恨这些不体面的中等阶级的代表；他们宁肯要商业战争和工业战争而不要合法的抑制手段，宁肯要阶级对抗而不要国家警察。”⁽⁵⁾

　　为了阻碍工人阶级摆脱他们的那种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师谴责那种使工人阶级组成同雇主、企业主、资产者这类可敬的人相对立的阶级的同盟，这类人当然和蒲鲁东一样，宁肯要国家警察而不要阶级对抗。为了使这个可敬的阶级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鲁东在互助论王国到来以前，向工人推荐”自由或竞争”认为它（尽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为”我们的唯一保障”。⁽⁶⁾

　　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如果说曾同样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的早期基督徒曾经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们自己从被压迫者变成压迫者，那么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则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永恒原则将使他们不得不放弃资产阶级社会的现世的享受和暂时的特权。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会以基督教殉道者应有的禁欲主义精神来忍受落在工厂工人肩上的14小时或16小时的劳动。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72年底—1873年1月初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73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年鉴》1874年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脚　　注

(1) 见《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弗兰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
(2) 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社版第327页。
(3) 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社版第333页。
(4)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
(5) 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社版第337—338页。
(6) 同上，第334页。

注　　释

178 《政治冷淡主义》是马克思批判巴枯宁主义的一篇重要著作。马克思在文章中批驳了巴枯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放弃政治斗争和立即”废除国家”的谬论，指出巴枯宁分子散布政治冷淡主义谬论的目的，就是要工人在资产者面前解除武装，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忠顺奴仆，就是要捍卫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自由，反对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文章还驳斥了蒲鲁东及其追随者反对工人运动的种种诡辩，阐述了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的意义。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请求，于1872年12月底——1873年1月初为《共和国年鉴》而写的、由比尼亚米从法文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1873年12月出版的《共和国年鉴》1874年卷。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刊载于1923年7月巴黎出版的《少年》第10期，译者署名抱兮，篇名为《离开政治的性质》。——339。

弗·恩格斯
流亡者文献¹⁷⁹

一　波兰人的声明¹⁸⁰

　　当俄国皇帝到达伦敦的时候，那里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了。据说波兰人想刺杀他，已经物色到了一个新的贝雷佐夫斯基，而且这次比上次在巴黎武装得更完善。著名的波兰人士的住宅受到了便衣警察的包围，甚至还从巴黎召来了一个在帝国时代专门监视那里的波兰人的警官。在沙皇从他的住处到市中心的路上，警察防范措施已按战略原则作了严格部署，———可是，所有这些辛劳都白费了！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贝雷佐夫斯基，没有响过一次手枪声，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提心吊胆的沙皇虚惊一场。然而，这些辛劳毕竟没有完全白费，因为皇帝吩咐赏给为他效劳的警监每人5英镑，督察员每人2英镑（合100马克和40马克）的小费。

　　其实，波兰人所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不是刺杀高贵的亚历山大。波兰人协会¹⁸¹发表了一篇《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军；秘书扬·克林斯基。这份呼吁书在沙皇访问期间在伦敦流传得很广。除《雷诺新闻》外，伦敦各家报纸都一致拒绝刊登它，说是不应得罪“英国的贵宾”！

　　呼吁书一开头就向英国人指出⁽¹⁾，沙皇正好是当他在中亚细亚进行一切准备来推翻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来访问他们的，沙皇没有给他们增光，而是使他们受辱，如果英国不去倾听沙皇这位自诩为受他压迫的各民族之父的诱惑性言词，而稍微关心一下波兰人争取独立的愿望，那么英国和西欧其余国家都可以安心地停止自己的大规模备战活动。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俄国的军国主义是整个欧洲军国主义的后台。在1859年战争期间俄军充当了法国的后备，而在1866年和1870年则充当了普鲁士的后备，从而使这两个各在自己的时代领先的军事大国能够击溃自己的孤立无援的敌人。普鲁士作为欧洲头等的军事大国，是俄国一手造成的，尽管它后来超过了自己的保护者而令其感到不快。

　　接着呼吁书中说：

　　 “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以及准备随时挺身捍卫人类利益的决心，波兰过去是，将来也始终是捍卫整个东北欧的权利、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先锋。许多世纪以来波兰一方面反抗东方野蛮人的入侵，另一方面又反抗当时几乎压迫着整个西方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不可辩驳的证明。西欧各国人民能在新时代的决定性时期不受干扰地发展自己的社会的生命力，这是靠了什么呢？是靠了而且只是靠了在欧洲东部边界上有波兰士兵在守卫着，他始终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从不吝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欧洲在艺术和科学方面于16世纪重新苏醒了的生活所以能继续向前发展，工商业和财富所以能达到目前这种惊人的高度，都应当归功于波兰武器的保护。例如，假若不是波兰不顾自己后方遭到蒙古寇群的威胁而去援助中欧反抗土耳其人，不是它用维也纳城下的光辉胜利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强大实力，西方200年来的辛勤努力所获得的文明的遗产会变得怎么样呢？”

　　往下呼吁书中指出，就是现在，阻碍俄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西方的，主要也还是波兰的反抗。正是由于这种反抗，俄国的最阴险的盟友——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的代理人才被解除了武装。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波戈金在一本根据俄国政府的命令并由俄国政府出资印行的书中写道，波兰一向是俄国躯体中的一根刺，现在应当使它成为俄国的右臂，为此就必须使波兰恢复为一个受某位俄国公爵管辖的弱小的王国，——这样就很容易把居住在土耳其和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我们将用一个宣言来宣布这一点，英国和法国会忍痛不言，而对奥地利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所有的波兰人，甚至是最不妥协的波兰人都将投入我们的怀抱，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波兰人将同自己的兄弟们重新亲近起来。现在所有斯拉夫族都在受奥地利的压迫，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直到土耳其的斯拉夫人，都将殷切地等待有一天能像当时的波兰人那样自由地呼吸。我们将成为一个处于统一王权之下的有一亿人的民族，到那时，欧洲各民族，你们来吧，来同我们较量较量吧！”⁽²⁾

　　遗憾的是，在这个美妙的计划中缺少一种主要的东西：波兰的同意。其实，

　　 “全世界都知道，波兰这样回答了所有这些诱惑；如果说我本来就该活着的话，那么我就要而且也一定要作为欧洲各自由民族中的一个自由民族而活着，而不是作为异邦君主征服全世界的计划的工具而活着”。

　　往下呼吁书阐述了波兰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这个不可动摇的决心的。当法国爆发革命的时候，波兰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已被第一次瓜分¹⁸²弄得支离破碎，它已为四个国家所分割。虽然如此，它仍然勇敢地借助1791年5月3日的宪法¹⁸³在维斯瓦河两岸竖起了法国革命的旗帜——它以这一举动使自己大大高出所有的邻居。波兰昔日的混乱状态由此而被消除，如果再有几十年平稳的、没有外来破坏的发展，波兰就会成为莱茵河东岸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瓜分波兰的列强是不喜欢波兰重新站起来的，尤其是不喜欢它由于把革命引进东北欧而站起来。它的命运被决定了：俄国人在波兰做到了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和帝国军队在法国所没有做到的事情。

　　 “考斯丘什科曾同时为波兰的独立和为平等的原则而战斗。众所周知，波兰从丧失自己的民族独立的时候起，就不顾这种独立的丧失，依靠自己的爱国心，依靠同一切为人类利益而斗争的民族的团结，随时随地做保护遭到破坏的权利的先锋，参加一切旨在反对暴政的战斗。波兰没有因自己的灾难而气馁，没有因欧洲各国政府的盲目和恶意而动摇，它一刻也没有违背官本身、历史以及未来所赋予它的义务。”

　　它同时也制定了组织这个未来的即新的波兰共和国所应当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在1836年、1845年和1863年的宣言中都作了阐述。¹⁸⁴

　　 “这些宣言中的第一个宣言，除了宣布波兰的不可动摇的民族权利而外，还宣布了农民的平等权利。1845年的宣言是在波兰的领土上，在当时还是自由城市的克拉科夫发表的，并得到波兰各地代表的确认；它不仅宣布了这种平等权利，而且还宣布了农民应当成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这一提法——在被俄国人占领的那部分波兰领土上，地主们把上述宣言看做是波兰民族权利的基础，他们依据这些宣言，在沙皇的所谓解放宣言发表之前很久，就决定自愿地和通过同农民协商的办法来解决这个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责备的内部问题（1859—1863年）。波兰的土地问题，原则上已由1791年5月3日的宪法解决了；如果说波兰农民仍然遭受着压迫，这完全归咎于沙皇的专制和权谋，他是把自己的统治建立在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仇恨上的。上述决定早在1861年2月19日沙皇宜盲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作出了，而这个受到全欧洲热烈欢迎的、似乎要确立农民的平等权利的宣言本身，只不过是沙皇用来掩饰他夺取别人财产的一贯图谋的一个幌子而已。波兰农民依旧受着压迫……沙皇成了土地的所有者！而为了惩罚1863年波兰为反抗自己压迫者的阴险野蛮行为而举行的流血起义¹⁸⁵，对波兰进行不断的残酷迫害，其残酷程度甚至会使过去许多世纪的专制暴君都要不寒而栗。

　　 但是，不论是整整一个世纪以来沙皇对它的残酷压迫，不论是欧洲的冷漠态度，都不能扼杀波兰。我们活过来了，我们还要活下去，因为我们靠的是自己的意志，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大大超出我们的压迫者之上，因为后者的存在彻头彻尾是依靠野蛮的暴力、监狱和绞架，而他们的对外行动的基本手段就是秘密的阴谋，背信的袭击，最后就是暴力的征服。”

　　以上援引的这几段话已足以表明这个呼吁书的特点，我们现在暂且把这个呼吁书放一放，来就波兰问题对德国工人所具有的重要性谈几点意见。

　　不管俄国从彼得大帝以来有了怎样的发展，不管它在欧洲的势力有了多么大的增长（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尽管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占领波兰之前，它实质上一直像土耳其一样是一个欧洲之外的大国。1772年波兰遭到第一次瓜分¹⁸²，1779年俄国已经根据泰申和约¹⁸⁶要求并得到了干涉德国事务的正式权利。这对于德国各邦君主应当是一个教训；但是，尽管如此，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这个唯一认真反抗俄国政策的霍亨索伦王朝成员和弗兰茨二世仍然同意完全消灭波兰。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又攫取了前普鲁士所属和奥地利所属波兰各省的极大部分，现在它公然以欧洲仲裁者的身份出现了；这个角色它连续不断地扮演到1853年。普鲁士对自己在俄国面前摇尾乞怜颇感自豪；奥地利则违背已愿跟着俄国走，但是在决定关头它总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惧而让步，因为沙皇始终是反对革命的最后支柱。于是俄国便成了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同时也不放弃利用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在奥地利和土耳其准备实行进一步的掠夺。在革命年代俄国军队对匈牙利的镇压，对东欧和中欧说来，就像巴黎六月战斗¹⁸之于西欧一样，是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其后，当尼古拉皇帝在华沙充当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 之间的仲裁者的时候，反动派对欧洲的统治也就随着俄国的统治的建立而建立起来了。克里木战争²⁸使西欧和奥地利不再受沙皇的鄙视；普鲁士和德国各小邦则更加殷勤地匍匍在沙皇面前‘但是，在1859年沙皇就因为奥地利人的不顺从而惩罚了他们，不让他的德国藩臣袒护他们，而在1866年普鲁士则完成了对奥地利的惩罚。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俄国军队充当了整个欧洲推行军国主义的借口和后备。只是因为尼古拉自恃有百万大军——诚然大部分都是有名无实——，在1853年向西方进行挑战，路易—拿破仑才能利用克里木战争作为借口来把当时相当弱的法军变成欧洲最强的一支军队。只是因为俄国军队在1870年阻碍奥地利站到法国那边，普鲁士才能战胜法国，并建成普鲁士德意志军事王国。在所有这些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幕后，我们都看到了俄国军队。虽然毫无疑问，只要俄国的内部发展不是很快地转入革命轨道，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就必然会引起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就像普鲁士在萨多瓦战胜奥地利⁶⁰引起了普法战争一样⁽³⁾，——但是，俄国军队将始终帮助普鲁士来反对国内的任何运动。官方的俄国直到现在仍然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和保护伞，而俄国军队则仍然是其他一切镇压欧洲工人阶级的军队的后备军。

　　这支庞大的专事压迫的后备军的矛头首先针对的正是德国的工人，其中既包括所谓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也包括奥地利的工人。只要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还有俄国撑腰，整个德国的工人运动的双手就一直会被束缚住。所以，我们比别人更关心摆脱俄国的反动势力和俄国军队。在这方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靠的盟友：波兰人民。

　　波兰由于其全部历史发展和目前所处的状况，较之法国在更大程度上面临着一种抉择：不是革命就是灭亡。因此，关于波兰运动本质上是贵族性质的运动的一切无稽之谈都是不攻自破的。在波兰流亡者中可以见到不少怀有贵族欲望的人；但是只要波兰本身一投入运动，他们就会成为完完全全的革命者，正像我们在1846年¹⁸⁷和1863年¹⁸⁵所看到的那样。这些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而且还直接为了解放农民和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1871年，在法国的人数众多的波兰流亡者完全听从公社的支配，难道这是贵族的行为吗？难道这不是证明这些波兰人已经完全站在现代运动的高峰上了吗？自从俾斯麦把文化斗争¹⁸⁸引入波兰并且借口教皇受亵渎而取缔波兰文教科书，限制使用波兰语，并且利用各种办法迫使波兰投入俄国的怀抱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波兰贵族越来越接近俄国，以便在它的统治下至少重新统一波兰；革命群众的回答则是：建议同德国工人政党结成同盟，参加国际的斗争行列。

　　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1863年证明了这一点，而且现在每天都在证明着。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波兰的恢复，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身来说尤其是必要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但是在俄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俄国失去波兰之日， 也就是俄国国内的运动强大到足以推翻现存秩序之时。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是互为条件的。而波兰的独立和俄国的革命——在社会、政治和财政无止境地陷入崩攒的情况下，在贪污贿胳之风腐蚀着整个官方俄国的情况下，这个革命的爆发比乍看起来要快得多——对德国工人来说，就意味着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政府，简言之即德国的反动势力，将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了，而这些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自己是能够对付的。

二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¹⁸⁹

　　每当革命或反革命遭到失败之后，在逃往国外的流亡者中间就会掀起狂热活动。形形色色的党派集团纷纷成立，它们互相责难，说对方把事情搞糟了，骂别人有背叛行为和犯了种种可能的重大罪孽。同时，它们都同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组织并进行秘密活动，印发传单和出版报纸，发誓要在24小时内就重新“干起来”并且说胜利是有把握的，因此，它们在事前就把未来政府中的职位分配好了。不言而喻，结果总是不断使人失望，由于它们不是把这一点同它们所不愿意了解的、必然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而是归咎于个别人物的偶然错误，互相间的责难就越积越多，最后发展为普遍的吵闹。这便是从1792年的保皇党流亡者直到今天的所有流亡者的历史；而流亡者中那些头脑仍然清醒和明智的人，只要有可能以委婉方式避开一切无谓的争吵，就力求避开，并着手做些更有益的事情。

　　在公社失败以后，法国流亡者也没有逃脱这种不可避免的命运。

　　由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一个矛头针对着所有的流亡者的诽谤运动，特别是在伦敦，由于那里设有被法国全体流亡者看做共同核心的国际总委员会而对流亡者掀起了诽谤运动，有一个时期，流亡者们不得不至少对外界掩盖自己内部的纠纷，但是，最近两年来，他们已经无法掩盖他们内部日益加速的分化过程。到处发生公开的争执。在瑞士，一部分主要受秘密同盟创始人之一马隆影响的流亡者加入了巴枯宁派。接着，伦敦的所谓布朗基主义者也脱离了国际，另外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称为“革命公社”。以后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团体，不过它们一直处在不断的变更和改组的状态中，连一篇像样的宣言也提不出来；而布朗基主义者却在不久之前提出了《致公社社员》的宣言，把自己的纲领公诸于世。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布朗基主义者，决不是因为他们属于布朗基本人所创立的集团（33个在纲领上签字的人中只有两三个人曾同布朗基谈过话），而是因为他们想要根据布朗基的精神和传统行动。布朗基主要是一个政治革命家；他只是在感情上，即在同情人民的痛苦这一点上，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布朗基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主要是一个“实干家”他相信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只要在恰当的时机试着进行某种革命的突袭，能够通过最初的若干胜利把人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能取得革命胜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布朗基当然只有通过秘密结社的形式才组成了这样的核心，于是便发生了在搞密谋时通常会发生的事情：那些对没完没了地保证马上就干起来这种空洞诺言感到庆倦的人，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开始闹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有一种选择：或者听任密谋瓦解，或者在没有任何外部导因的情况下开始起义。起义爆发了（1839年5月12日），但是立刻就被镇压下去。顺便说一句，这是布朗基的唯一的一次没有被警方侦查出来的密谋；这次起义对警察局是一个晴天霹雳。由于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象成由少数革命家所进行的突袭，自然也就产生了起义成功以后实行专政的必要性，当然，这种专政不是整个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那些进行突袭的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

　　由此可见，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

　　对革命事变进程的这种看法，至少对德国工人政党来说，早已过时了，就是在法国也只能得到不太成熟或比较急躁的工人的支持。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就是在上面提到的纲领中，这些看法也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我们伦敦的布朗基主义者所根据的仍然是这样的原则：革命完全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制造出来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

　　很自然，抱着这些原则的人只能无可救药地充当流亡者的一切自我欺骗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去干蠢事。他们最愿意扮演布朗基这种“实干家”的角色。但是在这里只有善良的愿望还不够；布朗基的革命本能和他的果断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无论哈姆雷特说过多少次要有毅力，但哈姆雷特始终是哈姆雷特。而当我们这33位实干家在他们称之为实干的领域中毫无作为的时候，我们这33位布鲁土斯就陷入了与其说是悲剧性的，毋宁说是喜剧性的自我矛盾中，这矛盾并不因为他们满脸愁容，似乎人人都是“怀藏匕首的麦罗斯”⁽⁴⁾，而显得更富有悲剧性。顺便说一下，这一点甚至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策划下一次“干起来”，并提出了公敌名单，以便纯洁（épurer）公社参加者的队伍；因此其他流亡者就称他们为纯洁派（les purs）。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接受这一称号，何况对他们中间有些人来说这一称号是很不恰当的。他们的会议是不公开的，决议也应当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整个法国人居住区在第二天早晨把这件事当做闲谈的资料。正如这类严肃的实干家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常常会有的情形一样，他们卷入了一场与某位旗鼓相当的对手的起先是私人性质的，接着是学术上的论战；这位对手是巴黎小报界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之一，一个姓韦梅希的人，他在公社期间出版了《度申老头》，这是对1793年阿贝尔的报纸的可怜的模仿。¹⁹⁰为了回答他的对手们的道义上的谴责，这位高贵的勇士在他的一篇讽刺文章中把他们全体称为“无赖或无赖的帮凶”，用罕见的一大堆下流话来骂他们：

　　“每一个字，都是一把夜壶，而且不是空夜壶。”⁽⁵⁾

　　面对这样的对手，我们的33位布鲁土斯认为有必要在大庭广众之前一展身手！事实上无可怀疑，经过了战争的浩劫和巴黎的饥懂，特别是经过了1871年5月的那些可怕的流血日子之后，巴黎无产阶级需要一段较长时间的宁静，以便养精蓄锐，任何过早的起义企图只会导致一次新的、可能是更惨重的失败。但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另有高见。在他们看来，凡尔赛保皇党多数派的瓦解宣告了

　　 “凡尔赛的崩溃，为公社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正接近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接近一次大危机，由于灾难深重似乎陆人绝境并走向死亡的人民正重整旗鼓开始革命的进军。”

　　于是，又干起来了，并且立即干起来了。这种立即”为公社复仇”的愿望不单纯是流亡者的幻想，对于那些硬要在一个从他们的角度，即从革命攻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有所作为的时刻成为”实干家”的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信条。

　　这已成为老一套的成规。既然已经干起来了，他们就认为，“一切还保持生命力的流亡者应该明确自己立场的时刻到来了”。

　　于是，这33个人向我们声明：他们是（1）无神论者，（2）共产主义者，（3）革命者。

　　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与巴枯宁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都想成为走得最远、最极端的派别的代表者。因此，顺便提一下，尽管他们的目的与巴枯宁主义者根本对立，他们采用的手段却常常与后者相同。这就是说，他们要在无神论方面比所有的人都激进。在我们的时代，当个无神论者幸而并不困难。在欧洲各工人政党中无神论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事，虽然在有些国家中它往往带有那位西班牙巴枯宁主义者的无神论所带有的那种性质，这位巴枯宁主义者说：信奉神，同整个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但信奉童贞马利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每一个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当然都应该信奉她。至于德国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则甚至可以说，无神论在他们那里已成了往事；这个纯粹否定性的术语对他们已经不适用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根本不相信神了；他们干脆把神打倒，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和思考，因此他们是唯物主义者。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最简单的做法莫过于设法在工人中广泛传播上一世纪卓越的法国唯物主义文献。这些文献迄今为止不仅按形式，而且按内容来说都是法兰西精神的最高成就；考虑到当时的科学水平，在今天看来它们的内容也仍然有极高的价值，它们的形式仍然是不可企及的典范。但是，这却不合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的胃口。他们为了证明自己比谁都激进，于是像1793年那样，用法令来取消神：

　　 “但愿公社使人类永远摆脱昔日苦难的这个幽灵〈神〉.摆脱人类现今苦难的这个原因〈这个不存在的神竟是原因！〉。——在公杜中没有教士的位置，一切宗教宣传和宗教组织都应加以禁止。”

　　而这个要求，即遵照穆夫提的盼咐⁽⁶⁾使人们成为无神论者，是由两位公社委员签署的，而他们一定已有充分的机会体验到：首先，在纸上可以随便写多少条命令，而用不着去实际执行；其次，迫害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条，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¹⁸⁸中的反教会法令。

　　纲领的第二点是共产主义。

　　这里我们到了一个熟悉得多的领域，因为在这里我们所乘的那只船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秋天就已经退出国际的五个布朗基主义者宣称，他们拥护一个在一切基本点上同现今德国共产主义纲领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纲领，并且声称他们退出国际的理由仅仅是由于国际拒绝按这五个人的意见推行革命。¹⁹¹现在33人委员会已经接受这一纲领及其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虽然这一纲领是用布朗基主义者的法语翻译的，译文还有许多地方尚待改善，因为它没有十分确切地表达《宣言》的原文，例如下面有这样一段话：

　　 “资产阶级撕下了从前遮盖着对劳动的剥削这一奴隶制最后表现形式的神秘面纱：在这个可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简单对立的社会里，政府、宗教、家庭、法律、过去和现在的各种设施最终表现为压迫工具，资产阶级用它们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镇压无产者。”

　　请把这一段话同《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比较一下：

　　“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⁷⁾等等。

　　但是，只要我们从理论下降到实践的领域，这33个人的特色就显露出来了：

　　 “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寿命。”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33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抱有善良的愿望，想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做理论上令人信服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可是归根到底，我们这33个人是“革命家”。

　　而在这个方面，就大言不惭而言，大家知道巴枯宁主义者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却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胜过他们。怎样胜过呢？大家知道，从里斯本和纽约到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的所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都立即对巴黎公社的行动承担了全部责任。我们的布朗基主义者认为这还不够：

　　 “至于说到我们，我们要求对〈公社期间〉处死人民的敌人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接着列出了被枪决者的名单〉，我们要求对旨在破坏君主压迫或资产阶级压迫的工具，或者为了保卫战斗者而纵火一事负自己的一份责任。”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就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难免做出许多蠢事，当人们最后平静下来，能够重新进行批评的时候，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此事情搞糟了。

　　但是，如果把公社看做是完全神圣的，宣布它是绝对没有错误的，断言烧毁的每一幢房子，枪决的每一个人质都是毫无差错的，即使细校末节也做得完全恰当，那是多么缺乏批评精神！这不就是断言，在5月的那一周中人民枪决了恰恰那些该枪决的人，烧毁了恰恰那些该烧毁的建筑物？这不就是等于断言，第一次法国革命期间每一个被斩首的人，起先是罗伯斯比尔下令斩首的人，以后是罗伯斯比尔自己，都是罪有应得？可见，实质上很温和的人硬要装出十分吓人的样子时，事情就变得多么幼稚可笑！

　　够了。尽管这些流亡者做了各种蠢事，尽管他们让小伙子卡尔⁽⁸⁾装出吓人样子的种种尝试变成一出出滑稽戏，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一纲领向前跨了极为重要的一步。这是法国工人赞同现代德国共产主义的第一篇宣言。而且，他们还是属于把法国人看做革命的选民，把巴黎看做革命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派别的工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是瓦扬不容争辩的功绩，他在纲领上同别人一起签了名，大家知道，他精通德文和德国社会主义文献。而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在1870年证明他们完全摆脱了一切民族沙文主义，现在他们会把法国工人接受正确的理论原理（尽管这些原理是从德国来的）这一事实看做良好的预兆。

三¹⁹²

　　在伦敦有一家不定期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名叫《前进！》（“Vperëd！”）。它是由一位极可敬的俄国学者⁽⁹⁾主编的。在俄国流亡者文献中盛行的一种严格的礼节禁止我们说出他的名字。甚至那些装做是真正的革命的食人者、那些把对任何东西的尊敬都叫做背叛革命的俄国人，在自己的论战中也恪守不指名道姓的虚套，而且丝毫不苟，这种精神只有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上才能见到；他们始终遵守这种虚套，即使这已经显得很可笑也要加以遵守。比如在上述场合就是这样，因为所有俄国流亡者和俄国政府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当然根本不想无缘无故地泄漏这个保守得这样严格的秘密：但是，因为连儿童都应当有个名字，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行文方便起见用俄国人喜爱的名字彼得来称呼《前进！》的这位编辑，希望他不要见怪。

　　朋友彼得按哲学观点来说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力图从各种千差万别的体系和理论中选择最好的东西：把一切都试一试，把最好的留下来！他知道，一切东西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重要的是，好的一面应当吸收，而坏的一面则应抛弃。但是由于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都有这种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每件事物，每个人，每种理论差不多既是好的，又是坏的，就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因而从这个观点看来，着急去肯定或否定这一事物或那一事物是蠢举。从这个观点看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一切斗争和一切争论，都应当看做是极其荒谬的行为，只能使他们的敌人称快。因而完全可以理解，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总企图使所有这些互相斗争的人们调和起来，认真地劝他们不要再在反动派面前演出这种闹剧，而应该只是攻击共同的敌人。如果他是刚刚从俄国来的，那么这就更加自然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俄国，工人运动得到了巨大发展。

　　因此，《前进！》千方百计地劝导所有社会主义者保持和睦，或者至少避免任何公开的纠纷。当巴枯宁主义者企图捏造种种借口，通过欺骗和谎言使国际受他们的统治，从而在这个协会中引起了尽人皆知的分裂的时候，《前进！》又在呼吁团结。当然要达到这种团结只有一个办法，即立即让巴枯宁主义者为所欲为，并把国际手脚捆绑起来听凭他们的秘密阴谋去处置。人们并没有完全失去责任心，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接受了挑战；海牙代表大会¹⁹³作出决议，赶走了巴枯宁主义者并决定公布文件，以证明开除是正当的。

　　《前进！》编辑部大发牢骚，抱怨没有把整个工人运动当做贡品奉献于心爱的“团结”之前。但是，当使巴枯宁主义者声誉扫地的文件真的在委员会的报告（见《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¹⁰⁾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德文版）中出现以后，惊恐的情绪就更加严重了。我们听听《前进！》自己是怎么说的。

　　 “这个出版物……带有充满火气的论战性质，矛头指向站在联邦主义者前列的人物……它的内容充满了私事，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因而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¹¹⁾

　　为了向履行了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人证明，他们犯了多大的罪，《前进！》指出了《新自由报》上登载的一个叫卡尔·塔勒的人写的一篇小品文⁽¹²⁾，这篇小品文

　　 “来自资产阶级阵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最清楚地表明，工人队伍中为政权而斗争的战士之间的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对于工人等级的共同敌人，对于资产阶级和国家说来会有什么意义”。

　　我们首先指出，巴枯宁主义者在这里简单地被称为“联邦主义者”其对立面则是所谓的集权主义者，这说明作者似乎相信了这种不存在的、为巴枯宁主义者所发明的对立。事实将证明，实际上这是无中生有的。其次，我们指出，作者是根据维也纳《新自由报》这种下流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的一篇作为订货写成的小品文得出结论，说什么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当揭露假装的革命者，因为这些相互指责会使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拍手称快。而在我看来，《新自由报》以及所有这一帮报人尽可以写出成千上万的小品文，但是对德国工人政党的行为丝毫也发生不了影响。任何斗争都包含有不能不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称快的因素，不然换个方式就会使自身遭到实际损害。幸而，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是可以让敌人暗自称快一下的，只要以这个代价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但是，主要的指责是，报告充满了”私事，它们的可靠性对于起草人来说不是没有疑问的”，因为这些私事都只是道听途说来的。但是，朋友彼得从何得知，像国际这种在整个文明世界都有自己的常设机构的协会只能凭道听途说收集这类事实。这一点他没有说明。他的论断无论如何是极端轻率的。报告所谈的事实都有真实的文件作证据，连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敢对它们提出异议。

　　但是朋友彼得坚持认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理解。或者，我们就近看看当代的情况吧：如果某个贞洁的伊萨伯拉嫁给了一个人，据深知他的一些人（例如，陪审推事乌尔里希斯）作证说，这个人不喜欢女人，因而只迷恋男性，而她，受到冷淡后，就乱找男人，——那么，所有这一切完全是私事。但是，如果上面提到的贞洁的伊萨伯拉是西班牙女王，而陪伴着她的青年人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名叫塞拉诺；如果这个塞拉诺由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立下的功劳而被提升为元帅和内阁首相，后来被另一个宠臣所排挤和贬黜，然后又依靠其他遭遇相同的伙伴的帮助把自己的不忠实的女友从国内撵出去，最后，在经过种种惊险之后，自己成了西班牙的独裁者，成了俾斯麦竭力为之效劳以使之获得各大国承认的大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伊萨伯拉和塞拉诺的私人历史就成了西班牙历史上的一章，如果有谁想写现代西班牙的历史，而又有意地不向自己的读者提这段情节，他就是伪造历史。同盟是一个匪帮，其中除了受骗者外，还有大量骗子、冒险家、欺诈者、警探、投机钻营分子和懦夫，当描述这个匪帮的历史的时候，是否应当伪造这个历史，把这班先生们的种种下流勾当当做“私事”有意地加以隐瞒呢？朋友彼得尽可以吃惊不已，但是他可以相信，我们还远没有全盘端出这些“私事”。材料正越积越多。

　　如果《前进！》把报告说成主要是用私事编成的拙劣作品，那么这种做法是很难确定其性质的。一个会写出这种东西来的人，或者是根本没有读过这个报告，或者由于见识太少或成见过深而不能理解它，或者明明知道自己所写的东西是不真实的。读过《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的人不能不深信，其中引用的私事是这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是为了更好地描绘其中所提到的人物而列举的例证，所有这些东西都可以删去而无损于这本书的主要目的。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要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暗中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耶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这就是该书所谈到的东西；断言它的全部内容都是私事，说得轻一点，这是不负责任的。

　　当然，把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这样突然地、赤裸裸地向西欧揭露出来，对某些俄国人说来可能是非常不幸的。但是，这是谁的过错呢？不是那些代表这个肮脏一面的俄国人，不是那些欺骗自己的同胞还嫌不够，竟然还想让整个欧洲工人运动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服务的俄国人自己，又是谁呢？如果巴枯宁和他的同伙只是在俄国建立自己的英雄业绩，在西欧就未必有人会认为应把他们当做靶子。俄国人自己会操心自己的事的。但是，既然这些对西欧工人运动发展的条件和进程一窍不通的先生们竟想在我们这里扮演独裁者的角色，那就不是小事了：应当直截了当地制止他们。

　　况且，俄国运动是能够安然地经受起这类揭露的。一个产生了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两个大作家、两个社会主义的莱辛的国家，决不会因为一度产生了像巴枯宁这样的骗子和一些像癞蛤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就会灭亡的。其实，就是在俄国年轻一代中间，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杰出才能和精力充沛的人，他们靠自己的语言知识，在熟悉各国的运动方面超过了法国人和英国人，而在处世灵活方面则超过了德国人。那些了解工人运动并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的俄国人会认为，使他们摆脱对巴枯宁主义者欺诈行径负有的共同责任，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前进！》用下面这段话来结束自己的评论：

　　 “我们不知道，这本小册子的作者们如何看待该书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心情沉重，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本小册子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可悲现象的。”

　　我们的叙述的第一部分就谈到朋友彼得的这种沉重心情为止。第二部分从《前进！》同一卷上所载的下面这段话开始：

　　 “我们用另一则这类消息来使我们的读者共享快乐。著名著作家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现在也同我们站在一起，加入我们的队伍了；经过四年监禁之后，他成功地逃出了使他无所作为的监禁地，从而加强了我们的队伍。”

　　著名著作家特卡乔夫是什么人，我们从他本人在1874年4月出版的一本俄文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中可以知道。这本小册子表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中的小卡尔·米斯尼克。他告诉我们说，到处都有人要求他参与《前进！》杂志的工作；他知道，编辑是反动分子，然而他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前进！》杂志，请注意，这完全不是别人对他的要求。他来到之后惊异地发现，编辑，即朋友彼得，操有最终决定取舍文章之权。自然，这种不民主的行事方式使他感到愤慨，他写了一封详尽的信，信中说，“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他为自己和所有其他的撰稿人要求（请注意，后边这些人根本没有这种要求）“在刊物的编写和经济方面的一切问题上，都有平等的〈同主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这里，一种稚气立即暴露出来了，它在俄国流亡者运动中虽然不占上风，但是或多或少是受到宽容的。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编写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但是俄国人则不是那么粗野。朋友彼得同样“从维护正义和基于纯粹理论方面的考虑”竭力说服他，要他相信自己错了。自然，这是徒劳的。深受委屈的特卡乔夫像阿基里斯一样躲避自己的营幕，并且从那里用自己的小册子向朋友彼得开火，称其为“庸俗哲学家”。

　　他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一大堆巴枯宁主义者关于真正革命实质的已被重复过无数次的词句，来指责朋友彼得，说他的罪行就是要人民为革命预先做准备，使他们“明确了解和意识到自己的需要”。但是，谁想这样做，据说他就根本不是革命者，而是和平进步的信徒，亦即反动分子“合乎德国人口味的不流血革命”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懂得人民是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的”；谁不相信这一点，他就是不相信人民，而相信人民“乃是我们的力量之所在”。对于那些不明白这一点的人，作者援引了涅恰耶夫这位“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的格言。朋友彼得说，在人民做好发动革命的准备之前，我们应当等待。“但是我们不能，我们也不想等待”，真正的革命者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等等。

　　在我们西欧，只要一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终止所有这些幼稚言行：如果你们的人民时刻准备着发动革命，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有权随时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如果你们已经再也不能等待了，那你们干吗还用废话来烦扰我们，鬼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起来呢？

　　但是，在我们的俄国人看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朋友彼得认为，特卡乔夫先生的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议论，能够对俄国青年产生一种像维纳斯山那样的魔力，于是他这个俄国青年的忠实的埃卡尔特，就出版了一本长达60页印得密密麻麻和警语连篇的书翰¹⁹⁴。他在这里陈述了他本人对革命实质的看法，一本正经地研究了人民是否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革命家们是否有权并且是在什么条件下有权号召人民起来革命，此外还发表了其他诸如此类自作聪明的议论。这些东西整个看起来和经院哲学家关于童贞马利亚的研究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里“革命”本身成了某种像童贞马利亚之类的东西，理论成了信仰，参加运动成了祭祀，而一切活动都不是在平庸的尘世展开的，而是在泛泛空话的九霄云外进行的。

　　但是，朋友彼得却因此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的境地。他虽然鼓吹团结，反对革命党内部的任何论战、任何“互相指责的论争著作”，但是他如果不同样参加论战，当然就不能履行自己的埃卡尔特的责任，如果不同样指责自己的对手，当然就不能回答对手的指责。发生这种“可悲现象”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沉重”，朋友彼得将亲自告诉我们。他的小册子一开头这样写道：

　　“两害相权取其轻。

　　 我很清楚地知道，俄国流亡者的全部文献包括的都是些互相指责的小册子，其中争论谁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不是真正的人民之友，谁是真诚的谁不是 真诚的，谁才是俄国青年的真正代表、名副其实的革命政党的真正代表，——这全部纯系俄国流亡者私人之争的文献，使读者感到厌烦，对革命斗争事业也没有任何价值，而且只能使我们的敌人称快……　我知道这个，但我仍然认为，我必须写这些篇章，必须用自己的手为这可悲的文献增加一点数量，使读者厌烦，敌人称快……　所以必须这样做，因为两害相权应取其轻。”

　　妙极了。但是，既然朋友彼得在《前进！》杂志上大大发扬真正基督徒的容忍精神，并要求我们容忍被我们揭穿了的骗子——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他和我们一样清楚地知道这些骗子——，那么为什么他对报告的作者们就一点也不容忍呢！竟不问问自己，他们不是也有必要两害相权取其轻吗？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一定要先碰了钉子，然后才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比较尖锐的论战来反对那些在假革命活动的掩盖下力图使整个欧洲工人运动走上歧途并取消整个运动的人，那就可能发生比这种论战更有害的事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我们对朋友彼得还是宽厚一点吧，他的遭遇已经是够不幸的了。他怀着完全知罪的意识还没有做完他责备我们所做的那种事情，涅墨西斯又赶着他往前走了，迫使他为卡尔·塔勒先生在《新自由报》上撰写小品文提供新材料。

　　 “或者”他问随时准备起义的特卡乔夫“你们的宣传鼓动大概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吧？你们的组织大概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吧？确实准备好了吧？难道这不是‘典型’革命家的著名的秘密委员会，发号施令的两人委员会吗？我们的青年受了多少欺蒙，受了多少哄骗，他们的信任被可耻地滥用了，弄得他们已经不敢立即相信革命组织已经准备好了。”

　　当然，俄国读者不需要别人说明，这”两人”就是巴枯宁和涅恰耶夫。他接着写道：

　　 “但是有人声明说，他们是人民之友，是社会革命的信徒，然而在他们的活动中却带有我在前面称之为‘旧社会的复活’的虚伪和不真诚品质……　他们利用了新制度的信徒们对旧制度的不公平的愤慨，提出了一条原则：在斗争中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他们把欺骗同志，欺骗那个似乎是他们服务对象的人民都算做是这种可用的手段。他们只要能组成一个相当强大的党，就不惜欺蒙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革命的政党可以没有党员的真诚团结似的！他们准备在人民中燃起劫掠和不劳而获的旧欲望……　他们准备剥削自己的朋友和同志，把他们变成自己计划的工具，他们在口头上准备捍卫个人和小组的最充分的独立和自治，同时却在建立最坚决的秘密独裁制度，把他们的信徒培养成最驯服的、盲目听从的工具，好像社会革命通过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联合，通过一个由那些在行动上经常否定在口头上宣扬的东西的人组成的团体就能完成似的！”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事实：这段话很像是从《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摘引来的，两者的相像看起来就像两个鸡蛋一样，而写这段话的人正好是几个月前把这本书当做反对共同事业的犯罪行为来谴责的那个人，理由是该书进行了攻击，而这种攻击却和上面所援引的那段话一模一样，所反对的也同样是那些人。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

　　如果我们现在回头来看一看胸怀壮志但却一事无成的特卡乔夫先生，以及我们这位朋友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所遭到的一点不幸，那就该轮到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作者们如何看待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愉快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篇文章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特殊'现象的。”

　　但是，还是把玩笑搁在一边。迄今的俄国运动中之所以发生许多奇怪现象，是由于长期以来任何一部俄国著作对于西方说来都好像是天书一般，因此巴枯宁及其同伙就很容易把他们所干的勾当向 西方隐瞒起来，而这些勾当在俄国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们大力散布这样一种观点：说什么为了运动本身的利益，即使俄国运动中肮脏的东西，也应当向西方隐瞒起来；谁把俄国的事情——因为它们见不得人——告诉欧洲，谁就是叛徒。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结束。通晓俄语，现在至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已经不是那样稀罕的事情了；俄语是活的语言中最有力量和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所以无论就其本身而言，或者就其所展示的文学作品而言，都是完全值得学习的。俄国人应当融入国际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说他们的运动从今以后要在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前并在它们监督之下进行。任何人都没有像俄国人自己那样不得不因以前与外界隔绝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不是处于这种隔绝状态，他们是不会在许多年中被巴枯宁及其同伙那样可耻地愚弄的。从西方的批评中，从西欧的各种运动同俄国运动的相互国际影响中，从终于正在实现的俄国运动同全欧运动的融合中获益最大的正是俄国人：自己。

四¹⁹⁵

　　《人民国家报》的读者不走运。他们当中有些人想必还记得，我在前一篇关于流亡者文献的文章（第117和118号）中分析了从俄文《前进！》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几段话，以及它的编辑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在进行分析的时候完全是顺便提到了某位彼得·特卡乔夫先生，他为了反对上面提到的那个编辑而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之所以要同他打交道，只是因为避免不了。我根据作者不朽著作的形式和内容，说明他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仿佛是俄国革命青年中的小卡尔·米斯尼克”，并且对《前进！》杂志的编辑表示遗憾，因为他竟认为有必要和这样的对手周旋。但是很快我就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他把我拖入同他的论战。他发表了一封1874年由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出版的彼得·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这封信把这位特卡乔夫先生理应知道我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的头上，对此我是不在乎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向德国工人提供了有关俄国状况的完全不真实的描述，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有关俄国的活动作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

　　特卡乔夫先生在他的公开信中总是以俄国革命青年的代表自居。他断言，我“给……俄国革命者出主意，说服他们和我〈！〉结成同盟”；同时，说什么我“以最不利的色调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他们的意向和他们的著作。他说道：“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的最深的蔑视，因为在您看来，我们是如此‘愚蠢’和‘不成熟’”等等，”幼稚的中学生，这就是您赐予我们的称呼”——而结尾自然是下面这张王牌：“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说什么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特卡乔夫先生本人。

　　彼得·尼基提奇·特卡乔夫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所有这一切没有一句是真话。第一，在上述文章中我只是要特卡乔夫先生本人对特卡乔夫先生的名言负责，而没有归咎于其他任何人。我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如果他硬要以此自居，而把我所说的关于幼稚的中学生的话和其他恭维话从自己身上转送给他们，那我就要坚决反对这种做法。自然，在俄国革命青年中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会碰到道德和智能极不相同的人。但是一般说来，即使把时代的差别和重大的环境差别充分估计在内，俄国青年现在无疑也要远远高过我们德国青年学生，甚至高过他们在黄金时代即在30年代初的水平。除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谁也没有给予他代表所有这些青年人讲话的权利。尽管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是否有权代表这样一些为数不多的俄国巴枯宁主义者来发言，即代表我曾经说过的“一些像癞蛤蟆一样好吹牛皮、到头来互相吞食的不成熟的大学生”来发言。但是，就算他真的代表他们，这仍然只不过是关于伦敦土利街三个裁缝的老故事的翻版，这三个裁缝曾发表一个宣言：“我们，英国人民，声明”等等⁽¹³⁾。因此，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无论先前和现在都与这里的问题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我们”到处都读做“我”。

　　据说，我曾给他“出过主意”！对于这点我一无所知。打击，彼得·尼基提奇，我倒或许顺便给过几下，但是主意？⁽¹⁴⁾劳驾请提出证据。

　　据说，我曾说服他或者像他这一类的人和我结成同盟，而且还指出这是我在前一篇文章的末尾谈到的。如果特卡乔夫先生能证明这点，我就给他10马克俾斯麦时代的帝国硬币。

　　据说，我曾断言他“愚蠢”——也给这两个字加上了引号。虽然我不想否认，他的才能的光芒——假如一般还可以说他有才能的话——在这两本著作中并没有放射出来，但是每个人仍然可以相信，在我的文章中“愚蠢”这两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不过，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总是求助于伪造引文。

　　此外，据说我还“嘲笑了”他，把他形容得“滑稽可笑”。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德国人素来被认为是单调乏味的人，而且在许多时候确实也应该博得这样的称号。但是这并没有给我们加上一层义务，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像巴枯宁主义者那样单调乏味和一本正经。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同警察、检察官和监狱看守进行游击战而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幽默气质，我为什么要否认它呢？谁也没有禁止特卡乔夫先生也尽力来嘲笑我，把我形容得滑稽可笑，只是不要把谎言加在我的身上。

　　然后接着便是一个无可比拟的指责：我如实地介绍了特卡乔夫先生及其著作就是“为我们的共同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同样在另一个地方又说，像我那样描绘他，我就是违反“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这些真正的革命者先生们，对我们总是为所欲为，尤其是他们在暗处这样干的时候，但是，你若试图不用最尊敬的口吻来谈论他们，试图揭露他们的活动，批评他们和他们的空话，你就是为俄国沙皇效劳和破坏国际的基本原则。事情恰恰相反。为俄国政府效劳的不是别人，正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如果俄国警察当局稍微聪明一点，它就会在俄国大量散发这位先生的小册子。一方面，警察当局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手段，来在一切明白事理的人面前败坏作者自视为其代表的俄国革命者的名誉。另一方面，始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很好的但没有经验的年轻人被特卡乔夫先生引上轻举妄动的道路，从而自投罗网。

　　特卡乔夫先生说，我“用尽一切骂人话来攻击他”。但是有一种责骂，即所谓讽刺挖苦，是最有效的雄辩手段之一，这种手段一切大演说家在必要时都加以运用，而英国最有才能的政治著作家威廉·科贝特则是运用这种手段的能手，其运用之妙迄今还令人赞叹不已，并成为不可企及的典范。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也“骂”得很不坏。因此，即使我也骂了人，那么这本身也决不能构成我的罪过。但是，既然我并没有把特卡乔夫先生当做一回事，因而也根本没有采用什么雄辩术，所以我根本也不可能去辱骂他。我们来看一看，关于他我说了些什么。

　　我称他为“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不成熟可以指性格、智力和知识。至于说性格的不成熟，我用以下一段文字转述了特卡乔夫先生本人的故事：

　　“一位在本国负有盛名的俄国学者，流亡到国外，筹集资金在国外创办一个政治性刊物。他的事业刚刚有所进展，未经任何邀请，就有一个陌生的、多少有些过度兴奋的年轻后生跑来，自荐为他撰稿，并且极其幼稚地提出条件，要在有关编写和金钱的一切问题上都同刊物创办人享有同样的表决权。在德国，对这种人会干脆嗤之以鼻的。”

　　在这之后我没有必要再列举证据来说明他的性格的不成熟。下面那段从特卡乔夫先生的小册子中摘录下来的话，已充分证明他的智力的不成熟。至于谈到知识，那么《前进！》杂志和特卡乔夫先生之间的争论大部分是围绕着下述问题进行的：《前进！》杂志编辑要求俄国革命青年学会一些东西，用认真的、切实的知识来丰富自己，养成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批判地思考的能力，兢兢业业地致力于自我提高和自我教育。特卡乔夫先生厌恶地拒绝了这类劝告：

　　“我不得不再三地表示他们常在我心中引起的极大愤慨……　学习吧！提高自己吧！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等待！学习，深造！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意思是指和革命一起等待下去〉我们是否有权把时间搜费在提高自己上面？”（第14页）”知识——这确实是和平进步的必要条件，但对革命说来它们根本是不必要的。”（第17页）⁽¹⁵⁾

　　既然特卡乔夫先生对单纯号召学习都表示愤慨，既然他宣称一切知识对革命者说来都是多余的，况且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找不到任何一点点知识的痕迹，那么这样一来他就是自己为自己提供了不成熟的证据，而我只不过是指出了这点而已。但是，一个自己为自己提供了这种证据的人，在我们看来顶多只能达到中学生的教育程度。我指出他达到了他可能达到的这种最高的程度，决不是骂他，而是给了他甚至可以说是过多的荣誉。

　　此外，我说过，特卡乔夫先生的议论是幼稚的（本文中所摘录的话就是这方面的证明）、枯燥的（这一点大概作者本人也不会否认）、矛盾的（正如《前进！》杂志编辑向他指出的那样）和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这也是准确的）。然后我谈到了他的雄心壮志（关于这一点我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的）和一事无成（本文再充分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儿究竟哪儿有骂人的话呢？我把他比做小卡尔·米斯尼克，比做德国最讨人喜欢的中学生和最为人所熟悉的德国著作家之一，这根本说不上是骂人话。不过，别忙！我不是说过，他像阿基里斯一样躲进自己的营幕，并从那里用自己的小册子向《前进！》杂志开火吗？问题原来在这里。一个一听到学习二字就勃然大怒的人，一个可以大胆地把海涅的诗句

　　“他自己为自己赢得

　　他自己的全部无知”⁽¹⁶⁾

　　当做自己的座右铭的人，在这里头一次听说阿基里斯这个名字，完全是意料中的事。由于我提到阿基里斯时同时也提到了“营幕”和“开火”，因此特卡乔夫先生可能会以为，这位阿基里斯是一个俄国军士或土耳其非正规军队的士兵，因而我骂他是阿基里斯，就是没有礼貌。但是我可以向特卡乔夫先生保证，我所说的这位阿基里斯是希腊传说中的非常伟大的英雄，他躲进自己的营幕就为一切时代最宏伟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提供了题材；甚至巴枯宁先生也能向他证实这一点。如果我的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当然，我将不得不声明，特卡乔夫先生不是一个中学生。

　　往下特卡乔夫先生说道：

　　 “尽管如此，我仍然要表述这样的信念：要引起社会革命是很容易的……　您会指出，既然可以这样容易地引起革命，为什么不这样干，而只是喋喋不休地谈论它呢？——在您看来这是可笑的、幼稚的行为……　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深信，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任何时候都可以唤起俄国人民实行总的革命反抗〈！〉。诚然，这个信念使我们有责任进行一定的实践活动，但是这个信念同进行文字宣传的益处和必要性丝毫也不矛盾。只是我们深信这一点，那是不够的自我们希望，别人也赞同我们的这种信念。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越多，我们就越会感到自己有力量，我们就越容易实际完成这个任务。”⁽¹⁷⁾

　　这简直太好了！这听起来多么亲切，多么通情达理，多么善良崇高，多么令人信服。这听起来完全好像是说，特卡乔夫先生写自己的小册子仅仅是为了证明文字宣传的益处，而我这个没有耐性的黄口孺子却回答斗也说：文字宣传见鬼去吧，现在就该举事！——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

　　特卡乔夫先生在自己的小册子中一开始就干脆对报刊宣传（而这正是文字宣传的最有效的形式）投了不信任票，他声称，不应把“过多的革命力量浪费”在报刊宣传上，因为“它在运用得不恰当的时候所带来的害处，要比运用得恰当的时候可能带来的好处大得无可比拟”。我们这位特卡乔夫先生就是这样崇尚一般文字宣传的。如果就细节来说，当你想从事这种宣传，想为自己招募志同道合者时，仅仅发表宣言是不够的，而必须探究根据，因而，必须从理论上来考虑问题，也就是说归根到底必须科学地对待问题。关于这一点特卡乔夫先生向《前进！》杂志编辑声明道：

　　 “您的哲学斗争，您的杂志热心进行的那种纯理论的、纯科学的宣传……从革命政党利益的角度来看，不仅是无益的，而且甚至是有害的。”〔①〕

　　你们看，我们越深入地研究特卡乔夫先生对文字宣传的观点，我们就越陷入绝境，越不能理解他想要什么。事实上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我们接着听下去：

　　 “难道您不懂得，一个革命者始终认为而且应当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起义，他和庸俗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不等待历史事件的进程本身向他指示时刻，而来自己选择这个时刻，他知道人民随时都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0页）……　谁不相信当前革命的可能性，谁就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它有进行革命的准备（第11页）……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们断定说，俄国革命绝对必要，而且恰恰是在目前绝对必要；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者。不是现在就干，就得很久以后才干，也许是永远不干（第16页）……任何受尽专横暴虐和剥削者的折磨的民族……任何这样的民族（而所有民族都处于这种状况），由于自己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的作用，都是革命的，它随时能够，它随时希望进行革命冒它随时准备进行革命（第17页）……　但是我们不能，而且也不想等待（第34页）……　现在哪有工夫长期集训，哪有工夫没完没了地准备，——让每个人都迅速收拾好自己的家什，赶紧起程。干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应再去管它。它早已解决了。这就是干革命。——怎么干？谁能怎么干就怎么干，谁知道怎么干就怎么干。”（第39页）⁽¹⁸⁾

　　我认为这已经说得够清楚的了。因此我建议小卡尔·米斯尼克：既然已经非这样干不可了，既然人民已经准备好进行革命，而你也准备好了，既然你无论如何不愿等，不能等，而且也无权等下去了，既然你已得到了选择起义时刻的权利，以及最后，既然问题在于不是现在就干就是永远不干！——那么，最亲爱的小卡尔，你就干你所不能拒绝的事情吧，今天就立刻去干革命并把俄罗斯国家彻底摧毁吧，不然的话，末了你会酿成更大的灾祸！

　　小卡尔·米斯尼克干了些什么呢？他投入了战斗吗？消灭了俄罗斯国家吗？解放了俄国人民——”这个不幸的、正在流血的、戴着蒙难的荆冠被钉在奴隶制十字架上的人民”吗？解放了这个灾难深重得不允许他再等待下去的人民吗？

　　他连想都没有这样想。小卡尔·米斯尼克满脸流着无辜受辱的辛酸泪向德国工人诉说：你们看，坏蛋恩格斯在诬赖我；他声称我说过要立即起义；但是我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而是说要进行文字宣传，而连自己也只是搞文字宣传的恩格斯，却厚着脸皮假装不了解“文字宣传的好处”。

　　等待！搞文字宣传！而我们到底是否有权等待，是否有权把时间浪费在文字宣传上？要知道，革命拖延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使人民付出成千上万的牺牲！（第14页）现在不是进行文字宣传的时候，革命必须现在就干，不然也许是永远不干……我们不允许有任何耽误，任何延宕。而据说我们还要去搞文字宣传！呵，上帝，难道这是一个活人在向活人们说话，而这个说话的人就叫做彼得·特卡乔夫！

　　这套现在被轻蔑地抛弃的关于立即起义的大话，我称之为”幼稚的”，难道说得不对吗？这套大话竟幼稚到这种程度，可想而知，说这种大话的人在这方面大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居然还是超过了自己。《前进！》杂志编辑摘录了特卡乔夫先生起草的告俄国农民宣言中的一段话。特卡乔夫先生在宣言中对社会革命完成后的状况作了如下的描绘：

　　 “庄稼汉也就会过起载歌载舞的快活日子来……他的钱包装得满满的，并且装的是金币而不是铜子。家里的大小牲畜和家禽应有尽有，要多少有多少。他的饭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肉食，还总是有节日的糕点，还有各种甜酒，从早到晚 随时可以享用。他又吃又喝，肚子能装下多少就装多少，而干活干多干少随他的便，谁也不敢强迫他去干什么事情：想吃就吃，想睡就往床上一倒……”⁽¹⁹⁾

　　一个编得出这类宣言的人，对于我仅仅把他叫做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居然还要愤愤不平！

　　特卡乔夫先生接着说：

　　 “您到底为什么要指责我们的秘密活动？如果放弃秘密的、隐蔽的地下活动，我们也就势必要放弃所有一切革命活动。可是，您责骂我们还因为我们在这里，即在西欧……也不愿意放弃我们进行秘密活动的习惯，而这就妨碍了…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²⁰⁾

　　第一，说俄国革命者除了搞密谋之外再没有别的手段是不正确的。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刚刚还在强调从国外传入俄国的文字宣传的重要性吗？况且，在俄国本国内，尤其是在城市中，向人民进行口头宣传的途径是永远不可能完全被杜绝的，不管特卡乔夫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找到有利于自己的什么说法。对此最好的证明是，不久前在俄国进行的大规模逮捕中，大多数被捕者不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大学生，而是工人。

　　第二，只要特卡乔夫先生能够向我证明，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断言，密谋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一概不能容许的，那么还在他没有解放俄国之前，我就远走高飞，到月球上去。只要他能够向我证明，我在我的文章中除了谈到反对国际的密谋即同盟而外还谈到别的密谋，那我就从月球上送一点什么东西给他作纪念。唉，如果俄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先生们的确认真地进行秘密活动来反对俄国政府那就好了！如果他们这些自诩为“活动家”（dejateli） 的人不去搞以瞒哄和欺骗同谋者为根基的欺诈性密谋，即不去搞涅恰耶夫这位被特卡乔夫说成“我们当代青年的表率”所搞的那种密谋，如果他们不去搞破坏欧洲工人运动的密谋，即不去搞幸而被揭穿从而被摧毁的同盟所搞的那些密谋，而做一番真正的事业，来证明他们是真正有组织的，证明他们除了企图成立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以外还在干点别的事情，那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只是向全世界大嚷大叫：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我们在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完全像歌剧中的密谋家一样，放开喉咙演出一场四重唱，各自喊着：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吵！所有这套关于广泛进行的密谋的牛皮大话只不过是一种掩蔽物，无非用来掩盖对于各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以及在革命党内进行充满野心的帮派活动的事实。

　　正因为我们在《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中无情地揭露了所有这些欺骗伎俩⁽²¹⁾，这班先生们才这样暴跳如雷。他们说，这是“冒失行为”。他们说，我们揭露巴枯宁先生就是力图“玷辱我们所处的这个革命时代的最伟大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而且是用“污秽”来玷辱。然而，只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看出，这种污秽原来完完全全是巴枯宁先生本人的作品，而且远非他的最糟糕的作品。上述著作把他描绘得还过于清白了。我们仅仅摘录了《革命问答》¹⁹⁶第十八条，这一条规定必须如何对待俄国贵族和资产阶级，必须如何”掌握他们的污秽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变成我们的奴隶，这样一来，他们的财富等等就会成为创办各种事业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和宝贵的支柱”。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说明，这一条是如何见诸实践的。而这方面有许多东西可以讲，并且在适当时机确实也要讲。

　　这样一来就弄清楚了，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即摆出一副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极为相称的面孔对我进行的一切斥责，都是立足于这样一些论断，这些论断他不仅知道是假的，而且还是他本人卑鄙无耻地捏造出来的。关于他的《公开信》中涉及个人的部分，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

五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¹⁹⁷

　　特卡乔夫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告诉德国工人说，我对于俄国没有“丝毫知识”，相反地，只表现出“愚昧无知”因此，他感到不得不向他们说明真实情况，特别是说明，为什么正是现在在俄国可能轻而易举地、比西欧要容易得多地实现社会革命。

　　 “我们这里没有城市无产阶级，这的确是事实，然而我们这里也没有资产阶级……　我国工人只需要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因为资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阁下不是不知道，同前者作斗争要比同后者作斗争容易得多。”¹⁹⁸

　　现代社会主义力图实现的变革，简言之就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以及通过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来建立新的社会组织。为此不但需要有能实现这个变革的无产阶级，而且还需要有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彻底消灭阶级差别的资产阶级。野蛮人和半野蛮人通常也没有任何阶级差别，每个民族都经历了这种状态。我们决不会想到要重新恢复这种状态，因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这种状态中必然要产生阶级差别。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但是生产力只有在资产阶级手中才达到了这样的发展程度。可见，就是从这一方面说来，资产阶级正如无产阶级本身一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因此，谁竟然断言在一个虽然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也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更容易进行这种革命，那就只不过证明，他还需要学一学关于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

　　总之，俄国工人——而这些工人，用特卡乔夫先生自己的话说，乃是“农夫，因此不是无产者，而是有产者”——要做到这点是较为容易的，因为他们斗争的对象不是资本的权力，而“只是政治权力”，即俄罗斯国家。而这个国家

　　 “只有从远处看才像是一种权力……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在你们那里国家不是虚幻的权力，它用双脚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我们这里的情况在这方面'恰好相反；我国社会形式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过去，而不是现在”。

　　我们既不去谈论认为经济利益需要有它们本身所创造的国家来充当自身的体现者这样一种混乱的观点，也不去谈论说什么俄国的社会形式〈要知道农民的公社所有制也是包括在其中的〉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样一种大胆的论断，也不去谈论认定这个国家本身同据说是由它创造的现存社会制度“毫不相干”这样一种矛盾的说法。我们最好是马上来看看这个绝对不代表任何阶层的利益的、“悬在空中的国家”吧。

　　在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占有10500万俄亩土地，贵族（为简便起见我把大土地所有者称为贵族）占有1亿俄亩土地，其中几乎有一半属于15000个贵族，所以他们每人平均占有3300俄亩。可见，农民的土地只比贵族的土地稍微多一点。你们看，贵族同充当他们占有全国一半土地的后盾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其次，农民为自己这一半土地一年交纳19500万卢布的土地税，而贵族则只交纳1300万！贵族的土地收获量平均比农民的高一倍，因为在赎免徭役后接着分配土地时，国家从农民手中夺走而转交给贵族的，不仅是大部分的土地，而且也是最好的土地，同时农民不得不为了自己最坏的土地向贵族按最好的土地付地价。而俄国贵族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农民——其大多数——在赎免以后，陷入了极其贫困的、完全无法忍受的状况。他们不仅被夺去了他们大部分的和最好的土地，因而甚至在帝国富饶的地区，农民的份地——按俄国的耕作条件说——都小得无法赖以糊口。农民不仅为这块土地被刮去了极大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由国家替他们垫付的，现在他们必须连本带利逐渐偿还给国家。他们不仅肩负着几乎全部土地税的重担，而贵族却几乎完全免税；单是这一项土地税就抵消了并且甚至超过了农民份地地租的全部价值，所以农民必须交付的其他一切捐税——关于这些，我们下面要谈到——就要直接从构成农民工资的那一部分收入中来扣除。不仅如此。除了要交纳土地税，交付国家垫付赎金的利息和分期偿付赎金以外，自从新近建立地方管理机关以来又加上了省和县的捐税。这次“改革”的最重大的后果就是给农民加上了各种新的捐税负担。国家完全保持了自己的收入，然而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支出转嫁给各省和县，省和县为了弥补这种支出便征收新的捐税，而俄国的惯例是，上等阶层几乎不纳税，农民几乎交纳全部捐税。

　　这样的状况仿佛是专为高利贷者制造的。而由于俄国人在进行低级阶段的贸易，利用有利行情和玩弄与此密不可分的欺诈手腕方面都具有几乎无与伦比的本领，所以在俄国高利贷者比比皆是——无怪乎彼得一世早就说过，一个俄罗斯人抵得过三个犹太人。快到收税的时候，高利贷者、富农——往往是同一公社的富裕农民——就跑出来，拿自己的现钱放债。农民无论如何需要钱用，所以只得无可奈何地接受高利贷者的条件。这样一来，农民也就更深地陷入困境，需要的现钱越来越多。一到收获的时节，粮商就来了，因为需要钱，农民被迫出售一部分养家活口所必需的粮食。粮商散布各种压低价格的谣言，只出很低的价钱，甚至连这很低的价钱也常常部分地用按高价折合的商品来支付，因为在俄国实物工资制十分盛行。可见，俄国粮食的大量出口是直接以农民挨饿为基础的。——另一种剥削农民的方式是投机家从政府那里长期租赁一片国有土地，当土地不用施肥就能得到很好收成的时候就自己耕种，然后把这片土地分成小块，把耗尽地力的土地以很高的租价租给邻近的少地的农民。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英国式的实物工资制，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便是不折不扣的爱尔兰式的中间人。简言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国这样，当资产阶级社会还处在原始蒙昧状态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便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国家、全体人民群众都被这种寄生性的罗网覆盖和缠绕。而所有这些吮吸农民血液的吸血鬼，同运用法律和法庭来保护吸血鬼的巧取豪夺的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丝毫利害关系！

　　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近10年来那批特别由于铁路建设而获得空前迅速发展并在最近的投机年代倒霉地“一同遭到破产”的大资产阶级，那些把自己的全部生意建筑在农民贫困上面的经营粮食、大麻、亚麻和油脂的出口商，只有依赖国家恩赐的保护关税才能存在的整个俄国大工业——难道居民中这一切颇有分量的、迅速成长的因素同俄罗斯国家的存在竟没有利害关系？至于充斥俄国、盗窃俄国并在俄国形成一个真正阶层的人数众多的官僚群体，就更不用说了。既然特卡乔夫先生硬要我们相信，俄罗斯国家“在人民的经济生活里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是“悬在空中”的，那就不禁使我们觉得，悬在空中的与其说是俄罗斯国家，倒不如说是特卡乔夫先生自己。

　　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同义反复。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这个阶级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

　　关于劳动组合特卡乔夫先生只是附带提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这里要多谈几句，因为从赫尔岑年代起，在许多俄国人心目中它就具有某种神秘的作用。劳动组合是俄国一种很普遍的协作形式，是自由合作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很像狩猎民族在打猎时的自由合作形式。无论按名称或按事实说来，它都不是起源于斯拉夫族，而是起源于鞑靼族。它的名称和事实，一方面在吉尔吉斯族、雅库特族等中间可以见到，另一方面在拉普族、萨莫耶德族和其他芬兰民族中也可以见到。⁽²²⁾所以劳动组合最初不是在俄国西南部，而是在它的北部和东部，即同芬兰人和鞑靼人接壤的地方发展起来的。严寒的气候要求进行多种多样的工业活动，而城市的不够发达和资本的缺乏就尽可能由这种合作形式来弥补。劳动组合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组合成员们彼此负有团结一致对付第三者的责任，这原来是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如像古德意志人中间的相互担保、血族复仇等等一样。——附带说说，劳动组合这个名词在俄国不仅用于各种合伙的行动上，而且还用于共同的机构上。⁽²³⁾

　　在工人劳动组合里面，总是要选出一个领导（starosta即长者）来执行财务员、会计等职务，需要时还执行经理的职务，并且领取一笔特别薪俸。这类劳动组合：

　　（1）是为了暂时性的事业而建立的，事业结束后即行解散；

　　（2）是在从事某种同一职业的人中间，例如在搬运工人等等中间建立的；

　　（3）是为了真正的工业企业，即永久性的企业而建立的。

　　它们是根据全体成员签订的合同建立的。如果这些成员自己不能凑足必要的资本，如像在干酪业和捕鱼业（为了买渔网、渔船等等）中所常见的那样，那么劳动组合便落在高利贷者手中，他以高额利息贷出组合欠缺的款子，从此就把大部分的劳动收入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全体以雇佣工人身份受雇于某个企业主的那些劳动组合，则受到更加卑鄙的剥削。他们自己管理着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样就为资本家节省了监督费用。资本家把茅舍租给他们住，借给他们生活资料，从而又实行起最可鄙的实物工资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伐木工人和松焦油提炼工人中间，在西伯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行业中间，情况就是如此（参看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869年圣彼得堡版）。可见，劳动组合在这里是使资本家便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工具。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种雇用本团体以外的人作雇佣工人的劳动组合。

　　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在凡是需要的地方，都建有这种合作社：在瑞士的乳品业中，在英国的捕鱼业中，合作社的种类甚至是非常纷繁的。在40年代建造那么多德国铁路的西里西亚的土方工人（是德国人，而决不是波兰人）就曾组织在真正的劳动组合里面。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远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劳动组合本身应当能够向前发展，抛弃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为工人不如说为资本家服务的形式，并且它应当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然而，即使这一次可以相信特卡乔夫先生（从上面说过的一切看来，这样做自然是过于冒险了），问题也远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竟用一种对于他的观点是非常典型的傲慢态度向我们断言：

　　“至于不久前在俄国人为地培植起来的德国（1）式的合作社和信用社，我国大多数工人都是以完全漠然的态度对待官们，并且它们几乎到处都遭到了彻底破产。”

　　现代的合作社至少已经证明，它能够自担风险、有利可图地经营大工业（如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劳动组合则直到现在不仅没有能力 做到这点，而且如果它不继续发展的话，它甚至必然要亡于大工业。

　　俄国农民的公社所有制是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于1845年发现的，他把这种所有制当做一种十分奇妙的东西向全世界大肆吹嘘，虽然哈克斯特豪森在自己的故乡威斯特伐利亚也能找到不少公社所有制的残余，而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甚至有义务确切了解这种残余的情况。⁽²⁴⁾身为俄国地主的赫尔岑，从哈克斯特豪森那里第一次得悉，他的农民们是共同占有土地的，于是他便利用这一点来把俄国农民描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体现者、天生的共产主义者，把他们同衰老腐朽的西欧的那些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社会主义的工人对立起来。这种认识由赫尔岑传给了巴枯宁，又由巴枯宁传给了特卡乔夫先生。我们听听特卡乔夫先生是怎么说的：

　　“我国人民……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俄国人民的整个世界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能达到多远的境地〉深深地生长在一起，以致现在当政府开始领悟到这个思想同一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的各种原则不能相容，并且为了这些原则想把个人所有制思想灌入人民意识和人民生活中去的时候，就只好依靠刺刀和皮鞭。由此看来，我国人民尽管愚昧无知，但是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虽然后者是较有教养的。”

　　其实，土地公社所有制这种制度，我们在从印度到爱尔兰的一切印度日耳曼语系各民族的低级发展阶段上，甚至在那些在发展中曾受到印度影响的马来人中间，例如在爪哇，都可以见到。早在1608年，在刚被征服的爱尔兰北部合法存在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曾被英国人用做借口来宣布说土地无主，从而把这些土地收归皇家所有。在印度，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许多种公社所有制形式。在德国，它曾经是普遍现象；现在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的公有地，就是它的残余 ；特别是在山区，常常会看到它的明显遗迹，如公有地的定期重新分配等等。关于古德意志公社所有制的更精确的说明及其详细情况，可以在毛勒的许多著作中找到，这些著作都是论述这个问题的经典作品。¹⁹⁹在西欧，包括波兰和小俄罗斯在内，这种公社所有制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变成了农业生产的桎梏和障碍，因而渐渐被取消了。相反地，在大俄罗斯（即俄国本土），它一直保存到今天，这首先就证明农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农村社会状态在这里还处在很不发达的阶段，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俄国农民只是在自己的公社里面生活和活动；其余的整个世界只有在干预他的公社事务时，对于他才是存在的。这一点甚至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在俄语中， mup一词既有“世界”的意思，又有“农民公社”的意思。Beсь мир，即“全世界”在农民的语言中就是公社社员大会。因此，特卡乔夫先生说到俄国农民的“世界观”显然是把俄文mup一词译错了。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从印度到俄国，凡是这种社会形式占优势的地方，它总是产生这种专制制度，总是在这种专制制度中找到自己的补充。不仅一般的俄罗斯国家，并且连它的特殊形式即沙皇专制制度，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俄国社会状态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产物，而根据特卡乔夫先生的说法，它同这种状态竟“毫不相干”！——俄国向资产阶级的方向继续发展，即使没有俄国政府的“刺刀和皮鞭”的任何干涉，在这里也会把公社所有制逐渐消灭掉的。这特别是因为俄国农民不是像在印度某些省份里现在还有的情形那样，共同耕种公有地，仅仅把产品拿来分配。相反，在俄国，土地不时在各个家长之间进行分配，并且每家各自耕种自己的一份土地。这就有可能造成公社社员间在富裕程度上的极大差异，而这种现象也确实是存在的。几乎在一切地方，公社社员中总有几个富裕农民，有时是百万富翁，他们放高利贷，榨取农民大众的脂膏。这一点谁也没有特卡乔夫先生知道得清楚。他一方面硬要德国工人相信，只有刺刀和皮鞭才能迫使俄国农民这个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放弃“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同时却在自己的俄文小册子第15页上说道：

　　“一个高利贷者（kulakov）阶级，农民土地和地主土地的购买者和租佃者阶级，即农民贵族正在农民中间培植出来。”

　　这正是我们上面详细说过的那一类吸血鬼。给公社所有制以最沉重打击的仍然是赎免德役。地主获得了大部分和最好的土地自留给农民的土地只勉强够，往往是根本不够维持生活。此外，森林也转归地主，以前农民可以不花钱取用的薪柴、做木器用和建筑用的木料，现在也必须用钱来购买。于是，农民除了一所小房子和一块光秃秃的土地以外就一无所有，没有钱来耕种：通常土地也不够用，不能保证他一家由一次收获活到下一次收获。在这种条件下，由于各种捐税和高利贷者的压迫，土地公社所有制已不再是一种恩惠，而变成了一种桎梏。农民时常全家或只身逃出公社，抛弃自己的土地，靠做短工谋生。⁽²⁵⁾

　　由此可见，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只要它显示出能够在农民不再是单独而是集体耕作的方式下向前发展⁽²⁶⁾；就是说，有可能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而俄国农民无须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然而这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可见，特卡乔夫先生断言俄国农民虽然是“有产者”但比西欧无财产的工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完全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特卡乔夫先生处理政治革命也像他处理经济革命一样轻率。他说，俄国人民用“组成教派……抗税……建立强盗集团〈德国工人可以额手称庆了，因为屠夫汉斯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之父〉……放火……暴动”等形式“不断地反抗”奴隶制，“所以俄国人民可以说是本能的革命者”。所有这一切都使特卡乔夫先生确信：“只要在几个地方同时激起始终在我国人民心胸中沸腾着的……积愤和不满情绪……”那时“革命力量的团结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斗争……就一定会有利于人民事业。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也将自然而然地造成“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

　　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容易更惬意的革命了。只要在三四个地方同时发动起义，则“本能的革命者”、“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就会“自然而然地”把其他一切都做好。革命既然是这样难以置信的轻易，那为什么没有早就去革命，为什么人民还没有获得解放，为什么俄国还没有变成模范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简直是无法理解的。

　　其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俄国人民，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曾经举行过元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了冒名沙皇的人充任农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叶梅利扬·普加乔夫冒充是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说什么他未被妻子杀害，而只是被废黝和关进牢狱，但是他逃出来了。相反，沙皇被俄国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一寸主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哀叹声。至于农民大众——特别是从赎免徭役以来——所处的地位，日益迫使他们也去同政府和沙皇作斗争，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而关于“本能的革命者”的童话，让特卡乔夫先生去说给别人听吧。

　　除此之外，就假定俄国农民大众本能上是最革命不过的，就假定我们设想革命是可以像定做一块印花布或一把茶炊那样来定做的，那么请问：是否容许一个12岁以上的人像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那样极其幼稚地设想革命的进程呢？大家还要进一步想一想，这一切是在按这种巴枯宁方式制造出来的第一次革命于1873年在西班牙惨败以后写出来的。在那里也是同时在几个地方开始起义。在那里人们也是指望，实际的必要性、自卫的本能将自然而然地在进行反抗的各个公社间建立起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盟。结果怎样呢？每个公社，每个城市，都只是各自保卫自己，根本谈不上互相援助，因而帕维亚只率领3000个士兵，在14天内就相继征服了各个城市，消除了所有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壮举。（见我的《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²⁷⁾一文，也那里关于这点写得很详细。）

　　俄国无疑是处在革命的前夜。财政已经混乱到了极点。捐税额已无法再往上提高，旧国债的利息要用新公债来偿付，而每一次举借新公债都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只有借口建造铁路还能筹到——些钱！行政机构早已腐败透顶，官吏们主要是靠贪污、受贿和敲诈来维持生活，而不是靠薪棒。全部农业生产——这是俄国最主要的生产——都被1861年的赎买办法弄得混乱不堪；大地产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农民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遭到捐税压榨，受到高利贷者的洗劫；农业生产一年比一年下降。所有这一切只是靠东方专制制度在表面上勉强支持着，这种专制制度的专横，我们在西方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种专制制度不但日益同各个开明阶级的见解，特别是同迅速发展的首都资产阶级的见解发生越来越剧烈的矛盾，而且连它现在的体现者也不知所措：今天向自由主义让步，明天又吓得要命地把这些让步收回，因而越来越失去信用。同时，集中于首都的那些较开明的国民阶层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情况不可容忍，变革已经迫近，但他们也产生一种幻想，以为能把这个变革纳入安静的立宪的轨道。这里，革命的一切条件都结合在一起；这次革命将由首都的上等阶级，甚至可能由政府自己开始进行，但是农民将把它向前推进，很快就会使它超出最初的立宪阶段的范围；这个革命单只由于如下一点就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这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这个革命无疑正在日益临近。只有两个事变可能使它长久迁延下去：或者是反对土耳其或反对奥地利的战争得手，为此需要有金钱和可靠的同盟者，或者是过早的起义尝试把有产阶级再次赶入政府的怀抱。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74年5月中—1875年4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4年6月17和26日，10月6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69、73、117和118号，1875年3月28日，4月2、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43、44和45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4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脚　　注

(1) 本段和以下引文，均引自《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第2—5页。——编者注
(2) 引自《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第3页，另参看米·彼·波戈金《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1867年》1867年莫斯科版第54—55页。——编者注
(3) 这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中已经谈到。
(4) 席勒《保证》。———编者注
(5) 海涅《罗曼呆罗》第3集《希伯来调》第86行。——编者注
(6) 意即根据上面的命令，穆夫提是伊斯兰教教法说明官。——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编者注
(8) 此文在1874年发表时在“卡尔”这个名字之后还写有“（或爱德华？）”。后者暗指爱德华·瓦扬。——编者注
(9) 彼·拉甫罗夫。——编者注
(10) 即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11) 引自彼·拉甫罗夫《工人运动年鉴》，载于1874年《前进！》杂志第2卷第2编第2部分第26页。——编者注
(12) 卡·塔勒《耶稣会会士罗特》，载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3285号。——编者注
(13) 我敢打赌，特卡乔夫先生一定会说，我开这个玩笑就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因为我把裁缝“形容得滑稽可笑”。
(14) “打击”的德文是“；chlägen；“主意”的德文是“ Ratschläge”。——编者注
(15) 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
(16) 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17) 彼·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9—10页。——编者注
(18) 彼·特卡乔夫《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编者注
(19) 彼·拉甫罗夫《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1874年伦敦版第47页。——编者注
(20) 彼·特卡乔夫《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第7页。——编者注
(21)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22) 关于劳动组合，还可以参看“Sbornik materialov　ob Arteljach v Rossiji” （《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年圣彼得堡版第1分册。
(23) 此文在1875年发表时接着还写有下面这句话：交易所也是一种劳动组合。——编者注
(24) 参看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编者注
(25) 关于农民状况，还可以参看政府农业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3年），以及斯卡尔金 “W Zacholusti i w Stolice”（《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后一著作是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写的。
(26) 在波兰，尤其是在格罗德诺省，地主由于1863年的暴动而大部分破产，农民现在往往购买或租赁地主庄园，并且为着共同的利益共同进行耕种。但这些农民几百年来已没有任何公社所有制，并且他们不是大俄罗斯人.而是波兰人、立陶宛人和白俄罗斯人。
(2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注　　释

18 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353。
28 对俄战争即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354。
60 萨多瓦之役即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历史上这次会战又称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会战。——354。
179 《流亡者文献》是恩格斯阐述欧洲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和俄国问题的一组文章。恩格斯在这组文章中介绍了波兰、法国和俄国流亡者对本国发生的革命事件的看法，同时批判了布朗基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关于革命的任务和策略、革命的前途和动力的错误观点。他根据对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分析，论述了欧洲革命的前景，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回顾，阐释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
　　这组文章共五篇，是1874年5月中——1875年4月写成的、于1874年至1875年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1894年恩格斯把其中的第一篇、第二篇和第五篇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并分别加了标题。
　　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由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翻译的《马恩通信选集》，其中收有这组文章的第五篇，篇名为《俄国社会状况》。——347。
180 《波兰人的卢明》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恩格斯针对波兰流亡者的组织波兰人协会1874年5月初在伦敦发表的《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而写的。恩格斯在文中指出，波兰人民为恢复波兰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支持波兰的解放斗争是国际无产阶级应尽的义务，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阶级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是与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还强调指出”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见本卷第355页）
　　1874年5月4日，波兰人协会主席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将《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寄给恩格斯。恩格斯于5月中旬——6月10日之间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1894年这篇文章被收入们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恩格斯加了标题。——349。
181 指波兰民主协会，该协会于1832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左派贵族资产阶级的组织。1836年协会成立了其领导执行机关”集中”。协会于1836年12月4日发表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呼吁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协会的纲领规定了恢复波兰独立，取消封建德役和等级不平等，把农民耕种的土地无偿地交归农民自己所有，以及一系列其他进步措施。波兰民主协会积极参加了1846年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1849年夏季，波且民主协会在法国被禁止活动以后，伦敦便成了”集中”的驻地，但大部分协会会员仍然留在法国。1862年，由于在波兰建立了准备起义的全国中央委员会，该民主协会便决定解散。——349。
182 第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且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29%的领土。——351、353。
183 波兰1791年宪法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制定的，于1791年5月3日经议会通过。这部宪法反映了波兰小贵族中最进步的人士和城市资产阶级的意愿。它废除了联邦议会的决议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改为只要多数通过即可作出决定；禁止小贵族联盟，加强中央行政权，以及扩充军队等。这部宪法没有触动农奴制的基础，贵族仍拥有全部经济特权和政治权力。——351。
184 1836年12月4日波兰流亡者组织波且民主协会（见注181）发表宣言，号召实行”人民革命”，呼吁人民起来进行斗争，争取废除封建徭役和等级不平等，把农民耕种的土地交归农民自己所有。
　　1845年底起草并于1846年2月22日以传单形式发表的克拉科夫起义宣言，要求废除农奴制，取消封建赋税并把土地交给农民。
　　波兰中央民族委员会在1863年1月22日发表的宣言是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纲领。宣言号召波兰人民拿起武器、要求废除等级和等级不平等，将农民耕种的土地划归他们自己所有，要求以1772年确定的疆域为准保持波兰的独立，同时还要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人民从今以后应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352。
185 1863年1月22日在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王国境内爆发了民族解放起义。领导起义的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小贵族分子组成的中央民族委员会，后来改称临时民族政府。起义的参加者有手工业者、工人、青年学生、农民等。临时民族政府颁布的宣言为建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提供了法律基础。宣言声明，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并宣告波兰独立，宣言还要求把农民耕种的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取消农民的一切封建摇役。在起义的过程中，代表右派势力的小贵族分子在临时民族政府中占优势，他们惧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在同沙皇的斗争中表现出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并寄希望于欧洲各国政府的干静，同时他们还阻挠农民获得土地，争取解放，因而起义逐渐失去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尽管起义者作战英勇，各国进步力量也对起义在物质上和道义上给予了大力支援，但是，由于领导核心不健全，1864年4月在沙皇军队的残酷镇压下，起义终于失败。——352、355。
186 泰申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在泰申签订的和约。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根据和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则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归普法尔茨选帝侯所有。泰申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至1763年的胡贝图斯堡条约止的一系列和约。俄国最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后来在和约的一项专门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353。
187 1846年2月，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进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搜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181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摇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355。
188 文化斗争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医生鲁·微耳和提出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的概括。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中央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傅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
　　俾斯麦利用在论战过程中、于1872年3月11日在普鲁士公布的教学监督法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推行波兰居民的普鲁士化。按照这项法律，普鲁士官员不仅应对波兰神职人员进行监督，而且也应对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项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波森省颁布的一项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森中等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教学用语。在反对天主教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同时煽起宗教狂热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80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形势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取消了大部分法律措施。——355、362。
189 《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是恩格斯针对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团体“革命公社”1874年6月在伦敦发表的宣言《致公社杜员》而写的。恩格斯批判了布朗基主义的错误观点，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揭露了布朗基派的冒险主义实质，指出布朗基派遵循的原则是“革命完全不是自行发生的，而是制造出来的 B革命是由为数不多的一批人根据预定的计划制造出来的；在任何时刻都可以‘马上干起来’。”（见本卷第359页）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阶段性和复杂性以及共产主义者始终必须坚持的斗争目标，指出：“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始终清楚地瞄准和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见本卷第363页）
　　这篇文章完成于1874年6月，发表在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同年7月25日又在芝加哥《先驱报》第23号上转载11894年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恩格斯加了标题。——357。
190 《度申老头》是法国的一家报纸，179任——1794年由雅·阿贝尔在巴黎出版、反映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城市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情绪。
　　19世纪70年代的《度申老头》是法国的一家日报，1871年3月6日—5月21日在巴黎出版，欧·韦梅希是该报的三个责任编辑之一，该报的方针接近布朗基派，大部分文章出自韦梅希的手笔。这家报纸的名称与阿贝尔出版的报纸名称雷同”度旷的拼写稍有区别，但读音完全一样。——360。
191 指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一群布朗基主义者安·阿尔诺、爱·瓦扬、弗·库尔奈、孔·马丁和爱·马格里特退出了国际，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362。
192 《流亡者文献》中的第三篇文章是恩格斯针对《前进！》杂志发表的彼·拉甫罗夫的文章而写的。恩格斯在文章中批判了拉甫罗夫的折中主义立场和对巴枯宁主义者的调和妥协态度，阐明了巴枯宁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恩格斯还强调各国工人运动应当加强国际联系，打破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努力通过相互影响而获得动力和教益。
　　1874年3月伦敦出版的俄文评论性杂志《前进！》第2期上刊载了拉甫罗夫的一篇文章，公开指责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开展的反对巴枯宁主义者分裂行为的斗争，鼓吹无原则的团结，反对革命政党内部进行任何论战。为此，恩格斯在1874年8月初——9月中下旬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1874年10月6日和8日《人民国家报》第117号和118号。——366。
193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一7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367。
194 指彼·拉甫罗夫匿名出版的论战性著作《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以下恩格斯引用的是该书第3，17、44—45页。——373。
195 《流亡者文献》中的第四篇文章是恩格斯对彼·尼·特卡乔夫的诽谤性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的答复。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批驳了特卡乔夫对他的攻击污蔑，揭露了巴枯宁分子散布的盲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对工人运动的危害，阐明了俄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正确方向。
　　特卡乔夫在小册子中从民粹派的立场出发，宣扬俄国社会发展的所谓“独特性”和“优势”。他脱离欧洲和俄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断言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轻而易举地使俄国社会实现革命的变革，俄国革命可以通过秘密革命组织的密谋取得胜利。根据马克思和威·李卜克内西的建议，恩格斯于1875年3月撰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在1875年3月28日和4月2日《人民国家报》第36、37号。——377。
196 指巴枯宁在1869年用密码写成的《革命问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文中引用了这本小册子的全文，并对它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471—477页）。——387。
197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流亡者丈献》中的第五篇文章，是恩格斯论述俄国社会发展和俄国革命前景问题的重要文献。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驳斥了俄国民粹派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鼓吹俄国可以借助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他指出，俄国的公社所有制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趋于解体，要使这一社会形式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实现向高级形式的过渡，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那就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并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此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见本卷第399页）。他强调指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见本卷第399页）恩格斯还针对俄国民粹派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实行现代社会主义变革的基本前提，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很高的程度，才能为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马克思认为这篇文章是恩格斯70年代在《人民国家报》上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41页）。列宁也认为它是“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10页）。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对俄国1861年以后农村社会发展的新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写作时间是1875年3月底——4月中、发表在1875年4月16、18、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45号，并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于1875年6月底或7月初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于1875年5月下半月为它写了一篇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4—37页）。这篇文章1894年收入们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发表时恩格斯又写了一篇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451—467页）。——389。
198 这段引文和以下几处引文，均引自特卡乔夫的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389。
199 指格·毛勒的下述著作：《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1《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1《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397。

卡·马克思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摘录）²⁰⁰

　　“我们已经表示深深厌恶拉萨尔和马克思的理论，这种理论建议工人建立人民国家（Нар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即使不是把这看做最终的理想，至少也要看做最近的主要目的。按他们的解释，‘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请间，如果无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它去统治谁呢？这就意味着（这就是说，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从属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а）.”

　　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和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

　　“例如，大家都知道，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чернь，即普通农民，贫贱农民，是不被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是文化程度最低的，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统治。”

　　这就是说，凡是农民作为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像在西欧大陆各国那样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多数的地方，凡是农民没有消失，没有像在英国那样为农业短工取代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迄今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因为有产农民不属于无产阶级；甚至从他们的状况来看已属于无产阶级的时候，他们也认为自己不属于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只有当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同城市工人一样的无产者、雇佣工人，因而和城市工人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有了共同利益的时候，才能够这样做；尤其不能像在巴枯宁的革命进军中那样用简单地把大地产分给农民以扩大小块地产的办法来巩固小块土地所有制。

　　 “或者，如果从民族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正如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第278页）

　　小学生式的蠢话！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因此，只有在工业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人民群众中至少占有重要地位的地方，社会革命才有可能。无产阶级要想有任何胜利的可能性，至少应当善于变通，直接为农民做很多的事情，就像法国资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时为当时法国农民所做的那样。想得真妙，劳动的统治竟包括对农业劳动的压迫！但是这里恰好暴露了巴枯宁先生内心深处的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这方面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对劳动者（不论是具有雇佣工人、农民等等的形式）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经济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革命要按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种水平，虽然他也看到，航海造成了兄弟之间的差别。但也只不过是航海而已，因为这是一切政治家都知道的差别！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

　　“如果有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就必然有统治（господство），因而也就有‘奴役’；离开公开的或隐蔽的奴役，统治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我们要与‘国家’为敌的原因。”（第278页）

　　“‘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不再在一个个场合同经济特权阶级作斗争，它获得的力量和组织使它足以在同这些阶级作斗争时采取普遍的强制手段；但是，它只能运用经济手段来消除它作为雇佣工人的特性，因而消除它作为阶级的特性；随着它获得彻底胜利，它的统治也就结束了，因为它的阶级性质已经消失了。

　　“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将成为政府的首脑？”

　　举例来说，难道在工会中，它的执行委员会是由工会全体组成的吗？难道在工厂中一切分工和由分工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职能都将消失吗？难道在巴枯宁的“自下而上”的结构中，人人都在“上面”吗？如果那样，岂不就没有什么“下面”了。难道公社的全体社员将同时掌管一个”地区”的共同利益吗？如果那样，公社和“地区”之间也就没有任何差别了。

　　“德国人大约有4000万。难道4000万人全将成为政府成员吗？”

　　当然如此！因为事情是从公社自治做起的。

　　“全民都将成为统治者，而被统治者也就没有了。”

　　如果人自己统治自己，那么按照这个原则，他就不是统治自己；因为他只是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如果那样，就将没有政府，没有国家，而如果有国家，就会有统治者和奴隶。”（第279页）

　　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这个二者择一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解决得很简单。他们〈即巴枯宁〉所理解的人民的统治，就是人民通过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代表来实行统治。”

　　蠢驴！这是民主的胡说，政治的瞎扯！选举是一种政治形式，在最小的俄国公社和劳动组合中都有。选举的性质并不取决于这个名称，而是取决于经济基础，取决于选民之间的经济联系，当这些职能不再是政治职能的时候，（1）政府职能便不再存在了；（2）一般职能的分配便具有了事务性质并且不会产生任何统治；（3）选举将完全丧失它目前的政治性质。

　　“由全民选举人民代表和‘国家统治者’的普选权”——

　　像全民这样的东西，在目前的意义上是幻想——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民主学派的最新成就——都是谎言，它掩盖着进行统治的少数人的专制，更危险的是，它貌似所谓人民意志的表现”。

　　在集体所有制下，所谓的人民意志消失了，而让位给合作社的真正意志。

　　 “因此结果是：具有特权的少数人统治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

　　在哪里说的？

　　 “将由工人构成。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而决不像目前的工厂主，他们并不因当了市镇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

　　 “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的工人：他们代表的，将不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统治人民的‘野心'。谁怀疑这一点，谁就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第279页）

　　如果巴枯宁先生对工人合作工厂中的经理的地位只要有一些了解，他关于统治权的一切狂想就见鬼去吧。他会不得不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如果他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的基础上，管理职能会具有什么形式。

　　（第279页）”但是这些当选人将是具有狂热而坚定的信念的、并且是博学的社会主义者。‘博学社会主义’这个词”——

　　还从来没有人使用过。

　　“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参看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

　　“在拉萨尔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和演讲中经常使用。这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博学者所组成的一个新的人数很少的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统治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知识的，这就是说，他们将从从事统治的操劳中完全被解放出来，完全被当做被统治的畜群。多么美好的解放啊！”（第279—280页）

　　 “马克思主义者感觉到了这个〈！〉矛盾，由于意识到，博学者的统治〈简直是胡说！〉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憎恨、最可鄙的统治，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因此他们便想象这个专政是临时的、短暂的，以此来聊以自慰。”

　　不，我亲爱的！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的各个阶层实行的阶级统治只能持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他们说，他们唯一的心愿和目的是教育人民和从经济上与政治上提高人民〈酒馆里的政客！〉.使人民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统治很快都变得无用，国家丧失政治的即‘统治的’性质，自行变成各种经济利益和各公社的自由组织。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如果他们的国家真正是人民大众的国家，那么为什么要把它废除呢？如果为了人民的真正解放而必须废除国家，那么他们又怎么敢把它称为人民大众的国家呢？”（第280页）

　　撇开想在李卜克内西的人民国家（那是同《共产主义宣言》⁽¹⁾等等相抵触的一种胡说）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的企图不谈，这里的意思只不过是：由于无产阶级在为摧毁旧社会而斗争的时期还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进行活动，因此自己的运动还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以，在这一斗争时期，无产阶级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最终的组织，为了解放自己，它还要使用一些在它获得解放以后将会放弃的手段。由此巴枯宁先生便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最好什么也别干，而只等待……普遍清算的日子——末日审判的到来。

　　 “通过同他们的论战〈这场论战显然早在我反对蒲鲁东的那本书和《共产主义宣言》问世以前，甚至早在圣西门以前，就已经进行了：好一个逆序法1）.我们使他们认识到，自由或者无政府状态〈巴枯宁先生仅仅是把蒲鲁东和施蒂纳的无政府状态翻译成野蛮的鞍扭语罢了）.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胡说八道1）.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任何‘国家’，人民国家也不例外，都是一种羁绊，宫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第280页）。

卡·马克思写于1874—1875年初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1926年《马克思主义年鉴》杂志第2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8卷翻译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o——编者注

注　　释

200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是马克思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一篇评注。马克思在评注中批判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同时也批判了各种无政府主义学说，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工农联盟的一系列重要原理。马克思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挤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本阶级的专政来消灭或改造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并且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只有在阶级和阶级统治消失以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才会消亡，无产阶级为了赢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把农民吸引到革命中来，并且努力改善农民的状况。
　　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于1873年在日内瓦匿名出版，被巴枯宁主义者奉为纲领性文献。马克思对该书所做的评注和批判，表述了第一国际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理论原则和指导思想。
　　收入本卷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是节选。这篇评注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1926年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主义年鉴》第2期。——403。

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的信²⁰¹

1875年3月18—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已经接到您2月23日的来信，并且为您身体这样健康而高兴。

　　您问我，我们对合并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可惜我们的处境和您完全一样。无论是李卜克内西或其他什么人都没有给我们通报任何情况，因此，我们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登载的东西，而且报纸上并没有登载什么，直到大约一星期前才登出了纲领草案。这个草案的确使我们吃惊不小。

　　我们党经常向拉萨尔派伸出手来，建议和解或者至少是合作，但是每次都遭到哈森克莱维尔们、哈赛尔曼们和特耳克们的无礼拒绝²⁰²，因而就连每个小孩子都必然要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这些先生们现在自己跑来表示和解，那他们一定是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了。但是，考虑到这些人的尽人皆知的本性，我们有责任利用这种困境取得一切可能的保证，使这些人无法靠损害我们党的利益在工人舆论中重新巩固他们已经动摇的地位。我们应当以极其冷淡的和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们，是否合并要看他们有多少诚意放弃他们的宗派口号和他们的“国家帮助”并基本上接受1869年的爱森纳赫纲领²⁰³或这个纲领的适合目前情况的修正版。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而拉萨尔派倒是应当向我们的党学习，合并的第一个条件是，他们不再做宗派主义者，不再做拉萨尔派，也就是说，他们首先要放弃国家帮助这个救世良方，即使不完全放弃，也要承认它同其他许多可能采取的措施一样是个次要的过渡措施。纲领草案证明，我们的人在理论方面比拉萨尔派的领袖高明一百倍，而在政治机警性方面却差一百倍；“诚实的人”²⁰⁴又一次受到了不诚实的人的极大的欺骗。

　　第一，接受了拉萨尔的响亮的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是错误的说法：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只有在个别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例如，在像巴黎公社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者是在这样的国家，那里不仅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了国家和社会，而且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也跟着资产阶级彻底完成了这种变形。拿德国来说，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那么，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够多年同他们，同人民党²⁰⁵携手一道走呢？《人民国家报》自己的几乎全部的政治内容怎么能够取自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呢？怎么能够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不下七项在字句上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完全一致的要求呢？我所指的是七项政治要求，即1—5和1—2，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²⁰⁶。

　　第二，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原则实际上在当前完全被抛弃，而且是被五年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一直极其光荣地坚持这一原则的人们所抛弃。德国工人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战争期间采取了真正国际性的态度；任何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能做得这样好。现在，在国外，当各国政府极力镇压在某一个组织内实现这一原则的任何尝试，而各国工人到处都极力强调这个原则的时 候，竟要德国工人抛弃这个原则！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究竟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只剩下渺茫的希望——甚至不是对欧洲工人在今后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的希望，不是的，而是对未来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的希望，是对和平同盟²⁰⁷中的资产者的”欧洲合众国”的希望！

　　当然根本没有必要谈国际本身。但是，至少不应当比1869年的纲领后退一步，而大体上应当这样说：虽然德国工人党首先是在它所处的国境之内进行活动（它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特别是讲错误的话），但是它意识到自己和各国工人的团结一致，并且始终准备着一如既往继续履行由这种团结一致所带来的义务。即使不直接宣布或者认为自己是“国际”的一部分，这种义务也是存在着的，例如，在罢工时进行援助并阻止本国工人移居国外，设法使德国工人通过党的机关刊物了解国外的运动的情况，进行宣传反对日益迫近的或正在爆发的王朝战争，在这种战争期间采取1870年至1871年所模范地实行过的策略等等。

　　第三，我们的人已经让别人把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²⁰⁸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工人总是过多（这就是拉萨尔的论据）。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地证明，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非常复杂，根据不同的情况，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反而是很有弹性的，这件事根本不像拉萨尔所想象的那样用三言两语就能了结。拉萨尔从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歪曲了后者）那里抄袭来的这一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例如拉萨尔在《工人读本》第5页上引自他的另一本小册子的这一论据，已被马克思在《资本的积累过程》⁽¹⁾这一篇中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接受拉萨尔的“铁的规律”也就是承认一个错误的论点和它的错误的论据。

　　第四，纲领把拉萨尔从毕舍那里剩窃来的国家帮助原封不动地提出来作为唯一的社会的要求。而在这之前，白拉克已经非常出色地指出这个要求毫无用处²⁰⁹，并且我们党的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几乎全部的发言者在同拉萨尔分子的斗争中都已经被迫起来反对这种“国家帮助”！我们党不能比这更忍辱屈从了。国际主义竟降低到阿曼德·戈克的水平，社会主义竞降低到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毕舍的水平，而毕舍针对社会主义者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排挤他们！

　　但是，拉萨尔所说的“国家帮助”至多也只是为达到下述目的而实行的许多措施中的一个，这个目的在纲领草案中是用软弱无力的词句表述的：“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好像我们还有一个在理论上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似的！所以，如果这样说：德国工人党力求通过工业和农业中的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生产来消灭雇佣劳动从而消灭阶级差别；它拥护每一项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措施！——那是没有一个拉萨尔分子能提出什么反驳来的。

　　第五，根本就没有谈到通过工会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靠这种组织和资本进行日常的斗争，使自己受到训练，这种组织即使今天遇到最残酷的反动势力（像目前在巴黎那样）也决不会被摧毁。既然这一组织在德国也获得了这种重要性，我们认为，在纲领里提到这种组织，并且尽可能在党的组织中给它一个位置，那是绝对必要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人为了讨好拉萨尔派而做的。而对方做了些什么让步呢？那就是在纲领中列入一堆相当混乱的纯民主主义的要求，其中有一些是纯粹的时髦货，例如“人民立法”这种制度存在于瑞士，如果它还能带来点什么东西的话，那么带来的害处要比好处多。要是说人民管理，这还有点意义。同样没有提出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一切官吏对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都应当在普通法庭面前遵照普通法向每一个公民负责。至于在任何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中都会列入而在这里看起来有些奇怪的要求，如科学自由、信仰自由，我就不想再说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²⁾和后来的《共产主义宣言》⁽³⁾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设施，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共同体”[Gemeinwesen]， 这是一个很好的古德文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

　　用“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来代替“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这也很成问题。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把社会主义社会看做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作为当时当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东西曾经是正确的，但是，像以前的各个社会主义学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样，它现在也应当被克服，因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乱，而且因为这一问题已经有了更精确的叙述方法。

　　我不再写下去了，虽然在这个连文字也写得干瘪无力的纲领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应当加以批判。它是这样一种纲领，一旦它被通过，马克思和我永远不会承认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新党，而且我们一定会非常严肃地考虑，我们将对它采取（而且还要公开采取）什么态度。请您想想，在国外人们是要我们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切言行负责的。例如，巴枯宁在他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要我们替《民主周报》创办以来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和所写的一切不加思考的话负责。²¹⁰人们就是以为，我们在这里指挥着一切，可是您和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对党的内部事务进行过任何干涉，如果说干涉过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为了尽可能改正在我们看来是错误的地方，而且仅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您自己会理解，这个纲领将成为一个转折点，它会很容易地迫使我们拒绝同承认这个纲领的政党一道承担任何责任。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因此，新的纲领无论如何不应当像这个草案那样比爱森纳赫纲领倒退一步。我们总还得想一想，其他国家的工人对这 个纲领将会说些什么：整个德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向拉萨尔主义的这种投降将会造成什么印象。

　　同时我深信，在这种基础上的合并连一年也保持不了。难道我们党的优秀分子会愿意不断地重复拉萨尔关于铁的工资规律²⁰⁸和国家帮助那一套背熟了的词句吗？我想看看比如您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而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的听众就会向他们喝倒彩。而且我相信，拉萨尔派会死抱住纲领的这些条文不放，就像犹太人夏洛克非要他那一磅肉⁽⁴⁾不可。分裂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到那时我们想必已经使哈赛尔曼、哈森克莱维尔和特耳克及其同伙重新获得“诚实的”名声；分裂以后，我们将被削弱，而拉萨尔派将会增强；我们的党将丧失它的政治纯洁性，并且再也不可能有力地反对它自己一度写在自己旗帜上的拉萨尔词句；如果拉萨尔派以后又说：他们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工人党，我们的人是资产者，那么，他们是可以拿这个纲领来证明的。纲领中的一切社会主义措施都是他们的，我们的党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些要求以外就什么东西也没有添进去，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又被这个党在同一个纲领中说成“反动的一帮”的一部分！

　　我把这封信搁下来，是因为您在4月1日庆祝俾斯麦生辰那一天才会被释放，而我是不愿意让这封信去冒暗中传送时被搜去的危险的。刚刚接到了白拉克的信，他对这个纲领也有很大的疑虑，他想知道我们的意见。因此，我把这封信寄给他，由他转寄，这样他也可以看一下此信，而我就用不着把这件麻烦事全部重写一遍。此外，我也把真相告诉了朗姆，我给李卜克内西只是简单地写了几句。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关于全部事件直到可以说太迟的时候他还连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们（而朗姆和其他人以为他已经详细地通知我们了）。虽说他从来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我们，马克思和我，同他进行了多次不愉快的通信——，而这一次做得实在太不像话了，我们坚决不和他一起走。

　　希望您设法夏天到这里来，当然您将住在我这里，如果天气好，我们可以去洗几天海水浴，这对于过了很久牢狱生活的您一定颇有裨益。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

　　马克思刚刚搬了家。他的住址是：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弗·恩格斯写于1875年3月18—28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11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脚　　注

(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51—887页。——编者注
(2) 指《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3)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4)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1幕第3场。——编者注

注　　释

201 《给奥·倍倍尔的信》是恩格斯批判拉萨尔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在准备与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合并时在纲领草案中对拉萨尔派的无原则妥协让步。恩格斯强调指出，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来说，一个新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外界就是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的，因此必须清除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他在信中批判了斐·拉萨尔鼓吹的“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以及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等错误观点。他还批判了纲领草案中关于建立“自由国家”的错误主张，指出：“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见本卷第414页）
　　这封信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有密切的联系，表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以维护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共同立场和观点。写信的直接原因是，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两个工人党的合并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在原则上认同了拉萨尔主义，充斥着大量的荒谬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纲领草案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们认为，必须在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坚持原则，决不能向拉萨尔派妥协让步，而应当迫使拉萨尔派放弃他们的错误主张，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实行两党的合井。但是，爱森纳藏派领导人没有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这个合并纲领草案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就于1875年5月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上通过。
　　恩格斯的这封信写于1875年3月18——28日、36年之后才首次发表在奥·倍倍尔的回忆录《我的一生》1911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
　　这封信的中译文1939年发表在何思敬、徐冰翻译，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哥达纲领批判》。——410。
202 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69年成立以后，一直为争取德国工人运动的统一而斗争。1872年9月初，社会民主工党美因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同拉萨尔派“进行原则上的合作”，9月底《人民国家报》发表声明，希望召开两派共同代表大会讨论分歧意见以便实现统一，而拉萨尔派的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却先后作出了反对统一的决议。1874年2月，爱森纳赫派国会议员向拉萨尔派代表建议组成统一的国会党团，又遭到拒绝。同年7月，社会民主工党科堡代表大会再次声明，希望德国两个工人派别统一起来，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拉萨尔派的响应。后来，由于爱森纳赫派不断发展壮大，而拉萨尔派内部矛盾重重，日趋瓦解，同时反动派加紧了对两派的迫害，拉萨尔派领导人才不得不谋求和解，以摆脱困境。——410。
203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410。
204 爱森纳赫派也被称为“诚实的人”。——411。
20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411。
206 指哥达纲领草案提出的下列各项要求：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1．凡年满21岁的男子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中都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2．实行人民有权提出和否决议案的直接的立法，3．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国民军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机关决定宣战与娟和，4．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5．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2．科学自由。信仰自由。”——411。
207 指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31页）。——412。
208 “铁的工资规律”是斐·拉萨尔的一个经济学观点。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中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1863年莱比锡第5版）
　　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412、416。
209 指威·白拉克的小册子《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白拉克深刻地批判了拉萨尔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主张，指出：“王室为了它自己，不可能真诚地、完全地代表一个被压迫的社会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觉悟才能获得解放。除此之外，不能依靠任何人。”他称拉萨尔的这种反动主张为“徒然追求宫廷恩准的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413。
210 指米·巴枯宁在《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书中所表达的意思。马克思在对这本书作的摘要和评注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415。

卡·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²¹¹

恩格斯写的1891年版序言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的附信——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²¹²召开以前不久寄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²¹³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不发表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采取的方针的态度，而且既涉及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也涉及他的策略。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15年以后的今天再也不会伤害任何人了。地道的拉萨尔分子只是还有个别的残余存在在国外，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制定者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放弃了。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内容不受影响的地方，把一些涉及个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同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密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明显的退步，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那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¹⁹³闭幕才两年，我们正在同巴枯宁和他的无政府主义派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我们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负责；因而我们不得不预先想到，他们也会把我们说成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制定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保留有关词句的必要性也就随之消失。

　　还由于新闻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也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在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加上了方括号。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1月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给威廉·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下面对合并纲领的批判性批注，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注意：手稿必须退还给您，以便我必要时使用。⁽¹⁾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量。所以，写这么长的东西，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朋友们（这个通知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

　　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²¹²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²¹⁴，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同它没有任何关系。⁽²⁾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从这里秘密地操纵所谓爱森纳赫党²¹⁵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³⁾中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²⁰⁵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⁴⁾

　　此外，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哪怕用外交式的沉默来承认一个我认为极其糟糕的、会使党精神堕落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²⁰³，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把这件事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拉萨尔派的首领们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这种委托书是有约束力的，这就等于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无条件投降。²¹⁶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妥协代表大会以前又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²¹⁷人们显然是想回避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⁵⁾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况且，撇开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这一点不谈，这个纲领也是完全要不得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分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分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把伯恩哈德·贝克尔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把最后几分册²¹⁸寄给他。⁽⁶⁾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²¹⁹有自己的习惯。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⁷⁾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75年5月5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

一

　　 1.“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并且在劳动具备相应的对象和资料的前提下是正确的。可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

　　现在不管这句话有什么毛病，我们且把它放在一边。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的任何人不占有劳动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自己的文化。”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样的字眼硬接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而不是从第一句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按照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可以说，只有在社会中，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种行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游手好闲过日子，如此等等，———句话，可以抄袭卢梭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那只能是产生预期的有益结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其中只有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才归各个劳动者所得。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先驱⁽⁸⁾提出过。首先要满足政府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者⁽⁹⁾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词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中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又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¹⁰⁾。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为了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首要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错误的了。⁽¹¹⁾

　　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指名。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仅仅攻击资本家阶级，而不攻击土地所有者。²²⁰在英国，资本家甚至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加在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¹²⁾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狭隘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现在，“劳动所得”一语本身也在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¹³⁾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义，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¹⁴⁾，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补偿，后一句引用了地道的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主义宣言》⁽¹⁵⁾中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¹⁶⁾

　　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在这里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而封建主和中间等级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¹⁷⁾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²²¹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说过：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拉萨尔熟知《共产主义宣言》⁽¹⁸⁾，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此外，在上面这一段，他的格言是勉强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而且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²²²所干的廉价的蛮横行径之一。

　　 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主义宣言》〔①〕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进行活动以后！

　　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就内容来说，而像《共产主义宣言》〔①〕所指出的“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²⁰⁷那里抄来的话，是要用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德国工人阶级竟然应当这样去对付为反对它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实现兄弟联合的本国资产阶级，对付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²²³！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信念，比自由贸易派²²⁴的国际信念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意识到一切民族只在本国从事贸易。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使其主子满意，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这倒是完全说对了。²²⁵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后面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必须信奉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²⁰⁸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围绕着这个所谓的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宗派已经获得胜利，应当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吃²²⁶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正统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所说的意义上的规律，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起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所表明的²²⁷，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¹⁷³。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50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表述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臼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在我们党内越来越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的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终于发现了自己受奴役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念所束缚的奴隶竟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某个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竟如此粗暴地践踏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纲领时是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轻率，多么无耻⁽¹⁹⁾！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在工业和农业中，生产合作社必须广泛建立，以致能从它们里面产生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道路”确实“开辟”得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 “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的，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一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深入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的、被《工场》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²²⁸，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说工人们想要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国的范围内创造合作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力争变革现存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有的合作社，它们只是在工人自己独立创办，既不受政府保护，也不受资产者保护的情况下，才有价值。

四

　　现在我来谈民主的一节。

　　 A.“国家的自由的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争取建立“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这是什么东西？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臣民见识²²⁹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几乎同在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而且纲领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有了发展。“现代国家”却随国境而异。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在的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不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不谈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如普选权、直接立法、人民权利、国民军等等，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²⁰⁵、和平和自由同盟²⁰⁷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只要不是靠幻想夸大了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国家”就是现代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还没有的东西——，那么，它就不应当忘记主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一切美妙的玩意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²⁰⁾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力浦和路易—拿破仑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²⁰⁴也不体面的⁽²¹⁾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成、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向这个国家庄严地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从它那里争得这类东西！⁽²²⁾

　　庸俗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⁸⁵，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的基础：……交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的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因而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由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一级的”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项第5条所要求的“实行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他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中，至少应当把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同国民学校联系起来提出。

　　“由国家实行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词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这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需要由人民对国家进行极严厉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整个纲领是这两种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这两种信仰都同样远离社会主义。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¹⁸⁸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²³⁾，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工人党则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附带部分不是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正常的工作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工作日是正常的。

　　 3.“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儿童劳动。”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工作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么工作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来说违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就应当说清楚。

　　“禁止儿童劳动”！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当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

　　 5.“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性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当明白说出，工人们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实行有效的责任法。”

　　应当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什么意思。

　　顺便指出，在正常的工作日这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附带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²⁴⁾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²³⁰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75年4月底—5月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 版第19卷翻译

脚　　注

(1) 这句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写在信头上，并标上一个符号+。1891年发表时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2)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3) 指巴枯宁1873年在瑞士用俄文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编者注
(4)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不仅”二字和“甚至……负责”这半句话。——编者注
(5)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
(6)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7) 指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第2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8)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捍卫者”。——编者注
(9)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10)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社会祸害”。——编者注
(11) 马克思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的原话是：“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编者注
(12) 1891年发表时没有“直接”一词。——编者注
(13) 1891年发表时这里没有“他们的”。——编者注
(14) 马克思起草的《协会临时章程》的原话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编者注
(15)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1页。——编者注
(17) 同上，第42页。——编者注
(18)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9) 1891年发表时没有“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和“多么无耻”。——编者注
(20)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既然他们不可能”。——编者注
(21)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既不‘诚实’也不体面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22)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并且……这类东西！”这半句话。——编者注
(23) 1891年发表时这里是“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编者注
(24) 1891年发表时删去了这句话。——编者注

注　　释

85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446。
173 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一理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440。
188 文化斗争这一概念是由左翼自由派医生鲁·微耳和提出的，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俾斯麦政府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一方，以具有资产阶级分裂主义倾向的教会中央党和天主教教会为另一方展开的政治论战的概括。由于内政和外交上的原因，俾斯麦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处于敌对状态。中央党与其他分裂主义势力，其中包括进入帝国国会的波兰人结成了联盟，傅斯麦认为这一联盟危及具有普鲁士特征的、以新教为主的帝国的进一步巩固，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法律措施。
　　俾斯麦利用在论战过程中、于1872年3月11日在普鲁士公布的教学监督法压制波兰居民的文化活动，推行波兰居民的普鲁士化。按照这项法律，普鲁士官员不仅应对波兰神职人员进行监督，而且也应对所有波兰居\民的学校进行监督。此外，1872年10月26日的一项王室法令以及1873年10月27日由波森省颁布的一项命令还规定，除宗教课以外，德语为波森中等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教学用语。在反对天主教的借口下，俾斯麦政府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地区加强民族压迫，同时煽起宗教狂热使一部分工人脱离阶级斗争。80年代初，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形势下，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取消了大部分法律措施。——448。
193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一7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424。
203 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也称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426。
204 爱森纳赫派也被称为“诚实的人”。——445。
20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426、445。
207 指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331页）。——439、445。
208 “铁的工资规律”是斐·拉萨尔的一个经济学观点。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致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中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所作的演说（根据速记记录》）1863年莱比锡第5版）
　　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第15—16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440。
211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包括马克思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和他在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逐条批判了纲领草案中的拉萨尔主义观点，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针对拉萨尔派离开生产关系空谈“劳动”和“公平分配”的错误观点，马克思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见本卷第436页）。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者也不可能得到拉萨尔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只有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于补偿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建立后备基金、支付管理费用、满足共同需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等各部分之后，才谈得上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在阐述未来社会的分配方式时，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并阐明了两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由于在经济、道德和精神上都还带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消费品分配只能遵循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即实行按劳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固的，．IE好是他给予社会的”（见本卷第434页）；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和人本身的全面发展，“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见本卷第436页）。马克思还批判了拉萨尔派所谓废除“铁的工资规律”的谬论，指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针对拉萨尔派关于“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自由国家”等错误观点，马克思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国家的阶级性，指出现代国家“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见本卷第444页），并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被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见本卷第445页）此外，这部著作还论述了工人阶级政党在教育和宗教等问题上的重要观点。
　　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召开了合并预备会议，并拟定了合并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队马克思针对这个纲领草案于4月底5月初写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并把它和信一起寄给了白拉克，后来该著作被通称为《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1年1月，恩格斯为了反击德国党内目见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正确的纲领，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阳才，将这一著作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并写了序言。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考虑了《新时代》杂志的出版者约·亨·威·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要求，删去了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词句和评语。
　　《哥达纲领批判》最早由熊得山译成中文，1922年发表在北京《今日》杂志第1卷第4号（马克思特号），1925年上海解放丛书杜出版了李春蕃（柯伯年）的中译本，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何思敬、徐冰的中译本。——419。
212 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国的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两个派别，即由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和卡·特耳克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423、425。
213 哈雷代在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于1890年10月12——18日在德国哈雷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主要起草人威·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通称爱尔福特纲领。——423。
214 这个声明后来没有发表，其原因见恩格斯1875年10月11日给威·白拉克以及1875年10月12日给奥·倍倍尔的信。——425。
215 爱森纳赫党的正式名称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于1869年8月7——9日在德国爱森纳赫城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爱森纳赫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下建立和成长起来，它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左派。——425。
216 委托书在这里是指受某个组织或党派的委托去参加某种会议或执行某种使命的证明书。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规定了受委托人必须严格遵守的要求。拉萨尔派为了坚持他们的机会主义主张，发给他们的代表具有约束力的委托书，而威·李卜克内西则热衷于合作，不惜作无原则的让步，他在1875年4月21日结恩格斯的复信中辩解说：“拉萨尔派事先直接举行了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些特别糟糕的条文均受委托书的约束。我们的（以及对方的）任何人都毫不怀疑，合并是拉萨尔主义的死亡。因此我们更应当对他们让步。”——426。
217 原来宣布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将于1875年5月23——25日召开、拉萨尔派代表大会在这以前召开，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拟于5月25—27日召开。实际情况是，合并代表大会于5月22—27日召开，而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和拉萨尔派代表大会都是在合并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426。
218 指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1872年9月—1875年11月在巴黎分九册出版。——427。
219 指出版《人民国家报》的莱比锡联合会印刷所出版社，该社于1875年出版了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新版本。——427。
220 指斐·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保持的秘密关系。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觉察到这一点，他在1865年2月23曰：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拉萨尔事实上已经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220页）1928年发现的材料证实，拉萨尔早在1863年5月就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彼此多次密谈，书信来往。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1864年2月。1863年6月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表示”一旦工人等级能够有理由相信独裁对它有好处，它就会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正如我最近对您说的那样，如果国王什么时候能够决定采取——当然这是难以置信的——步骤、实行真正革命的和民族的方针，并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王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革命的人民的王权，那么工人等级尽管有共和主义的信仰，或者宁可说正是由于这种信仰，就会多么倾向于把国王看做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已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独裁的天然体现者！”——431。
221 指1874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九人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当时监禁期已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所获选票超过35万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大大超过了1871年选举所获的票数。——438。
222 这一称谓显然是用来讽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威·哈赛尔曼的。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1871——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了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派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势力所进行的仇视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438。
223 傅斯麦上台后，为了镇压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871年，他同法国反动头子阿·梯也尔勾结，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后，1871——1872年他企图同奥匈帝国、俄国缔结一个E式协定、以便共同镇压革命的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一国际。1873年10月22日，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奥、德三国皇帝缔结了协定，即”三国同盟”，规定一旦出现战争或革命的危险，三国应立即协商，采取共同行动。——439。
224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439。
225 指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在每日政治新闻栏目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439。
226 引自歌德《神性》中的诗句：“我们大家必须顺从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完成我们生存的连环。”——440。
227 弗·朗格在1865年发表的《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一书，宣扬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恩格斯于1865年3月29日写信给朗格，对他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440。
228 指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菲·毕舍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由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来消除社会弊病的主张。——443。
229 “狭隘的臣民见识”是广泛流传于德国的一种说法，源于1838年初普鲁士内务大臣冯·罗霍给埃尔宾城居民的信。当时有人以埃尔宾城居民名义写信支持格丁根七教授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该邦宪法。罗霍在回信中写道：”臣民应当对自己的国王和邦君表示理所当然的服从……　但是不应当以自己的狭隘见识为标准去度量国家元首的行为……”——444。
230 这句话原文是拉丁文：Dixi et salvavi animam meam，源于 《旧约全书·以西结书》，意思是，我已经尽了责任。——449。

弗·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²³¹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里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攻读法学，但不久就专心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曾准备争取当大学哲学教师，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²³²，使他走上了另一条生活道路。在他的协助下，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和汉泽曼等人，在科隆创办了《莱茵报》 ， 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²³³，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莱茵报》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书报检查机关对它没有办法⁽¹⁾。《莱茵报》差不多总是能登载那些重要的文章；先是给书报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有十家报纸有《莱茵报》这样的勇气，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么德国的⁽²⁾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行不通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书报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它要受双重检查，在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查封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一起出版《德法年鉴》，他以在该刊物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³⁾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促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²³⁴。据说亚历山大·洪堡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²³⁵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和《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抓住时机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²³⁶，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自从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²³⁷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得到根本的改造；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地方，就有同盟；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的几乎所有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且在实践中实现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是在伦敦）多次国际工人会议。

　　在1847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在1848年二月革命前不久第一次发表，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曾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盛世，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¹⁶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运动，看来比利时的时局就要发生突变的时候，比利时政府便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盲目行动。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之流当即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²³⁸以后，马克思迁到科隆，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这家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 卡尔·马克思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神圣的东西的行为是”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²³⁹，因为上自国王⁽⁴⁾和帝国摄政⁽⁵⁾，下至宪兵都遭到该报攻击，而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当时拥有8000兵员的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隆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就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告知科隆的检察官，要求进行法律追究，——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报纸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当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抗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被宣判无罪²⁴⁰。最后，1849年德累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²⁴¹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²⁴²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5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¹⁰⁰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要么迁到布列塔尼，要么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版自第二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0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其后在波士顿，近年又在莱比锡印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隆被判罪²⁴³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10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中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勋爵的文章，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这部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浑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以争取德国持中立的，甚至同情的立场。福格特蓄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大肆诬蔑马克思，而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们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证明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²⁴⁴所收买。整整10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字母V⁽⁶⁾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⁷⁾

　　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本要点。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的定稿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夙愿：创立一个把欧美最先进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资产者及各国政府面前，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体现，会使无产阶级受到鼓舞，变得坚强，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感到恐惧。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¹成立了；大会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¹⁹³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从1864年的成立宣言直到1871年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撰写欧洲工人还记忆犹新的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无法存在下去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的前台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都无法再展开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²⁴⁵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招致失败和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而不了解或无视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那些丧失理智的、卑鄙龌龊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局势下不可能满足仍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而要照旧充分展开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鉴于这种形势，它暂时退出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的情况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常常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任何想假借国际的名义策划无谓暴动的企图被制止了；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唤起的对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际联合组织这样一条纽带，仍然能够发挥作用，而这样一条纽带在当时已经变成了一种束缚。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眼来重新开始他的理论工作，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历史编纂学家和部分英国历史编纂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至少从中世纪起，欧洲历史的动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现在马克思则证明，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又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即各个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经济自己生产几乎所有必需品，几乎不进行交换。农民公社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并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甚至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交往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个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跻身于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着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区域，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而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有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它在落后国家里排挤旧式手工劳动，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创造出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被排除于政权之外，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专业历史编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同样，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大多数人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而很少能得到享受。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因为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很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立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成了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注定要终生从事劳动，为自己生产微薄的必要生活资料，同时还要为特权者生产日益丰富的生活资料。对历史的这种考察方法通过上述方式对至今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种考察方法还使我们认识到：由于现时生产力如此巨大的发展，就连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一个借口，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也已经消失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¹⁵⁶以及工业不振的状态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统治、一切奴役和一切剥削，才能解放自己；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示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价值总额，而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都力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者，他们被排除于这种占有之外而仅有一种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可以出卖，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这种劳动力以占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从而也体现在它的再生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体现在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量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表现为同样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⁸⁾。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让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所以第7小时、第8小时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酬劳动的产品，首先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首先被这个资本家所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构成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基础，总之，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基础。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徭役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酬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酬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胡说现代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立足之地，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真相大白：它也是人数不多并且仍在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有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阐述，从而政治经济学中那些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方面，也会发生根本变革。愿马克思不久就能把第二卷付印。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6月中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8年在不伦瑞克发行的《人民历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脚　　注

(1) 第一个对《莱茵报》进行检查的是警务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隆日报》上关于菲拉莱泰斯（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翻译的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不应拿神圣的东西搞喜剧”。
(2) 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删去了“德国的”一词。——编者注
(3) 指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4)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5) 奥地利大公约翰。——编者注
(6) “福格特”德文的第一个字母是V。——编者注
(7) 见《皇室文件和通信}》（两卷集 ）1870—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页。——编者注
(8) 在1891年纽约《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上发表时，这里的“劳动”一词改为“报酬”。——编者注

注　　释

1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见本卷第12——13页）。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13页）。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本卷第15页）。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寻|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00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456。
16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453。
100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454。
156 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具有猛烈而深刻的特点。在德国，这次危机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459。
193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一7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456。
231 《卡尔·马克思》是恩格斯应威·白拉克的请求为他主编的《人民历书》丛刊撰写的马克思传略。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介绍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伟大一生，概述了马克思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争取工人阶级解放而进行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他着重阐释了马克思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理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这两大发现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写于1877年6月中旬，发表在1878年《人民历书 B上。文章发表以后，迅速得到广泛传播。后来介绍马克思生平事业的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依据恩格斯这篇文章中的事实材料，就连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发表的回忆文章，也主要是以本文为依据；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回忆录，如保·拉法格的《回忆卡尔·马克思》以及弗·列斯纳的《一个工人对卡尔·马克思的回忆》，也吸收了本文的内容和思想。恩格斯在1892年为《政治科学手册》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一文中说：“过去出版的马克思传记大多数都是错误满篇。唯一可靠的传记是发表于白拉克在不伦瑞克出版的1878年《人民历书》中的那篇传记（作者恩格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00页）
　　1939年3月延安《解放》周刊第66期发表了黎平、石巍译的这篇传记，篇名为《马克思小传》；1940年8月上海读书出版社出版的何封等译的《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一书中也收有这篇传记。——451。
232 1840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三世逝世，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后拒绝实践先王早在1813年和1815年就许诺的颁布宪法、实行新闻出版自由、成立陪审法庭、从而激起了资产阶级同王国政府政治上的强烈对立。恩格斯曾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公开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1840年开始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2—363页）。——451。
23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于1841年5月23日——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针对这次议会辩论分四个专题写四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连续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写了，具体情况不明。
　　马克思的文章在《莱茵报》上发表以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451。
234 指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1845年1月11日下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452。
235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亚·洪堡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是因为此人当时负有普鲁士秘密外交使命，曾于1845年1月4日——3月19日在巴黎逗留、并于1月7日接受法王路易—菲力浦的召见。当时报界盛传他的巴黎之行与马克思等人被驱逐有关，对此他曾公开予以反驳。但毫无疑问的是，文中未提到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阿·伯恩施太德参与了告密和驱逐马克思的卑劣行动。——452。
236 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452。
237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周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思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虽然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一抄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一吵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452。
238 三月革命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见注251）．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一汉泽曼内阁。——453。
239 钦博拉索山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鲁无礼的钦博拉索山”意即粗鲁无礼到了极点。——454。
240 指1849年2月7日和8日的两个审判案。
　　第一次是因为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第35号刊登《逮捕》一文被指控污辱和诽谤了国家权力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
　　第二次是1848年11月因报纸号召人民抗税，被指控煽动叛乱，马克思和卡·沙佩尔等人被推上陪审法庭。——454。
241 指1849年5月3—9日在德累斯顿爆发的武装起义以及因后备军反对应征加入普鲁士军队在莱茵省爆发的起义。
　　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且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德累斯顿起义的导火线，起义遭到萨克森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这次起义为1849年5一7月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揭开了序幕。。
　　莱茵省的起义于1848年5月9日首先从埃尔伯费尔德开始，继而席卷杜塞尔多夫、伊瑟隆及索林根等地，街垒战一直持续到5月中旬。——454。
242 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掀起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在这一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地当时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并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1849年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对起义者不作任何援助，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于1849年7月被镇压下去。——454。
243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口日）、这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的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455。
244 指第二帝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并于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455。
245 19世纪的所谓欧洲强国有六个：俄国、英国、德国（1871年起为德意志帝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1861年起）。——457。

卡·马克思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²⁴⁶

　　编辑先生：

　　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一文的作者⁽¹⁾，显然是一个聪明人，假如他在我的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能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的结论的地方，他就会加以引证了。因为找不到这样的地方，所以不得不抓住刊载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增补材料里面的一段针对一个俄国”文学家”⁽²⁾的批评性插话⁽³⁾。我在那里对这位作家提出了什么责难呢？这就是：他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⁴⁾里发现了“俄国”共产主义，并且俄国公社在他手中只是用以证明腐朽的旧欧洲必须通过泛斯拉夫主义的胜利才能获得新生的一种论据。我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⁵⁾的努力的看法等等。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而这篇跋是关于茹柯夫斯基先生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所知道的，因为他曾经引证过——，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⁶⁾。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我的可敬的批评家既然可以根据我同那位俄国“文学家”和泛斯拉夫主义者的争论得出我不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的结论，那么，他至少也同样有理由根据我对这位“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的尊重断定我同意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二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剥夺大量人手中的传统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并把他们突然抛向劳动市场的变革。但是，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等等《（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⁷⁾）。在那一章末尾，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它本身已经创造出了新的经济制度的要素，它同时给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切生产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实际上已经以一种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只能转变为社会所有制。²⁴⁷在这个地方我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理由很简单，这个论断本身只不过是概括地总结了前面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那几章里所作的详细阐述。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对我的批评家来说是太少了。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

　　在《资本论》里的好几个地方，我都提到古代罗马平民所遭到的命运。这些人本来都是自己耕种自己小块土地的独立经营的自由农民。在罗马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使他们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不仅蕴涵着大地产的形成，而且还蕴涵着大货币资本的形成。于是，有那么一天就一方面出现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切都被剥夺的自由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占有已创造出来的全部财富的人，他们剥削他人劳动。结果怎样呢？罗马的无产者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他们比过去美国南部各州的“白种贫民”²⁴⁸更卑贱，和他们同时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奴隶制的。因此，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10—11月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886年《民意导报》第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脚　　注

(1)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2) 亚·伊·赫尔岑。——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根据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翻译 ）1987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版第75—7S1页。——编者注
(4) 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编者注
(5)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文章中的这段话，在马克思手稿中引用的是俄文原文。——编者注
(6)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编者注
(7) 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70页。——编者注

注　　释

246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是马克思论述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和社会历史研究中的科学方法的著作。马克思在信中批驳了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对他的观点的歪曲。他指出，他根据大量资料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见本卷第464页）马克思还坚决反对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指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见本卷第466页）。他强调，只有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才能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如果“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见本卷第467页）。
　　马克思的信是在《祖国纪事》杂志于1877年10月登载了俄国民粹派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不久写成的，估计是在1877年10——11月。米海洛夫斯基的这篇文章针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庸俗经济学家茹柯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攻击、从民粹派的立场出发，为马克思进行辩护，但是对《资本论》却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这封信并抄写了几个副本。恩格斯将其中一个副本附在1884年3月6日的信中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他在信中说，马克思的信“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123页）。
　　马克思的这封信是用法文写的，最初可能由查苏利奇译成俄文，于1885年以石印的形式在俄国出版，同年12月以胶版眷写版的形式再次出版，但这两次的出版物大部分落入警察手中。后来，这封信又用俄文发表在1886年《民意导报》（日内瓦）第5期，这封信还于1888年10月用俄文发表在俄国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译者是尼·弗·丹尼尔逊。1886年还出版过这封信的两种波兰文本，这封信的德译文发表在1887年5月3日《纽约人民报》第5号，同年6月3日又转载于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194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林超真译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收录了这封信。——463。
247 在马克思的手稿上，第2节第一段有两个文稿，这里译出的是第二稿，第一稿全文如下：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说明了使生产者同他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变成资本的运动。在这一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
　　但是，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
　　在那一章末尾，我论述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并断言，资本主义积累的最后结果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465。
248 “白种贫民”指美国南部蓄奴州自由的、但依附于奴隶主的无地居民。由于棉花生产为大农场主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经济阻碍了小商品生产的发展，大部分农民因此而破产并沦为”白种贫民”他们耕种贫婿的土地，住在破旧的茅屋里，甚至连农奴都鄙视他们。大奴隶主统治着奴隶和数百万”白种贫民”。——46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²⁴⁹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8月20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的《年鉴》⁽¹⁾来了，而后赫希柏格本人也来了。

　　我只好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拿给您看，而这一点我是特别嘱咐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　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重新创办的党的机关报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这第一点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几个月就一命呜呼；另一点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主宰报纸的立场。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安排就绪，其余情况你将从苏黎世得知。”（李卜克内西7月28日给希尔施的信）这封回信希尔施并没有接到。他倒是收到了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的信（7月24日），信中伯恩施坦通知说：“（报纸的）组织出版和监督权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辛⁽²⁾和我们⁽³⁾”开过会，会上有人认为：

　　“您担任《灯笼》编辑时和个别同志发生的分歧，会给您的地位造成一些困难，但我认为这种疑虑并非十分紧要。”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财政状况。哪些同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无关紧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使报纸维持一年的资金”。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关于他打算给报纸设定的立场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并接到一项指示：

　　“监督蚕员会必须坚持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1~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见，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是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人⁽⁴⁾商议。他8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一定是知道的，因为他曾坚决要求转达给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意见，并请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这期间李卜克内西于7月28日写信给希尔施：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包括）藤希柏格在内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细节，我就不管了。”

　　李卜克内西在下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只字未提，而是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卜克内西8月14日给我的信还是这么写的，并要求我们说服希尔施接受。直到8月20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所以您写信对我说：

　　“他〈赫希柏格〉在报纸的编辑方面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有更多的发言权。”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8月11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住在苏黎世的三个人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份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三个莱比锡人的同意之下挑选一名编辑……据我的记忆，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项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根据这种情况，我觉得，……没有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协助，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至少知道了一些确实的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在苏黎世人面前所处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任，没有他们的协助，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一直不知道姓名的苏黎世的三个人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菲勒克的信的下边写了一段附言，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像菲勒克所认为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而实质上是管理委员会，对党即对我们负责报纸的财务，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受权监督你。”

　　三个苏黎世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唯一参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要求，希尔施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已经作出的决议，因为那里边包括了要求他接受的条件，对这一点，人们丝毫没有加以考虑，特别是看来莱比锡人也根本没有想到要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么会产生上述矛盾呢？

　　如果说莱比锡人在授予苏黎世人哪些职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那么苏黎世人对于这一点是完全清楚的。

　　施拉姆8月14日写信给希尔施：

　　 “假如当时您没有写信说，遇有类似事件〈如凯泽尔事件²⁵⁰〉仍然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就不会对此多费唇舌。但是鉴于您提出的这个声明，我们必须保留对新报纸刊载什么文章的决定权。”

　　听说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谈过这一点，而这封信是7月26日写的，也就是在苏黎世的那次确定了三个苏黎世人握有全权的会议以后很久。但是，苏黎世人如此陶醉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以致在答复希尔施这封写得比较晚的信时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原因何在呢？

　　（1）由于莱比锡人和苏黎世人都顽固地拒绝告诉他任何一点有关报纸的经费基础和报纸能否维持下去——哪怕仅仅一年的确实情况。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项。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赫希柏格），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就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现在还远没有排除。这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800马克的款子正好等于这里的协会在上半年补助《自由》周报的经费（40英镑）。

　　（2）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世人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工作的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见不一的滑稽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人不仅要监督，甚至要检查编辑工作，给希尔施分派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只能同意他的做法。我一给报纸确定的立场们从赫希柏格那里⁽⁵⁾听说，莱比锡委员会由于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员而得到了加强，因此只有在三个莱比锡人意见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迅速进行干预。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二　给报纸确定的立场

　　伯恩施坦早在7月24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担任《灯笼》编辑时和个别同志的分歧，会给他的地位造成困难。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立场，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的立场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引起诉讼，在德国不应引起不必要的惊恐。他问那些同志是谁，并继续说道：

　　 “我只知道一个人，并且我向您保证，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纪行为，我对此人将仍然照此办理。”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至于报纸的立场，监督委员会的意见自然是，《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报纸不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立场。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同志异口同声〈！〉斥责的事件，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抨击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柏格说，像凯泽尔这类事件，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此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表态和善意的提示”。

　　菲勒克也写道：

　　“已经指示”新报纸”……采取降静克制的立场，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切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人们至多可以指责伯恩施坦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如果说在我们确实不能打出鲜明旗帜的时候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据说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唯一在帝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纪律，因为他：

　　（1）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2）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党整个策略的首要基本准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不可否认希尔施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通过代表大会的决议而可以说是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确定不移的首要基本准则，竞投票赞成拨款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⁴⁸，那么我们认为，希尔施同样也完全有权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人们怎么会对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柏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动，而有了这一准许，人们认为凯泽尔便得到了庇护。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有点不像话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耻辱，以前还可以推给凯泽尔一人承担，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耻辱就更大了，同时，希尔施的功绩也更大了，因为他把凯泽尔的愚蠢言论以及更加愚蠢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名誉。难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染上议会症了吗，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会降临到当选者的头上，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永无谬误的宗教会议，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触犯的教条？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议庇护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是那些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注意维护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公然违反党的纪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通过他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其他议员们通过他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了党纪，因为他不顾这个决议——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在迄今实际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⁶⁾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不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报，尤其是《前进报》特别喜欢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去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保护关税问题突然成了现实问题，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没有一个人具备作出鲜明而正确的判断所需的条件：了解德国工业的状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各种思潮有时还不可能绝迹，这些思潮确实也要顾及到。摆脱这种混乱的唯一途径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把握问题（像《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并没有坚决地这样做自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场辩论中第一次表现出犹豫不决、缺乏自信和糊里糊涂，以致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新的报纸万万不可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不可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而应当采取原则上社会主义的和冷静克制的立场。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是适合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打出鲜明的旗帜。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打出鲜明的旗帜，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新闻出版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惯常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直言不讳地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恰好证明，他就只配受制于这些德国法律，他实际上只会说在非常法颁布以前的德国所允许说的话。编辑部成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于这种可能性不应有所顾忌。谁不做好冒此风险的准备，谁就不适于走上如此引人注目的光荣岗位。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严肃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放弃这个唯一严肃的反对党的角色，表现温顺，以冷静克制的态度忍受脚踢，以此来向俾斯麦表示感谢，那么它只是证明，它该挨脚踢。1830年以来，德国流亡者在国外出版的所有报刊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灯笼》都算过于狂妄无理，那么新的报纸只会在非德意志国家的同志们面前损害党的名誉。

三　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⁷⁾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⁸⁾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他们为新机关报的立场所提出的真正纲领，既然这一立场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施韦泽使这里被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这是由于他加深了运动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⁹⁾其次谴责他“把资产阶级民主派拒之于门外”。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该党的愿望，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人这个党，那也只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一个以极片面的方式充当工人党的政党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据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么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放①一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弃他们的显要职位。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据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可见，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当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一点，它首先必须抛弃无产者粗野的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85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举止”也就会让位于可以很好调教出来的“资产阶级的举止”（好像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有失体统的举止并不是最不值得谴责的东西似的1）。那时也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种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三个苏黎世人以为，他们有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并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五六十万社会民主党选民都极其有理智，不去用脑袋撞墙壁，不去以一对十地试图进行“流血革命”，那么这就说明，他们今后永远不可能去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会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²⁵¹那么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像“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88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英勇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野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越是心平气和、务实谨慎，清醒的反动派以赤色幽灵恐怖来吓唬资产阶级这一目前〈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得逞的伎俩，就越不可能重演。”（第88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产生一丝一毫的恐惧，竟要明白无误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正是资产阶级对它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现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那又是什么呢！只要取消了阶级斗争，那么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的人物”就“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并进了”！但是上当的是谁呢？只能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举止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各种“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正是这些行为给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口实。如果它自愿地作出承诺，愿意只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活动，那么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大发善心，取消这个届时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理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那些在开始考虑实现长远的追求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长远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是要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是为了死后遗留给儿孙们。眼前应将”全部力量和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补补缀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事情，而同时又不致吓跑资产阶级。说真的，我倒更喜欢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垮台，就大搞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年的危机，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崩溃做了一些事情。

　　另一件损害良好的风度的事，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儿”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儿”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么对任何人我们都不应该再去攻击，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停止；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儿”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变本加厉地回报他们以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毕竟也有有害的一面：

　　“使那些本来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⁴⁸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党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仍很熟悉1848年以来所有这些言词的人来说是如此。正是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心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迫于自己的革命地位，可能“走得太远”。不要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应全面地和解：不要反对政府和资产阶级，而应尝试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要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应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遥无期的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垮台对后者来说也是遥遥无期的，因此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毫无意义的；人们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人们承认这种斗争，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实践中却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实现的长远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给旧的社会制度以新的支持，从而把最终的大灾难或许变成一个渐进的、逐步的和尽可能温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别人做任何事情，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后来又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脱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每一次都毫不理睬他们而走自己的路。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在《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早已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令人不快的“粗野的”现象放到一边去的地方，留下来充当社会主义的基础的就只有“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了。

　　在至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输送教育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教育因素。但是，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真正的实际教育材料或理论教育材料。相反，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尝试；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自己首先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搬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炮制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么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像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些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能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么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视情况甚至可以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么，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制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没有教养，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须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一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新机关报将采取符合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即采取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那么很遗憾，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走，而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收回迄今为止我们在同国外的关系方面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¹⁰⁾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1879 年9月16日—18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第23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脚　　注

(1) 指社会改良派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由卡·赫希柏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于1879—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编者注
(2) 指保·辛格尔。——编者注
(3) 指“苏黎世人”爱·伯恩施坦、卡·赫希柏格和奥·施拉姆。——编者注
(4) 指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路·菲勒克。——编者注
(5) 手稿原件上“从赫希柏格那里”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20—424页。——编者注
(7) 载于1879年《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1年卷第1册第75—96页。——编者注
(8) 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9) 本段开头这两句话作者在改动以前原来是这样写的：“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　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为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以此来制造借口，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构成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确实如此。但是之所以说片面，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对于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根本没有兴趣。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二点，堕落之处在于，他加深了运动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编者注
(10) 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弗里茨舍、布·盖泽尔和威·哈森克莱维尔。——编者注

注　　释

48 非常法或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474、482。
249 《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阐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作用的重要文献。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奥·施拉姆三人在苏黎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发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严厉批判了他们妄图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党变成改良主义政党的主张。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见本卷第484页）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为了对旧社会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而把自身目标的实现推迟到遥远的未来。他们还重申，“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飞如果其他阶级出身的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首先就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见本卷第484页）。
　　1878年10月德国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后，社会民主党处于非法状态。在这种异常困难的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抬头，而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种倾向采取调和主义态度。为了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克服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这封具有党内文件性质的通告信。
　　这封通告信是恩格斯在1879年9月11日之后起草的，是对奥·倍倍尔8月20日来信的回复。9月17——18日马克思疗养结束回到伦敦、立即同恩格斯共同讨论起草这封信，并将最后方案确定下来。马克思在9月1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封信叫做通告倍，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390页）。
　　《通告信》第一次发表在1931年6月15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2年卷第23期。
　　1939年延安解放杜出版的由柯伯年、艾思奇、景林等翻译的《马恩通信选集》收入了《通告信》的节选。——468。
250 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在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了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凯泽尔这种在帝国国会中为有利于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而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进行辩护的行为，同时也尖锐地抨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471。
251 1848年3月18日柏林发生了街垒战。当王宫前广场上的示威群众被驱散时，军队突然开枪。普鲁士军事当局的这种挑衅行为遂成了全域进行武装街垒斗争的导火线，这场斗争以王室军队的失败而结束。在同军队进行的战斗中，柏林居民有400多人被打死，1000多人被打伤。起义者接管了王富的警备事宜以后，于3月19日晨强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走上王宫阳台向在街垒战中的牺牲者脱帽致敬。——480。

弗·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²⁵²

马克思写的1880年法文版前言²⁵³

　　这本小册子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早先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的三篇文章，它们译自恩格斯最近的著作《科学中的变革》⁽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1844年就以他最初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引起了注意。《大纲》中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在曼彻斯特（当时恩格斯住在那里），他用德文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其意义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估价。在他第一次旅居英国以及后来旅居布鲁塞尔的时候，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北极星报》和罗伯特·欧文的《新道德世界》报的撰稿人。

　　在他旅居布鲁塞尔时，他和马克思建立了德意志共产主义工人协会²³⁶，这个协会同佛兰德和瓦隆的工人俱乐部保持了联系。他们两人和伯恩施太德一起创办了《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应正义者同盟²⁵⁴设在伦敦的德国委员会的邀请，他们参加了这个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²³⁷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该团体还必须对各国政府保持秘密。1847年，在同盟在伦敦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起草《共产党宣言》，《宣言》在二月革命¹⁶前不久出版，并且几乎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各种语言⁽²⁾。

　　同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建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²⁵⁵的工作，这是一个公开的和国际性的团体，参加这个团体的有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和无产阶级工人的代表。

　　二月革命后，恩格斯成了《新莱茵报》的编辑，这家报纸是由马克思1848年在科隆创办的，由于普鲁士发生政变，于1849年6月被查禁。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起义以后，作为志愿军团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反对普鲁士人的巴登起义（1849年6—7月）。²⁵⁶

　　1850年，他在伦敦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稿，这个刊物是由马克思出版并在汉堡刊印的。恩格斯在上面首次发表《德国农民战争》，该文19年后在莱比锡印成小册子重新出版并出了三版。

　　在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以后，恩格斯成为《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的撰稿人；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等等。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以后，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他被委托负责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通信联系。

　　他为《前进报》撰写并讽刺地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最近的一组论文，是对欧根·杜林先生关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新理论的回答。这些论文已经集印成书并且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摘录了这本书的理论部分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部分可以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5月4—5日前后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80年在巴黎出版的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1882年德文第一版序言²⁵⁷

　　后面这篇论文是由1878年在莱比锡出版的我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我为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把这三章汇集在一起交给他译成法文，并增加了若干比较详细的说明。经我校阅过的法译文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于1880年在巴黎印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法译文翻译的波兰文本于1882年刚刚在日内瓦由黎明印刷所出版，书名为《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

　　拉法格的译本在说法语的国家，特别是在法国，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三章如果按德文印成单行本出版，是否同样有好处。这时，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告诉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出版新的宣传小册子，问我是否愿意把这三章用于这一目的。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并把我的著作交给他们处理。

　　可是，这一著作原来根本不是为了直接在群众中进行宣传而写的。这样一种首先是纯学术性的著作怎样才能适用于直接的宣传呢？在形式和内容上需要作些什么修改呢？

　　说到形式，只有出现许多外来语这一点可能引起疑虑。但是拉萨尔在他的演说和宣传性文章中已经根本不避讳使用外来语，而据我所知，大家并没有因此提出抱怨。从那时以来，我们的工人已经更多地和更经常地阅读报纸，因此也更多地熟悉外来语。我只限于删去一切不必要的外来语。那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我没有加上所谓解释性的翻译。这些必不可少的外来语大部分是通用的科学技术用语，如果能翻译出来，那就不是必不可少的了。这就是说，翻译只能歪曲这些用语的含义；这样做解释不清楚，反而会造成混乱。在这里，口头的解释会有更大的帮助。

　　相反，在内容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对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总的说来，只有第三部分是困难的，但是对工人，比对”有教养的”资产者，困难要少得多，因为这一部分正是概括了工人的一般生活条件。至于说到我在这里加上的许多说明，那么实际上我与其说是考虑到工人，不如说是考虑到“有教养的”读者，如议员冯·艾内恩先生、枢密顾问亨利希·冯·济贝耳先生以及特赖奇克之流的人物，他们为不可遏制的欲望所驱使，总是一再确凿无误地表明他们的惊人的无知以及因而可以理解的对社会主义的巨大的误解。唐·吉诃德手执长矛同风车搏斗，这是合乎他的身份和所扮演的角色的，但是，我们不能容许桑乔·潘萨去做这类事情。

　　这样的读者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简述中提到康德一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提到现代自然科学和达尔文，提到德国的古典哲学和黑格尔。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在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在德国⁽³⁾。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德国资产阶级的学究们已经把关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及其创立的辩证法的记忆淹没在一种无聊的折中主义的泥沼里，这甚至使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而我们德国社会主义者却以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而感到骄傲。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9月2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9月21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2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1891年德文第四版序言²⁵⁸

　　我曾经预料，这篇论文的内容对我们的德国工人来说困难是不多的，现在这个预料已被证实。至少从1883年3月第一版问世以来已经印行了三版，总数达1万册，而且这是在现今已寿终正寝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统治下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也是一个新的例证，说明警察的禁令在像现代无产阶级的运动这样的运动面前是多么软弱无力。

　　从第一版印行以来，又出版了几种外文译本：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翻译的意大利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文托版；俄文本《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1884年日内瓦版；丹麦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一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西班牙文本《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6年马德里版；以及荷兰文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6年海牙版。

　　本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比较重要的补充只有两处：在第一章中关于圣西门的补充，同傅立叶和欧文相比，关于圣西门过去谈得有点过于简略，其次是在第三章接近末尾处关于在这期间已经变得很重要的新的生产形式“托拉斯”的补充²⁵⁹。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5月12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1892年英文版导言²⁶⁰

　　这本小册子本来是一本大书的一部分。大约在1875年，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欧·杜林博士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他改信社会主义，不仅向德国公众提出一套详尽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且还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完备的实际计划。当然，他竭力攻击他的前辈，首先选中了马克思，把满腔怒火发泄在他的身上。

　　这件事发生时，德国社会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合并²¹²，因而不仅力量大增，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全力以赴地对付共同的敌人。德国社会党正在迅速成为一股力量。但是，要使它成为一股力量，首先必须使这个刚刚赢得的统一不受危害。可是，杜林博士却公然准备在他周围建立一个宗派，作为未来的独立政党的核心。因此，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

　　可是，这件事虽然不太困难，显然也很麻烦。大家知道，我们德国人有一种非常严肃的Gründlichkeit，即彻底的深思精神或深思的彻底精神，随你怎么说都行。当我们每个人在阐述他认为是新学说的那种东西的时候，他首先要把它提炼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他一定要证明，逻辑的主要原则和宇宙的基本规律之所以存在，历来就是为了最后引到这个新发现的绝妙理论上来。在这方面，杜林博士已经完全达到这种民族标准了。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 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这三部八开本的巨著²⁶¹，在外观上和内容上都很有分量，这三支论证大军被调来攻击所有前辈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其实，就是企图“在科学中”实行一次完全的“变革”——我所要应付的就是这些。我不得不涉及所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到复本位制²⁶²，从物质和运动的永恒性到道德观念的易逝性，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到未来社会中的青年教育。无论如何，我的对手的包罗万象的体系，使我有机会在同他争论时用一种比以往更连贯的形式，阐明马克思和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的见解。这就是我承担这个通常是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的主要原因。我的答复，最初曾作为一系列论文发表在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莱比锡的《前进报》上，后来汇集成书，题为“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本书的第二版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根据我的朋友保尔·拉法格（现在是法国众议院里尔市的议员）的要求，我曾把这本书中的三章编成一本小册子，由他译成法文，于1880年出版，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波兰文版和西班牙文版就是根据这个法文本译出的。1883年，我们的德国朋友用原文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此后，根据这个德文本又出版了意大利文、俄文、丹麦文、荷兰文和罗马尼亚文的译本。这样，连同现在这个英文版在内，这本小书已经用10种文字流传开了。据我所知，其他任何社会主义著作，甚至我们的1848年出版的《共产主义宣言》⁽⁴⁾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没有这么多的译本。在德国，这本小册子已经印了四版共约两万册。

　　附录《马尔克》是为了在德国社会党内传播关于德国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发展的一些基本知识而写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党在团结城市工人的工作方面已经完成在望，又要着手进行农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这篇附录收入这个译本，是因为人们对所有条顿部落都同样有过的原始的土地占有形式及其衰亡的历史，在英国比在德国知道得更少。我让这篇附录仍保持原状，就是说没有涉及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最近提出的假说，按照这个假说，在马尔克的成员分割耕地和草地之前，土地是由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庞大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还存在的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⁵⁾可以作为例证）共同耕种的；后来，公社范围扩大，共同经营已日益不便，就出现了公社土地的分割。²⁶³柯瓦列夫斯基也许是完全对的，不过问题还在讨论中。

　　本书中所用的经济学名词，凡是新的，都同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²⁶⁴中所用的一致。我们所说的“商品生产”，是指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物品的生产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也是为了交换；也就是说，物品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这个阶段从开始为交换而生产的时候起，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也就是说，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用工资雇用除劳动力以外别无任何生产资料的工人，并把产品的卖价超过其支出的盈余部分纳入腰包的条件下，才获得充分的发展。我们把中世纪以来的工业生产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1）手工业，小手工业师傅带着少数帮工和学徒，每个工人都生产整件物品；（2）工场手工业，较大数量的工人聚集在一个大工场中，按照分工的原则生产整件物品，每个工人只完成一部分工序，所以产品只有依次经过所有工人的手以后才能制成；（3）现代工业，产品是用动力推动的机器生产的，工人的工作只限于监督和调整机器的运转。

　　我很清楚，本书的内容将遭到颇大一部分英国公众的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大陆上的人稍微顾及英国”体面人物”⁽⁶⁾的偏见，那么我们的处境也许更加糟糕。本书所捍卫的是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而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是使大多数英国读者感到刺耳的。”不可知论”也许还可以容忍，但是唯物主义就完全不能容许了。

　　然而，从17世纪以来，全部现代唯物主义的发祥地正是英国。

　　“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本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是否不能思维？’

　　为了使这种奇迹能够实现，他求助于上帝的万能，即迫使神学来宣讲唯物主义。此外，他还是一个唯名论者²⁶⁵。唯名论是唯物主义的最初形式，主要存在于英国经院哲学家中间。

　　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提出种子说的阿那克萨哥拉²⁶⁶和提出原子论的德漠克利特，都常常被他当做权威来引证。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确实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就在于把理性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在物质固有的特性中，第一个特性而且是最重要的特性是运动，它不仅表现为物质的机械的和数学的运动，而且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冲动、活力、张力，或者用雅科布·伯麦的话来说，是物质的‘痛苦’[‘Qual’]⁽⁷⁾。

　　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一方面，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整个人发出微笑。另一方面，那种格言警句式的学说却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以感觉为基础的知识失去了诗情画意，变成数学家的抽象经验；几何学被宣布为科学的女王。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为了能够在对手，即漠视人的、毫无血肉的唯灵论的领域制服这种唯灵论，唯物主义就不得不扼杀自己的肉欲，成为禁欲主义者。这样，它就从感性之物变成理智之物；可是，它因此也就发展了理智所特有的无所顾忌的全部彻底性。

　　作为培根的继承者，霍布斯声称，既然感性给人提供一切知识，那么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就无非是摆脱了感性形式的现实世界的幻影。哲学只能为这些幻影命名。一个名称可以用于若干个幻影。甚至还可以有名称的名称。但是，一方面认为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性世界，另一方面又硬说一个词的意义不只是一个词，除了我们通过感官而知道的存在物，即全都是个别的存在物之外，还有一般的、非个别的存在物，这就是一个矛盾。无形体的实体和无形体的形体同样是荒唐的。形体、存在、实体只是同一种实在的不同名称。不能把思想同思维着的物质分开。物质是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如果‘无限的’这个词不表示我们的精神具有无限增添补充的能力，这个词就毫无意义。因为只有物质的东西才是可以被我们感知的，所以我们对神的存在就一无所知了。只有我自己的存在才是确实可信的。人的一切激情都是有始有终的机械运动。欲求的对象是所谓的善。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强力和自由是同一的。

　　霍布斯把培根的学说系统化了，但他没有论证培根关于人类的全部知识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理。洛克在他的《人类理智论》中对此作了论证。

　　霍布斯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有神论的偏见；柯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利斯特列也同样消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无论如何，自然神论²⁶⁷对实际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摆脱宗教的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⁸⁾。

　　关于现代唯物主义起源于英国，卡尔·马克思就是这样写的。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和洛克都是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派的前辈，法国人在陆上和海上的历次战争中尽管败于德国人和英国人，但这些法国唯物主义者却使18世纪成为一个以法国为主角的世纪，这甚至比圆满结束那个世纪的法国革命还要早；这次革命的成果，我们这些身在英国和德国的局外人还总想移植哩。

　　这是无可否认的。在本世纪中叶，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那时，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很激进的自由思想者，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几乎所有有教养的人都相信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奇迹，甚至一些地质学家，例如巴克兰和曼特尔也歪曲他们的科学上的事实，唯恐过分有悖于创世记的神话，要想找到敢于凭自己的智力思考宗教问题的人，就必须去寻访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当时所谓的“无知群氓”即工人，特别是去寻访那些欧文派的社会主义者。

　　但是从那时以来，英国已经“开化”了。1851年的博览会⁽⁹⁾给英国这个岛国的闭塞状态敲响了丧钟。英国在饮食、风尚和观念方面逐渐变得国际化了自这种变化之大，使我也希望英国的某些风尚和习惯能在大陆上传播，就像大陆上的其他习惯在英国传播那样。总之，随着色拉油（1851年以前只有贵族才知道）的传入，大陆上对宗教问题的怀疑论也必然传了进来，以致发展到这种地步：不可知论虽然还尚未像英国国教会那样被当做“头等货色”但是就受人尊敬的程度而言，几乎和浸礼会是同等的，而且肯定超过了“救世军”²⁶⁹。我时常这样想：许多人对这种越来越不信仰宗教的现象痛心疾首，咒骂谴责，可是他们如果知道这些“新奇的思想”并不是舶来品，不像其他许多日用品那样带有“德国制造”的商标，而无疑是老牌的英国货，而且他们的不列颠祖先在200年前已经走得比今天的后代子孙所敢于走的要远得多，那他们将会感到安慰吧。

　　真的，不可知论如果不是（用兰开夏郡的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字眼来说）“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又是什么呢？不可知论者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整个自然界是受规律支配的，绝对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可是，不可知论者又说，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的某个最高存在物的存在。这种说法在拿破仑那个时代也许还有点价值，那时拿破仑曾问拉普拉斯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何他的《论天体力学》⁽¹⁰⁾只字不提造物主，对此，拉普拉斯曾骄傲地回答：“我不需要这个假说。”可是如今，在我们不断发展的关于宇宙的概念中绝对没有造物主或主宰者的位置；如果说，在整个现存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最高存在物，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而且我以为，这对信教者的情感也是一种不应有的侮辱。

　　我们的不可知论者也承认，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可是他又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是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正确反映呢？然后他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事物或事物的特性时，他实际上所指的并不是这些他也不能确实知道的事物及其特性，而是它们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印象而已。这种论点，看来的确很难只凭论证予以驳倒。但是人们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¹¹⁾。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我们一旦发现失误，总是不需要很久就能找出失误的原因；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行动所依据的知觉，或者本身就是不完全的、肤浅的，或者是与其他知觉的结果不合理地混在一起——我们把这叫做有缺陷的推理。只要我们正确地训练和运用我们的感官，使我们的行动只限于正确地形成的和正确地运用的知觉所规定的范围，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行动的结果证明我们的知觉符合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例子迫使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会在我们的头脑中造成一些在本性上违背现实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或者，在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之间，存在着天生的不一致。

　　但是，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者这时就说：我们可能正确地感知事物的特性，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感觉过程或思维过程掌握自在之物。这个“自在之物”处于我们认识的彼岸。对于这一点，黑格尔早就回答了：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这一事实，你也就完全掌握这一事物，掌握康德的那个著名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了。还可以补充一句：在康德的那个时代，我们对自然界事物的知识确实残缺不全，所以他可以去猜想在我们对于各个事物的少许知识背后还有一个神秘的“自在之物”。但是这些不可理解的事物，由于科学的长足进步，已经接二连三地被理解、分析，甚至重新制造出来了；我们当然不能把我们能够制造的东西当做是不可认识的。对于本世纪上半叶的化学来说，有机物正是这样的神秘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必借助有机过程，就能按照有机物的化学成分把它们一个一个地制造出来。近代化学家宣称：只要知道不管何种物体的化学结构，就可以按它的成分把它制造出来。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准确地认识最高有机物即蛋白体的结构；但是没有理由说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不会有这种认识，并根据这种认识来制造人造蛋白。我们一旦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同时也就制造了有机生命，因为生命，从它的最低形式直到最高形式，只是蛋白体的正常的存在方式。

　　然而，我们的不可知论者只要作出这些形式上的思想上的保留，他的言行就像十足的唯物主义者了，实际上他也是唯物主义者。他或许会说：就我们所知，物质和运动，或者如今所谓的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我们无法证明它们不是在某一个时候创造出来的。可是，你要是想在某一特定场合下利用这种承认去反驳他，他立刻就会让你闭上嘴巴。他抽象地承认可能有唯灵论，但是他不想具体地知道是否有唯灵论。他会对你说：就我们所知道或所能知道的，并没有什么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者；对我们来说，物质和能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在我们看来，思维是能的一种形式，是脑的一种功能自我们只知道：支配物质世界的是一些不变的规律，等等。所以，当他是一个科学家的时候，当他还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在他的科学以外，在他一无所知的领域中，他就把他的无知翻译成为希腊文，称之为不可知论。

　　无论如何，这一点是清楚的：即使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显然我也不能把这本小书所概述的历史观称为“历史不可知论”。信教的人将会嘲笑我，不可知论者也将厉声质问我是否在嘲弄他们。因此，我在英语中如果也像在其他许多语言中那样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我希望英国的体面人物⁽¹²⁾不至于过分感到吃惊。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

　　如果我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对英国的体面人物也是有益的，人们对我或许还会更宽容一些。我已经说过：大约在四五十年以前，移居英国的有教养的外国人最惊奇的，是他必然会视为英国体面的中等阶级的宗教执迷和头脑愚蠢的那种现象。现在我就要证明，那时候的体面的英国中等阶级，并不像有知识的外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愚蠢。这个阶级的宗教倾向是有其缘由的。

　　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¹³⁾是欧洲的革命因素。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封建体制内已经赢得公认的地位，但是这个地位对它的扩张能力来说，也已经变得太狭小了。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已经不能同封建制度并存，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覆灭。

　　但是封建制度的巨大的国际中心是罗马天主教会。它尽管发生了各种内部战争，还是把整个封建的西欧联合为一个大的政治体系，同闹分裂的希腊正教徒和伊斯兰教的国家相对抗。它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按照封建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教阶制，最后，它本身就是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拥有天主教世界的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要想把每个国家的世俗的封建制度成功地各个击败，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此外，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在此以前，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

　　以上只谈到新兴的中等阶级必然要同现存的教会发生冲突的两点原因，但足以证明：第一，在反对罗马教会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自第二，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历次斗争，都要披上宗教的外衣，把矛头首先指向教会。可是，如果说率先振臂一呼的是一些大学和城市商人，那么热烈响应的必然是而且确实是广大的乡村居民即农民，他们为了活命不得不到处同他们的精神的和尘世的封建主搏斗。

　　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在三次大决战中达到了顶点。

　　第一次是德国的所谓宗教改革。路德提出的反对教会的战斗号召，唤起了两次政治性的起义：首先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领导的下层贵族的起义（1523年），然后是1525年伟大的农民战争。²⁷⁰这两次起义都失败了，主要是由于最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即城市市民不坚决，——至于不坚决的原因，我们就不详述了。从那时起，斗争就蜕化为各地诸侯和中央政权之间的战斗，结果，德国在200年中被排除于欧洲在政治上起积极作用的民族之列。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信条，一种适合专制君主制需要的宗教。德国东北部的农民刚刚改信路德教派，就从自由人降为农奴了。

　　但是，在路德失败的地方，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信条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果敢大胆的分子的要求。²⁷¹他的宿命论的学说，从宗教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件事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成功或失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各种情况。决定成败的并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全凭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恩赐，在经济变革时期尤其是如此，因为这时旧的商路和中心全被新的所代替，印度和美洲已被打开大门，甚至最神圣的经济信条即金银的价值也开始动摇和崩溃了。加尔文的教会体制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既然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人间的王国难道还能仍然听命于君王、主教和领主吗？当德国的路德教派已变成诸侯手中的驯服工具时，加尔文教派却在荷兰创立了一个共和国，并且在英国，特别是在苏格兰，创立了一些活跃的共和主义政党。

　　资产阶级的第二次大起义，在加尔文教派中给自己找到了现成的战斗理论。这次起义是在英国发生的。发动者是城市中等阶级，完成者是农村地区的自耕农。很奇d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大军，而农民恰恰成为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克伦威尔之后100年，英国的自耕农几乎绝迹了。如果没有这些自耕农和城市平民，资产阶级决不会单独把斗争进行到底，决不会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哪怕只是为了获得那些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摘的资产阶级的胜利之果，也必须使革命远远超越这一目的，就像法国在1793年和德国在1848年那样。显然，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之一。

　　在这种极端的革命活动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动， 这个反动也同样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¹⁴⁾。经过多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了今后发展的新起点。英国历史上被体面人物⁽¹⁵⁾称为“大叛乱”的这段辉煌时期，以及随后的斗争，以自由党历史学家誉为“光荣革命”²⁷²的较为不足道的事件而告结束。

　　新的起点是新兴的中等阶级⁽¹⁶⁾和以前的封建地主之间的妥协。后者在当时和现在均被称为贵族，其实早已开始向法国的路易—菲力浦在很久之后才变成的“王国第一流资产者”转变了。对英国幸运的是，旧的封建诸侯已经在蔷薇战争²⁷³中自相残杀殆尽。他们的继承人虽然大部分是这些旧家族的后裔，但是离开嫡系已经很远，甚至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集团，他们的习惯和旨趣，与其说是封建的，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完全懂得金钱的价值，为了立即增加地租，竟把成百的小佃户赶走，而代之以绵羊。亨利八世贱卖教会的土地，造成一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地主；在整个17世纪不断发生的没收大采邑分赠给暴发户或半暴发户的过程，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因此，从亨利七世以来，英国的“贵族”不但不反对发展工业生产，反而力图间接地从中获益；经常有这样一部分大地主，他们由于经济的或政治的原因，愿意同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首脑人物合作。这样，1689年的妥协很容易就达成了。“俸禄和官职”这些政治上的战利品留给了大地主家庭，只不过要充分照顾金融的、工业的和商业的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当时已经很强大，足以决定国家的一般政策。当然，在细节问题上也会有争执，但是总的说来，贵族寡头非常清楚，他们本身的经济繁荣同工商业中等阶级的经济繁荣是密不可分的。

　　从这时起，资产阶级就成了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卑微的但却是公认的组成部分了。在压迫国内广大劳动群众方面，它同统治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共同的利益。商人或工厂主，对自己的伙计、工人和仆役来说，是站在主人的地位，或者像不久前人们所说的那样，站在“天然尊长”的地位。他的利益是要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取得尽量多和尽量好的劳动，为此目的；就必须把他们训练得驯服顺从。他本身是信仰宗教的，他曾打着宗教的旗帜战胜了国王和贵族；不久他又发现可以用这同样的宗教来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那些主人的命令。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情况也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宗教倾向。这就是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这个新的⁽¹⁷⁾学说，不仅震撼了中等阶级的宗教情感，还自称是一种只适合于世上有学问的和有教养的人们的哲学，完全不同于适合于缺乏教养的群众以及资产阶级的宗教。它随同霍布斯起而维护至高无上的王权，呼吁专制君主制镇压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²⁷⁴，即人民。同样地，在霍布斯的后继者博林布罗克、舍夫茨别利等人那里，唯物主义的新的自然神论形式，仍然是一种贵族的秘传的学说，因此，唯物主义遭受中等阶级仇视，既是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是由于它具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所以，同贵族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²⁶⁷相反，过去曾经为反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斗争提供旗帜和战士的新教教派，继续提供了进步的中等阶级的主要战斗力量，并且至今还是“伟大的自由党”的骨干。

　　这时，唯物主义从英国传到法国，它在那里与另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即笛卡儿派²⁷⁵的一个支派相遇，并与之汇合。在法国，唯物主义最初也完全是贵族的学说。但是不久，它的革命性就显露出来。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不是只批判宗教信仰问题；他们批判了当时的每一个科学传统或政治体制，为了证明他们的学说可以普遍应用，他们选择了最简便的方法：在他们由以得名的巨著《百科全书》中，他们大胆地把这一学说应用于所有的知识对象。这样，唯物主义就以其两种形式中的这种或那种形式——公开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神论，成为法国一切有教养的青年信奉的教义。它的影响很大，在大革命爆发时，这个由英国保皇党孕育的学说，竟给予法国共和党人和恐怖主义者一面理论旗帜，并且为《人权宣言》²⁷⁶提供了底本。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的第三次起义，然而这是完全抛开宗教外衣、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的首次起义；这也是真正把斗争进行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即贵族被彻底消灭而另一方即资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首次起义。在英国，革命以前的制度和革命以后的制度因袭相承，地主和资本家互相妥协，这表现在诉讼上仍然按前例行事，还虔诚地保留着一些封建的法律形式。在法国，革命同过去的传统完全决裂，扫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并且在民法典²⁷⁷中把古代罗马法——它几乎完满地反映了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生产的那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法律关系——巧妙地运用于现代的资本主义条件；这种运用实在巧妙，甚至法国的这部革命的法典直到现在还是所有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在改革财产法时所依据的范本。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英吉利法一直是用野蛮的封建的语言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这种语言适应它所表达的事物的情况，正像英语的拼法适应英语读音的情况一模一样（一个法国人说过：你们写的是伦敦，读出来却是君士坦丁堡）——但是，只有英吉利法把古代日耳曼自由的精华，即个人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受任何干涉（除了法庭干涉）的独立性的精华，保存了好几个世纪，并把它们移植到美洲和各殖民地。这些东西在大陆上专制君主制时期已经消失，至今在任何地方都未能完全恢复。

　　还是再来谈我们的英国资产者吧。法国革命给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能够借助大陆上的君主国家来破坏法国的海上贸易，兼并法国的殖民地，并且完全摧毁法国争霸海上的野心。这是他们要打击法国革命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这次革命的方法很不合他们的胃口。不仅是由于它采用了“可恶的”恐怖政策，而且还由于它想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统治。英国资产者怎么能没有本国的贵族呢？因为是贵族教他们像贵族那样待人接物，替他们开创新风气，为他们提供陆军军官以维持国内秩序，提供海军军官以夺取殖民地和新的海外市场。当然，资产阶级中也有少数进步的人，他们并没有因妥协而得到多大利益；这一部分人主要是不太富裕的中等阶级，他们同情这次革命，²⁷⁸但是在议会中没有势力。

　　可见，唯物主义既然成为法国革命的信条，敬畏上帝的英国资产者就更要紧紧地抓住宗教了。难道巴黎的恐怖时代没有证明，群众一旦失去宗教本能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唯物主义越是从法国传播到邻近国家，越是得到各种类似的理论思潮，特别是德国哲学的支持，唯物主义和自由思想越是在大陆上普遍地真正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英国的中等阶级就越是要顽固地坚守各种各样的宗教信条。这些信条可以各不相同，但全都是地道的宗教信条，基督教信条。

　　当革命在法国保证资产阶级赢得政治胜利的时候，在英国，瓦特、阿克莱、卡特赖特等人，发动了一场工业革命，把经济力量的重心完全转移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比土地贵族的财富增长得更快。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银行家等等，越来越被工厂主推向后台。1689年的妥协，甚至在迎合资产阶级的利益逐步作了调整以后，也不再适合这次妥协的参与者们的力量对比了。这些参与者的性质也有所改变；1830年的资产阶级，与前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大不相同。政治权力仍然留在贵族的手中，并被他们用来抵制新工业资产阶级的野心，这种权力已经同新的经济利益不能相容了。必须同贵族进行一次新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只能是新的经济力量的胜利。首先，在1830年的法国革命的刺激下，不顾一切抵抗，通过了改革法案²⁷⁹，使资产阶级在议会中获得了公认的和强大的地位。随后，谷物法废除³¹了，这又永远确立了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部分即工厂主对土地贵族的优势。这是资产阶级的最大的胜利，然而，也是资产阶级仅仅为自己的利益获得的最后一次胜利。以后它取得任何一次胜利，都不得不同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分享，这个新的社会力量起初是它的同盟者，不久就成了它的对手。

　　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随着工业革命逐步波及各个工业部门，这个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这股力量早在1824年就已显露出来，当时它迫使议会勉强地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²⁸⁰。在改革运动中，工人是改革派的激进的一翼；当1832年的法案剥夺工人的选举权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要求写进人民宪章²⁸¹并组成一个独立的政党，即宪章派，以对抗强大的资产阶级反谷物法同盟²⁸²。这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

　　后来，大陆上发生了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工人在革命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至少在巴黎，提出了一些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看来决不能允许的要求。接着而来的是普遍的反动。最初是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失败；其次是同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被镇压；再其次是1849年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南部的不幸事件：最后是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战胜巴黎。这样，工人阶级的声势逼人的要求，至少在短时期内被压下去了，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啊！英国资产者以前就认为必须使普通人民保持宗教情绪，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对这种必要性的感觉会变得多么强烈啊！他们毫不理会大陆上的伙伴们的讥笑，年复一年地继续花费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向下层等级宣传福音；他们不满足于本国的宗教机关，还求助于当时宗教买卖的最大组织者“乔纳森大哥”²⁸³，从美国输入了奋兴派²⁸⁴引来了穆迪和桑基之流，最后，他们接受了“救世军”的危险的帮助——“救世军”恢复了原始基督教的布道方式，把穷人看做是上帝的选民，用宗教手段反对资本主义，从而助长了原始基督教的阶级对抗因素，这总有一天会给目前为此投掷金钱的富翁带来麻烦。

　　这似乎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像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那样独掌政权，至少不能长期独掌政权。即使在封建制度已经完全消灭的法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完全掌握政权也只有很短的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即1830—1848年，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统治那个王国，大部分资产阶级则因商标准的选举资格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在第二共和国时代，即1848—1851年，整个资产阶级统治国家，但为时不过三年，资产阶级的无能使第二帝国得以产生。只有现在，在第三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才执掌政权20年以上；可是已经显露鲜明的衰落征兆了。资产阶级的长期统治，只有在像美国那样从来没有经过封建制度、社会一开始就建立在资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国家中，才是可能的。但是就连在法国和美国，资产阶级的继承者，即工人，也已经在敲门了。

　　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未独掌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的所有要职。富裕的中等阶级何以如此恭顺，在自由党的大工厂主威·爱·福斯特先生发表那篇公开演说以前，我一直不能理解。福斯特先生在演说中敦劝布拉德福德的年轻人为自己的前程学习法语，他以他本人的经历说明，他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出入于说法语至少和说英语同样必要的社交场合时，曾感到多么羞怯！的确，当时的英国中等阶级通常都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不得不把政府的高级职位让给贵族，因为那里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夹杂着精明生意经的岛国狭隘性和岛国自大狂，而是其他一些本领。⁽¹⁸⁾甚至目前报纸上关于中等阶级教育的无休止的争论，也表明英国中等阶级仍然认为自己不配受最好的教育，而为自己寻找某种比较谦卑的东西。所以，似乎很自然，甚至在谷物法废除以后，那些已经胜券在握的人，那些科布顿、那些布莱特、那些福斯特等等，还不能正式参与统治国家，直到20年之后，新的改革法案²⁸⁵才为他们敞开了内阁的大门。英国的资产阶级迄今还痛切地自惭社会地位的低微，甚至自己掏腰包或用人民的金钱豢养一个装饰门面的有闲等级，好在一切庄严的场合去体面地代表民族，当资产阶级中间一旦有人被准许进入这个归根到底是他们自己造成的高等特权集团时，便引以为无上光荣。

　　这样，工商业的中等阶级还没有来得及把土地贵族全部逐出政权，另一个竞争者，工人阶级，已经登上舞台了。宪章运动⁷和大陆革命以后的反动，以及1848—1866年英国贸易的空前繁荣（通常这只是被归功于自由贸易，其实更多地应归功于铁路、远洋轮船以及全部交通工具的巨大发展），又使工人阶级依附自由党了，他们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宪章运动以前那样，组成了激进的一翼。可是，工人们对选举权的要求逐渐不可遏止；在辉格党人即自由党的首领们”畏缩不前”的时候，迪斯累里却显示了自己的高明，他促使托利党人抓紧有利时机，在城镇选区中实施了户主的选举权⁽¹⁹⁾，并且重新划分选区。随后实行了秘密投票；1884年又把户主的选举权推广到各郡，再次划分了选区，使各选区在某种程度上趋于平衡。²⁸⁶这一切措施显然增加了工人阶级在选举中的力量，现在，至少在150—200个选区中，工人阶级已经占选民的大多数。但是议会制度是训练人们尊重传统的最好的学校；如果说，中等阶级曾经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约翰·曼纳斯勋爵所戏称的“我们的老贵族”，那么，工人群众则以尊重和恭敬的态度对待当时所谓的”优秀人物“即中等阶级。的确，大约在15年前，英国的工人是模范工人，他们对雇主谦恭有礼，在要求自己的权利时温顺克已，这使我们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¹⁶⁰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安慰，他们正苦于本国的工人不可救药地倾向于共产主义和革命。

　　但是英国的中等阶级——毕竟是很好的生意人——比德国的教授们看得更远。他们只是迫不得已才同工人阶级分享政权。在宪章运动的年代，他们对那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会有什么作为已经有所领教了。从那时以来，他们被迫把人民宪章的大部分要求纳入联合王国的法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于是，在学校董事会中牧师就占优势；于是，资产阶级不断自我增税，以维持各种奋兴派²⁸⁴从崇礼派²⁸⁷直到”救世军 “²⁶⁹。

　　现在，英国的体面人物终于战胜了大陆资产者的自由思想和对宗教的冷淡态度。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已经变成了叛乱者。他们全都感染了社会主义，而且，他们在选择夺取统治权的手段时，有极充分的理由毫不考虑是否合法。这个强壮的小伙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心怀恶意。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最后的办法，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举行这种仪式了。法国资产者1892年英文版导言每逢星期五吃素，德国资产者每逢星期日就呆坐在教堂的椅子上，聆听新教的冗长布道。他们已经因唯物主义而遭殃。“Die Re1igion muss dem Volk erhalten werden”——“必须为人民保存宗教”这是使社会不致完全毁灭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拯救手段。对他们自己来说，不幸的是：等到他们发现这一点时，他们已经用尽一切力量把宗教永远破坏了。现在轮到英国资产者来嘲笑他们了：“蠢材！这个我早在200年前就可以告诉你们了！”

　　然而，无论英国资产者的宗教执迷，还是大陆资产者的事后皈依宗教，恐怕都阻挡不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的潮流。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因此，宗教也不能永保资本主义社会的平安。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事实上，在英国，工人也重新开始活动了。无疑地，他们还拘泥于各种传统。首先是资产者的传统，例如，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以为只能有两个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而工人阶级必须依靠并通过伟大的自由党来谋取自身的解放。还有工人的传统，从工人最初尝试独立行动时所因袭下来的传统，例如，凡是没有经过正规学徒训练的工人都被许多旧工联关在门外；每一个采取这种做法的工会这样一来就等于为自己培养工贼。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工人阶级还是在前进，甚至布伦坦诺教授也不能不惋惜地把这一点告诉他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同仁。²⁸⁸工人阶级在前进，如同英国的种种事情一样，迈出的是缓慢而适度的步伐，有时踌躇不定，有时作一些没有多大效果的尝 试，在前进中有时过分小心地猜疑”社会主义”这个词，却又逐渐吸收社会主义的实质，运动在扩展着，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现在它已经唤醒了伦敦东头的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我们看到，这些新的力量反过来又给工人阶级以多么有力的推动。如果运动的步伐赶不上某些人的急躁要求，那么就请他们不要忘记：正是工人阶级保存着英国民族性格的最优秀的品质，在英国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以后照例是永不会化为乌有的。如果说老宪章派的儿子们由于上述原因还做得不够，那么，孙子们则可望不辱没他们的祖父。

　　但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在法国和德国，工人运动远远地超过了英国。在德国，工人运动的胜利甚至指日可待了。那里运动的进展在最近25年是空前的。它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前进着。如果德国的中等阶级已经表明自己非常缺乏政治才能、纪律、勇气、活力和毅力，那么，德国工人阶级则充分证明了自己具备这些品质。400年前，德国曾是欧洲中等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依目前的形势来判断，德国难道不可能又成为欧洲无产阶级夺取第一次伟大胜利的舞台吗？

弗·恩格斯
1892年4月20日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4月20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一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²⁰⁾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杜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都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²⁸⁹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²¹⁾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²²⁾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²⁹⁰和托马斯·闵采尔⁽²³⁾，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²⁹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²⁹²，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E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联系中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²⁹³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恐怖时代，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²⁹⁴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调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²⁴⁾；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²⁵⁾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²⁶⁾；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²⁷⁾，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²⁸⁾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前后，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²⁹³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甚至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引导资产阶级革命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一点已经弄清，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去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去宣扬自己的清醒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利用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借承办军需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²⁹⁴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有了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么，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 而这种纽带是一种必然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活动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的受托人，但是对工人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特别是银行家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²⁹⁾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

　　“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³⁰⁾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²⁹⁵如果说经济状况是①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²⁹⁶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会战²⁹⁷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预言者和革命后得到利益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应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²⁹⁸但是，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³¹⁾所以，比如说，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³²⁾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³³⁾，而且他还把这种考察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³⁴⁾，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份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创业资本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³⁵⁾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到目前为止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商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³⁶⁾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包括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在内，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致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方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方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²⁹⁹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工会大联盟。³⁰⁰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¹⁶⁶，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¹⁶⁵，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³⁷⁾，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①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去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的卵石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二

　　在此期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³⁰¹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较，或者说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³⁰²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³⁸⁾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容易理解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一条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亡的那一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亡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既是彼此对立的，又是彼此不可分离γ的，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交汇起来，融合在普遍相互作用的看法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提到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发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 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³⁰³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 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派的运动⁷，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³⁹⁾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么，照此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

　　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的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怎样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⁴⁰⁾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种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事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①败，社会化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人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⁴¹⁾。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不得已时单靠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会条例是要使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雇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⁴²⁾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唯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贡赋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⁴³⁾，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单个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业，就把那里的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³⁰⁵。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更确切地说，运动沿螺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⁴⁴⁾），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⁴⁵⁾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⁴⁶⁾；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⁴⁷⁾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而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多血症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⁴⁸⁾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⁴⁹⁾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会被废除。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⁵⁰⁾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⁵¹⁾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①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已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质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质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³⁰⁷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这些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加紧剥削。

　　但是，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错乱，成为过时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 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⁵²⁾。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已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已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①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没有触及交换形式。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 竞争的强制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⁵³⁾，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2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弗·恩格斯写于1880年1月—3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3，4和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脚　　注

(1) 指《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趴在保·拉法格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出版的版本中，此处有如下补充：“文章经作者校阅过，而且作者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的辩证运动更容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还在第三部分作了一些补充。”——编者注
(2) 在保·拉法格出版的小册子原文中还作了如下的补充：“《共产党宣言》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有价值的文件之一，它现在仍然是描述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和必将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的最有力和最鲜明的著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正像在早一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一样，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阶级斗争的理论。”——编者注
(3) 1891年柏林版中，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条脚注：“‘在德国’是笔误.应当说‘在德国人中间’，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一方面必须有德国的辩证法，同样也必须有英国和法国的发达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德国的落后的——40年代初比现在还落后得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阶段，最多只能产生社会主义的讽刺画（参看《共产党宣言》第三章（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只有在英国和法国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状态受到德国辩证法的批判以后，才能得出确实的结论。因而，从这方面看来，科学社会主义并不完全是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这条脚注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是篇末注，题为“对序言作的注”原注开头引述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在德国”这一段话。——编者注
(4)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5) 扎德鲁加（Zadruga）是古代南方斯拉夫人、凯尔特人的家长制家庭公社，这种公社包括几个或十几个在血缘、经济、土地上有联系的家庭。——编者注
(6) 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体面人物”的后面加有“即英国庸人”。——编者注
(7)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而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德译文中此注被删去：“‘Qual’是哲学上的双关语。‘Qual’接字面的意思是苦闷，是一种促使人采取某种行动的痛苦；同时，神秘主义者伯麦把拉丁语‘qualitas’，[质]的某些意义加进这个德国词；他的‘Qual’和外来的痛苦相反，是能动的本原，这种本原从受‘Qual’支配的事物、关系或个人的自发发展中产生出来，而反过来又推进这种发展。”——编者注
(8)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201—204页。²⁶⁸
(9) 指1851年5—10月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编者注
(10) 指皮·拉普拉斯《论天体力学》1799—1825年巴黎版第1—5卷。——编者注
(11)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12) 在德译文中“体面人物”后面加有“用德语来说叫做庸人”。——编者注
(13) 在德译文中，从这里开始，直至以“新的起点是……的妥协”一句起首的那一段（本卷第512页）.恩格斯将英文用语 “middle class”（ “中等阶级”）、 “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 “Bürgerthum”；后面，恩格斯又把这些用语译为 “Bourgeoisie”，后两个德文用语都指的是资产阶级。——编者注
(14) 在德译文中不是“超出它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限度”，而是“超出自己的目的”。——编者注
(15) 在德译文中，不是“体面人物”而是“庸人”。——编者注
(16) 在德译文中这里以及后面几处，恩格斯将英文用语 “middle class”（“中等阶级”）和“bourgeoisie”（“资产阶级”），都译为 “Bourgeoisie”（“资产阶级”）。——编者注
(17) 在德译文中，在“新的”的后面加有“无神论的”。——编者注
(18) 民族沙文主义的狂妄自大，即使在商业上，也是会坏事的。直到最近，普通的英国工厂主还以为，英国人不说本国话而说外国话，是有失尊严的，当他们看到外国的”可怜虫”迁居英国，使他们免去向国外推销产品的麻烦时，还引以自傲。他们根本没有觉察，这些外国人，大部分是德国人，因此而控制了英国很大一部分对外贸易，进口和出口都受到控制，英国人的直接对外贸易几乎只局限于殖民地、中国、美国和南美洲了。他们也没有觉察，这些德国人同在外国的其他德国人进行贸易，后者逐渐组织了一个遍及世界各地的完整的商业殖民地网。大约40年前，当德国认真地开始生产出口商品时，这个商业殖民地网就给德国帮了很大的忙，使它在很短的时期内从一个输出粮食的国家变成一个头等的工业国。后来，大约10年前，英国的工厂主才大吃一惊，便询问英国的大使们和领事们：为什么他们再也不能维系自己的顾客。一致的答复是：（1）你们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2）你们不但不设法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英国式的那一套。
(19) 在德译文中，在“户主的选举权”的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中的文字是“它适用于每一个租有单独住房的人”。——编者注
(20)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有如下一段话：“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现在创立了宪法，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 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因此，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到处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正是现在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尔《历史哲学》l840年版第535页）难道现在不正是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害社会秩序的颠覆学说吗？
(21)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这个短语。——编者注
(22)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这几个字不是黑体。——编者注
(23)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是“托马斯·闵采尔派”。——编者注
(24)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现在已经实现的……失去财产的自由”这段话。——编者注
(25) 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
(26)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 》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
(27) 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28) 苏格兰拉纳克附近的一个棉纺织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编者注
(29)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的命运”这一整段文字。——编者注
(30) 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的第二封信。——编者注
(31) 参看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入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编者注
(32)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编者注
(33) 参看《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34)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从乡村……的劳动阶级”这句话。——编者注
(35)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致全体“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呈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王的责任顾问”的备忘录》。
(36) 参看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编者注
(37)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这句话是：“现在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正热衷于这种观察方式，还在不久前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就曾热衷于这种观察方式。”——编者注
(38)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
(39)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编者注
(40)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编者注
(41) 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还是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42)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不是“特殊的”而是“个人的”。——编者注
(43) 见书末的附录。³⁰⁴
(44)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369页。——编者注
(45)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01、560页。——编者注
(46) 同上，第532页。——编者注
(47) 同上，第743一744页。——编者注
(48) 参看《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93—394页。——编者注
(49)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以下从“国内同一工业部门”起，至“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这部分文字。——编者注
(50)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有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³⁰⁶、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51)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托拉斯”一词。——编者注
(52) 有几个数字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扩张力有个大体的概念。根据吉芬的统计³⁰⁸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 ＝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 ＝1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统计，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制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500万马克。
(53) 在1883年德文第一版中没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编者注

注　　释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519、544。
16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492。
31 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1846年6月通过的。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关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了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议会于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废除了谷物法。法令的实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516。
160 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90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政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并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科学的性质。——520。
165 指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他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即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536。
166 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图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遭到失败。——536。
212 指1875年5月22——27日在德国的哥达召开的代表大会、会上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两个派别，即由威·李卜克内西和奥·倍倍尔于1869年在爱森纳赫建立，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由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和卡·特耳克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499。
236 德意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491。
237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周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至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思格斯在3月底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虽然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一抄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一吵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492。
25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发展，评述了兰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自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指出正是由于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指出这一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见本卷第554、551页），这一矛盾的发展将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恩格斯分析了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所有制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形式，认为这是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迫使资本家阶级不得不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采用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形式，“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见本卷第559页）。恩格斯还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见本卷第559、500页）恩格斯还根据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科学地预言了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他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见本卷第566页）
　　这部著作是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根据《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内容《（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而成的，改编时对《反杜林论》中的相关内容作了补充和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82——398页）。这部著作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经恩格斯本人校阅后，起初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1880年第3—5期，同年出版了单行本。马克思为法文版写了前言，称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门”（见本卷第493页）。这部著作被译成欧洲多种文字，在工人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宣传马克思主义起了巨大作用。这部著作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波兰文本，1883年在贝内文托出版了意大利文本。1883年在霍廷根一苏黎世出版了德文本，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明的时间是1882年）；同年又在该地出版了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这部著作的俄译本最初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标题于1882年12月发表在秘密杂志《大学生》第1期，1884年劳动解放社又在日内瓦出版了单行本，标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队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出版；1891年在柏林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德文第四版；1892年出版了由爱·艾戚林翻译的英文版，恩格斯写了长篇导言。此外，这部著作的四个德文版和1892年的英文版均以附录的形式收有恩格斯的《马尔克》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早由施仁荣译成中文，1912年发表在上海《新世界》杂志第1、3、5、6、8期；1928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朱镜我的中译本；1938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吴黎平的中译本；1943年延安解放社又出版了博古校译的中译本。——487。
25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丈版前言》写于1880年5月4——5日前后、在这篇前言上署名的是恩格斯这一著作的法文本译者保·拉法格。手稿中有马克思给拉法格的附言，其中说，前言是在他和恩格斯商量以后撰写的，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修改内容”。——491。
254 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492。
255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47年11月7日成立于布鲁塞尔，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比利时的激进的及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此外还有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以及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中的积极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了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492。
256 这一时期的事件详见恩格斯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492。
257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写的。该版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社于1883年3月在霍廷根一苏黎世出版（扉页上标的日期是1882年）。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仍由该报社于1883年出版。——494。
258 这篇序言是恩格斯为他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写的。该版于1891年在柏林由《前进报》社出版。第四版是恩格斯生前以德文印刷的最后一版。——497。
259 恩格斯提到的对《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最初文本的补充，另行刊载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反杜林论〉准备材料》部分。——497。
260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是恩格斯的一篇有丰富理论内容的重要文章。恩格斯在这篇导言中介绍了写作《反杜林论》的背景以及由《反杜林论》的三章改编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出版流传情况，指出它是传播最广泛的社会主义著作。他着重论述了唯物主义和宗教、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之间斗争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实质，揭露了不可知论妄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质，用自然科学的成就论证了世界的可知性，阐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受实践检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表述唯物史观，指出”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见本卷第509页）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了欧洲资产阶级由革命走向反动的历史以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揭露资产阶级妄图利用宗教来阻挡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革命洪流，指出”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见本卷第521”页）。恩格斯还强调”欧洲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仅仅取决于英国。至少需要英法德三国的共同努力，才能保证胜利。”（见本卷第522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文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译者是爱·艾威林，书名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1892年6月，恩格斯把这篇导言译成德文，并于7月寄给《新时代》杂志，发表在该杂志1892——1893年第11年卷第1册第1期和第2期、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队杂志编辑部在发表这篇导言时，删去了前面的七段。导言的个别部分曾以《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三次会战趴《工人政党》为标题，用法文发表于1892年12月4日、11日和25日，1893年1月1日和9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15、116、118、119、120号。——499。
261 指欧·杜林《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该书第1版于1873年在柏林出版。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该书第1版于1871年在柏林出版。——500。
262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500。
263 参看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和《原始的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501。
264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英译本是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翻译，由恩格斯校订的，于1887年出版。——501。
265 唯名论者代表中世纪哲学的一个派别。该派认为，一般的类概念只是名字，即人的思维和语言的产物，官们只能用来表明现存的单个事物。同中世纪的实在论者相反，唯名论者认为概念不是产生事物的原型，不是创造事物的源泉。因此，他们承认事物的第一性和概念的第二性。在这个意义上，唯名论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502。
266 按照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学说的观点，种子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极小的物质粒子，种子是万物的本源，它们的结合构成各种不同的物体。——502。
267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504、514。
26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0—332页。恩格斯将引文从德文译成英文时做了不少修改。——504。
269 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蒲斯创立于伦敦。1878年该组织模仿军队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1880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该组织着重在下层群众中开展慈善活动，并吸收教徒。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开展广泛的宗教活动，并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505、520。
270 指1522—1523年的德国贵族起义和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对这两次战争作了阐述。——510。
271 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让·加尔文（1509——1564年）创立了加尔文教、这是基督教新教流派之一。该教派的教义是”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部分人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永定为受惩罚的（弃民）0加尔文教严格奉行的宗教信条完全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511。
272 “尤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政变。这次政变平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丛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二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命”。——512。
273 蔷薇战争亦称玫瑰战争，是1455——1485年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品开斯特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丛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阶层；支持兰开斯特家族的则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几乎使古老的封建家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锋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512。
274 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是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所著《论公民》一书序言，该书于1642年在巴黎写成，1647年在阿姆斯特丹刊印，最初流传的是手抄本。——513。
275 笛卡儿派指17——18世纪笛卡儿哲学的继承者。笛卡儿在形而上学方面有唯心主义倾向、在物理学方面是唯物主义者，因此，其追随者分裂为两个对立的学派。一派发展了笛卡儿物理学机械论自然观，成为唯物主义者；另一派则发展了笛卡儿形而上学中关于上帝与灵魂的学说，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514。
276 指1789年8月26日法国制宪议会通过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阐明了新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政治原则，宣布拥有自由和财产等是每个人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1791年的法国宪法包括了这篇宣言。1793年的雅各宾派《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就是根据1789年这篇宣言起草的，1793年这篇宣言被作为导言放在1793年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国第一部共和国宪法之前。——514。
277 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制定的五部法典之一、又通称为拿破仑法典。——514。
278 指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阶层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同情态度。这些人是联合在伦敦革命协会，主要是联合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各大城市通讯协会中的法国革命的拥护者（在协会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中有工人阶级的代表），他们曾宣传革命思想，提出实现普选权和其他民主改革的要求。各通讯协会都曾遭到英国寡头政治执政者的迫害。——515。
279 指选举法的改革法案。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由英国下院通过，1832年6月由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进入议会的大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却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516。
280 1824年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英国议会被迫通过一项法令，废除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有关法律。1825年，议会通过了结社法（亦称工人联合法），这项法律重申废除禁止工会的决定，但是却对工会的活动严加限制。即便仅仅为工人结社和参加罢工进行鼓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行为而以刑事罪论处。——516。
281 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见注7）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入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517。
282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厂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见注31）以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机构一直存在到1849年。——517。
283 乔纳森大哥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1775—1783年）期间英国人给北美人起的绰号。——517。
284 奋兴派亦称教会复主兴派，是英美等国新教教会中的一个流派。19世纪产生于美国清教徒移民中，不久又传到英国。该派的信徒力图通过宗教说教和组织新的信仰者团体来巩固并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奋兴派有时也泛指各种谋求恢复教会旧日威势的派别。——517、520。
285 指1867年德比一迪斯累里的保守党政府实行的议会改革。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519。
286 1884年，英国在农村地区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议会改革。经过这次改革，1867年为城市居民规定的享有投票权的条件，也同样适用于农村地区。第二次选举改革以后，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农村无产阶级、城市贫民以及妇女、仍然没有选举权。秘密投票于1872年实行。——519。
287 崇礼派是产生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国教会中倾向于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流派，因其创始人之一是牛津大学神学家皮由兹，故更流行的名称为皮由兹教派。该报的信徒号召在英国国教中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崇礼派即因此而得名）和天主教的某些教义。当时的英国贵族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地位，竭力抵制大部分属于各新教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该教派的产生实际上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520。
288 指路·布伦坦诺关于英国工联的论著。布伦坦诺竭力称赞英国的工联是工人阶级组织的典范，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工人阶级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善，并摆脱资本主义剥削。按照布伦坦诺和其他讲坛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组织得很好的工会可以取代工人政党，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也成为多余的了。
　　恩格斯在《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一文中揭露了这种观点的虚伪性及其阶级实质。——521。
289 社会契约是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声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524。
290 再洗礼派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该派不承认为婴儿所施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须再次重行受洗。该派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在德国、瑞士和荷兰等地。其主要成员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仇视封建制度及其支柱天主教，信仰宣传基督复临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该派中一部分人主张财产公有，反对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积极参加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后来被统治阶级残酷镇压。——525。
291 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525。
292 指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年出版）。——525。
293 愚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的恐怖。——526、528。
294 督政府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由五名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执行的政策摇摆不定，导致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迭起，最后在1799年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中被推翻。——526、529。
295 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被收入昂·圣西门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530。
296 参看昂·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政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拿破仑本人宣布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自1815年3月20日他率军从流放地重返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止。——531。
297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阿·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格·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会战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示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531。
298 这一思想在、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已作过阐述，该书包含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以下述公式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532。
299 1815年1月，罗·欧文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遭到工厂主们的反对。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形成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限定18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536。
300 1833年10月，由罗·欧文主持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工会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失败。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536。
301 德·狄德罗的又如都拉摩的侄子》写成于1762年前后，后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由歌德翻译的德译本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第一个法译本被收入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该文集实际上1823年才出版。——538。
302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时期。这个时期因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成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这一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539。
303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皮·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论》第1—2卷最后一章中得到了阐述。由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气团，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542。
304 指恩格斯所著《马尔克》一文，该文作为1883年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553。
305 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竞争主要在英国和荷兰之间展开，165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战争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是英国，到18世纪末，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553。
306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820年1月起，海外贸易公司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559。
307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本卷第414、443—446页）、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4节和第4章第3节《{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4—20、61—63页）。——562。
308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联合王国近来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发表在1878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3月号。——564。

卡·马克思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³⁰⁹

　　鉴于

　　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

　　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

　　生产资料属于生产者只有两种形式：

　　（1）个体形式，这种形式从来没有作为普遍事实而存在，并且日益为工业进步所排斥；

　　（2）集体形式，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为这种形式创造了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鉴于

　　这种集体占有只有通过组成为独立政党的生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

　　要建立上述组织，就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的普选权；

　　所以，法国社会主义工人确定其经济方面努力的最终目的是使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并决定提出下述最低纲领参加选举，以此作为组织和斗争的手段。

卡·马克思写于1880年5月10日前后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第2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注　　释

309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的请求起草的党纲的理论部分。马克思在导言中简洁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目标。他指出”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人类的解放，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见本卷第568页）；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资料集体占有形式的确立，这种集体所有制只有通过组成独立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能实现，无产阶级政党在经济方面的最终目标是使全部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他还提出了党的策略原则，强调必须使用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包括借助于普选权来实现奋斗目标。
　　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法国工人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通过了成立法国工人党的决议。以茹·盖得为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通过保·拉法格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制定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5月10日前后在恩格斯的寓所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或称最低纲领），纲领的理论部分是马克思对盖得口授的。马克思在1880年11月5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谈到了这个纲领的起草过程和对这个纲领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52—453、466—468页）。
　　纲领于1880年6月19日首次发表在由约·菲·贝克尔主编、在日内瓦发行的《先驱者》第25期，后来又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第24号，7月10日《无产者报》第93号以及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第10号。——568。

卡·马克思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³¹⁰

[初稿]

　　（1）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过，它实质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第1栏），并且说过，“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同上，第2栏）。⁽¹⁾

　　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为什么呢？请看第三十二章，那里写道：“它被消灭的过程，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源……　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第341页第2栏）⁽²⁾

　　可见，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俄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这一论述又如何应用呢？

　　（2）从历史观点来看，证明俄国农民的公社必然解体的唯一有力论据如下：

　　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我的回答是：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的俄国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如果在农民解放的时候，农村公社立即被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下，其次，如果主要靠农民来偿付的巨额国债，以及通过国家（仍然要靠农民来偿付）向那些转化为资本家的“社会新栋梁”提供的其他巨款，都用于进一步发展农村公社，那么，现在谁也不会再臆测消灭公社的“历史必然性”了，因为大家都将会承认，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另外一个有利于（通过发展公社）保存俄国公社的情况是：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经历了这种社会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著作家（这位著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³⁾。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

　　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应该了解这些波折。然而，关于这些波折，我们还什么都不了解。

　　不管怎样，这种公社是在连绵不断的内外战争的情况下灭亡的，很可能是亡于暴力之下的。在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等地时，那里的古代类型的公社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事实所证实。一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于各地，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里尔专区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公社的各种特征非常清晰地表现在取代它的公社里面，在后一种公社里，耕地变成了私有财产，然而森林、牧场、荒地等仍为公有财产，所以毛勒在研究了这种次生形态的公社后，就能还原出它的古代原型。由日耳曼人在所有被征服的地区引入的新公社，由于继承了古代原型的特征，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

　　如果说，在塔西佗时代以后，我们关于公社的生活，关于公社是怎样消失和在什么时候消失的，都一点也不了解，那么，至少由于尤利乌斯·凯撒的叙述，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起点还是知道的。在凯撒的那个时代，已是逐年分配土地，但是这种分配是在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的各氏和部落之间，还不是在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的。由此可见，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是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中产生出来的。在这里，它是自然发展的产物，而决不是从亚洲现成地输入的东西。在那里，在东印度也有这种农村公社，并且往往是古代形态的最后阶段或最后时期。

　　为了从纯理论观点，即始终以正常的生活条件为前提，来判断农村公社可能有的命运，我现在必须指出“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类型的公社的某些特征。

　　首先，所有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农业公社”割断了这种牢固然而狭窄的联系，就更能够扩大范围并经受得住同外界的接触。

　　其次，在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引入农业以前，共有的房屋曾是早先各种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

　　最后，虽然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但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农民自力经营分配给他的田地，并且把产品留为已有，然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 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

　　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但是，同样明显，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环境的一切影响不说，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甚至有像农奴这样一种财富的积累），动产因素在农业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相关的许多其他情况（如果我要对此加以阐述就会离题太远），都起着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那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森林、牧场、荒地等等。正由于这个原因“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由于同样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搜时期。但这是不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农业公社”的发展都要遵循这条道路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的构成形式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见第10页）

　　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³¹¹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

　　如果“社会新栋梁”的代言人要否认现代农村公社上述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从各方面来看对它都是不利的。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公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⁴⁾这一政府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这种公社的情况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而且，它经历了资本主义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告终。

　　不言而喻，公社的进化将是逐步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把它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因此，从理论上说，俄国”农村公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俄国现实中来。

　　（3）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不是农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曾抛弃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无情压榨的借口的财产。

　　正是从所谓农民解放的时候起，国家把俄国公社置于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从那时候起，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公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刮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公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公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公社”本来已经枯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总之，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俄国的最巨大的生产力）、并最能使“社会新栋梁”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

　　破坏性影响的这种共同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

　　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政府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这种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因而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瘤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最近十年的平均数字表明，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第一次出现了俄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言人才把公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撇开目前压迫着俄国“农村公社”的一切灾难而仅仅考察它的 构成形式和历史环境，那么一看就很清楚，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土地公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此外，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集体劳动过渡，而且，俄国农民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在排水工程以及其他公益事业方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行集体劳动了。但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农村公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需要。俄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们的土地贫痛。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况且，现在他们连种两三俄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东西，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10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

　　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俄国“农村公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质的），俄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农村公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农村公社”中去寻找它的“新生的因素”。

　　“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吉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既然这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者，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二世仁慈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新栋梁”从“农村公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那么，为什么他们还合谋要使公社灭亡呢？为什么他们的代言人还把公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自然衰老的确凿证据呢？为什么他们要杀死下金蛋的母鸡呢？

　　只是因为经济上的事实（我要来分析这些事实，就会离题太远）揭开了这样一个秘密：公社的现状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并且纯粹由于事物的必然性，现在的剥削人民群众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因此，必须有点新东西，而这种新东西，虽然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总不外是：消灭公有制，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

　　一方面“农村公社”几乎陷入绝境；另一方面，强有力的阴谋正等待着它，准备给它以最后的打击。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可是，那些掌握着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人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

　　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残存的微缩模型那样以不久前在西方还可见到的那种古代形式零星地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如果说土地公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农业来逐步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于这种大农业。因此，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相反，作为开端，必须把它置于正常条件之下。

　　但是，同公社相对立，出现了这样的地产，它掌握了将近一半土地，而且是优等地，更不用说国有土地了。正因为如此，所以通过“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它是和俄国社会总的运动一致的，俄国社会的新生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能获得。

　　甚至仅仅从经济观点来看，俄国能够通过本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来摆脱它在农业上所处的绝境，通过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租佃来摆脱这种绝境的尝试，将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种制度是同俄国的整个社会条件相抵触的。⁽⁵⁾

　　要能发展，首先必须生存，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农村公社”目前正处于危险境地。

　　撇开敌对环境的一切其他有害因素的影响不说，仅仅是个别家庭手中的动产，例如它们的牲畜、有时甚至是奴隶或农奴这样的财富的逐步增长，这种私人积累，从长远来看足以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触及作为公共财产的耕地，最后扩展到森林、牧场和荒地等等这样一些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的公共财产。

　　（4）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⁶⁾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的衰落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但是，无论如何，研究的进展已经足以证明：（1）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米特人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2）它们衰落的原因，是那些阻碍它们越过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条件，是和今日俄国公社的历史环境毫无相似之处的历史环境。

　　我们在阅读资产者所写的原始公社历史时必须有所警阁。他们是甚至不惜伪造的。例如，亨利·梅恩爵士本来是英国政府用暴力破坏印度公社行动的热心帮手，但他却伪善地要我们相信：政府维护这些公社的一切崇高的努力，碰到经济规律的自发力量都失败了！⁽⁷⁾

　　（5）⁽⁸⁾您完全清楚，现在俄国公社的存在本身由于强大的利害关系者的阴谋而处于危险境地。除了被国家的直接搜刮压得喘不过气来，除了遭受侵人公社的”资本家”、商人等等以及土地”所有者”的狡诈的剥削以外，公社还受到乡村高利贷者以及由于它所处的环境而在内部引起的利益冲突的损害。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社所有制。相反，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听你们指挥的宪兵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大土地所有者）就曾抛弃自己的土地，成为流浪者，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压榨的借口的“财产”。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瘤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所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衰老的征兆；并宣称，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涉及的已经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应给以打击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而且，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

[三稿]

亲爱的女公民：

　　要深入分析您2月16日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必须钻研事物的细节而放下紧急的工作。但是，我希望，现在我很荣幸地写给您的这一简短的说明，就足以消除对所谓我的理论的一切误解。

　　一、我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说：“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⁹⁾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¹⁰⁾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人们承认还是否认这种转变的必然性，提出赞成或反对这种转变的理由，都和我对资本主义制度起源的分析毫无关系。从这一分析中，至多只能作出这样的结论：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

　　二、用来反对俄国公社的最有力的论据如下：

　　如果您回顾一下西方社会的起源，那么您到处都会发现土地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又到处让位给私有制；因此，它不可能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

　　我之所以注意这一推论，仅仅因为它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根据的。至于比如说东印度，那么，大概除了亨·梅恩爵士及其同流人物之外，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

　　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公社都是按照同一形式建立起来的。相反，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俄国的公社就是通常称做农业公社的一种类型。在西方相当于这种公社的是存在时期很短的日耳曼公社。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日耳曼公社尚未出现，而到日耳曼部落征服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的时候，它已经不存在了。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各集团之间、各氏族和部落之间已经逐年分配耕地，但还不是在公社的各个家庭之间分配；大概，耕种也是由集团共同进行的。在日耳曼尼亚本土，这种较古类型的公社通过自然的发展而变为塔西佗所描绘的那种农业公社。从那时起，我们就看不到它了。它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的情况下不知不觉地灭亡了；它有可能是亡于暴力之下的。但是，它的天然的生命力却为两个不可争辩的事实所证实。这种类型的一些公社零零散散地分布于各地，经历了中世纪的一切波折，一直保存到今天，例如，在我的家乡特里尔专区就有。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种“农业公社”的烙印是如此清晰地表现在从它产生出来的新公社里面，以致毛勒在辨认了新公社后能够还原出这种“农业公社”。在新公社里，耕地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而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仍然是公共财产；这种新公社由日耳曼人引入所有被征服的地区。由于它继承了原型的特征，所以，在整个中世纪时期，成了人民自由和人民生活的唯一中心。同样在亚洲，在阿富汗人及其他人中间也有“农村公社”。但是，这些地方的公社都是最近类型的公社，也可以说，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形式。为了指出这一事实，所以我就谈了关于日耳曼公社的一些细节。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农业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公社的最主要的特征。

　　（1）所有其他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缘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组织。

　　（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是远在畜牧生活和农业生活形成以前时期的较原始的公社的经济基础。当然，也有一些农业公社，它们的房屋虽然已经不再是集体的住所，但仍然定期改换占有者。这样，个人用益权就和公有制结合起来。但是，这样的公社仍然带有它的起源的烙印，因为它们是处在由较古的公社向真正的农业公社过渡的状态。

　　（3）耕地是不可让渡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各个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一社员自力经营分配给他的田地，并把产品留为已有。而在较原始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

　　显然，农业公社制度所固有的这种二重性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它摆脱了牢固然而狭窄的血缘亲属关系的束缚，并以土地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为自己的稳固基础；同时，各个家庭单独占有房屋和园地、小地块耕种和私人占有产品，促进了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机体不相容的个性的发展。

　　但是，同样明显，就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公社解体的萌芽。除了外来的各种破坏性影响，公社内部就有使自己毁灭的因素。土地私有制已经通过房屋及农作园地的私有渗入公社内部，这就可能变为从那里准备对公有土地进攻的堡垒。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源泉——小地块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根源。这种不受公社控制的动产，个体交换的对象（在交换中，投机取巧起极大的作用）将对整个农村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就是破坏原始的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因素。它把异质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触及作为公共财产的耕地，然后触及作为公共财产的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

　　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

　　但是，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俄国公社所遭遇的灾难，只来考察一下它的可能的发展。它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它是唯一在一个巨大的帝国内的农村生活中尚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即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³¹¹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作代替小地块耕作，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置于正常条件之下，那它就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

　　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进行过让公社自杀的尝试；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使荒年更加频繁，饥馑更加严重。

　　可是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不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吗？而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将在俄国社会的普遍动荡中消失。

　　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并且他们在翻晒草料，以及像排除积水等公社的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一种与古代类型十分相似的特性（这是现代农学家感到头痛的东西）也有利于实行合作劳动。如果您在某一个地方看到有垄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您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死亡的农业公社的地产！农业公社的社员并没有学过地租理论，可是他们了解，在天然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土地上消耗等量的农业劳动，会得到不等的收入。为了使自己的劳动机 会均等，他们根据土壤的自然差别和经济差别把土地分成一定数量的地段，然后按农民的人数把这些比较大的地段再分成小块。然后，每一个人在每一地段中得到一份土地。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相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做法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做法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小块土地……⁽¹¹⁾

[复信]

　　1881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女公民：

　　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³¹²就同一题目写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时，我说：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了……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　但是，西欧的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资本论》法文版第315页）⁽¹²⁾

　　可见，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造成这种限制的原因在第三十二章的下面这一段里已经指出：

　　“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同上，第341页）⁽¹³⁾

　　因此，在这种西方的运动中，问题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相反，在俄国农民中，则是要把他们的公有制变为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此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

　　亲爱的女公民，您忠实的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81年2月18日—3月8日之间
原文是法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4年版第1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脚　　注

(1) 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69、770页。——编者注
(2) 同上，第825页。——编者注
(3)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第552页。——编者注
(4) 这个词马克思写的是俄文волость。——编者注
(5) 初稿中原来没有这段话，这里是马克思从他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三稿第4页上移过来的。——编者注
(6) “地质的层系构造”和“历史的形态”中的“层系构造”和“形态”原文为“formation”。——编者注
(7) 参看亨·梅恩《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1871年伦敦版。——编者注
(8) 马克思在这段文字旁画了一条竖线，可能是删除记号。——编者注
(9) 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69、770页。——编者注
(10) 同上，第825页。——编者注
(11)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12) 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769、770页。——编者注
(13) 见马克思《资本论》（根据作者修订的法文版第一卷翻译）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825页。——编者注

注　　释

310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立信》是马克思论述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重要著作。马克思在复信的草稿中详细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现状和特点，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和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这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见本卷第578页）。但是，俄国1861年改革以后，农村公社趋于瓦解“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见本卷第582页）他在复信中还指出“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见本卷第590页）
　　1881年2月16日，查苏利奇写信请求马克思谈谈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查苏利奇在信中谈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极受欢迎以及这部著作在俄国革命者关于土地问题及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她说”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查苏利奇还表示”如果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那么，这将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帮助。”。
　　马克思的复信注明的日期为1881年3月8日。从马克思当时与其他人的通信来看，可以肯定马克思一接到查苏利奇的信就着手准备回答她所提出的问题。另外，马克思早在1880年12月也曾向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代表、该党机关报《民意报》编辑尼·亚·莫罗佐夫作过许诺，准备对有争议的俄国农村公社前景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马克思在准备给查苏利奇回信的过程中拟了四个草稿，本卷收录了其中的初稿和三稿。复信和草稿的原文都是法文，1924年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
　　这封复信的草稿曾由张广达翻译、何许校订，1955年发表于《史学译丛》第3期。——570。
311 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今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辄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峡谷”（“通过卡夫丁辄形门”）一语即由此而来。——575、587。
312 指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民意党是1879年8月成立的俄国最大的民粹派组织。——589。

弗·恩格斯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³¹³

　　4月13日，有一位人物在柏林逝世。他过去曾经作为哲学家和神学家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多年来，几乎已销声匿迹，只是偶尔作为“文坛怪人”还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官方的神学家们，其中也有勒南，票j窃了他的著作，因此一致绝口不提他的名字。可是，他比所有这些人更有价值，而且在一个我们社会主义者也关切的问题上，即在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上，他比所有这些人做了更多的工作。

　　趁他去世的机会，我们简单谈谈这个问题的目前情况和鲍威尔对解决这个问题的贡献。

　　从中世纪的自由思想者³¹⁴到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中间，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宗教，包括基督教在内，都是骗子的捏造。但是，自从黑格尔向哲学提出了说明世界历史中的理性发展的任务⁽¹⁾之后，上述观点便再也不能令人满意了。

　　事情很清楚，自发的宗教，如黑人对物神的膜拜或雅利安人³¹⁵共有的原始宗教，在它们产生的时候，并没有欺骗的成分，但在以后的发展中，僧侣的欺诈很快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至于人为的宗教，虽然充满着虔诚的狂热，但在其创立的时候，便少不了欺骗和伪造历史，而基督教，正如鲍威尔在考证新约³¹⁶时所指出的，也一开始就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但这只是指出了一般现象，并没有说明这里所要谈的具体情况。

　　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这里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罗马帝国的民众，在一切宗教中特别爱好这种还是由奴隶和被压迫者所宣扬的无稽之谈，以致野心勃勃的君士坦丁最后竟认为接受这种荒诞无稽的宗教，是自己一跃而为罗马世界独裁者的最好手段？

　　在解答这个问题方面，布鲁诺·鲍威尔的贡献比任何人都大得多。维耳克单纯从语言方面考证了的福音书的时间顺序和相互依存关系⁽²⁾，鲍威尔又根据它们的内容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了，尽管1849年以后反动时代的那些半信神的神学家竭力反对这样做。按照施特劳斯含糊的神话论⁽³⁾，人人都可以任意地把福音书的记述完全当做历史的记述，鲍威尔彻底揭露了这种理论的非科学性³¹⁷。既然福音书的全部内容中几乎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证实的历史事实，以致连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也可以认为是成问题的，鲍威尔就扫清了解决下述问题的基地＝在基督教中被联结成了一种体系的那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是怎样取得世界统治地位的？

　　鲍威尔毕生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他的最卓越的研究成果是：他指出公元40年还以高龄活着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斐洛是基督教的真正父亲，而罗马的斯多亚派的塞涅卡可以说是基督教的叔父。³¹⁸在斐洛名下流传到现在的许多著作，实际上是讽喻体的理性主义的犹太传说和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的混合物。西方观点和东方观点的这种调和，已经包含着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全部观念——人的原罪、逻各斯³¹⁹（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通过供奉牺牲而是通过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神来进行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受苦受难的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

　　另一方面，奥古斯都就已注意到，不仅要使神人，而且要使所谓贞洁的受孕也成为国家规定的格式。他不仅要求对凯撒和自己敬奉如神，而且还要求宣扬，他奥古斯都·凯撒神人（Divus）不是他父亲这个凡人的儿子，而是他母亲从阿波罗神那里受孕生下来的。但愿这位阿波罗神不是海涅所歌咏的那位阿波罗神的本家吧 ！³²⁰

　　 由此可见，整个基督教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只是还缺少一块拱顶石：人格化的逻各斯体现为一定的人物，他为了拯救有罪的人类而在十字架上作出赎罪的牺牲。

　　至于这块拱顶石在历史上是怎样砌到斯多亚—斐洛学说里去的，我们找不到真正可靠的史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块拱顶石不是由哲学家，即斐洛的学生或斯多亚派砌上的。宗教是由那些本身感到宗教的需要，并且懂得群众对宗教的需要的人创立的，而那些组成学派的哲学家通常不是这样。相反，在总解体的时期（例如现在还是这样），我们看到哲学和宗教教义都以粗俗的形式被庸俗化，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如果说希腊古典哲学的最终形式（尤其是伊壁鸠鲁学派）发展为无神论的唯物主义，那么希腊的庸俗哲学则发展为一神论和灵魂不死说。犹太教也是这样，它在同外族人和半犹太人的混合和交往中理性主义地庸俗化了，忽视了法定的仪式，把过去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雅赫维⁽⁴⁾变为唯一的真神——天地的创造主，并且接受了原先同犹太教格格不入的灵魂不死说。这样，一神论的庸俗哲学就和庸俗宗教相遇了，后者为前者提供了现成的唯一的神。这就为犹太人准备了基地，使他们在吸收同样庸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以后，能够创立基督教，而且基督教一经创立，也就能够为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接受。基督教起源于通俗化了的斐洛派的观念，而不是直接产生于斐洛的著作，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新约几乎完全忽略了斐洛著作的主要部分，即忽略了旧约记述的那种讽喻式的哲理解释。这是鲍威尔没有充分注意到的一个方面。

　　基督教的最初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读一读所谓约翰启示录⁽⁵⁾就可以有一个概念。粗野的混乱的狂热，教义还处在萌芽时期，所谓基督教道德只有禁止肉欲这一条，相反，幻想和预言却很多。教义和伦理学是在较晚时期形成的，那时福音书和所谓使徒书信³²²已经写成。其中不客气地利用了斯多亚派哲学，特别是塞涅卡哲学——至少在训诫方面是这样。鲍威尔已经证明，使徒书信常常一字不差地抄袭塞涅卡。⁽⁶⁾实际上，这件事情正统的基督徒也已经看到了，不过他们硬说塞涅卡抄袭了当时还没有编写成的新约。教义一方面是在同正在形成的关于耶稣的福音传说的联系中，另一方面是在犹太裔基督徒和非犹太裔基督徒之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关于基督教取得胜利和世界统治地位的原因，鲍威尔也提供了非常珍贵的材料。⁽⁷⁾但是在这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唯心主义妨碍了他，使他不能作明晰的观察和精确的说明。往往在紧要关头，不得不用空话来代替事实。所以，我们与其逐条研讨鲍威尔的见解，倒不如谈谈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种看法的根据，不仅有鲍威尔的著作，而且还有我们自己的独立研究。

　　罗马的占领，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首先直接破坏了过去的政治秩序，其次也间接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其办法是：第一，以罗马公民与非公民或国家臣民之间的简单区别，代替了从前的等级划分（奴隶制度除外）；第二，这是主要的，以罗马国家的名义进行压榨。如果说在帝国内部，为了国家的利益，对行省总督的贪财欲望还尽量加以限制，那么在这些国家代之而来的，是为了充实国库而课收的日益加重和日益烦苛的赋税，这样一种压榨行为起了可怕的破坏作用；最后，第三，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这样一来，凡是与罗马法制不相符合的本地社会制度都被宣布无效。这三种办法必然产生惊人的荡平一切的作用，特别是运用于各国居民达几百年之久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居民中间的最强有力的部分，不是在被征服前、被征服时、甚至往往在被征服后的斗争中被消灭，便是沦为奴隶。各行省的社会关系愈益接近意大利首都的社会关系。居民逐渐分裂为三个由极复杂的成分和民族凑合起来的阶级：富人，其中不少是被释放的奴隶（见佩特罗尼乌斯的作品³²³）、大地主、高利贷者、或大地主兼高利贷者——如基督教的叔父塞涅卡；没有财产的自由民，他们在罗马靠国家吃喝玩乐，在各行省只能自找生路；最后是广大的群众——奴隶。前两个阶级对于国家即对于皇帝，几乎同奴隶对于奴隶主一样没有权利。特别从提比里乌斯到尼禄这一时期，判处有钱的罗马人死刑以没收他们的财产，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政府的物质支柱是军队，它很像雇佣军，而不像古罗马的农民军队，政府的精神支柱是这样一种普遍信念：现状是摆脱不了的；建立在军事统治上的帝政（不是指这个或那个皇帝）是无法改变的必然性。至于这种信念究竟基于哪些纯粹的物质事实，这里就不加以分析了。

　　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剩下的少数具有贵族气派和贵族思想的古罗马人，不是被消灭，便是死亡了。他们当中最后的一个人是塔西佗。其余的人巴不得能够完全避开社会生活，他们沉溺于聚财和斗富、诽谤和倾轧之中。没有财产的自由民，在罗马由国家供养，在各行省则境况困苦。他们必须劳动，而且还要对付奴隶劳动的竞争。不过这些人只住在城市。除他们以外，在各行省还有农民，即自由的土地占有者（有些地方也许还同公有制有联系），或大地主的债务奴仆（如在高卢）。这一阶级最少被社会变革所触及。它反对宗教变革的时间也最久⁽⁸⁾。最后是奴隶，他们没有权利，没有主见，不可能解放自己，如斯巴达克失败所证明的那样；可是他们当中大部分原是自由民或是被释放的奴隶的后裔。所以他们必然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怀有极为强烈的（虽然表面上并不显露的）怨恨。

　　同上述情况相适应，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家也是如此。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教书匠，便是穷奢极欲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有些甚至就是奴隶。塞涅卡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亚派³¹⁸，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写进福音书中的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寓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只有像柏西阿斯这样极个别的哲学家，至少还挥动讽刺的鞭子，鞭答那些蜕化的同时代人。至于另一类意识形态家，即法学家，则对新秩序赞赏不已，因为一切等级差别的取消，使他们得以全面制定他们心爱的私法，因而他们就为皇帝制定了空前卑鄙的国家法。

　　罗马帝国在消灭各民族政治和社会独特性的同时，也消灭了他们独特的宗教。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这些条件紧紧连在一起。宗教的这种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传统的政治设施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从属于此的宗教自然也就会崩溃。本民族神可以容许异民族神和自己并立（这在古代是通常现象），但不能容许他们居于自己之上。东方的祭神仪式移植到罗马，只损害罗马宗教，但不能阻止东方宗教的衰落。民族神一旦不能保卫本民族的独立和自主，就会自取灭亡。情况到处都是这样（农民，特别是山地农民除外）。庸俗哲学的启蒙作用（我简直想说是伏尔泰主义²⁰）在罗马和希腊所做到的事情，在各行省由于罗马帝国的奴役，以及由于那些从前以享有自由而自豪的战士被绝望的臣民和自私的无赖所取代，同样也做到了。

　　这就是当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或从最猥鄙的感官享乐中寻求解脱——至少有可能让自己这样做的那些人是如此，可是这只是极少数人。其余的人就只好俯首帖耳地服从于不可避免的命运。

　　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这样的安慰既不是斯多亚学派³¹⁸，也不是伊壁鸠鲁学派所能提供的，因为第一，这两个学派是不以普通人的思想为对象的哲学体系；第二，这两个学派的门徒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的学说弄得声名狼藉。安慰不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哲学，而是要代替那失去了的宗教，它必须以宗教形式出现，当时甚至直到17世纪，一切能够打动群众的东西莫不如此。

　　几乎用不着说明，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

　　正是在这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的总解体时期，出现了基督教。它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在以前的一切宗教中，仪式是主要的事情。只有参加祭祀和巡礼，在东方还须遵守十分烦琐的饮食和洁净方面的清规，才能证明自己的教籍。罗马和希腊在后一方面是宽容的，而在东方则盛行着一套宗教戒律，这在不小程度上促使它终于崩溃。属于两种不同宗教的人（埃及人、波斯人、犹太人、迦勒底人等等）不能共同饮食，不能共同进行日常活动，几乎不能交谈。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是古代东方衰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典世界的祭祀和巡礼。这样一来，由于它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犹太教由于有新的万能的神，原也有成为世界宗教的趋势。但是以色列子女在信徒和行割礼的人中，依然保持着贵族身份。连基督教也必须先打破关于犹太裔基督徒的优越地位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所谓约翰启示录中仍很流行），才能变成真正的世界宗教。另一方面，伊斯兰教由于保持着它的特殊东方仪式，它的传播范围就局限在东方以及被征服的和由阿拉伯贝都因人新垦殖的北非。在这些地方它能够成为主要的宗教，而在西方却不能。

　　其次，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匮乏和道德沦丧。对于这一切抱怨，基督教的罪孽意识回答道：事情就是这样，并且只能是这样，世界的堕落，罪在于你，在于你们大家，在于你和你们自己内心的堕落！哪里会有人说这是不对的呢？罪在我[Mea culpa]！承认每个人在总的不幸中都有一份罪孽，这是无可非议的，这种承认也成了基督教同时宣布的灵魂得救的前提。并且，这种灵魂得救被安排得使每个旧宗教团体的成员都易于理解。一切旧宗教都熟悉献祭赎罪这一观念，它能使被亵渎的神怒气冰释。那么，一位中间调停人牺牲自己永远赎清人类罪孽的观念，怎么会不容易获得地盘呢？这样，由于基督教把人们的普遍堕落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个人的罪孽意识；同时，由于基督教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普遍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而获取内心得救即，心灵上的安慰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它就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

　　结果是：当时在荒漠中，成千上万的预言家和宣教者提出了无数革新宗教的东西，但只有基督教的创始人获得了成功。不仅在巴勒斯坦，而且在整个东方，曾靡集着这样一些宗教创始人，他们之间进行着一种可以说是达尔文式的精神上的生存斗争。主要由于上述各种原因，基督教取得了胜利。而基督教怎样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异教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选择逐渐形成为世界宗教，这已由最初三个世纪的教会史详细作了说明。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2年4月下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2年5月4和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和20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脚　　注

(1)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第2版第11—15页。——编者注
(2) 参看克·哥·维耳克《最初的福音书作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诠释性考证研究》1830年德累斯顿一莱比锡版。——编者注
(3) 参看大·施特劳斯《耶稣传》（校勘本 ）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编者注
(4) 埃瓦尔德已经证明³²¹，犹太人在注有元音和发音符号的手稿中，在雅赫维（Jahweh）这个忌讳说出的名字的辅音底下，写上了这个名字的代称阿特乃（Adonai）一词中的元音。后来的人就把它读成耶和华（Jehovah）。可见，这个词不是某位神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重大的语法错误，因为在希伯来语中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词。
(5)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编者注
(6) 参看布·鲍威尔《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一书中的《新约中的塞涅卡》一章（1877年柏林版第47—61页）。——编者注
(7) 参看布·鲍威尔《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I874年柏林版；《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I877年柏林版。——编者注
(8) 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³²⁴直到9世纪，迈纳（伯罗奔尼撒）的农民还在向宙斯供奉牺牲。

注　　释

20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伏尔泰主义这一概念是指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所持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观点和政治态度。当时，这个阶级一方面从自然神论（见注267）的立场出发，反对宗教狂热和封建教权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为了对”贱民”实行统治，宗教的存在是必要的。——597。
313 《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是恩格斯论述基督教历史问题的文章。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基督教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批判了资产阶级官方神学家在基督教历史研究领域散布的唯心主义观点。他强调，唯物主义者不应当满足于对宗教的简单否定，而应当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这一社会现象，弄清它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引起一些人的共鸣。他指出：“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见本卷第592页）恩格斯肯定了布·鲍威尔对研究基督教历史起源问题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他的唯心主义妨碍他对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的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确切的说明。
　　这篇文章写于1882年4月下半月。1882年4月13日布·鲍威尔逝世是恩格斯撰写本文的直接原因。恩格斯早在1841——1842年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就对基督教历史问题产生了兴趣、此后仍不断进行研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264—265页）。恩格斯在本文中第一次公开阐述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后来，他在《启示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和《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对本文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本文最初刊登在1882年5月4、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20号。——591。
314 自由思想者指对宗教信条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坚持用理性来评价宗教教义，主张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捍卫理性自由的人。早在10世纪，就有一些自由思想者在巴格达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行比较，指出这三种宗教的创立者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都是骗子。这种观点后来传到欧洲，直到启蒙运动时期仍然在产生影响。——591。
315 雅利安人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民族的总称。——591。
316 布·鲍威尔对新约进行考证的著作主要有：《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0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福音书及其起源的史实考证》1850—1852年柏林版第1—4卷；《使徒行传。保罗教义和犹太教在基督教会内部的调和》1850年柏林版以及《保罗书信考证（分三个部分论述）》185萨—1852年柏林版。——591。
317 布·鲍威尔在《福音书的神学解释》一文中批驳了大·施特劳斯的理论；这篇文章被收入《福音书及其起源的史实考证》1852年柏林版第4卷。——592。
318 恩格斯提到的这一事实，布·鲍威尔在下列著作中作了阐述：《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1874年柏林版及《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
　　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οá”）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的观念和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593、597、598。
319 逻各斯（Logos）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术语，意为言语、思想、思维、理性、比例、尺度等；一般指尺度、规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它引入哲学，主要用来说明万物生灭变化的规律。在黑格尔哲学中，逻各斯是指概念、理性、绝对精神。——593。
320 指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见诗集《罗曼来罗》），这是一个年轻的浪荡鬼，是阿姆斯特丹犹太教堂里扮演阿波罗的歌手。——593。
321 参看亨·埃瓦尔德《以色列民族史》1864年格丁根第3版第4卷第254—257页。——594。
322 使徒书信是对《新约全书》中称为“书信”的各卷书的泛称，相传为使徒保罗、雅各、彼得、约翰和犹大所写；从《罗马人书》到《犹大书》，共计21卷。——594。
323 指佩特罗尼乌斯创作的小说《萨蒂里孔》。这部作品通过描写一个发了财的被释放的奴隶特里马希昂所举行的宴会，真实地再现了罗马帝国早期的社会状况。——596。
324 参看雅·菲·法耳梅赖耶尔的著作《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1册第227页。——596。

弗·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³²⁵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³²⁶。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¹——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弗·恩格斯写于1883年3月18日前后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3年3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3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翻译

注　　释

1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是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和贸易不管有多么大的发展，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可避免地加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工人争得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和尝试进行合作劳动的重大意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实际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工人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作劳动的伟大社会试验证明，大规模的生产没有雇主阶级也能够进行，资本家对劳动工具的垄断和对工人的掠夺阻碍了生产的有效进行，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见本卷第12——13页）。马克思同时指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但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合作劳动，而被局限于狭隘范围的合作劳动不可能使工人群众得到解放，因此“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见本卷第13页）。马克思还阐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在工人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以及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重要意义，并再次发出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见本卷第15页）。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大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大会由伦敦各工联的领导人和一个来自巴黎的蒲鲁东派工人代表团筹备。当时居住在伦敦的德国工人、意大利工人和其他国家工人的代表以及欧洲的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流亡者也参加了筹备工作。大会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的决议，并选出了临时委员会。马克思被选入临时委员会，在10月5日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被选入负责起草协会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小委员会的最初几次会议在马克思缺席的情况下提出一份文件，文件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起草并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维·勒吕贝校阅的作为寻|言的宣言，另一部分是由朱·马志尼制定并由路·沃尔弗译成英文的意大利工人团体章程。这个文件受到马克思的批评。小委员会委托马克思完成文件起草工作，他在10月21—27日之间用英文拟定了《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0月27日得到小委员会的赞同，同年11月1日被临时委员会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依据临时章程被确认为协会领导机关，后改称国际总委员会，在1866年9月8日以前通称中央委员会。
　　《成立宣言》最先发表在1864年11月5日《蜂房报》第160号。1864年11月，宣言和临时章程用英文原文印成小册子在伦敦出版。1864年11月上半月，《成立宣言》由马克思译成德文，并于当年12月21、30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刊出。后来相继出版了《成立宣言》的法、意、匈、俄、西、葡等文本。保存下来的《成立宣言》的两份手抄本，是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抄写并经马克思本人校勘过的。
　　收入本卷的《成立宣言》以1800年发行的英文小册子为依据。英文原文与马克思的德译文之间的重要不同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宣言曾由郭大力译成中文，1951年12月发表于《新建设》第5卷第3期。——602。
325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恩格斯概述马克思的主要理论贡献和毕生革命活动的重要讲话。恩格斯在讲话中集中阐述了马克思的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高度评价了马克思作为科学家和革命家的光辉一生。恩格斯指出：作为科学家，马克思十分重视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把科学看成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作为革命家，他毕生满腔热情、坚忍不拔和卓有成效地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恩格斯这篇讲话是1883年3月17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用英文发表的。他曾用英文起草了讲稿，但在马克思墓前并未完全按照讲稿宣读。1883年3月18日，恩格斯应爱·伯恩施坦的请求，用德文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的葬仪》的报道，他在报道中复述了自己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的内容。因此，后来刊出的这篇讲话的德文本及法文译本与英文草稿的文字表述不完全一致。
　　恩格斯的报道《卡尔·马克思的葬仪》发表以后，欧洲和北美的多家报刊予以转载。纽约发行的《先驱者。人民历书画刊》（1891年）在征得恩格斯的同意后，将这篇讲话作为对恩格斯于1877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见本卷）的补充加以收录。
　　这篇讲话曾多次译成中文，主要有：1930年3月上海《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发表的致平的中译文；1933年5月4日天津《大公报》副刊《世界思潮》第36期发表的林风的中译文；1939年3月8日延安《解放》周刊第66期发表的黎平、石巍的中译文。——601。
326 1882年在慕尼黑举办的国际电气技术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德普勒展示了自己的一项研究成果，他利用普通的电报用电线成功地在米斯巴赫与慕尼黑之间架设了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将电力输送到57公里以外的地方。这次远距离输电的成功在当时颇为轰动。——602。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³²⁷

摘自1871年5月23日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公民马克思解释说，他由于生病而没有能完成他承担起草的宣言，但他希望在下星期二之前起草完毕。至于巴黎的斗争，他说，恐怕快要结束了；但是即使公社被打败，斗争也只是推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普鲁士人正在帮助镇压巴黎公社，他们正给梯也尔充当宪兵。搞垮公社的阴谋是由俾斯麦、梯也尔、法夫尔共同炮制的；俾斯麦在法兰克福就说过，梯也尔和法夫尔请求他参与此事。结果表明，他确实是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只是没有用德国士兵的生命去冒险，——这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用人命去换取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希望法国更加削弱，以便他能够勒索得更多。他允许梯也尔拥有比协定⁽¹⁾规定的更多兵员，但是只允许数量有限的粮食运进巴黎。这只不过是历史重演。上层阶级总是联合起来压制工人阶级。在11世纪，法兰西骑士和诺曼骑士之间发生了战争，当时农民举行了起义。骑士们马上就忘掉自己的纠纷而联合起来镇压农民运动。为了说明普鲁士人是怎样充当警察的，可以举出一件事实：在普鲁士人所占领的鲁昂，有500人遭到逮捕，借口就是他们是国际会员。国际是让人害怕的。若贝尔伯爵———具干巴的木乃伊，一位1834年的大臣，一个以支持对新闻出版采取严厉措施而闻名的人物——前几天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说时曾说，在恢复秩序以后，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追查国际的活动并加以取缔。

载于1871年5月27日《东邮报》第139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脚　　注

(1) 指1871年1月28日法国国防政府与德国签订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编者注

注　　释

327 《卡·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记录》是马克思1871年5月23日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摘要。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遭到反动政府残酷镇压、面临失败危险时指出：“即使公社被打败，斗争也只是推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这些原则将一再凸显出来，直到工人阶级获得解放。”（见本卷第607页）
　　马克思的发言促使会议就揭露凡尔赛政府、抗议梯也尔准备对公社战士进行残酷迫害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在英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遏止凡尔赛政府的野蛮行为。——607。

*卡·马克思
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³²⁸

[1871年]7月3日于伦敦

　　我〔⁽¹⁾〕直截了当地进入本题。我说，看来世人对国际并不了解；人们非常恨它，但又说不清他们恨的是什么。某些自诩比别人深窥其奥秘的人声称，他们看到的是像雅努斯那样的形象：有着两副面孔，一副是工人和善憨厚的微笑，另一副是阴谋家狰狞可怕的凶相。我向他[马克思]请教此说法的秘密所在。这位学者笑了起来，我觉得他有点笑我们这样害怕他。

　　他⁽²⁾开始用一种非常讲究的汉斯·布赖特曼方言谈了起来³²⁹：先生，这里没有任何需要揭开的秘密。如果说有，也许就是有些人身上的人类的愚昧。这些人顽固地无视这样的事实：我们的协会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它的活动的最详细的报告都是公开发表的，任何想读的人，都可以读到。您花一个便士就可以买到一份我们的章程，用一个先令买到些小册子，将使您对我们了解得差不多就像我们了解我们自己一样。

　　兰：差不多——是的，或许如此，但是，会不会我了解不到的东西就是极其重要的保留？我对您完全开诚布公，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看，这种普遍贬低你们的态度，除了一般人由于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敌意以外，必定还意味着别的什么东西。虽然您已经对我做了解释，但我觉得仍然需要再问一下：国际协会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您只要看一看组成国际的人——工人——就行了。

　　兰：对，不过不一定能凭士兵判断指挥他的人的治理才能。我认识你们的一些会员，而且我可以相信他们不是搞阴谋的那种人。何况上百万人都知道的秘密就不成其为秘密了。然而，要是这些人只不过是一个勇敢的——请原谅我再加上一个词——不太选择手段的秘密集团的工具呢？

　　马克思博士：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这一点。

　　兰：巴黎最近的起义呢？

　　马克思博士：首先，我要请您证明那里到底有过什么阴谋，证明那里发生的一切不是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假定有阴谋，那我要求拿出证据来说明国际协会确曾参与其事。

　　兰：在公社队伍中有许多协会会员。

　　马克思博士：这样说来，这也是共济会³³⁰会员搞的阴谋了，因为他们以个人身份参加公社活动的决不在少数。真的，如果教皇把整个起义都算在共济会会员的账上，我也不会觉得奇怪。还是试试找别的解释吧。巴黎的起义是由巴黎工人发动的。最有才能的工人必然会成为起义的领袖和组织者；而最有才能的工人往往又是国际协会的会员。可是协会本身决不能对他们的活动负责。

　　兰：外界对此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议论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甚至还谈到金钱的援助。能否肯定地说您所谓协会活动的公开性完全排除了秘密联系的可能性？

　　马克思博士：有过什么组织不利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联系手段来进行工作的呢？但是，谈论什么来自伦敦的秘密指示，把它比做来自教皇的某个统治中心和阴谋中心关于信仰和德行问题的敕令，那就完全误解了国际的性质。要是那样，国际里就要有集权的政府，而实际上它的组织形式恰恰使地方能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独立性。其实，国际对工人阶级说来根本不是什么政府；与其说国际是指挥力量，不如说它是联合的纽带。

　　兰：联合的目的是什么？

　　马克思博士：通过赢得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利用这个政权来达到社会目的。我们的目标必须广泛，足以包括工人阶级活动的一切形式。如果我们使这些目标具有某种特殊性，那就是使这些目标只适合于某一部分——某一国家的工人的需要了。但是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去为了达到少数人的目标而联合起来呢？如果那样做，协会就失去了称做国际的资格。协会并不规定政治运动的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保证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遍布整个劳动世界的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络，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问题的某个特殊方面都会出现，这要由那里的工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在纽卡斯尔和巴塞罗那，在伦敦和柏林，工人的联合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完全一样。例如，在英国，显示自己政治力量的途径对英国工人阶级是敞开的。在和平的宣传鼓动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发疯。在法国，迫害性的法律成百上千，阶级对立你死我活，这使得社会战争这种暴力解决办法成为不可避免。选择这种解决办法是这个国家工人阶级自己的事。国际不能在这件事上下命令，甚至无法提出什么建议。但是它对每一个运动都寄予同情并在自己 章程所规定的范围内给以援助。

　　兰：那么这种援助又是什么性质的呢？

　　马克思博士：举个例子，解放运动最常见的形式之一就是罢工。从前，在一个国家中如果发生了罢工，从另一个国家输入工人，就可以使罢工失败。现在国际几乎完全消除了这种情况。罢工在准备的时候它就得到消息，它把这个消息传播给自己的会员。它的会员们立刻就知道，发生罢工斗争的地方对他们来说必须是禁区。这样，老板们就只能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人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罢工并不需要什么别的援助。他们自己或与他们有更直接联系的团体的捐款给他们提供资金；但是如果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而且罢工是协会所赞同的，就由公积金中拨款来接济。前不久巴塞罗那雪茄烟工人的罢工³³¹就是靠这样的办法取得胜利的。但是协会与罢工并没有利害关系，尽管它在一定条件下予以支持。协会在金钱方面不可能从罢工得到什么好处，倒是容易受到损失。让我们把整个问题简要地总括一下。工人阶级面对日益增长的财富仍然贫穷不堪，面对日益奢侈的世界仍然处境悲惨。他们在物质上的贫困使他们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摧残。他们不能指望别人来解救。因此，他们就绝对有必要把自己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必须改变他们与资本家、地主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们必须改造社会。这就是每一个大家知道的工人组织的共同目的；土地和劳动同盟³³²，工会和互助会，合作商店和合作生产，都不过是实现这一共同目的的手段。在这些组织间建立充分的团结，便是国际协会的事情。国际的影响已开始在各地显现出来。在西班牙有两家报纸宣传它的观点，在德国有三家，在奥地利和荷兰也有三家，在比利时有六家，在瑞士也有六家。现在，在我给您讲了国际是什么之后，关于它那些被臆造出来的阴谋您大概能够得出自己的看法了吧。

　　兰：我不完全理解您的意思。

　　马克思博士：难道您没看出来，旧社会无力用自己的武器——辩论和组织来对付国际，不得不采取欺骗世人的办法，给它加上搞阴谋的罪名。

　　兰：但是法国警方宣称他们能够证明国际参与了最近这次事件，更不用说以前的图谋了。

　　马克思博士：但是，对不起，我们倒要说说这些图谋。因为这些图谋最能检验所有关于国际搞阴谋的指控是否严肃。您想必记得上次“阴谋”之前的那一次吧。当时宣布要举行一次全民投票¹³⁸。许多投票人显然都动摇了。他们不再深切地感到帝国统治的好处，他们已经不相信会随时发生社会危险而似乎要帝国统治把他们从中解救出来这种说法了。这就需要找个新的吓唬人的东西。警方着手去找这个东西。一切工人联合组织都是他们所仇恨的，他们自然就该给国际使坏了。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能不能拿国际来吓唬人，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既败坏了该协会的声誉，又帮助了帝国事业？按照这个好主意，就产生出了一个谋害皇帝的可笑”阴谋”——好像我们要杀掉那个可怜的老家伙。他们逮捕了国际的领导成员。他们捏造罪证。他们为把案件交付审判进行准备。在此期间，他们举行了他们的全民投票。然而这出蓄意制造的喜剧太明显不过是一出粗野拙劣的闹剧。明智的欧洲看了这场表演以后对其实质一刻也没有认错，只有法国农民选民上了当。你们的英文报纸报道了这桩卑鄙事件的开端，可是忘记注意它的结尾。那些出于官方礼节承认阴谋存在的法国法官却不得不宣布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际是同谋。请相信，第二次阴谋与第一次阴谋一样。法国的某个官吏又忙开了。他奉召来解释这次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大的国民运动。成百上千的时代征候应当可以提示正确的解释——工人才智增长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奢侈无能加剧了；政权从一个阶级最终转到人民手中的历史进程继续向前发展；时间、地点和条件显然都适宜发生这场伟大的解放运动。然而要看到这些，官吏必须是一位哲学家，而他却只是一个警探。因此，他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律求助于警探的解释——“阴谋”。他的旧公文包里的伪造文件给他提供了证据。而这一次被吓坏了的欧洲将会相信这种谎言。

　　兰：欧洲看到每家法国报纸都这样报道，它不能不相信。

　　马克思博士：每一家法国报纸！看，这里就有一家（他拿起《形势报》），请您自己来判断它关于事实的证据有多少价值。〔他读道：〕“国际的卡尔·马克思博士企图潜入法国时在比利时被捕。伦敦警方久已对那个与他有联系的协会进行监视，现在正对它采取积极的查禁措施。”两句话，两条谎言。您通过亲眼目睹就能证明这则报道是否真实。您看见了，我现在不是蹲在比利时的监狱里，而是待在英国自己家里。您也一定知道，英国警方无权干涉国际协会，正像协会无权干涉它一样。但通常的情况是，这种报道将会登遍大陆的报纸而不会有一则辟谣。即使我从这里把实情通告欧洲每家报纸，它们还是会继续刊载这种报道。

　　兰：您是否打算过对这许多虚假报道进行反驳？

　　马克思博士：我打算反驳过，一直到我对这种无效劳动感到厌烦。为了说明这些报道胡编得多么粗心大意，我可以举例。我曾在一篇报道中看到，费利克斯·皮阿竟被说成是国际成员。

　　兰：他不是国际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在协会里很难容下这样一个不受约束的人。有一次他竟擅自用我们的名义发表了一个草率的声明，我们立即予以否认，⁽³⁾不过各报照例无视我们的否认，这样说并不冤枉他们。

　　兰：那么马志尼是你们组织的成员吗？

　　马克思博士（笑）：啊，不是。如果我们不超出他的思想，我们就不会有多大的成就。

　　兰：您的话使我感到惊奇。我当然一直认为，他代表最进步的观点。

　　马克思博士：他代表的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旧思想。我们不想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他和那些德国教授一样，落后于现代运动。可是在欧洲，这些德国教授仍然被认为是未来文明民主制度的使徒。他们有个时候是这样的人——也许是在1848年以前，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英国意义上的）还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可是现在，这些教授们全都转向反动派一边，无产阶级不再理会他们了。

　　兰：有些人认为他们看出了你们组织中有实证主义成分的迹象。

　　马克思博士：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中间有实证主义者，也有的实证主义者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而工作也做得不错。但是这并不是凭他们的哲学，他们的哲学同我们所理解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毫不相干，这种哲学追求的只是以新的等级制度来代替旧的等级制度。³³³

　　兰：既然如此，我认为新国际运动的领袖们应当建立自己的哲学，就像他们建立自己的协会一样。

　　马克思博士：完全正确。例如，要是我们的战术来自，比如说，穆勒的政治经济学，那我们就不能期望在反对资本的战争中取得胜利。他描述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我们想指出，劳动和资本之间是另外一种关系。

　　兰：关于宗教呢？

　　马克思博士：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代表协会讲话。我自己是无神论者。在英国听到这样坦率承认无疑会令人吃惊，但是想到在德国或者法国不必悄悄这样做则感到欣慰一些。

　　兰：可是您把您的总部设在英国这里？

　　马克思博士：理由很明显：结社权在这里是已经得到承认的东西。的确，结社权在德国也存在，但是遭遇重重困难。而在法国，多年来结社权根本就不存在。

　　兰：那么美国呢？

　　马克思博士：我们的主要活动中心目前都是在旧大陆欧洲各国。到目前为止，有许多情况使得工人问题在美国还没有呈现压倒一切的意义。但是这些情况正在很快地消失。在美国也像在欧洲一样，随着一个不同于社会其余部分并与资本分离开来的工人阶级的成长，工人问题很快就会凸显出来。

　　兰：看起来，在英国，人们所期望得到的解决——不论会是什么样的——将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实现。利用讲坛和报刊进行宣传鼓动直到使少数变成多数，英国的这个办法是有希望的。

　　马克思博士：我在这一点上不像您那样乐观。英国资产阶级，只要它还垄断着表决权，总是表现得很愿意接受多数做出的决定。但是，请注意，一旦它在自己认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遭到多数否决，我们在这里就会看到一场新的奴隶主战争。³³⁴

载于1871年7月18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脚　　注

(1) 马克思。——编者注
(2) 兰多尔。——编者注
(3)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费·皮阿演说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注　　释

138 1870年10月31日的革命事件表明国防政府地位不稳。为了显示自己仍然得到居民的支持，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国防政府于1870年11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信任投票。虽然很大一部分居民投票反对政府的政策，但是，由于政府利用实际存在的戒严状态对居民施加压力，进行蛊惑性宣传，使自己仍然获得了多数票。——613。
328 《卡·马克思同〈世界报〉记者谈话的记录》是美国《世界报》驻伦敦通讯员兰多尔采访马克思的记录。马克思在接受采访时驳斥了资产阶级对国际工人协会的种种攻击和诋毁，阐述了国际的性质和宗旨。他指出：国际工人协会的任务是使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联合的目的是“通过赢得政权来达到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利用这个政权来达到社会目的”（见本卷第611页）。马克思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在日益增长的财富中仍然是无产者，物质的贫困不论在精神上或体力上都摧残着工人。工人阶级必须把自己的解放事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必须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改造整个社会。马克思还论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策略原则，指出各国工人阶级用什么方式来实现斗争目标，应当由他们自己选择；在资产阶级掌握立法权和表决权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1871年7月初，兰多尔在马克思的家中采访了他。7月18日《世界报》发表了兰多尔整理的采访记录。8月12日美国《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第13期（总第65期）转载了这篇记录，其中有删节。兰多尔发表这篇记录时声明，谈话内容是他追记的。——609。
329 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幽默作家查·利兰（1824——1903）1871年出版了《汉斯·布赖特曼歌谣》。此书描写了一个名叫汉斯·布赖特曼的人的滑稽故事、在美国和英国极受欢迎。主人公使用了当时流行于德裔宾州人当中的德英混合方言，而这种奇特的方吉也因此被称做“汉斯·布赖特曼方言”。兰多尔在此显然是暗示马克思讲的英语略带德国乡音。——609。
330 共济会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一种秘密团体，旨在传播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它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后来随着英帝国的向外扩张传播到欧美许多国家。共济会谴责封建制度和英国国教，谋求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宗教。共济会秘密分会的活动是模仿工匠行会的神秘典礼和秘密仪式。该会会员赋予自己净化道德、慈善为怀和革新世界的任务。他们相信永恒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有他们最智慧的领导人物才能认知，这些领导人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负责教育一般会员遵守这些规律，培养博爱、正义和启蒙的精神。——610。
331 兰多尔此处记录不准确。实际情况是，1871年春季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发生了雪茄烟工人罢工；而与此同时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发生了纺织工人罢工。——612。
332 土地和劳动同盟于1869年10月在总委员会的参与下在伦敦成立。参加同盟执行委员会的有十多个总委员会委员。在格·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的纲领中，除了提出关于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和国民教育等一般的民主要求外，还列入了土地国有化、缩短工作日等要求，以及宪章运动的普选权和建立农业移民区的要求。
　　马克思认为同盟能够推动英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化，把它看做是在英国成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途径之一。但是到1870年秋，资产阶级分子加强了对同盟的影响，1872年同盟便与国际完全失去了联系。——612。
333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对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奥·孔德及孔德派（实证主义派）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见本卷第206、214—215页。——616。
334 兰多尔在记录结尾处写道：“我已经就我记忆所及，把我同这位卓越人物谈话的要点为读者整理成这篇记录。不论我们对国际协会可能参与了公社运动这种看法是同意还是反对，可以确信的是，无论好歹，国际协会是文明世界里新出现的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617。

卡·马克思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³³⁵

摘自关于1871年9月24日伦敦庆祝大会的报道

　　关于国际，他[马克思]说，它的努力至今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就，应归之于并非国际的会员们所能左右的环境。国际的建立就是这种环境造成的结果，而决不能归之于参与此项工作的人们的努力。这并不是哪一批能干的政治家的事；世上所有的政治家都创造不出使国际获得成就所必需的那种局面和环境。国际从未提出任何特殊的信条教义。它的任务就是组织劳动力量，团结各种各样的工人运动，使它们联合起来。协会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就在于这样一种环境：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越来越遭受压迫；而这就是获得成功的秘密所在。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无可辩驳地证明，工人阶级为自身的解放必须进行斗争。各国政府对国际的迫害，酷似古代罗马对原始基督教徒的迫害。这些人最初也为数不多，但是罗马贵族本能地感觉到，如果基督徒大功告成，罗马帝国就会灭亡。古代罗马的迫害未能挽救帝国，今天对国际的迫害也挽救不了现存制度。

　　国际的新颖之点就在于它是工人们自己为自己建立的。国际建立以前的所有各种组织，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为工人阶级建立的一些社团，而国际则是工人们为自己建立起来的。这里的宪章运动⁷的兴起就曾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赞同和协助；当然，果真有所成就，那只会对工人阶级有利。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的发展和组织程度，使这个阶级能够利用普选权来为自己谋利益。

　　接着，他又提到二月革命¹⁶这场受到部分资产阶级支持的运动，他们支持这个运动是为了对付统治集团。二月革命只是向工人阶级许下一些诺言，并且用统治阶级中的一批人代替了另一批人。六月起义¹⁸是对整个统治阶级，包括其中最激进的那部分人的一次反叛。在1848年让一些新人物上台掌权的工人本能地感觉到，他们不过是用一批压迫者代替了另一批压迫者，他们感觉到被出卖了。

　　最近的运动就是巴黎公社，这是迄今最伟大的运动。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对公社曾有很多误解。公社不能建立一个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促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就会消除。但是，在实行这种改变以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并联合起来。

载于1871年10月15日《世界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2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翻译

注　　释

7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618。
16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619。
18 六月起义指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619。
335 《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是马克思1871年9月24日在伦敦为庆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而举行的集会上的讲话。马克思阐明了国际工人协会在团结各国无产阶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他指出：“只要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从而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并由此促使每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为生存而工作，这样，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的基础就会消除。但是、在实行这种改变以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见本卷第619页）。马克思还强调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见本卷第619页）。
　　出席这次集会的有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马克思担任会议主席。1871年10月15日纽约《世界报》报道了这次集会的情况，并摘要转述了马克思讲话的内容。本卷发表的只是报道中转述的马克思在这次集会上的讲话。——618。

人名索引

A

阿贝尔，雅克·勒奈（Hébert，Jacques-René 1757—1794）——法国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的领袖，《度申老头》编辑（179—1794），后被处死。——360。

阿蒂娅（Attia）——尤利娅的女儿，凯撒的外甥女，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的母亲。——593。

阿弗尔，德尼·奥古斯特（Affre，Denis-Auguste 1793—1848）——法国神父，巴黎大主教（1840—1848），巴黎1848年六月起义时被政府军士兵枪杀，当时他正企图劝说起义的工人放下武器。——178。

阿克莱，理查（Arkwright，Sir Richard1732—1792）——英国企业家，各种纺织机械的设计者和制造者。——516。

阿克罗伊德，爱德华（Ackroyd，Edward）——英国工厂主，辉格党人，议会议员。——287—288。

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Anaxagoras of Klazomenae公元前500前后—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502、524。

阿普尔加思，罗伯特（Applegarth， Robert 1834—1924）——英国工联主义运动改良派领袖，职业是红木工，粗细木工工联总书记（1862—1871），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1863年起），1865年起为国际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 ，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的领导人之一.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后脱离工人运动。——118、128 。

阿什顿，托马斯（Ashton，Thomas）——英国厂主，自由党人。——287—288、290。

阿什沃思，亨利（Ashworth， Henry1794—1880）——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理·科布顿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287—288、290。

埃德，埃米尔·德西雷·弗朗索瓦（Eudes，Émil-Désiré-François 1843—1888）——法国商业部门的雇员，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慈善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将军，公社被镇压后被缺席判处20年要塞监禁，1872年改判死刑，流亡瑞士，后迁往英国，伦敦布朗基派革命公社成员（1872），后退出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06。

埃尔曼，阿尔弗勒德（Herman，Alfred 1843—1890）——比利时雕刻家，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比利时支部的组织者（1868）和列日支部领导成员（1871年以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比利时通讯书记（1871—1872），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曾加入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少数派（1872）并脱离国际的活动1885年成为比利时工人党党员。——181。

埃尔韦，爱德华（Hervé，Édouard 1835—1899）——法国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巴黎报》创办人之一和编辑，第二帝国崩费后为奥尔良党人。——175。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1818—188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118、119、129。

埃克朗男爵，若尔日·沙尔·当太斯（Heeckeren， Georges—Charles d’Anth缸， baron de1812—1895）——法国政治活动家，保皇派，1834—1837年为俄国军队的军官，在决斗中杀死亚·谢·普希金，1848年起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参议员，1871年三月二十二日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146。

埃斯帕特罗，巴尔多梅罗（Espartero，Baldomero 1793—1879）——西班牙将军和政治家；进步党领袖；政府首脑（1839—1841和1854—1856），西班牙摄政（1841—1843）。——136。

埃瓦尔德，格奥尔格·亨利希·奥古斯特（Ewald，Georg Heinrich August 1803—1875）——德国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圣经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格丁根七贤”之一，国会议员（1867—1875）。——594。

艾内恩，恩斯特（Eynem，Ernst1838—1906）——德国政治活动家和商人，1879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民族自由党人。———495。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21。

奥尔，伊格纳茨（Auer，Ignaz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8、1880—1881、1884—1887和1890—1907），晚年为改良主义者。——423、425。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163、166、170。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一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一公元14）。——593。

奥雷尔·德·帕拉丹，路易·让·巴蒂斯特·德（Aurelle de Paladines， Louis—Jean—Baptiste d'1804—1877）——法国将军，教权主义者，克里木战争的参加者，1854—1855年任法军旅长，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任卢瓦尔军团司令，1871年3月任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41—142、144。

奥利维埃，埃米尔（Ollivier，Émile 1825—1913）——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议员（1857年起），60年代末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政府首脑（1870年1—8月）。——342。

奥哲尔，乔治（Odger，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职业是鞋匠，工联伦敦理事会创建人之一，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118、129。

B

八里桥伯爵——见古赞—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东，八里桥伯爵。

巴贝夫，格拉吉（Babeuf， 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François-No.1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525。

巴顿，约翰（Barton，John 1789—1852）——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76。

巴克兰，威廉（Buckland，William 1784—1856）——英国地质学家和教士，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地质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来。——505。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241、309、358、361、363、367—368、370—372、374—375、377—380、382、386—388、396、400—405、407—409、415、424、425、457、493。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22—23。

巴特里（Buttery，G.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1。

白拉克，威廉（Bracke，Wilhelm 1842—188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伦瑞克支部创始人（1865），1867年起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创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的创办人（1871），《不伦瑞克人民之友》（1871—1878）和《人民历书》（1875—1880）的出版者；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67、413、416、423、425、468、485。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180争—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452、591—592、594—595。

贝德福德公爵'——见罗素，约翰，贝德福德公爵。

贝克尔，伯恩哈德（Becker，Bem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派；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代表，后任主席（1864—1865），1870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4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427。

贝雷佐夫斯基，安东尼（Berezowski，Antoni 1847一约1916）——波兰革命家，1863—1864年起义的参加者，起义被镇压后流亡国外，1867年6月在巴黎行刺亚历山大二世，被法国政府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服终生苦役。——349。

贝累，沙尔·维克多（Beslay，Charles Victor 1795—1878）——法国工程师、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国际会员，蒲鲁东主义者，巴黎公社委员和公社财政委员会委员，公社驻法兰西银行的代表；奉行拒绝银行国有化和不干涉银行内务的政策，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1871年5月）。——138。

贝里公爵夫人，玛丽·卡罗琳·斐迪南达·路易莎（Berry，Marie-Caroline-Ferdinande-Louise，Ducbesse de 1798—1870）——法国正统派王位追求者尚博尔伯爵的母亲；1832年企图在旺代发动暴乱推翻路易—菲力浦一世。——135、213。

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301。

贝热瑞，茹尔·维克多（Bergeret，Jules-Victor 1830—1905）——法国书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将军，中央委员会派驻国民自卫军总参谋部的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后迁美国。——147。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92、410、423、425、468、470、471—473、485。

彼得（Peter）——德国柏林市一家机器制造厂的工人。——261。

彼得——见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I，Петр 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23、353。

彼得三世（Петр Ⅲ 1728—1762）——俄国皇帝（1761—1762）。——400。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可去实现德国的统一；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99、103、115、125、133、135、137、139、141、157、164、168、172、178、179、189、190、210、214、288、297、302、355、362、369、379、416、438—439、474、477、558、559、607。

毕克列尔，约翰（Bück1er，Johann又名施因德汉斯，意即屠夫汉斯Schinderhannes 1777—1803）——德国强盗，莱茵黑森匪帮的魁首，后在美因茨被处死；在德国文学中施因德汉斯作为“侠盗”，打抱不平的斗士，穷人的保护者的形象久享盛名。——399。

毕舍，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国民议会议长（1848）。——413、443。

庇护九世（Pius IX[Pio Nono]世俗名乔万尼·马里亚·马斯塔伊引雷蒂Giovanni Maria Mastai-Ferretti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355。

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Бельви，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Н.Флеровский 1829—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395。

波戈金，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Погокин,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800—1875）——俄国历史学家、作家和政论家。——350、351。

波拉，乔万尼（Bora，Giovanni）——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年任意大利通讯书记。——118、129。

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Bonaparte，Napoléon-Joseph-Charles-Paul，prince Napoléon又名日罗姆Jérôme，绰号普隆—普隆1822—1891）——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4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日·波拿巴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堂弟，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455。

波特兰公爵，威廉·约翰·阿瑟（Portland，William John Arthur，Duke of生于1857年）——英国贵族，在伦敦拥有大批房地产。——295。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Bornstedt，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被开除出同盟（1848年3月）；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曾与警察局有联系。———491。

伯恩施坦，爱德华（Bemstein，Eduard 1850—1932）——德国银行雇员和政论家，1872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代表（1875），卡·赫希柏格的秘书（1878），1880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1890）。——469、472—473、476、477、479、482、485。

伯麦，雅科布（B.hme，Jakob 1575—1624）——德国哲学家，鞋匠，自学成才，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代表，曾阐述一系列世界辩证发展的思想，多次被新教路德宗判为异端，禁其写作。——503。

柏西阿斯（奥鲁斯·柏西阿斯·弗拉克斯 Aulus Persius Flaccus 34—62）——罗马讽刺诗人，曾斥责当时罗马社会的堕落风气，斯多亚派哲学的追随者。——597。

勃朗，路易（Blanc，Louis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206、213。

博林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Henry Saint-John， Viscount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513。

布恩，马丁·詹姆斯（Boon，Martin 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师；宪章主义者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拥护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土地和劳动同盟书记，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18、128、181。

布拉德尼克，弗雷德里克（Bradnick，Prederick）——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将他开除出国际。——118、128、181。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519。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杜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106—109、141、145、178、187、310、357—364、492。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John P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341。

布里索，雅克·让·皮埃尔（Brissot.Jacques-Jean-Pierre 1754—1793）——法国政治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革命初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会员，后为吉伦特派的领袖和理论家。——18。

布鲁土斯（鲁齐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Lucius Junius Brutus约死于公元前509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的创始人；曾下令处死自己的两个儿子，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342—343。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一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360。

布吕内尔，保尔·安东·马格卢瓦尔（Brunel，Paul-Antoine-Magloire生于1830年）——法国军官，布朗基主义者，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巴黎公社委员；在1871年五月巴黎保卫战中受重伤，后逃往英国，1871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死刑，1872年改判五年监禁，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4。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Brentano. Ludwig Joseph[Lujo]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521。

C

查理一世（Charles1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511。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570、580、583、589—590。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 —370、464。

D

达尔布瓦，若尔日（Darboy. Georges 1813—1871）——法国神学家，1863年起为巴黎大主教，1871年5月作为人质被公社枪毙。——106、167、177、178。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495、500、541、554、600、601。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336、451。

德巴普，塞扎尔·艾梅·德西雷（De Paepe，César-Aimé-Désiré 1841—189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印刷工人，后为医生；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建人之一（1865）；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书记（1868—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后曾一度支持巴枯宁派，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85）。——232。

德拉埃，皮埃尔·路易（Delahaye，Pierre-Louis生于1820年）——法国机械工人，1864年起为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1。

德马雷（Desmaret）——法国宪兵军官，杀害古·弗路朗斯的凶手。——148。

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Democritus]约公元前46—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502。

德普勒，马塞尔（Deprez， Marcel 1843—1918）——法国物理学家和电气技师，刀8人名索引曾从事远距离输电问题的研究。——602。

邓斯·司各脱，约翰（Duns Scotus，John 1265前后—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唯名论（唯物主义在中世纪的最初表现）的代表人物；著有《牛津文集》。——502。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 1713—1784） 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538。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D'Israeli]，Benjamin，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519。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Ren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514、538。

东布罗夫斯基，雅罗斯拉夫（Dabrowski[Dombrowski]，Jaroslaw 1836—1871） ——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1862年被捕，被判处15年苦役，放逐西伯利亚，1865年逃往法国；1871年成为巴黎公社的将军，同年5月初起为巴黎公社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在街垒战中牺牲。——163。

杜芭丽，玛丽·让娜（Du Barry，Marie-Jeanne原名玛丽·让娜·贝库 Marie—Jeanne Becu1743—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369。

杜邦，欧仁（Dupont，Eugène 1831—1881）——法国工人，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62年起住在伦敦，1870年起住在曼彻斯特，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1867）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 A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伦敦法国人支部成员（1868年以前）.曼彻斯特法国人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 .1874年迁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118、129、182。

杜勃罗留波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Дубролюбов，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俄国政论家、作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同时代人》杂志编辑（1857年起）。——370。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塔尼斯拉斯（Dufaure，Jules-Armand-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社会公共工程大臣（1839—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卡芬雅克政府的内务部长（1848年10—12月）和波拿巴政府的内务部长（1849年6—10月）；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司法部长，内阁总理。——141、147、169、170、17、206。

杜克佩西奥，爱德华（Ducpétiaux.Édouard 1804—1868）——比利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慈善家，监狱和慈善设施视察员。——273。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70年代他的思想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党员产生过较大影响。——491、493、494、499—500。

杜诺瓦耶，巴泰勒米·沙尔·皮埃尔·约瑟夫（Dunoyer，Barthé1emy-Charles-Pierre-Joseph 1786—1862）——法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21。

杜瓦尔，埃米尔·维克多（Duval. émile—Victor 1841—1871）——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铸工；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将军，巴黎公社委员，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1871年4月4日被凡尔赛分子枪杀。——148。

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 Franz Gustav 1822—1888）——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一敦克尔工会。——455。

多德威尔，亨利（Dodwell，Henry死于1784年）——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504。

多尔富斯，让（Dollfus. Jean 1800—1887）——法国厂主，经济学家；资产阶级慈善家，米卢斯市长。——263—264、325。

多里沙尔，劳伦茨（Dolleschall，Laurenz生于1790年）——德国警官（1819—1847），检查《莱茵报》的书报检查官。——451。

F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 Jakob Philipp 179—1861）——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1848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596。

法夫尔，克劳德·加布里埃尔·茹尔（Favre， Claude-Gabriel-Jules 1809—1880）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60年代为立法团议员，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到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I871）。——114、132—133、138、141、145、164、172、184—186、188、190、224、607。

法夫尔夫人——茹·法夫尔的妻子。——148。

菲勒克，路易（Viereck，Louis 1851—1921）——德国出版商和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1887）；机会主义派的主要代表，1886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动。——469—474、476。

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Ⅱ，Ferdinand Ⅱ，绰号炮弹国王 King Bomba 1810—1859）——双西西里王国国王（1830—1859）。——136。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Philo of Alexandria[Philo Judaeus]约公元前20一公元54）——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曾产生很大影响。——593—595。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17。

费里，茹尔·弗朗索瓦·卡米耶（Ferry，Jules-François-Camille 1832—1893） ——法国律师、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内阁总理（1880——1881、1883—1885），奉行积极的殖民主义政策。——135、187。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496。

弗兰茨一世（Franz1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称弗兰茨二世。——353。

弗兰克尔，莱奥（Frankel，Leo 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60年代去伦敦，后迁居法国；1867年在里昂成为国际会员，住在巴黎；巴黎德国人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成员和书记；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劳动、商业和财政委员会委员，后流亡伦敦；伦敦社会研究小组成员；1872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奥地利一匈牙利通讯书记；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6年返回匈牙利，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880），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162、210。

弗里茨舍，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德国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改良主义活动家，职业是烟草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全德雪茄烟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并任主席至1868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1869）代表，1875年成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国会议员（1868—1871和1877—1881）；1881年流亡美国，后脱离政治活动。——485。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Ⅱ，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186、353。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 Ⅱ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353。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Ⅲ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451、559。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454。

弗列罗夫斯基，恩·——见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弗路朗斯，古斯塔夫·保尔（Flourens，Gustave-Paul 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布朗基主义者，曾因遭到迫害而离开法国，1868年回国后，为《马赛曲报》撰稿人；1870年被流放，同年3月逃往伦敦，9月重回法国，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1871年4月3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141、145、148、187。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453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23、24、148、160、597。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Julius]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关于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274。

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Wróblewski，Walery 1836—1908）——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1863—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领导人，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870年是国民自卫军成员，巴黎公社的将军，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63、349。

福格特，卡尔（Vogt，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134、455—456。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1年起），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518—519。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7、283、284、341、496、497、525、527、531、532、554、556—557。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 Benjamin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自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48。

G

盖布，威廉·莱奥波德·奥古斯特（Geib，Wi1helm Leopold August 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1872—1878），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423、425。

盖泽尔，布鲁诺（Geiser.Bruno 1846—1898）——德国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新世界》杂志编辑，1881—1887年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80年代末作为机会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威·李卜克内西的女婿。——485。

甘必大，莱昂（Gambetta，Léon 1838—1882）——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 阶级共和派，国防政府的成员（1870—1871），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各省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1871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曾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187、217。

戈克，阿曼德（Goegg，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年代加人德国社会民主党。——413。

哥尔查科夫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князЬ 1798—1883）——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总理大臣（1867—1882）。——125。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327、440、506、547。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3、7—8、446。

格兰特，詹姆斯（Grant，James 1802—1879）——英国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激进派，《晨报》编辑（1850—1871）。——287。

格雷格，罗伯特·海德（Greg，Robert Hyde 1795—1875）——英国大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287—288、290。

格律恩，卡尔（Grün，Karl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 ，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18。

格罗夫纳，休·鲁普斯，威斯敏斯特公爵（Grosvenor， Hugh Lupus. Duke of Westminster1825—1899）——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自大地主。——295。

古赞—蒙多邦，沙尔·吉约姆·玛丽·阿波利内尔·安东，八里桥伯爵（ Cousin- Montauban，Charles-Gui11aume-Marie-Apollinaire-Antoine，comte de Palikao1796—1878）——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任英法侵华远征军指挥官（1860），因在北京和通州之间的八里桥战胜清兵，由拿破仑第三授予八里桥伯爵封号；1870年8—9月为陆军大臣和政府首脑。——141。

H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396、463。

哈里斯，乔治（Harris，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前宪章主义者，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总委员会财务书记（1870—1871）。——118、129、182。

哈赛尔曼，威廉（Hasselmann，Wi1helm 1844—1916）——德国编辑，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67—1871），《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1—1875），1875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会议员（1874—1876和1878—1880），1878年为无政府主义小组领导人，1880年被开除出党。——410、416。

哈森克莱维尔，威廉（Hasenclever，Wilhelm 1837—1889）——德国辑革工人，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4）、书记（1866）、司库（1868—1870）、主席（1871—1875），《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0年起），《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1—1876）；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两主席之一（1875—1876）；1876—1878年同李卜克内西一起编辑《前进》；国会议员（1869—1870和1874—1888）。——410、416、485。

哈特莱，大卫（Hart1ey，David 1705—1757）——英国医生，唯物主义哲学家。——504。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360、382、593。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mann，David Justus Ludwig 1790—1864）——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财政大臣（1848年3—9月）。——277、451。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393、396、463。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538。

赫希柏楠，卡尔（Höchberg，Karl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Dr.Ludwig Richter 1853—1885）——德国作家和出版商，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儿子；伦理社会主义的拥护者，187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未来》（1877—1878）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别1879—1881）的出版者。——468—470、472—475、477、479、482、485。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59、196。

黑尔斯，威廉（Ha1es，William）——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和1869—1872）。——118、129、181。

黑尔斯，约翰（Hales，John生于1839年）——英国工人，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人代表同盟的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曾参加巴枯宁的少数派，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年11月）；从1872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和分裂派；该派伦敦代表大会（1873）的组织者；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118、129、182、186。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1，Georg Wilhe1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7—19、311、321、322、452、495、496、507、523—524、532、538、542、543、544、591。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512。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512。

洪堡男爵，亚历山大（Humboldt.Alexander Freiherr von 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452。

胡贝尔，维克多·艾梅（Huber，Victor Aimé1800—1869）——德国政论家和文学史家，保守党人；德国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雅努斯》的出版者（1845—1848）；后为公益建筑协会的领导人和国内布道团成员。——273、284、285。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54、503—504、513。

霍尔，詹姆斯（Hole，James 1820—1895）——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罗·欧文的思想的拥护者，改良主义者，利兹赎买协会创始人之一（1845），1867年起为伦敦联合商会委托人，写有关于工人阶级居住条件的著作。——273。

霍夫曼，哥特黑尔夫（Hoffmann，Gotthelf笔名射手奥古斯特·库奇克Füselier August Kutschke 1844—1924）——德国诗人，《国民军歌》的作者。——274。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115、125、163、353。

J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萨—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136、452。

吉奥，阿尔丰斯·西蒙（Guiod，Alphonse-Simon生于1805年）——法国将军，普法战争（1870—1871）的参加者，1870—1871年巴黎被围时期为炮兵司令。——133。

吉芬，罗伯特（Giffen，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伦敦统计学会会刊》发行人（1876—1891），商业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564。

济贝耳，亨利希·冯（Sybel，Heinrich von 1817—1895）——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67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主张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档案馆馆长；所谓小德意志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495。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1522—1523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起义的领袖；在兰茨胡特的城堡遭攻击时丧生，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的原型。——510。

加尔文，让（Calvin，Jean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 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511。

加利费，弗洛伦斯·乔治娜（Galliffet，Florence Georgina）——加·亚·奥·加利费的妻子。——148、183。

加利费侯爵，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Galliffet，Gaston-Alexandre-Auguste，marquis de 1830—1909）——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任骑兵团团长，在色当被俘，后被放回参加反对巴黎公社的战争，曾任凡尔赛军队的骑兵旅旅长；70年代起担任许多显要的军事职务。——148、149、183。

加内斯科，格雷戈里（Ganesco，Gregory 1830年前后—1877）——法国新闻工作者，原系罗马尼亚人，第二帝国时期是波拿巴主义者，后为梯也尔政府的拥护者，《星期日邮报》的编辑（I860—1861）。——162。

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Ⅰ，Konstantin der Große[Magnus Flavius Valerius）约280—337）——罗马皇帝（306—337）。——592。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Étienne人称卡贝老爹陀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21、185。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178。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527。

卡龙，沙尔·亚历山大·德（Calonne，Charles-Alexandre de 1734—1802）——法国国务活动家，财政总监（1783—1787），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分子的领袖。——167。

卡洛斯（老卡洛斯），唐，玛丽亚·伊西多尔（波旁的）（Carlos，Don，Maria Isidore de Borbon 1788—1855）——西班牙王位追求者，1833—1840年第一次卡洛斯派战争期间，曾企图夺取王位，斐迪南七世的弟弟。——137。

卡特赖特，埃德蒙（Cartwright，Edmund 1743—1823）——英国牧师、发明家和机械师，第一台获得专利的机械织布机的发明者。——516。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573、584、593。

凯希尔，爱德华（Caihill，Edward）——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128、181。

凯泽尔，麦克斯（Kayser，Max 1853—1888）——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编辑（1874—1878）；国会议员（1878—1887） ， 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右翼。——471、473—476。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17、19、495、496、507、532、542。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451。

考尔德，威廉（Coward，William 1656前后—1725）——英国医生，哲学家，唯物主义者。——504。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安德热伊·博纳文图拉（Kościuszko[Kosciuszko]，Tadeusz Andrzej Bonawentura 1746—1817）——波兰将军，1776年流亡美国，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波兰军队总司令；1798年移居法国，后迁居瑞士；曾参与波兰军团的建立；拒绝同拿破仑第一合作。——352。

柯林斯，安东尼（Collins，Anthony 1676—172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504。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真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евич 1851—1916）——俄国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将比较法学的方法运用于民族学和早期历史；写有原始公社制度方面的著作。——501。

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519。

科恩，詹姆斯（Cohn[Cohen]，James）——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伦敦雪茄烟工人协会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1），丹麦通讯书记（1870—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工人代表同盟执行委员会成员（1870）。——118、129、182。

科尔邦，克劳德·昂蒂姆（Corbon， Claude—Anthime1808—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1849），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市第十五区区长，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少数派。——132。

科尔布，卡尔（Kolb，Karl）——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181。

科特洛贡伯爵，路易·妙尔·艾曼纽埃尔（Coêtlogon， Louis-Charles-Emmanuel，comte de 1814—1886）——法国官员，波拿巴主义者，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之一。——146。

克拉左门的阿那克萨哥拉——见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

克莱尔蒙—托内尔伯爵，斯塔尼斯拉斯·玛丽·阿黛拉伊德（Clermont-Tonnere，Stanislas Marie Adéla.de，comte de 1757—1792）——法国政治活动家，初为自由派，后为保皇派。——145。

克林斯基，扬（Krynski，Jan 1811—1890）——波兰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波兰起义（1863—1864）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波兰人协会书记，波兰社会主义杂志《征召义勇军》（1875）编辑。——349。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Iupp，Alfred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289。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511。

肯宁安，约翰（Cunningham，John 1729—1773）——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69。

孔德，奥古斯特（Comte，Auguste 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206、214。

库奇克射手，奥古斯特——见霍夫曼，哥特黑尔夫。

L

拉法格，保尔（Lafargue，Paul笔名保尔·洛朗Paul Laurent 1842—1911）——法国医生和政论家，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大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5年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巴黎公社的支持者（1871），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1882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18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165、263、491、492、494、500。

拉菲特，雅克（Laffitte，Jacques 1767—184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政府首脑（1830—1831）。——135。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的思想家，在哲学上是折中主义者；1870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进！》杂志编辑（1873—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5—1876）；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从70年代初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366—375、377、386。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453。

拉姆赛，乔治（Ramsay，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76。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Laplace，Pierre-Simon 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阐发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1796），并阐发了概率论（1812）。——495、506、542。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321、403、408、410—414、416、423、426、430—433、437、438、440—442、447、477、478、494、499。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370。

兰多尔（Landor，R.）——美国新闻工作者，1871年为《世界报》驻伦敦记者。——609—617。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23。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社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杜伊斯堡商会文书（1864年以前），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864—1866），《下莱茵河信使》编辑（1865—1866）；1866年前往瑞士；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瑞士多家报纸的撰稿人；1870年起为苏黎世大学教授，1872年起为马堡大学教授。——440。

朗姆，海尔曼（Ramm，Hermann）——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编委。——416—417。

劳默，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格奥尔格·冯（Raumer，Friedrich Ludwig Georg von；1781—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派，布雷斯劳大学历史学教授，1848年任驻巴黎公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24。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埃尔·沙尔（Le Flô[Leflô]，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法国将军、政治家和外交家，保皇党人；秩序党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英国，1859年回到法国；曾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48—1849和1871—1879）。——145、149。

勒格廖利耶（Legreulier）——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18。

勒孔特，克劳德·马丁（Lecomte，Claude-Martin 1817—1871）——法国将军，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任旅长，1871年3月18日在梯也尔政府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的企图失败后，被起义的士兵枪毙。——144、146、150、170、171、173。

勒南，约瑟夫·厄内斯特（Renan，Joseph-Emest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写有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591、595。

雷绍埃尔，亨利希（Reschauer，Heinrich生于1838年）——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作家，自由党人。——325。

雷特兰热尔（ ReitIinger）——茹·法夫尔的朋友和私人秘书。——185。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ìebig，Justus Freiherr vori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326。

李卜克内西，威廉（Lìebknecht，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人民国家报》编辑（186—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92、408、410、415、416、423、425、426、468—474、485。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20、45、76、343、412。

李希特尔，路德维希——见赫希柏格，卡尔。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ßner[Lessner]，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青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夜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18、129、181。

林耐，卡尔·冯（Linné，Carl von 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法的创立者；主张物种描述采用双名命名制。——543。

林特恩（Lìntern，W.）——英国工联主义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18。

卢格，阿尔诺德（Ruge，Am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452、491。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23、24、429、524、526、538。

鲁克拉夫特，本杰明（Lucraft，Benjamín 1809—189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器匠，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119、129。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510—511。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369。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105。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212。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l[Louis-Philippe]，Duc d'Or1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9、101、102、135、137、138、144—145、157、170、358、443、445、512、517。

吕尔（Rühl，J.）——德国工人，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118、129、181。

罗比耐，让·弗朗索瓦·欧仁（Robinet，Jean-François-Eugène182—1899）——法国医生和历史学家，实证论者，共和党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70—1871年围城时期为巴黎的区长，巴黎权利共和联合同盟盟员，主张凡尔赛同公社和解。——180。

罗伯茨，乔治（Roberts，Sir George 1803—1860）——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关于英国南部各郡的历史著作。——273。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33、364。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81。

罗奇，约翰（Roach，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通讯书记（1872），曾领导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181。

罗沙，沙尔·米歇尔（Rochat，Char1es-Miche1生于1844年）——法国商业部门的雇员，国际巴黎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执行委员会书记，公社失败后逃往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荷兰通讯书记（1871—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72年移居比利时；1873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服苦役。——181。

罗斯，乔治（Rose，George 1744—181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财政大臣（1782—1801），议会议员。——74。

罗素，约翰，贝德福德公爵（Russell，John，Duke of Bedford 1766—1839）——英国贵族，约·罗素伯爵的父亲。——295。

洛克，约翰（Locke，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504、539。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Лопатин，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民粹派，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29。

M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Mab1y，Gabriel 1709—1785）——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525。

马尔科夫斯基（Марковский）——俄国沙皇政府派往法国的密探，1871年梯也尔的合作者。——162。

马尔儒纳尔，路易·沙尔（Maljournal，Louis Charles 1841—1894）——法国书籍装订工，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国际会员，曾经被监禁，1872年被放逐，1879年获释。——147。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17、69、321、412、440。

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Martignetti，Pasquale 1844—1920）——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意大利文。——497。

马克思，燕妮（Marx，Jenny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452。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ling，Eleanor[Tussy]1855—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妻子（1884年起）——264。

马拉，让·保尔（Marat，Jean-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438。

马隆，贝努瓦（Malon，Benoît 1841—1893）——法国政论家，染整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1865年起），日内瓦代表大会（1868）代表，社会主义革命同盟和巴枯宁的国际兄弟会成员（1868年起）；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公共工程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日内瓦支部成员，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和行动支部创建人之一，汝拉联合会会员，《社会革命报》编辑部成员；1880年大赦后回到巴黎；法国工人党党员事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357。

马歇尔，阿尔弗勒德（Marshall，Alfred 1842—1924）——英国经济学家，曾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任教。——287—288。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后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615。

麦克马洪伯爵，玛丽·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马真塔公爵（Mac-Mahon，Marie-Edme-Patrice-Maurice，comte de. duc de Magenta 1808—189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59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任夏龙军团司令，阿尔及利亚总督（1864—1870），凡尔赛军队总司令（1871），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173、178。

麦克唐奈，约瑟夫·帕特里克（McDonnell[MacDonnell]，Joseph Patrick 1847—1906）——爱尔兰工人运动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爱尔兰通讯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2年侨居美国，积极参加美国工人运动。——181。

曼纳斯，约翰·詹姆斯·罗伯特，拉特兰公爵（Manners，John James Robert，Duke of Rutland 1818—19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议会议员，屡任保守党内阁的大臣。——520。

曼特尔，吉迪恩·阿尔杰农（Mantell，Gideon，Algernon 1790—1852）——英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企图把科学材料同圣经传说调和起来。——505。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397、572、585。

梅思，亨利·詹姆斯·萨姆纳（Maine，Sir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史家，家庭和社会起源的宗法论的代表，作为印度总督参事会参事（1862—1869）和印度事务大臣参事会参事（1871年起），曾参加制定英国的地方立法和实行对印度的殖民奴役。——581、584。

梅涅尼·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死于公元前493年）——古罗马贵族。——29。

梅特涅一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559。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156。

弥尔顿，约翰（Milton，John 1608—1674）——英国诗人和政论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197。

米尔柏格，阿尔图尔（Mülberger，Arthur 1847—1907）——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240、308—314、316—320、323—333。

米尔纳，乔治（Milner，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爱尔兰人，职业是裁缝；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72年秋起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和通讯书记，反对脱离派。——118、129、181。

米尔斯，查理（Mills，Charles）——英国工程师，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1。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的编辑。——463。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Miquel，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迫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481。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Honoré-Gabriel-Victor Riqueti，comte de 1749—1791）——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136。

米里哀尔，让·巴蒂斯特·爱德华（Millière，Jean-Baptiste édouard 1817—1871）——法国新闻工作者、法学家，职业是制桶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曾批评梯也尔政府和指责茹·法夫尔，为巴黎公社辩护，1871年5月26日被凡尔赛分子枪杀。——133、186。

密勒，约瑟夫（约）（Miller，Joseph[Joe]1684—1738）——英国喜剧演员。——134。

闵采尔，托马斯（Müntzer[Münzer]，Thomas 1490前后—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525。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Morton，John Chalmers 1821—1888）——英国农学家，《农业报》编辑（1844—1888），写有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35。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572。

摩莱里（Morelly 1715前后—1755以后）——法国作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525。

莫里斯，捷维（Maurice，Zévy）——匈牙利裁缝和店主，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匈牙利通讯书记（1870—1871）。——118、129、182。

莫特斯赫德，托马斯（Mottershead[Mothershead]，Thomas 1826前后—1884）——英国织布工人，土地和劳动同盟成员，工人代表同盟书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丹麦通讯书记（1871—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站在脱离派一边；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118、129、181。

默里，查理（Murray，Charles）——英国工联领导人，职业是鞋匠；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2）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诺曼底支部的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曼彻斯特第二次年度代表大会代表（1872），80年代是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118、129、181。

穆迪，德怀特·莱曼（Moody，Dwight Lyman 1837—1899）——美国传教士，新教教会活动家。——517。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1l，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616。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1[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24、105、117、124、137、274、353、506、526、529、559。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Ⅲ[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23、24、99、102、113—116、120—122、125、126、128、131、133、134、138—140、142—145、149、152—153、157、160—164、166.170.171—173.188—189、197、201、213、215、217、252、263、273、286、290、298、301—302、354、445、455、517。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Ⅰ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353—354。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 37—68）——罗马皇帝（54—68）。——9、596、597。

涅恰耶夫，谢尔盖·格纳季耶维奇（Нечаев，Сергей Игнатьевич 1847—1882）——俄国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1868—1869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秘密组织”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曾受该组织委托在莫斯科谋杀大学生伊万诺夫（1869年11月），后逃往瑞士；1869—1871年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被判处20年要塞监禁，后死于彼得—保罗要塞。——370、372、374、387。

牛顿，伊萨克（Newton，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542、543。

纽马奇，威廉（Newmarch，Wi11iam 1820—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33。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写有一些关于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著作。——33。

O

欧斯曼，若尔日·欧仁（Haussmann，Georges-Eugène 1809—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塞纳省省长（1853—1870），曾领导改建巴黎的工作。——163、177、252、302—303。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3、34、283、284、341、491、496、497、505、525、527—528、533—536。

P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 John Temple，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13、455。

帕涅尔，詹姆斯（Parnell，James）——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0）。——118。

帕维亚—罗德里格斯，曼努埃尔（Pavia y Rodriguez，Manuel 1827—1895）——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73年率领共和国部队反对卡洛斯派，镇压安达卢西亚自治州派的起义；新卡斯蒂里亚镇守司令（I873—1874），保皇派政变（1874年1月2—3日）的领导人，1880年起为参议员。——400。

炮弹国王——见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Francis，Baron of Veru1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502—504、539。

佩恩，昂利·德（Pène，Henri de 1830—1888）——法国新闻工作者，保皇派，《巴黎报》的创办人和主编（1868—1888），1871年3月22日巴黎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之一。——146。

佩特罗尼乌斯（盖尤斯·佩特罗尼乌斯·仲裁人）（Gaius Petronius Arbiter死于66年）——罗马作家，讽刺诗人，所写长篇小说《萨蒂里孔》描绘了尼禄时期罗马社会的腐化。——596。

彭帕杜尔侯爵夫人，让娜·安东尼达·普瓦松（Pompadour，Jeanne-Antoinette Poisson，marquise de 1721—1764）——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宠姬。——369。

皮阿，费利克斯（Pyat，Fél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在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活动，1869年回到法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公社报》（1880年9—11月）的出版者和编辑。——224、615。

皮埃特里，约瑟夫·玛丽（Piétri，Joseph-Marie 1820—190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巴黎警察局长（1866—1870）。——115、168。

皮卡尔，路易·约瑟夫·厄内斯特（Picard，Louis-Joseph-Ernest 1821—1877）——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防政府财政部长（187守—1871），梯也尔政府内务部长（1871）。——134、141、148、180。

皮卡尔，欧仁·阿尔图尔（Picard，Eugène-Arthur生于1825年）——法国政治活动家和证券交易商，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自由选民》周报的主编，路·皮卡尔的弟弟。——134。

皮克，茹尔（Pic，Jules）——法国新闻工作者，波拿巴主义者，《旗帜报》编辑。——134。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0—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6—24、108—109、240—243、250、252、254—272、276、278、308—311、313—314、317—323、325—326、328—331、333、341—344、407、409、414。

普芬德，卡尔（Pfänder，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J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18、129、181。

普加乔夫，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Пугачев，Емелян Иванович 1742前后—1775）——俄国最大一次农民和哥萨克的反农奴制起义的领袖（1773—1775）。——400。

普里尔，让·巴蒂斯特·斯塔尼斯拉斯·克萨维埃（Pourille，Jean-Baptiste Stani-slas Xavier教名布朗舍Blanchet生于1833年）——法国新闻工作者，原为教士，后为古董和丝绸商人，曾任里昂法院的翻译（1864—1867），警察；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司法委员会委员；帝国警察的身份被揭露后，被开除出公社，1871年5月25日被捕，后逃往日内瓦。1872年被缺席判处死刑。——164。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Priestley，Joseph 1733—1804）——英国化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1774年发现氧气；1794年因拥护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美国。——504。

普隆—曹隆——见波拿巴，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普耶—凯尔蒂埃，奥古斯坦·托马（Pouyer-Quertier，Augustin-Thomas 1820—1891）——法国棉纺厂主和政治活动家，保护关税派，财政部长（1871—1872），曾到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1871）。——141、172。

Q

乔瓦基尼（Giovacchini，P.）——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意大利通讯书记（1871）。———182。

琼斯，理查（Jones，Richard 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760。

R

荣克，海尔曼（Jung，Hermann 1830—1901）——瑞士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8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伦敦代表会议（1871）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前在国际中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2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里的改良派，1877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118、129、182。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Юлий Галактия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曾撰写《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463、464。

若贝尔伯爵，伊波利特·弗朗索瓦（Jaubert，Hippolyte-François，comte 1798—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保皇派，梯也尔内阁的公共工程大臣（1840），国民议会议员（1871—1872）。——180、608。

S

萨德勒（Sadler）——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181。

萨克斯，埃米尔（Sax，Emil 1845—1927）——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240、273—275、277—292、296—299。

塞拉诺—多明格斯，弗朗西斯科，圣安东尼奥伯爵，托雷公爵（Serrano y Dominguez，Francisco，conde de San Antonio，Duque de la Torre 1810—1885）——西班牙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陆军大臣（1843），1854年七月革命和1856年国家政变的参加者；马德里镇守司令（1859—1862），外交大臣（1862—1863），临时政府首脑（1868—1869），王国摄政（1869—1871），内阁首相（1871、1874）。——369。

塞涅卡（小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Junior公元前4前后—公元65）——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和著作家，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593—597。

赛拉叶，奥古斯特·丹尼尔（Serrailler，Auguste-Daniel 1840—约1874）——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植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弘—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70）和法国通讯书记（1871—1872）；1870年9月第二帝国崩横后，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巴黎公社劳动和商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3—1874）和第二次年度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战友。——91、118、129、181。

赛塞，让（Saisset，Jean 1810——1879）——法国海军上将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普法战争时期（1870—1871）领导巴黎东部堡垒群的防御阵地；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1年3月2——25日），曾妄图集结巴黎的反动力量镇压三月十八日的无产阶级革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206。

桑顿，威廉·托马斯（Thomton，William Thomas 1813—18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追随者。——74。

桑基，艾拉·戴维（Sankey，Ira David 1840—1908）——美国新教传教士。——517。

沙佩尔，卡尔（Schapper，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492。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74、204、416。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Changarnier，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47。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Antoine-É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76。

舍耳歇，维克多（Schoelcher，Victor 1804—1893）——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山岳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在伦敦住到1870年；普法战争（1870—1871）和巴黎公社时期为巴黎国民自卫军炮兵军团指挥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妄图劝说公社向梯也尔政府投降。——206。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瑶（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Earl of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513。

舍弗尔（Scheffer）——法国国民自卫军士兵，巴黎公社参加者。——149。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7、341、409、496、497、525、527、529—531。

胜者威廉——见威廉一世。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409。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Karl August 1830—1905）——德国经济学家，保险公司职员，70年代初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人民国家报》和《未来》杂志的撰稿人，《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辑；70年代下半期起成为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主要理论家；1886年脱离工人运动。——469、471—472、474、477、479、482、485。

施穆茨（Schmutz）———瑞士工人，海尔维第工人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118、129。

施奈德，欧仁（Schneider，Eugnène 1805—1875）——法国大工业家，克勒佐冶金厂厂主。——289。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592、595。

施特鲁斯堡，贝特尔·亨利（Strousberg[Strou.berg]，Bethel Henry原名巴鲁赫·希尔施·施特劳斯堡Baruch Hirsch Strausberg 1823—1884）——德国铁路承包商；1855年以前住在伦敦，以后住在柏林；1875年破产。——301、481。

施梯伯，威廉（Stieber，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卡·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302。

施韦泽，约翰·巴蒂斯特·冯（Schweitzer，Johann Baptist von 1833—1875）——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拉萨尔派，《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和编辑（1864—1871），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3年起）和主席（1867—1871），支持傅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国会议员（1867—1871）；1872年因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而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16、477—478。

舒尔来—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Franz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报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1859）；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国会议员（1867年起）。曾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293、325。

斯巴达克（Spartacus死于公元前71年）——罗马角斗士，公元前73—71年古罗马最大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597。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Baruch[Benedictus]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538。

斯卡尔金——见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奇。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445，52、76。

斯密斯，爱德华（Smith，Edward1818前后—1874）——英国医生，枢密院卫生顾问和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的医务专使，济贫法委员会委员。——4。

斯特拉特，爱德华，贝尔踊男爵（Strutt，Edward，Baron Belper 1801—1880）——英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议会议员；曾任兰开斯特卿（1852—1854）。——287。

斯特普尼，考埃尔·威廉·弗雷德里克（Stepney，Cowell William Frederick 1820—1872）——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盟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财务委员（I868—1870），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的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18、129、181。

斯托尔（Stoll）——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18、129。

苏拉（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公元前138一78）——罗马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曾为执政官（公元前88）和独裁者（公元前82—79）。——139、174。

苏桑，路易（Susane，Louis 1810—1876）——法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任陆军部军械局局长，写有法军历史方面的著作。——133。

索尔特，泰特斯（Salt，Titus 1803—1876）——英国工厂主。——287。

T

塔勒，卡尔·冯（Thaler，Karl von生于1836年）——奥地利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国际的反对者；《新自由新闻》撰稿人和编辑（1865—1870和1873）。——368、374。

塔米西埃，弗朗索瓦·洛朗·阿尔丰斯（Tamisier，François—Laurent—Alphonse1809—1880）——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军事发明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0年9—11月），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45、187。

塔西佗（普卡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175、573，584。

塔伊费（Taillefer）——法国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1868年因伪造文件和舞弊而被捕；《旗帜报》社社长。——134。

唐森，威廉（Townshend，William）——英国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8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118、129、181。

特耳克，卡尔·威廉（T.lcke，Carl Wilhelm 1817—1893）——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0年起）、主席（1865—1866）、理事会成员（1874年以前）。——410、416。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季奇（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民粹运动中的布朗基派思想家，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年被捕，1871年6月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1873年逃往伦敦，追随彼·拉甫罗夫，《前进！》的撰稿人；1874年是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成员。——370—375、377—390、393、395—400。

特赖奇克，亨利希·冯（Treitschke，Heinrich von 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86年起为普鲁士国家的历史编纂学家，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88）；普鲁士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德国对外扩张政策的思想家和鼓吹者。——495。

特里门希尔，体·西摩尔（Tremenheere，Hugh Seymour 1804—1893）——英国官员和政论家，曾屡次参加政府的工人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8。

特罗胥，路易·茹尔（Trochu，Louis-Jules 1815—1896）——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的战争（30—40年代）、克里木战争（1853—1856）和意大利战争（1859），国防政府的首脑，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870年9月—1871年1月），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31、132、133、139、143、145、177、187、188、189、217。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22、104、106、114、131—132、135—144、147—150、153—154、160、162、164、166—174、176—178、180、188、200、206、210、212、213、607。

梯也尔，爱利莎（Thiers，Elise 1818—1880）——阿·梯也尔的妻子。——148。

提比里乌斯（提比里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14—37）。——596。

帖木儿（跛帖木儿）（Tīmūr-i-lang[Tamerlane]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148。

图克，托马斯（Tooke，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33、52。

托伦，昂利·路易（Tolain，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1871年被开除出国际；第三共和国时期为参议员。——149。

托马，克莱芒（Thomas，Clément 1809—1871）——法国政治活动家，将军，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国民报》发行人，1848年革命时期为《国民报》的临时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870年11月—1871年2月），1871年3月18日被起义士兵枪毙。——144、145、146、150、170、171、173、188。

W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Adolph 1835—1917）——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反犹太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始人（1878），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学派的代表。——302。

瓦朗坦，路易·厄内斯特（Valentin，Louis-Emest）———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71年3月18日以前是巴黎警察局长。——141—142、168。

瓦特，詹姆斯（Watt. James 1736—1819）——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516。

瓦扬，爱德华·玛丽（Vaillant，Édouard-Marie 1840—1915）——法国自然科学 家、工程师和医师，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1871年在巴黎被判处死刑，后逃往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布朗基派革命中央委员会创建人之一（1881），1884年起是巴黎市参议院议员，1889年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1）创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105、310、364、365。

威尔士亲王夫人———见亚历山德拉。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Ⅰ[William the Victorious]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121、172。

威斯敏斯特公爵——见格罗夫纳，休·鲁普斯，威斯敏斯特公爵。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452。

韦梅希，欧仁（Vermersch，Eugène 1845—1878）——法国新闰工作者，70年代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费加罗报》和《度申老头》的编辑，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1871年法国人支部成员；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死刑（1871）；《警觉报》和《韦梅希氏周报》的出版者，反对公社和国际。——360。

韦斯顿，约翰（Weston，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26—29、31—33、35—37、39——44、75、92、119、129、182。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0—1901）——英国女王（1837—1901）。——535。

维耳克，克里斯蒂安·哥特洛布（Wilke，Christian Gott1ob 1786—1854）——德国神学家，新教教徒，后改宗天主教。——592。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斗辛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492。

维努瓦，约瑟夫（Vinoy，Joseph 1800—1880）——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师长，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巴黎第二军团第一军军长和巴黎第三军团司令，1871年1月22日起先后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凡尔赛分子预备军司令。——141、142、144、145、146、148。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I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536。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O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36。

乌尔里希斯（陪审推事乌尔里希斯）——369。

屋大维，盖尤斯（Octavius，Gaius）——奥古斯都皇帝的父亲。——593。

X

西蒙，茹尔（Simon，Jules原名茹尔·弗朗索瓦·西蒙·叙斯Jules-François-Simon Suisse 1814—1896）——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国民教育部长（1870—1873），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内阁总理（1876—1877）。——141。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12、33、34。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76。

希尔施，卡尔（Hirsch，Karl 1841—1900）——德国新闻工作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国际会员，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1869），1870—1871年主持《人民国家报》工作；1872年后为几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驻巴黎记者，布鲁塞尔《灯笼》的出版者（1878—1879）；1879年住在巴黎，1892年回到德国，《莱茵报》编辑（1894—1895），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系。——468—476。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359。

谢泼德，约瑟夫（Shepherd，Joseph）——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0）。——118、129。

辛格尔，保尔（Singer，Paul 1844—1911）——德国商人，1869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联络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1911）；1885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1887年起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和倍倍尔一起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席；1891、1893、1896和1907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469、471。

Y

雅克美，亚历山大（Jacquemet，Alexandre）——法国神父，1848年为巴黎大主教的代理。——178。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538。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Ⅱ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125、349—350、352、579。

亚历山德拉（Alexandra1844—1925）——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之女，1863年嫁给威尔士亲王，亲王于1901年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世；克拉伦斯公爵的母亲。——146。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Ⅱ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400。

叶列涅夫，费多尔·巴甫洛维奇（Еренев，Федор Павлович 笔名斯卡尔金 Скалдин1827—1902）——俄国作家和政论家，6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曾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一书的作者。——398。

伊壁鸠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594、598。

伊萨伯拉二世（Isabel Ⅱ[Esabella]1830—1904）——西班牙女王（1833—1868）。——369。

尤尔，安德鲁（Ure，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2、33。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1848年6月—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454。

约翰·奈波穆克·玛丽·约瑟夫（Johann Nepomuk Maria Joseph笔名菲拉莱泰斯 Philalethes 1801—1873）——萨克森国王（1854—1873），曾翻译过但丁的作品。——451。

Z

扎比茨基，安东尼（Zabicki，Antoni 1810前后—1889）——波兰排字工人，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1年从波兰流亡国外，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起侨居英国，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领导人，1863年起出版波兰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自由之声》，波兰全国委员会书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1866—1871）。——118、129、182。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593。

阿波罗——海涅的讽刺诗《阿波罗神》中的主人公。——593。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382。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想要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373。

B

布雷西希大叔——罗伊特的短篇幽默小说中的人物。——321。

布鲁土斯——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利乌斯·凯撒》中的人物。——360。

布索那克——莫里哀的喜剧《布索那克先生》中的主人公，愚昧无知的土贵族的典型。——140。

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4世纪）的宠臣。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鬓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100。

F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134。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327、506、547。

H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同名悲剧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359。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卡洛士。——128。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罗马神话称之为武尔坎。掌管火、火山、冶炼技术和神奇手工艺，被视为工匠的始祖。——555。

赫加特——古希腊神话中的月神，三首三身，管辖妖魔鬼怪和阴间的亡魂，是万恶和妖术的保护神。——176。

K

卡洛斯，唐·——一个在许多文学作品中被理想化了的人物，是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儿子（1545—1568），由于反对自己的父亲而遭迫害，死于狱中。——137。

科贝斯第———海涅的同名讽刺诗中的主人公。——382。

L

拉摩——德尼·狄德罗的作品《拉靡的侄子》中的人物。——538。

拉撒路——路加福音中一个乞丐的名字。他患麻风病，靠生活奢侈的有钱人的亮是羹剩饭过活。——597。

利维坦——据圣经传说是大海怪。——54。

M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361、373。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540。

麦格拉——古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之一，愤怒和忌妒的化身，转义为爱吵架的泼妇。——176。

麦罗斯——席勒的诗《保证》中的人物。——359。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327。

摩洛赫——古排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12。

N

涅墨西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依理逆司或厄默尼德。——374。

P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555。

Q

乔纳森大哥——美国漫画作品中的人物，在美国建国的初期是美国人或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代名词，这个称谓后来逐步被“山姆大叔”所取代。——517。

S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词德》中的人物，唐·吉词德的侍从。——495。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传说它常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后来谜底被奥狄浦斯道破，遂即自杀。今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282。

T

唐·吉坷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495。

W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373。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

X

茜林斯——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妖，人首鸟身，她们用歌声诱迷航海者，并使他们丧生。——171。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下一磅肉。——140、416。

小卡尔·米斯尼克——德国幽默作家大卫·卡利施创造的一个浅学之徒、纵缔子弟的典型。——371、377，382、384—385。

Y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594。

雅努斯——古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一副向着过去，另一副朝向未来，掌管门户出人和水陆交通；后人用雅努斯这一名字比喻口是心非的人。———609。

耶利米——圣经中的先知。——256、324。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592—595。

约伯——圣经中的人物，作为身受莫大困苦仍对上帝恭顺驯服，因之得到上帝赐福的典型。——138。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许多人写成的。——594、599。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经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陆。——147。

Z

札格纳特——古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70。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596。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其他作者的著作
文学著作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宜言》1871年伦敦版（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London 1871）。——99、100、107、109、111、456。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致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1871年莱比锡版（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n alle Mitglieder in Europa und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Leipzig1871）。——310—311。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增订第3版，1891年柏林版（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 Adresse des Generalrath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3.deutsche Aufl. Verm. Berlin 1891）。——99。

《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Herr Vogt.London 1860）。——455。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rnocratique de Bruxelles，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 Imprirné aux frais de l'Association Dérnocratique. Bruxelles 1848）。——452。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rnber 28，1864，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Martin's Hall，Long Acre，London. London 1864）。——113、456。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1年伦敦版（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the Intem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Official ed.，rev.by the General Council. London 1871）。——431、437。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德文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2年莱比锡版（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tungs-Verordn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Amtl.deutsche Ausg.rev.durch den Generalrath.Leipzig 1872）。——431、437。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载于《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L'Association Intem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t l'Alliance Intem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In： 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mationale. Genève 1872）。——185。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载于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伦敦）第1702号（First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m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on the Prussian-Franco war. In：The Pall Mall Gazette.London.Nr.1702，28.Juli 1870）。——99、100、120。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致国际工人协会欧洲和美国全体会员》1870年伦敦版（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m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on the Prussian-Franco War. To the members of the Intemational W orking Men’s Association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1870）。——99、100、131、354。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别巴黎）第1—2期合刊（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1—2. Paris1844）。——452。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 zu K.ln. Basel 1853），——455。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波士顿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 zu K.ln. Boston 1853）。——455。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莱比锡新版（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 zu K.In. Neuer Abdr. Leipzig1875）0427、455。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载于1874年10月28、30日，11月4、6、11、13、18、挝、27日，12月2、4、11、18日，1875年1月20、22、2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26、127、129、130、132、133、135、137、138、140、141、144、147号；1875年第7，8、10号（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 zu K.ln. In： Der Volksstaat. Leipzig.1874.Nr.126，28. Oktober； Nr.127，30. Oktober； Nr.129，4. November； Nr.130，6. November； Nr.132，11. November； Nr.133，13. November； Nr.135，18. November； Nr.137，25. November； Nr.138，27. November； Nr.140，2. Dezember； Nr.141，4. Dezember； Nr.144，11. Dezember； Nr.147，18. Dezember；1875. Nachtr.： Nr.7，20. Januar； Nr.8，22. Januar； Nachw.： Nr.10，27. Januar）。——45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2. Ausg. Hamburg1869）。——55。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1期（Der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 York.1852. H.1）。——99、455。

《协会临时章程队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Provisional Rules ofthe Association. In： 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Intem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28，1864，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Long Acre，London. London1864）。——431，437。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1es1847）。——19—20、242、250、342、407、409、414、452，492。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Iitischen Oekonomie. H.1. Berlin 1859）。——22、455。

《资本论》1872—1875年巴黎版（Le Capital. Paris 1872—1875）。——426、465、466、570、583、589、590。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 from the 3〔rd〕 Gernan ed. by S. Moore and E. A veling and ed. by F. Engels.Vol.1.2. London 1887）。——501。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1. Buch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79—87、241、251、255、267、333、412、456、463、491、500、549、555。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ö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Buch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2. verb. Aufl. Hamburg 1872）。——456、464。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Das Kapitalö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3.verm.Aufl.Hamburg 1883）。——248.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 Kapitalö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2.Buch2： 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rsg.von F.Engels.Hamburg 1885）。——457，461—462。

《总委员会关于费·皮阿演说的决议》，载于1868年7月12日《自由报》（布鲁塞尔）第55号（Résolution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Intem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contre Félix Pyat.In：La Liberté.Bruxel1es.Nr.55，12.Juli 1868）。——615。

弗·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莱比锡第2版（Der deutsche Bauemkrieg.2.mit einer Einl.verb.Abdr.Leipzig1870）。——92。

《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第3版（Der deutsche Bauemkrieg.3.Abdr.Leipzig1875）04920 《德国农民战争》，载于1850年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一汉堡一纽约）第5—6期（Der deutsche Bauernkrieg.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London，Hamburg，New York.1850.H.5—6，Mai bis Oktober。——492。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1876年莱比锡版（Preu.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Leipzig1876）。——492—493。

《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载于1876年2月25、27日，3月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23、24、25号（Preu.ischer Schnaps im deutschen Reichstag.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23，25.Februar1876；Nr.24，27.Februar1876； Nr.25，1.M.rz1876）。——492—493。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钢》，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别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In：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Lfg.1—2.Paris1844）。——491。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载于1880年3月20日，4月20日，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巴黎一里昂）第3，4、5期（Le socialisme utopique et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In：La Revue socialiste.Paris，Lyon.Nr.3，20.M.rz1880； Nr.4，20.Apri11880； Nr.5，5.Mai1880）。——491、494。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0年巴黎版（Le 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Paris 1880）。——491、494、500。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92年伦敦版（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London1892）。——499、500。

《流亡者文献。三》，载于1874年10月6、8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17、118号（Flüchtlings—Literatur.Ⅲ.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117，118；6.，8.Oktober 1874）。——377—385。

《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Flüchtlings-Literatur.V.Soziales aus Ru.land.Leipzig 1875）。——492。

《论住宅问题》1887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第2版（Zur Wohnungsfrage. 2.durchgesehene Auflage.Hottingen，Zürich1887）。——239—240。

《论住宅问题。第一篇：蒲鲁东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H.1：Wie Proudhon die Wohnungsfrage l.st.Leipzig 1872）。——239、240、493。

《论住宅问题。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H.2：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l.st.Leipzig 1872）。——239、240、493。

《论住宅问题。第三篇：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1873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H.3：Nachtrag über Proudhon und die Wohnungsfrage.Leipzig 1873）。——239、240、493。

《马尔克》，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版（Die Mark.In：F.Engels：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Hottingen，Zürich 1882[tats.chlich 1883]）。——501、553。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Politische Oekonomie.Sozialismus.Leipzig 1878）。——491、493、494、500。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86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第2版（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lzung der Wissenschaft.2.Auflage.Hottingen，Zürich1886）。——500。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Hottingen，Zürich 1882[tats.chlich1883]）。——494。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1873年莱比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Lei pzig1873）。——493。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载于1873年10月31日、11月2、5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05、106、107号（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105，31.Oktober1873；Nr.106，2.November1873； Nr.107，5.November1873）。——401、493。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ben Quellen.Leipzig1845）。——257、285、288、303、491、55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ben Partei.Ver.ffentlicbt im Februar1848.London1848）。——362、453、483、492、496、500。

《共产党宣言》，附作者序言，1872年莱比锡新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Neue Ausg.mit einem Vorw.der Verfasser.Leipzig1872）。——241、310、314、408、414、437—439。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1873年伦敦一汉堡版（L'Allianc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m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臼 par ordr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Londres，Hambourg1873）。——367、370、375、387。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Frankfurt a.M.1845）。——452、504。

《一个反对国际的阴谋》——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爱尔兰租俑者权利法案》（Irish Tenants'Right Bill）。——13。

爱尔维修，克·阿·《论精神》（两卷集）1784年伦敦版第1卷（Helvétius，C.A.：De l’esprit.T.1—2.T.1.Londres 1784）。——21—22。

B

巴枯宁，米·《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日内瓦版（Бакунин, М.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и анархия Женевское1873）。——403—409、415、425。

《巴黎每日要闻队载于1871年3月19日《费加罗报》（巴黎）第74号（Paris au jour lejour.In：Le Figaro.Paris.Nr.74，19.M.rz 1871）。——132。

《巴黎奇遇记》.载于1871年6月8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834号（The adventure in Paris.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834，8.Juni1871）。——183。

巴师夏，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astiat，F./P.-J.Proudhon：Gratuité du crédit.Discussion entre M.F.Bastiat et M.Proudhon.Paris 1850）。——23。

《百科全书》1777—1778年日内瓦新版第1—28卷（Encyclopédie.Nouvel1e éd.T.I—28.Genève1777—1778）。——514。

鲍威尔，布·《斐洛、施特劳斯、勒南和原始基督教）H874年柏林版（Bauer，B.：Philo，Strau.und Renan und das Urchristenthum.Berlin 1874）。——595。

鲍威尔，布·《基督和君主们。基督教起源于罗马的希腊文化》1877年柏林版（Bauer，B.：Christus und die Caesaren.Der Ursprung des Christenthums aus dem r.mischen Griechenthum.Berlin 1877）。——595。

《暴动之结局》，载于1871年6月2日《旗帜报》（伦敦）第14613号（The end of the insurrection.In：The Standard.London.Nr.14613，2.Juni 1871）。——175。

贝累，沙·《致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首脑、公民梯也尔。1871年4月24日》，载于1871年4月28日《口令报》（巴黎）第64号（Beslay，Ch.：Au citoyen Thiers，chef du pouvoir exécutif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u24 avril 1871.In：Le Mot d'Ordre.Paris.Nr.64，28.April 1871）。——138。

波戈金，米·彼·《波兰问题。议论、笔记和意见集。1831—1867年》1867年莫斯科版（Погогин, М.П.П.：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ь.Сборніе рассуждений，записоь и замьчаній.1831—1867，Москва 1867）。——351。

《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波兰人民》，载于1874年5月17日《雷诺新闻》第1240号（Address of the Polish refugees to the English people.The Polish People.In：Reynolds's Newspaper.No.1240，May17，1874）。——349。

《波兰流亡者告英国人民书。1874年5月3日于伦敦》（Address ofthe Polish Refugees to the English People.London.May3，1874）。——349—353。

勃朗，路·《给〈世纪报〉编辑的信。1871年4月20日》，载于1871年4月26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97号（Blanc，L.：Brief an den Redakteur des “Siècle” vom 20.April 1871.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797，26.April 1871）。——213。

布雷，约·弗·《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Bray，J.F.：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Leeds 1839）。——341。

布里索，雅·皮·《哲学研究。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所有权和盗窃》，载于《立法者、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哲学丛书》1782年柏林一巴黎一里昂版第6卷（Brissot，J.P.：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 droit de propriété et sur le vol，considérées dans la nature et dans la société.In：Bibliothèque philosophique du législater，Du politique，也 jurisconsulte.T.6.Berlin，Paris，Lyon 1782）。——18。

D

德巴普，塞·《布鲁塞尔支部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的报告。1868年9月11日》，载于1868年9月15日《比利时人民报》（增刊）（布鲁塞尔川国际工人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报告别De Paepe，C.：Rapport de la sectìon Bruxelloise sur la question de1a propriété foncière.11 septembre1868.In：Troisième Congrès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1e des Travailleurs.Compte—rendu officiel.Supp1ément aujoumalle Peup1e Belge.Bruxelles.15 septembre 1868）。——232。

《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载于1875年3月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27号（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Entwurf.In：Der Volksstaat. Leipzig.Nr.27，7.M.rz1875）。——410、425—426、428—449。

《德国工人对国际宣言的答复》，载于1870年7月22日《马赛曲报》第153号（Réponse des ouvriers allemands au manifeste de l’Internationale.In：La Marseillaise.No.153，22 juillet 1870）。——116。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于1875年5月28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59号（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59，28.Mai 1875）。——474。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评论箴言》，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年苏黎世一奥伯斯特腊斯版第1年卷第1册（Rückblicke auf die sozialist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Kritische Aphorismen von...In：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cialpo1itik.Jg.1.H.1.Zürich-Oberstrass 1879）。——477。

杜弗尔，茹·《检查官通令。1871年4月23日于凡尔赛队载于1871年4月26日《口令报》（巴黎）第62号（Dufaure，J.：Circulaire aux procureurs généraux.Versailles，23 avril 1871.In：Le Mot d'Ordre.Paris.Nr.62，26.April 187I）。——169。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Dühring，E.：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2. theilw. umgearb. Aufl.Leipzig 1876）。——500。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修订第2版（Dühring，E.：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2. theilweise umgearbeitete Aufl.Berlin 1875）。——500。

杜林，欧·《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Dühring，E.：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Leipzig 1875）。499—500。

杜诺瓦耶，沙·《论劳动自由，或关于人的力量能够得到最大发挥的条件的简述》1845年巴黎版第1—3卷（Dunoyer，Ch.：De la liberté du travail ou simple exposé des conditions dans les quelles les forces humaines s’exercent avec le plus de puissance.T.1—3.Paris 1845）。——210

E

《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1873—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3卷（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об артелях в России.Выпуски 1—3.С.-Петербург 1873—1875）。——394。

F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第1卷《正文与附录》，第2卷《证词记录》，1863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 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Vol.1：Report and appendix.Vol.2：Minutes of evidence.London1863）。——4。

《废除征兵制。1871年3月29日法令》，载于1871年4月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76号（Decree of March 29，1871.Abolishing the conscription.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776，1.April 1871）。——154、200。

弗列罗夫斯基，恩·《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考察与研究》1869年圣彼得堡版（Флеровскій，Н.：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ь Россіи. Наблюденія и изследованія，С.-Петербургь 1869）。——395。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四卷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1卷（Fourier，Ch.：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2.éd.Vol.1—4.Vol.1.Paris 1841）。——532。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Fourier，Ch.：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Prospectus et annonce de la découverte.Leipzig 1808）。——527。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入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载于《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Fourier，Ch.：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Fourier T.6.Paris 1845）。——532、556。

富兰克林，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载于《富兰克林全集》（十卷集），贾·斯帕克斯编，附注释和作者传记，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lin，B.：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πency.In：The Works of B.Frank1in.With notes and a life ofthe author.By J.Sparks.In10 vols.Vol.2.Boston 1836）。——48。

G

《告法国人民书。1871年4月19日宣言》，载于1871年4月2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93号（Declaration of April 19，1871 to the French people.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793，21.April 1871）。——212.

《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队载于1870年7月12日《觉醒报》（巴黎）（To the work—men of all nations.Manifesto.In：Le Réveil.Paris.12 juillet 1870）。——114。

《革命问答》1869年日内瓦版（Катехизись революціонера，женева 1869）。——387。

格莱斯顿，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35号（Gladstone，W.E.：Rede im House of Commons，16.April 1863.In：The Times.London.Nr.24535，17.April 1863）。——7、8。

格莱斯顿，威·尤·《l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4年4月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841号（Gladstone，W.E.：Rede im House of Commons，7.April 1 864.In：The Times.London.Nr.24841，8.April1864）。——3。

《〈公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载于1871年4月3日《旗帜晚报》（伦敦）第14561号（An article in the Joumal Officiel...In：The Evening Standard.London.Nr.14561，3.April 1871）。——212。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1863.London 1864）。——8。

《谷物法》（The corn laws）。——35。

《关于房租问题的法案》，载于《国民议会年鉴》1871年巴黎版第2卷（Projet de loi relatif aux loyers.In：Annal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T.2.Paris 1871）。——141。

《关于巩固和修正消灭传染病和预防疾病法的法令。1848和1849年（1855年8月14日）》（An Act to consolidate and amend the Nuisances Removal and Diseases Prevention Acts.1848 and 1849.14 August 1855）。——297。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载于1850年8月10日《经济学家》（伦敦）第363期（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retums.In：The Economist.London.Nr.363，10.August 1850）。——3。

《关于授权公共工程贷款委员会委员为劳动者阶级预付住宅建设款的法令。1866年5月18日》（An act to enable the public works Ioan commissioners to make advances towards the erection of dwellings for the Iabouring classes. May 18，1866）。——298。

《关于向手工业者和劳动者提供较好住宅的法令。1868年7月31日》（An Act to provide better dwellings for artisans and labourers.July31，1868）。——297。

《关于延缓清偿到期商业票据的法令》.载于《国民议会年鉴》1871年巴黎版第1卷（Loi sur la prorogation des échéances des effets de commerce.In：Annal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T.1.Paris 1871）。——141。

《关于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报告》1869年维也纳版（Bericht über die Welt-Ausstellung zu Paris im Jahre 1867.Wien 1869）。——273。

《国际协会及其目的》（Die Intemationale Assoziation und ihre Ziele）。——186。

《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告巴黎市民书。1871年3月22日》.载于1871年3月25日《号召报》（巴黎）第650号（Proc1amation du Comité centra1 de la Garde nationa1e.Paris，22 mars 1871.In：Le Rappel.Paris.Nr.650，25.März 1871）。——195—196。

H

哈克斯特豪森，奥·冯·《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年汉诺威版第1—2册，1852年柏林版第3册（Hax也ausen，A.von.：Studien über die innern Zustände，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ie 1ä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ßlands.Th.1.2.Hannover1847.Th.3.Berlin 1852）。——396、463。

汉泽曼，大·《在1847年6月8日第一周联合议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的演说》，载于《第一届普鲁士国会》1847年柏林版第7部分（Hansemann，D.：Speech at the34th sitting ofthe First United Diet，June 8，1847.In：Preu.ens Erster Reichstag.Th.7.Berlin 1847）。——277。

黑格尔，乔·戚·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第2版（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2.Aufl.Berlin 1840）。——524、591。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1834年柏林版下册《（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Buch 2.Berlin 1834.Werke.B.的。——311。

胡贝尔，维·艾·《社会问题。四、无形联合》1866年北豪森版（Huber，V。—A.：Sociale Fragen.IV.Die latente Association.Nordhausen 1866）。——285。

《皇室文件和通信》（两卷集）1870—1871年巴黎版第2卷（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T.1.2.T.2.Paris 1870—1871）。——456。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霍布斯英文著作集》，威·莫尔斯沃思编，1839年伦敦版第3卷（Hobbes，Th.：Leviathan：or，The matter，form，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1 and civil.In：Hobbes：The English works of Thomas Hobbes of Malmesbury.Now first coll.and ed.by Sir W.Molesworth. Vol.3.London 1839）。——54。

J

吉奥，阿·西·《给路易·苏桑的信。1870年12月12日》，载于1871年4月25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第115号（Guiod，A.S.：Brief an Louis Susane vom12.Dezember 1870.In：Journa1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Paris.Nr.115，25.Apri 1871）。——133。

吉奥，阿·西·《给路易·苏桑的信。1870年12月12日》，载于1871年4月29日《形势报》（伦敦）第189号（Guiod，A.S.：Brief an Louis Susane vom12.Dezember 1870.10：La Situation.Londres.Nr.189，29.April 1871）。——133。

吉芬，罗·《联合王国近来的资本积累》，载于1878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伦敦）第41卷第1期（Giffen，R.：Recent accumulations of capital in the United Kingdom.'In：Joumal of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London.London 1878.Vol.41.Pt.1）。——564。

《加斯东·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加利费的通告。1871年4月》，载于1871年4月1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83号（Note on proclamation of Gaston Alexandre Auguste Ga1 liffet，April 1871.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783，10.April 1871）。——148。

K

康德，伊·《纯粹理性批判》1838年莱比锡版《（康德全集》第2卷）（Kant，I.：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Leipzig 1838.S.mmtliche Werke.Th.2）。——17、19。

克莱尔蒙—托内尔，斯·《1871年3月5日的信》，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巴黎）第21号（Clermont-Tonnere，S.：Briefvom 5.M.rz 1871.10：Le Vengeur.Paris.Nr.21，19.April 1871）。——145。

肯宁安，约·《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1770年伦敦版（Cunningham，J.：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as they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price of labour in our manufactories.Together with some interesting reflec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our trade to America.London 1770）。——69。

孔德，奥·《实证哲学教程》（六卷集）1830—1842年巴黎版（Comte，A.：Cours de phiIosophie positive.T.1—6.Paris 1830—1842）。——206。

L

拉法格，保·《巴黎访问记。4月7—18日》，载于1871年4月24日《波尔多论坛报》（Lafargue，P.：Une visite à Paris du 7 au18 avril.10：La Tribune de Bordeaux.24.April 1871）。——165。

拉法格，保·《生活必需品。二、住宅》，载于1872年3月16日《解放报》（马德里）第40号（Lafargue，P.：Articulos de primera necesidad.Ⅱ.La Habitacion.In：La Emancipacion.Madrid.Núm.40，De 16 Marzo de 1872）。——263—264。

拉甫罗夫，彼·拉·《工人运动年鉴》，载于1874年《前进！不定期评论》（苏黎世）第2期（Лавров，П.Л.：Ежегодник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ія.In：Вперёдъ！Непері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ніе T.2.Цюрих 1874）。——367—370、377。

拉甫罗夫，彼·拉·《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关于小册子：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1874年伦敦版（Лавров，П.Л.：Русской соци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молодёжи. По брошюры：Задач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въ Россіи，Лондонъ 1874）。——373—374、377、385—386。

拉普拉斯，皮·西·《论天体力学》1799—1825年巴黎版第1—5卷（Laplace，P。—S.：Traité de mécanique céleste.T.1—5.Paris.1799—1825）。——506。

拉普拉斯，皮·西·《宇宙体系论》（两卷集）1795—1796年（共和四年）巴黎版第2卷（Laplace，P.-S.：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T.1.2.T.2.Paris.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795—1796）。——495、542。

拉萨尔，斐·《工人读本》1863年莱比锡第5版（Lassalle，F.：Arbeiterlesebuch.5.Aufl.Leipzig 1863）。——412—413.

拉萨尔，斐·《既得权利体系。实在法和法哲学的调和》（两卷集）1861年莱比锡版第1卷（Lassalle，F.：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Eine Versöhnung des positiven Rechts und der Rechtsphi1osophie.In 2 Th.Th.1.Leipzig 1861）。——320、321。

兰盖，西·尼·昂·《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Linguet，S.-N.-H.：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T.1.2.Londres 1767）。——23。

李比希，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两卷集）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Liebig，J.：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7.Aufl.In2 Th.Th.1.Braunschweig 1862）。——326.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London 1817）。——45、343。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3.ed.London 1821）。——76。

卢梭，让·雅·《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J.J.：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t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Amsterdam 1755）。——538。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J.J.：Du contract social，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Amsterdam 1762）。——524。

罗比耐，让·弗·欧·《有关法兰西和巴黎当前局势的政治笔记》，一位法国实证论者著，爱·斯·比斯利编，1871年伦敦版（Robinet，J.F.E.：Political Notes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rance & Paris.By a Prench Positivist.Ed.by E.S.Beesly.London 1871）。——180。

罗斯，乔·《对大不列颠1792—1799年的收入、商业和工业增长的调查简要》1799年伦敦增补第7版。引自威·科贝特《纸币对黄金》1828年伦敦版（Rose，G.：A brief examination into th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commerce，and manufactures，of Great Britain，from 1792 to 1799.7.ed.with considerable add.London 1799. Nach：W.Cobbett：Paper against gold.London1828）。——74。

洛克，约·《人类理智论》（四卷集）1710年伦敦版（Locke，J.：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In four books.London 1710）。———504

M

马尔萨斯，托·罗·《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Malthus，Th.R.：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London 1815）。——69。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观点》1798年伦敦版（Malthus，Th.R.：An essay on 由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Godwin，M.Condorcet，and other writers.London 1798）。——17。

毛勒，格·路·《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St.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1—4.Erlangen 1869—1871）。——397。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Fronh.fe，Der Bauernh.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1—4.Erlangen 1862—1863）。——397。

毛勒，格·路·《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Maurer，G.L.：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Erlangen 1856）。——397。

毛勒，格·路·《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1—2.Erlangen 1865—1866）。——397。

梅恩，亨·萨·《东方和西方的农村公社。在牛津大学的六次演讲》1871年伦敦版（Maine，H.S.：Village-communities in the East and West.Six lectures delivered at Oxford.London 1871）。——581。

米尔柏格，阿·《论住宅问题。答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于1872年10月26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86号（Mülberger，A.：Zur Wohnungsfrage.Antwort an Friedrich Engels.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86，26.Oktober 1872）。——240、308—309、311—312。

米尔柏格，阿·《住宅问题》，载于1872年2月3、7、10、14、21日和3月6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0—13、15和19号（Mülberger，A.：Die Wohnungsfrage.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10—13，15，19；3.，7.，10.，14.，21.Februar，6.März 1872）。——240、313。

米尔柏格，阿·《住宅问题。社会问题简述。〈人民国家报〉论文专集》1872年莱比锡版（Mülberger，A.：Die Wohnungsfrage.Eine sociale Skizze.Separat—Abdruck aus dem Volksstaat.Leipzig 1872）。——313—333。

米海洛夫斯基，尼·康·《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圣彼得堡）第10期（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Н.К.：Карль Марксь передь судомь г. Ю.Жуковскаго.In：Отечестваенныи Записки.С.-Петербургь.Nr.10，Oktober 1877）。——463、464。

米里哀尔，让·巴·《作假者》，载于1871年2月8日《复仇者报》（巴黎）第6号（Millière，J.-B.：Le Faussaire.In：Le Vengeur.Paris.Nr.6，8.Februar1871）。——133、186。

《民法典》（Code Civil）。——见《拿破仑法典》。

摩尔顿，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载于1859年12月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368期。标题：《第四次例会》（Morton，J.Ch.：On the forces used in agriculture.In：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London.Nr.368，9.Dezember 1859.U.d.T：Forth ordinary meeting）。——35。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L.H.：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London 1877）。——572。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 apoléon.Ed.orig. et seule officielle.Paris 1808）。——514。

O

欧文，罗·《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Owen，R.：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blic meetings，held in Dublin...On the18 March，12 April，19 April and 3 May.Dublin 1823）。——535。

欧文，罗·《评工业体系的影响，并提出改进那些对健康和道德最有害的部门的意见》1817年伦敦第2版（Owen，R.：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the manufacturing system.With hin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ose parts of it which are most injurious to health and morals.2.ed.London 1817）。——34。

欧文，罗·《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搜》1849年伦敦版（Owen，R.：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or，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London 1849）。——535。

P

帕麦斯顿，亨·约·坦·《1863年6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6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93号（Palmerston，H.J.T.：Rede im House of Commons，23.Juni1863.In：The Times.London.Nr.24593，24.Juni 1863）。——13。

蒲鲁东，皮·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I852年巴黎版（Proudhon，P.J.：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Paris 1852）。——23。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P.J.：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T.1.2.Paris1846）。——19，21、23、270、319、342、452。

蒲鲁东，皮·约·《论革命中和教会中的公平》1858年巴黎版第1—3卷（Proudhon，P.J.：De lajustice dans la Révolution et dans l'église.T.1—3.Paris 1858）。——319、320。

蒲鲁东，皮·约·《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新版（Proudhon，P.J.：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Nouvelle édition.Paris 1868）。——342—344。

蒲鲁东，皮·约·《论通用文法》，载于克·弗·贝尔吉埃《语文的基本原理》1837年贝桑松版（Proudhon，P.J.：Essai de grammaire générale.In：C。—F.Bergier：Les éléments primitifs des langues.Besan.on1837）。———16。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Proudhon，P.J.：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mement.Premier mémoire.Paris 1840）。——16—21。

蒲鲁东，皮·约·《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68年巴黎版（Proudhon，P.J.：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Paris 1868）。——108.318、329—330。

蒲鲁东，皮·约·《税收理论，沃州政务会议为1860年征文比赛提出的问题》1861年布鲁塞尔一巴黎版（Proudhon，P.J.：τ'héorie de l’impôt，question mise au concours par le conseil d’état du canton de Vaud en 1860.Bruxelles，Paris 1861）。——23。

蒲鲁东，皮·约《1815年的条约已不存在了吗？未来的代表大会决议书》1863年巴黎版（Proudhon，P.J.：Si les traités de 1815 ont cessé d’exister？ Acts du future congrès.Paris 1863）。——23。

蒲鲁东，皮·约·《1848年7月3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Proudhon，P.J.：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31.Juli 1848.In：Compte-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T.2. Paris 1849）。——22。

蒲鲁东，皮·约《战争与和平》（两卷集）1869年巴黎版第2卷（Proudhon，P.J.：La guerre et la paix.T.1—2.T.2.Paris 1869）。——320、321

《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和萨克森省专区法。1872年12月13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72年》（无出版年代）柏林版第41号（Kreisordnung für die Provinzen Preu.en，Brandenburg，Pommern，Posen，Schlesien und Sachsen.Vom 13.Dezember 1872，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1872.Berlin.O.J.Nr.41）。——323。

《普鲁士国家宪法原本。1850年1月3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0年柏林版第3号（Verfassungs-Urkunde für den preu.ischen Staat.Vom 31.Januar 1850.In：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Berlin. 1850.Nr.3）。——447。

R

《人民宪章》1838年伦敦版（The People’s Charter.Being the outline of an act to provide for the ju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Commons’House of Parliament，Embracing the principles ofuniversal suffrage，no property qualification，annual parlíaments，Equal representation，payment of members，and vote by ballot.London 1838）。——517、520。

《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3年》——见《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年6月24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S

萨克斯，埃·《各劳动阶级的居住条件及其改良》1869年维也纳版（Sax，E.：Die Wohnungszust.nde der arbeitenden Classen und ihre Reform.Wien 1869）。——240、273—299。

《塞纳河畔讷伊公社。宣言》，载于1870年7月22日《马赛曲报》第153号（Déclaration.Commune de Neuilly-sur-Seine.In：La Marseillaise.No.153，22 juillet 1870）。——115。

《三月十八日革命》，载于1871年3月22日《小报》（巴黎）第3002号（La Révolution du18 mars.In：Le Petit Journal.Paris.Nr.3002，22.März 1871）。——151、212、217。

桑顿，威·托·《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Thornton，W.Th.：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 or，an inquiry into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the distress prevailing among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the British Islands，and into the means ofremedying it.London 1846）。——74.

《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和章程队载于1869年8月14日《民主周报》（莱比锡）第33期（Programm und Statute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In：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Leipzig.Nr.33，14.August 1869）。——410、411、415。

《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宣言。致全体德国工人阶，载于1870年9月1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73号（Manifest des Ausschusse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An alle deutschen Arbeiter！ In：Der Volksstaat.Leipzig. Nr.73，11.September 1870）。——126。

圣西门，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服。引自尼·古·于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1851年巴黎版（Saint-Simon，H.：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Paris 1803.Nach：N。-G.Hubbard：Saint-Simon.Sa vie et ses travaux.Paris 1857）。——527，530。

施特劳斯，大·弗 ·《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Strauß，D.F.：Das Leben Jesu.Kritisch bearbeitet.B.1.2.Tübingen 1835—1836）。——592。

《市镇通报……》，载于1871年5月6日《号召报》（巴黎）第692号（Le Moniteur des communes contient...In：Le Rappel.Paris.Nr.692，6.Mai 1871）。——167。

斯卡尔金《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1870年圣彼得堡版（Скаркинь.：Вь захоглустьи и вь столиьць.С-Петербург, 1870）。——398。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四卷集），附《英国和美国》一书作者的评注，1835年伦敦版第1卷（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With a commentary，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In 4 vols.Vo1.1.London 1835）。——52。

《所得税与财产税。对下院1864年2月9日的一项决议的答复》1864年伦敦版（Income and property tax.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Dated 9.February1864.London 1864）。——9。

T

塔勒，卡·《耶稣会会士罗特》，载于1873年10月14日和15日《新自由报》第3284和3285号（Thaler，K.：Rothe Jesuiten.In：Neue Freie Presse. Morgenblatt.Nr.3284，3285；14.，15.Oktober 1873）。——368、374。

塔西佗《历史》（Tacitus：Historiae）。——175。

特卡乔夫，彼·尼·《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给〈前进！〉杂志编辑的信。1874年4月于伦敦》（Ткачёв，П.Н.：Задач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ь Россiи.Письмо к реаактору журнала “Вперёдь！”.Лондон, Апрьль 1874）。——371、381、383—384。

特卡乔夫，彼·尼·《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1874年苏黎世版（Ткачёв，П.H.：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Verfasser der Artikel “Flücht1ings-Literatur” in Nr.117 und118 des “Volksstaatt”. Jg. 1874.Zürich 1874）。——377—378、383、386、388。

特里门希尔，休·西·《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Tremenheere，H.S.：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With app.of evidence.London 1862）。——8。

特里门希尔，休·西·《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Tremenheere，H.S.：Second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London 1863）。——8。

特罗胥，路·茹·《告巴黎市民书。1871年1月6日于巴黎》，载于1871年1月7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巴黎）第7号（Trochu，L.J.：Proclamation aux habitants de Paris.Paris，6 janvier 1871.In：Journal officiel de la R句ublique française.Paris.Nr.7，7.Januar 1871）。——132。

梯也尔，路·阿·《财产论》1848年巴黎版（Thiers，L.A.：De la propriété.Paris 1848）。——22。

梯也尔，路·阿·《法国革命史》（十卷集）1823—1827年巴黎第1版（Thiers，L.A.：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The first edition in ten volumes appeared in Paris in 1823—1827）。——114。

梯也尔，路·阿·《关于穆兰萨凯的公报。1871年5月4日于凡尔赛》，载于1871年5月6日《号召报》（巴黎）第692号（Thiers，L.A.：Bulletin sur Moulin-Saquet. Versaìlles，4 mai 1871.In：Le Rappel.Paris.Nr.692，6.Mai 1871）。——167。

梯也尔，路·阿·《1833年1月5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25日《波尔多论坛报》（Thiers，L.A.：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vom 5.Januar 1833.In：La Tribune de Bordeaux.25.April 1871）。——140。

梯也尔，路·阿·《1841年1月13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12日《复仇者报》（巴黎）第14号（Thiers，L.A.：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vom 13.Januar 1841.In：Le Vengeur.Paris.Nr.14，12.April 1871）。——135—136。

梯也尔，路·阿·《1848年1月31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17日《号召报》（巴黎）第673号（Thiers，L.A.：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vom 31.Januar 1848.In：Le Rappel.Paris.Nr.673，17.April 1871）。——136。

梯也尔，路·阿·《1848年1月31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巴黎）第21号（Thiers，L.A.：Rede i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vom 31.Januar 1848.In：Le Vengeur.Paris.Nr.21，19.April 1871）。——136。

梯也尔，路·阿·《1848年2月2日在众议院的演说》，载于1848年2月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4号（Thiers，L.A.：Rede ín der Chambre des Députés vom 2.Februar 1848.In：Le Moniteur universel.Paris.Nr.34，3.Februar 1848）。——136.

梯也尔，路·阿·《1871年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71年3月2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68号（Thiers，L.A.：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vom 21.M.rz 1871.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768，23.M.rz 1871）。——169。

梯也尔，路·阿.（0871年4月4日宣言》，载于1871年4月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79号（Thiers，L.A.：Proclamation of April 4，1871.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779，5.April 1871）。——149。

梯也尔，路·阿·《1871年4月2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71年4月29日《号召报》（巴黎）第685号（Thiers，L.A.：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vom 27.April l871.In：Le Rappel.Paris.Nr.685，29.April 1871）。——166、171。

梯也尔，路·阿·《1871年5月1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871年5月12日《法兰西共和国公报》（凡尔赛）第132号（Thiers，L.A.：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vom11.Mai 1871.In：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Versailles.Nr.132，12.Mai 1871）。——173。

梯也尔，路·阿《1871年5月24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国民议会年鉴》1871年巴黎版第3卷（Thiers，L.A.：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vom 24.Mai 1871.In：Annal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T.3.Paris 1871）。——173。

梯也尔，路·阿《致市长、副市长、市参议员大会委员会的声明》，载于1871年4月28日《号召报》（巴黎）第684号（Thiers，L.A.：Déclaration à la Commission déléguée par l’assemblée des maires，adjoints et conseillers municipaux. Versailles，25 avril 1871.In：Le Rappel.Paris.Nr.684，28.April 1871）。——166。

《梯也尔先生的计划》，载于1871年3月29日《形势报》（伦敦）第163号（Le plan de M.Thiers.In：La Situation.Londres.Nr.163，29.M.rz 1871）。——153。

《梯也尔先生的通告》，载于1871年4月19日《复仇者报》（巴黎）第21号（Circulaire de M.Thiers.In：Le Vengeur.Paris.Nr.21，19.April 1871） 。——166。

《梯也尔先生的宣言》，载于1871年4月1日《爱尔兰人报》（都柏林）第13卷第39期（Declaration of M.Thiers.In：The lrishman.Dublin.Vol.13.Nr.39，1.April 1871）。——169。

《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1871年1月28日侮斯麦与法夫尔签订（Convention on the armistice and capitulation of Paris signed by Bismarck and Favre on January 28，1871）。——607。

《通报……》，载于1871年4月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76号（The Moniteur which is...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776，1.April 1871）。——211。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London 1863）。——8。

《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致全体“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呈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王的责任顾问”的备忘录》（The Revo1ution in Mind and Practice，Einer an alle“rothen Republikaner，Kommunisten und Sozialisten Europas” gerichteten und der französischen provisorischen Regierung 1848，aber auch ..der K.nigin Victoria und ihren verantwortlichen Rathgebem”zugesandten Denkschrift）——见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六卷集）1838—1857年伦敦版（Tooke，币1：A history ofprices，and ofthe state ofthe circulation.Vol.1—6.London 1838—1857）。——33、52。

W

瓦扬，爱·《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年伦敦版（Vaillant，Ed.：Internationale et révolution.Àpropos du congrès de La Haye par des réfugiés de la Commune，Ex-membres du Conseil Général de l’Internationale.Londres 1872）。——310。

威廉一世《告法兰西民族书.1870年8月11日》，载于1870年8月12日《科隆日报》第222号（Wi1liam1：Proclamation to the French nation of 11.August 1870.In：K.lnische Zeitung.Nr.222，12.August 1870）。——121。

威廉一世《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表的御座演说。1870年7月19日》，载于1870年7月2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6807号（Wi1liam1：Speech from the throne to the North-German Diet on19 July 1870.In：The Times.London. No.26807，July 20，1870）。——121。

维耳克，克·哥·《最初的福音书作者或对头三个福音书的亲近关系的诠释性考证研究》1830年德累斯顿一莱比锡版（Wilke，C.G.：Der Urevangelist oder exegetìsch-krit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das Verwandtschaftsverh.ltni. der drei ersten Evangelien.Dresden，Leipzig 1830）。——592。

乌尔卡尔特，戴·《调查的权力，两篇演讲。1862年1月20和27日》1862年伦敦版（Urquhart，D.：The right of search，Two speeches.January 20 and 27，1862.London 1862）。——36。

X

希尔施，卡·《关于关税的辩论》，载于1879年5月25日《灯笼》（布鲁塞尔）第21期（Hirsch，C.：Die Zolldebatte.In：Die Laterne.Brüssel.Nr.21，25.Mai 1879）。——473—477。

希尔施，卡·《关于凯泽尔的演说和技票问题》，载于1879年6月8日《灯笼》（布鲁塞尔）第23期（Hirsch，C.：Zur Kaiserschen Rede und Abstimmung.In：Die Laterne.Brüssel.Nr.23，8.Juni 1879）。——474—477。

《宪法。国民公会向法兰西人民颁布。1793年6月24日。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载于《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宪法、宪章和基本法汇编》（六卷集），P.-A.迪福，让·巴·杜韦尔日耶和J.加代编，1821年巴黎版第1卷（Acte constitutionnel. Présenté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24 juin　1793.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In：Col1ection des constitutions，chart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des peuples de l'Europe et des deux Am缸iques；avec des précis offrant de l’histoire des libertés et d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chez les nations modernes； et une Table alphabétique raisonnée des matières；par P.-A.Dufau，J.-B. Duvergier et J.Guadet.T.1—6.T.1.Paris 1821）。——514。

《宣言》，载于1871年4月28日《复仇者报》（巴黎）第30号（Manifeste.In：Le Vengeur.Paris.Nr.30，28.April 1871）。——133。

Y

《1871年4月5日公社法令》，载于1871年4月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781号（Proc1amation ofthe Commune of Apri 15，1871.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781，7.April 1871）。——149。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1年》1862—1863年伦敦版（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London 1862—1863）。——9。

Z

《致公社社员。1874年6月于伦敦》（Aux Communeux.Londres.juin 1874）。——358。

《重农学派。魁奈、杜邦·德奈穆尔、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勃多神父、勒特罗纳》，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经济学名家文集》第1卷）（Physiocrates.Quesnay，Dupont de Nemours，Mercier de la Rivière，L’Abbé Baudeau，Le Trosne，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commentaires par E. Daire.Pt.1.Paris1846.Collection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T.1.）。——51。

文学著作

D

但丁《神曲》。——336、451。

狄德罗，德·《拉摩的侄子》。——538

F

伏尔泰《老实人》。——148。

G

歌德《浮士德》。——327、506、547。

歌德《神性》。——440。

H

海涅《科贝斯第一》。——382。

海涅《罗曼来罗》。——360。

荷马《伊利亚特》。——382。

K

库奇克《士兵之歌》。——274。

M

弥尔顿《失乐园》。——197。

莫里哀《布索那克》。——140。

S

塞万提斯《唐·吉词德》。——495。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74。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74。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204、416。

X

席勒《保证》。——359。

圣经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203、319。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539—540。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594。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

（1884-1895）

目录

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4-001　　第四卷说明
MEA4-002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
MEA4-003　　弗·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MEA4-004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
MEA4-005　　弗·恩格斯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
MEA4-006　　弗·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
MEA4-007　　弗·恩格斯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152
MEA4-008　　弗·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MEA4-009　　弗·恩格斯 *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
MEA4-010　　弗·恩格斯 美国工人运动7
MEA4-011　　弗·恩格斯 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
MEA4-012　　弗·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
MEA4-013　　弗·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MEA4-014　　弗·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MEA4-015　　弗·恩格斯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
MEA4-016　　弗·恩格斯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MEA4-017　　弗·恩格斯 德国的社会主义
MEA4-018　　弗·恩格斯 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
MEA4-019　　弗·恩格斯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MEA4-020　　弗·恩格斯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
MEA4-021　　弗·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MEA4-022　　弗·恩格斯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MEA4-023　　弗·恩格斯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
MEA4-024　　弗·恩格斯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MEA4-025　　弗·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
MEA4-026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MEA4-027　　*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 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387
MEA4-028　　人名索引
MEA4-029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EA4-030　　文献索引
MEA4-031　　报刊索引

第四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选收恩格斯1884—1895年的著作，以及他为一些著作写的序言、导言和跋。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承担起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他密切关注和深入分析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和阶级斗争的主要特点，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制定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帮助和指导欧美各国工人政党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组织，开展反对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进一步团结和壮大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他为整理马克思的文献遗产倾注了大量心血，编辑和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公开发表或再版了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论著，为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真理进行了不懈努力。他深入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及时总结工人运动的新经验，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氏族组织的结构、特点和作用以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的过程，分析了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本质特征，指出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亡。恩格斯还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原理作了进一步阐述。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回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具体说明了它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详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和本质区别，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在哲学领域中引起革命变革的实质和意义，全面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恩格斯结合这一时期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经济、政治、历史、民族、宗教等问题，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他在这篇序言中阐明了马克思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强调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事实，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感和道德意识。《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揭示了15—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封建制度的解体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论述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深入分析了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农民的历史和现状，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方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分析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的看法，强调在考察复杂社会问题时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阐明了研究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原则，对基督教产生的历史原因、演变过程和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分析。

　　 这一时期，恩格斯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为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纲领、战略和策略作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和〈新莱茵报〉》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时写的纪念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重申了《共产党宣言》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的纲领、原则和策略。《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是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撰写的简史，阐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背景、历史地位和奋斗目标。《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的伟大历史意义，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成就和新经验。《美国工人运动》和《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强调了无产阶级肩负的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指出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阐明了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国际意义，论述了欧洲工人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和前进方向。《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分析了意大利的革命形势，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的行动，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夺取政权这一伟大目标。《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论述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阐明了农民作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争取农民支持并在革命胜利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党纲草案而写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恩格斯批判了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认为专制制度下的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这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幻想，强调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他还揭露了工人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言中阐明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解释了他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指出当时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在《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中，恩格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强调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

　　 恩格斯晚年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社会主义运动新经验撰写了一系列阐述无产阶级新的斗争策略的文章。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这篇重要著作中，恩格斯具体分析了1848年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全面总结了工人阶级的斗争历程，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制定符合新的形势要求的新的斗争策略。他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指出应当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但决不能放弃革命暴力，决不能放弃革命权，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德国的社会主义》和《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三篇文章中，恩格斯也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指出工人阶级可以用自己争得的合法手段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必须随时准备用革命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暴力。

　　 本卷还选收了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写的其他重要文章。在《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中，恩格斯预见欧洲列强之间将爆发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这场战争将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可避免地到来。在《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中，恩格斯论述了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应当怎样提高自身素养的问题。在《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信中，恩格斯表示希望从大学生中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强调无产阶级掌权后需要各种专门人才。

　　 本卷附录收入了《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队恩格斯在访谈中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致力于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但决不对未来社会组织的详细情况进行主观臆断。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¹

　　当二月革命²爆发的时候，我们所称的德国“共产党”仅仅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即作为秘密宣传团体而组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³。同盟之所以是秘密的，只是因为当时在德国没有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同盟除了得以从中吸收盟员的国外各工人协会之外，在本国大约有30个支部或小组，此外，在许多地方还有单个的盟员。但是，这个不大的战斗队，却拥有一个大家都乐于服从的、第一流的领袖马克思，并且赖有他才拥有一个至今还完全适用的原则性的和策略的纲领——《共产主义宣言》⁽¹⁾。

　　这里应该谈到的首先是纲领的策略部分。这一部分一般地指出：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份；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²⁾

　　而对于德国党，则特别指出：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等等（《宣言》第四章）⁽³⁾。

　　从来没有一个策略纲领像这个策略纲领那样得到了证实。它在革命前夜被提出后，就经受住了这次革命的检验，并且从那时起，任何一个工人政党每当背离这个策略纲领的时候，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而现在，差不多过了40年以后，它已经成为欧洲——从马德里到彼得堡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

　　巴黎的二月事变²促使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匆忙上阵，从而改变了这次革命的性质。德国资产阶级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而是仰仗法国工人革命才取得了胜利。它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那些旧的敌人即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官僚以及怯懦的小市民阶级彻底打倒，就已经不得不转过来反对新的敌人即无产阶级了。但是这时，德国比法英两国落后得多的经济状况以及因此同样落后的阶级关系的影响，立刻就显露出来了。

　　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的大工业，它既没有力量，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迫切要求去争得在国家中的绝对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也是同样不发展的，是在完全的精神奴役中成长起来的，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还没有能力独立地进行组织，它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深刻对立。因此，虽然它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危险敌人，但是另一方面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资产阶级不是被德国无产阶级当时的样子所吓倒，而是被它势将变成而法国无产阶级已经变成的样子所吓倒，所以资产阶级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去同君主制度和贵族实行任何的、甚至是最懦弱的妥协；而无产阶级则由于还不知道它自己应该扮演的历史角色，所以它的绝大多数起初不得不充当资产阶级先进的极左翼的角色。当时德国工人应当首先争得那些为他们独立地组成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权利：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这些权利本来是资产阶级为了它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得的，但是它现在由于害怕竟不赞成工人们享有这些权利。几百个分散的同盟盟员消失在突然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中间了。因此，德国无产阶级最初是作为最极端的民主派登上政治舞台的。

　　当我们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⁴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现成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都在各种具体场合强调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这种性质是它还不能一下子就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如果我们当时不愿意这样做，不愿意站在已经存在的、最先进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那一端去参加运动并推动运动前进，那我们就只好在某一偏僻地方的小报上宣传共产主义，只好创立一个小小的宗派而不是创立一个大型的行动党了。但是我们已经不适于做沙漠中的布道者；我们对空想主义者研究得太清楚了，而我们制定自己的纲领目的也不在这里。

　　当我们到达科隆的时候，那里已经由民主派人士，部分地也由共产主义者在筹备创办大型报纸。他们想把报纸办成纯地方性的，即科隆的报纸，而把我们赶到柏林去。可是，我们（主要是由于有马克思）在24小时内就把阵地夺了过来；报纸成了我们的，不过我们作了让步，把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列入编辑部。此人只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第2号上），以后就什么也没有写。

　　当时我们要去的地方正是科隆，而不是柏林。首先，科隆是莱茵省的中心，而莱茵省经历过法国革命，通过拿破仑法典〔5〕而保持有现代法的观念，发展了规模极大的大工业，当时在各方面它都是德国最先进的部分。我们根据自己的观察，十分了解当时的柏林，知道那里有刚刚诞生的资产阶级，有口头上勇敢、行动上怯懦的奴颜姆膝的小资产阶级，有发展程度极低的工人，有大批的官僚以及贵族的和宫廷的奴仆，我们知道柏林仅仅作为一个“京城”所具有的一切特点。但是，关键是：在柏林实行的是可怜的普鲁士邦法⁶并且政治案件是由职业法官审理的；而在莱茵地区实行的则是拿破仑法典，由于已经存在书报检查制度，法典中根本没有涉及报刊案件；人们受陪审法庭审判并不是由于政治上违法，而只是由于某种犯罪行为。在柏林，革命以后，年轻的施勒弗尔为了一点小事就被判处一年徒刑⁷，而在莱茵地区，我们却享有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我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自由。

　　我们于1848年6月1日开始出版报纸，当时只拥有很少的股份资本，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付了款；并且股东本身也极不可靠。第一号出版后就有一半股东退出了，而到月底竟一个也没有剩下。

　　编辑部的制度是完全由马克思一人决断。一家必须定时出版的大型日报，如果采用别的制度，就不能保持一种贯彻始终的立场。况盯才我们来说，由马克思一人决断是理所当然和毋庸置疑的，我们大家都乐于接受它。首先是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才使得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

　　《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有两个要点：

　　建立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和对俄国进行一场包括恢复波兰的战争。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当时分为两个派别：希望有一个民主的普鲁士皇帝的北德意志派，和希望把德国变成瑞士式联邦共和国的南德意志派，后者当时几乎是清一色的巴登人。我们当时应该对这两派都进行斗争。不论是把德国普鲁士化，或者是把德国的小邦分立状况永远保存下去，都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能容许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迫切要求德国彻底统一成一个民族，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个清除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琐碎障碍、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可以较量的战场。但是，建立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同样也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不容许的；普鲁士国家及其全部制度、传统和王朝，正是德国革命应当打倒的唯一的国内劲敌，此外，普鲁士只有先把德国分裂，只有先把德意志奥地利从德国排除出去，才能统一德国。普鲁士国家的消灭，奥地利国家的崩溃，德国真正统一成为共和国——我们在最近将来的革命纲领只能是这样的。要实现这个纲领，就要通过对俄战争，而且只有走这条路。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此外，报纸的语调完全不是庄重、严肃或热烈的。我们的敌人全都很卑鄙，我们对他们一律采取极端鄙视的态度。进行密谋的王权、权奸、贵族、《十字报]]，引起庸人极大的道义愤慨的整个“反动派”——对待他们我们只用嘲笑和讽刺。但是，我们对那些由革命创造的新偶像，如三月的大臣们、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无论对其右派或左派）的态度也没有两样。第一号报纸就开始刊载一篇文章来讽刺法兰克福议会形同虚设，讽刺它的冗长的演说无济于事，讽刺它的怯懦的决议毫无用处。⁽⁴⁾这篇文章的代价就是使我们失去了一半股东。法兰克福议会甚至连辩论俱乐部都算不上；这里几乎根本不进行什么辩论，而大多都是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学院式论文，通过一些用来鼓舞德国庸人、但却无人理睬的决议。

　　柏林议会就具有较大的意义了，它是在同一种实际力量相对抗，它是在平地上，而不是在法兰克福的空中楼阁里进行辩论和通过决议。因此，对它就谈得较为详细。可是，我们对待那里的左派偶像，如舒尔采—德里奇、贝伦兹、埃尔斯纳、施泰因等的态度，也像对待法兰克福分子的态度一样尖锐，我们无情地揭露了他们的犹豫、畏缩和瞻前顾后，向他们指出，他们怎样用自己的妥协一步一步地出卖了革命。这一点自然引起了民主派小资产者的恐惧，他们正是为了供自己使用才制造出这些偶像。但是，这种恐惧恰好证明我们击中了要害。

　　同样，我们也反对了小资产阶级热心散布的一种错觉，仿佛革命已经随着三月事变⁸而告结束，现在只需收获它的果实了。在我们看来，2月和3月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那就是：它们不是长期革命运动的终点，相反，它们是长期革命运动的起点，在这个革命运动中，像在法国伟大的变革时期一样，人民在自己的斗争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各个政党越来越明显地区分开来，直到它们同各个大阶级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完全相吻合为止，而无产阶级则在一系列战斗中相继夺得各个阵地。所以，凡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想用它惯用的词句——我们大家的愿望都是一样的，一切分歧只是出于误会——来抹杀它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的场合，我们也反对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而我们越是不让小资产阶级对我们无产阶级民主派发生误解，它对我们就越顺从，越容易妥协。越是激烈和坚决地反对它，它就越容易屈服，就越是对工人政党作更多的让步。这一点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最后，我们揭露了各种所谓国民议会的议会迷（用马克思的说法）⁹。这些先生们放过了一切权力手段，把它们重新交还给——部分是自愿地交还给——政府。在柏林和法兰克福，在重新巩固起来的反动政府旁边存在着无权的议会，但这种议会却以为自己的无力的决议能扭转乾坤。这种痴迷不悟的自我欺骗，支配了直到极左派为止的所有的人。我们告诫他们：他们在议会中的胜利，同时也将是他们在实际上的失败。

　　在柏林和法兰克福结果正是这样。当“左派”获得多数时，政府便把整个议会解散了；政府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议会已经失去人民的信任。

　　当我后来读到布日尔论马拉的一本书⁽⁵⁾时，我便发觉，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知不觉地仿效了真正的（不是保皇党人伪造的）《人民之友》的伟大榜样，各种疯狂的叫嚣之所以出现，各种使人们将近一百年来只知道一个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拉的伪造历史的行径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马拉无情地扯下了显赫一时的偶像——拉斐德、巴伊等人的假面具，揭露了他们已经成了十足的革命叛徒的面目，而且他也像我们一样，要求不宣布革命已经结束，而宣布革命是不断的革命。

　　我们曾经公开声明，我们所代表的派别，只有在德国现有的正式政党中最极端的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为达到我们党的真正目的而展开斗争：那时我们将成为反对派，同这个最极端的政党相对立。

　　但是，事变却要求人们除了嘲笑德国的敌人以外，还要表现出一种昂扬的激情。1848年6月巴黎工人起义¹⁰的时候，我们正守卫在自己岗位上。从第一声枪响，我们便坚决站到起义者方面。他们失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篇极其有力的论文向战败者致敬。⁽⁶⁾

　　这时最后一些股东也离开了我们。但是，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是，当各国资产阶级和小市民对战败者横加诽谤的时候，在德国，并且几乎是在全欧洲，我们的报纸是高举遭到镇压的无产阶级的旗帜的唯一报纸。

　　我们的对外政策很简单：支持一切革命民族，号召革命的欧洲对欧洲反动派的强大支柱——俄国，进行一场普遍的战争。从2月24日起，我们已经清楚了解到，革命只有一个真正可怕的敌人——俄国，运动越是具有全欧洲的规模，这个敌人也就越是不得不投入战斗。¹¹维也纳事变、米兰事变、柏林事变¹²不免延迟了俄国的进攻，然而革命越是逼近俄国，这一进攻的最终到来就越是肯定无疑。可是，如果能使德国对俄国作战，那么，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就会灭亡，而革命就会在全线获得胜利了。

　　在俄军真正入侵匈牙利以前，这一政策贯穿于每一号报纸，而俄军的入侵完全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并决定了革命的失败。

　　在1849年春季，决战临近的时候，报纸的语调就变得一号比二号更猛烈和充满激情。威廉·沃尔弗在《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论文）¹³中提醒西里西亚的农民，在他们解脱封建义务时，领主怎样在政府的帮助下骗取了他们的钱财和土地，并要求10亿塔勒的赔偿费。

　　与此同时，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著作⁽⁷⁾在4月间以一组社论的形式发表了，这部著作明确指出了我们政策的社会目的。每一号报纸、每一个号外，都指出一场伟大战斗正在准备中，指出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各种对立正在尖锐化。特别是4月、5月两月间出版的号外，都是号召人民准备战斗的。

　　在整个德国，人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敢于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面对着8000驻军和岗哨作出这一切事情；但编辑室内的8支步枪和250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¹⁴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

　　1849年5月18日，打击终于到来了。

　　德累斯顿和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伊瑟隆的起义被围困；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遍布军队，在彻底镇压普鲁士莱茵地区之后就要向普法尔茨和巴登进军。这时政府终于敢来进攻我们了。编辑部人员有一半受到法庭迫害；另一半作为非普鲁士人被驱逐出境。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毫无办法，因为政府有整个军队作为后盾。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我们在这号报纸上警告科隆工人不要举行毫无希望的起义，并且对他们说：

　　“《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⁸⁾

　　《新莱茵报》在它创办即将一周年时就这样停刊了。开始时它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我已经说过，人们答应给它的一笔不大的款子没有照付——，而在9月它已经差不多发行到5000份了。在科隆宣布戒严时，报纸曾经一度被封；在10月中报纸又不得不重新开始。但是，1849年5月，在它被禁止时，它又有了6000订户，而当时《科隆日报》，据它自己承认，也不过只有9000订户。没有一家德国报纸——无论在以前或以后——像《新莱茵报》这样有威力和有影响，这样善于鼓舞无产阶级群众。

　　而这一点首先归功于马克思。

　　遭到打击后，编辑部解散了。马克思去了巴黎，当时那里正准备着1849年6月13日¹⁵到来的结局；威廉·沃尔弗这时已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占有他的席位——当时这个议会正面临着抉择：要么被上面解散，要么投向革命；而我则到了普法尔茨，做了维利希志愿军团中的副官¹⁶。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2月中—3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编者注
(3) 见同上，第65—66页。——编者注
(4) 指恩格斯《法兰克福议会》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编者注
(5) 阿·布日尔《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编者注
(6) 指马克思《六月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编者注
(7) 指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8) 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科隆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编者注

注　　释

1 《马克思和〈新莱茵报〉》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一周年时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写的纪念文章。恩格斯在文章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办的《新莱茵报》在欧洲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回顾了马克思和他为坚持报纸的正确方向、鼓舞和激励无产阶级群众而努力奋斗的历程，指出一份大型的革命报纸，就是一面有影响的旗帜。恩格斯还强调指出，《共产党宣言》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宣言》阐明的原则，在革命斗争中完全适用；《宣言》阐述的策略，已经成为所有坚决而有觉悟的工人政党的准则。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必须保持自己的阶级性质，坚持不断革命，坚持自己的最终目标。
　　这篇文章写于1884年2月中——3月初、发表在1884年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1号。
　　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王石巍、柯柏年等翻译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收入了由景林翻译的这篇文章。——3。
2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3、4。
3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是正确的，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由马克思任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
　　虽然1848年二月革命的失败使共产主义者同盟遭受了打击，但同盟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tt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该集团无视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一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最终导致同盟与该集团决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迫害和大批盟员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己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宣判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筹建工作。——3。
4 指《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该报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时期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隆出版，马克思任主编；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新莱西报》起到了教青和鼓舞人民群众的作用。报纸发表的有关德国和欧洲革命重要观点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尽管遭到当局的种种迫害和阻挠，《新莱茵报》仍然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把他驱逐出境，同时又加紧迫害《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致使该报被迫停刊。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隆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第619页）——5，240、399。
〔5〕 　拿破仑法典在这里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然在该省发生效力。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本卷第307页）。——6。
6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政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6。
7 德国学生、民主主义者古·阿·施勒弗尔1848年三月革命后曾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报，4月19日他在该报第5号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抨击私有财产，捍卫劳动群众的权利，因而于1848年4月受审，并以教唆暴动的罪名被判处六个月要塞监禁——6。
8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一汉泽曼内阁。——8。
9 指《新莱茵报》刊登了多篇批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和第6卷） I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文中也概括地做过类似的批评。——9。
10 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1848年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10。
11 1848年2月24日是法国路易——菲力浦君主制被推翻的日子。1848年俄历2月24日（公历3月7日）、尼古拉一世在获悉法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以后，向陆军大臣发布了在俄国实行部分动员的命令，准备对付欧洲的革命。——10。
12 维也纳事变是指1848年3月13日爆发的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起义。
　　米兰事变是指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的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
　　柏林事变是指与米兰事变同一天爆发的柏林人民武装起义，见注8。——10。
1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威·沃尔弗的一组文章《西里西亚的十亿》于1849年3月22日——4月25日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52、255、256、258、264、270—272和281号。1886年，这些文章略经修改后，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并由恩格斯写了导言（见本卷第247—259页）。恩格斯在《威廉·沃尔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中对这些文章作了详细的评述。——11。
14 红色雅各宾帽，即弗利基亚帽或红色尖顶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头饰，后来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样式，此后这种帽子便成了自由的象征。——11。
15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12。
16 恩格斯作为奥·维利希志愿军团的一员参加了1849年巴登」曾法尔茨起义，见他的著作《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12。

弗·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¹⁷

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

1884年第一版序言

　　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正如德国的职业经济学家多年来热心地抄袭《资本论》同时又顽强地抹杀它一样，英国“史前史”科学的代表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¹⁾，也用了同样的办法。我这本书，只能稍稍补偿我的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不过，我手中有他写在摩尔根一书的详细摘要⁽²⁾中的批语，这些批语我在本书中有关的地方就加以引用。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这种社会结构中，劳动生产率日益发展起来；与此同时，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的可能性，从而阶级对立的基础等等新的社会成分，也日益发展起来自这些新的社会成分在几个世代中竭力使旧的社会制度适应新的条件，直到两者的不相容性最后导致一个彻底的变革为止。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旧社会，由于新形成的各社会阶级的冲突而被炸毁；代之而起的是组成为国家的新社会，而国家的基层单位已经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区团体了。在这种社会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从此自由开展起来，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史的内容。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而他的著作也并非一日之功。他研究自己所得的材料，到完全掌握为止，前后大约有40年。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才成为今日划时代的少数著作之一。

　　在后面的叙述中，读者大体上很容易辨别出来，哪些是属于摩尔根的，哪些是我补充的。在关于希腊和罗马历史的章节中，我没有局限于摩尔根的例证，而是补充了我所掌握的材料。关于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章节，基本上是属于我的；在这里，摩尔根所掌握的差不多只是第二手的材料，而关于德意志人的材料——除了塔西佗以外——还只是弗里曼先生的不高明的自由主义的赝品⁽³⁾。经济方面的论证，对摩尔根的目的来说已经很充分了，对我的目的来说就完全不够，所以我把它全部重新改写过了。最后，凡是没有明确引证摩尔根而作出的结论，当然都由我来负责。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3月底—5月2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4年在苏黎世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9卷
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1891年第四版序言¹⁸

　　本书以前各版，印数虽多，但在差不多半年以前就脱销了，出版者⁽⁴⁾早就希望我准备新版。更紧迫的工作一直拖住我，使我不能做这件事。自本书初版问世以来，已经有七年了；在这几年间，对于原始家庭形式的认识，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因此，在这里必须用心地加以修订和补充；加之这次文本的排印预定要铸成铅版，这将使我在相当时期内无法作进一步的修改。⁽⁵⁾

　　因此，我仔细地校阅了全文，并作了许多补充，希望在这些补充中恰如其分地照顾到了今天的科学状况。其次，在这篇序言里，我将把自巴霍芬至摩尔根对于家庭史的观点的发展，作一简短的评述；我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带有沙文主义情绪的英国史前史学派，仍然尽一切可能闭口不提摩尔根的发现在原始历史观中所引起的革命，同时却丝毫不客气地把摩尔根所得的成果掠为己有。而在其他国家，也间或有人非常热衷于效尤英国。

　　我的这本书已被译成了各种外文。最先译成意大利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阅，1885年贝内文托版。后来译成罗马尼亚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安·纳杰日杰译，载于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在雅西出版的《现代人》杂志。以后又译成丹麦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格尔松·特里尔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昂利·腊韦从德文本版译成的法文本，正在印刷中。

　　在60年代开始以前，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的形式，而且把它——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家庭实际上就根本没有经历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诚然，除个体婚制之外，一般所知道的还有东方的一夫多妻制及印度和西藏的一妻多夫制；可是，这三种形式并不能按历史的顺序排列起来，它们彼此并立而没有任何相互的联系。至于说在古代历史的个别民族中间，以及至今尚存的若干蒙昧人中间，世系不是依照父亲而是依照母亲计算，因此，女系被认为是唯一有效的；在今天的许多民族中间，某些相当大的集团（那时还没有被详细研究过）内部禁止通婚，而且这种习俗在各大洲都可见到——这种种事实诚然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且这样的例子搜集得一天比一天多。但是没有人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它们，甚至在爱·伯·泰勒所著的《人类原始历史的研究》（1865年版）一书中，也还是把这些事实简单地看做”奇怪习俗”而与某些蒙昧人不许用铁器接触燃烧的木头以及类似的宗教上的滑稽怪事相提并论。

　　家庭史的研究是从1861年，即从巴霍芬的《母权论》的出版开始的。作者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1）最初人们实行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他把这种性关系用了一个不恰当的名词”淫游”来表示；（2）这种关系排除了任何可以确切认知的父亲，因此，世系只能依照女系——依照母权制——计算，古代的一切民族，起初都是如此；（3）因此，妇女作为母亲，作为年轻一代的唯一确切知道的亲长，享有高度的尊敬和威望，据巴霍芬的意见，高度的尊敬和威望上升到了完全的妇女统治（Gynaikokratie）；（4）向一个女子专属于一个男子的个体婚制的过渡，含有对远古宗教戒律的侵犯（就是说，实际上侵犯了其余男子自古享有的可以占有这位女子的权利），这种侵犯要求由女子暂时有限地献身于外人来赎罪或赎买对这种行为的容忍。

　　巴霍芬从他极其勤奋地搜集来的无数段古代经典著作中，为这些论点找出了证据。由“淫游”到专偶婚的发展，以及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发展，据他的意见——特别是在希腊人中间——是由于宗教观念的进一步发展，由于代表新观念的新神挤入体现旧观念的传统神内部；因此，旧神就越来越被新神排挤到后边去了。所以，照巴霍芬看来，并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的发展，而是这些条件在这些人们头脑中的宗教反映，引起了男女两性相互的社会地位的历史性的变化。根据这一点，巴霍芬指出，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日益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克丽达妮斯特拉为了她的情人亚格斯都士，杀死了她的刚从特洛伊战争归来的丈夫亚加米农；而她和亚加米农所生的儿子奥列斯特又杀死自己的母亲，以报杀父之仇。为此，他受到母权制的凶恶维护者依理逆司神的追究，因为按照母权制，杀母是不可赎的大罪。但是，曾通过自己的传谕者鼓励奥列斯特去做这件事情的阿波罗和被请来当裁判官的雅典娜这两位在这里代表父权制新秩序的神，则庇护奥列斯特；雅典娜听取了双方的申诉。整个争论点集中地表现在奥列斯特与依理逆司神的辩论中。奥列斯特的理由是；克丽达妮斯特拉既杀了自己的丈夫，同时又杀了他的父亲，犯了两重罪。为什么依理逆司神要追究他，而不追究罪行严重得多的她呢？回答是明确的：

　　“她跟她所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亲属关系。”⁽⁶⁾

　　杀死一个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男人，即使他是那个女凶手的丈夫，也是可以赎罪的，是跟依理逆司神毫不相干的；她们的职务只是追究血缘亲属中间的谋杀案件，在这里，按照母权制，杀母是最不可赎的大罪。这时，阿波罗出来作奥列斯特的辩护人；于是雅典娜就把问题提交阿雷奥帕格的法官们——雅典娜的陪审员们一二投票表决；主张宣告无罪与主张有罪判刑的票数相等；这时，雅典娜以审判长的资格，给奥列斯特投了一票，宣告他无罪。父权制战胜了母权制；“幼辈的神”（依理逆司神自己这样称呼他们）战胜了依理逆司神，后者终于也同意担任新的职务，转而为新的秩序服务了。

　　对《奥列斯特》三部曲的这个新的但完全正确的解释，是巴霍芬全书中最美妙精彩的地方之一，但它同时证明，巴霍芬至少是像当年的埃斯库罗斯一样地信仰依理逆司神、阿波罗神及雅典娜神；也就是说，他相信这些神在希腊的英雄时代创造了用父权制推翻母权制的奇迹。显然，这种认为宗教是世界历史的决定性杠杆的观点，归根结底必然导致纯粹的神秘主义。所以，仔细研究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乃是一件吃力而绝非始终值得的事情。不过，所有这一切并不降低他开辟道路的功绩；他头一个抛弃了关于性关系杂乱的尚未认知的原始状态的空谈，而证明古代经典著作向我们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在希腊人及亚洲人那里，在个体婚制之前，确实存在过这样的状态，即不但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且一个女子也与几个男子发生性的关系，都不违反习俗；他证明，这种习俗在消失的时候留下了一种痕迹，即妇女必须在一定限度内献身于外人，以赎买实行个体婚的权利；因此，世系最初只能依女系即从母亲到母亲来计算，女系的这种唯一有效性，在父亲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最后，母亲作为自己子女的唯一确实可靠的亲长的这种最初的地位，便为她们，从而也为所有妇女保证了一种自此以后她们再也没有占据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诚然，巴霍芬并没有这样明确地表述这些论点——他的神秘主义的观点妨碍他这样做。但是他证明了这些论点，而这在1861年是一个完全的革命。

　　巴霍芬的这部四开本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德文写的，即用那时对现代家庭的史前史最不感兴趣的民族的语言写的。因此，他的这本书一直涅没无闻。1865年在同一领域里出现的巴霍芬的直接后继人，甚至没有听说过他。

　　这个后继人，就是约·弗·麦克伦南，他和他的先驱者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天才的神秘主义者，而是一个枯燥无昧的法学家；不是诗人的才气横溢的想象，而是出庭的辩护士的振振有词的推论。麦克伦南在古代及近代的许多蒙昧民族、野蛮民族、以至文明民族中间，发现了这样一种结婚形式，即新郎必须一个人或者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假装用暴力把新娘从她的亲属手里抢过来。这个习俗，应当是较早的一种习俗的遗迹，那时一个部落的男子确实是用暴力到外边从别的部落为自己抢劫妻子。那么这种“抢劫婚姻”是怎样发生的呢？当男子在本部落内可以找到足够的妻子时，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的。不过，我们也常常发现，在不发达的民族中间，有一些集团（在1865年时，还常常把这种集团与部落本身等同起来）禁止内部通婚，因此，男子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娶妻，女子也不得不在本集团以外去找丈夫；而另外有些民族，却又有这样一种习俗，即某一集团的男子只能在自己本集团以内娶妻。麦克伦南把第一种集团叫做外婚制集团，把第二种集团叫做内婚制集团，并且直截了当地虚构出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僵硬的对立。虽然他自己对外婚制的研究使他迎面就碰到这样一件事实，即这种对立即使不是在大多数场合，乃至一切场合，它在许多场合都只是存在于他的想象中，可是他仍然把这种对立作为他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根据这一说法，外婚制的部落只能从别的部落娶妻，而这在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各部落之间战争不断的状态下，只有用抢劫的办法才能做到。

　　麦克伦南接着问道：这种外婚制的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认为血缘亲属关系的观念和血亲婚配的观念与此毫不相干，因为这些观念只是在很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但在蒙昧人中间广泛流行的女孩出生后立即杀死的习俗，则可能与此有关。他说，这种习俗使各个部落内发生男子过剩，其直接后果便必然是几个男子共有一个妻子，即一妻多夫制；由此又造成；人们只知道谁是孩子的母亲而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于是，亲属关系只能依照女系，而不能依照男系计算，这就是母权制。部落内部妇女缺少——这种缺少虽然由一妻多夫制所缓和，但并未消除——的第二个后果，便是一贯地用暴力抢劫别的部落里的妇女。

　　“外婚制与一妻多夫制既是起于同一原因——两性数目的不等，那么我们就应当认为，一切外婚制的种族起初都是一妻多夫制的…… 因此，我们应当认为不容争辩的是，在外婚制的种族中间，最初的亲属制度乃是仅由母亲方面来认知血缘关系的制度。”（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1886年版。《原始婚姻》第124页）¹⁹

　　麦克伦南的功绩就在于他指出了他所谓的外婚制的到处流行及其重大意义。他根本没有发现外婚制集团存在的事实，也完全没有理解这个事实。且不说许多观察者的更早的个别记载——这些正是麦克伦南的材料来源，莱瑟姆就精确而可靠地叙述过印度马加尔人²⁰的外婚制度（《记述民族学》1859年版），并且说，这种制度曾普遍流行，在各大洲都可见到——这个地方麦克伦南自己就引用过。而且，我们的摩尔根早在1847年他的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于《美国评论》杂志上）中，以及1851年在《易洛魁联盟》一书²¹中，也证明了在这个民族集团里存在着这种制度，并正确地记述了它，可是麦克伦南的辩护士般的头脑，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造成了比巴霍芬的神秘主义想象在母权制方面所造成的更大得多的混乱。麦克伦南的又一个功绩，就在于他认定母权制的世系制度是最初的制度，虽然在这一点上，像他本人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巴霍芬已比他先说过了。但即使是在这里，他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他经常说到“只依照女系计算的亲属关系”（kinship through；emales only），并且一直把这个对较早发展阶段说来是正确的用语也应用于较后的一些发展阶段，而在这些发展阶段上，世系和继承权虽然还是只依照女系计算，但亲属关系也依照男子方面来承认和表示了。这是法学家的局限性，法学家创造了一个固定的法律用语，然后就一成不变地把它应用于早已不再适用的情况。

　　麦克伦南的理论，虽然好像讲得头头是道，然而即使在作者本人看来，似乎也缺乏牢固的根据。至少他本人注意到

　　“值得注意的是，〈假装的〉抢劫妇女的形式，正是在男子亲属关系〈应该说依照男系计算的世系〉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中间表现得最突出，最明显”（第140页）。

　　而且，他又说：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实，据我们所知，在外婚制与最古的亲属关系形式并存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杀婴的习俗。”（第146页）

　　这两点都是事实，是和他的说明方法显然矛盾的，他只能用新的更加混乱的假说来反驳它们。

　　可是，他的理论在英国仍然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和响应；在英国，麦克伦南被普遍认为是家庭史的创始者和这个领域的第一个权威。他那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虽然人们也认为有个别的例外并加以修改，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公认基础，而且变成了眼罩，使得任何不抱成见地通观这一研究领域，从而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步都成为不可能。鉴于在英国，而且别国也仿效英国普遍对麦克伦南的功绩估价过高，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个事实，即他那纯粹理解错了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所造成的害处，要多于他的研究所带来的益处。

　　而不久便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无法装进他的理论的纤巧框框中去的事实。麦克伦南只知道三种婚姻形式：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和个体婚制。但是当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不发达的各民族中间，存在过一列男子共同占有一列女子的婚姻形式；而拉伯克（《文明的起源》1870年版）则认定这种群婚（Communal marriage）是历史的事实。

　　紧接着，在1871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那种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陆，虽然它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是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了解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情况。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以略有改变的形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岛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说明。（3）但是，在这些岛屿上，与这种婚姻形式并存而流行的亲属制度，则是一种只有用更为原始而如今业已消失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搜集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版）一书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之相应的家庭形式，这就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及进一步追溯人类史前史的可能。如果这个方法能够成立，麦克伦南的精巧设计就要烟消云散了。

　　麦克伦南在《原始婚姻》的新版（《古代史研究》1876年版）中起而为自己的理论辩护。他自己只根据假说完全人为地编造出一套家庭史，却要求拉伯克和摩尔根不仅要对他们的每一个论点提出证据，而且要提出只有在苏格兰法庭上才会要求的那种不可争辩的确凿证据。而提出这种要求的同一个人，却根据德意志人中的舅甥之间的密切关系（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0章），根据凯撒关于布列吞人每10个或12个男子有共同的妻子的记述，根据古代著作家关于野蛮人共妻的其他一切记述，毫不犹豫地作出结论说，所有这些民族都盛行过一妻多夫制！这就好像在昕这样一位检察官讲话，他在起诉时可以信口开河，然而却要求辩护人每句话都要有最明确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他断言群婚是纯粹的虚构，这样，他便比巴霍芬落后了许多。他认为，摩尔根所说的亲属制度，乃是纯粹的社交礼仪的规则，并拿印第安人把异族人、自种人也称呼为父亲或兄弟这一事实作为证明。这正如某人因为人们把天主教的教士和修道院女院长也称为父亲和母亲，而修士和修女，甚至共济会会员和英国同业公会会员在庄严的集会上，彼此也用兄弟和姊妹相称，就硬说父母、兄弟、姊妹等称呼是根本毫无意义的称呼一样。总之，麦克伦南的辩护是极端软弱无力的。不过他还有一点没有被攻破。他的全部体系所依据的外婚制”部落”与内婚制”部落”的对立，不仅没有被动摇，而且甚至被公认为全部家庭史的基石。人们承认，麦克伦南试图给这个对立所作的解释是不够有力的，而且跟他自己所举出的一些事实相矛盾。不过这一对立本身，即存在着两种相互排斥的独立自主的部落，其中一种是在本部落以内娶妻，而另一种则绝对禁止这样做，却被认为是不可辩驳的真理。请参看例如日罗斗寺隆的《家庭的起源》（1874年版），甚至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1882年第4版）。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版）（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推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发挥出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完全可能一度到处盛行——，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通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么包括了所有这些氏族的部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这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满足于此。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帮助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族，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原始形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对于迄今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来说都是一个谜，如今可以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根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母权制氏族成了整个这门科学所围着旋转的轴心；自从它被发现以后，人们才知道，应该朝着什么方向研究和研究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去整理所得的结果。因此，目前在这一领域内正取得比摩尔根的著作出版以前更加迅速得多的进步。

　　摩尔根的发现，如今也为英国所有的史前史学家所承认，或者更确切些说，所窃取了。但是，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肯公开承认，这一观点上的革命恰恰应该归功于摩尔根。在英国，人们对他的书尽可能保持沉默，而对他本人则只是以宽大地称赞他以前的成绩来敷衍一下；对他的叙述中的细节尽力吹毛求疵，而对他的真正伟大的发现却顽固地闭口不提。《古代社会》的第一版已经脱销；在美国，这类书没有应有的销路；在英国，这本书看来是一贯受到压制；这本划时代的著作的唯一还在出售的版本，就是德文译本。

　　这种冷漠态度很难不令人想到是一种共同蓄意采取的沉默抵制行为，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我们那些公认的史前史学家的著作中充满了仅仅是出于客气而作的许多引证，以及其他对同行表示尊敬的证据，就更会使人这样想——这种冷漠态度的原因何在呢？是不是因为摩尔根是个美国人，而令英国的史前史学家极其难堪的是，他们尽管在热心地搜集材料方面值得高度赞扬，但是在整理与分析这种材料所应用的一般观点方面，一句话，在他们的思想方面，却要依赖两个天才的外国人——巴霍芬和摩尔根呢？要是德国人的话，他们还可以容忍，但是对一个美国人怎能容忍呢？在美国人面前，每个英国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关于这一点，我在美国看到了许多可笑的例子。²²何况麦克伦南可以说是官方任命的英国史前史学派的创始人和领袖；史前史学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一种规矩，只能以莫大的敬意谈论他那从杀婴到一妻多夫制、抢劫婚姻再到母权制家庭的人工编造的历史理论；对于绝对相互排斥的外婚制“部落”和内婚制“部落”的存在稍有怀疑，便被视为放肆的邪说；这样，把所有这些神圣教条打得粉碎的摩尔根，就是犯了某种渎圣罪。加之，摩尔根在打破这些教条时，又是用一经说出便立即人人明白的方式；因此，一直茫然彷徨于外婚制与内婚制之间的麦克伦南的崇拜者，现在简直要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大叫起来；我们怎么会这样愚蠢，自己没有老早把它发现出来呢！

　　如果说这些罪过还不足以使官方学派非把摩尔根冷漠地撇在一边不可，那么他还有一个实在太过分的地方，就是他不仅用类似傅立叶使用的方式对文明，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评，而且还用了卡尔·马克思才能说的话来谈论这一社会的未来的改造。所以，摩尔根就罪有应得，麦克伦南愤然地责难“他根本庆恶历史方法”⁽⁷⁾，而且日内瓦的教授日罗一特隆先生在1884年也重申了这一点。可是要知道，这位日罗—特隆先生在1874年（《家庭的起源》）还束手无策地徘徊于麦克伦南的外婚制的迷宫中，全仗摩尔根才被解救出来！

　　摩尔根在原始历史学上的其他成就，在这里没有考察的必要；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到的，在本书有关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自从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出版以来已经14年了，这14年间，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职业的史前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观点。结果，摩尔根有一些假说便被动摇，甚至站不住脚了。不过，新搜集的资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导致必须用其他的观点来代替他的卓越的基本观点。他给原始历史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今天仍然有效。甚至可以说，越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越将获得大家的公认。⁽⁸⁾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1年6月16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6月16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41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9卷
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 史前各文化阶段

　　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尝试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要求作出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

　　在三个主要时代——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中，不消说，他所研究的只是前两个时代以及向第三个时代的过渡。他根据生活资料生产的进步，又把这两个时代中的每一时代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因为，他说；

　　“这一生产上的技能，对于人类的优越程度和支配自然的程度具有决定的意义；一切生物之中，只有人类达到了几乎绝对控制食物生产的地步。人类进步的一切大的时代，是跟生活来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⁹⁾

　　家庭的发展与此并行，不过，这一发展对于时期的划分没有提供这样显著的标志。

　　　　1.蒙昧时代

　　1.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人还住在自己最初居住的地方，即住在热带的或亚热带的森林中。他们至少是部分地住在树上，只有这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在大猛兽中间还能生存。他们以果实、坚果、根作为食物；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在有史时期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已经没有一个是处在这种原始状态的了。虽然这一状态大概延续了好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不能根据直接的证据去证明它；不过，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

　　2.中级阶段。从采用鱼类（我们把虾类、贝壳类及其他水栖动物都算在内）作为食物和使用火开始。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着的，因为鱼类食物，只有用火才能做成完全可吃的东西。而自从有了这种新的食物以后，人们便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了；他们沿着河流和海岸，甚至在蒙昧状态下已散布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石器时代早期的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即所谓旧石器时代的石器（这些石器完全属于或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阶段）遍布于各大洲，就是这种迁徙的证据。新移居的地带，以及不断的活跃的探索欲，加上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就提供了新的食物，这就是在热灰或烧穴（地灶）中共畏烤的淀粉质的根和块茎，以及随着最初武器即棍棒和标枪的发明而间或取得的附加食物——猎物。像书籍中所描写的纯粹的狩猎民族，即专靠打猎为生的民族，从未有过；靠猎物来维持生活，是极其靠不住的。由于食物来源经常没有保证，在这个阶段上大概发生了食人之风，这种风气，此后保持颇久。即在今日，澳大利亚人和许多波利尼西亚人还是 处在蒙昧时代的这个中级阶段上。

　　3.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如果把已经知道弓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摩尔根认为向野蛮时代过渡就是从制陶术开始）的各民族，彼此对照一下，我们的确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以及对生活资料生产的某种程度的掌握，如；术制的容器和用具，用韧皮纤维做成的手工织物（没有织机），用韧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以及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火和石斧通常已经使人能够制造独术舟，有的地方已经使人能够用方木和术板来建筑房屋了。例如，在美洲西北部的印第安人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切进步，这些印第安人虽然已经使用弓和箭，但还不知道制陶术。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

　　　　2.野蛮时代

　　1.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同样可以使用。

　　在此以前，我们可以把发展过程看做普遍适用于一切民族的一定时期的过程，而不管他们所生活的地域如何。但是，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上的差异，就有了意义。野蛮时代的特有的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东大陆，即所谓旧大陆，差不多有着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种植的谷物；而西大陆，即美洲，在一切适于驯养的哺乳动物中，只有羊驼一种，并且只是在南部某些地方才有；而在一切可种植的谷物中，也只有一种，但却是最好的一种，即玉蜀黍。由于自然条件的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在两个半球也就各不相同了。

　　2.中级阶段。在东大陆，是从驯养家畜开始；在西大陆，是从靠灌溉之助栽培食用植物以及在建筑上使用土坯（即用阳光晒干的砖）和石头开始。

　　我们先从西大陆说起，因为在这里，在被欧洲人征服以前，不论什么地方，都还没有越过这个阶段。

　　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凡是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看到的都属于这种印第安人），到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知道在园圃里种植玉蜀黍、可能还有南瓜、甜瓜及其他园圃植物的某种方法，这些东西构成他们食物的极为重要的部分；他们住在木造的房子里，村落用木栅围起来。西北各部落，特别是住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各部落，尚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他们既不知道制陶术，也不知道任何植物的种植。反之，新墨西哥的所谓普韦布洛印第安人²³，以及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秘鲁人，当他们被征服时，已经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他们住的房屋是用土坯或石头造成的，类似城堡，并且在人工灌溉的园圃内种植玉蜀黍和其他各种依所住地区和气候而不同的食用植物，这些东西是他们食物的主要来源，他们甚至已经驯养了某几种动物：墨西哥人饲养火鸡及其他禽类，秘鲁人饲养羊驼。而且，他们还知道了金属的加工——唯有铁除外，因此他们还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西班牙人的征服打断了他们的任何进一步的独立发展。

　　在东大陆，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是从驯养供给乳和肉的动物开始的，而植物的种植，在这里似乎直到这一时期的晚期还不为人所知。牲畜的驯养和繁殖以及较大规模的畜群的形成，看来是使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原因。在欧亚两洲的雅利安人中间，家畜的名称还是共通的；而栽培植物的名称却几乎完全不同。

　　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闪米特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草原上，雅利安人在印度、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顿河和第聂伯河的草原上。动物的驯养，最初大概是在这种牧区的边缘上实行的。因此，后人便以为游牧民族是起源于这样一些地方，这种地方根本不会是人类的摇篮，相反，对于人类的祖先蒙昧人，甚至对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人，都几乎是不适于居住的。反之，一旦这些处于中级阶段的野蛮人习惯了游牧生活以后，就永远不会想到从水草丰美的沿河平原自愿回到他们的祖先居住过的林区去了。甚至当闪米特人和雅利安人继续被挤向北部和西部的时候，要不是他们已经能够通过谷物的种植在亚洲西部的和欧洲的森林地带这种不大适宜的土壤上养活他们的牲畜，特别是在这里过冬，那他们也是不会移居这里的。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起初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

　　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这两个种族的卓越的发展，或许应归功于他们的丰富的肉乳食物，特别是这种食物对于儿童发育的有利影响。的确，不得不几乎专以植物为食的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他们的脑子比那些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而吃肉类和鱼类较多的印第安人的脑子要小些。不管怎样，在这个阶段上，食人之风正在逐渐消失，仅仅当做一种宗教活动或巫术（在这里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保存着。

　　3.高级阶段。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这一阶段，前面已经说过，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其生产的进步，要比过去一切阶段的总和还要来得丰富。英雄时代的希腊人、罗马建城前不久的各意大利部落、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²⁴时代的诺曼人⁽¹⁰⁾，都属于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在这里初次看到了带有铁伴的用牲畜拉的犁，有犁以后，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野农业，从而生活资料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有可能了；从而也能够砍伐森林使之变为耕地和牧场了，这件事，如果没有铁斧和铁锹，也不可能大规模进行。但这样一来，人口也开始迅速增长起来，稠密地聚居在不大的地域内。而在回野农业产生以前，要有极其特殊的条件才能把50万人联合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领导之下，这样的事大概从来都没有过。

　　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诗中，特别是在《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发达的铁制工具、风箱、手磨、陶工的辘铲、榨油和酿酒、成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方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塔楼和维碟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如果我们把凯撒，甚至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的记述⁽¹¹⁾眼这些成就作一比较，便可看出，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生产的发展上已取得多么丰富的成就，那时日耳曼人尚处在这个文化阶段的初期，而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准备由这个文化阶段过渡到更高的阶段了。

　　我在这里根据摩尔根的著作描绘的这幅人类经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达到文明时代的开端的发展图景，已经包含足够多的新特征了，而尤其重要的是，这些特征都是不可争辩的，因为它们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不过，这幅图景眼我们此次邀游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会显得暗淡和可怜；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充分看到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以及两者之间的显著对立。现在我们可以把摩尔根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做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二 家庭

　　摩尔根一生的大部分，是在易洛魁人中间度过的，这种易洛魁人现在还居住在纽约州；他并且被一个易洛魁人部落（塞讷卡人部落）接纳入族。他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的实际的家庭关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在易洛魁人中间盛行的，是一种双方可以轻易解除的个体婚姻，摩尔根把它称为“对偶制家庭”。因此，这种夫妻的子女，是众所周知和大家公认的；对谁应该用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兄弟、姊妹等称呼，是不会有疑问的。但是，这些称呼的实际使用，却与此矛盾。易洛魁人的男子，不仅把自己亲生的子女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且把他兄弟的子女也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他为父亲。他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则称为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女，他们称他为舅父。反之，易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姊妹的子女和她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概都称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而他们都称她为母亲。她把自己兄弟的子女则称为自己的内侄和内侄女，她自己被称为他们的姑母。同样，兄弟的子女们互称兄弟姊妹，姊妹的子女们也互称兄弟姊妹。而一个女人的子女和她兄弟的子女，则互称为表兄弟和表姊妹。这并不是一些空洞的名称，而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和辈分的观点的表达，这种观点是一种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这种亲属制度可以表达单个人的数百种不同的亲属关系。不仅如此，这种亲属制度不仅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例外）完全有效，而且在印度最古的居民中，在德干的达罗毗荼人部落和印度斯坦的戈拉人部落中，也差不多毫无变更地实行着。在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纽约州的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用来表达亲属关系的名称中，至今还有200种以上不同的亲属关系是用相同的名称来表达的。所以在印度的这些部落中间，正和在所有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一样，从现行家庭形式中产生的亲属关系，也是同亲属制度相矛盾的。

　　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由于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只用说空话来抹杀这一如此广泛流行的制度的意义。在美洲普遍流行的制度，在种族全然不同的亚洲各民族中间也存在着，在非洲和澳洲各地也经常可以发现它的多少改变了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像例如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含糊过去。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呼，并不是单纯的荣誉称号，而是代表着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这些义务的总和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说明终于找到了。在桑威奇（夏威夷）群岛上，本世纪上半叶还存在着一种家庭形式，这种家庭所产生的父亲和母亲、兄弟和姊妹、儿子和女儿、舅父和姑母、外甥和外甥女、内侄和内侄女，正好同美洲及古印度人的亲属制度所要求的一样。然而，好奇怪！夏威夷群岛上流行的亲属制度，又是同当地事实上存在的家庭形式不相符合的。因为，那里凡是兄弟姊妹的子女，都毫无例外地是兄弟姊妹；他们不仅被看做自己母亲及其姊妹或自己父亲及其兄弟的共同的子女，而且毫无区别地被看做自己双亲的一切兄弟姊妹的共同的子女。由此可见，如果说美洲的亲属制度，是以在美洲已经不存在，而我们在夏威夷确实还找到的比较原始的家庭形式为前提，那么，另一方面，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向我们指出了一种更加原始的家庭形式，诚然，这一家庭形式的存在，现在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加以证明，但是它一定是存在过的，否则，就不会产生相应的亲属制度。摩尔根说：

　　“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只是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是在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¹²⁾

　　“同样”马克思补充说“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²⁵当家庭继续发展的时候，亲属制度却僵化起来自当后者以习惯的方式继续存在的时候，家庭却已经超过它了。不过，正像居维叶可以根据巴黎附近所发现的有袋动物骨骼的骨片，来确实地断定这种骨骼属于有袋动物，并断定那里曾经生存过这种已经绝迹的有袋动物一样，我们也可以根据历史上所留传下来的亲属制度，同样确实地断定，曾经存在过一种与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业已绝迹的家庭形式。

　　刚刚讲过的那些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同现在所盛行的亲属制度和家庭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每个孩子有几个父亲和母亲。按照美洲的亲属制度（夏威夷的家庭是与它相适应的），兄弟和姊妹不能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反之，夏威夷的亲属制度，却以通常都是这种情形的家庭为前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系列家庭形式，这些家庭形式，同那些迄今习惯上认为唯一通行的形式正相矛盾。传统的观念只知道有个体婚制，以及和它并存的一夫多妻制，至多还有一妻多夫制，同时，正如满口道德的庸人所应当做的那样，还把实践偷偷地但毫不知耻地逾越官方社会所定的界限这一事实隐瞒起来。反之，原始历史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他们的妻子同时也过着多夫制的生活，所以，他们两者的子女都被看做大家共有的子女；这种状态本身，在最终分解为个体婚姻以前，又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这样的：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联结的范围，起初是很广泛的，后来越来越缩小，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

　　摩尔根在这样考证过去的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多数同行一致，也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¹³⁾。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í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¹⁴⁾，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决没有追溯到杂乱的性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追溯到晚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那个原始社会阶段，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也是属于非常遥远的时代，以致在社会的化石，即在落后的蒙昧人中间，我们未必可以找到它在过去存在的直接证据了。巴霍芬的功绩，就在于他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作为考察的中心。⁽¹⁵⁾

　　近年来，否认人类性生活的这个初期阶段，已成时髦了。人们想使人类免去这一“耻辱”。在这里，人们不仅以缺乏任何直接的证据为口实，而且还特别引用其他动物界的例子；从其他动物界里，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年版）搜集了许多事实，表明完全杂乱的性关系即使在这里也应该属于低级发展阶段。但是，我从这一切事实中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它们对于人类及其原始生活条件绝对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脊椎动物长期的成对同居，用生理的原因足以说明，例如在鸟类中，是由于雌鸟在孵卵期间需要扶助；在鸟类中存在的忠实的专偶制的例子，对于人类丝毫不能有所证明，因为人类并非起源于鸟类。如果严格的专偶制是各种美德的最高峰，那么优胜的棕叶就应当属于缘虫了，因为综虫在其50—200个关节或体节的每一节中都有完备的雌雄性器官，终生都在每个体节中自行交舍。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哺乳动物，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找出性生活的一切形式——杂交、类似群婚的形式、多妻制、个体婚制，所缺乏的只是多夫制，这一点只有人类才能做得出来。甚至我们的近亲——猿猴类，在雌雄的配合上也显露了种种可能的差别；如果再缩小范围，仅仅考察一下四种类人猿，那么在这里勒土尔诺只能说，它们有时是专偶制，有时是多偶制，而从日罗斗守隆的著作来看，索绪尔则断言它们是专偶制。²⁶最近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1891年伦敦版）关于类人猿是专偶制的断语，也远不能作为证据。总之，现有材料的性质使得诚实的勒土尔诺承认：

　　“不过，在哺乳动物中，智力发展的程度和性关系的形式之间，根本没有严格的关系。”⁽¹⁶⁾

　　而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1877年版）则率直地说：

　　“群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大概是由家庭构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

　　从上述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我们关于类人猿的家庭集团及其他共居生活集团还几乎没有丝毫确定的知识；现有的材料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这也没有什么稀奇。甚至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蒙昧人类族系的一切材料，也是十分矛盾，十分需要严格考证和精选的；而观察猿猴社会，比观察人类社会，还要困难得多。因此，凡根据这样绝对不可靠的报告而作的任何结论，我们都必须加以摒弃。

　　反之，上面所引的埃斯皮纳斯的命题却给了我们一个较好的论据。高等动物的群和家庭并不是互相补充，而是互相对立的。埃斯皮纳斯非常清楚地说明了，雄性在交配期内的忌妒是怎样削弱或者暂时瓦解任何共居生活的群。

　　“在家庭紧密结合的地方，群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反之，在自由的性关系或多偶制盛行的地方，群差不多是自动地形成的…… 为了使群能够组成，家庭的纽结必然要放松，个体必然要重新自由。因此，我们在鸟类中才极少见到有组织的群…… 反之，我们在哺乳动物中之所以能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有组织的社会，正因为个体在这里没有被家庭所吞没…… 所以，群的集体感在其发生时的大敌，莫过于家庭的集体感。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说一种比家庭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发展起来，那么这只是由于它把遭受了彻底变化的家庭容纳于自身之中才能发生；这并不排除，这些家庭正是由于这一点以后才有可能在无限优越的环境中重新组成。”（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转引自日罗—特隆《婚姻与家庭的起源》1884年版第518—520页）

　　由此可见，动物社会对于推断人类社会确有某种价值——但只是反面的价值而已。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中，据我们所知，只有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在这两种家庭形式中，都只许有一个成年的雄者，只许有一个丈夫。雄者的忌妒，既联结又限制着动物的家庭，使动物的家庭跟群对立起来；由于这种忌妒，作为共居生活较高形式的群，在一些场合成为不可能，而在另一些场合则被削弱，或在交配期间趋于瓦解，在最好的情况下，其进一步的发展也受到阻碍。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动物的家庭和人类的原始社会是两不相容的东西；正在努力脱离动物状态的原始人类，或者根本没有家庭，或者至多只有动物中所没有的那种家庭。像正在形成中的人这样一种没有武器的动物，即使互相隔绝，以成对配偶为共居生活的最高形式，就像韦斯特马克根据猎人的口述所断定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情况那样，也是能够以不多的数量生存下去的。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用现今类人猿那样的生活条件根本无法解释向人类状态的过渡；这种类人猿给我们的印象，毋宁说是一种正在逐渐灭绝的、至少也是处于衰落状态的脱离正轨的旁系。只此一点，就足以驳倒由它们的家庭形式类推原始人类的家庭形式的任何论调了。而成年雄者的相互宽容，没有忌妒，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的确，我们发现历史上可以确切证明并且现在某些地方还可以加以研究的最古老、最原始的家庭形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群婚，即整群的男子与整群的女子互为所有，很少有忌妒余地的婚姻形式。其次，在较晚的一个发展阶段上，我们又发现了多夫制这种例外形式，这一形式更是直接同一切忌妒的感情相矛盾，因而是动物所没有的。不过，我们所知道的群婚形式都伴有特殊复杂的条件，以致必然使我们追溯到各种更早、更简单的性关系的形式，从而归根结底使我们追溯到一个同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相适应的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这样，动物婚姻形式的引证，就使我们恰好回到这些引证本来要使我们永远离开的那一点上去了。

　　那么，杂乱的性关系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现在或较早时期通行的禁规在那时是没有效力的。我们已经看到，忌妒所造成的限制是怎样崩攒的。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确定的话，那就是：忌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血亲婚配的观念，也是如此。不仅兄弟和姊妹起初曾经是夫妇，而且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今日在许多民族中也还是允许的。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版第1卷）证明，白令海峡沿岸的加惟基人、阿拉斯加附近的科迪亚克岛上的人、英属北美内地的提纳人，都有这种关系；勒土尔诺也提出了关于印第安赤北韦人、智利的库库人、加勒比人、印度支那半岛的克伦人的同样事实的报告；至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关于帕提亚人、波斯人、西徐亚人、匈奴人等的故事，在这里就不必说了。在血亲婚配尚未发明之前（这的确是一种发明，而且是一种极其宝贵的发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性关系所引起的憎恶，并不大于其他不同辈的人们之间的性关系；而后者即使今日在最市俭气的国家里也还在发生，而且并不引起多大的惊骇，甚至年逾60的老“姑娘”如果—家庭她们十分富有的话，有时也可以嫁给一个30来岁的青年男子。不过，如果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最原始的家庭形式上抛弃那种与它们连在一起的血亲婚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同，而且往往是眼它们直接冲突的——，那么我们就得出一种只能叫做杂乱的性关系的形式了。所谓杂乱，是说后来由习俗所规定的那些限制那时还不存在。但是由此决不能说，在日常实践中也必然是一片混乱。短时期的成对配偶决不是不可能的，正如在群婚制中，当时的多数情况也是成对配偶那样。所以，如果说韦斯特马克（他是最近的一个否认这种原始状态的人）把两性在生孩子以前一切成对同居状态，都叫做婚姻，那么就应该说，这种婚姻完全可以在杂乱的性关系状态下发生，而它跟杂交状态，即不存在习俗规定的对性关系的限制的那种状态不相矛盾。当然，韦斯特马克是从如下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

　　“杂交状态包含着对个人爱恋的压抑”因而“卖淫是这种状态的最真实的形式”⁽¹⁷⁾。

　　而我却以为，只要还戴着妓院眼镜去观察原始状态，便永远不可能对它有任何理解。我们在研究群婚时，再来谈这个问题吧。

　　按照摩尔根的意见，从这种杂乱的性关系的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了以下几种家庭形式：

　　1.血缘家庭——这是家庭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婚姻集团是按照辈分来划分的；在家庭范围以内的所有祖父和祖母，都互为夫妻；他们的子女，即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而他们的子女，即第一个集团的曾孙子女们，又构成第四个圈子。这样，这一家庭形式中，仅仅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同胞兄弟姊妹、从（表）兄弟姊妹、再从（表）兄弟姊妹和血统更远一些的从（表）兄弟姊妹，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一概互为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在家庭的这一阶段上，也自然而然地包括相互的性关系。⁽¹⁸⁾这种家庭的典型形式，应该是一对配偶的子孙中每一代都互为兄弟姊妹，正因为如此，也互为夫妻。

　　血缘家庭已经绝迹了。甚至在历史所记载的最粗野的民族中间，也找不出一个可以证实的例子来。不过，这种家庭一定是存在过的，如今还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通行的夏威夷亲属制度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它所表现的血缘亲属等级只有在这种家庭形式之下才能产生；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一家庭形式作为必然的最初阶段决定着家庭后来的全部发展。

　　2.普那路亚家庭。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关系，那么，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这一进步，由于当事者的年龄比较接近，所以比第一个进步重要得多，但也困难得多。这一进步是逐渐实现的，大概⁽¹⁹⁾先从排除同胞的（即母方的）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开始，起初是在个别场合，以后逐渐成为惯例（在夏威夷群岛上，在本世纪尚有例外），最后甚至禁止旁系兄弟姊妹之间结婚，用现代的称谓来说，就是禁止同胞兄弟姊妹的子女、孙子女以及曾孙子女之间结婚；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

　　“自然选择原则在发生作用的最好说明”⁽²⁰⁾。

　　不容置疑，凡近亲繁殖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婚姻当做惯例和规定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这一进步的影响有多么大，可以由氏族的建立来证明，氏族就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而且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目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大多数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且在希腊和罗马我们还由氏族直接进入了文明时代。

　　每个原始家庭，至迟经过几代以后是一定要分裂的。原始共产制的共同的家户经济（它毫无例外地一直盛行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后期），决定着家庭公社的最大限度的规模，这种规模虽然依条件而变化，但是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当确定的。不过，认为同母所生的子女之间的性关系不妥的观念一旦发生，这种观念就一定要影响到旧家庭公社的分裂和新家庭公社的建立（这种新的家庭公社这时并不必然同家庭群体相一致）。一列或者数列姊妹成为一个公社的核心，而她们的同胞兄弟则成为另一个公社的核心。摩尔根称之为普那路亚家庭的形式，便经过这样或类似的途径而由血缘家庭产生出来了。按照夏威夷的习俗，若干数目的姊妹——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即从（表）姊妹，再从（表）姊妹或更远一些的姊妹——是她们共同丈夫们的共同的妻子，但是在这些共同丈夫之中，排除了她们的兄弟；这些丈夫彼此已不再互称兄弟，他们也不再必须是兄弟了，而是互称普那路亚，即亲密的同伴，即所谓associé。同样，一列兄弟——同胞的或血统较远的——则跟若干数目的女子（只要不是自己的姊妹）共同结婚，这些女子也互称普那路亚。这是古典形式的一种家庭结构；这种形式后来又有一系列变种，它的主要特征是一定的家庭范围内相互的共夫和共妻，不过，妻子的兄弟（起初是同胞的，以后更及于血统较远的）被排除在这个家庭范围以外，另一方面也把丈夫的姊妹除外。

　　这种家庭形式十分精确地向我们提供了美洲的制度所表现的亲属等级。我母亲的姊妹的子女，依然是我母亲的子女，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子女，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子女，他们全都是我的凡弟姊妹；但是我母亲的兄弟的子女，现在都是我母亲的内侄和内侄女，我父亲的姊妹的子女，现在都是我父亲的外甥和外甥女，而他们全都是我的表兄弟和表姊妹了。因为，固然我母亲的姊妹的丈夫们依然是我母亲的丈夫们，同样，我父亲的兄弟的妻子们也依然是我父亲的妻子们——即使事实上不总是如此，在道理上却是如此——，但由于社会禁止兄弟姊妹之间的性关系，结果就使迄今不加区别地被作为兄弟姊妹来对待的兄弟姊妹的子女划分为两类；有一些人像过去一样，相互之间依然是（血统较远的）兄弟姊妹，另一些人即一方面兄弟的子女和另一方面姊妹的子女，再也不能是兄弟姊妹，再也不能有共同的双亲了——无论是共同的父亲，共同的母亲，或是共同的父母，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发生了分为外甥和外甥女、内侄和内侄女、表兄弟和表姊妹这—类别的必要，而这一类别在从前的家庭制度之下恐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在以某种个体婚为基础的任何家庭形式下，看来都是极其荒诞的事情，现在它在普那路亚家庭中，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获得了合理的解释和自然的根据。只要美洲的亲属制度流行过，普那路亚家庭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²¹⁾至少也应该同样存在过。

　　如果虔诚的传教士，像美洲早先的西班牙修道士一样，在这种反基督教的关系中，除去简单的“丑事”⁽²²⁾外能够看一看更多的东西，那么，大概在整个波利尼西亚都可以找到这种已被证明确实存在于夏威夷群岛上的家庭形式。如果说，凯撒在谈到当时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布列吞人时曾告诉我们说，他们“每10个或12个男子共妻，而且多半是兄弟和兄弟，父母和子女”³²，那么，这最好解释为群婚⁽²³⁾。野蛮时代的母亲不会有10个至12个这样年龄的儿子，以致可以有共同的妻子们；而跟普那路亚家庭相适应的美洲的亲属制度，却能提供好多兄弟，因为每个男子的一切血统近的和远的从（表）兄弟都是他的兄弟。所谓“父母和子女”大概是凯撒弄错了；在这个制度下，固然还没有绝对排除父亲和儿子或母亲和女儿属于同一婚姻集团的可能性，但是却不许父亲和女儿或母亲和儿子处在同一婚姻集团内。同样，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²⁴⁾，最容易说明希罗多德及其他古代著作家关于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共妻情况的报告。这也可以说明沃森和凯（《印度的居民》³³）所叙述的关于奥德（在恒河以北）的蒂库尔人的情况，即：

　　“他们共同地〈即在性关系上〉生活在大公社中，差不多毫无区别，要是他们之间有二人被视为夫妻，那么，这种关系只不过是名义上的。”

　　看来，氏族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发生的。诚然，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也可以成为产生氏族的出发点³⁴，澳大利亚人有氏族，但他们还没有普那路亚家庭，而只有比较粗陋的群婚形式⁽²⁵⁾。

　　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则是确定的。即使母亲把共同家庭的一切子女都叫做自己的子女，对于他们都担负母亲的义务，但她仍然能够把她自己亲生的子女同其余一切子女区别开来。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一切蒙昧民族和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民族，实际上都是这样；所以巴霍芬的第二个伟大功绩，就在于他第一个发现了这一点。他把这种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由此逐渐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叫做母权制；为了简便起见，我保留了这一名称，不过它是不大恰当的，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这一阶段上，还谈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如果我们现在从普那路亚家庭中取它的两个典型集团之一，即由一列同胞姊妹和血统较远的姊妹（亦即同胞姊妹所派生的第一等级、第三等级或更远等级的姊妹）连同她们的子女以及她们母方的同胞兄弟和血统较远的兄弟（按照我们的前提，他们不是她们的丈夫）所组成的典型集团来看，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一群人，正是后来构成原始形式的氏族的成员。她们全体有一个共同的女始祖；由于世系出自同一个女始祖，后代的所有女性每一代都是姊妹。但是，这些姊妹的丈夫们，再也不能是她们的兄弟，从而不能是出自这个女始祖的，因而也不包括在血缘亲属集团即后来的氏族以内了；然而，他们的子女却属于这个集团，因为只有唯一确知的母方世系才具有决定的作用。一切兄弟和姊妹间，甚至母方最远的旁系亲属间的性关系的禁规一经确立，上述的集团便转化为氏族了，换言之，即组成一个确定的、彼此不能结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从这时起，这种集团就由于其他共同的社会的和宗教的设施而日益巩固起来，并且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区别开来了。关于这一点，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过，我们既然看到氏族不仅是必然地，而且简直是自然而然地从普那路亚家庭发展起来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定，在氏族制度可得到证实的一切民族中，即差不多在一切野蛮人和一切文明民族中，几乎毫无疑问地都曾经存在过这种家庭形式。⁽²⁶⁾

　　当摩尔根写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还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仅略略知道一点那种组织为级别的澳大利亚人的群婚，此外就是摩尔根早在1871年发表了他所得到的关于夏威夷普那路亚家庭的材料⁽²⁷⁾。普那路亚家庭，一方面，给美洲印第安人中盛行的亲属制度提供了完备的说明，而这一制度曾经是摩尔根的全部研究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引出母权制氏族的现成的出发点；最后，它乃是远比澳大利亚的级别制度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因此，摩尔根把这个形式看做必然先于对偶婚存在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且认定它在较早的时期普遍流行，这是可以理解的。自从那时以来，我们了解了群婚的一系列其他形式，现在我们知道，摩尔根在这里走得太远了。不过，他仍然很幸运，在他的普那路亚家庭中碰到了最高的、典型的群婚形式，即可以用来十分容易地说明向更高形式过渡的那种形式。

　　使我们关于群婚的知识大大丰富起来的，是英国传教士洛里默·法伊森，他在这种家庭形式的典型地区——澳大利亚，对群婚作了多年的研究。³⁵他在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的澳大利亚黑人中发现了最低的发展阶段。在这里，整个部落分为两个级别；克洛基和库米德。每个级别内部都严格禁止性关系；反之，一级别的每个男子生来就是另—级别的每个女子的丈夫，而后者生来也是前者的妻子。不是单个人，而是整个集团相互结婚，即级别和级别结婚。而且应当指出，这里除了两个外婚制级别的划分所造成的限制以外，年龄差别或某种特殊血缘亲属关系都没有造成什么障碍。对克洛基的任何男子说来，库米德的每个女子都是他的当然的妻子；但是，他自己的女儿，既是库米德女性所生，根据母权制也是库米德，所以，她生来就是每个克洛基男人的妻子，从而也是自己父亲的妻子。至少，我们所知道的这种级别组织对于这一点是没有加以禁止的。所以，或者是在这种组织产生的那个时期，虽然已有限制近亲婚配的朦胧意向，但是人们还不把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看做特别可怕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级别制度就是从杂乱的性关系的状态中直接产生的；或者是在级别产生的时候，父母和子女间的性关系业已为习俗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当前的状态就表明在它以前曾经存在过血缘家庭，而它是走出血缘家庭的第一步。后面这一种情况，比较可信。据我所知，在澳大利亚，父母和子女间的婚姻关系的例子，还没有人提到过；而比较晚一些的外婚形式，即母权制氏族，通常也默然以禁止这种关系为前提，把这种禁规看做一种在氏族产生时就已存在的事情。

　　两个级别的制度，除了南澳大利亚的芒特甘比尔地区以外，在更靠东部的达令河流域和东北部的昆士兰也有，所以，这个制度流行颇广。它只排除母方兄弟姊妹间、母方兄弟的子女间、母方姊妹的子女间的婚姻，因为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级别的；反之，姊妹的子女和兄弟的子女却能相互结婚。进一步阻止近亲婚配的办法，可以在新南威尔土达令河流域的卡米拉罗依人中间看到，在那里，两个最初的级别分裂成四个，而这四个级别之中每一级别又都跟其他一定的级别整 体结婚。最初的两个级别生来就互为夫妻；根据母亲属于第一或第二级别，她的子女就属于第三或第四级别；这后两个同样互相结婚的级别，其子女又加入第一和第二级别。这样，一代总是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下一代则属于第三和第四级别，第三代又重新属于第一和第二级别。根据这一制度，兄弟姊妹的子女（母方的）不得为夫妻，但是兄弟姊妹的孙子孙女却可以为夫妻。这一特别而复杂的制度，由于母权制民族嫁接上来——肯定是在较后的时期——而更加复杂。不过，在这里我们不能研讨这个了。这样，我们看到，阻止近亲婚配的意向，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然而这是自发地摸索着进行的，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意识。

　　群婚在澳大利亚还是一种级别婚，它是往往分布于全大陆的整个一级别的男子和同样广布的一级别的女子的群众性夫妻关系——这种群婚，如果加以详细的观察，并不完全像习惯于娼妓制度的庸人幻想所想象的那样可怕。相反，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猜测到有这种群婚存在，而不久以前又对它争论起来。在肤浅的观察者看来，它是一种不牢固的个体婚制，而在某些地方则是与偶尔的通奸并行的多妻制。只有像法伊森和豪伊特那样，花费许多年工夫，才能在这些使普通的欧洲人对于其实践反倒更感到亲切的婚姻关系中发现一种调节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一个外地的澳大利亚黑人在离开本乡数千公里的地方，在说着他所不懂的语言的人们中间，往往依然可以在一个个住宿地，在一个个部落里，找到毫无反抗和怨恨地委身于他的女子，而根据这种规则有着几个妻子的男人，也要让出一个妻子给自己的客人去过夜。在欧洲人视为不道德和无规则的地方，事实上都盛行着一种严格的规则。这些女子属于客人的通婚级别，因而她们生来就是他的妻子；把双方结合起来的那个道德规则，同时又用剥夺权利的惩罚方法，禁止相互所属的通婚级别以外的任何性关系。甚至在抢劫妇女（这是经常的，某些地方还是通例）的地方，也很慎重地遵守级别的规则。

　　顺便提一下，抢劫妇女的现象，已经表现出向个体婚制过攘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当一个青年男子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劫得或拐得一个姑娘的时候，他们便轮流同她发生性关系；但是在此以后，这个姑娘便被认为是那个发动抢劫的青年男子的妻子。反之，要是被劫来的女子背夫潜逃，而被另一个男子捕获，那么她就成为后者的妻子，前者就丧失了他的特权。这样，与普遍继续存在的群婚并行，并且在它的范围以内，就形成了一种排斥他人的关系，即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以及与此并行的多妻制，于是在这里群婚也开始消亡，问题只在于；在欧洲人的影响下，首先消失的是什么——是群婚制还是奉行群婚制的澳大利亚黑人。

　　像澳大利亚所盛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无论如何，乃是群婚的一种十分低级的、原始的形式；而普那路亚家庭，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论，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前者大概是同漂泊不定的蒙昧人的社会状况相适应的，后者则是以已经有了比较牢固的共产制公社的居民点为前提，并且直接导向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这两种婚姻形式之间，我们无疑还会发现某些中间阶段；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是一个刚刚敞开而尚未有人进人的研究领域。

　　3.对偶制家庭。某种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在群婚⁽²⁸⁾制度下，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男子在许多妻子中有一个主妻（还不能称为爱妻）.而他对于这个女子来说是她的许多丈夫中的最主要的丈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助长了传教士中间的混乱，这些传教士们有时把群婚看做一种杂乱的共妻，有时又把它看做一种任意的通奸。但是，这种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日趋发达，随着不许互相通婚的“兄弟”和“姊妹”级别的日益增多，必然要日益巩固起来。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使事情更加向前发展了。例如我们看到，在易洛魁人和其他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大多数印第安人那里，在他们的亲属制度所点到的一切亲属之间都禁止结婚，其数多至几百种。由于婚姻禁规日益错综复杂，群婚就越来越不可能；群婚就被对偶制家庭排挤了。在这一阶段上，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不过，多妻和偶尔的通奸，则仍然是男子的权利，虽然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少有实行多妻制的；同时，在同居期间，多半都要求妇女严守贞操，要是有了通奸的情事，便残酷地加以处罚。然而，婚姻关系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解除的，而子女像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用摩尔根的话来说就是：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民族之间的婚姻，生育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棍合在一起了，新生代的颅骨和脑髓便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²⁹⁾

　　这样，实行氏族制度的部落便必然会对落后的部落取得上风，或者带动它们来仿效自己。

　　由此可见，原始历史上家庭的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在内部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由于次第排斥亲属通婚（起初是血统较近的，后来是血统越来越远的亲属，最后甚至是仅有姻亲关系的），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的了，结果，只剩下一对暂时松散地结合的配偶，即一旦解体整个婚姻就终止的分子。从这一点就已经可以看出，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字面意义上的个人性爱是多么不相干。所有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的各民族的实践，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以前的各种家庭形式下，男子是从来不缺乏女子的，相反，女子倒是多了一点；而现在女子却稀少起来，不得不去寻找了。因此，随着对偶婚的发生，便开始出现抢劫和购买妇女的现象，这是发生了一个深刻得多的变化的普遍迹象，不过只是迹象而已，但是苏格兰的学究麦克伦南，却把这些迹象，这些单纯的求妻方法，说成是”抢劫婚姻”和”买卖婚姻”虚构为两种特殊的家庭。此外，在美洲印第安人和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民族中间，缔结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甚至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的事情。这样，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全不相识的人，只是到婚期临近时，才告诉他们业已订婚。在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礼物给新娘的同民族亲属（即新娘的母方亲属，而不是她的父亲和父亲的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代价。婚姻可以根据夫妇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但是在许多部落中，例如在易洛魁人中，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离婚采取否定态度的社会舆论；在夫妇不和时，双方的氏族亲属便出面调解，只有在调解无效时，才实行离婚，此时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结婚的自由。

　　这种对偶制家庭，本身还很脆弱，还很不稳定，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希望有自己的家户经济，因此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 共产制家户经济解体。而共产制家户经济意味着妇女在家内的统治，正如在不能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只承认生身母亲意味着对妇女即母亲的高度尊敬一样。那种认为妇女在最初的社会里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18世纪启蒙时代所留传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这种地位到了对偶婚时期是怎样的情形，可以由在塞讷卡部落的易洛魁人中做过多年传教士的阿瑟·莱特作证明。他说：

　　“讲到他们的家庭，当他们还住在老式长屋〈包含几个家庭的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的时候……那里总是由某一个克兰〈民族〉占统治地位，因此妇女是从别的克兰〈氏族〉中招来丈夫的……通常是女方在家中支配一切，贮藏品是公有的，但是，倒霉的是那种过于怠情或过于笨拙因而不能给公共贮藏品增加一分的不幸的丈夫或情人。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昕候命令，收拾行李，准备滚蛋。对于这个命令，他不可有反抗的企图，他无法在这栋房子里住下去，他非回到自己的克兰〈氏族〉去不可；或者像他们通常所做的那样，到别的克兰内重新结婚。妇女在克兰〈民族〉里，乃至一般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势力。有时，她们可以毫不犹豫地撤换酋长，把他贬为普通的战士。”³⁶

　　在共产制家户经济中，大多数或全体妇女都属于同一氏族，而男子则来自不同的氏族，这种共产制家户经济是原始时代普遍流行的妇女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基础，发现妇女占统治地位，乃是巴霍芬的第三个功绩。——为补充起见，我还要指出：旅行家和传教士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妇女都担负过重工作的报告，同上面所说的并不矛盾。决定两性间的分工的原因，是同决定妇女社会地位的原因完全不同的。有些民族的妇女所做的工作比我们所设想的要多得多，这些民族比我们欧洲人常常对妇女怀着更多的真正尊敬。外表上受尊敬的、脱离一切实际劳动的文明时代的贵妇人，比起野蛮时代辛苦劳动的妇女来，其社会地位是无比低下的，后者在本民族中被看做真正的贵妇人（1ady，frowa，Frau＝女主人），而就其地位的性质说来，她们也确是如此。

　　要弄清现在美洲的群婚⁽³⁰⁾是否已完全被对偶婚所排除的问题，必须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还处于蒙昧时代高级阶段的西北部民族，特别是南美的各民族。关于后者，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性关系不受限制的事例，使人很难设想在这里旧时的群婚已经完全克服。⁽³¹⁾无论如何，群婚的遗迹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北美的至少40个部落中，同长姊结婚的男子有权把她的一俟达到婚龄的一切妹妹也娶为妻子——这是一整群姊妹共夫的遗风。而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居民（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据班克罗夫特说，则有一些节日，在节日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不加区别地发生性关系。³⁷这显然是指一些氏族，它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前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她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们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留着一点朦胧的记忆。⁽³²⁾这种习俗在澳大利亚仍然盛行着。有些民族中，还有这种情形，即男性长者、酋长和巫师，利用共妻制来为自己服务，自己独占大多数妇女；但是，他们在一定节日和民众大集会时，必须重新实行以前的共妻制，让自己的妻子去和年轻的男子们寻乐。韦斯特马克在他的《人类婚姻史》一书第28—29页，举了许多例子，表明在印度的霍人、桑塔尔人、潘札人和科塔尔人部落中，在某些非洲民族和其他民族中，都有这种定期的沙特恩节³⁸，即在一个短时期内恢复旧时的自由的性关系。奇怪的是，韦斯特马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这并不是他所否认的群婚的残余，而是原始人和其他动物所共有的交配期的残余。

　　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巴霍芬的第四个伟大的发现；广泛流行的从群婚到对偶婚的过渡形式。被巴霍芬说成是对违反古代神戒的赎罪，即妇女用以赎买贞操权利的赎罪，事实上不过是对一种赎身办法的神秘化的说法，妇女用这种办法，把自己从旧时的共夫制之下赎出来，而获得只委身于一个男子的权利。这种赎身，是一种有限制的献身：巴比伦的女子每年须有一次在米莉塔庙里献身；其他前亚细亚各民族把自己的姑娘送到阿娜伊蒂斯庙去住好几年，让她们在那里同自己的意中人进行自由恋爱，然后才允许她们结婚；穿上宗教外衣的类似的风俗，差不多在地中海和恒河之间的所有亚洲民族中间都是共同的。为赎身而作出的赎罪牺牲，随着时间的进展而越来越轻，正如巴霍芬已经指出的：

　　“年年提供的这种牺牲，让位于二次的供奉；从前是妇人的淫游，现在是姑娘的淫游；从前是在结婚后进行，现在是在结婚前进行；从前是不加选择地献身于任何人，现在是只献身于某些人了。”（《母权论》第XIX页）

　　在其他民族中，没有这种宗教的外衣；在有些民族中——在古代有色雷斯人、凯尔特人等，在现代则有印度的许多土著居民、马来亚各民族、太平洋岛屿的居民，和许多美洲印第安人——姑娘在出嫁以前，都享有极大的性的自由。特别是在南美洲，差不多到处都是如此，只要稍稍深入到该大陆内地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例如，阿加西斯（《巴西旅行记》1868年波士顿一纽约版第266页）曾经谈到一个印第安人世系的富有家庭。当他被介绍同这一家的女儿认识时，他问到她的父亲，意思是指她母亲的丈夫，一个正在参加对巴拉圭战争的军官，但是母亲含笑回答道：Naõ tem pai,é filha da fortuna——她没有父亲，她是一个偶然生的孩子。

　　“印第安妇女或棍血种妇女，总是这样毫不害羞或者说毫无自责之意地谈到她们的非婚生子女，这远不是什么不寻常的事，似乎倒是相反的情形才是例外。孩子们……往往只知道母亲，因为一切的照顾和责任都落在她的身上，他们对于父亲却毫无所知；看来妇女也从来没有想到她或她的子女对他应当有什么要求。”

　　在这里使文明人感到奇怪的事情，按照母权制和在群婚制中却是一种通例。

　　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巴利阿里群岛和在非洲的奥及类人中，在古时都是如此；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现在也还是如此。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尽管新浪漫主义者竭力掩饰这一事实，但这种初夜权至今还作为群婚的残余，存在于阿拉斯加地区的大多数居民（班克罗夫特《土著民族》第1卷第81页）、墨西哥北部的塔胡人（同上，第584页）及其他民族中，在整个中世纪，它至少存在于原为凯尔特人的各个国家中，例如在阿拉贡，在这些地方，它是直接由群婚传下来的。在卡斯蒂利亚，农民虽然从来没有成为农奴，但在阿拉贡却盛行过极丑恶的农奴制，直到1486年天主教徒斐迪南作出裁决为止。³⁹在这个文件中说：

　　“兹决定并宣告，上述领主〈senyors，男爵〉……亦不得在农民娶妻时与其妻同睡第一夜，或在婚礼之夜，新娘躺在床上以后，跨越该床及该女子，作为自己统治的标志；上述领主亦不得连反农民的女儿或儿子的意志去差使他们，无论偿付报酬与否。”（转引自祖根海姆《农奴制度》186l年圣彼得堡版第35页上的加泰罗尼亚语原文）

　　其次，巴霍芬坚决地断定，从他所说的“淫游”或“污泥生殖”向个体婚制的过渡，主要是由妇女所完成，这是绝对正确的。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越是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从而随着古代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的增大，而失去森林原始生活的素朴性质，就必然越使妇女感到屈辱和压抑；妇女也就必然越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的权利，取得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这个进步决不可能由男子首创，这至少是因为男子从来不会想到甚至直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事实上的群婚的便利。只有在由妇女实现了向对偶婚的过渡以后，男子才能实行严格的专偶制——自然，这种专偶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

　　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大部分是在蒙昧时代高级阶段，有些地方刚刚到达野蛮时代低级阶段。这是野蛮时代所特有的家庭形式，正如群婚之于蒙昧时代，专偶制之于文明时代一样。要使对偶制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专偶制，需要有别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已经看到的—直起着作用的那些原因不同。在成对配偶制中，群已经减缩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自然选择己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共同体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它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如果没有新的、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那么，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但是，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

　　我们现在撇开美洲这个对偶制家庭的典型地区不谈吧。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我们作出结论说，在美洲曾经发展起更高级的家庭形式，或者在美洲被发现和被征服以前，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曾经存在过牢固的专偶制。而旧大陆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在旧大陆，家畜的驯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直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固定的财富差不多只限于住房、衣服、粗糙的装饰品以及获得食物和制作食物的工具；小船、武器、最简单的家庭用具。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物。现在，日益前进的游牧民族——住在印度五河地区和恒河地区，以及当时水草更丰茂的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草原的雅利安人，住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闪米特人——已经有了马、骆驼、驴、牛、绵羊、山羊和猪等畜群，这些财产，只须加以看管和最简单的照顾，就可以越来越多地繁殖起来，供给非常充裕的乳肉食物。以前一切获取食物的方法，现在都退居次要地位了；打猎在从前曾经是必需的，如今也成了一种奢侈。

　　但是，这种新的财富归谁所有呢？最初无疑是归氏族所有。然而，对畜群的私有制，一定是很早就已经发展起来了。至于亚伯拉罕族长被所谓摩西一经的作者看做畜群的占有者，究竟是依据他作为家庭公社首领所拥有的权利，还是依据他作为实际上世袭的氏族酋长的身份，这是很难断定的。只有一点没有疑问，那就是我们不应该把他设想为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者。其次，没有疑问的是，在成文史的最初期，我们就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畜群乃是家庭首领的特殊财产⁽³³⁾，完全同野蛮时代的工艺品一样，同金属器具、奢侈品以及人畜——奴隶一样。

　　因为这时奴隶制度也已经发明了。对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来说，奴隶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败敌人的办法，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们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杀死或者被当做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则作为妻子，或者把她们同她们尚存的子女一起收养入族。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力还不能提供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盈余。由于采用牲畜繁殖、金属加工、纺织以及最后田野耕作，情况就改变了。正如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³⁴⁾而可以购买一样，劳动力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特别是在畜群完全转归家庭所有⁽³⁵⁾以后。家庭并不像牲畜那样迅速繁殖。现在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看管牲畜；为此正可以利用被俘虏的敌人，何况这些敌人像性畜一样，也是可以继续繁殖的。

　　这些财富，一旦转归家庭⁽³⁶⁾私有并且迅速增加起来，就给了以对偶婚和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一个强有力的打击。对偶婚给家庭添加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母亲以外，它又确立了确实的生身的父亲，而且这个生身的父亲，大概比今天的许多“父亲”还要确实一些。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在离婚时，他就随身带走这些劳动工具，而妻子则保留她的家庭用具。所以，根据当时社会的习惯，丈夫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即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的劳动工具即奴隶的所有者。但是根据同一社会的习惯，他的子女却不能继承他的财产，因为关于继承问题有如下的情形。

　　根据母权制，就是说，当世系还是只按女系计算的时候，并根据民族内最初的继承习惯，民族成员死亡以后起初是由他的同氏族亲属继承的。财产必须留在氏族以内。最初，由于财物不多，在实践上大概总是转归最亲近的同氏族亲属所有，就是说，转归母方的血缘亲属所有。但是，男性死者的子女并不属于死者的氏族，而是属于他们的母亲的氏族；最初他们是同母亲的其他血缘亲属共同继承母亲的，后来，可能就首先由他们来继承了；不过，他们不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因为他们不属于父亲的氏族，而父亲的财产应该留在父亲自己的民族内。所以，畜群的占有者死亡以后，他的畜群首先应当转归他的兄弟姊妹和他的姊妹的子女，或者转归他母亲的姊妹的后代。他自己的子女则被剥夺了继承权。

　　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但是，当世系还是按母权制来确定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深刻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氏族的全体成员都仍然能够和以前一样。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民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这样就废除了按女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母系的继承权，确立了按男系计算世系的办法和父系的继承权。这一革命在文明民族中是怎样和 在何时发生的，我们毫无所知。它是完全属于史前时代的事。不过这一革命确实发生过，关于这一点，特别是巴霍芬所搜集的关于母权制的许多遗迹的材料可以充分证明；至于这一革命是怎样容易地完成的，可以从许许多多印第安人部落的例子上看出来；在那里，部分地由于日益增长的财富和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从森林移居大草原）的影响，部分地由于文明和传教士的道德上的影响，这一革命不久以前方才发生，现在还在进行。在密苏里河流域的八个部落中，有六个是实行男系世系和男系继承制的，只有两个还按女系。在肖尼人、迈阿密人和德拉韦人各部落中，已经形成一种习俗，即用属于父亲氏族的一个氏族人名来给子女取名字，用这种方法把他们列入父亲的民族，以便他们能继承自己的父亲。“借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乃是人类天赋的决疑法！于是就寻找一个缝隙，当实际利益提供足够的推动力时在传统的范围以内打破传统！”（马克思语）①因此，就发生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混乱，这种混乱只有通过向父权制的过渡才能消除，而且确实部分地被这样消除了。“这看来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渡。”（马克思语）⁽³⁷⁾至于⁽³⁸⁾比较法学家们对这一过渡在旧大陆的各文明民族中是如何完成的说法——当然几乎全部只是一些假说而已——，见马·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

　　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粉饰伪装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

　　这样确立的男子独裁的第一个结果，表现在这时发生的家长制家庭这一中间形式上。这一形式的主要特点不是多妻制（关于这一点后边再讲），而是若干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在家长的父权之下组成一个家庭。在闪米特类型的家庭中，这个家长过着多妻的生活，非自由人也有妻子和子女，而整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以内照管畜群。⁽³⁹⁾这种家庭的根本之处在于，一是把非自由人包括在内，一是父权；所以，这种家庭形式的完善的典型是罗马人的家庭。Familia这个词，起初并不表示现代庸人的那种由脉脉温情同家庭姐插组合起来的理想；在罗马人那里，它起初甚至不是指夫妻及其子女，而只是指奴隶。Famulus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还在盖尤斯时代，familia，id；est patrimonium（即遗产），就是通过遗嘱遗留的。这一用语是罗马人所发明，用以表示一种新的社会机体，这种机体的首长，以罗马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

　　“因此，这一用语不会比拉丁部落的严酷的家庭制度更早，这种家庭制度是在采用田野耕作和奴隶制合法化以后，也是在雅利安意大利人同希腊人分离以后发生的。”⁽⁴⁰⁾

　　对这一点，马克思补充说：“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servitus），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野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⁴¹⁾

　　这种家庭形式表示着从对偶婚向专偶婚的过渡。为了保证妻子的贞操，从而保证子女出生自一定的父亲，妻子便落在丈夫的绝对权力之下了自即使打死了她，那也不过是行使他的权利罢了。⁽⁴²⁾

　　随着家长制家庭的出现，我们便进入成文史的领域，从而也进入比较法学能给我们以很大帮助的领域了。而比较法学在这里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重大的进步。我们感谢马克西姆·柯瓦列夫斯基（《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第60—100页），他向我们证明了，今天我们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还可以见到的那种称为扎德鲁加⁴⁰（大意为大家庭）和Bratstvo（兄弟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以及在东方各民族中所见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的母权制家庭和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之间的过渡阶段。至少对于旧大陆各文明民族说来，对于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说来，这一点看来已经得到证明了。

　　南方斯拉夫的扎德鲁加是这种家庭公社现存的最好的例子。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公社处于一个家长（domáéin）的最高管理之下，家长对外代表公社，有权出让小物品，掌管财务，并对财务和对整个家务的正常经营负责。他是选举产生的，完全不一定是最年长者。妇女和她们的工作受主妇（domáéica）领导，主妇通常是家长的妻子。在为姑娘择婿时，主妇也起着重要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最高权力集中在家庭会议，即全体成年男女社员的会议。家长向这个会议作报告；会议通过各项重大决议，对公社成员进行审判，对比较重要的买卖特别是地产的买卖等作出决定。

　　只是在大约十年以前，才证明了在俄国也还继续存在着这种大家庭公社⁴¹；现在大家都承认，这种家庭公社，像农村公社一样在俄国的民间习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子。它们出现在俄罗斯最古的法典，即《雅罗斯拉夫的真理》⁴²中，其名称（vervj）和达尔马提亚法典⁴³中所用的相同；它们在波兰和捷克的史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根据霍伊斯勒（《德意志私法制度》）的意见，德意志人的经济单位起初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而是由几代人或者说几个个体家庭所构成的，并且往往还包括许多非自由人的”家庭公社”。罗马的家庭也被归入这种类型，因此，家长的绝对权力，其他家庭成员对家长的无权地位，近来是受到很大怀疑的。在爱尔兰的凯尔特人中，据说也存在过类似的家庭公社；在法国的尼韦奈，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这种家庭公社还以par.onnen因为名称保存着；而在弗朗什孔泰，它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卢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见到巨大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很高的、直达屋顶的大厅，四周是卧室，由六级至八级的梯子登入，在这里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

　　在印度，实行共同耕作的家庭公社，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奈阿 尔科斯就已经提到过⁽⁴³⁾，它今天也还存在于原来那些地方，即旁遮普和该国的整个西北部。在高加索，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就可以证明这种家庭公社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它还存在于卡比尔人中间。甚至在美洲，据说它也曾经存在过；苏里塔所记述的古墨西哥的 “calpullis”⁴⁴，人们就想把它看做是家庭公社；而库诺（1890年《外国》杂志第42—44期）十分清楚地证明，在秘鲁被征服时，存在过一种马尔克制度（而且很奇怪，这种马尔克[Mark]叫做marca），实行定期的重新分配耕地，从而实行个体耕作。⁽⁴⁴⁾

　　无论如何，实行土地的共同占有和共同耕作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现在就具有了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意义。我们对于它在旧大陆各文明民族和其他若干民族中，在母权制家庭和个体家庭之间所起的重要的过渡作用，已不能有所怀疑了。在以后的阐述中，我们还要说到柯瓦列夫斯基所作的进一步的结论，即这种家长制家庭公社也是实行个体耕作以及起初是定期的而后来是永久的分配耕地和草地的农村公社或马尔克公社从中发展起来的过渡阶段。

　　谈到这种家庭公社内部的家庭生活，应当指出，至少在俄国，大家都知道，家长对于公社的年轻妇女，特别是对他的儿媳常常滥用他的地位，而且往往把她们作为后房；俄罗斯民歌对于这点的描述很有说服力。

　　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专偶制以前，我们再就多妻制和多夫制说几句话。这两种婚姻形式，只能算是例外，可以说是历史的奢侈品，除非它们在某一个国家内同时并存，但是大家知道这是没有的事。因此，由于被排除在多妻制以外的男子并不能从因多夫制而成为多余的妇女那里求得安慰，而且男女的数目，不管社会制度如何，迄今又差不多是相等的，所以，不论多妻制或多夫制的婚姻形式都不能上升为普遍通行的形式。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并且限于个别占据特殊地位的人物。在闪米特人的家长制家庭中，只有家长本人，至多还有他的几个儿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其余的人都以一人一妻为满足。现在整个东方还是如此；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多妻主要是用购买女奴隶的方法取得的，人民大众都是过着专偶制的生活。印度和西藏的多夫制，也同样是个例外，关于它起源于群婚⁽⁴⁵⁾这个肯定并非无关紧要的问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在实践上，多夫制的容让性看来要比伊斯兰教徒的富于忌妒的后房制度大得多。例如至少在印度的纳伊尔人中间，虽然每三四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一个妻子，但是他们每人同时还可以和别的三个或更多的男子共有第二个，甚至第三个、第四个……妻子。奇怪的是，麦克伦南在叙述这种婚姻俱乐部时（其成员可以同时加入几个俱乐部），竟没有发现俱乐部婚姻这个新类别。不过，这种婚姻俱乐部的制度，决不是真正的多夫制，恰好相反，正如日罗斗寺隆已经指出的，这只是群婚的一种特殊化了的形式；男子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而妇女则过着多夫制的生活。⁽⁴⁶⁾

　　4.专偶制家庭。如上所述，它是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交替的时期从对偶制家庭中产生的；它的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它是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的，其明显的目的就①是生育有确凿无疑的生父的子女；而确定这种生父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子女将来要以亲生的继承人的资格继承他们父亲的财产。专偶制家庭和对偶制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婚姻关系要牢固得多，这种关系现在已不能由双方任意解除了。这时通例只有丈夫可以解除婚姻关系，赶走他的妻子。对婚姻不忠的权利，这时至少仍然有习俗保证丈夫享有（拿破仑法典明确规定丈夫享有这种权利，只要他不把姘妇带到家里来⁽⁴⁷⁾）；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权利也行使得越来越广泛，如果妻子回忆起昔日的性的实践而想加以恢复时，她就要受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厉的惩罚。

　　这种新的家庭形式的全部严酷性，我们在希腊人那里可以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神话中的女神的地位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更早的时期，那时妇女还享有比较自由和比较受尊敬的地位⁴⁵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已经由于男子的统治和女奴隶的竞争而被贬低了。⁽⁴⁸⁾只要读一下《奥德赛》，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母亲的话并要求她缄默的。⁽⁴⁹⁾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的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阶依次选择其中的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都是以阿基里斯和亚加米农二人争夺这样一个女奴隶的纠纷为中心的。荷马的史诗每提到一个重要的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篷和枕席的被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亚加米农对咖桑德拉就是这样做的⁽⁵⁰⁾；同这些女奴隶所生的儿子可以得到父亲遗产的一小部分，并被认为是自由民；特夫克尔就是铁拉孟的这样一个非婚生的儿子，他可以按父名给自己取名字。对于正式的妻子，则要她容忍这一切，同时还要她自己严格保持贞操和对丈夫的忠诚。虽然英雄时代的希腊妇女比文明时代的妇女较受尊敬，但是归根结底，她对于男子说来仍不过是他的婚生的嗣子的母亲、他的最高的管家婆和女奴隶的总管而已，他可以随意纳这些女奴隶为妾，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正是奴隶制与专偶制的并存，正是完全受男子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专偶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它的特殊的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专偶制。这种性质它到现在还保存着。

　　谈到较后时期的希腊人，应该把多立斯人同伊奥尼亚人区别开来。前者以斯巴达为典范，他们的婚姻关系在许多方面甚至比荷马本人所描写的婚姻关系还要古老。在斯巴达，是一种由国家根据当地的观点而改变了的对偶婚制，这种对偶婚制在有些方面还像群婚。不育子女的婚姻可以解除；国王阿拿克散德里德（约公元前650年）在一个不育的妻子以外又娶了一个，有着两个家；大约在同一时期，国王阿里斯东除了有两个不育的妻子以外还娶了第三个，而把前两妻中的一个退了。另一方面，几个兄弟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妻子；一个人如果喜欢自己朋友的妻子，就可以手口那个朋友共同享有她；而且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一个像俾斯麦所说的壮健的“种马”去支配，即使这个家伙本人并不属于公民之列，也被认为是合乎体统的事情。在普卢塔克的作品中，有一个地方谈到，一个斯巴达妇女叫一个向她求爱的情人去找她的丈夫商量；因此，按照舍曼的看法，可以认为在习俗上甚至存在着更大的自由。⁽⁵¹⁾所以，真正的通奸，妻背夫不贞，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另一方面，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还没有家务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黑劳士则另外居住在庄园里，因此，斯巴达人⁴⁶占有他们的妻子的机会比较少。在这些条件下，斯巴达的妇女自然享有比其他希腊妇女受人尊敬得多的地位。斯巴达的妇女和少数优秀的雅典淫游女，是受古人尊崇并认为她们的言行是值得记载的举世无双的希腊妇女。

　　我们看到，在以雅典人为代表的伊奥尼亚人中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姑娘们只学习纺织缝纫，至多也不过学一点读写而已。她们差不多是被幽禁起来，只能同别的妇女有所交往。妇女所住的房间是家中的单独一部分，在楼上或者在后屋中，男子，特别是陌生人不容易入内，如果有男子来到家里，妇女就躲到那里去。妇女没有女奴隶作伴就不能离家外出；她们在家里实际上受着监视；阿里斯托芬曾经提到摩罗西狗，说人们饲养它们是为了吓走奸夫⁽⁵²⁾，而且，至少在亚洲各城市，还用阉人来监视妇女，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在希俄斯岛上就制造这种阉人出售，据瓦克斯穆特说，并不是只卖给野蛮人。⁽⁵³⁾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妻子被称为oikurema⁽⁵⁴⁾，即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这个词是一个中性名词）；在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以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而已。丈夫从事竞技运动和公共事业，而妻子不许参加；此外，丈夫还常常有女奴隶供他支配，而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希腊妇女那超群出众的品性，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上的审美教养而高出于古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正如斯巴达妇女由于性格刚烈而高出一般水平之上一样。但是，要成为妇人，必须先成为淫游女，这是对雅典家庭的最严厉的判决。

　　这种雅典家庭随着时间的进展，成了一种范例，不仅其余的伊奥尼亚人，而且本土和殖民地的所有希腊人都逐渐按照这种范例来建立他们的家庭关系。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希腊妇女仍然常常可以找到欺瞒自己丈夫的机会。那些似乎耻于对自己妻子表示任何爱情的丈夫，就同淫游女纵情取乐，但对妇女的侮辱，却在男子身上得到了报复并侮辱了男子本身，直到他们堕落到玩弄男童的丑恶地步，并且通过加尼米德的神话使他们的神同他们自己一样都受到侮辱。

　　根据我们对古代最文明、最发达的民族所能作的考察，专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因为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⁵⁵⁾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可能是他自己的并且确定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其实，个体婚制对希腊人说来就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在雅典，法律不仅规定必须结婚，而且规定丈夫必须履行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所谓婚姻义务。⁽⁵⁶⁾

　　可见，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在马克思和我于1846年合写的一个旧的、未发表的手稿中，我发现了如下一句话”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 “⁴⁷现在我可以补充几句；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的。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

　　旧时性关系的相对自由，决没有随着对偶婚或者甚至个体婚的胜利而消失。

　　“旧的婚姻制度，虽然由于普那路亚集团的逐渐消亡而缩小到更加狭小的范围内，但仍然围绕着正在向前发展的家庭，并且伴随着它直到文明时代的最初期……这种旧制度最后终于消失在新型的淫游制中，这种新型的淫游制伴随着人类直到进入文明时代，就像一个阴影笼罩在家庭上面。”⁽⁵⁷⁾

　　摩尔根所说的淫游制，是指与个体婚制并存的男子和未婚妇女在婚姻之外发生的性关系，这种性关系，大家知道，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盛行于整个文明时代，而且日益变为公开的卖淫了。⁽⁵⁸⁾这种淫游制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宫是在爱神庙举行的，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亚美尼亚的阿娜伊蒂斯庙、科林斯的阿芙罗狄蒂店的庙奴⁴⁸以及印度神庙中的宗教舞女，即所谓Bajaderen（葡萄牙语bailadeira——舞女一词的讹误），都是最初的娼妓。这种献身起初是每个妇女的义务，后来便只由这些女祭司代替其他所有妇女来实行了。在其他一些民族中，这种淫游制起源于允许姑娘们在结婚前有性的自由，因此也是群婚制的残余，只不过这种残余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传到今天的。随着财产差别的产生，亦即早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与奴隶劳动并存就零散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同时，作为它的必然补充，也出现了与女奴隶的强制献身并存的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由此可见，群婚制传给文明时代的遗产是两重的，正如文明时代所产生的一切都是两重的、双面的、分裂为二的、对立的一样；一方面是专偶制，另一方面则是淫游制以及它的最极端的形式——卖淫。淫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也是一种社会的制度；它使旧时的性的、自由继续存在，以利于男子。在实际上不仅被容忍而且特别为统治阶级所乐于实行的淫游制，在口头上是受到诅咒的。但是实际上，这种诅咒决不是针对着参与此事的男子，而只是针对着妇女：她们被剥夺权利，被排斥在外，以便用这种方法再一次宣布男子对妇女的无条件统治乃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但是，在专偶制内部，第二种对立也因此而发展起来了。同靠淫游制来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的丈夫并存的还有一个被冷落的妻子。⁽⁵⁹⁾正如吃了半个苹果以后就再不能有一个整苹果一样，没有对立的另一面，就不可能有对立的这一面。尽管如此，男子的想法似乎仍然不是这样，直到他们的妻子教训了他们，使他们醒悟为止。随着个体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性的、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有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戴绿帽子的丈夫。男子获得了对妇女的胜利，但是桂冠是由失败者宽宏大量地给胜利者加上的。虽然加以禁止、严惩但终不能根除的通奸，已成为与个体婚制和淫游制并行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制度了。子女是否确凿无疑地出自父亲，像从前一样，至多只能依据道德的信念；所以，为了解决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拿破仑法典》第312条规定：

　　“L' enfant conçu pendant le mariage a pour père le mari”——凡在结婚以后怀胎的婴儿，以丈夫为父。

　　这便是个体婚制3000年的最后结果。

　　这样，在个体家庭中，在仍然忠实于其历史起源并使由于丈夫的独占统治而出现的男女之间的冲突的场合，我们就看到了自文明时代开始分裂为阶级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的、既不能解决又不能克服的那些对立和矛盾的一幅缩图。自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只是个体婚制的如下一些场合，即夫妻生活确实是按照这整个制度的最初性质的规则来进行而妻子反抗丈夫统治的场合。至于说并不是一切婚姻都是这样进行的，这一点没有人比德国庸人知道得更清楚了，他不知道怎样维护他在家中的统治，正如他不知道怎样维护他在国家中的统治一样，所以，他的妻子有充分权利操起不配由他掌握的权柄。但是他却自以为，他比他的同样不幸的、比他本人更常遇到恶劣得多的境遇的法国难友要优越得多。不过，个体家庭决不是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具有像在希腊人中间所有的那种古典的粗野形式。罗马人作为世界的未来征服者，具有虽不如希腊人细致但比他们远大的见识，在罗马人中间，妇女是比较自由和受尊敬的。罗马的男子认为，妻子的贞操已经由于他对妻子有生杀之权而得到了充分的保证。此外，这里的妇女同男子一样，可以自愿解除婚姻关系。但是，在个体婚制发展方面的最大进步，无疑是随着德意志人登上历史舞台而发生的，因为在德意志人中间，大概由于他们贫穷的缘故，专偶制看来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从对偶制中完全发展起来。我们是根据塔西佗所提到的如下三种情况而得出这个结论的。第一，尽管十分尊重婚姻——“他们以一个妻子为满足，妇女生活在被贞操防卫起来的环境中”⁽⁶⁰⁾——，但是在他们的显要人物和部落首长中间却实行多妻制，同我们在实行对偶婚的美洲人中间看到的情况类似。第二，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过渡，在他们那里可能只是在此前不久的时候才完成的，因为母亲的兄弟——按照母权制是最近的男性的同氏族亲属——在他们那里仍然被认为是比自己的父亲更亲近的亲属，这一点也是与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相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常常说的，他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一把了解我们自己的原始时代的钥匙。第三，在德意志人中间，妇女很受尊敬并且对公共事务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同专偶制所特有的男子统治是直接对立的。差不多在这一切方面，德意志人都与斯巴达人相一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斯巴达人中间，对偶婚也还没有完全被放弃。⁽⁶¹⁾因此，在这方面，一个崭新的要素也随着德意志人的出现而获得了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在各民族混合的过程中，在罗马世界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新的专偶制，使男子的统治具有了比较温和的形式，而使妇女至少从外表上看来有了古典古代所从未有过的更受尊敬和更加自由的地位。这样就第一次造成了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的基础上，从专偶制之中——因情况的不同，或在它的内部，或与它并行，或与它相反——发展起来了我们应归功于专偶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

　　但是，这个进步无疑是由这样的情况引起的，即德意志人还生活在对偶制家庭中，他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把适应于对偶制家庭的妇女地位嫁接到专偶制上来；这一进步决不是由于德意志人的什么传奇性的、道德上纯洁得令人惊奇的天性所引起的，这种天性只不过是；对偶制实际上并不像专偶制那样在明显的道德对立中发展。恰好相反，德意志人在其迁徙时期，特别是在向东南方，即黑海沿岸草原游牧民族区迁徙时期，在道德上堕落得很厉害，除骑马术以外，他们还从这些游牧民族那里染上了丑恶的反常情的恶习，阿米亚努斯关于泰发耳人，普罗科皮乌斯关于海鲁莱人的叙述就是明显的证明。⁽⁶²⁾

　　不过，如果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家庭形式中，专偶制是现代的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唯一形式，那么这并不是说，现代的性爱作为夫妇相互的爱完全或主要是在这一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在男子统治下的牢固的个体婚制的整个本质，是排斥这一点的。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和对偶婚以来的做法相同，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表现为热恋，表现为每个人（至少是统治阶级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表现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这正是性爱的特性），而这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中世纪的那种骑士之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旺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所歌颂的也正是这个。 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是普罗旺斯爱情诗⁽⁶³⁾的精华。它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当晨曦（alba）初露时，便通知骑士，使他能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接着是叙述离别的情景，这是歌词的最高潮。北部法兰西人和老实的德意志人，也学到了这种诗体和与它相适应的骑士之爱的方式，而我们的老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也以这种挑逗性的主题留下了三首美妙的破晓歌，我觉得这些诗歌比他的三篇很长的英雄诗更好。

　　在今日的资产阶级中间，缔结婚姻有两种方式。在天主教国家中，父母照旧为年轻的资产阶级儿子选择适当的妻子，其结果自然是专偶制所固有的矛盾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丈夫方面是大肆实行淫游，妻子方面是大肆通奸。天主教会禁止离婚，恐怕也只是因为它确信对付通奸就像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治的。相反，在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一定程度的爱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为了体面，也始终以此为前提，这一点符合新教伪善的精神。在这里，丈夫实行淫游并不那么厉害，而妻子的通奸也比较不那么常见。不过，在任何婚姻形式下，人们结婚后和结婚前仍然是同样的人，而新教国家的资产者又大多是些庸人，所以，这种新教的专偶制，即使拿一般最好的场合来看，也只不过是导致被叫做家庭幸福的极端枯燥无聊的婚姻共同体罢了。小说就是这两种缔结婚姻的方法的最好的镜子：法国的小说是天主教婚姻的镜子，德国的⁽⁶⁴⁾小说是新教婚姻的镜子。在这两种场合，“他都有所得”；在德国小说中是青年得到了少女；在法国小说中是丈夫得到了绿帽子。两者之中究竟谁的处境更坏，不是每次都可以弄清楚的。因此，德国小说的枯燥之于法国资产者，正如法国小说的”不道德”之于德国的庸人一样是令人不寒而栗的。可是，最近，自从“柏林成为世界都市”以来，德国小说也开始不那么胆怯地描写当地早就为人所知的淫游和通奸了。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婚姻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⁶⁵⁾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这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而更常见的是妻子。妻子和普通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所以，傅立叶的一句话，可适用于一切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说；

　　“正如在文法上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道德上两个卖淫则算做一个美德。“⁴⁹

　　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而在今天就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性爱才成为而且也才可能成为对妇女的关系的常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典的专偶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在这里没有任何财产，而专偶制和男子的统治原是为了保存和继承财产而建立的；因此，在这里也就没有建立男子统治的任何推动力了。况且，在这里也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维护男子统治的资产阶级法律，只是为了维护有产者和他们同无产者的相互关系而存在的；它是要花费金钱的，而因为工人贫穷的缘故，它对于工人同他的妻子的关系就没有效力了。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完全是另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此外，自从大工业迫使妇女从家庭进入劳动市场和工厂，而且往往把她们变为家庭的供养者以后，在无产者家庭中，除了自专偶制出现以来就蔓延开来的对妻子的野蛮粗暴也许还遗留一些以外，男子统治的最后残余也已失去了任何基础。这样一来，无产者的家庭，甚至在双方都保持最热烈的爱情和最牢固的忠实的情况下，并且不管有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宗教的和世俗的祝福，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偶制的家庭了。所以，专偶制的经常伴侣——淫游和通奸，在这里只有极其微小的作用，妻子事实上重新取得了离婚的权利，当双方不能和睦相处时，他们就宁愿分离。一句话，无产者的婚姻之为专偶制，是在这个名词的词源学意义上说的，决不是在这个名词 的历史意义上说的。⁽⁶⁶⁾

　　诚然，我们的法学家认为，立法的进步使妇女越来越失去申诉不平的任何根据。现代各文明国家的法律体系越来越承认，第一，为了使婚姻有效，它必须是一种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第二，在结婚同居期间，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如果这两种要求都能彻底实现，那么妇女就有了她们所能希望的一切了。

　　这种纯法律的论据，同激进的共和派资产者用来击退和安抚无产者的论据完全一样。劳动契约据说是由双方自愿缔结的。而只要法律在字面上规定双方平等，这个契约就算是自愿缔结。至于不同的阶级地位给予一方的权力，以及这一权力加于另一方的压迫，即双方实际的经济地位——主是与法律毫不相干的。在劳动契约有效期间，只要此方或彼方没有明白表示放弃，双方仍然被认为是权利平等的。至于经济地位迫使工人甚至把最后一点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也放弃掉，这又是与法律无关的。

　　在婚姻问题上，法律，即使是最进步的法律，只要当事人让人把他们出于自愿一事正式记录在案，也就十分满足了。至于法律幕后的现实生活发生了什么事，这种自愿是怎样造成的，法律和法学家都可以置之不问。但是，最简单的法制比较，在这里也会向法学家们表明，这种自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法律保证子女继承父母财产的应得部分，因而不能剥夺他们继承权的各国——在德国，在采用法国法制的各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中——，子女的婚事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在采用英国法制的各国，法律并不要求结婚要得到父母的同意，在这些国家，父母对自己的财产也有完全的遗赠自由，他们可以任意剥夺子女的继承权。很明显，尽管如此，甚至正因为如此，在英国和美国，在有财产可继承的阶级中间，结婚的自由在事实上丝毫也不比在法国和德国更多些。

　　男女婚后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情况也不见得更好些。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由妇女料理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随着家长制家庭，尤其是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情况就改变了。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不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行业直到医务界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今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赌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无须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加以保证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不过，在工业领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一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而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的权利确立以后，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最明白地 显露出来自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为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

　　这样，我们便有了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在对偶婚制和专偶制之间，插入了男子对女奴隶的统治和多妻制。

　　以上全部论述证明，在这种顺序中所表现的进步，其特征就在于，妇女越来越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的确，群婚对于男子到今天事实上仍然存在着。凡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犯罪并且要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做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但是，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现今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变化越大，越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越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所以，举例来说，长期的未婚夫状态，十有八九都是婚后不忠实的真正的预备学校。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走向一种社会变革，那时，专偶制的迄今存在的经济基础，正像它的补充物即卖淫的经济基础一样，不可避免地都要消失。专偶制的产生是由于大量财富集中于一人之手，也就是男子之手，而且这种财富必须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而不是传给其他人的子女。为此，就需要妻子方面的专偶制，而不是丈夫方面的专偶制，所以这种妻子方面的专偶制根本不妨碍丈夫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多偶制。但是，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对于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既然专偶制是由于经济的原因而产生的，那么当这种原因消失的时候，它是不是也要消失呢？

　　可以不无理由地回答：它不仅不会消失，而且相反，只有那时它才能完全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用统计方法可以计算出来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因此，对于“后果”的担心也就消除了，这种担心在今天成了妨碍少女毫无顾虑地委身于所爱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经济的因素。那么，会不会由于这个原因，就足以逐渐产生更随便的性关系，从而也逐渐产生对处女的荣誉和女性的羞耻都更加马虎的社会舆论呢？最后，难道我们没有看见，在现代世界上专偶制和卖淫虽然是对立物，却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物，是同一社会秩序的两极吗？能叫卖淫消失而不叫专偶制与它同归于尽吗？

　　在这里，一个在专偶制发展的时候最多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因素——个人的性爱，开始发生作用了。

　　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不言而喻，形体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性情等等，都曾引起异性对于发生性关系的热望；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所谓的。但是这距离现代的性爱还很远很远。在整个古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为当事人缔结的，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库斯曾歌颂其爱情的喜悦和痛苦的那些牧人，朗格的达夫尼斯和赫洛娅，全都是不参与国家事务，不参与自由民活动的奴隶。而除去奴隶以外，我们所遇到的爱情纠纷只是灭亡中的古代世界解体的产物，而且是与同样也处在官方社会以外的妇女，与淫游女，即异地妇女或被释女奴隶发生的纠纷：在雅典是从它灭亡的前夜开始，在罗马是在帝政时期。如果说在自由民男女之间确实发生过爱情纠纷，那只是就婚后通奸而言的。所以，对于那位古代的古典爱情诗人老阿那克里翁来说，现代意义上的性爱竟是如此无关紧要，以致被爱者的性别对于他来说也成了无关紧要的事情。

　　现代的性爱，同古代人的单纯的性要求，同厄洛斯[情欲]，是根本不同的。第一，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从这方面说，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的厄洛斯时代，决不是一向都征求妇女同意的。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家庭个大不幸，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而这种事情在古代充其量只是在通奸的场合才会发生。最后，对于性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不仅要问：它是婚姻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自然，在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实践中，这个新的标准，并不比其他一切道德标准的境遇更好——人们对它视若无睹。不过，它的境遇也并非更坏；它和其他道德标准一样——在理论上，在字面上，也是被承认的。而更高的要求目前它就不能提了。

　　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前进的地方接着向前走的，它以通奸的方式接着前进。我们已经叙述过那创造了破晓歌的骑士之爱。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种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骑士们将永远走不到尽头。甚至我们由轻浮的罗曼语各民族进而考察有德行的德意志人时，在《尼贝龙根之歌》中也可以发现，克里姆希耳德虽然暗中钟情于齐格弗里特，而且不亚于齐格弗里特对她的钟情，但是当贡特尔宣布已把她许配给一个骑士（他没有说出他的名字）时，她却简单地回答道；

　　“您不必问我，您要我怎样，我总是照办；老爷，您要我嫁给谁，我就乐意和他订婚。”⁽⁶⁷⁾

　　她甚至连想也没有想，她的爱情在这里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贡特尔向布龙希耳德求婚，埃策耳向克里姆希耳德求婚，他们一次也不曾见过她们；同样，在《古德龙》⁵⁰中，爱尔兰的齐格班特向挪威的乌黛求婚，黑盖林格的黑特耳向爱尔兰的希尔达求婚，以及莫尔兰的齐格弗里特、诺曼的哈尔特木特和西兰的黑尔维希向吉德龙求婚，都是如此；而这里第一次出现古德龙自愿嫁给黑尔维希。按照通例，年轻王公的未婚妻都是由父母选择的，只要父母还活着自否则他就同大诸侯们商议，自行选择，大诸侯们的意见在一切场合总是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也不能不如此。对于骑士或男爵，像对于王公一样，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族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爱情怎能对婚姻问题有最后决定权呢？

　　中世纪城市的行会师傅也是如此。单是保护着他的那些特权，带有各种限制的行会条例，在法律上把他同别的行会，或者同本行会的同事，或者同他的帮工和学徒分开的种种人为的界限，就大大缩小了他寻求适当的妻子的范围。至于这些女子当中谁是最适当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体系下，决定这个问题的绝对不是他个人的意愿，而是家庭的利益。

　　因此，直到中世纪末期，在绝大多数场合，婚姻的缔结仍然和最初一样，不是由当事人决定的事情。起初，人们一出世就已经结了婚——同整个一群异性结了婚。在较后的各种群婚形式中，大概仍然存在着类似的状态，只是群的范围逐渐缩小罢了。在对偶婚之下，通例是由母亲给自己的子女说定婚事；在这里关于新的亲戚关系的考虑也起着决定的作用，这种新的亲戚关系应该使年轻夫妇在氏族和部落中占有更牢固的地位。当父权制和专偶制随着私有财产的分量超过共同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占了统治地位的时候，结婚便更加依经济上的考虑为转移了。买卖婚姻的形式正在消失，但它的实质却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实现，以致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男子都规定了价格，而且不是根据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据他们的财产来规定价格。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是在浪漫故事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从地理发现的时代起，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世界贸易和工场手工业而准备取得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它所遇到的状况。人们想必认为，这种结婚方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非常合适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世界历史的讽刺神秘莫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注定要把这种结婚方式打开一个决定性的缺口。它把一切都变成了商品，从而消灭了过去留传下来的一切古老的关系，它用买卖、“自由”契约代替了世代相因的习俗，历史的法。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份进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⁶⁸⁾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主义宣言》⁽⁶⁹⁾中早已说过了。⁽⁷⁰⁾

　　然而，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权利平等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创造这种“自由”和“平等”的人们，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工作之一。虽然这在最初不过是半自觉地发生的，并且穿上了宗教的外衣，但是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以来，就牢固地确立了一个原则，即一个人只有在他以完全自由的意志去行动时，他才能对他的这些行动负完全的责任，而对于任何强迫人从事不道德行为的做法进行反抗，乃是道德上的义务。但是这同迄今为止的订立婚约的实践怎么能协调起来呢？按照资产阶级的理解，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就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问题作出规定。虽然这种契约那时在形式上是自愿缔结的；没有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过人人都非常明白，这一同意是如何取得的，实际上是谁在订立婚约。然而，在缔结别的契约时要求真正自由的决定，那么在订立婚约时为什么不要求这种自由呢？难道两个将要被撮合的青年人没有权利自由地支配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吗？难道性爱不是由于骑士而成为时髦，与骑士的通奸之爱相比，难道夫妇之爱不是性爱的正确的资产阶级形式吗？既然彼此相爱是夫妇的义务，那么相爱者彼此结婚而不是同任何别人结婚不同样也是他们的义务吗？难道相爱者的这种权利不是高于父母、亲属以及其他传统的婚姻中介人和媒妁的权利吗？既然自由的、个人审定的权利已经无礼地侵入教会和宗教的领域，它怎么能在老一代支配下一代的肉体、灵魂、财产、幸福和不幸这种无法容忍的要求面前停步呢？

　　这些问题，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正在松弛，一切因袭的观念正在动摇的时候，是必然要提出来的。世界一下子大了差不多十倍；现在展现在西欧人眼前的，已不是一个半球的四分之一，而是整个地球了，他们正忙着去占据其余的七个四分之一。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样崩溃了。在人的外在的眼睛和内心的眼睛前面，都展开了无比广大的视野。在为印度的财富、墨西哥和波托西的金矿银矿所引诱的青年男子看来，尊长们的赞许以及世代相传的荣耀的行会特权能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阶级的漫游骑士的时代；这个时代也有自己的浪漫故事和爱情幻想，但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而且归根到底是抱着资产阶级的目的的。

　　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在现存制度最受动摇的新教国家里，都越来越承认在婚姻方面也有缔结契约的自由，并用上述方式来实现这一自由。婚姻仍然是阶级的婚姻，但在阶级内部则承认当事者享有某种程度的选择的自由。在字面上，在道德理论上以及在诗歌描写上，再也没有比认为不以夫妻相互性爱和真正自由的协议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了。总之，恋爱婚姻被宣布为人权，并且不仅是 droit de1' homme⁽⁷¹⁾，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也是妇女的权利。

　　但是，这种人权有一点是与其他一切所谓人权不同的。当后者实际上只限于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而对于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则直接或间接地被削减了的时候，历史的讽刺又应验了。统治阶级仍然为众所周知的经济影响所支配，因此在他们中间，真正自由缔结的婚姻只是例外，而在被统治阶级中间，像我们所已看到的，这种婚姻却是通例。

　　因此，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既然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虽然这种排他性今日只是在妇女身上无例外地得到实现——，那么，以性爱为基础的婚姻，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个体婚姻。我们已经看到，巴霍芬认为由群婚向个体婚过渡这一进步主要应归功于妇女，是多么的正确；只有由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进步才是男子的功劳；在历史上，后一进步实质上是使妇女地位恶化，而便利了男子的不忠实。因此，那种迫使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通常的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一旦消失，那么由此而达到的妇女的平等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与其说会促进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的专偶制。

　　但是，专偶制完全肯定地将要失掉的东西，就是它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这些特征是；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完全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结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婚姻的不可解除性，部分地是专偶制所赖以产生的经济状况的结果，部分地是这种经济状况和专偶制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正确地理解并且被宗教加以夸大的那个时代留下的传统。这种不可解除性现在就已经遭到千万次的破坏了。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不过，个人性爱的持久性在各个不同的个人中间，尤其在男子中间，是很不相同的，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只是要使人们免于陷入离婚诉讼的无益的泥潭才好。

　　这样，我们现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行将消灭以后的两性关系的秩序所能推想的，主要是否定性质的，大都限于将要消失的东西。但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呢？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自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个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我们已经把他丢开很远了。对于在文明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进行历史的考察，是超出了他的著作的范围的。所以，他只是非常简单地论述了一下专偶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他也认为专偶制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进步，是一种向两性权利完全平等的接近，而这一目标他并不认为已经达到了。不过，他说；

　　“如果承认家庭已经依次经过四种形式而现在正处在第五种形式中这一事实，那就要产生一个问题；这一形式在将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它正如迄今的情形一样，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宫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然专偶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么我们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进一步完善，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如果专偶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也无法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么性质了。”⁽⁷²⁾

三 易洛魁人的氏族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摩尔根的另一发现，这一发现至少与他根据亲属制度恢复原始家庭形式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摩尔根证明：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内部用动物名称命名的血族团体，实质上是与希腊人的氏族[genea]、罗马人的氏族[gentes]相同的；美洲的形式是原始的形式，而希腊—罗马的形式是晚出的、派生的形式；原始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全部社会组织，跟美洲印第安人的组织极其相似，氏族，直到野蛮人进入文明时代为止，甚至再往后一点，是一切野蛮人所共有的制度（就现有资料而言）。摩尔根证明了这一切以后，便一下子说明了希腊、罗马上古史中最困难的地方，同时，出乎意料地给我们阐明了原始时代——国家产生以前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个发现在人们一旦知道它之后显得十分简单，但是，摩尔根只是最近才做到这一点的自在他于1871年出版的前一部著作中，他还没有看透这个秘密，而这个秘密揭开之后，就使一向那样自信的英国原始史学家们一时⁽⁷³⁾沉默了下去。

　　摩尔根普遍用以表示这种血族团体的拉丁语氏族[gens]一词，像同意义的希腊语genos一词一样，来源于共同的雅利安语的词根；an[德语为kan，因为在德语中，通例是用k代替雅利安语的g），gan的意思是“生育”。gens，gems，梵语的dschanas，哥特语（依照上面所说的通例）的kuni，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kyn，英语的 kin，中古高地德语的künne，都同样表示血族、世系。不过拉丁语的gens和希腊语的genos，都是专用以表示这样的一种血族团体，这种团体自夸有共同的世系（这里指的是出自一个共同的男始祖），并且借某种社会的和宗教的制度而组成一个特殊的公社。但是这种血族团体的起源与本性，我们的一切历史编纂学家迄今为止却一直弄不清楚。

　　我们在前面，在研究普那路亚家庭时，已经看到原始形式的民族是怎样构成的。凡由于普那路亚婚姻，并且依照这种婚姻中必然占统治地位的观念而成为一个确定的女始祖即氏族创立者的公认后代的人，都是这种氏族的成员，这样就组成了氏族。由于在这种家庭形式下父系血统不能确定，所以只承认女系。又由于兄弟不得娶自己的姊妹为妻，只能同其他世系的妇女结婚，所以，根据母权制，同这些异族妇女所生的子女，便列在氏族以外。这样，留在血族团体内部的只有各代女儿的子孙；儿子的子孙则归入其母亲的氏族。一俟这种血缘亲属集团构成一个面对同一部落内其他类似集团的特殊集团，它又是什么样子呢？

　　摩尔根举出易洛魁人的氏族，特别是塞讷卡部落的氏族，作为这种原始氏族的古典形式。这个部落内有八个民族，都以动物的名称命名：（1）狼，（2）熊，（3）龟，（4）海狸，（5）鹿，（6）鹬，（7）苍鹭，（8）鹰。每个氏族内都盛行以下的习俗：

　　1.氏族选举一个酋长（平时的首脑）和一个酋帅（军事领袖）。酋长必须从本氏族成员中选出，他的职位在氏族内世袭，一旦出缺，必须立刻重新补上；军事领袖，也可以从氏族以外的人中选出并且有时 可以暂缺。由于易洛魁人奉行母权制，因而酋长的儿子属于另一氏族，所以从不选举前一酋长的儿子做酋长，而是往往选举他的兄弟做酋长，或者选举他的姊妹的儿子做酋长。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参加选举。不过选举须经其余七个氏族确认，只有在这以后，当选为酋长的人才被隆重地，就是说由全易洛魁联盟的联合议事会委任。这样做的意义，在后面就可以看出来。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义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此外，由于他的职位，他也是塞讷卡部落议事会以及全体易洛魁人联盟的议事会的成员。酋帅仅仅在出征时才能发号施令。

　　2.氏族可以任意罢免酋长和酋帅。这仍是由男女共同决定的。被罢免的人，此后便像其他人一样成为普通战士，成为私人。此外，部落议事会也可以甚至违反氏族的意志而罢免酋长。

　　3.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这是极其肯定的血缘亲属关系的否定表现，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包括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摩尔根由于发现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第一次揭示了氏族的本质。从前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报告，把构成氏族制度的各种集团，糊里糊涂地、不加分别地混为一谈，统称为部落、克兰⁵¹、萨姆⁵²等等，而且往往说，在这种集团内部禁止通婚，这证明以前人们对于氏族是多么不了解。这便造成了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麦克伦南先生就在这个混乱中得以充当拿破仑，用最后的判决建立了这样的秩序：一切部落分为部落内部禁止通婚的（外婚制的）和许可通婚的（内婚制的）两种。他这样把问题更加彻底混淆以后，便埋头于最深沉的研究中，去探讨在他的两个无聊乏味的类别中，究竟哪一种更加古老：是外婚制还是内婚制。自从发现了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其成员间不能通婚的氏—易洛魁入的氏族族之后，这种荒谬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不言而喻，在我们见到的易洛魁人所处的那种发展阶段，氏族内部禁止通婚是被严格遵守着的。

　　4.死者的财产转归同氏族其余的人所有，它必须留在氏族中。因为易洛魁人所能遗留的东西为数很少，所以他的遗产就由他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分享；男子死时，由他的同胞兄弟、姊妹以及母亲的兄弟分享；妇女死时，由她的子女和同胞姊妹而不是由她的兄弟分享。根据同一理由，夫妇不能彼此继承，子女也不得继承父亲。

　　5.同氏族人必须互相援助、保护，特别是在受到外族人伤害时，要帮助报仇。个人依靠氏族来保护自己的安全，而且也能做到这一点；凡伤害个人，便是伤害了整个氏族。因而，从氏族的血族关系中便产生了为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假使一个氏族成员被外族人杀害了，那么被害者的全氏族就有义务实行血族复仇。起初是试行调解；行凶者的氏族议事会开会，大抵用道歉与赠送厚礼的方式，向被害者的氏族的议事会提议和平了结事件。如果提议被接受，事情就算解决了。否则，受害的氏族就指定一个或几个复仇者，他们的义务就是去追寻行凶者，把他杀死。如果这样做了，行凶者的氏族也没有诉怨的权利，事情就算了结了。

　　6.氏族有固定的人名或几套人名，在全部落内只有该氏族才能使用这些人名，因此，氏族各个成员的名字，也就表明了他属于哪一氏族。氏族的人名自始就伴有氏族的权利。

　　7.氏族可以接纳外人入族，并由此吸收他们为整个部落的成员。例如在塞讷卡部落中，未杀死的俘虏，由于被一个氏族接纳入族，就成为部落的成员，从而获得了氏族和部落的一切权利。接纳外人入族的事情，是根据氏族的个别成员的提议而实行的；男子可以提议接纳外人为兄弟或姊妹；女子可以提议接纳外人为自己的孩子；为了确认这种接纳，必须举行入族仪式。个别因特殊情形而人丁不旺的氏族，常常由于大批接纳另一氏族（得到它的同意）的人入族而重新兴旺起来。在易洛魁人中间，入族仪式在部落议事会的公共集会上举行，实际上已经变为一种宗教仪式。

　　8.印第安人的氏族有无专有的宗教祭祀，很难确定；不过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多少都是和氏族联系在一起的。在易洛魁人的六个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期间，各个民族的酋长和酋帅，由于他们的职位，都被列为“信仰守护人”而执行祭司的职能。

　　9.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纽约州境内四周都为白种人包围的易洛魁人，他们的墓地现在已经绝迹了，但从前是存在过的。在其他印第安人那里，这种墓地还保存着；例如，和易洛魁人有近亲关系的吐斯卡罗腊人，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在教堂墓地中，每一氏族都独成一排，所以，总是把母亲而不是把父亲和孩子埋在同一排。而在易洛魁人中间，死者的全氏族都要参加葬仪，营造坟墓，致悼词等等。

　　10.氏族有议事会，它是氏族的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这种议事会选举、罢免酋长和酋帅，以及其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出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罪献礼（杀人赔偿金）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总之，它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

　　典型的印第安人民族的职能就是这样。

　　“它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领袖都不能要求任何优先权；他们是由血亲纽带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是有组织的印第安人社会的基础。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印第安人具有那种受到普遍承认的强烈的独立感和自尊心。”⁽⁷⁴⁾

　　到发现美洲的时候，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都是按照母权制组成为氏族。仅在某几个部落如达科塔人的部落，氏族已然衰落；在另外几个部落中间，如在奥季布瓦、奥马哈等部落中间，氏族已经是按照父权制组成了。

　　在许多有五六个以上氏族的印第安人部落中间，我们看到，每三四个或更多的氏族联合成一个特殊的集团，摩尔根根据希腊语对类似集团的称呼，忠实地把印第安语的名称译过来，把这种集团叫做Phratrie（胞族）。例如，塞讷卡部落有两个胞族；第一个胞族包括1—4四个氏族，第二个胞族包括5—8四个氏族。更详细的研究表明，这种胞族大抵是当初由部落分裂成的最初的氏族；因为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民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这些氏族如今也作为单个的氏族而存在；而包括一切女儿氏族的最初的氏族，则作为胞族继续存在。在塞讷卡人和大多数其他印第安人中间，一个胞族内的各氏族被认为是兄弟氏族，而其他胞族的各氏族则被认为是它们的从兄弟氏族——这种称呼，在美洲亲属制度中，像我们在前边所看到的，都具有极其真实而明确的意义。塞讷卡人起初在胞族内也不能通婚，但是这种习俗久己废除了，如今只限于氏族。塞讷卡部落有一种传说“熊”和“鹿”两个氏族是最初的氏族，其他氏族都是从这两个氏族分化出来的。这个新组织扎下根以后，便根据需要而改变；要是某一胞族的一些氏族灭亡了，那么为均衡起见，有时就从别的胞族中拨几个民族去补充它。因此，我们在不同的部落中间，可以看到名称相同的氏族以不同的方式集结在各胞族中。

　　易洛魁人的胞族的职能，部分地是社会性质的，部分地是宗教性质的。（1）胞族间互相赛球竞技；每一胞族派出自己的优秀球员，其余的人按胞族旁立观看，并以本胞族球员的获胜打赌。（2）在部落议事会上，每个胞族的酋长和军事领袖坐在一起，两个胞族彼此相对，每个发言者都面对各胞族的代表讲话，把他们当做特别的团体。（3）如果部落内发生杀人事件，当行凶者与被害者不属于同一个胞族时，被害者的氏族往往诉诸自己的兄弟氏族；于是这些氏族就举行胞族议事会，把对方胞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使对方胞族也召集自己的议事会，以谋求事件的解决。因此，在这里，胞族又以最初的氏族的资格出现，并且比它派生的较微弱的单个氏族更有获胜的希望。（4）在重要人物死亡时，对方胞族办理安葬和丧礼，而死者胞族的成员则以死者的近亲服丧人资格参与葬仪。酋长死时，对方胞族将出缺一事通知易洛魁人的联盟议事会。（5）在选举酋长时，胞族议事会也出面参与。兄弟氏族对选举的确认，被认为是一种当然的事情；但另一个胞族的氏族则可能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胞族的议事会即召开会议；如果议事会认为异议是正当的，选举就算无效。（6）从前，易洛魁人有一些特殊的宗教神秘仪式，白种人把它称为巫术集会。这种神秘仪式在塞讷卡人那里，是由两个宗教团体举行的；新会员入会时还举行正式的入会仪式，两个胞族中各有一个这样的团体。（7）在征服时期⁽⁷⁵⁾，住在特拉斯卡拉四个区的四个lineages（血族），如果是——而这差不多是肯定的——四个胞族的话，那么这证明，像希腊人的胞族以及德意志人的类似的血族团体一样，这种胞族也都有军事单位的意义；这四个血族在作战时各成一队，各穿自己的制服，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首领。

　　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则组成一个部落；而那些大大衰微的部落则往往没有胞族这种中间环节。那么，美洲印第安人部落有什么特征呢？

　　1.有自己的地区和自己的名称。每一部落除自己实际居住的地方以外，还占有相当大的地区供打猎和捕鱼之用。在这个地区之外，还有一块广阔的中立地带，一直延伸到邻近部落的地区边上；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宽大。这种地带跟德意志人的边境森林、凯撒的苏维汇人在他们地区四周所设的荒地相同；这也跟丹麦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îsarnholt（丹麦语为jarnved，limes Danicus）、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萨克森森林和branibor（斯拉夫语，意即“防卫林”勃兰登堡这一名称即由此而来）相同。由这种不确定的疆界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疆界的不确定，多半仅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时候，才会在实际上感到不方便。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形成的，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与该部落自己使用的名称不同，像德意志人历史上最初的统称“日耳曼人”是由凯尔特人给他们取的一样。

　　2.有独特的、仅为这个部落所用的方言。事实上，部落和方言在实质上范围是一致的；因分裂而形成新部落与新方言的事情，不久以前还在美洲发生，时至今日，也未必完全停止。在两个衰落的部落合而为一的地方，有时例外地在同一个部落内说着两种极为相近的方言。美洲各部落的平均人数在2000人以下；但是彻罗基部落却有26000人，这是在合众国说同一方言的数目最多的印第安人。

　　3.有隆重委任氏族所选出的酋长和军事领袖的权利。

　　4.有罢免他们的权利，甚至可以违反他们氏族的愿望而罢免他们。由于这些酋长和军事领袖都是部落议事会的成员，部落对他们有这种权利是当然的。凡已经组成部落联盟而且一切部落都有代表参加联盟议事会的地方，上述权利便转归联盟议事会了。

　　5.有共同的宗教观念（神话）和崇拜仪式。

　　“印第安人，是按照野蛮人方式信仰宗教的人民。”⁽⁷⁶⁾

　　他们的神话迄今还远没有得到考证性的研究；他们已经给自己的宗教观念——各种精灵——赋予人的形象，但是他们还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所以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自然崇拜与自然力崇拜。各部落都有其定期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特别是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祀的主要组成部分，每一部落各自庆祝自己的节日。

　　6.有管理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它是由各个民族的酋长和军事领袖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随时都可以罢免的，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其余的部落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人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则由议事会作出。按照通例，每个出席的人都可以随意发表意见，妇女也可以通过她们所选出的演说人陈述自己的意见。在易洛魁人中间，最后的决定需要一致通过，跟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公社在作出某些决定时一样。部落议事会特别负有调整同其他部落的关系的责任；它接待和派遣使者，宣战及媾和。要是发生战争，大多由志愿者去作战。在原则上，每一个部落只要没有同其他部落订立明确的和平条约，它同这些部落便都算是处在战争状态。反对这种敌人的军事行动，大多由一些优秀的战士来组织；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刻出动。部落的领土若被侵犯，其防卫也大多由志愿者来担任。这种队伍的出发和归来，总要举行公共的典礼。这种出征并不需要得到部落议事会的同意，没有人去征求这种同意，也没有人给予这种同意。这正和塔西佗所记述的德意志人扈从队的私人出征一样⁽⁷⁷⁾，不过德意志人的扈从队伍，己具有比较常备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在平时也有组织，在战时集结其他志愿兵的强固核心了。这种武装队伍的人数一般不多；印第安人的最重要的出征，即使到距离很远的地方去，也是由不大的战斗力量来进行的。假如有几支这样的扈从队为了一次大规模战事而联合起来时，其中每支队伍只服从它自己的首领；作战计划的统一，好歹由这些首领的议事会来保证。据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的记载，4世纪阿勒曼尼人在上莱茵的作战方法，就是如此。

　　7.在有些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的首领，但他的权力很小。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最后决定之前采取临时的措施。这是一种具有执行权力的官员的微弱萌芽，不过它在进一步发展中多半都没有什么成果；这种官员，如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的，虽不是到处，但在大多数场合，都是由最高军事首长发展来的。

　　大多数的美洲印第安人，都没有超过联合为部落的阶段。他们的人数不多的部落，彼此由广大的边境地带隔离开来，而且为不绝的战争所削弱，这样他们就以少数的人口占有辽阔的地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Nation]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在合众国，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便可以见到这种联盟的最发达的形式。他们从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大概是很大的达科塔族系的一个分支）迁移出来，经过长期漂泊才定居在今日的纽约州，并分成了五个部落：塞讷卡、卡尤加、奥嫩多加、欧奈达及摩霍克。他们以捕鱼、打猎及原始园艺为生自住在大多用栅栏防卫起来的村落中。他们的人数从未超过两万；五个部落中有几个氏族是共同的；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的非常近似的方言，占有互相接壤的、为五个部落所瓜分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是他们不久以前才征服来的，所以这些部落惯于团结起来对付被他们驱逐的部落，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样至迟到15世纪初，就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永世联盟”这种联盟，一经意识到它的新的实力，便立刻具有了进攻的性质，在1675年前后，当它达到了极盛的时候，便征服了它四周的广大土地，把这些地方上的居民一部分驱逐出境，一部分使之纳贡。易洛魁人联盟是尚未越过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印第安人（因而，墨西哥人、新墨西哥人²³和秘鲁人除外）所曾达到的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联盟的基本特点如下；

　　1.五个血缘亲属部落以完全平等和在部落的一切内部事务上的独立为基础，结成永世联盟。这种血缘亲属关系是联盟的真实基础。五个部落中有三个称为父亲部落，互为兄弟部落；其余两个称为儿子部落，也互为兄弟部落。有三个氏族——最老的——在五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另外有三个氏族在三个部落中都还存在着；这些民族中的每一个氏族，其成员在所有五个部落中都被认为是兄弟。仅在方言上有差异的共同语言，便是共同世系的表现和证明。

　　2.联盟的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50个地位和威信平等的酋长组成；这个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的决定。

　　3.这50个酋长，在联盟成立时，被分配在各部落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立的新的公职。当出缺时，有关的氏族便重新进行选举，同时有关的氏族也可以随时罢免他们；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

　　4.联盟的这些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

　　5.联盟议事会的一切决议，须经全体一致通过。

　　6.表决是按部落举行的，这样，每个部落以及每个部落内的议事会全体成员，都必须一致赞成，决议才算有效。

　　7.五个部落议事会中每一个都可以召集联盟议事会，但联盟议事会本身不得自行召集。

　　8.会议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公开举行，每个易洛魁人都可以发言；但只有议事会才能作决定。

　　9.联盟没有一长制首长，即没有主掌执行权的首脑。

　　10.但联盟有两个具有平等职能和平等权力的最高军事首长（类似斯巴达人的两“王”罗马的两执政官）。

　　易洛魁人在其中生活了400余年，而且直至今日还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社会制度，就是如此。我依据摩尔根，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这种制度，因为我们在这里有机会研究一种尚不知国家为何物的社会的组织情况。国家是以一种与全体固定成员相脱离的特殊的公共权力为前提的，所以毛勒凭其正确的直觉，确认德意志的马尔克制度是一种纯粹社会的制度，虽然它以后大部分成了国家的基础，但在本质上它是和国家不同的。因此，毛勒在他的一切著作中所研究的，是公共权力逐渐从马尔克、乡村、农户、城市等最初的组织中产生和与之并行产生的情形。⁵³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那里可以看出，一个原来统一的氏族集团怎样逐渐散布于辽阔的大陆；各部落怎样通过分裂而转化为各民族[Völker]，转化为整个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致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失去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与此同时，在部落内部，单个的氏族怎样分裂为好几个氏族，老的母亲氏族作为胞族保存下来，但是这些最老的民族的名称，在彼此相距极远的、老早就分离了的部落中间仍是一样的——”狼”和”熊”在大多数印第安人部落中仍然是氏族的名称。一般说来，上述的社会制度适用于印第安人的一切部落，只是有许多部落没有达到亲属部落联盟的程度罢了。

　　但是，我们也看到，氏族作为社会单位出现以后，氏族、胞族和部落这整个社会组织就怎样以几乎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因为是天然性）从这种单位中发展出来。这三种集团代表着不同层次的血缘亲属关系，每个都是闭关自守，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但是又互相补充。归它们管辖的事情，包括低级阶段上的野蛮人的全部公共事务。所以，我们凡遇见某一民族是把氏族作为社会单位时，我们也就可以去寻找类似前面所讲的那种部落组织；凡有充足资料的地方，如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我们不仅能找出这种组织，而且也会确信，即使在没有资料作为依据的地方，只要与美洲社会制度作一比较，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最困难的疑难和哑谜。

　　而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士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做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威胁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多得多——家户经济是由一组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户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不会有贫穷困苦的人，因为共产制的家户经济和氏族都知道它们对于老年人、病人和战争残废者所负的义务。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他们还不曾有奴隶；奴役异族部落的事情，照例也是没有的。当易洛魁人在1651年前后征服伊利部落和”中立民族”⁵⁴的时候，他们曾建议这两个部落作为完全平等的成员加入他们的联盟；被征服者只是在拒绝了这个建议之后，才被驱逐出自己所居住的地区。凡与未被腐蚀的印第安人接触过的白种人，都称赞这种野蛮人的自尊心、公正、刚强和勇敢，这些称赞证明了，这样的社会能够产生怎样的男子，怎样的妇女。

　　不久以前，我们在非洲看到了这种勇敢的例证。祖鲁卡菲尔人在数年前，也像努比亚人在数月前一样——两者都是至今还保存着氏族制度的部落——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到的事情。⁵⁵他们没有枪炮，仅仅用长矛和投枪武装起来，在英国步兵——在密集队形战斗上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的后装枪的弹雨之下，竟然一直向前冲到刺刀跟前，不止一次打散英军队伍，甚至使英军溃退，尽管在武器上非常悬殊，尽管他们根本没有服过兵役，也不知道什么是操练。英国人诉苦说，卡菲尔人比马走得还快，一昼夜比马走得还远，这就可以证明这种野蛮人的能力和毅力。”他们的最小的一条筋都暴栗起来，坚硬如钢，像鞭条一样。”——一位英国的画家这样说。

　　在没有分化为不同的阶级以前，人类和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要是我们把他们的状况和现代绝大多数文明人的状况作一比较，那么就可以看出，在今日的无产者和小农同古代自由的民族成员之间，差距是巨大的。

　　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组织是注定要灭亡的。它没有超出部落的范围；部落联盟的建立就已经标志着这种组织开始崩溃，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易洛魁人征服其他部落的企图也表明了这一点。凡是部落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使别的动物无法和人类相比，只是到后来，才因物质利益的影响而缓和一些。全盛时期的氏族制度，如我们在美洲所见的，其前提是生产极不发展，因而广大地区内人口极度稀少；因此，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同他异己地对立着的、不可理解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这也就反映在幼稚的宗教观念中。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其他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虽然令我们感到值得赞叹，但他们彼此完全没有差别，他们都还依存于——用马克思的话说——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⁷⁸⁾。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权力必然要被打破，而且也确实被打破了。不过它是被那种使人感到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退化，一种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的势力所打破的。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一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

四 希腊人的氏族

　　希腊人，像皮拉斯基人以及其他起源于同一部落的民族一样，在史前时代，就已经按照美洲人的那种有机的序列——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联盟组织起来了。胞族可能是没有的，在多立斯人中间就是这样；部落联盟也不是到处都有成立的必要，但无论如何氏族是基本的单位。希腊人，在他们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刊也们与上述美洲部落之间，横亘着差不多整整两个很大的发展时期，亦即英雄时代的希腊人超过易洛魁人两个时期。所以，希腊人的氏族也决不再是易洛魁人的那种古老的氏族了，群婚⁽⁷⁹⁾的痕迹正开始显著地消失。母权制已让位给父权制；正在产生的私有制就这样在氏族制度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第二个缺口是第一个缺口的自然结果；由于在实行父权制以后，富有的女继承人的财产在她出嫁时应当归她的丈夫所有，从而归别的氏族所有，所以，这便摧毁了整个氏族权利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少女的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不仅容许少女在氏族内出嫁，而且也规定要这样做。

　　根据格罗特的《希腊史》，其中雅典的氏族是建立在以下的基础上的；

　　1.共同的宗教祭祀和祭司为祀奉一定的神所拥有的特权。这种神被假想为氏族的男始祖，并用独特的名称做这种地位的标志。

　　2.共同的墓地（参看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⁵⁶）。

　　3.相互继承权。

　　4.在受到侵害时提供帮助、保护和支援的相互义务。

　　5.在一定情况下，特别是在事关孤女或女继承人的时候，在氏族内部通婚的相互权利和义务。

　　6.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拥有共同财产，有自己的一位Archon（酋长）和一位司库。

　　此后，几个氏族结合为一个比较不那么密切的胞族，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相互权利与义务，特别是共同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以及在胞族成员被杀害时进行追究的权利。一个部落的所有胞族，又有共同的定期举行的祭祀，由一个从贵族（Eupatriden）中间选出的Phylobasileus（部落酋长）主持。⁽⁸⁰⁾

　　格罗特所说的，就是这样。马克思补充说”但是，透过希腊氏族，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蒙昧人（例如易洛魁人）。”⁽⁸¹⁾要是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看得更加清楚。

　　希腊的氏族还具有以下这几个特征；

　　7.按照父权制计算世系。

　　8.禁止氏族内部通婚，但女继承人例外。这一例外及其确立成为规定，就证明旧时的规则仍然有效。这也是从下述普遍通行的原则中产生的，即妇女出嫁后，就不再参加本氏族的宗教仪式，而改行她丈夫的民族的宗教仪式，注籍于她丈夫的胞族。根据这一点以及狄凯阿尔科斯的著名的一段话⁵⁷看来，可知外婚乃是规则，而贝克尔在《哈里克尔》一书中径直认为，无论什么人都不得在本氏族内部通婚。⁵⁸

　　9.接纳外人入族的权利；这是用家庭接纳的办法来实现的，不过要有公开的仪式，而且只限于例外情形。

　　10.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我们知道，每一氏族都有自己的酋长，但是，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这一职务是在一定的家庭里世袭的。在野蛮时代结束以前，不大可能有严格的⁽⁸²⁾世袭制，因为这种世袭制是同富人和穷人在氏族内部享有完全平等权利的秩序不相容的。

　　不仅格罗特，而且尼布尔、蒙森以及迄今为止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历史编篡学家，都没有解决民族问题。不论他们多么正确地叙述了氏族的许多特征，但是他们总是把氏族看做家庭集团，因此便不能理解氏族的本性和起源。在氏族制度之下，家庭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组织单位，因为夫与妻必然属于两个不同的氏族。民族整个包括在胞族内，胞族整个包括在部落内；而家庭却是一半包括在丈夫的氏族内，一半包括在妻子的氏族内。国家在公法上也不承认家庭，到今日为止，家庭不过存在于私法上而已。然而我们的全部历史编篡学直至现在都是从以下一个荒诞的，尤其在18世纪已成为不可侵犯的假定出发的；与文明时代几乎同时出现的专偶制个体家庭，曾是社会和国家围绕它而逐渐萌发起来的核心。

　　马克思补充说：“格罗特先生应当进一步注意到，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申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⁸³⁾

　　摩尔根爱引用格罗特的话，因为后者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和十分受人信任的证人。格罗特又说到，每个雅典氏族都有一个从它的假想的男始祖留传下来的名称；在梭伦时代以前，死者的财产一律由同氏族人（gennêtes）继承，在梭伦时代以后，死者如无遗言，其财产亦由同氏族人继承；遇有杀害事件，首先是被害者的亲属有权利和义务向法庭控告犯罪者，其次是同氏族人，最后是同胞族人：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最宙的雅典法律的一切，都是以划分成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⁸⁴⁾

　　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马克思语）⁽⁸⁵⁾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既然他们很自然地认为这种祖先纯粹是神话人物，他们便根本没有可能解释氏族是怎样从许多彼此相邻的、起初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家庭中产生出来的，然而单是为了解释氏族的存在，他们还是非这样做不可。这样他们便陷入了说空话的圈子，不能超出这样一个论题：族系的确是一种虚构，但氏族是一个现实，因此，格罗特终于说（括弧内的话是马克思加的）：

　　“我们只是偶尔听到这种族系，因为仅仅在一定的、特别隆重的场合才公开把它提出来。可是，比较卑微的氏族也有其共同的宗教仪式（这真奇怪，格罗特先生 I），有一个共同的超人的男始祖和族系，像比较有名的民族那样（格罗特先生，这在比较卑微的氏族那里真十分奇怪呵！），根本的结构和观念的基础（亲爱的先生！不是观念的而是物质的，直白地说是肉欲的！）在一切氏族中都是相同的。”⁽⁸⁶⁾

　　马克思把摩尔根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如下：“与原始形态的氏族——希腊人像其他凡人一样也曾有过这种形态的氏族——相适应的血缘亲属制度，保存了全体氏族成员彼此之间的亲属关系的知识。他们从童年时代起，就在实践上熟悉了这种对他们极其重要的事物。随着专偶制家庭的产生，这种事物就涅没无闻了。氏族名称创造了一个族系，相形之下，个体家庭的族系便显得没有意义。氏族名称的作用就在于使具有这种名称的人不忘他们有共同世系的事实；但是氏族的族系已经十分久远，以致民族的成员，除了有较近的共同祖先的少数场合以外，已经不能证明他们相互之间有事实上的亲属关系了。氏族名称本身就是共同世系的证据，而且除了接纳外人入族的情形以外，也是不可更改的证据。反之，像格罗特⁽⁸⁷⁾和尼布尔所做的那样，把氏族变为纯粹虚构和幻想的产物，从而事实上否定氏族成员之间的任何亲属关系，这是只有‘观念的’，亦即蛰居式的书斋学者才能干出来的事情。由于血族联系（尤其是专偶制发生后）已经理远，而过去的现实看来是反映在神话的幻想中，于是老实的庸人们便作出了而且还在继续作着一种结论，即幻想的族系创造了现实的民族！”⁽⁸⁸⁾

　　胞族，像在美洲人那里一样，是一种分裂成几个女儿氏族同时又把它们联合起来的母亲氏族，这种母亲氏族常常还能表明所有这些女儿氏族出自一个共同的男始祖。比如，据格罗特说；

　　“赫卡泰胞族的所有同时代的成员，都承认在第十六亲属等级内有一个共同的神为其男始祖。”⁽⁸⁹⁾

　　所以，这一胞族的一切氏族都是真正的兄弟氏族。在荷马的诗篇中，还把胞族看做军事单位，在那著名的一段中，奈斯托尔劝告亚加米农说；要按照部落和胞族来编制军队，以便胞族帮助胞族，部落帮助部落。⁽⁹⁰⁾此外，胞族在其成员被害时有追究的权利和义务；可见在较早的时代，胞族也有血族复仇的义务。其次，胞族有共同的神殿和节日，而且，从古代雅利安人的传统的自然崇拜而来的全部希腊神话，其发展本身，实质上也是由民族及胞族所制约并在它们内部进行的。再次，胞族有一个胞族长（phratriarchos），据德·库朗日说，它还有全体大会，通过必须执行的决定，拥有法庭和行政机关。⁵⁹”甚至以后的轻视氏族的国家，也给胞族保留下了若干公共的行政性的职能。

　　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分，是以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干涉自然形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原因何在，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

　　拥挤在一个比较小的地区上的希腊人，其方言上的差异不像在广大的美洲森林中那样显著；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只有主要方言相同的部落才联合成为一个大的整体；甚至小小的阿提卡也有独特的方言，这一方言后来获得了统治地位而成为共同的散文语言。

　　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大多数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kleine Völkerschaften]；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它们已经住在有城墙保护的城市里；人口的数目随着畜群的增加、农业的扩展以及手工业的萌芽而日益增长；与此同时，产生了财产上的差别，随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内部产生了贵族分子。各个小民族[Völkchen]，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进行着不断的战争；以俘虏充做奴隶，已成为公认的制度。

　　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组织如下：

　　1.常设的权力机关为议事会（bulê），这种议事会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长组成的，后来，由于其人数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选出的一部分人组成，这就造成了发展和加强贵族分子的机会；狄奥尼修斯所描述的英雄时代的议事会正是这样由贵族（kratistoi）组成的。⁽⁹¹⁾议事会对于一切重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例如，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就谈到过忒拜议事会曾作了一个对当时局势有决定意义的决议，即为伊托克列斯举行荣誉葬礼，而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则扔出去让狗吃掉。⁽⁹²⁾随着国家的设立，这种议事会就变为元老院了。

　　2.人民大会（阿哥腊[agora]）。我们在易洛魁人中间已经看到，当议事会开会时，人民——男男女女都站在周围，有秩序地参加讨论，这样来影响它的决定。在荷马所描写的希腊人中间，这种“围立”[Umstand]（这是古代德意志人的法庭用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人民大会，这种情形在古代德意志人那里也有。人民大会由议事会召集，以解决各项重要事务；每个男子都可以发言。决定是用举手（埃斯库罗斯的《乞援人》）或欢呼通过的。人民大会是最高级的权力，因为，正如舍曼所说（《希腊的古代文化》），

　　“当谈到一件需要人民协助来办的事情的时候，荷马并未向我们指出任何可以违反人民意志而强迫他们来这样做的手段”⁽⁹³⁾。

　　原来，当部落中每个成年男子都是战士的时候，那脱离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还不存在。自然形成的民主制还处于全盛时期，所以无论在判断议事会的或者巴赛勒斯的权力与地位时，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

　　3.军事首长（巴赛勒斯[Basileus]）。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道：“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共和党人美国佬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他极其辛辣地，但很公正地说到油滑的格莱斯顿先生和他的《世界的少年时代》一书⁽⁹⁴⁾；

　　‘格莱斯顿先生向我们把英雄时代的希腊酋长描写成国王和公侯，而且还给他们加上绅士的资格，但是他本人不得不承认：总的说来，我们发现在他们那里似乎有长子继承制的习惯或法律，而且规定得很充分但是并不十分明确’。”⁽⁹⁵⁾

　　看来，格莱斯顿先生本人也会觉得，这样一种带有种种附加条件的长子继承制十足是没有意义的东西，尽管这一点还不是表现得十分明确。

　　我们已经看到，易洛魁人和其他印第安人的酋长职位是怎样继承的。一切职位多半都是在氏族内部选举的，因而是在氏族范围内继承的。出缺时，最亲近的同氏族男亲属——兄弟，或姊妹的儿子，逐渐享有了优先权，除非有理由摒弃他。因此，如果说在希腊人中间，在父权制统治之下，巴赛勒斯的职位通常是传给儿子或儿子中的一个，那么这仅仅证明，儿子们在这里很有可能通过人民选举而获得继承权，但决不证明不经过人民选举就实行合法继承。这里所说的情况，在易洛魁人和希腊人那里，就是氏族内部特殊的贵族家庭的最初萌芽，而在希腊人那里，除此之外还是未来的世袭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萌芽。因此，这种推想说明，希腊人的巴赛勒斯，正像罗马的“王”（勒克斯）一样，必定是或者由人民选举的，或者为人民的公认的机关——议事会或人民大会——所认可的。

　　在《伊利亚特》里，勇士的统领亚加米农，并不是作为希腊人的最高国王，而是作为围城盟军的最高统帅而出现的。当希腊人中间发生内证时，奥德赛在一段著名的话中指明了他的这一地位：多头指挥是不好的，应该由一个人做统帅等等（此外还有一节人人爱诵的关于权杖的诗，但这是后人加的）。⁽⁹⁶⁾“奥德赛在这里并不是讲述统治的形式，而是要求服从战争中的最高统帅。对于在特洛伊城下仅仅作为军队出现的希腊人说来，人民大会是进行得十分民主的。阿基里斯在说到赠品，即说到分配战利品时，总是既不让亚加米农也不让其他某个巴赛勒斯来分配，而是让‘亚该亚人的儿子们’即人民来分配。‘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称号，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因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则起源于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就是起源于宙斯。甚至人身不自由的人，例如牧猪人优玛士等人，也都是‘神的’（dioi和theioi），这是在《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情形，即在比《伊利亚特》晚得多的时期中发生的情形；在这本《奥德赛》中，‘英雄’的称号还给予传令官木利奥斯和盲人歌手德莫多克。⁽⁹⁷⁾简言之，希腊著作家用来表示荷马所说的王权的巴赛勒亚[basileia]一词（因为这一权力的主要特征是军事的统率），在同时存在议事会和人民大会的情况下，其意不过是军事民主制而己。”（马克思语）⁽⁹⁸⁾

　　巴赛勒斯除军事的权限以外，还有祭祀的和审判的权限；审判的权限没有详细规定，但祭祀的权限是他作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最高代表而被赋予的。关于民政、行政的权限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巴赛勒斯由于职位的关系大概也是议事会的成员。可见，用König来翻译Basi1eus一词，在语源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König（Kuning）是由Kuni、Künne而来的，即氏族酋长的意思。不过，古希腊文的basi1eus跟现代意义的 König一词是完全不相符合的。修昔的底斯把古代的basileia很确定地叫做patriê，即由氏族产生的意思，并说basileia有明确规定的，因而是有限的权限。⁽⁹⁹⁾亚里士多德也说，英雄时代的basileia是对自由人的统率，巴赛勒斯是军事首长、法官和最高祭司⁽¹⁰⁰⁾；可见，巴赛勒斯并未握有后来的意义上的统治权力。⁽¹⁰¹⁾

　　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

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

　　国家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完全以真正的国家机关来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受这些国家机关支配的，因而也可以被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又怎样代替了民族、胞族和部落中自己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的人民”——关于这一切，至少是它的初始阶段，最好是从古雅典来加以研究。各种形式的更替，基本上已由摩尔根描绘出来了；我所要补充的，多半是引起这种形式更替的经济内容。

　　在英雄时代，雅典人的四个部落，还分居在阿提卡的各个地区；甚至组成这四个部落的十二个胞族，看来也还有自己单独的居住地，即凯克罗普斯的十二个城市。制度也是英雄时代的制度：人民大会、人民议事会和巴赛勒斯。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这种情形正是和野蛮时代高级阶段末期已经比较发达的商品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商品交易相符合的。除了谷物以外，还生产葡萄酒和植物油；爱琴海的海上贸易，逐渐脱离腓尼基人的控制而大半落于阿提卡居民之手。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很快就都杂居起来，在胞族和部落的地区内，移来了这样的居民，他们虽然也是本民族的同胞，但并不属于这些团体，因而他们在自己的居住地上被看做外人。在和平时期，每一个胞族和每一个部落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也不向雅典的人民议事会或巴赛勒斯请示。但是那些住在胞族或部落的地区内而不属于这个胞族或部落的人，自然是不能参与这种管理的。

　　这就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于是实行了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制度。这一改变首先在于，在雅典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机关，就是说，以前由各部落独立处理的一部分事务，被宣布为共同的事务，而移交给设在雅典的共同的议事会管辖了。由于这一点，雅典人比美洲任何土著民族都前进了一步；相邻的各部落的单纯的联盟，已经由这些部落融合为单一的民族[Volk]所代替了。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在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Volksrecht]；只要是雅典的公民，即使在非自己部落的地区，也取得了确定的权利和新的法律保护。但这样一来就跨出了摧毁氏族制度的第一步，因为这是后来容许不属于全阿提卡任何部落并且始终都完全处于雅典氏族制度以外的人也成为公民的第一步。据说是提修斯所规定的第二个制度，就是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Eupatriden即贵族、Geomoren即农民和Demiurgen即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并赋予贵族以担任公职的独占权。不过这一划分，除了由贵族担任公职以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因为除此以外，它并没有规定各个阶级之间的任何权利上的差别。⁽¹⁰²⁾但它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新的、悄悄发展起来的社会要素。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员担任氏族公职的习惯，己①经变为这些家庭担任公职的无可争辩的权利；这些因拥有财富而本来就有势力的家庭，开始在自己的民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刚刚萌芽的国家，也就使这种霸占行为神圣化。其次，它表明，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已经如此牢固，以致以前氏族和部落的划分在社会意义方面已不是最重要的。最后，它宣告了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就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把每一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他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互相对立起来。

　　以后的雅典政治史，直到梭伦时代，人们知道得很不完全。巴赛勒斯一职已经废除；国家首脑人物已由贵族中所选出的执政官来充任。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的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占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农民只要被允许做佃户租种原地，能得自己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以维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为地租交给新主人，那他就谢天谢地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父亲出卖子女一也就是父权制和专偶制的第一个果实！要是吸血鬼还不满足，那么他可以把债务人本身卖为奴隶。雅典人民的文明时代的欢乐的曙光，就是如此。

　　以前，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氏族制度还相适应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一变革发生了，人们不知道它是怎样发生的。我们暂且回转来看一下易洛魁人吧。这时强加在雅典人身上而他们可以说并未参与策划并且又确乎违反他们意志的状况，在易洛魁人中间是不能想象的。在易洛魁人那里，年年不变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决不会产生这种仿佛从外面强加的冲突，这种富人与穷人、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易洛魁人离支配自然的地步还远得很，但是在他们能起作用的自然界限以内，他们是支配着自己的生产的。除开他们的小小园圃的歉收，他们的河流湖泊内的鱼类的罄竭以及森林中猎物的绝迹以外，他们知道他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会产生什么结果。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生活资料，尽管有时少，有时多；但是决不会产生那种无意中产生的社会变革，氏族联系的破裂，或同氏族人和同部落人分裂为互相斗争的对立阶级。生产是在极狭隘的范围内进行的，但生产品完全由生产者支配。这是野蛮时代的生产的巨大优越性，这一优越性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便丧失了。夺回这—优越性，但是以今日人类所获得的对自然的有力支配以及今日已有可能的自由联合为基础，这将是下几代人的任务。

　　希腊人的情形就不同了。业已出现的对畜群和奢侈品的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 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当生产者不再直接消费自己的产品，而是通过交换把它转让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产品的支配权力。他们已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如何，于是产品有那么一天被用来反对生产者、剥削和压迫生产者的可能性便产生了。因此，不论哪一个社会，只要它不消灭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它便不能长久保持对它自己的生产的支配，不能长久保持对自己生产过程的社会效果的控制。

　　然而，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以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与之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它那全部青春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

　　怎么办呢？古老的氏族制度，不仅无力反对货币的胜利进军，而且也绝对没有办法能在自己的结构内部给货币、债权人、债务人以及逼债等找到立足之地。但是新的社会力量已经存在；挽回旧的美好时光的虔诚愿望和渴望，都没有能再把货币和高利贷从世界上消除。而且，在氏族制度中已经打开了一系列其他的次要缺口。在全部阿提卡境内，特别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已经一代比一代厉害了，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远远超过自由的雅典人的数量；氏族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于赚钱而定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一句话，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但在这时，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最初在城市和乡村间，然后在各种城市劳动部门间实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团，创立了新的机关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公职都设置起来了。这时，年轻的国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在操航海业的雅典人中间，起初只能是一支海上的军事力量，用以进行个别的小规模战争和保护商船。在梭伦以前的一个不能确知的时期，设置了诺克拉里，即小规模的区，每个部落设十二个；每一诺克拉里必须提供一只战船，配备上武器和船员，此外，还要提供两个骑士。这种设置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罔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这有什么意义，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既然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同时它又靠牺牲旧制度来增强自己。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至于他在公元前594年实现改革的方式，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谈。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而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详情我们虽然不太清楚，但是梭伦在他的诗中自夸说，他清除了负债土地上的抵押柱，使那些因债务而被出卖和逃亡到海外的人都重返家园。这只有通过公开侵犯财产所有权才能做到。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某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所以毫无疑问，2500年来私有财产之所以能保存下来，只是由于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缘故。

　　但现在必须防止这种使自由的雅典人变为奴隶的情形重演。这一点，首先是通过普遍实行的措施而做到的，例如禁止缔结以债务人的人身作抵押的债务契约。此外，又规定了个人所能占有的地产的最大数额，以便至少把贵族对于农民土地的无限贪欲限制一下。然后又对制度本身作了修改；对我们说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议事会规定由400人组成，每一部落为100人，因此在这里，部落依然是基础。不过这是新的国家组织从旧制度中接受下来的唯一方面。至于其他方面，梭伦把公民按照他们的地产和收入分为四个阶级；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约等于41公升），为前三个阶级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额，只有较少地产或完全没有地产的人，则属于第四阶级。一切公职只有三个上等阶级的人才能担任；最高的公职只有第一阶级的人才能担任；第四阶级只有在人民大会上发言和投票的权利，五雅典国家的产生但是，一切官吏都是在这里选出的，一切官吏都要在这里报告自己的工作；一切法律都是在这里制定的，而第四阶级在这里占多数。贵族的特权，部分地以财富特权的形式得到更新；但人民却保留有决定的权力。此外，四个阶级都是新的军队组织的基础。前两个阶级提供骑兵，第三阶级提供重装步兵，第四阶级提供不穿甲胃的轻装步兵或在海军中服务，大概还领薪饷。

　　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败。

　　然而，按照财产来规定政治权利，并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办法。虽然这种办法在国家制度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许多国家，而且恰好是最发达的国家，都是不需要它的。即使在雅典，它也只起了暂时的作用；从亚里斯泰迪兹的时候起，一切公职对每个公民都是开放的。⁶⁰

　　其后80年间，雅典社会就逐渐采取了一个它在以后数百年中都遵循着的发展方向。在梭伦以前的时代盛行的农村高利贷，以及地产的无限制的集中，都受到了节制。商业以及靠奴隶劳动日益大规模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工艺，都成了流行的职业。人们也比较开通了。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方法，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动产，即由货币、奴隶以及商船构成的财富，日益增加。但是，这时它已经不是单单用做购置地产的手段，像在眼光狭小的最初时期那样。它已经变成目的本身了。结果，一方面形成了新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权力的胜利竞争，而另一方面，也使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现在氏族、胞族和部 落的成员遍布于全阿提卡并完全杂居在一起，因此，氏族、胞族和部落已不适宜于作为政治集团了；大量的雅典公民不属于任何氏族自他们是移民，他们虽然取得了公民权，但是并没有被接纳入任何旧的血族团体；此外，还有不断增加的仅仅被保护的外来的移民⁶¹。

　　这时，帮派斗争在进行着；贵族想夺回他们以前的特权，并在短时期内占了上风，直到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509年）⁶²最终把他们推翻，但与之同时也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

　　克利斯提尼的新制度撇开了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四个旧部落。代替它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曾经用诺克拉里试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现在要加以划分的，不是人民，而是地区了自居民在政治上己变为地区的简单的附属物了。

　　全阿提卡被划分成一百个区域，即所谓德莫，分别实行自治。居住在每个德莫内的公民（德莫特），选举出自己的区长（德马赫）和司库，以及审理轻微案件的30个法官。各个德莫同样都有自己的神庙及守护神或英雄，并选出侍奉他们的祭司。德莫的最高权力属于德莫特大会。摩尔根说得对，这是实行自治的美洲市镇区的一种原型。当时在雅典正在产生的国家借以开始的单位，正好和现代国家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上借以完结的单位相同。

　　十个这样的单位，即德莫，构成一个部落，但是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族部落不同，现在它被叫做地区部落。地区部落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它选出一个菲拉尔赫⁽¹⁰³⁾即部落长，指挥骑兵自一个塔克色阿赫，指挥步兵；一个将军，统率在部落境内征召的全体军人。其次，它提供五艘配有船员和船长的战船，并且有阿提卡的一位英雄作为自己的守护神，英雄的名字也就是部落的名称。最后，它选举50名代表参加雅典议事会。

　　结果组成了雅典国家，它是由10个部落所选出的500名代表组成的议事会来管理的，最后一级的管理权属于人民大会，每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参加这个大会并享有投票权；此外，有执政官和其他官员掌管各行政部门和司法事务。在雅典没有总揽执行权力的最高官员。

　　由于实施这个新制度和容纳大量被保护民——一部分是移民，一部分是被释奴隶——，血族制度的各种机关便受到排挤而不再过问公事；它们下降为私人性质的团体和宗教社团。不过，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传统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了很久才逐渐消亡下去。这一点从下面的一个国家设施中可以看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雅典在当时只有一支国民军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舰队，它们被用来抵御外敌和压制当时已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对于公民，这种公共权力起初只不过作为警察而存在，警察和国家一样古老，所以18世纪的质朴的法国人就不讲文明民族而讲警察民族（nations policées）⁽¹⁰⁴⁾。这样，雅典人在创立他们的国家的同时，也创立了警察，即由步行的和骑马的弓箭手组成的真正的宪兵队，也就是德国南部和瑞士所说的Landjäger⁽¹⁰⁵⁾。不过，这种宪兵队却是由奴隶组成的。这种警察职务，在自由的雅典人看来是非常卑贱的，以致他们宁愿让武装的奴隶逮捕自己，而自己却不肯去干这种丢脸的工作。这仍是旧的氏族观念。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不过国家还很年轻，还未享有充分的道义上的威望，使那种必然要被旧氏族成员视为卑贱的行业受到尊敬。

　　现在已经大体上形成的国家是多么适合雅典人的新的社会状况，这可以从财富、商业和工业的迅速繁荣中得到证明。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外地人和被释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聚集在一起，是由于许多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在手工工场，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或者就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必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

　　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庇西特拉图的篡位为时很短，并未留下任何痕迹⁶³——另一方面，因为它使一个具有很高发展形态的国家，民主共和国，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最后，因为我们是充分知道这个国家形成的一切重要详情的。

六 罗马的氏族和国家

　　从罗马建城的传说中可以看出，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由许多拉丁氏族（传说有100个）联合而成的一个部落；不久又加入了一个萨伯力安部落，据说也有100个氏族，最后加入的是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分子构成的第三个部落，传说它也有100个氏族。初看起来，这全部故事表明，在这里除了氏族以外，很少再有自然形成的东西，连氏族本身在许多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在故土上继续存在的母亲氏族的分支。各个部落都带有人为构成的痕迹，但它们大部分都是由有亲属关系的分子构成的，并且不是按照人为的部落而是按照古代的已经长成的部落的样子构成的；同时仍不排除三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核心都是一个真正的老部落。中间环节——胞族，是由10个氏族组成的，叫做库里亚；因此，共有30个库里亚。

　　人们公认，罗马氏族的制度和希腊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说，希腊氏族是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发现其原始形态的那种社会单位的进一步发展，那么，这对于罗马氏族也完全适用。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罗马的氏族，至少在该城存在的早期，有以下的制度；

　　1.氏族成员的相互继承权；财产仍保留在氏族以内。在罗马氏族里，也像在希腊氏族里一样，因为父权制已经盛行，所以女系后裔已经没有继承权。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最古的罗马成文法即十二铜表法⁶⁴首先是子女作为直系继承人继承财产；要是没有子女，则由父方宗亲（男系亲属）继承；倘若连父方宗亲也没有，则由同氏族人继承。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财产都是留在氏族以内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由财富的增加和专偶制所产生的新的法律规范已逐渐渗入氏族的习俗；同氏族人的原先是平等的继承权，起初——如前面所说的在很早的时期——在实践上只限于父方宗亲，最后只限于亲生子女及其男系后裔；不言而喻，这和十二铜表法上的顺序是相反的。

　　2.拥有共同的墓地。克劳狄名门氏族，在由雷吉尔城迁到罗马时，得到了一块土地，此外还在城内得到了一块共同墓地。还在奥古斯都时代，死在条顿堡林山的瓦鲁斯⁶⁵的首级运到罗马后，即埋在氏族坟地，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¹⁰⁶⁾

　　3.共同的宗教节日。这些氏族祭典是众所周知的。

　　4.氏族内部不得通婚。这在罗马似乎从来没有成为一种成文法，但一直是一种习俗。在名字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大量罗马人夫妇中，没有一对夫妇的氏族名称是相同的。继承权也证实了这一规则。妇女出嫁后就丧失了她的父方宗亲的权利，而退出自己的氏族；不论她或她的子女都不能继承她的父亲或父亲的兄弟，因为不然的话，父亲的氏族就会失掉一部分财产。这一惯例只有在女子不能和同氏族人结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5.共同的地产。这在原始时代，从部落土地开始实行分配的时候起，始终是存在的。在各拉丁部落中间，我们看到，土地一部分为部落占有，一部分为氏族占有，一部分为家户占有，那时这种家户未必是⁽¹⁰⁷⁾个体家庭。相传罗慕洛第一次把土地分配给了个人，每人大约一公顷（二罗马亩）。但是后来我们也还看到氏族掌握的地产，至于成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的轴心的国有土地，就更不必说了。

　　6.同氏族人有互相保护和援助的义务。关于这一点，成文史仅有片断的记载；罗马国家，二开始就表现为这样一种超乎一切的力量，以致防御侵害的权利转到了它的手里。当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⁶⁶被捕时，他的氏族的全体成员，包括他的私敌在内，都穿上丧服。在第二次布匿战争⁶⁷时，各氏族都联合起来，赎回他们的被俘的同氏族人；元老院则禁止它们这样做。

　　7.使用氏族名称的权利。这种权利一直保持到帝政时代；被释奴隶可以采用他们从前的主人的氏族名称，但不能获得氏族的权利。

　　8.接纳外人入族的权利。其办法是接纳到某一家庭中（像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这同时也就是接纳入族。

　　9.选举和罢免酋长的权利，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提到过。但是，由于在罗马存在的最初时期，从选举产生的王起，自上而下一切官职都是选举或任命的，同时，库里亚的祭司也是由库里亚选举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氏族酋长（principes）也定然如此，虽然氏族酋长从氏族内同一家庭选出的办法可能已成为规则。

　　这就是罗马氏族的职能。除了已经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这些职能完全是易洛魁氏族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4在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易洛魁人”⁽¹⁰⁸⁾。

　　今天⁽¹⁰⁹⁾甚至最著名的历史编纂学家们在谈到罗马的氏族制度时还是怎样的一片混乱，仅举一例就可以看出。在蒙森关于共和时代和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氏族名称的论著（《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版第1卷）中，有这样一段话；

　　“除了血族的一切男性成员以外——被接纳入族和受保护的人包括在内，但奴隶当然除外——，血族的名称也给予妇女…… 部落〈蒙森在这里如此翻译gens一词〉是……一个从共同的——真实的或推测的甚至虚构的——世系中产生的，由共同的节日、墓地和继承权联合起来的共同体，一切有人身自由的个人，因而也包括妇女，都可以而且必须算在该共同体内。但是，确定已婚妇女的血族名称却成了一种困难。当妇女只能同自己血族的成员结婚时，这一困难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可以证明的是，在长时期内，妇女和血族以外的人结婚比同血族以内的人结婚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在血族以外结婚的权利（gentis；nuptio）到6世纪时，还被当做赏给个人的特权…… 但是，凡是实行这种外婚制的地方，妇女在上古时代是转入夫方部落的。毫无疑问，依照古代的宗教婚姻，妇女完全加入夫方的法的和宗教的公社，而脱离她自己的公社。妇女出嫁就丧失了在本氏族内继承遗产或将自己的遗产传给本氏族成员的权利，而加入自己的丈夫、子女以及他们的所有同氏族人的继承团体，有谁不知道这一点？假使她被她的丈夫接纳而加入他的家庭，那么她怎能和他的血族不相干呢？”（第9—11页）

　　可见，蒙森断言，属于某一氏族的罗马女子，最初只能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因而，罗马的氏族是内婚制，不是外婚制。这种跟其他民族的全部经历相矛盾的观点，主要是（即使不完全是）以李维著作中唯一的一段引起很多争论的话（第39卷第19章）⁽¹¹⁰⁾为依据的。这段话说，元老院于罗马建城568年即公元前186年，曾作出如下的决议：

　　Uti Feceniae Hispalae datio，deminutio，gentis；nuptio，tutoris optio item esset quasi ei vir testamento dedisset；utique ei ingenuo nubere liceret，neu quid ei qui eam duxisset，ob id fraudi ignominiaeve esset——费策妮娅・希斯帕拉应有处理她的财产、减少她的财产、在氏族以外结婚、给自己选定保护人的权利，就像她的〈己故的〉丈夫曾用遗嘱把这个权利授予她一样；她可以和一个完全自由的人结婚，不能认为娶她为奏的人是做了不好的或可耻的事情。

　　毫无疑问，在这里，一个被释女奴隶费策妮娅获得了在氏族以外结婚的权利。同样无疑的是，丈夫也有权用遗嘱的方式允许妻子在他死后有权在民族以外结婚。但是在哪一个氏族以外呢？

　　如果像蒙森所推测的那样，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她在结婚以后也仍然留在该氏族以内。不过，第一，正是这个关于氏族内婚的断言，尚待证明。第二，如果妇女必须在她的氏族内部结婚，那么，男子自然也应当如此，否则他就会找不到妻子。这样一来，就成了丈夫可以用遗嘱把一项他自己也没有并且自己也享受不到的权利传给他的妻子了；这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是荒谬的。蒙森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又推测道；

　　“为了在血族以外结婚，在法律上，大概不仅需要得到掌权者的同意，而且需要得到全体氏族成员的同意。”（第10页注）

　　首先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其次，它跟那个决议的明确语意相矛盾；元老院是代替她的丈夫把这个权利给予她的；元老院给予她的显然不多不少恰恰和她的丈夫可能给予她的一样多；但是元老院给予她的乃是没有任何其他限制的绝对权利，她如果使用这个权利，她的新丈夫也不应因此受到损害；元老院甚至责成现在的和将来的执政官和大法官注意不要使她因此遭受任何委屈。这样，蒙森的推测便全然不能成立了。

　　或者，再假定，一个妇女和别的民族的男子结婚，而她本人仍留在她原来的氏族内。这样一来，依照上面所引的那个决议，她的丈夫就有权允许他的妻子在她自己的氏族以外结婚。这就是说，他有权处理他所不归属的那个氏族的事务了。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用不着多说。

　　因此，剩下的只有这样一个推测，即妇女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别的氏族的男子，结婚后她便立即转入夫方的氏族，如蒙森事实上在这类场合所承认的那样。这样一来，一切相互关系立刻就不言自明了。妇女由于结婚而脱离她的老氏族，加入新的、夫方的氏族团体，这样她便在那里占着一个完全特殊的地位。虽然她也是氏族的一员，但她并不是血缘亲属，她加入氏族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使她不受因结婚而加入的那个氏族禁止内部通婚的一切规定的束缚，其次，她已经被接受到氏族的继承团体中来，可以在她的丈夫死亡时继承他的财产，即一个氏族成员的财产。为了把财产保存在氏族以内，她必须同她的第一个丈夫的同氏族人结婚而不得同别的任何人结婚，这岂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如果一定要造成例外，那么除了把这份财产遗留给她的第一个丈夫之外，试问谁还有资格授权她这样做呢？在他把一部分财产遗留给她，同时允许她通过结婚或由于结婚而把这一部分财产转移到别的民族的瞬间，这份财产还是属于他的；因而，他实际上只是处置他自己的财产。至于这个妇女本身以及她和她的丈夫的民族的关系，那么，正是他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结婚，使她加入了这个氏族；因此，同样自然的是，也正是他可以授权她通过第二次结婚而退出这个氏族。总之，只要我们抛弃罗马氏族实行内婚制的奇怪观念，而同摩尔根一起承认它最初是实行外婚制的民族，那么问题就很简单而不言自明了。

　　还有最后一种推测，这种推测也有它的拥护者，而且它的拥护者似乎最多。根据这个推测，那个决议只是说；

　　“被释奴姆（libertae）没有特别的许可，不得e gente；nubere〈在氏族以外结婚〉，也不得作出任何由于丧失家庭权利而使被释奴蝉脱离氏族团体的行为。”（朗格《罗马的古代文化》1856年柏林版第1卷第195页，那里谈到我们从李维著作中引用的那段话时，引用了胡施克的话⁶⁸）

　　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那么那个决议对于完全自由的罗马妇女的地位根本就什么也没有证明；更谈不上她们应在氏族内部结婚的义务了。

　　在氏族以外结婚[Enuptio gentis]一语，只出现在上面那个决议中，在全部罗马文献中再没有遇见过，enubere——与外人结婚——语只遇见过三次，也是在李维的著作中，而且和氏族无关。那种虚幻的、认为罗马妇女只能在本氏族内部结婚的看法，其来源仅仅是那个决议。但是这种看法是绝对站不住脚的。因为，那个决议或者只是与被释女奴隶所受的特殊限制有关，那么它对于完全自由的妇女（ingenuae）就什么都没有证明；或者它也适用于完全自由的妇女，那么它倒证明妇女按照通例是在本氏族以外结婚，而结婚以后便转入夫方的氏族，从而证明蒙森说得不对，而摩尔根是正确的。

　　在罗马建城差不多300年后，氏族联系还这样牢固，以致一个名门氏族，即法比氏族，经元老院许可，竟以自己的力量征伐了邻近的维爱城。据说有306个法比人出征，尽为伏兵所杀；唯一剩下的一个男孩，延续了这个氏族。

　　我们已经说过，10个氏族构成一个胞族，胞族在这里叫做库里亚，它有着比希腊胞族更重要的社会职能。每一个库里亚都有自己的宗教仪式、圣物和祭司；全体祭司构成罗马祭司团之一。10个库里亚构成一个部落，这种部落，像其余的拉丁部落一样，最初大概有一个选举产生的酋长——军事酋长兼最高祭司。所有三个部落合在一起，构成罗马人民，即populus romanus。

　　这样，只有身为氏族成员，并且通过自己的氏族而为库里亚成员和部落成员的人，才能属于罗马人民。罗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这样的：公共事务首先由元老院处理，而元老院，正像尼布尔最先正确地看到的那样，是由300个氏族的酋长组成的；⁶⁹正因为如此，他们作为氏族的长老被称为patres，即父老，而他们全体则构成元老院（长老议事会，由senex——老者一词而来）。氏族酋长总是从每个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选出的习俗，在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显贵；这些家庭自称为贵族，并且企求进入元老院和担任其他一切官职的独占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容忍了这种企求，这种企求就变成实际的权利，这一点在关于罗慕洛赐给第一批元老及其子孙以贵族身份和特权的传说中得到了反映。元老院像雅典议事会一样，在许多事情上有决定权，对比较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新法律有权预先讨论。这些新法律，最后由叫做comitia curiata（库里亚大会）的人民大会通过。来参加大会的人民按库里亚分组，而在每个库里亚内大概又按氏族分组；在通过决议时30个库里亚各有一票表决权。库里亚大会通过或否决一切法律，选举包括勒克斯（所谓王）在内的一切高级公职人员，宣战（但由元老院媾和），并以最高法院资格，在一切事关判处罗马公民死刑的场合，根据当事人的上诉作最后的决定。最后，与元老院和人民大会并列的，还有勒克斯，他完全相当于希腊的巴赛勒斯，但决不像蒙森所描述的那样⁷⁰几乎是专制的王。⁽¹¹¹⁾他同样也是军事首长、最高祭司和某些法庭的审判长。他决没有民政方面的权力，换句话说，决没有处理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力，除非这些权力来自军事首长的惩戒权或法庭审判长的判决执行权。勒克斯的职位不是世袭的；相反，他大概是由其前任推荐，先由库里亚大会选出，然后在第二次大会上被隆重委任。他也是可以罢免的，高傲的塔克文的命运，便是证明。

　　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在所谓王政时代也生活在一种以氏族、胞族和部落为基础，并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制之下。尽管库里亚和部落可能一部分是人为的组织，但它们都是按照它们所由产生并且从四面包围着它们的那种真正的、自然形成的社会的模型造成的。尽管自然形成的罗马贵族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尽管担任勒克斯的人力图逐渐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所有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制度的最初的根本性质，而全部问题就在于这个最初的根本性质。

　　这时，罗马城以及靠征服而扩大了的罗马地区的人口日益增加；增加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外来移民，一部分是被征服地区，主要是拉丁地区的居民。所有这些新的国民（关于被保护民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都处在旧的氏族、库里亚和部落之外，因而，不是populus romanus即本来的罗马人民的组成部分。他们是人身自由的人，可以占有地产，必须纳税和服兵役。可是他们不能担任任何官职；既不能参加库里亚大会，也不能参与征服得来的国有土地的分配。他们构成被剥夺了一切公权的平民。由于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由于他们受过军事训练并有武装，于是就成了一种同这时根本禁止增加外来人口的旧的populus相对抗的可怕力量了。加之土地看来几乎是平均分配于populus和平民之间的，而商业和工业的财富，虽然还不十分发达，可能也主要是在平民手中。

　　由于全部传说的罗马原始史都被浓厚的黑暗所笼罩，这种黑暗又因后世受过法学教育的史料典籍著作家们试图作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解释和报告而更加浓厚，因而，关于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发生的时间、进程和动因，都不可能说出什么确定的意见。只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革命的原因在于平民和populus之间的斗争。

　　据说是由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这位勒克斯依照希腊的榜样特别是梭伦的榜样制定的新制度，设立了新的人民大会；能参加或不得参加这个大会的，不分populus和平民，都依是否服兵役而定。凡是应服兵役的男子，都按其财产分为六个阶级。前五个阶级中每个阶级的最低财产额为：一、10万阿司；二、75000阿司；三、5万阿司；四、25000阿司；五、11000阿司；据杜罗·德拉马尔计算，这些数目大约相当于14000、10500、7000、3600和1540马克。⁷¹第六阶级为无产者，是由那些没有什么财产、不服兵役和不纳税的人构成的。在新的百人团人民大会（comitia centuriata）上，公民以军队方式按连队来编组，每队100人，称百人团，每个百人团有一票表决权。但是，第一阶级出80个百人团，第二阶级出22个，第三阶级出20个，第四阶级出22个，第五阶级出30个，而第六阶级，为了体面起见，也准出一个。此外，还有从最富裕的公民中征集的骑士所组成的18个百人团，一共有193个百人团；多数票为97票。但骑士和第一阶级合在一起就有98票，即占多数；只要他们意见一致，就可以不征询其余阶级的意见，决议也就有效了。

　　以前库里亚大会的一切政治权利（除了若干名义上的权利以外），现在都归这个新的百人团大会了；这样一来，库里亚和构成它们的各民族，像在雅典一样，就降为纯粹私人的和宗教的团体，并且作为这样的团体还苟延残喘了很久，而库里亚大会不久就完全消失了。为了把三个旧的血族部落也从国家中排除出去，便设立了四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居住罗马城的四分之一，并享有一系列的政治权利。

　　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炸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

　　只是在僭取了真正王权的最后一个勒克斯，即高傲的塔克文被驱逐以后，在两个拥有同等职权（像在易洛魁人那里那样）的军事首长（执政官）代替了一个勒克斯以后，这个新制度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罗马共和国的全部历史也就在这个制度的范围内演变，这里包括，共和国的贵族与平民为了担任官职以及分享国有土地而进行种种斗争，最后贵族溶化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货币占有者的新阶级中，这种大土地占有者和大货币占有者逐渐吞并了因兵役而破产的农民的一切地产，并使用奴隶来耕种由此产生的大庄园，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从而不仅给帝政而且也给帝政的后继者德意志野蛮人打开了门户。

七 凯尔特人和德意志人⁷²的氏族⁷³

　　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能详细研究今天仍然在各种不同的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中间以比较纯粹或比较模糊的形式存在着的氏族制度，或者亚洲的文明民族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的痕迹了。⁽¹¹²⁾这两者是到处都可以见到的。只举几个例子；在人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氏族的时候，那位曾经费了莫大气力去误解民族问题的麦克伦南，就已经证实了氏族的存在，并且大体上正确地描述了卡尔梅克人、切尔克斯人、萨莫耶德人⁽¹¹³⁾的氏族，以及三个印度氏族——华拉耳人、马加尔人、曼尼普尔人的氏族。⁽¹¹⁴⁾不久以前，马·柯瓦列夫斯基也发现并描述了北萧胡人、显胡苏人、斯万人和其他高加索部落的民族。在这里，我们只对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的存在，作若干简短的记述。

　　凯尔特人的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法律，使我们看到了仍然充满着活力的氏族；在爱尔兰，甚至到今天，在英国人用暴力炸毁了氏族以后，它至少还本能地存在于人民的意识中；在苏格兰，在上世纪中叶，它还处于全盛时期，在这里它也只是由于英国人的武器、立法和法庭才被消灭的。

　　在威尔士被英国人征服以前数世纪⁷⁴即至迟于11世纪所制定的古代威尔士的法律，还表明有整个村落共同耕作的事情，虽然这只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早期习俗的稀有残余；每个家庭有供自己耕作的五英亩土地；此外，另有一块土地共同耕种，收获物实行分配。从它跟爱尔兰和苏格兰类似这一点来看，毫无疑问这种农村公社乃是一种氏族或氏族分支，即使对威尔士法律的重新考查——我没有时间去这样做（我的摘要是在1869年作的⁷⁵）——未必能直接证实这一点。然而，威尔士以及爱尔兰的材料却直接证明，在11世纪时，凯尔特人的对偶婚还根本没有被专偶制所代替。在威尔士，婚姻只有满了七年之后才不能解除，或者更确切些说，才不能终止。甚至只差三夜就满七年，夫妻还是可以分离的。那时便要分家；由妻子来分，丈夫取他的一份。家具是按一定的非常有趣的规则来分的。如果是丈夫提出离婚的，那他必须把妻子的嫁妆和其他某些东西还给她；如果是妻子提出离婚的，那她便少得一点。如有三个子女，丈夫分两个，妻子分一个，即中间那一个。如果妻子在离婚后重新结婚，而她的前夫想重新要她时，即使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新夫的婚床，也要顺从前夫的要求。而如果已经同居七年，即使以前并未正式结婚，他们也是夫和妻。在结婚以前，少女的贞操完全不严格遵守，也不要求遵守；与此有关的规定，具有非常轻侃的性质，同资产阶级的道德完全不符。如果妻子与人通奸，丈夫可以殴打她（这是允许他这样做的三种情况之一，在其余场合殴打妻子是要受罚的）.但是这样一来，他就无权要求别的补偿了，因为

　　“对于同一过错，或者要求赎罪，或者要求报复，但两者不可得兼”。⁽¹¹⁵⁾

　　妻子可据以要求离婚而且在分财产时自己的权利又不受损失的理由，范围非常广：只要丈夫有口臭就够了。为赎回初夜权而付给部落首领或国王的赎金（gobr merch，中世纪的marcheta这个名称、法语的marquette就是由此而来的）在法典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妇女在人民大会上享有表决权。如果我们补充下面几点：在爱尔兰已经证明有类似情况存在；在那里，暂时性的婚姻也非常流行，在离婚时，妻子享有很大的明确规定的照顾，甚至对她的家务操持也要给以赔偿；在那里，还有“长妻”与其他诸妻并存的事，而在分配遗产时，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没有任何差别——这样，我们便看到了一幅对偶婚的图景，与这种对偶婚比较起来，北美现行的婚姻形式就显得严格了，不过，对于一个在凯撒时代还过着群婚生活的民族来说，在11世纪有这种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爱尔兰氏族（即塞普特[sept]，部落称为c1ainne，即克兰⁵¹）不仅由古代法典，而且还由17世纪被派到那里去把克兰领地变成英王王室领地的英国法学家们所证实并作过记述。直到那时，土地只要未被首领变为自己的私有领地，就仍是克兰或氏族的公共财产。如果某一氏族成员死亡，因而一户经济不再存在，首领（英国法学家称之为宗族长[caput cognationis]）便把全部土地在其他各户中间进行一次重新分配。这种分配，大体上应该是依照在德意志通行的规则来进行的。即在今日，还可以见到一些属于所谓朗得尔[rundale]制度的村田，在四五十年前，这种村田是很多的。农民们，即租种被英国征服者所掠夺的先前属于氏族公有的土地的个体佃农们，每人为自己承租的地段交纳租金，但是却把全部耕地和草地合并起来，按照方位和土质分成许多“大块”[“Gewanne”]，如摩泽尔河沿岸所称呼的那样，每个人在每一大块中都有一份自沼泽地和牧场共同使用。就在50年前，有时还重新分配土地，有些时候每年都重新分配。这种实行朗得尔制度的村落的地界图，看上去极似摩泽尔河沿岸或霍赫瓦尔德地区的一个德意志人农户公社的地界图。氏族此外还继续存在于“帮”[“factions”]中。爱尔兰农民常常分成各种帮派，它们是建立在看起来毫无意思和十分荒诞的、为英国人所完全不理解的差别的基础之上的，并且它们除了彼此之间进行心爱的盛大殴斗而外，似乎别无任何目的。这是被消灭了的氏族的人为的复活，是氏族灭亡后产生的代替物，这种代替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流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继续存在。此外，有些地方，同民族人还一道住在他们旧有的地区内；比如在30年代，莫纳亨郡的大多数居民只有四个姓，换言之，即起源于四个民族或克兰。⁽¹¹⁶⁾

　　在苏格兰，氏族制度是随着1745年起义被镇压而灭亡的。⁷⁷至于苏格兰的克兰是这个制度的哪一个环节，尚待研究；但它是这样一个环节，则是没有疑问的。在瓦尔特·司各脱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苏格兰高地的这种克兰的生动描写。摩尔根说，这种克兰，

　　“就组织和精神而言，乃是氏族的最好典型，也是氏族生活支配民族成员的突出例证…… 从他们的结世仇和血族复仇上，从按克兰划分地区上，从他们的共同使用土地上，从克兰成员对于酋长的忠诚以及彼此间的忠诚上，我们都看到了氏族社会的那种通常的、持久的特征…… 世系是按照父权制计算的，因此男子的子女仍留在克兰内，而妇女的子女则转到他们父亲的克兰里去”。⁽¹¹⁷⁾

　　至于从前在苏格兰盛行过母权制，有下述事实为证：据贝达说，皮克特人的王室是按照女系继承的。⁽¹¹⁸⁾甚至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在威尔士人以及苏格兰人中间还以初夜权的形式一直保存到中世纪，那时，只要是初夜权没有赎回，克兰的首领或国王，便可以作为以前的共同丈夫的最后代表者，对每个新娘行使这个权利。⁽¹¹⁹⁾

　　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以前，曾组织成为氏族，这是没有疑问的。他们只是在公元前数世纪，才有可能占据了多瑙河、莱茵河、维斯瓦河和北方诸海之间的地区；基姆布利人和条顿人当时正处在大迁徙中，而苏维汇人只是到凯撒时代才稳定地定居下来。凯撒谈到苏维汇人时明确地说过；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gentibus cognationibusque）分开居住的⁽¹²⁰⁾；而在尤利氏族[gens Julia]的罗马人的口中，gentibus这个名词有着不容误解的确定的意义。这适用于全体德意志人；甚至在被征服的罗马各行省，他们似乎还按氏族⁽¹²¹⁾定居。从《阿勒曼尼亚法典》⁷⁸中可以得到证实，在多瑙河以南的被征服的土地上，人们是按血族（genealogiae）分开居住的。这里使用的genealogia一词，与后来的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的意义完全相同。不久以前，柯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见解，说这些genealogiae都是大家庭公社，土地在它们之间进行分配，农村公社只是后来才从它们当中发展起来的。⁷⁹所以关于fara也可以这样说，这个词在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那里——自然也在哥特部落和赫米诺南部落或高地德意志部落那里——的含义和《阿勒曼尼亚法典》上的genealogia—词的含义虽不完全相同，却也大体一致。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究竟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还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在一切德意志人中是否有一个表示氏族的共同名词，这个名词又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古代语言研究文献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在语源上，哥特语的 kuni，中古高地德语的 künne是和希腊语的；enos、拉丁语的gens相当的，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妇女的名称来自同一个词根，如希腊语的gyne、斯拉夫语的žena、哥特语的qvino，以及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kona、 kuna等，这表明曾存在过母权制时代——在伦巴德人和勃艮第人那里，像刚才说过的，我们看到fara一词，这个词被格林假定来源于词根fisan，意即生育。我则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更显而易见的词根faran，意即乘车⁽¹²²⁾、迁徙，用来表示当然只由亲属构成的迁徙队伍的一个固定的分队。这个词，在起初是向东方，后来又向西方迁徙的许多世纪中，渐渐地被用来指血族共同体本身了。其次，哥特语的sibja，盎格鲁撒克逊语的sib，古高地德语的sippla、sippa，都是亲属⁽¹²³⁾的意思。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亲属一词仅有复数的sifjar；单数只用做女神西芙[Sif]的名字。最后，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⁸⁰中还见到另外一种用语，它出现在希尔德布兰德问哈杜布兰德的话中；

　　“这群入中的男子，谁是你的父亲……或你是哪一血族的？”（eddo huêlîhhes cnuosles du sîs）

　　要是德语有表示氏族的共同名称，那么这恐怕就是哥特语的kuni了；这不仅因为它和亲属语中相应的说法一致，而且因为最初表示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kuning（王[König]）一词就是从kuni这个字演变来的。sibja（亲属）这个词似乎无须加以考虑；至少，sifjar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中，不仅表示血缘亲属，而且也表示姻亲亲属，即包括至少两个氏族的成员；因此，sif这个词本身不可能是表示氏族的用语。

　　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骑兵队和楔形步兵纵队的战斗队形，也是按氏族的组织来编的；如果塔西佗说的是按家庭和亲属关系⁽¹²⁴⁾，那么这种不明确的用语的来由是，在塔西佗时代氏族在罗马早已不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团体了。

　　有决定意义的是塔西佗的这一段话，那里说；母亲的兄弟把他的外甥看做自己的儿子；有些人甚至认为舅父和外甥之间的血缘关系，比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还要神圣和密切，所以当要求人质的时候，那个将受到约束的人的姊妹的儿子被认为是比他自己的儿子还要大的保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按照母权制组织起来的，因而是最初的民族的活生生的残余，而且这种残余还被当做德意志人特有的一种东西。⁽¹²⁵⁾某一个这样的氏族，其成员假如把自己的儿子当做某一庄严义务的担保物，而这个儿子却成了父亲违约的牺牲品，那么这位父亲就责任自负。但是假如成为牺牲品的是姊妹的儿子，那么这就违反了最神圣的民族法规；男孩子或少年的最近的同氏族亲属，即首先负有保护他的义务的人，便对他的死负有罪责；这个同氏族亲属或者是不应当把他作为人质，或者是必须履行契约。即使我们在德意志人那里没有发现氏族制度的其他任何痕迹，那么有上面这一段话也就够了。⁽¹²⁶⁾

　　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关于诸神的黄昏和世界的毁灭的一首歌即《Völuspa》[《女预言者的预言》]⁸²中，有一个地方更具有决定的意义，因为那是大约800年以后写的。这首《女预言者的预言》——如现在班格和布格所证明的⁽¹²⁷⁾，这首歌中也包含有基督教的因素——，在描述大灾难前的普遍堕落和道德败坏的时代时说道：

　　“Broedhr munu berjask ok at bönum verdask，

　　Munu systrungar sifjum spilla，”

　　“兄弟们将互相仇视，互相杀戳，

　　姊妹的儿女们就要毁坏亲属关系了。”

　　Systrungar一字是母亲的姊妹的儿子的意思，在诗人看来，姊妹的子女否认相互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比兄弟互相残杀的罪还要大。起加强作用的是表示母方亲属关系的systrungar一词；要是不用这个词，而用；yskina-börn（兄弟姊妹的子女）或syskinasynir（兄弟姊妹的儿子们），那么第二行对于第一行就不是加强，而是减弱了。由此可见，甚至在产生《女预言者的预言》的海盗时代，在斯堪的纳维亚对于母权制的回忆还没有消失。

　　此外，在塔西佗时代，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¹²⁸⁾德意志人中间，母权制已经让位给父权制了：父亲的遗产由子女继承；如果没有子女，就由兄弟及叔伯和舅父继承。容许母亲的兄弟参加继承这一事实，是和刚刚所说的习俗的保存有关系的，同时也证明德意志人的父权制在当时还是多么年轻。直到进入中世纪很久之后，也仍然可以见到母权制的遗迹。那时，在人们中间，特别是在农奴中间，似乎仍然不大信赖父系血统；所以，当封建领主向某个城市要求追回逃亡的农奴的时候，例如在奥格斯堡、巴塞尔和凯泽斯劳滕，就要求有六个最近的血缘亲属，而且是只限于母方的亲属来宣誓证实被告的农奴身份（毛勒《城市制度》第1卷第381页）。

　　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于女性的尊敬。在同德意志人缔结条约时，贵族家庭的少女被认为是最可靠的人质，想到自己的妻女可能被俘而沦为奴隶，这对于德意志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并且最能激励他们的战斗士气；他们认为妇女体现着某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甚至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也昕取妇女的意见。例如，利础河畔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魏勒姐，就曾经是推动巴达维人起义的灵魂，在这次起义中，齐维利斯领导德意志人和比利时人动摇了罗马人在高卢的全部统治。⁸³在家里妻子的统治看来是无可争辩的；自然，一切家务也都由妻子、老人和子女关照，丈夫则打猎、饮酒或游手好闲。塔西佗就是这样说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说谁耕田种地，并且确定地说，奴隶只纳贡，不服任何劳役，因此，耕种土地所需要的少量劳动，看来仍须由众成年男子来承担。

　　如前所述，婚姻的形式是逐渐接近专偶制的对偶制。这还不是严格的专偶制，因为还允许显要人物实行多妻制。少女的贞操，一般说来，是严格遵守的（这和凯尔特人相反），同样，塔西佗也特别热情地说到德意志人的婚姻关系的牢不可破。他举出只有妻子通奸，才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的话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漏洞，而且过分明显地用来给放荡的罗马人作美德的镜子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说德意志人在自己的森林中曾经是这种世上少有的美德骑士，那么，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便足以使他们堕落到其余一般欧洲人的水平；在罗马世界中，恪守道德准则的最后痕迹消失得比德语还要快得多。只消读一读图尔的格雷戈里的作品，就可以相信这点了。不言而喻，在德意志人的原始森林中，不可能像在罗马那样，盛行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因此，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没有硬给德意志人加上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在整个民族中盛行过的节欲行为，他们也比罗马世界优越得多。

　　从氏族制度中产生了把父亲或亲属的仇敌关系像友谊关系一样继承下来的义务；同样，也继承用以代替血族复仇的、为杀人或伤人赎罪的赔偿金。这种赔偿金在上一代还被认为是德意志人特有的制度，但现在已经证明，在成百个民族中都是这样，这是起源于氏族制度的血族复仇的一种普遍的较缓和的形式。这种赔偿金，就像款待客人的义务一样，我们在美洲印第安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塔西佗关于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日耳曼尼亚志》第21章），与摩尔根关于印第安人款待客人的情形的描述，几乎在细节上都是一致的。

　　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是否已经最终分配了耕地以及与此有关的那几段文字应如何解释，像这种热烈而无休止的争论，如今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自从证明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土地由氏族后来又由共产制家庭公社共同耕作——据凯撒证明⁽¹²⁹⁾，在苏维汇人当中就是如此——，继而差不多一切民族都实行过把土地分配给单个家庭并定期实行重新分配以来，自从确定耕地的这种定期重新分配的办法在德意志本土有些地方还保存到今日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必再费一词了。如果从凯撒到塔西佗的150年间，德意志人从凯撒所明确指出的苏维汇人的共同耕作（他说，他们完全没有被分割的或私有的土地）过渡到了土地每年重新分配的个体耕作，那么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进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而且没有任何外来干涉，要从那个阶段过渡到土地完全私有，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塔西佗的著作中只读到他说得很简洁的话：他们每年更换（或重新分配）耕地一次，同时还留下充分的公有土地。⁽¹³⁰⁾这是和德意志人当时的氏族制度完全相适应的一个耕作和土地占有阶段。⁽¹³¹⁾上面这一段，我仍照以前各版的样子保留下来，未作更改。在此期间，问题已转到另外一个方面了。柯瓦列夫斯基已经证明（见前引书，第44页⁽¹³²⁾），家长制家庭公社乃是母权制共产制家庭和现代的孤立的家庭之间的中间阶段，它虽不是到处流行，但是流行很广。在这以后，问题已经不再像毛勒和瓦茨争论的那样——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而是公有的形式是什么了。毫无疑问，在凯撒时代，苏维汇人不仅有过土地公有，而且也有过共同核算的共同耕作。至于他们的经济单位是氏族，还是家庭公社，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共产制亲属集团，或者所有三种集团依土地条件的不同都存在过，关于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长久争论。但柯瓦列夫斯基认定，塔西佗所描述的状况，不是以马尔克公社或农村公社为前提，而是以家庭公社为前提的；只是过了很久，由于人口增加，农村公社才从这种家庭公社中发展出来。

　　按照这个观点，德意志人在罗马时代他们所占据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以及后来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上的居住区，不是由村组成，而是由大家庭公社组成的，这种大家庭公社包括好几代人，耕种着相应的地带，并和邻居一起，作为共同的马尔克来使用四周的荒地。在这种情况下，塔西佗著作中谈到更换耕地的那个地方，实际上就应当从农学意义上去理解；公社每年耕种另一个地带，而将上年的耕地休耕，或令其全然抛荒。由于人口稀少，荒地总是很多的，因此，任何争夺地产的纠纷，就没有必要了。只是经过数世纪之后，当家庭成员的人数过多，以致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共同经营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这种家庭公社才解体；以前公有的耕地和草地，就按人所共知的方式，在此后正在形成的单个农户之间实行分配，这种分配起初是暂时的，后来便成为永久的，至于森林、牧场和水域则依然是公共的。

　　这一发展过程，对于俄国，看来已经是历史上完全证实了的。至于德意志，乃至其余的日耳曼诸国，不可否认，这个推测，在许多方面，较之迄今流行的把农村公社的存在追溯到塔西佗时代的推测，能更好地诠释典籍，更容易解决困难。最古的文件，例如《洛尔希寺院文书》⁸⁴，一般说来，用家庭公社来解释，就比用农村马尔克公社来解释要好得多。另一方面，这种家庭公社又造成了新的困难和引起了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有新的研究才能作出结论；但是，我不能否认，作为中间阶段的家庭公社，在德国、斯堪的纳维亚以及英国很可能也都有过。

　　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刚刚定居下来，一部分人尚在找寻定居的地方，但在塔西佗时代，他们已有整整百年之久的定居生活了；与此相适应，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面也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他们居住在术屋中，穿的还是很原始的森林居民的衣服；粗糙的羊毛外套、兽皮，妇女和显要人物则穿麻布内衣。食物为乳、肉、野生果实，以及像普林尼所补充的燕麦粥⁽¹³³⁾（直到今日，这还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凯尔特人的民族食物）。他们的财富是家畜，但是品种很差；牛矮小难看，没有角；马是小马，不善奔驰。钱币很少使用，数量有限，而且只是罗马钱币。他们不制造金银饰品，也不重视这些。铁是很少见的，看来至少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诸部落中间差不多全靠输入，而不是自行冶炼。鲁恩文字（模仿希腊和拉丁字母造成的文字）仅仅用做暗语文字，并且专供宗教巫术之用。把人当做祭品的做法还在流行。一句话，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一个刚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的民族。不过，虽然与罗马人直接接壤的各部落由于输入罗马的工业品方便，因而其独立的金属业和纺织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但是在东北部，在波罗的海沿岸诸部落中，则无疑发展起了这样的工业。在石勒苏益格沼泽地所发现的武器——长的铁剑、环甲、银盔等等，还有2世纪末的罗马铸币以及由于民族大迁徙而流传各地的德意志金属制品，即使起初是模仿罗马式样的，但都相当讲究和独具风格。向文明的罗马帝国迁徒，使这种土生土长的工业，除了在英国以外，到处都绝迹了。至于这种工业是怎样一致地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可以拿青铜手铺为例来说明。在勃艮第、罗马尼亚、亚速海沿岸发现的青铜手铺，看来可能跟英国和瑞典的青铜手锡同出于一个作坊，因而同样无疑地是由日耳曼人生产的。

　　他们的制度也是跟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相适应的。据塔西佗说，到处都有氏族酋长（principes）议事会，它处理比较小的事情，而比较重大的事情则由它提交人民大会去解决；这种人民大会，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上，至少在我们知道有人民大会的地方，例如在美洲人那里，仅仅氏族才有，而部落或部落联盟是没有的。氏族酋长（principes）和军事头领（duces）还有显著的区别，正像在易洛魁人那里一样。氏族酋长已经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他们——如在美洲一样——大半是从同一家庭中选举出来的；向父权制的过渡，例如在希腊和罗马，促进了选举制逐渐变为世袭制，从而促进了每个民族形成一个贵族家庭。这种古代的所谓部落贵族，大多数在民族大迁徙中或在它以后不久便衰落了。军事首长完全是按才能来选举的，不问世系如何。他们的权力很小，必须以自己的榜样来发挥作用；至于军队的实际惩戒权，塔西佗确定地说，是握在祭司们手里的。真正的权力集中在人民大会上。大会由王或部落酋长主持；决定由人民来做；怨声表示反对，喝彩、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人民大会同时也是审判法庭；各种控诉都向它提出，并由它作出判决，死刑也在这里宣判，但只有对卑怯、背叛民族和反自然的淫行才判处死刑。在氏族和其他分支中，也是由以氏族酋长为主席的全体大会进行审判；像在德意志人的一切最早的法庭上一样，氏族酋长可能只是诉讼的领导者和审问者；德意志人的判决，不论何时何地，都是由全体作出的。

　　部落联盟从凯撒时代起就组成了；其中有几个联盟己经有了王，最高军事首长，像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间一样，已经图谋夺取专制权，而且有时也达到了目的。这种侥幸的篡夺者决不是绝对的统治者；不过他们已经开始粉碎氏族制度的榈锁了。被释奴隶一般处于低微地位，因为他们不能属于任何氏族，而在新王的手下，这样一些宠儿却往往获得高官、财富和荣誉。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在如今成了大国国王的军事首长那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在法兰克人中间，国王的奴隶和被释奴隶，起初在宫廷里，后来在国家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新的贵族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

　　有一种设施促进了王权的产生，这就是扈从队。我们在美洲红种人中间就已经看到，与氏族制度并行，还形成了一种独立自主地从事战争的私人团体。这种私人团体，在德意志人中间，已经成为经常性的团体了。博得了声誉的军事领袖，在自己周围集合一队掠夺成性的青年人，他们对他个人必须忠诚，而他对他们亦然。首领供给吃喝并奖赏他们，把他们编成等级；对于小规模的征战，他们充当卫队和随时可以战斗的队伍；对于大规模的征战，他们是现成的军官团。不管这种扈从队必然是多么弱小，像后来例如在意大利奥多亚克摩下所表现的那样，但是他们仍然成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开端；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和迁徙以后，他们也表明自己的作用正是这样。因为，第一，他们促进了王权的产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经指出的，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和抢劫，才能把他们纠合在一起。掠夺成了目的。如果扈从队首领在附近地区无事可做，他就把自己的人马带到发生了战争、可以指望获得战利品的别的民族那里去；由德意志人组成的辅助军，在罗马的旗帜下，甚至大举对德意志人作战，这种辅助军有一部分就是由这种扈从队编成的。德意志人的耻辱和诅咒——雇佣兵制度，在这里已经初具雏形。在罗马帝国被征服以后，国王们的这种扈从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罗马人出身的宫廷奴仆一起，成了后来的贵族的第二个主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在联合为民族[Volk]的德意志各部落中，也曾发展出像英雄时代的希腊人和所谓王政时代的罗马人那样的制度，即人民大会、氏族酋长议事会和已在图谋获得真正王权的军事首长。这是氏族制度下一般所能达到的最发达的制度，这是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典型制度。只要社会一越出这一制度所适用的界限，氏族制度的末日就来到了；它就被炸毁，由国家来代替了。

八 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

　　据塔西佗说，德意志人是人口众多的民族。我们从凯撒的著作中可以得出一个关于各德意志民族人数的大致概念；他认为住在莱茵河左岸的乌济佩特人和邓克泰人的人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共为18万人。因而，每个民族大约有10万人⁽¹³⁴⁾，这已经大大超过例如易洛魁人在其全盛时代的总数，那时易洛魁人不到2万人，但已成为自大湖至俄亥俄河和波托马克河整个地区的可怕力量。如果我们根据现有材料，把莱茵河附近定居的大家知道得比较确切的民族试着划分一下，那么每一个这样的民族在地图上所占的面积平均约等于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即约为1万平方公里，或182平方德里。但是，罗马人的大日耳曼尼亚[Germania Magna]，直到维斯瓦河为止，占有依整数计共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如果一个民族的平均人口为10万人，那么整个大日耳曼尼亚的人口总数，应达500万；对于野蛮时代的民族集团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而就今日的情况来说——1平方公里10人，或1平方德里550人——这是极其微小的数目。但是这并不包括生活在那个时候的全部德意志人。我们知道，沿喀尔巴阡山脉直至多瑙河口，都居住着哥特系统的德意志民族——巴斯塔尔人、佩夫金人等等——，它们的人数非常之多，因而，普林尼认为他们是德意志人的第五个大系统⁽¹³⁵⁾，而这些在公元前180年已经替马其顿王柏修斯做过雇佣兵的德意志人，还在奥古斯都在位的初年就已突进到阿德里安堡附近了。假定他们的人数只有100万人，那么到公元初，德意志人的大概数目，就至少有600万了。

　　在他们定居日耳曼尼亚以后，人口一定是日益迅速地增长的；单是上面提到的工业方面的进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在石勒苏益格沼泽地所发现的古物，就其中的罗马铸币来判断，是属于3世纪的。由此可见，到这个时候，在波罗的海沿岸金属业和纺织业已经很发达了，跟罗马帝国已有频繁的往来，比较有钱的人已享有某些奢侈品一寸主一切都是人口更为稠密的迹象。而在这个时期，德意志人在莱茵河、罗马边墙和多瑙河全线，从北海起到黑海止，也开始了总进攻——这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竭力向外扩张的直接证明。斗争持续了300年，在斗争期间，哥特民族的整个大系统（斯堪的纳维亚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除外）向东南推进，形成了漫长的进攻线的左翼；进攻线的中央是高地德意志人（赫米诺南人），沿多瑙河上游突进；右翼是易斯卡伏南人即现今所请法兰克人，沿莱茵河突进，征服不列颠，则是印格伏南人的事情。到5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上面我们是站在古希腊罗马文明的摇篮旁边。这里我们却站在这一文明的棺木旁边了。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刨子，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罗马的行政和罗马的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这样也就摧毁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主性的最后残余。新出炉的罗马公民身份并没有提供任何补偿；它并不表现任何民族性，而只是民族性欠缺的表现。新民族[neue Nationen]的要素是到处都具备的；各行省的拉丁方言差别越来越大；一度使意大利、高卢、西班牙、阿非利加成为独立区域的自然疆界依然存在，依然使人感觉得到。但是，任何地方都不具备能够把这些要素结成新民族[neue Nation]的力量，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显示出发展能力或抵抗力的痕迹，更不用说创造力了。广大领土上的广大人群，只有一条把他们联结起来的纽带，这就是罗马国家，而这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成了他们最凶恶的敌人和压迫者。各行省消灭了罗马，罗马本身变成了行省城市，像其他城市一样；它虽然有特权，但已经不再居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是世界帝国的中心了，甚至也不再是皇帝和副皇帝的所在地了，他们现在住在君士坦丁堡、特里尔、米兰。罗马国家变成了一架庞大的复杂机器，专门用来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税、国家徭役和各种代役租使人民大众日益陷于穷困的深渊；地方官、收税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压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罗马国家及其世界统治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权建立在对内维持秩序对外防御野蛮人的基础上；然而它的秩序却比最坏的无秩序还要坏，它借口保护公民防御野蛮人，而公民却把野蛮人奉为救星来祈望。

　　社会状况同样也是绝望的。从共和制的末期起，罗马统治的目的已经放在残酷剥削被征服的各行省上了自帝制不但没有消除这种 剥削，反而把它变成了常规。帝国越是走向没落，捐税和赋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无耻地进行掠夺和勒索。商业和工业向来不是统治着各民族的罗马人的事业，只有在高利贷方面，他们做到了空前绝后。商业所得到所保持的东西，都在官吏的勒索下毁灭了；而残存下来的东西，仅在帝国东部的希腊部分才有，不过，这一部分不在我们研究范围之内。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

　　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在意大利，从共和制衰亡的时候起就几乎遍布全境的面积巨大的大庄园（Latifundien），是用两种方法加以利用的：或者当做牧场，在那里居民就被牛羊所代替，因为看管牛羊只用少数奴隶就行了，或者当做田庄，使用大批奴隶经营大规模的园艺业——一部分为了满足主人的奢侈生活，一部分为了在城市市场上出售。大牧场保存了下来，甚至还扩大了；但田庄田产及其园艺业却随着主人的贫穷和城市的衰落而衰败了。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已经不再有利可图；而在当时它却是大规模农业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现在小规模经营又成了唯一有利的形式。田庄一个一个地分成了小块土地，分别租给缴纳一定款项的世袭佃农，或者租给分成制农民，这种分成制农民只能获得他们一年劳动生产品的六分之一，或者仅仅九分之一，他们与其说是倒农，毋宁说是田产看管人。但是这种小块土地主要是交给隶农，他们每年缴纳一定的款项，被束缚在土地上，并且可以跟那块土地一起出售E这种隶农虽不是奴隶，但也不是自由的，他们不能和自由民通婚，他们相互间的婚姻也不被看做完全有效的，而是像奴隶的婚姻一样，只被看做简单的同居（contubernium）。他们是中世纪农奴的前辈。

　　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过时了。无论在乡村的大规模农业方面，还是在城市的工场手工业方面，它都已经不能提供值得费力去取得的收益，因为它的产品市场已经消失了。帝国繁荣时代的庞大的生产已经收缩为小农业和小手工业，这种小农业和小手工业都不能容纳大量奴隶了。只有富人的家庭奴隶和供他们显示豪华的奴隶，在社会上还有存在余地。但是，日趋灭亡的奴隶制仍然能够使人认为，一切生产劳动都是奴隶的事，让自由的罗马人来做有失他们的身份，而现在人人都是这种自由的罗马人了。结果，一方面，多余而成了累赘的被释奴隶的人数日益增加；另一方面，隶农的人数，破产的自由民（类似美国从前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多。基督教对于古典古代奴隶制的逐渐灭亡是完全没有罪过的。它在罗马帝国和奴隶制同流合污达数世纪之久，以后也从来没有阻止过基督徒买卖奴隶——既没有阻止过德意志人在北方，或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买卖奴隶，也没有阻止过后世买卖黑奴。⁽¹³⁶⁾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民的生产劳动。在这里罗马世界就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是已经不能再作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是还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

　　各行省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我们所有的材料，以关于高卢的为最多。在这里，与隶农并存的，还有自由的小农。他们为了不受官吏、法官和高利贷者的侵害，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自不仅农民个人这样做，而且整个公社也这样做，以致4世纪的皇帝们屡次发布命令，禁止这种行为。而寻求保护的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保护者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条件：他们把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他，而他则保证他们终身使用这块土地——主是一个诡计，对此神圣的教会心领神会，并且在9世纪和10世纪竭力仿效以扩张神的王国和教会地产。诚然，在那个时候，即公元475年前后，马赛的主教萨尔维安还对这种掠夺表示愤慨，并且说，罗马官吏和大地主的压迫已经如此严重，以致许多“罗马人”纷纷逃往野蛮人所占领的地方，而移居那里的罗马公民最怕的是重新落入罗马统治之下。⁽¹³⁷⁾那时父母常常因贫穷而把自己的子女卖为奴隶，为禁止这种行为而颁布的法律就证明了这一点。

　　德意志野蛮人把罗马人从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解放了出来，为此他们便强夺了罗马人全部土地的三分之二在自己人当中分配。这一分配是按照氏族制度进行的，由于征服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较少，仍有广大的土地未被分配，一部分归全体人民占有，一部分归各个部落和氏族占有。在每个氏族内，则用抽签方法把耕地和草地平均分给各户；后来是否进行过重新分配，我们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做法在罗马各行省不久就取消了，单块的份地变成了可以转让的私有财产即自主地。森林和牧场始终没有分配而留做共同使用；森林和牧场的使用，以及被分配下去的耕地的耕种方式，都是按照古代的习俗和全体的决定来调整的。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越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越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越是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但在马尔克公社内，它起源于各成员的亲属关系的痕迹往往还是很显著的。可见，至少在保存着马尔克公社的各个国家——在法国北部、英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氏族制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制度，因此得以和国家相适应。但是，它仍保存了它那种自然形成而为整个氏族制度所特有的民主性质；甚至在它后来被迫蜕变的时候，也还留下了氏族制度的片断，从而在被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力。

　　这样，如果说氏族中的血缘纽带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意义，那么，这是血缘纽带的各种机关在部落和整个民族内由于征服而同样发生蜕变的结果。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的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普遍地看到这一点。各德意志民族做了罗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须把所征服的地区组织管理起来。但是，它们既不能把大量的罗马人吸收到氏族团体里来，又不能通过氏族团体去统治他们。必须设置一种代替物来代替罗马国家，以领导起初大都还继续存在的罗马地方行政机关，而这种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种国家。因此，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非常迅速。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转变为王权的时机来到了，这一转变发生了。

　　就拿法兰克王国来说，在这里，胜利了的撒利法兰克人不仅完全占有了广大的罗马国有领地，而且完全占有了一切不曾分配给大大小小的区域公社和马尔克公社的大片土地，特别是全部较大的林区。从一个普通的最高军事首长变成了真正君主的法兰克国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这种人民的财产变为王室的财产，从人民方面把它盗窃过来而赠送或赏赐给他的扈从队。这种起初由他的私人军事雇从以及其余的下级军事首长组成的扈从队，不久就膨胀了起来，这不仅由于补入了罗马人即罗马化的高卢人，这些人因为能书写、有教养，懂得罗曼口语、拉丁文言和当地法律很快就变成他所离不开的人，而且还由于补人了奴隶、农奴和被释奴隶，这些人构成了他的宫廷，他从他们中间挑选自己的宠儿。所有这些人都得到了大片的人民的田地，这些田地起初多半是赠送给他们，后来就以采邑⁸⁶的形式赏赐给他们——起初多半是享用到国王去世时为止。这样，就靠牺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贵族的基础。

　　不仅如此，由于王国幅员广阔，就不能再用旧的氏族制度的手段来管理了，氏族酋长议事会即使没有老早消失，也已经不能召集了，它很'快就被国王的固定亲信所代替；旧的人民大会还继续存在着做做样子，但是也越来越变成纯粹是下级军事首长和新贵的会议。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即法兰克人的主体，正如以前共和制末期的罗马农民一样，由于连年内战和征服战争，特别是查理大帝时期的征服战争而被弄得疲惫不堪和贫困衰败。这种起初构成全部军队，而在征服法兰西地区以后，又构成该地区的核心的农民，到9世纪之初，己穷困到五个人之中难得抽出一个人出去作战了。以前由国王直接招募的自由农民的卫国军，现在已经由新贵的仆从所组成的军队代替。在这些仆从中，还有一些依附农民，他们是那些先前只知有国王而不知有主人，而更早一点根本不知有任何主人，甚至也不知有国王的农民的后裔。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统治时，由于国内战争、王权的削弱和相应的贵人跋扈（在这种贵人之中还加上了查理大帝所任命的那些力图把自己的职位变成世袭的郡守⁸⁷），最后，还由于诺曼人的侵犯，法兰克的农民等级就完全破产了。查理大帝死后50年，法兰克王国便毫无反抗地匍匍在诺曼人的脚下，正和400年前罗马帝国匍匍在法兰克人的脚下一样。

　　不仅对外软弱无能，而且内部的社会秩序（不如说是社会无秩序），差不多也是一样。自由的法兰克农民陷入了与他们的前辈即罗马的隶农一样的处境。他们被战争和掠夺弄得破产，不得不去乞求新贵或教会的保护，因为国王的权力太弱了，已经不能保护他们；不过这种保护使他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像以前高卢农民那样，他们必须将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交给保护人，再以各种不同的和变化的形式——不过总不外是劳役和代役租——从他那里把这块土地作为租地而租回来。一经陷入这种依附形式，他们也就逐渐地丧失了自己的人身自由；过不了几代，他们大多数已经都是农奴了。自由的农民等级灭亡得多么迅速，这从伊尔米农所编的圣日尔曼—德—普雷修道院（当时在巴黎附近，现在巴黎市内）的地产登记册⁸⁸中可以得到证明。这个修道院的地产散布四周，面积极为广大，还在查理大帝在世的时候，就住有2788户人家，差不多全是取德意志名字的法兰克人。其中2080户是隶农，35户是半农奴，220户是奴隶，只有8户是自由的佃农！保护人让农民把自己那块土地交归他所有，然后仅仅是再将这块土地交回农民终身使用，这个曾被萨尔维安宣布为背神行为的习俗，如今到处被教会施加在农民身上了。现在日益盛行的徭役，其原型既是罗马的安加利⁸⁹即为国家所服的强制劳役，又是德意志马尔克公社成员为修桥、筑路，以及其他共同目的而出的劳役。这样一来，居民的主体在过了400年以后好像完全又回到起初的状况去了。

　　然而，这不过证明两点；第一，没落时期罗马帝国的社会分化和财产分配，是跟当时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水平完全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这一生产水平在以后400年间，并没有根本性的 下降和上升，因此，才以同样的必然性重新产生了同样的财产分配和同样的居民阶级。在罗马帝国的最后数百年间，城市丧失了它从前对乡村的统治，而在德意志人统治的最初数百年间，也没有把它恢复起来。这是由农业与工业的发展程度很低决定的。这样一个总的状况，必然产生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地主和依附的小农。要把使用奴隶劳动的罗马大庄园经济或使用徭役的新的大规模经营嫁接在这种社会上面是多么不可能，这可以从查理大帝用著名皇室田庄所作的几乎没有留下痕迹的庞大实验中得到证明。只有修道院才又继续了这种实验，也只是对修道院说来才获益甚丰，但是修道院是以独身生活为基础的非正常的社会团体；它们可能会有例外的成绩，然而正因为如此，才不能不永远是一个例外。

　　但在这400年间，毕竟是继续前进了。即使我们在这一时期末所看到的主要阶级差不多跟初期一样，但构成这些阶级的人却已经不同了。古典古代的奴隶制已经消失；破产的、贫穷的、视劳动为奴隶贱事的自由民也已经消失。介于罗马隶农和新的农奴之间的是自由的法兰克农民。奄奄一息的罗马世界的”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已经死亡并且被埋葬了。9世纪的社会阶级，不是在垂死文明的沉沦中，而是在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中形成的。新的世代，无论是主人还是仆从，跟他们的罗马前辈比较起来，已经是成年人的世代了。有权势的地主和服劳役的农民之间的关系，对罗马前辈来说曾经是古典古代世界毫无出路的没落形式，现在对新的世代来说则是新发展的起点。其次，不论这400年看起来多么没有成果，可是却留下了一个重大的成果；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modeme Nationalitäten），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行的分化和改组。德意志人确实重新使欧洲有了生气，因此，日耳曼时期的国家解体过程才不是以诺曼—萨拉秦人的征服而告终，而是以采邑制度和保护关系（依附制度⁹⁰）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而告终，⁽¹³⁸⁾而人口也有了这样巨大的增长，以致能够完好无恙地经受了不到200年后的十字军征讨的大流血。

　　然而，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神秘的魔法，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是不是像我们的沙文主义的历史编篡学所虚构的那样，德意志种族天生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呢？决不是。德意志人，尤其在当时，是一个天资高的雅利安族系，并且正处在生机勃勃的发展中。但是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的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制度而已。

　　他们的个人才能和勇敢，他们的自由意识，以及把一切公共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的民主本能，总之，罗马人所丧失的一切品质，而只有这些品质才能从罗马世界的污泥中造成新的国家，培养出新的民族[neue Nationalitäten]——所有这一切，如果不是高级阶段野蛮人的特征，即他们的氏族制度的果实，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德意志人改革了专偶制的古代形式，缓和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统治，给了妇女比古典世界任何时期都更高的地位，那么，使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氏族习惯，如果不是他们仍有母权制时代的遗风，又是什么呢？

　　如果说，他们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严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而这一手段无论在古典古代的奴隶那里或者在近代的无产阶级那里都没有这样现成，那么，造成这种情况的，如果不是他们的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他们的纯粹野蛮人的按血族定居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说，他们能把那种在他们的故乡已经实行的比较温和的隶属形式——在罗马帝国，奴隶制也日益转化为这种形式——发展起来，并使之成为唯一的形式，而这种隶属形式，正如傅立叶最早强调指出的⁽¹³⁹⁾，给被奴役者提供了一个使自己作为阶级而逐渐获得解放的手段（给土地耕种者提供了一个获得集体和逐渐解放的手段），因此，这种形式大大胜过奴隶制——在奴隶制下，只能有单个人不经过过渡状态而立即获得释放（古代是没有用胜利的起义来消灭奴隶制的事情的），而中世纪的农奴实际上却作为阶级而逐渐实现了自己的解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切如果不是归功于他们的野蛮状态（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典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又归功于什么呢？

　　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人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而德意志人在民族大迁徙之前已经达到并努力开拓的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对于这一过程恰好最为适宜。这就说明了一切。

九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我们已经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这三大实例，探讨了氏族制度的解体。最后，我们来研究一下那些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已经破坏了氏族社会组织，而随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又把它完全消灭的一般经济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的《资本论》对我们来说是和摩尔根的著作同样必要的。

　　氏族在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发生，在高级阶段继续发展起来，就我们现有的资料来判断，到了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它便达到了全盛时代。所以现在我们就从这一阶段开始。

　　这一阶段应当以美洲红种人为例；在这一阶段上，我们发现氏族制度已经完全形成。一个部落分为几个氏族，通常是分为两个；⁽¹⁴⁰⁾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最初的民族每一个又分裂为几个女儿氏族，对这些女儿氏族来说，母亲氏族便是胞族；部落本身分裂成几个部落，在其中的每一个部落中，我们多半又可以遇到那些老氏族；部落联盟至少是在个别情况下把亲属部落联合在一起。这种简单的组织，是同它所由产生的社会状态完全适应的。它无非是这种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对印第安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在印第安人看来，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对这种状态的经济基础加以研究了。

　　人口是极其稀少的；只有在部落的居住地才比较稠密，在这种居住地的周围，首先是一片广大的精猎地带，其次是把这个部落同其他部落隔离开来的中立的防护森林。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两性之间。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的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男子是武器、渔猎用具的所有者，妇女是家内用具的所有者。家户经济是共产制的，包括几个、往往是许多个家庭。⁽¹⁴¹⁾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如房屋、园圃、小船。所以，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真正存在着文明社会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所捏造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所有制还依恃着的最后一个虚伪的法律借口。

　　但是，人们并不是到处都停留在这个阶段。在亚洲，他们发现了可以驯服并且在驯服后可以繁殖的动物。野生的雌水牛，需要去猎取；但已经驯服的雌水牛，每年可生一头小牛，此外还可以挤奶。有些最先进的部落——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也许还有图兰人——，其主要的劳动部门起初就是驯养牲畜，只是到后来才又有繁殖和看管牲畜。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生产的生活资料，不仅比其余的野蛮人多，而且也不相同。同其余的野蛮人比较，他们不仅有数量多得多的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有兽皮、绵羊毛、山羊毛和随着原料增多而日益增加的纺织物。这就第一次使经常的交换成为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上，只能有偶然的交换；制造武器和工具的特殊技能，可能导致暂时的分工。例如，在许多地方，都发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作坊的无可置疑的遗迹；在这种作坊中发展了自己技能的匠人们，大概是为全体工作，正如印度的氏族公社的终身手艺人至今仍然如此一样。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仍然是一种例外的事件。但是，自从游牧部落分离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各不同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把交换作为一种经常制度来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起初是部落和部落之间通过各自的氏族酋长来进行交换；但是当畜群开始变为特殊财产⁽¹⁴²⁾的时候，个人交换便越来越占优势，终于成为交换的唯一形式。不过，游牧部落用来同他们的邻人交换的主要物品是牲畜；牲畜变成了一切商品都用来估价并且到处都乐于与之交换的商品——一句话，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起货币的作用了。在商品交换刚刚产生的时候，对货币商品的需要，就以这样的必然性和速度发展起来了。

　　园圃种植业大概是亚洲的低级阶段野蛮人所不知道的，但它在那里作为回野耕作的先驱而出现决不迟于中级阶段。在图兰高原的气候条件下，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没有饲料储备，游牧生活是不可能的；因此，牧草栽培和谷物种植，在这里就成了必要条件。黑海以北的草原，也是如此。但谷物一旦作为家畜饲料而种植，它很快也成了人类的食物。耕地仍然是部落的财产，最初是交给氏族使用，后来由民族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¹⁴³⁾交给个人使用；他们对耕地或许有一定的占有权，但是没有更多的权利。

　　在这一阶段工业的成就中，特别重要的有两件。第一是织布机；第二是矿石冶炼和金属加工。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金和银已开始用于首饰和装饰，其价值肯定已比铜和青铜高。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同时，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个体家庭的每个成员所担负的每日的劳动量。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了。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家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不过，基本上，这一过渡一定是在这个阶段上发生的。随着畜群和其他新的财富的出现，便发生了对家庭的革命。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交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享用，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粗野的”战士和猎人，以在家中次于妇女而占第二位为满足，但“比较温和的”牧人，却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而妇女是不能抱怨的。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这一分工仍然和以前一样，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这纯粹是因为家庭以外的分工已经不同了。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随着男子在家中的实际统治的确立，实行男子独裁的最后障碍便崩毁了。这种独裁，由于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的实行、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逐步过渡而被确认，并且永久化了。但是这样一来，在古代的氏族制度中就出现了一个裂口：个体家庭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并且以威胁的姿态起来与民族对抗了。

　　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高级阶段，一切文明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己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所谓最后的，是指直到马铃薯的出现为止。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所有这些，都是逐渐实现的；最初的铁往往比青铜还软。所以，石制武器只是慢慢地消失的；不仅在《希尔德布兰德之歌》⁸⁰中，而且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会战⁹¹中都还使用石斧。但是，进步现在是不可遏止地、更少间断地、更加迅速地进行着。用石墙、城楼、雉蝶围绕着石造或砖造房屋的城市，已经成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中心；这是建筑艺术上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危险增加和防卫需要增加的标志。财富在迅速增加，但这是个人的财富；织布业、金属加工业以及其他一切彼此日益分离的手工业，显示出生产的日益多样化和生产技术的日益改进；农业现在除了提供谷物、豆科植物和水果以外，也提供植物油和葡萄酒，这些东西人们已经学会了制造。如此多样的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很不发达，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不作加工按重量交换罢了。

　　除了自由民和奴隶的差别以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随着新的分工，社会又有了新的阶级划分。各个家庭家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为这种公社而实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暂时地，后来便永久地分配给各个家庭使用，它向完全的私有财产的过渡，是逐渐进行的，是与对偶婚制向专偶制的过渡平行地发生的。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Volk]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民族的军事首长——勒克斯、巴赛勒斯、狄乌丹斯——，成了不可缺少的常设的公职人员。还不存在人民大会的地方，也出现了人民大会。军事首长、议事会和人民大会构成了继续发展为军事民主制的氏族社会的各机关。其所以称为“军事”，是因为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经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用劳动获取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性的行当。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重壤成了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高耸人文明时代了。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掠夺战争加强了最高军事首长以及下级军事首长的权力；习惯地由同一家庭选出他们的后继者的办法，特别是从父权制实行以来，就逐渐转变为世袭制，他们最初是耐心等待，后来是要求，最后便僭取这种世袭制了，世袭王权和世袭贵族的基础奠定下来了。于是，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挣脱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它从一个自由处理自己事务的部落组织转变为掠夺和压迫邻近部落的组织，而它的各机关也相应地从人民意志的工具转变为独立的、压迫和统治自己人民的机关了。但是，如果不是对财富的贪欲把氏族成员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如果不是“同一氏族内部的财产差别把利益的一致变为氏族成员之间的对抗”（马克思语）⁽¹⁴⁴⁾，如果不是奴隶制的盛行已经开始使人认为用劳动获取生活资料是只有奴隶才配做的、比掠夺更可耻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是决不会发生的。

　　这样，我们就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了。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经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畜群具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存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又进一步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于是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或者是像古代那样，城市在经济上统治乡村，或者是像中世纪那样，乡村在经济上统治城市）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在此以前，阶级的形成的一切萌芽，还都只是与生产相联系的；它们把从事生产的人分成了领导者和执行者，或者分成了规模较大和较小的生产者。这里首次出现一个阶级，它根本不参与生产，但完全夺取了生产的领导权，并在经济上使生产者服从自己；它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双方都进行剥削。在可以使生产者免除交换的辛劳和风险，可以使他们的产品的销路扩展到遥远的市场，而自己因此就成为居民当中最有用的阶级的借口下，一个寄生阶级，真正的社会寄生虫阶级形成了，它从国内和国外的生产上榨取油水，作为对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实际贡献的报酬，它很快就获得了大量的财富和相应的社会影响；正因为如此，它在文明时期便取得了越来越荣誉的地位和对生产的越来越大的统治权，直到最后它自己也生产出自己的产品——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为止。

　　不过，在我们正在考察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年轻的商人阶级还丝毫没有预感到它未来的伟大事业。但是这个阶级正在形成并且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的，而这就够了。随着这个阶级的形成，出现了金属货币即铸币，随着金属货币就出现了非生产者统治生产者及其生产的新手段。商品的商品被发现了，这种商品以隐蔽的方式包含着其他一切商品，它是可以任意变为任何值得向往和被向往的东西的魔法手段。谁有了它，谁就统治了生产世界。但是谁首先有了它呢？商人。他们把货币崇拜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尽心竭力地叫人们知道，一切商品，从而一切商品生产者，都应该毕恭毕敬地匍匍在货币面前。他们在实践上证明，在这种财富本身的化身面前，其他一切财富形式都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以后货币的权力再也没有像在它的这个青年时代那样，以如此原始的粗野和横暴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使用货币购买商品之后，出现了货币借贷，随着货币借贷出现了利息和高利贷。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吉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人投在高利贷债权人的脚下——这两种立法都是作为习惯法而自发地产生的，都只有经济上的强制。

　　除了表现为商品和奴隶的财富以外，除了货币财富以外，这时还出现了表现为地产的财富。各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现在变得如此牢固，以致这些小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而属于他们了。他们最近首先力求实现的，正是要摆脱氏族公社索取这些小块土地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他们已成为桎梏了。这种桎梏他们是摆脱了，但是不久他们也失去了新的土地所有权。完全的、自由的土地所有权，不仅意味着不折不扣和毫无限制地占有土地的可能性，而且也意味着把它出让的可能性。只要土地是氏族的财产，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但是，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纽带。这意味着什么，和土地私有权同时被发明出来的货币，向他作了说明。土地现在可以成为出卖和抵押的商品了。土地所有权刚一确立，抵押就被发明出来了（见关于雅典的一章）。像淫游和卖淫紧紧眼着专偶制而来一样，如今抵押也紧紧跟着土地所有权而来了。你们曾希望有完全的、自由的、可以出售的土地所有权，那么好了，现在你们得到它了——这就是你所希望的，乔治·唐丹！⁽¹⁴⁵⁾

　　这样，随着贸易的扩大，随着货币和货币高利贷、土地所有权和抵押的产生，财富便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新的财富贵族，只要从一开始就恰巧不是旧的部落显贵，便把部落显贵完全排挤到后面去了（在雅典，在罗马，以及在德意志人中间）。随着这种按照财富把自由民分成各个阶级的划分，奴隶的人数特别是在希腊便大大增加⁽¹⁴⁶⁾，奴隶的强制性劳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赖以建立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看，在这种社会变革中，氏族制度怎么样了。面对着没有它的参与而兴起的新因素，它显得软弱无力。氏族制度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中。这种情况早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都杂居在一起，到处都有奴隶、被保护民和外地人在公民中间居住着。直到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末期才达到的定居状态，由于居住地受商业活动、职业变换和土地所有权转让的影响而变动不定，所以时常遭到破坏。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共同事务了；只有不重要的事'1霄，例如宗教节日，还勉强能够安排。除了氏族团体有责任并且能够予以保证的需要和利益以外，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在破坏它。由于分工而产生的手工业集团的利益，城市的对立于乡村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构；但是，每一个这种集团都是由属于极不相同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甚至还包括外地人在内；因此，这种机构必须在氏族制度以外，与它并列地形成，从而又是与它对立的。——同时，在每个氏族团体中，也表现出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由于富人和穷人、高利贷者和债务人结合于同一氏族和同一部落中而达到最尖锐的地步。——此外，又加上了大批新的、氏族公社以外的居民，他们在当地已经能够成为一种力量，像罗马的情况那样，同时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被逐渐接纳到血缘亲属的血族和部落中来。氏族公社作为一种封闭的享有特权的团体与这一批居民相对立；原始的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变成了可憎的贵族制。——最后，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以外，它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个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一个这样的社会，只能或者存在于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种力量的统治下，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前面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雅典是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在这里，国家是直接地和主要地从氏族社会本身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它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贵族制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血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最后，在战胜了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中间，国家是直接从征服广大外国领土中产生的，氏族制度不能提供任何手段来统治这样广阔的领土。但是，由于同这种征服相联系的，既不是跟旧有居民的严重斗争，也不是更加进步的分工；由于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差不多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从而社会的经济基础依然如故，所以，氏族制度能够以改变了的、地区的形式，即以马尔克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几个世纪，甚至在以后的贵族血族和城市望族的血族中，甚至在农民的血族中，例如在迪特马申⁽¹⁴⁷⁾，还以削弱了的形式复兴了一个时期。

　　可见，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¹⁴⁸⁾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因此，我们才觉得这种办法很自然；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当它在雅典和罗马能够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以前，曾经需要进行多么顽强而长久的斗争。

　　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经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了。这个特殊的公共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奴隶也包括在居民以内，9万雅典公民，对于365000奴隶来说，只是一个特权阶级。雅典民主制的国民军，是一种贵族的、用来对付奴隶的公共权力，它控制奴隶使之服从；但是如前所述，为了也控制公民使之服从，宪兵队也成为必要了。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在阶级对立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和偏远的地区，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像有时在美利坚合众国的某些地方所看到的那样。但是，随着国内阶级对立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争相霸占已经把公共权力提升到大有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之势的高度。

　　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票据，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这点，老欧洲也已经屡见不鲜了。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的“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由于它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17世纪和18世纪的专制君主制，就是这样，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法兰西第一帝国特别是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也是这样，它唆使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又唆使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显得同样滑稽可笑的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俾斯麦国家的新的德意志帝国；在这里，资本家和工人彼此保持平衡，并为了破落的普鲁士土容克的利益而遭受同等的欺骗。

　　此外，在历史上的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的权利是按照财产状况分级规定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阶级的组织。在按照财产状况划分阶级的雅典和罗马，就已经是这样。在中世纪的封建国家中，也是这样，在那里，政治上的权力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现代的代议制国家的选举资格，也是这样。但是，对财产差别的这种政治上的承认，决不是本质的东西。相反，它标志着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正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最后决定性斗争只能在其中进行到底的国家形式——这种民主共和国已经不再正式讲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中，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而公债越增长，股份公司越是不仅把运输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自己手中，越是把交易所变成自己的中心，这一联盟就越容易实现。除了美国以外，最新的法兰西共和国，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显著例证，甚至一本正经的瑞士，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成绩。不过，为了使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这种兄弟般的联盟，并不一定要有民主共和国，除英国以外，新的德意志帝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很难说普选制究竟是把谁抬得更高，是把俾斯麦还是把布莱希勒德。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只要被压迫阶级——在我们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被压迫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真正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的基础上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

　　所以，根据以上所述，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

　　先前的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生产的这种共同性是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实现的，但是它随身带来的是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支配。他们知道，产品的结局将是怎样：他们把产品消费掉，产品不离开他们的手；只要生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它就不可能越出生产者的支配范围，也不会产生鬼怪般的、 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像在文明时代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样。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这种生产过程。它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个人占有成为占优势的规则，从而产生了个人之间的交换——这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前面已经探讨过了。商品生产逐渐地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形式。

　　随着商品生产，即不再是为了自己消费而是为了交换的生产的出现，产品必然易手。生产者在交换的时候交出自己的产品，他不再知道产品的结局将会怎样。当货币以及随货币而来的商人作为中间人插进生产者之间的时候，交换过程就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产品的最终命运就变得更加不确定了。商人是很多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谁在做什么。商品现在已经不仅是从一手转到另一手，而且是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生产者丧失了对自己生活领域内全部生产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商人也没有得到。产品和生产都任凭偶然性来摆布了。

　　但是，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在似乎也是受偶然性支配的自然界中，我们早就证实，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而适用于自然界的，也适用于社会。一种社会活动，一系列社会过程，越是超出人们的自觉的控制，越是超出他们支配的范围，越是显得受纯粹的偶然性的摆布，它所固有的内在规律就越是以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偶然性中去实现自身。这些规律也支配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偶然性；它们作为异己的、起初甚至是未被认识的、其本性尚待努力研究和探索的力量，同各个生产者和交换的参加者相对立。商品生产的这些经济规律，随这个生产形式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是总的说来，整个文明期都处在这些规律的支配之下。直到今天，产品仍然支配着生产者，直到今天，社会的全部生产仍然不是由共同制定的计划，而是由盲目的规律来调节，这些盲目的规律，以自发的威力，最后在周期性商业危机的风暴中显示着自己的作用。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相当早的生产发展阶段上，人的劳动力就能够提供大大超过维持生产者生存所需要的产品了，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¹⁴⁹⁾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

　　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

　　文明时代所由以开始的商品生产阶段，在经济上有下列特征；（1）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出现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2）出现了作为生产者之间的中间阶级的商人；（3）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4）出现了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与文明时代相适应并随之彻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家庭形式是专偶制、男子对妇女的统治，以及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个体家庭。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此外，文明时代还有如下的特征；一方面，是把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作为整个社会分工的基础固定下来，另一方面，是实行所有者甚至在死后也能够据以处理自己财产的遗嘱制度。这种同古代氏族制度直接冲突的制度，在雅典直到梭伦时代之前还没有过，在罗马，它很早就已经实行了，究竟在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¹⁵⁰⁾，在德意志人中间，这种制度是由教士引入的，为的是使诚实的德意志人能够毫无阻碍地将自己的遗产遗赠给教会。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如果说在文明时代的怀抱中科学曾经日益发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一再出现，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

　　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这一情况的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机器的采用，其后果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如果说在野蛮人中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大能够区别权利和义务，那么文明时代却使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和对立连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因为它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

　　但是，这并不是应该如此的。凡对统治阶级是好的，对整个社会也应该是好的，因为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这种伪善，元论在较早的那些社会形式下还是在文明时代初期阶段都是没有的，并且最后在下述说法中达到了极点：剥削阶级对被压迫阶级进行剥削，完全是为了被剥削阶级本身的利益，如果被剥削阶级不懂得这一点，甚至想要造反，那就是对行善的人即对剥削者的一种最卑劣的忘恩负义行为。⁽¹⁵¹⁾

　　现在把摩尔根对文明时代的评断引在下面作一个结束；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选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天，人类的理智一定会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会规定国家对它所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52页）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3月底—5月底
原文是德文
1884年以小册子形式在苏黎世出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9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图】1929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和1941年上海学术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译本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的封面

脚　　注

(1)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麦克米伦公司版。该书在美国刊印，在伦敦极难买到。作者已于数年前去世。②
(2)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编者注
(3) 爱·弗里曼《比较政治》1873年伦敦版。——编者注
(4) 约·狄茨。——编者注
(5) 在《新时代》刊载的文本里，在“加之”后面是“新版将大量印行，这在德国社会主义文献中现在已经是常见的事，不过对于德国出版界来说仍然是非常罕见的”。——编者注
(6)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厄默尼德》——编者注
(7) 约·麦克伦甫《古代史研究》1876年伦敦版第333页。———编者注
(8) 我于1888年9月从纽约返欧途中，遇到一位罗切斯特选区的前国会议员，他认识摩尔根，可惜，关于摩尔根的事他能给我述说的并不多。摩尔根以个人的身份住在罗切斯特，仅仅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兄弟是个上校，曾在华盛顿国防部供职；靠这位兄弟的介绍，摩尔根得以使政府对他的研究加以关注，用公款出版了他的几种著作：据我的交谈者自己说，他在任国会议员期间，也曾多次帮过摩尔根的忙。
(9)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19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 331—332页）。——编者注
(10) 在1884年版中不是“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海盗时代的诺曼人”，而是“凯撒时代的德意志人（或者是我们更习惯说的，塔西佗时代的德意志人）”。———编者注
(11) 指凯撒的《高卢战记》和塔百位的《日耳曼尼亚志》。——编者注
(12)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35页。——编者注
(13) 以下直到“1.血缘家庭”（本卷第 47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增补的。1884年版中是“这种原始状态的发现，是巴霍芬的第一个伟大功绩。从这种原始状态中，大概很早就发展出以下几种家庭形式。”——编者注
(14) 约·雅·巴霍芬《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15) 约·雅·巴霍芬把这种原始状态叫做淫游，从而表明，他是多么不了解他所发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所猜到的东西。希腊人使用淫游这个名词，是表示未婚男子或过个体婚生活的男子跟未婚的女子的性关系；这种淫游，总是以一定的婚姻形式的存在为前提，在这个婚姻形式之外发生这种性关系，并且包含着至少是一种可能性的卖淫。这个名词，从来没有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过，我和摩尔根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的。巴霍芬的极端重要的发现，到处都被他的幻想——即认为历史上发生的男女之间的关系，总是起源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而不是起源于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弄得神秘化了，令人难以置信。
(16) 沙·勒土尔诺《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年巴黎版第41页。——编者注
(17) 爱·韦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1891年伦敦一纽约版第70—71页。——编者注
(18) 恩格斯在1884年版上加了一个注..马克思在1882年春季所写的一封信²⁷中，以最强烈的措辞，批评瓦格纳的《尼贝龙根》歌词中比比皆是的对原始时代的完全曲解。歌词中说：‘谁曾听说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²⁸瓦格纳的这些‘色情之神’，完全以现代方式，通过一些血亲婚配的情节使自己的风流勾当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此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
　　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补加的注文：“瓦格纳的一位法国友人和崇拜者，不同意这个注，说在瓦格纳所根据的老《艾达》中，在《厄革斯德列克》中，洛基就曾指责弗莱雅说：‘在诸神面前，你拥抱自己的哥哥。’可见，兄弟姊妹婚姻在那时候已经被唾弃。不过，《厄革斯德列克》乃是对古代神话的信仰已经完全丧失的那一时代的表现；这是纯粹琉善式的对神的讽刺。要是作为靡菲斯特斐勒司的洛基在这里对弗莱雅作了这样的指责，那么这倒是反驳了瓦格纳。而且，在后边数行诗中，洛基对尼奥德尔说：‘你同你的妹妹生了一个（这样的）儿子’（vidh systur thinni gaztu slikan mög）29。尼奥德尔本不是亚萨神，而是瓦那神，所以他在《英格林加传说》中说，兄弟姊妹婚姻，在瓦那国是很普通的，但在亚萨神中间并不如此。³⁰这大概是表明，瓦那神是比亚萨神更古的神。无论如何，尼奥德尔是作为同亚萨神一样的神生活在亚萨神中间的，因此，（《厄革斯德列克》毋宁说是证明，在挪威的关于诸神的传说产生的时代，至少诸神之间的兄弟姊妹婚姻尚未引起任何憎恶。要是想为瓦格纳辩护，引用《艾达》倒不如引用歌德，歌德在关于神和舞妓的叙事诗中，说到妇女在寺院献身的宗教义务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过于把这种风俗习惯比做现代的卖淫了。”——编者注
(19) “大概”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0)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25页。——编者注
(21) “或某种与它类似的形式”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2) 约·雅·巴霍芬认为是他发现的不加区别的性关系，即他所谓的“污泥生殖”（Sumpfzeugung）的遗迹，这些遗迹是来自群婚制，现在关于这一点再也不容怀疑了。“如果巴霍芬认为这种普那路亚婚姻是’非法的’，那么，那一时代的人也许要认为大多数今日血统近的和远的从兄弟姊妹或表兄弟姊妹之间结婚，都是血亲婚配，正如亲兄弟和亲姊妹之间结婚一样。”（马克思语）³¹
(23)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24) 在1884年版中不是“这种群婚形式或与它类似的群婚形式”，而是“这种家庭形式”。——编者注
(25) 在1884年版中不是“而只有比较粗陋的群婚形式”而是“他们的组织具有十分个别的性质，我们就不要管它了”。——编者注
(26) 以下直到“3.对偶制家庭”（本卷第57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27) 路·亨·摩尔根《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编者注
(28)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29)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59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 363页）。———编者注
(30)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31) “使人很难设想……”这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32) 以下直到”对偶制家庭产生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交替的时期”（本卷第64页）以前.在1884年版中是如下一句话：“旧大陆的这一类遗迹是众所周知的，例如，肺尼基姑娘在阿斯塔尔塔节在寺庙中献身的风俗；甚至中世纪的初夜权，也是大概由凯尔特氏族（克兰）传下来的普那路亚家庭的残余，尽管德国的新浪漫派竭力掩饰这个事实，初夜权却极其确凿地存在过。”——编者注
(33) 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34) 在1884年版中不是“以前容易得到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交换价值”而是“以前众多的妻子现在具有了价值”。——编者注
(35) 在1884年版中不是“家庭所有”而是“私人所有”。——编者注”
(36) “家庭”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37)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67和469页。——编者注
(38) 从这里起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39) 参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65—466页，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 45卷第364页）。——编者注
(40)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70页。——编者注
(41)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366页。——编者注
(42) 以下直到“在说到随着母权制的覆灭”（本卷第72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43) 参看斯特拉本《地理学》第15卷第1章。——编者注
(44) 参看亨·库诺《古秘鲁的农村公社和马尔克公社》，载于1890年10月20、27日和11月3日《外国》杂志第42—44期。——编者注
(45)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46) 最后一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47) 1804年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的《民法典》第230条。——编者注
(48) 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的末尾是这样的：“但是到了英雄时代，我们就看到，妇女处于半囚禁的隔绝状态，以便保证子女确实出自父亲。”自此以下直到“但是，尽管有这些幽禁和监视”（本卷第77页）以前的几大段文字，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以代替1884年版中的如下一段话：“相反，男人却以被俘的女奴隶、他的战时共享帐篷的女伴来寻欢作乐。古典时期的情况未必更好。从贝克尔《哈里克尔》一书我们可以较为详细地查阅到希腊人如何对待妇女的情形。她们虽说不是被幽禁，但也是与世隔绝的，她们成了自己丈夫最高等的婢女，只能主要同其他的婢女来往。姑娘们则干脆被幽禁起来：妇女们只有由女奴作伴才能离家外出。如有男子来访，妇女就躲进自己的房间里去。——编者注
(49) 荷马《奥德赛》第1首歌。——编者注
(50)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亚加米农》.——编者注
(51) 参看普卢塔克《斯巴达妇女的格言》第5章，以及格·弗·舍曼《希腊的古代文化》1855年柏林版第1卷第268页。——编者注
(52) 阿里斯托芬《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编者注
(53) 参看希罗多德《历史》第8卷第104和105章，以及威·瓦克斯穆特《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30年哈雷版第2部第2篇第77页。——编者注
(54) 欧里庇得斯《奥列斯特》。——编者注
(55) 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是“专偶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社会条件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编者注
(56) 最后一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57)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 》1877年伦敦版第504页。——编者注
(58) 以下直到“淫游制和社会的任何其他制度一样”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59) 这两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60)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8—19章。——编者注
(61) 后半句话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62) 参看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罗马史》第31卷第9章，以及凯撒里亚的普罗科皮乌斯《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渊6卷。——编者注
(63) 指11世纪末至13世纪初法国南部的行吟诗人们的诗歌。——编者注
(64) 在1884年版中是“德国的和瑞典的”。——编者注
(65) 以下直到“只有在被压迫阶级中间”（本卷第85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66) 以下直到“现在让我们再回过来谈摩尔根吧”（本卷第97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67) 《尼贝龙根之歌》第10首歌。——编者注
(68) 参看亨·萨·梅恩《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观念的关系》1866年伦敦第3版第170页。——编者注
(69)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7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 31—43页。——编者注
(71) “droit de l' homme”既有“人的权利”的意思，也有“男子的权利”的意思。——编者注
(72)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91—492页，井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 45卷第 375页）。——编者注
(73) “一时”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74)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85—86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 416页）。——编者注
(75) 指1519—1521年西班牙侵略者征服墨西哥的时期。——编者注
(76)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115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丈第1版第 45卷第436页）。——编者注
(77)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编者注
(78)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7页。——编者注
(79) 在1884年版中不是“群婚”，而是“普那路亚家庭”。——编者注
(80) 参看乔·格罗特《希腊史 》1869年伦敦版第3卷第54—55页，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96—497页）。——编者注
(81)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97页。——编者注
(82) “严格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83)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0页。——编者注
(84) 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第3卷第66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1页）。——编者注
(85)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2页。——编者注
(86) 乔·格罗特《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第3卷第60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3页）。——编者注
(87)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不是格罗特，而是格罗特经常引用其著作的公元2世纪的古希腊学者波卢克斯。——编者注
(88)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3—504页。——编者注
(89) 乔·格罗特《希腊史》I869年伦敦版第3卷第58—59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5页）。——编者注
(90) 参看荷马《伊利亚特》第2首歌，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6页）。——编者注
(91) 参看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古代罗马史》第2册第12章，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8—509页）。——编者注
(92) 参看埃斯库罗斯《七雄攻打忒拜》，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8—509页）。——编者注
(93) 格—弗·舍曼《希腊的古代文化》1855年柏林版第1卷第27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10页）。——编者注
(94) 指威·尤·格莱斯顿《世界的少年时代。英雄时代的神和人》第11章，见该书1869年伦敦版第428页。——编者注
(95)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248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10页）。——编者注
(96) 参看荷马《伊利亚特》第2首歌，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6页）。——编者注
(97)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接着还有一句为恩格斯所省略的话：“奥德赛用来称呼亚加米农的‘科伊腊诺斯’（κοϊράνος）这个词和‘巴赛勒斯’这个词一样，也仅仅意味着‘战争中军队的统帅’。”——编者注
(98)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11—512页。——编者注
(99) 参看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13章，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13页）。——编者注
(100)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3篇第10章，以及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13页）。——编者注
(101) 就像希腊的巴赛勒斯一样，阿兹特克人的军事首长也被误解为近代的王公。摩尔根最先对于西班牙人的起初是出于误会和夸张，后来简直是说谎的报告作了历史的考证，并证明，墨西哥人处于野蛮时代中级阶段，但他们的发展程度超过了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根据被曲解了的报告所提供的资料来判断，他们的社会制度相当于以下的情形：这是一个包括三个部落的联盟，它征服了其他几个部落并使之纳贡：它由联盟议事会和联盟军事首长来管理，西班牙人就是把这个联盟军事首长变成了“皇帝”。
(102) 在1884年版中这句话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因为其余两个阶级并未获得任何特殊的权利。”——编者注
(103) 来源于古希腊文的“菲拉”（部落）一词。——编者注
(104) 法文 “police”（警察）的形容词 “policé”意为“文明的”。——编者注
(105) 方言，意即宪兵。——编者注
(106) “可见他的氏族（昆提利）还有专用的坟地”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07) 在1884年版中不是“未必是”而是“并不必定是”。——编者注
(108) 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 45卷第 497页）。——编者注
(109) 从本段开始到“在罗马建城差不多 300年后”（本卷第143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10) 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编者注
(111) 拉丁语的 rex[勒克斯]，相当于凯尔特—爱尔兰语的 righ（部落长）和哥特语的 reiks[勒克斯]。哥特语的这个词，像德语Fürst的本义（与英语的；ust，丹麦语的förste相同，意即“第一”）一样，也是氏族酋长或部落酋长的意思，这从哥特人在4世纪时对于后世的王即全体人民的军事首长已有特别名称即thiudans[狄乌丹斯]一事中已可以看出来。在乌尔菲拉所翻译的圣经中，阿尔塔薛西斯和希律从来不叫做reiks[勒克斯]，而是叫做thiudans[狄鸟丹斯]，提比里乌斯皇帝的国家从来不叫做reiki，而叫做出iudinassus。在源自哥特语thiudans（这个词我们不大确切地译为“王”）的名字Thiudareiks[狄奥达勒克斯]、Theodorich[狄奥多里希]，亦称 Dietrich[迪特里希]中，这两个名称合而为一了。
(112) 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13) 涅涅茨人的旧称。——编者注
(114) 约·弗·麦克伦南《原始婚姻》1865年爱丁堡版。——编者注
(115) 《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卷第93页。——编者注
(116) 在爱尔兰度过的那几天中⁷⁶我重新明确地意识到那里的乡村居民还是多么明显地生活在氏族时代的观念中。土地占有者在他的佃户农民的眼中还俨然是一种为了全体的利益而管理土地的克兰首领；农民以租金的形式向他纳贡，但认为在困难时也应得到他的帮助。同样，一切比较富裕的人，也被认为当自己的比较贫苦的邻居有急需时，有责任接济他们，这种帮助并不是施舍，而是比较富有的克兰成员或克兰首领理所当然地应给予比较贫苦的克兰成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抱怨无法使爱尔兰农民接受现代资产阶级的财产概念，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有权利而无义务的财产概念，决不能灌输到爱尔兰人头脑中去。当具有这种素朴氏族观念的爱尔兰人突然流落到英国或美国的大城市，置身于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全然不同的居民中时，他们在道德和法律问题上会多么容易迷惑惶乱，失去一切依托并且往往大批地道德沦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17)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357—358页。——编者注
(118) 贝达《盎格鲁教会史》第 l册第1章。——编者注
(119) 在1884年版中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还有两段话，第一段话是：“这种权利——在北美洲的最西北部地区经常可以见到——在俄国人当中也流行过：到10世纪时被奥丽珈女大公废除。”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略去。第二段话是：“在法国，特别是在尼韦奈和弗朗什孔泰，直到法国革命时期还存在着与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地区的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相似的由农奴家庭组成的共产制家户，这也是从前氏族组织的残余。这种共产制家户还没有完全消亡，例如在卢昂地区（在索恩—卢瓦尔省）还可以看到一些巨大的、造型别致的农民住房，中间是公用的大厅，四周是卧室，住着同一家庭的好几代人。”这一段话在1891年版中被恩格斯修改后补入第二章（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120) 凯撒《高卢战记》第6卷第22章。——编者注
(121) 以下直到“像在墨西哥人和希腊人那里一样，在德意志人那里”（本卷第155页）以前的段落，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中增朴的；在1884年版中原是如下一段话”……还按氏族居住。在公元8世纪的《阿勒曼尼亚法典》中；enealogia一词完全与马尔克公社一词同义。这样我们就看到，德意志民族之一，并且恰恰又是苏维汇人，在这里是按血族gentes分居的，每个氏族都分有确定的地区。勃艮第人和伦巴德人的氏族称为fara，而《勃艮第法典》中所使用的氏族成员（faramanni）一词，同时也指勃艮第人，这是针对着罗马居民说的，后者自然不包括在勃艮第氏族内。因而在勃艮第人那里，土地的分配也是按照氏族进行的。日耳曼法学家们一百年来为之绞尽脑汁的faramanni问题，这样就可解决。在德意志人中并不是到处都把氏族称为fara，尽管我们在一个哥特系的民族和另一个赫米诺南（南地德意志）系的民族那里可以发现这个名称。在德语中用来表示亲属关系的词根是很多的，这些词根同样使用在我们可以推断是和氏族有关的词语中。”——编者注
(122) 德语是fahren。——编者注
(123) 德语是Sippe。——编者注
(124) 塔西佗《目耳曼尼亚志》第7章。——编者注
(125) 起源于母权制时代并在许多民族中间都可以看到的舅父和外甥之间的特别密切的关系，在希腊人那里只是在英雄时代的神话中才能看到。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 34章）说，梅里格尔杀死了铁斯特士的儿子们，也就是自己母亲阿耳恭娅的兄弟们。阿耳泰娅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无可饶恕的罪行，她诅咒凶手——她自已的儿子，并祈求他死。”据说，诸神听从了她的愿望，结束了梅里格尔的生命。”又据狄奥多鲁斯（第4卷第44章）说，海格立斯率领下的亚尔古船英雄在色雷斯登陆，他们在那里发现，菲尼士受他新妻子的教唆，残酷虐待被他遗弃的前妻——博雷阿德族的克利奥帕特拉所生的两个儿子。而在亚尔古船英雄中间，也有博雷阿德族的人，即克利奥帕特拉的兄弟们，也就是被虐待者的母亲的兄弟们。他们立刻保护他们的两个外甥，释放他们并杀死看守者。⁸¹
(126) 以下直到”……还没有消失。”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27) 安·克·班格《女预言者的预言和西维拉的卜辞》1879年版，索·布格《斯堪的纳维亚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的起源问题探讨》1881—1889年克里斯蒂安尼亚版。——编者注
(128) “至少在他较为熟悉的”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29) 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1章。——编者注
(130)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编者注
(131) 以下直到“在凯撒时代，一部分德意志人……”（本卷第161页）以前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32) 见本卷第7守—71页。——编者注
(133) 普林尼《博物志》第18卷第17章。——编者注
(134) 这里所推测的数字，在狄奥多鲁斯关于高卢的凯尔特人的一段文字中可以得到证实。他说：“在高卢住着人口不等的许多民族，其中最大者，人口约为20万人，最小者约为5万人。”（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5卷第25章）因而，平均起来是125000人，由于各个高卢民族发展程度较高，应该把他们的人口设想得比德意志人多一些。
(135) 普林尼《博物志》第4卷第14章。——编者注
(136) 据克雷莫纳的主教利鸟特普朗德说，10世纪在凡尔登，也就是说，在神圣德意志帝国，制造阉人成了一个主要的行业，因为把这些阉人输入西班牙，供摩尔人的后宫使用，可获厚利。⁸⁵
(137) 参看萨尔维安《论神的统治》第5册第8章。——编者注
(138) 以下直到本段结束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39) 参看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6年巴黎第3版（《傅立叶全集》第1卷第220页）。——编者注
(140) “通常是分为两个”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41) 特别是在美洲的西北沿岸，见班克罗夫特的著作。在夏洛特皇后群岛上的海达人部落中，还有700人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的家户经济。在努特卡人那里，整个部落都聚居在一所房屋中生活。
(142) 在1884年版中不是“特殊财产”，而是“私有财产”。——编者注
(143) “交给家庭公社使用，最后”是恩格斯在1891年版上增补的。——编者注
(144)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22页。——编者注
(145) 莫里哀《乔治·唐丹》第1幕第9场。——编者注
(146) 雅典奴隶的人数见前第136页。在科林斯城全盛时代，奴隶的人数达46万人，在埃吉纳达47万人；在这两个地方奴素的人数都等于自由民的10倍。
(147) 对于氏族的本质至少已有大致概念的第一个历史编纂学家是尼布尔，这应归功于他熟悉迪特马申⁹²的血族。但是他的错误也是直接由此而来的。
(148)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7和 360节。——编者注
(149) 在1884年版中不是“人力”而是“人的劳动力”。——编者注
(150) 拉萨尔的《既得权利体系》⁹³一书第二部的中心，主要是这样一个命题：罗马的遗嘱制同罗马本身一样古老，以致在罗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遗嘱制的时代”遗嘱制确切些说是在罗马以前的时代从对死者的崇拜中产生的。拉萨尔作为一个虔诚的老年黑格尔派，不是从罗马人的社会关系中，而是从意志的论断。这在该书中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该书根据同一个“思辨概念”得出结论，认为在罗马的继承制中财产的转移纯粹是次要的事情。拉萨尔不仅相信罗马法学家，特别是较早时期的罗马法学家的幻想，而且还比他们走得更远。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151) 我最初打算引用散见于沙尔，傅立叶著作中的对文明时代的卓越的批判，同摩尔根和我自己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并列。可惜我没有时间来做这个工作了。现在我只想说明，傅立叶已经把专偶制和土地所有制作为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他把文明时代叫做富人对穷人的战争。同样，我们也发现他有一个深刻的观点，即认为在一切不完善的、分裂为对立面的社会中，个体家庭（les fanilles incohérentes）是一种经济单位。

注　　释

17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用唯物史观科学地阐明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历史，论述了氏族组织的结构、特点和作用以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揭示了原始社会制度解体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形成过程，分析了国家从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本质特征，指出了国家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消亡。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决定性因素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见本卷第15——16页）。家庭的形式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的、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家庭血缘关系曾对社会制度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就被受私有制支配的社会所代替；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剥削制度的产生和对抗阶级的形成。恩格斯分析了国家的起摞、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见本卷第189页）。阶级社会中的国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抬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见本卷第191页），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然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论证了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关系，阐明了在私有制统治下妇女不平等地位的经济基础，并指出，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婚姻自由和妇女的彻底解放才有可能。
　　列宁认为，《起源》“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62页）。
　　这部著作是恩格斯在1884年3月底—5月底撰写的。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手稿时，发现了马克思在1880—1881年间对美国人类学家路·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批语和补充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恩格斯确信摩尔根的这本书证实了马克思和他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结论。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利用这些材料，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恩格斯在第一版序言中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马克思的遗愿。在写作过程中，恩格斯还利用了自己对古希腊罗马史、古代爱尔兰史、古代德意志史等等的研究成果（恩格斯的《马尔克》、《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和其他文献，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1884年10月初，《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苏黎世间世，1886年和1889年在斯图加特重新装订出版，并注明是“1886年斯图加特第二版”和“1889年斯图加特第三版”。这部著作的波兰文、罗马尼亚文和意大利文译本于1885年出版，其中意大利文译本是经恩格斯亲自审定的。此后恩格斯还审定了1888年出版的丹麦文译本。第一个塞尔维亚文译本也于19世纪80年代末出版。
　　1890年，恩格斯积累了有关原始社会史的新材料，于是便着手准备出版新版。他在新版中对原文作了许多修改和订正，特别是利用考古学和民族学的最新材料，对《家庭》一章作了重要补充。经过修改和补充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摞》第四版，于1891年底在斯图加特出版。该版所作的重要改动，在本卷的脚注中作了说明。
　　1892年和1894年，这部著作还出版了第五版和第六版，这两版都是在第四版的基础上翻印的。
　　这部著作在恩格斯生前还被译成法文（1893年）、保加利亚文（1893年）、西班牙文（1894年）和俄文（1894年），其中法译文由劳·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审阅。
　　1920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部分内容由恽代英译成中文，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20号，1929年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了李膺扬的中译本，1941年学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张仲实的中译本。——13。
18 这篇序言在《起源》第四版出版以前，经恩格斯本人同意，曾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发表在189任——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41期。恩格斯的《起源》1891年以后以德文和其他文字出版的各种版本、都收入了这篇序言。——18。
19 这段引文摘自约·弗·麦克伦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掘的研究〉》1886年伦敦——纽约版第124—125页。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最早于1865年在爱丁堡出版单行本、而收有《原始婚姻》的《古代史研究》第1版于1876年在伦敦出版。恩格斯在下面也提到这一版本。——24。
20 马加尔人过去是一个部落，现在是居住在尼泊尔西部地区的一个民族。——24。
21 路·亨·摩尔根的14封《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发表在纽约的《美国评论》杂志1847年2——12月第2—12期、他的著作《Ho-dé-no-sau-nee或易洛魁联盟》1851年在伦敦出版。——24。
22 1888年8——9月恩格斯曾同爱·艾威林、爱·马克思—艾威林和卡·肖莱马去美国和加拿大旅行。恩格斯在旅行归来乘坐的纽约号轮船上、用轮船上的公用信缝写下了一些随笔，描述美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但其计划未能完成，仅仅留下一些片断和残稿，《美国旅行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即是其中一篇。——29。
23 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是原居住在新墨西哥（今美国西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一个部落集团的名称。他们的村庄是要塞式建筑，有五六层，可容纳上千人。因西班牙殖民者称这些宅居群为pueblo（意为人民、村庄、公社）故而得名。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同属史前阿纳萨齐人的有史时期的后裔，但他们的语言并不相同，分为四大语系。他们按居住地分为东西两支，东支有较发达的农业，种植多种农作物，并具有灌溉系统，掌握了复杂的、水平较高的建筑术，己接近阶级社会；西支则仍保留氏族制度。在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普韦布洛印第安人一般指印第安人的村庄，在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中，被用做美国西南部部落集团的总称。——35、108。
24 这里的海盗是指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侵扰英国、法国、南意大利、俄国等国沿海地区的半商海盗。——37。
25 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写道：“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
　　从“反之，亲属制度……”开始，一直到这段结束，旁边有用红笔画的线；“一般都是如此”下面有用红笔画的线（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353—354页）。——41。
26 亚·日罗斗守隆在《婚姻与家庭的起摞》1884年日内瓦—巴黎版第XV页的脚注中沿用了索绪尔本人的这种提法。——44。
27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但恩格斯在1884年4月11日结卡·考茨基的信中提到了这封信：“如果杜西能把信找到，书中还将包括马克思对理·瓦格纳的批评，这里有何联系，请您自己去想吧。”——48。
28 这是理·瓦格纳的大型组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的一句歌词，引自《瓦尔库蕾》第2幕。这部歌剧是作曲家瓦格纳根据斯堪的纳维亚史诗《艾达》（见注29）和德国史诗《尼贝龙根之歌》写成的。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蕾》、《齐格弗里特》和《神的灭亡》。《尼贝龙根之歌》是根据民族大迁徙时期（3——5世纪）的古代德意志神话和传说创作的德意志民间英雄史诗。这部叙事诗形成于公元1200年前后、作者不详。——48。
30 亚萨神和瓦那种是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两类神。
　　《英格林加传说》是中世纪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图鲁逊所著关于挪威国王（从远古到12世纪）的《环球》一书中的第一个传说，该书是作者在13世纪上半叶根据有关挪威国王的历史记述以及冰岛和挪威的民族传说编写成的。恩格斯在这里引的是第一个传说的第4章。——48。
31 雅·巴霍芬的观点见他的《母权论》1861年斯图加特版第XXIII页。马克思的话引自《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65页）。——51。
32 见凯撒《高卢战记》第5卷第14章，他在这一章中谈到了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布列吞人的婚姻情况。——52。
33 《印度的居民》由约·福·沃森和约·威·凯编，1868——1872年伦敦版。下面的引文、见该书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85页。——52。
34 这里所谓级别制度中的级别是指婚姻等级或组别，澳大利亚的大多数部落都分成二至四个等级或组别。每一组别的男子只能与另一个一定的组别的女子通婚。——52。
35 洛·法伊森和阿·威·豪伊特多年研究澳大利亚群婚制，他们共同取得的研究成果，见法伊森和豪伊特《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1880年墨尔本一悉尼一阿德莱德一布里斯班版）一书。——54。
36 这段引文出自阿·莱特1874年5月19日写给路·亨·摩尔根的信，这封信曾全文发表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默纳沙出版的《美国人类学家》杂志（新辑）1933年第1期第138——140页。恩格斯转引自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第455页（摩尔根指明该信写于1873年）、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也摘录了这段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361页）。——60。
37 见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伦敦版第1卷第565页。恩格斯在《休·豪·班克罗夫特〈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一书摘要》第10页上写道“……在节目里几个部落聚集在一起，目的是不加区别地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古老的，是通过脱离了平日生活的旧习俗来重温往昔岁月的部落集团）。”恩格斯在1883年2月10日写给卡·考茨基的信中，也提到班克罗夫特谈到的加利福尼亚居民的情况。——61。
38 沙特恩节是古罗马重要的节日之一，每年冬季农事结束后都要举行纪念农神沙特恩的节日。节日从12月17日开始，起初为一至二天，后来延长到五至七天。在节日期间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饮，奴隶得到暂时的自由，也可以参加沙特恩节，并与自由民同席。在沙特恩节期间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遂成了表加纵情欢乐、盛宴狂饮的代名词。——62。
39 1486年4月21日，西班牙国王天主教徒斐迪南五世在加泰罗尼亚农民起义的压力下，以起义农民和封建主之间的仲裁人的身份作出裁决，颁发了所谓《瓜达卢佩诏渝》，这一裁决因国王召见农民和封建主代表的地方而得名。裁决规定不得再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且取消了封建主裁判权和一些羞辱性的封建习俗，其中包括初夜权，为此农民必须付出大量的赎金。——64。
40 扎德鲁加是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人大家族，由同一父亲的若干后代及其妻子儿女组成的家庭公社（20——30人）、大家共同生产，共同消费，19世纪后半期扎德鲁加逐渐解体。——70。
41 见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原始的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第32——38页。在这一著作中、柯瓦列夫斯基引用了1875年奥尔山斯基和1878年亚·雅·叶菲缅科提供的关于俄国的家庭公社的资料。——71。
42 《雅罗斯拉夫的真理》是古俄罗斯的法典《俄罗斯的真理》古本第一册的名称，它是11世纪上半叶在当时习惯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既有封建权利的法规也有原始公社制度下形成的古老法规。这些法规反映了11—12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关系。——71。
43 迄尔马提亚法典，又称波利察法规，是一部刑法、民法、诉讼法的汇编。15—17世纪该法典一直在波利察（历史上达尔马提亚的一部分）通行。——71。
44 Calpullis（卡尔普里）是墨西哥的印第安人被西班牙人征服时期的家庭公社。每一个家庭公社的全体成员都有着共同的世系，家庭公社占有一块公共的土地，土地不得让渡，也不得在继承者之间分配。阿·德·苏里塔在其著作《关于新西班牙的各类首领、法律、民俗、被征服前后确定的赋税等等的报告》中记述了calpullis，这一著作被收入《有关美洲发现史的游记、报告和回忆录原本》，由泰尔诺——孔庞第一次用法文发表、1840年巴黎版第11卷第50—64页。——72。
45 马克思在《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而对奥林波斯山的女神们的态度，则反映了对妇女以前更自由和更有势力的地位的回忆。……”——74。
46 斯巴达人是古斯巴达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
　　黑劳士是被斯巴达征服的南伯罗奔尼撒的农民，属于古斯巴达无权的居民。黑劳士属于国家，并隶属于斯巴达人的土地，他们耕种斯巴达人个人使用的土地，向斯巴达人交纳国家规定的地租（约占收成的一半）。——76。
47 恩格斯引用的可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未保留下来的10页上的一句话。不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表达过类似的思想。——78。
48 庙奴是古希腊和希腊殖民地中属于神店的男女奴隶。在许多地方，包括小亚细亚和科林斯，女店奴都在神庙中从事卖淫活动。——79。
49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沙·傅立叶的话，见傅立叶的著作《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傅立叶全集》第4卷）第120页；这部著作第1版书名为《论家务农业协作》1822年巴黎一伦敦版第1—2卷。——85。
50 《古德龙》又称《库德龙》，是13世纪德国的一部叙事诗。13世纪上半叶形成，作者不详，在16世纪的一部手稿中保存下来，直到19世纪初才被发现。——91。
51 克兰即氏族，在凯尔特民族中，除指氏族外偶尔也指部落 s在氏族关系解体时期，则指一群血缘相近且具有想象中的共同祖先的人们。克兰内部保存着土地公有制和氏族制度的古老习俗。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一直存在到19世纪。——100、150。
52 萨姆是马加尔人（见注20）的血缘团体的称谓，参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1977年商务印书馆版下册第359页。——100。
53 格·路·毛勒的主要著作有：《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 A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和《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110。
54 “中立民族”指17世纪居住在伊利湖北岸的几个与易洛魁人血缘相近的印第安部落所组成的军事联盟。因为这些部落在易洛魁人和古朗人的战争中保持中立，因此法国殖民者称其为”中立民族”。——111。
55 指祖鲁人和努比亚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
　　1879年1月英国人向祖鲁人进攻，祖鲁人在自己的领袖开芝瓦约的领导下非常顽强地抵抗了英国殖民军达半年之久。英国殖民军只是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巨大优势而在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才取得胜利的。直到1887年，英国人由于利用了他们在祖鲁人中间挑起的连续几年的部落、混战，才得以最后征服祖鲁人。
　　19世纪70年代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入苏丹，遭到苏丹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1881年爆发了以穆斯林传教主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自称“马赫迪”意即“救世主”）为首的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于1883—1884年获得胜利，从英国殖民军手中解放了几乎全部国土。在起义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1899年，英国殖民军趁这个国家因连年战事和发生部落纷争而内部削弱之机，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征服了苏丹。——111。
56 指狄摩西尼在法庭上反驳欧布利得的演说词。演说词提到了共同的墓地只能埋葬本氏族死人的习俗。——115。
57 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古希腊哲学家狄凯阿尔科斯没有保存下来的著作的片断，寻|自威·瓦克斯穆特的著作《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1826年哈雷版第1部第1篇第312页。——116。
58 见威·阿·贝克尔《哈里克尔。古代希腊习俗状况。对希腊人的私生活的较详细的介绍》1840年莱比锡版第2部第447页，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吉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98页）。——116。
59 参看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古代城市》第3册第1章。见该书1864年巴黎一斯特拉斯堡版第146页 s并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506—507页）。——119。
60 公元前477年通过的选举资格法规定，允许雅典公民第四阶级，即最低阶级自由的贫民担任民政职务。一部分历史学家曾认为这是从亚里斯泰迪兹时期开始的。——133。
61 在古希腊城邦定居的外来移民被称做麦特克。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没有雅典的公民权利。他们不能参加人民大会，担任公职和占有不动产，不允许和雅典公民通婚等，他们可以从事手工业、商业等职业并参加祭祀庆祝活动，必须交纳特别的捐税和服兵役，但必须有全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在法庭上也只能由全权公民代为辩护。公元前5——4世纪、麦特克成为阿提卡的城市人口中重要的部分，在阿提卡的经济生活，尤其是贸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34。
62 克利斯提尼革命指公元前509年雅典平民反对旧民族贵族统治的斗争，其领袖是阿尔克梅奥尼德氏族的代表克利斯提尼。这次革命推翻了贵族的统治，并于公元前508年前后实行改革，消灭了氏族制度的蹒余，为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34。
63 公元前560年贫困破产的贵族氏族的代表庇西特拉图夺取了雅典的政权，建立了个人统治的制度即儒主政体。这种制度在庇西特拉国公元前527年去世前曾因他两次被逐出雅典而中断，后来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10年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庇亚斯被逐为止。不久，在雅典建立了以克利斯提尼为首的奴隶主民主派的统治。庇西特拉图旨在保护中小地主的利益反对民族贵族的活动，没有引起雅典国家政治结构的重大改变。——136。
64 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它代替了原先在罗马有效的习惯法。习惯法的解释权原先操在贵族手中，在平民的要求下，成立了以亚庇马斯·克劳狄乌斯为首的十人委员会（十人团），该委员会受托编制法律，公元前451年编出十表，次年又成立新的十人委员会，再编两表，先后刻在十二块铜牌上公布，故而得名，原物已散失，仅在拉丁作家文集中保存下来不完整的法律条文。十二铜表法反映了罗马社会财产分化的过程，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主国家的形成过程。十二铜表法是后来罗马法以及欧洲法学的渊源。——138。
65 公元9年，在条顿堡林山会战中，阿尔米纽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起义军歼灭了三个罗马军团，罗马军队的统帅普卡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自杀身亡。
　　构成罗马人名的中间部分是表明其氏族属性的原名，由此可以推断瓦鲁斯是昆提利氏族的成员。——138。
66 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在公元前451年和450年被选进十人委员会（十人团），委员会受托制定法律，即著名的十二铜表法（见注64） I在此期间，委员会享有充分权力，在期满以后，亚庇鸟斯·克劳狄乌斯同十人团的其他人一起企图把委员会的权力延长到公元前449年，但是十人团尤其是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的专横和暴力引起了平民的起义，十人团被推翻；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被监禁，此后不久死在监狱。——139。
67 布匿战争是古代地中海地区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三次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201年、以迦太基的失败而告终。——139。
68 路·朗格在《罗马的古代文化》一书中引用了格·胡施克论文中的这段话，见胡施克的学位论文《关于元老院决议赋予费策妮娅·希斯帕拉的特权》；同时参看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1822年格丁根版第39卷第19章。——143。
69 见巴·格·尼布尔《罗马史》1828年柏林修订第3版第1部第352页。恩格斯的这段话转引自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第315页的脚注。参看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第418—419页）。——144。
70 参看泰·蒙森《罗马史》1881年柏林第7版第1卷第62—63页。该书第1卷第一版于1854年在莱比锡出版。——144。
71 杜罗·德拉马尔的计算，见其著作《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39及以下几页和第448页。该卷卷末附有新旧度量衡以及货币单位比较表。——146。
72 “德意志人”过去译为“日耳曼人”。在我国习惯上“日耳曼人”是指中古以前的德意志人，“德意志人”是指中古以后的德意志人。但在德文中和恩格斯著作中，却没有这样的区别。恩格斯在本卷第105页指明“德意志人历史上最初的统称‘日耳曼人’是由凯尔特人给他们取的……”本书中所用的“德意志人”、“德语”、“高地德意志语”、“德意志国家”等词，都译为“德意志”.不再一一加以区别。恩格斯在个别地方使用日耳曼一词的，则依原文译为“日耳曼”。——148。
73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第2编第15章（《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氏族》）对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氏族阐述得比较简单，于是，恩格斯决定撰写这一章。
　　摩尔根在上述著作第15章中还扼要地对其他各民族的氏族发表了看法。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2编第15章《人类其他部落中的民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中完全略去了摩尔根的这些见解。除一小段关于凯尔特人的摘录外，他集中摘记了日耳曼人氏族的材料，同时根据凯撒和塔西佗著作的拉丁文版本核对了摩尔根所引用的资料，在核对过程中又摘录了比摩尔根更多的原始资料。恩格斯在论述日耳曼人时使用了马克思搜集的原始资料。至于凯尔特人，他可能参照了自己在1869——1870年间写的《爱尔兰史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在论述日耳曼人时、他利用了自己的《马尔克》、《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等著作。——148。
74 威尔士在1283年被英格兰人征服，但在这以后继续保持自治，直到16世纪中叶才完全并入英国。——148。
75 1869——1870年、恩格斯着手编写一部长篇历史著作《爱尔兰史队为此他曾开列了一个多达150余种图书的有关爱尔兰的书目，从这些著作中作的摘要共有15本，此外还有札记、单页资料、剪报等准备材料。但是1870年7月开始出现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迫使恩格斯中止了写作，这部未完成的《爱尔兰史》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准备材料中的《戈尔德温·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和《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后来，在写作《起摞》时，恩格斯利用了这些准备材料和研究成果。这里谈到的有关威尔士法律的摘要，是指他当时对安·欧文受官方委托于1841年出版的历史资料集《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一书所作的摘要，见恩格斯1870年7月6日写给马克思的信。——149。
76 1891年9月8——23日、恩格斯同玛·埃·罗舍和路·考茨基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旅行。
　　由于恩格斯是在1891年9月底拿到最后的清样的，所以这个注是后来才加上的。——151。
77 1745——1746年苏格兰山民举行起义、反对英格兰一苏格兰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夺地运动。苏格兰高地的一部分贵族，为了保存封建宗法的民族制度，并支持被推翻的斯图亚特王朝的代表们对英国王位的要求，利用了山民的不满。起义的失败彻底破坏了苏格兰山地氏族制度，加剧了剥夺苏格兰农民土地的进程。——151。
78 阿勒曼尼亚法典是从5世纪起占有现在的阿尔萨斯、瑞士东部和德国西南部的阿勒曼尼亚德意志部落联盟的习惯法汇编；这一法典产生于6世纪末7世纪初和8世纪。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阿勒曼尼亚法典》第八十一（在另一版本中是第八十四）条。——153。
79 见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原始的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和《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概论》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153。
80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这部英雄史诗，是古代德意志叙事诗文献，反映了民族大迁徙后期东哥特人的习俗，流传于8世纪，保留下来的仅是一些片断。——154、182。
81 见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4卷第34、43—44章。——156。
82 《女预言者的预言》（《Völuspa别是老《艾达》（见注29）中最著名的一首歌。描述了世界从创始到毁灭及其再生——和平与正义的胜利。下文引述的两行诗中的德译文为恩格斯所译。——156。
83 齐维利斯领导的德意志部落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在69一70年（有些史料记载发生在69——71年）、这次起义是由于增加赋税、加紧募兵和罗马官吏的胡作非为而引起的。起义席卷了大部分离卢和被罗马统治的德意志地区，从而使罗马有失去这些地区的危险。起初起义者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却屡屡受挫，最后被迫同罗马媾和。——157。
84 《洛尔希寺院丈书》（《Codex Laureshamensis》）是授予洛尔希寺院的证书和特权的副本集子。洛尔希寺院于764年在法兰克王国建立，距沃尔姆斯城不远，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大封建领地。《洛尔希寺院文书》于12世纪编成，它汇集了有关特权和馈赠的各类寺院档案证书3836份，其中2700份是静及8——9世纪的档案、是关于德国西南部农民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重要史料之一。——161。
85 见克雷真纳的利乌特普朗德《奖赏》第6卷第6章。——169。
86 采邑（beneficium，字面意思是”恩赐”）是8世纪上半叶在法4·克王国盛行的一种赏赐土地的形式。一块块的土地连同居住在土地上的依附的农民一起以来邑的形式授予领用人（来邑主）终身享用，条件是要完成一定的、多半是军事性的义务。在领用人或来邑主死亡，或未完成义务以及田园荒芜的情况下，来邑就应当归还给原主或交给他的继承人，若要恢复来邑关系，就须第二次赏赐。实行分配采邑的不仅有王权，教会，而且还有豪绅巨富。采邑制度促进了封建主阶级、特别是中小贵族的形成，使农民群众处于更加受奴役的地位，同时促进了藩属关系和封建等级制的发展。后来来邑变成了世袭封地。恩格斯在《法丛克时代》这篇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中揭历了来邑制度在封建制度形成史上的作用。——172。
87 郡守是法且克王国担任州郡领导的王室官吏。每位郡守在自己的区域内都享有司法权，可以征税和管辖军队，并在出征时统率军队。郡守在任内可以享有王室在该郡收入的一分之一，并获得赏赐的土地作为酬劳。后来郡守逐渐由王室委派的官员演变成大封建领主，他们拥有自主权，在877年正式建立郡守官职的世袭制以后，这种权力得到了加强。——172。
88 指9世纪编成的圣日耳曼——德」曹雷修道院地产登记册（地产、人口和收入登记册）、以《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的名称而闻名。恩格斯去从地产登记册中引用的材料大概载于保·罗特《采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第378页。——173。
89 安加利是罗马帝国时期派给居民的义务，规定居民必须提供马匹和挑夫为政府运输，后来范围更加扩大了，成为居民的沉重负担。——173。
90 依附制度是从8——9世纪起在欧洲盛行的农民受封建主”保护”或者小封建主受大封建主”保护”的形式之一、接受保护需要一定的条件，即为”保护人”服兵役和承担其他锚役，并把自己的土地交给”保护人..然后以有条件地占有的形式赎回这些土地。这对于那些迫于暴力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农民来说，意味着人身自由的丧失，而对于小封建主来说，则意味着处于大封建主藩属的地位。这种依附制度使农民陷于受奴役的境地，使封建等级制度得以巩固。——175。
91 1066年10月14日侵入英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军队在黑斯廷斯附近同盎格鲁撒克逊人展开了会战。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由于在自己的军事组织中还保留着公社制度的残余，使用的也是原始的武器装备，因此被击败。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哈罗德战死，而威廉则成为英国国王，称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威廉一世。——182。
92 迪特马申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地区，曾是自由民的一个要塞。自由民曾长期保留公社制度，反抗德国和丹麦封建主的征服。从12世纪中叶起迪特马申的居民逐渐取得独立。旧的地方贵族到13世纪事实上已经消失，在独立时期迪特马申仍是自治的农民公社的总和，这些农民公社的基础在许多地方都是旧有的农民氏族。到14世纪，迪特马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二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荷尔斯泰因公爵约翰和阿道夫的军队镇压了迪特马申居民的反抗，胜利者瓜分了这个地区。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在迪特马申—直保存到19世纪下半叶。——189。
93 斐·拉萨尔《既得权利体系》第2部：《罗马和日耳曼继承权在历史一哲学发展中的实质》。该书第一版于1861年在莱比锡出版。——196。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⁹⁴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德文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1846年到1847年那个冬天写成的，那时候，马克思自己已经弄清了他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特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阐述这些基本特点，来批驳这位从此就要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占据最重要地位的人物的见解。自从他们两人在巴黎常常整夜整夜地讨论经济问题以来，他们彼此的道路是越离越远了；蒲鲁东的著作证明，两人之间现在已经横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置之不理在当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马克思在他的这一个答复里也就确认了这个不可弥合的裂口。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总的评价，可以在这篇序言后面的那篇于1865年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7和18号上发表的文章里⁽¹⁾看到。这是马克思为该报写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不久，冯·施韦泽先生把那家报纸引上封建的和政府的轨道的企图暴露了，这迫使我们在几星期后就公开声明不再为该报撰稿。⁹⁵

　　对于德国，本书恰恰在现在这个时候具有马克思本人从未料想到的意义。他怎么能知道，他向蒲鲁东开火，却命中了他当时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今日的利禄之徒的神灵洛贝尔图斯呢？

　　这里不是深入探讨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的关系的地方；这件事，我很快就有机会来做的。⁹⁶这里只想指出，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剽窃”他，说马克思“在自己的《资本论》中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的《认识》⁽²⁾一书“而没有引证他的话”。⁹⁷洛贝尔图斯这样做是肆意诽谤。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是这位无人赏识的才子的郁郁寡欢，以及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文献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马克思既没有看到过这个指责，也没有看到过洛贝尔图斯的上述著作；关于洛贝尔图斯，他所知道的总共只有那三封《社会问题书简》⁽³⁾，而且就连这些也决不是在1858年或1859年以前知道的。

　　洛贝尔图斯在这些信里更有理由断言，他早在蒲鲁东之前就已经发现了“蒲鲁东的构成价值”⁽⁴⁾，并自诩为第一个发现者，这当然是又一次弄错了。不管怎样，这样一来他在我们这本书里也一起受到了批判，而这也就使我不得不简略地分析一下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这本“奠基性的”小书（1842），因为这本书除了（又是不自觉地）也包含着魏特林式的共产主义⁹⁸之外，还预先披露了蒲鲁东的见解。

　　现代社会主义，不论哪一派，只要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接受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李嘉图1817年在他的《原理》⁽⁵⁾的一开头就提出两个原理：第一，任何商品的价值仅仅取决于生产这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二，全部社会劳动的产品分配于土地占有者（地租）、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这三个阶级之间。在英国，从1821年起，人们就已经利用这两个原理作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⁹⁹，并且有时甚至提得十分尖锐、坚决，以致直到《资本论》问世之前，这类文献还一直没有人能超越。今天，它们几乎失传，很大一部分靠马克思才又被重新发现。这些情况改日再谈吧。所以，如果说洛贝尔图斯自己在1842年从上述原理引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那么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德国人来说，无疑是向前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至多只是在德国才能算是一个新发现。马克思在批判有类似妄想的蒲鲁东时已经证明，这样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毫无新意。

　　“只要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多少有些了解，就不会不知道，这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提倡过从平均主义方面（即从社会主义方面）应用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可以给蒲鲁东先生举出如下一些著作：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⁶⁾（1822年版）、威廉·汤普森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版）、托·娄·埃德蒙兹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版）等等，这一类著作的名称还可以写上四页。现在我们且来听昕一位英国共产主义者布雷在他的出色的著作《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中是怎么说的。”¹⁰⁰单是从布雷的著作中引用的几段话，就把洛贝尔图斯要求的优先权取消了很大一部分。

　　那时候，马克思还从来没有到过不列颠博物馆的阅览室。除了巴黎和布鲁塞尔图书馆的书籍，除了我的书籍和札记以外，他只是在我们于1845年夏天一起到英国作六星期的旅行的时候，浏览了在曼彻斯特可以找到的书籍。可见，有关的书籍在40年代并不像现在这样很难找到。尽管这样，洛贝尔图斯如果还始终不知道有这些书籍，那完全要怪他的普鲁士的地方局限性。他是普鲁士所特有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的奠基人，而现在也终于被公认为这样的人了。

　　但是，就在他可爱的普鲁士，洛贝尔图斯也不可能总是不受打扰。1859年，在柏林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⁷⁾。其中，在第40页上从经济学家对李嘉图提出的种种非难中举出了下述第二个责难：

　　“如果一个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一个工作日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一个工作日的产品。换句话说，工资应当等于劳动的产品。但是实际情形恰好相反。”⁽⁸⁾马克思对此加了下面的注释：“经济学家⁽⁹⁾方面对李嘉图的这种非难，后来被社会主义者方面抓住了。他们假定这个公式在理论上是正确的，责备实际与理论相矛盾，要求资产阶级社会在实践中贯彻它的理论原则的臆想的结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至少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李嘉图的交换价值公式倒转过来反对政治经济学。”⁽¹⁰⁾）同一条注释还要求读者参看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本书当时在任何地方的书店里都可以找到。

　　因此，洛贝尔图斯有充分的机会来亲自确定，他的1842年的发现究竟是不是新的。他没有这样做，反而一再宣告他的新发现，把他的新发现看成是无与伦比的，以致根本想不到，马克思也能像他洛贝尔图斯本人一样，独立地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引出自己的结论。决不可能！马克思“剽窃”了他——然而，正是这个马克思向他提供过一切机会来让他确信，这些结论早在他们两人之前很久，至少是以洛贝尔图斯还保持着的那种粗糙形式，在英国有人就已经说过了！

　　上面所说的就是李嘉图理论在社会主义方面的最简单的应用。这种应用在很多场合下使人们对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性质达到了远远超出李嘉图的认识；例如，洛贝尔图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先不说他在这方面除了别人早已说过，并且说得至少是同样好的以外，什么也没有提供；他的叙述还犯了同他的前辈一样的毛病：把劳动、资本、价值等等经济学范畴，按经济学家们传授给他的那种粗糙的、拘泥于表面现象的形式不加考虑地接受下来，而不深入研究它们的内容。这样一来，他就不仅切断了自己进一步发展的一切道路——同马克思相反，马克思先是从这几条被反复背诵了64年的原理中得出某些东西——，而且为自己开辟了通向乌托邦的大道，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到。

　　李嘉图理论的上述应用——认为全部社会产品，即工人的产品，属于唯一真正的生产者工人——，直接引导到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在上述地方也指出，这种应用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而已。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产品的绝大部分并不属于生产这些产品的工人。如果我们说，这是不公平的，不应该这样，那么这首先同经济学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过是说，这个经济事实同我们的道德情感相矛盾。所以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溃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但是，从经济学来看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从世界历史来看却可能是正确的。如果群众的道德意识宣布某一经济事实，如当年的奴隶制或徭役制是不公正的，那么这就证明这一经济事实本身已经过时，另外的经济事实已经出现，由此原来的事实就变得不能忍受和不能维持了。因此，从经济学来看的形式上的谬误背后，可能隐藏着非常真实的经济内容。不过这里不是详细探讨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和历史的地方。

　　除此以外，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中还可以得出别的结论，而且已经得出了别的结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决定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可恶的世界上，商品时而高于其价值时而低于其价值被出售，并且这不只是竞争引起的波动所产生的结果。利润率也具有一种对所有资本家保持同一水平的平均化趋势，正如商品价格具有通过供求关系把自己还原为劳动价值的趋势一样。但是，利润率是按照投入——个工业企业的总资本来计算的。在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年产品可以体现同样的劳动量，因而代表同等价值，两部门的工资又同样高，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预付资本却可能是并且常常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两倍或三倍，这样，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在这里就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产生了矛盾，这一点李嘉图本人已经发现。如果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利润率就不可能是平均的；如果利润率平均了，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就不可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所以我们在这里遇到两个经济规律的矛盾，两个经济规律的二律背反；这个矛盾的实际解决，照李嘉图的说法（第1章第4节和第5节¹⁰¹），占上风的照例是利润率而不是价值。

　　李嘉图的价值规定，尽管有不祥之兆，但是也有使老实的资产者喜爱和珍视的一面。它以不可抗拒的威力唤起他们的公平感。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18、19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尺度这个认识一经确立，老实的资产者必然会因世界的邪恶而感到自己高尚的情感深受伤害，这个世界虽然名义上承认公平原则，但是事实上看来时时刻刻都在肆无忌惮地抛弃公平原则。特别是小资产者，他们的诚实劳动——即使只是他的帮工和学徒的劳动——在大生产和机器的竞争下天天跌价，特别是小生产者，必然会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产品按其劳动价值来交换最终成为完全的毫无例外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必然迫切希望有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只有商品生产的一个规律绝对地不折不扣地发生作用，而唯一能够保证这条规律发生作用的那些条件，即商品生产以至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规律都排除了。

　　这种空想在现代（现实的或理想的）小资产者的思想中是多么根深蒂固，由下述事实就可证明；这种空想早在1831年已经由约翰—格雷系统地阐述过⁽¹¹⁾；在30年代，英国还从实践上尝试过并在理论上宣扬过；1842年洛贝尔图斯在德国，1846年蒲鲁东在法国，都把它宣告为最新真理；1871年洛贝尔图斯再次把它宣称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并当做他的社会遗嘱，¹⁰²1884年，它又在一群利禄之徒中间找到了信徒，这些人以信奉洛贝尔图斯为名，准备利用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来为自己谋取私利。¹⁰³

　　马克思不论在反对蒲鲁东还是在反对格雷（见本书附录¹⁰⁴）的时候，都极其透彻地批判了这种空想，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就洛贝尔图斯论证和描绘这种空想的特有形式发表几点意见。

　　前面已经说过，洛贝尔图斯把传统的经济学概念的定义完全按照经济学家所传授给他的形式接受了下来。他丝毫没有想到要加以研究。他认为，价值是

　　“一物同其他物相比在数量上的值，而这个值被理解为尺度”。⁽¹²⁾

　　这个定义说得客气些也是非常模糊的，它至多告诉我们价值大致像个什么样子，却绝对没有说出它是什么。因为洛贝尔图斯关于价值能向我们说的全在这里了，所以可以认为，他是在寻求一个处于价值之外的价值尺度。他运用了使阿道夫—瓦格纳先生称赞不已的抽象思维能力¹⁰⁵，以30页篇幅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乱七八糟地搅和在一起，然后得出结论说；真正的价值尺度并不存在，我们必须以一个代用的尺度为满足。劳动可以充当这种代用的尺度，但是只有在等量劳动的产品总是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时才是这样，而不管“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还是由于采取了措施”⁽¹³⁾才保证是这样。因此，尽管整个第一章都是向我们解释商品“耗费了劳动”，而且仅仅是耗费了劳动，以及为什么是这样，但是价值和劳动仍然没有任何实际联系。

　　劳动也按照它在经济学家们那里的形式被不加考虑地接受下来。不仅如此，虽然洛贝尔图斯也用两句话提到了劳动强度的差别，但是劳动还是非常笼统地被当做“耗费的东西”，从而也就是衡量价值的东西提出来，而不问这个劳动究竟是不是在正常的社会平均条件下耗费的。生产者为了生产可以一天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用了十天，还是只用一天，他们用的工具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他们的劳动时间是耗费在生产社会必需的物品和生产社会需要的数量上，还是耗费在根本不需要的物品上，或者耗费在虽有需要但却在数量上多于或少于需求的物品上——对于所有这些却一字不提，只是说；劳动就是劳动，等量劳动的产品必须同等量劳动的产品交换。在其他方面，不管适当不适当，洛贝尔图斯总还随时准备站在全国观点上，从社会瞭望台的高处俯瞰单个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却小心翼翼地避开了这种做法。其所以如此，只因为他从自己那本书的第一行起就笔直地驶向劳动货币的乌托邦，而对劳动的创造价值的特点进行的每一项研究，都必然会在他的航道里投下无法通过的礁石。在这里他的本能比他的抽象思维能力强得多——顺便说说，在洛贝尔图斯那里，抽象思维能力只是通过最具体的思想空虚才揭示出来的。

　　向乌托邦过渡，一挥手之间就完成了。为保证商品按劳动价值进行交换成为毫无例外的常规而采取的“措施”，没有引起任何困难。这一派的其他空想家，从格雷到蒲鲁东，都煞费苦心地揣摩过用什么社会机构来实现这个目标。他们至少还试图通过经济途径，通过进行交换的商品占有者本身的活动，来解决经济问题。洛贝尔图斯解决问题的办法却简单多了。他作为一个道地的普鲁士人，求助于国家；国家政权的一道命令就能实行这个改革。

　　这样一来，价值就幸运地被“构成”了，但是，这绝对没有构成洛贝尔图斯所要求的对这一构成的优先权。相反，格雷和布雷以及其他许多人早在洛贝尔图斯以前很久，就令人生厌地反复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们一心希望有一些措施能使产品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只按它们的劳动价值相互交换。

　　国家这样构成了价值——至少是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因为洛贝尔图斯也是有分寸的——之后，就发行它的劳动券，预支给工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用它给工人发工资，工人再用他们得到的劳动券购买产品，于是劳动券又流回它的出发点。这进行得多么奇妙，我们应该听听洛贝尔图斯本人说的话：

　　“至于第二个条件，那么，要使票券上注明的价值真正在流通中存在，必要的措施是，只有真正交出一件产品的人才能取得一张精确标明生产那件产品的劳动量的票券。谁交出了一个两天劳动的产品，谁就取得一张标明‘两天’的票券。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来发行票券，第二个条件也一定能实现。因为照我们的假定，财物的真正价值总是同制造这个财物所耗费的劳动量—致的，而这个劳动量的尺度就是普通的计时单位，所以谁交出一件耗费两天劳动的产品，得到注明两天的票券，那么他得到的这一纸票券上注明或证明的价值不多不少恰恰就是他实际交出的价值。——并且，因为只有真正把一件产品投入流通的人，才能取得一个这样的证明，所以，毫无疑问，累券上注明的价值也就一定存在着，足以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论我们把分工的范围想象得多么广阔，只要严格遵守这条规则，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总额必定恰恰尊于禀带上注明的价值总额。可是因为票券上注明的价值总额恰恰等于被证明的价值总额，所以后者也必然会与实际存在的价值相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第166—167页）⁽¹⁴⁾

　　如果说，洛贝尔图斯以前的不幸是他的新发现总是来得太迟，那么，这一次他至少在一种独创性上建立了功勋；在他的竞争者中间还找不到一个人敢于以这样天真幼稚、透彻明净、堪称道地的波美拉尼亚形式说出关于劳动货币乌托邦的痴话。既然对于每一张票券都提供了一个相应的价值对象，而且又没有一个价值对象不是取得一张相应的票券而交出的，所以，票券上的总额必然总是同价值对象的总额相抵，计算下来连一丝一毫余额也没有，一秒钟劳动都不差，甚至连国库出纳处的老资格的会计也无法找出丝毫计算上的差错。还能要求什么呢？

　　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个工业资本家都是完全由自己负责进行生产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都随他的意。但是，对他说来，社会需求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无论是需求对象的质量、品种，还是它们的数量，都是这样。今天还不能充分迅速供应的东西，明天就可能大大超过需求。尽管如此，需求还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满足，而生产总的说来毕竟是依照所需求的对象来进行的。矛盾是怎样解决的呢？是通过竞争解决的。竞争又是怎样解决问题的呢？非常简单：凡是品种或者数量不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商品，竞争就使它们的价格落到它们的劳动价值之下，通过这种曲折的途径，使生产者感觉到，他们要么是生产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要么是生产的东西本身虽然有需要，但数量已经超过需要，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商品的价格与商品价值的不断偏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并且只是由于这个条件，商品价值才能存在。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实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通常看来同它所表现的价值多少有所不同，这种命运是价值和大多数社会关系所共同的。国王和他所代表的王国在大多数场合下看来也是大不相同的。因此，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如果谁想把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确立起来，而又禁止以竞争施压于价格这个唯一可行的办法来确立这种对价值的决定，那就不过是证明，至少在这方面，他采取的是空想主义者惯有的轻视经济规律的态度。

　　第二，竞争使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在一个进行交换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发生作用，从而也就使得在这种条件下唯—可能的社会生产组织和制度得以实现。单个的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或涨价才能明白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但是，洛贝尔图斯等人所代表的那种空想却恰恰要废除这个唯一的调节器。如果这时我们问，我们有什么保证，能使每种产品都生产必要的数量而不是过多，能使我们不致一面缺乏谷物和肉类，同时却窒息在甜菜糖堆里和淹死在马铃薯酒里，能使我们不致一面裸着身体没有裤子穿，同时却有千千万万颗裤子纽扣滚滚而来——那么，洛贝尔图斯就会得意扬扬地把他那本漂亮的账指给我们看，按照这本账，对每一磅多余的糖、每一桶销不出去的酒、每一颗缝不到裤子上去的纽扣，都签发过正确无误的票券，这是一本严格”相符”的账，按照这本账，”一切要求都会得到满足，清算也会正确地进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请教波美拉尼亚的那位国库出纳处的会计X，他审核过账目，查明无误，这个人在出纳上从未出过差错，完全可靠。

　　现在，我们来看看洛贝尔图斯的又一个天真的想法——用他的空想来消除工商业危机。自从商品生产具有世界市场的规模以来，按私人打算进行生产的单个生产者同他们为之生产，却对其需求的数量和质量或多或少不了解的市场之间的平衡，是靠世界市场的风暴、靠商业危机来实现的。⁽¹⁵⁾因此，如果禁止竞争通过价格的升降把世界'市场的情况告诉单个生产者，那他们就完全被蒙住了眼睛。把商品生产安排得使生产者对他们为之生产的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立的确是一个医治危机病症的妙方，甚至艾森巴特医生也会因此羡慕洛贝尔图斯呢。

　　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洛贝尔图斯径直用”劳动”来决定商品价值，顶多只承认劳动有不同的强度。如果他研究过劳动通过什么来创造价值和怎样创造价值，从而决定价值和计量价值，他就会得出社会必要劳动——不论从个别产品对同类其他产品的关系上来说，还是从它对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上来说都是必要的劳动。这就会使他面临一个问题；单个商品生产者的生产是怎样来适应社会的总需求的，而同时他的整个乌托邦也就搞不成了。这一次，他的确是宁可“抽象”亦即把问题的实质“抽象”掉。

　　现在，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地方，在这里洛贝尔图斯真的向我们显示了一些新东西，一些把他同他的无数伙伴——劳动货币的交换经济论者——区别开来的东西。那些人要求实行这种交换制度，目的是要废除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每个生产者应该取得他的产品的十足劳动价值。他们，从格雷到蒲鲁东，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洛贝尔图斯说，无论如何不能这样。雇佣劳动和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要保留下来。

　　第一，工人在任何可以设想的社会制度下都不可能取得他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以供消费；许多经济上非生产性的，但又是必要的职能总是存在着的，它们的费用要从生产出来的基金中开支，而有关人员的生活费用也要从中开支。——这种情况只有在现在这种分工起着作用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一个普遍有义务参加生产劳动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也是”可以设想的”啊——这种情况就会消失。但是，社会储备和积累基金的必要性还是存在的，因此，到了那时，虽然这些工人即所有的人都将占有和享受他们的全部产品，但每一个单个的人也还不会享受到他的“十足的劳动收入”。从劳动产品中拿出一部分来维持经济上非生产性的职能，这一点也没有被其他的劳动货币空想家忽视。不过，他们是让工人为了这个目的而通过一般的民主途径向自己征税，而洛贝尔图斯的1842年的全部社会改革方案却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设计的，他把事情全部交给官僚去决定，由他们从上面规定工人应在自己的产品中分得多少并且把这一部分恩赐给工人。

　　第二，地租和利润也应该不折不扣地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地主和工业资本家也行使一定的职能，这些职能即使从经济方面说是非生产性的，但是对社会却是有益的或者是必要的，他们为此以地租和利润的形式得到一定的报酬——众所周知，这即使在1842年也根本不算什么新论点。其实，凭他们做的那一点事情，并且做得够差的，他们现在所得到的已经太多了，但是洛贝尔图斯偏认为一个特权阶级至少在今后500年内还是必要的，所以，现在的剩余价值率——为了表达确切，我用了这个说法——还应该继续存在下去，不过不应该再提高。洛贝尔图斯假设现在的剩余价值率为200%，即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以后得到的不是12小时而是只有4小时的票券，其余8小时生产的价值应当在地主和资本家之间分配。因此，洛贝尔图斯的劳动票券简直是个骗局。只有波美拉尼亚的骑士领主才可能设想，工人阶级会仅仅为了4小时的票券而愿意工作12小时。如果把资本主义生产的骗术翻译成这种幼稚的话语，骗术便变成赤裸裸的抢劫，那么，骗术也就混不下去了。发给工人的每一张票券就会变成直接挑起叛乱的东西，并且触犯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一一○条。¹⁰⁶只有除了波美拉尼亚骑士领地上的实际上还处于半农奴地位的短工以外从没有见过任何别的无产阶级的人——在那些领地上，棍子和鞭子当权，村里所有漂亮女人都归入领主老爷的后宫——，才想得出这样来侮辱工人。我们的保守派倒真是我们的最伟大的革命家。

　　不过，如果我们的工人非常温顺地让人愚弄，以为辛苦劳动了整整12个小时实际上只劳动了4个小时，那么他们在工资上就会得到一个保证：从此以后他们从自己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永远不会低于三分之一。这实际上是极其幼稚的幻想，根本不值一谈。因此，如果说洛贝尔图斯在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方面有什么新贡献，那么，这个新贡献简直就是幼稚，它远远落在他以前和以后无数同道的贡献之下。

　　洛贝尔图斯的《认识》一书，在出版的当时，无疑是一本重要的书。它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继续发展，在一个方向上是颇有希望的开端。尽管这一发展只是对他和对德国来说才是新东西，但是总的说来同比他高明的英国先驱者们的成就相比仍处于同一水平。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从这一点出发，只有通过寻根究底的、批判性的进一步的工作，才能在理论上真正有所收获。但是，他从一开始就同时往第二个方向即乌托邦的方向继续发展李嘉图的理论，从而切断了继续前进的道路。于是他失去了进行一切批判的首要条件——不抱偏见。他为事先确定的目标而全力以赴，成了一个有偏见的经济学家。 他一旦受制予他的乌托邦思想，就断绝了自己在科学上进步的一切可能。从1842年直到去世，他一直在兜圈子，老是重复他第一本书已经说过或暗示过的同一思想，他感到自己不为人所了解，在没有东西可供剽窃的地方发觉被人剽窃，最后，并非无意地拒绝承认自己实际上只是重新发现了人家早已发现的东西。

　　本书译文有些地方同已出版的法文原文不同。这是以马克思的亲笔改动为根据的，已经准备好的一个法文新版本也做了这些改动。¹⁰⁷

　　本书用语同《资本论》不尽相同，例如在这里还把劳动说成是商品，说买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这一点大概无须提请注意了。本版还收入下列附录作为补充：1.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中关于约翰·格雷第—次提出的劳动货币交换乌托邦的一段论述。2.马克思（1848年）在布鲁塞尔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¹⁰⁸的译文，这个演说和《哲学的贫困》属于著者的同一个发展时期。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4年10月2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10月2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1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脚　　注

(1) 指马克思《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编者注
(2) 约·珞贝尔图斯《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弗里德兰版。——编者注
(3) 约·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1850—1851年在柏林出版。——编者注
(4) 约·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第54页。——编者注
(5)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
(6) 见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 31卷第411—582页。——编者注
(8) 见同上，第456页。———编者注
(9) 马克思写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编者注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 31卷第456页。——编者注
(11) 约·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年爱丁堡版。——编者注
(12) 约·洛贝尔图斯《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弗里德兰版第61页。——编者注
(13) 同上，第62页。——编者注
(14) 约·洛贝尔图斯《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弗里德兰版第166—167页。——编者注
(15) 至少直到不久以前，情况还是这样。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由于法国、德国，特别是美国参加世界贸易而被打破以后，似乎有一种新的平衡形式在起作用。危机前的普遍繁荣时期一直没有到来。如果它永远不再出现，那么经常的停滞再加上轻微的波动就会成为现代工业的常态。

注　　释

94 《马克思和洛坷尔图斯》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恩恩格斯文集》第1卷）德文第一版写的序言。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论述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等著作对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贡献，揭露了皮·约·蒲鲁东和约·卡·洛贝尔图斯的小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的实质，阐明了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恩格斯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强调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的事实，是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感和道德意识。他指出：“马克思从来不把他的共产主义要求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的、我们眼见一天甚于一天的崩惯上，他只说了剩余价值由无酬劳动构成这个简单的事实。”（见本卷第203—204页）
　　《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于1885年出版，译文曾经恩格斯校订。恩格斯不仅为德文版写了序言，还增补了多条注释。同年1月初，根据他的提议，这篇序言以《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为题发表在1885年《新时代》第3年卷第1期。这篇序言还被收入1892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维·查苏利奇把它译成俄文，收入1886年由劳动解放社在日内瓦出版的这部著作的俄文第一版。
　　这篇序言曾收入1932年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由杜竹君翻译的《哲学之贫困》和1932年北平东亚书局出版的由许德珩翻译的《哲学之贫乏》。——199。
95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将他们停止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寄给了该报编辑部，在马克思的敦促下，声明不久便在多家德国报刊上发表。约·巴·冯·施韦浑因此不得不于1865年3月3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刊登了这篇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28—132页）。——199。
96 此处是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撰写序言一事，该序言于1885年5月5日完稿。——200。
97 约·卡·洛贝尔图斯在1871年11月29日给鲁·迈耶尔的信中（参看《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柏林版第1卷第134页）、以及在1875年3月14日给1来勒的信中（参看1879年《一般政治学杂志》第35卷第219页）对马克思进行了诽谤。——200。
98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 s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200。
99 1821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匿名的抨击性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儿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中对这本小册子做了评价。——201。
100 引自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10页），括号里的文字是恩格斯加的。——202。
10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贼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的该书第一版中，李嘉图尚未把章分成节，从1819年出版的第二版开始，他才作了这种划分，1821年该书第一版问世，这一版由李嘉图本人作了较大修改。——204。
102 1871年约·卡·洛贝尔图斯发表了《正常工作日》一文；该文载于9月16、23和30日的《柏林评论》杂志，接着又于同年在柏林出版了单行本。——205。
103 指参加编辑约·卡·洛贝尔图斯的遗著，特别是他的著作《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1884年柏林版的那批人＝这一著作的出版者及其导言的作者是泰·科扎克；而序言是由德国庸俗经济学家阿·瓦格纳撰写的。——206。
104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分，其中批判了约·格雷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7—481页）。这一部分曾经作为附录收入《哲学的贫困》1885年斯图加特德文第一版。——206。
105 阿·瓦格纳曾为约·卡·洛贝尔图斯的著作《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第四封社会问题书简》1884年柏林版写了序言，序言第7—8页上有这样一句话：“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表现了只有最伟大的睿智才特有的抽象思维能力。”——206。
106 1871年生效的德意志帝国刑法典第110条规定，凡以书面形式公开号召不服从德意志帝国现行法律或命令者，判处200塔勒以下的罚款或两年以下监禁。——213。
107 指当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正准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但是这一版直到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才得以在巴黎出版。——214。
108 指马克思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14。

弗·恩格斯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¹⁰⁹

　　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贵族的疯狂争斗的喧嚣充塞着中世纪的时候，被压迫阶级的静悄悄的劳动却在破坏着整个西欧的封建制度，造成封建主的地位日益削弱的局面。固然，在农村里贵族老爷们还是作威作福，折磨农奴，靠他们的血汗过着奢侈生活，骑马践踏他们的庄稼，强奸他们的妻女。但是，周围已经兴起了城市：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莱茵河畔，古罗马的自治市从灰烬中复活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德意志内部，兴建着新的城市；这些城市总是用护城墙和护城壕围绕着，只有用大量军队才能攻下，因此是比贵族的城堡坚固得多的要塞。在这些城墙和城攘的后面，发展了中世纪手工业（十足行会的和小规模的），积累起最初的资本，产生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来往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保护这种商业来往的手段。

　　在15世纪，城市市民在社会中已经比封建贵族更为不可或缺。诚然，农业仍旧是广大居民的营生，因而是主要的生产部门。但是，少数分散的在某些地方顶着贵族的侵夺而保存下来的自由农民却充分证明，在农业中重要的并不是贵族的寄生和压榨，而是农民的劳动。而且，贵族的需要也大大增加和改变了，甚至对于他们来说城市也是不可或缺的了；他们唯一的生产工具（铠甲和武器）还是从城市得到 的！本国的织物、家具和装饰品，意大利的丝织品，布拉班特的花边，北方的毛皮，阿拉伯的香水，黎凡特的水果，印度的香料——所有这一切，除了肥皂以外，贵族都是从市民那里买到的。某种程度的世界贸易发展起来了；意大利人在地中海上航行，并越过地中海沿大西洋岸直达佛兰德；汉撒同盟的人在荷兰人和英国人加紧竞争的情况下仍然控制着北海和波罗的海。北方和南方各海上贸易中心之间通过陆地保持联系，实现这种联系的道路经过德意志。贵族越来越成为多余并且阻碍着发展，而城市市民却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了。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生产和交换的这一切进步实际上是极其有限的。生产仍然被纯粹行会手工业的形式束缚着，因而本身还保持着封建的性质。贸易仍然停留在欧洲水域之内，并且没有越出与远东国家交换产品的黎凡特沿海城市。但是不管手工业以及经营手工业的市民多么弱小，多么受限制，他们还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变革封建社会；他们至少一直在前进，而贵族却是停滞不动的。

　　此外，城市的市民阶级还有一件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货币。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封建主或者是以劳役形式，或者是以实物形式，从他的农奴那里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妇女纺织亚麻和羊毛，缝制衣服；男人耕田；儿童放牧主人的牲口，给主人采集林果、鸟窝和垫圈草；此外，全家还要交纳谷物、水果、蛋类、奶油、干酷、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那时欧洲被压制得处于很低的水平，一切都得再从头做起，因而货币当时所具有的社会职能比它的纯粹政治职能小得多；货币是纳税用的，并且主要靠掠夺取得。

　　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货币重新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因而货币量大大增加。贵族没有货币也不行了。但是，因为他们很少有或者说没有东西可卖，再加上这时掠夺也完全不再那么容易，所以他们不得不决定向城市的高利贷者借贷。骑士的城堡在被新式火炮轰开以前很久，就已经被货币破坏了。实际上，火药可以说只是为货币服务的法警而已。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农村中继续存在着古老朴拙的自然经济，但是已经有整个地区，例如在荷兰、比利时和下莱菌，农民都向主人缴纳货币，而不是在徭役租和实物租了，在那里，主与奴在向地主与佃农的过渡中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因而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在农村中也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

　　在15世纪末，货币已经把封建制度破坏和从内部侵蚀到何等程度，从西欧在这一时期被黄金热所迷这一点看得很清楚。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便要索取的第一件东西。这种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虽然最初是以封建和半封建形式实现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与封建主义不相容了，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农业，它对外征讨主要是为了取得土地。而且，航海业是确确实实的资产阶级的行业，这一行业也在所有现代的舰队上打上了自己的反封建性质的烙印。

　　因此，15世纪时，封建制度在整个西欧都处于十分衰败的状态。在封建地区中，到处都揳入了有反封建的要求、有自己的法和武装市民的城市；它们通过货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甚至在农村中，在农业由于特别有利的条件而得到发展的地方，旧的封建桎梏在货币的影响下也开始松动了；只有在新征服的地方，例如在易北河以东的德意志，或者在其他远离通商道路的落后地区，才继续盛行旧的贵族统治。但是，无论在城市或农村，到处都增加了这样的居民，他们首先要求结束连绵不断毫无意义的战争，停止那种总是引起内战——甚至当外敌盘踞国土时还在内战——的封建主之间的争斗，结束那种不间断地延续了整个中世纪的、毫无目的的破坏状态。这些居民本身还过于软弱，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就向整个封建制度的首脑即王权寻求有力的支持。在这里，我们就从探讨社会关系进入探讨国家关系，从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来了。

　　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Nationa1itäten]，大家知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多数从前罗马行省内的被征服者即农民和市民，把胜利者即日耳曼统治者同化了。因此，现代的民族[Nationa1itäten]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关于怎样在一个地方发生了融合，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发生了分离，我们从门克编制的中洛林各区地图上⁽¹⁾可以看到一个明确的图景。只要看一下这个地图上的罗曼语和德语地名的分界线就会确信，这条分界线在比利时和下洛林一段上，和一百年前法语与德语的分界线基本上是一致的。某些地方还可以看到狭窄的争议地带，即两种语言争夺优势的地方，但是大体上已确定，哪儿应该仍然是德语地区，哪儿应该仍然是罗曼语地区。地图上大多数地名所具有的古下法兰克语形式和古高地德语形式证明，它们属于9世纪，最迟是10世纪的，所以，分界线到加洛林王朝末期就已经基本上划定了。在罗曼语的那一面，特别是在语言分界线附近，可以找到由德语的人名和罗曼语的地名合成的混合地名，例如，在马斯河以西凡尔登附近有：；ppone curtis，Rotfridi curtis，Ingolini curtis，Teudegis i1o-villa，即今天的伊佩库尔、勒库尔一拉克勒、艾尔河畔昂布兰库尔、梯也尔维尔。它们是罗曼语土地上的法兰克封建主领地、小块德意志移民区，先后被罗曼化了。在城市和某些农村地区有较大的德意志移民区，它们较长时间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例如《路易之歌》¹¹⁰就是9世纪末从这样一个移民区里出现的，但是，842年的国王和王公的誓文¹¹¹（在誓文中罗曼语已经作为法兰克王国的正式语言出现）则证明，法兰克的大部分封建主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罗曼化了。

　　语族一旦划分（撇开后来的侵略性的和毁灭性的战争，例如对易北河地区斯拉夫人¹¹²的战争不谈），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1itäten]开始向民族[Nationen]发展。洛林这个混合国家¹¹³的迅速崩惯，说明了早在9世纪的时候这一自发过程就已何等强烈。虽然在整个中世纪时期，语言的分界线和国家的分界线远不相符，但是每一个民族[Nationa1i t.t]，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的大的国家成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成为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

　　在每一个这种中世纪的国家里，国王高踞于整个封建等级制的顶端，是附庸们不能撇开不要的最高首脑，而同时他们又不断反叛这个最高首脑。整个封建经济的基本关系（分封土地以取得一定的人身劳役和贡赋），在处于最初和最简单的形式时，就已经为斗争提供了充分的材料；特别是当有这样多的人有意寻衅的时候更是如此。而到中世纪后期，当各地的采邑关系造成了一团乱麻般的权利和义务——赐给的、剥夺的、重新恢复的、因罪过丧失的、作了改变的或另作限制的——，而这团乱麻又无法解开的时候，情况是怎样的呢？例如，大胆查理在他的一部分土地上是皇帝的臣仆，而在另一部分土地上则是法兰西国王的臣仆；但另一方面，法兰西国王，即大胆查理的领主，在某些地区同时又是其附庸大胆查理的臣仆。这样，冲突怎能避免呢？因此，才有向心力和离心力在漫长的世纪中变化不定地起着作用，向心力使附庸归向中心即王权，因为只有这个中心才能保护他们防御外敌和互相防御，而向心力则经常地、必然地变为离心力；因此，便有了王权和附庸之间的不断的斗争，他们的疯狂的喊叫在这整个漫长时期中淹没了一切，这时掠夺是自由的男子唯一值得干的行业；因此，才发生无穷无尽的、接连不断的一大串背叛、暗杀、毒害、阴谋和各种简直无法想象的卑鄙勾当，这些勾当又都隐藏在骑士精神的美名之下，并且不断地被传颂为荣誉和忠诚。

　　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正像王权依赖它们一样。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联盟发端于10世纪，这一联盟往往因冲突而破裂（要知道在整个中世纪期间，事情并不是一直朝一个方向发展的），破裂后又重新恢复，并且越发巩固、越发强大，直到这一联盟帮助王权取得最后胜利，而王权则以奴役和掠夺回报它的盟友。

　　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新兴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出现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一开始在实质上就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立法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但是，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所有制还同封建的限制密切交织在一起，例如，这种所有制主要由特权构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法比当时的市民阶级的关系要先进得多。但是，市民阶级所有制在历史上的进一步发展，只能使这种所有制变成纯粹的私有制，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这种发展理应在罗马法中找到强大的助力，因为在罗马法中，凡是中世纪后期的市民阶级还在不自觉地追求的东西，都已经现成地存在了。

　　诚然，在很多情况下，罗马法为贵族进一步压迫农民提供了借口，例如，当农民不能提出书面证明使自己免除普通的义务的时候就是这样。但这并没有使问题的实质有所改变。即使没有罗马法，贵族也能找到各种这样的借口，并且每天都在找到这样的借口。不管怎样，实施这种绝对不承认封建关系和充分预料到现代私有制的法律，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世纪后期的社会中，封建贵族是怎样在经济方面开始成为多余，甚至成为障碍；它是怎样在政治上也已阻碍城市的发展，阻碍当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存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尽管如此，还是有一种情况在维持着封建贵族：直到此时为止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事上的垄断地位，没有他们就不能进行战争，一仗也不能打。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应该采取最后步骤向封建贵族表明：他们统治社会和国家的时期结束了，他们的骑士身份再也没有用了，即使在战场上也是如此。

　　同封建经济作斗争而使用本身就是封建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士兵同他们的直接的封建领主的联系要比他们同国王军队指挥部的联系更为紧密），显然意味着陷入绝境，寸步难行。所以，从14世纪初起，国王们就力图摆脱这种封建军队，建立自己的军队。从这时起我们就看到，在国王军队中，由招募或雇佣的部队组成的部分不断增长。最初建立的多半是步兵部队，它们由城市游民和逃亡农奴组成，其中包括伦巴第人、热那亚人、德意志人、比利时人等等，他们被用来驻防城市或进行围攻，起初在野战中几乎不被使用。但是到中世纪末，我们就已经看到，有些骑士连同他们的不知用什么方法招募的扈从队投奔外国君主，受雇为他们服务，这种迹象表明了封建军事制度的彻底崩溃。

　　同时，在城市和在自由农民中间（在还保留着自由农民或重新出现自由农民的地方），形成了建立能征善战的步兵的基本条件。在这以前，骑士和他们的骑兵扈从与其说是军队的核心，不如说就是军队本身；随军征伐的大群农奴后备步兵是不算数的，看来他们到战场上只是为了逃跑和抢劫。在封建制度继续繁荣时期，即13世纪末以前，进行和决定一切战争的是骑兵。从这以后，情况改变了，而且各地是同时改变的。在英国，农奴制度逐渐消灭，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农民即土地占有者（自耕农）或佃农的阶级，他们是善于使用当时英国的民族武器——弓箭——的新步兵的来源。这种射箭手不论在行军中是否骑马，在作战时总是徒步的，他们的出现促使英国军队的战术发生了根本变化。从14世纪起，在地形和其他条件容许的地方，英国的骑士是选择徒步战斗的。射箭手先开始战斗，挫折敌人的斗志，后边就是徒步骑士的密集方阵等候敌人的攻击，或者待适当时机向前冲锋，只有一部分骑士仍然骑着马，以便在紧要关头侧击增援。当年英国人在法国不断取得胜利¹¹⁴，主要是由于在军队中恢复卢了防御因素。这些战役大部分是采用了进攻性反击的防御战，就像威灵顿在西班牙和比利时进行的战役一样。¹¹⁵随着法国人采用新战术（可能是从他们雇用的意大利弩手起着英国射箭手的作用的时候起），英国人的胜利就告终了。

　　同样，在14世纪初期，佛兰德各城市的步兵已经敢于在野战中对抗法国的骑士，并且时常取胜；而阿尔布雷希特皇帝企图把帝国的瑞士自由农民出卖给奥地利大公（皇帝本人也是奥地利大公），由此推动了第一支现代的、负有全欧威名的步兵的建立。¹¹⁶由于瑞士人战胜了奥地利人，特别是战胜了勃艮第人，才最终使铠甲骑士（骑马的或下马的）屈服于步兵，使封建军队屈服于新兴的现代军队，使骑士屈服于市民和自由农民。瑞士人为了一开始就证明自己的共和国——欧洲第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性质，便立即把他们的军事荣誉变成了金钱。一切政治上的考虑全都消失了；各州变成了招募事务所，为出价最高的人鸣鼓招募雇佣兵。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德意志，也响起了募兵的鼓声；但是，瑞士政府的厚颜无耻（它好像只是为了出卖自己的国民而存在），直到德意志各邦君在民族耻辱最深重时期超过它以前，始终是无人能及的。

　　后来，同样在14世纪，阿拉伯人把火药和大炮经过西班牙传到了欧洲。直到中世纪末，小型火器还不重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克雷西作战的英国射箭手的弓箭同在滑铁卢作战的步兵的滑膛枪射得一样远，而且或许射得更准些（虽然效果不同）。¹¹⁷野炮也同样处于幼年时期；相反，重炮却已经多次打穿骑士城堡的无掩蔽的石墙，向封建贵族宣告；他们的统治随着火药的出现而告终了。

　　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献研究的复兴，从1450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118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

　　所有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由于这些原因日益增强的、越来越朝同一方向发展的相互影响，这种共同作用也逐年增强），在15世纪下半叶就决定了对封建制度的胜利，尽管这还不是市民阶级的胜利，而是王权的胜利。在欧洲各个地方，直到尚未走完封建制度道路的边远地区，王权都同时取得了胜利。在比利牛斯半岛，当地的两个罗曼语部落合并成西班牙王国，于是说普罗旺斯语的阿拉贡王国就屈从于卡斯蒂利亚的标准语⁽²⁾；第三个部落则把它的各语言区（加利西亚除外）合并成为葡萄牙王国即伊比利亚的荷兰，它从内地分了出去，并且用它的海上活动证明了它独立存在的权利。

　　在法国，路易十一在勃艮第这个中间国家灭亡¹¹⁹以后，终于在当时还是极为残缺不全的法国领土上广泛恢复了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统一，以致他的继承者⁽³⁾已经能够干涉意大利的内乱¹²⁰；而这个统一仅仅由于宗教改革¹²¹才一度在短期内成为问题。

　　英国终于停止了它在法国的会使它继续流血的唐·吉诃德式的侵略战争；封建贵族在蔷薇战争¹²²中寻找补偿，而收获超过了他们原来的打算：他们互相消耗殆尽，结果使都铎王朝登上了王位，其拥有的王权超过了以前和以后的所有王朝。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早已合并。波兰自从和立陶宛合并¹²³以后，在王权尚未削弱的情况下，进入了它的光辉时期；甚至在俄国，在征服诸侯的同时，又摆脱了鞑靼人的压迫，这种局面由伊万三世最后固定下来。全欧洲只剩下两个国家，在那里，王权和那时无王权便不可能出现的民族统一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是名义上存在，这就是意大利和德意志。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底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5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脚　　注

(1) 卡·施普鲁纳和泰·门克《中古史和近代史袖珍地图集》1874年哥达第3版第 32图。
(2) 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于1479年合并。——编者注
(3) 查理八世。——编者注

注　　释

109 《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揭示了15——16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封建制度的解体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论述了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为无产阶级政党深人了解民族国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前景，批判资产阶级在民族国家问题上散布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这篇文章写于1884年底，是恩格斯为准备新版《德国农民战争》写的未完成的文稿。恩格斯在1884年12月31日写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谈到他打算彻底修订《德国农民战争》一书，将把1525年农民战争“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加以论述，因此要对全书的开头和结尾从史实方面加以充实。在修订《德国农民战争》时，恩格斯利用了自己以前写的德国历史提纲，特别是《关于德国的札记》的手稿。从这篇文稿的内容来判断，它应该是新版《德国农民战争》寻|言的一部份或第一章的内容。但是，恩格斯由于工作繁忙，出版《德国农民战争》新版的计划未能实现。这篇文章在写作时未加标题，现在的标题系编者所加。这篇文章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35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第6期。——215。
110 《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是用古高地德语（莱茵法兰克语）于9世纪末完成的叙事诗。这首诗是献给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颂词，赞扬他在881年打败了诺曼人。——219。
111 指842年在东法兰克王德意志路德维希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及其封臣们在斯特拉斯堡相互间所作的效忠誓约的文本，文本保存完好，系用古高地德语和古法兰西语写成。——219。
112 易北河地区斯拉夫人是指居住在从易北河到奥得河的中欧地区的西方斯拉夫人组成的部落。沿易北河地区斯拉夫人曾多次击退德意志部落的频繁的入侵，而从lO世纪起，他们又不断遭到德意志封建主的进犯。虽然他们顽强抵抗，但在12世纪，经过血腥的侵略战争，德意志封建主们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一部分斯拉夫居民被杀灭，一部分受德意志征服者奴役，并在暴力下被迫德意志化。——219。
113 指中法兰克国家。中法兰克国家是9世纪中叶，由斯海尔德河、莱茵河、马斯河和索恩河之间的地区组成，是洛塔尔二世从其父亲洛塔尔一世皇帝那里继承的土地，这个国家按洛塔尔二世的名字得名为洛林。870年洛塔尔二世死后，洛林大致按语言的分界线被分给他的两个兄弟即东法兰克王德意志路德维希和西法兰克王秃头查理。——219。
114 指英国人在英法百年战争时期（1337——1453年）取得的胜利。战争的起因是两国封建贵族争夺佛兰德地区的工商业城市、因为这些城市是英国羊毛的主要购买地。此外，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法王菲力浦四世的外孙）凯舰法国王位，他提出继承王位的要求，并于1337年11月对法宣战。英国于战争初期连续获胜，1360年双方缔结布雷蒂尼和约，法国大片领土划归英国。14世纪60年代末法国军队连续发动攻势，至70年代，英国人几乎全部被赶出法国。——223。
115 指阿·威灵顿在1808——1813年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期间反对法国的战争和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比利时）会战（见注117）中取得了胜利。最为著名的是1809年的塔拉韦拉会战和1812年的萨拉曼卡会战、在这两次战斗中，威灵顿因采取了进攻性反击的战术而大获全胜。——223。
116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皇帝阿尔布雷希特一世拒绝承认他的前任拿骚的阿道夫所确认的瑞士联邦的核心即瑞士各州的自主权，企图借此把这些外l控制在奥地利大公的权力之下。14——15世纪、瑞士各州在为争取独立而进一步斗争的进程中，歼灭了奥地利封建主的军队，争得了不受奥地利统治的国家地位，而仅仅在名义上从属于德意志帝国。——223。
117 1346年8月26日，在法国西北部克雷西附近进行了百年战争中的一个大战役，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重挫了以纪律松弛的骑士队为主力的法国军队。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阿·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及格·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会战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预示了第七次反法同盟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费。——223。
119 勃民第公国是9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腾地区建立的，后来兼并了大片领土（弗朗什孔泰，法国北部一部分和尼德兰），在14——15世纪发展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15世纪下半叶在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时代达到鼎盛。勃艮第公国力图扩张自己的属地，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对瑞士和洛林发动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1474—1477年）中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愤，他本人在南锡附近的会战（1477年）中被瑞士、洛林联军击毙，勃民第公国本土遂为法国所并，尼德兰部分则转归哈布斯堡王朝。——224。
120 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利用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和意大利各邦之间的纷争，入侵意大利并占领了那不勒斯王国。但是第二年，意大利各邦联盟就在德意志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的支持下把法国军队驱逐出去了。查理八世的远征是所谓意大利战争（1494——1559年）的开端、战争期间，意大利屡遭法国、西班牙和德国侵略者进犯，成了他们为争夺亚平宁半岛统治权而长期争斗的场所。——224。
121 指胡格诺运动。16世纪胡格诺运动虽然是在加尔文教派的宗教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但是实质上却与该教的资产阶级内容毫不相干。参加运动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这一运动被封建显贵和贵族所利用，他们对正在形成的专制国家的中央集权政策不满，力图恢复他们曾享有的中世纪的地方“自由”。胡格诺派与天主教集团之间的内战，即所谓胡格诺战争，断断续续地从1562年延续到1594年。封建主和资产阶级十分害怕具有反封建性质和一定规模的人民运动，战争驱使他们联合在胡格诺教徒的前领袖纳瓦拉的亨利（波旁新王朝的代表）的周围。1593年纳瓦拉的亨利放弃加尔文教派，政宗天主教，次年在巴黎正式加冕成为法国国王，号亨利四世，胡格诺战争遂告结束。——224。
122 蔷薇战争亦称王文瑰战争，是1455——1485年在英国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之间为争夺王位而进行的战争。约克家族的族徽上饰有白色蔷薇、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上则饰有红色蔷薇。站在约克家族一方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以及骑士和市民阶层s支持兰开斯特家族的则是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场家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几乎使古老的封建家族消灭殆尽，其后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并实行专制政体。——224。
123 波兰和立陶宛于1385年尝试进行第一次合并，当时两国签订了所谓克拉科夫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在于共同抵御日益严重的条顿骑士团的侵略。15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被废除和恢复，并逐渐从防御性的联合变成了波兰的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联合。1569年签订了卢布林合并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波兰和立陶宛合并成一个国家，称为披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224。

弗·恩格斯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¹²⁴

　　随着科隆共产党人1852年被判决¹²⁵，德国独立工人运动第一个时期的帷幕便降下了。这个时期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但它从1836年起持续到了1852年，并且随着德国工人散居国外，这个运动差不多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曾经开展过。而且还不仅如此。目前的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是当年德国工人运动的直接继续，那时的德国工人运动一般说来是第一次国际工人运动，并且产生出许多在国际工人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人。而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宣言》⁽¹⁾中写在旗帜上的理论原则，则是目前欧洲和美洲整个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牢固的国际纽带。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维尔穆特和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和1854年柏林版，上下两册。¹²⁶本世纪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著作的重要的史料来源。

　　我在这里所能谈的只是一个梗概，而且也只限于同盟本身；只能谈一谈为了理解《揭露》⁽²⁾所绝对必要的东西。我希望，将来还能有机会，把马克思和我收集的关于国际工人运动这—光辉青年时代的历史的丰富材料整理一下。

　　1836年，一批最激进的、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分子从德国流亡者1834年在巴黎创立的民主共和主义的秘密同盟“流亡者同盟”中脱离出来，组成了一个新的秘密同盟——正义者同盟¹²⁷。原先的同盟只剩下雅科布·费奈迭这类最不活跃的分子，很快便沉寂了；当警察在1840年破获它在德国的几个支部时，它几乎只剩下一个影子。相反，新的同盟却发展得比较迅速。它原是当时在巴黎形成的受巴贝夫主义¹²⁸影响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一个德国分支；它要求实行财产公有，作为实现“平等”的必然结果。它的宗旨同当时巴黎各秘密团体的宗旨一样，都是半宣传、半密谋的团体，而巴黎也一向被看做革命活动的中心，虽然决不排除准备适当时机在德国举行起义的可能。但是，由于巴黎仍是决战的场所，所以事实上这个同盟在当时不过是法国各秘密团体，特别是同它有密切联系的由布朗基和巴尔贝斯领导的四季社¹²⁹的德国分支。法国人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了起义，同盟各支部都同他们一起行动，因而也同他们一起遭到了失败。

　　德国人之中被捕的有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路易—菲力浦政府所做的就是把他们比较长期地监禁之后驱逐出境。¹³⁰两人都去了伦敦。沙佩尔出生在拿骚的魏尔堡，他在吉森学习林业科学时于1832年加入了格奥尔格·毕希纳组织的密谋团体，1833年4月3日参加了袭击法兰克福警察岗哨的行动¹³¹，而后逃亡国外，并于1834年2月参加了马志尼向萨瓦的进军¹³²。他身材魁伟，果断刚毅，时刻准备牺牲殷实的生活以至生命，是30年代起过一定作用的职业革命家的典型。正像他从“蛊惑者 “¹³³到共产主义者的发展所证明的，他虽 然思维有些迟缓，但决不是不能较深刻地理解理论问题，并且一经理解就更加坚定地奉行。正因为如此，他的革命热情有时要越出他的理智，但他事后总是发现自己的错误，并公开承认这些错误。他是个能干的人，他在开创德国工人运动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亨利希·鲍威尔生于法兰克尼亚，是鞋匠；他是个活泼、机敏而诙谐的小个子；但在他那矮小的身体里也蕴藏着许多机警和果断。

　　鲍威尔到达伦敦后，遇见了曾在巴黎当过排字工人，当时靠教授语文维持生活的沙佩尔；他们两人一起恢复了同盟的各种中断了的联系，使伦敦成了同盟的中心。在这里（或许更早些时候在巴黎）同他们联合起来的有科隆的钟表匠约瑟夫·莫尔；这是个中等身材的大力士——他曾同沙佩尔一起（屡次！）成功地抵挡住成百个企图闯进厅门的敌人——，在毅力和决心方面起码不亚于他的两个同志，而在智力上则胜过他们。他不仅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多次作为全权代表出差获得的成功证明了这点，而且，对于理论问题也比较容易领会。1843年我在伦敦认识了他们三人，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批革命无产者。尽管我们当时的观点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对于他们的狭隘平均共产主义⁽³⁾，我当时还报之以在某种程度上同样狭隘的哲学高傲态度——，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三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自己还刚刚想要成为一个男子汉的时候所留给我的令人敬佩的印象。

　　在伦敦，也像在瑞士（在较小的程度上）一样，结社、集会的自由便利了他们。早在1840年2月7日，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¹³⁴就已经成立，它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这个协会成了同盟吸收新盟员的地方；因为共产主义者一向是最活跃最有知识的会员，协会的领导权自然就完全掌握在同盟手中。不久，同盟在伦敦便建立了一些支部，当时尚称为“聚会点”。这个十分明显的策略在瑞士和其他地方也都采用了。凡是能够建立工人协会的地方，同盟盟员都以同样的方式利用了它们。凡是法律禁止这样做的地方，同盟盟员便参加歌咏团、体操协会等团体。联系主要靠不断来往的盟员来维持，这些盟员在必要时也担任特使。在这两方面，各政府的聪明才智给了同盟很大帮助，这些政府把它们看不惯的工人——十有八九是同盟盟员——全都驱逐出境，结果就把他们变成了特使。

　　重建的同盟大大扩展起来了。例如在瑞士，魏特林、奥古斯特·贝克尔（一个智力非凡的人，但也像许多德国人一样由于动摇而垮台）等人建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忠于魏特林共产主义⁹⁸体系的坚强组织。这里不是批评魏特林共产主义的地方。但是，对于它作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独立理论运动所具有的意义，至今我还同意马克思在1844年巴黎《前进报》上所说的话：（德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其哲学家和学者在内，有哪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那种褊狭卑俗的平庸气同德国工人的这部史无前例的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同德国资产阶级极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的体型。”⁽⁴⁾这个大力士今天已站在我们面前，虽然他还远远没有发育成熟。

　　在德国也有了许多支部，这些支部由于当时的情况而带有短暂的性质；但是，新成立的支部远远多于瓦解的支部。警察只是在七年以后（1846年底）才在柏林（门特尔）和马格德堡（贝克）发现了同盟的踪迹，但进一步追寻就无能为力了。

　　在巴黎，1840年还住在那里的魏特林在他去瑞士以前，也把分散的成员重新聚集起来。

　　同盟的骨干是裁缝。德国裁缝在瑞士，在伦敦，在巴黎，到处都有。在巴黎，德语在裁缝业中占有如此主要地位，以致1846年我在那里认识的一个从德隆特海姆乘船直达法国的挪威裁缝，在一年半内几乎没有学会一个法文字，而德语却学得很好。1847年，在巴黎各支部中，有两个支部成员主要是裁缝，有一个支部成员主要是家具工人。

　　自从重心由巴黎移到伦敦，便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同盟逐渐从德国的变成国际的了。参加工人协会的，除了德国人和瑞士人以外，还有主要是用德语同外国人交往的那些民族的会员，如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南方斯拉夫人以及俄国人和阿尔萨斯人。1847年，甚至有一个穿军服的英国近卫军掷弹兵也成了常客。协会不久便命名为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¹³⁴在会员证上至少用20种文字写着（虽然某些地方不免有错误）“人人皆兄弟！”这句话。像公开的协会一样，秘密的同盟不久也具有了更大的国际性；起初这种国际性还是有限的；在实践上，是由于盟员的民族成分复杂，在理论上，是由于认为任何革命要取得胜利，都必须是欧洲规模的。当时还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基础已经打下了。

　　通过流亡在伦敦的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战友，同盟和法国革命者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样也和波兰激进派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波兰的正式流亡者，也和马志尼一样，当然与其说是盟友，不如说是敌人。英国的宪章派¹³⁵，由于他们的运动具有特殊的英国性质，被看做不革命的而受到漠视。同盟的伦敦领导者们只是后来通过我才同他们建立了联系。

　　此外，随着一桩桩事变的发生，同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人们仍然把巴黎看做革命策源地——这在当时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已经摆脱对巴黎密谋活动家的依赖性。随着同盟的发展，它的自觉性也提高了。人们可以感到，运动日益在德国工人阶级中间扎根，这些德国工人负有成为北欧和东欧工人的旗手的历史使命。他们拥有魏特林这样一个共产主义理论家，可以大胆地把他放在同当时他的那些法国竞争者相匹敌的地位。最后，5月12日的经验表明，盲动的尝试已经应该放弃。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把每个事变解释为风暴来临的预兆，如果说当时人们仍然完全保留着半密谋性的旧章程，那么，这主要是由于老革命者固执己见，他们的见解己经开始同那些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比较正确的观点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同盟的社会学说很不确定，它有一个很大的、根源于社会关系本身的缺点。一般地说，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几乎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只是小作坊师傅。通过把裁缝手工业变成听命于大资本家的家庭工业，从而大规模地对裁缝业即现在所谓的服装业实行剥削，当时甚至在伦敦也是刚刚出现的事情。一方面，剥削这些手工业者的是小作坊师傅；另一方面，这些手工业者全都希望自己最终也能成为小作坊师傅。此外，当时的德国手工业者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行会观念。这些手工业者的最大光荣是：虽然他们本身还不是真正的无产者，而只不过是正在向现代无产阶级转变的、附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人，还没有同资产阶级即大资本处于直接对立地位，但他们已经能够本能地预料到自己未来的发展，并且能够组成为（虽然还不是充分自觉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了。然而，有一点也是不可避免的；每当问题涉及具体批判现存社会，即分析经济事实的时候，他们的手工业者旧有的成见对于他们就成为一种障碍。我不相信当时在整个同盟里有一个人读过一本经济学书籍。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平等”、 “博爱”和“正义”暂时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

　　但是，除了同盟的和魏特林的共产主义⁹⁸以外，同时还有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共产主义形成了。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别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但是，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¹³⁵，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

　　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正相反，我们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是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我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¹³⁶，掌握了《德意志一布鲁塞尔报》，该报一直到二月革命²始终是我们的机关报。我们通过朱利安·哈尼同英国宪章派中的革命部分保持着联系，哈尼是宪章运动中央机关报《北极星报》的编辑，我是该报的撰稿人。我们也和布鲁塞尔的民主派（马克思是民主协会¹³⁷副主席），以及《改革报以我向该报提供关于英国和德国运动的消息）方面的法国社会民主派结成了某种联盟关系。总之，我们同激进派的和无产阶级的组织和刊物的联系是再好也没有了。

　　我们同正义者同盟¹²⁷的关系有如下述。存在这样一个同盟，我们当然是知道的；1843年沙佩尔建议我加入同盟，当时我自然拒绝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们不仅同伦敦的盟员经常保持通讯联系，并且同巴黎各支部当时的领导人艾韦贝克医生有更为密切的交往。我们不参与同盟的内部事务，但仍然知道那里发生的一切重要事件。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口头、书信和报刊，影响着最杰出的盟员的理论观点。我们在问题涉及当时正在形成的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特殊场合，向世界各处的朋友和通讯员分发各种石印通告，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通告有时也涉及同盟本身。例如，有一个年轻的威斯特伐利亚大学生海尔曼·克利盖到了美洲，在那里以同盟特使的身份出现，和一个疯子哈罗·哈林建立了联系，企图利用同盟在南美洲掀起变革；他创办了一家报纸¹³⁸在报纸上以同盟的名义鼓吹一种以“爱”为基础、充满着爱、十分多情、陶醉于爱的共产主义。我们在一个通告⁽⁵⁾里反对了他，这个通告立即发生了作用；克利盖从同盟舞台上消失了。

　　后来，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但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天真的裁缝帮工了，他对自己的才能感到惊讶，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的优势而受忌妒者迫害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暗敌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个药方。他在伦敦时就已经和同盟盟员发生争吵，在布鲁塞尔（在那里特别是马克思夫妇对他表现了几乎是超人的耐心）他也还是同任何人都合不来。所以不久他就到美洲去了，想要在那里完成他的预言家的使命。

　　所有这些情况都促进同盟内部，特别是伦敦领导者内部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他们越来越明白，过去的共产主义观点，无论是法国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还是魏特林共产主义⁹⁸，都是不够的。魏特林所著《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一书中有个别的天才论断，但他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原始基督教，这就使瑞士的运动起初大部分掌握在阿尔布雷希特这类蠢货手中，后来又掌握在库尔曼这类诈取钱财的骗子预言家手中。由几个美文学家所传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¹³⁹，是把法国社会主义语句翻译成陈腐的黑格尔德文和伤感的陶醉于爱的幻想（见《共产主义宣言》⁽⁶⁾中关于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一节）⁽⁷⁾，这种通过克利盖和通过阅读有关著作而传入同盟的社会主义，仅仅由于它软弱无力就必然会引起同盟中老革命者的厌恶。过去的理论观念毫无根据以及由此产生的实践上的错误，越来越使伦敦的盟员认识到马克思和我的新理论是正确的。当时伦敦领导者中有两个人无疑促进了这种认识，他们在理论理解能力上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那些人。这两个人是海尔布隆的微型画画家卡尔·普芬德和图林根的裁缝格奥尔格·埃卡留斯。⁽⁸⁾

　　一句话，1847年春天莫尔到布鲁塞尔去找马克思，接着又到巴黎来找我，代表他的同志们再三邀请我们加入同盟。他说，他们确信我们的观点都是正确的，也确信必须使同盟摆脱陈旧的密谋性的传统和形式。如果我们愿意加入同盟，我们将有可能在同盟代表大会上以宣言形式阐述我们的批判的共产主义，然后可以作为同盟的宣言发表；同时我们也将有可能帮助同盟用新的符合时代和目的的组织来代替它的过时的组织。

　　至于说在德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必须有一个哪怕只以宣传为目的的组织，至于说这个组织由于它将不只具有地方性质，所以即使在德国境外也只能是秘密的组织，对此我们没有怀疑过。而同盟就正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以前认为是同盟的缺点的地方，现在同盟代表们自己承认，并且已经消除，甚至还邀请我们参加改组工作，我们能拒绝吗？当然不能。于是我们加入了同盟。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把比较靠近我们的朋友组成一个同盟支部，而我则经常到巴黎的三个支部去。

　　1847年夏天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我代表巴黎各支部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首先进行了同盟的改组。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都被取消了；同盟现在已经是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以及代表大会构成的了，并且从这时起它命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章程第一条这样说。⁽⁹⁾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而同盟——至少在平常的和平时期——己变成一个纯粹宣传性的团体。这个新章程曾交付——现在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各支部讨论，然后又由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审查并于1847年12月8日最后通过。这个章程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的书第1册第239页附录十。

　　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同年11月底至12月初举行。马克思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辩论中——大会至少开了10天——捍卫了新理论。所有的分歧和怀疑终于都消除了，一致通过了新原则，马克思和我被委托起草宣言。宣言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二月革命前几个星期它就被送到伦敦去付印。自那时起，它已经传遍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已经由公开宣布斗争的国际性的新战斗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代替。17年以后，这个口号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斗号角响彻全世界，而今天世界各国斗争着的无产阶级都已经把它写到自己的旗帜上。

　　二月革命爆发了。伦敦中央委员会立刻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总区部。但当这个决定传到布鲁塞尔时，那里事实上已经完全处于戒严状态，特别是德国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举行集会了。我们大家都正准备到巴黎去，而新中央委员会因此也决定自行解散，把它的全部职权交给马克思，并且授权他在巴黎立刻成立新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议（1848年3月3日）的五个人刚一分手，警察就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把他逮捕，并强迫他第二天就动身前往他正好要去的法国。

　　不久我们大家又在巴黎会面了。在这里拟定了下面的由新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签署的文件，这个文件曾在整个德国传播，并且许多人直到今天还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东西。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¹⁴⁰

　　1.宣布全德国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3.给人民代表支付薪金，使德国工人也有可能出席德国人民的国会。

　　4.武装全体人民。

　　7.各邦君主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井等等，全部归国家所有。在这些土地上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

　　8.宣布农民的抵押地归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由农民交纳给国家。

　　9.在通行租佃制的地区，地租或租金作为赋税交纳给国家。

　　11.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铁路、运河、轮船、道路、邮局等。它们全部转为国家财产，并且无偿地由没有财产的阶级支配。

　　14.限制继承权。

　　15.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税。

　　16.建立国家工场。国家保证所有工人都能生存，并且负责照管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17.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为了德国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利益，必须尽力争取实现上述各项措施，因为只有实现这些措施，德国千百万一直受少数人剥削，且少数人仍力图使之继续受压迫的人，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和作为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所应有的权力。

　　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 卡尔·沙佩尔 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 约·莫尔 威·沃尔弗

　　当时在巴黎人们热衷于组织革命义勇军。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波兰人和德国人，都组成队伍，准备去解放自己的祖国。德国义勇军是由海尔维格、伯恩施太德和伯恩施太因三人领导的。由于一切外国工人在革命以后不但立刻失去工作，而且还在社会上受到排挤，所以愿意加入这种义勇军的人数是很多的。新政府想利用组织义勇军的办法来摆脱外国工人，于是决定给他们提供l’tape du soldat，即行军宿营地和每日50生丁的津贴，直到他们到达边境为止，在那里，那位经常被感动得流泪的外交部长、饶舌家拉马丁就乘机把他们出卖给有关政府。

　　我们最坚决地反对这种革命儿戏。当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摆布——这一点是有拉马丁作保证的。由于维也纳和柏林的革命取得胜利，组织义勇军已经毫无意义；然而，儿戏一开始，就停不下来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德国共产主义俱乐部¹⁴¹，在里面说服工人不要去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返回祖国，在那里为加强运动而进行活动。我们的老友弗洛孔当时任临时政府委员，为那些由我们派回国的工人争得了许诺给义勇军的同样的旅途便利。这样我们就送了三四百个工人回到德国去，其中绝大多数是同盟盟员。

　　当时不难预见，在突然爆发的人民群众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比较爱出风头的人，甚至不想恢复这种联系，而各行其是，开始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展小小的分散的运动。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形势非常不同，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是极为一般的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要好得多。一句话，自从使秘密同盟需要存在的原因消失时起，这样的秘密同盟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这对于刚刚使这个秘密同盟摆脱了最后一点密谋性残余的人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

　　但同盟却是一个极好的革命活动学校，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证明了。在有《新莱茵报》4作为坚强中心的莱茵地区、在拿骚、在莱茵黑森等等地方，到处都是由同盟盟员在领导极端民主运动。在汉堡也是如此。在德国南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优势地位成了这样做的障碍。在布雷斯劳，威廉·沃尔弗成效卓著地活动到1848年夏天，他还在西里西亚获得了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委任状。最后，曾在布鲁塞尔和巴黎作为同盟盟员积极活动的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在柏林建立了“工人兄弟会”¹⁴²，这个组织有过很广泛的发展，并且一直存在到1850年。波尔恩是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但是他有些太急于要成为大政治家，竟和各色各样的坏家伙“称兄道弟”只图在自己周围纠合一群人。他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主义宣言》⁽¹⁰⁾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他们特别致力于组织罢工，组织工会和生产合作社，却忘记了首要任务是通过政治上的胜利先取得一个唯一能够持久地实现这一切的活动场所。所以，当反动势力的胜利迫使这个兄弟会的首脑们感到必须直接参加革命斗争的时候，原先集合在他们周围的乌合之众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他们。波尔恩参加了1849年5月德累斯顿的起义¹⁴³并幸免于难，但是，“工人兄弟会”则对无产阶级的伟大政治运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宗得崩德¹⁴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徒有虚名，它的作用无足轻重，所以直到1850年反动派才觉得有必要取缔它，而它的延续下来的分支则过了几年以后才被认为有必要取缔。真姓是布特尔米尔希的波尔恩没有成为大政治家，而成了瑞士的一个小小的教授，他不再把马克思著作译成行会语言，而是把温情的勒南的作品译成他那特有的多愁善感的德语。

　　随着1849年巴黎6月13日事件¹⁵的发生，随着德国五月起义¹⁴⁵的失败和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¹⁴⁶，1848年革命的整个伟大时期便结束了。但是，反动派的胜利这时还决不是最后的胜利。必须把被打散的革命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因而同盟也必须重新组织起来。像1848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的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

　　1849年秋天，以前各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委员和代表重新聚集在伦敦；只缺少沙佩尔和莫尔。沙佩尔当时被监禁于威斯巴登，1850年春天获释后也到了伦敦。莫尔为了执行重要任务和进行宣传鼓动，曾在极危险的情况下多次出差（最后他在莱茵省普鲁士军队中为普法尔茨炮兵队招募骑乘炮手），后来加入了维利希部队的贝桑松工人连，在穆尔格河战役中在罗滕费尔斯桥边头部中弹牺牲。但这时维利希出现了。维利希是1845年以来在德国西部常见的感情 用事的共产主义者之一；只从这一点来说，他就本能地对我们批判派暗中抱对立态度。但他不仅仅是这样，他还是一个十足的预言家，对于自己肩负着作为德国无产阶级天生的解放者的使命深信不疑，并以这种预言家身份直接要求取得政治独裁权和军事独裁权。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原始基督教共产主义之外，又产生了某种共产主义的伊斯兰教。不过，这一新宗教的宣传暂时还没有越出维利希所指挥的流亡者兵营的范围。

　　同盟就这样重新组织起来，发表了刊登在附录（九，第1号）中的1850年3月的《告同盟书》⁽¹¹⁾，亨利希·鲍威尔作为特使被派往德国。由马克思和我校审的这篇告同盟书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直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在即将来临的下一次欧洲震动（各次欧洲革命——1815年、1830年、1848—1852年、1870年——间隔的时间，在我们这一世纪是15年到18年）中，在德国无疑会作为使社会摆脱共产主义工人的救星而首先获得政权。因此，在那里所说的，有许多今天也还适用。亨利希·鲍威尔的出使得到了完全的成功。这个矮小快活的鞋匠是个天生的外交家。他把有些是离开了活动，有些是独立进行活动的过去的盟员重新集合在一个积极的组织内，其中也包括”工人兄弟会”当时的领袖们。同盟开始在各个工人协会、农民协会和体操协会中起着比1848年以前还要大得多的主导作用，所以在1850年6月印出的下一期（三个月一期）告各支部书已经可以指出；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周游德国的波恩大学生叔尔茨（后来在美国当过部长）“发现所有可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见附录九，第2号）¹⁴⁷。同盟无疑是在德国唯一起过作用的革命组织。

　　然而这个组织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则主要取决于革命新高涨的前景能否实现。而这一点在1850年期间越来越不大可能，甚至完全不可能了。曾经准备了1848年革命的1847年工业危机已经消除，一个新的、空前未有的工业繁荣时期已经开始。每个长着眼睛来看事物，并且用它来看过事物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地知道：1848年的革命风暴正在逐渐平息。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秩序党内各个集团的代表目前争吵不休，并使对方丢丑，这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是那么巩固，并且——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是那么明显地具有资产阶级的特征。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像民主派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慧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¹²⁾马克思和我在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¹⁴⁸的《时评。1850年5—10月》一文里这样写过（1850年汉堡版第5—6两期合刊第153页）。

　　但是，对局势的这一清醒看法在当时竟被许多人看做邪说，那时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马志尼、科苏特以及那些不大显要的德国名人像卢格、金克尔、戈克等等一类人，群集在伦敦，他们不但为各自的祖国，并且为全欧洲建立了一些未来的临时政府，而全部问题不过是要靠发行革命公债在美国筹措必要的经费，以便马上实现欧洲革命，从而建立理所当然的各个共和国。因此，像维利希这样的人落入这种圈套，连怀有旧日革命热情的沙佩尔也任人，愚弄，以及多数伦敦工人（大部分是流亡者）都跟着他们滚入资产阶级民主派革命制造者的阵营，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句话，我们所坚持的沉着态度并不合乎这班人的口味，他们认为，应该开始制造革命；我们极为坚决地拒绝了这种做法。于是发生了分裂。关于以后的情况，可在《揭露》里读到。接着，诺特荣克首先被捕，后来又有豪普特在汉堡被捕，后者成了叛徒，竟泄露了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姓名，并且还要在法庭审判时充当主要证人；他的亲戚不愿蒙受这种耻辱，便把他送到里约热内卢去了，后来他在那里做了商人，由于他有功，先被任命为普鲁士总领事，后又被任命为德国总领事。现在他又在欧洲了。⁽¹³⁾

　　为了使人更好地理解《揭露》，我把科隆被告的名单列在下面：（1）彼·格·勒泽尔，雪茄烟工人；（2）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后来去世时是进步党邦议会议员；（3）彼得·诺特荣克，裁缝，数年前在布雷斯劳去世时是摄影师；（4）威·约·赖夫；（5）海尔曼·贝克尔博士，现任科隆市市长，上议院议员；（6）罗兰特·丹尼尔斯博士，医生，案件过后几年死于在狱中染上的肺病；（7）卡尔·奥托，化学家；（8）阿伯拉罕·雅科比博士，目前在纽约当医生；（9）约·雅·克莱因博士，目前在科隆当医生并任市议员，（10）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他当时就已在伦敦；（11）约·路·埃尔哈德，店员；（12）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裁缝，目前住在伦敦。经过1852年10月4日至11月12日的公开审判，他们之中由陪审法庭按未遂叛国罪判处六年要塞监禁的有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判处五年徒刑的有赖夫、奥托和贝克尔，判处三年徒刑的有列斯纳；丹尼尔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德被宣告无罪。

　　从科隆案件¹²⁵时起就结束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第一个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我们解散了我们的同盟；又几个月以后，维利希一沙佩尔的宗得崩德¹⁵⁰也一命鸣呼了。

　　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那时，德国是一个手工业和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家庭工业国家，现在它已经是一个工业不断急剧发展的大工业国了。那时，只有极少数工人理解自己作为工人的地位和自己同资本在历史上经济上的对立，因为那时这种对立本身还刚刚产生。现在，哪怕只是想稍稍延迟一下德国无产阶级发展到完全理解它作为被压迫阶级的地位的过程，也必须对整个德国无产阶级使用非常法。那时，已经认识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人到二十人不等的小团体悄悄地举行集会。现在，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的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俾斯麦在欧洲、在德国境外是仲裁人；而在国内，却如马克思还在1844年就已预见到的，德国无产阶级赫然可畏的大力士形象日益高大，对这个巨人来说，那个专供庸人使用的狭小的帝国建筑已经过于狭窄，他那魁伟的体格和宽阔的双肩不断壮大，有朝一日他只要从自己座位上站立起来，就可以使帝国宪法的整个建筑变为废墟。不仅如此，欧洲和美洲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现在已经壮大到如此地步，以致不仅它那狭窄的第一个形式即秘密同盟，而且连它那更广泛无比的第二个形式即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¹⁵¹对它来说也成为一种桎梏了；单靠那种认识到阶级地位的共同性为基础的团结感，就足以使一切国家和操各种语言的工人建立同样的伟大无产阶级政党并使它保持团结。同盟在1847年到1852年所代表的学说，那时曾被聪明的庸人带着嘲笑的神情看做狂人呓语，看做几个孤单的宗派分子的秘密学说，现在，这个学说在世界一切文明国家里，在西伯利亚矿山的囚徒中，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工人中，拥有无数的信徒；而这个学说的创始人、当时受到人们的憎恨和诽谤最多的一个人——卡尔·马克思，直到逝世前，却是新旧两大陆无产阶级经常请教的、并且总是乐于提供帮助的顾问。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10月8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5年10月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5年11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7和4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3) 如上所述，我把平均共产主义理解为全部或主要以要求平等为依据的共产主义。
(4) 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 390页。——编者注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克利盖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编者注
(6)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7—60页。——编者注
(8) 普芬德约在八年前死于伦敦。他具有一个思维独特而缤密的头脑，有诙谐、讥讽和舌辩的才能。埃卡留斯，大家都知道，后来曾多年任国际工人协会总书记，在参加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人当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如下老盟员：埃卡留斯、普芬德、列斯纳、罗赫纳、马克思和我。后来埃卡留斯完全献身于英国工会运动。
(9)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72页。——编者注
(10)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11)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6页。——编者注
(13) 沙佩尔60年代末在伦敦去世。维利希参加了美国内战¹⁴⁹，并且战功卓著，他任准将时在默夫里斯伯勒（田纳西州）战役中胸部受伤，但又治愈；约于10年前在美国去世。关于上面说过的其他人，我还要指出：亨利希·鲍威尔在澳大利亚失踪了，魏特林和艾韦贝克在美国去世。

注　　释

2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233。
15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同时许多社会主义报刊遭到查封。——241。
98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 s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229、232、235。
124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是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撰写的简史。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阐明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的背景和经过、同盟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它是工人运动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恩格斯阐述了他和马克思为同盟制定的纲领和策略，强调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恩格斯论述了同盟内部的思想斗争，指出同盟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是因为它摆脱了威·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和J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这篇文章是为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591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德文第三版写的引言，第一次刊登在1885年11月12、19日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7、48号，这篇文章还被收入1885年11月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小册子；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新版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引言和几个文件》。
　　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王石巍、柯柏年等翻译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收入了由景林翻译、徐冰校订的这篇文章。——226。
125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这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次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被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一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226、245。
126 卡·维尔穆特和威·施梯伯的《l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上册叙述了所谓工人运动的”历史”该书的附录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下册的内容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226。
127 正义者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227、233。
128 巴贝夫主义是法国空想的平均共产主义流派之一，18世纪末由法国革命家弗·巴贝夫及其拥护者创立。他们主张以密谋方式策动工人、贫民和士兵进行革命，推翻现存制度，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共和国。——227。
129 四季社是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革命团体，1837——1839年在巴黎进行活动。1835年、奥·布朗基等人建立了家族社，1837年改组为四季社。其目的是以暴力推翻现存的金融贵族政权，由少数革命家专政，建立共和国，实现社会平等。1839年5月12日四季社策划发动了巴黎武装起义，占领了市政厅。起义中革命工人起了主要作用，但没有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起义当天即被政府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布朗基等人被捕，四季社亦不复存在。——227。
130 卡·沙佩尔在1839年5月12日起义后立即被捕，经过七个月监禁后被逐出法国，亨·鲍威尔在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于1841年12月被逮捕后也被驱逐出境。——227。
131 指法兰克福袭击岗哨事件，这是德国民主主义者同维也纳会议后在德国建立的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事件之一。1833年4月3日，一群激进分子，主要是大学生，企图通过袭击德意志联邦中央机关，即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在国内发起变革，宣布成立全德意志共和国。由于准备不充分且事先走漏了消息，这次行动被在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官方军队镇压下去。——227。
132 1834年2月，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马志尼组织了他在1831年创建的“青年意大利”社的成员以及一群外国革命流亡者，从瑞士向属于撒丁王国（皮埃蒙特）的萨瓦进军，目的是在那里发动人民起义，以便统一意大利并建立独立的意大利资产阶级共和国；进入萨瓦的部队被皮埃蒙特的军队击溃。——227。
133 蛊惑者是对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策布，这一事件成了镇压所谓“蛊惑者”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斯巴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项对付所谓“蛊感者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这一称谓便流传开来。到了30年代，由于受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所谓的“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227。
134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即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由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的，有时按会址称做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228、230。
135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朱·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按照列宁所下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宪章运动曾出现过三次高潮，其衰落的原因在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不成熟，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这种倾向增长的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了对宪章运动的支持。——231、233。
136 布鲁塞尔德念志工人协会，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233。
137 民主协会，即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47年秋成立于布鲁塞尔。协会成员大多数是比利时激进的及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此外，还有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以及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中的积极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36）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233。
138 指《人民代言者报》，该报是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在纽约创办的周报，1846年1月5日——12月31日出版、其编辑是海·克利盖。——234。
139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抄文主义、市住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阜—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宣言》等）。——235。
140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3月21——29日在巴黎写成的。这些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的初始阶段的政治纲领。3月30日前后、《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被印成传单，4月初发表在一系列民主报纸上。《要求》是作为指示性文件分发给回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竭力在人民群众中宣传这一纲领性的文件。1848年9月10日以前，《要求》在科隆印成了传单，并由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莱茵省的许多地方散发。1848年10月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科隆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弗·博伊斯特以社会问题处理委员会的名义，建议通过一个措施纲领，这个纲领几乎完全摘自《要求儿1848年11月和12月在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多次会议上曾讨论过《要求》中的个别条文。1848年底或1849年初，《要求》被摘要收入维勒在莱比锡出版的《政治传单汇编》。
　　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全部引用这个文件。——238。
141 指德国工人俱乐部，它是根据共产主义者同盟领导人的提议于1848年3月8——9日在巴黎成立的。马克思在这个团体中起了领导作用、起草了俱乐部章程。成立俱乐部的目的是要团结侨居巴黎的德国工人流亡者，向他们说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通过民族主义的宣传引诱工人参加志愿军团打回德国的冒险行径。俱乐部在组织德国工人个别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39。
142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路线的代表，他把兄弟会的活动局限于组织经济罢工和力图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措施，如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兄弟会的纲领是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和吸收了路易·勃朗及皮·约·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以后拼凑而成的。但是，兄弟会的一些经常接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的地方分会，在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无产阶级政党时，曾想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政府禁止了工人兄弟会的活动，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240。
143 1849年5月3——8日在德累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且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起义者曾控制了一个主要城区，成立了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赛·埃·奇尔讷为首的临时政府。在起义中起积极作用的有米·巴枯宁、斯·波尔恩和作曲家理·瓦格纳。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累斯顿起义为1849年5一7月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见注145）拉开了序幕。——241。
144 宗得现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于1843年建立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名称来讽刺那些搞分裂的宗派集团。——241。
145 德国五月起义指1849年5月德国一些地区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场运动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评述。——241。
146 1849年，沙皇军队为了镇压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恢复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对匈牙利进行了武装干涉。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俄国军队于1849年5月开进了匈牙利。——241。
147 这句话引自1850年6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61页）。1885年，恩格斯在编辑出版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三版时，把1850年3月和6月的两个告同盟书都收人了该书的附录。——243。
148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以见注的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该杂志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有：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243。
149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曰：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244。
150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一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另立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一沙佩尔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为普鲁士警察当局破获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提供了方便，使其找到借口于1852年在科隆制造了迫害共产主义者同盟著名活动家的案件。”宗得崩德”见注144。——245。
151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流派，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246。

弗·恩格斯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¹⁵²

威·沃尔弗的小册子《西里西亚的十亿》的导言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沃尔弗的这一著作，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先写几句话。

　　德国易北河以东、厄尔士山脉和理森山以北的地区，是中世纪下半叶从入侵这里的斯拉夫人手中夺过来并被德国移民重新日耳曼化了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被赐给参加征服行动的德国骑士和男爵，他们以村庄的“创业者”的身份出现，把自己的领地划成一块块村庄耕地，而每块村庄耕地又分成若干大小相等的农民份地，即胡菲。每一块胡菲在本村庄都有一块带院子和菜园的宅基。这些胡菲用抽签的办法分配给从法兰克（莱茵法兰克尼亚和尼德兰）、萨克森、弗里斯兰迁到这里来的移民；为此，移民必须对创业者即骑士或男爵，担负很有限的、数目固定的代役租和劳役。农民只要担负这些赋役，就是自己胡菲的世袭占有者。此外，他们在创业者（后来的领主）的森林中还享有西德意志农民在他们公共马尔克中享有的同样的权利，如采伐、放牧、采集橡实饲料等等。村庄的耕地实行强制的轮作制，大多数是按照三圃制分为冬耕地、春耕地、休闲地来耕种。休闲地和留茬地供农民和创业者共同放牧之用。村庄中的一切事务都在同村人即胡菲占有者的会议上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贵族创业者的权利只限于征收贡赋、在休闲地和留茬地上共同放牧、收取森林收益的剩余部分并主持同村人会议，而同村人全都是人身自由的人。这就是从易北河至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德国农民的基本状况。这种状况总的说来要比当时西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农民所处的状况好得多；后者那时为了自己旧日的世袭权利，已经不断地同封建主进行激烈的斗争，并且大多数人已经处于一种压迫更为严重、人身自由受到威胁或完全丧失的依附状态。

　　在14世纪和15世纪，封建主不断增长的对货币的需要，自然在东北部也产生了违反过去的契约来压榨和剥削农民的企图，但是其规模和成效远没有南德意志那样大。易北河以东人口还很稀少，荒地很多；开垦这些荒地、扩展农业、建立可以收取地租的新村庄，在这里对封建领主说来仍然是发财致富的最可靠的手段。而且在这里，在德意志帝国同波兰交界的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大的邦；波美拉尼亚、勃兰登堡、萨克森选帝侯国（西里西亚属于奥地利），因此，同处于分散割据状态的莱茵各省、同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相比，这里的内部和平维持得较好，贵族的纷争和掠夺也受到了比较有力的压制；而受连年战争之苦最深的总是农民。

　　只是在已被征服的波兰村庄或立陶宛普鲁士村庄毗邻的地方，贵族才更为急切地企图迫使那些依照德国庄园法定居下来的移民像波兰臣民和普鲁士臣民那样屈服于农奴依附状态。在波美拉尼亚，在普鲁士的骑士团¹⁵³领地中，就有这种情况，在西里西亚，这种情况比较少些。

　　易北河以东的农民，由于处在这种比较有利的状况中，所以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前后50年中，几乎没有受到南德意志和西德意志的强大农民运动的影响；当1525年革命爆发的时候，也只是在东普鲁士有一点微弱的回声，但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被镇压下去了。易北河以东的农民没有向自己的起义兄弟伸出援助之手，因而得到了应有的报偿。在伟大的农民战争曾经剧烈进行的那些地方，农民现在直接被变成了农奴，担负着毫无限制的、完全由封建领主任意决定的徭役和赋税，而他们的自由的马尔克干脆成了领主的财产，只是在封建领主开恩的情况下他们才可以继续使用。德国贵族徒然地追求了整个中世纪而现在在封建经济解体时期终于达到了的这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理想状态，也开始渐渐扩展到易北河以东的土地上来了。不仅农民根据契约规定使用领主森林的权利——在这种权利还没有受到限制的场合——变成了封建领主可以随时取消的恩准，不仅违法地增加了徭役和代役租，而且还增加了各种新的赋役，例如被认为是农奴依附状态的特征的接租费（农户户主死亡时向封建领主缴的费用），或者使通常的传统的赋役也具有了只是由农奴而不是由自由人担负的那种赋役的性质。这样一来，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易北河以东的自由农民，起初是在事实上，很快又在法律上变成了农奴。

　　同时，封建贵族越来越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欠城市货币资本家的债务越来越多，因此，货币便成了他们的迫切需要。但是，能够从农民即自己的农奴身上榨取的并不是货币，而首先只是劳动或农产品，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经营的农民田庄，除了维持从事劳动的占有者的最低下的生活以外，只能提供极少量的剩余农产品。而在近旁就是面积广、收益好的寺院土地，这些土地是由占有者出资，在内行的监督下，用依附农或农奴的摇役劳动来耕种的。这种经营方法，小贵族在此以前在自己的领地上几乎从来没有用过，大贵族和诸侯能够这样做的也只是一种稀有的例外。而现在，一方面由于国内安定，到处都能够进行大规模的耕种，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对货币的需要，也不断迫使贵族这样做。于是由封建领主出资依靠农奴的锚役劳动来耕种大庄园，就逐渐成了贵族的收入来源，用来补偿由于不再从事过时的骑士掠夺而遭受的损失了。但是，从哪里得到所需要的土地呢？诚然，贵族都占有面积或大或小的土地，但是这些土地，除了少数例外，已经全部租给了世袭佃农¹⁵⁴，这些佃农只要担负规定的赋役，他们对于自己的田庄和胡菲以及公有地便享有与领主本人同样的权利。这里必须找个解决办法，为此，首先需要把农民变为农奴。其实，即使把农奴从他们的家园中驱逐出去，从违法和使用暴力方面说来是一种不亚于驱逐自由佃农的行为，但是，用已经通行的罗马法为驱逐农奴作辩护还是要容易得多。一句话，在把农民变成了农奴之后，便按照所需要的数量把他们从土地上驱逐出去，或者使他们成为无地农，即仅有茅屋和小菜园的短工，再定居在领主的土地上。贵族从前的筑垒城堡已经让位给新的、多少开放了些的农村府第，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过去自由农民的田庄就应该以更大得多的规模让位给农奴的简陋茅屋了。

　　领主的地产——在西里西亚叫做庄园——安排妥当之后，剩下的问题只是用农民的劳力来耕种。于是农奴制的另一个有利方面又在这里表现出来了。以前契约上规定的农民的各种徭役已经完全不合乎这个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徭役义务都只限于从事公益劳动，例如建筑道路、桥梁等，以及修筑领主城堡，妇女和少女在城堡中从事各种工艺劳动和杂役。但是一旦农民变成了农奴，并且以罗马法为依据的法学家又把这种农奴和罗马的奴隶等同起来，领主们就完全换了另外一副腔调。现在，他们在法院里有法学家的支持，可以随时随地要求农民从事各种毫无限制的劳役。只要领主一有吩咐，农民即使荒废自己的田地，让自己应收获的庄稼泡在雨水中烂掉，也得去为领主服摇役、搬运、耕耘、播种、收割。而农民用谷物或货币交纳的代役租也同样被提高到了最高限度。

　　不仅如此。同样高贵的邦君——这种领主王公在易北河以东到处都有——也需要货币，需要大量的货币。他们允许贵族压榨自己的农民，为此，贵族也允许他们向农民征收国税——贵族本身当然是免税的！而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这个邦君还竟然批准把封建领主过去早已废除的主持封建的自由农民裁判所的权利，变为实行领主裁判和建立领地警察的权利；因此，领主不仅成了警察头子，而且甚至在涉及他们自身的案件中也成了审判自己的农民的唯一裁判官，因而农民只能向领主本人控诉领主。这样一来，领主身兼立法者、裁判官和判决执行人，他成了自己领地上的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者。

　　甚至在俄国也不可能找到类似的不光彩的状况，因为在俄国，农民总算还有他们的自治公社。这种不光彩的状况，在从三十年战争¹⁵⁵起直到起了救命作用的耶拿之败¹⁵⁶这段时期中，达到了极限。三十年战争的苦难，成就了贵族对农民的彻底奴役；无数荒废的农民田庄，任由贵族并入自己的骑士领地庄园；在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强制下到处流浪的居民开始定居下来，就使贵族有了借口真正将他们作为农奴捆缚在土地上。但即使这样，也为时不长。因为，当战争所造成的创伤在以后的50年中刚开始结疤，回地刚重新开始耕种，人口刚开始增加的时候，高贵的封建领主又对农民土地和农民劳动起了贪心。领主庄园还不够大，容不下可以从农奴身上榨取的全部劳动——榨取在这里完全是它字面上的意义。把农民贬为无地农和农奴般的短工的办法，曾证明发挥了出色的作用。从18世纪初开始，这种办法便日益盛行起来了，它现在叫做“驱逐农民”。根据情况能“驱逐”多少农民就“驱逐”多少；最初还留下使用畜力的劳役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农民，而使其余的农民都变成无地农（打谷工、茅屋工、合同工¹⁵⁷以及 其他具有类似名称的人）。他们为了一间茅屋和一小块种马铃薯的地，不得不年复一年地在领地上做苦工，而得到极其微薄的日工资——谷物和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凡是领主比较富裕，能够使用自己耕畜的地方，就把其余的农民也“驱逐”出去，而他们的胡菲便并入领主的地产。可见，德国贵族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贵族的一切大地产，都是由掠夺来的农民土地构成的；即使把这些土地从掠夺者手中无偿地夺回来，他们自身的权益也没有丝毫损失。实际上，还应该向他们要求赔偿。

　　邦君们逐渐注意到，这种对贵族极其有利的办法却完全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在农民没有被驱逐以前，他们还缴纳国税，而自从他们的胡菲被并入免税的庄园以后，国家从这里就得不到分文了，而从重新定居下来的无地农那里也几乎是一无所获。被逐农民中有一部分对经营农庄说来是多余的，他们便干脆被赶走了；于是这些农民就成了自由人，也就是说，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农村人口在缩减，而当邦君开始用在农民中征兵的廉价方法来补充自己的费用庞大的雇佣军的时候，这对他们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在整个18世纪中，特别是在普鲁士，为了制止驱逐农民发布了一道又一道命令。但是，这些命令的命运同查理大帝的敕令¹⁵⁸颁布以来历届德国政府所编写的无数文牍废纸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命运一样，不过是纸上空谈；贵族对它们毫不在意，继续驱逐农民。

　　甚至法国大革命给予顽固的封建贵族的严厉教训，也只是在一个很短时间使他们感到恐惧。一切依然如故；弗里德里希二世无法做到的事情¹⁵⁹，他那软弱而目光短浅的侄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更无法做到。这时，报复临头了。1806年10月14日，整个普鲁士国家一天之内就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被打碎了。普鲁士农民有一切理由比庆祝普鲁士从莫尔维茨到色当的所有胜利¹⁶⁰更隆重地庆祝这个日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子和1848年3月18日⁸。只是到这时，被赶到俄国边境的普鲁士政府才终于模糊地意识到，依靠经常处于被逐出家园的威胁之下的服锚役的农奴的子弟，是无法战胜自由的、占有土地的法国农民的子弟的。只是到这时，普鲁士政府才终于觉察到，农民竟然也是人。现在应该采取措施了。

　　但是和约刚刚缔结，宫廷和政府刚刚回到柏林，高尚的意念便像三月阳光下的冰雪一样融化了。有名的1807年10月9日敕令虽然在纸面上废除了农奴制或世袭依附关系这种名称（而这也只是从1810年圣马丁节才开始！）⁽¹⁾，但是实际上几乎一切都依然如故。事情至此就停了下来。怯懦透顶、昏庸透顶的国王照旧万般昕命于掠夺农民的贵族，结果从1808年到1810年就颁布了四个命令，不顾1807年敕令，重新允许领主在一系列场合下驱逐农民。¹⁶¹只有当拿破仑对俄战争已经迫近的时候，才又想到需要农民，于是颁布了1811年9月14日敕令⁽²⁾，建议农民和领主在两年以内就赎免徭役和赋税以及向领主赎免最高所有权几项事宜达成一个和睦的协议，而且过了这一期限，王室委员会就要根据规定的条例强制地执行这种协议。条例的基本原则规定，农民如果让出自己土地的三分之一（或付出其货币价值），就可以成为他剩下的土地的自由的所有者。但是，就连这种对贵族非常有利的赎免办法也只是一种幻想，因为贵族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而阻挠这种办法的实现；而两年以后，拿破仑又打到国内来了。

　　为了赶走拿破仑，吓破了胆的国王曾经不断许愿在将来制定宪法和实行人民代议制度，但是拿破仑刚刚被赶出国去，一切动昕的诺言又被忘得干干净净。在1816年5月29日——滑铁卢胜利¹¹⁷后还不到一年！——便颁布了对1811年敕令的声明，腔调完全变了。⁽³⁾可以赎免封建赋役的事情，在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种例外了：它只适用于已经在土地税务簿上登记了的（因此是面积比较大的）耕地，而且农户使用这些耕地在西里西亚要从1749年算起，在东普鲁士要从1752年，在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要从1763年⁽⁴⁾，在西普鲁士要从1774年算起！另外，用于播种和收获时的一些徭役也允许保留。而当1817年终于认真地处理赎免委员会问题的时候，土地立法的退步大大超过了土地委员会的进步。接着，在1821年6月7日，又颁布了新的赎免条例⁽⁵⁾，重新对赎免权利加以限制，只把这种权利授予比较大的农户，即所谓的自给户¹⁶³，而对于小农户——无地农、茅屋工、打谷工，一句话，一切定居下来的短工——都明确地规定要永远担负徭役和其他各种封建赋役。从此以后，这便成了一种通例。只是从1845年起，才破例地允许在萨克森⁽⁶⁾和西里西亚无需领主和农民双方协议也可以赎免这种赋役（这当然用不着法律规定）。⁽⁷⁾此外，还把以货币或谷物计算的，用来永远赎免赋役的资本化的款额规定为地租的25倍；每次付款都不得少于100塔勒⁽⁸⁾，而早在1809年，在国有土地上已经允许农民用地租的20倍进行赎免了。一句话，这个”理性的国家”¹⁶⁴的有名的开明土地立法只追求一个目的：从封建制度下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

　　实际的结果是与这些可怜的措施相称的。土地委员会完全领会了政府的善良愿望，正如沃尔弗用具体例证清楚地说明的，这些委员会所关心的是在赎免时用妥善的办法欺骗农民，使贵族得利。从1816年到1848年，共赎免了70582个农户（其土地面积总计达5158827 摩尔根），这个数目占有徭役义务的较大农户的七分之六。但是，小农户中赎免的却只有289651户（其中西里西亚、勃兰登堡、萨克森的农户占228000户以上）。一年赎免的徭役总日数共计：畜力劳役5978295日、人力劳役16869824日。高贵的贵族由此获得的补偿是；应清偿资本化的款额18544766塔勒，货币地租每年1599992塔勒，以实物地租交纳的黑麦每年260069舍费耳⁽⁹⁾，最后还有农民让出的土地1533050摩尔根⁽¹⁰⁾。这样一来，除了其他各种补偿以外，原来的封建领主还得到了从前属于农民的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

　　1848年终于使鼠目寸光而又高傲自大的普鲁士土容克们清醒过来。农民——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个大地产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使居民沦为做短工的无地农的现象最严重的地方——袭击了城堡，烧毁了已经签订的赎免文契，并且迫使领主立据保证以后不再征收赋役。这些过激行为——即使在当时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眼里也是大逆不道的——自然被军事力量镇压下去了，并且招致了严厉的惩罚。但是，当时即使最没有脑筋的容克脑壳也明白；征徭役已经不可能了，与其要求这些造反的农民服徭役，不如根本不再征徭役！现在的问题只是要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而占有土地的贵族也就真的恬不知耻地为了这些已经无法得到的赋役而要求补偿。于是，当反动派稍微感到已经多少站稳了脚跟的时候，就满足了这种要求。

　　起初还颁布了1848年10月9日法令，它规定停止办理一切至今尚未结束的赎免案件和与此有关的诉讼事务，以及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一系列其他诉讼事务。⁽¹¹⁾因此，1807年以来的全部有名的土地立法都遭到了这个法令的谴责。但随即，在柏林的所谓国民议会刚刚被顺利地驱散，政变⁽¹²⁾取得成功以后，封建官僚的勃兰登堡一曼托伊费尔内阁便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来为贵族采取有效的步骤。1848年12月20日，这个内阁发出了一个临时法令，规定除了少数例外，在原来的基础上恢复农民的赋役等等，直到将来进行调整时为止。⁽¹³⁾这一法令便成了我们的沃尔弗在《新莱茵报》上论述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诱因。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直到1850年3月2日才通过了新的、最后的赎免法。⁽¹⁴⁾对于直到现在仍然被普鲁士爱国者捧上天的1807—1847年间的土地立法的谴责，最尖锐的莫过于这一法律的绪论中的言辞——当然这是违反他们的心愿的——，而且这是由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亲口发出的谴责。

　　简言之，有一些无关紧要的赋役简单地被废除了，而其他各种赋役则转换为货币地租，加以资本化，折合为18倍的款额，通过这种办法加以赎免；为了办理资本化清偿事宜，成立了地租银行，银行采取众所周知的分期付款办法，向领主支付高达地租20倍的款额，而农民只有在56年中分期付清欠款以后才能摆脱一切义务。

　　内阁在它的绪论中谴责了过去的全部土地立法。而议院的委员会则谴责了新法律，认为新法律不适用于莱茵河左岸地区，因为法国革命早就使这个地区摆脱了这一切破烂东西。委员会一致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该法案的109条条文中最多只有一条适用于这个地区，

　　“而其余的一切规定对于这些地方完全不合适，不仅如此，而且还很容易在那里引起混乱和不必要的骚动…… 因为莱茵河左岸地区的立法在废除土地赋役方面大大超过了现在打算果取的步骤”¹⁶⁶，

　　所以，不能指望莱茵地区的居民愿意再一次使自己处于新普鲁士的理想环境中。

　　现在终于认真地着手清除封建的劳动形式和剥削形式了。在几年的时间内，农民的赎免工作已经进行完毕。从1850年到1865年底通过赎免而获得自由的有：（1）剩下的那部分比较大的农民土地占有者，他们只有12706人，土地面积为352305摩尔根；（2）包括无地农在内的小土地占有者，在1848年以前赎免的将近29万人，而在以后15年中赎免的有1014341人。这样做的结果是，大农户所赎免的畜力劳役只有356274日，而赎免的人力劳役则是6670507日。用土地作补偿的也只是比较大的农户，总共只有113071摩尔根，必须用黑麦交纳的年地租是55522舍费耳。同时，土地贵族得到了3890136塔勒的新的年货币地租，此外在农民最后清偿资本化款额时又得到19697483塔勒⁽¹⁵⁾。

　　整个普鲁士的封建领主地产，包括国有土地在内，为了把过去——包括本世纪在内——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土地的一部分自愿归还给农民而迫使农民从口袋中付出的款额，根据麦岑计算（第1卷第437页）是213861035塔勒。但是这个数目是大大缩小了。因为在这里“只”把每摩尔根耕地算20塔勒，每摩尔根林地算10塔勒，每舍费耳黑麦算1塔勒，就是说比实际价格低得多。况且，这里所根据的只是“确实有案可查的清偿”就是说，至少所有由双方私人达成的协议都未估算在内。麦岑本人也说，他所引用的被赎免的赋役，以及为此而付出的补偿费，只不过是“最起码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农民为了摆脱非法地加在他们身上的赋役而交付给贵族和国库的款额，至少也有3亿塔勒，大约为10亿马克。

　　10亿马克，只不过用来把在400年内被掠夺去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以免征赋役的形式收回来！这是很小很小一部分，因为贵族和国库已经把大得多的部分作为世袭领地和其他骑士领地以及国有土地攫为己有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11月24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5年11月24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威·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86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脚　　注

(1)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06年—1810年10月27日》1822年柏林版第170—173页。——编者注
(2)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1年》柏林版第281—299页。——编者注
(3)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6年》柏林版第154—180页。——编者注
(4) 普鲁士的奸猾是无孔不入的。在这里这种奸猾的作风甚至也表现在日期上。为什么选择1763年呢？这只是由于次年即1764年7月1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了一个严格的敕令，责成顽固的贵族在一年以内，将相关的农户重新安置在他们以前的田庄和居所——这些农民田庄和无地农居住地从1740年特别是七年战争¹⁶²以后被大量侵占——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如果说这个敕令产生了一些效果的话，那么这些效果由于照顾贵族的利益在1816年又被取消了。
(5)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1年》柏林版第77—83页。——编者注
(6) 指普鲁士的萨克森省。———编者注
(7)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5年》柏林版第502—505、682—684页。——编者注
(8) 塔勒是普鲁士旧时银币，一塔勒等于三马克，这种货币16世纪产生于波希米亚，19世纪在德国北部各地流通。——编者注
(9) 舍费耳是普鲁士旧时容量单位，一舍费耳等于54.962升。——编者注
(10) 关于这个统计数字，见奥·麦岑《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疆域内的土地和农业关系》第1卷第432页及以下几页。¹⁶⁵
(11)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276—279页。——编者注②
(12) 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32—233页）。——编者注
(13)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427—441页。——编者注
(14) 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0年》柏林版第77—111页。——编者注
(15) 这些数字是麦岑的两个统计表上的总计数的差额（第1卷第 432和434页）。¹⁶⁷

注　　释

8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一汉泽曼内阁。——253。
117 1346年8月26日，在法国西北部克雷西附近进行了百年战争中的一个大战役，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重挫了以纪律松弛的骑士队为主力的法国军队。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阿·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及格·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会战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预示了第七次反法同盟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费。——254。
152 《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是恩格斯为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单行本所写导言的第二部分。为了引导无产阶级政党高度重视并正确对待农民问题，恩格斯深入研究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农民的历史和现状，以便为无产阶级政党确立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方针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这篇文章就是恩格斯从历史角度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著作之一。他在本文中揭示了普鲁士农民农奴化的历史过程，并且说明，由于反拿破仑战争和1848年农民革命运动，地主被迫废除封建义务，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对农民大肆掠夺，使广大农民和无产阶级一样陷入了苦难和屈辱之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威·沃尔弗于1849年撰写了一组论文《西里西亚的十亿》（共八篇），描述了1848年以前除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以及整个奥地利的农村的情况。这组论文曾于1849年3月22日——4月25日陆续发表在《新莱茵报》上。根据恩格斯的提议、这组文章略经修改后，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单行本的导言分两个部分，恩格斯于1876年发表的《威廉·沃尔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经他本人删节后用做导言的第一部分，1885年11月24日写的《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则用做导言的第二部分。——247。
153 指德意志骑士团，又称条顿骑士团，是1190年十字军征讨时在普鲁士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这些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治理。13世纪时，骑士团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占领了东普鲁士，并使之成为继续侵占披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的堡垒。1237年该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同样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伦瓦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开始衰败，于1466年臣服于波兰。1525年，僧侣骑士团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地变为世俗的普鲁士公国。——248。
154 世袭佃农是享有人身自由的依附农，为了保留自己的世袭份地，他们必须以货币或实物贡贼的形式交付一定的租金（世袭封建地租）。——250。
155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z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251。
156 耶拿之败指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会战中战败，最后导致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1807年7月7日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见注251）。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附属国的地位。——251。
157 打谷工，茅屋工及合同工都是不占有耕地的依附农。
　　在德国的某些地方，特别是在西里西亚，那些从地主那里得到一小块带茅屋的土地，因而必须为地主劳动（主要是打谷），从而获得微不足道的实物或钱作为报酬的依附农，被人们称为打谷工。
　　从地主那里得到一间茅屋以及随带的一小块不足于养家糊口的土地，而被迫为地主打短工的依附农，被人们称为茅屋工。
　　根据一定年限的合同为地主做工的目工，被人们称为合同工，他们在合同年限内可以得到住房、一小块可耕种的土地和以实物和货币形式支付的极其微薄的报酬。——251。
158 查理大帝救令是作为法兰克王国的主要立法文献之一的国王谕旨。——252。
159 为了保证普鲁士国家的资金收入和征收新兵的工作，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颁布了旨在反对地主把农民驱逐出份地的一系列法令，但是这些法令却很少付诸实施。——252。
160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时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于1741年4月10日在英尔雄茨（西里西亚的一个乡村）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占领了西里西亚。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地区，于1870年9月1—2日发生了普法战争（187任—1871年）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252。
161 指1808年2月14日、1809年3月27日、1809年4月8日和1810年1月9日颁布的四个命令（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0岳——1810年10月27日》1822年柏林版第18乡—193、552—555、557—561、626—629页）；在1809年4月8日命令中说明、废除世袭人身依附关系并不等于废除农民履行的封建义务。——253。
162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除海战而外，各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在欧洲及其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进行。1756—1757年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1757—1760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1762年1月5日（1761年12月25日）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并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结束战争。1763年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并确立了其在中欧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254。
163 在普鲁士，拥有土地和生产工具，使家庭成员不用替别人担负锦役劳动，也不必雇用别的劳动力，只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计的农户，被称为自给户。——254。
164 “理性的国家”指普鲁士国家，是一个流行的俗语，常含讥讽之意：这一俗语源于黑格尔1816年10月28日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哲学史时的一句名言，黑格尔认为，普鲁士国家正是建筑在理性之上的。——255。
165 奥·麦岑《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疆域内的土地和农业关系》1868—1871年柏林版第1—4卷。——255。
166 引自普鲁士第二议院农业委员会就1850年3月2日颁布的关于赎免封建义务的法律草案所作的报告；报告被提交议院1849年11月23日会议讨论；见《根据1849年5月30日王室命令召集的第二议院辩论速记记录儿1849年11月23日第五十九次会议。——257。
167 指奥·麦岑《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疆域内的土地和农业关系》一书中的两个统计表，第一个统计表是1816←1848年赎免情况的总计数，第二个统计表是从1816—1865年底赎免情况的总计数。——258。

弗·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¹⁶⁸

1888年单行本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1工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¹⁾。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40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不是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己叫人吃厌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越来越有必要把我们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同样，我也感到我们还要还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²⁾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现在经过修订以单行本出版。

　　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³⁾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4年10月2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5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1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⁴⁾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1848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不同啊！法国人同整个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在国外，在荷兰或英国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都可能进巴士底狱¹⁶⁹。相反，德国人是一些教授，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那时被认为是革命代表人物的自由派，不正是最激烈地反对这种使人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¹⁷⁰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⁵⁾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警察国家、专断司法、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和威廉三世是这样认为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认为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¹⁷¹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只是意味着：这个国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时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说它在我们看来终究是恶劣的，而它尽管恶劣却继续存在，那么，政府的恶劣可以从臣民的相应的恶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释。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得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总是极其热情地谈论这次大革命）来把它消灭。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这样，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性的，就是说，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灭亡。⁽⁶⁾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在哲学认识的领域是如此，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结束；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落和灭亡。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一定阶段对它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观察方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用不着去研究这种观察方法是否同自然科学的现状完全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遥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确实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地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¹⁷²中，尽管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它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外化”也就是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这个人想出了绝对观念，那么在实践上也一定达到了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这个绝对观念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对同时代人的实践的政治的要求不可提得太高。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向他的臣民再三许诺而又不予兑现的那种等级君主制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向我们论证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在各自的领域中都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摆脱德国庸人的习气。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广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阐发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类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明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各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对这些结构，直到现在他的渺小的敌人还发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保持着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那里，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这恰恰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类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么我们就达到了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完结了，而世界历史虽然已经无事可做，却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因而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一旦我们认识到（就获得这种认识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正是从1830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占的统治，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手；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尔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渗入了各种科学，也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尔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维劳动”倒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30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越来越 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在反对虔诚派的正统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国家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虔诚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一派或那一派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中实践的最终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么，在1842年的《莱茵报》¹⁷³上青年黑格尔学派已经直接作为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成了第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鲁诺·鲍威尔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创作神话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⁷⁾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践需要，把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可以说是这个观念的下降；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彷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主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尽管不能认为有道理，在“纯粹思维”的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至高统治下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¹³⁹，正是同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紧密相连的。 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

　　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⁸⁾，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就没有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出现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关于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之所以普遍产生，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因为人们在普遍愚昧的情况下不知道对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该怎么办。由于十分相似的原因，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随着各种宗教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神越来越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通过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愚昧无知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而创世说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往往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繁杂和荒唐得多），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步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作出进一步的结论：他的哲学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是正确的，所以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漠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黑格尔都已经说了；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一旦把它们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300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中，不仅推算出必定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屋，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⁹⁾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而不可知论者企图在英国复活休漠的观点（在那里休漠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驳倒，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越来越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懂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拘泥于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相继表现出来的这位哲学家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而这决不是到处都不可避免的。作者越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越是把各种流派，特别是现在流行的自封的哲学派别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越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他势所必然地终于认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身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而且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认为的那种东西，即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¹⁷⁵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18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50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固体（天上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力的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己经知道，自然界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不会前进；它总是产生同一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起游、理论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的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18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不能在时间上发展，只能在空间扩展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并列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始终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出现了对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预想（例如歌德和拉马克）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于是，方法为了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世纪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罢了。

　　50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根本没有突破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些局限。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证据；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决不是进一步发展理论。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由于1848年革命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么，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费尔巴哈在世时，自然科学也还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15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成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纷纷涌来的这一大堆杂乱的发现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有了条理。虽然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的发现，费尔巴哈在世时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何况对这些发现就连当时的自然科学家有的还持有异议，有的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里只能归咎于德国的可怜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都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中主义的小识小见之徒占据了，而比所有这些人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得完全正确：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一点费尔巴哈是做不到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1840年或1844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19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我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VIII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至多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必然联系；然而康德自己把他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决不是因为那里也讲到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是施达克会记得的。有一种迷信，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迷信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唯心主义者的黑格尔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习气（见《现象学》⁽¹⁰⁾）。

　　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

　　第三，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¹⁷⁶伏尔泰和卢梭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酣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习以为常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教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怜惜怜惜读者吧。

三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融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某一历史运动，只有在它深入人心的时候，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不应当说宗教也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¹⁷⁷（引自施达克的书，第168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而性爱在最近800年间获得了这样的发展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通行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神圣化；这些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在法国，从1793年到1798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宗教去代替它。

　　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抛开对某种在他看来也已成为过去的特殊宗教的回忆，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religare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来源来决定。因此，仅仅为了使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40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以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基础建立真正的宗教，这就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么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可以存在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份力量。柯普和拜特洛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仅仅由于宗教的变迁而彼此区别开来。”

　　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古老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是不传布的，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拿日耳曼人来说，甚至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以及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里，我们才发现比较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甚至在基督教传播的范围内，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也只有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13世纪到17世纪，才带有这种宗教色彩；而且，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以往的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18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挡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重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用不着我们去把这些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离开费尔巴哈多么远了。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现在已经不值一读了。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即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映象。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被反映为这个神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思想上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扬感性，宣扬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到人们之间纯粹的性关系以外的某种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主义的，内容是实在论的。法、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进去了。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实在论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在宗教哲学中出现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也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出现这样的命题；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¹⁷⁸——“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¹⁷⁹——“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¹⁸⁰，等等.

　　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用这些命题去干什么，它们始终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

　　“关于社会的学说，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领域”¹⁸¹。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肤浅的。黑格尔指出；

　　“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¹⁸²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 d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他有句名言；

　　“当人最初从自然界产生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¹⁸³——

　　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是根本不结果实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只能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他人有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又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他一切准则都是从中引申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趣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乏和空泛。

　　如果一个人只同自己打交道，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会对己对人都有利。他的这种欲望要求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要求有得到满足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娱乐、辩论、活动、消费和加工的对象。费尔巴哈的道德或者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说得很直截了当；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养料，那么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养料了。”

　　至于说到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绝对的，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和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从那时以来并且由于那个缘故，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有，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至于说到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教师”¹⁸⁴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技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么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的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是自愿到交易所去的，他和我达成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赔了钱，那么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而且，我在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威风来。只要爱不纯粹是温情的空话，交易所也是由爱统治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做的事情，爱也在这里得到实现。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么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还成了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可是爱啊！——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裂为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都陶醉在和解中了！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并且，只要它能破坏这种道德而不受惩罚，它就加以破坏。而本应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尽可能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1848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悲惨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四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¹⁸⁵以后，就只从事写作勒南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重要的；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怪物，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不仅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不可侵犯的圣物，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¹¹⁾

　　四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这就是说，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并没有别的意义。不过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阐述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被接过来了。但是这种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整个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的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和历史中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在什么地方），但无论如何是不依任何能思维的人脑为转移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颠倒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¹²⁾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么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对于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也不再敬畏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尔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做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育起来的。这一发现，不仅使我们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使我们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看出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从而能完成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量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辐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科学家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

　　这样，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证实的现实的联系，把全部历史及其各个部分都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力求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相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单个的人所预期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想。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单个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相反，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言，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艺术作品”本身的实现。⁽¹³⁾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论述，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对那些纯属空谈的说明表示不满。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现在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地区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但是，这决不是说，他们已经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简化了，以致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I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1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那种从前是封建的大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可以）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说不通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推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了；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完全打碎。但是，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单个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往手段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么，以前的一切时代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么，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在这里当然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的法的形式大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义，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以及它对简单商品占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的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降低罗马法，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进行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加工成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种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邦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制定出像法兰西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么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 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越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越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越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编篡学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产生了另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获得确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都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的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它们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它们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说明，并需要通过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来作出这种说明。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15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上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存在的东西来对待了。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亲属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无可争辩地由别的神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古老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古老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这个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的异族的神，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有以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亚派哲学¹⁸⁷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能够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¹⁸⁸为了使它成为国教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它在250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等级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¹⁸⁹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由宗教培育起来的群众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短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的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同封建贵族进行的主要是地方性的斗争便开始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¹⁹⁰。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反叛等级——城市平民、下层贵族和乡村农民——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败；农民举行了起义，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攫取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派显示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¹⁹¹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英国的国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派化了。旧的国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教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派中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版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¹⁹²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皮埃尔·培尔已经在忙于从事活动，而1694年伏尔泰也诞生了。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使法国的资产阶级更便于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进行自己的革命。出席国民议会的不是新教徒，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进入了它的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意识形态外衣了；它越来越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做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理性主义，至于这些先生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还加了一些例证。证明只能由历史本身提供；而在这里我可以说，在其他著作中证明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元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随着1848年革命而来的是”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¹⁹³至少排除了由小邦分立、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造成的阻碍这一发展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思辨⁽¹⁴⁾在多大程度上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在德国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方规定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没有头脑的折中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毫无掩饰的资产阶级的和现存国家的意识形态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公开对抗的时代了。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了同情，这种同情是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既没有寻找也没有期望过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弗·恩格斯写于1886年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6年1月《新时代》杂志第4年卷第4、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1929—1938年间在上海出版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译本
　　【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斯图加特版的扉页

脚　　注

(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3页）。——编者注
(2) 指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3)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编者注
(4) 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斐·恩克出版社版。
(5)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编者注
(6) 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编者注
(7) 指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8) 在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要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¹⁷⁴
(9) 德国天文学家约·加勒于1846年9月23日发现了海王星。——编者注
(10) 即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编者注
(11)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
(12) 见《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版。¹⁸⁶
(13) 参看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2部第2篇。——编者注
(14) 德文 “Spekulation”既有“思辨”的意思，也有“投机”的意思。——编者注

注　　释

139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抄文主义、市住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阜—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宣言》等）。——275。
168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重要著作。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具体说明了它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详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和本质区别，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在哲学领域中引起革命变革的实质和意义，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第一次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见本卷第277页），哲学家们依照对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为本原的问题的不同回答而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恩格斯同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世界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可知论和不可知论。恩格斯批驳了怀疑和否定人认识世界的可能性的错误观点，指出对这一哲学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见本卷第279页）。他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阐明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发现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形成的作用，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见本卷第281页）。他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一致性，同时论述了社会发展史不同于自然发展史的特点，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的不同特点“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见本卷第302页）。这篇著作还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列宁认为，这篇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第42页）。
　　这篇著作写于1886年初，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1886年第4年卷第4、5期，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专门写了序言，并在该书附录中第一次发表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1889年圣彼得堡出版的杂志《北方通报》第3、4期刊登了恩格斯这篇著作的俄译文，标题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危机》；1890年，这篇著作被译成波兰文；1892年，日内瓦劳动解放社全文发表了格·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译文，同年葡萄牙文译本问世；1894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社会主义月刊《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刊载了劳·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的法译文。
　　这篇著作最早由林超真译成中文，发表在1929年10月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1929年12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了彭嘉生的中译本.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张仲实的中译本。——261。
169 巴士底狱是14——18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从16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267。
170 指海涅在其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部著作发表于1833——1834年、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事件的评论。海涅的评论贯穿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268。
171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第147节，第142节附释。该书第一版于1817年在海德堡出版。——268。
172 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年纽伦堡版。这部著作共分二册：《客观逻辑。存在论》（1812）、《客观逻辑。本质论》（1813）和《主观逻辑或概念论》（1816）。——271。
173 指《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该报是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科隆出版。该报由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曾吸收了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部成员。《莱茵报》也发表过许多恩格斯的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日益明显，政府对该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1843年4月1日将其查封。——274。
174 关于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等描写，见埃·特恩的著作《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间》1883年伦敦版第344—346页。——277。
175 这段引文在卡·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166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一海德堡版第2卷第308页。——281。
176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困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286。
177 这段引文摘自路·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一海德堡版第1卷第407页。——287。
178 引自路·费尔巴哈《驳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363页。——290。
179 这段引文在卡·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54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路·费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一海德堡版第2卷第285—286页。——290。
180 这段引文在卡·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路'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见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一海德堡版第1卷第409页。——290。
181 见卡·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280页。——291。
182 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见他的著作《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后面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1832年在柏林出版。——291。
183 引自路·费尔巴哈《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411页。——291。
184 “萨多瓦的教师”是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奥普战争中萨多瓦一役获胜后，德国资产阶级政论文章中的流行用语，其意是将普鲁士军队获胜的原因归功于普鲁士优越的国民教育制度。这一用语源于《外国》杂志的编辑奥·佩舍尔发表在该杂志1866年7月17日第29期上的一篇题为《最近的战争历史的教训》的文章。——293。
185 指大·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一斯图加特版第1—2卷、该书第二部的标题是《基督教教理的物质内容（教义学）》。——296。
186 指约·狄慈根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汉堡版。——298。
187 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0&”）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彰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窗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宜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310。
188 尼西亚宗教会议是基督教会第一次世界性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于325年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约300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长老出席。会议针对当时教会存在的”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派的信仰分歧，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三位一体”的信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会议还制定了教合法规，以加强主教权力，实为加强皇帝权力。因主教由皇帝任免，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310。
189 阿尔比派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12←13世纪广泛传播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郁的城市，其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法国北部的封建主和教皇称该派为南方法兰西的”异教徒”。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讨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310。
190 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0——310。
191 1689年革命指1688年英国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命”。——311。
192 17世纪20年代起对胡格诺教徒（加尔文派新教徒）施加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剧，路易十四于1685年取消了亨利四世1598年颁布的南特敦令。这个敕令曾给予胡格诺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于南特敕令的取消，数十万胡格诺教徒离开了法国。——311。
193 小德意志帝国指1871年1月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其成员有19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又吸收了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于1871年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把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的德意志联邦称为”小德意志”。——312。

弗·恩格斯
*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¹⁹⁴

　　今天晚上全世界的工人和你们一起纪念无产阶级发展过程中一个最光荣和最富悲剧性的阶段。1871年，工人阶级自从有自己的历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作为首都的大城市中掌握了政权。但是，很可惜！这一切都像梦一样消逝了。公社受到前法兰西帝国雇佣军和普军两面夹攻，遭到空前的、永远不能让人忘记的屠杀，所以很快就被扼杀了。得胜的反动派患意横行；好像社会主义已经淹死在血泊之中，而无产阶级已经注定要永世受奴役了。

　　从这次失败以来，15年已经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在一切国家中，为土地和资本的主人效劳的政权，不择手段，企图摧毁工人的任何一点起义意图。它们究竟得到了什么呢？

　　放眼环顾一下吧。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命力，它现在已经是一支使所有掌权者——无论是法国激进派、俾斯麦、美国的交易所巨头，或者是全俄罗斯的沙皇⁽¹⁾——胆战心惊的力量。

　　但是，岂止如此而己。

　　我们已经能使我们的所有敌人，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会违反他们自己的意志而为我们工作。

　　他们曾经想置国际于死地。可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各国革命工人的友谊，已经比公社以前巩固千倍，广泛千倍。国际不再需要原来意义上的组织了；由于欧洲和美洲工人的自发而真诚的合作，国际依然活着并且日益壮大。

　　在德国，俾斯麦用尽一切手段，直到最卑鄙的手段，来扼杀工人运动。结果是；在公社以前他要应付四个社会主义议员，由于他的迫害，目前选出了25个。¹⁹⁵工人们嘲笑这位宰相；即使出钱雇他，他的革命宣传也不会做得比现在更出色了。

　　在法国，你们被强加了一个名单投票法¹⁹⁶，这是地道的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是专门为了保证只让律师、记者和其他政治冒险家——资本的代言人——当选而发明的。这个选举富人的制度给资产阶级带来了什么呢？它在法国议会内部造就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个党只要登上舞台，就足以在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队伍中造成混乱。

　　我们的形势就是这样。所发生的事件，结果都对我们有利。为阻挡无产阶级的前进步伐而精心策划的种种措施，只会加速无产阶级的胜利进军。敌人也在做对我们有利的事，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而且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又多又好，所以今天，1886年3月18日，千百万工人，从加利福尼亚和阿韦龙的无产者矿工到西伯利亚的苦役矿工，都从内心发出了一致的呼声；

　　“公社万岁！工人的国际团结万岁！”

弗·恩格斯写于1886年3月15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86年3月27日《社会主义者报》第31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1卷翻译

脚　　注

(1)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注　　释

194 《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是恩格斯应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请求而写的纪念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自从有自己的历史以来第一次掌握政权的伟大历史意义，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成就，指出..革命的工人社会主义比任何时候都富有生命力，它现在已经是一支使所有掌权者——无论是法国激进派、俾斯麦、美国的交易所巨头、或者是全俄罗斯的沙皇——胆战心惊的力量。”..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各国革命工人的友谊，已经比公社以前巩固千倍，广泛千倍。”（见本卷第314—315页）。
　　这篇文章写于1886年3月15日，载于1886年3月27日《社会主义者报》，标题为《恩格斯的信儿——314。
195 这里指1884年帝国国会的选举。当时，在奥·侮斯麦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依然获得了大约55万张选票，它的代表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上升到24名。——315。
196 1885年以前在法国实施”名单投票制”当时每个选区推选一名代表进人众议院。1885年6月，根据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创议，实施按各省名单选举的制度。根据这个在1889年以前一直有效的制度，小选区合并为较大的选区，每个选区相当于一个省。在这个选区内，选举人按照包括各党派候选人在内的名单投票，但又必须按照该省应有的议席总数（每7万居民有一名议员）投票。在初选中，议员获得投票数的绝对多数，才算当选，在复选中，只要相对多数就可当选。——315。

弗·恩格斯
美国工人运动¹⁹⁷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

　　自从我按照译者⁽¹⁾的希望写完本书的《附录》⁽²⁾以来，已经过去10个月了。在这10个月中，美国社会完成了一次其他任何国家至少需要10年才能完成的变革。1886年⁽³⁾2月，美国的舆论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⁴⁾，因此，那种使欧洲社会分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共和国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决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在这时，日益临近的阶级斗争已经投下它的巨大阴影；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²⁰⁰和其他许多行业的工人举行罢工，特别是全国都在准备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这个运动说在5月开始就在5月开始了。²⁰¹我的《附录》表明，当时我已经正确估计了这些征兆，预料会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阶级运动。但是，当时谁也不能预见，运动会在这样短的时间以这样不可遏制的力量爆发，会以燎原烈火般的速度蔓延，会从根本上震撼⁽⁵⁾美国社会。

　　但是事实明摆着，不容抹杀，无可争辩。去年夏天几位美国记者访问我，承他们绘声绘色地告诉我，美国统治阶级对此感到多么恐怖；“新的转折”使他们张皇失措，困惑不解。但是，那时运动还刚刚开始，只不过是因为废除黑奴制度和工业迅速发展而成为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个阶级的一连串杂乱的、显然是互不联系的骚动。在年底以前，这种混乱的社会痊孪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广大工人群众在国内辽阔地区的几次自发的本能的运动，他们对于到处同样的、由同样原因造成的悲惨的社会状况普遍不满的同时爆发，使他们意识到一个事实：他们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的、独特的阶级，一个实际上多少是世代相传的雇佣工人即无产者的阶级。这种意识由于一种纯粹美国人的本能，立即把他们引向自我解放的下一个步骤：组织一个具有自己的纲领并以夺取国会大厦和白宫为目标的工人政党。5月，掀起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等地发生了骚动，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和残酷的阶级审判来镇压工人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11月，在所有的大城市都组成了新的工人政党，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沃基进行了选举。²⁰²以前，5月和11月只能让美国资产阶级想起美国国债息票的付息；从今以后，5月和11月将使他们也想起美国工人阶级拿出自己的息票要求付息的日子了。

　　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经历了许多年才完全领悟到，他们已经构成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阶级，在现存社会关系下的一个固定的阶级；又经历了好多年，这种阶级意识才引导他们把自己组织成一个特殊的政党，它不受统治阶级各派所组织的一切旧政党的支配，并且同这些政党相对立⁽⁶⁾。在美国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没有中世纪的废墟挡路，有史以来就已经有了17世纪孕育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因素，在这10个月中工人阶级就经历了本身发展的这两个阶段。

　　但是，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开始。工人群众感到他们有共同的苦难和共同的利益，必须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阶级团结起来；为了表达和实现这种感觉，要把每个自由国家里为此目的而预备的政治机器开动起来——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寻找医治这些共同苦难的共同药物，并把它体现在新的工人政党的纲领中。运动中最重要、最困难的这一步，在美国尚待完成。

　　一个新的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积极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细节上可以因环境的改变和党本身的发展而改动，但是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为全党所赞同。只要这种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或者还处于萌芽状态，新的党也将处于萌芽状态，它可以作为地方性的党存在，但还不能作为全国性的党存在；它将是一个潜在的党，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党。

　　这个纲领，不管它最初具有什么形式，都必须朝着预先可以确定的方向发展。造成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原因，在美国和在欧洲都是一样的；填平这种鸿沟的手段也到处都相同。因此，美国无产阶级的纲领在最终目的上，归根到底⁽⁷⁾一定会完全符合那个经过60年的分歧和争论才成为战斗的欧洲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公认的纲领。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路、矿山、机器等等，让它们供全体成员共同使用，并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共同使用。

　　但是，美国的新的党如果也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它的成立就是为了夺取政权，那么它在怎样对待一旦夺得的⁽⁸⁾政权这个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在纽约和东部的其他大城市，工人阶级的组织采取了按职业联合的方式，每个城市都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劳动联合会。在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于去年11月把亨利—乔治选为它的旗手，因此，它的临时竞选纲领几乎完全浸透了他的原则。在西北部的一些大城市，竞选是根据一个很不明确的工人纲领进行的，亨利·乔治的理论的影响即使有一点，那也很难看得出。在这些人口众多、工业集中的巨大中心，新的阶级运动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而在全国，我们发现两个分布很广的劳工组织，即“劳动骑士”²⁰³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其中只有后者才有一个符合上述现代欧洲观点的纲领。

　　在美国工人运动所表现的三种多少已经确定的形式中，第一种是亨利·乔治领导的纽约的运动，目前主要是地方性的。纽约无疑是合众国的最重要的城市，但纽约不是巴黎，合众国不是法国。我认为亨利·乔治的纲领，以它目前这样的形式来看是太狭隘了，只能作为地方性运动的基础，至多也只能作为总运动中的一个短期阶段的基础。在亨利·乔治看来，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是人们分裂为富人和穷人的主要的、普遍的原因。但是从历史上看来，这并不完全正确。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在罗马共和国衰落时期，当自由的意大利农民被剥夺了田地的时候，他们形成了一个类似1861年以前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的阶级；无论是奴隶还是“自种贫民”⁽⁹⁾，这两个阶级都同样无力解放自己，于是古代世界崩溃了。在中世纪，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农民保有自己的土地，但是他们作为农奴或依附农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且必须给地主服劳役或交纳产品。直到近代的黎明时期，即15世纪末，农民的大规模被剥夺才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¹⁰⁾，这些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一无所有，只有向别人出卖劳动力，才能活命。但是，如果说土地被剥夺使这个阶级产生，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即现代的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则使它长期存在，使它人数增加，使它形成一个具有特殊利益和负有特殊历史使命的特殊阶级。所有这些，马克思都详细地论述过了（《资本论》第七篇《所谓原始积累》²⁰⁴）。马克思认为，现代的阶级对抗和工人阶级的处境恶化⁽¹¹⁾，起因于工人阶级被剥夺一切生产资料，其中当然也包括土地。

　　亨利·乔治既然宣布土地垄断是贫穷困苦的唯一原因，自然认为医治此病的药剂就是把土地交给整个社会。马克思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要求把土地交给社会，但不仅是土地，同样还有其他一切生产资料。但是，即使我们不谈其他生产资料的问题，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不同。土地如何处理呢？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求土地应该共同占有，为共同的利益而共同耕种，对其他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矿山、铁路、工厂等等也是这样；亨利·乔治却只限于像现在这样把土地出租给个别的人，只调整土地的分配，并把地租用于公众的需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用于私人的需要。社会主义者要求的是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变革；亨利·乔治要求的是不触动现在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实质上就是李嘉图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极端派提出的⁽¹²⁾东西，这些人也要求国家没收地租。

　　当然，如果假定亨利·乔治的话就是他的最终看法，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我只能按照我现在所看到的来考虑他的理论。

　　组成美国工人运动的第二个大派别就是劳动骑士²⁰³。看来，这个派别对运动的现阶段来说是最典型的，当然也是最强有力的。这个巨大的团体有无数的“会”已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代表着工人阶级内部个人的和地方的各种各样意见。他们有一个相当不明确的纲领，他们结合在一起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实际上无法遵行的章程，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已经本能地感到：他们为实现共同的愿望而联合起来这一事实就使他们成为国内的一支强大力量。这是真正美国式的怪现象：最现代的趋向披着最中世纪的外衣，最民主的甚至叛逆的精神隐藏在貌似强大、实际上软弱无力的专制之下——主就是劳动骑士向欧洲观察家展示的一幅图画。但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这种纯粹表面的怪现象上，我们就不可能不看到，在这个很大的群体中蕴藏着巨大的潜力，而且正在缓慢地但确实在发展成实际的力量。劳动骑士是整个美国工人阶级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不管它的起源和历史如何，不管它有什么样的缺点和个别的怪诞行为，不管它的纲领和章程怎样，它其实就是美国整个雇佣工人阶级的产物，是把所有雇佣工人联合起来的唯一的全国性的纽带，不仅使他们的敌人，而且也使他们自己感到自己的力量，使他们对未来的胜利满怀骄傲的希望。只说劳动骑士能够发展，那是不确切的；他们经常处于蓬勃的发展和改造的过程中，这块可塑材料正在涌动，正在发酵，正在寻找适合其本性的形式。这种形式一定会找到，因为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至）j那时，劳动骑士是否保留现在这个名称，那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一个局外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用这种原料必定能塑造美国工人运动的未来，从而塑造整个美国社会的未来。

　　第三个派别是社会主义工人党¹⁹⁹。这个党徒有虚名，因为到目前为止，它在美国的任何地方实际上都不能作为一个政党出现。何况它对美国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外来的，因为直到最近，它的成员几乎全是使用本国语言的德国移民，大多数人都不太懂当地通用的语言。但是，如果说这个党起源于外国，那么，它同时也就具备了欧洲多年来阶级斗争所取得的经验，具备对工人阶级解放的一般条件的理解⁽¹³⁾，远远超过美国工人迄今所达到的理解水平。这对美国无产者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可能掌握并利用欧洲的阶级伙伴在40年斗争中所得到的智慧上和精神上的成果，从而加速他们自己的胜利的到来。因为，正如我己经说过的，毫无疑问，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民，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学习英语。

　　要把参加这场广大群众运动的各种分子——他们实质上并不敌对，但是由于出发点不同而实际上互不往来——融为一体，这个过程需要有一些时间，而且不可能没有一些摩擦，这在某些地方现在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在一些东部城市，劳动骑士正在同有组织的工联零星地进行地方性的斗争。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摩擦在劳动骑士的内部也同样存在，根本谈不到和睦融洽。这并不象征着令资本家欢呼庆幸的那种瓦解，而只是表明第一次⁽¹⁴⁾一致行动的无数工人群众还不知道如何适当地表达他们的共同利益，还没有发现最适合于斗争的组织形式，更没有发现保证胜利所必不可少的纪律⁽¹⁵⁾。这只是为了伟大的革命战争而进行的第一次群众性集舍，是一些由各地独自召集和装备的队伍，它们为组成一支统一的大军而汇合起来，但是还没有正规的编制和统一的进军计划。正在汇合的各支部队在途中往往因穿插而彼此阻塞，常常出现棍乱、怒气冲冲的争吵，甚至还要动武。但是，最终目的的一致性最后总会战胜一切小风波。这些零乱分散的、争吵不休的队伍很快就会排成一个长长的战斗队列，在敌人面前出现一条井然有序的战线，在威严的沉寂里闪射出武器的寒光，有勇敢的先驱兵在前，有坚定的预备队殿后。

　　必须达到这种结果，即把各支独立的部队联成一支全国性的劳工大军，并有一个临时⁽¹⁶⁾纲领，哪怕有不足之处，只要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纲领就行，这就是在美国需要紧接着完成的重大步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制定一个无愧于这个事业的纲领，社会主义工人党能够做许多事情，只要它愿意像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只占工人阶级极少数的时候那样行动就行。这个策略在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是用以下的话写下来的：

　　“共产党人”——这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在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¹⁷⁾

　　这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伟大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还有我以及同我们一起工作的各国社会主义者40多年来所遵循的策略。结果是这个策略到处都把我们引向胜利，目前欧洲广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和法国，在比利时、荷兰和瑞士，在丹麦和瑞典，以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像一支统一的⁽¹⁸⁾军队在同一的旗帜下战斗着。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月26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7年1月26日6年初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87年4月在纽约出版的弗·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英文版第26卷翻译状况》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26卷翻译

脚　　注

(1) 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编者注
(3) 原稿误写为1885年。——编者注
(4) 恩格斯在1887年的单行本上加了一个注：“我在1844年写的那本书用英文出版是有道理的，这恰恰是因为，现代美国工业的状况几乎正好相当于我曾描述的 40年代的英国工业的状况。从伦敦《时代》月刊 3，4，5和6月号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那些论6美国工人运动'的文章¹⁹⁸可以看出情况多么相似。我欣然提到这些出色的文章，因为这使我有可能同时批驳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肆无忌惮地散布的那些诽谤艾威林的无耻谰言。¹⁹⁹”——编者注
(5) 在德文版中不是“会从根本上震撼”，而是“现在已经从根本上在震撼美国社会”。——编者注
(6) 在德文版中不是“相对立”而是“相敌对”。——编者注
(7) 在德文版中不是“归根到底”而是“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编者注
(8) 在德文版中删去了“一旦夺得的”。——编者注
(9) 在德文版中不是“白种贫民”，而是“贫穷的自由人”。——编者注
(10) 在德文版中不是“农民的大规模被剥夺才给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奠定了基础”，而是“农民大规模被剥夺了，并且这次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这种条件逐渐把成为无产者的农民变成了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变成了人”。——编者注
(11) 在德文版中不是“处境恶化”，而是“现今的屈辱”。——编者注
(12) 在德文版中是“早已提出的”。——编者注
(13) 在德、文版中“理解”后面的那句话改为：“这是迄今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能从美国工人中看到的理解。”——编者注
(14) 在德文版中不是“第一次”而是“现在终于”。——编者注
(15) 在德文版中删去了“更没有发现保证胜利所必不可少的纪律”。——编者注
(16) 在德文版中不是“临时”而是“共同”。——编者注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65页。——编者注
(18) 在德文版中“统一的”的后面加有“伟大的”。——编者注

注　　释

197 《美国工人运动》是恩格斯为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美国版写的序言。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批驳了所谓在美国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可能产生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美国的土壤中生根的错误观点，论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和斗争的必然性，阐明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独特的阶级所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指出科学社会主义确立的奋斗目标是实现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变革，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则要求不触动现有的社会生产方式。恩格斯强调，美国工人阶级为了实现共同利益，应当把分散的工人组织联合为一支全国性的工人大军，应当创建全国性的工人政党，它的纲领应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为基础”这个纲领将宣布，最终目标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使整个社会直接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土地、铁道、矿山、机器等等、让它们供全体成员共同使用，并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而共同使用”（见本卷第319页）。恩格斯还重申了《共产党宣言》对无产阶级政党宗旨和策略的规定，指出”共产党人”是”我们当时采用的、而且现在也决不想放弃的名称”（见本卷第324页）。
　　1887年4月，这篇序言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一起出版。随后恩格斯特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1887年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队序言的德文和英文单行本于7月在纽约出版。
　　1887年6月18、25日，维也纳《平等。社会民主党人周报》第26、27号根据时土会民主党人报》转载了这篇序言，同年爱·福尔坦又根据德文本把这篇序言译成法文，发表在1887年7月9、16和23日《社会主义者报》上。——316。
198 指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1887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一组文章。——316。
199 指有许多拉萨尔分子参加的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散布流言飞语，中伤英国社会主义者爱·艾威林。1886年9——12月艾威林和他的妻子——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及德国社会主义者威·李卜克内西一起、到美国作了一次宣传旅行，拉萨尔分子指责艾威林向执行委员会报了假账，恩格斯为此事曾先后几个月多次写信，帮助艾威林证实这种非难完全是恶意诽谤，荒唐之极。
　　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城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联系极少。党内持拉萨尔主义立场的改良主义领导人同以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展开过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推行宗派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开展政治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316、322。
200 指1886年1月22日——2月26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万多矿冶工人举行罢工。在罢工过程中炼铁工人和炼焦工人提出要增加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了满足。——316。
201 指美国1886年5月1日和以后几天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席卷了国内的主要工业中心纽约、费城、芝加哥、路易斯维尔、圣路易斯、密尔沃基、巴尔的摩，参加的总人数在35万以上 a罢工结果大约有20万工人缩短了工作日。但企业主们马上就开始了反攻。5月4日，在芝加哥有人向一群警察投了一枚炸弹，警方遂用武力对付工人，并以此为由展开大规模的逮捕，八名工人领袖被捕受审并对他们作出了严厉的判决，其中四人在1887年11月11日被处绞刑。此后的几年中，美国工人在1886年五月大罢工中取得的成果全被企业主们一笔勾销。为了纪念这次罢工，1889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将每年的五月一日定为国际劳动节。——317。
202 1886年秋天，在准备纽约市政选举期间，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政治行动，在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即1882年成立的该市工会的联合组织的倡导下，建立了统一工人党。以纽约为榜样，其他许多城市也纷纷建立了这样的政党。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政党的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选举中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亨·乔治获得全部选票的31%；在芝加哥，工人党支持者把一名参议员候选人和九名众议员候选人选人了州立法议会，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仅以64票之差落选；在密尔沃基，工人党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长，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州立法议会的参议员.六名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并有一名候选人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317。
203 “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城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它是一个秘密团体，其成员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并且还有许多是黑人，其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劳动骑士团也曾多次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它的领导层原则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他们曾试图阻止1886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罢工运动，禁止其成员参加。尽管如此，劳动骑士团的普通成员仍然参加了罢工。此后，劳动骑士团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逐渐丧失，90年代末彻底解散。——319、321。
204 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恩格斯提到的《所谓原始积累》在《资本论》德文第三版中是第八篇，从第四版开始它被编入第七篇。——320。

弗·恩格斯
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²⁰⁵

　　本书作者西吉斯蒙德·波克罕于1825⁽¹⁾年3月29日生于格洛高。1844年他在柏林读完中学后，先后在布雷斯劳、格赖夫斯瓦尔德和柏林上大学。他为了履行服兵役的义务，又因为太穷而负担不起一年制服役期的费用，不得不在1847年作为三年制志愿兵参加了格洛高的炮兵部队。1848年革命爆发后，他因参加民主集会而受到军事法庭的调查，后逃往柏林而得以摆脱。他在柏林起初没有遭到追捕，仍然在运动中积极活动，并在参加攻打军械库²⁰⁶时表现突出。为此他险遭逮捕，只因逃往瑞士而幸免。司徒卢威于1848年9月间在瑞士组织志愿军向巴登黑林山进军²⁰⁷，波克罕参加了这一行动并被俘，一直被关押到1849年5月巴登革命¹⁴⁵释放囚犯时才获释。

　　波克罕来到卡尔斯鲁厄，并作为一个士兵为革命效力。当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被任命为全部人民自卫团的指挥官时，他委托波克罕建立一个炮队，但政府最初给炮队发的只是些没有马匹的火炮。马匹还没有弄到，六月六日运动²⁰⁸就爆发了，比较坚定的分子想通过这次运动迫使委靡不振的、由一部分纯粹是叛徒的人组成的临时政府比较有力地行动起来。波克罕也和贝克尔一道参加了示威游行，而直接带来的结果不过是：贝克尔以及他的全部志愿军和人民自卫团都被调出卡尔斯鲁厄，派往内卡河畔的战场。波克罕和他的炮队无法跟着贝克尔走，他还没有领到拉炮的马匹。当他终于领到马匹时——因为政府首脑布伦坦诺先生那时一心要甩开革命的炮队——，普鲁士军队已经占领了普法尔茨，所以波克罕炮队的第一个战役就是占领克尼林根桥附近的阵地，掩护普法尔茨的军队向巴登地区转移。

　　波克罕的炮队同普法尔茨部队以及尚在卡尔斯鲁厄地区驻扎的巴登部队一起，这时向北推进。6月21日，炮队在布兰肯洛赫附近投入战斗，并且光荣地参加了乌布施塔特战役（6月25日）。在为部署穆尔格河阵地而改编军队时，波克罕和他的火炮一起被配属给奥博尔斯基所率领的师，并且在争夺库彭海姆的战斗中功勋卓著。

　　革命军队撤退到瑞士境内后，波克罕来到了日内瓦。在那里，他遇见了他的老上司和朋友约·菲·贝克尔，以及几个比较年轻的战友，这些人在苦难的流亡生活中结成了一个极尽欢乐之可能的集体。1849年秋天我路过日内瓦时，曾和他们度过几天欢乐的日子。就是这个集体由于卡尔·福格特先生的骇人谎言而得到“硫磺帮”这个最冤枉的身后恶名。²⁰⁹

　　但是，欢乐持续不久。1850年夏天，无情的联邦委员会也把手伸向了无辜的“硫磺帮”，大多数欢乐的年轻人必须离开瑞士，因为他们属于应予驱逐的流亡者之列。波克罕去了巴黎，以后又去了斯特拉斯堡。但是在那里他也无法安身。1851年2月，他遭到逮捕并被押送到加来，以便乘船前往英国。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他被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多半是带着镣铐，先后被关押在25个监狱。但是，他每到一处，共和派事先就知道了，他们迎接这位被押送的囚犯，给他送去丰盛的食物，款待并贿赂宪兵和官吏，尽可能安排好他的下一步 行程。就这样，他最后来到了英国。

　　的确，他在伦敦遭遇了比在日内瓦或者甚至比在法国都严重得多的流亡困苦，但即使在这里他也没有失掉他那种与生俱来的机智。他寻找工作不挑拣，最初在利物浦的一家侨民企业里找到了事做，那里需要德籍职员做口译，来应付大批告别了再次有幸恢复安宁的古老祖国而来到这里的德国侨民。同时，他还四处联系别的业务，而且十分顺利，竟然在克里木战争之初弄到一轮船各种各样的货物运到巴拉克拉瓦去，以高得出奇的价格将船上的货物分别卖给了军队指挥部和英国军官。他回来时净剩纯利15000英镑（30万马克）。这一次成功促使他继续进行投机活动。他又联系上了一项为英国政府供货的合同。这时已经进行媾和谈判，所以政府就在合同里提出一个条件：如货到之日媾和的先决条件已被接受，政府可以拒绝收货。波克罕同意了这点。当他和他的轮船到达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和约已经签订了。轮船租的只是去程，轮船的船长这时由于可以得到大宗有利可图的返航载货，于是要求马上卸货，可是波克罕在挤得满满的港口里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地方存放归他处理的货物，于是船长就把所有货物随便卸到了一处海岸上。波克罕就这样和他的那些枉费力气运来的箱子、货包和大木桶待在那里，束手无策地看着当时从土耳其的各个角落和从整个欧洲跑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各种恶棍把他的货物抢个精光。他回到英国后又成了和过去一样的穷人，15000英镑全没了。但是他那种不屈的机智的性格并没有丢失。他在投机活动上丢掉了金钱，但是却学到了商业知识和与商界交往的本领。他还发现，他对酒类的质量有一种特别敏锐的鉴别力，并且成为波尔多的各家出口商号成功的代理人。同时他尽可能地参加政治活动。在卡尔斯鲁厄和日内瓦，他认识了李卜克内西。由于福格特的丑剧，他同马克思建立了联系，²¹⁰这也就是我和他再次会见的原因。波克罕虽然没有用一定的纲领约束自己，却一直追随着最革命的党派。他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同欧洲反动势力的强大支柱即俄国专制制度作斗争。为了能更好地观察俄国的旨在征服巴尔干国家和间接统治西欧的阴谋，他学习了俄文，并且多年来一直研究俄国的报刊和流亡者的作品。同时，他还翻译了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我们俄国的情况》²¹¹一书，书中抨击了赫尔岑开创的（后来由巴枯宁所继承）并为西欧的俄国流亡者所效法的虚伪风气，即在西欧不是传播他们所熟知的俄国真相，而是散布合乎他们的民族的和泛斯拉夫主义的口昧的奇谈。他还在柏林的《未来报》、《人民国家报》以及其他报纸上写了很多论俄国的文章。

　　1876年夏天，他在去德国途经巴登韦勒时中风，整个左半身终身瘫痪。他不得不放下他的事业。几年以后，他的妻子去世。他由于患肺病而不得不搬到黑斯延斯，到温和的海洋性气候的英国南海岸去。无论是瘫痪、疾病，还是微薄的、不能经常得到保证的生活费用，都不能摧折他那无比坚强的精神力量。他的书信总是洋溢着激奋的欢乐，他的笑声感染着看望他的人。他爱好的读物是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1885年12月16日，他患肺炎去世。

　　《极端爱国主义者》在对法战争结束后就立即刊登在《人民国家报》上，此后不久又出了单行本。这本书，对于官方的和资产阶级的德意志—向沉湎于超爱国主义的胜利狂热的情况来说，成了一副非常有效的解毒剂。的确，最好不过的清醒剂莫过于回忆一下现在被捧到天上的普鲁士当年曾经在法国人，即在现在被蔑视为战败者的法国人的进犯之下遭到十分可耻的失败的时代。使这副药剂更有效力的是关于十分糟糕的事实的叙述是从这样一本书⁽²⁾中摘来的，在这本书中，一位普鲁士将军⁽³⁾，而且还是高级军事学校的校长，根据普鲁士的官方文件描绘了这个可耻的时代；而且应该承认他的描绘是客观的和不夸大的。一支大的军队，像任何其他的大的社会团体一样，在经历了一次大失败以后最好的做法是作自我反省，并检讨自己过去的过失。在耶拿会战¹⁵⁶之后，普鲁士就处于这种状态，另一次是在1850年之后。那时他们虽然没有遭到大失败，但是在一系列小征伐——对丹麦和对南德的征伐——之后以及在1850年第一次大动员过程中，他们军事上的全面衰败，无论是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再清楚不过了；也是在那时，他们只是以华沙的和奥尔米茨的政治耻辱为代价才避免了一次真正的失败。²¹²为了懂得如何改进，他们不得不对自己的过去进行无情的批判。他们的军事学术界（从中产生了克劳塞维茨这样的一流人物，但从那时起便无止境地降低了自己的水平）在这种不可避免的自我反省中重又振兴起来。这次自我反省的成果之一就是赫普夫纳的著作，波克罕的小册子即取材于此。

　　即使现在，仍然有必要经常回忆一下那个时代：傲慢和失败、国王无能；在外交上热衷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普鲁士的愚蠢奸诈；贵族军官在极其怯懦的叛卖时的大言不惭，背离人民、以欺骗为基础的国家制度的普遍崩溃。德国的庸人（包括贵族和王公在内）现在也许比那时更为妄自尊大和沙文主义；外交行动显然更蛮横了，不过还保留着过去的两面派手法；贵族军官人数由于自然原因和人为因素而大量增加，几乎重新占据了先前在军队中的统治地位；国家也日益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变成大地主、交易所经纪人和大工业家的集团去剥削人民。当然，如果再面临战争，普鲁士德意志的军队凭着它在组织上已成为所有别的军队的榜样，将在它的敌人和它的盟友面前占有显著的优势。但是，它再也得不到像在最近两次战争⁽⁴⁾时期那样的优势了。举例来说，那时由于遇到特殊的幸运情况而形成的高级指挥的统一，以及下级指挥官的相应的绝对服从，都很难再有了。目前盛行于土地贵族和军人贵族——一直到皇帝的侍卫官——与交易所投机家之间的事务勾结关系，会很容易危及对前线军队的供给。德意志会有它的盟友，但是一有机会，它就会抛弃盟友，而这些盟友也就会抛弃它。最后，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煌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¹⁵⁵所造成的大破坏会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并殃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用方面的人为的运营机构会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传统的治国才略一齐被摧毁，以致王冠成打地滚落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

　　如果军备的互相竞赛制度发展到极端而终于产生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前景就是这样。国王和达官显贵老爷们，这就是你们的才略把旧欧洲所弄到的地步。如果你们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开始①跳最后的大战舞，那我们只能听其自然。战争可能会把我们暂时抛到次要地位，可能会夺走一些我们已经占领的阵地。但是，如果你们放纵你们以后将无法对付的力量，那么不管那时情况如何，在悲剧结束时你们也就垮台了，而无产阶级的胜利要么已经取得，要么已经不可避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7年12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88年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西·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翻译

脚　　注

(1) 西·波克罕的出生年份应为1826年。——编者注
(2) 指爱·赫普夫纳《1806—1807年的战争。评普鲁士军队的历史》，根据军事档案材料编写，1855年柏林第2版第1—4卷。——编者注
(3) 爱·赫普夫纳。——编者注
(4) 指1866年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普法战争。——编者注

注　　释

145 德国五月起义指1849年5月德国一些地区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这场运动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却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对这一运动进行了评述。——326。
155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z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331。
156 耶拿之败指1806年10月14日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会战中战败，最后导致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1807年7月7日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见注251）。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附属国的地位。——330。
205 《波克罕〈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恩格斯在这篇引言中回顾并高度评价了西·波克罕追随革命的一生、并对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及它们实行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之间军备竞赛的可以预见的结果必然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这场战争的结局难以预料，但是“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创造条件”（见本卷第331页），资产阶级进行的世界战争将使无产阶级的胜利不可避免地到来。恩格斯的预言后来被历史所证实。1918年6月，列宁在《预言》一文中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形势的发展，对恩格斯的预言作了详尽分析，称这个“天才的预言”中包含着明确的、简要的、科学的阶级分析，得出了不容争辩的结论，后来很多事情同恩格斯的预言”一字不差”（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41—447页）。
　　波克罕是德国的一名新闻工作者，曾参加过1849年巴登」曾法尔茨起义，后流亡国外，从1860年起，一直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波克罕于1871年写了《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书中回顾了1806—1807年普鲁士军队屡被法军击败的历史，抨击了普鲁士军事制度和德意志民族自大狂。该书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从1871年7月8日第55号至9月20日第76号分18次匿名连载，此后出版了单行本。
　　1885年12月16日波克罕病逝.1886年8月16日，苏黎世社会民主党出版社负责人海·施留特尔致信恩格斯，提议重新出版波克罕的这部著作。恩格斯于8月20日在回信中表示支持，并答应写一篇波克罕的传略。1887年12月恩格斯为该书写了这篇引言，其中包含对波克罕生平的叙述。经恩格斯同意，引言的后半部分在1888年该书出版前以《欧洲面临什么》为题发表在1888年1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号。1888年2月18日美国出版的《自由》周刊第8号和1888年3月4日布达佩斯出版的《工人纪事周报》第10号摘要发表了这篇引言的后半部分。
　　这篇著作的中译文曾收人1941年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的由曹汀译、何思敬校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一书。——326。
206 1848年6月14日，因对普鲁士国民议会背弃三月革命（参看恩格斯《柏林关于革命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而感到愤怒的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攻占了军械库，目的是武装人民以捍卫革命的成果并把革命推向前进。但是柏林工人的行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及时赶到的援军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一起迅速地击退了工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西·波克罕曾在他的自传《德国1848年革命的一个参加者的回忆》中描述了攻打军械库的情形，但他本人并未参加这次战斗。——326。
207 指1848年9月底在巴登发生的共和派起义。起义是由古·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发动的，9月21日他们从瑞士进入巴登地区。9月22日波克罕与大约20名苏黎世的民主主义者一道前往巴登，支援司徒卢威。在巴登民主派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起义于9月24日遭到巴登军队的镇压，司徒卢威和许多起义者被捕，其中也包括波克罕。他们被判处长期监禁，押解到巴登的布鲁赫萨尔城监狱。1849年5月，弗赖堡刑事陪审法庭宣布一部分人无罪，其中也有波克罕。——326。
208 巴登的左派民主主义者由于不满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加强政府中的右派势力，于1849年6月5日建议政府把革命扩展到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并在政府中增加激进派活动家。这一建议遭到拒绝后，他们于6月6日举行武装游行向政府示威。但是，政府得到了资产阶级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支援，巴登的左派民主主义者们被迫投降。——326。
209 “硫磺帮”最初是18世纪70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因其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一切成帮结伙的犯罪分子和流氓无赖的同义语。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福格特在1859年12月出版了一本诽谤性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反对马克思和以马克思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歪曲事实，称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为“硫磺帮”，把他们描绘成政治上专干卑鄙句当的一伙。事实是，1849——1850年间在日内瓦有一个德国流亡者小圈子被戏称为“硫磺帮”西·波克罕也是其中一员、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所谓“硫磺帮”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他们是一群与人为善，乐观诙谐的人。
　　马克思在1860年写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中给福格特以毁灭性的反击，同时也驳斥了他关于“硫磺帮”的谎言。——327。
210 卡·福格特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1859年12月出版以后，1860年1月，柏林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国民报》连发两篇社论，转述了这本小册子诽谤性的内容。马克思决定予以反驳，从1860年1月起开始收集有关材料，他打算写一本驳斥福格特的书，并对《国民报》的诽谤向法院提起诉讼。为此，他多方联系，请有关人员提供揭露福格特的材料。1860年2月，马克思请西·波克罕把关于日内瓦“硫磺帮”的资料寄给他。马克思在撰写他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时，利用了波克罕2月12日提供的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77—81页）。——329。
211 亚·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的小册子俄文版的标题是《我们的家务事。答赫尔岑先生〈秩序井然！〉一文》（1867年斐维版）。在西·波克罕的译本中、小册子的标题是：《我们俄国的情况。答赫尔岑先生〈秩序井然！〉一文》（1871年莱比锡版）。德文版包括波克罕的序言和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小册子的正文，正文的小标题是《我们的家务事》。——329。
212 关于1850年对丹麦的征伐是指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战争期间普鲁士对丹麦作战的最后阶段。在1848年革命时期，力求同德意志合并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两公国的居民发动了反抗丹麦的统治，争取德国统一的民族解放起义。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普鲁士政府实际上在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848年8月26日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即马尔默停战协定，实际上出卖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一切民主成果。1849年3月底战事再起、双方各有胜负，然而普鲁士当局再次出卖德国的民族利益，于1850年7月2日同丹麦签订了和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居民反对政府这一投降行为，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战斗，1850年7月，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的军队被丹麦军队击溃，从而停止了反抗，两公国仍归丹麦王国统治。
　　关于1850年普鲁士对南德的征伐，是指1848—1849年革命后普奥之间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日益尖锐，普军在1850年11月开进选帝侯国黑森—卡塞尔（黑森选帝侯国）一事。
　　1850年秋，黑森选帝侯国发生的革命行动为奥普提供了干涉其内政的借口，双方都企图使自己获得镇压革命的权利，成为德国的主宰。
　　普鲁士政府看到奥地利一巴伐利亚军队进入黑森选帝侯国，便于1850年11月初宣布进行动员，并把军队派往那里。11月8日奥地利一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两支先头部队在布龙来尔附近交火。动员过程中暴露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严重缺陷，普军装备陈旧，加之在奥普冲突中俄国支持奥地利，坚决反对普鲁士，迫使普鲁士放弃了军事行动并向奥地利投降。在普鲁士军队进入黑森选帝侯国之前，1850年10月华沙会议上，俄皇尼古拉一世就以奥普之间仲裁人的身份出面反对以普鲁士为首统一德意志各邦。11月29日在奥尔米茨（捷克称做：奥洛穆茨）城，奥普之间签订了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普鲁士必须放弃它统一德意志的计划，并加人由奥地利所恢复的德意志联邦。——330。

弗·恩格斯
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²¹³

卡尔·马克思的小册子《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序言⁽¹⁾

　　1847年底，在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会议。²¹⁴这是英国工厂主在当时开展的争取自由贸易运动中的一个战略步骤。1846年废除谷物法²¹⁵标志着他们在国内取得胜利，现在他们又打入大陆，以准许大陆向英国自由输入谷物为交换条件，要求让英国的工业品自由进入大陆市场。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报名演讲，但是，不出所料，事情是这样安排的；轮到他发言之前，会议就闭幕了。因此，马克思只好把原来准备好的关于自由贸易的讲话，对布鲁塞尔民主协会¹³⁷讲了，他当时是这一国际组织的副主席之一。

　　实行自由贸易还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这一问题目前在美国已经提上日程，所以人们认为发表马克思演说的英译文是有帮助的，并且要我为这个英译文写一篇序言。

　　马克思说：“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²⁾保护关税制度在17世纪产生的时候是这样，在进入19世纪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保护关税制度当时被认为是西欧一切文明国家的正常政策。只有德国的和瑞士的小邦是例外，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喜欢这种制度，而是因为在这样小的领土上无法采用这种制度。

　　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18世纪最后30多年中在英国孵化和发育起来的。而且，好像保护关税政策还不够似的，反对法国革命的几次战争又帮了忙，确保了英国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各自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20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地区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有了在国外强加给其商品的可能消费者的自由贸易作为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181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获得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权。

　　在接下来的和平年代中，这种垄断权继续扩大和加强。英国在战争时期所取得的优势逐年增长；看来，它把它的一切可能的竞争者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越来越远地抛在后面了。使输出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长，实际上成了关系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这条道路上看来只有两个障碍；其他国家的禁止性或保护性立法，以及输入英国的原料和食品的进口税。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²¹⁶及其英国继承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在约翰牛的国家里流行起来。就国内来说，工厂主是不需要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他们已打败了一切外国竞争者，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出口的扩大。就国内来说，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仅仅有利于食品和其他原料的生产者，有利于有农业收入的人，在英国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收地租的人，即土地贵族。而对于工厂主，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害的。由于征收原料税，用这种原料加工的商品的价格便提高了；由于征收食品税，劳动的价格便提高了；保护关税制度使英国工厂主在这两方面同他们的外国竞争者相比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而由于所有其他国家向英国输出的主要是农产品，从英国输入的主要是工业品，废除英国对谷物和原料的保护关税，一般地说同时也就是要求外国相应地废除，至少是降低他们对英国工业品征收的进口税。

　　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以后，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全民族的领导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当时成为主要的民族利益。土地贵族被迫让步。谷物税和其他原料税被废除了。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

　　这就是召开布鲁塞尔会议和马克思准备这篇演说时的情况。尽管他承认，在某些条件下，例如在1847年的德国，保护关税制度仍然可能有利于工业资本家；尽管他证明，自由贸易并不是能够消除工人阶级所遭受的一切祸害的万应灵药，甚至还可能加重这些祸害，但是，他归根结底在原则上还是表示赞成自由贸易。在他看来，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只有实行自由贸易，蒸汽、电力、机器的巨大生产力才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这种发展的速度越快，也就会越快、越充分地实现其不可避免的后果；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一面是资本家，一面是雇佣工人；一边是世袭的富有，另一边是世袭的贫困；供过于求，市场无法吸收日益增加的大量的工业品；不断重复出现周期——繁荣、生产过剩、危机、恐慌、慢性萧条、贸易逐渐复苏，这种复苏并不是持续好转的先兆，而是新的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先兆；一句话，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生产力与其赖以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不能相容，使这种制度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雇佣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而由于自由贸易是这种历史演进的自然的、正常的环境，是最迅速地使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得以造成的经济培养基——由于这个原因，而且只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才宣布赞成自由贸易。

　　无论如何，紧接着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是证实了对于建立在这个胜利基础上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英国的贸易达到了神话般的规模；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新的炼铁厂和新的纺织厂大批出现，到处都在建立新的工业部门。诚然，在1857年发生了严重的危机，但是，危机被克服了，贸易和工业很快又重新蓬勃高涨起来，直到1866年爆发了新的恐慌为止，这次恐慌看来标志着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1848年到1866年期间英国工业和贸易的空前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废除食品和原料的保护关税引起的。但是，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同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也促进了这一发展。在这些年代，发现并开采了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从而极大地增加了世界市场上的流通手段；这些年代标志着蒸汽发动的运输工具对其他各种运输工具的最终胜利；在海洋上，轮船这时已经取代了帆船；在陆地上，铁路在一切文明国家中都占据了第一位，碎石公路次之；这时运输的速度是过去的四倍，而运费只有过去的四分之一。因此，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利用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业，依靠损害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外国家庭工业而扩大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难道其他各国就应该坐视不动，温顺地听任这一变化使自己沦为英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简单的农业附庸吗？

　　其他各国并没有这样做。法国在将近200年中在自己的工业的周围筑起了一道保护性和禁止性关税的真正的万里长城，并且在一切奢侈品和工艺品的生产方面获得英国也完全难以与之争胜的优势地位。瑞士在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的情况下，拥有了英国的竞争也损害不了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业部门。德国实行了比欧洲大陆其他任何大国都自由得多的关税制度，因而以一种甚至比英国还要快的速度发展着自己的工业。而美国，由于1861年的内战，一下子使它只能依靠自己的资源，不得不设法满足突然产生的对各种工业品的需求，而它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随着战争的停止，战争所产生的需求没有了；但是新的工业依然存在，并且要对付英国的竞争。战争使美国人觉悟到：一个民族，有3500万人口（这个数字至多在40年内就能增加一倍），又拥有巨大的资源，而周围的邻国在许多年中还不得不主要从事农业——这样一个民族，有“天定命运”²¹⁷要在主要消费品方面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不依赖外国工业。于是，美国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

　　大约在15年以前，我和一个看来是同炼铁业有关系的、有学识的格拉斯哥商人同乘火车。当话题谈到美国的时候，他就向我大发一通关于自由贸易的老一套的议论：“像美国人这样精明的生意人居然向自己本土的炼铁业老板和工厂主进贡，而他们本来可以在我们国家里买到同样的甚至更好的商品，而且比他们的便宜得多，这难道不令人费解吗？”他还向我举出例子，证明美国人为了使几个贪婪的炼铁业老板发财，担负着多么高额的赋税。“不错”，我回答说：“不过我认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您知道，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土生产的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而只有当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时候，这些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您也应该承认，现在，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大民族不能只靠农业生存，因为这等于让自己注定永远处于野蛮状态和从属地位；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所以，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工业国，如果它有各种机会不仅赶上而且超过自己的竞争者，那么在它面前就有两条可行的道路：或者是实行自由贸易，进行比如说50年费用极大的竞争战来对抗领先近100年的英国工业；或者是利用保护关税在比如说25年中把英国工业品挡在门外，从而几乎有绝对把握在25年以后自己就能够在自由的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两条道路中哪一条最经济、最便捷呢？问题在这里。如果你想从格拉斯哥到伦敦去，你可以乘议会火车²¹⁸每英里花一便士，每小时走12英里。但是你不会这样做。你的时间太宝贵了，你会坐特别快车，每英里花2便士，每小时走40英里。所以，美国人情愿花特别'快车的钱，以特别快车的速度前进。”我这位苏格兰的自由贸易论者无言以对。

　　因此，作为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手段，保护关税制度不仅可以对还在同封建制度作斗争的尚未充分发展的资本家阶级有用，而且也可以对于像美国这样一个从未见过封建制度，但是已经达到势必从农业向工业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新兴资本家阶级有好处。处于这种状况的美国，决定采用保护关税制度。自从实行了这一决定以来，已经大约经过了我对我的旅伴所说的那个25年，如果当时我没有讲错的话，那么保护关税制度对美国应该已经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而现在该要变成一种障碍了。

　　这就是我一些时间以来所持的看法。大约两年以前，我对一位美国的保护关税论者说过：“我确信，如果美国实行自由贸易，它10年以内将在世界市场上打败英国。”

　　保护关税制度再好也不过是一种无限螺旋，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它拧到头。你保护一个工业部门，同时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损害了一切其他工业部门，因此不得不把它们也保护起来。这样一来，你又给你原先保护的那个工业部门造成损失，不得不补偿它的损失；可是，这一补偿又会像前面的情况一样，影响到一切其他行业，因而使它们也有权利要求补偿，于是就这样循环往复，永无尽头。美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用保护关税制度扼杀一个重要工业部门的令人吃惊的例子。1856年合众国的航运进出口总额共计641604850美元；其中75.2%用美国船只载运，只有24.8%用外国船只载运。英国的远洋轮船当时就已经排挤美国的帆船了；但是，在1860年的海上贸易总额762288550美元中，美国船只的载运量仍然占66.5%。内战爆发了，对美国的造船业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措施非常成功，以致美国国旗在公海上几乎完全消失了。1887年合众国的海上贸易总额共达1408502979美元，但是其中只有13.8%用美国船只载运，86.2%都用外国船只载运。1856年美国船只载运的商品总值为482268274美元，1860年为507247757美元。1887年已经下降到194356746美元。⁽³⁾40年前，美国国旗是英国国旗的最危险的竞争者，在海洋上大有超过后者之势；现在它完全不行了。造船业实行保护关税，既扼杀了航运业，又扼杀了造船业。

　　还有一点。生产方法的改进在当代是这样迅速地接连不断地出现，是这样突然而彻底地改变着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的性质，以致昨天还可以有相当优势的保护关税，今天就不再是那样了。下面我们从财政部长1887年度的报告中再举另一个例子：

　　“近年来在羊毛精梳机器方面实现的改进，使商业上所谓精纺毛织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精纺毛织品在很大程度上排挤了做男服用的普通毛织品。这种变化……给我们本国生产这些〈精纺毛织类的〉商品的工厂主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用来制造这些商品的羊毛，同用来制造普通毛织品的羊毛，所抽的税是一样的；然而，普通毛织品每磅价格在80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35分和价值的35%，而精纺毛织品价格在80分以下的，税额是每磅10分至24分和价值的35%。在某些情况下，用来制造精纺毛织品的羊毛，所抽的税竟超过了成品税。”

　　这样一来，昨天保护本国工业的措施，今天变成了对外国进口商的奖励；财政部长⁽⁴⁾说得对：

　　“有充分的根据可以认为，如果关税法不做相应的改变，精纺毛织品的生产在我国很快就要停止。”（第XIX页）

　　但是，要改变它，你就必须同从目前这种情况中得到好处的生产普通毛织品的工厂主作斗争，你就必须大干一场，以便说服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并且最后说服国内的公众舆论拥护你的观点；但问题是，这样做上算吗？

　　而保护关税制度最糟糕的一点是，一旦实行，就难以摆脱。调节合理的税率很不容易，转过来实行自由贸易更困难得多。使英国有可能在不多的几年中就实现了这一转变的那些条件不会重新出现。而且即使是在英国，1823年（哈斯基森）开始的斗争也是在1842年才初次获得成功（皮尔税则）²¹⁹，而且在谷物法废除以后又继续了好几年。所以，在丝纺织业（唯一还害怕外国竞争的工业部门）中保护关税制度就延长了若干年，后来又被允许以另一种十分不光彩的形式继续存在；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都遵从限制女工、未成年工和童工工作时间的工厂法令²²⁰，丝纺织业却享有种种例外，不受一般规则的约束，可以雇用比纺织工业其他部门年龄更小的童工，可以让童工和未成年工工作更长的时间。伪善的自由贸易派²²¹在外国竞争者面前放弃了垄断地位，但是他们又用损害英国儿童健康和生命的办法恢复了它。

　　不过，在将来，任何一个国家从保护关税制度转向自由贸易都不可能再有当时英国所拥有的那种条件，即一切工业部门，或者说几乎一切工业部门，都能够在自由市场上同外国竞争相抗衡。早在可以期望有这种幸运的状况以前很久，就会出现实现这一转变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会在各个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来；这些部门的彼此矛盾的利益将会引起大有启迪意义的争吵、议会走廊中的阴谋诡计和议会会场内的勾心斗角。机器制造厂、机械厂或造船广的厂主可能认为，对炼铁业老板的保护关税制度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商品的价格，以致他们的出口由于这一点，而且仅仅由于这一点而受到阻碍；生产棉织品的厂主会说，如果不是由于对纺纱厂厂主的保护关税制度，使他不得不用高价去买棉纱的话，他本来是可以把英国布从中国和印度的市场中排挤出去的，如此等等。民族工业的某一个部门一旦彻底占领了国内市场，出口便成了它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工业部门不是扩大，就是衰落。一个行业不可能维持原状不变；停止扩大就是破产的开始；力学和化学发明的进程不断排挤着人的劳动，并且促使资本更加迅速地增加和积聚，从而在每一个停滞的工业部门中都造成工人和资本的过剩，过剩的工人和资本在任何地方都用不上，因为同一过程也发生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于是，从国内贸易转向出口贸易便成为各有关工业部门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另外一些人的既定的权利和既得的利益却同它们发生冲撞，因为这些人迄今仍认为保护关税制度比自由贸易更安全，或者更有利。这样便发生了自由贸易派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长期而顽强的斗争；双方对于这一斗争的领导权都很快从直接有利害关系的人手中转入职业政客、各传统政党的头目们的手中，对这些人有好处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使问题永远悬而不决；其结果是，在花去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以后，实行了有时是有利于这一方，有时是有利于那一方的一系列妥协，这些妥协虽然绝不是重大的，但也是朝着自由贸易方向的缓慢进步——在保护关税制度还没有使民族完全不能承受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而目前美国的情况看来也正是如此。

　　可是，还有另一种最坏的保护关税制度——就是德国正在实行的那种。在1815年以后德国也很快开始感到有必要更迅速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但是，要做到这一点，第一个条件就是废除德国各小邦之间的无数关税壁垒和它们的形形色色的财政立法以建立国内市场，换句话说，就是成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即Zollverein²²²。要实现这一点，只能是以自由关税作为基础，其目的主要在于增加国家收入，而不是保护本国生产。在其他任何条件下，都无法说服各小邦加入关税同盟。因此，新的德国关税虽然也略微保护了一些工业部门，但是在它实行的当时，却是自由贸易立法的典型；而且现在它还是这样，尽管从1830年以来大多数德国工厂主一直大声疾呼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但是，在实行这种非常自由的关税的情况下，尽管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德国家庭工业遭到依靠蒸汽进行生产的英国工厂竞争的无情排挤，从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的转变在德国还是逐渐地实现，而且现在转变已经接近完成。德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也以同样速度进行；而且从1866年开始，一些有利的政治事件也起了促进作用；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联邦立法机关，从而保证了工商业立法的一致，以及币制和度量衡制度的统一；最后是法国的几十亿的流入。这样，1874年前后，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贸易额就占据了第二位而仅次于英国⁽⁵⁾，而德国在工业和交通方面采用的蒸汽发动机，比欧洲大陆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因此，这也就证明，甚至在现在，尽管英国工业遥遥领先，一个大国也能够经过努力做到在自由市场上同英国成功地竞争。

　　这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正当自由贸易看来对德国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的时候，德国却转而实行了保护关税制度。这一转变毫无疑问是荒唐的，但却是可以解释的。当德国还是谷物输出国的时候，整个农业集团，正如整个航运业一样，都狂热地主张自由贸易。但是在1874年，德国不仅不能出口谷物，而且需要进口大量的谷物。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大量的廉价谷物开始涌入欧洲；这些谷物到了哪里，那里的土地的货币收入就会减少；地租也会因此减少，从这个时候起，整个欧洲的农业集团就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与此同时，德国工厂主由于法国几十亿流入造成的不计后果的贸易过度而大吃苦头，英国则由于工业从1866年危机以后一直处于慢性萧条状态，用国内卖不出去的商品充斥它能进人的一切市场，以不惜亏本的低价在国外抛售这些商品。这时，德国工厂主虽然本身也与出口有莫大的利害关系，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把保护关税制度看做保证自己独占国内市场的手段了。而完全由土地贵族和乡绅地主把持的政府自然也非常高兴利用这一机会采用地主和工厂主都需要的保护关税，从而使收地租者获利。1878年，对农产品和工业品都实行了高额的保护税率。²²⁴

　　结果，德国工业品的出口从此以后便直接由本国消费者承担费用了。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都成立了“瑞恩”或者“托拉斯”来调节出口贸易，甚至调节生产本身。德国的炼铁业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大公司，大部分是股份公司的手中，它们合在一起能够生产的铁，约为全国所能吸收的平均消费量的四倍。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互相竞争，这些公司成立了一个托拉斯，负责在这些公司之间分配同外国人签订的所有合同，根据每一个具体情况确定由哪一家公司来实际投标承包。这个“托拉斯”在几年以前甚至还同几个英国的炼铁业老板达成了协议，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同样，威斯特伐利亚各煤矿（它们每年生产3000万吨左右）也成立了一个托拉斯来调节生产、合同投标和价格。总之，任何一个德国工厂主都会告诉你，保护关税给予他的只有一点：他在国外市场上被迫以不惜亏本的价格出售商品而遭受的损失，可能在国内市场上得到补偿。不仅如此。这种为工厂主实行的荒唐的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抛给工业资本家的一种贿赂，以诱使他们支持一种更惊人的给予土地所有者的垄断权。不仅所有农产品要征收与年俱增的高额进口税，而且在土地所有者拥有的大块土地上经营的某些农村企业，实际上也由公众掏钱津贴。甜菜糖工业不仅受到关税的保护，而且还得到作为出口奖金的巨额款项。一位熟悉内情的人指出，即使把出口的糖全部抛在海里，工厂主还是可以从政府奖金中取得收益。同样，由于最近的一项立法，马铃薯酒厂的厂主们也每年从公众的腰包中得到大约900万美元的赠款。由于在德国的东北部几乎每一个大土地所有者都或者有一个甜菜糖厂，或者有一个马铃薯酒厂，或者两者兼有，所以毫不奇怪，世界简直已被他们的产品淹没了。

　　这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导致破产的政策，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工业在中立市场上的地位的国家来说，会加倍地导致破产。在德国，因为存在大量人口（尽管人口外流，人口还在迅速增加），甚至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工资也只能维持在半饥半饱的水平上，而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工资就要提高。那时，德国的工厂主就不能够像现在极其常见的那样用克扣自己工人的正常工资的办法来补偿自己商品的不惜亏本的低价，他们就会被排挤出市场。德国的保护关税制度正在杀害一只下金蛋的母鹅。

　　法国也由于保护关税制度的后果而吃了苦头。在这个国家，这种占据支配地位达200年的制度几乎成了民族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它却越来越成为绊脚石。生产方法的不断改变已经提上日程，但是保护关税制度却挡住了路。丝绒的背面现在都用细棉线织成；法国工厂主或者要为购买这种棉线付出由保护关税造成的高价，或者要遭到官厅无限期的延窘，这种延看完全抵消了政府由于这一价格而给的出口退税补贴，所以，丝绒工业就从里昂向克雷费尔德转移，因为那里细棉线的由保护关税造成的价格要低得多。前面已经谈到，法国出口的主要是奢侈品；在这个部门中法国货的精美程度直到现在还是无法超过的，但是在全世界这种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是我们当代的那些没有教养、毫无审美能力的资本家暴发户，别人常常把便宜而低劣的德国或英国的假货冒充真正的法国货以极其昂贵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们也感到十分满意。销售这种除法国以外哪里也不能制造的特产的市场正在不断缩小，法国工业品的出口额只是勉强维持着原来的水平，不久一定会下降。法国能够用什么样的新商品去代替那些出口销路正在衰落的商品呢？如果说这里还有什么办法的话，那只能是大胆地实行自由贸易，让法国工厂主走出他们所习惯的温室般的环境，重新到户外去同外国对手进行竞争。的确，如果不是由于科布顿的1860年条约²²⁵而采取了走向自由贸易的微小而并不坚决的步骤，整个法国贸易早就会开始萎缩了。不过，这一步骤的作用已经消耗殆尽，需要有一服更强有力的这一类滋补剂。

　　俄国未必值得一提。在那里，关税要用黄金，而不是用国内贬了值的纸币来支付，而保护关税首先也是用来为贫困的政府提供它同外国债主打交道所必需的现金；这种关税通过彻底排挤外国商品完成它的保护使命之日，也就是俄国政府破产之时。但是，这个政府却在安慰它的臣民，要他们相信有望靠这种关税把俄国变成一个食品、原料、工业品、工艺品都不仰仗外国人的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家。对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俄罗斯帝国幻觉信以为真的人，其水平同一个爱国心切的普鲁士中尉不相上下，这个中尉走进商店要买—个球形仪，不过不是要地球仪或天球仪，而要一个普鲁士球形仪。

　　再回过来谈美国。已经有足够的征兆说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为合众国尽到了力，它得到取消的通知越早，对一切人就越好。这些征兆之一，就是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了“瑞恩”和“托拉斯”，为的是更充分地利用给予它们的垄断权。“瑞恩”和“托拉斯”是道地的美国组织，凡是它们利用了天然优势的地方，人们尽管不乐意，一般也得昕命于它们。宾夕法尼亚的石油生产转由“美孚油公司”垄断²²⁶，是完全合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过程。但是，精糖厂的厂主们企图把民族给予它们对付外国竞争的保护变成垄断权来反对本国消费者，即反对给予这一保护的民族本身，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然而，大的精糖厂厂主们成立“托拉斯”的目的正在于此。²²⁷而糖业托拉斯也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在受保护的工业部门中成立类似的托拉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工厂主，已经不是为了对付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对付国内消费者；它至少在相关的特殊部门中已经制造出足够多的，甚至是太多的工厂主；它装到这些工厂主钱袋中的钱，是抛掉的钱——同德国的情况完全一样。

　　在美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有一个为保护关税制度辩护的论据，说自由贸易只会对英国有利。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在英国不仅农业主和地主，甚至连工厂主也都正在变成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就在自由贸易论者“曼彻斯特学派”²²¹的故乡，在1886年11月1日，曼彻斯特商会讨论了下面这个决议；

　　“本商会一直指望其他各国会以英国为榜样实行自由贸易，但是在徒然等待了40年以后，本商会认为，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

　　诚然，决议是被否决了，但是是22票对21票！况且这是发生在棉纺织工业的中心，即英国工业唯一一个在自由市场中仍然无疑占着优势的部门的中心！但是问题在于，甚至在这个部门中，发明创造的天才也已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去了。棉纺织工业的纺纱机和织布机方面的最新改进几乎全部出自美国，而曼彻斯特只能是加以采用。在各种工业发明方面，美国已经肯定地起着领头作用，而为了争夺第二位，德国正在紧紧追赶着英国。英国越来越认识到，它的工业垄断地位是一去不复返地丧失了，同其他各国相比，它正在不断丧失地盘，而它的竞争者却正在取得进展，它正落到只得满足于作为许多工业国之一的地位，而不再像过去梦想的那样，要成为“世界工厂”。为了避开这种即将面临的命运，那些在40年前认为唯有自由贸易才是救星的人的儿子们，现在却如此狂热地呼吁实行用“互惠贸易”和报复性关税拙劣地掩盖起来的保护关税制度。当英国工厂主开始认为自由贸易正在使他们破产，并要求政府保护他们对付外国竞争者的时候，这些竞争者通过抛弃今后毫无用处的保护关税制度来反击并且用英国自己的武器——自由贸易来摧毁日益衰微的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时刻也就确实到来了。

　　但是，我已经谈过，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不过你要再摆脱它就不那么容易了。立法机关采用了保护关税制度以后，就造成了一些同这一制度有很大利害关系的集团，并且对这些集团承担了责任。而在这些与此有利害关系的集团——各种不同的工业部门——中，并不是每个集团在同一时间都同样做好准备面对公开的竞争。有些会拖拖拉拉地走在后面，另一些则已经不需要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姆。这种处境上的差别，将引起常见的议会走廊上的阴谋，而且这本身就是一种可靠的保证，可以在决定实行自由贸易时，使那些被保护的工业部门受到非常宽厚的待遇，正如1846年以后英国丝纺织业的情况那样。在目前条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这种改变在原则上确定下来，自由贸易派就必须屈从于这种情况。

　　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的问题，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因此对于我们，即要求消灭这一制度的社会主义者说来，没有什么直接的兴趣。但是，它间接使我们感到兴趣，原因在于我们应该希望现代生产制度尽可能自由地、迅速地发展和扩大，因为与它同步，作为它的必然后果并且必定要把这整个制度加以摧毁的经济现象也将发展起来，这些现象就是；生产过剩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贫困；这种生产过剩不是引起周期性的市场商品充斥和与恐慌相伴随的抽逃资金，就是引起贸易的长期停滞；社会分裂为人数很少的大资本家阶级和人数众多的实际是世袭的雇佣奴隶——无产者阶级，这些无产者的人数不断增长，同时不断受到节约劳动的新机器的排挤；一句话，社会走进了死胡同，除了彻底重新塑造构成这个社会的基础的经济结构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在40年前宣告原则上赞成自由贸易这个更进步的办法，因而也是能最快速地把资本主义社会带进这个死胡同的办法。但是，如果说马克思根据这个理由宣布赞成自由贸易，那么，这不是会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每一个拥护者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吗？如果说自由贸易理应是革命的，那么，所有好公民不是应当投票赞成保护关税制度这个保守的办法了吗？

　　如果目前有一个国家接受自由贸易，它这样做当然不是为了让社会主义者高兴。它这样做是因为自由贸易已经成了工业资本家的一种必要。但是，如果这个国家拒绝自由贸易而抓住保护关税制度不放，好让期待社会灾难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那么这也丝毫无损于社会主义的前途⁽⁶⁾。保护关税制度是人为地制造工厂主的办法，因此也是人为地制造雇佣工人的办法。不可能造成前者而不造成后者。雇佣工人到处都和工厂主形影相随；他们像贺拉斯的坐在骑士背后的“黑色的关怀”一样，无论骑士跑到哪里都无法摆脱它。⁽⁷⁾命运是无法逃避的，换句话说，自己行动的必然后果是无法逃避的。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使财富同受雇的、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成比例地增长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使雇佣工人阶级增长起来，也就是说，使注定有朝一日要摧毁这一制度本身的这个阶级增长起来。而且，也没有任何解救之策，因为你总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总要加速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积累和集中，同时也就要加速生产革命的工人阶级。无论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最终都没有差别，而在最终结局到来以前的延缓时期也未必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一天到来以前的长时期内，保护关税制度对于任何一个有望成功地争取自立于世界市场的国家都会变成不能忍受的镣铐。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88年4月底—5月上旬
原文是英文
由作者译成德文载于1888年7月《新时代》杂志第6年卷第7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翻译

脚　　注

(1) 恩格斯在将序言译成德文时加了一个注：“这是正在纽约出版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由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作为附录二收入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版第188页及以下几页）的序言（由本文作者自译）。因为这篇序言首先是为美国读者写的，所以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只能顺便提到。不过，本文作者也许不久还有机会专门就德国的情况来探讨这个问题。”——编者注
(2)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伦敦斯旺·桑甫夏恩出版社1886[1887]年版第782页。
(3) 《财政部长1887年年度报告 》1887年华盛顿版第XXVIII、XXIX页。
(4) 查·费尔柴尔德。——编者注
(5) 1874年的进出口总额（单位为百万美元）：大不列颠——3300；德国——2325；法国——1665；合众国——1245（科尔布《统计》1875年莱比锡第7版第790页²²³）。
(6) 在德文版中不是”那么这也丝毫无损于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是”那么最失望的将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国家本身”。——编者注
(7) 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卷第1首颂诗。——编者注

注　　释

137 民主协会，即布鲁塞尔民主协会，1847年秋成立于布鲁塞尔。协会成员大多数是比利时激进的及温和的民主主义者，此外，还有法国人、荷兰人、波兰人和瑞士人，以及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者中的积极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见注136）对该协会的成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把无产阶级革命者（其中主要是德国的革命流亡者）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进步分子团结在自己的队伍中。1847年11月15日，马克思当选为该协会的副主席，比利时的民主主义者吕·若特兰被推选为主席。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了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中心之一。在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时期，民主协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势力曾设法武装比利时工人，开展争取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斗争。但在1848年3月初，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以及比利时当局镇压了协会中最革命的分子以后，比利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没有能力领导劳动群众反对君主政体的运动了，民主协会的活动成了纯地方性的活动，到1849年，协会的活动实际上已告停止。——333。
213 《保护关税制皮和自由贸易》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论著《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美国版写的序言。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用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量事实说明 E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关税制度会由刺激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变为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从保护关税制度向自由贸易过渡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实行自由贸易，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从而最终导致“生产力与其赖以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不能相容，使这种制度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雇佣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见本卷第33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贸易是造成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的“经济培养基”。恩格斯还强调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随着资本主义财富的生产、积累和集中，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走进死胡同，除了彻底改造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外，没有别的出路，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正是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日益壮大的雇佣工人阶级。因此，无论是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还是实行自由贸易，都不可能改变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前途。
　　1887年8月28日，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致信恩格斯、请他重新审读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并为这篇著作写一篇序言。1887年10月24—25日，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将她翻译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英译稿寄给恩格斯，再次恳请恩格斯撰写序言。恩格斯在1887年12月3日的回信中表示愿意撰写序言，并请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为他提供一些相关材料。这篇序言是恩格斯在审阅译稿后开始写的，时间最早在1888年4月底。5月9日恩格斯将序言的结束部分写完（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7卷第57页）。这篇序言是用英文写的，1888年8月发表在纽约的《劳动旗帜》周报上，并收入1888年9月在美国波士顿出版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英译本。
　　1888年5月9—16日恩格斯将这篇序言译成德文，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发表在1888年《新时代》第6年卷第7期，并摘要发表在1888年7月21日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0号，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1888年10月27日第44号以《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为题发表了序言的结束部分。此外，这篇序言还从德文译成其他一些文字陆续发表。1889年4—5月间，哥本哈根丹麦社会民主党左翼机关报《工人报》第1—7号发表了这篇序言的丹麦文译文，1894年5—6月，米兰意大利社会党杂志《社会评论》第9—11号发表了序言的意大利文译文。
　　这篇著作的中译文曾收入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由邹钟隐翻译的《自由贸易问题》一书。——333。
214 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会议于1847年9月16——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召开会议的目的和会议的过程，参看恩格斯的两篇文章《经济学家会议》和《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333。
215 1846年6月英国通过了废除谷物法的法案。英国的谷物法规定了高额的谷物进口关税，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此项法律是为了维护大地主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的，反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取得了胜利，议会于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从而废除了谷物法。法令的实施以及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的下跌，虽然使生活费用有所减低，但归根结底还是降低了工人的工资，增加了资产阶级的利润。谷物法的废除沉重地打击了土地贵族，促使英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333。
216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335。
217 “天定命运”是19世纪美国统治集团为其对外侵略扩张进行辩护的一种论调，鼓吹此种扩张为“天命所定”。这种说法最早是由《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杂志的编辑约·奥沙利文在1845年7—8月该杂志第17卷第5页上使用的。——338。
218 议会火车是19世纪英国对1844年经议会决议而开通的第三等特别火车的讽刺性称谓，根据这项决议，所有铁路公司必须在所辖的各铁路线上每天开一趟这种火车，速度每小时不得低于12英里，车费每英里不得高于一便士。——338。
219 1823年威·哈斯基森出任英国商业大臣，根据他的倡议，英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组关税制度的法律措施，降低了多种原料和工业产品的进口税，取消了对出口的限制（羊毛除外），降低或取消了一系列食品和日用品的税收和关税。1842年，罗·皮尔政府进一步降低了关税税率。——341。
220 指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该法案于1848年5月1日起生效，但只适用于未成年的童工和女工。——341。
221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341、347。
222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之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一达姆施塔特）签订了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德意志几乎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关税同盟的成立，促进了于1871年完成的德国政治上的统一。——342。
223 指格·弗·科尔布《各国人民的状况及其政治生活比较统计手册》1875年莱比锡第7版一书，书中引用的金额单位是百万塔勒。——343。
224 1878年10月，一批国会议员对改革关税税率以提高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的必要性发表了声明。1878年12月，{.卑斯麦向为此专门成立的委员会提交了他的初步改革方案。从1879年5月起，国会就对最终确定的方案进行讨论，并于1879年7月12日通过。新的关税税率规定大幅度提高铁、机器、纺织品，以及谷物、牲畜、油脂、亚麻、木材等的进口关税。——344。
225 指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英法商约，签约时英国的首席会议代表是自由贸易论者理·科布顿。商约规定，法国取消禁止'性关税政策，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30%，后来降到24%的进口关税。商约授予法国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货的权利。商约签订后，由于英国货大量涌入法国，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引起了法国工业家的不满。——346。
226 美孚油公司是约·戴·洛克菲勒于1870年1月在俄亥俄州开办的，拥有资本100万美元。在70年代，该公司广泛进行投机活动，垄断了石油的运输业和加工业，几乎控制了美国整个石油工业。1882年，该公司改组成同名的托拉斯，控制的资本总额达7500万美元。后来，美孚油公司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之一。——347。
227 糖业托拉斯又称精糖厂公司，成立于1887年，1891年改组成美国精糖公司。该托拉斯在成立的最初几年间几乎垄断了美国整个制糖工业。后来，虽然许多有实力参与竞争的公司纷纷成立，但是该托拉斯根据入股制度对其中一些公司实行监督，并同另一些公司建立了联系，因此仍然是这一行业中最大的垄断企业。——347。

弗·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²²⁸

一

　　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¹⁾，加倍地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阵地和后备军，因为单是它的消极存在，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威胁和危险。

　　第二，——对于这一点，我们这方面一直还强调得不够——因为这个帝国以其对西方事务的不断干涉，阻挠和破坏我们的正常发展，而且其目的是占领一些可以保证它对欧洲的统治并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的地理据点。⁽²⁾

　　卡尔·马克思的功劳就在于，他第一个在1848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强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的工人政党必须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的斗争。在这里，当我根据这同样的精神发表意见时，我也仅仅是作为我的亡友的继承者，完成他未竟的事业。⁽³⁾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表现出他们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国内，关于这一切只容许官方的奇谈存在；第二，许多革命家过于轻视沙皇政府，认为它不能有任何合乎理智的行动，其所以不能，部分是由于它鼠目寸光，部分是由于贪污腐化。在对内政策方面倒确实是这样；在这里，沙皇政府的无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需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敌人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界形成了某种现代的耶稣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控制自己内部的贪污腐化，而在外部则更广泛地传播这种贪污腐化之风。最初这一耶稣会主要是由外国人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岛人，如波措—迪—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谢尔罗德；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如利文。它的创始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级贵族还有过多的世俗的私人利益和家族利益，他们并不绝对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绝对可靠的。因为不能强迫贵族放弃个人财产，不能强迫他们接受天主教耶稣会神父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以及驻外代表、使节之类的职位委托给他们，这样来逐渐培养出本国外交官的班子。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个教团中身居首领地位；他的继任者冯·吉尔斯的姓又是一个外国姓。

　　正是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险家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罗斯帝国变得像现在这样强大。这一帮人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标，不惜背信弃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贿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踩着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向前进——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对于使俄国的边界从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扩展到魏克瑟尔河以西，直到普鲁特河、多瑙河和黑海，从顿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奥克苏斯河和药杀水的发源地，他们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但这样一来他们也就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的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连串的征服、沙皇政府的威力和光辉，足以绰绰有余地补偿它的一切罪恶、一切暴政、一切不义和专横；沙文主义的吹嘘夸耀足以绰绰有余地弥补一切拳打脚踢。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详情细节在俄国越无人知道，它们越被官方的奇谈所代替（那些好心肠的政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们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鲁士就是如此），这种现象就越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像我们从吉霍米罗夫的例子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可是这样一帮冒险家怎么竟能够对欧洲历史的进程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呢？非常简单。他们并不是凭空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他们只不过正确地利用了现有的实际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都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

　　我们来看看上一世纪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拥有一大片国土，它的居民完全属于同一种族。人口稀少，但增长迅速，因此，单是时间的推移就足以保证国家威力的增长。这些居民在精神上停滞不前，缺乏创造性，但是在其传统的生活方式的范围内，他们无所不能自他们坚韧顽强，大胆无畏，忠贞不贰，吃苦耐劳，对于由密集的人群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来说，他们是最出色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一面边界，即西部边界面向欧洲，因此也只有这一面易受攻击z国内没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这个国家由于道路交通不畅，幅员广阔，补给资源缺乏，几乎是根本无法征服的——这里为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提供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坚强的阵地，他可以从这里不受惩罚地在欧洲玩弄各种把戏，把任何一个别国政府拖入无休止的战争。

　　俄国在防御方面强大到几乎牢不可破，而在进攻方面却相当软弱无力。在国内，军队的征集、组织、装备和调动，都碰到极大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军官的贪污现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具备大规模进攻能力的尝试都遭到了失败；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做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²²⁹的尝试，也会遭到完全的失败。可以说，在这方面障碍几乎与需要组织的群众的数字的平方成正比地增长，更不用谈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现在所需的大量军官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来说从来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历来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做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愿意进行这样的战争：由俄国的盟国来挑主要的担子，由它们的领土承受战场的破坏，由它们提供众多的士兵，而俄国军队则担任后备军这种在大多数战斗中都受到保护，但在所有的大战役中却能以相对少的牺牲换得决定战局的荣誉的角色；在1813—1815年的战争²³⁰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沙皇政府只是在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时，才自己把战争担当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它就无须跟任何人分享战利品。

　　然而再回过来看看1760年的俄国。这个由单一种族构成的不可攻克的国家的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它们或者表面上或者实际上已趋于衰落，濒于崩溃，因此成了真正的征服对象[matière à conquêtes]。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作了入侵俄国的尝试而丧失的；查理十二由此毁灭了瑞典，并清楚地向大家表明了俄国是不可攻克的。南部是已成强弩之末的土耳其人和他们的纳贡者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的进攻力量早在一百年前已被摧毁，他们的防御力量还算可观，但也日益减弱；这一日益扩大的弱点的最好标志是：在被他们征服的基督教徒（构成巴尔干半岛人口多数的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中已开始出现反抗。这些基督教徒，几乎全属于希腊正教派，因此是俄国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又是他们的同族。因此，只要俄国一宣布自己的使命是保护被压迫的希腊正教教会和被奴役的斯拉夫人，就会在这里为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准备好基础。高加索山脉以南，还有一些在土耳其统治下的小的基督教国家和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对于他们，沙皇政府也同样可以自称是“解放者”。而且，在这里，在南方，还有一件使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在欧洲无与伦比的战利品：东罗马帝国的旧都，整个希腊正教世界的都城；这个城市，单是它的俄国名称——君士坦丁堡—沙皇格勒，就表明了对东方的统治，表明了它的统治者在东方基督教世界中享有的威望。

　　然而，沙皇格勒作为俄国的第三都城而与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这不仅会意味着对东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统治，而且也是确立对欧洲的统治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会意味着对黑海、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的独占统治。这会意味着，只要沙皇高兴，他随时都可以封锁黑海，禁止除俄国之外的任何别的商船和舰队航行，会意味着把黑海变为俄国的军港和俄国舰队独占的演习场所，俄国舰队可以在任何时刻从这个安全的后备阵地由设防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出击，也可以返回这个港口隐蔽。那时，俄国只要再取得对松德海峡和两个贝尔特海峡的同样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它在海上也就会是不可攻克的了。

　　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将把俄国的疆界扩展到亚德里亚海。但是如果不相应地扩展俄国整个西部边界，不大大地扩张它的势力范围，西南部的这段边界就是不稳固的。而在这方面，形势可以说是更加有利的。

　　首先拿波兰来说，这个以掠夺和压迫农民为基础的贵族共和国处于完全土崩瓦解的状态；它的宪法使得任何全国性的行动都无法采取，因而使国家成为邻国可以轻取的战利品。根据波兰人自己的说法，从本世纪初开始，波兰就靠混乱维持着（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国军队不断地侵占波兰全部国土或取道波兰；它成了他们的客钱和小饭店（如波兰人所说的：karczma；ajezdna），不过他们通常总是忘了付钱。彼得大帝有步骤地毁坏了波兰，他的继承者只要伸手去拿就行了。而且对此他们还有“民族原则”这样一个借口。²³¹波兰不是一个单一种族的国家。当大俄罗斯受到蒙古人压迫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归并于所谓立陶宛公国以寻求保护，防御来自亚洲的侵犯。后来，这个公国自愿地同波兰合并²³²。此后，由于波兰文明程度更高，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贵族在很大程度上波兰化了，而在16世纪，耶稣会会士统治波兰时期，波兰的信奉希腊正教的俄罗斯人被迫改宗罗马天主教。这就给了大俄罗斯的沙皇们一个称心如意的借口，使他们能够把过去的立陶宛公国当做一个俄罗斯民族的，但是遭受到波兰压迫的地区，而对之提出领土要求，尽管根据最伟大的现代斯拉夫学家米克洛希奇的意见，至少小俄罗斯人讲的并不就是一种俄罗斯方言，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另一个干涉的借口是；作为希腊正教的维护者，要保护东方礼天主教徒²³³，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天主教教会中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是另一个似乎已不可挽回地陷入土崩瓦解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¹⁵⁵的时代起，德意志罗马帝国就只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帝国诸侯的权力越来越接近完全的主权。他们的同皇帝意志相对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相当于波兰的自由否决权²³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²³⁵中明确得到法国和瑞典的保障，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得取决于对此加以阻挠的外国的同意。而且瑞典由于在德国有它的征服地，因而是德意志帝国的成员，它在帝国国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在每一次战争中，皇帝都发现德意志帝国诸侯是他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较大的诸侯和中等诸侯都被路易十四收买了，而且在经济上这个国家已经被破坏到这种地步，要不是每年流入这笔法国的贿金，它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保有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⁴⁾。因此，皇帝早已不在他的帝国内部，而是在他的奥地利的（德意志的和非德意志的）世袭领地寻找自己的支柱，因为帝国只是让他耗费金钱，而且使他劳神费力、忧愁烦恼，除此之外，毫无裨益。于是普鲁士王朝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于开始显露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恭顺奴仆弗里德里希大帝那样的“伟大”）第一个充分估计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不仅清楚地（比他那大概是由某个后裔编写的所谓遗嘱²³⁶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认识到，而且制定并开始实行了对瑞典、土耳其、波斯、波兰以及对德国的俄国政策的基本原则。除瑞典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关注。瑞典他一定能打垮；波兰只要他一伸手就能拿到；土耳其离他还太远；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所充分利用的而瑞典还没有力量利用的那种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曾经尽一切办法想取得德国的一部分领土，从而侧身于德意志帝国诸侯之列，但是徒劳无功；他只做到了同德意志帝国诸侯结成姻亲以及在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的纠纷。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鲁士的兴起，这种情况变得进一步有利于俄国了。这样，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差不多与他势均力敌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要依靠法国或俄国的帮助——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它越多地摆脱对德意志帝国的从属关系，则越牢靠地陷入对俄国的从属地位。

　　由此可见，在欧洲只有三个必须正视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而要唆使它们相互倾轧或用获取领土的诱饵去收买它们，这并不需要多高明的手法。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领比利时和德国领土的前景引诱法国；可以用向法国、普鲁士，而从约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诺言引诱奥地利。因此，只要善于利用利益冲突，就能使俄国在从事任何外交活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绝对强大的盟友的支持。这样，与俄国相对立的，是这样一些正处于瓦解状态中的邻国，是这样三个大国，它们被传统、经济生活条件、政治或王朝利益或者侵略野心卷入永无休止的争吵，彼此总是忙于以狡计取胜对方；而俄国却是一个统一的、单一种族的、年轻的、迅速成长的国家，它是几乎无法攻破的，完全不可征服的，而且它是一块未被触动的、几乎毫无阻力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领和野心的人来说，对于追求权力的人，即那些不论地点，不择手段，只求取得真正权力，能为他们的本领和野心找到真正用武之地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地方啊！“开明的”18世纪产生了许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在为“人类”服务的名义下走遍全欧，谒见所有开明的君主——而在那时有哪个君主不想成为开明的呢！——，在找到好差事的地方安居下来，组成一个“没有祖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开明国际。这个国际拜 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斯的脚下，拜倒在那位在俄国被叫做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同样没有祖国的安哈尔特—采尔布斯特的索菲娅—奥古斯塔的脚下。这位叶卡捷琳娜正是从这个国际中为自己的俄国外交耶稣会搜罗人才的。

　　卡尔·考茨基在其论托马斯·莫尔的著作⁽⁵⁾中说明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即15世纪和16世纪的”人道主义”在进一步发展中怎样变成了天主教的耶稣会精神。我们在这里同样看到，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18世纪变成了现代的耶稣会精神，变成了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转变，这种最终会达到与出发点完全相反之点的现象，是一切不清楚自身起因和存在条件，因而抱着纯粹幻想目的的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历史的讽刺”对它们作出无情的修正⁽⁶⁾。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会怎样活动，怎样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作为手段，来达到它的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①一

二

　　1762年，当大淫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丈夫被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世界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政府的侵略计划。七年战争¹⁶²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英国摧毁了法国在海上、在美洲、在印度的实力，然后又背弃了自己在大陆上的同盟者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这后者，在1762年，当俄国的彼得三世登上王位并且停止对普鲁士作战的时候，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位被自己最后和唯一的同盟者英国所抛弃，眼奥地利和法国长久敌对，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筋疲力尽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拜倒在刚即位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不能有其他的选择。这样做，他不仅获得强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块将东普鲁士和他的王国的主要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领这块土地现在己成了他一生的目标。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叶卡捷琳娜和弗里德里希签订了一个彼得堡同盟条约²³⁷，根据这个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用武力保护波兰现行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免遭任何改良的义务。这就决定了波兰在将来要被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给普鲁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100年间驯顺地被拴在俄国的锁链上。

　　我不谈第一次瓜分波兰²³⁸的详情细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瓜分是违反守旧的玛丽—泰莉莎的意志，主要由欧洲“开明”政治的三大台柱叶卡捷琳娜、弗里德里希和约瑟夫进行的。后两人以具有开明的治国才智而自负，把传统的国际法准则当做成见加以践踏，然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们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之下。

　　这些开明、至尊的邻居对于叶卡捷琳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开明”⁽⁷⁾是18世纪沙皇政府在欧洲高喊的口号，就像19世纪的”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政府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没有一次不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天真幼稚的西欧自由党人，直到格莱斯顿，都相信这一点⁽⁸⁾，就像同样幼稚可笑的保守党人对于官方俄国同时反复说的那些关于保卫正统主义²³⁹，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约神圣的空话也深信不疑一样。俄国外交巧妙地蒙骗了欧洲的两大资产阶级党派。俄国外交，也只有这种外交，被容许同时既是正统的又是革命的，既是保守的又是自由主义的，既是传统的又是开明的。这样一位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

　　波兰之后就轮到德国了。177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在争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权的战争²⁴⁰中陷于纷争，这又只对叶卡捷琳娜有利。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要再像彼得那样期待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了⁽⁹⁾；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它已在波兰取得的和法国在德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防止任何改良企图而保持德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的地位。而它终于获得了这一地位。根据1779年的泰申和约²⁴¹俄国和法国共同负责保证这项和约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各项和约，特别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²³⁵的执行。这样，德国的弱势地位就被确定下来，德国被宣布为法国和俄国未来瓜分的对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遗忘。俄国对土耳其人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在别处忙于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捷琳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²⁴²。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是占领了亚速海沿岸地区，克里木宣布独立，并在四年之后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德涅斯特河。在这两次战争当中，俄国的代理人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自然，起义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抛弃。

　　在美国独立战争²⁴³期间，叶卡捷琳娜以自己及自己同盟者的名义首先提出了”武装中立”的原则（1780年），即要求限制英国认为它的军舰在公海上应当享有的权利，这一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在1856年巴黎和约中已基本上为欧洲和英国本身所承认。²⁴⁴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予以考虑。

　　法国革命的爆发给叶卡捷琳娜带来了新的时运。她毫不惧怕革命思想渗入俄国，而只是把这一事件看做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自由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开明的”朋友和邻居⁽¹⁰⁾死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莱奥波德在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捷琳娜一个大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借口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问题的时候，在波兰进行新的掠夺。普鲁士和奥地利都落入了圈套。虽然普鲁士（它从1787年到1791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捷琳娜的同盟者的角色）还算及时地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大的份额，虽然也不得不补偿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最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捷琳娜手中。²⁴⁵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不利的一面。由于对波兰的掠夺也使用了1792—1794年同盟²⁴⁶的力量，它就削弱了同盟进攻法国的力量，法国这时就得以强大起来，以至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连沙皇政府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作用，我们西方人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我们将看到，波兰人并不只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捷琳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目前政策的所有主要的特征：兼并波兰，虽然最初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给邻居，把德国变成下一个瓜分对象；把夺取君士坦丁堡当做永不忘记的、可以逐渐实现的最主要目标，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而把挪威并给瑞典作为补偿——叶卡捷琳娜在腓特烈港就是这样向国王古斯塔夫三世提出的²⁴⁷，用国际法的限制性条款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莱雅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统主义的词句巧妙地结合起来，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相信词句的“有教养的”庸人，以及他们的所谓舆论。

　　到叶卡捷琳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领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这个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多港口。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来说，这是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必考虑的），这只不过是为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打好了基础。

　　法国革命已经平息，它自己产生了自己的镇压者——拿破仑。它似乎证实了没有被大规模人民起义吓倒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明。拿破仑的崛起现在给了俄国外交取得新成就的机会；德国日益接近于遭遇和波兰一样的命运。但是叶卡捷琳娜的继承者保罗是个固执、任性、难以捉摸的人；他时时刻刻打乱外交家们的行动；他变得使人无法容忍，必须把他除掉。这件事情的执行者在近卫军军官中很容易就找到了；皇储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并掩护了这个阴谋。保罗被勒死了，随即开始了为新沙皇争取更大光荣的新的进军，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式而成了这帮耶稣会外交家的终生奴仆。

　　这帮人听凭拿破仑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的混乱局面达到顶点。但是当要最后结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出面了。根据吕内维尔和约（1801年）²⁴⁸，法国获得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的全部地区，同时规定，因此而丧失领地的德意志诸侯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僧侣（主教、修道院院长等）的土地中得到赔偿。这时，俄国援引它根据1779年泰申和约²⁴¹所取得的保证人的权利宣布，在分配赔偿的时候，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德意志帝国混乱局面的保证人共同发表决定性意见。而德意志诸侯的割据、贪婪，以及他们习以为常的对帝国的背叛，已经保证了俄国和法国的意见成为决定性的意见。结果是俄国和法国拟定了失去领地的诸侯瓜分教会土地的计划，并且这个由外国根据外国的利益拟定的计划的全部要点都上升为德意志帝国的法律（1803年帝国代表会议总决议）。²⁴⁹

　　作为联邦国家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已经瓦解；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大国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帝国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供侵略的领土。这些小邦的未来将会怎样呢？普鲁士还太小，太年轻，因而还不能要求得到对它们的霸权，奥地利则刚刚彻底丧失了这种霸权。但是俄国和法国要求得到德意志帝国的王位继承权。法国用武力摧毁了旧的帝国；它利用自己沿整个莱茵河与德国的紧邻关系对各小邦施加压力；拿破仑和法国军队以胜利的荣誉完成了其余的工作，使德意志的小诸侯都俯身在它的脚下。而俄国呢？现在当它100年来所追求的目标几乎要达到的时候，当德国已陷于彻底瓦解，已经精疲力竭、软弱无力和走投无路的时候，俄国能容许科西嘉岛的暴发户在这种时候从它的鼻子底下把猎获物夺走吗？

　　俄国外交立刻为确立对德意志各小邦的霸权而开始了进军。不言而喻，不战胜拿破仑就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把德意志诸侯和德国的所谓舆论（如果那时能谈得上什么舆论的话）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于是用外交来对付诸侯，用文字来对付庸人。各个宫廷充斥着俄国人的献媚、威胁、欺骗和贿赂，与此同时，人们又在公众中散发神秘的小册子，宣扬俄国是唯一能够拯救并且有效地保护德国的强国，而根据1779年的泰申和约，保护德国是它的权利和义务。当1805年战争爆发时，稍微懂一点事的人想必都会明白，问题在于各小邦是做法国的莱茵联邦，还是做俄国的莱茵联邦。

　　命运保佑了德国。俄国人和奥地利人在奥斯特利茨城下被打败，新的莱茵联邦也就没有成为沙皇政府的前哨。²⁵⁰而法国的压迫至少是现代的压迫，它迫使德意志的君主们消除了他们以往的生存方式中最恶劣的旧时代残余。

　　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以后，接着而来的是普俄联盟，耶拿会战，埃劳会战，弗里德兰会战和1807年的蒂尔西特和约。²⁵¹这里又一次表明，俄国在战略上的安全地位给了它多么大的优势。虽然它在两次战役中都打败了，但是它却靠牺牲自己昨天的同盟者而获得了新的领土，并且同拿破仑结成了同盟来瓜分世界；西方归拿破仑，东方归亚历山大！

　　这个同盟的第一个成果是占领芬兰。俄国人不经宣战，只是得到拿破仑的同意，便开始了进攻；瑞典将军们的笨拙无能、彼此意见分歧以及卖身投靠，使俄国人轻易地取得了胜利；俄国军队大胆横越封冻的波罗的海这一行动，迫使斯德哥尔摩发生暴力政变并将芬兰让与俄国。²⁵²但是三年后，当沙皇亚历山大准备同拿破仑决裂时，他把被选为瑞典王储的贝尔纳多特元帅召到奥布，向他许诺，如果他加入英俄同盟反对拿破仑，就把挪威让给他。²⁵³这样就在1814年实现了叶卡捷琳娜的计划：芬兰归我，挪威归你。

　　但是，芬兰不过是一个前奏曲。亚历山大追求的目标，照旧是沙皇格勒。在蒂尔西特和爱尔福特²⁵⁴，拿破仑曾明确地答应把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给他，并且容许他瓜分土耳其，但是君士坦丁堡得除外。从1806年起，俄国开始同土耳其作战；这一次，举行起义的不仅有希腊人，而且还有塞尔维亚人。²⁵⁵但是，如果说下面这句话对于波兰来说只是讽刺，那么对于土耳其倒是符合真实情况；靠混乱来维持着。壮实而平凡的士兵，壮实而平凡的土耳其农民的儿子，正是由于这种混乱才得以补救卖身投靠的帕沙所破坏了的一切。土耳其人可以被打败，但是不能使之屈服，因此俄国军队向沙皇格勒推进得非常缓慢。

　　但是，这种在东方“行动自由”的代价是加入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²⁵⁶，同英国断绝一切贸易往来。而这对于当时的俄国意味着商业的彻底破产。这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时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笔下的）已经从亚当·斯密那里得知；

　　国家是怎样富起来的，

　　…………

　　当它有丰富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不需要金钱。

　　可是，另一方面，

　　他的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老把田地拿去抵押⁽¹¹⁾。

　　俄国只有通过海上贸易，把自己的原料产品输往当时的主要市场——英国，才能获得钱；而俄国已经太西方化了，以致没有钱就无法生存。贸易封锁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经济比外交和沙皇加在一起还要更强，同英国的贸易又悄悄地恢复了；蒂尔西特和约²⁵¹的条款被破坏了，于是爆发了1812年的战争。拿破仑率领着整个西方的联军越过了俄国的边界。波兰人有资格评断这一事件，他们劝告他停留在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边，改组波兰，并在那里等待俄国人的进攻。像拿破仑这样的统帅应当懂得，这个计划是正确的。但是，拿破仑由于站在令人目眩的高处而基础又不稳固，再也无法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他需要迅速获得成功，取得辉煌的胜利，通过突击争取签订和约；他把波兰人的忠告当做耳边风，向莫斯科挺进，从而把俄国人引进了巴黎。

　　拿破仑的大军在从莫斯科撤退途中全军覆没，这成了西方普遍起义反对法国霸权的信号。普鲁士全民奋起，迫使怯懦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对拿破仑作战。奥地利刚一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便加入了俄国和普鲁士的行列。在莱比锡会战²⁵⁷以后，莱茵联邦²⁵⁰脱离了拿破仑，而在拿破仑攻入莫斯科之后大约18个月，亚历山大便作为欧洲的主宰进入了巴黎。

　　被法国出卖的土耳其，于1812年在布加勒斯特签订了和约²⁵⁵，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了俄国人。维也纳会议把波兰王国给了俄国²⁵⁸，因此，过去波兰的领土现在差不多有十分之九已并入俄国。但是，更重要的是现在沙皇在欧洲所占的地位。在欧洲大陆上，他不再有对手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听他使唤。法国波旁王朝在他的帮助下得以恢复王位，因此也对他俯首听命。瑞典在他的帮助下得到了挪威，作为它实行亲俄政策的回报。甚至西班牙王朝的复辟也应更多地归功于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的胜利，而不只是归功于威灵顿的胜利，因为后者的胜利永远也不可能推翻法兰西帝国。

　　俄国以前从来没有占据过如此强大的地位。不过它也就在自己的天然边界之外又跨出了一步。如果说对于叶卡捷琳娜的侵略，俄国的沙文主义还有某些托词——我不愿说是辩白——，那么对于亚历山大的侵略，就根本谈不到这一点了。芬兰是芬兰人和瑞典人的，比萨拉比亚是罗马尼亚人的，会议桌上的波兰²⁵⁹是波兰人的。在这里不再是对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同族部落进行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暴力掠夺，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三

　　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所臆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亚历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反而借助这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²⁶⁰，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其他的君主都相信这一借口；但是沙皇及其外交如何看待这个借口，下面我们就会看到。

　　对俄国外交说来，问题是要利用对欧洲所取得的霸权进一步向沙皇格勒推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利用三个杠杆；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最合适的是希腊人。这是个经商的民族，而商人最苦于土耳其帕沙的压迫。信基督教的农民在土耳其统治下，物质条件比任何其他地方都优越。他们保留着在土耳其人统治以前就已存在的机构，并且保持着充分的自治；只要他们缴纳赋税，土耳其人通常不管他们，他们只是间或受到像中世纪西欧农民所不得不忍受的那种来自贵族的压迫。这是一种屈辱的、勉强忍耐的生存，但是在物质方面并不太坏，也并不怎样不适合这些民族当时的文明水平；因此，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斯拉夫的莱雅才发觉这种生存无法忍受。相反，自从土耳其的统治使希腊人的贸易摆脱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的具有压倒优势的竞争以后，这种贸易便迅速地繁荣起来，并且达到这样巨大的规模，连土耳其的统治也不能再容忍了。的确，土耳其的统治，也和任何别的东方的统治一样，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不相容的；所取得的剩余价值无法保证不受总督和帕沙的贪婪的劫掠；缺少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¹²⁾的首要的基本条件，即保证商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所以毫不奇怪，自1774年起己做过两次起义尝试的希腊人，这时又一次举行了起义²⁶¹。

　　这样，希腊人的起义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但是要使沙皇的外交能在这里展开有力的活动，必须防止西方的干涉，也就是说，必须使西方忙于自己内部的事务。而正统主义这个词儿就出色地为此做好了准备。正统主义的君主们到处招致了深仇大恨。企图恢复革命前的秩序的尝试，使整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群情激愤；在法国和德国开始酝酿风潮，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公开的起义²⁶²。这一切阴谋和起义都有沙皇外交插手其间。这并不是说这些阴谋和起义都是由它搞起来的，或者它们获得暂时的成功至少是得到它的重大支持。但是沙皇外交曾通过它的半官方代理人尽其所能地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内部煽动不和⁽¹³⁾。它公开地庇护那些在同情希腊人的幌子下进行活动的西方叛乱分子，而这些募集金钱、往希腊派送志愿军及成批的武装辅助部队的希腊之友，不正是那些烧放党人²⁶³及西方其他的自由党人吗？

　　所有这一切丝毫不妨碍开明的沙皇亚历山大在亚琛、特罗保、莱巴赫、维罗纳的会议上号召自己的正统主义同行们采取最坚决的行动来对付他们的叛逆臣民，并且为了镇压革命于1821年派遣奥地利人进入意大利，于1823年派遣法国人进入西班牙；²⁶⁴这并不妨碍他甚至还装模作样地谴责希腊人的起义，而与此同时却给这次起义煽风点火，并怂恿西方的希腊之友加倍活动。愚蠢的欧洲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受到愚弄；沙皇政府向各国君主和反动派宣扬正统主义⁽¹⁴⁾，向自由主义的庸人宣扬各族人民的解放，宣扬开明⁽¹⁵⁾；而前者和后者都相信了它。

　　在维罗纳，法国大臣、浪漫主义者夏多勃里昂完全为沙皇所迷惑，因为沙皇向法国人表示，只要他们驯顺地追随俄国，他们就有取得莱茵河左岸的希望。俄国外交就用这种希望（后来在查理十世时又以一些有约束力的诺言来予以加强）牵着法国的鼻子走，并且直到1830年，除了少数几次中断以外一直支配着法国的东方政策。

　　尽管有这一切，力图在解放希腊基督教徒、使之不受伊斯兰教压迫的幌子下而自己取代伊斯兰教的地位的沙皇，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¹⁶⁾。因为正如俄国驻伦敦大使利文公爵所写的（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

　　“整个欧洲都怀着惶恐的心情望着这个俄国巨人，他的大军只待信号一发，就会向欧洲压将过去。因此，欧洲的利益是，支持土耳其强国这个我们帝国的天然的敌人。”⁽¹⁷⁾

　　希腊的战争仍然是胜败无常，俄国企图得到欧洲的崇高许可，占领多瑙河两公国，从而迫使土耳其投降，但是，它的所有尝试都没有成功。而与此同时，土耳其于1825年得到了埃及的援助；希腊人到处被击渍，起义几乎被镇压下去。俄国的政策面临着抉择：要么失败，要么作出大胆的决定。

　　总理大臣涅谢尔罗德向自己的大使们征询意见。驻巴黎的波措—迪—博尔哥（1825年10月4日（16日）报告）和驻伦敦的利文（1825年10月18日（30日）报告）无条件地主张大胆行动；应该不理会欧洲，甚至不理会欧洲大战的危险，立即占领多瑙河两公国。这显然是俄国外交界的普遍看法。但是亚历山大是一个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人，他自命不凡，充满神秘主义的幻想；他不仅具有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拿破仑这样叫他）的狡猾和虚伪，而且还有他们的犹豫不定和缺乏毅力。他当真地推崇起正统主义，并对希腊的起义者感到厌倦。他无所事事，在没有铁路的情况下几乎不可捉摸地前往南方的塔甘罗格附近旅行。忽然传来了他的死讯。谣传他是被毒死的。是不是外交界又像以前除掉父亲那样除掉了儿子呢？无论如何，对外交界说来他死得再适时不过了。

　　沙皇尼古拉登极。外交界不能希望有比他更好的沙皇了，因为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¹⁸⁾在他看来权力的外表高于一切，为了这外表他可以不顾一切。现在开始更坚决地行动起来，终于发动了对土战争，而没有受到欧洲的干涉。对英国用自由主义的词句，对法国则用上面提到过的许诺，使它们都派出舰队与俄国舰队联合起来，于1827年10月20日突然不宣而战，在纳瓦里诺袭击了土耳其和埃及的舰队，并把它一举消灭。²⁶⁵诚然，英国不久就退出了联合，但是波旁王朝的法国仍然忠于俄国。当沙皇向土耳其人宣战，他的军队于1828年5月6日越过普鲁特河的时候，15000名法国士兵已准备乘船开往希腊，并且在8月和9月间在希腊登陆。这对于奥地利来说，显然是在警告它不要在俄国人进军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从侧翼进攻他们，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会引起同法国的战争，那时，规定由一个同盟者占领君士坦丁堡，由另一同盟者占领莱茵河左岸的俄法同盟就会生效。

　　于是，吉比奇推进到了阿德里安堡。但是他在那里陷入了这样的处境；只要土耳其人再支持两个星期，他就得赶忙翻过巴尔干山脉退却。他只有2万人，并且其中四分之一患了鼠疫。这时普鲁士驻君士坦丁堡公使馆出面调停，用所谓俄国人行将发动进攻（实际上根本发动不起来）的虚假消息促使土耳其人媾和；用毛奇的话说，这使俄国统帅摆脱了

　　“这样的处境，只要再延续那么几天，就会把他从胜利的高峰抛进毁灭的深渊”（毛奇《俄土战争》第390页）。⁽¹⁹⁾

　　无论如何，这次媾和使俄罗斯帝国得到了多瑙河口、亚洲的一块土地以及经常干涉多瑙河两公国事务的新口实。²⁶⁶多王茵河两公国从这时起直到克里术战争²⁶⁷为止，成了俄国军队的 karczma同jezdna⁽²⁰⁾，在这个期间，它们不受俄国军队侵扰的时间是很少的。

　　在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利用这些优势以前，七月革命²⁶⁸爆发了。这时俄国的代理人暂时收起自由主义的词句；现在的问题只是保卫”正统主义”了。神圣同盟²⁶⁰向法国的进军已经准备停当，可是忽然爆发了波兰起义，这次起义把俄国牵制了整整一年；波兰就这样再次以自我牺牲拯救了欧洲的革命。²⁶⁹

　　我不来详细谈1830—1848年期间的俄土关系。其中重要的是，俄国第一次能够出面保护土耳其不受它的发动叛乱的埃及附庸穆罕默德—阿里的侵袭，派遣3万军队去博斯普鲁斯海峡保卫君士坦丁堡，并通过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²⁷⁰在许多年内把土耳其置于俄国的实际统治之下；其次，它在1840年，由于帕麦斯顿的背叛，能够在转瞬之间把威胁它的欧洲反俄同盟变成反法同盟，²⁷¹最后，它通过不断的占领，对农民实行剥削⁽²¹⁾以及用《组织规程》²⁷²（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章）⁽²²⁾将贵族引诱到自己方面来等办法准备好了对多瑙河两公国的兼并。而这个时期主要的事情是征服高加索并使之俄罗斯化，而这是经过20年的斗争之后才终于完成的。

　　这时，沙皇外交遭到了一次严重挫折：当康斯坦丁大公1830年11月29日为了躲避波兰起义者被迫逃出华沙的时候，他的全部外交档案、外交大臣⁽²³⁾的报告原本和大使们的一切重要报告的官方复本都落到了起义者手中。1825—1830年间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被揭露了⁽²⁴⁾。波兰政府通过扎莫伊斯基伯爵把这些文件交给了英法两国，按照英国国王威廉四世指示，戴维·乌尔卡尔特于1834年将它们发表在《公文集》上。这个《公文集》至今仍是关于沙皇政府力图使西欧各国彼此发生争吵，从而利用它们的分裂使它们全都服从自己的统治的那些阴谋历史的主要资料之一，至少是最可靠的资料。

　　俄国外交已经经受住了这么多次西欧革命，不仅没有受到损害，而且还得到直接的益处，所以当1848年二月革命²爆发时，俄国外交竟能够把这次革命作为对它极为有利的事件来欢迎。革命蔓延到了维也纳，不仅除掉了俄国的主要对手梅特涅，而且还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这些沙皇政府的可能的同盟者，从沉睡中唤醒；革命席卷了柏林，从而治好了什么都想做而什么都做不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渴望脱离俄国而独立的病症。还有什么更称心的事呢？俄国保证不会受任何传染，波兰被重兵驻守着，动也不能动弹。而当革命一延伸到多瑙河两公国²⁷⁴，俄国外交就得到了它所希望的东西；有了借口重新侵入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以便在那里恢复秩序并且进一步巩固俄国的统治。

　　不仅如此。奥地利，即俄国在巴尔干半岛边界上最顽固、最倔强的对手，因匈牙利和维也纳的起义已濒于毁灭。但是匈牙利人的胜利意味着欧洲革命的重新爆发，而在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波兰人这一事实，将保证这次革命不会又在波兰的边界上停留下来。所以尼古拉宽大为怀。他命令自己的军队开进匈牙利，以优势的兵力镇压了匈牙利军队，从而确定了欧洲革命的失败。而当普鲁士仍然企图利用革命破坏德意志联邦，并且至少使德国北部诸小邦服从于普鲁士霸权的时候，尼古拉就传唤普鲁士和奥地利到华沙去接受他的裁判，并且作出了有利于奥地利的判决。²⁷⁵普鲁士许多年来顺从俄国所得的报答是，当它稍微表示了一点儿抗拒的意图时就遭到了难堪的侮辱。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问题，尼古拉也以不利于德国的方式作出了裁定，他在确信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对沙皇政府的目的有用之后，指定他为丹麦王位的继承人。²⁷⁶不仅匈牙利，整个欧洲都俯身在沙皇的脚下，这就是革命的直接后果。难道俄国外交不是很有理由对于西方的革命暗中感到高兴吗？

　　但是二月革命终究是沙皇政府的第一声丧钟。浅薄的尼古拉的狭隘心胸消受不了这不应得的福分；他过分性急地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克里木战争爆发了；英法都去援助土耳其，奥地利则热衷于以其极端忘恩负义的行动震惊世界⁽²⁵⁾。因为奥地利知道，作为对于在匈牙利的军事援助以及在华沙的判决的回报，期望于它的是对俄国在多瑙河地区的侵略保持中立或者甚至予以支援，而这就等于让奥地利的边界由克拉科夫到奥尔绍瓦和泽姆林被俄国包围起来。这一次奥地利竟敢于有自己的主张，这几乎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克里木战争是一出无与伦比的大型误会喜剧，在看这出戏的时候，你时刻都会问自己：这儿被骗的究竟是谁？但是这出喜剧花了无数的钱财和100多万人的生命。联军的头批队伍刚在保加利亚登陆，奥地利人就进入多瑙河两公国，而俄国人则退到普鲁特河以东。这样，奥地利便在多瑙河地区插入交战双方之间；在这个地区继续进行①军事行动，只有得到它的同意才行。而在俄国西部边境进行战争是需要奥地利的。奥地利知道，俄国永远不会原谅它这无情的忘恩负义的行为；所以奥地利决心加入联军方面，只是为了进行一场旨在恢复波兰并大大推回俄国西部边界的认真的战争。这样一场战争必然会把普鲁士也卷入同盟⁽²⁶⁾，因为俄国是通过普鲁士的领土获得自己的全部给养的；欧洲同盟会从陆上和海上封锁俄国，并会以肯定能够取得胜利的强大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

　　但是英法两国根本没有这种打算。相反，它们两国都很高兴，因为奥地利的行动方式使它们免除了进行一场认真的战争的危险。俄国所希望的事情——联军开往克里木，牢牢地陷在那里——，恰好由帕麦斯顿提了出来，而且受到路易一拿破仑的热烈赞同。要从克里木向俄国腹地进军，这在战略上是丧失理智的行动。这样，战争就被顺利地变成了虚假的战争，而使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感到满意。但是沙皇尼古拉不能长期容忍敌军在他帝国边陲的俄国土地上安营扎寨；虚假的战争对他来说很快又成了认真的战争。但是这个地方对虚假的战争最有利，对认真的战争却最危险。当尼古拉把自己的全部兵力集中于塞瓦斯托波尔这个边疆的据点的时候，使俄国在防御方面强有力的因素——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补给资源匮乏，便反转来不利于俄国本身了。本来应该成为侵略者的坟墓的南俄草原，成了那些直到严冬时节还被尼古拉以其特有的凶残和愚蠢一批又一批地驱赶到克里木去的俄国军队的坟墓。当最后一支匆忙拼凑起来、武器装备不足，粮草给养很差的队伍在行军途中丧失了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员（整营整营地死于暴风雪），而剩下的人也不能对敌人进行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时候，妄自尊大、头脑空虚的尼古拉完全陷于绝望，他服毒自杀，以逃避他那凯撒式的狂妄行为的后果。

　　他的继承人⁽²⁷⁾匆忙缔结的和约，条件极其宽大。²⁷⁷比较起来，战争的后果对国内的影响要更大一些。为了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沙皇政府在国外应该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它必须不断地赢得胜利，它应该善于用沙文主义的胜利狂热，用不断征服新的地方来奖赏自己臣民的无条件的忠顺。而现在沙皇政府遭到了惨败，并且是发生在它的外表上最显赫威武的代表人物身上；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使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使自己丢了丑。随之出现了惊人的觉醒。战争中的庞大牺牲使俄国人民大大地醒悟，沙皇过于滥用了俄国人民的忠诚，因此，再要使他们回到从前那种机械服从的消极状态是不可能了。而且俄国在经济方面和思想方面也已进一步发展了；除贵族之外又出现了另一个有教养的阶级——资产阶级。总之，新沙皇不得不装扮成自由派，但这一次是在国内。而这就为俄国的内部历史、为本民族的思想界的运动及其反映即社会舆论奠定了开端，这种社会舆论尽管还很微弱，但是它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越来越不可忽视。这样，在沙皇外交面前出现了一个同它势不两立的敌人。因为只有当人民还完全消极容忍，除了政府的意志之外没有别的意志，其唯一的使命就是为实现外交家的目的而提供炮灰和缴纳赋税的时候，这种外交才有可能存在。但是，既然俄国已开始了内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内部的党派斗争，那么赢得使这一党派斗争能在不引起暴力震荡的情况下进行的立宪形式，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到那时，原先的俄国掠夺政策就将成为过去；在各党派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外交将失去它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无条件地支配全民族的力量将成为不可能，——俄国将和以往一样难于攻破而且在进攻方面同样相对地软弱无力，但是在所有别的方面，它将成为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的欧洲国家，它以往的外交的那种特殊力量将永远被破坏。

　　俄国不赌气，它在积聚力量——总理大臣哥尔查科夫在战争结束后说道。²⁷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话多么正确。他说的只是外交的俄国。但是非官方的俄国也在积聚力量。而且这种积聚（recuei11ement），受到政府本身的支持。战争证明；哪怕出于纯粹军事上的考虑，俄国也需要铁路和大工业。于是，政府着手培植俄国的资本家阶级。但是这个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是无法存在的，而为了创造无产阶级分子，不得不实行所谓农民解放；农民为了人身自由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土地给了贵族。他们手中剩下的土地，对他们来说饿死嫌太多，活命嫌太少。这样，在俄国的农民公社⁽²⁸⁾被根本破坏的同时，新兴的大资产阶级却由于铁路公司的种种特权、保护关税及其他优惠办法而像在温室中一样发展起来；于是，在城市和乡村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使业已活动起来的思想界无法平静下来。年轻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反映在自由主义立宪运动中，而无产阶级的诞生则反映在通常称做虚无主义的运动中。这就是俄国积聚力量的真正后果。

　　然而，外交界看来还没有注意到，它在国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相反，在国外，它好像接二连三地获得胜利。在1856年的巴黎会议上，奥尔洛夫扮演了一个为许多人所追求的主角⁽²⁹⁾；他不但没有作出牺牲，反而获得了新的成就；英国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俄国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提出异议的海上作战权利被彻底取消了，并且建立了反对奥地利的俄法同盟。²⁷⁹而在1859年，当路易—拿破仑决定为俄国向奥地利报仇的时候，这个同盟便见诸行动。当时马志尼揭露了俄国与法国的协定，按照这个协定，如果奥地利进行长久的抵抗，便准备提出俄国的一个大公作为独立匈牙利的国王候选人；而奥地利由于迅速缔结和约避免了这些后果。但是从1848年起，各国人民时常打乱外交家的计划。意大利既违背沙皇的意志，也违背路易一拿破仑的意志而成了独立统一的国家。²⁸⁰

　　1859年的战争也震惊了普鲁士。普鲁士几乎把军队增加了一倍，并且找了一个至少在完全不择手段这方面能跟俄国外交较量的人物执掌政权。这个人就是俾斯麦。在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他用一种做戏似的夸张的姿态站在俄国方面反对奥地利、法国和英国，竭尽全力保证俄国获胜。²⁸¹他以此使沙皇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上放弃了自己通常采取的政策，经沙皇许可，这两个公国在1864年脱离了丹麦。²⁸²然后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这里沙皇又有了高兴的机会，因为奥地利又受到了惩罚，而普鲁士这个甚至在1849—1850年受了侮辱之后仍然忠贞不贰的唯一的附庸则增强了力量。1866年的战争导致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沙皇又站在他的普鲁士”好样的舅舅”⁽³⁰⁾一边，他直接威胁奥地利，这样就使法国失去了能帮它避免完全溃败的唯一盟国。但是正如路易·波拿巴在1866年一样，亚历山大在1870年也由于德国武器的迅速成功而受了愚弄。接着到来的不是使交战双方都弄得精疲力竭的持久战，而是迅速的打击，结果在五个星期之内，波拿巴的帝国就被打垮了，它的军队作为战俘被送入德国。

　　当时欧洲只有一个地方正确地理解了局势；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9月9日，这个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宣言²⁸³，其中把1866年战争眼1870年战争作了类比⁽³¹⁾。宣言中说，1866年的战争是经路易—拿破仑同意进行的，但是一当普鲁士获得胜利，力量增强，就会使法国立刻采取与普鲁士敌对的立场。同样，1870年的新胜利以及由此引起的普鲁士德意志力量的进一步增强，会迫使俄国沙皇和德国敌对，尽管在战争期间他曾在外交上支持过德国。俄国对欧洲发生极大影响的必要前提，是俄国沙皇对德国的传统的控制力，不过这种能力如今已遭到破坏。在革命运动开始在俄国内部成为威胁性的力量的时刻，沙皇是不能容许在国外丧失这种威望的。假若现在德国再以吞并阿尔萨斯—洛林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那么它不是必将成为俄国掠夺计划的公开的工具，就会是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准备同时对俄法两国作战——这场战争很容易变成一场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种族战争。

　　新德意志帝国为俄国效了劳，它从法国夺去阿尔萨斯—洛林²⁸⁴，从而真的把法国推入俄国的怀抱。沙皇外交现在处于令人羡慕的地位，它得以把由于这一兼并而彼此成为死敌的法德两国都控制在它手中。它又利用了这个有利的形势发起对沙皇格勒的进攻，在1877年向土耳其宣战。在经过长久的战斗之后，俄国军队于1878年1月来到了土耳其首都的大门口，这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忽然出现了四艘英国装甲舰，迫使已经能够看见索菲娅教堂圆顶的俄国人停下来，把自己拟定的圣斯特凡诺条约提交欧洲会议审查。²⁸⁵

　　尽管如此，巨大的胜利似乎还是获得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由于俄国的帮助而扩大了领土，得到了独立，因而它们都欠了俄国的债；多瑙河和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四边形要塞区，土耳其的这个强有力的棱堡²⁸⁶被暂时破坏；君士坦丁堡的最后掩蔽物巴尔干山脉被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去，并且被解除了武装；形式上是土耳其的附庸国的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实际上成了俄国的附庸国；1856年失去的那部分比萨拉比亚领土被收复了；在亚美尼亚新的重要的阵地被占领了；奥地利在占领了波斯尼亚以后就成为瓜分土耳其的同谋者，它必定要反对塞尔维亚人要求独立和统一的一切努力；最后，土耳其由于领土丧失、精疲力竭和过重的战争赔款而完全从属于俄国，并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只能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³²⁾——暂时地为俄国守护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看来俄国只需要选择适当时机来实现它的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攫取”我们房屋的钥匙”⁽³³⁾君士坦丁堡了。

　　然而，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如果说并吞阿尔萨斯—洛林使法国投入了俄国的怀抱，那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和柏林和约则使奥地利投入俾斯麦的怀抱。这样，整个情况又改变了。大陆上的大的军事强国分为相互威胁的两大军事阵营；一方是俄国和法国，另一方是德国和奥地利。较小的国家不得不集结在其中一个阵营周围。但是这意味着，俄国沙皇政府要采取最后的重大步骤，要真正占领君士坦丁堡，就不能不进行胜负机会大致相等的世界战争，而这次战争的结局大概并不取决于开战的双方，而取决于英国。因为奥地利和德国对俄国和法国的战争会使俄国的粮食不能再由陆路运往整个西欧。而所有西欧国家都是靠从外国进口粮食来维持生活的。那时只能由海路输入粮食；而英国在海上的优势使它有可能断绝法国或德国的这条运输线，从而用断粮来围困前者或后者（这要看当时它站在哪一方面）⁽³⁴⁾。但是，要知道，通过一场将由英国决定其结局的世界战争来夺取君士坦丁堡，这正是俄国外交150年来力图避免的事情。这已经是俄国外交的失败。⁽³⁵⁾

　　其实，就连与共和制的法国（它的执政者经常变动）的同盟对沙”皇政府来说也决不可靠，而且更不符合它的夙愿。只有君主制复辟的法国，沙皇政府才会充分相信它是自己在目前唯一可能发生的可怕战争中的盟友。这就是五年以来沙皇政府将奥尔良王室置于自己的十分特殊的庇护之下的原因；他们必须通过和丹麦王室（俄国在松德海峡的前哨）通婚来同沙皇俄国结成亲戚。布朗热将军被利用来准备奥尔良王室（现在也成了俄国的前哨）在法国的复辟，这位将军的信徒们在法国自我吹嘘说，他们大肆挥霍的那些金钱的神秘来源不是别处，正是俄国政府，它供给他们1500万法郎从事复辟运动。²⁸⁹这就是说，俄国又在干涉西方国家的内政，这一次是公开以反动派的庇护人的姿态出现，利用法国资产阶级的急躁的沙文主义对抗法国工人的革命精神。

　　一般说来，正是在1878年以后可以看出，从各国人民越来越敢于起来发表意见并且得到成功的时候起，俄国外交的处境严重地恶化了。甚至在巴尔干半岛，即俄国专门以各国人民解放者的姿态出现的地区，也不再有任何收获。正是罗马尼亚人使俄国人得以在普列夫纳城下获得胜利的²⁹⁰，但是他们得到的报答是不得不重新让出自己的那块比萨拉比亚，现在他们很难还会相信关于将来合并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诺言了。保加利亚人已经从派到他们国家去的沙皇代理人的活动中饱尝了沙皇式解放的滋味；只有塞尔维亚人，也许还有希腊人，暂时还没有被吓坏，而这是因为他们都不直接站在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道路上。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沙皇认为把他们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自己的使命——从那时起，至少是在帝国的齐斯莱塔尼亚部分，自己行使统治权。²⁹¹关于万能的沙皇解放各国人民⁽³⁶⁾的空话已经过时，它至多还能适用于克里特岛或者亚美尼亚，但是在欧洲，甚至对笃信基督教的英国自由党人，它也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自从美国人坎南向全世界揭露了²⁹²沙皇政府在自己的帝国里镇压一切反抗企图的全部卑鄙勾当以后⁽³⁷⁾，甚至连格莱斯顿这样的沙皇崇拜者也不会为了克里特岛和亚美尼亚而再冒欧洲战争的危险了。

　　现在我们谈到核心问题。俄国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从1856年开始的内部发展，显示了它的作用；社会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俄国日益西方化；大工业化和铁路的发展，一切实物贡赋之改用货币支付，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旧社会基础的瓦解——所有这一切都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进行着。但是沙皇专制制度同正处于形成阶段的新社会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也以同样的速度显现出来。立宪的和革命的反对党成立了，政府只有用越来越野蛮的暴力才能使它们屈服。俄国外交界恐惧地看到，俄国人民自己做主的日子已经不远——到那时，俄罗斯民族由于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就会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做夺取君士坦丁堡、印度和世界霸权那样的蠢事了。1848年停留在波兰边境上的革命，现在正在敲打俄国的大门，而在俄国国内，它也已经有足够的同盟者，他们就只等为革命打开大门的时机了。

　　当你读俄国报纸的时候，的确会以为整个俄国都热衷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到处是把基督教徒从土耳其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把斯拉夫人从德国和马扎尔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号召。但是，第一，任何人都知道俄国报刊披戴着什么样的枷锁；第二，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第三，如果这些报刊也表达出一点独立见解的话，那么它只是表达了城市居民的情绪，即新兴资产阶级的情绪，而资产阶级自然热衷于把新的侵略看做是扩大俄国市场的手段。但是这种城市居民在全国只占微不足道的少数。一旦国民议会使俄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即农村居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所听到的就会完全不同。政府曾经试行建立地方自治机关，⁽³⁸⁾而随后它又被迫取消这些地方自治机关，²⁹³从这个经验中保证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俄国的国民议会仅仅是为了克服最严重的内部困难，也很快就会坚决打消一切发动新的侵略的意图。

　　决定欧洲当前局势的是以下三个事实：（1）德国吞并阿尔萨斯—洛林；（2）沙皇俄国力图占领君士坦丁堡；（3）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所有国家中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社会主义运动的普遍高涨是这个斗争的标志。

　　前两件事实使得欧洲分裂为现在的两大军事阵营。德国的吞并把法国变成俄国反对德国的同盟者，沙皇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把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变成德国的同盟者。两个阵营都在准备决战，准备一场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战争，一场将有1000万到1500万武装的士兵互相对峙的战争。只有两个情况至今阻碍着这场可怕的战争爆发；第一，武器技术空前迅速地发展，每一种新发明的武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在一支军队中使用，就被另外的新发明所超过；第二，绝对没有可能预料胜负，完全不知道究竟谁将在这场大战中最后成为胜利者。

　　只有当俄国局势发生变化，使得俄国人民能够永远结束自己沙皇的传统的侵略政策，抛弃世界霸权的幻想，而关心自己在国内的受到极严重威胁的切身利益时，这种世界战争的全部危险才会消失。

　　到那一天，俾斯麦⁽³⁹⁾将失去他的所有反法同盟者，而这些同盟者是受到俄国的威胁才投入他的怀抱的。不论对于奥地利来说还是对于意大利来说，为俾斯麦⁽⁴⁰⁾火中取栗，去参加欧洲大战，都不会有丝毫的好处。德意志帝国又将陷于孤立，在那种情况下，用毛奇的说法是；大家全都怕它，可是谁也不喜欢它²⁹⁴，这是它的政策的必然结果。那时，甚至连为自由而斗争的俄国同共和制的法国的相互接近，对两国的局势来说都将是非常自然的，而对欧洲整个局势来说也将是没有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本人或他的继承者在决定对法国发动战争之前也必须三思，因为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不会牵制奥地利，奥地利也不会牵制俄国，以便来掩护他的侧翼，两国反而都会为他遭到的每一个失败而高兴，这样，即使单是法国人他是否能对付得了，也是很值得怀疑的。那时所有的同情都会在法国一边，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障法国不再丧失领土。因此，那时德意志帝国将不会走上战争的道路，相反，它大概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孤立地位难以忍受，因而会诚心诚意地去同法国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可怕的战争危险就会消除，欧洲就能裁军，而从这里得益最多的会是德国自己。

　　到那一天，奥地利将丧失它存在的唯一的历史根据——作为防止俄国进攻君士坦丁堡的屏障。只要俄国不再威胁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对于这堆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存在就会失去任何兴趣。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即关于土耳其在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区的统治的继续存在，以及关于黑海门户的占有权的争执（那时已经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个门户，并用它来反对欧洲）也将失去意义。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瑙特人⁽⁴¹⁾、希腊人⁽⁴²⁾和土耳其人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力量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那时很快就会发现，在喀尔巴阡山脉和爱琴海之间的地区，各民族以及各民族碎块实行自治和实行自由联合的主要障碍，原来就是那个用所谓的解放这些民族的幌子来掩盖自己的独霸世界计划的沙皇政府。

　　到那时，法国将摆脱由于和沙皇结盟而陷入的那种无可奈何的反常的处境。如果说沙皇厌恶与共和国结盟，那么革命的法国人民对于与暴君，与残害波兰和俄国的刽子手结盟则更加厌恶得多。法国如果在战争中站在沙皇一边，一旦失败，法国就不可能使用自己伟大的、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1793年的挽救手段——进行革命，通过恐怖来动员全民的力量，以及在敌对的国家进行革命宣传。一旦如此，沙皇就会立即与法国的敌人联合起来，因为从1848年起时代已经大大地改变了，从那时候起沙皇已经在俄国国内亲身体验到什么是恐怖了。因此，与沙皇结盟不会加强法国的力量，相反，在最危险的关头，它会妨碍法国拔出自己的刀剑。但是，如果俄国国民议会在俄国取代了强大的沙皇的地位，那么新的解放了的俄国同法兰西共和国的同盟就是十分自然和完全正常的了，那时这个同盟将促进法国的革命运动，而不是阻碍它，那时这个同盟对于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欧洲无产阶级也会是有利的。由此可见，沙皇的万能权势的跌落对于法国也有好处。

　　那时，那种把整个欧洲变成兵营并且迫使人们把战争几乎当做救星看待的疯狂的军备竞赛的所有借口也将消失。那时甚至连德意志帝国国会也很快就会被迫拒绝关于不断增加军事拨款的要求。

　　而这样一来，西方就有可能不受外来干扰地、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自己当前的历史任务：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⁴³⁾。

　　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也会直接促使这个过程加快。一旦沙皇政权这个全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的坚固堡垒垮台，整个欧洲的风向就会完全改变。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⁴⁴⁾都很清楚，它们虽然由于君士坦丁堡等等而同沙皇争吵不休，但是可能有这么一天，它们会乐意把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沙皇所要求的一切都抛给他，只要他能保护它们不受革命的危害。所以，一旦这个主要堡垒⁽⁴⁵⁾本身转入革命的手中，欧洲的反动政府就会彻底丧失自信心和镇静；那时它们将只有指靠自身的力量，并且很快会感到局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也许，他们竟会派遣自己的军队去恢复沙皇政权——这将是世界历史的莫大讽刺！⁽⁴⁶⁾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整个西欧，特别是西欧的工人政党，关心着，深切地关心着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必将在最近若干年内发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愿这种改变及时发生，发生在没有它就无法避免的那种事情出现之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2月底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89年12月23日前—1890年2月底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2月和8月《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期和第2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翻译

脚　　注

(1) 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英译文中不是“我们，西欧的工人政党”而是“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每一个进步政党”。——编者注
(2) 在英译文中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而是“使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消灭在沙皇的铁蹄之下”。——编者注
(3) 这一段在英译文中是：“在英国，论述俄国的对外政策时是不能不提到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名字的。50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同胞介绍他所认真研究过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绩的唯一奖赏就是：他成了取笑的对象，并被称为讨厌的饶舌者。的确，平凡的庸人总是这样称呼任何一再谈论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多么重要。不过，乌尔卡尔特虽然痛恨庸人，但是他既不了解他们的本性，也不了解他们在我们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所以他的失败是注定了的。在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看来，至今在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给俄国以有效的抵制，而英国的和外国的自由党人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各种革命运动通常只对俄国有利，因此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干涉，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无意地充当着俄国的工具。对俄国外交的系统的研究使乌尔卡尔特深信：它是万能的，它确实是现代历史中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各国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个万能的俄国外交不早把君士坦丁堡夺去。因此，为了竭力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现代历史归结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的外交象棋戏，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是充当俄国的小卒，乌尔卡尔特就必须装扮成这样一个东方先知：他不是宣告简单的历史事实，而是用玄秘的夸张的外交语言宣告一个秘密的、神秘的学说，即充满了许多关于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难以肯定的事实的暗示的学说。他建议恢复那种把叛国的大臣送交法庭审判的做法，并用枢密院代替内阁，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优势的万应良药。乌尔卡尔特是一个有巨大功劳的人，而且是一个道地的英国旧派人物；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说：‘即使不存在乌尔卡尔特先生，也应该创造出这样一个人来’。”——编者注
(4) 见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2卷第201—206页。
(5) 卡·考茨基《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编者注
(6) 在英译文中没有这段话。——编者注
(7) 在英译文中不是“开明”而是“‘进步’和‘开明’”。——编者注
(8) 在英译文中不是“都相信这一点”而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编者注
(9) 在英译文中不是“取得作为德意志帝国成员的权利”而是“通过获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成员”。——编者注
(10) 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约瑟夫二世。——编者注
(11)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第1章第7节。——编者注
(12) 在英译文中不是“资产阶级从事经营活动”，而是“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编者注
(13) 在英译文中不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内部煽动不和”而是“在它的正统主义的同盟者的臣民中煽动不满和内部不和”。——编者注
(14) 英译文中在“正统主义”的后面补充有：“和保持现状。”——编者注
(15) 在英译文中“宣扬开明”这几个字被删掉了。——编者注
(16) 这句话中的“他的仁爱政策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在英译文中是“世界以不信任或者充其量是冷漠的心情看待沙皇的仁爱政策”。——编者注
(17) 引自《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大部分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第52—53页。——编者注
(18) 在英译文中不是“他是个只有排长见识的庸人”，而是“他是个自我陶醉的庸人，他的眼界永远超不过一个连级军官的眼界，他错误地把残酷当做事是力的表现，把任性执拗当做力量的表示”。——编者注
(19) 赫·毛奇《1828—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第 390页。——编者注
(20) 在英译文中，karczma zajezdna后面作了注解：（餐馆）。——编者注
(21) 在英译文中不是“对农民实行剥削”而是“把自己的士兵驻屯在农民当中”。——编者注
(22) 在英译文中括弧里的话改成了一个脚注：“这是一种为农村居民制定的法典，它规定农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由贵族（地方上的土地贵族）支配，并且完全无偿。详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第10章第218—222页。”²⁷³——编者注
(23) 卡·瓦·涅谢尔罗德。——编者注
(24)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是“俄国外交的全部手腕和它在1825—1830年间所搞的全部阴谋被揭露了”。——编者注
(25) 据说这是奥地利政府首脑费·施瓦尔岑堡在奥地利采取敌视俄国的政策时讲的一句话。——编者注
(26)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是“这场战争将使普鲁士不可能中立”。——编者注
(27)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28) 在原文中这个词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俄国农民的自治公社。”——编者注
(29)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奥尔洛夫是中心人物，起了领导作用”。——编者注
(30) 在原文中这几个字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加了如下的脚注：“好样的舅舅[Unc1e's a brick]是亚历山大二世在收到威廉的报捷电报时惯用的赞语。”——编者注
(31) 在英译文中，由此到本段末尾不是转述宣言的内容，而是援引宣言中相应的一段话，从“在1865年，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曾相互作出保证”起到“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25页）。——编者注
(32) 在英译文中不是“按照俄国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而是“这一点俄国外交界也十分清楚”。——编者注
(33) 这是亚历山大一世在1808年和法国大使科兰库谈话时的用语。——编者注
(34) 在英译文中，这里加了如下的脚注：“英国即使没有那种长期以来它自认为应当享有的、而按照1856年的巴黎宣言最后放弃了的海上权利，它在对一两个大陆强国的普通战争中也是一样能够应付的。这些大陆强国甚至在海上被封锁的情况下，在我们的铁路畅通的时代也总是可以通过陆路从与它们毗邻的中立国输入它们所需的任何数量的货物；正是在这方面普鲁士在克里木战争时给予俄国以最大的帮助。但是在目前威胁着我们的欧洲战争中，整个欧洲大陆会分裂为两个敌对集团，保持中立归根到底将是不可能的；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如果不是完全中断，也会近于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会因为放弃自己的海上权利而感到遗憾。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英国的海上优势将在这场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而除此之外，其实也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编者注
(35) 在英译文中，下面加了这样一段话：“圣彼得堡的外交家们清楚地了解，使英国不能反抗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彻底控制是多么重要。克里木战争以后，特别是1857年的印度起义²⁸⁷以后，早在1840年就已开始的对突厥斯坦的征服²⁸⁸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从而在药杀水上建立了据点；1868年合并了撒马尔罕，1875年合并了浩罕，把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变成俄国的附庸。然后，开始了从里海东南角对梅尔夫的缓慢的进军；1881年占领了沙漠上的第一个重要的前哨格奥克奉佩；1884年梅尔夫投降，于是里海东岸的铁路就填补了里海的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和奥克苏斯河的查尔朱伊之间的俄国交通线上的空白。目前俄国人在突厥斯坦的地位还远不能为他们进攻印度提供可靠的和充分的基地。但是，它至少造成将来入侵的严重威胁，并且在当地居民中间不断引起骚动。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还没出现可能的竞争者的时候，甚至1857年的起义以及对它的残酷镇压都可以看做是归根到底加强了英国人的统治的事件。但是当在突厥斯坦出现一个头等的欧洲军事强国的时候，当它正在用暴力或劝诱的方法把波斯和阿富汗变为自己的附庸，并且缓慢地但是坚定不移地向兴都库什山脉和苏莱曼山脉推进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英国的统治对印度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命运；在当地居民面前展现了另一个前途；用暴力建立起来的，也可以用暴力推翻；现在如果英国企图阻挡俄国通向黑海的道路，俄国就会设法在印度给英国制造许多麻烦。但是尽管如此，英国的海上威力还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看来正在逼近的大战中，英国能给俄国造成的危害.会比俄国能给英国造成的危害大得多。”——编者注
(36) 在英译文中不是“解放各国人民国人民”。——编者注
(37) 英译文中在这句话后面补充有：“自从虐杀西吉达女士以及俄国人的其他‘暴行’被公开以后”。——编者注
(38) 在原文中这里和下面的“地方自治机关”是用德文字母拼写的俄文，在英译文中这个词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并在括号中作了注解：（郡参议会）。——编者注
(39) 在英译文中不是“俾斯麦”而是“德意志帝国”。——编者注
(40) 在英译文中不是“为俾斯麦”而是“为德国皇帝”。——编者注
(41) 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称呼。——编者注
(42) 英译文中在“希腊人”的后面补充有“亚美尼亚人”。——编者注
(43) 在英译文中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解决与此有关的经济问题”。——编者注
(44) 在英译文中不是“因为欧洲的反动政府”，而是“因为柏林和维也纳的大人先生们”。——编者注
(45) 英译文中在“一旦这个主要堡垒”的后面补充有“一旦俄国”。——编者注
(46) 在英译文中，这句话为：“也许，德国皇帝会受到诱惑，竟会派兵去恢复沙皇政权，可是这一定会成为毁灭他自己的政权的一个步骤”。接着还加了这样一段话：“事实上，毫无疑问，德国正迅速地接近革命，而完全不以俄国或法国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为转移。最近的普选表明，德国社会党人的力量每隔三年便增加一倍，现在，社会党是帝国所有的政党中最强大的政党，在总数700万张选票中，它拥有1437000张，一切惩治法和非常法都完全无法阻止他们取得胜利。但是德国社会党人一方面准备接受年轻的皇帝愿意向工人阶级作的任何理所当然的经济上的让步，同时也满怀决心——在实行非常法十年之后这种决心更是空前地坚定——去争回1848年在柏林街垒战中获得的、但在曼托伊费尔和俾斯麦统治时期丧失殆尽的政治自由。他们懂得，只有这种政治自由才会为他们提供争取工人阶级经济解放的必要手段。尽管某些迹象仿佛证明着相反的情况，但是我们还是处在德国社会党人同代表专制和宗法权力的德国皇帝展开斗争的前夜。在这场斗争中，皇帝最后必定失败。选举结果表明，社会党人甚至在农村选区也迅速地取得胜利，大城市则实际上已被他们争取到手了，而在每个身体合格的成年男子都是士兵的国家中，这就意味着军队逐渐转向社会主义。只要俄国的制度突然发生变化，这一事件就会在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会加快危机的到来并且使社会党人获胜的机会倍增。”——编者注

注　　释

2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378。
155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z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359。
162 七年战争是1756——1763年欧洲两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一方是英国和普鲁士，另一方是法国、俄国、奥地利、萨克森和瑞典。这场战争反映了欧洲各封建大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英法之间主要是为了争夺对北美和亚洲殖民地的统治权；普奥之间主要是为了占领西里西亚。除海战而外，各交战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在欧洲及其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进行。1756—1757年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曾多次战胜奥军和法军，但是，俄国军队于1757—1760年在普鲁士取得的胜利，使普鲁士的胜利果实化为乌有，普鲁士濒于失败。由于女皇伊丽莎白于1762年1月5日（1761年12月25日）去世，彼得三世即位并同普鲁士签订了和约，俄国对外政策的方针突然改变，使普鲁士得以同奥地利结束战争。1763年七年战争以缔结巴黎和约和胡贝图斯堡和约而告结束。根据巴黎和约，法国被迫将其最大的殖民地（加拿大以及在东印度的几乎所有领地）割让给英国，英国因此而增强了其在殖民地和海上的实力。俄国的势力也有所增强。普鲁士、奥地利和萨克森恢复了战前的疆界。普鲁士得到了西里西亚，并确立了其在中欧的霸权地位，与之相反，奥地利却因为战争削弱了自己的实力。——363。
228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恩格斯应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要求为他们准备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回顾了沙皇俄国两个世纪以来的对外侵略和战争政策，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沙皇制度是扼杀欧洲革命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元凶，同时揭露了西欧反动势力同沙皇俄国互相勾结的反动目的。恩格斯全面考察了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欧洲局势，揭露了欧洲列强的军国主义、军备竞赛和掠夺政策，指出“欧洲正好像沿着斜坡一样越来越快地滑向规模空前和激烈程度空前的世界战争的深渊。能够阻止这种趋势的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俄国制度的改变”（见本卷第394页）。恩格斯基于这一科学的分析和预测，阐明了俄国革命者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的国际意义，指出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和沙皇专制制度的崩溃与西欧工人阶级政党能否一心一意致力于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密切相关，这个历史任务就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见本卷第392页）。这篇文章是恩格斯辩证地、历史地、富有预见性地分析形势以指导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典范，在各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这篇文章写于1889年12月——1890年2月、原文是德文，译成俄文后，以《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为标题在1890年2月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杂志第1期刊登了第一章，其余两章刊登在1890年8月出版的该杂志第2期。在此期间，前两章用德文原文发表在1890年《新时代》第8年卷第4期。但是该杂志编辑部未经恩格斯同意，擅自对文章作了修改。这些修改歪曲了恩格斯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统治集团所做的评论。恩格斯在1890年4月1日给杂志编辑卡·考茨基和出版人约·亨·狄茨的信中，对这种做法表示抗议，同时要求根据原稿重新刊登前两章。于是这两章按原稿和第三章一起发表在该杂志第5期。
　　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发表在1890年《时代》杂志4月号和5月号。恩格斯在翻译过程中，对文章作了修改和补充。
　　在恩格斯生前，这篇文章已得到相当广泛的传播，先后以波兰文、罗马尼亚文、法文、保加利亚文发表。这篇文章最后阐述欧洲形势的部份，曾作为独立的文章发表在1890年7月13日《北方守卫者》第28号和1890年7月1日《选民报》第113号。——351。
229 俄国1874年废除征兵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根据自187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义务兵役制条例，俄国所有年龄从21岁起至43岁止的男性居民都必须在正规军、后备部队或民团中服兵役，中亚细亚、哈萨克斯坦以及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和极北地区若干民族地区的居民除外。征召服役采用抽签的办法进行。这种制度旨在把俄国的军队变为一支资产阶级类型的居民普遍服役的军队。但是在沙皇俄国的专制贵族制度的条件下，等级特权、仅限于有产阶级享有的多种优待、各居民阶层的服役条件不平等以及其他种种因素，都妨碍了普遍义务兵役制原则的实施。——357。
230 指欧洲各国第六次（1813—1814年）和第七次（1815年）反法同盟所进行的战争。——357。
231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民族原则”一词来说明18世纪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政策。“民族原则”原本是波拿巴第二帝国（1850——1870年）统治集团使用的、反映其对外政策原则的名词。拿破仑第三自诩为“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图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相互争斗的大国，利用所谓的“民族原则”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它们推行反革命政策的工具。马克思曾在《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一文中，恩格斯曾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一文中，对“民族原则”进行了揭露和批判。——359。
232 这个公国是指13世纪初建立的封建国家立陶宛公国。从13世纪中叶至15世纪初，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领土沦于立陶宛诸王公的统治之下。由于鞋扭蒙古人的入侵、封建割据和内证的加剧，这些地区的势力有所削弱。立陶宛的封建主们在这种形势下，利用人民要求联合起来抵御蒙古侵略者的愿望，占领了这些地区。
　　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385年进行的，当时两国签订了所谓克拉科夫合并条约，其目的主要是共同抵御条顿骑士团的侵略。合并条约规定立陶宛公国并入波兰，并在立陶宛强制推行天主教。在15世纪中叶以前，合并曾数度废除和恢复，合并逐渐从防御性的联合演变成披兰和立陶宛的封建主反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联合。1569年卢布林合并条约签订，根据这个条约披兰和立陶宛合并成一个国家，名为波兰贵族共和国，立陶宛保持自治权。——359。
233 东方札天主教徒是指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教会合并而成的所谓东方礼天主教会的基督教徒。合并是按照波兰封建主和天主教僧侣（首先是耶稣会会士）在1596年布雷斯特宗教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宣布的。根据布雷斯特合并条约，波兰贵族共和国的正教居民虽然仍旧保持正教教会的仪式，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应承认罗马教皇为自己的首领和接受天主教的基本教义。合并是波兰的大地主和贵族巩固他们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的统治的一种手段，得到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高级僧侣和封建上层人物的支持，却遭到人民群众的抵制，为反对合并而斗争成了人民群众解放运动的口号之一。——359。
234 波兰的自由否决权是16——18世纪封建贵族的波兰实行的国会决定任何问题必须一致通过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会下院的任何一个议员都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即使所有其他议员都赞成这一议案。这个原则同波兰国王的选举制一样，是旨在削弱国王权力以巩固波兰大地主和贵族的政治地位的波兰贵族“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359。
235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指1648年签订的以下两个和约：一个是德国皇帝、德意志诸侯和瑞典在奥斯纳布吕克签订的和约，另一个是德国皇帝和法国在明斯特签订的和约，这两个城市都在威斯特伐利亚境内。由于战胜国瑞典和法国与德意志诸侯互相勾结，根据和约的条款，德国被割去大片领土。整个波美拉尼亚西部加上吕根岛、波美拉尼亚东部的几个地方，以及几个教会领地割让给瑞典，法国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从前在阿尔萨斯的领地，它过去所侵占的领土的权利也得到确认。一些德意志诸侯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剧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德意志诸侯在得了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彼此缔结同盟以及和外国缔结同盟的权利。——359、365。
236 指西欧的政治家和政论家们用来进行反俄宣传的一份伪造的文件。早在1797年，西方就出现了有所谓“彼得大帝遗嘱”的传说，1812年，累居尔的《论俄罗斯国家从它的产生到19世纪初叶的发展》一书叙述了这份伪造的遗嘱的内容&1836年，加亚尔代的《骑士德翁回忆录》一书，又使这份伪造的材料具有文件的形式。在19世纪西欧普遍相信，这份“遗嘱”真的是彼得一世的文件，或是根据他的后裔的委托编写的。——360。
237 彼得堡条约是俄国和普鲁士于1764年3月31日签订的防御同盟条约，有效期为八年，代表俄国签字的是尼·伊·帕宁和副总理大臣亚·米·哥利岑，代表普鲁士签字的是普鲁士驻彼得堡大使佐尔姆斯。缔约双方彼此保证领土不受侵犯，一方受到入侵时另一方给予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在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贸易关系。在条约的秘密条款中双方承诺决不修改波兰和瑞典宪法。在一项专门的秘密条款中规定，普鲁士有支持俄国提出的披兰王位候选人的义务。彼得堡同盟条约反映了俄国和普鲁士阻止奥地利和法国加强在波兰的势力的意图。——363。
238 第一次瓜分法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波美拉尼亚、库亚维恩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利夫兰和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29%的领土。——363。
239 指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源于拉丁文“legitimus”，即“合法的”），是法国代表沙·达来朗在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提出来的。这一原则的提出、旨在恢复欧洲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被推翻的那些所谓“合法的”王朝。——364。
240 指1778——1779年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这次战争的起因是、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约瑟夫选帝侯逝世后无直接继承人，德意志各邦都企图得到巴伐利亚的领土，以及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意志的领导权。战争以1779年5月奥地利同普鲁士、萨克森缔结泰申和约而告结束。——364。
241 泰中和约是以奥地利为一方，普鲁士和萨克森为另一方于1779年5月在泰申签订的和约。和约的签订结束了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根据和约规定、普鲁士和奥地利各获得了巴伐利亚的一些地区，萨克森则得到了赔款。巴伐利亚王位归普法尔茨选帝侯所有。泰申和约确认了以前德意志各邦所签订的、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至1763年的胡贝图斯堡条约止的一系列和约。俄国最初充当交战双方的调停人，后来在和约的一项专门条款中和法国一起被宣布为条约所规定的秩序的保证国，实际上获得了干涉德意志各邦事务的权利。——365、367。
242 此处是指1768——1774年和1787—1792年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两次战争均是俄国获胜。——365。
243 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是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781年10月，英军主力被击愤后在约克镇被迫投降，交战双方最终于1783年9月签订了巴黎和约。——365。
244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1780年3月11日发表的武装中立宣言中宣布：中立国船只有权在海上以武力抵御交战国的进攻，中立国有权和交战国自由贸易，中立国船只上的敌方货载不受侵犯，只有在被封锁的港口的人口实际为海军所封闭的情况下才承认封锁。这篇宣言的矛头指向英国，当时英国正在进行镇压北美洲殖民地起义的战争（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I178任—1783年先后赞同宣言的有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双西西里王国。
　　武装中立的这些原则成了后来1856年4月16日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的代表们签订《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的基础，并附在1853—1856年克里术战争参加国于1856年3月30日所签订的巴黎和约之后。——365。
245 指1793年和1795年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兰，这两次瓜分波兰是奥地利、普鲁士和抄皇俄国对波兰贵族共和国实行掠夺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成了镇压波兰民族运动的手段。1793年1月4日，俄国和普鲁士签订了关于第二次瓜分波兰的同盟条约。这次瓜分波兰，俄国得到了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区和第聂伯河西岸乌克兰地区，普鲁士得到了但泽（今格但斯克）、托伦以及大波兰区的部分地区；奥地利未参加第二次瓜分。
　　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795年10月24日签订了圣彼得堡公约。此次瓜分波兰的借口是维护波兰国内的和平安宁。俄国分得了立陶宛、库尔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和沃伦的一部分。奥地利攫取了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在内的小波兰区的一部分。包括华沙在内的波兰本士大部分划归普鲁士。在第三次瓜分后的一百多年中，波兰贵族共和国已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366。
246 指欧洲各封建专制国家组成的第一次反法同盟。英国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反革命同盟的建立。1792年2月，在英国和沙皇俄国的支持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缔结了旨在对法国进行干涉的军事同盟。在1792年8月10日法国宣布共和以及1793年1月处死路易十六之后，英国、荷兰、西班牙、那不勒斯、撒丁和德国与意大利的一系列小邦于1793年公开参加了反法同盟。法国和第一次反法同盟参加国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797年。——366。
247 1783年夏，根据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的提议在排特烈港（芬兰）举行了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会见。古斯塔夫前往排特烈港的目的，是要探明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土耳其和克里术的意图，以及她对瑞典兼并挪威的计划所持的态度。由于俄国准备对土耳其作战，叶卡捷琳娜二世当时为自己利益考虑也力图和瑞典搞好关系。——366。
248 吕内维尔和约是在欧洲各国第二次反法同盟战败之后奥地利与法国于1801年2月9日签订的。和约承认法国因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获胜后所扩大的疆域自并规定奥地利将其在德国和意大利的一大部分领土割让给法国，同时承认荷兰、瑞士和意大利北部的一些共和国接受法国的统治。——367。
249 1803年2月25日，德意志各邦代表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会议经过长时间的协商，通过了决议，确认了法国和俄国于1801年10月缔结的秘密协定的有关条款。该协定借口补偿德意志各邦由于法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获胜后占领了莱茵河左岸属地而受到的损失，规定了对拿破仑法国有利的解决德国莱茵省领土问题的办法。按照协定的条款，德国西部的许多小邦被取消。这些小邦的领土合并到德国较大的邦，作为对根据吕内维尔和约将莱茵河左岸领地割让给法国的德意志诸侯的补偿.结果有总人口为300万的112个德意志邦，几乎包括全部教会领地和帝国城市被取消，它们的领地很大一部分划归完全依附拿破仑法国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以及普鲁士。这些条款从形式上看符合帝国会议的总决议，但实际上是在法国和俄国的压力下得到确认的。——367。
250 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和法军进行的奥斯特利茨（摩拉维亚）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结束。奥地利在这次战败后退出了第三次反法同盟，与拿破仑签订了普雷斯堡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作战，并于1806年组织了反拿破仑法国的新的第四次同盟。
　　新的莱茵联邦是指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即不.复存在。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军队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菌联邦于1813年瓦解。——368、371。
251 这里列举的是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中1806—1807年的一系列会战。参加这次反法同盟的国家有英国、俄国、普鲁士和瑞典。普鲁士于1806年7月同俄国订立了反对拿破仑的秘密同盟。
　　耶拿（图林根）会战是普鲁士军队和法国军队在1806年10月14日进行的，结果普军被击溃。参看注156。
　　普鲁士埃劳（东普鲁士）会战于1807年2月7——8日在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进行、这是第四次反法同盟对法国进行的一次极其惨烈的战役，拿破仑损失了大量兵力仍未能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1807年6月14日法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之间进行的弗里德兰（东普鲁士）会战，以拿破仑军队获胜而告结束。
　　蒂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为了分裂战败国，拿破仑没有向俄国提出领土要求，反而使它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的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区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同意在原来归并于普鲁士的一小块波兰领土上成立华沙大公国（法国企图使之成为进攻俄国的跳板），与普鲁士一样解除与英国的联盟，加人拿破仑的大陆体系（见注256）。俄国和拿破仑法国缔结了针对英国的攻守同盟。作为报答，拿破仑答应俄国对土耳其和瑞典有采取行动的自由。——369、370。
252 1808——1809年俄国和瑞典战争期间、巴克莱—德—托利率领俄军于1809年冬横越波的尼亚湾的冰封地带。俄军入侵瑞典领土加速实现了瑞典贵族反对国王古斯塔夫四世的阴谋，这一阴谋的目的在于限制王权，维护贵族寡头的利益。1809年3月古斯塔夫四世被推翻，此后不久，其叔父塞德曼兰公爵被立为瑞典国王，号查理十三。同年9月瑞典被迫和沙皇俄国在排特烈港签订和约，将芬兰出让给俄国。——369。
253 1812年8月亚历山大一世和瑞典王储贝尔纳多特在奥布（图尔库）举行了会见。会见的结果是，俄国和瑞典于1812年8月30日签署了一项协定，两国结成了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军事同盟。协定还规定在丹麦拒绝将挪威出让给瑞典国王时，俄国必须为瑞典反对丹麦提供军事援助。瑞典方面必须支持抄皇的领土要求，尤其是对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大公国的领土要求。——369。
254 指拿破仑第一和亚历山大一世于1808年9月27日——10月14日在爱尔福特的会见。拿破仑对其各个属国、特别是对西班牙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深感不安，同时也害怕奥地利对他发动进攻，因此希望在与奥地利交战时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援助，与此同时他也向亚历山大一世保证，支持俄国对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领土要求。虽然谈判结果签署了一项秘密协定，形式上规定了恢复1807年在蒂尔西特缔结的法俄同盟，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和奥地利作战时并未对拿破仑提供积极的支持。1809年法奥战争期间，俄国仅限于占领加利西亚，而未对奥地利采取任何军事行动。——369。
255 俄土战争从1806年开始，一直进行到1812年（1807——1809年间曾一度中断）。这次战争是拿破仑第一施展外交阴谋致使俄国和土耳其之间矛盾加剧而引起的。交战中俄军在欧洲战场和高加索战场曾多次给土军以重创。战争以1812年5月28日签订布加勒斯特和约而告结束。根据这项和约、俄国获得了直到普鲁特河的比萨拉比亚和外高加索大部分地区以及多瑙河沿岸的通商航行权。和约确认了俄土过去达成的关于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享有一系列自治权的协议。
　　俄国在军事上的胜利客观上有助于巴尔干半岛上各民族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军在巴尔干卓有成效的行动有力地支持了1804—1813年塞尔维亚人民的起义，这次起义是许多世纪以来塞尔维亚人民反对土耳其封建主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塞尔维亚人在起义中赶走了土耳其侵略者，1811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组织。根据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土耳其必须承认塞尔维亚内政自治。但是，土耳其苏丹利用拿破仑军队1813年入侵俄国的机会，撕毁和约，对塞尔维亚发起征讨，在那里一度恢复了土耳其的统治。由于塞尔维亚人于1815年又胜利地举行了起义，加上俄国在外交上的支援，土耳其的枷锁被粉碎。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后，土耳其不得不通过1830年苏丹发布的特别敕令承认塞尔维亚的自治。——369、371。
256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为反对英国而采取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治措施。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颁布了《柏林敕令》，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体系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和奥地利等国。根据1807年的蒂尔西特条约的秘密条款，俄国加入了大陆体系。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体系便瓦解了。——369。
257 某比锡会战是1813年10月16——19日参加欧洲各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第六次反法同盟的联军同拿破仑法国军队之间展开的决战。联军在这次会战中的胜利决定了同盟国在战争中的最后胜利、导致了莱茵联邦的瓦解，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这次会战史称“民族之战”。——371。
258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土耳其除外）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同盟国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复辟的波旁王朝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为了复辟各正统王朝，欧洲版图被违反各国人民的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而加以重划。波兰再度被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瓜分。按照1815年6月9日会议的决定，将拿破仑第一在1807年根据蒂尔西特和约建立的华沙大公国的大部分划归俄国，改称波兰王国。——371。
259 会议桌上的波兰指沙皇俄国根据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所吞并的放兰领土。维也纳会议后、波兰再度被俄、普、奥三国瓜分，沙皇俄国吞并了大部分波兰国土，成立了波兰王国，由剖，、皇亚历山大一世兼任国王。会议桌上的波兰或俄罗斯的波兰，即指这部分波兰领土。——371。
260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抄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该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372、377。
261 指发生在1821年春天，并且很快具有群众性的希腊起义。1822年1月1日在埃皮扎夫罗斯召开的国民议会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土耳其苏丹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无力镇压希腊人的起义，于是求助于他的附庸、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1825年穆罕默德一阿里的军队在易卡拉欣帕沙的指挥下侵入摩里亚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残暴地迫害希腊居民。起义初期，参加神圣同盟的几个大国，尤其是沙皇俄国，对起义都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但是考虑到可以利用希腊人的斗争来巩固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影响，于是，英国、沙皇俄国和法国承认希腊为交战的一方，并对它提供了军事援助。俄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的胜利对希腊获得独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为独立国。但是按照欧洲几个大国统治集团的决定，希腊人民在1832年被迫接受了反动的专制君主制度。——373。
262 指1820——1823年在西班牙、1820—1821年在那不勒斯王国以及1821年在皮埃蒙特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神圣同盟派遣法国军队到西班牙、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镇压了这些国家的革命。——373。
263 烧炭党人是1806年在意大利，19世纪20年代在法国产生的秘密的政治团体的成员。意大利的烧炭党人包括城市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军官、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目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实行政治改革，恢复意大利的统一。法国的烧炭党人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代表人物，其宗旨是推翻波旁王朝的专制制度，建立立宪政体。——373。
264 这里列举的神圣同盟的几次会议系1818年在亚琛、1820年在特罗保（奥帕瓦）、1821年在莱巴赫（卢布尔雅那）和1822年在维罗纳召开的会议，其目的在于镇压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374。
265 指纳瓦里诺会战，纳瓦里诺现名皮洛斯，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这次会战是1827年10月20日以土埃舰队为一方和以英国海军上将爱·科德林顿指挥的英法俄联合舰队为另一方进行的会战。英法俄联合舰队是欧洲列强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而开进希腊领海的。由于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使用暴力而引发的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覆没，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俄国在这一战争中取得了胜利。——376。
266 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俄国获胜后两国于1829年9月签订了阿德里安堡和约。和约规定、多王茵河口和附近岛屿以及库班河口以南的黑海东岸很大一部分地区划归俄国所有，土耳其必须承认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自治，给予它们独立选举国君的权利。这种自治由俄国负责保证，实际上确立了沙皇对这两个公国的保护权。此外，土耳其政府还必须承认希腊为独立的国家（同土耳其的联系仅限于向苏丹纳年贡），遵守以前就塞尔维亚的自治问题所缔结的一切条约，并颁布特别敕令使塞尔维亚的自治合法化。——376。
267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376。
268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的发展，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贵族和大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376。
269 指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和警察压迫引起的。1830年11月29日在华抄以军事政变开始的这次起义、具有人民起义的性质，结果赶走了沙皇军队。但是波兰政府和军队中的贵族领导人实行投降政策，阻挠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这些贵族领导人也表现出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侵略野心。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未能废除农奴的依附关系，因而起义得不到农民应有的支持。1831年2月开始的战事的最后结局是，波兰政府投降，并于1831年9月8日把华沙交给了沙皇军队。波兰起义虽然遭受了失败，但是在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产生了国际影响。——377。
270 安吉阿尔——斯凯某面条约是俄国和土耳其于1833年7月8日在君士坦丁堡签订的友好共同防御条约。在条约签订以前、俄军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安吉阿尔—斯凯莱西登陆。这支登陆部队被派到土耳其是为了支援苏丹对付威胁土耳其首都的易|、拉欣帕沙（起义反对苏丹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的军队。1833年5月，土耳其政府在英国和法国的调停下同穆罕默德—阿里缔结了和约，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割让给穆罕默德—阿里。尽管对苏丹的直接威胁已经消除，但剖，、皇外交利用紧张局势和俄军驻扎土耳其的机会，迫使土耳其政府同俄国缔结了防御同盟，并且签订了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使该同盟从法律上固定下来。条约中列人了一项秘密条款，规定土耳其必须根据俄国的要求禁止外国军舰通过黑海海峡。另一项条款确认了阿德里安堡条约和其他的俄土协议。条约的有效期定为八年。——377。
271 1839——1841年的土埃战争加剧了英法之间的矛盾。法国暗中支持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英国害怕站在苏丹方面的俄国单方面干预冲突、同时又企图将法国孤立起来，坚持西欧列强共同采取行动向土耳其政府提供军事援助。1840年7月15日俄国、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土耳其背着法国在伦敦签订了对土耳其苏丹提供军事援助的协定。这一情况造成了法国外交上的孤立，出现了法国和欧洲几个大国同盟之间的战争危险，法国迫不得已停止了对穆罕默德—阿里的援助，这就意味着法国在近东问题上的政策遭到严重的挫败。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埃及境外的领地，并服从苏丹的最高权力。——377。
272 《组织规程》是1831年多瑞向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这两个公国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军所占领。《组织规程》的方案是由两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拟定的。根据《组织规程队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则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各城市的代表推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将政治大权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中。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措施，即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与行政分离以及取消刑讯等。1848年革命期间，该《组织规程》被废除。对《组织规程》的评述，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75—276页）。——377。
273 恩格斯在这里援引的是《资本论》第二卷英文第一版（1887年伦敦版）.这个版本章节的分法和德文版不同。——377。
274 指1848年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这两个公国的人民掀起了广泛的群众运动，力争在革命过程中彻底摆脱对土耳其帝国的依附，消灭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这场革命在国内反动势力联合苏丹土耳其与沙皇俄国的武装干涉下遭到镇压。——378。
275 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为了调整两国的关系，在尼古拉一世的调停下于1850年10月在华沙举行谈判。奥地利和普鲁士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革命后日趋尖锐。奥地利力图恢复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在革命中实际己瓦解的德意志各邦的联合体——德意志联邦、普鲁士希望在德国建立一个在自己庇护下的各德意志邦的联盟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尼古拉—世皇帝不愿意普鲁士强大起来，希望保持德国的封建割据状态，在华剖，、举行谈判时，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发生了争吵，而他却扮演了仲裁人的角色，并暗示坚决支持奥地利。——379。
276 1852年5月8日在伦敦，俄国、奥地利、英国、法国、普鲁士、瑞典和丹麦的代表共同签订了关于保证丹麦君主国完整的条约。这个文件的基础是上述几个国家的代表于1850年8月2日在伦敦签订的议定书。议定书确定了丹麦国王的领地包括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国在内不得分割的原则，从而为这两个公国的德国居民力图脱离丹麦，与德国合并的努力制造了障碍。1852年条约虽然承认了两公国有自治权，但是仍然保留了丹麦国王对它们的最高权力。格吕克斯堡公爵克里斯蒂安被指定为无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的继承人（后为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379。
277 以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土耳其为一方，俄国为另一方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结束时于1856年3月30日签订了巴黎和约。在战争中失败的俄国不得不割让多瑙河河口和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两公国和土耳其的信奉基督教的臣民的宗主权，同意黑海中立化，这就意味着禁止外国军舰通过海峡并禁止俄国、土耳其在黑海设置海军军需库和驻扎舰队，俄国将卡尔斯归还土耳其，以交换联军在克里木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英国和奥地利在巴黎会议谈判期间未能完全实现它们对俄国的侵略意图。塞瓦斯托液尔英勇的保卫战，土耳其军队在高加索战区的失败，联军在波罗的海的失利，以及俄国外交对英法矛盾的巧妙利用都对谈判的结果产生了影响。——381。
278 这是亚·米·哥尔查科夫1856年8月21日给俄国驻国外的外交代表的通告中的一句话。他在1856年就任外交大臣时在这个通告中规定了俄国外交政策的方针。——382。
279 这里涉及附在巴黎和约之后的《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见注244。由于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在巴黎会议上关系亲近，在拿破仑第三的推动下1859年3月3日两国缔结了法俄秘密协定。抄皇亚历山大二世向拿破仑第三承诺，对他准备从军事上粉碎奥地利的行动给予外交上的援助，一旦战争发生便将俄军开至奥地利边境，以便在东方牵制奥地利的一部分兵力。同时拿破仑根据协定的精神，继续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383。
280 1859年，拿破仑第三在事先得到亚历山大二世支持的情况下发动了法国和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他企图打着“解放”意大利的旗号，通过卓有成效的“局部”战争掠夺新的领土并巩固法国波拿巴政体。朱·马志尼当时在他的宣言《战争》中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真实意图，马克思在他的《马志尼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一文中详细摘引了这篇宣言。
　　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希望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通过战争在皮埃蒙特的萨瓦王朝的统治下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奥军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失败以后，拿破仑第三害怕意大利反对奥地利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竭力维持意大利政治上分裂的局面，同时还畏惧战争持续下去带来军事上错综复杂的问题，在法国和皮埃蒙特的军队获得几次胜利以后，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理由，于1859年7月11日背着撒丁同奥地利单独缔结了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战争使法国获得了萨瓦和尼斯，伦巴第并入皮埃蒙特。
　　但是，皮埃蒙特执政的上层人物实施的王朝政策和法国波拿巴分子的阴谋诡计未能得逞，1860年，意大利掀起了争取国家统一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斗争。由于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加里波第的志愿军英勇战斗，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波旁王朝被推翻，南意大利与皮埃蒙特联合，并于1861年建立了意大利王国。威尼斯省则直到1866年仍然处在奥地利人的统治之下。直到1870年意大利军队攻占了罗马后，意大利的最后统一才实现。——383。
281 1863——1864年波兰民族解放起义期间、奥.{！卑斯麦的普鲁士政府企图阻止起义扩展到普鲁士所侵占的波兰领土，并且希望事先得到俄国的支持以便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国，因此向沙皇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以镇压起义。1863年2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国和普鲁士缔结了关于共同对付起义者的协定。——383。
282 1864年奥普同丹麦之间的战争以丹麦战败而告结束，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两公国被宣布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管，1866年普奥战争以后这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383。
283 指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84。
284 由于法国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失败、根据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缔结的初步和约，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东部割让给1871年1月18日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帝国。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的和约最后确认了这个条约的条款。——384。
285 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以后、俄国和土耳其于1878年3月3日在圣斯特凡诺（君士坦丁堡附近）签订的。和约的签订意味着俄国对巴尔干影响的加强，引起了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反对。在外交和军事威胁的压力下，俄国政府被迫把和约提交给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在柏林举行的国际会议进行审查。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有俄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土耳其的代表，会议的结果是签订了柏林条约。根据柏林条约，对圣斯特凡诺和约的条款作了修改，从根本上变得不利于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圣斯特凡诺和约规定的自治的保加利亚领土被割掉二分之一以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保加利亚各地区成立了“东鲁米利亚”自治省，仍受苏丹管辖，黑山的土地也被割去很大一部分。柏林条约确认了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的规定，把1856年从俄国割让的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地区归还俄国，同时也认可了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兼并。在会议前夕，英国侵占了塞浦路斯。柏林会议的决定造成了巴尔干半岛新的国际紧张局势，同时也加剧了战争的危险性。——385。
286 这里指保加利亚领土上的四边形要塞区，这四个要塞区分别是锡利斯特拉、鲁斯楚克、舒姆拉和瓦尔纳。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开始时土耳其军队的主力集中在这个地区。——385。
287 1857——1859年印度发生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大规模的人民起义。1857年春、起义在所谓孟加拉军西帕依部队（从当地居民中招募组成）中爆发，并席卷了印度北部和中部的几个最大的区。起义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和城市中从事手工业的贫民。这一囱当地封建主领导的起义之所以失败，首先是由于起义缺乏统一指挥，起义者没有共同的行动计划，其次是由于印度的封建割据状态，宗教和种姓的差别，以及等级划分造成的分裂；此外英国殖民者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也是造成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86。
288 奥伦堡军事总督瓦·阿·佩罗夫斯基将军曾率领远征军，于1839年11月开始了侵略希瓦汗国的进军。这支配有若干大炮和粮袜辙重的5000人的俄国军队对于冬季通过荒原的困难条件缺乏准备。由于饥饿寒冷，大批士兵患病，人员折损一半，佩罗夫斯基未能到达希瓦，被迫于1840年返回奥伦堡。——386。
289 这里指与若·布朗热将军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886——1889年的法国抄文主义运动。布朗热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策的不满、展开了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的宣传，目的是准备政变，在法国实行君主制复辟。恩格斯认为布朗热主义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要求法国社会主义者坚决揭露布朗热及其追随者蛊惑性的复仇主义口号的实质。——387。
290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于1877年12月10日经过与土耳其军队的激战攻占了保加利亚北部城市普列夫纳（现名普列文）。——388。
291 1867年奥地利帝国成为三元制的奥匈帝国，莱塔河被确定为该国两部分的分界线。一部分称齐斯莱塔尼亚，包括奥地利本土、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布科维纳和其他地方，另一部分称特兰西瓦尼亚，包括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388。
292 指美国记者乔·坎南的一组文章《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这些文章是他于1885——1886年在西伯利亚旅行后写成的、发表在1888—1890年纽约出版的《现代插图月刊》上。——388。
293 1864年俄国实行了有眼的地方自治，建立了地方自治机关。然而从1866年起，沙皇政府叉开始有计划地排挤地方自治机关，在80年代残酷镇压革命运动的反动时期，这种排挤更是变本加厉。——389。
294 1874年2月16日赫·毛奇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德国人从打胜仗以来“谁都佩服他们，可是谁都不喜政他们”。——390。

弗·恩格斯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²⁹⁵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笔者敬请贵报刊登下面这封信，这封信已经在昨天寄给德累斯顿《萨克森工人报》的现在的编辑部。

　　《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年8月31日第105号）中说，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很快就变成少数，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原编辑部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原编辑部的这些话非常出乎我的意外。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 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情况，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喜欢“希望”什么并且有兴趣“希望”多久，都可以听便，只是我不打算和它“共同”去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著作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么当看到有人竟极端无耻地企图宣布我支持这些先生们的阴谋时，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己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一直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对他们宣称要加以维护的那个世界观完全理解错了；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著作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70年代末曾经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 “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²⁹⁶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置生死于不顾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给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带来荣誉，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的完全合情合理的嘲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贸然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也不会不受到惩罚，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先生们的确已经取得独特的经验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国会党团或者说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先生们乐意去滤出蚊虫，那也决没有道理要德国工人为了对此表示感激就吞下骆驼。²⁹⁷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醉地看待自身的重要性，看待党内事物和所存在的观点的状况，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先生们能记取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但愿他们能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彻底的、批判性的自我修正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授予他们有资格在党内担任相应职位的军官证书；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0年9月7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0年9月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9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7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翻译

注　　释

295 《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是恩格斯论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应当怎样提高自身素养的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批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错误，指出他们在理论上宣扬的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奉行的是完全不顾党的实际斗争条件的冒险主义；强调应当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握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恩格斯还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应当具备的条件：“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普通一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见本卷第397页）。
　　这篇文章写于1890年9月7日，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为标题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1890年9月13日第37号；《柏林人民报》1890年9月14日第214号附刊转载了这篇文章。《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将这篇文章以《关于〈萨克森工人报〉》为标题发表在该报1890年9月17日第112号；维也纳《工人报》1890年9月19日第38号、《纽约人民报》1890年9月23日第228号和布尔诺（捷克）的《人民之友报》1890年9月25日第18号转载了这篇文章。此外，1890年9月17日哥本哈根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20号发表了这篇文章的丹麦文译文。——395。
296 恩格斯1890年8月27日在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提到过马克思的这句话。恩格斯指出：“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590页）恩格斯在与爱·伯恩施坦、康·施米特的通信中，也提到马克思所说的这句话。——396。
297 这里从圣经中借用了一句谚语：滤出坟虫，吞下骆驼。意思是，注意细枝末节，忽视了主要的东西。——396。

弗·恩格斯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²⁹⁸

　　请允许我也向读者告别。

　　《社会民主党人报》应当退出舞台。这不仅是因为曾经多次向其他党派作过这样的声明。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本身也必然要发生变化，它的任务、撰稿人和读者都要发生变化。然而，一家起过如此明显的历史作用的报纸，它的版面、而且只有它的版面才反映了德国工人政党生命中最有决定意义的12年的报纸——这样的报纸，不能够也不应当改变自己。它应当仍旧是原来的样子，否则就应当停刊。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看法一致。

　　我们大家还同样一致认为，由于本报停刊不能不留下一个缺口。在德国出版的任何一个机关报，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不能代替它。对党来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损失，因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因而它需要另一种武器，另一种战略和策略。但是对于本报的撰稿人来说，特别是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的损失。

　　我生平曾经有两次荣幸地为一家报纸撰稿而充分享有可以通过报刊发挥作用的两个最有利的条件：第一，绝对的新闻出版自由，第二，深信你的听众正是你想要与之对话的人。

　　第一次是1848年到1849年为《新莱茵报》4撰稿。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真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简直像榴弹一样击中目标，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

　　第二次是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同样是一个革命的时期，从党在维登代表大会²⁹⁹上重新恢复并且此“用一切手段”——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又重新开始斗争时起。《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种不合法性的体现。对它来说什么必须遵守的帝国宪法³⁰⁰，什么帝国刑法典，什么普鲁士邦法⁶统统不在话下。《社会民主党人报》无视帝国的和各邦的立法，每周都违法地潜入神圣德意志帝国国境；暗探、特务、奸细、海关官员、增加了一两倍的边防岗哨——一切都无济于事；社会民主党人报》按期到达订户的手里，差不多像汇票一样准；德意志帝国邮局无可奈何地把它送到收件人手里，任何一个斯蒂凡也阻止不了。而且当时在德国有一万多订户；如果说资产阶级读者在1848年前夕只是在极其少有的情况下才出钱支持自己的被禁止的刊物，那么工人却在12年的过程中一直非常及时地出钱维持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我看到在编辑部、发行处和订户之间的这种安排得如此出色的无声的协作，这种组织得businesslike，也就是组织得井井有条的革命工作始终周复一周、年复一年地准确无误地进行，我这个老革命者的心里总是感到说不出的高兴！

　　为推销这个报纸而作出努力和经受危险是值得的。这无疑是党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报纸。这不仅是因为只有它享有充分的新闻出版自由。它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了党的原则，编辑部的策略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正确的。而且还应当补充一点。当我们的资产阶级报刊一片死气沉沉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却充分反映出我们的工人日常同警察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时的那种轻松的幽默。

　　《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当1885年党团的多数倾向于投票赞成航运津贴³⁰¹的时候，该报坚决支持反对意见，并且甚至在党团的多数用一道现在连它自己也觉得不能理解的命令禁止该报采取这个方针以后，还是坚持自己这样做的权利。斗争继续了整整四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编辑部得到了德国的和国外的党员同志们的有力支持。4月2日禁令发布，而在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了党团和编辑部的联合声明，从中可以看出，党团撤回了自己的命令。³⁰²

　　过了一些时候，《社会民主党人报》有机会领受了一下备受赞扬的瑞士避难权。³⁰³正如1830年以来在所有类似的情况下那样，在这里也暴露出，每当这种避难权真正应当发生效力的时刻，它却总是失灵的。如今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自从1830年瑞士实行民主化以来，邻近的大国只准许这个小共和国进行国内的民主实验，条件是它只能在与每次事件有关的大国的监督下实施流亡者的避难权。瑞士太弱了，它不能不作出让步。这不应当责怪它。马克思正是在提到荷兰、瑞士和丹麦的时候常常说，今天没有比具有伟大历史的小国的处境更糟的了。不过，现在终于是停止胡说什么在“自由瑞士”有圣洁无瑕的避难权的时候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德国党的旗帜；经过12年的斗争，党获得了胜利。反社会党人法³⁰⁴已经破产，俾斯麦己经被推翻。强大的德意志帝国曾经动用了它的一切有力手段来反对我们；党对这一点一直报以鄙视的态度，直到德意志帝国最后不得不在我们的旗帜面前降下自己的旗帜。现在帝国政府又想再试一试用普通法来对付我们，因此我们也想再试一试用我们通过坚决运用不合法手段而重新争得的合法手段。至于是否要把有关“合法”手段的那一条重新列入纲领，这并不重要。应当努力暂时运用合法的斗争手段来应对局面。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享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运用这种办法收效最大。但是这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即不合法的道路。即使是在英国人这个酷爱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因素同样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点，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将怎样呢？党将构筑街垒，诉诸武力吗？党一定不会给自己的敌人帮这个忙的。党对历届帝国国会普选所赋予它的实力地位的认识，使它不会这样做。得到20%的选票，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然而这也表明，联合在一起的对手总还拥有80%的选票。如果我们的党在这时候看到，投给它的选票在最近三年内增加了一倍，并且在下届选举时还能期望选票有更大的增长，那么，除非它失掉理智，否则不会在今天20%对80%，而且面对军队的情况下进行暴动，因为暴动的结果毫无疑问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

　　党有一个更好得多的、经过彻底考验的手段。一旦有人对普通法适用于我们这一点提出异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重新出版。为应对这种局面而保存下来的旧的机构将重新进行活动，这将是一个 更加完善、更加有力和重新整顿了的机构。而且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德意志帝国下一次将坚持不了12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90年9月12—1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0年9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31卷
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注　　释

6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政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399。
298 《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是恩格斯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而写的致读者的告别信。恩格斯在信中回顾了自己参与党的新闻工作的经历，强调党的报纸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指出党报作为党的旗帜应当极其明确和坚决地阐述并坚持党的原则，同时要具有生动的风格。恩格斯在信中还阐明了德国工人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政府颁布的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后应当果取的策略，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可以用自己争得的合法手段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但必须以资产阶级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如果反动当局用新的非常法或其他非法手段来迫害工人阶级政党，再次把它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党就不得不重新走上不合法的斗争道路，这是它能够选择的唯一道路。
　　恩格斯这封告别信写于1890年9月12——18日、发表在1890年9月27日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终刊号。这封告别信还刊载于1890年9月30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月刊》第9期，同年10月2日和3日又分别发表在《萨克森工人报》第119号（最后一段被删掉）和《柏林人民报》第230号（开头两段被删掉）。此外，这封告别信的英译文还被收入爱·艾威林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一文，发表在1890年9月25日的《每日纪事报》第8903号；1890年10月5日该信被摘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正义报》第234号。——398。
299 维登代农大会指1880年8月20——23日在瑞士的维登举行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6名代表。这是在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克服了因党的活动条件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惊慌和一定程度的动摇情绪。在党员群众的影响下、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党内情况，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党的纲领和组织，党的报刊，参加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其他国家的工人政党的关系，等等。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代表大会谴责了以约·莫斯特和威·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言行，他们否认利用合法机会和利用议会等等的必要性，走上公开同党决裂的歧路。莫斯特和哈赛尔曼被开除出党。同时代表大会与右派的立场针锋相对，把1875年在哥达通过的纲领的第二部分中谈及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样，代表大会就承认了必须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代表大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表现，以及党的某些领导人对机会主义所抱的调和主义态度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这对代表大会的工作起了积极作用。——399。
300 指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它的基础是1867年4月17日批准的、而后在1870年11月根据德意志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不受帝国国会约束的帝国首相所拥有的特权非常广。这部宪法保留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和德意志一些小邦的特权。——399。
301 1884年底，奥·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的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发放年度津贴，以筹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行。政府的这个要求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遵循恩格斯的指示，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派议员（约·狄茨、卡·弗罗梅、卡·格里伦贝格尔等人）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打算投票赞成对轮船公司发放津贴。
　　在他们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非原则性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对轮船公司发放津贴。党团右翼的机会主义立场受到广大党员群众和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强烈谴责，该报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得到恩格斯的全力支持和指导。受到尖锐批评后，党团内有机会主义倾向的多数派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建议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400。
302 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机会主义多数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对待政府的轮船公司津贴法案的态度截然不同，国会党团就此在1885年4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4号上发表了声明。声明宣称《社会民主党人报P编辑部无权在报纸上批评国会党团的活动，认为对党团在航运津贴问题上的立场所作的原则性批评是毫无根据的攻击。但是，在这一声明公布以后，《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收到在德国的和流亡在外的党员寄来的大量信件，以及社会民主党地方组织集会作出的决议，坚决抗议社会民主党党团多数的机会主义立场及其对该报的攻击。党团的多数被迫作了让步。1885年4月23日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辖部和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任何限制党内批评的企图都意味着破坏党的原则和动摇党的基础。这样，实际上等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多数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声明。——400。
303 1888年4月18日瑞士联邦委员会根据德国当局要求发布了驱逐令，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许多工作人员和编辑驱逐出瑞士，其中有爱·伯恩施坦和尤·莫特勒，报纸因此而迁往伦敦，从1888年10月1日起在伦敦继续出版。——400。
304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是侮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400。

弗·恩格斯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³⁰⁵

　　现在这个草案³⁰⁶大大优于以前的那个纲领³⁰⁷。陈腐传统（无论是道地拉萨尔派的还是庸俗社会主义的）的浓厚残渣，基本上已经被清除掉了；草案在理论方面整个说来是立足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因而有可能从这个基础出发来进行讨论。

　　草案分为三个部分：一、绪论，二、政治要求，三、保护工人权利的要求。

一 绪论共十段

　　概括说来，这部分的缺点在于想把两件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即要求它既是纲领，又是对纲领的解释。唯恐写得简洁而有力，意思就会不够明白，因此加进一些说明，以致弄得冗繁和拖沓。在我看来，纲领应当尽量简练严整。即使用上个把外国字或者不是一读就能把握其全部意义的句子，那也无妨。集会上的口头报告和报刊上的文字说明将使所必需的一切得到弥补，而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理解，就能牢牢记住，变成口号，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不要为了通俗而作太多的牺牲，不要把我国工人的智力和文化程度估计过低。比最简洁、最扼要的纲领还难得多的东西，他们也理解了；而且，如果说反社会党人法时期难于对新参加进来的群众进行充分的教育，在有些地方甚至不可能进行这种教育，那么现在，当我们的宣传品能自由地保存和阅读的时候，这在老的骨干的指导下是会很快得到弥补的。

　　我想尝试把整个这一部分写得扼要一些，如果能做到的话，我将随函附上，或者以后另寄。现在我把第一段到第十段依次谈一下。

　　第一段。……“矿山、矿井、矿场“……”的分离”——三个词是一回事；其中两个应该删掉。我以为可以保留矿山，因为在我国，即使在最平坦的平原地区，也这样说，要是我，就用最常用的词来表达一切。不过我认为要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第二段。我会在这里加上：“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下面同样加上：“……对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或占据者）的依附”等等。

　　这些先生们把所有这些东西作为“个人财产”据为己有，这在第一段中已经说过了，只是因为一定要把“垄断者”这个词用进来，才在这里重复一遍。不管用哪一个词，都不会使意思有丝毫增加。而在一个纲领中，多余的东西会削弱纲领。

　　“社会生存所必要的劳动资料”

　　——这总是指那些恰好存在的劳动资料。在蒸汽机出现以前，没有它也行，但现在就不行了。在今天，一切劳动资料直接地或间接地——或者根据它们的构造，或者通过社会分工——都是社会的劳动资料，因此这几个字就充分表达了当前存在的东西，而且表达得很正确，不致产生歧义。

　　如果这段结尾是模仿国际章程的绪论写的，那我认为不如完全照着写，即：“社会贫困（这是第一）、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¹⁾。体质衰退已经包含在社会贫困中，政治依附是一个事实，而政治上的无权利不过是具有相对正确性的慷慨激昂的词句，这类东西是不应写进纲领中去的。

　　第三段。我认为头一句必须修改。

　　“在个人占有者的统治下。”

　　第一，下面接着谈的是一个经济事实，应当从经济上去说明。但是“个人占有者的统治”这个说法则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原因在于那一伙强盗的政治统治。第二，属于这种个人占有者之列的，不仅仅是“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写在这后面的“资产者”是什么？是第三类个人占有者吗？大土地占有者也是“资产者”吗？既然谈到了大土地占有者，那给我们德国整个肮脏腐败的政治打上了自己特有的反动印记的强大的封建制度残余却可以不提吗？）。农民和小资产者也是“个人占有者”至少今天还是；但是在整个纲领中都没有提到他们，因此在表述中应该使他们根本不包括在这里所说的这类个人占有者之内。

　　“劳动资料和被剥削者创造的财富的积累。”

　　“财富”是由（1）劳动资料、（2）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先讲财富的一个部分，接着不讲另一部分，却讲总的财富，并且用一个“和”字把两者联结起来，这既不合语法，也不合逻辑。

　　“……在资本家手中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

　　然而，上面所说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到哪里去了？如果这里只需举出资本家，那么上面也只需这样提就够了。如果要详谈，单单举出资本家是根本不够的。

　　“无产者的人数和贫困越来越增长。”

　　这样绝对地说是不正确的。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我以为这一点要写进去。

　　第四段。

　　“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

　　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但是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越来越成为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删掉“私人”这两个字，这个论点还勉强能过得去。

　　“广大人民阶层的破产。”

　　这种慷慨激昂的词句会使人觉得，似乎我们还在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破产感到惋惜，要是我，就不这样说，而只讲一个简单的事实：“由于城乡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

　　结尾两句把同一件事说了两遍。我在第一部分附件中提了一个修改方案。⁽²⁾

　　第五段。”原因”应该是“其原因”这大概纯属笔误。

　　第六段。“矿山、矿场、矿井”见第一段。“私人生产”，见前面。我会这样说：“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第七段。我会像第一部分附件中那样说⁽³⁾。

　　第八段。我不会说“有阶级觉悟的”，这在我们中间固然是容易理解的简略说法，但是，为了便于一般人的理解和翻译成外文起见，我会说“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或类似的说法。

　　第九段。最后一句：“……放在……并从而把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于一身”。

　　第十段。在“阶级统治”后面，少了“和阶级本身”几个字。消灭阶级是我们的基本要求，不消灭阶级，消灭阶级统治在经济上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我建议把“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改成“为了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等等。平等义务，对我们来说，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平等权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补充，而且使平等权利失去道地资产阶级的含义。

　　最后一句“在它的斗争中……适宜于”，我看不如删去。“适宜于改善……”“一般人民（谁？）的状况”，这句话不明确，一切意思都可以包括在内；保护关税和贸易自由，行会和工商业经营自由，农业贷款，交换银行，强制种痘和禁止种痘，嗜酒和禁酒，等等。这句话所要说的，前面的句子已经说过了，我们在要求整体时，也就包括了它的各个部分，完全没有必要作特别说明，我认为这样会冲淡印象。如果是想用这个句子把话题转到具体要求上去，那么大致可以这样说：“社会民主党大力支持一切使党接近于这个目标的要求”（“办法和设施”，因为重复，应该删掉）。或者，不如直截了当地谈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即必须补上资产阶级所耽误了的工作；我就是按这个精神拟定了第一部分附件中的最后一句⁽⁴⁾。我认为，这一点对于我为下一部分所作的评论，以及论证我在那里所作的建议，是很重要的。

二 政治要求

　　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大错误。这里没有本来应当说的东西，即使这十项要求都如愿以偿，我们固然会多得到些达到主要政治目标所需的不同手段，但这个主要目标本身却决不能达到。帝国宪法³⁰⁰，以交给人民及其代议机关的权利来衡量，纯粹是1850年普鲁士宪法³⁰⁸的抄本，而1850年宪法在条文里反映了极端反动的内容，根据这个宪法，政府握有全部实权，议院连否决税收的权利也没有。这个宪法在宪制冲突³⁰⁹时期证明，政府可以对它为所欲为。帝国国会的权利同普鲁士议院的权利完全一样，所以，李卜克内西把这个帝国国会称做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这个宪法及其所认可的小邦分立的基础上，在普鲁士和罗伊斯—格赖茨—施莱茨—洛本施泰因³¹⁰的“联盟”即一方有多少平方里而另一方只有多少平方寸的邦与邦之间的联盟的基础上，来实行“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毫无意义。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要着手去解决。这样做多么有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为害怕恢复反社会党人法³⁰⁴，因为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一些草率的言论，就忽然认为，德国目前的法律状况就足以使党通过和平方式实现自己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去考虑，与此同时这个社会是否还要像虾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破壳而出，并且必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人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要这样做，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要这样做，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

　　这样的政策长此以往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紧迫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其结果就是使党在决定性的时刻突然不知所措，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难道还要重演当年在保护关税问题上发生的事情吗？当时有人宣称保护关税问题只与资产阶级有关而与工人毫不相干，因此谁想怎么投票都行，而现在有许多人陷入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同转而热衷于保护关税主义的资产者相对立，又端出了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经济诡辩，并且把最纯粹的曼彻斯特主义²²¹作为最纯粹的社会主义来鼓吹。³¹¹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可是这些棘手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呢？

　　第一，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要我们的优秀分子像米凯尔那样在皇帝手下做大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的确，从法律观点看来，似乎是不许可把共和国的要求直接写到纲领里去的，虽然这在法国甚至在路易—菲力浦统治下都可以办到，在今天的意大利也同样可以办到。但是，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

　　不过，关于共和国的问题在万不得已时可以不提。但是，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的要求在我看来是应该而且能够写到纲领里去的。如果我们不能再进一步，暂时做到这一点也够了。

　　第二，德国的改造。一方面，小邦分立状态必须消除。——只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保留权利³¹²依然存在，而例如图林根的地图仍然呈现出目前这样一副可怜景象，看你怎么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吧！另一方面，普鲁士必须停止存在，必须划分为若干自治省，以使道地的普鲁士主义不再压在德国头上。小邦分立状态和道地的普鲁士主义就是现在正钳制着德国的两个对立的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中的一方始终必然是另一方的托辞和存在的理由。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取代呢？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一个进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法律体系同时并存。在小国瑞士，联邦制共和国早已成为一种障碍，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一大退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每个州都有它自己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不分大小，都以州为单位参加表决。前一点我们已经顺利克服，而且不会幼稚到又去采用它；第二点在我们这里就是联邦会议，我们完全可以不需要它，而且，一般说来，我们的“联邦制国家”已经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我们的任务不是要使1866年和1870年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从下面进行的运动给予它以必要的补充和改进。

　　因此，需要统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因为它同1798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³¹³没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安排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的和市镇的自治远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联邦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镇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应该断然消除这种现象，就像消除普鲁士的县长和政府顾问那样。

　　以上所说的一切，应当写进纲领中去的不多。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主要也是为了把德国的情况说明一下——那里是不容许公开谈论这类东西的，同时也以此说明，那些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将这种情况搬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的人只是自己欺骗自己。再就是想要提醒党的执行委员会，除了人民直接参与立法和免费司法（没有这两项我们也总是要前进的）之外，还有另外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普遍不安定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燃眉之急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讨论过，没有事先取得一致意见，到那时该怎么办呢？

　　但是下面这个要求是可以写进纲领中去的，并且至少可以间接地作为对不能直言的事情的暗示：

　　“省、县和市镇通过依据普选制选出的官员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关于上面所讨论的几点，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可以写成纲领要求，我在这里不如你们在当地好作出判断。但是这些问题最好趁现在还不太迟的时候能在党内加以讨论。

　　（1）“选举权和投票权”，以及“选举和投票”之间的区别，我是不清楚的。如果一定要区别，那么无论如何也要说得更加明白些，或者在附于草案之后的说明中予以解释。

　　（2）“人民提出法案和否决法案的权利”，这是针对什么而言的？是针对所有的法律还是针对人民代议机关的决议，应当加以补充。

　　（5）教会和国家完全分离。国家无例外地把一切宗教团体视为私人的团体。停止用国家资金对宗教团体提供任何资助，排除宗教团体对公立学校的一切影响。（但是不能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资金办自己的学校并在那里传授他们的胡说。）

　　（6）“学校的世俗性”一条因此略去，归入前一条。

　　（8）和（9）这里我提请你们考虑；这两条要求对1.律师，2.医师，3.药剂师、牙医、助产士、看护等等实行国有化，后面还要求对工人的保险事业实行完全国有化。是否能把这一切都托付给卡普里维先生呢？而这是否和前面所宣称的拒绝一切国家社会主义相一致呢？

　　（10）这里，我会这样说：“为了支付国家、专区和市镇的一切靠征税支付的开支，征收累进的……税。取消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间接税、关税等。”其他都是多余的，都是起削弱作用的解释或论证。

三 经济要求

　　关于第二点。结社权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得到保障以防止国家的侵犯。

　　最后一句“为了调整”等等，应作为第四点加进去，并赋予相应的形式。关于这点应该指出的是，如果同意工人和企业主在劳动委员会里各占半数，那我们就上当了。这样，在今后若干年里，多数总是会在企业主方面，只要工人中出一个害群之马就够了。如果不商定在争论的时候两个半数分别表示意见，那么，有一个企业主委员会和一个与它平行的独立的工人委员会，会好得多。我请你们在定稿之前再参照一下法国的纲领³¹⁴。在那个纲领里，正好对于第三部分来说，有些东西似乎写得更好些。西班牙的纲领³¹⁵可惜因时间仓促来不及找出来了，它也有许多方面写得很好。

第一部分 附件

　　（1）删去”矿井、矿场”加上”铁路及其他交通工具”。

　　（2）社会的劳动资料，在其占据者（或其占有者）手中，变成剥削的手段。由此所决定的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占据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社会贫困、精神沉沦、政治依附的基础。

　　（3）在这种剥削的统治下，被剥削者所创造的财富在剥削者——资本家、大土地占有者——手中的积累，正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增大着。劳动产品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无产阶级的人数日益增多，其生活状况越来越没有保障，等等。

　　（4）把”私人”（生产）删去。……更加恶化，由于城乡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和小农的破产，使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了（或加深了），使得普遍的不安定成为社会的正常状态，而且还证明，社会劳动资料的占据者阶级已经丧失担当经济领导和政治领导的使命和能力。

　　（5）”其”原因。

　　（6）……把由个人或股份公司负责的资本主义生产转变成由全社会负责和按预先确定的计划进行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正在为这个转变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唯有通过这样一个转变，工人阶级的解放，从而没有例外的一切社会成员的解放，才得以实现。

　　（7）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本身的事业。不言而喻，工人阶级既不可能由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即它的敌人和剥削者来解放，也不可能由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解放，小资产者和小农自己正被大剥削者的竞争所压倒，除了站到大剥削者一边或站到工人一边以外，别无其他选择⁽⁵⁾。

　　（8）……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等等。

　　（9）……放在……并从而把对工人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权力集于一身。

　　（10）……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⁶⁾，为了不分出身等等的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末句删去）。但是，德国落后的政治制度妨碍着它为……人类的斗争。首先它必须为运动争得自由的场所，必须扫清大量的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残余，一句话，就是必须完成德国资产阶级政党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由于过于怯懦而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它至少在今天应该把其他文明国家里已经由资产阶级亲手实现了的各种要求也写进自己的纲领中。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6月18日—29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1901—1902年《新时代》杂志第21年卷第1册第1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图】《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手稿的开头部分

脚　　注

(1) 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420—421页。——编者注
(3) 见本卷第421页。——编者注
(4) 见本卷第421页。——编者注
(5) 在手稿中最后半句原来是“不是依附于大剥削者，就是沦为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不是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就是成为工人阶级的尾巴”。后来被恩格斯划掉，用铅笔改成“除了站到……别无其他选择”。——编者注
(6) 在手稿中“和阶级本身”这几个字是用铅笔写的。——编者注

注　　释

221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414。
300 指1871年4月16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它的基础是1867年4月17日批准的、而后在1870年11月根据德意志各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加入联邦的条约作了修改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德意志帝国宪法巩固了普鲁士在德国的统治地位和德意志帝国国家制度的反动基础。帝国国会的立法权大受限制，帝国国会通过的法律只有在取得按其组成来说是反动的联邦会议的赞同和经皇帝批准之后才能生效。皇帝和不受帝国国会约束的帝国首相所拥有的特权非常广。这部宪法保留了分立主义的残余和德意志一些小邦的特权。——413。
304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是侮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413。
305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是恩格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1891年6月18日提出的党纲草案而写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当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出现的德国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只有“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见本卷第414页），而在实行反动专制制度的德国，以为“可以用舒舒服服和平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可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大的幻想”（见本卷第415页）。他指出，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见本卷第415页）。他还揭露了工人阶级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的实质：“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见本卷第414页）。这篇文章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制定党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篇文章写于1891年6月18——29日。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获合法地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党需要制定一个新的纲领，以代替1875年的哥达纲领。1891年5月，威·李卜克内西着手起草新纲领。6月，党的执行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把草案确定下来。6月18日，执行委员会以机密文件的形式把草案寄给了恩格斯。恩格斯收到后立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肯定这个草案优于哥达纲领，并分别对草案的绪论部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党的执行委员会收到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后，对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并于1891年7月4日把修正草案公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上。修正草案吸收了恩格斯对绪论部分和经济要求部分的意见，但在政治要求部分没有什么改动。
　　《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直到1901年才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所加的按语中指出，这篇文章的手稿是在李卜克内西的遗物中找到的。——403。
306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寄给恩格斯并受到恩格斯批判的纲领草案手抄稿，这份手抄稿迄今尚未找到。——407。
307 指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对这一纲领的草案作了批判，该草案最后仅仅作了很小的改动就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407。
308 1850年普鲁士宪法是在根据1849年5月30日颁布的新选举法选出的众议院中多数的支持下，按照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提议、于1850年1月31日通过的新宪法。它比1848年钦定宪法更加反动，在普鲁士保留了主要由封建贵族议员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和按照三级选举制选举产生的下院。议会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失去了立法动议权。大臣由国王任命并只对国王负责。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背叛国家和危害国内外安全的案件。为了保留国民兵役法，即全民兵役制，宪法规定凡有作战能力的普鲁士居民都由反动的普鲁士政府调配。根据宪法第40条，保留了地产长子继承权，即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的继承形式，按照这种继承形式，所有权不得转让，归长子所有。——413。
309 这里是指60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的宪制冲突。1860年2月，这个自由派的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资产阶级支持用于“维持军队战备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的拨款，这就意味着开始实施计划中的军队改组了。到了1862年3月，当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组成了，同年10月 俾斯麦内阁再次解散议会，并完成了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拨付这项经费。直到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得到解决。——413。
310 恩格斯在这里讽刺地把两个很小的“主权”国家联成一个名称。这两个在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的小邦分别是：属于罗伊斯长系大公的罗伊斯—格赖茨和属于罗伊斯幼系大公的罗伊斯—施莱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413。
311 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在整个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在帝国国会上发表了为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凯泽尔在帝国国会中为这个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辩护，同时也严厉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采取的纵容态度。——414。
312 指德国南部各邦，主要是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特殊权利，这些权利由关于它们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条约（1870年11月）和德意志帝国宪法（1871年4月）确定.下来。其中，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保留了特有的烧酒和啤酒税，以及独立管理邮电的特殊权利。此外，巴伐利亚在管理它的军队和铁路方面保留了独立性E巴伐利亚、符腾堡以及萨克森在联邦会议中的代表成立了一个拥有否决权的对外政策问题特别委员会。——415。
313 没有皇帝的帝国指拿破仑·揽拿巴于1799年雾月十八日（11月9日）发动政变，推翻了1792年8月10日在法国建立的共和制度，宣布实行以自己为第一执政的专政。1804年，在法国正式建立了帝国，拿破仑被宣布为法国的皇帝。尽管制度改变了，但第一帝国的许多官僚机构却在法国继续保存下来，甚至在1870年9月建立的第三共和国时期也是如此。——416。
314 指1880年11月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1880年5月，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领导人之一茹·盖得抵达伦敦，在那里同马克思、恩格斯和保·拉法格一起共同制定了纲领草案。恩格斯在1881年10月25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中指出，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马克思向盖得口授的。恩格斯写道：“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作了某些增减。”
　　马克思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及纲领的实践部分（最低纲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42—443、658—659页。——419。
315 指1888年巴塞罗那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纲领后来作为附录收入1891年在马德里出版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西班牙文服。——419。

弗·恩格斯
德国的社会主义³¹⁶

　　下面是我应我们的巴黎朋友的请求用法文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写的一篇文章的译文。我认为，不论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还是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我都有责任也用德文来发表这篇文章。对法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应该让德国的人们知道，可以多么坦率地同法国社会主义者讨论那种会使德国社会主义者必然不得不参加战争，甚至是反对法国的战争的情况，这些法国人是多么彻底地摆脱了一切资产阶级党派——从保皇派到激进派——所大加炫耀的沙文主义和复仇狂热的影响。对德国社会主义者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有权直接从我这里知道，我对法国人说了他们些什么。

　　不言而喻——而我再一次明确地声明——，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是以我个人的名义，而决不是以德国党的名义说话。这样的权利只属于这个党的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的代表和受托人。况且我由于自己50年的活动而在国际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不允许我作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发表与其他党相对立的意见，但是这并不妨碍我记住我是一个德国人，也不妨碍我为我们德国工人比所有其他工人先争得的那个地位而感到自豪。

一

　　德国的社会主义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产生了。起初它有两个独立的派别。一方面是纯粹工人运动，即法国工人共产主义的支流；这个运动产生了作为它的发展阶段之一的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⁹⁸。其次是由于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而产生的理论运动；在这一派中马克思的名字从一开始就占有统治地位。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¹⁾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经受住了考验⁽²⁾。

　　1849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德国的社会主义只能秘密地存在。只是在1862年，马克思的学生拉萨尔才重新举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但是这已经不是《宣言》中的大无畏的社会主义了；拉萨尔为工人阶级利益所要求的一切，不过是由国家贷款成立生产合作社，这是在1848年以前追随马拉斯特的纯粹的共和派的⁽³⁾《国民报》的那一派巴黎工人的纲领的翻版，因此也就是纯粹的共和派针对路易·勃朗的《劳动组织》³¹⁷而提出的纲领的翻版。正如我们看到的，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温和的。但是，它在舞台上的出现却标志着德国社会主义发展第二阶段的起点。这是因为拉萨尔靠自己的天才、激情和无限充沛的精力，竟然把工人运动发动起来了，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⁴⁾都同这个运动有肯定的或否定的、友好的或敌对的联系。

　　实际上，纯粹的拉萨尔主义本身能不能满足那个创作了《宣言》的民族的社会主义要求呢？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主要在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努力下，很快就产生了一个公开宣布了1848年《宣言》原则的工人政党³¹⁸。接着，在拉萨尔死后三年，即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了，从此道地的拉萨尔主义便开始衰落。《资本论》中所阐述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德国全体社会主义者——拉萨尔派也不例外——的共同财富。拉萨尔派整批整批地、接二连三地、大张旗鼓地转到⁽⁵⁾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的新党的队伍中来。这个党的人数不断增加；结果不久就弄到与拉萨尔派相互公开敌视的地步；而最尖锐的斗争——甚至使用棍棒——正好发生在斗争双方已经没有任何真正的争论点，双方在一切实质问题上的原则、论据、甚至斗争的手段都一致的时候。

　　而这又正好是在两个社会主义党团的议员并排坐在帝国国会中，加倍感到必须共同行动的时候。在秩序党⁽⁶⁾面前，这种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相互敌视显得非常可笑。情况已经简直令人不能容忍。于是在1875年进行了合并³¹⁹。从那时起，以前相互敌视的兄弟就永远组成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家庭。如果说当时还有把他们拆散的一点儿可能，那么承蒙俾斯麦在1878年颁布了把德国社会主义置于非法地位的声名狼藉的非常法³⁰⁴，这种可能被防止了。迫害像锤击一样袭击着他们所有的人，把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彻底锤炼成了一个统一而一致的整体。现在，社会民主党用一只手出版拉萨尔全集的正式版本³²⁰，同时用另一只手在过去的拉萨尔派的帮助下把自己纲领中的道地的拉萨尔主义的最后痕迹根除掉。

　　是否需要详细地阐述那些标志着德国党的道路的一切波折、斗争、失败和胜利呢？当普选权⁽⁷⁾向党敞开了帝国国会的大门时，党有两个议员⁽⁸⁾和十多万选民；现在它有35个议员和150万选民，即比任何一个党在1890年选举中拥有的选民都多。经过11年的非法处境和戒严状态，它的队伍扩大了三倍，变成了德国最强大的党。1867年时，秩序党的议员⁽⁹⁾还可以把自己的社会党人同仁看做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异物；而现在，不管他们是否乐意，则不得不把这些同仁看做是代表未来力量的先进部队。社会民主党击溃了俾斯麦，并在11年的斗争后粉碎了反社会党人法，这个党如同滚滚洪流，正在冲垮所有的堤坝，淹没城市和乡村，直到最反动的农村地区⁽¹⁰⁾，这个党现在已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几乎能像数学那样准确地确定它取得政权的时间了。

　　投给社会党人的票数；

　　1871年…………101927 1884年………… 549990
　　1874年…………351670 1887年………… 763128
　　1877年…………493447 1890年…………1427298

　　自从上次选举以来，政府做了一切可能做的事来把人民群众推向社会主义；它迫害工会，镇压罢工，它甚至在目前物价昂贵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使穷人吃的面包和肉类价格上涨的关税。所以，我们能够预期在1895年选举中至少得到250万张选票；而到1900年这个数字能增加到350万至400万。⁽¹¹⁾好一个我们资产者的愉快的“世纪末”啊！

　　同这个紧密团结的和人数不断增加的社会民主党人集体相对立的只是一些四分五裂的资产阶级政党。1890年保守党人（两派合在一起）得了1377417张选票，民族自由党人得了1177807张选票；德国自由思想党⁽¹²⁾得了1159915张选票；中央党⁽¹³⁾得了1342113张选票。³²¹这意味着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拥有250万张以上选票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¹⁴⁾的主要力量决不在于选民的人数。在我们这里25岁才能成为选民，而20岁就能成为士兵。既然对党提供补充人员最多的正是年轻的一代，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德国军队将越来越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现在有五分之一的士兵站在我们这边，再过几年将有三分之一，而到1900年，这支以前德国最具普鲁士精神的军队将大半成为社会主义的军队。这种情况正像命中注定那样不可阻挡地日益迫近。柏林政府同我们一样了解这一点，但是它无能为力。军队正从它的手中滑走。

　　资产阶级曾经多少次要求我们无论如何要放弃使用革命手段而待在法律的框子里，特别是现在，当非常法已经破产而普通法对于包括社会党人在内的一切人来说都已经恢复的时候！遗憾的是，我们不能给资产者老爷们帮这个忙，虽然，现在确实并不是我们处在“合法性害死我们”³²²的时候。相反，合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这种状况延续下去，而我们却要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问题毋宁说是这样，不正是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会破坏合法性，以便用暴力来粉碎我们吗？我们等着瞧吧。而现在“资产者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³²³

　　毫无疑问，他们会先开枪。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对旁观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感到厌倦；他们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这又有什么用呢？暴力能够粉碎一个有限地区的小宗派；但是还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摧毁一个遍布巨大帝国各地的、拥有200万至300万⁽¹⁵⁾人的党。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¹⁶⁾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

二

　　上面所说的一切只适用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和平环境中继续发展的情况。战争会使整个情况改变。而战争在今天或明天就可能爆发。

　　战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这意味着：法国和俄国为一方，德国和奥地利，也许还有意大利为另一方。所有这些国家的被迫入伍的社会主义者，将不得不相互厮杀，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采取什么行动呢？其结果会怎样呢？

　　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具有半封建制度的君主国，然而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个帝国由于俾斯麦而犯了严重错误。它的警察的、小气的、令人厌烦的、同一个伟大民族不相称的对内政策使得所有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国家都蔑视它；它的对外政策引起邻国人民的怀疑，甚至仇视。德国政府由于强行吞并阿尔萨斯—洛林，长期不能同法国取得任何和解，并且对自己没有一点实际好处地把俄国变成了欧洲的仲裁人。这种情况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国际总委员会在色当会战¹⁶⁰后的第二天就能预见到今天的欧洲局势。国际总委员会在1870年9月9日的宣言中说：“难道条顿族的爱国志士真的以为他们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就可以保证德国获得自由与和平吗？如果德国在军事上的侥幸、胜利后的骄横以及王朝的阴谋驱使下要去宰割法国，那么它就只有两条路可走。它必须不顾一切后果，公开充当俄国扩张政策的工具，或者是稍经喘息之后重新开始准备进行另一次‘防御’战争，但不是进行那种新发明的‘局部’战争，而是进行种族战争，即反对联合起来的斯拉夫语种族和罗曼语种族的战争。”⁽¹⁷⁾

　　毫无疑问，和这个德意志帝国相比，连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也代表革命——诚然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然而总归是革命。但是一旦这个共和国屈从于沙皇俄国，情况就会改变。沙皇俄国是西方各民族的敌人，甚至是这些民族中的资产阶级的敌人。如果沙俄匪帮侵入德国，他们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奴役，不是发展而是毁灭，不是进步而是野蛮。法国同沙皇携手合作，不可能给德国带来任何自由思想；如果有哪个法国将军侈谈德意志共和国，他就会被整个欧洲和美洲嗤笑。法国会不得不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¹⁸⁾，而允许俾斯麦帝国把自己装扮成同东方野蛮对立的西方进步的代表。

　　但是，现在在官方德国的背后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国家的未来、国家的最近的未来是属于这个党的。一旦这个党取得了政权，如果它不纠正它的前任对其他民族所干的非正义的事情，那它就既不能运用这个政权，也不能巩固这个政权。它一定要准备恢复现在被法国资产阶级如此卑鄙地出卖了的波兰；它一定要让北石勒苏益格和阿尔萨斯）洛林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自己的政治前途。因此，只要德国能自己当家作主，所有这些问题就不难解决，而且在最近的将来就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德国之间不可能在阿尔萨斯—洛林方面产生任何问题，这个问题将在瞬息之间得到解决。只是还要等待十来年。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整个无产阶级还在等待自己的解放；难道阿尔萨斯—洛林的爱国志士就不能也等一等吗？难道整个大陆应当由于他们的不耐烦而遭到洗劫，并且归根到底去挨沙皇的鞭子吗？这样做合算吗？

　　如果发生战争，那么，首先是德国，然后是法国，将成为主要的战场；这两个国家要比其他国家先感到军费开支的重担，先遭到破坏。况且，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会发生许多甚至在尔虞我诈的外交史册上也不曾有过的盟国之间相互背叛的行为；而这些背叛行为的主要牺牲品又将是法国或德国，或者同时两个国家。由于前景是如此危险，这两个国家没有一个会去挑起公开的冲突。俄国则相反，它由于自己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情况而避免了多次失败的毁灭性后果，唯独这个官方俄国能够从这场可怕的战争中得到好处，并且正是它在朝这方面做。但是，不管怎样，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可以大胆地打赌，只要维斯瓦河上打响第一炮，法国军队就会开向莱茵河。

　　到那时，德国将纯粹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而战斗。如果它胜利了，它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吞并的对象，在西面和东面它只能遇到语言不同的居民地区，而这样的地区在它那里已经绰绰有余。如果德国失败了，如果它被法国的锤和俄国的砧砸碎了，那么它就得把旧普鲁士和波兰的一些省割让给俄国，把整个石勒苏益格割让给丹麦，把整个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即使法国拒绝接受这块征服地，俄国也会硬塞给它。因为俄国最需要的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¹⁹⁾，永远敌视的根源。使这两个大国和解，俄国在欧洲的优越地位就要完蛋。但是如此分裂的德国恐怕将无力⁽²⁰⁾完成它在欧洲历史发展中所担当的任务。德国既被降到拿破仑在蒂尔西特和约以后强加给它的那个地位，它就只有在为恢复本民族的生存条件而准备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才能生存。而在此期间它将是沙皇的顺从工具，抄皇一刻也不会忘记利用它去反对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会怎样呢？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沙皇、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还是德国政府本身，都不会放过这样的大好时机去消灭这唯一的、对它们三者来说都是敌人的政党。我们曾看到梯也尔和俾斯麦怎样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上握手言欢，我们也许将有机会看到沙皇、孔斯旦和卡普里维（或者他们的某个继承人）在德国社会主义的尸体上拥抱。

　　但是要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30年来的不断战斗⁽²¹⁾，以及它在这段时期内作出的牺牲，它已经争得了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取得的地位，这个地位能保证它在短期内使政权转到自己手里。社会主义的德国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最前列、最光荣、最重要的岗位上；它的职责就是保卫这个岗位，直到最后一个人⁽²²⁾，不受任何人的侵犯。

　　但是，如果说俄国人战胜德国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那么在这样的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将是什么呢？他们应当消极地听任那些很可能使他们毁灭的意外事件发生吗？应当不加抵抗就放弃已经争得的、他们必须对全世界无产阶级负责的那个岗位吗？

　　决不能这样。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他们必须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而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同俄国及其所有同盟者——不管这些同盟者是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如果法兰西共和国为全俄罗斯沙皇和君主陛下效劳，那么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就得同它作战，尽管令人遗憾，还是要作战。对德意志帝国来说，法兰西共和国也许能代表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对那个孔斯旦、鲁维埃、甚至克列孟梭的共和国来说，特别是对那个为俄国沙皇效劳的共和国来说，德国的社会主义无疑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

　　一场有俄国人和法国人侵入德国的战争，对德国来说将是生死攸关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德国为了保证自己民族的生存必须采取最革命的手段。现在的政府，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不会解除对革命的束缚。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党，它能迫使政府这样做，或者在必要时取代它，这个党就是社会民主党。

　　我们没有忘记法国在1793年为我们提供的那个光辉范例³²⁴。1793年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如果沙皇的征服欲望和法国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急躁情绪要阻挡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所向无敌的、但却是和平的前进运动，那么，请放心，德国社会主义者准备向全世界表明，今天的德国无产者无愧于上—世纪的法国长裤汉³²⁵，1893年能够同1793年媲美。如果孔斯旦先生的士兵闯进德国国土，人们将用《马赛曲》的这句歌词来迎接他们；

　　怎么，这些外国人的军队
　　想在我们家里耀武扬威！

　　总之，和平会保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取得胜利。战争则会使社会民主党要么在两三年内取得胜利，要么就遭受彻 底的失败，至少在15年到20年期间不能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德国社会主义者宁肯选择孤注一掷的战争，而不要在保持和平的条件下确定可以获得的胜利，那他们必然是丧失了理智。不仅如此，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不论他属于哪个民族，都不会希望现在的德国政府取得军事胜利，也不会希望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胜利，尤其不会希望沙皇取得胜利，因为沙皇取得胜利就等于欧洲被奴役。因此，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如果战争毕竟还是发生了，那时毋庸置疑的只有一点；这场有1500万到2000万武装人员互相残杀，并且会使欧洲遭到空前浩劫的战争，必定要或者是导致社会主义的迅速胜利，或者是如此强烈地震撼旧的秩序，并留下如此大片的废墟，以至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比以前更加不可能，而社会革命尽管被推迟10年或15年，以后必然会获得更迅速和更彻底的胜利。

　　我发表在法国工人年鉴⁽²³⁾上的这篇文章到此结束。这篇文章是在夏末写的，那时法国的资产阶级正被喀琅施塔得的香槟酒灌得晕头转向³²⁶，而在塞纳河和马恩河之间的1814年战场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使爱国主义的激情达到了顶峰。当时法国——那个以大报刊和议会多数作为喉舌的法国——实际上也准备好为讨好俄国而去干十足冒险的蠢事，因而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现实。为了在这种可能性一旦变成现实的情况下，不至于使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在紧要关头发生误会，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向法国社会主义者说明，在我看来，德国社会主义者对这类战争应当抱什么态度。

　　但是，从那时起俄国的战争热大大地冷却下来了。先是人们知道了俄国的歉收，在歉收之后必然会发生饥荒。接着俄国又在巴黎公债³²⁷上遭到了失败，这次失败意味着俄国国家信用的彻底破产。据报道，4亿马克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几倍；但是当巴黎银行家企图强使人们接受债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认购的先生们不得不按降低的价格抛售自己的足值证券，以便偿付这些不足值证券，而且抛售得如此之多，以至于欧洲其他大交易所的价格也下跌了；新的”俄国”证券比票面价额降低了百分之几——一句话，发生了这样的危机，以致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16000万马克的债券，这样，公债就只推销了24000万马克，而不是4亿马克。其结果是俄国另一次已得意扬扬地向世界宣扬出去的想发行公债的企图——此次高达8亿马克——也遭到了惨败。其结果还暴露出，法国资本没有一点儿“爱国主义”，的却是对战争的极端恐惧，尽管它在报刊上耀武扬威。

　　当时歉收的确引起了饥荒，而且规模之大，是我们在西欧好久都没有听到过的了，甚至在发生这类灾难的典型国家印度也不常见；就连神圣的俄罗斯，在过去还没有修筑铁路的时候，恐怕饥荒也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应当作何解释呢？

　　非常简单。俄国的饥荒，这并不仅仅是歉收的结果，它是克里术战争以来在俄国发生的深刻的社会革命的一个部分；它只是由这场社会革命引起的慢性病，这个攫性病由于这次歉收而转变成急性病。

　　自从沙皇尼古拉由于对自己和旧俄国感到绝望而服毒自杀的那一天起，旧的俄国就一去不复返地进了坟墓。在它的废墟上正在建立起资产阶级的俄国。

　　那时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存在。这部分地是银行家和进口商，其中主要是德国人和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或者是他们的后裔，部分地是那些靠国内贸易发了财的俄国人，其中主要是靠损害国家和人民而发了财的酒税承包人和军需供应商；也已经有一些工厂主。后来，开始通过国家的慷慨帮助、津贴、奖励金和逐渐提高到极限的保护关税，来真正地培青这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必须成为一个靠自己的产品生存的、能完全不要或几乎完全不要外国进口的生产国家。于是，为了不仅使国内市场不断地扩大，而且为了在国内也能生产较热地带的产品，就产生了不断想侵略巴尔干半岛和亚洲的欲望，而侵略巴尔干半岛的最终目的是征服君士坦丁堡，侵略亚洲则是想征服英属印度。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如此强烈的扩张欲望的秘密所在和经济基础，当这种扩张欲望是指向西南方的时候，人们就称之为泛斯拉夫主义。

　　但是农民的农奴依附关系是同这样的工业计划决不相容的。这种关系在1861年垮台了。但又是怎样垮台的啊！被作为榜样的是普鲁士从1810年到1851年慢慢地废除人身依附关系和徭役制³²⁸的方法；然而在俄国，一切都要在几年之内完成。因此，为了击败大土地占有者和“魂灵”占有者的反抗，必须向他们做出比普鲁士国家及其贪官污吏当时向地主老爷所做的让步还要更大的让步。至于贪污行贿，那普鲁士的官僚比起俄国的官吏来只是天真无邪的幼童。因此，在分土地时贵族得到了大半部分，并且照例是农民世世代代用劳动改造过的肥沃土地；而农民分到的则是最低限度的份地，而且大部分是贫瘠的荒芜土地。公社的森林和公社的牧场归地主所有事如果农民想使用它们——而农民没有它们就活不了一他必须付钱给地主。

　　为了使土地贵族和农民双方都尽快地破产，贵族以国家债券的方式从政府那里一下子领到了全部资本化了的赎金，而农民则必须在许多年内分期偿付这笔赎金。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贵族不久就把所得到的钱财大部分挥霍掉了，而农民则由于自己的处境应付不了过分增加了的货币支付，一下子就被从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抛到了货币经济的条件下。

　　俄国农民从前除了缴纳不多的税以外，几乎用不着进行现金支付，而现在他不仅必须靠划给他的那块比以前更小而且土质更坏的份地生活，必须在废除了自由使用公社森林和牧场以后，在整个冬季里饲养自己的耕畜和改良自己的那块份地，而且他还必须缴纳比以前更重的税，以及年度赎金，而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现金支付。这样他就被置于活不成也死不了的境地。此外，还加上不久前兴起的大工业的竞争，大工业从他那里夺去了他的家庭工业的市场，而家庭工业却是人数众多的俄国农民的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情况还没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地方，这些家庭工业则完全受商人，即中间人、萨克森式的中间商或英国式的吸血鬼摆布，从事家庭工业的农民也就因而变成了资本的直接奴隶。一句话，谁要是想知道最近30年来俄国农民的遭遇，那他只要读一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那一章（第24章第5节）就够了。

　　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以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法国为例，出色地描述了由于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这个为工业资本建立国内市场的主要手段而引起的农民的破产。³²⁹但是，比起今天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来，当时所发生的只不过是一场儿戏。首先，规模本身就要比当时大两三倍，其次，迫使农民从自然经济转变到货币经济的生产条件的变革也要深刻得多。法国农民是逐渐地被引入工场手工业的范围，俄国农民则是一下子就掉进了大工业的激烈漩涡，如果说工场手工业是用燧发枪打农民，那么大工业则是用连发枪打他们。

　　这就是当1891年的歉收把早已悄悄地发生，但还没有被欧洲庸人觉察到的那场变革及其全部后果一下子暴露出来时的局面。这种局面正是如此；第一次歉收就必然要引起全国性的危机。而这次危机是许多年也克服不了的。在这样的饥荒面前任何政府都无能为力，更不用说把自己的官吏训练得特别惯于盗窃的俄国政府了。俄国农民原有的那些旧的共产主义的习惯和制度，一部分在1861年后被经济发展的进程破坏了，一部分被政府亲自系统地铲除了。旧的共产主义公社解体了，或者正在解体，但是，正当个体农民要立定脚跟的时候，却有人把他脚下的土地挖掉。在这样的情况下，去年秋天只有很少的县种上了秋播作物，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而在那些种上了秋播作物的地方，大部分作物都被恶劣的天气毁了。农民的主要工具——耕畜，起初是没有东西可吃，后来则由于同样无可辩驳的原因而被农民自己吃掉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农民离乡背井跑到城市，在那里找工作是徒劳，带去斑疹伤寒却是实在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一句话，我们这里所面临的不单是一次饥荒，而是经济革命多年来悄悄准备好了的，只是由于歉收才采取了尖锐形式的深刻的危机。但是这次尖锐的危机又会成为慢性的，并且有拖延若干年的危险。在经济方面，这次危机正在加速旧的共产主义农民公社解体，促进农村高利贷者（kulaki）发财致富，使他们迅速变成大土地占有者，使贵族和农民的地产一起加速转到新资产阶级手中。

　　对欧洲来说，这次危机暂时意味着和平。俄国的战争热将瘫痪若干年。现在不是几百万士兵死于战场，而是几百万俄国农民死于饥荒。但是，所有这一切对俄国的专制制度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们等着瞧吧。

弗·恩格斯写于1891年10月13—22日和1892年1月
原文是法文和德文
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0年卷第1册第19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都经受住了考验”，而是“都做到了全力以赴”。——编者注③
(3) 发表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的法文原文中没有“纯粹的共和派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4) 这句话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十年来德国无产阶级独自做出的一切”而是“十年来使德国无产阶级激动过的一切东西”。——编者注
(5) 在法文原文中在“转到”的后面有“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这几个字。——编者注
(6)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秩序党”而是“资产阶级议员”。——编者注
(7) 北德意志联邦所属各邦1867年实行了普选权。——编者注
(8) 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9)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秩序党的议员”而是“资产阶级议员”。——编者注
(10)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农村地区”而是“旺代”。——编者注
(11)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增加到350万至400万”，而是“增加到在选民册上登记的1000万选民中的350万至400万”。——编者注
(12)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德国自由思想党”，而是“进步党人（激进派）”。——编者注
(13)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中央党”，而是“天主教徒”。——编者注
(14)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德国社会主义”。——编者注
(15)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200万至300万”，“而是200万”。——编者注
(16)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反革命势力的暂时优势”而是“反革命暴力”。——编者注
(17) 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25页）。——编者注
(18)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背弃自己在历史上的全部革命作用”，而是“背弃自已的革命作用”。——编者注
(19) 在法文原文中没有“永久性的纠纷的苹果”这几个字。——编者注
(20) 在法文原文中在“无力”后面是“分担欧洲在发展文明中所执行的使命”。——编者注
(21) 在法文原文中不是“战斗”而是“努力”。——编者注
(22) 法文原文中没有“直到最后一个人”这几个字。——编者注
(23) 指法国《工人党年鉴》。——编者注

注　　释

98 威·魏特林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在1842年出版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计划。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 s他承认使用暴力实现社会革命的必要性。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在早期德国工人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426。
160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时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于1741年4月10日在英尔雄茨（西里西亚的一个乡村）击败了奥地利军队，占领了西里西亚。在色当（法国东北部城市）地区，于1870年9月1—2日发生了普法战争（187任—1871年）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按照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字的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431。
304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是侮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428。
316 《德国的社会主义》是恩格斯应法国工人党领导人的请求为1892年《工人党年鉴》撰写的文章。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扼要地评述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现状，肯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合法斗争、利用普选权取得的巨大成就，阐明了德国党在合法斗争条件下应当采取的策略，同时指出，不定哪一天，德国政府“将诉诸非法行为，诉诸暴力行动”反革命的暴力会推迟社会主义的胜利，但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恩格斯针对俄国、法国同德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危险，阐明了德国社会主义者对战争应采取的态度，指出，如果俄国沙皇政府同法国联合起来战胜德国，这就意味着”德国社会主义被镇压”在这种前景下，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职责就是为了欧洲革命的利益而“坚守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不向内外敌人投降”（见本卷第435页）。恩格斯号召各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争取和平。
　　这篇文章写于1891年10月13曰：和22日之间。1891年9月23日劳·拉法格受法国工人党领导的委托请恩格斯为《年鉴》撰写一篇文章，并且告诉他，文章的题目已由茹·盖得和保·拉法格拟定。恩格斯认为，这项请求使他有理由就法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对爆发战争的危险应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发表意见。文章在《年鉴B上发表后，恩格斯立即把它译成德文，并于1892年1月写了前言和结束语，发表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0年卷第1册第19期。
　　这篇文章在恩格斯生前得到广泛传播，1892——1893年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披兰文、英文、罗马尼亚文和俄文发表。——423。
317 纯粹的共和派（也称三色旗共和派、《国民报》派）是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党，这个政党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641知识分子。《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该报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总编辑是阿·马拉斯特。
　　《劳动组织》是路易·勃朗的一部著作，1840年在巴黎出版。路易·勃朗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纲领。——427。
318 指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诙党于1869年8月7——9日在爱森纳赫举行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上成立、也称“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427。
319 在1875年5月22——27日举行的哥达代表大会上、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即由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党）和由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卡·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实行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命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德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得以克服，但向哥达代表大会提出的合并后的党的纲领草案（主要起草人是李卜克内西，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立场）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在原则上对拉萨尔派作了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对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表示赞同，但是反对在思想上同拉萨尔派妥协，他们尖锐地批评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论点，但是该草案只是略加修改后仍然被代表大会通过了。——428。
320 指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出版斐·拉萨尔金集的决议。——428。
321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
　　德国自由思想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其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欧·李希特尔，该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政府。1884年5月10日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议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了赞成票、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侮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他们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恐惧心理。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院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统一而成立的。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该党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中小邦不同阶层的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侮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等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429。
322 “合法性害死我们”是恩格斯引用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一句话，这句话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的企图，他们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从而恢复君主制。——430。
323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了一个法国近卫军军官在丰特努瓦战场上（1745年5月11日）说的话。这个军官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6年）时期曾得到法国人的称赞。当与法军为敌的英国、荷兰、汉诺威联军逼近法军的时候、这个军官高喊：“英国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430。
324 指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1793年击退欧洲列强（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国）联军的入侵。——435。
325 长裤汉又称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他们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富豪，故名。长裤汉原是贵族对平民的蔑称，后来成为“革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语。1793——1794年、他们曾发起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运动。——435。
326 指1891年7月在喀琅施塔得为法国分舰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一场面公开证明了沙皇俄国和法国相互之间的亲善关系。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1892年8月谈判结束，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和俄国有义务就国际政策问题相互之间进行协商，在一方受到进攻威胁时双方应采取共同的军事行动。这一协定的签订是1893年法俄同盟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436。
327 巴黎公债指1891年9月俄国在法国发行的12500万金卢布（5亿法郎）的利率为三厘的公债。起初公债很受欢迎，12500万的公债在认购时超额了七倍半。但是，由于1891年饥荒所造成的俄国经济情况的恶化，使得俄国有价证券在欧洲各交易所里急剧跌价，认购者开始拒绝接受债券。为了防止公债的彻底失败，俄国政府不得不收回一部分债券。最后实际销售的公债只有大约9600万卢布。——437。
328 关于19世纪普鲁士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普鲁士”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的情况，见恩格斯《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本卷第247—259页）一文。——438。
329 指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塞·勒·沃邦的著作《王国什一税》（1707年出版）和皮·勒·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法国详情》（1695—1707年多次出版）的有关论述。——439。

弗·恩格斯
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³³⁰

　　不无名气的乔万尼·博维奥在今年2月2日《论坛报》刊载的一篇文章里指责最近一个时期转到保皇党营垒里去的意大利共和党议员，说他们太轻视政权形式问题。这一点我倒确实并不在意；然而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他竟利用我的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的文章（载于1892年1月16日的《社会评论》）⁽¹⁾，把同样的指责加在全体德国社会党人，尤其是我个人的身上。下面就是他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

　　“由此也可以看出，那些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说社会党人不久将取得政权，但不明确说取得什么样的政权的社会党人，是怎样错的和为什么错的。恩格斯竟然根据数字（而我早就觉得数字在历史上是一种令人信服的证据）算出社会党将在德国议会中取得多数的那个为期不远的年份。好极了，然后呢？

　　——它将取得政权。

　　——妙极了，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²⁾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

　　——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真是这样吗？……然而，只有当政权具有一个具体的形式时，才可能谈论它。可以说，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中产生出形式，但人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忽略形式。”

　　对此，我的答复是，我决不承认可尊敬的博维奥的解释。

　　首先，我没有说过”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让我们往下看。

　　“它将取得政权。但那是什么样的政权呢？是王国的政权还是共和国的政权？或者是党将回到早在1848年1月就被《共产主义宣言》⁽³⁾抛弃了的魏特林的空想去呢？”

　　这里，我冒昧地采用可尊敬的博维奥本人的一个说法。只有确实成为一名“与世隔绝的隐士”才会对这一政权的性质抱有一丝一毫怀疑。

　　整个忠于政府的、贵族的和资产阶级的德国都责难我们在帝国国会里的朋友们，说他们是共和党和革命党。

　　马克思和我在40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

　　当然，可尊敬的博维奥不会天真到这种程度，竟去设想某个德国皇帝会从社会党中选出他的大臣，去设想他会接受以他退位为前提的条件（因为没有这些条件，这些大臣就无法指望得到自己政党的支持），即使他愿意这样做。不过，博维奥担心我们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去”，老实说，这却使我相当清楚地认识到，同我交谈的这个人确实太天真了。

　　也许可尊敬的博维奥提到魏特林是想让人们明白，照他看来，德国社会党人赋予社会形式的意义没有他们赋予政治形式的意义大？这一次他又错了。他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本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要求。这一经济革命将怎样进行呢？这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正如博维奥自己说的“新的实体、新的观念本身将创造形式，并从它自身中产生出形式”。可是，如果明天由于某种出乎意料的事变，我们党担负起执掌政权的职责，那么我会非常清楚应该提出什么东西来作为行动纲领。

　　“形式对我们来说是无所谓的”？

　　我认为有必要声明，无论是我还是任何一个德国社会党人，都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也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话；这只是可尊敬的博维奥说的。我很想知道，他有什么权利把这样一句”蠢话”记在我们账上。

　　另外，如果可尊敬的博维奥能够等到我的文章的后一部分（载于2月1日的《社会评论》）⁽⁴⁾发表出来，并且读完它的话，也许他就不会费神去把德国的革命社会党人同意大利的保皇派共和党人混为一谈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2年2月6日

弗·恩格斯写于1892年2月6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杂志第4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脚　　注

(1) 见本卷第426—430页。——编者注
(2)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4) 见本卷第431—436页。——编者注

注　　释

330 《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雄奥》是恩格斯对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乔·博维奥的文章的答复。博维奥在文章中对恩格斯的《德国的社会主义》第一部分（见本卷第426——430页）进行了攻击和歪曲。恩格斯驳斥了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轻视政权具体形式的指责、重申社会民主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政权，指出：“马克思和我在40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见本卷第443页）恩格斯还驳斥了博维奥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者将会“回到魏特林的空想”的指责，指出：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要求，而这一经济革命如何实现“将取决于我们党夺取政权时的情况，取决于这件事发生的时机和取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式”（见本卷第444页）。
　　1892年2月2日，《社会评论》杂志编辑菲·屠拉梯把博维奥在《论坛报》上发表的攻击和歪曲恩格斯《德国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并请恩格斯给予答复。恩格斯用法文撰写了这篇文章，并于1892年2月6日随函寄给屠拉梯。屠拉梯把这篇文章译成意大利文，译文经恩格斯认可后发表在1892年2月16日《社会评论》第4期，标题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答乔万尼·博维奥》，意大利多家报纸予以转载。——442。

弗·恩格斯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³³¹

1893年12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们；

　　感谢你们盛情邀请我参加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非常遗憾，我不能应邀出席，因为我有一些刻不容缓的和重要的事情要做。因此我只能祝你们的代表大会取得它应有的一切成就。希望你们的努力将获得成功，能使大学生们意识到，从他们的行列中应该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它的使命是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发挥重要作用。

　　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向大学要求的仅仅是律师，作为培养政治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阶级的解放，除此之外还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

　　致兄弟般的敬礼。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写于1893年12月19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8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注　　释

331 《致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在大会》是1893年12月恩格斯写给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的贺信。恩格斯在信中希望从大学生中产生出“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希望他们在未来革命中与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并肩战斗。他还强调无产阶级掌权后需要各种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见本卷第446页）。
　　根据日内瓦社会主义者大学生小组的倡议，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于1893年12月22——25日在日内瓦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亚美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意大利、德国、波兰、罗马尼亚、俄国、法国和瑞士等大学生组织的代表共26人。代表大会探讨了关于脑力劳动者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反犹太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问题。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了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苏黎世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大会还建议在学生中进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并决定在日内瓦设立国际书记处，以建立和加强各国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联系。
　　这篇贺信发表在1894年3月25日—4月10日《社会主义者大学生报》第8号和1894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杂志《日子》第4—5期。——446。

弗·恩格斯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³³²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除了都是为《人民国家报》撰写的以外，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评论德国以外的国际问题的。

　　第一篇文章《再论〈福格特先生〉》³³³，结束了这个冒牌的自然科学家兼共和主义者而实际是庸俗自由主义的波拿巴分子兼书籍制造商同马克思在1859—1860年就意大利战争问题所进行的那场论战。这篇文章最终确定了我们所讲的福格特先生的身份是被收买的波拿巴暗探。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60年的《福格特先生》中自然只能提出间接的证明。

　　第二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³³⁴，描述西班牙1873年七月起义期间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它早先出过单行本。无政府主义，是对工人运动的滑稽可笑的模仿，虽然它的发展顶峰早已过去，但是欧美各国政府还是这样殷切希望它继续存在下去，并花费过多的金钱来扶持它，以致我们不能不注意无政府主义者的勋业。因此我们在这里把这篇文章重新刊印出来。

　　《波兰人的声明》³³⁵涉及德国对东欧关系中现在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那一方面，但是，如果想要对这些关系有个正确判断，这个方面是不能忽视的。

　　对1874年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的批判³³⁶，目前又有了特殊 的意义，因为在目前，与其他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同时进入法国众议院的，还有以我们的朋友瓦扬为首的几个布朗基主义者。³³⁷从1880年布朗基主义者回到法国³³⁸以来，他们有一次曾对事件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在1887年，在格雷维退休后举行上次总统选举的那一天。国民议会的多数赞成选举茹尔—费里，他是镇压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也是仅仅为了从法国和它的殖民地榨取膏脂才想统治法国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³³⁹的卑劣透顶的代表之一。那时巴黎准备举行起义，根据同激进派议员达成的协议，起义应由巴黎市参议会领导，然而军事组织掌握在布朗基主义者手里；军官是从他们当中招募来的，他们的军事领导人、公社的将领埃德取得了指挥权，并在市政厅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设立了他的总参谋部。面对这场起义的威胁，机会主义派让步了，选了卡诺当总统。

　　在不久以前，当俄国舰队的水兵在巴黎作客的时候，布朗基主义者的周刊《社会主义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勇敢行为，反击了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偏见。这种行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保证；议会里瓦扬领导的布朗基派将竭尽全力，以保证在议会里有代表的所有社会主义团体的协同行动，并把这些团体联合成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党团。

　　读者将会看到，在所有这些文章里，尤其是在后面这篇文章里，我根本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这一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指的是对工人阶级怀着或多或少真实的、但总是捉摸不定的同情心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即1848年的赖德律—洛兰式的人物和1874年的带有蒲鲁东主义情绪的“激进社会主义者”。在德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是拉萨尔派；虽然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已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必要性，但是，道地拉萨尔式的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仍然是唯一得到他们公开承认的纲领要点。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选择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然而，对真正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

　　最后一篇文章，《论俄国的社会问题》³⁴⁰，在1875年也出过单行本，现在把它重印出来不能没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跋。关于俄国农民公社的未来这一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引起所有考虑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俄国人的注意。对于我引用的马克思的一封信，俄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各种极不相同的解释。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俄国国内外的一些俄国人，再三请求我发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长期以来我都推辞了，因为我十分清楚，我对俄国经济状况的细节了解得很不够；我怎么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既整理付印《资本论》第三卷，又钻研旧俄国用来编造临死前的财产清单（这是马克思喜欢用的说法）的真正堆积如山的文献呢？既然人们迫切希望重印《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这种情况使我不得不去尝试从对俄国当前经济状况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得出某些结论，作为对这篇旧文章的补充。虽然这些结论未必给俄国公社指明伟大的未来，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还是试图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临近瓦解，也将使俄国有可能大大缩短它现在必然要经历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

弗·恩格斯
1894年1月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1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注　　释

332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是恩格斯为介绍收入这个文集中的各篇著作的内容而写的序言。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阐明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解释了他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些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人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见本卷第448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虽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是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见本卷第449页）。
　　这篇序言写于1894年1月3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于当年在柏林出版。——447。
333 马克思1860年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福格特先生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恩格斯《再论〈福格特先生〉》}一文发表在1871年5月10日《人民国家报》第38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对马克思小册子的补充。——447。
334 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一文发表在1873年10月31日、11月2日和5日《人民国家报》第105、106和107号上，此后不久便印成单行本于1874年在莱比锡出版，标题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447。
335 指《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流亡者文献》发表在1874年6月——1875年4月《人民国家报》上。这篇文章载于1874年6月17日《人民国家报》第69号、文章的标题《波兰人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是恩格斯在1894年将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447。
336 指《流亡者文献B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二篇，载于1874年6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73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文章的标题《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是恩格斯在1894年把这篇文章收进《〈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加上的。——447。
337 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法国众议院选举中，当选的布朗基主义者有：爱·瓦扬、博丹、茹·绍维埃尔和瓦尔特。——448。
338 迫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压力，法国于1880年通过了一项赦免公社成员的法律 s这项法律于7月11日颁布，使许多被流放的和流亡的公社成员得以返回祖国。——448。
339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机会主义派资产阶级”是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即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所谓”机会主义派”。——448。
340 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五篇，即最后一篇，载于1875年4月16、18和21日《人民国家报》第43、44和45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此后又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为标题，印成单行本于1875年在莱比锡出版，恩格斯为单行本写了一篇不太长的导言。恩格斯将这篇文章连同导言一并收进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449。

弗·恩格斯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³⁴¹

　　首先我应当更正一下：准确地说，彼·特卡乔夫先生不是巴枯宁主义者，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自己冒充的“布朗基主义者”。这个错误是很自然的，因为上面提到的那位先生，按照当时俄国流亡者的惯例，在西方面前表现自己同全体俄国流亡者团结一致，并且在他的小册子里实际上还为受到我抨击的巴枯宁及其一伙进行辩护，仿佛我的抨击是针对他本人似的。³⁴²

　　他在同我的论战中所坚持的对于俄国共产主义农民公社的观点，实质上是赫尔岑的观点。赫尔岑，这位被吹捧为革命家的泛斯拉夫主义文学家，从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概论》⁽¹⁾中得知，他的庄园里的农奴不知道土地私有，而且时常在相互之间重新分配耕地和草地。作为一个文学家，他没有必要去熟悉那很快就为大家知道的事情，即土地公有是一种在原始时代曾经盛行于德意志人、凯尔特人、印度人，总而言之曾经盛行于一切印度日耳曼语系各民族中的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在印度至今还存在，在爱尔兰和苏格兰，只是不久前才遭到暴力压制，在德国，甚至现在在一些地方还能见到；这是一种衰亡中的占有形式，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现象。然而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这位充其量不过是个口头社会主义者的赫尔岑，却从中发现一个新的口实，使他能够在这个腐朽的西方面前用更鲜明的色彩来描述自己“神圣的”俄罗斯和它的使命——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必要时甚至不情使用武力。老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无论怎样努力都不能实现的东西，俄国人在自己家里却有现成的。

　　“保存农民公柱和保障个人自由，把乡村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俄国未来的全部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行动起来力求解决的同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赫尔岑给林顿的信）³⁴³

　　这就是说，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在俄国则已经解决。

　　赫尔岑的追随者特卡乔夫像赫尔岑一样把事情看得很简单。虽然在1875年他已经不能再断言什么“社会问题”在俄国已经解决，但是他仍然认为，俄国农民作为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要无限地好。如果说法国的共和主义者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选民，那么当时的许多俄国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是社会方面的上帝选民，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我的抨击就是针对这种幼稚观点的。

　　但是俄国的公社还引起了一些远比赫尔岑们和特卡乔夫们高明的人的注意，并且博得他们的承认。其中包括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难以估量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谋杀，这将给“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留下一个永久的污点。

　　由于俄国的思想封锁，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当《资本论》问世的时候，他早已在中维柳伊斯克的雅库特人中间了。他的全部精神发展只能在这种思想封锁所造成的环境中进行。俄国书报检查机关不放过的东西，对俄国说来都是几乎不存在的或者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如果说他在某些地方有弱点，他的视野有局限性，那么令人惊奇的，只是类似的情况不是更多。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做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于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

　　“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 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在西欧，个人已经习惯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性。只有经过痛苦的经验和长时间的思考才能够教人认识到相互让步的益处和不可避免性。在西方，建立一种经济关系的良好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很困难。它同英法两国农民的习惯是不相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 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 西方目前正在经过如此艰难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在我们这里却仍然是我们农村生活中强有力的人民风尚…… 我们看到，在西方土地公有制的衰亡带来了多么悲惨的后果，而西方人民要挽回自己失去的东西又是何等费力。西方的例子我们不应当视而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日内瓦版第5卷第16—19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³⁴⁴。

　　而在谈到乌拉尔哥萨克那里至今还盛行土地共耕然后在各户之间分配产品的制度时，他说；

　　“假使乌拉尔人在他们现在的制度下一直生活到在谷物生产中使用机器的时候，那时乌拉尔人将会因他们保存了那种允许使用机器（这些机器要求以数 百俄亩计的大农庄）的制度而十分高兴。”（同上，第131页）

　　只是这里不应忘记，乌拉尔人和他们的出于军事考虑才保留下来的土地共耕制（我们这里也有兵营共产主义）在俄国是非常独特的，情形大致同我们这里摩泽尔河地区的农户公社及其定期的重新分配的做法一样。如果他们保存现有的制度到他们能够使用机器的时候，那么，从这里得到好处的不是乌拉尔人自己，而是奴役他们的俄国军事国库。

　　不管怎么说，事实是这样；当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西欧崩溃而它本身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矛盾威胁着它的生存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如果说在西方用重新改组社会的办法来解决矛盾是要以一切生产资料（当然也包括土地）转归社会所有作为前提条件，那么在俄国已经存在，或者说得更准确点，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对于西方的这个只是行将建立的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它难道不能作为民族活动的一个起点，以便用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技术成就来充实俄国的农民共产主义，使它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进入一切生产资料的现代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像马克思在本文后面引用的一封信⁽²⁾里表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时所说的那样：“俄国是应当像自由派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

　　问题的提法本身已经表明应当向哪个方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凯尔特人的克兰⁵¹、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或者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渗透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因此，如果一般地说可以提出俄国的公社是否将有别的更好的命运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不是公社本身的错，而完全是由于公社在一个欧洲国家里保持相当的生命力到了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在西欧不仅一般的商品生产，甚至连它的最高和最后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都同它本身所创造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它不能再继续支配这种生产力，它正在由于这些内部矛盾及其所造成的阶级冲突而走向灭亡。由这一点就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母体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⁴⁰）中还存在着的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一终止或通过决定被废止，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

　　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存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接近了崩溃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就会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下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在俄国公社已经不再按照公有原则耕种自己的土地之后，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按照公有原则管理大工业呢？

　　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大约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在新拉纳克的欧文的工厂里做工的工人当中，大多数也是在解体的共产主义氏族社会的秩序和习俗中、在苏格兰凯尔特人的克兰中成长起来的，但是欧文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些人对他有很好的理解。其次，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这一点对于俄国的公社，也同对于南方斯拉夫人的扎德鲁加⁴⁰、印度的民族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一样，是完全适用的。

　　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毋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

　　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已经在1882年1月21日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主义宣言》⁽³⁾写的序言里说过了。我们在那里写道：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³⁴⁵

　　可是，不应当忘记，这里提到的大遭破坏的俄国公有制从那时以来已经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克里木战争²⁶⁷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农民负担了赎金，加之捐税加重，同时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更少、更差，自然使农民落入高利贷者手中，这些高利贷者大半都是发了财的农民公社社员。铁路为早先的许多边远地区开放了谷物销售市场，同时又运来了便宜的大工业产品，结果排挤了农民的家庭工业，这类产品原先是由农民制造的，一部分供自用，一部分供出售。久已习惯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为富人的债务奴隶。总而言之，那种在梭伦之前曾经因货币经济的渗入导致雅典氏族解体的过程，在这里开始导致俄国公社解体。⁽⁴⁾梭伦固然能够通过对当时还很年轻的私有权实行革命的干预，来解放债务奴隶，干脆废除他们的债务，但是他不能使古雅典氏族复活。同样，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深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2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越来越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做自己份地的私有者。

　　早在1877年，马克思在他的一封寄往俄国的信里就表示过这样的看法。有一位茹柯夫斯基先生，即现在以国家银行司库的身份在俄国信用券上署上自己名字的那位先生，曾在《欧洲通报》上刊登过一篇谈论马克思的东西，另一个著作家⁽⁵⁾在《祖国纪事》上出来回答他。³⁴⁷马克思为了指出这后一篇文章的错误，写了一封信给《纪事》的编辑，这封信曾以法文原信的手抄本在俄国流传很久，后来译成俄文于1886年发表在日内瓦的《民意导报》上，随后俄译文又在俄国国内发表。³⁴⁸这封信同所有出自马克思手笔的东西一样，在俄国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注意，并被作了极不相同的解释；因此我在这里把它的内容扼要加以转述。

　　马克思首先驳斥《祖国纪事》上的文章强加给他的观点，文章硬说他所持的观点同俄国自由派一样，认为对俄国来说没有比消灭农民公有制和急速进入资本主义更为刻不容缓的事了。他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注释的增补中关于赫尔岑的简短评语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这一评语是这样写的：“如果说在欧洲大陆上……破坏人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将像迄今为止一样，同在扩大国民军、国债、赋税以及以优雅方式进行战争等等方面的竞争手拉手地向前发展，那么，正像半个俄罗斯人但又是完全的莫斯科人赫尔岑（顺便说一下，这位文学家不是在俄国而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的书里发现了‘俄国的’共产主义）非常认真地预言的，欧洲也许最终将不可避免地靠鞭子和强行注入卡尔梅克人的血液来返老还童。”（《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第一卷第763页）³⁴⁹马克思接着说³⁵⁰：“无论如何，决不能根据这点来理解我对‘俄国人为他们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单引号里面的话在原稿中是引的俄文〉的努力的看法等等。——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经以应有的高度的尊重谈到j‘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⁶⁾这个人在几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2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他表示赞成后一种解决办法。

　　最后，因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接着马克思澄清了他的批评者的其他一些错误观点；涉及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的唯一的一个地方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的批评家可以把这个历史概述〈《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叙述〉中的哪些东西应用到俄国去呢？只有这些；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

　　马克思在1877年就是这样写的。那时候俄国有两个政府；沙皇政府和恐怖主义密谋家的秘密执行委员会的政府³⁵¹。这个秘密的并列政府的势力日益壮大。推翻沙皇制度似乎指日可待；俄国的革命一定会使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失去它的最有力的支柱，失去它的强大的后备军，从而也一定会给西方的政治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且为它创造无比有利的斗争条件。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

　　俄国的革命没有发生。沙皇制度战胜了恐怖主义，后者在当时甚至把一切“喜欢秩序”的有产阶级都推到了沙皇制度的怀抱里。在马克思写了那封信以后的17年间，在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是农民公社的解体都大有进展。目前，在1894年，情况怎样呢？

　　在克里木战争²⁶⁷失败和皇帝尼古拉一世自杀以后，旧的沙皇专制制度原封不动地继续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一条出路：尽快地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帝国的辽阔版图毁了军队，调兵到战场上去的漫长路程毁了军队，必须靠战略性的铁路网来消除这种距离遥远的状态。但是，铁路意味着兴建资本主义工业和把原始的农业革命化。一方面，最边远的地区的农产品也同世界市场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没有提供钢轨、机车、车厢等等的本国的工业，就不可能建造和利用广阔的铁路网。然而不能只建立大工业的一个部门而不同时建立整个体系；早先已在莫斯科省和弗拉基米尔省，以及在波罗的海沿岸边区生根的较现代化的纺织工业，获得了新的高涨。随着铁路和工厂的建立，已有的银行扩大了而且建立了新的银行；由于农民从农奴地位下解放出来，有了迁徙自由，而且可以预期，在这之后，这些农民中的很大部分自然而然也将从占有土地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这样，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连根砍断俄国农民公社的斧头。

　　现在来抱怨这个是无益的。如果在克里木战争后，沙皇专制制度被贵族和官僚的直接议会统治所代替，那么这一过程也许要慢一些，如果新兴的资产阶级执政，那么这一过程一定会加快。在既成的条件下没有别的选择可言。当法国建立起第二帝国的时候，当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繁荣昌盛的时候，实际上也不能够要求俄国在农民公社的基础上投身于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试验。必定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确发生了，正如在商品生产的国家里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事情一样，人们多半只是半自觉地或者完全机械地行动，而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

　　这时，一个由德国开创的从上面进行的革命的新时期，同时也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欧洲国家迅速成长的时期到来了。俄国参加了共同的运动。这一运动在这里理所当然地采取了冲锋的形式，目的是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争得民族的思想和政治运动的自由。认为农民公社本身具有一种能够带来并且必定带来社会新生的神奇力量的信念（我们已经看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没有能完全摆脱这一信念），起了自己的作用，它鼓起了英勇的俄国先进战士的热情和毅力。这些人不过几百，但是由于他们的牺牲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竟然弄得沙皇专制制度也不得不考虑投降的可能性和条件了——我们不去同这些人争论，虽然他们把俄国人民看做社会革命的上帝选民。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跟他们抱同样的空想。上帝选民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在这个斗争的同时，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前进而且越来越接近恐怖主义者所没有能达到的目的：让沙皇制度投降。

　　沙皇制度需要钱。它要钱不仅是为了它的宫廷豪华生活，它的官僚，首先是为了它的军队和以收买为基础的对外政策，而且尤其是为了它那可怜的财政经济和在铁路建设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荒唐的政策。外国再也不愿意而且也不能够来弥补沙皇的全部赤字了；它只好在国内寻求帮助。一部分铁路股票不得不在本国推销自一部分公债也是这样。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东西最终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政府由于负有无数债务，并且在国外的信用几乎完全丧失，不得不为了国库的直接利益而设法人工培植本国的工业。它经常需要黄金来支付外债的利息。但是在俄国没有黄金，因为流通的是纸币。一部分黄金来自规定以黄金支付的几种关税，顺便指出，这种规定使这几种关税提高50%。但是最大部分的黄金要由俄国原料出口对外国工业品进口的顺差中得来，购买者对这一余额所开的票据，俄国政府在国内用纸币收买进来，再到国外提取黄金。因此，如果政府不愿为支付外债的利息而举借新的外债，它就得设法使俄国的工业迅速壮大到能够满足国内的全部需求。这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使政府拼命努力要在几年内使俄国的资本主义达到高水平。因为如果这一点落空了，那就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动用储存在国家银行和国库里的硬币军事基金或者宣布国家破产。在这两种情况下，俄国对外政策都会完蛋。

　　有一点很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情况下，这种改革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

　　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想保全这个残存的公社，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这个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天地”、他们的“世界”⁽⁷⁾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上一个大舞台，使他们通过这个大舞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1月上半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一书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图】1894年俄国劳动解放社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的扉页，
书中载有《〈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

脚　　注

(1) 奥·哈克斯特豪森《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编者注
(2) 参看本卷第462页。——编者注
(3)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4) 见恩格斯《家庭……的起源》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第109—113页。³⁴⁶
(5)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6)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7—18页。——编者注
(7) 俄文“мир”既有“村社”、“公社”的意思，也有“世界”、“天地”的意思。——编者注

注　　释

40 扎德鲁加是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人大家族，由同一父亲的若干后代及其妻子儿女组成的家庭公社（20——30人）、大家共同生产，共同消费，19世纪后半期扎德鲁加逐渐解体。——457、459。
51 克兰即氏族，在凯尔特民族中，除指氏族外偶尔也指部落 s在氏族关系解体时期，则指一群血缘相近且具有想象中的共同祖先的人们。克兰内部保存着土地公有制和氏族制度的古老习俗。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一直存在到19世纪。——457。
267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460、463。
341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是恩格斯论述俄国农村公社命运和俄国革命前景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跋中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批判了那种不顾客观社会历史条件，把农村公社当做直接过撞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的看法，指出：“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在商品生产和单个交换以前出现的一切形式的民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式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独特的最后的产物。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见本卷第458——459页）恩格斯认为、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可以利用公社土地所有制的残余，缩短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西欧所遭受的由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苦难，而这方面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成功，并对这些国家给予积极支持。恩格斯分析了当时俄国的情况，指出”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见本卷第466页）；在这种条件下，俄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俄国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见本卷第466—467页）。恩格斯在这篇跋中不仅回顾和介绍了自己在1875年撰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革命问题的论述，而且还详细引述了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景的判断，以及马克思和他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发展前途的预测，并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新情况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这体现了他在考察复杂社会问题时一贯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
　　这篇跋是1894年1月恩格斯在把《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收入《〈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时专门写的。这部论文集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论文集的序（见本卷第447—450页）中说明了促使他重印这篇文章并为它写跋的原因。
　　这篇跋还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起被收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这本小册子经维·查苏利奇同恩格斯商定后译成俄文，1894年由劳动解放社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为小册子写了序。后来，这篇跋连同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曾以不同标题在俄国多次出版。——451。
342 指彼·特卡乔夫的小册子《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1874年苏黎世《哨兵报》印刷所版）。这封信的俄译文载于特卡乔夫《社会经济问题论文选》1933年版第3卷第88—98页。
　　恩格斯《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的第四篇和第五篇就是对特卡乔夫的答复（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51。
343 亚·伊·赫尔岑给《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编辑威·林顿的三封信是他在1854年1——2月写的、第一次用英文发表在该杂志1854年第3卷上。恩格斯所引赫尔岑给林顿的第三封信上的这段话转引自1885年日内瓦出版的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第9页。赫尔岑给林顿的信的全文，见赫尔岑的文集《旧世界和俄国儿——452。
344 这段引文出自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文章《杂志短评》，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5期上。下面一段引文出自他的另一篇文章《评奥·哈克斯特豪森男爵〈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吵，这篇文章第一次发表在1857年《同时代人》杂志第7期上。两篇文章均被收入1879年日内瓦出版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5卷，总标题是《论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在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一书中这段引文在第16——17页上；下面那段引文在第15页上。显然恩格斯是从普列汉诺夫的书上引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因为这两段引文同该书中的这两段话一致。——455。
345 见《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这段引文是恩格斯从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俄译文转译的，因此同序言手稿稍有出人。——460。
346 恩格斯指出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摞》一书中关于雅典民族解体的过程，见本卷第126—136页。——460。
347 指1877年《欧洲通报》杂志第9期发表的尤·茹柯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以及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尼·康·米海洛夫斯基为答复这篇文章而在1877年《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上发表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461。
348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是在该杂志1877年10月登载了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不久写的。这篇文章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当时这封信没有寄出，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并复制了这封信。恩格斯将一份复制件和自己于1884年3月6日写的附信一并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的这封信被译成俄文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自后来又于1888年10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461。
349 马克思关于亚·伊·赫尔岑的这段话，见1867年汉堡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第1版第1卷第763页（1987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第750—751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德文第2版及其以后各版里删去了这个附注。——462。
350 以下引文出自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3、464和466页）。——462。
351 恩格斯在这里显然是指民粹派的组织土地和自由社（1876年秋——1879年秋）以及民意党（1879年8月—1881年3月）的领导机关、民意党领导机关曾宣称以恐怖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463。

弗·恩格斯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³⁵²

　　意大利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这样：

　　资产阶级在争取民族解放时期和那以后取得了政权，但是没有能够而且也没有想要彻底实现它的胜利。它既没有消灭封建制度的残余，也没有按照现代资本主义模式重组国民生产。它没有能力让本国分享资产阶级制度的相对的和暂时的利益，反而把这种制度的一切累赘、一切弊害都加在它身上。这还不够，它还由于卑鄙的财政舞弊行为而永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尊严和信用。

　　因此，劳动人民——农民、手工业者、工人——一方面受到陈旧的弊病的压迫，这些弊病不仅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甚至还是古典古代（分成租佃制；南方的大地产；那里人被牲畜所排挤）遗留下来的；另一方面又受到资产阶级制度所曾发明的最贪婪的税收制度的压迫。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马克思的话”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¹⁾

　　这种状况将导致危机。生产者群众到处都情绪激昂；他们在有些地方已经举行起义。这种危机将把我们引向何处呢？

　　显而易见，社会党还太年轻，而且由于经济条件的缘故还太软弱，使我们不能希望立即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全国的农村人口远远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在城市里，大工业很不发达，因此典型的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小资产阶级，这些人目前还不是无产者，但却是未来的无产者。只有这个面临着经济破产并且已经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如果通过或多或少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那就只能是内阁的更换，卡瓦洛蒂这一帮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³⁵³将会上台；如果发生了革命，那就会出现资产阶级共和国。

　　面对这些可能性，社会党应该起什么作用呢？

　　自从1848年以来，时常为社会党人带来极大成就的策略就是《共产主义宣言》⁽²⁾的策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社会党人⁽³⁾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社会党人②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⁴⁾

　　社会党人总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经历的每个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这个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他们的位置是在为每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的战士的行列中；但是，他们只是把所有这些政治的或经济的利益看做分期偿付的债歉。因此他们把每一个进步的或者革命的运动看做是沿着自己道路上前进的一步；他们的特殊任务是推动其他革命政党前进，如果其中的某一个政党获得胜利，他们就要去捍卫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标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党人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其他缺少远大目光的政党——不论是纯粹的共和主义者或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前进中的一个普通阶段看做是最终目的。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运用于意大利吧。

　　因此，正在瓦解的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胜利可能把一个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马志尼主义者的内阁捧上台。这将使我们获得普选权和显著扩大活动自由（新闻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取消警察监视等等）.这是不应该忽视的新的武器。

　　或者这种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个由同一批人再加上某些马志尼主义者组成的共和国。这将使我们的活动场所和活动自由更加扩大，至少对目前来说是这样。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够在其中进行决战的唯一的政治形式。⁽⁵⁾姑且不谈它会对欧洲产生的影响。

　　所以，当前革命运动的胜利只能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给我们创造出一种更为有利的环境。假如我们站在一旁，假如我们对各”亲戚”党只限于纯粹消极的批评，那么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必须和他们积极合作的时刻可能会到来。这个时刻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显然，直接去准备一种严格说来不是我们所代表的阶级的运动，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激进派和共和派认为出动的时刻已经到来，那就让他们去发泄他们的激情吧。至于我们，我们受这些先生们的漂亮诺言欺骗的次数太多了，决不会再一次地落入陷阱。不论是他们的阴谋，还是他们的声明，都不应该打动我们。如果说我们有责任支持一切真正的人民运动，那么，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让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刚刚形成的核心作无谓的牺牲，不让无产阶级在徒劳无益的地方性的起义中被灭绝。

　　与此相反，如果运动真正是全国性的，我们的人就将参加，用不着人家来发号令，我们参加这种运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那时必须清楚地了解，而且我们必须公开宣布：我们是作为独立的政党参加，暂时同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但是和他们截然不同；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从已经获得的阵地继续挺进，去占领新的阵地的十分激进的左翼反对派。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位子——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²后，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席位的错误。³⁵⁴作为由纯粹的共和派³¹⁷组成的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在政府内为多数派投票通过和作出的、针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与此同时，这些先生们加入政府就使他们自称代表着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彻底陷入瘫痪。

　　所有这些都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只是应你的要求才提出来，而且有很大保留。至于我所强调的一般的策略，长期以来，我已经确信它的有效性；它从未丧失过这种有效性。但是说到怎样把它运用到意大利目前的状况，那就是另一回事；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1月26日
原文是法文
载于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脚　　注

(1)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页。——编者注
(2)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 恩格斯在引证时把“共产党人”一词换成了“社会党人”。——编者注
(4)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65页）。——编者注
(5) 参看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7—479页）。——编者注

注　　释

2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471。
317 纯粹的共和派（也称三色旗共和派、《国民报》派）是指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政党，这个政党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641知识分子。《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该报从1830年至1851年在巴黎出版，总编辑是阿·马拉斯特。
　　《劳动组织》是路易·勃朗的一部著作，1840年在巴黎出版。路易·勃朗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纲领。——472。
352 《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是恩格斯分析意大利革命形势、论述工人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著作。恩格斯分析了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状况，说明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远未成熟，如果发生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根据《共产党宣言》中制定的策略原则，指出工人阶级政党应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个发展阶段的行动”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达到首要的伟大目标的阶梯。这个目标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见本卷第470页）。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必须牢牢坚持这个伟大目标，把每一个进步的或革命的运动看做是向这个目标前进的一步，必须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避免无谓的牺牲；在参加人民革命运动时要保持独立性，同时把农民看做”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见本卷第469页）。恩格斯还明确指出，他所强调的一般策略虽然是正确的，但怎样把它运用于意大利”必须因地制宜地作出决定，而且必须由处于事变中的人来作出决定”（见本卷第472页）。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人安·米·库利绍娃和菲·屠拉梯的请求写的。库利绍娃和屠拉梯在1894年1月19日致信恩格斯，请他谈谈意大利劳动社会党在国内酝酿革命的形势下所应采取的策略问题。恩格斯用法文写成这篇文章，由屠拉梯译成意大利文，并以恩格斯给屠拉梯的书信的形式公开发表在1894年2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3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这篇文章还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谈意大利的状况》为标题刊登在德国报纸《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7月12日第24号。——468。
353 在新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的共和主义者指意大利激进派，其领袖是费·卡瓦洛蒂。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在许多场合都同社会主义者步调一致。——469。
354 在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中，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了大部分职位，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洛兰、斐·弗洛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阿尔伯也进入政府。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更不用说“民主主义者部长们”了）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可怜的装饰品而已。——472。

弗·恩格斯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³⁵⁵

一

　　一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与现代工人运动有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和后者一样，在产生时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自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两者都遭受过迫害和排挤，信从者遭到放逐，被待之以非常法；一种人被当做人类的敌人，另一种人被当做国家、宗教、家庭、社会秩序的敌人。虽然有这一切迫害，甚至还直接由于这些迫害，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胜利地、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基督教在产生300年以后成了罗马世界帝国的公认的国教，而社会主义则在60来年中争得了一个可以绝对保证它取得胜利的地位。

　　所以，如果说安东·门格尔教授先生在其所著《十足劳动收入权》一书中表示惊异；为什么在罗马皇帝时代土地占有大集中的情况下，在几乎纯粹由奴隶构成的当时的工人阶级受着无限痛苦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并没有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出现”³⁵⁶，那是他恰恰没有注意到：这个“社会主义”在当时可能的程度上，确实是存在过的，甚至还取得了统治地位——那就是基督教。只是这种基督教——由于历史的先决条件，也不可能是别个样子，只能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中，在即将来临的“千年王国”³⁵⁷中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现世里。

　　这两个历史现象的类似，早在中世纪，在被压迫农民，特别是城市平民的最初的起义中就有突出的表现了。这些起义同中世纪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采取为复兴日益蜕化的原始基督教而斗争的形式⁽¹⁾；但是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这在光荣不朽的扬·杰士卡所领导的波希米亚塔博尔派³⁵⁸的组织中表现得最清楚自但是这种特征贯串于整个中世纪，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逐渐消失，到1830年以后又再现于工人共产主义者身上。厄内斯特·勒南说过：“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早的基督教会是什么样子，那就请你看看‘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地方支部。”在他说这句话之前很久，法国的革命共产主义者，还有特别是魏特林及其追随者早就提到原始基督教了。

　　这个用甚至在当代新闻界都找不到先例的抄袭德国圣经批判的办法写了教会历史小说《基督教的起源》⁽²⁾的法国文学家，自己并不知道在他上述的话里含有多少真理。我很想看看有哪位过去的国际活动家，在比方说阅读所谓《保罗达哥林多人后书》的时候，他的旧日的伤口，至少在某一方面的伤口，能不迸裂开来。这整篇使徒书信，从第八章起，发出永远不断的，可惜竟是那么熟悉的诉苦的调子：les cotisations ne rentrent pas——捐款没有来！好多60年代的最热心的宣传家会大有同感地握着这位使徒书信作者——不论他是谁——的手悄悄地对他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呀！”这个题目我们也有话要说的——我们的协会里也挤满了哥林多人，这些在我们眼前捉摸不定地晃来晃去的、带来唐达鲁士之苦的拿不到手的会费，恰恰就是盛传的“国际的百万财产”！

　　关于最初的基督徒，我们最好的资料来源之一是萨莫萨塔的琉善；这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因而对基督徒，比起对其他任何宗教社团来，都不会由于异教的或政治的原因而另眼相待。相反，对他们的迷信，他一律大加嘲笑——对丘必特的崇拜者并不比对基督的崇拜者嘲笑得少一些；从他那肤浅的理性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两种迷信是同样荒谬的。这位在任何场合都不抱偏见的证人，曾经讲述过生于赫勒斯滂海峡的帕里城、自称普罗特斯的冒险家佩雷格林的生平。这个佩雷格林年轻时的事业是在亚美尼亚以通奸开始的，他在犯罪现场就地被拿获，按当地习俗被判处私刑。侥幸逃脱之后，在帕里由于勒死了他的父亲又不得不躲藏起来。

　　我来引一段肖特的德译文³⁵⁹：“这时，他凑巧在巴勒斯坦遇到些基督徒里的教士和学者而知道了基督徒的奥妙的道理。不久他就获得很大的成功，他的老师们同他相比反倒有如童稚。他成了先知、教会首脑、犹太寺院主持——总而言之，他成了一切的一切；他解释他们写的圣书，自己也写了一大批，结果，基督徒们最终把他视为神明，奉为立法者，并把他拥立为首领（主教）…… 由于这种原因〈即由于做基督徒），普罗特斯有—次被当局逮捕，投入监狱…… 当他因此而身戴镣铐的时候，基督徒们认为他受囚禁是他们的大不幸，就用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但是，营救没有成功，于是他们就无微不至地从各方面去照料他。天刚刚亮，就有些老太婆、寡妇和孤儿守在他的监狱门口；较有势力的基督徒则买通狱卒，去整夜地陪伴他；他们带着饭去，在他的身边读他们的圣书——一句话，敬爱的佩雷格林（当时他还是叫这个名字）在他们看来至少也是另一位苏格拉底。有的基督教会的使者甚至从若干小亚细亚城市跑来援助他，安慰他，并在法庭上替他辩护。这些人，只要关系到他们的团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立即到场，快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这时既不辞辛劳，也不情费用。因此，佩雷格林当时从四面八方都拿到钱，监禁竟成了他大笔收入的来源。这些可怜的人自以为他们的肉体和灵魂不死，他们将永生，所以他们对死毫不在意，其中有许多人甚至情愿去死。而且他们的第一立法者还向他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只要他们一改宗，即放弃希腊诸神而信奉那个被钉十字架的智者并按照他的指示生活，他们大家就都成为兄弟了。因此他们无区别地轻视一切身外的财富，而把这些财富归共同所有——这是他们不经检验和证明而径直接受的教义。于是巧于利用环境的狡猾的骗子来到他们当中，很快就能变成富翁，而且还要暗中嘲笑这些傻子。后来，佩雷格林又一次被当时的叙利亚当局释放了。”

　　在叙述了他的一些新的冒险之后，作者接着写道：

　　“于是我们这位伟大人物第二次动身〈从帕里〉漫游各地，而且他一点旅费也不用花，只靠基督徒的慷慨厚待就够了，他们到处都保护他，保证他什么也不快乏。他就这样被供养了一个时期。可是当他也犯了基督徒的规矩——我想是被发现吃了他们所禁忌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们就把他赶出了他们的团体。”⁽³⁾

　　读琉善这段文字，引起我多少青年时代的回忆啊！首先想起的就是”先知阿尔布雷希特”。他大约从1840年起，好多年间简直使瑞士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支部³⁶⁰处于危险状态；他是个健壮的长须大汉，徒步走遍了整个瑞士，为他那神秘的新救世福音寻找听众，看来他是个颇为无害的糊涂蛋。不久就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不那么无害的后继人——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趁魏特林坐牢的时候，要瑞士法语区的各支部改信他的那种福音，而且在一段时期内做得很成功，甚至他们之中最有才能但也最轻狂的奥古斯特·贝克尔也被他引诱。这位库尔曼给他们作过讲演，这些讲演于1845年在日内瓦出版，总标题是：《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趴在他的门徒（也许就是奥古斯特·贝克尔）写的序里有这样的话；

　　“需要有人来表达我们的一切痛苦、一切渴求和希望，简言之，一切使我们的时代深感不安的东西…… 这个人，我们的时代所期待的人出现了。这就是荷尔斯泰因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他带来了关于新世界或体现于现实中的精神王国的学说。咱们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³⁶¹

　　当然用不着我说，这种关于新世界的学说，不过是饰以拉梅耐式的半圣经昧的词句，并用先知的傲慢口吻讲出的一种最庸俗的伤感的胡诺。这并没有妨碍老实的魏特林派像亚细亚的基督徒拥戴佩雷格林那样拥戴这个骗子。这些人的超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达到了极点，甚至把每个小学教师、新闻记者，总之一切非手工业者，都看成有意剥削他们的“学者”总是怀疑他们，正是这些人，竟让库尔曼这个装腔作势的能手灌输了这样的思想：在“新世界”中，最大的圣贤，也就是库尔曼，将调节享受的分配，因而，现在在旧世界里，弟子们就已经应该把一切享受大把大把地供献给这位至圣，而自己则应该对残羹剩饭感到满足。于是，当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时候，佩雷格林—库尔曼就靠支部的破费过着十分阔绰和心满意足的生活。诚然，这种情况并没有延续很久；怀疑者和不信仰者中间日益增长的怨言，沃州政府进行迫害的威胁，结束了洛桑的这个“精神王国”于是库尔曼不见了。

　　凡是亲身经历过欧洲初期工人运动的人，都会记起几十个类似的事例。现在，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在大中心地区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在运动争得新地盘的边远地方，这一类小号的佩雷格林还可望获得暂时的、有限的成功。各国工人政党里都会钻进一些在官方世界中毫无指望或在其中走完红运的形形色色的分子——种痘反对者、戒酒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反活体解剖者、用自然疗法行医者、己散掉的自由公理会³⁶²的传教士、世界起源新学说的编造者、无结果或未成功的发明者、被官僚指为“爱打官司的无赖汉”的或真或假的受屈者、诚实的傻子和不诚实的骗子——同样，最初的基督徒的情况也是如此。旧世界解体过程所解放出来的，也就是所扔出来的各种分子，都一个接一个地掉进基督教的引力圈子里——基督教是唯一抵抗了这一解体过程（因为基督教本身就是它的必然产物）从而得以保存下来并且不断成长起来的成分，而其他成分则只不过是短命蝉螃而已。每一种狂想、胡说或骗术都会钻进年轻的基督教会，找到热心的听众和热诚的信徒，至少在一些地方和一段时期不会找不到。最初的基督徒也像我们最初的共产主义工人支部那样，对于一切投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无比轻信，这就使我们甚至无法肯定，我们的新约中是否没有掺杂着佩雷格林给基督徒们写的“大批圣书”中的某个片断。

二

　　德国的圣经批判——迄今我们在原始基督教史领域中的认识的唯一科学基础——曾经按两个方向发展。

　　一个方向是蒂宾根学派³⁶³，广义来说，应该把大卫·弗·施特劳斯也算在内。在批判研究方面，这个学派做到了一个神学派别所能做到的一切。它承认，四福音书并不是目击者的传述，而是已佚典籍的后来的加工品，在据说是使徒保罗写的使徒书信中，最多有四篇是真的，如此等等。它把历史记叙中的一切奇迹和矛盾都作为无法接受的东西而勾销了；但对于其余部分，它却企图“挽救一切还能挽救的”，这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它的神学家学派的性质。这样它就使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个学派为依据的勒南，得以通过同样的方法，“挽救”了还要更多得多的东西，除大量的显然可疑的新约故事以外，还想把许多其他关于殉道者的传说，也都当做历史上可资信考的资料硬塞给我们。但是无论如何，蒂宾根学派从新约中作为非历史的或伪造的东西而摒弃的那一切，可以认为在科学上已经被最后清除了。

　　另一个方向，只有一个代表人物，即布鲁诺·鲍威尔³⁶⁴。他的巨大功绩，不仅在于他对福音书和使徒书信作了无情的批判，而且还在于他第一个不但认真地研究了犹太的和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的成分，并且还认真地研究了纯希腊的和希腊—罗马的成分，而正是后者才给基督教开辟了成为世界宗教的道路。说什么基督教从犹太教产生时就已经定型，并凭大体上已经确定的教义和伦理从巴勒斯坦征服了世界，这种奇谈怪论从布鲁诺—鲍威尔时起再也站不住脚了吉它只能在神学院里和那些要“为人民保存宗教”而不惜损害科学的人们中间苟延残喘。斐洛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亚派¹⁸⁷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没有彻底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这主要归功于布鲁诺·鲍威尔；他基本上证明了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地亚地区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当然，鲍威尔也像一切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斗争的人们一样，在许多地方是做得过分的。为了也要根据文献来肯定斐洛，尤其是塞涅卡对形成中的基督教的影响，为了要说明新约的作者们是上述两位哲学家的直接剽窃者，鲍威尔不得不把新宗教的兴起推迟半个世纪，而不顾罗马历史编纂学家们的记述与此不符，总是十分轻率地对待历史。照他的意见，基督教直到弗拉维王朝时才真正诞生，而新约的著作则是直到哈德良、安敦尼和马可·奥勒留的时代才有的。因此，在鲍威尔心目中，新约中耶稣及其门徒的故事的任何历史背景都消失了；这些故事就成了这样一种传说，其中把最初团体的内在发展阶段和内部精神斗争都归之于多少是虚构出来的人物。在鲍威尔看来，这一新宗教的诞生地不是加利利和耶路撒冷，而是亚历山大里亚和罗马。

　　所以，蒂宾根学派³⁶³以新约的历史和文献中未被它批驳的残余部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目前尚可被科学承认为有待争论的问题的最高极限，布鲁诺·鲍威尔则给我们提供了在这一历史和文献中可以为科学所批驳的最高极限。实际真理存在于这两个极限之间。凭现有的资料能否确定这真理，是很大的疑问。新发现，特别是罗马的，东方的，首先是埃及的新发现，在这方面的贡献将比任何批判都要多得多。

　　但在新约中有唯一的一篇，判定写作时间可以精确到几个月以内：它大概是在67年6月和68年1月或4月之间写成的，所以属于基督教的最初期，它以最朴素的真实性和相应的习惯语言反映出了当时的观念；因此，我认为，要确定原始基督教究竟是什么样子，它比起今本新约中所有其余在写成时间方面晚得多的各篇来要重要得多。这一篇就叫《约翰启示录》；它原来似乎是全部圣经中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在由于德国的批判已经变得最易懂、最清楚的了，所以我想同读者来谈谈它。

　　只要把这一篇浏览一下，你就会确信，不仅它的作者，甚至连作者在其中活动的“周围环境”，都是何等动荡不安。我们这篇《启示录》并不是当时这种著作中独一无二的一篇。从纪元前164年第一篇流传至今的此类著作《但以理书》写成时起，差不多到约为康莫迪安写《护教歌》⁽⁴⁾时的纪元250年止，根据勒南的统计，传至今日的古典”启示作品”不下15种之多，较晚的仿作还不计算在内（我所以援引勒南，是因为他的书并不是只有专家才熟悉，而且也最容易找到）。当时，甚至罗马和希腊，尤其是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都把由各种不同民族的极端粗陋的迷信观念构成的毫无批判的混合物无条件地信以为真，并且用虔诚的蒙蔽和直截了当的欺骗来加以补充；当时，奇迹、狂热、幻觉、神咒、占卜、炼金术、喀巴拉³⁶⁵以及其他神秘荒诞的东西占据着首要地位。原始基督教就产生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而且是产生在特别易于接受这种对超自然事物的玄想的那一类人中间。这就无怪乎在埃及，如莱顿城的纸草书之类的资料所证明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³⁶⁶曾在基督纪元2世纪时热衷于炼金术，并把炼金术的观念引入他们的教义中。而迦勒底的和犹太的数学家——根据塔西佗的说法，他们曾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和维特利乌斯时代先后两次因施用巫术而被逐出罗马⁽⁵⁾——所从事的，正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构成《约翰启示录》之核心的那种几何学。

　　此外，还要补充第二点。所有启示作品都认为有权蒙蔽读者。这些作品（例如《但以理书》、《以诺书》，以斯拉、巴录、犹大等人的启示作品，（《西维拉占语集》）不仅通常都根本是别人所写（这些作者比名义上的作者晚得多），而且所预言的也都是早已发生并为真正作者所熟知的一些事情。例如《但以理书》的作者，在164年名王安条克死前不久的时候，把关于波斯、马其顿的世界统治的兴衰和罗马的世界统治的开始的预言，放到好像生在尼布甲尼撒时代的但以理的嘴里，以便通过这种效验来证实自己的预言，使读者能够接受最后关于以色列人会克服一切苦难，终将胜利的预言。所以，如果《约翰启示录》果真是那位署名的作者所作，就会是所有启示著作中唯一的例外。

　　托名为约翰的作者，无论如何是在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中极孚众望的一个人。这可以由给七教会的书信中的语气来证明。因此，可能这就是那位使徒约翰，此人历史上是否存在尚无法完全肯定，但也可能确有其人。假如作者真的就是这位使徒，就只会加强我们的看法。这会有力地证实，书中的基督教，的的确确是真正的原始基督教。但是应该顺便指出的是，《启示录》和那也被认为是约翰写的一篇福音书或三篇使徒书信决不属于同一作者。

　　《启示录》是由一连串幻景构成的。在第一个幻景中出现了穿着最高祭司装束的基督；他在代表七个亚细亚教会的七个灯台中间行走，并把给这些教会的七个“天使”的书信口授给“约翰”。在这里，一开头就很尖锐地显示出这种基督教和尼西亚宗教会议¹⁸⁸所制定的、君士坦丁大帝的世界宗教不同。在这里，不但没有听说过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神圣的三位一体。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后来的一个圣灵，而是犹太教的拉比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的基础上构成的”神的七灵”。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是阿拉法也是俄梅墓，但绝不就是神本身，或与神等同；相反，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因而也就同上述七灵一样，是永远存在的，但却是居于属位的、神的流出体。在第十五章第三节里，殉道者在天上唱“神的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以赞美神。这样看来，基督在这里不仅是作为神的下属，而且甚至于在某些方面被放在与摩西同等的地位。基督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第十一章第八节），但复活了（第一章第五节、第十八节）；他是为世界赎罪而牺牲的“羔羊”各族各方的信徒都由于他的血而在神面前得蒙赦罪。这里我们看到了使原始基督教后来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那种根本观念。当时，闪米特人和欧洲人的一切宗教里都存在有一种共同的观点，认为被人们的行为冒犯了的众神是可以用牺牲求其宽肴的。基督教最初的一个革命的（从斐洛学派抄袭来的）根本观念就是，在信徒们看来，一切时代的、一切人的罪恶，都可以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一次伟大自愿牺牲而永远被赦免。于是，以后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牺牲，许许多多的宗教礼仪也就随之而失去依据；而摆脱这些妨碍或禁止与异教徒交往的礼仪，则是世界宗教的首要条件。然而，供献牺牲的习俗在各民族的风尚中毕竟是根深蒂固的，以致吸取了很多异教做法的天主教感到有必要实行一种哪怕是象征性的弥撒祭礼来适应这种情况。关于原罪的教义，在我们分析的书中反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但是在这些信中，也像在全书中一样，最大的特点却是，无论何时何地，作者都不曾想到要对自己或自己的教友用别的称呼，而只是称做犹太人。对于他所痛斥的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宗派分子，他发出的指责是；

　　“他们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而是撒旦一会的人。”

　　谈到帕加马宗派分子，则说他们遵从巴兰的教训，而巴兰曾教巴勒引诱以色列孩子们去吃祭偶像之物，去行奸淫的事。可见，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不是自觉的基督徒，而是一些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诚然，他们的犹太教是先前的犹太教发展的新阶段，但正因为如此，才是唯一真正的犹太教。因此，当圣徒在神的宝座前出现的时候，前来归附的先是144000个犹太人，每一支派各12000人，随后才是无数改宗这种革新了的犹太教的异教徒群众。请看，我们这位作者在基督纪元69年的时候，对于他代表着宗教发展的崭新阶段，即行将成为人类精神史中最革命因素之一的阶段，是很少意识到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还不曾有自我意识的基督教，同后来在尼西亚宗教会议上用教条固定下来的那种世界宗教，是有天渊之别的；二者如此不同，以致从后者很难认出前者。这里既没有后世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后世基督教的伦理，但是却有正在进行一场对整个尘世的斗争以及这一斗争必将胜利的感觉，有斗争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这种渴望和信心在现代的基督徒身上已经完全丧失，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只存在于社会的另一极——社会主义者方面。

　　事实上，对起初极其强大的尘世作斗争，同时又在革新者自己 之间作斗争，这既是原始基督教教徒的特点，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特点。这两个伟大的运动都不是由领袖们和先知们创造出来的（虽然两者都拥有相当多的先知），两者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在起初的时候必然是混乱的；其所以混乱，是由于群众的任何思想开始都是矛盾的，不明确的，无联系的；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先知们起初在运动中还起着的那种作用。这种混乱表现为形成许许多多的宗派，彼此进行斗争，其激烈至少不亚于对共同外敌的斗争。在原始基督教是如此，在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也是如此，尽管这会使那些在根本无统一之可能的情况下宣扬统一的好心的庸人感到非常难过。

　　难道国际是靠某种统一的教条联合起来的吗？恰恰相反。那里有谨守1848年以前法国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而这些人又是带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有魏特林派的共产主义者和重整旗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另一种共产主义者，有在法国和比利时占优势的蒲鲁东主义者，有布朗基主义者，有德国工人党，最后，还有一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占上风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而这还只是些主要的集团。从国际建立时起，为了在各处彻底同无政府主义者划清界限，至少在最一般的经济观点上能够达到统一，竟花费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而且这还是依靠了现代的交通工具，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才达到的。

　　最初的基督徒也分裂成无数宗派，而这恰好成了引起争论并从而获致后来的统一的手段。就在我们这篇无疑是最古的基督教文献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裂成宗派的情况，而我们的作者，就像抨击整个罪恶的外部世界那样，势不两立地激烈地抨击这些宗派。这里首先是以弗所和帕加马的尼哥拉派，接着是士麦那和非拉铁非的那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并非犹太人而是属于撒旦一会的人，帕加马的那些信奉名叫巴兰的伪先知的教训的人，以弗所的那些自称是使徒而其实并非使徒的人，最后是推雅推喇的那些信奉名叫耶洗别的伪女先知的人。关于这些宗派的详情，我们毫无所知，只是听人谈到巴兰和耶洗别的徒众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人们企图把所有这五个宗派说成是保罗派的基督徒，而把所有这些书信说成是反对保罗，反对伪使徒，反对虚构出来的巴兰和”尼哥拉”的。勒南在其1869年巴黎出版的《圣保罗》—书中（第303—305、367—370页）收集了一些相应的、很难使人信服的论据。所有这些论据，不外乎要从使徒行传和所谓的保罗书信出发来解释这些书信，其实这些著作至少就目前的版本来说其成书时间起码比《启示录》要迟60年，因而其中包含的与此有关的事实资料不仅极为可疑，而且是彼此完全矛盾的。有决定意义的倒是：我们这位作者不会想到要用五个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同一个宗派；单对以弗所就使用了两个（伪使徒和尼哥拉派），对帕加马也使用了两个（巴兰派和尼哥拉派），而且每次都清清楚楚地是两个不同的宗派。当然，不能否认，这些宗派里也完全可能有现在该称之为保罗信徒的那种人。

　　在讲得较详细的这两个场合，所谴责的都不外乎是吃祭偶像之物和行奸淫的事，这是犹太人——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基督教的——同改宗的异教徒争论不休的两点。异教徒不仅把祭神肉拿到庆宴上，在此种情况下拒绝食用是非礼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而且祭神肉还在公共市场上出售，在这里并不是每次都能分辨出是否已按教规清洁过。讲到奸淫的事，这些犹太人所指的不仅是婚姻以外的性关系，而且指犹太法律所禁止的、某亲等以内的人的通婚，也指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通婚；这个词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和二十九节里一般都作此解释。但我们这位约翰对于正统犹太人所认可的那种性关系，也另有自己的看法。他在第十四章第四节里谈到天上的144000个犹太人：

　　“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

　　而在我们这位约翰的天上，确实是一个妇女都没有。因而他是属于原始基督教其他著作中也常遇到的那个笼统地视性关系为罪恶的派别。如果我们还注意到，他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说地上的君王们与她行淫并被她淫乱之酒所醉倒，而她的商人因她的骄奢淫逸而发了财，那我们对上述的那个词就决不能按照神学的护教论所要赋予它的那种狭窄意义来理解，神学的护教论是要借此为解释新约中的其他地方找证据。与此相反，书信中这些地方清楚地显示出一切深刻动荡时代所共有的一种现象，即对性关系的传统束缚也同所有其他藩篱一起发生动摇。在基督教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一方面有禁止肉欲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把或多或少不受限制的男女关系列入基督教自由的概念的倾向，也相当常见。在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中情况也是这样。30年代圣西门派的“肉体复权”——德文译做“Wiedereinsetzung des Fleisches”——在当时德国这样一个“虔诚的育儿所”⁽⁶⁾曾引起何等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惧啊！而恐惧得最厉害的，恰恰是那个在柏林也像在自己的庄园里一样，不经常使自己的肉体复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当时居统治地位的高贵等级（当时我们还没有阶级）！如果这些正人君子还知道傅立叶给肉体规定的自由不止这些的话，不知道该怎样啊！随着空想主义被克服，这些放荡行为让位给较为理智的而实际上更激进得多的概念；而且自德国从海涅的“虔诚的育儿所”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心的时候起，崇尚美德的上流社会那种伪善的愤慨，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

　　那些书信里包含的全部教理就是如此。此外就是强烈号召同道者进行热心的宣传，在敌人面前勇敢而高傲地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不屈不挠地对内外敌人作斗争——就这些而论，国际的某个有先知气概的狂热者也可以写得毫不逊色。

三

　　我们这位约翰传谕给七个小亚细亚教会，并通过它们传谕给69年的经过改革的犹太教（基督教就是以后从这种犹太教发展而来的）的其余部分。书信只是约翰传谕的真正题旨的引言。这里，我们才进入原始基督教的圣所。

　　最初的基督徒来自什么样的人呢？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革命因素总是这样形成的。这些人之中都有些什么人呢？在城市里，是形形色色的破产的自由人，他们很像美国南部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或在殖民地口岸和中国口岸流浪并从事冒险的欧洲人，此外还有被释的奴隶和特别是未被释的奴隶；在意大利、西西里、阿非利加的大庄园里，是奴隶；在各行省农业地区，是日益陷入债务奴役的小农。对所有这些人说来，绝对不存在任何共同的求得解放的道路。对所有这些人说来，天堂已经一去不复返；破产的自由人的天堂是他们先人曾在其中作自由公民的过去那种既是城市、又是国家的城邦；战俘奴隶的天堂是被俘和成为奴隶以前的自由时代；小农的天堂是已经被消灭的氏族制度和土地公有制。所有这一切，都被罗马征服者用荡平一切的铁拳消灭净尽了。古代所达到的最大的社会群，是部落以及亲属部落的联盟；野蛮人的组织的基础是氏族联系，而建立起城市的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组织则以包括一个或几个部落的城邦为基础。菲力浦和亚历山大使希腊半岛得到政治的统一，但是希腊民族还没有就此建成。民族[Nation]只是由于罗马世界统治的衰亡才成为可能。罗马的世界统治一下子永远结束了小的联盟；军事暴力、罗马的审判权、税收机构彻底瓦解了传统的内部组织。除失去独立和自己特有的组织而外，更加之以军事和民政当局的强暴掠夺：它们先夺走被征服者的资财，然后又以重利贷给他们，为的是让他们能够交纳新的苛捐杂税。在纯自然经济的地区或者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地区，沉重的赋税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货币的需要，使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被高利贷者奴役的境地，造成了巨大的财产差异，使富者更富，贫者赤贫。对于巨大的罗马世界强权，零散的小部落或城市进行任何反抗都是无望的。被奴役、受压迫、沦为赤贫的人们的出路在哪里？他们怎样才能得救？所有这些彼此利益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冲突的不同的人群的共同出路在哪里？可是为了使所有这些人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伟大革命运动，必须找到这样一条出路。

　　这样的出路找到了。但不是在现世。在当时的情况下，出路只能是在宗教领域内。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了。肉体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就渐渐成为罗马世界各地公认的信条。死后的灵魂将为其生前的行为受到某种报偿或惩罚这一信念，也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但报偿是相当靠不住的；古代世界具有强烈的自发唯物主义，它把人世生活看得比冥土生活宝贵得多；希腊人把死后的永生还看成是一种不幸。于是，基督教出现了。它认真地对待彼岸世界的报偿和惩罚，造出天国和地狱。一条把受苦受难的人从我们苦难的尘世引入永恒的天堂的出路找到了。事实上，也只有靠对彼岸世界获得报偿的希望，斯多亚一斐洛学说的弃世和禁欲才得以提升为能吸引被压迫人民群众的一种新的世界宗教的基本道德原则。

　　但这种天堂乐园决不是一死之后就向信徒们开放的。我们将看 到，以新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天国，只是经过对地狱势力的激烈斗争才被攻克与打开。可是在最初的基督徒的观念中，这种斗争很快就要到来。我们的约翰一开始就表明他的书是启示“必要快成的事”；随后，在第三节，他宣称；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昕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吩咐写信给非拉铁非教会说：“看哪，我必快来。”而在最后一章里天使说，他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约翰，并吩咐他；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

　　基督自己也说过两次（第十二节和第二十节）：“我必快来。”我们以后会看到，人们预期这次降临将怎样快地到来。

　　《启示录》的作者现在向我们展示的那些幻景，全都是（而且大都一字不易地）从较早的一些范本中抄袭来的。一部分来自旧约中的古典先知，特别是以西结，一部分来自后来按照《但以理书》范式撰写的犹太教启示作品，特别是当时已经写就，至少是部分写就的《以诺书》。圣经批判已经详细查明，我们这位约翰的书中每一个情景，每一个可怕的预兆，每一项降给不信者的灾难——总之，书中的全部材料，是从哪里抄袭来的；这样，约翰不仅暴露出精神上的完全贫乏，而且还清楚地表明，他所描述的那种所谓狂喜和幻景，他连在想象中也没有经历过。

　　这些幻景出现的经过，简略地说来是这样的。一开始，约翰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手里拿有一卷用七印封严了的书，在神面前是被杀过但又复活了的羔羊（基督），他被认为是配揭开那些印的。那些印揭开时，发生了各种各样可怕的奇异的征兆。在第五印揭开时，约翰看见在神的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的基督徒殉道者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

　　“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

　　随后有白衣赐给他们，并有话劝他们还要等待片刻，因为需要有更多的殉道者被杀。——这样看来，这里还根本没有什么”爱的宗教”，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等等；这里宣讲的是复仇，毫不隐讳的复仇，是应该的、正当的对基督徒迫害者的复仇。而且全篇都是如此。危机越是临近，天上降来的灾难和惩罚越是频繁，我们的约翰就越兴奋地宣布说广大众人还是不想忏悔他们的罪恶，说神的鞭子还应该再向他们头上猛抽，说基督应当用铁杖来放牧他们，并一脚踹翻盛满全能的神的炽烈怒火的酒醡，但又说有罪的人心里仍将顽固不化。这是一种自然的、不夹杂任何伪善的情感；斗争正在进行，而打仗就应当像个打仗的样子。——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出现七个带着号角的天使，每当其中一个天使吹响号角的时候都有新的可怕征兆出现。在第七个天使吹响号角之后又出现七个天使，带着装满神的大怒的七个碗，向地上倾注；又是新的灾难和惩罚，基本上大部分是令人庆烦地重复已经说过许多次的那些东西。然后，出现了坐在众水上、穿着朱红色衣服、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殉道者的血的巴比伦大淫妇；这就是管辖地上众玉的坐落在七座山上的大城。她骑在一匹七头十角兽上。七头代表七座山，也代表七位“王”。在这些王中，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第七位还没有来到，而在他之后，还有最初五位中受了死伤但已医好的一位要来到。末后这一位将在地上做王42个月，或三年半（由七年构成的星期年的一半），将迫害信 徒，置他们于死地，使罪恶居统治地位。但跟着来的是一场大决战，圣徒和殉道者扫灭了巴比伦大淫妇及其所有信从者，即广大众人，从而报了仇；魔鬼被投进无底坑，在那里捆绑1000年，在这段时间内，基督和死去复活的殉道者一同作王。但在1000年完了的时候，魔鬼将又被释放，并将发生一次新的神灵们的大交战，在这一战中魔鬼将被最终战胜。然后发生的是第二次复活，这时其余的死者也将苏醒过来，并在神（注意，不是基督！）面前听候审判，信徒们将进入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而获得永生。

　　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是以基督教之前的、犹太教的材料构成的，因而这里几乎全都是纯粹犹太教的观念。自从以色列人在这个世界上进入苦难时代，即从必须向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纳贡，以色列和犹太两王国被灭时起，一直到塞琉古的奴役，因而也就是从以赛亚到但以理，在每次灾难时期都有预言说救主将出现。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第一至三节里甚至有预言说，保佑犹太人的天使米迦勒将降临，他将救他们脱离大灾难；将有许多死者复活，一种末日的审判将发生，而教人归义的教师将永远发光如星。属于基督教的只有一点，即特别强调基督的王国快要到来，复活了的信徒——主要是殉道者——是光荣的。

　　对这一预言与当时事件的关系作出解释应归功于德国的批判，特别是埃瓦尔德、吕克和斐迪南·贝纳里。勒南使这种解释连非神学界也能理解。巴比伦大淫妇指的是罗马这个坐落在七座山上的城，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了。至于她骑的那匹兽，第十七章第九至十一节里有下面的话：

　　“那〈兽的〉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

　　这里兽指的是罗马的世界统治，顺次由七个皇帝代表，其中一个皇帝受了死伤，不再做王，但将被医好，而且还要回来，作为第八个皇帝来最后完成亵圣渎神的王国。将任凭他

　　“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凡住在地上、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兽的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第13章第7—18节）。

　　我们只指出，由此看来，这里讲的是作为罗马世界强权用以对付基督徒的手段之一的抵制（因而，很明显，这是魔鬼搞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这样一个问题：已经统治过一次，受了死伤，失了踪，但将按次序作为第八位回转来并将起反基督作用的这位罗马皇帝，究竟是谁呢？

　　把奥古斯都按次序算做第一，第二该是提比里乌斯，第三是卡利古拉，第四是克劳狄乌斯，第五是尼禄，第六是加尔巴。“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那就是说，尼禄已经倾倒了，而加尔巴还在。加尔巴做王是从68年6月9日至69年1月15日。但紧随他登极之后，守卫莱茵河的军团在维特利乌斯率领下起来暴动，而在其他行省，其他军事长官也在准备军事暴动。就在罗马当地，禁卫兵也起而叛变，杀死了加尔巴，立奥托为帝。由此可以推论，我们的《启示录》是在加尔巴时代写的。很像是在他统治的末期，最迟是在奥托——“第七位”——的三个月（到69年4月15日）统治期间写的。但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第八位究竟是谁 呢？666这个数字将告诉我们。

　　在闪米特族——迦勒底人和犹太人——中间，当时流行着一种以字母双关义为根据的巫术。大约从纪元前300年开始，希伯来字母也当做数字来使用：a＝1，b＝2唱 ＝3，d＝4等等。喀巴拉占卜术士就是把某个名字的字母数值的总和算出，再设法从这个总和作出预言，例如，用这同一个数值构成一个词或词组，从而对具有此名字的人作出关于其前途的结论。这种数字语言也用做切口之类的东西。这种方术在希腊语叫做gematriah——几何学；专干这一行，并被塔西佗称做数学家的迦勒底人在克劳狄乌斯时代，后来又一次是在维特利乌斯时代，被赶出罗马，大概是因为“太胡闹”的缘故。

　　666这个数字也正是通过这种数学产生的。它隐含着前五个罗马皇帝之一的名字。但伊里奈乌斯在2世纪末在666这个数字之外，还知道有个数字是616，在许多人仍然知道数字之谜的时候，这个数字还至少是出现过的。⁽⁷⁾如果找到的答案同样适合于这两个数字，那就证明这个答案是准确无误的了。

　　柏林的斐迪南·贝纳里提供了这个答案。那名字就是尼禄。数字的根据是רקירםמרב（尼禄凯撒）为希腊字Nerôn Kaisar（尼禄皇帝）的希伯来文写法，塔木德³⁶⁷和巴尔米拉铭文都可以证明。帝国东半部铸造的尼禄钱币上都有这种字样。原来n（nun）＝50；r（resch）＝200；w（waw）代替o＝6；n（nun）＝50；k（koph）＝100；s（samech） ＝60；r（resch）＝200；合计＝666。如果我们拿拉丁文的写法Nero Caesar作根据，去掉第二个nun＝50，我们就得出666—50＝616，即伊里奈乌斯的那个数字。

　　实际上，在加尔巴时代，整个罗马帝国突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加尔巴自己就曾率领着西班牙和高卢的军团进军罗马来打倒尼禄。尼禄逃跑了，并命令一个被释的奴隶把他杀死。但不仅罗马的禁卫兵，而且各行省的军事长官都阴谋反对加尔巴；到处都出现了新的王位追求者，准备带着他们的军团开向首都。看来帝国的内战在所难免，崩溃之日已经临近。除这一切之外，还流传着一种谣言，特别是在东方，说尼禄并没有被杀死，只是受了伤，逃到安息人那里去了，并将率领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回来，好进行新的、更加凶残的恐怖统治。亚该亚和亚细亚对这些消息尤其感到恐怖。而且大约在写《启示录》的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假尼禄，带着相当多的归附者盘踞在帕特莫斯和小亚细亚附近爱琴海的基斯诺斯（现在的塞尔米亚）岛上，直到他在奥托时代被杀死为止。在受尼禄第一次严重迫害的基督徒中间流传一种看法，认为他将作为一个反基督者重新回来，认为他的回来以及必然与之俱来的、残忍地消灭新宗派的更加坚决的企图，将是一种先兆和前奏，预示基督将重新降临，预示将要对地狱的势力进行一场伟大的、胜利的决战，预示那殉道者出于信仰就为之欣然赴死的千年王国³⁵⁷“很快”即将来临，难道是奇怪的事吗？

　　最初两个世纪的基督教的文献和受基督教影响的文献，充分表明，666这个数字的秘密是当时很多人都知道的。伊里奈乌斯固然已经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也像很多其他活到3世纪末的人一样，知道《启示录》里的兽是暗指回来的尼禄。后来连这个线索也失去了，我们所研究的这篇著作便被正统的占卜术士作了荒诞的解释；我自己在幼年时也还认识一些老年人，他们继老约翰·阿尔布雷希特·本格尔之后，在那里等待1836年出现世界的末日和末日的审判。这个预言应验了，而且恰恰就在那一年。不过末日的审判没有落到罪恶世界的头上，而是落到了《启示录》的虔诚的解释者自己的头上。因为正是在1836年，斐·贝纳里给666这个数字提供了一把钥匙，从而给一切预言性的数字演算，给这种新式的几何学带来一个可怕的末日。

　　关于等待着信徒的天国，我们这位约翰只能作最表面的描写。新耶路撒冷相当大，至少就当时的概念来说是这样：它是正方形的，每边长12000斯达第＝2227公里，因此它的面积差不多有500万平方公里，比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半还要大；它是用纯金和宝石筑成的。那里有神居住在信神者中间，他代替太阳为他们照耀，那里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忧愁，再没有苦难；生命之水的河从城中流过，河两岸长着生命之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有果子成熟；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勒南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茶叶——《反基督者》第542页）。圣徒们在这里将永生。

　　就我们所知，68年前后，基督教在其主要所在地小亚细亚就是这样。神圣的三位一体连影子也没有，相反，只有晚期犹太教的那个旧的单一而不可分的耶和华，他在犹太教晚期，从犹太民族的神一跃而为天地间唯一最高的神，他要统治一切民族，他对改宗者许以恩泽，给不驯者以无情的毁灭，他信守古代的老规矩；宽恕降服者，制服傲慢者。因此，在末日的审判时高坐在审判席上的也就是这位神，而不是像晚出的福音书和使徒书信所描写的那样是基督。按照晚期犹太教从波斯吸收的流出说，羔羊基督一开始是从神产生出来的，由于误解富有诗意的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而造成的“神的七灵”虽然地位较低，也永远是从神产生出来的。他们都不是神，也不与神等同，而是从属于神。羔羊自己为世界罪恶赎罪而牺牲自己，为此它的地位在天上得到了相当的提升，因为这种自愿的牺牲在全篇中都是被当做特殊功勋，而不是内在本质必然产生的。不言而喻，还少不得有一整套天宫建制；天使长、基路伯、天使和圣徒。为要成为宗教，一神论从远古时代就不能不向多神论作些让步，曾德一阿维斯陀³⁶⁸便己开其端。犹太人慢慢地转向异教徒的诸具体神，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在流放³⁶⁹以后有了波斯式的天宫建制从而使宗教更适应于人们的想象的时候。就连基督教本身甚至在用自身有异的、神秘的、三位一体的神代替了永远等于自身的、不变的犹太神以后，也只是凭着对圣徒的崇拜才能在人民大众中间把对诸旧神的崇拜排除掉；例如，按照法耳梅赖耶尔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在迈纳，在阿卡迪亚，对丘必特的崇拜只是在大约9世纪时才完全消失（《摩里亚半岛史》⁽⁸⁾第1册第227页）。只有现今的资产阶级时代及其新教，才又把圣徒取消，终于认真奉行自身有异的神的一神论。

　　我们分析的这篇作品也同样不知有原罪与因信称义之说。这些最初的战斗的团体的信仰，与后来胜利了的教会的信仰完全不同。除羔羊的赎罪的牺牲外，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临近的基督再临和快要到来的千年王国；而用来树立这种信仰的手段只是：进行积极的宣传，对内外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异教徒的法庭上昂首承认自己的革命观点，决心随时为将来的胜利而殉道。

　　我们已经看到，作者尚未意识到自己与犹太人有所不同。相应地，全篇没有一个地方讲到洗礼，倒是有许多其他地方使我们相信，洗礼是基督教的第二个时期的制度。144000个犹太信徒曾受“印记”，而不是受洗。讲到天上的圣徒和地上的信徒时说，他们洗去了自己的罪恶，洗净自己的臼衣服，用羔羊的血使它们变得鲜明洁亮；根本没有提到洗礼圣水。在反基督者出现以前的那两个先知（第十一章），也没有给任何人行洗礼，而且，照第十九章第十节的话看来，耶稣的见证不是洗礼，而是预言中的灵意。在所有这些场合，自然是该提到洗礼的，如果当时洗礼已经通行的话；因此，我们差不多可以有绝对把握得出结论说，我们这位作者不知道有洗礼，洗礼是在基督徒同犹太人最后分手的时候才出现的。

　　关于第二种更晚出的圣礼——圣餐礼，作者也同样一无所知。在路德的译文中写到基督许诺每一个信仰坚定的推雅推喇人到他那里并同他进圣餐，这只能导致误解。在希腊文本中是deipnêsô——我将（同他）进晚餐，英文本圣经完全正确地译为；

　　I shall sup with him。关于圣餐，即使作为一种悼念餐，这里也绝对没有谈到。

　　我们这篇以如此独特方式证实了写作时间为68年或69年的作品，在一切基督教文献中最为古老，这是无可怀疑的。找不到其他任何一篇作品，文字写得这样粗俗，满纸是希伯来腔调、荒谬的构句和文法错误。例如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有一句话，现照录如下；

　　“但愿从那今在背在将在有恩惠与平安赐给你们。”

　　至于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是对现已佼失的著作的后来的加工品，这些佚失著作的微弱的历史核心在传说的层层笼罩之下现在已经辨认不出；就连那几篇所谓”真正的”使徒书信，也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或者是更晚的作品⁽⁹⁾，或者最多也只是无名作家的旧著经过增补以后的加工品——这在目前只有职业神学家或其他立场偏颇的历史编纂学家才加以否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里有了这样一篇作品（对其写作时间的判定已经精确到几个月以内），这篇作品给我们描绘出形态最不发展时的基督教，这种形态的基督教对于4世纪时有着完备的教条和神话的国教的关系，大致有如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那种尚未固定的神话对于受基督教和古典古代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见于《艾达》29的神话的关系。这里是一种世界宗教的幼芽，但这种幼芽却已均等地包含着上千种的发展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后来体现为无数的宗派。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老的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³⁷⁰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但找到了这样一种媒介以后，它也只有在希腊罗马世界里，借助于希腊罗马世界所达到的思想成果而继续发展并且与之相融合，才能成为世界宗教。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册第1、2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脚　　注

(1) 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起义，特别在非洲，是一种奇特的与此相反的情况。伊斯兰这种宗教适合于东方人，特别适合于阿拉伯人，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而这里就存在着周期性冲突的萌芽。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教律”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厉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忌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叛教者，恢复对教义、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叛者的财富作为奖赏而收归己有。100年之后，他们自然也处于这些背叛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这时需要再来一次信仰净化，于是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再从头演起。从非洲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和阿尔摩哈德王朝对西班牙进行侵略战争起，直到喀土穆的那位最后的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⁵⁵止，情况就是如此。波斯以及其他伊斯兰教国家的起义，情况也相同或大致相同。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让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与此相反，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的人民起义中，宗教外衣只是用来作为进攻陈旧经济制度的旗帜和掩盖物；陈旧的经济制度最终被摧毁，为新的经济制度所取代，世界向前迈进。
(2) 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1863—1883年巴黎版第1—8卷。——编者注
(3)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第11—14和16章。——编者注
(4) 即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编者注
(5) 塔西佗《编年史》第12篇第52章和《历史》第2篇第62章。———编者注
(6) 摘自海涅的诗《安心》。——编者注
(7)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第5卷第28—30章。——编者注
(8) 即雅·法耳梅赖耶尔《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编者注
(9) 在《社会发展》杂志上发表的经作者同意的法译文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就连蒂宾根学派还认为真本的那三、四篇使徒书信，也都如布鲁诺·鲍威尔通过深刻分析而指出的，不过是更晚时期的作品。”——编者注

注　　释

55 指祖鲁人和努比亚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民族解放斗争。
　　1879年1月英国人向祖鲁人进攻，祖鲁人在自己的领袖开芝瓦约的领导下非常顽强地抵抗了英国殖民军达半年之久。英国殖民军只是由于在武器装备方面占巨大优势而在经过一系列战斗之后才取得胜利的。直到1887年，英国人由于利用了他们在祖鲁人中间挑起的连续几年的部落、混战，才得以最后征服祖鲁人。
　　19世纪70年代英国殖民者开始侵入苏丹，遭到苏丹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1881年爆发了以穆斯林传教主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他自称“马赫迪”意即“救世主”）为首的苏丹的努比亚人、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民族解放起义、起义于1883—1884年获得胜利，从英国殖民军手中解放了几乎全部国土。在起义的过程中成立了独立的统一的马赫迪国家。1899年，英国殖民军趁这个国家因连年战事和发生部落纷争而内部削弱之机，依靠武器的绝对优势，征服了苏丹。——476。
187 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0&”）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彰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窗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宜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483。
188 尼西亚宗教会议是基督教会第一次世界性主教会议。这次会议于325年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约300名主教或代表主教的长老出席。会议针对当时教会存在的”三位一体”派和阿里乌派的信仰分歧，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三位一体”的信条（正统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会议还制定了教合法规，以加强主教权力，实为加强皇帝权力。因主教由皇帝任免，从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486。
355 《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是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和阐述宗教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对基督教产生的历史原因、演变过程和社会本质作了科学的解释，根据对大量史料特别是对《启示录》的分析，说明最初的基督徒主要来自属于人民最低阶层的受苦受难的人，他们在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下寻找出路，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在宗教领域寻找出路。恩格斯指出，基督教作为诱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的宗教，必然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因此，这个世界宗教在产生300年之后便从奴隶和被释奴隶、穷人和无权者的宗教，从奴隶社会中被压迫群众的宗教，变成剥削者国家的官方宗教，变成在精神上奴役劳动者的工具。恩格斯把原始基督教同现代工人运动作了比较，指出两者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共同点：基督教在产生时和现代工人运动一样，也是被压迫者的运动，原始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要摆脱奴役和贫困；但是两者又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基督教诱使人们在天国中寻求解脱，而社会主义则引导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通过斗争在现实世界中、在社会改造中实现解放。
　　这篇文章是为《新时代》杂志写的，发表在该杂志1894——1895年第13年卷第1册第1、2期；这一著作还由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翻译成法文，发表在1895年4、5月《社会发展》杂志第1、2期。
　　这篇文章的中译文曾收人1929年上海沪滨书局出版的由林超真翻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473。
356 安·门格尔《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第108页。对该书的批判，见《法学家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一文。——475。
357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476、499。
358 塔博尔派是15世纪上半叶同德国封建主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的披希米亚胡斯派民族解放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中革命的、民主的一翼。塔博尔派之名得自1420年建成并成为该报政治中心的城市塔博尔。该报建立了自己的军队，领袖之一是扬·杰士卡，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城市平民，其中大多数人主张消灭封建所有制和封建特权，没收天主教会财产，建立一个“没有国王的国家”并试图在消费方面实行平均共产主义的原则。该派曾经联合胡斯运动中的温和派——圣杯派、多次击退教皇和德意志皇帝对波希米亚的征讨。后来由于圣杯派与天主教势力妥协，塔博尔派于1434年遭到失败，胡斯运动也随之被镇压下去。——476。
359 恩格斯从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所摘引的文字，不像安·肖特的译文，更像经奥·保利翻译的这篇作品的德译文（见《琉善文集》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第1618—1620和1622页）。——478。
360 指威·魏特林在19世纪40年代初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支部。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讲述了正义者同盟的历史（见本卷第227—236页）。——479。
361 格·库尔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年日内瓦版第VIII、IX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穿了库尔曼的“预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629—640页）。——479。
362 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1846年和1847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1841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也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反动制度的不满。该团体于1847年3月30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1859年，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480。
363 蒂宾根学派是指蒂宾根神学学派，该派是德国神学家斐·克·鲍尔在19世纪上半叶创立的一个研究并评判圣经的学派。这一学派的拥护者们在对圣经进行理性的评判时最突出的特点是，他们指出圣经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同时又力回把圣经中的某些说法作为历史的真实保留下来。但是事与愿违，这些从事研究的人竟使圣经的威信遭到了贬损。——482、483。
364 布·鲍威尔对新约的考证，见他的下列著作：《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0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此书第3卷以《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为书名于1842年在不伦瑞克出版。在宗教史文献中把前二部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作者称为符类福音作者。——482。
365 喀巴拉（希伯来语，意为传统、传说）是一种对古老的“圣”书经文进行解释的神秘而具有巫术成分的方法，即对一些词和数码赋予特殊的象征性含义。这种方法曾流行于犹太教徒中间，后又从犹太教传入基督教和伊斯丛教。——484。
366 诺斯替教派是诺斯替教的信徒。诺斯替教是公元1——2世纪产生的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由基督教、犹太教、各种多神教的以及唯心主义的希腊—罗马哲学的某些成分结合而成。诺斯替教的基础是关于“诺斯”（古希腊语，意为“真知”）的神秘学说，即通过世界的神的始源的启蒙而获得真知。诺斯替教派的特点在于强调物质是罪恶的，宣传禁欲主义，不承认旧约的神圣性和神话中基督教创始者耶稣基督的“神人”双重性。正统的基督教界将诺斯替教斥为异端，对诺斯替教派进行了残酷的斗争，把他们的著作几乎全部销毁。——485。
367 塔木德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间，犹太教关于律法、条例、传统、风俗、祭典、礼仪的论著和释义汇编。犹太教认为它是仅次于圣经的经籍。——498。
368 曾德—时维斯陀是18—19世纪时对阿维斯陀使用的不准确的名称。阿维斯陀是流行于古波斯、阿塞拜疆、中亚细亚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圣书。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教义是善与恶在世界上的斗争这种二兀论观念。阿维斯陀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9世纪直到公元3—4世纪。——501。
369 指公元前6世纪的所谓古犹太人的“巴比伦之流放”或称“巴比伦之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97年攻占耶路撒冷以及公元前586年最终灭掉犹太王国以后，犹太贵族、官吏、商人和手工业者被强制移居巴比伦。公元前6世纪30年代，波斯国王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才准许大部分被俘的犹太人返回故国。——501。
370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古代基督教以亚历山大里亚教理学校为中心的神学派，受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影响。该派在对圣经的解释上，注重对词义作讽喻性的讲解，与侧重从字面和历史意义上进行解释的安提阿学派相对立。——503。

弗·恩格斯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³⁷¹

（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

　　年轻的意大利社会党正在遭到极其残酷的政府反动势力的打击，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处于阿尔卑斯山脉另一边的社会党人必须设法为它提供援助。我们无法阻止各个支部和团体的解散，但是，面对半官方的和卖身投靠的报刊所散布的下流无耻的诽谤，我们提供一点证据，也许不是完全没有益处的。

　　这些报刊指责意大利社会党人说，他们故意装成一副好像在⁽¹⁾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样子，为的是用这种假面具来掩盖一种完全不同的政策，这种政策宣传“阶级斗争”（它“会使我们回到中世纪”），其目的是建立以“夺取政权”为宗旨的政党；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党人，“则不过问政治，不攻击现存的政体”，总之，他们是一些可以嘲弄一番的、善良的好人！

　　如果说这里是在嘲弄谁的话，那么正是嘲弄意大利的公众。要不是认为意大利公众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就不会敢于向他们奉献这样的蠢话。如果意大利的社会党人宣布“阶级斗争”是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如果他们组成为“以夺取政权和领导全国事务为宗旨的政党”那么，他们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他们是在严格遵循马克思和我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路线；他们的活动就同法国、比利时、瑞士⁽²⁾、西班牙，尤其是德国的社会党完全一样。在这些政党中，没有一个党是不想夺取政权的，这正像其他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共和党等等也想夺取政权一样。

　　说到“阶级斗争”，它不仅使我们回溯到“中世纪”，而且还回溯到古代共和国——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内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是阶级斗争。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而在那一天到来以前，相互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³⁾，将照旧彼此进行斗争，而不管意大利半官方报刊怎么说。此外，意大利现在正在经受着德国⁽⁴⁾在12年非常法³⁰⁴期间所经受过的考验。德国战胜了俾斯麦；社会主义的意大利将制服克里斯皮。⁽⁵⁾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年10月27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10月27日
原文是法文
译成意大利文载于1894年11月1日《社会评论》杂志第21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脚　　注

(1) 在手稿中此处补充有：“效法德国社会党人”。——编者注
(2) 在手稿中没有“瑞士”一词。——编者注
(3) 在手稿中没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土地贵族”这几个词。——编者注
(4) 在手稿中不是“德国”，而是“社会主义的德国”。——编者注
(5) 在手稿中最后一句是“德国人战胜了俾斯麦，意大利人将制服克里斯皮。”——编者注

注　　释

304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是侮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505。
371 《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给《社会评论》杂志篇辑部的信》）是恩格斯应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的请求而写的。恩格斯在这封信中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攻击，认为意大利社会党人宣传阶级斗争并主张建立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是在进行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恩格斯在信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见本卷第505页）
　　1894年10月24日，意大利《社会评论》杂志编辑菲·屠拉梯受意大利劳动社会党领导的委托致信恩格斯，请求他在《社会评论》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批驳意大利资产阶级报刊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诽谤。恩格斯于1894年10月27日用法文撰写了这封给《社会评论》编辑部的信。恩格斯的信被译成意大利文发表在1894年11月1日《社会评论B杂志第21期，编辑部加的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同时还加了如下的按语：“我们公开发表全世界所有社会主义政党的最高领军人物寄给我们的这封信，以回击那些已经卖身投靠或正在卖身投靠的意大利报刊散布的愚蠢的谎言。”恩格斯的这封信在《社会评论》上发表之后，还被译成德文，以《可耻的借口和谎言》为标题作为通讯发表在1894年11月6日《工人报》第89号，并以《意大利》为标题作为通讯发表在1894年11月10日《前进报》第263号。——504。

弗·恩格斯
法德农民问题³⁷²

　　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政党，对目前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把农民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感到非常惊奇。按理说，他们倒应该对这件事情没有早已发生而感到惊奇。从爱尔兰到西西里，从安达卢西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西欧的两个地区是例外。在大不列颠本土，大土地占有和大农业完全排挤了自耕农，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几百年来一直发生着同样的过程，在这里，农民也是日益被“驱逐”或者至少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益被挤到次要地位。

　　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通过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闭塞状况的冷漠态度而证明自己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因素。人口的主体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议会贪污腐化的最强大的支柱，而且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最强大的支柱。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自从工人运动发生以来，西欧的资产者，特别是在农民小块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区，不用很费气力就能够激起农民对社会主义工人的怀疑和憎恨，把他们想象成partageux，即“均产分子”，想象成设法抢夺农民财产的一群懒惰而贪婪的城里人。1848年二月革命的朦胧的社会主义的激情，很快就被法国农民的反动技票一扫而光，希望能生活安定的农民，从他们那丰富的记忆中取出关于农民皇帝拿破仑的神话，创立了第二帝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单是农民的这一勋业就索取了法国人民多少代价；法国人民至今还深受这一勋业的后果之苦。

　　但是从那时以来，许多情况都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割断了农业小生产的命脉；这种小生产正在无法挽救地灭亡和衰落。北美、南美和印度的竞争使廉价的粮食充斥欧洲市场，这种粮食廉价到没有一个欧洲的生产者能够眼它竞争。大土地占有者和小农都同样面临着灭亡。而因为他们两者都是土地占有者和乡村居民，所以大土地占有者宣称自己是为小农利益奋斗的先锋战士，而小农——一般讲来——也承认这个先锋战士。

　　然而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已经成长起来了。二月革命时代模糊的预感和憧憬已经明朗化，扩展、深化成为能满足一切科学要求并包含有明确具体要求的纲领；不断增多的社会党议员在德国、法国、比利时的议会里捍卫着这些要求。社会党夺取政权己成为可以预见的将来的事情。然而，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政党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社会党超越所有其他政党，认识经济原因和政治后果的联系，因此它早就识破了硬要跟农民做朋友的大地主那副羊皮掩盖着的纠狼面孔——这样一个政党能心安理得地任凭注定灭亡的农民继续被他们的伪保护者所控制，直到农民从工业工人的消极敌人变成工业工人的积极敌人吗？这样，我们便谈到农民问题的中心点了。

一

　　我们可能面对的农村居民，包含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组成部分，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本身又按各个地区而有所区别。

　　在德国西部，和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

　　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情形也是一样。

　　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雇农、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在德国中部，我们遇到的是所有这些生产形式和土地占有形式的混合，其比例因地区而异，并且这些形式当中没有一种是在稍许广大的面积上占有优势的。

　　此外，还有一些大小不同的地区，在那里，自有的或者租佃的耕地不足以养家糊口，而只是作为从事某种家庭工业的基础，确保这种家庭工业有可能支付通常无法思议的低工资，从而使产品在任何异国竞争下都能有稳固的销路。

　　这几类农村居民中有哪些是可以争取到社会民主党方面来的呢？不用说，我们只是大概地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只是考察一些显著突出的形式；篇幅的限制不允许我们详述各个过渡阶段以及农村居民的混合组成的情况。

　　我们先从小农说起。在所有的农民当中，小农不仅一般说来对于西欧是最重要的农民，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解开整个问题的关键。只要我们搞清楚了我们对小农应有的态度，我们便有了确定我们对农村居民其他组成部分的态度的一切立足点。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通常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让他养家糊口的限度。因此，这个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所以，这是过去的生产方式的一种残余。他的祖先曾经是固定在土地上的，没有人身自由的，或者在十分例外的情况下是自由的，但又羁于地租和摇役的农民，他和他的祖先有三方面不同。第一，法国革命已经为他解除了必须对地主担负的种种封建的赋税和劳役，并在大多数场合，至少在莱茵河左岸，给了他一块田地作为他的自由的财产。第二，他丧失了自己曾作为其中一员的自治马尔克公社的保护，同时也丧失了他那一份使用早先马尔克公有土地的权利。马尔克公有土地一部分被过去的封建主，一部分被那开明的、基于罗马法的、官僚制度的立法玩魔术似地掠夺去了，从而使现代的小农不购买饲料就不能养耕畜。而在经济方面，废除封建赋役远远抵不上马尔克土地使用权的丧失；养不起耕畜的农民的数目不断增长。第三，现时的农民的不同点还在于；他丧失了自己过去的生产工作的一半。过去他和他的家庭用自产的原料来生产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工业品；他的其余的需要则由那些除农业外同时兼营手工业的乡村邻居来满足，后者从他那里得的报酬大部分是交换的物品或换工。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而村庄则更是如此。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借助于货币经济和大工业结束了这种情况。而如果说马尔克土地使用权是农民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另一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一个又一个农民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而且每个人的债务越来越沉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

　　作为未来的无产者，他们本来应当乐意倾听社会主义的宣传。但是他们那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暂时还阻碍他们这样做。为了保持他们那一小块岌岌可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越加艰苦，他们便越加顽固地拼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他们便越加倾向于把那些谈论将土地所有权转交整个社会掌握的社会民主党人看做如同高利贷者和律师一样危险的敌人。社会民主党应当用什么办法来战胜这种成见呢？在不背叛自己的情况下，它能给走向灭亡的小农拿出些什么呢？

　　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当做实际的立足点，这一纲领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它是从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产生出来的。

　　在1892年的马赛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³⁷³这个纲领为无地的农业工人（即短工和雇农）提出的要求是；实行由同业公会和市镇委员会规定的最低工资额；建立其成员半数由工人组成的农村工商业仲裁法庭；禁止出卖市镇土地，把国有土地租给市镇，市镇应当将这一切土地——不论是自己的或租来的——在禁止使用雇工并受市镇监督的条件下交给无地的农业工人家庭组合共同耕种；规定养老金和残废抚恤金，由对大地产征收的特别税支付。

　　这个纲领为小农（其中还专门谈到了佃农）提出的要求是；由市镇置备农业机器，按成本价格租给农民使用，建立农民合作社以购买肥料、排水管、种子等等并销售产品；对于价值不超过5 000法郎的土地，在土地转手时免于征税；建立爱尔兰式的调停委员会，以减低过高的租价，并为退佃的佃农和分成制细农（métayers）补偿他们所提高的土地价值；废除规定土地所有者有权夺走收成抵债的《民法典》第2102条，并剥夺债权人将青苗抵做押金的权利；规定一定数量的农具、收成、种子、肥料、耕畜——总之，凡农民耕作所必需的东西——不得抵做押金，修订早已过了时的总的地籍册，暂时则在每个市镇中进行地方性的修订；最后，实行免费的农业进修教育和建立农业试验站。

　　我们看到，为农民利益而提出的要求——至于为工人利益而提出的要求，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并不是过分的。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里已经实现了。；田农调解法庭明显地是按照爱尔兰的样式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社在莱茵地区已经存在。修订地籍册是西欧各地一切自由派以至于官僚经常表示的善良愿望。纲领的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根本损害就可以实现的。我们说这些，只是为了说明钢领的特征，并无责难之意，而是恰恰相反。

　　利用这一纲领，党在法国各个不同地区的农民中间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致——因为胃口越吃越大——我们的法国同志就迫切地想把纲领弄得更加适合于农民的口味。当然，他们同时也感到他们正走上危险的道路。应该如何帮助农民，并且不是作为未来的无产者，而是作为现时的有产农民来帮助，而又不违背社会主义总的纲领的基本原则呢？为了应对这方面的异议，于是在新的实际建议之前加上了一段理论性的绪论，企图证明社会主义原则中包括有保护小农所有制免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遭到灭亡，虽然作者们自己完全明白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现在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今年9月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这个绪论以及要求本身。

　　绪论开头写道；

　　“鉴于按照党的总纲的本文，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时才能自由；

　　鉴于虽然说在工业方面这些生产资料已经达到如此程度的资本主义的集中，以至于只有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才能归还生产者，但是——至少在今天的法国——，在农业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

　　鉴于虽然这种以小块土地所有制为特征的情况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est fatalement appelé à disparaitre），可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这种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因为把这两个要素分隔开来的后果，就是论为无产者的劳动者遭受奴役和贫困；

　　鉴于如果说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职责在于重新使农业无产者在对现在的游手好闲的大地产所有者实行剥夺之后——以公有的或者说社会所有的形式——占有大地产，那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同样迫切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鉴于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的生产者（即使他们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工人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不把社会制度的改造寄托于贫困的增长和蔓延，而认为劳动和整个社会的解放只有靠城乡劳动者组织起来和共同努力，靠他们掌握行政和立法的权力才可在得——，通过了下列土地纲领，以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让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这几个“鉴于”。

　　首先，紧接法国纲领中关于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者自由的前提 这句话之后，应该添上下面这几句，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个人占有，这一形式无论何时何地对于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作为普遍形式存在过，而且一天天地越来越被工业的进步所排除；或者是公共占有，这一形式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前提都已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本身造成了；所以，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样，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便在纲领中被提出来作为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这不仅在基础已经打好了的工业方面是如此，而且在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也是如此。按照纲领所说，个人占有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一切生产者来说都从来没有普遍适用过；正因为如此，并且还因为工业的进步本来就在排除个人占有，所以社会主义的利益决不在于维护个人占有，而是在于排除它，因为凡是个人占有还存在的地方，公共占有就成为不可能。如果要引证纲领，那么就应该引证整个纲领，而这就会根本改变南特绪论中所引用的论点，因为这将使其中表达的普遍历史真理依存于这样的一些条件，只有在这些条件下，这个真理现在才能对西欧和北美仍然有效。

　　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城市中的手工业已经破产，而在像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甚至已经全然绝迹，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血汗制度以及靠破产维持生活的可怜的小生意人。靠自力耕种为生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房屋、他们的院子、他们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有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过上些安生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即使把《民法典》第2102条删掉，即使通过法律保证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农具、牲畜等等不得抵做押金，你们也仍旧无法使他们从走投无路的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为了暂时延缓毁灭的日期，必须“自愿地”将自己的牲畜，将他们本人连肉体带灵魂一并出卖给高利贷者。你们企图保护小农的所有权，这不是保护他们的自由，而仅仅是保护他们被奴役的特殊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奴役延长着他们的求生不成求死不得的状况；因此，引证你们纲领的第一段在这里是根本不适当的。

　　绪论中说道；在今天的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作为个人财产掌握在个体生产者手中；社会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把所有权和劳动分离开来，而是相反，要把任何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上面已经指出过，后面这点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我们只要忽视这一点，上述论点立刻就把我们引入歧途，以为社会主义的使命是把小农对自己田地的现在这种虚构的所有权变成真正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把小佃农变成所有者，把满身债务的所有者变成没有债务的所有者。自然，农民所有权的这种假象的消失对于社会主义是有好处的，但不是以这种方式。

　　无论如何，现在事情己弄到这样的地步，绪论竟直截了当地宣称，社会主义的职责，甚至它的迫切的职责，是在于

　　“维护自食其力的农民对自己的小块土地的占有，而反对国库、高利贷者以及来自新生的大地主方面的侵犯”。

　　这样，绪论便把实现一件在前一段中已经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当做迫切的职责交给了社会主义。绪论委托社会主义“维护”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虽然它本身就说这一所有制“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国库、高利贷者、新生的大地主，这些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这种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工具又是什么呢？“社会主义”应当用什么方法去保护农民不遭受这三位一体的侵害，我们下面就会看到。

　　但是不仅小农的所有权应该得到保护。与此同时，

　　“对那些作为佃农或分成制佃农（métayers）耕种别人土地的生产者（即使他们剥削短工也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也应该予以同样保护”。

　　这里我们就置身于一个完全奇特的领域了。社会主义是专门反对剥削雇佣劳动的。而这里却宣布社会主义的迫切的职责是保护那些即使“剥削短工”——原话就是这样说的！——的法国佃农。这是因为这些细农是在某种程度上“迫于自己受着剥削”！

　　一旦踏上了斜路，往下滑是多么容易和舒服啊！如果德国的大农和中农跑来请求法国社会党人在德国党的执行委员会面前美言一番，要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护他们剥削男女长工，理由是他们“自己受着”高利贷者、税吏、粮食投机商和牲口贩子们的“剥削”一那么法国社会党人将怎样回答呢？谁又能为他们担保我们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会把卡尼茨伯爵（要知道，他也提出了类似的将粮食进口国有化的议案）也派到他们那里去，以他们“自己受着”交易所、高利贷者和粮食投机商的“剥削”为理由而请求社会党人在他们剥削农业工人方面也加以保护呢？

　　不过应该说明，我们的法国朋友们根本不是像表面看上去那样怀有什么恶意。在上述的那一段中所指的仅仅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即如下的情况：在法国北部，也如在我国甜菜产区一样，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责成他们栽种甜菜，而且条件极端苛刻；他们必须向指定的工厂并按照该工厂所规定的价格出售甜菜，必须购买指定的种子，按规定定量施肥，此外他们在送交甜菜时还要受到无耻的欺诈。这一切我们在德国也很熟悉。但是，如果法国社会党人想予以保护的正是这类农民，那就应当直接和明确地说出来。这作为一种普遍状况来谈，不仅直接违反法国的纲领，而且直接违反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一草率的措辞被不同的方面用来作出不符合它的起草者们本意的解释，那么他们是没有理由抱怨的。

　　绪论的结束语也可能受到同样的曲解。按照这一结束语，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任务是

　　“联合农村生产的一切成分和在各种法律基础上经营国内土地的一切种类的活动一齐去与共同的敌人——封建土地所有制作斗争”。

　　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畜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这里的本意也并不是看上去的那样坏；关于这一切，起草者们显然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然而遗憾的是喜欢概括的热情使他们忘乎所以；如果有人要他们兑现诺言，他们可不要大惊小怪。

　　绪论的后面接着是对纲领本身的一些补充，这些补充是由新近作出的决议通过的。它们也像绪论一样措辞很草率。

　　关于市镇应当购置农业机器并按成本出租给农民的那一条，作了如下的更改；第一，市镇为此目的应当从国家获得补助金；第二，市镇应当无报酬地把机器提供小农使用。这个进一步的让步决不会给小农带来多大的好处，因为小农的田地及其经营方式只容许小规模地运用机器。

　　其次；

　　“取消一切现行的间接税和直接税，代之以对3 00o法郎以上的一切收入征收的单一的累进税。”

　　若干年来几乎在每一个社会民主党纲领中都包含有类似的要求。然而专门为了小农的利益把它提出来，这却是一件新鲜事，而且只是证明，它的效果被估计得多么不够。我们就拿英国作例子。在那里，国家的预算是9000万英镑。其中有1350万—1400万英镑来自所得税，其余的7600万中有一小部分来自营业税（邮政、电报、印花税），但绝大部分是靠对日用消费品抽税来取得的，即靠对全体国民而主要是对较贫穷阶层的收入经常不断地进行少量克扣——毫不显眼，但加起来却是若干百万——来取得的。在现代社会中，恐怕不可能用其他办法来偿付国家的开支了。我们姑且假定说，所有这9000万英镑在英国都是靠对120英镑（3000法郎）以上的收入征收直接累进税取得的。每年的平均积累，整个国民财富每年的增长，按吉芬的统计，在1865—1875年是24000万英镑。假定现在每年是3亿英镑；9000万英镑的捐税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便会耗去全部积累的将近三分之一。换句话说，除了社会主义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政府能采取这类做法；而当社会主义者掌握了政权的时候，他们将要实行种种措施，这种税收改革在那时将只不过起一种暂时的、微不足道的分期偿付债款的作用，而在小农面前则将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前景。

　　纲领的起草者们看来也认识到，这种税收改革农民还得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因此“暂且”（en attendant）向他们许诺：

　　“废除向一切自食其力的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和晴轻向一切典押地征收的土地税。”

　　这项要求的后半部所指的只能是不能单靠家中人力耕作的较大的农庄；因此，这又是对那些“剥削短工”的农民的一个优待。

　　其次：

　　“渔猎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但为保护野物、鱼类以及庄稼所须作的限制除外。”

　　这听起来颇得人心，但是，这句话的后半部却将前半部勾销了。现时在所有农业地区每一户农家究竟能摊到多少兔子、鹧鸪、梭鱼和鲤鱼呢？够不够一年给每个农民一天多的时间去渔猎呢？

　　“减低法定的和通行的利率”——

　　这就是说，重新颁布一些反高利贷的法律，企图重新实行那种两千年来无论何时何地都遭到失败的警察措施。如果小农陷入困难的处境，以致向高利贷者求贷在他们看来已是较小的祸害，那么高利贷者总是能找到办法来吸尽他们的脂膏，而又不会受到反高利贷法律的制裁。这一措施最多只能使小农得到安慰，而不会带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它只会使他们恰恰在特别需要贷款时却难于获得贷款。

　　“免费治疗并按戚本价格供给药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专门的保护农民的措施；德国纲领比这更进一步，甚至还要求免费供给药品。

　　“预备役士兵应征服役期间，其家属应得贴补”——

　　这在德国和奥地利都已经实行，虽然还很不够，并且这也不是专门为农民提的要求。

　　“降低肥料、农业机器和农产品的运费”——

　　这在德国基本上已经实行，而且主要是符合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拟定改良土壤和提高农业生产的公共工程计划”

　　这一切都超不出含糊其词和漂亮诺言的圃子，并且首先也是为了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

　　一句话，在绪论的全部大吹大擂的理论性的开场白之后，新土地纲领的实际建议却一点也没有向我们说清楚，法国工人党究竟打算怎样做到维护小农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这种土地所有制按照它自己的说法是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

二

　　我们的法国同志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违反小农的意志，任何持久的变革在法国都是不可能的。我只是觉得，他们没有找到接近农民的正确方法。

　　大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在朝夕之间，甚至尽可能就在最近一次的普选中把小农争取过来。他们只有靠很冒险的广泛的许诺，才有希望达到这个目的，而为了替这些许诺作辩护，他们便不得不运用还要冒险得多的理论上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一下，那就会发现；这些广泛的许诺是自相矛盾的（许诺准备维护一种他们自己宣布为不可挽救地注定要灭亡的状态）；个别的措施或者完全没有实际的作用（反高利贷的法律），或者是工人的广泛要求，或者也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利，或者最后，其作用对于小农的利益决不是很有意义的；因此，纲领的纯实践部分便自动改正了错误的开场白，并把绪论中那些看起来有冒险性的大话降低到事实上无伤大体的程度。

　　坦率地说，在由小农的整个经济地位、由他们所受的教育和闭塞的生活方式所产生并且为资产阶级报刊和大土地占有者所助长的偏见之下，我们只有向小农群众作出一些明知不能兑现的许诺，才能于朝夕之间把他们争取过来。这就是说：我们得向他们许诺不仅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护他们的财产，反对一切向它进攻的经济力量，而且 要把这财产从现在就已经压在它身上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把佃农变成自由的所有者，为被典押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所有者偿还其债务。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点，也只会回到那必然要重新发展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局面。我们不会使农民得到解放，而只会延缓一下他们灭亡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利益决不是要今天就把农民争取过来，好使他们明天在我们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时又离开我们。我们是不需要期望我们永久保存其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农民来做党员的，正如我们不需要那些想永久保存其师傅地位的小手工业师傅来做党员一样。这种人属于反犹太主义者之流。让他们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让他们向后者取得拯救他们的小生产的诺言吧；当他们在那里知道这些夸夸其谈的话语有什么意义，反犹太主义者天堂里的小提琴演奏的是些什么样的曲子，他们就会越来越懂得；虽然我们许诺得少些，并且完全是从另一个方向寻求解救，但我们毕竟是更加可靠的人。假如法国人那里曾经发生过像我们这里一样喧嚣的反犹太主义的煽动，那么他们未必会犯南特的错误。

　　我们对待小农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我们夺得国家政权的那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呢？

　　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

　　差不多20年以前，丹麦的社会党人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计划，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只有一座城市，即哥本哈根，所以除这座城市以外，他们就几乎完全要靠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一个村庄或教区的农民——在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在丹麦，小土地所有制只起次要作用。可是，如果我们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地区，我们就会发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至于怎样具体地在每一个特殊场合下实现这一点，那将取决于这一场合的情况，以及我们夺得政权时的情况。可能我们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由国家银行接收它们的一切抵押债务并将利率大大减低；从社会资金中抽拨贷款来建立大规模生产（贷款不一定或者不主要是货币，而可以是必需的产品；机器、人造肥料等等）及其他各种便利。

　　这里主要的是使农民理解，我们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产和田产，只有把它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正是以 个人占有为条件的个体经济，使农民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要坚持自己的个体经济，那么他们就必然要丧失房屋和家园，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排挤掉他们陈旧的生产方式。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我们来让农民有可能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经营。难道不能使农民理解，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吗？

　　我们永远也不能向小农许诺，给他们保全个人财产和个体经济去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优势力量。我们只能向他们许诺，我们不会违反他们的意志而强行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其次，我们可以促使资本家和大土地占有者反对小农的斗争现在就尽量少用不公正的手段进行，并且尽可能阻挠现在常常发生的直接掠夺和欺诈行为。这是只有在例外的场合才可做到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谁也搞不清楚到哪里为止算是诚实，从哪里起就算是欺诈。然而政权是站在欺骗者方面还是站在被欺骗者方面，这始终是有很大差别的。而我们则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了决心，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这个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不仅是因为我们认为自食其力的小农可能来补充我们的队伍，而且也是为了党的直接利益。我们使之免于真正沦为无产者，在还是农民时就能被我们争取过来的农民人数越多，社会改造的实现也就会越迅速和越容易。如果我们要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完全显现出来以后，等到最后一个小手工业者和最后一个小农都变成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牺牲品以后，才来实现这个改造，那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的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这里不是深入细节，在这方面提出一定建议的地方；这里只能讲到一般的要点。

　　可见，如果我们许下的诺言使人产生哪怕一点点印象，以为我们是要长期保全小块土地所有制，那就不仅对于党而且对于小农本身也是最糟糕不过的帮倒忙。这就简直是把农民解放的道路封闭起来并把党降低到招摇过市的反犹太主义的水平。恰恰相反。我们党的义务是随时随地向农民解释；他们的处境在资本主义还统治着的时候是绝对没有希望的，要保全他们那样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绝对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将把他们那无力的过时的小生产压碎，正如火车把独轮手推车压碎一样是毫无问题的。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的精神行动，而经济发展会使农民的头脑接受我们的话。

　　然而，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必须说明我相信南特纲领的起草者们实质上跟我抱有同样的观点。他们极有见识，决不会不了解，现在分为小块的土地也必定要转归公共占有。他们自己也承认，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注定要消灭的。由拉法格起草的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的报告³⁷⁴，也完全确认了这一观点。这个报告的德文本刊载于今年10月18日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南特纲领在措辞上的矛盾百出本身就已表明；它的起草者们实际上所说的并不是他们所想要说的。如果他们得不到理解，他们的言论被人滥用——实际上已经发生这种情形——，那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不管怎样，他们应该更详细地说明他们的纲领，而下届法国代表大会则必须对它进行彻底审查。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较大的农民。在这里，主要由于遗产分割，而且也由于欠债和被迫卖地，我们看到从小块土地农民起到完整保存了甚至扩大了自己旧有田地的大农为止的各个过渡阶段的全图。在中农住在小块土地农民中间的地方，中农的利益和观点跟小块土地农民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但是他们本身的经验应该告诉他们，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人已经下降为小农了。然而，在中农和大农占优势而农业经营又普遍都需用男女长工的地方，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工人政党当然应该首先维护雇佣工人，即维护男女长工和短工的利益；仅仅由于这一点，工人政党就不能向农民作出任何包括有让工人雇佣奴隶制继续存在的诺言。但是只要大农和中农本身仍然存在，他们就非使用雇佣工人不可。如果我们向小块土地农民许诺他们可以长期作为小块土地农民存在是愚蠢行为的话，那么向大农和中农作这样的许诺就近乎背叛了。

　　在这里又有跟城市手工业者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遭受破产比农民更为严重，但是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人除学徒外还雇有帮工，或用学徒来做帮工的工作。让这些手工业师傅中想永久保存自己的地位的人到反犹太主义者那里去吧，直到他们确信，即使在那里也不会得到什么帮助。其余那些看到自己的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的人，则要到我们这里来，而且还准备在将来共同承担其他一切工人正面临的命运。对于大农和中农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关心得更多的是他们的男女长工和短工，而不是他们。如果这些农民想要获得使他们的经济继续存在下去的保证，我们决不能给。这样一来，他们就到那些乐于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履行的反犹太主义者、农民同盟盟员以及类似的党派那里去了。我们确切地知道一个经济上的真理，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海外廉价粮食生产的竞争，无论大农和中农都同样无法挽救地要走向灭亡，这是这些农民日益增加的债务和到处可见的衰落所证明了的。对于这种衰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这里我们也只能建议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把这些合作社逐渐变成一个全国大生产合作社的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的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农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产方式必然要灭亡并且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他们就要到我们这里来，而我们的职责就是要尽力使他们也易于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否则，我们就只得让他们听天由命，而去同一定会对我们表示欢迎的他们的雇佣工人打交道了。大概我们在这里也将拒绝实行暴力的剥夺，并且可以指望，经济发展将使这些顽固脑袋也能变得明智。

　　只有对于大土地占有制，事情才十分简单。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毫无掩饰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也就不应该有任何迟疑。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人数众多的农村无产者，因而我们的任务很清楚。我们的党一旦掌握了国家政权，就应该干脆地剥夺大土地占有者，就像剥夺工厂主一样。这一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实行，这大半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我们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也取决于大土地占有者先生们自己的态度。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d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赎买下这整个匪帮，那对于我们最便宜不过了。然而这里我们不去谈论这点。我们将把这样归还给社会的大地产，在社会监督下，转交给现在就已经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我们将用什么方式方法转交这些土地，关于这点现在还不能说出一定的意见。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企业转变为社会的企业在这里已经万事俱备了，并且一夜之间就可以马上完成，就像在克虏伯先生或冯·施杜姆先生的工厂中一样。这些农业合作社的范例，将说服最后一些可能仍在反抗着的小块土地农民乃至某些大农相信大规模合作企业的优越性。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在农村无产者面前展开一幅光辉的远景，就像在工业工人面前所展开的一样。所以，把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对于我们仅仅是时间问题，而且甚至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而当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德国立刻就会改变风向。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工人实际上的半农奴状况，是普鲁士容克统治的主要基础，因而也就是德国的道地普鲁士霸权的主要基础。正是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他们日益陷入负债、贫穷、靠国家和别人的供养过着寄生生活，因此也就越来越拼命抓紧自己的统治不放——，正是他们造成了并在维护着官僚和军官的道地普鲁士性质；他们的傲慢、狭隘和骄横，使得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尽管显而易见，此刻它不可避免地成为现时唯一可能实现的民族统一形式——在国内如此被人憎恨，而在国外，虽有其光辉的胜利，却如此不受尊敬。这些容克的权力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在七个旧普鲁士省份的全部领土上，也就是说，几乎在整个帝国三分之一的领土上，他们掌握着在这里能带来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地产，不仅掌握着地产，而且还通过甜菜制糖广和烧酒酿造厂掌握着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无论德国其余部分的大土地占有者或大工业家，都没有处于这样有利的地位事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掌握着整个的王国。他们都分散在广阔的地域里，并且为取得经济和政治优势既彼此发生竞争，又跟周围其他社会成分发生竞争。但是普鲁士容克的这种实力地位正日益丧失其经济基础。虽然有国家的帮助（自弗里德里希二世以来，这种帮助总是列入容克的每一个正常预算中），负债和贫穷化现象在这里也是不可抑制地日益扩大；只是立法和习惯所认可的实际上的半农奴制以及因而有可能对农业工人进行的无限制的剥削，才把正要没顶的容克勉强支持在水面上。只要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种子撒到这些工人当中去，鼓舞他们和团结他们去坚持自己的权利，容克的统治就会完结。这一对于德国犹如俄国沙皇制度对于整个欧洲一样是野蛮的侵略成分代表的巨大反动势力，就会像刺破了的肥皂泡一样完全瓦解。普鲁士军队的“劲旅”就会变成社会民主主义的劲旅，那时在力量对比上便会发生那孕育着彻底变革的变动。正因为如此，争取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者比争取德国西部的小农或者甚至比争取德国南部的中农都重要得多。这里，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正是我们决战的战场，所以政府和容克将采取一切措施来阻挡我们到这里来。如果像他们威胁我们的那样，将重新采用强制措施来制止我们党的扩展，那么这首先将是为了阻碍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村无产阶级接受我们的宣传。这对我们反正一样。我们终究会将他们争取过来。

弗·恩格斯写于1894年11月15日—22日之间
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册第10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注　　释

372 《法德农民问题》是恩格斯论述农民问题的一篇重要著作。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法、德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强调了农民作为工人的同盟军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争取农民支持并在革命胜利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针。恩格斯高度重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见本卷第509、510页）。恩格斯对农村中的不同阶级和阶层的状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指出：当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的时候，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见本卷第524页）对于有雇工剥削行为的大农和中农，也不能对他们实行暴力的剥夺，而要把各个农户联合为合作社，以便在这种合作社内越来越多地消除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并逐步过渡到新的生产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则实行剥夺，把他们的大地产转交给已经在耕种着这些土地并将组织成合作社的农业工人使用。至于这种剥夺是否要用赎买来进行，这将取决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的情况，尤其是取决于大土地所有者的态度。恩格斯还着重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因此共产党人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
　　这篇文章写于1894年11月15日和22日之间，直接原因是为了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派领袖格·亨·福尔马尔在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言论。福尔马尔在1894年10月25日法兰克福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起草土地纲领的报告，主张这个纲领既要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同时也要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他在说明这个提案时，引述了法国工人党的土地纲领，并声称恩格斯也赞同这个纲领。恩格斯在1894年11月12日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中澄清了事实。他写道：“福尔马尔同志10月25日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辩论中发言时，援引了在南特举行的法国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决议，说它们‘得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直接赞同’。……我不得不声明，这里有错误，显然，福尔马尔所掌握的关于我的消息是完全不可靠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561页）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认为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文章，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原则，并对法国工人党的土地纲领中的错误观点加以批判。
　　这篇文章发表于1894——1895年《新时代》第13年卷第1册第10期、曾以《农民问题》为标题转载于波兰杂志《黎明》1894年第12期。
　　1928年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了这篇著作的中译本，译者是陆一远，书名为《农民问题》，1951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穰华、毛岸英翻译的《法德农民问题》单行本。——507。
373 1892年9月24——28日在马赛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关于农村工作、党的现状和党的活动、庆祝五一节、参加1893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关于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问题。
　　代表大会议事日程上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原因是国内农民运动进一步高涨，并且党希望在议会选举中得到农民的支持。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土地纲领，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村无产阶级和小农的具体要求。但是，纲领也存在一些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地方，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甚至为了富格的剥削阶层的利益而作了某些让步。1894年9月在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纲领绪论部分和对纲领的补充里，这些反映了机会主义影响的错误更加严重。——513。
374 保·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提出的。该报告还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号附刊上。——527。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³⁷⁵

　　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¹⁾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沪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关键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照作者看来，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人们总是不能追溯到最终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经有相应的专业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逐日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从而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随时作出全面的总结，更何况其中那些最重要的因素，在还没有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长时期处于隐蔽作用状态。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的概况，决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之后。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中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为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大体相应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时所面对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

　　当马克思着手撰写本书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根源就更难了。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要眼踪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是掌握它们的概况，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1849—1850年的秋冬，情况也是一样。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撰写本书的。虽然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²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

　　第一次检验是这样来的；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空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最近10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孕育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⁸，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复兴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前三篇文章中（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¹⁴⁸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在期待不久革命力量新高涨就会到来，那么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5—10月）所写的那篇《时评》，就已经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³⁷⁶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上面提到的那篇时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续评就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就把这个续篇作为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检验更为严格。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重新探讨了从1848年2月起直到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为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出版⁽²⁾）。在这本小册子里，又一次谈到了本书中所描述的时期，不过较为简略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作出的第二次记述与本书比较一下，就可看到作者只须作很少的改动。

　　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在第二章中，讲到被称做“初次概述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的“劳动权”时说“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³⁾可见，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一个使现代工人社会主义既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又与空想的以及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如果说马克思后来把这个公式也扩大到占有交换手段上，那么这种扩大不过是从基本原理中得出的结论罢了，况且，按《共产主义宣言》⁽⁴⁾来看这种扩大是不言而喻的。最近英国有些聪明人对此还提出了一个补充，说“分配手段”也应该转交给社会。这些先生大概很难说清楚，这些不同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经济分配手段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莫不是指政治的分配手段，如捐税、包括萨克森林地⁽⁵⁾及其他捐赠在内的贫民救济。但是，首先，这些分配手段现今已经归社会整体所有，属于国家或市镇；其次，这些分配手段正是我们想要废除的。

　　当二月革命爆发时，在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我们大家都受过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因为正是法国在1789年以来的全部欧洲历史中起了主导作用，而现在它又再次发出了普遍变革的信号。因此，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而当巴黎起义在维也纳、米兰和柏林的胜利起义¹²中获得响应时；当整个欧洲直至俄国边境都被卷入运动时；当后来6月间在巴黎发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权的第一次大搏斗¹⁰时；当甚至资产阶级的胜利也如此震撼各国资产阶级，致使它又重新投入刚被推翻的君主封建反动势力的怀抱时——在当时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在1849年失败以后，我们并没有与那些在国外聚集在未来临时政府周围的庸俗民主派抱着相同的幻想。他们指望“人民”很快就会一举彻底打败“压迫者”我们却估计到在铲除“压迫者”之后，这个“人民”内部所隐藏着的对立成分彼此之间将进行长期的斗争。庸俗民主派等待着不久将再次爆发革命；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经宣布，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前什么也等待不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当时曾被某些人当做革命叛徒革出教门，可是这些人后来只要受到俾斯麦的拉拢，就几乎毫无例外地跟俾斯麦和解了。

　　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以往的一切革命，结果都是某一阶级的统治被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排挤；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这样，一个统治的少数被推翻了，另一个少数又取代它执掌政权并依照自己的利益改造国家制度。每次上台的都是一个由于经济发展状况而有能力并且负有使命进行统治的少数集团，正因为如此，并且也只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安然听之任之。但是，如果撇开每一次的具体内容不谈，那么这一切革命的共同形式就在于；它们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或者甚至只是由于多数人采取消极的不反抗的态度，就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这个少数是代表全体人民的。

　　在初次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则想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这些要求至少有一部分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真正的或表面的利益的。在个别场合，这些比较激进的要求也曾实现过；不过，往往只是瞬间的，较温和的一派重新占了上风，刚取得的成果又全部或部分地化为乌有；于是战败者就高呼有人叛变，或者把失败归咎于偶然。而实际上情形大多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有通过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而一旦达到这一点，从而实现当前所必需的东西，激进派及其成就又从舞台上消失了。

　　从17世纪英国大革命起的近代一切革命，都显示了这些似乎是与任何革命斗争分不开的特征。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哪怕只是稍微懂得一点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白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然而终究已经有了运动，有了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虽然这次革命是由少数人领导的，但这一次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而进行的革命。既然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此容易被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纯粹的花言巧语所欺蒙，那么他们对于那些最确切地反映他们经济状况的思想，对于那些正好是明确而合理地表达了他们自己尚未理解，而只是刚刚模糊地感觉到的要求的思想，难道会更难接受吗？诚然，当幻想消失而失望袭来的时候，人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情绪几乎总是，而且往往很快就变为心灰意冷，甚至转到相反的方面去。但是，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是欺蒙，而是实现大多数人本身的真正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当时还根本没有为这大多数人所认识，但是在其实际实现的过程中，由于亲眼目睹而令人信服，一定很快就会为他们所认识。并且，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篇文章中所证明的，1848年“社会”革命中所产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到1850年春季，已经使实际统治集中于大资产阶级——而且是具有保皇主义倾向的大资产阶级——手中，而另一方面则使所有其他的社会阶级，农民和小资产者，团结到无产阶级周围，以致在共同胜利时和共同胜利后，应该成为决定因素的已经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有了经验教训已经变得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在这些条件下，难道不是完全存在着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的前景吗？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使德国简直就变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然而，正是这个工业革命才到处都使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明朗化起来；它排除了从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而在东欧甚至是从行会手工业中遗留下来的许多过渡形式，造成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并把它们推到了社会发展的前台。因此，在1848年除英国之外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在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现在已经遍及全欧洲，并且达到了在1848年还难以想象的激烈程度。那时存在的是许多模模糊糊的宗派福音及其各自的万应灵丹；现在则是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得到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明确地表述了斗争的最终目标的理论。那时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现在则是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既然连这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大军也还没有达到目的，既然它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那么这就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王朝保皇集团³⁷⁷，但是它要求的首先是它的金融活动所需的太平和安全；与之相对抗的，是虽被打败但仍然很可畏的无产阶级，小资产者和农民日益聚集在它的周围——这就始终存在突发暴力事件的威胁，而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任何最终解决问题的希望——这就像是专为第三个，即冒牌民主主义的王位追求者路易·波拿巴举行政变造成的局势。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借助军队结束了紧张局势，保障了欧洲内部的安宁，同时又赐给了它一个新的战争时代。从下面进行革命的时期暂告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从上面进行革命的时期。

　　1851年的向帝制倒退，又一次证明那时无产阶级的意愿还不成熟。但是向帝制倒退本身必定会造成使无产阶级的意愿成熟起来的条件。内部安宁为新的工业繁荣的充分发展提供了保证；由于需要使军队有事可做，并且由于需要将革命潮流引开，使之关注国外，结果就产生了战争，而波拿巴就利用这些战争，借口实现“民族原则”²³¹千方百计为法国兼并领土。他的效尤者俾斯麦为普鲁士采取了同样的政策；1866年俾斯麦实行了他自己的政变，对德意志联邦和奥地利，同样也对那个跟政府发生冲突的普鲁士议院，实行了一个从上面进行的革命。可是，欧洲太小，容不下两个波拿巴，于是就出现了历史的讽刺，俾斯麦推翻了波拿巴，普鲁士国王威廉不仅建立了一个小德意志帝国¹⁹³，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法兰西共和国。然而总的结果则是，欧洲除波兰以外的所有各个大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内部统一都成了现实。诚然，疆界是小了点，但是毕竟已宽广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的发展进程不再受民族纠纷的阻碍了。1848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人。而在他们旁边则己经有1848年革命的继承者令人生畏地站立起来，这就是以国际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在1870—1871年的战争以后，波拿巴从舞台上消失了，[.卑斯麦的使命也已经完成，于是他又可以变成一个平庸的容克了。可是，结束这个时期的却是巴黎公社。梯也尔想窃取巴黎国民自卫军大炮的险恶企图，引起了一次胜利的起义。这再次表明，在巴黎，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以外，任何其他的革命都已经不可能了。在胜利后，统治权就自然而然地、不容争辩地落到了工人阶级手中。这又表明，甚至在那时，即在本书所描述的那个时期的20年以后，工人阶级的这种统治还是多么不可能。一方面，法国让巴黎听天由命，无动于衷地观望着它在麦克马洪的炮弹下流血，另一方面，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使公社本身发生分裂，这两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无谓的斗争，致使公社精力疲惫。1871年的送上来的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没有什么成果。

　　人们以为战斗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可是，恰恰相反，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所有适合服兵役的人都应征入伍，被编人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加之威力空前强大的火器、炮弹和炸药的采用——这一切在整个军事领域造成了全面的变革，从而一方面使得除了空前酷烈而结局绝对无法逆料的世界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战争都成为不可能，这样就立刻结束了波拿巴的战争时期并且保证了和平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它使得军费按几何级数增长，必然引起捐税的激增，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阿尔萨斯—洛林的兼并，这个引起疯狂军备竞争的最近原因，能够煽起法德两国资产阶级互相敌对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它却成了两国工人的新的联系纽带。而巴黎公社的周年纪念日，则成了全体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同节日。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暂时使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原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相反，工业因从法国获得的数十亿横财³⁷⁸，简直像处在温室条件下一样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也更加迅猛和持续地成长起来。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开始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1871年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接着就是当局以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打散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张。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就被克服了，当时正是在受非常法压迫、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为1427000张。这时，国家的手就软了。反 社会党人法废除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夜人以至首相，都不得不接受——并且是从被看不起的工人那里接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这种证据数以百万计。国家已经走入绝境，工人却刚才起程。

　　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献，而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普选权在法国老早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它在那里因为被波拿巴政府滥用而声名狼藉。公社之后，就没有工人政党去利用它了。在西班牙，普选权也是自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已经施行了的³⁷⁹，但在西班牙拒绝参加选举阜已成为所有严肃的反对党的通例。瑞士实施普选权的结果，也根本不能鼓舞工人政党。罗曼语国家的革命工人都惯于把选举权看做陷阱，看做政府的欺骗工具。在德国，情况就不同了。《共产主义宣言》⁽⁶⁾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而拉萨尔又再次提出了这个要求。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认真地加以对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千百倍的好处，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的榜样。如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 'i1 a été jusqu 'ici en instrument d’ é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³⁸⁰并且，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确认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同样又增加对手的恐惧，因而成为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了我们一把衡量我们的行动是否适度的独一无二的尺子，使我们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够多了。但是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中，它给了我们独一无二的手段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既然竞选宣传和帝国国会中的社会主义演说不断地突破反社会党人法，那么这项法律对于政府和资产阶级还有什么用处呢？

　　而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一些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够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职位，只要在确定该职位的人选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这里斗争的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

　　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如果做不到，那么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示出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调度得当和遵守军纪等长处。起义在实际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至多也只是熟练地构筑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支援、后备力量的配置或使用，简言之，各分队的互相配合和协同动作，在防卫一个市区时已经是必不可少的，更不用说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是这在起义的场合往往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了也是漏洞百出；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点，在这里也就谈不上了。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消极防御，如果某些地方也采取攻势，那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侧翼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工兵，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战斗手段。所以无怪乎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累斯顿——，当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政治上的考虑而按纯粹军事观点采取行动，并且手下的士兵仍属可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年以前起义者多次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都站着市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向起义者方面，或者是因采取冷漠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使得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它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种市民自卫军一开始就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便会遭受失败。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到19日早晨有许多新的战斗力量归附了他们，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指挥不力。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执行命令，由于指挥官优柔寡断，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否则就遭受失败。在考察将来可能发生的巷战的胜利机会时，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个主要点。⁽⁷⁾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政府方面去了，“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精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己经丧失了它的魅力；士兵已经不是把街垒后面的人们看做“人民”而是把他们看做叛逆者、颠覆分子、抢掠者、分赃分子、社会渣淳，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形式：他们已经不是毫无掩蔽地径直冲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穿过花园、庭院和房屋迂回前进。而这种办法，现在只要稍微用得巧妙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得手。

　　而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并且都对军队有利。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展了很多，那么军队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的人口自1848年以来增长不到四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到四倍以上。借助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24小时内就能增加一倍以上，而在48小时内则能扩增为一支大军。这些军队不仅人数大量增加，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在1848年是击发式前装滑膛枪，现在是小口径后装弹仓枪，它的射程是旧式枪的四倍，准确性和射速则是十倍。先前大炮发射的是威力不大的实心球形弹和锻弹，现在则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命中一发，就足以摧毁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铺，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间阶层大概永远不会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从而使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就是说，“人民”看来将总是分开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像在1848年那样非常起作用的杠杆了。如果有较多服过役的士兵投到起义者方面，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豪华枪，即使没有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在近战中也远比不上士兵的弹仓枪。在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造出所需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专用的子弹，大部分枪支就都会成为废物。最后，各大城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故意要使新式枪炮能充分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今后在大规模革命初期将比在大规模革命的发展进程中要少，并且必须要用较多的兵力来进行。而这样多的兵力，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³⁸¹那样，到时候恐怕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⁸⁾

　　现在，读者是否已经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枪鸣剑啸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贸然走上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终答应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发出的恳求和挑战完全是徒劳的。我们并不这么笨。他们也可以在下一次战争中同样要求敌人，把军队排列成老弗里茨⁽⁹⁾式的横队，或是排列成瓦格拉姆会战³⁸²和滑铁卢会战¹¹⁷中那样的整师构成的纵队，并且手持越发枪。如果说国家间战争的条件已经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有了同样大的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¹⁰⁾。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

　　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¹¹⁾。在法国，虽然一百多年来地基已经被一次又二次的革命掏空，那里没有一个政党不曾采取过密谋、起义和其他各种革命行动，因此政府丝毫也不能信赖军队，一般说来，环境对于突然起义要比在德国有利得多。但是甚至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也日益认识到，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耐心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在这里也被认为是党的当前任务。成绩很快就做出来了。社会主义者不但夺得了许多市镇委员会，而且已经有50个社会主义者在议院中占有议席，他们己经推翻了共和国的三个内阁和一个总统。在比利时，工人去年争得了选举权³⁸³并在四分之一的选区中获得了胜利。在瑞士、意大利、丹麦，甚至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议会。在奥地利，所有一切政党都已经一致认定再不能继续阻挠我们进入帝国议会了。我们是一定要进去的，现在争论的问题只是从哪一个门进去。甚至在俄国，如果召开著名的国民代表会议，即小尼古拉现在徒然反对召开的那个国民议会，我们也能很有把握地预期那里也将有我们的代表参加。

　　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连梅克伦堡也包括在内，那里的贵族革命是1755年以《继承条约》这个至今还有效力的光荣的封建主义文书而告终的。³⁸⁴革命权已经如此普遍地深入人心，甚至冯·博古斯拉夫斯基将军也只是根据这个人民权利才为自己的皇帝引申出举行政变的权利。

　　但是，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所以它至少在最近的将来就负有一个特殊的任务。由它派去参加投票的200万选民，以及虽非选民却拥护他们的那些男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经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加，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都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的，经常不断的，不可遏止的，并且是平稳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对此进行的一切干预都毫无成效。我们现在就已经能指望拥有225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¹²⁾。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那就是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从长远来看，这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成员以百万计的党派从地面上消灭是不可能的，即使动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弹仓枪都做不到。但是这种冲突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决定性的战斗⁽¹³⁾就会推迟、拖延并且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它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 La légalité nou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³²²，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身强力壮，容光焕发，简直是一副长生不老的样子。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人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目前，它们在制定新的法律来反对颠覆。又是一切都颠倒了。难道今天狂热地反颠覆的人不正是昨天的颠覆者吗？难道是我们引起了1866年内战吗？难道是我们把汉诺威国王、黑森选帝侯、拿骚公爵驱出了他们世袭的合法的领土，并且兼并了这些领土吗 ？³⁸⁵不正是这些颠覆了德意志联邦和三个奉天承运国王的人们，在那里埋怨颠覆吗？谁能容许格拉古埋怨叛乱呢？⁽¹⁴⁾谁能容许崇拜佛斯麦的人们咒骂颠覆呢？

　　他们尽可以去通过他们的反颠覆法草案³⁸⁶，把这些草案弄得更残忍些，把全部刑法变成一块可以随便捏的橡皮，而他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再次证明自己无能为力罢了。他们要想认真地对付社会民主党就不得不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式的颠覆，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颠覆。普鲁士的官僚律斯勒先生和普鲁士的将军冯·博吉斯拉夫斯基先生，已经给他们指明了也许能用来对付那些不愿被人骗入巷战的工人们的唯一手段。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以君主的意志为最高的法律！那就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但是请不要忘记，德意志帝国同一切小国家，一般说来同一切现代国家一样，是一种契约的产物：首先是君主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其次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的产物。如果有一方破坏契约，整个契约就要作废，另一方也就不再受约束。这点已经由俾斯麦在1866年给我们绝妙地示范过。所以，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放开手脚，能随意对付你们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¹⁵⁾

　　几乎整整1600年以前，罗马帝国也有一个危险的颠覆派活动过。它破坏了宗教和国家的一切基础；它干脆不承认皇帝的意志是最高的法律，它没有祖国，是国际性的，官散布在帝国各处，从高卢到亚细亚，并且渗入帝国边界以外的地方。它曾长期进行地下秘密活动，但是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感觉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应该公开活动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颠覆派，在军队中也有许多信徒；整个整个的军团都信奉基督教。当这些军团被派去参加非基督教的国教会的祭典礼仪时，颠覆派土兵们就大胆地在头盔上插上了特别的标志——十字架，以示抗议。连兵营里长官所惯用的惩戒手段也不能奏效。戴克里先皇帝不能再无动于衷地看着他军队中的秩序、服从和纪律败坏下去。他趁着还不太迟的时候采取了坚决措施。他颁布了一道反社会党人法，请原谅，我是想说反基督徒法。颠覆者被禁止举行集会，他们的集会场所被封闭甚至被捣毁了，基督教的标志——十字架等等——一概被禁止，正像在萨克森禁止红手帕一样。基督徒不得担任公职，甚至不能当上等兵。既然当时还没有在“讲体面”方面训练有素的法官，还没有冯·克勒尔先生的那个反颠覆法草案³⁸⁶所需要有的那种法官，所以基督徒就干脆被禁止在法庭上寻求公道。但是连这项非常法也没有奏效。基督徒轻蔑地把它从墙上扯下来，并且据说他们甚至在尼科美底亚放火烧毁了皇帝当时所在的宫殿。于是皇帝就在公元303年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来进行报复。这是这类迫害的最后一次。而这次迫害竟起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以致17年之后，军队中绝大多数都成了基督徒，而继任的全罗马帝国君主，即教士们所称的君士坦丁大帝，则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了。

弗·恩格斯
1895年3月6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95年2月14—3月6日
载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一书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翻译

【图】1895年《新时代》发表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13页。——编者注
(4)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5) 指1871年皇帝威廉一世赠给俾斯麦的汉堡附近的地产。——编者注
(6)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7)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8)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整个这一段被删去。——编者注
(9)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10)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丈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是“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而是“他们应该拥护什么”。——编者注
(11)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这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12)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被删去。——编者注
(13)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我们临到紧急关头也许就会没有突击队”被删去，而“决定性的战斗”印成“解决”。——编者注
(14) 参看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二首。——编者注
(15) 在《新时代》杂志刊载的文本和1895年出版的单行本《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这一段的最后三句话被删去。——编者注

注　　释

2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为欧洲1848—1849年革命拉开了序幕。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535。
8 指柏林群众反对普鲁士政府的三月革命，这是德国1848——1849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1848年3月初、柏林群众举行集会，要求取消等级特权、召开议会和赦免政治犯。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动军队进行镇压，遂发生流血冲突。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消息传到柏林，斗争进一步激化。国王慑于群众的威力，并企图拉拢资产阶级自由派，阻止革命发展，于17、18日先后颁布特别命令，宣布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允诺召开联合议会，实行立宪君主制。资产阶级自由派遂与政府妥协。柏林群众要求把军队撤出首都，在遭到军警镇压后，于3月18日构筑街垒举行武装起义，最终迫使国王于19日下令把军队撤出柏林，起义获得了胜利，但是起义的成果却被资产阶级窃取，3月29日普鲁士成立了康普豪森一汉泽曼内阁。——535。
10 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1848年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6月25日，镇压起义的让·巴·菲·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538。
12 维也纳事变是指1848年3月13日爆发的维也纳人民推翻梅特涅统治的起义。
　　米兰事变是指1848年3月18日米兰人民举行的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起义赶走了奥地利军队，成立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领导的临时政府，推动了意大利其他各地的革命。
　　柏林事变是指与米兰事变同一天爆发的柏林人民武装起义，见注8。——537。
117 1346年8月26日，在法国西北部克雷西附近进行了百年战争中的一个大战役，以自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为基干的英国军队重挫了以纪律松弛的骑士队为主力的法国军队。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阿·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及格·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会战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预示了第七次反法同盟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费。——549。
148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以见注的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第5—6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该杂志发表的绝大部分文章（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该杂志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有：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和《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和策略。1850年11月，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杂志被迫停刊。——536。
193 小德意志帝国指1871年1月在普鲁士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其成员有19个德意志邦和三个自由市。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又吸收了德国西南的四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于1871年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把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的德意志联邦称为”小德意志”。——542。
231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民族原则”一词来说明18世纪沙皇俄国对、波兰的政策。“民族原则”原本是波拿巴第二帝国（1850——1870年）统治集团使用的、反映其对外政策原则的名词。拿破仑第三自诩为“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图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相互争斗的大国，利用所谓的“民族原则”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它们推行反革命政策的工具。马克思曾在《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一文中，恩格斯曾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一文中，对“民族原则”进行了揭露和批判。——542。
322 “合法性害死我们”是恩格斯引用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保守派政治活动家奥·巴罗的一句话，这句话反映出1848年底至1849年初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的企图，他们打算挑起人民起义，然后把它镇压下去，从而恢复君主制。——552。
375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是恩格斯根据资本主义新变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撰写的论述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斗争策略思想的重要著作。在导言中，恩格斯阐述了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指出：“使本书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见本卷第536页）。恩格斯认为这一公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形形色色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导言中，恩格斯详细具体地分析了1848年以来欧洲的经济发展状况，指出：在1848年革命时期，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欧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因此，1848年革命时期他和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大决战已经开始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制定符合新的形势要求的新的斗争策略。他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取得的成就，指出：在德国工人那里，普选权从历来的欺骗手段变成了解放手段，普选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应当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他同时告诫无产阶级决不能放弃革命暴力，决不能放弃革命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见本卷第550—551页）。
　　1895年1月30日，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报》出版社经理的理·费舍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把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述法国1848革命的一组文章（共三篇）编成单行本出版，并请恩格斯写一篇导言。恩格斯同意了这个建议，同时增添一章，作为该书的第四章。他为各章拟定了标题，将书名定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3月6日为单行本撰写了导言。
　　1895年3月6日，费舍受党的执行委员会委托给恩格斯写信，以当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所谓反颠覆法草案为由，请求恩格斯按照随信附上的修改方案，对导言进行修改。恩格斯在3月8日的复信中表示，他尽可能考虑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严重担忧，接受他们的部分修改意见。同时，恩格斯郑重声明，导言的原稿经过这样的删改已受到一些损害，他自己在修改原稿方面绝不会再多走一步。他还告诫党的执行委员会不要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德国“立誓忠于绝对守法”指出“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86页）。
　　在单行本出版前，1895年3月30日的《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其中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使恩格斯的观点遭到严重歪曲，似乎他主张“无论如何都要守法”。恩格斯看到后非常气愤，在1895年4月1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强调有必要在《新时代》上全文发表导言，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他在1895年4月3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也批评了《前进报》的这种做法，指出：“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00页）根据恩格斯的要求，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2册第27期和28期连载了这篇导言、但仍保留了作者在单行本导言中所作的删改。
　　1925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在1925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期发表《恩格斯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根据研究院收集到的导言手稿和排印的条样，介绍了它在1895年发表时被删改的情况。在本卷中，导言的删改之处都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这篇《导言》的中译文曾收入1942年7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由柯柏年翻译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532。
376 恩格斯在1895年出版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单行本时，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第1、2和3期发表的马克思的《从1848年到1849年》一组文章中的几篇文章收入这个单行本作为头三章（恩格斯这里提到的也就是这几篇文章）.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杂志5、6两期合刊撰写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马克思所写的关于法国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3—596、602—613页）作为第四章。恩格斯所引的这段话取自《时评》中收入马克思著作单行本作为第四章的那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76页）。——536。
377 指19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的两个保皇党——正统派和奥尔良派。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氏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以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感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他们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镇压以后才开始活跃起来。1877年，正统派把波旁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在自称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身上。
　　奥尔良派是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一时期执政的披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的拥护者。奥尔良公爵统治时期在历史上称为奥尔良王朝。1877年，奥尔良派把奥尔良王朝复辟的希望寄托于路易—菲力浦之孙巴黎伯爵路易—菲力浦—阿尔伯身上。
　　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这两个保皇集团成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秩序党”的核心。——541。
378 指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根据1871年5月10日签订的法丛克福和约付给德意志帝国的50亿法郎赔款。——543。
379 在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普选权从1868年开始实施，并经1869年宪法批准。西班牙共和国在1873年宣布成立，到1874年由于保皇派发动政变而被推翻。——544。
380 这句话引自经马克思起草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页）.这个纲领于1880年在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545。
381 1870年9月4日，法军在色当溃败的消息传出后，巴黎举行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起义，这次行动导致第二帝国制度的垮台和以资产阶级国防政府为首的共和国的成立。
　　1870年10月31日，当梅斯投降，布尔歇失守以及阿·梯也尔受国防政府之命开始同普鲁士人谈判的消息传来以后，巴黎工人和一部分革命的国民自卫军举行起义，他们占领了市政厅，建立了以奥·布朗基为首的革命政权机关。在工人的压力下，国防政府不得不答应辞职，并决定于11月1日举行公社选举。但是，当时巴黎的革命力量尚未充分组织起来，领导起义的布朗基派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雅各宾分子之间又存在意见分歧，这给国防政府造成可乘之机，它依靠当时仍然拥护它的那部分国民自卫军，背弃了辞职的诺言，重新占据了市政厅，恢复了自己的政权。——549。
382 第五次反法同盟战争时期，在1809年7月5——6日瓦格拉蜡会战中、拿破仑第一指挥下的法国军队击败了卡尔大公的奥地利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549。
383 1890——1893年在比利时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工人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罢工的压力下、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并于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这一法律对普选权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以年满25岁、居住期限满1年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即对某几类选民，可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550。
384 这里的贵族革命是指梅克伦堡——什未林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公国中公爵势力与贵族之间展开的长期斗争、这场斗争以1755年在罗斯托克签订作为宪法基础的关于继承权的调解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协定，梅克伦堡贵族以往享受的优待和特权得到确认。他们的一半地产享受免税待遇，他们应缴纳的商业和手工业税及其在国家开支中占有的份额被固定下来。贵族在等级议会及其常设机构中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551。
385 暗指1866年普鲁士在对奥地利和德意志几个小邦的战争取得胜利后，兼并了汉诺威王国、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固和拿骚大公国。——552。
386 指1894年12月6日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交的《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新闻出版法的法律草案》（即所谓《反颠覆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553、554。

*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³⁸⁷

　　……恩格斯知道我的来意之后，对我说了如下的话；

　　“德国正进入自己历史的一个最严重的时期，但我要马上补充说，我们社会党人，对局势没什么可担心的。相反，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益处。军事拨款没有被批准，主要是由于我们宣传鼓动的结果。³⁸⁸各议会党派都不能无视我们，政府更是这样，它十分清楚，对它来说我们是最危险的敌人。当德国人民知道政府决定要取得新的军事拨款的时候，都非常愤慨，中央党³²¹和激进派³⁸⁹在表决时所采取的立场，无疑是受到了舆论压力的影响。”

　　恩格斯有意强调一下他的话，补充说：“要知道，德国人民说：‘我们的士兵已经够多了！应当到此为止了！’”

　　“而下届帝国国会呢，恩格斯先生？”

　　“现在，当我同您谈话的时候，我认为下届帝国国会将比已解散的帝国国会更不乐意投票赞成拨款。不过，我也不是闭眼不看这样的可能性；新当选的、将要在立法机构任期五年的帝国国会议员们可能同政府相勾结，因为政府稍微借助于缓和的暴力就能让一项妥协的议案获得通过。但是，非常可能，帝国国会将不批准拨款，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来个第二次解散，不过，我相信，这样就会选出一个在接受政府草案方面更不听话的帝国国会。而这就会使冲突尖锐化，那时候还 很难说谁将占上风，是帝国国会还是皇帝。1864年在俾斯麦和普鲁士议会之间发生的、后来由于对奥战争才告结束的冲突³⁰⁹就会重演。”

　　恩格斯的回答本身引出了我的问题——f也怎样看待在欧洲报刊上已经展开讨论的事态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威廉二世在国内进行政变还是发动对外战争。

　　我的交谈人迅速地回答”现在要搞政变并不像从前那么容易。在1864年俾斯麦同普鲁士议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鲁士是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而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是个联邦制国家。中央政府要企图搞政变，它冒的风险就太大了。为了对政变的成功有把握，它必须得到各联邦政府的一致同意。哪怕只有一个邦政府不同意搞政变，它就会摆脱对帝国所承担的义务，而那就意味着联邦制国家的解体。但是还不止于此。联邦宪法是各小邦反抗普鲁士统治的唯一保障，它们破坏宪法，就等于是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交给中央政权去任意摆布。难道可以设想，巴伐利亚会这样放弃自己的权利吗？不会的，我对此是持保留看法的，我要对您说的是；皇帝要想在德国搞政变，他必须要么有人民要么有各邦政府站到自己这一边，可是人民不会支持他，而各邦政府也永远不会一敖赞成他。”

　　因为恩格斯的后一种说法没有说服我，我继续强调国内政变的可能性。

　　他反驳说”我并没有断言，我称之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那种东西不构成对未来的威胁。倍倍尔和我们的许多朋友已经说过，他们预见会有人破坏普选权。”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会用暴力来回答暴力吗？”

　　“我们并不那么愚蠢，以致自己投到政府为我们设下的圈套里去，要知道德国政府为了能镇压我们，它最希望的就是起义。对于目前我们和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还不至于冒冒失失地决定走这一步。再说，威廉二世敢于完全废除普选权吗？我不认为会这样。也许他将提高选民的年龄资格限制，送给我们一种审查和修订过的普选权（恩格斯说这句话时笑了起来），这种普选权目前在比利时就会遇到。³⁸³

　　“您不担心在反对派议员当中进行大规模逮捕吗？”

　　恩格斯提高声音说”不，在德国谁也不会认为有这种可能。某些邦政府，例如巴伐利亚政府，永远也不会认可这种明目张胆的违反宪法的行为。别忘了，帝国宪法和帝国国会是各小邦能够借以防止被普鲁士政府吞并的唯一武器。”

　　接着我们转到对外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上。恩格斯在这个问题上远不是悲观的。

　　他对我说”当然，战争可能发生。但是当前，谁会去承担挑起战争的责任呢？也许只有俄国，因为它版图大，不会被征服？……即使这样，也有问题！……俄国当前的状况是，如果它从国外拿不到钱，连一个月的仗也打不下去。”

　　说到这里，我的交谈人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勉强压住怒气继续说；

　　“实在说，我不理解法国政府。要知道不是法国需要俄国，而是俄国需要法国。俄国破产了，它的土地贫瘠了。如果法国政府了解事情的真相，它可以从俄国取得它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一切……除了钱和有效的军事援助。没有法国，俄国就会孤立，彻底孤立…… 还是不要对我提起俄国的军事威力吧！请回想一下土耳其战争。要是没有罗马尼亚人的帮助，俄国人在普列夫纳是无能为力的……²⁹⁰不，我越是反复思索，就越不相信可能发生战争。在今天，战争的结局是那样难以预料！军队被置于绝对无法估计的全新的条件下。出现了一分钟可以射击十次的步枪，它的射程接近于大炮的射程，它射出的子弹具有前所未闻的击穿力。出现了用黄色炸药、罗布里特炸药等等制成的炮弹。这些可怕的破坏手段的任何一种都还从来没有在战争过程中试用过。因此，我们根本无法知道，武器上的这—变革对战术和士气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威廉二世打算发动战争，他在自己的总参谋部里就会遭到反抗；人们将会使他感觉到战争的全部巨大危险性。在拿破仑第三的时代还可能有局部战争；在今天，战争将会是全面的，而且欧洲将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因为英国可以随意用饥饿来折磨交战的任何一方。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自己都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它们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而供应它们粮食的主要是俄国。在同俄国作战的情况下，德国连一担粮食都别想得到。另一方面，法国从俄国运来粮食的线路，就会被在战争中反对法国的中欧切断。这样，就只有海路还是敞开的。但是，海路在战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英国人的控制。英国政府可以通过向那些经营各种横渡大西洋业务的公司拨付经费的手段，来支配在它监督下建造的这些公司的船只；因此，在宣战的情况下，英国除了它的强大舰队以外，还将拥有五六十艘巡洋舰，可以专门用来阻拦运送给养的商船开往它所反对的那一个或那一些交战国。即使它保持中立，它也会成为局势的主宰。当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弄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它会在适当的时刻出来迫使双方接受它的媾和条件。话又说回来，别担心威廉二世可能发动战争。德国皇帝昔日的战争热已经大大冷却了。”

　　我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问恩格斯先生，就是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他回答说：“我深信，我们将比1890年多获得70万张选票，也可能多100万张。这样一来，我们总共得到的票数如果不是250万张，也将是225万张。但是我们得到的议席数目将不会同这个数字相对应。如果席位是平均分配的话，我们在选举中得到150万张选票之后，就应在上届帝国国会里有80名议员，而不是36名。自从帝国成立时规定选区以来，选区居民的分布已经变得对我们不利了。选区本来是按下列原则规定的：10万居民产生一名议员。但是柏林直到现在仍然只选六名议员，虽然现在柏林的居民已经超过150万。按照规定，柏林应当选出16名议员。另一个例子是：科隆现在已有25万居民，可是它仍然只选一名议员。”

　　“所有的选区都会提出社会党的候选人吗？”

　　“是的，我们要在所有的400个选区提出候选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对我们的力量进行一次检阅。”

　　“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对我注视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揣冒昧地指出，德国社会党人能够实现自己理论的时候，在我看来还非常遥远。

　　恩格斯先生反驳说：“并不像您想象的那样远，我认为，我们党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的时候已经不远……可能到本世纪末您就会看到这个结果。

　　真的！请您看一看从我们开始议会斗争以来我们的拥护者的人数吧。它随着每一次选举不断增长。我个人深信，如果上届帝国国会存在到它的法定期限，换句话说，如果选举到1895年才举行，那么我们将会得到350万张选票。而全德国的选民是1000万，其中参加技票的人数平均是700万。如果在总数700万选民当中有350万选民拥护我们，德意志帝国就不能再像现在这个样子存在下去。还有，请不要忘记这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选民人数反映出我们在军队里的拥护者的人数。在1000万选民当中我们已经有150万，就是说大约全体居民的七分之一站在我们这边，并且可以认为，每六个士兵里就有一个是我们的。当我们有350万张选票的时候（这个时候不远了），整个军队就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

　　当我对于受社会党人影响的军队在发生革命时仍将忠于自己的原则表示怀疑时，恩格斯先生对我作了说明，原话如下：

　　“当我们取得多数时，我们的军队将自觉地做法国军队曾经本能地做过的事情，拒绝向人民开枪。是的，无论吓坏了的资产者怎样说，我们可以确定大部分居民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时间，我们的思想既在工人当中，也在教师、医生、律师和其他人当中到处传播。如果明天我们必须掌握政权，我们就需要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我坚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已经准备同我们在一起。再过五年或者十年，这样的人才在我们这里将会超过我们所能使用的数量。”

　　听了这些充满乐观精神的话以后，我就向弗・恩格斯先生告辞了。

载于1893年5月13日《费加罗报》第133号
　　原文是法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2卷并参考《费加罗报》翻译

注　　释

290 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俄国和罗马尼亚的联军于1877年12月10日经过与土耳其军队的激战攻占了保加利亚北部城市普列夫纳（现名普列文）。——560。
309 这里是指60年代初在普鲁士发生的、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即所谓的宪制冲突。1860年2月，这个自由派的多数拒绝批准陆军大臣冯·罗昂提出的改组军队提案。但是政府不久就争得资产阶级支持用于“维持军队战备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的拨款，这就意味着开始实施计划中的军队改组了。到了1862年3月，当议院的自由派多数拒绝批准军费开支时，政府解散了议会并决定重新选举。1862年9月底，反革命的俾斯麦内阁组成了，同年10月 俾斯麦内阁再次解散议会，并完成了军事改革，不经议会批准就拨付这项经费。直到1866年，当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普鲁士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投降以后，这个冲突才得到解决。——558。
321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
　　德国自由思想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其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欧·李希特尔，该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政府。1884年5月10日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议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了赞成票、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侮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他们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恐惧心理。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院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统一而成立的。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该党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中小邦不同阶层的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侮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等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557。
383 1890——1893年在比利时展开了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工人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和罢工的压力下、众议院于1893年4月18日通过了关于普选权的法律，并于4月29日由参议院批准。但是，这一法律对普选权作了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限制。按照这一法律，在比利时实施以年满25岁、居住期限满1年为限制条件的男子普选权。此外，该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投票制，即对某几类选民，可根据他们的财产状况、教育程度和供职情况，多给一两张选票。——559。
387 《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是《费加罗报》记者发表的对恩格斯的访谈记录。恩格斯在访谈中评析了德国当时的政局，对记者提出的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在即将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中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在选举斗争中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等问题作了回答。他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见本卷第561—562页）
　　这篇访谈记录以《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谈话》为标题发表在1893年5月13日的《费加罗报》.并以同样的标题发表在1893年5月20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0号。1893年5月17日，恩格斯致信弗·阿·左尔格，告诉他可以在《费加罗报》发表的这篇谈话里看到他对德国局势的看法。恩格斯把剪报随画寄去，并附带说明：《费加罗报》记者的这份访谈记录“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53页）。——557。
388 指1893年5月6日帝国国会否决了军事法草案，该草案规定在1893——1899年期间把和平时期的军队兵员人数扩充8万人以上并批准追加军费拨款。当天政府解散了帝国国会、随后决定在1893年6月举行改选。——557。
389 激进派指德国自由思想党中一部分反对政府军事拨款的人。德国自由思想、党由进步党同民族自由党左翼于1884年合并组成，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政府，其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欧·李希特尔。见注321。——557。

人名索引

A

阿庇安（Appianos[Appian]1世纪末—2世纪70年代）——古罗马历史学家 ；曾任执政官；写有二十四卷本《罗马史》。——308。

阿尔布雷希特，卡尔（Albrecht，Karl 1788—1844）——德国商人，曾因参加“蛊惑者”的反政府运动被判处六年徒刑；1841年移居瑞士，在那里以宗教神秘主义形式鼓吹近似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235、479。

阿尔布雷希特一世（Albrecht11250前后—1308）——奥地利大公；德意志皇帝（1298年起）。——223。

阿尔摩哈德王朝——12—13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王朝。 ——476。

阿尔摩拉维德王朝——11—12世纪统治北非和西班牙南部的柏柏尔人的王朝。——476。

阿尔塔薛西斯（Artaxerxes）——阿契美尼德王朝三个古植斯国王的名字，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公元前465—424年执政），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5—358/359年执政）和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公元前358 /359—338年执政）。——145。

阿加西斯，路易·让·鲁道夫（Agassiz，Louis-Jean-Rudolphle 1807—1873）——瑞士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居维叶的学生，写有关于古生物和现代动物的著作和有关冰川理论的文章。——63。

阿里斯东（Ariston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王（公元前574—520），阿拿克散德里德的共同执政者。——75.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5—385）——古希腊剧作家，写有政治喜剧。——76。

阿米亚努斯·马尔果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约332—400）——罗马历史学家，生于叙利亚，《罗马史》一书的作者，该书包括公元96—378年的罗马历史。——82—83、107。

阿拿克散德里德（Anaxandridas公元前6世纪）——斯巴达王，公元前560年起执政，阿里斯东的共同执政者。——75.

阿那克里翁（Anakreon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90。

埃德，埃米尔·德西雷·弗朗索瓦（Eudes，Émil-Désié—François 1843—1888）——法国商业部门的雇员，布朗基主义者，国际巴黎支部成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慈善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将军，公社被镇压后被缺席判处20年要塞监禁，1872年改判死刑；流亡瑞士，后迁往英国；伦敦布朗基派革命公社成员（1872），后退出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448。

埃德蒙兹，托马斯·娄（Edmonds，Thomas Rowe 1803—1889）——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201。

埃尔哈德，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Erhard，Johann Ludwig Albert生于1820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245。

埃尔斯纳，卡尔·弗里德里希·莫里茨（Elsner，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激进派；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年布雷斯劳五月起义的参加者，被判处两年要塞监禁，1850年获释，185任—1851年流亡伦敦，回国后至1854年任《新奥得报》编辑，1855年起任主编；马克思曾为报纸撰稿。——8。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235。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公元前525—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20—21、75、120、121。

埃斯皮纳斯，阿尔弗勒德·维克多（Espinas，Alfred-Victor 1844—1922）——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进化论的拥护者。——44—45。

埃瓦尔德，格奥尔格·亨利希·奥古斯特（Ewald，Georg Heinrich August 1803—1875）——德国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圣经的研究者和批评家；“格丁根七贤”之一，国会议员（1867—1875）。——496。

艾森巴特，约翰·安德烈亚斯（Eisenbart，Johann Andreas 1661—1727）——德国医生，行医时运用真正的医学知识，同时兼用江湖医生的治疗方法；是德国民间故事《艾森巴特》中的江湖医生的原型。——211。

艾威林，爱德华（Aveling，Edward 1851—1898）——英国作家和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者；1884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译者之一；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316。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1—1846年领导巴黎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50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234、244。

安敦尼·庇护（Antoninus Pius 86—161）——罗马皇帝（138—161）。——483。

安条克四世（名王）（Antiochus IV Epiphanes）——塞琉古王朝的叙利亚王（公元前175—164）。——485。

奥博尔斯基，路德维克（Oborski，Ludwik 1787—1873）——波兰上校，革命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34年流亡伦敦，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家；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革命军师长；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7），1866年任波兰流亡者联合会伦敦中央支部主席。——327。

奥多亚克（Odovakar[Odoaker，Odoacre]434前后—493）——西罗马皇帝的日耳曼雇佣兵首领；476年推翻皇帝罗慕洛·奥古斯图路而成为意大利境内第一个“蛮族”王国的国王。——163。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387。

奥尔洛夫伯爵，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Орлов，Алексей Федорович，граф 1786—1861）——俄国将军、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代表俄罔同土耳其签订阿德里安堡条约（1829）和安吉阿尔—斯凯莱西条约（1833），曾率领俄国代表团出席巴黎会议（1856），曾任国务会议和大臣委员会主席（1856——1860），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委员和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主席；反对废除农奴制。——382。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140、166、497。

奥丽珈（Ольга 890前后—969）——基辅女大公，945年起（她的丈夫伊戈尔死后，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伊戈列维奇年幼时）执掌古代俄罗斯国家。——152。

奥托（马可·萨尔维·奥托）（Marcus Salvius Otho 32—69） 罗马国务活动家，卢蒂尼亚省（比利牛斯半岛西南部）总督（执政者）；69年1月趁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的时机策动禁卫军推翻加尔巴，杀死加尔巴后被推为皇帝；69年4月在绵延不绝的内战中战败后自杀。——497、499。

奥托，卡尔·武尼巴德（Otto，Karl Wunibald 1808—1862以后）——德国化学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5φ—1851年是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派往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特使（1851），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1856年9月获释。——244—245。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227。

巴尔贝斯，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后流亡荷兰，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227。

巴霍芬，约翰·雅科布（Bachofen，Johann Jakob 1815—1887）——瑞士语文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母权论》一书作者。——18—22、24、27、29、42—43、51、53、60、62、64、68、95。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274、296、329、451、488。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552。

巴伊，让·西尔万（Bailly，Jean-Sylvain 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自由立宪资产阶级领袖之一；任巴黎市长期间（1789—1791）曾下令向马尔斯广场上的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1791），因此在1793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9。

拜特洛，皮埃尔·欧仁·马塞兰（Berthelot，Pierre-Eugène-Marcelin 1827—1907）——法国化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从事有机化学、热化学和农业化学的研究，写有中古化学史方面的著作。——288。

班格，安东·克里斯蒂安（Bang，Anton Christian 1840—1913）——挪威神学家，写有斯堪的纳维亚神话和挪威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156。

班克罗夫特，休伯特·豪（Bancroft，Hubert Howe 1832—1918）——美国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写有北美和中美的历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著作。——46、61、63、178。

保罗一世（Павел I 1754—1801）——俄国皇帝（1796—1801）。——367。

鲍威尔，安德烈亚斯·亨利希（Bauer，Andreas Heinrich约生于1813年）——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1838年在巴黎成为正义者同盟盟员，1842年被驱逐出法国；曾一度担任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主席，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7—1850），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司库；1850年春是同盟派往德国的特使，1851年流亡澳大利亚。——227—228、239、242、244。

鲍威尔，布鲁诺（Bauer，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274、276、296、482—483、502—503。

贝达大师（Baeda the Venerable[Beda Venerabilis]673前后—735）——盎格鲁撒克逊神学家和历史学家。——152。

贝尔纳多特，让·巴蒂斯特·茹尔（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1763—1844）——法国元帅，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历次战争的参加者；1810年被瑞典国王查理十三收为义子，成为瑞典的王位继承人和摄政王；1813年参加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瑞典和挪威的国王，称查理十四·约翰（1818—1844）。——369。

贝克，亚历山大（Beck，Alexander）——德国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1846年底因同盟案件被捕；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230。

贝克尔，奥古斯特（Becker，August 1814—1871）——德国政论家，瑞士正义者同盟盟员，魏特林的拥护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初流亡美国，为民主派报纸撰稿，——229、479。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红色贝克尔” der“rote Becker”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西德意志报》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60年代是进步党人，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244—245。

贝克尔，威廉·阿道夫（Becker. Wilhelm Adolf 1796—1846）——德国历史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74、116。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 Johann PhiI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年加人瑞士籍；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官身份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和志愿军；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瑞士“革命集中”成员（1850），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编辑（1877—188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26、327。

贝伦兹，尤利乌斯（Berends，Julius生于1817年）——柏林一家印刷所的所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40年代中起是柏林手工业者联合会领导人；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1853年流亡美国。——8。

贝纳里，弗兰茨·斐迪南（Benary，Franz Ferdinand 1805—1880）——德国东方学家、语文学家和神学家，1829年起为柏林大学东方语系非公聘讲师，后为副教授；旧约的注释者；1842年恩格斯曾旁听他的有关约翰启示录的讲座。——496、498、500。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27、428.544、558。

本格尔，约翰·阿尔布雷希特（Bengel，Johann Albrecht 1687—1752）——德国新教神学家，基督教经文的注释者和出版者。——499。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I，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35于一361、364。

彼得三世（Петр Ⅲ 1728—1762）——俄国皇帝（1761—1762）。——363。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76、191—192、245、314—315、383—385、390—391、393、400、428、432、434、505、537、538、542、544、552、553、558。

毕尔格尔斯，约翰·亨利希（Bürgers，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6、244—245。

毕希纳，格奥尔格（Büchner，Georg 1813—1837）——德国剧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34年吉森秘密的革命组织人权协会的组织者之一，《告黑森农民书》的作者，曾提出“给茅屋和平，对宫廷宣战”的口号。——227。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Ludwig 1824—1899）——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代表（1867）。——281。

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os公元前600前后—527）——雅典僭主（公元前560—527断续地）。——136。

波措—迪—博尔哥伯爵，卡尔·奥西波维奇（沙尔·安德烈）（Поццо ди Борго，Карл Осипович[Шар Андрей]，граф 1764—1842）——俄国外交官，科西嘉人；曾任驻巴黎公使（1814—1821）和大使（1821—1835），驻伦敦大使（1835—1839）。——355、375。

波尔恩，斯蒂凡（Born，Stephan真名西蒙·布特尔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 1824—1898）——德国排字工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通讯员（1848年6—8月）；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组织者和领袖；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革命后脱离工人运动。——240—241。

波克罕，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民主主义者，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在伦敦经商；50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1860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326—330。

波卢克斯，尤利乌斯（Pollux，Julius 2世纪）——古希腊学者，编有百科辞典。——118。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304、371、376。

伯恩施太德，阿达尔贝特（Bornstedt，Adalbert 1808—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47—1848），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被开除出同盟（1848年3月）；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曾与警察局有联系。——239。

伯恩施太因，阿尔诺德·伯恩哈德·卡尔（Bӧmstein，Amold Bernhard Karl 1808—184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军事领导人。——239。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 1850—1932）——德国银行雇员和政论家，1872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代表（1875），卡·赫希柏格的秘书（1878），1880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1890）。——333。

柏拉图（P}aton[Plato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483。

柏修斯（Perseus公元前212—166）——最后一个马其顿王（公元前179—168）。——166

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Brandenburg，Friedrich Wilhelm Graf von 1792—1850）——普鲁士将军和国务活动家；内阁首脑（1848年11月—1850年11月）。——256—257。

勃朗，路易（Blanc，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240、243、288、426、472。

博古斯拉夫斯基，阿尔伯特·冯（Boguslawski，Albert von 1834—1905）——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1863—1864）；90年代起为德国民族主义报刊撰稿。——551、553。

博维奥，乔万尼（Bovio，Giovanni 1841—1903）——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反教权主义者；1876年起为议会议员，那不勒斯大学教授。——442—444。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咱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439。

布格，埃尔塞乌斯·索富斯（Bugge，Elseus Sophus 1833—1907）——挪威古文学家和北欧语言学家，克里斯蒂安尼亚大学（奥斯陆）教授，写有古罗马文学、吉斯堪的纳维亚文学和神话方面的著作。——156。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414。

布莱希勒德，格尔森·冯（Bleichrӧder[Bleichroeder]，Gerson von 1822—1893）——德国金融家，柏林一家大银行经理，悻斯麦的私人银行家，财务方面的私人顾问和从事各种投机活动的经纪人。——192。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227、447—448、488、542。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Boulanger，Georges-Ernest-Jean-Marie 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1886—1887）；企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感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387。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201—202、208。

布伦坦诺，洛伦茨·彼得·卡尔（Brentano，Lorenz Peter Karl 1813—1891）——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迁居美国；1878年起为美国国会议员。——327。

布日尔，阿尔弗勒德（Bougeart，Alfred 1815—1882）——法国政论家，写有关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的著作。——9。

C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Ⅰ，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172—174、252。

查理八世（Charles VIII 1470—1498）——法国国王（1483—1498）。——224。

查理十世（Charles X 1757—1836）——法国国王（1824—1830），被1830年的七 月革命赶下王位。——374。

查理十二世（Karl XII 1682—1718）——瑞典国王（1697—1718）。——357。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452—456、462、464。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28、283、300。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Charles-Maurice de，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372。

大胆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 1433—1477）——勃艮第公爵（1467—1477）。——220。

戴克里先（盖尤斯·奥勒留·瓦莱里乌斯·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1etianus 245前后—313）——罗马皇帝（284—305）。——554。

丹尼尔斯，罗兰特（Daniels，Roland 1819—185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医生，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1850年起为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一批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244—245。

德·库朗日——见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尼马·德尼。

狄奥多里希大帝（Theodorich der Große 454前后—526）——东哥特国王（471年起）；493年战胜奥多亚克，创立东哥特帝国并为皇帝（493—526）。——145。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Diodorus Síci1us公元前80前后—29）——古希腊历史学家，住在罗马；世界史《史学丛书》的作者。——155、165。

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的）（Dionysios Halikarnasseus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和雄辩家，《古代罗马史》一书的作者。——120。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Dietz，Johann Heinrich Wi1helm 1843—1922）——德国出版商；社会民主党人，1881年在斯图加特创办狄茨出版社，即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1881年起为国会议员。——18。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Joseph 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和国际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298。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286。

狄凯阿尔科斯（Dikaiarchos公元前4世纪）——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特的学生，写有历史、政治、哲学、地理和其他方面的著作。——116。

狄摩西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被驱逐出雅典。——115。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Ren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280、282。

都择王朝——英国王朝（1485—1603）。——224。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Adolphe-Jules-César-Auguste 1777—1857）——法国诗人、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146。

E

恩克，斐迪南（Encke，Ferdinand）——德国斯图加特市的一家出版社的所有者。——267。

F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1848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自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501。

法伊森，洛里默（Fison，Lorimer 1832—1907）——英国民族学家，长老会教士，曾在斐济群岛（1863—1871和1875—1884）和澳大利亚（1871—1875和1884—1888）传教，路·亨·摩尔根的通信伙伴；写有关于澳大利亚和斐济群岛各部落的著作，1871年起同阿·威·豪伊特合作，著有《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和《库尔纳依部落及其平时和战时的习俗》。——54、56

菲力浦二世（马其顿的）（Philip[Philippos]II of Macedonia公元前382—336）——马其顿王（公元前359—336）。——492。

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尼马·德尼（Fustel de Coulanges，Numa Denis 1830——1889）——法国历史学家，写有古代世界史和中古法国史方面的著作。——119。

斐迪南五世（天主教徒）（Ferdinand V le Católico 1452—1516）——卡斯蒂利亚国王（1474—1504）和执政者（1507—1516），阿腊贡国王，称斐迪南二世（1479—1516）。——64。

斐洛（亚历山大里亚的）（Philo of Alexandria[Philo Judaeus]约公元前20一公元54）——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犹太人宗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对基督教神学的形成曾产生很大影响。——483、486、493。

费策妮娅·希斯帕拉（Fecenia Hispalla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罗马妓女，元老院因其在揭露公元前186年的丑闻方面采取协作态度而准其从良。——141。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265—267、275—276、279—281、283—296。

费尔柴尔德，查理·斯特宾斯（Fairchild，Charles Stebbins 1842—1924）——美国法学家和金融家，财政部长（1887—1889）。——340。

费里，茹尔·弗朗索瓦·卡米耶（Ferry Jules-François-Camille 1832—1893）——法国律师、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市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内阁总理（1880—1881、1883—1885）；奉行积极的殖民主义政策。448。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227。

弗拉维王朝——罗马皇朝（69—96）。——483。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 ——244。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11，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一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252、254、360、363、365、530。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11 1744—1797）——普鲁士国王（1786—1797）。——365、549。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1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252、268、271、37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274、378。

弗里曼，爱德华·奥古斯塔斯（Freeman，Edward Augustus 1823—1892）——英国历史学家，自由党人，牛津大学教授。——17。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239、472。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286、311、477。

福格特，卡尔（Vogt，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281、327、329、447。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9—30、85、176、197、490。

G

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Caligulal 12—41）——罗马皇帝（37—41）。——497。

盖尤斯（Gaius 2世纪）——罗马法学家，罗马法系统化者。——69。

戈克，阿曼德（Goegg，A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243。

哥白尼，尼古拉（Kopernicus[Copernicus，Copernikus]，Nikolaus 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279—280.

哥尔查科夫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орчаков，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князь 1798—1883）——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总理大臣（1867—1882）。——355、382。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48、269、272、283。

格拉古（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62—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哥哥。——552。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122、364、388。

格雷，约翰（Gray，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205—206、207—208、211、214。

格雷戈里（图尔的）（格雷戈里·弗洛伦修斯）（Grégoire de Tours[Gregorius Florentius]540前后—594）——基督教神学家和历史学家，573年起是图尔的主教；《法兰克人史》和《奇迹七卷》等书的作者。——158。

格雷维，茹尔（Grévy，Jules 1807—1891）——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共和国总统（1879—1887）。——448。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Jacob Ludwig Karl I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作开始出版《德语辞典》。——154。

格律恩，卡尔（Grlln，Karl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 Ernst 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276。

格罗特，乔治（Grote，George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大商人，皇家学会成员，写有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以及多卷本《希腊史》。 ——114——119。吉斯塔夫三世（Gustaf III1746—1792）——瑞典国王（1771—1792）。——366。

H

哈布斯堡王朝——神圣罗马帝国皇朝（1273—1806年，其中有间断）、西班牙王朝（1516—1700）、奥地利皇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10。

哈德良（普卡利乌斯·埃利乌斯·哈德良）（Publius Aelius Hadrianus 76—138）——罗马皇帝（117—138）。——483。

哈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451、461。

哈林，哈罗·保尔（Harring，Harro Paul1798—1870）——德国作家，/J、资产阶级激进派；1828年起曾数度侨居国外。——234。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司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233。

哈斯基森，威廉（Huskisson，Wil1iam 1770—183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23—1827），1810年金条委员会成员，议会议员；主张在经济上向工业资产阶级让步，曾制定降低某些商品进口税的税率。——341。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239。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268、490。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Hermann Wilhelm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49），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50年10月在汉堡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1852年迁居巴西。——244。

豪伊特，阿尔弗勒德·威廉（Howitt，Alfred William 1830—1908）——英国民族学家，驻澳大利亚的殖民官（1862—1901），达尔文主义者；写有关于澳大利亚各部藩的著作，1871年起同洛·法伊森合作，著有《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和《库尔纳依部落及其平时和战时的习俗》。——56。

荷马（Homeros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38、74—75、119—121、123。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8）——罗马诗人。——350。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329、451、452、461。

赫普夫纳，弗里德里希·爱德华·亚历山大（Hӧpfner，Friedrich Eduard Alexander 1797—1858）——普鲁士将军，军事著作家。——330。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1helm Frì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89、196、235、265—276、278—282、285、290—291、296—299、301、303、306、309、426。

胡施克，格奥尔格·菲力浦·爱德华（Huschke，Georg Philipp Eduard 1801—1886）——德国法学家和古代史学家，主要从事罗马法学史方面的研究。——143。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280。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10。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Thomas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201。

霍伊斯勒，安德烈亚斯（Heusler，Andreas 1834—1921）——瑞士法学家和法学史家，巴塞尔大学教授，写有瑞士和德国法律方面的著作。——71.

J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海尔曼·冯（Kirchmann，Julius Hermann von 1802—1884）——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自由党人；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写有哲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200。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304。

吉比奇—扎巴尔干斯基，伊万·伊万诺维奇（Дибич，Забанский，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граф 1785—1831）——俄国元帅，原系德国人，1828—1829年俄土战争中为俄军总司令；镇压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俄军总司令。——376。

吉尔斯，尼古拉·卡尔洛维奇（Гилс，Николай Карлович 1820——1895）——俄国外交家，驻德黑兰（1863年起）、伯尔尼（1869年起）、斯德哥尔摩（1872年起）公使；曾任外交副大臣（1875—1882），外交大臣（1882—1895）。——355。

加尔巴（塞尔维乌斯·苏尔皮齐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公元前5—公元69）——罗马国务活动家，60年代为西班牙塔拉戈纳省总督（执政者）；尼禄死后，在68年6月被推为皇帝，69年1月军队和人民起来暴动反对加尔巴统治，奥托趁机策动禁卫军把他杀死。——497、499。

加尔文，让（Calvin，Jean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93、311。

加勒，约翰·哥特弗里德（Galle，Johann Gottfried 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1846年根据乌·让·勒维烈的计算发现了海王星。——280。

杰士卡，扬（Žižka，Jan 1360前后—1424）——捷克统帅和政治活动家，胡斯运动领袖，塔博尔派军事首领，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476。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243。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ülich，Gustav von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360。

居维叶男爵，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er，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baron de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并提出了灾变论。——41。

君士坦丁一世，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Ⅰ，Konstantin der Große[Magnus Flavius Valerius]约280—337）——罗马皇帝（306—337）。——483、486、554。

K

卡利古拉——见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

卡尼茨伯爵，汉斯·威廉·亚历山大（Kanitz，Hans Wilhelm Alexander Graf von 1841—1913）——德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领袖，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869—1870），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85—1890）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9年起）；代表大地主的利益。——518。

卡诺，玛丽·弗朗索瓦·萨迪（Carnot，Marie-François-Sadi 1837—1894）——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历任部长；共和国总统（1887—1894），1894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卡泽里奥刺杀。——448。

卡普里维伯爵，莱奥（Caprivi，Leo Graf von 1831—1899）——德国国务活动家、将军和军事活动家，德意志帝国首相（1890—1894）。——418、434。

卡瓦洛蒂，费利切（Cavallotti，Felice 1842—1898）——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资产阶级激进派领袖；1873年起为议会议员。——469。

凯，约翰·威廉（Kaye，John WiIliam 1814—1876）——英国军事史学家和殖民官员，曾任印度事务部政务机要司秘书（1858—1874），写有印度的历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著作以及英国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的殖民战争方面的著作。——52。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Kelly-Wischnewetzky，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1892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316。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1ius Caesar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26、37、38、51—52、105、150、153、159—161、163、165。

坎南，乔治（Kennan，George 1845—1924）——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旅行家，1885—1886年游历西伯利亚，后来他在一组题为《西伯利亚和流放制度》的文章中叙述了这次旅行的印象。——388。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269、279—280、282、285、294。

康莫迪安（Commodian 3世纪上半叶）——拉丁诗人和原始基督教时期的宗教活动家。——484。

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влович 1779—1831）——俄国大公，1814年起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和波兰总督。——377。

考茨基，卡尔（Kautsky，Karl 1854—193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新时代》杂志编辑。——333、362。

柯普，海尔曼·弗兰茨·莫里茨（Kopp，Hermann Franz Moritz 1817—1892）——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曾把新的物理测量方法运用于化学；李比希的学生，肖莱马的老师。——288。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俄国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将比较法学的方法运用于民族学和早期历史；写有原始公社制度方面的著作。——68、70、72、148、153、159—160。

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346、414。

科尔布，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Kolb，Georg Friedrich 1808—1884）——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59—1866年为《新法兰克福报》编辑。——343。

科兰库，阿尔芒·奥古斯坦·路易（Caulaincourt，Armand-Augustin-Louis 1772—1827）——法国将军和国务活动家，曾任驻俄国大使（1807—1811），外交大臣（1813—1814和1815）。——385。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Lajos[Louis，Ludwig]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243。

克莱因，约翰·雅科布（Klein，Johann Jacob1817一约1897）——德国医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60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244—245。

克劳狄乌斯（提比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盖尔马尼库斯）（Tiberius Claudius Nero Germanicus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41—54）。——485、497、498。

克劳塞维茨，卡尔·菲力浦·哥特弗里德·冯（Clausewitz，K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首次把辩证法应用于军事理论；参加普鲁士军队的改革；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1818—1830年任普通陆军学校校长，1831年任普鲁士元帅奥·冯·格奈泽瑙的参谋长。——330。

克勒尔，恩斯特·马蒂亚斯·冯（Kӧller，Ernst Mattias von 1841—1928）——德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人，帝国国会议员（1881—1888），曾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94—1895）；推行迫害社会民主党的政策。——554。

克里斯蒂安，格吕克斯堡公爵（Christian，Prinz von Glücksburg 1818—1906）——丹麦王位继承人（1852年起），丹麦国王（1863—1906），称克里斯蒂安九世。——379。

克里斯皮，弗兰契斯科（Crispi，Francesco 1818—1901）——意大利国务活动家，活动初期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19世纪60年代末起拥护立宪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左翼”领袖之一，曾任首相（1887—1891和1893—1896），实行残酷镇压意大利工农运动的政策。——505。

克利盖，海尔曼（Kriege，Hermann 1820—1850）——德国新闻工作者，正义者同盟盟员；“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45年前往纽约，在那里出版《人民代言者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返回德国，成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又一次流亡美国。——234—235。

克利斯提尼（Kleisthenes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雅典政治活动家，公元前508年前后实行改革，肃清了氏族制的残余，并建立奴隶主民主制。——134。

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杰明（Clemenceau，Georges-Benjamin 1841—1929）——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80年代起为激进派领袖，《正义报》的创办人；内阁总理（1906—1909和1917—1920）。——435。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rupp，Alfred 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529。

孔斯旦，让·安东·厄内斯特（Constans，Jean-Antoine-Ernest1833—1913）——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内务部长（1880—1881、1889—1892），实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434—435。

库尔曼，格奥尔格（Kuhlmann，Georg生于1812年）——奥地利江湖医生，自命是“预言家”；40年代利用宗教词句在瑞士的德国魏特林派手工业者中间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证实他是奥地利政府的密探。——235、479—480。

库诺，亨利希·威廉·卡尔（Cunow，Heinrich Wilhelm Karl 1862—1936）——德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社会民主党人，80—9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者；后为修正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72。

L

拉伯克，约翰（Lubbock，John 1834—1913）——英国生物学家、银行家、政治家和民族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由党人；从事动物学、生物学、民族学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25—27。

拉斐德侯爵，玛丽·约瑟夫·保尔·罗什·伊夫·吉尔贝·真蒂埃（Lafayette，Marie-Joseph-Paul-Roch-Yves-Gilbert Motier，marquis de 1757—1834）——法国将军，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在任国民自卫军长官期间（1789—1791）曾指挥士兵向马尔斯广场上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1791）群众开枪射击；1792年是一个军团的指挥官，妄图把它变成反革命的工具，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逃往国外；1830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领袖之一。——9。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239。

拉马克，让·巴蒂斯特·皮埃尔·安东（Lamarck，Jean-Baptiste-Pierre-Antoine 1744—1829）——法国自然科学家，从事植物区系学和动物区系学方面的研究，生物学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的先驱。——283。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吉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196、395、407、426—428、449、544。

腊韦，昂利（Ravé，Henri 19世纪下半叶）——法国新闻工作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法文。——19。

莱奥波德三世（Leopold11 1747—1792）——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0—1792）。——365。

莱瑟姆，罗伯特·戈登（Latham，Robert Gordon 1812—1888）——英国语文学家和民族学家，伦敦大学教授。——24。

莱特，阿瑟（Wright，Arthur 1803—1875）——美国传教士和民族学家，1831—1875年与印第安族塞讷卡人生活在一起，编过一部该部落的语言辞典，路·亨·摩尔根的通信伙伴。——60。

赖德律（赖德律—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243、448、472。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Wilhelm Joseph约生于1824年）——德国代理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后为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五年徒刑。——244—245。

朗格（Longos 2世纪）——古希腊作家，《达夫尼斯和赫洛娅》的作者。——90。

朗格，克里斯蒂安·康拉德·路德维希（Lange，Christian Konrad Ludwig1825—1885）——德国语文学家和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罗马史方面的著作。——143。

勒南，约瑟夫·厄内斯特（Renan，Joseph-Emest 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哲学家和东方学家，写有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241、296、476—477、482—484、489_496、500。

勒土尔诺，沙尔·让·玛丽（Letourneau，Charles-Jean-Marie 1831—1902）——法国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43、44、46。

勒维烈，乌尔班·让·约瑟夫（Le Verrier，Urbain-Jean-Joseph 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846年不依靠亚当斯而独立地计算出当时还不知道的海王星的轨道，并确定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279。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德（R.ser，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1848—1849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主席，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成为拉萨尔派。——244—245。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29、413、427—428。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201—205、213，321、335。

李维，梯特（Livius，Titus公元前59一公元17）——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一书的作者。——140、143。

利文公爵，赫里斯托弗尔·安德烈耶维奇（Левин，Христофор Андреевич，князь 1774—1839）——俄国外交家，驻柏林公使（1810—1812），驻伦敦大使（1812—1834）。——355、374—375。

利乌特普朗德（Liutprand约922—972）——中世纪教会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伦巴德人；961年起是克雷莫纳（北意大利）主教，《奖赏》一书的作者。——169。

列斯纳，弗里德里希（Le.ner[Lessner]，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为威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三年徒刑，1856年起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35、245。

林顿，威廉·詹姆斯（Linton，William James笔名斯巴达克 Spartacus 1812—1897）——英国雕刻家、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曾参加宪章运动并为宪章派刊物撰稿；《英格兰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66年迁居美国。——452。

琉善（Lucianus[Lukianus]约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48、477—479。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阳才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243。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286。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鲁普斯）。

鲁维埃，皮埃尔·莫里斯（Rouvier，Pierre-Maurice 1842—1911）——法国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甘必大的支持者；共和派报纸《平等报》的出版者（1870）；1871—1902年为国民议会议员，曾任预算委员会主席，1881—1882年任商业和殖民部长，1884—1885年任商业部长，1887年5——11月任内阁总理，1889年起任财政部长；1892年因参与巴拿马舞弊案件被迫辞职；1902—1905年复任财政部长，1905年6月起任外交部长。——435。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93、311、502。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法国国王（1461—1483）。——224。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311，360、439。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1[Louis-Philippe]，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227、415。

吕克，哥特弗里德·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Lücke，Gottfried Christian Friedrich 1791—1855）——德国新教神学家，曾先后在波恩大学和格丁根大学任教授，福音书注释者。——496.

律斯勒，康斯坦丁（Rӧßler，Konstantin 1820—1896）——德国政论家和官员，柏林半官方的书籍出版局领导人（1877—1892），拥护俾斯麦的政策；曾任外交部顾问（1892—1893）。——553。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289。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35。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199—203、205—208、210—213。

M

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Martignetti，Pasquale 1844—1920）——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意大利文。——18。

马可·奥勒留·安敦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21—180）——罗马皇帝（161—180），斯多亚派哲学家。——483。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ling，Eleanor[Tussy]1855—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妻子（1884年起）——316。

马拉，让·保尔（Marat，Jean—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9。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Marie-François-Pascal-Ann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人权社的领导人，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总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426。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后反对披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227、231、243、383、470。

玛丽—泰莉莎（Maria Theresia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1740—178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女皇（1745—1780）。——363。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ßner，Otto Karl 1819—1902）——德国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298、536。

麦岑，奥古斯特（Meitzen，August 1822—1910）——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1867—1882年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统计管理局工作；写有德国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255、258。

麦克伦南，约翰·弗格森（McLennan，John Ferguson 1827—1881）——苏格兰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写有婚姻和家庭史方面的著作。——22—30、40、59、73、100、148。

麦克马洪伯爵，玛丽·埃德姆·帕特里斯·莫里斯，马真塔公爵（Mac—Mahon，Marie-Edme-Patrice-Maurice，comte de，duc de Magenta 1808—189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859年起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克里木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参加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军长，后任夏龙军团司令，阿尔及利亚总督（1864—1870），凡尔赛军队总司令（1871）.第三共和国总统（1873—1879）.—542。

麦克米伦公司（MacMillan &Co.）——伦敦的一家出版公司。——15。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人选第一议院。——256—257、393。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110、157、160。

毛奇伯爵，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 Helmuth Karl Bemhard Graf von 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1819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职，1833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1836—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问；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1870—1871）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1867—1891年是国会议员，1872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事著作。——376、390。

梅恩，亨利·詹姆斯·萨姆纳（Maine. Sir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英国法学家和法学史专家，家庭和社会起源的宗法论的代表；作为印度总督参事会参事（1862—1869）和印度事务大臣参事会参事（1871年起），曾参加制定英国的地方立法和实行对印度的殖民奴役。——93。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378。

门格尔，安东（Menger，Anton 1841—1906）——奥地利法学家，维也纳大学教授。——475。

门克，亨利希·泰奥多尔·冯（Menke，Heinrich Theodor von 1819—1892）——德国地理学家和民族志学家，曾改编施普鲁纳的《中古史和近代史袖珍地图集》。——218。

门特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Mentel，Christian Friedrich生于1812年）——德国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1846—1847年因同盟案件被关在普鲁士监狱。 —230.

蒙森，泰奥多尔（Mommsen，Theodor 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柏林大学教师；写有关于古罗马史的著作。——116、140—144。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的编辑。——461。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Miquel，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415。

米克洛希奇，弗兰蒂舍克（Miklošich，Frantisek 1813—1891）——斯拉夫语文学的代表人物，斯洛文尼亚人；曾任维也纳大学斯拉夫语文学教授（1849—1886），斯拉夫语比较语法的奠基人。——359。

米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时，François—Auguste—Marie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研究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1818），后进入巴黎新闻界，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国民报》创办人之一（1830）；写有《法国革命史》等历史著作。——304。

摩尔根（Morgan）——美国上校，路·亨·摩尔根的兄弟。——30。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5—18、24、26—30.32、34、38—39、41—43.47、49—50、54、58、68—70、79、86、97—100、103、106、110、115、117—124、126、134、142、143、152、158、177、184、197、198。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Jakob 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281。

莫尔，托马斯（More，Thomas 1478—153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家；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362。

莫尔，约瑟夫（Moll，Joseph 1813—184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9月是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年科隆九月朝牛后流亡伦敦，不久改名回到德国，在各地进行宣传鼓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穆尔格河战斗中牺牲。——228、235、239、241。

莫里哀（Molière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187。

莫斯库斯（Moschos[Moschus]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诗人。——90。

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执政者（1805—1849），曾实行多次有利于埃及大地主和实业家的改革。——377。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Ⅰ[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74、100、253、287、367—372、375.509。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Ⅲ[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380、383—384、447、536、541—544、560。

纳杰日杰，若安（Nădejde，Ion 1854—1928）——罗马尼亚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90年代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899年加入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反对工人运动。——19。

奈阿尔科斯（Nearchos约公元前36仔—312）——马其顿海军统帅，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战友和他的各次征战的参加者，写有记叙马其顿舰队从印度远征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326—324）的著作。——71—72。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Barthold Georg 1776—1831）——德国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曾在丹麦和普鲁士供职。——116、118、144、189。

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公元前625前后—562）——巴比伦王（公元前604—562）。——485。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375、378—381、437、463。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 Ⅱ 1868—1918）——俄国皇帝（1894—1917）。——550。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37—68）.——罗马皇帝（54—68）。——497—499。

涅谢尔罗德伯爵，卡尔·瓦西里耶维奇（Нешрероде，Кара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аф 1780—186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16——1856），总理大臣（1845年起）。——355、375，377。

诺特荣克，彼得（Nothju吨，Peter1821—1866）——德国裁缝，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1848）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特使（1850年11月—1851年5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派驻布雷斯劳的全权代表。——244—245。

O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约公元前480—406）——古希腊剧作家，写有多部古典悲剧。——77。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458。

P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 John Temple，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377、380。

培尔，皮埃尔（Bayle，Pierre1647—1706）——法国政论家和怀疑派哲学家，神学和思辨哲学的反对者，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先驱。——311。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341。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99—201、205—207、211、240、296、488、542。

普芬德，卡尔（Pf.nder，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 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35。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70年代是民粹派；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1883），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领袖；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455、459.

普林尼（老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Gaius Plinius Secundus Major 23—79）——古罗马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博物学家，《博物志》（共37卷）的作者。——161、166。

普卢塔克（Plutarchos 46—119以后）——古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德论者，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曾与伊壁坞鲁和斯多亚派论争；写有古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76。

普罗科皮乌斯（凯撒里亚的）（Procopius of Caesarea约499—565）——拜占庭历史学家；曾以维利萨里统帅顾问和秘书的身份参加多次军事远征，曾撰写《查士丁尼同搜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八卷集）一书，描写这些远征，反映不满查士丁尼皇帝的专制政策的奴隶主贵族的观点。——83。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Пушкин，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俄国诗人。——370。

Q

齐维利斯（尤利乌斯·克劳狄乌斯·齐维利斯）（Julius Claudius Civilis死于70年以后）——日耳曼族巴达维亚人的酋长，罗马市民，一支由他的同乡组成的步兵队的领袖；曾领导日耳曼和高卢部落起义反对罗马的统治（69—70/71）。——157。

乔治，亨利（George Henry 1839—1897）——美国政论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张资产阶级国家的土地国有化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319—321。

R

日罗—特隆，亚历克西斯（Giraud-Teulon，Alexis生于1839年）——瑞士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日内瓦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原始社会史方面的著作。——27、30、43、45、73。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Юлий Галактия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曾撰写《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461.

S

萨尔维安（马赛的）（Salvianus von Marseille约390—484）——基督教神学家、传教士和著作家，424年前后是勒莱修道院修士，约438年起为马赛的主教；《论神的统治》一书的作者。——170、173。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公元前578—534）——传说中的古罗马第六个王。——146。

塞涅卡（小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Junior 公元前4前后—公元，65）——罗马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和著作家，斯多亚派的代表人物。——483。

桑南夏恩，威廉·斯旺（Sonnenschein，William Swan 1855—1931）——英国出版商，曾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 ——334。

沙佩尔，卡尔（Schapper，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227—228、233、239、241、244—245。

舍曼，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Schoemanr，Georg Friedrich 1793—1879）——德国古代语文学家和吉代史学家，写有古希腊艺术、法学和宗教史方面的著作。——76、121。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490。

施达克，卡尔·尼古拉（Starcke，Carl Nikolai 1858—1926）——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266、267、280、285—287、291—292；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274、296。

施杜姆，卡尔·冯（Stumm，Karl von 1836—1901）——德国大工业家，保守党人。——529—530。

施勒弗尔，吉斯塔夫·阿道夫（Schlӧffel，Gustav Adolf约1828—1849）——德国大学生和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三月革命后在柏林出版《人民之友》杂志，接受工人的要求，因而被判处要塞监禁；1849年曾一度任《新莱茵报》通讯员；匈牙利自由斗争和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6月21日在瓦格霍伊瑟尔附近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弗·威·施勒弗尔的儿子。——6。

施普鲁纳·冯—梅尔茨，卡尔（Spruner von Mertz，Karl 1803—1892）——德国历史学家和地图学家，曾编过许多历史地图集和写过许多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218。

施泰因，洛伦茨·冯（Stein，Lorenz von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8。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略，David Friedrich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274、276、296、482。

施梯伯，威廉（Stieber，Wilhelm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卡·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萨—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226、237。

施瓦尔岑堡公爵，费利克斯·路德维希·约翰·弗里德里希（Schwarzenberg，Felix Ludwig Johann Friedrich Fürst zu 1800—1852）——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 交家，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后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11月—1852年）。——379。

施韦择，约翰·巴蒂斯特·冯（Schweitzer，Johann Baptist von 1833—1875）——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拉萨尔派，《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和编辑（1864—1871）；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3年起）和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国会议员（1867—1871）；1872年因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而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199。

叔尔茨，卡尔（Schurz，Carl 1829—1906）——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加人秘密组织”革命集中”；1852年迁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后为参议员和内政部长（1877—1881）。——242。

舒尔来—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Franz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1859）；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国会议员（1867年起），曾企图用组织合作杜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8。

司各脱，瓦尔特（Scott，Walter 1771—1832）——英国诗人和作家，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苏格兰人。——151。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冯（Struve，Gustav von 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1847—1848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鼓吹素食主义；1862年返回德国。——326。

斯蒂凡，亨利希（Stephan，Heinrich 1831—1897）——德国国务活动家，德意志帝国邮政总局局长。——399。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335、370。

斯特拉本（Strabon[Strabo]约公元前63—公元20）——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72。

苏格拉底（Sokrates公元前470—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478。

苏里塔，阿隆索·德（Zurita，Alooso de 16世纪中叶）——中美的西班牙殖民官；他撰写的很有价值的民族学报告到19世纪才得以发表。——72。

梭伦（Soloo约公元前640——560）——雅典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117、128、131—133、146、196、460。

索绪尔，昂利·德（Saussure，Heori de 1829—1905）——瑞士动物学家和旅行家；主要从事昆虫学方面的研究。——43。

T

塔克文（鲁齐乌斯·塔克文）（高傲的）（Lucius Tarquinius Superbus公元前534—约509）——半传说中的古罗马最后一个（第七个）王，据传说人民起义把他驱逐出罗马，废除了王政，建立起共和制度。——145、147，

塔西佗（普卡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melius 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17、26、37—38、81、107、155、157—163、165、485、498、503。

泰勒，爱德华，伯内特（Tylor，Edward Burnett 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进化论的创始人。——19。

汤普森，威廉（Thompson，William 177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201。

忒俄克里托斯（Theokritos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古希腊诗人；田园诗歌的创始人。——90。

特卡乔夫，彼得·尼基季奇（Ткачёв，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俄国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民粹运动中的布朗基派思想家，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9年被捕，1871年6月被判处16个月的监禁，1873年逃往伦敦，追随彼·拉甫罗夫，《前进》的撰稿人；1874年是苏黎世斯拉夫人支部成员。——451—520。

特里尔，格尔松·格奥尔格（Trier，Gerson Georg 1851—1918）——丹麦语文学家，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改良主义的政策；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丹麦文。——19。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304、434、542。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坦（Thierry，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写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公社方面的著作。——304。

提比里乌斯（提比里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公元前42—公元37）——罗马皇帝（14—37）。——145、497。

图尔的格雷戈里——见格雷戈里（图尔的）。

W

瓦茨，格奥尔格（Waitz，Georg 1813—1886）——德国中古史学家，马尔克制度理论的反对者；格丁根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写有中吉德国史方面的著作。——160。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Adolph 1835—1917）——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反犹太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始人（1878），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学派的代表。——206。

瓦格纳，理查（Wagner，Richard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诗人和作家。——48。

瓦克斯穆特，恩斯特·威廉·哥特利布（Wachsmuth，Ernst Wilhelm Gottlieb1787—1866）——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书报检查官（1839—1842）；写有关于古希腊罗马和欧洲史方面的著作。——77。

瓦鲁斯（普卜利乌斯·昆提利乌斯·瓦鲁斯）（Publius Quintilius Varus公元前53前后—公元9）——罗马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叙利亚总督（公元前7），后为日耳曼行省总督（公元7—9），日耳曼部落起义时在条顿堡林山会战中阵亡。——138。

瓦扬，爱德华·玛丽（Vaillant，Édouard-Marie 1840—1915）——法国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医师，布朗基主义者，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巴黎公社执行委员会委员，教育委员会委员；1871年在巴黎被判处死刑，后逃往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由于代表大会决定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而退出国际；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布朗基派革命中央委员会创建人之一（1881），1884年起是巴黎市参议院议员，1889年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01）创建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448。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Ⅰ[William the Victorious]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383、537、542。

威廉二世（Wilhelm Ⅱ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1919）。——558—561。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378。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223、371。

韦斯特马克，爱德华·亚历山大（Westermarck，Edvard Alexander 1862—1939）——芬兰民族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历任赫尔辛基大学社会学讲师（1890—1906）、道德哲学教授（1908—1918）、亚波学院哲学教授（1918—1930），主要从事婚姻史、道德观念的比较研究；著有《人类婚姻史》（1891）等著作。——44、45、47、62。

维尔穆特，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Wermuth，Carl Georg Ludwig 1803—1867）——德国警官，汉诺威警察局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原告证人；同威·施梯伯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226、237。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12、241、242、244—245。

维特利乌斯（奥鲁斯·维特利乌斯）（Aulus Vitellius 15—69）——罗马国务活动家，60年代为日耳曼行省总督（执政者），69年1月被推为皇帝，同年年底在内战中被杀。——485、497—498。

魏勒妲（Veleda 1世纪）——日耳曼族布鲁克泰人的女祭司和女预言家，曾积极参加齐维利斯酋长领导的日耳曼和高卢部落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69—70/71）。——157。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b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200、229—232、234—235、242、244、426、442—444、477、479、488。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Sébastien Le Prêtre[Prestre]，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439。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Friedrich Wilhelm鲁普斯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1、12、236、239、240、247、255—256。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约1170—1220）——德国诗人，骑士诗《巴齐法尔》的作者。——83。

沃森，约翰·福布斯（Watson，John Forbes 1827—1892）——英国医生、政论家和民族学家；殖民官，曾长期在印度军队任职；1858—1879年任伦敦即度博物馆馆长；写有一些关于印度农业和纺织业的著作。——52。

乌尔菲拉（武尔菲拉）（Ulfilas[Wulfila）311前后—383）——西哥特教会主教，曾实行哥特人基督教化，哥特字母的创始人，曾将圣经译成哥特语。——145。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353—354、378。

X

西吉达（马拉克西安诺），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Сигида[Марраксьяно]，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1862—1889）——俄国女革命家，“民意党”党员，因不能忍受监狱里的体刑而自杀。——388。

希律（Herod公元前73—4）——犹太国王（公元前40—4）。——145。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Herodotos of Halikarnassos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写有描述波斯王国和波斯战争的著作。——52、76、77。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285 .

夏多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奈（Chateaubriand，François-René，vicomte de 1768—1848）——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22—1824），法国出席维罗纳会议（1822）的代表。——374。

肖特，安德烈亚斯（Schott，Andreas 1552—1629）——德国学者，耶稣会会士，古典作品的翻译家和出版者。——478。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Серно-Соловьевич，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4—186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曾参加60年代初俄国的革命运动，后侨居日内瓦，国际会员，瑞士工人运动的参加者。——329。

休漠，大卫（Hume，David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279—280。

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约公元前460—400）——古希腊历史学家。——124。

Y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Abraham183 0——1919）——德国医生，披恩体操联合会创建人和会长（185任—1851），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特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腔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院长（1885—1889），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医学方面的著作。——244—245。

雅罗斯拉夫（智者）（Ярослав Мудрый 978—1054）——基辅大公（1019—1054）。——71。

亚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约死于公元前448年）——罗马国务活动家，执政官（公元前471—451），公布十二铜表法的十人委员会（公元前451—450）成员，力图实行独裁。——139。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124。

亚里斯泰迪兹（Aristides公元前550前后一467）——古希腊政治活动家和统帅，提洛同盟的创始人；雅典奴隶主贵族的代表。——133。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71、492。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Ⅰ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367、369、371、372、373、375、385。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Ⅱ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381、383、452。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Ⅲ 1845—1894）——俄国皇帝（1881—1894）。——314。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Ⅱ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355、360、362、363—367、369、371、383。

伊尔米农（伊尔米诺），盖拉尔（Irminon[Innino]，Guérard约死于826年）——巴黎郊区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院长（812—817）。——173。

伊里奈乌斯（Irenaeus约130—202）——基督教神学家，小亚细亚希腊人，177年起为里昂主教；曾著书反对异教和阐明基督教教义。——498—499。

伊姆·特恩，埃弗拉德·斐迪南（Im Thurn. Everard Perdinand 1852—1932）——英国殖民官员、旅行家和人类学家。——277。

伊万三世（Иван Ⅲ 1440—1505）——莫斯科大公（1462—1505）。——224。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60 前后—127以后）——罗马讽刺诗人。——552。

约瑟夫二世（Josephll 1741—1790）——奥地利女大公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361、363、365。

Z

扎莫伊斯基伯爵，弗拉基斯拉夫（Zamoyski，Wladyslaw，Graf 1803—1868）——波兰大地主和将军，曾参加1830—1831年起义，起义被镇压后成为在巴黎的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的领导人。——378。

祖根海姆，赛米尔（Sugenheim，Samuel 1811—1877）——德国历史学家。——64。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波罗——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和光明之神，艺术的保护神。——20—21。

阿耳泰娅——古希腊神话中国王铁斯特士的女儿，梅里格尔的母亲。——155。

阿英罗狄蒂——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罗马神话中称之为维纳斯，掌管人类爱情、婚姻和生育以至一切动植物的生长繁殖。——79。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漫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75、123。

阿娜伊蒂斯——古希腊神话中水神和农神阿娜希塔的古希腊名字，对阿娜希塔的崇奉盛行在亚美尼亚，在那里人们把她的形象和小亚细亚的女农神的形象合而为一。——62、79。

埃策耳——古目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匈奴人的国王。——91。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123。

奥列斯特——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和克丽达妮斯特拉的儿子，为父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和亚格斯都士，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厄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20—21、75。

B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巴勒召他来诅咒以色列人，他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巴兰的驴”已成为一句谚语，比喻平常沉默驯服，突然开口抗议的人。——487、489。

巴勒——据圣经传说，是摩押王。——487。

巴录——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巴录书的作者。——485。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477、482、489。

波吕涅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奥狄浦斯的儿子，他同他的哥哥伊托克列斯争夺忒拜王位，在对阵中两人互伤身死；埃斯库罗斯根据这个神话故事写成悲剧《七雄攻打忒拜》。——121。

布龙希耳德（布林希耳德）——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冰岛国女王，后为勃民第人的国王贡特尔的妻子。——91。

D

达夫尼斯——朗格的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娅》中的人物，热恋中的牧人的典型。——90。

但以理——据圣经传说是先知，但以理书的作者。——484—485、494、496。

德莫多克——荷马《奥德赛》中的人物，传说中的法雅西亚人国王阿尔基诺斯宫廷中的盲歌手。——123。

F

菲尼士——古希腊神话中的盲预言家；由于昕从了第二个妻子的怂恿，他残酷地折磨第一次同博雷阿的女儿克利奥帕特拉结婚所生的孩子，因此受到诸神的惩罚。——155。

弗莱雅——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农神和爱神，吉斯堪的纳维亚民间故事诗老《艾达》中的人物，为自己的兄弟弗莱尔神的妻子。——48。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269。

G

贡特尔——古日耳曼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勃艮第人的国王。——91。

古德龙——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主要人物，也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主要人物，黑盖林格人的国王黑特耳和爱尔兰的希尔达的女儿，西兰岛黑尔维希的未婚妻；被诺曼人哈尔特木特抢走，因不从他的婚事而被囚13年 z最后得到黑尔维希的解救，成为他的妻子。——92。

H

哈杜布兰德——古日耳曼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的主要人物希尔德布兰德的儿子。——154。

哈尔特木特——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诺曼人国王的儿子，古德龙所拒绝的求婚者。——92。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十二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卡洛士。——155。

赫洛娅——朗格的小说《达夫尼斯和赫洛娅》中的人物，热恋中的牧女的典型。 —90。

黑尔维希——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西兰岛国王，古德龙的求婚者，后为她的丈夫。——92。

黑特耳——吉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黑盖林格人的国王。——91。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加尼米德——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被诸神窃至奥林波斯山，成为宙斯钟爱的人和司酒童。——77。

现桑德拉——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柏里亚的女儿，女预言家；特洛伊陷落后被亚加米农当作奴隶带走，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中的人物。——75。

K

克里姆希耳德——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勃艮第人的国王贡特尔的妹妹，齐格弗里特的未婚妻，后为其妻子，齐格弗里特死后为匈奴人的国王埃策耳的妻子。——91。

克丽达妮斯特拉——古希腊神话中亚加米农的妻子，杀害了从特洛伊战争回来的丈夫，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中的人物。——20—21。

克利奥帕特拉——古希腊神话中北风神博雷阿的女儿。——155—156

L

拉达曼——古希腊神话中的贤明公正的法官。——293.罗慕洛——传说中的古罗马的奠基人（公元前753）和第一个王。——139、144.洛基——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恶魔，火神，古斯堪的纳维亚民间叙事诗老《艾达》中的人物。——48。

M

梅里格尔——古希腊神话中亚尼雅士（传说中的卡利登城国王）和阿耳泰娅的儿子，杀死了自己的舅舅们。——155.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浮士德》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滕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48、269。

米迦勒——据圣经传说，为天使长之一——496。

米莉塔——伊施塔尔的古希腊名字，巴比伦神话中的爱神和农神。——62。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19、65、486。

木利奥斯——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使者。——123。

N

奈斯托尔——古希腊神话中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中最老最贤明的英雄；在文学传统中，他经常被当作饱经世故的聪明长者的典型。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人物。——119。

尼奥德尔——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农神，古斯堪的纳维亚民间叙事诗老《艾达》中的人物，弗莱雅和弗莱尔的父亲。——48。

尼贝龙根——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和理·瓦格纳的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形象，传说中的保僭族，据有宝物。——48、91。

尼哥拉——据圣经传说，是耶路撒冷的祭司，一个异教教派的创始人。——489。

P

佩雷格林——琉善的讽刺作品《佩雷格林之死》中的人物，奸徒和罪犯，披着传教士的外衣进行活动。——477—481。

普罗特斯——古希腊神话中为波赛东服务的海神，能预言，能变形。——477、478。

Q

齐格班特（爱尔兰的）——吉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爱尔兰人的国王。——91。

齐格弗里特（莫尔兰的）——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为吉德龙所拒绝的求婚者。——91—92。

齐格弗里特——古代德国神话中的英雄，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主要人物之—，据传说，齐格弗里特杀死了巨龙之后在龙血流成的湖里沐椅，因而刀枪不人。——91。

乔治·唐丹——莫里哀的喜剧《乔治·唐丹，或被欺骗的男子》中的主要人物，憨头憨脑的富裕农民的典型，同一个巧妙地使他破产的贵族女人结了婚。——186—187。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审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头公牛。——477、501。

S

撒旦——圣经中为恶魔的专称。——487、488。

塞米拉米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以国势强盛、宫廷华丽和艳行著称。——362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224。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的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4477。

特夫克尔——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人物，曾参加特洛伊城的战斗。——75。

特里曼珠——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伊大卡岛国王奥德赛的儿子。——74。

提修斯（底西亚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中的雅典国王，雅典国家的奠基者。——127。

铁拉孟——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参加亚尔吉船英雄的远航，哀杰克斯·铁拉孟的父亲。——75。

铁斯特士——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中的埃托利亚地方的普洛伊朗的国王。——155。

W

瓦那——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一类神。——48。

乌黛（挪威的）——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91。

X

西芙——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托尔的妻子，古斯堪的纳维亚民间叙事诗老《艾达》中的人物。——154。

西维拉——古代走四方的“女预言家”；据传说她住在库马城（古希腊在意大利南部的殖民地）；她的占语被编成所谓的《西维拉占语集》，这个集子在古代罗马的宗教生活中起重大作用。——485。

希尔达——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也是13世纪中古德国长诗《古德龙》中的人物，爱尔兰国王的女儿，黑盖林格人的国王黑特耳的妻子。——91。

希尔德布兰德——古日耳曼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德之歌》中的主要人物。——154。

Y

雅典娜（帕拉斯·雅典娜）——古希腊神话中的主要神抵之一，战神和智慧的化身，被认为是雅典的保护神。——20—21。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500。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长。——65。

亚尔古船英雄——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曾乘亚尔古船前往科耳希达寻求由巨龙看守的金羊毛；公元前3世纪罗陀斯的阿披洛尼乌斯在自己的长诗《亚尔吉船英雄的远航》中歌颂了他们这次航行（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奥菲士也参加了这次航行）。——155。

亚格斯都士——古希腊神话中克丽达妮斯特拉的情夫，他同她一起杀害了亚加米农，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和《祭酒的报信人》（《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和第二部）中的人物。——20。

亚加米农——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的领袖，被自己的妻子克丽达妮斯特拉和亚格斯都士杀害，埃斯库罗斯同名悲剧（《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一部）中的人物。——20、75、119、123。

亚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一类神。——48。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74、296、477、483、486、494—496、499—500、502。

耶洗别——据圣经传说，是暴虐残忍的以色列王后，废古犹太教，改奉阿斯塔尔塔女神（肺尼基神话中的农神和爱神）；耶洗别这个名字在《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是淫乱和渎神的化身。——489.

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370。

伊托克列斯——古希腊神话中忒拜国王奥狄浦斯的儿子，他同他的弟弟波吕涅克斯争夺忒拜王位，在对阵中两人互伤身死；埃斯库罗斯根据这个神话故事写成悲剧《七雄攻打忒拜》——121。

依理逆司——古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共三人，又称涅墨西斯或厄默尼德4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祭酒的报信人》和《厄默尼德》（《奥列斯特》三部曲第二和第三部）中的人物。——20—21。

以诺——据传说是未收入圣经的以诺书的作者。——485、494。

以赛亚——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作者。——486、496、500。

以斯拉——据传说是圣经中以斯拉记的作者。——485.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494。

优玛士——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的人物，伊大卡岛国王奥德赛的放猪人，在奥德赛多年流浪在外期间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主人。——123。

犹大——据传说是圣经中犹大书的作者。——485。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许多人写成的。——484—486、489—490、492、494—495、500。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335。

Z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123、272。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其他作者的著作
文学著作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Herr Vogt.London 1860）。——447。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Brief an den Redakteur der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461—463。

《雇佣劳动与资本队载于1849年4月5、6、7、8和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265、266、267和269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ln.Nr.264，5.April 1849；Nr.265，6.April1849；Nr.266，7. April 1849；Nr.267，8. April 1849；Nr.269，11.April 1849）——11。

《关于不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声明》，载于1865年3月19日《柏林改革报》第67号（Erklärung über die Ursachen des Bruchs mit dem“Social-Demokrat”.In：Berliner Reform，Nr.67，vom19.M.rz 1865）。——199。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prononcé 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Imprimé aux frais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BruxeIles 1848）。——214。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载于《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85年斯图加特版（Rede über die Frage des Freihandels.In：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Stuttgart 1885）——214。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一书摘要》1888年波士顿版（Free Trade.A Speech Delivered before the Democratic Club，Brussels，Belgium，Jan.9，1848.With Extracf from La 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by Karl Marx.Boston 1888）。——333。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德文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2年莱比锡版（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tungs-Verordn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Amtl.deutsche Ausg.，rev.durch den Generalrath.Leipzig 1872）。——408。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于伦敦》（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n the Prussian-Franco war. London，September 9，1870）。——384、431—432。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Enthü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zu Köln.Basel 1853）。——226、244。

《六月革命》，载于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号（Die Junirevolution.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In.Nr.29，29.Juni 1848）。——1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85年汉堡第3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3.Ausg.Hamburg 1885）。——536。

《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Auszug von Lewis H.Morgan “Ancient Society”）。——15、32、41、51、58、60、68—70、74、97、103、106、115、122—124、139、144、184。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浑的信》，载于1865年2月1、3、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6—18号（Über Proudhon.Brief an J.B.Schweitzer.In：Der Social-Demokrat，Nr.16—18，1.，3.，5.Februar 1865）.——199。

《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载于1844年8月7、10日《前进报》（巴黎）第63和64号（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Der König von Preu.en und die Socialreform.Von einem Preußen”.In：Vorw.rts.Paris.Nr.63，7.August 1844；Nr.64，10.August 1844）。——229.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柏林版（Die Klassenk.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Berlin 1895）。——532、547、549—553。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附弗·恩格斯的序言和注，1885年斯图加特版（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Deutsch von E.Bernstein und K.Kautsky.Mit Vorwort und Noten von F.Engels.Stuttgart 1885）。——199、202—203、214、333。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H.1.Berlin 1859）。——202—203、214、267。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Vorrede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1n：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H.1.Berlin 1859）。——265。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卷（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Transl.from the 3rd German ed.by S.Moore and E.Aveling and ed.by F.Engels.Vol.1.London 1887）。——334、377。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Buch 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amburg 1867）。——15、200、201、427、455、461—463。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 》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Buch1：Der Pro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2.verb.Aufl.Hamburg1872）。——462。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Buch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3.verm.Aufl.Hamburg 1883）。——113、177、214、320、439。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2.Buch2：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rsg.von F.Engels.Hamburg 1885）。——200。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弗·恩格斯编，1894年汉堡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3.Buch3.Th.l.2：Der Gesamtproc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Hrsg.von F.Engels，Hamburg 1894）。——449。

弗·恩格斯

《法兰克福议会》，载于1848年6月1日《新莱茵报》第1号（Die Frankfurter Versammlung.1n：Neue Rheinische Zeitung.Nr.1vom1.Juni 1848）。——8。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载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日内瓦版（Предисловие，авторов к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ю In：K.Marx und F.Engels： Манифесть коммунисткичесой партии， Женева 1882）。——45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帕·马尔提涅蒂译，并经作者审定，1885年贝内文托版（L’origine della famiglia，della proprieta privata e dello stato.Versione riveduta dall ‘autore，di P.Martignetti.Benevento 1885）。——18。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安·纳杰日杰译，载于1885年9月—1886年5月《现代人》（Origina fami1iei，proprietății，private şi a statului. Traducere de Ion Nădejde.In：Contemporanul，September 1885 bis Mai 1886）。——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8年哥本哈根版（Fanmiljens，Privatejendommens og Statens Oprindelse.Copenhagen 1888）。——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昂·腊韦译，1893年巴黎版（L’origine de la famille，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et de l’état.Traduction fran♀aise par H.Ravé.Paris 1893）。——19。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1m Anschluss an Lewis H.Morgan’s Forschungen.Hottingen，Zürich 1884）。——15、18。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91年斯图加特第4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1m Anschluss an Lewis H.Morgan’s Forschungen. 4. Aufl. Stuttgart 1891）。——18。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92年斯图加特第5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1m Anschluss an Lewis H.Morgen’s Forschungen.5.Auf1.Stuttgart 1892）。——460。

《〈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载于《卡尔·马克思在科隆陪审法庭面前》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Vorwort zu “Karl Marx vor den K.lner Geschwornen”.In：Karl Marx vor den K.lner Geschwornen. Hottingen—Zürich 1885）。——25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载于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885年汉堡版第2卷（Vorwort zur ersten deutschen Ausgabe der zweiten Bandes des “Kapitals”von Karl Marx.In：Karl Marx：Das Kapital. B.2. Hamburg 1885）。——200。

《流亡者文献。一、波兰人的声明》，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Flüchtlings-Literatur.I.Eine Polnische Proklamtion. In：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1875.Berlin 1894）。——447。

《流亡者文献。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Flüchtlings-Li teratur.11.Programm der blanquistischen Kommune-Flüchtlinge.In：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1875.Berlin 1894）。——447。

《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Flüchtlings-Li teratur.V.Soziales aus Ru. land.In：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1875.Berlin1894）。——449。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年莱比锡版（Soziales aus Rußland.Leipzig 1875）。——449。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Intem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1875.Berlin 1894）。——447—449。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西班牙最近一次起义的札记》1874年莱比锡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Denkschrift über den letzten Aufstand in Spanien.Leipzig 1874）。——447。

《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Die Bakunisten an der Arbeit.In：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1871—1875.Berlin 1894）。——447。

《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1844.New York 1887）。——316。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载于《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Appendix.In：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New York 1887）。——316、317。

《再论〈福格特先生〉》，载于《〈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1894年柏林版（Abermals Herr Vogt.In：Internationales aus dem“Volksstaat”.1871—1875.Berlin 1894）。——44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手稿）（Die deutsche Ideologie.Manuskripte 1845—1846）。——266。

《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石印版（Zirkular gegen Kriege.Lithographierte Ausg.Mai 1846）.——234。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Ver.ffentlicht im Februar1848.London1848）。——3、4、93、226、235、240、324、426、427、443、469、505、532、537、544。

《共产党宣言》1882年日内瓦版（Мнифа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женева 1882）。——459。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1848年在巴黎印成传单（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Paris 1848.Flugblatt）。——238—239。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an den Bund.London，im M.rz 1850.In：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Nr.177，28.Juni 1851）。——242。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Frankfurt a.M.1845）。——275、295。

《时评。1850年5—10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Revue.Mai bis Oktober 1850.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London，Hamburg，New York.1850.H.5—6）。——243、536。

《致科隆工人》，载于1849年5月19日《新莱窗报》（科隆）第301号（An die Arbeiter Kölns.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ln.Nr.301，19.Mai 1849）。——12。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加西斯，路·让·鲁·/伊·卡·阿加西斯《巴西旅行记》1868年波士顿—纽约版（Agassiz，L.J.R./ E.C.Agassiz：AJoumey in Brazil.Boston，New-York 1868）。——63。

《阿勒曼尼亚法典》（Das alamannische Volksrecht）。——153、154。

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罗马史》（三十一卷集）（Ammianus Marcellinus：The Roman History.B.1—31）——83。

《阿米亚努斯·马尔采利努斯著作摘录》，D.科斯特博士译，载于《德国史前史学家》第2卷《原始时代》1879年莱比锡版（Auszüge aus Ammianus Marcellinus，übersetzt von Dr.D.Coste.In：Die Geschichtschreiber der deutschen Vorzeit in deutscher Bearbeitung.Urzeit.B.2.Leipzig 1879）。——107。

埃德蒙兹，托·赘·《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伦敦版（Edmonds，T.R.：Practical，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or，the govemment.re1igion. and institutions，most conductive to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to national power.London 1828）。——201。

埃斯皮纳斯，阿·《论动物的社会》1877年巴黎版（Espinas，A.：Des sociétés animales.Paris1877）。——44、45。

B

巴霍芬，约·雅·《母权论。根据古代世界的宗教的和法的本质对古代世界的妇女统治的研究》1861年斯图加特版（Bachofen，J.J.：Das Mutterrecht.Eine Untersuchung über die Gynaikokratie der alten Welt nach ihrer religi.sen und rechtlichen Natur.Stuttgart1861）。——19—22、42、51、62，68、95。班格，安·克·《女预言者的预言和西维拉的卡辞》1879年克里斯蒂安尼亚版（Bang.A.Ch.：V.luspá og de Siby1linske Orakler.Christiania 1879）。——156，157。

班克罗夫特，休·豪·《北美太平洋沿岸各州的土著民族》1875年伦敦版第1—5卷（Bancroft.H.H.：The Native Races ofthe Pacific States of North America.Vol. 1—5，London 1875）。——46、61、63、178。

鲍威尔，布·《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Bauer，B.：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B.1—2.Leipzig 1841）。——482.

鲍威尔，布·《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年不伦瑞克版第3卷和最后 l卷（Bauer，B.：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r Synoptiker und des Johannes.3.und letzter Band.Braunschweig 1842）。——482.

鲍威尔，布·《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0年不来梅版（Bauer，B.：Kritik der evangelischen Geschichte des Johannes.Bremen 1840）。——482.

贝达大师《盎格鲁教会史》（Beda Venerabilis：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gentis anglorum）。——152。

贝克尔，威·阿·《哈里克尔。古代希腊习俗状况。对希腊人的私生活的较详细的介绍》（共两册）1840年莱比锡版第2册（Becker，W.A.：Charikles，Bilder aItgriechischer Sitte.Zur genaueren Kenntnis des griechischen Privatlebens.Th.I—2.Leipzig 1840.Th.2）。——74、116。

波措—迪—博尔哥，沙·安·《波措—迪—博尔哥的紧急报告。1825年10月4日（16日）于巴黎》，载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多半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Pozzo di Borgo，Ch.A.：D péêche reservée du géléraI Pozzo di Borgo，en date de Paris，le4〈6〉Octobre 1825.ln：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aris 1854）。——375。

波克罕，西·《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附弗·恩格斯的引言，1888年苏黎世版（Borkheim，S.：Zur Erinnerung für die deutschen Mor由patrioten.1806—1807.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F.Engels.Zürich 1888）。——326、329。

《勃艮第法典》（Das burgundische Volksrecht）。——153。

勃朗，路·《劳动组织》1841年巴黎版（Blanc，L.：Organisation du travail.Paris 1841）。——427。

布格，索·《斯堪的纳维亚关于神和英雄的传说的起摞问题探讨》1881—1889年克里斯蒂安尼亚版（Bugge，S.：Studier over de nordiske Gude-og Heltesagns Oprindelse.Christìania 1881—1889）。——156。

布雷，约·弗·《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 》1839 年利兹版（Bray，J.F.：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or，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Leeds 1839）。——201—202。

布日尔，阿·《马拉，人民之友》1865年巴黎版第1—2卷（Bougeart.A.：Marat，l’Ami du Peuple.T.1—2，Paris 1865）.——9。

C

《财政部长1887年年度报告》1887年华盛顿版（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on the State of the Finances for the Year1887.Washington 1887）。——340。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1879年日内瓦版第5卷（Tschemyschewskis’ Werke.B.5.Genf 1879）。——455.

D

 《达尔马提亚法典》（Dalmatinische Gesetze）。——71。

《德国工人党纲领》，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年莱比锡版（Programm der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ln：Protokoll des Vereinigungs-Congresses der Sozialdemokraten Deutschlands.Leipzig 1875）。——407。

《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年5月22—27日于哥达》1875年莱比锡版（Protokoll des Vereinigungs-Congresses der Sozialdemokraten Deutschlands，abgeha1ten zu Gotha，vom 22.bis 27.Mai 1875.Leipzig 1875）。——407。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第4—5卷（Diodorus Sicilus：Bibliothecae historicae quae supersunt.Vol.4—5）.——155、165。

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的）《古代罗马史 》（Dionysius Halicarnasseusis：Antiquitates Romanae）。——120。

狄慈根，约·《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汉堡版（Dietzgen，J.：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Dargestellt von einem Handarbeiter.Eine abermalige Kritik der reinen und praktischen Vernunft.Hamburg 1869）。——298。

狄摩西尼《反驳欧布利得》（Demosthenes：Rede gegen Eubulides）。——115。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2卷（Dureau de La Malle，A.J.：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T.1—2.Paris 1840）。——146

E

《俄罗斯的真理》第1册《雅罗斯拉夫的真理》（Russkaja Prawda.Erst Teil：Prawda des Jaroslaw）。——71。

F

 法耳梅赖耶尔，雅·菲·《摩里亚半岛中世纪史》1830年斯图加特一蒂宾根版第1册（Fallmerayer，1.Ph.：Geschichte der Halbinsel Morea w.hrend des Mittelalters.Th.1.Stuttgart，Tübingen1830）。——501。

法伊森，洛·/阿·威·豪伊特《卡米拉罗依人和库尔纳依人》1880年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布里斯班版（Fison，L.lA.W.Howitt：Kamilaroi and Kurnai.Melbourne，Sydney，Adelaide，Brisbane 1880）。——54。

菲斯泰尔·德·库朗日，尼·德·《古代城市》1864年巴黎一斯特拉斯堡版第3册第1章（Fustel de Coulanges，N.D.：La cité antique，Livre III，Chap.1.Paris，Strasbourg1864）。——119。

费尔巴哈，路·《驳躯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Feuerbach，L.：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Fleisch und Geist.In：S.mmtliche Werke.B.2.Leipzig 1846）。——290。

费尔巴哈，路·《格言》，载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卡·格律恩编，1874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2卷（Feuerbach，L.：Nachgelassene Aphorismen.ln：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dargestellt von K.Grün.B.2.Leipzig，Heidelberg 1874）。——281、284。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ch，L.：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Leipzig 1841）。——275。

费尔巴哈，路·《贫穷操纵并取梢所有法律》，载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卡·格律恩编，1874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2卷（Feuerbach，L.：Noth meistert alle Gesetze und hebt sie auf.In：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dargestellt von K.Grün. B.2. Leipzig，Heidelberg 1874）——290。

费尔巴哈，路·《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Feuerbach，L.：Fragmente zur Charakteristik meines philosophischen Curriculum vitae.In：S.mmtliche Werke.B.2.Leipzig 1846）。——291。

费尔巴哈，路·《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载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筒、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卡·格律恩编，1874年莱比锡一海德堡版第1卷（Feuerbach，L.：Grunds.tze der Philosophie.Nothwendigkeit einer Ver. nderung. In：Ludwig Feuerbach 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sowie in seiner 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dargestellt von K.Grün.B.1.Leipzig，Heidelberg1874）。——290。

弗里曼，爱·奥·《比较政治》1873年伦敦版（Freeman，E.A.：Comparative Politics.London 1873）。——17。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四卷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Fourier，Ch.：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2.éd.Vol.1—4.Vol.3.Paris 1841）.——85。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6年巴黎第3版《傅立叶全集》第1卷）（Fourier，Ch.：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3.éd.Paris1846..uvres Complètes de Ch.Fourier.T.1）。——176、197。

G

盖拉尔，本·埃·沙·《修道院院长伊尔米农的地产登记册》，引自保·罗特《从上古至十世纪的来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Guérard，B.—E.—Ch.：Polyptique de l’abbé Irminon.Nach：P.Roth：Geschichte des Beoeficialwesens von den .ltesteo Zeiten bis ins zehnte Jahrhundert.Erlangen1850）。——173。

格莱斯顿，戚·尤·《世界的少年时代。英雄时代的神和人》1869年伦敦版（Gladstone，W.E.：Juventus Mund.The gods and men of the heroic age.London1869）。——122。

格雷，约·《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年爱丁堡版（Gray，J.：The social system. A treatise on the principle of exchange.Edinburgh 1831）.——205。

格罗特，乔·《希腊史》1869年伦敦版第3卷（Grote，G.：A history of Greece；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close of the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with Alexander the Great.Vol.3.London1869）。——114—119。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deduced fro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in a letter to Lord John Russell.London 1821）。——201。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7年12月8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队载于卡·格·路·维尔穆特/威·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卷（Statuten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angenommen vom zweiten Kongre..8.Dezember1847.In：C.G.L.Wermuth/W.Stieber：Die Communisten-Verschw.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Th.1.Berlin 1853）。——236。

《瓜达卢佩诏谕》，1486年4月21日颁发（Guadaluper Sentenz，21.April1486）。 —640

H

哈克斯特豪森，奥·冯·《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1852年汉诺威—柏林版第1—3册（Haxthausen，A.von：Studien über die innem Zust.nde，das Volksleben und insbesondere díe l.ndlichen Einrichtungen Ru.lands.Th.1—3.Hannover，Berlin1847—1852）。——451、461。

赫尔岑，亚·《给林顿的信》，载于《英格兰共和国》1854年版第3卷（Herzen，A.：Briefe an Linton.In：The English Republic.B.3.1854）。——452。

赫普夫纳，爱·《1806—1807年的战争。评普鲁士军队的历史队根据军事档案材料编写，1855年柏林第2版第1—4卷（H.pfner，E.：Der Krieg von 1806 und 1807.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Preu.ischen Armee，nach den Quel1en des Kriegs-Archivs bearbeitet.2.Aufl.B.1—4.Berlin 1855）。——330。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G.W.F.：Grundliní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Hrsg.von Ed.Gans.Berlin 1833.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mdden des Verewigteen...B.8）。——189、268、271、291。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183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2卷）（Hegel，G.W.F.：Ph.nomenologie des Geistes.Hrsg.von J.Schulze.Berlin 1832. 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2）。——285。

黑格尔，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Hrsg. von Ed.Gans.Berlin 1837.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9） .——303。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 》1812—1816年纽伦堡版《黑格尔全集》第3—5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Hrsg.von L.von Henning.Nümberg 1812—1816.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3——5）。—271、297。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三部集）第1部《逻辑学》，莱·冯·亨宁编，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Hegel，G.W.F.：Encyclop.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Th.1—3.Th.l：Die Logik.Hrsg.von L.von Henning.Berlin1833.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6）。——268。

黑格尔，乔·威·弗.《宗教哲学讲演录》1840年柏林修订第2版第1、2卷《黑格尔全集》第11、12卷）（Hegel，G.W.F.：VorI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Nebst e.Schrift über die Beweise vom Daseyn Gottes. Hrsg. von Ph.Marheineke.2.verb.Aufl.Th.1.2.Berlin 1840.Werke.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Verewigten...B.11，12）。——291。

胡施克，格·菲·爱.《关于元老院决议赋予费策妮娅·希斯帕拉的特权》1822年格丁根版（Huschke，G.Ph.E.：De privilegiis Feceniae Hispalae senatusconsulto concessis.G.ttingen 1822）。——143。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Hodgskin，Th.：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Institution.London 1827）。——201。

霍伊斯勒，安.《德意志私法制度》1886年莱比锡版第2卷（Heusler，A.：Institutionen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B.2.Leipzig 1886）.——71。

J

居利希，古.《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五卷集）1830年耶拿版第2卷（Gülich，G.：Geschicht1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B.1—5.B.2.Jena 1830）。——360。

K

凯撒《商卢战记》（Gaius Julius Gaesar：Der gallische Krieg.）。——38、52、153、159、165。

康莫迪安《反犹太人和异教徒的护教歌》（Commodianus：Carmen apologeticum adversus Judaeos et gentes）。——484。

考夜基，卡·《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附历史的引言》1888年斯图加特版（Kautsky，K.：Thomas More und seine Utopie.Mit einer histo由chen Einleitung.Stuttgart 1888）。——362。

柯瓦列夫斯基，马·《家庭及所有制的起掘和发展概论 》1890年斯德哥尔摩版（Ковалевскій, М.：Tableau des origines et de l’évolution de la famille et de la propriété：Stockholm 1890）。——68、70、148、153、159。

柯瓦列夫斯基，马·《原始的法》第一分册《氏族》1886年莫斯科版（Ковалевскій，М.：Первобытное

право. Выпуск 1.Родь.Москова 1886）。——71、153。

科尔布，格·弗·《各国人民的状况及其政治生活比较统计手册》1875年莱比锡第7版（Kolb，G.F.：Handbuch der vergleichenden Statistik der V.lkerzustands-und Staatenkunde.7.auf Grundlage der neuesten staatlichen Gestaltungen bearb.Aufl.Leipzig 1875）。——343

库尔曼，格·《新世界或人间的精神王国。通告》1845年日内瓦版（Kuhlmann，G.：Die Neue Welt oder das Reich des Geistes auf Erden.Verkündigung.Genf 1845）。——479。

库诺，亨·威·卡·《古秘鲁的农村公社和马尔克公社》，载于1890年10月20、27日和11月3日《外国》（斯图加特）第42—44期（Cunow，H.W.K.：Die altperuanischen Dorf-und Markgenossenschaften.1n：Das Ausland.Stuttgart. 20.，27.，Oktoher und3.November 1890，Nr.42—44）。——72。

L

拉伯克，约·《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70年伦敦版（Lubbock，J.：The origin of civi1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London 1870）。——25。

拉伯克，约·《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蒙昧民族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状态》1882年伦敦第4版（Lubbock，J.：The origin of civilisation and the primitive condition of man.Mental and social condition of savages.4.ed.London 1882）。——27。

拉法格，保·《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代表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在南特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载于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第38期（Lafargue.P.：Das b.uerliche Eigenthum und die wirthschaftliche Entwick1ung.Referat auf dem Kongre.von Nantes im Namen des Nationalraths der Arbeiterpartei.In：Der Sozialdemokrat.Nr.38，18.Oktober 1894）。——527。

拉萨尔，斐·《既得权利体系。实在法和法哲学的调和》（两卷集）1861年莱比锡版（Lassa11e，F.：Das System der erworbenen Rechte.Eine Vers.hnung des positiven Rechts und der Rechtsphilosophie.Th.1—2.Leipzig 1861）。——196。

莱瑟姆，罗·戈·《记述民族学》（两卷集）1859年伦敦版（Latham，R.G.：Descrip—tive ethnology.Vo1.1—2.London 1859）。——24。

莱特，阿·《1874年5月19日给摩尔根的信队载于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Wright，A.：Brief an Morgan.19.Mai1874.In：L.H.Morgan：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叩.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London 1877）。——60

朗格，路·《罗马的古代文化》1856年柏林版第1卷（Lange，L.：R.mische Alterthümer.B.1.Berlin 1856）。——143。

勒南，厄·《反基督者》，载于《基督教起源史》1873年巴黎版第4卷（Renan，E.：L’Antìchrist.In：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Vol.4.Paris 1873）。——499、500。

勒南，厄·《基督教起摞史》（八卷集）1863—1883年巴黎版（Renan，E.：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Vol.1—8.Paris 1863—1883）。——477、484 。

勒南，厄·《圣保罗》，载于《基督教起掠史》1869年巴黎版第3卷（Renan，E.：Saint Paul.In：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VOl.3.Paris1869）。——489。

勒土尔诺，抄.《婚姻和家庭之进化》1888年巴黎版（Letourneau.Ch.：L’évolution du mariage et de la familIe.Paris1888）。——43、44。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London 1817）。——201。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贼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3.ed.London 1821）。——204。

李维，梯特《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Livius，Titus：Ab urbe condita libri）。——140、143。

利文，赫·安.《利文伯爵的紧急电报。1825年10月18日（30日）于伦敦》，载于《关于俄国的文件汇编。鉴于目前的危机，了解这些大部分是秘密的和未经发表的文件是有益的》1854年巴黎版（Lieven，Ch.A.：Dépêche secrète et confidentielle du comte Lieven，en date de Londres，le18（30） octobre1825.1n：Recueil de documents relatifs à la Russie，pour la plupart secrets et inédits；utiles à consulter dans la crise actuelle.Paris 1854）。——374—375。

罗特，保·《从上古至十世纪的来邑制度史》1850年埃朗根版（Roth，P.：Geschichte des Beneficialwesens von den .ltesten Zeiten bis ins zehnte Jahrhundert.Erlangen 1850）。——173。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正常工作日》，载于1871年9月16、23和30日《柏林评论》（Rodbertus-Jagetzow，J.K.：Der Normal-Arbeitstag.ln：Berliner Revue.16.，23.，30.September 1871）。——205。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弗里德兰版（Rodbertus-Jagetzow，J.K.：Zur Erkenntniβ unserer staatswirthschaftlichen Zust.nde.Neubrandenburg，Friedland 1842） .——200、206—209、213。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结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185守—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Jagetzow，J.K.：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Berlin1 850—1851）。——200。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犬，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Rodbertus-Jagetzow，J.K.：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Zweiter Brief：Kirchmann’s sociale Theorie und die meinige.Berlin 1850）。——200。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1871年11月29日给鲁·迈耶尔的信》，载于《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1年柏林版第1卷（Rodbertus-Jagetzow，J.K.：Brief an R.Meyer vom29.November 1871.In：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tze von Dr.Rodbertus-Jagetzow. B.1.Berlin 1881）。——200。

洛贝尔图斯一亚格措夫，约·卡·《1875年3月14日给 J.来勒的信》，载于1879年《一般政治学杂志》（蒂宾根）第35卷（Rodbertus-Jagetzow，J.K.：Brief an J.Zeller vom14.M.rz 1875.In：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B.35，Tübíngen 1879）。——200。

《洛尔希寺院文书》（Codex Laureshamensis）。——160—161。

M

麦岑，奥'《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疆域内的土地和农业关系》1868年柏林版第1卷（Meitzen，A.：Der Boden und die landwirtschaftlichen Verh.ltniss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nach dem Gebietsumfange vor1866.B.1.Berlin 1868）。——255、258。

麦克伦南，约·弗·《古代史研究。附重印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76年伦敦版（McLennan，J.F.：Studies in ancíent history compri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London 1876） 。——26、30。

麦克伦南，约，弗·《古代史研究。附重阳的〈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86年伦敦一纽约新版（McLennan，J.F.：Studies in ancient his—tory comprísing a reprint of “Primitive marriage.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 A new ed.London，New York 1886）。——24、25。

麦克伦南，约·弗·《原始婚姻。关于婚礼中抢劫仪式的起源的研究》1865年爱丁堡版（McLennan，J.F.：Primitive marriage.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form of capture in marriage ceremonies.Edingburg 1865）。——148。

毛勒，格·路·《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St.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I—4.Erlangen 1869—1871）。——110、157。

毛勒，格·路·《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Maurer，G.L.：Geschichte der Mark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Erlangen 1856）。——110。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四卷集）1862—1863年埃朗根版（Maurer，G.L.：Geschichte der Fronhöfe，der Bauernh.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1—4.Erlangen1862——1863）。——110。

毛勒，格·路·《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Maurer，G L.：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1—2.Erlangen 1865—1866）。——110。

毛勒，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 》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G.L.：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Hof-，Dorf-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München 1854）。——110。

毛奇，赫·卡·伯·《1828—1829年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俄土战争》1845年柏林版（Moltke，H.K.B.：Der russisch-türkische Feldzug in der europ.ischen Türkei 1828 und 1829.Berlin 1845）。——376。

梅恩，亨·萨·《古代法：它与社会早期历史的联系和它与现代观念的关系》1866年伦敦第3版（Maine，H.S.：Ancient law：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and its relation to modem ideas.3.ed.London 1866）。——93。

门格尔，安·《十足劳动收入权的历史探讨》1886年斯图加特版（Menger，A.：Das Recht auf den vollen Arbeitsertrag in geschicht1icher Darstellung. Stuttgart 1886）。——475。

蒙森，泰·《罗马研究》1864年柏林第2版第1卷（Mommsen，Th.：R.mische Forschungen.2.Aufl.B.1.Berlin 1864）。——140、141。

蒙森，泰·《罗马史》（三卷集）1881年柏林第7版（Mommsen，Th.：R.mische Geschichte.7.Aufl.B.1—3.Berlin 1881）。——144。

米海洛夫斯基，尼·康·《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载于1877年10月《祖国纪事》（圣彼得堡）第10期（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Н. К.：Карль Марксь в судеь г.Ю.Жуковского.In：Отечественнные Запискеи.С.- Петербургь.Nr.10，October 1877）。——461。

《民法典》——见《拿破仑法典》.

摩尔根，路·亨·《Ho-dé-no-sau-nee或易洛魁联盟》1851年伦敦版（Morgen，L.H.：League of the Ho-dé-no-sau-nee or Iroquois.London1851）。——24。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L.H.：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London1877）。——15、16、27、29、32、41、49、54、58、60、70、79、97、102—103、106、122、152、177、198。

摩尔根，路·亨·《关于易洛魁人的通信》，载于1847年2—12月《美国评论》（纽约）第2—12期（Morgen，L.H.：Díe Briefe über die Irokesen.In：American Review.New York.Nr.2—12，vom Februar bís Dezember 1847）。——24。

摩尔根，路·亨·《人类家庭的血亲制度和姻亲制度》1871年华盛顿版（Morgen，L.H.：System of consanguinity and affinity of the human family. Washington 1871）。——26、54、98。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 apoléon.Ed.orig. et seule offcielle.Paris 1808）。——6、74、80、514.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三卷集）1828年柏林第3版（Niebuhr，B.G.：R.mische Geschichte.3.Ausg.B.1—3.Berlin1828）。——144。

P

蒲鲁东，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P.J.：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losophie de la mísère.T.1.2.Paris1846）。——199.

普列汉诺夫，格·瓦·《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Плеханов，Г.В.：Наши разногласія, Женевское1885）。——455。

普林尼《博物志》（Plinius：Historia naturalis）。——161、166。

《普鲁士第二议院农业委员会就1850年3月2日颁布的关于赎免封建义务的法律草案所作的报告别Der Bericht der Agrarkommíssion der preuβischen zweiten Kammer zu dem Entwurf des Gesetzes über die Abl.sung der Feudal1asten，das am2.M.rz 1850 erlassen wurde）。——257。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06年—1810年10月27日》1822年柏林版（Sammlung der für die K.nigIichen Preu.ischen Staaten erschienenen Gesetze und Verordnungen von1806 bis zum27.Oktober1810.Berlin1822）。——253。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1年》柏林版（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1811.Berlin）。——253。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6年》柏林版（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1816.Berlin）。——254。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1年》柏林版（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1821.Berlin）。——254。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5年》柏林版（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1845.Berlin）。——255。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1848.Berlin）。——256。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0年》柏林版（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niglichen Preu.ischen Staaten.1850.Berlin）。——257。

普罗科皮乌斯（凯撒里亚的）《查士丁尼同波斯人、汪达尔人及哥特人的战争史》（八卷集）（Procopius von Caesarea：Geschichte der Kriege unter Justinian mit den Persern，Vandalen und Goten.B.1—8）。——83。

R

日罗—特隆，亚·《家庭的起源 》1874年日内瓦一巴黎版（Giraud-Teulon，A.：Les origines de la famille.Genève，Paris 1874）。——27、30。

日罗—特隆，亚·《婚姻与家庭的起摞》1884年日内瓦—巴黎版（Giraud—Teulon，A.：Les origines du mariage et de la farnille.Genève，Paris 1884）。——43，45、73。

茹柯夫斯基，尤·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载于1877年《欧洲通报》第9期（Жуковский，Ю. Г. Га « Карл Маркс и его книга « Капитала», в «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вестнике».Nr.9.1877）。——461。

S

萨尔维安（马赛的）《论神的统治》（Salvianus von Marseille：De gubernatione dei）。——170。

舍曼，格·弗·《希腊的古代文化》1855年柏林版第1卷（Schoemann，G.F.：Griechische A1terthümer.B.1.Berlin 1855）。——76、121。

《社会主义工人党选举纲领》，载于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巴黎）（Prograrnme électoral des travailleurs socialistes.In：L’égalité.P缸1S.30.Juni 1880）。——419。

施达克，卡·尼·《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Starcke，C.N.：Ludwig Feuerbach.Stuttgart 1885）。——266、267、280、281、285、286、287、291。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M.：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bzig 1845）。——274。

施普鲁纳.冯.梅尔茨，卡·/泰·门克《中古史和近代史袖珍地图集》1874年哥达第3版（Spruner von Mertz，K./T.Menke：Hand-Atlas zur Geschicb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eren Zeit.3.Aufl.Gotha 1874）。——218。

施特劳斯，大·弗·《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年蒂宾根—斯图加特版第1—2卷（Strau.，D.F.：Die christliche Glaubenslebr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und im Kampfe mit der modernen Wissenschft.B.1—2.Tübingen，Stuttgart 1840—1841）。——296。

施特劳斯，大·弗·《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Strau.，D.F.：Das Leben Jesu，kritisch bearbeitet.B.1—2.Tübingen 1835—1836）。——274、296.

斯特拉本《地理学》（十七卷集）1829年莱比锡铅印版（Strabo：Rerum geographicarum libri XVII.Ed.stereotypa.Lipsiae 1829）。——72。

苏里塔，阿·德·《关于新西班牙的各类首领、法律、民俗、被征服前后确定的眼税等等的报告》，载于《有关美洲发现史的游记、报告和回忆录原本》，由昂·泰尔诺—孔庞第一次用法文发表，1840年巴黎版第11卷（Zurita，A.de：Rapport sur les différentes classes de chefs de la Nouvel1e-Espagne，sur les lois，les moeurs des habitants，sur les impôts établis avant et depuis la conquête，etc.etc.1n：Voyages，relations et mémoires originaux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e la découverte de l’Amérique，publié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en fran.ais，par H.Ternaux-Compans.Vol.11.Paris 1840）。——72。

T

塔西佗《编年史》（Tacitus：Annales）.——485。

塔西佗《历史》（Tacitus：Historiae）。——485。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Tacitus：Germania）。——26、38、81、107、155、158、159、162、165.

泰勒，爱·伯·《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1865年伦敦版（Tylor，E.B.：Researches into the early history of mank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 vilization.London1865）。——190。

汤普森，威·托·《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W.Th.：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London 1824）。——201。

特卡乔夫，彼·尼·《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的作者》1874年苏黎世版（Ткачëв，П.Н.：Offener Brief an Herrn Friedrich Engels，Verfasser der Artikel “Flüchtlings-Literatur” in Nr.117 und 118 des “Volksstaat”Jg.1874，Zürich 1874）。——451。

W

瓦克斯穆特，戚·《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两卷集）1826—1830年哈雷版（Wachsmuth，W.：Hellenische Alterthumskunde aus dem Gesichtspunkt des Staates.Th.1—2.Halle 1826—1830）。——77。

《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卷（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Wales.Vol.1.o.O.1841）。——149。

韦斯特马克，爱·《人类婚姻史》1891年伦敦一纽约版（Westermarck，E.：The history ofhuman marriage.London，New York 1891）。——44、47，62。

维尔穆特，卡·格·路·/威·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两卷集）1853—1854年柏林版（Wermuth，C.G.L .lW.Stieber：Die Communisten-Verschw.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Th.1—2.Berlin 1853—1854）。——226。

魏特林，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Weitling，W.：Garantien der Harmoníe und Freiheít.Vivis 1842）。——229。

魏特林，戚·《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1846年比尔斯费尔德版（Weitling，W.：Das Evangeliuum des armen Sünders.Birsfeld 1846）。——235。

沃尔弗，弗.威.《西里西亚的十亿》，载于1849年3月22、25、27、29日，4月5、12、13、14、2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52、255、256、258、264、270、271、272、281号（Wolff，F.W.：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l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ln.1849.Nr.252，22.M.rz；Nr.255，25.M.rz.2.Ausg.；Nr.256，27.M.rz；Nr.258，29.M.rz；Nr.264，5.April；Nr.270，12.April；Nr.271，13.Apri1；Nr.272，14.April；Nr.281，25.April）。——11、247。

X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历史》，阿·舍尔译，1831年斯图加特版第2部分第8卷（Herodotos of Halikamassos：Geschichte.übers.von A.Sch.ll.Abth.2. B.8.Stuttgart 1831）。——77。

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亚·《我们俄国的情况。答赫尔岑先生〈秩序井然！〉一文》，西·波克罕译自俄文，1871年莱比锡版（Serno-Solowjewitsch，A.：Unsere russìschen Angelegenheiten.Antwort auf den Artìkel des Herrn Herzen：Die Ordnung herrscht！ Aus dem Russischen übers.von S.Borkheim.Leipzig 1871）。——329。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Geschichte des Peloponnesischen Krìegs）。——124。

Y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ri stoteles：De republica libri VIII et economica.Politìca.In：Opera.Ex rec.1.Bekkeri.T.10.Oxonii 1837）——124。

伊里奈乌斯《反异端五书，或揭露与批驳伪知识 》（Iren.us：Fíinf Bíicher gegen alle H.resien，oder Entlarvung und Wìderlegung der falschen Gnosis）。——498。

《印度的居民》，约·福·沃森和约·威·凯编，1868—1872年伦敦版第1—4卷（The People ofIndìa.Edì时 by J.F.Watson andJ.W.Kaye.Vol.1—4，London 1868—1872）。——52。

Z

《组织规程》[多瑞坷两公国第一部宪法]（Règlement organique）。——377。

祖根海姆，赛·《19世纪中叶以前欧洲废除农奴制度和人身依附的历史》1861年圣彼得堡版（Sugenheim，S.：Geschìchte der Aufhebung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H.rigkeit ìn Europa bis um die Mit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St.Petersburg 1861）。——64。

文学著作

A

阿里斯托芬《费斯莫佛里节日中的妇女》。——76。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20、21。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厄默尼德》。——21。
埃斯库罗斯《奥列斯特·亚加米农》。——75。
埃斯库罗斯《七雄攻打忒拜》。——121。
埃斯库罗斯《乞援人》。——121。
《艾达》。——503。
《艾达。厄革斯德列克队——48。
《艾达。女预言者的预言》。——156。

G

歌德《浮士德》。——269。
《古德龙》（又称《库德龙》）。——91。

H

海涅《安，心》。——490。
荷马《奥德赛队——74、75、123。
荷马《伊利亚特儿——37、75、119、123。
贺拉斯《颂歌儿——350。

L

朗格《达夫尼斯和赫洛娅》。——90。
利乌特普朗德（克雷莫纳的）《奖赏》。——169。
琉善《佩雷格林之死》。——479。
鲁日·德·李尔，克·《马赛曲儿——435。
《路易之歌》。——219。

M

莫里衷《乔治·唐丹》。——187。

N

《尼贝龙根之歌》。——91。

O

欧里庇得斯《奥列斯特》。——77。

P

普卢塔克《斯巴达妇女的格言》.—76。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370

S

斯诺里·斯图鲁逊《环球。英格林加传说》。——48。

T

《塔木德》。——498。

W

瓦格纳，理·《尼贝龙根的指环》。——48。

X

《西维拉占语集》。——485。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儿——154、182。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552。

圣经

《旧约全书》。——494。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19。
《旧约全书·创世记》。——19、65。
《旧约全书·但以理书》。——484、485、494、496。
《旧约全书·利未记》。——19。
《旧约全书·民数记》。——19。
《旧约全书·申命记》。——19。
《旧约全书·以赛亚书》。——486、496、500。
《旧约全书·以斯拉记》.——485。
《新约全书》。——482—484。
《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477。
《新约全书·使徒行传》。——489。
《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484—486、489、494—502。
《以诺书》，伪经。——485、494。

报刊索引

B

《北极星报。全国工联的报纸 》（The Northern Star，and National Trades’Journal） ——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的机关报，1837年由菲·奥康瑞尔在利兹创刊，名称为《北极星报。利兹总汇报 》（The Northern Star，and Leeds General Advertiser） I1843年9月乔·朱·哈尼参加报纸编辑部，1844年11月起用现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1843—1849年报纸曾刊登恩格斯的文章、短评和通讯，哈尼离开编辑部后报纸逐步转向宪章派右翼的观点，1852年停刊。——233。

D

《德法年鉴别 Deutsch-Franz.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d思 E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上的意见分歧。——232。

《德国年鉴别 Deut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别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1838年1月—1841年6月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和泰·埃希特迈尔负责编辑，简称《哈雷年鉴》或《德国年鉴》；因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哈雷迁到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并更名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讪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辑，继续出版；起初为文学哲学杂志，从1839年底起逐步成为政治评论性刊物，1838—1841年还出版《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主要刊登新书广告；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274。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自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233。

F

《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的一家文学政治周报，1854年在巴黎创刊，1866年改为日报，并成为第二帝国政府的喉舌。——557。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创办人和主编是赖德律—洛兰和多·弗·阿拉戈，编辑有赖德律—洛兰和斐·弗洛孔；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233、472。

《工人党年鉴别 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法国的社会主义年鉴，1892—1894年和1896年在利尔出版，编辑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425、426、436。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1835—1837年由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ortfolio.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r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爱·费舍。——378。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426。

K

《科隆日报》（K.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12。

《科学》（Science）——美国的一家杂志。——313。

L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274。

《论坛报》（La Tribuna）——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83年起在罗马出版。——442。

M

《美国评论》（American Review）——在纽约出版。——24。

《民意导报》（BecTHliI K HapO Jl.HO就 BO J1bI）——俄国民意党在国外的机关报，1883—1886年在日内瓦出版，由彼·拉·拉甫罗夫和列·亚·吉霍米罗夫主编，共出五期。——461。

O

《欧洲通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杂志》（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 Журналь истории，политик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а）——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历史政治和文学月刊，由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创办，1866—1908年由他在彼得堡编辑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常刊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461。

Q

《前进报。巴黎德文杂志》（Vorw.rts.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在巴黎出版的一家德文刊物，1844年1月创刊，每周出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创办人和编辑之一为亨·伯恩施太因，副标题为《巴黎艺术、科学、戏剧、音乐和社交生活信号》（Pariser Signale aus Kunst，Wissenschaft，Theater，Musik und geselliges Leben），1844年7月1日卡·路·贝尔奈斯参加编辑部，同时副标题改为《巴黎德文杂志h报纸最初为一家温和的自由派刊物，从1844年夏天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为三月革命前最优秀的革命报纸之一，反对普鲁士的反动政策，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1844年12月因一些工作人员被政府驱逐出法国而停刊。——229。

R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 s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l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关注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329、447。

《人民之友 》（L’Ami du peuple）——法国的一家报纸，1789年9月12日由让·保·马拉在巴黎创办，并由他任主编出版至1793年7月初；1793年7月16日起由雅·卢任主编，并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9。

S

《萨克森工人报》（S.chsische Arbeiter-Zeitung）——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90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1890——1908年在德累斯顿出版。——395。

《社会发展》（Le Devenir social）——法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月刊，1895—1898年在巴黎出版。——502。

《社会民主党人》（Der Sozialdemokrat）——德国的一家周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4—1895年在柏林出版。——527。

《社会民主党人报。德语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Der Sozialdemokrat.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er Zunge）——瑞士的一家德文周报，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之撰稿，在他们的影响下报纸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革命报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反社会党人法作出了重大贡献。——329、395、398—401。

《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Der Social-Demokrat.Organ des Allgemeí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德国的一家报纸，1864年12月15日—1871年4月21日由约·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在柏林出版，每周三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为报纸撰稿，后来施韦泽在报上支持俾斯麦的政策，搞拉萨尔崇拜，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为报纸撰稿；1871年4月底—1876年报纸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的名称出版，推行拉萨尔的政策，迎合俾斯麦制度，巴结德国统治阶级，反对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派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199。

《社会评论》（Critica Sociale）——意大利的一家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刊物；1891—1924年用这个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19世纪90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442、444、504。

《社会主义党。革命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Le Parti socialiste.Organe du Comité révolutionnaire central）——法国的一家周刊，布朗基派的机关报，1890—1898年在巴黎出版。——448。

《十字报》（Kreuz—Zei tung）——见《新普鲁士报》。

《时代》（Time）——英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79—1891年在伦敦出版。——316、353。

W

《外国》（Das Ausland）——德国的一家地理学、民族学和博物学杂志，最初是日刊，在奥格斯堡出版，1853年起改为周刊，1873年起改在斯图加特出版。——72。

《未来报》（Die Zukunft）——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1867年起在柯尼斯堡出版，1868—1871年在柏林出版；该报曾发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329.

X

《现代人》（Contemporanul）——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的文学科学和政治杂志，由康·多布罗贾努—盖雷亚和若·纳杰日杰创办；1881年7月—1890年12月用这个名称在雅西出版，先是每月出两次，后改为月刊；该杂志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些片断。——19。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 ——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3、7、12、240、256、399、532。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周盟的理论刊物；1850 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六期。—243、536。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β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8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措，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7。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Die Neue Zeit.Revue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出版，每月一期，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一期；1883—1917年10月由卡·考茨基担任编辑，1917年10月—1923年秋由亨·库诺担任编辑，从90年代初起，弗·梅林为该杂志撰稿；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帮助杂志编辑部端正方向，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在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杂志开始经常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18、266、547、549—553。

Y

《1892年工人党年鉴别 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 de 1892）。——见《工人党年鉴》。

Z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月刊，1839—18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主要撰稿人有维·格·别林斯基、亚·伊·赫尔岑、米·尤·莱蒙托夫、尼·阿·涅克拉索夫、伊·谢·屠格涅夫和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报纸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后来主要倾向于民粹派。——461.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
第44卷

（资本论第1卷）

目录

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5-001　　卡·马克思　第一版序言
MEA5-002　　第二版跋
MEA5-003　　法文版序言和跋
MEA5-004　　第三版序言
MEA5-005　　英文版序言
MEA5-006　　第四版序言
MEA5-007　　第一章　商品
MEA5-008　　第二章　交换过程
MEA5-009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MEA5-010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MEA5-011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MEA5-012　　第六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MEA5-013　　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MEA5-014　　第八章　工作日
MEA5-015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MEA5-016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MEA5-017　　第十一章　协作
MEA5-018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MEA5-019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MEA5-020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MEA5-021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MEA5-022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MEA5-023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MEA5-024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MEA5-025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MEA5-026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MEA5-027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MEA5-028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MEA5-029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MEA5-030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MEA5-031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
MEA5-032　　人名索引
MEA5-033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EA5-034　　文献索引
MEA5-035　　报刊索引
MEA5-036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卡·马克思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

献给

我的难以忘怀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乐弗

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
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卡·马克思
第一版序言¹

　　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在本卷第一章作了概述。²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³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¹⁾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FN1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⁵！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⁶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⁷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⁸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因此，我在本卷中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⁹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¹⁰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¹¹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众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 化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¹²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¹³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作者原注

(1)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⁴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74―75页。——编者注

注　　释

1 Nouvelle Revue Internationale.《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40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里。这些著作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1848―1849年的革命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继续进行这一研究。他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国民经济史和许多国家特别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重要特点、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殖民地等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马克思患了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7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实际上是未来《资本论》的第一草稿。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制定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这一计划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后来定为六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即资本册分为四篇：a 资本一般；b 竞争；c 信用；d 股份资本。而第一篇又分为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最后这一划分成为后来《资本论》三卷结构的萌芽。
　　马克思最初打算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为了”第一分册”，马克思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于1859年问世。马克思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2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第二分册”。他在1862年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捧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但实际上那时，确切些说，到18韶年中，马克思又写成了另一手稿，其篇幅远远超过1857―1858年的手稿，共二十三个笔记本，约二百印张。其中约有一半（第vH―xwn笔记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以（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书名著称。其余的笔记本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三卷《资本论》的问题。1861―1863年的整个手稿被看作《资本论》第二稿。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分为三部分。而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还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完善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2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还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和校订工作。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工作。马克思高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作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此外，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4版时，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
　　《资本论》最早的中译本是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译者是陈启修。《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本由侯外庐、王思华合译，以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于1936年6月出版。《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分别于1938年8月和9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卷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0卷即1890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德文第4版重新作了校订。第4版原来没有收入《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序言和跋以及英文版序言，考虑到目前通行的版本都有这些文献，我们在本卷中也加以收入并依据原文重新作了校订。——7。
2 《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1版第1卷第1章的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其中概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的内容。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了作这一概述的原因。后来，在准备《资本论》1873年德文第2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1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1篇。关于这些修改的具体情况，见〈第二版跋）（本卷第14页）。——7。
3 完全删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三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457、470―481、552―582页）。马克思在撰写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时放弃了他最初的打算，即在每一章理论部分的后面加上理论史的部分，而计划理论史在《资本论》第四册中来叙述，这部分后来曾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发表。——7。
4 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一书的第III章《交换、价值和自由竞争》（见该书1864年柏林版第120―158页），其中拉萨尔在第149页上指明参看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有关拉萨尔的抄袭行为，见马克思1864年6月3日给恩格斯和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7。
5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narratur），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1首。——8、308。
6 英国应用社会统计比德国早得多。1662年伦敦市的官员约，格朗特首次把计算具体地运用于人口统计。但政治算术（统计）的真正创始人是威·配第，他在1676年写成的《政治算术》这一著作中用算术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9。
7 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它是英国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七年战争后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激起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1774年北美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呈交英王的请愿书和抵制英货的法案。1775年4月19日，战争在列克星敦爆发，5月1O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织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在进行反英战争中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1781年9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讲和，最后于1783年9月战争双方签订巴黎和约。在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取得胜利的北美人民建立了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9。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9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448），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0、712、744。
10 三十九个信条是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制定。1562年女王审订批准克兰默起草的四十二条款，后压缩为三十九条。1563年起，所有神职人员就职时必须宣誓恪守这些信条，157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三十九条正式成为英国国教会的信条。——10
11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10、30、293、569。
12 马克思未能实现他的计划。在他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恩格斯没有能出版《资本论》第四册。——13、404。
13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 il tuo corso，e lascia dir le genti！）是套用但丁《神曲》中《练狱篇》第5首中的一句（Vien dietro a me，e lascia dir le genm。——13。

卡·马克思
第二版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使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仔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正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¹⁴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有的地方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¹⁵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¹⁶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¹⁷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塔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在我们这里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¹⁸——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FN1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¹⁾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²⁰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不偏不倚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²¹——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²²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²³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 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的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²⁴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的自由贸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这根刺拔掉了。²⁵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 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²⁶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FN2。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²⁷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当时形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 药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²⁸）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¹⁾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3000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²⁹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³⁰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³¹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³²）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　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³³，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　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　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　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　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　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　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³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³⁵，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³⁶。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作者原注

(1) 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¹⁹
(1) 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对于《资本论》文字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自由党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脚　　注

FN1 第3版和第4版中的：毫无希望的。——编者注
FN2 关于穆勒的较详细的评述，见本卷第590―592页。——编者注

注　　释

14 《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15 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15
16 西·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15。
17 这篇跋中的开头四段文字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中被删掉了。——15。
18 官房学是16―18世纪德国有关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是当时德国官僚候补人所必须通过的训练科目。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曾讲授这门课程。——15。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5页。——16。
20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850a页，即《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中《（1）罗·托伦斯）、《（2）詹姆斯·穆勒》、《（3）论战著作》、《（4）麦克库洛赫》四节。——16。
2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890页，即《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中（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2）莱文斯顿》、《（3）霍吉斯金》三节以及第XVIII笔记本第1084―1086页。——16。
22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7。
23 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24 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7。
25 指首相罗·皮尔在1842和1844年实行的财政改革。他废除或降低了所有的出口税以及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关税。为了补偿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实施了收入税。后来在1853年，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所有关税都取消了。——17。
26 关于以约·斯·穆勒为代表的混合主义的产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8―33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32―345页。——17。
27 马克思在这里首先是指他的1859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只有某些德国报纸发表了有关这一著作出版的简讯。——18。
28 指约·狄慈根的文章《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1868年《民主周报》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从1870年初至1872年底，《人民国家报》发表了狄慈根的下列文章：《国民经济学问题》（1870年第1、2、24、25和26号）；《社会民主的宗教》（1870年第65、66和67号，1871年第37、38、62和63号）；《致亨利希·冯·济贝耳的公开信》（1872年第31号）；《资产阶级社会》（1872年第75和77号）。——18。
29 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该杂志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19。
30 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
　　关于季别尔的这本书，马克思1872年12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谈到他很想看到它，1873年1月18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到他收到了这本书。——19。
31 暗指尤·孚赫发表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柏林）1868年（第5年卷）第20卷第216页和欧·卡·杜林发表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希尔德堡豪森）1867年第3卷第3册第182页上的有关《资本论》的短评。——20。
32 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20。
3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414页。——20。
34 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也说过他的辩证方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22。
35 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路·毕希纳、弗·阿·朗格、欧·卡·杜林、古·泰·费希纳等人。——22。
36 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XIX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22。

卡·马克思
法文版序言和跋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¹⁴，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致读者

　　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因为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由于本书分册出版，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处处一样仔细，文体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下面是我从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几段，是有关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运用的方法的。

卡尔·马克思
1875年4月28日于伦敦

注　　释

14 《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弗·恩格斯
第三版序言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40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我应该感谢他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³⁷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Le Capital”，par Karl Marx. Paris，Lachâtre，1873¹⁴）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³⁸，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自己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的一些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做劳动给予者，把为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做劳动受取者³⁹。法文travail[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个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做donneur de travail[劳动给予者]，把工人叫做receveur de 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的天数那样；此外，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头脑中，这是他在30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⁴⁰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最后这个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至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¹¹）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在科学史上具有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⁴¹——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1884年出版。⁴²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1883年11月7日于伦敦

注　　释

11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10、30、293、569。
14 《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37 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本来应该包括资本的流通过程（第2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3册），见本卷第13页。——28。
38 指马克思自己使用的一本《资本论》德文第2舨。有关马克思在这本书上所作的改动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异文表》第854―945页。——28。
39 “劳动给予者”和“劳动受取者”这些术语在1870―1882年之间，曾为阿·埃，弗·谢夫莱、卡·施特拉斯布格尔、弗·比策、西·迈尔、亨·冯·济贝耳、路·布伦坦诺、阿·黑尔德、维·伯默特、哥尔茨男爵、阿·瓦格纳、麦·维尔特、约·普林斯―斯密斯和卡·瓦尔克所使用，在《1870年6月波恩工人问题大会记录》（1870年柏林版，编者为委员会秘书L.纳格尔）一书第1―3页中也得到了使用。这两个术语分别代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1867年前，马克思在他遗留下来的《资本论》第1卷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脚注139中写道；“在目前德语中，资本家即受取劳动的物的人格化叫作Arbeirsgeber[劳动给予者]，而提供劳动的实际工人叫作Arbeirsnehmer[劳动受取者]。”——29。
40 “新三分之二”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29。
41 《资本论》德文第2版序言是作为跋发表的，见本卷第14―23页。关于怀有偏见、不学无术的著作家们，见本卷第22页。——30。
42 《资本论》第2卷于1885年7月出版，它只包括马克思原来计划中的第二册的一部分内容，即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见本卷第13页）。——30。

弗·恩格斯
英文版序言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⁴³，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1883年作者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著 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不久，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1．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3．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六章至第三十三章）；4．作者的两篇序言。⁴⁴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标出的文句。⁽¹⁾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10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⁴⁵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 博肯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 、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表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而不管这种论点是否为马克思所承认，或者，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册。但这第一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并且20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册，由于没有第三册，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册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册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册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⁴⁶。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⁴⁷。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转，——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转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¹⁾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持续的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惟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8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作者原注

(1)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
(1)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

注　　释

43 《资本论》第1卷的英文版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3版翻译、经恩格斯审校定稿。它于1887年初分两册由英国出版商威·斯·桑南夏恩在伦敦出版。——31。
44 《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32。
45 指马克思的《为〈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所作的修改意见》。这是马克思为当时准备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时写的。他把这一手稿寄给弗·阿·左尔格。但出书计划没有实现。左尔格在得悉恩格斯正在校订第1卷英译文后，把这一手稿寄给了恩格斯。这一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第25―36页。——32。
46 恩格斯生前没有能实现出版《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英文版的愿望。——34。
47 “工人阶级的圣经”见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27页，其中写道：“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梅林在这里指的是贝克尔的一篇文章（1868年《先驱》杂志第8期）中的一段话：“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刊登提到过的著作的摘要，鼓励有抱负的人物，特别是所有的工人联合会购买这部社会主义的圣经，这部新福音书全书。”梅林《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历史探索》（1877年马格德堡版）第70页上也有类似的话：“大约在同一时间，马克思在汉堡的迈斯纳那里出版了他的巨著的第1卷，也是迄今惟一的一卷：《资本论》，共产主义的圣经”。——34。

弗·恩格斯
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⁴⁸，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FN1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FN2。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H.”。FN3

　　在此期间出版英文版时，许多引文作过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采用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摘录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FN4）；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⁴⁹。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以其现在的确切形式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⁵⁰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FN5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FN6上再次引用了）。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FN7。因为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⁵¹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这篇报道显然还恰恰包含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尽管如此，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在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中，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使争论的问题转向另一个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FN8，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仅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这两种报道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证明这句话确实是说过的，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众所周知的“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罪，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利·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雷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⁵²，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FN9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FN10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仅仅归结到原先所涉及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利·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整个上下文如果正确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加以解释，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肯定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说马克思“增添”，而是说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那么，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FN11，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20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而且可以设想，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利·泰勒先生今后也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138、567―569、674―678、722―724、728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569―576页。——编者注
FN3 “D．H.”是德语“der Herausgeber”（即“编者”）的头两个字母，在本卷中一律改为弗·恩· ，并用六角括号〔 〕括起来。——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690页。——编者注
FN5 即路·布伦坦诺。——编者注
FN6 见本卷第751页。——编者注
FN7 指《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编者注
FN8 《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编者注
FN9 指路·布伦坦诺。——编者注
FN10 指塞·泰勒。——编者注
FN11 见本卷第752页。——编者注

注　　释

48 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修改意见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第5―24页。——36。
49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37、690。
50 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故意捏造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诽谤，恩格斯专门写了《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一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37。
51 “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么“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这句话没有公布出来。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41。
52 恩格斯套用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2幕第4场中的一句话。剧中人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在吹嘘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敌人时说：”我就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43。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　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¹⁾，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²⁾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³⁾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⁴⁾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⁵⁾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⁶⁾，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valeur intrinsèque）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FN1。⁽⁷⁾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么，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英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或者像老巴尔本说的：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⁸⁾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使用蒸汽织布机⁵⁶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⁹⁾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¹⁰⁾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¹¹⁾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⁵⁸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80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⁵⁹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转化为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11a)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¹²⁾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码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所以，如果10码麻布＝W，则1件上衣＝2W。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决定它们存在的劳动即缝和织，也是不同质的。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⁶¹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由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引起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¹³⁾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 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⁶²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么，20码麻布就与1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但缝和织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一个人时而缝时而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专门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同一个人的个人劳动的变化一样。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劳动需求方向的改变，总有一定部分的人类劳动时而采取缝的形式，时而采取织的形式。劳动形式发生这种变换时不可能没有摩擦，但这种变换是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¹⁴⁾，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本身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FN2⁽¹⁵⁾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此，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上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一般，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自身的数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x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2x个工作日，依此类推。假定生产一件上衣的必要劳动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在前一种场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两件上衣的价值，在后一种场合，两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价值，虽然在这两种场合，上衣的效用和从前一样，上衣包含的有用劳动的质也和从前一样。但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劳动量有了变化。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¹⁶⁾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FN3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20码麻布无非是20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另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诚然，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种表现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1件上衣＝20码麻布，或1件上衣值20码麻布。但是，要相对地表现上衣的价值，我就必须把等式倒过来，而一旦我这样做，成为等价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可见，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不仅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

　　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2）相对价值形式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¹⁷⁾

　　不论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x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但是，这两个被看作质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价值得到表现。是怎样表现的呢？是通过同上衣的关系，把上衣当作它的“等价物”，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在这个关系中，上衣是价值的存在形式，是价值物，因为只有作为价值物，它才是与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价值存在显示出来了，或得到了独立的表现，因为只有作为价值，麻布才能把上衣当作等值的东西，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体。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学实体——碳（C）、氢（H）、氧（O）构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构成，即C₄H₈O₂。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与丁酸相等，那么，在这个关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C₄H₈O₂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说，丁酸也是由C₄H₈O₂构成的。可见，通过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与自身的物体形态不同的化学实体被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么，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它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

　　例如当上衣作为价值物被看作与麻布相等时，前者包含的劳动就被看作与后者包含的劳动相等。固然，缝上衣的劳动是一种与织麻布的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但是，把缝看作与织相等，实际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不具有和缝相区别的特征，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17a)

　　然而，只把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表现出来，是不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是当作与麻布同质的东西，是当作同一性质的物，因为它是价值。在这里，它是当作表现价值的物，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价值的物。当然，上衣，作为商品体的上衣，只是使用价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块麻布一样，不表现价值。这只是证明，上衣在同麻布的价值关系中，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像许多人穿上镶金边的上衣，比不穿这种上衣，多一层意义一样。

　　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类劳动力的确是以缝的形式被耗费的。因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是“价值承担者”，虽然它的这种属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只是显示出这一方面，也就是当作物体化的价值，当作价值体。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但是，如果对麻布来说，价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例如，如果在A看来，陛下不具有B的仪表，因而不随着国王的每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A就不会把B当作陛下。

　　可见，在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形式起着价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价值是表现在商品上衣的物体上，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象上衣。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存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⁶³相等表现出来一样。

　　我们看到，一当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时，商品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它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了说明它的高尚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它的浆硬的物体，它就说，价值看起来像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像，正如两个鸡蛋相像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B同商品A相等是商品A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valere，valer，valoir[值]表达得确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⁶⁴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¹⁸⁾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自己价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A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费耳小麦、100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因此，在商品A和商品B如麻布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这种商品不仅作为价值体一般被看作在质上同麻布相等，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价值体或等价物如1件上衣被看作同一定量的麻布如20码麻布相等。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1件上衣和20码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但是生产20码麻布或1件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织或缝的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变化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I．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¹⁹⁾，上衣的价值不变。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例如由于种植亚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那么麻布的价值也就增大一倍。这时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2件上衣，因为现在1件上衣包含的劳动时间只有20码麻布的一半。相反地，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例如由于织机改良而减少一半，那么，麻布的价值也就减低一半。这样，现在是20码麻布＝ ¹/₂ 件上衣。可见，在商品B的价值不变时，商品A的相对价值即它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A的价值成正比。

　　II．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 例如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 ¹/₂ 件上衣。相反地，如果上衣的价值减少一半，那么，20码麻布＝2件上衣。因此，在商品A的价值不变时，它的相对的、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B的价值变化成反比。

　　我们把I、II类的各种情形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对价值的同样的量的变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20码麻布＝1件上衣变为：1．20码麻布＝2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增加一倍，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减低一半；2．20码麻布＝ ¹/₂ 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减低一半，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增加一倍。

　　III．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发生什么变动，依旧是20码麻布＝1件上衣。只有把它们同价值不变的第三种商品比较，才会发现它们的价值的变化。如果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时增减，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保持不变。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变化可以由以下这个事实看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现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过去多些或少些。

　　IV．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这种种可能的组合对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根据I、II、III类的情况就可以推知。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²⁰⁾

（3）等价形式

　　我们说过，当商品A（麻布）通过不同种商品B（上衣）的使用价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B取得一种独特的价值形式，即等价形式FN4。商品麻布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存在，是通过上衣没有取得与自己的物体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而与它相等。这样，麻布表现出它自身的价值存在，实际上是通过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因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如果一种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等价物，上衣因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即处于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的形式，那么，这根本没有表明上衣与麻布交换的比例。既然麻布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不管是上衣表现为等价物，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还是相反，麻布表现为等价物，上衣表现为相对价值，上衣的价值量总是取决于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和它的价值形式无关。但是一旦上衣这种商品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来表现了。在价值等式中，上衣的价值量不如说只是充当某物的一定的量。

　　例如，40码麻布“值”什么呢？2件上衣。因为上衣这种商品在这里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与麻布相对立时是充当价值体，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现麻布的一定的价值量。因此，两件上衣能够表现40码麻布的价值量，但是两件上衣决不能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量，即上衣的价值量。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具有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式，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都误认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的关系。其实，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

　　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但是请注意，对商品B（上衣、小麦或铁等等）来说，这种转换只有在任何别的商品A（麻布等等）与它发生价值关系时，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因为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己当作等价物来同自己发生关系，因而也不能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形来表现它自己的价值，所以它必须把另一商品当作等价物来同它发生关系，或者使另一商品的自然外形成为它自己的价值形式。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用衡量商品体本身即使用价值的尺度作例子。塔糖是物体，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塔糖的重量。现在我们拿一些不同的铁块来，这些铁块的重量是预先确定了的。铁的物体形式，就其自身来说，同塔糖的物体形式一样，不是重的表现形式。要表现塔糖是重的，我们就要使它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铁充当一种只表示重而不表示别的东西的物体。因此，铁的量充当糖的重量尺度，对糖这个物体来说，它只是重的体现，重的表现形式。铁只是在糖或其他任何要测定重量的物体同它发生重量关系的时候，才起这种作用。如果两种物都没有重，它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因此一种物就不能成为另一种物的重的表现。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上，我们就会在实际上看到，当作有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因而在一定的比例上也具有同样的重量。铁这个物体作为重量尺度，对于塔糖来说，只代表重，同样，在我们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对于麻布来说，也只代表价值。

　　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代表两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属性，即它们的价值，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

　　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表现为与上衣相同的东西，因此，这个表现本身就说明其中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等价形式却相反。等价形式恰恰在于：商品体例如上衣这个物本身就表现价值，因而天然就具有价值形式。当然，只是在商品麻布把商品上衣当作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才是这样。⁽²¹⁾但是，因为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性质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的时候，才为他的资产阶级的短浅的眼光所注意。于是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企图以此来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他没有料到，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20码麻布＝1件上衣，就已经提出了等价形式的谜让人们去解开。

　　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例如，如果上衣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那么，在上衣内实际地实现的缝劳动就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形式。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缝劳动的有用性不在于造了衣服，从而造了人，FN5而在于造了一种物体，使人们能看出它是价值，因而是与物化在麻布价值内的劳动毫无区别的那种劳动的凝结。要造这样一面反映价值的镜子，缝劳动本身就必须只是反映它作为人类劳动的这种抽象属性。

　　缝的形式同织的形式一样，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因此，二者都具有人类劳动的一般属性，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在价值的生产上，就可以只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并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上事情却变了样。例如，为了表明织不是在它作为织这个具体形式上，而是在它作为人类劳动这个一般属性上形成麻布的价值，我们就要把缝这种制造麻布的等价物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可以捉摸的实现形式与织相对立。

　　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它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5张床＝1间屋”
　　“无异于”：
　　“5张床＝若干货币”。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 ，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⁶⁶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7+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4）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A的价值，通过商品B能与商品A直接交换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商品B能与既定量的商品A交换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独立的表现的。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绝没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上述说法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

　　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但是，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加尼耳之流⁽²²⁾的错觉⁶⁷，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⁶⁸重商主义者看重价值表现的质的方面，从而看重在货币上取得完成形态的商品等价形式，相反地，必须以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则看重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和价值量只存在于由交换关系引起的表现中，也就是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苏格兰人麦克劳德，由于他的职责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⁶⁹的杂乱的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⁷⁰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由此可见，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同时又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发展也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致的。

　　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

　　商品A的价值表现在某个商品B上，只是使商品A的价值同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此也只是使商品A同某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个别商品发生交换关系，而不是表现商品A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例。与一个商品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适应的，是另一个商品的个别等价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上衣只是对麻布这一种个别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然而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过个别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固然只是表现在一个别种商品上，但是这后一个商品不论是哪一种，是上衣、铁或小麦等等，都完全一样。随着同一商品和这种或那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也就产生它的种种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22a)它可能有的价值表现的数目，只受与它不同的商品种类的数目的限制。这样，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40磅咖啡，或＝1夸特小麦，或＝2盎斯金，或＝12吨铁，或＝其他）

（1）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现在，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无数的元素上。每一种其他的商品体都成为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²³⁾这样，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为形成这个价值的劳动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劳动都与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种劳动具有什么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对象化在上衣、小麦、铁或金等等之中。因此，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作为商品，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同时，商品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表明，商品价值是同它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没有关系的。

　　在第一种形式即20码麻布＝1件上衣中，这两个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换，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种形式中，一个根本不同于偶然现象并且决定着这种偶然现象的背景马上就显露出来了。麻布的价值无论是表现在上衣、咖啡或铁等等无数千差万别的、属于各个不同占有者的商品上，总是一样大的。两个单个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偶然关系消失了。显然，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

（2）特殊等价形式

　　每一种商品，上衣、茶叶、小麦、铁等等，都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充当等价物，因而充当价值体。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现在都成为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与其他许多特殊等价形式并列。同样，种种不同的商品体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现在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同样多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

　　（3）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第一，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每当新出现一种商品，从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表现的材料时，由一个个的价值等式连结成的锁链就会延长。第二，这条锁链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最后，像必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如果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那么，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反映在与它相适应的等价形式中。因为每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在这里都是一个特殊等价形式，与无数别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所以只存在着有局限性的等价形式，其中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同样，每个特殊的商品等价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只是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现形式。诚然，人类劳动在这些特殊表现形式的总和中，获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总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的总和，或第一种形式的等式的总和构成，例如：

　　20码麻布＝1件上衣，
　　20码麻布＝10磅茶叶，等等。

　　但是每一个这样的等式倒转过来也包含着一个同一的等式：

　　1件上衣＝20码麻布，
　　10磅茶叶＝20码麻布，等等。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么，其他许多商品占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因此，把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其他等等这个系列倒转过来，也就是说，把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系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C．一般价值形式

1件上衣=
10磅茶叶=
40磅咖啡=
1夸特小麦=
2盎斯金=
¹/₂ 吨铁=
x量商品A=
等等=

20码麻布

（1）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性质

　　现在，商品价值的表现：1．是简单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唯一的商品上；2．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二者都只是使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体不同的东西。

　　第一种形式提供的价值等式是：1件上衣＝20码麻布，10磅茶叶＝12吨铁，等等。上衣的价值表现为与麻布等同，茶叶的价值表现为与铁等同，等等，但是与麻布等同和与铁等同——上衣和茶叶各自的这种价值表现是不相同的，正如麻布和铁不相同一样。很明显，这种形式实际上只是在最初交换阶段，也就是在劳动产品通过偶然的、间或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的阶段才出现。

　　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更完全地把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为例如上衣的价值现在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与它的自然形式相对立，上衣的价值现在与麻布等同，与铁等同，与茶叶等同，与其他一切东西等同，只是不与上衣等同。另一方面，在这里商品的任何共同的价值表现都直接被排除了，因为在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其他一切商品现在都只是以等价物的形式出现。扩大的价值形式，事实上是在某种劳动产品例如牲畜不再是偶然地而已经按照习惯同其他不同的商品交换的时候，才出现的。

　　新获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同一种商品上，例如表现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通过它们与麻布等同而表现出来。每个商品的价值作为与麻布等同的东西，现在不仅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而且与一切使用价值相区别，正因为这样才表现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东西。因此，只有这种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或者使它们互相表现为交换价值。

　　前两种形式表现一种商品的价值，或者是通过惟一一个不同种的商品，或者是通过许多种与它不同的商品构成的系列。在这两种情况下，使自己取得一个价值形式可以说是个别商品的私事，它完成这件事情是不用其他商品帮助的。对它来说，其他商品只是起着被动的等价物的作用。相反地，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只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一个商品所以获得一般的价值表现，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同时也用同一个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而每一种新出现的商品都要这样做。这就表明，因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因而它们的价值形式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形式。

　　现在，一切商品，在与麻布等同的形式上，不仅表现为在质上等同，表现为价值一般，而且同时也表现为在量上可以比较的价值量。由于它们都通过同一个材料，通过麻布来反映自己的价值量，这些价值量也就互相反映。例如，10磅茶叶＝20码麻布，40磅咖啡＝20码麻布。因此，10磅茶叶＝40磅咖啡。或者说，1磅咖啡所包含的价值实体即劳动，只等于1磅茶叶所包含的 ¹/₄ 。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即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态，因此，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它的物体形式是当作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一般的社会的蛹化。同时，织，这种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也就处于一般社会形式，处于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构成一般价值形式的无数等式，使实现在麻布中的劳动，依次等于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种劳动，从而使织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般表现形式。这样，对象化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为被抽去了实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的劳动。它自身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特殊的社会的性质。

（2）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

　　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但是必须指出，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一种商品的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使另一种商品成为个别的等价物。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一个商品的价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现，赋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种种不同的特殊等价物的形式。最后，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一般等价形式，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为它们统一的、一般的价值形式的材料。

　　价值形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两极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就已经包含着这种对立，但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我们从等式的左边读起，麻布是相对价值形式，上衣是等价形式，从等式的右边读起，上衣是相对价值形式，麻布是等价形式。在这里，要把握住两极的对立还相当困难。

　　在第二种形式中，每一次总是只有一种商品可以完全展开它的相对价值，或者说，它自身具有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与它相对立，处于等价形式。在这里，不能再变换价值等式（例如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1夸特小麦等等）的两边的位置，除非改变价值等式的全部性质，使它从总和的价值形式转化为一般的价值形式。

　　最后，后面一种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给予商品世界以一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除了一个惟一的例外，商品世界的一切商品都不能具有一般等价形式。因此，一种商品如麻布处于能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或者说，处于直接的社会的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都不是处于这种形式。⁽²⁴⁾

　　相反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则不能具有商品世界的统一的、从而是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如果麻布，或任何一种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的商品，要同时具有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那么，它必须自己给自己充当等价物。于是我们得到的就是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是一个既不表现价值也不表现价值量的同义反复。要表现一般等价物的相对价值，我们就必须把第三种形式倒过来。一般等价物没有与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对价值形式，它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其他一切商品体的无限的系列上。因此，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第二种形式，现在表现为等价物商品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

（3）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另一方面，一个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这种排挤的结果最终只剩下一种特殊的商品，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各种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个商品中间，有一个特定的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因此，我们在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D．货币形式

20码麻布=
1件上衣=
10磅茶叶=
40磅咖啡=
1夸特小麦
¹/₂ 吨铁=
x量商品A=

2盎斯金

　　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惟一区别，只是金现在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惟一的进步是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一个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麻布的“价格形式”是：

20码麻布＝2盎斯金，

　　如果2盎斯金的铸币名称是2镑，那就是：

20码麻布＝2镑。

　　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商品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⁷⁶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²⁵⁾

　　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²⁶⁾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 中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²⁷⁾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⁷⁸。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例如，1吨铁和2盎斯金的价值相等，就像1磅金和1磅铁虽然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样。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²⁸⁾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²⁹⁾，那么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交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³⁰⁾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⁸³下，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⁸⁴，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⁸⁵。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 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³¹⁾，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³²⁾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⁷⁸，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就像教父⁸⁷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³³⁾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一部分经济学家迷惑 到什么程度，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由于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因此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是占统治地位的、从而是典型的方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

　　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问题，这里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现在，让我们听听经济学家是怎样说出商品内心的话的：

　　“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³⁴⁾“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³⁵⁾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自以为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为他们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他教导巡丁西可尔说⁹³：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³⁶⁾

作者原注

(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3页⁵³。
(2) “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2、3页）
(3) “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 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6页）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
(4) “任何物的自然worth[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伦敦版第2卷第28页）在17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映的东西。
(5)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拟制⁵⁴，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
(6) “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89页）
(7)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6页）或者象巴特勒所说：∕“物的价值∕正好和它会换来的东西相等。”⁵⁵
(8)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　价值100镑的铅或铁与价值100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3页和第7页）
(9) 第2版注：“当它们〈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换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劳动量。”（《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伦敦版第36、37页）上一世纪的这部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没有注明出版日期。但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到，该书是在乔治二世时代，大约1739年或1740年出版的。
(10)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3页）
(11)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6页。⁵⁷
(11a) 〔第4版注：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像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
(12) 卡尔·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13等页。⁶⁰
(13) “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 自然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惟一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韦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小麦，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彼得罗·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1、22页）
(14) 参看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250页190节。
(15) 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①
(16) 第2版注：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惟一尺度”，亚·斯密写道：“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的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国富论》第1卷第5章）。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注（9） 提到的亚·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的说法要恰当得多。他说：“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labour[劳动]和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39页）——〔第4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作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作labour，在与work相对。见英译本第14页脚注。——弗·恩·〕
(17) 第2版注：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11页）作者赛·贝利。
(17a) 第2版注：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因为一般说来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他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进一步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18) 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来说，这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
(19) “价值”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经这样用过。
(20) 第2版注：庸俗经济学以惯有的机警利用了价值量和它的相对表现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现象。例如：“只要承认，A由于同它相交换的B提高而降低，虽然这时在A上所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　如果承认，由于与B相对而言，A的价值提高，所以与A相对而言，B的价值就降低，那么，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既然A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 它本身的价值（与同它相交换的B相对而言），而且也改变了B的价值（与A的价值相对而言），虽然生产B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那么，不仅确认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要破产，而且断言商品的生产费用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第11、14页）∥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 ¹⁰/₂₀ 、¹⁰/₅₀ 、¹⁰/₁₀₀ 等等分数罢。即使10这个数字不变，但它的相对量，它与分母20、50、100相对而言的量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例如10） 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单位数来“调节”这个大原理破产了。
(21) 这种反思的规定⁶⁵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
(22) 第2版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查）《论政府和贸易和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
(22a) 第2版注：例如在荷马的著作中，一物的价值是通过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物来表现的。⁷¹
(23) 因此，如果麻布的价值用上衣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上衣价值。如果麻布的价值用谷物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谷物价值，依此类推。每一个这种表现都意味着，在上衣、谷物等等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是麻布的价值。“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系，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称它的价值为……谷物价值、呢绒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第39页）这部在英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赛·贝利以为，只要这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就消除了规定价值概念的任何可能。虽然他 目光短浅，但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李嘉图学派⁷²例如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攻击贝利时流露的愤激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
(24) 实际上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决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种对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 像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此，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就像设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对于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⁷³，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⁷⁴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因为∥“缺乏概念的地方，∥字眼就及时出现”。⁷⁵〕
(25) 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⁷⁷
(26) 第2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摩尔根又叫作Tagwerk[一日的工作]（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 jiurnalis，jornalis或diurnalis），Mannaerk[一人的工作]，Mannskraft[一人的力量]，Mannsmaad，Mannshauet[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见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第129页及以下几页。
(27) 第2版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
(28)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
(29) 第2版注：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⁷⁹。“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 份，按照对象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参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⁸⁰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39页⁸¹）
(30) 第2版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有制的形式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能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⁸²
(31)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看到。⁸⁶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作了这种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惟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　此外，这一切东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愣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32)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加尼耳等人⁶⁷） ，这一体系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33) “经济学家们⁸⁸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　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⁸⁹） 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们几百年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像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⁹⁰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⁹¹。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但有一点很清楚，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34)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
(35)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165页及以下几页。⁹²
(36)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转化为一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金刚石、珍珠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主义者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脚　　注

FN1 “形容语的矛盾”的原文是“contradictio in adjecto”，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矛盾。——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613—622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49-50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62—63页。——编者注
FN5 原文套用了德国谚语“Kleider machen Leute”，直译是：“衣服造人”，转义是：“人靠衣装”。——译者注

注　　释

5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47。
54 法律拟制（fictio juris）本是法律上一个原则，即把现实中不存在的事实在法律上当作存在的事实来处理。正文中的意思是指一种与现实相矛盾的假定。——48、662。
55 套用了赛·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2部第1首中的一句诗。——49。
56 1785年，埃，卡特赖特发明了机械织布机。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蒸汽织布机得到较广泛的使用。——52。
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2页。“作为价值”在那里是“作为交换价值”。——53。
58 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1831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用了杰科布的这句话：“可能在所有时代，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都超过它们历来被支付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79页。——53。
59 见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年伦敦版第1卷第52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用了这句话：“厄什韦葛（在1823年）估计，在巴西，80年间开采的金刚石的总价值还赶不上18个月中所生产的砂糖或咖啡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6页。——53。
6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7页及以下几页。——55。
61 古代印度社会是古印度社会典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关系产生的时期。作为生产者集体的村社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与农业相联系的人组成。它相当独立地组织几乎所有地区的以人工灌溉和排水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受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村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把手工业纳入农业生产中。村社的原始形式的特点保持了很久。虽然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出现了财产差异（村社中开始形成阶级），但村社成员的土地优先权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形成以及手工业继续受农业的约束）阻止了村社最后的瓦解。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67、476—478页）。——55、107、413。
62 威·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见他的《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7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了配第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33、428页）；他在1875年4—5月写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批评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点。——57。
63 “上帝的羔羊”，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66。
64 “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 vaut bien une 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当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时，他说了这句话。——67。
65 关于反思规定，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2部（本质论）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72。
66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第99、100页。——75。
67 关于弗·路·奥·费里埃和沙，加尼耳的重商主义的观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39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58—361页。——76、99。
68 马克思所说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除了弗·巴师夏之外，还有德国自由贸易派的信徒如约·普林斯—斯密、维·伯默特、尤·孚赫、奥·米夏埃利斯、麦·希尔施、海·舒尔采—德里奇等人。他们为工人举办讲座，其中一部分人还在工人协会中宣传他们的目的。——76。
69 伦巴特街是伦敦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76。
70 这是马克思对亨·邓·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66年伦敦第2版作出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38页；马克思1868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有对该书的评价。——76。
71 见荷马《伊利亚特》第7章。——78。
72 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1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79、356、590。
73 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第2节，其中马克思提到下述著作：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威·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托·娄·埃德蒙兹《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他还详细地引用了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一书。而约·格雷《社会制度》一书，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8—480页）。——85。
74 马克思所说的蒲鲁东学派是指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的拥护者。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蒲鲁东振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他们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他们在法国工人运动巾曾有强大的影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尤其是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582页）中的批判，“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马克思1859年7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驳倒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观。公社成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坟墓”（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但蒲鲁东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和他的反国家主义，在各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中都有反映。——85。
75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85。
76 “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16场《玛尔特的花园》。——88。
77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政治反动时期。当时欧洲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热中于唯灵论，特别是桌子跳舞的降神术，而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唯灵论。——88。
78 “在额上写着它是什么”，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和第9节。——91、99、418。
79 谈到鲁滨逊的故事时，马克思指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尤其是第1章第3节。马克思在1857年8月写的《导言》里全面论述了鲁滨逊故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2—25页）。在恩格斯186q年II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有相关的论述。——94。
80 “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见大·李嘉图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罗·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名词就是由此而来的。——94。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94。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6页。——95。
83 关于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87—488页和第31卷第413页。——97。
84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97。
85 在马克思1843年底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包含了这一思想。——97。
86 马克思所说的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评论大·李嘉图的价值量的地方，见《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第2章《5、工资的普遍提高或降低（下降）对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273—278页）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50—652页，即《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中《（1）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一节。——98。
87 教父是公元2—6世纪基督教界最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影响。教父的观点中最根本的东西是贬低知识和智力，颂扬无条件的信仰，敌视“异教”即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特别是古代的唯物主义。——99、104。
88 “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赛·杜·德奈穆尔已经给印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99、110。
89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中（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100、744。
90 美国的这家德文报纸可能是指卡·海因岑在波士顿出版的《先驱者》。该报在1859年7月12日第26号第2版第IV栏与第3页第1栏的“杂文集”专栏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先生》一文。这篇文章摘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有关阐述其著作的全部计划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认识的一整段内容，除了“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句话以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413页）。紧接着，作者把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说什么”一种女人的情绪推翻了一个王国，一种诸侯的情绪严重破坏了世界的一部分，一种改革者的思想使整个世界振奋起来，并抛弃了全部的‘经济学’和所有的‘生产关系’”。关于海因岑对《资本论》的反应，见马克思1869年11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100。
9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页。——100。
9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36页。——101。
93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3幕第3场。——102。

第二章　交换过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占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把它拿走。⁽³⁷⁾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³⁸⁾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商品占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体只是它本身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⁹⁵和昔尼克派⁹⁶，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商品所缺乏的这种感知商品体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占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对他来说，他的商品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³⁹⁾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 其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另一个具有能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个商品的占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过程不可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占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对每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每个别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因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但因为一切商品占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个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因而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或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⁹⁷。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他们只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另一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社会的行动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个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通过这个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个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独特社会职能。这个商品就成为货币。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⁹⁸）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⁴⁰⁾

　　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价值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接的产品交换形式是x量使用物品A＝y量使用物品B。⁽⁴¹⁾在这里，A物和B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在，作为超过它的占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这种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⁶¹，还是印加国¹⁰⁰，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它们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的占有者彼此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同时，对别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必定是有意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一方面，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们互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是由它们的生产本身决定的。习惯把它们作为价值量固定下来。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每个商品对于它的占有者直接就是交换手段，对于它的非占有者直接就是等价物，不过它要对于后者是使用价值。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这种形式就越来越成为必要的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占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们的交易中不和同一个第三种商品相交换并作为价值和它相比较，商品占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的交易就决不会发生。这第三个商品由于成为其他不同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个或那个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殊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币材料，但是从来没有把土地当作这种材料。这种想法只有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才会产生。它出现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而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人才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来实现它。¹⁰¹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⁴²⁾，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⁴³⁾但至此我们只知道货币的一种职能：它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商品价值量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材料。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另一方面，因为价值量的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所以货币商品必须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就是说，必须能够随意分割，又能够随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属性。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

　　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⁴⁴⁾发生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FN1所以，只有在那些从货币的完成的形态出发而从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是商品”⁽⁴⁵⁾才是一种发现。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规定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金银的价值是想象的。⁽⁴⁶⁾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误解里面包含了一种预感：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⁴⁷⁾但是，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这是18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们还不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时，至少暂时把这种形态的奇异外观除掉。

　　前面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并不包含该商品的价值量的量的规定FN2。即使我们知道金是货币，因而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我们并不因此就知道例如10磅金的价值是多少。货币同任何商品一样，只能相对地通过别的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量。它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是通过任何另一个凝结着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商品的量表现出来的。⁽⁴⁸⁾金的相对价值量是在金的产地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确定的。当它作为货币进入流通时，它的价值已经是既定的了。还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⁴⁹⁾

　　我们已经看到，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假象，似乎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似乎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FN3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自身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作者原注

(37) 在以虔诚著称的12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之物。当是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朗迪市场⁹⁴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
(38) 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各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87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
(39) “因为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二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
(40) 依此我们判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滑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既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又想废除“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就是说废除货币本身，因为货币只是存在于这种对立中。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以下几页。⁹⁹
(41) 只要不是两种不同的使用物品相交换，而是像在野蛮人中间常见的那样，把一堆混杂的东西当作第三种东西的等价物，那么，连直接的产品交换也还处于它的初级阶段。
(42)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5页。¹⁰²“贵金属……天然是货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3卷第137页）
(43) 详见我的上述著作中《贵金属》一节。¹⁰³
(44) “货币是一般商品。”（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6页）
(45) “我们可以统称为贵金属的金银本身，是……价值……时涨时落的……商品……　当重量较小的贵金属可以购买数量较大的本国农产品或工业品等等时，我们可以认为贵金属的价值较高。”（[西·克莱门特]（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1695年伦敦版第7页）“银和金，已铸币的或者未铸币的，虽然被用作计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们和酒、油、烟、布或毛织物一样，也是商品。”（[乔·柴尔德]《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年伦敦版第2页）“王国的财产和财富严格地说不能只限于货币，金和银也不能被排除在商品之外。”（[托·帕皮隆]《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第4页）
(46) “金银在成为货币以前，作为金属就具有价值。”（加利阿尼《货币论》第72页）洛克说：“由于银具有适于作货币的质，人们就一致同意给银一种想象的价值。”[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 与此相反，罗说：“不同的国家怎能给某物以一种想象的价值……或者说，这种想象的价值怎能保持下去呢？”但是请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么差：“银按照它具有的使用价值即它的实际价值进行交换；由于它被用作货币，又取得一个追加价值。”（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第469、470页）
(47) “货币是它（商品）的符号。”（韦·德·福尔邦奈 《商业学入门》1766年莱顿新版第2卷第143页）“货币作为符号被商品吸引。”（同上，第155页）“货币是某种物的符号，并且代表这种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全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3页）“货币不是单纯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它不代表价值，它是价值的等价物。”（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0页）“当我们考察价值的概念时，物本身只是被看作一种符号，物不是被当作物本身，而是被当作它所值的东西。”（黑格尔《法哲学》第100页）法学家早在经济学家⁸⁸以前，就宣扬货币是单纯符号、贵金属价值纯属想象的观念；这些法学家这样做是为了向王权献媚，他们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以罗马帝国的传统和《学说汇纂》¹⁰⁴中的货币概念，作为国王伪造铸币的权利的依据。这些法学家的好学生，菲力浦六世·瓦卢瓦¹⁰⁵在1346年的一项法令中说：“无论何人不得亦不应怀疑，惟朕有权……处理铸币事宜，决定铸币之制造、形状与储存，颁布有关铸币之命令，并遵照符合朕意之办法及价格将铸币付诸流通。”货币价值由皇帝下令规定，是罗马法的定则。当时明文禁止把货币当作商品。“任何人均不得购买货币，货币为公共使用而设，不应成为商品。”¹⁰⁶对于这个问题，乔·弗·帕尼尼 《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库斯托第编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751年版第2卷）作了很好的说明。特别在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帕尼尼同法学家先生们展开了论战。
(48) “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一盎司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两盎司银像以前获得一盎司银花费一样多，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值10先令，而它以前值5先令。”（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31页）
(49) 罗雪尔教授先生教训我们说：“错误的货币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多一些，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少一些。”接着他杂乱无章地开列了一份关于货币性质的著作的目录，从这个书目丝毫也不能了解真实的货币理论史。最后他训诫说：“此外，不能否认，大部分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于使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那些特性〈莫非指比商品多一些或少一些吗？〉是注意得不够的……　就这一点说，加尼耳之流的半重商主义的反动就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威廉·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207―210页）多一些——少一些——不够——就这一点说——不是完全！这就是对概念下的定义！而罗雪尔先生还谦逊地把这类教授式的折中主义空谈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不过有一个发现要归功于他，那就是：货币是“一种快意的商品”。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86―87、105―106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62―73页。——编者注

注　　释

61 古代印度社会是古印度社会典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关系产生的时期。作为生产者集体的村社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与农业相联系的人组成。它相当独立地组织几乎所有地区的以人工灌溉和排水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受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村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把手工业纳入农业生产中。村社的原始形式的特点保持了很久。虽然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出现了财产差异（村社中开始形成阶级），但村社成员的土地优先权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形成以及手工业继续受农业的约束）阻止了村社最后的瓦解。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67、476―478页）。——55、107、413。
88 “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赛·杜·德奈穆尔已经给印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99、110。
94 朗迪是巴黎近郊的一个地方，12―19世纪每年都在这里举办一次大集市。——103。
95 平等派是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代表无地或少地农民利益的激进派别，全称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井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104。
96 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蔑视财富，祟尚俭朴，昔尼克派最突出的表现是一种有意的伤风败俗和玩世不恭的行为。——104、503。
97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105。
98 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7章第13节和第13章第16―17节。《启示录》（或《约翰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写于1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是暗指货币。——106。
9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0页及以下几页，另见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路·阿·达里蒙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9——88页）。——106。
100 印加国是南美洲西南部的古国。其君主称印加，国民称印加人。11世纪以后，艾马拉和克丘亚酉两大部落在秘鲁库斯科谷地陆续兼并邻近地区，15世纪中叶形成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但保存了很多原始社会残余。印加社会有严密的行政制度，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平民和奴隶。社会基本单位是有共同祖先的一些家庭组成的氏族公社或村社（Aylla）．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16世纪，印加国最盛时期曾扩展到现在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1533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107。
10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16页和475―476页。——108。
10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0页。——108。
10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8―552页。——108。
104 《学说汇纂》是罗马民法典的主要部分，它汇集了罗马法学家著作中一些符合奴隶主利益的摘录。它是在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编著的，公元533年作为法律公布。《学说汇纂》包含如下的看法：货币是抽象的价值量，贵金属金银也同样只有虚构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由最高的国家权力任意规定。——110。
105 菲力浦六世·瓦卢瓦多次发动反对英国的战争，这促使他多次下令征税井导致铸币质量下降。——110。
106 这句话引自君士坦丁二世于公元356年颁布的一项诏书（见《狄奥多西法典》第IX章第23节第2段）。《狄奥多西法典》是由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执政时编纂的，它收集了4世纪和5世纪皇帝的敕令。——111。

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样，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首先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独特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独特的商品就转化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⁵⁰⁾

　　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x量商品A＝y量货币商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现在，要用社会公认的形式表现铁的价值，只要有1吨铁＝2盎斯金这样一个等式就够了。这个等式不需要再同其他商品的价值等式排成一个行列，因为金这个等价商品已经具有货币的性质。因此，现在商品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又具有商品最初的即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样子。另一方面，扩大的相对价值表现，或相对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成为货币商品所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而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在商品价格中社会地提供了。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然而货币并没有价格。货币要参加其他商品的这个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必须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等价物。

　　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所有价值形式一样，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然看不见，但是存在于这些物的本身中；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监护人为了向外界表明商品的价格，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⁵¹⁾因为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是观念的，所以要表现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仅仅用想象的或观念的金。每一个商品监护人都知道：当他给予商品价值以价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时，他远没有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金，而为了用金估量数百万的商品价值，他不需要丝毫实在的金。因此，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种情况引起了种种最荒谬的学说。⁽⁵²⁾尽管只是想象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但是价格完全取决于实在的货币材料。例如，一吨铁所包含的价值，即人类劳动量，是通过想象中包含等量劳动的货币商品量表现出来的。所以，一吨铁的价值，根据充当价值尺度的是金、银还是铜，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格表现，或者说，在金、银或铜的完全不同的数量中表现出来。

　　因此，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例如总是1∶15，那么这两种价格就可以安然并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扰乱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⁵³⁾

　　凡是价格已经确定的商品都表现为这样的形式：a量商品A＝x量金；b量商品B＝z量金；c量商品C＝y量金，等等，在这里，a，b，c代表商品A，B，C的一定量，x，z，y代表金的一定量。这样，商品价值就转化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说，尽管商品体五花八门，商品价值都转化为同名的量，即金量。这些价值作为这样的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较，互相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盎斯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英担等等。⁽⁵⁴⁾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价值尺度是用来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相反，价格标准是用一个金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个金量的重量计量另一个金量的价值。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在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同一个金量越是不变地充当计量单位，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金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因而是潜在可变的价值。⁽⁵⁵⁾

　　首先很明显，金的价值变动丝毫不会妨碍金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之间的价值比例总是不变。哪怕金的价值跌落1 000％，12盎斯金的价值仍然是1盎斯金的12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因为1盎斯金决不会随着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所以它也不会因而改变它的等分的重量，这样，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

　　金的价值变动也不会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种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互间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尽管这些价值这时都是在比过去高或低的金价格中表现出来。

　　同某一商品的价值用任何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一样，商品用金来估价也只是以下面一点为前提：在一定时间内生产一定量的金要耗费一定量的劳动。至于商品价格本身的变动，前面阐述的简单相对价值表现的规律也是适用的。FN1

　　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提高时，才会普遍降低。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货币价值提高，商品价格必定相应降低，货币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必定相应提高。这只适用于价值不变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同时按同一比例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改变。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比货币价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这些商品的价值变动和货币的价值变动之间的差额来决定。余此类推。

　　现在我们回过来考察价格形式。

　　由于各种原因，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渐分离。其中在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是下列原因：1．外国货币流入较不发达的民族，例如在古罗马，银币和金币最初是作为外国商品流通的。这些外国货币的名称与本地的重量名称是不同的。2．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¹¹³相抵触的。⁽⁵⁶⁾例如，镑原来是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当金排挤作为价值尺度的银时，这个名称依照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可能用来称呼 ¹/₁₅ 磅的金等等。现在，作为货币名称的镑就和作为金的通常重量名称的磅分开了。⁽⁵⁷⁾3．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原来的重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称。⁽⁵⁸⁾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因为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所以，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斯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镑、塔勒等等。这种等分成为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后，又分为新的等分，后者也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⁵⁹⁾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

　　因此，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或法定的计算名称来表现了。于是英国人不说1夸特小麦等于1盎斯金，而说等于3镑17先令10 ¹/₂ 便士。这样，商品就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作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⁶⁰⁾

　　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义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⁶¹⁾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⁶²⁾

　　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说商品同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⁶³⁾虽然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假定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表现为1夸特小麦和2镑（约 ¹/₂ 盎斯金）。2镑是1夸特小麦的价值量的货币表现或1夸特小麦的价格。如果情况许可把1夸特小麦标价为3镑，或者迫使把它标价为1镑，那么作为小麦的价值量的表现，1镑是太少了，3镑是太多了。但是1镑和3镑都是小麦的价格，因为第一，它们是小麦的价值形式，是货币；第二，它们是小麦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在生产条件不变或者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再生产1夸特小麦仍需要耗费同样多的社会劳动时间。这一事实既不以小麦生产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其他商品占有者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同相对价值形式本身一样，价格通过下列方式来表现一种商品如一吨铁的价值：一定量的等价物，如一盎斯金，能直接与铁交换。但决不能反过来说，铁也能直接与金交换。因此，商品要实际上起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想象的金转化为实在的金，诚然，商品实现这种变体，同黑格尔的“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¹¹⁷相比，同龙虾脱壳相比，同教父圣哲罗姆⁽⁶⁴⁾解脱原罪相比，是“更为困难的”。商品除了有例如铁这种实在的形态以外，还可以在价格上有观念的价值形态或想象的金的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实在的铁，又是实在的金。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占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铁的占有者遇见某种享乐商品的占有者，他向后者说铁的价格已经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象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之后那样回答说：

　　“这个铸币经过检验，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¹¹⁹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当观念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在交换过程中已作为货币商品流通。因此，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2．流通手段

（a）商品的形态变化

　　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FN2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商品一旦到达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商品交换领域。因此，我们只是从形式方面考察全部过程，就是说，只是考察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

　　人们对这种形式变换之所以理解得很差，除了对价值概念本身不清楚以外，是因为一个商品的每次形式变换都是通过两个商品即一个普通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交换实现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商品和金的交换这个物质因素，那就会恰恰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即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就会看不到：金作为单纯的商品并不是货币，而其他的商品通过它们的价格才把金当作它们自己的货币形态。

　　商品首先是没有镀金，没有蘸糖，以本来面目进入交换过程的。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在这种外部对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立着。另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说，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差别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时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种物质只是充当价值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金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上，金通过这个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同对立着的商品发生关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实际使用形态的总和。商品的这些对立的形式就是它们的交换过程的实际的运动形式。

　　现在，我们随同任何一个商品占有者，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织麻布者，到交换过程的舞台上去，到商品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即20码麻布的价格是规定了的。它的价格是2镑。他把麻布换成2镑，接着，这个守旧的人又用这2镑换一本价格相等的家庭用的圣经。麻布——对于他来说只是商品，只是价值承担者——被转让出去，换取了金，麻布的价值形态，然后又从这个价值形态被让渡出去，换取了另一种商品圣经，而圣经就作为使用物品来到织布者的家里，满足他受教化的需要。可见，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⁶⁵⁾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是商品所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

　　如果织麻布者看看交易的最终结果，那么现在他占有的不是麻布，而是圣经，不是他原来的商品，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相等而用处不同的商品。他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他的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他看来，全部过程不过是他的劳动产品同别人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的中介，是产品交换的中介。

　　因此，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换中完成的：

商品―货币―商品
W―G―W

　　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Ｗ―Ｗ，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

　　Ｗ―Ｇ。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¹²¹，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通过货币，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决不能恰好使他的20码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了保证。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接受赠马，不看岁口¹²²，但是我们这位织麻布者决不是到市场去送礼的。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证明，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我们把商品占有者可能发生的纯粹主观的计算错误撇开，因为这种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客观的纠正。假定他耗费在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占有者会非常热心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这位朋友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所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时间仍然可能过多。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像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FN3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¹²³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¹²⁴。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¹²⁵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同时，分工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应当纯粹地考察现象，因此假定这种现象是正常进行的。其实，只要这种现象发生，就是说，只要商品不是卖不出去，就总会发生商品的形式变换，尽管在这种形式变换中，实体——价值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场合亏损或增加。

　　对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金代替了他的商品，对另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商品代替了他的金。可以感觉到的现象是商品和金，即20码麻布和2镑转手了，换位了，就是说，交换了。但是商品同什么交换呢？同它自己的一般价值形态交换。金又同什么交换呢？同它的使用价值的一种特殊形态交换。金为什么作为货币同麻布对立呢？因为麻布的价格2镑或它的货币名称，已经使麻布同作为货币的金发生关系。原来的商品形式的转换是通过商品的让渡完成的，就是说，是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确实把商品价格中只是想象的金吸引出来的时刻完成的。因此，商品价格的实现，或商品的仅仅是观念的价值形式的实现，同时就是货币的仅仅是观念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商品转化为货币，同时就是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一个过程是两方面的：从商品占有者这一极看，是卖；从货币占有者这另一极看，是买。或者说，卖就是买，Ｗ―Ｇ同时就是Ｇ―Ｗ。⁽⁶⁶⁾

　　到这里，我们还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即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占有者只是由于让出自己的劳动产品，才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因此，一个商品占有者所以能够作为货币占有者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对立，或者是因为他的劳动产品天然具有货币形式，是货币材料，是金等等；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商品已经蜕皮，已经蜕掉它原来的使用形式。金要执行货币的职能，自然就必须在某个地点进入商品市场。这个地点就在金的产地，在那里，金作为直接的劳动产品与另一种价值相同的劳动产品相交换。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它就总是代表已经实现了的商品价格。⁽⁶⁷⁾撇开金在产地同商品的交换不说，金在每个商品占有者手里都是他所让渡的商品的转换形态，都是卖的产物，或商品第一形态变化Ｗ―Ｇ的产物。⁽⁶⁸⁾金成为观念的货币或价值尺度，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金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因此，从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在货币形式上，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完全一样。因此，货币可以是粪土，虽然粪土并不是货币。假定我们的织麻布者让渡他的商品而取得的两个金币是一夸特小麦的转化形态。卖麻布Ｗ―Ｇ同时就是买麻布Ｇ―Ｗ。作为卖麻布，这个过程开始了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以卖的对立面，以买圣经结束的；作为买麻布，这个过程结束了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以买的对立面，以卖小麦开始的。Ｗ―Ｇ（麻布―货币），即Ｗ―Ｇ―Ｗ（麻布―货币―圣经）这一运动的始段，同时就是Ｇ―Ｗ（货币―麻布），即另一运动Ｗ―Ｇ―Ｗ（小麦―货币―麻布）的终段。一个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同时总是另一个商品的相反的第二形态变化，即从货币形式又转化为商品。⁽⁶⁹⁾

　　Ｇ―Ｗ。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因为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或者说，是它们普遍让渡的产物，所以它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转化为商品而献身的材料上。同时，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表明货币的转化能力的限度，即表明货币本身的量。因为商品在变成货币后就消失了，所以，从货币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占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¹²⁷，无论它从哪里来。一方面，它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⁷⁰⁾

　　Ｇ―Ｗ，即买，同时就是卖，即Ｗ―Ｇ；因此，一个商品的后一形态变化，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态变化。对我们的织麻布者来说，他的商品的生命旅程是以他把2镑又转化为圣经而结束的。卖圣经的人则把从织麻布者那里得到的2镑换成烧酒。Ｇ―Ｗ，即Ｗ―Ｇ―Ｗ（麻布―货币―圣经）的终段，同时就是Ｗ―Ｇ，即Ｗ―Ｇ―Ｗ（圣经―货币―烧酒）的始段。因为商品生产者只提供一种单方面的产品，所以他常常是大批地卖，而他的多方面的需要，又迫使他不断地把已经实现的价格，或得到的全部货币额，分散在许多次买上。因此，卖一次就要买许多次各种各样的商品。这样，一个商品的最终的形态变化，就是许多其他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的总和。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总形态变化，那么我们首先就会看到，这个形态变化由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运动Ｗ―Ｇ和Ｇ―Ｗ组成。商品的这两个对立的转化是通过商品占有者的两个对立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并反映在商品占有者充当的两种对立的经济角色上。作为卖的当事人，他是卖者，作为买的当事人，他是买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转化中，商品的两种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同时存在着，只不过是在对立的两极上，所以，对同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当他是卖者时，有一个买者和他对立着，当他是买者时，有一个卖者和他对立着。正像同一个商品要依次经过两个相反的转化，由商品变为货币，由货币变为商品一样，同一个商品占有者也要由卖者的角色转换为买者的角色。可见，这两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经常由人们交替扮演的。

　　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极和三个登场人物。最先，与商品对立着的是作为它的价值形态的货币，而后者在彼岸，在别人的口袋里，具有物的坚硬的现实性。因此，与商品占有者对立着的是货币占有者。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就成为商品的转瞬即逝的等价形式，这个等价形式的使用价值或内容在此岸，在其他的商品体中存在着。作为商品第一个转化的终点的货币，同时是第二个转化的起点。可见，在第一幕是卖者，在第二幕就成了买者，这里又有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同他对立着。⁽⁷¹⁾

　　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阶段组成一个循环：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抛弃，商品形式的复归。当然，在这里，商品本身具有对立的规定。对它的占有者来说，它在起点是非使用价值，在终点是使用价值。同样，货币先表现为商品转化成的固定的价值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等价形式而消失。

　　组成一个商品的循环的两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其他两个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态变化。同一个商品（麻布）开始它自己的形态变化的系列，又结束另一个商品（小麦）的总形态变化。商品在它的第一个转化中，即在出卖时，一身扮演这两种角色。而当它作为金蛹结束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它同时又结束第三个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可见，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不同于直接的产品交换。让我们回顾一下上面说过的过程。织麻布者确实拿麻布换了圣经，拿自己的商品换了别人的商品。但这种现象只有对于他才是真实的。宁愿要生暖的饮料而不要冰冷的圣物的圣经出卖者，不会想到麻布换他的圣经，正像织麻布者不会想到小麦换他的麻布一样，如此等等。B的商品替换了A的商品，但A和B并不是互相交换自己的商品。A同B彼此购买的事，实际上也可能发生，但这种特殊关系决不是由商品流通的一般条件引起的。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织布者能卖出麻布，只是因为农民已经卖了小麦；嗜酒者能卖出圣经，只是因为织布者已经卖了麻布；酿酒者能卖出酿造之水，只是因为另一个人已经卖了永生之水¹²⁸，如此等等。

　　因此，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流通过程在使用价值换位和转手之后并没有结束。货币并不因为它最终从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中退出来而消失。它不断地沉淀在商品空出来的流通位置上。例如，在麻布的总形态变化即麻布―货币―圣经中，先是麻布退出流通，货币补上它的位置，然后是圣经退出流通，货币又补上圣经的位置。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⁷²⁾流通不断地把货币象汗一样渗出来。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占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占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⁷³⁾

　　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

（b）货币的流通

　　劳动产品的物质变换借以完成的形式变换Ｗ―Ｇ―Ｗ，要求同一个价值作为商品成为过程的起点，然后又作为商品回到这一点。因此，商品的这种运动就是循环。另一方面，这个形式又排斥货币的循环。其结果是货币不断地离开它的起点，不再回来。只要卖者还紧紧握着他的商品的转化形态即货币，这个商品就仍然处在第一形态变化的阶段，或者说，只通过了流通的前半段。如果为买而卖的过程已经完成，货币就会再从它原来的占有者手里离开。当然，如果织麻布者买了圣经之后再卖麻布，货币就会再回到他的手里。但货币返回来，并不是由于上次那20码麻布的流通，相反地，那次流通已经使货币从织麻布者的手里离开，而到了圣经出售者的手里。货币返回来，只是由于新的商品重新进行或重复同样的流通过程，并且这次的结果和上次相同。因此，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是货币从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或者说，就是货币流通（currency，cours de la monnaie）。

　　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在卖者方面，货币总是作为购买手段在买者方面。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是在它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而货币在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把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同时自己也从买者手里离开，到了卖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种商品重复同样的过程。货币运动的单方面形式来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这一点是被掩盖着的。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外观。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货币的运动，而且是商品本身的运动；而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只是货币的运动。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货币换了位置。同时，它的使用形态便离开流通，进入消费。⁽⁷⁴⁾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化装所占据。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来通过流通的后半段。因此，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这个运动对商品来说包含两个对立的过程，但作为货币本身的运动却总是包含同一个过程，就是货币同一个又一个的商品交换位置。因此，商品流通的结果，即一种商品被另一种商品所代替，似乎不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引起的，而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引起的，似乎正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使本身不能运动的商品流通起来，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并且总是朝着同货币本身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从而不断离开自己的起点。因此，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⁷⁵⁾

　　另一方面，货币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只因为货币是商品的独立出来的价值。因此，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的运动。因而这种运动也必然明显地反映在货币流通上。例如，麻布就是先把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然后它的第一形态变化Ｗ―Ｇ的终极，即货币形式，成为它的第二形态变化Ｇ―Ｗ（即再转化为圣经）的始极。但这两个形式变换的每一个都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交换，通过二者互相变换位置而实现的。同一些货币作为商品的转换形态来到卖者手里，然后又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从他的手里离开。这些货币变换位置两次。麻布的第一形态变化使这些货币进入织布者的口袋里，麻布的第二形态变化又使这些货币从那里出来。这样，同一个商品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形式变换就反映在货币的两次方向相反的位置变换上。

　　反之，如果只有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不论单是卖或单是买，这个货币就只变换位置一次。货币的第二次位置变换总是表明商品的第二次形态变化，表明又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同一些货币反复不断地变换位置，不仅反映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系列，而且反映整个商品世界的无数形态变化的交错联系。不言而喻，这一切只适合于这里所考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

　　每一个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就退出流通，而总有新的商品进入流通。相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却不断地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那里流动。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

　　在一个国家里，每天都发生大量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换句话说，一方面单是卖，另一方面单是买。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货币量。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金（货币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FN5。随着商品价格总额这样增加或减少，流通的货币量必须以同一程度增加或减少。诚然，在这里，流通手段量的变化都是由货币本身引起的，但不是由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是由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引起的。先是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例地变化，然后是流通手段量同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地变化。比如说，如果不是金的价值降低，而是银代替金充当价值尺度，或者不是银的价值提高，而是金使银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那也会发生完全相同的现象。在前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银要比以前的金多，在后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金要比以前的银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材料的价值，即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的商品的价值都改变了，因此，商品价值的价格表现也会改变，实现这些价格的流通货币量也会改变。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FN6。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么，这首先会在贵金属产地直接同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交换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继续按照价值尺度的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价值来估价，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可是，通过商品间的价值关系，一个商品会影响另一个商品，于是这些商品的金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同商品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趋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应地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估价。随着这个趋于一致的过程，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属已经跌落并继续跌落到一定点的新价值来估价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贵金属数量也已经增加到同样的程度了。由于对发现新的金银矿以后出现的事实做了片面的考察，在17世纪，特别是在18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金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了职能。下面假设金的价值是既定的，实际上在估量价格的一瞬间，金的价值确实也是既定的。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如果我们再假设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既定的，显然，商品价格总额就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1夸特小麦要是值2镑，100夸特就值200镑，200夸特就值400镑，等等，因此，在小麦出售时与小麦换位的货币量必须同小麦量一起增加。

　　假设商品量已定，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流通货币量之所以增减，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总额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增减。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或跌落。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在一种情况下上涨，或在另一种情况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从而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增加或减少。无论商品价格的变动是反映实际的价值变动，或只是反映市场价格的波动，流通手段量所受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卖，或者说局部形态变化，例如有1夸特小麦、20码麻布、1本圣经、4加仑烧酒同时出售。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是2镑，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就是8镑，那么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是8镑。相反，如果这4种商品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环节，即1夸特小麦―2镑―20码麻布―2镑―1本圣经―2镑―4加仑烧酒―2镑，那么，有2镑就可以使所有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为它依次实现它们的价格，从而实现8镑的价格总额，最后停留在酿酒者手中。这2镑完成了4次流通。同一些货币的这种反复的位置变换既表示商品发生双重的形式变换，表示商品通过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的运动，也表示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交错在一起。⁽⁷⁶⁾这个过程经过的各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不可能在空间上并行，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因此，时间就成为计量这个过程久暂的尺度，或者说，同一些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可以用来计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4种商品的流通过程持续1天。这样，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为8镑，同一些货币1天的流通次数是4次，流通的货币量是2镑，或者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流通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分散的、同时发生的和空间上并行的卖（或买）或局部形态变化，其中同一些货币只变换位置一次或只流通一次；另一方面是许多部分互相平行，部分互相交错的具有多少不等的环节的形态变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货币流通的次数多少不等。但是，从流通中的全部同名货币的总流通次数中可以得出每个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或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例如，在每天流通过程开始时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当然由同时地和空间上并行地流通着的商品的价格总额来决定。但在过程之内，可以说每一货币都对另一货币承担责任。如果一个货币加快流通速度，另一个货币就会放慢流通速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因为流通领域只能吸收这样一个金量，这个金量乘以它的单个元素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的流通次数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货币的流通次数减少，货币量就会增加。因为在平均流通速度一定时，能够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也是一定的，所以，例如只要把一定量1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就可以从流通中取回等量的索维林，——这是一切银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互相对立的形态变化而实现的循环，那么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货币流通的迅速表现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由使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的流水般的统一，即卖和买两个过程的流水般的统一。相反，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⁷⁷⁾

　　可见，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只举出商品价格史上最重要的几种组合。

　　在商品价格不变时，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流通商品量的减少同商品价格的上涨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涨一样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涨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会依然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⁷⁸⁾，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量或货币材料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⁷⁹⁾，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个可除部分同金属堆的一个可除部分相交换。⁽⁸⁰⁾

（c）铸币。价值符号

　　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想象地表现出来的金重量，必须在流通中作为同名的金块或铸币同商品相对立。正像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

　　因此，金币和金块本来只有形状上的差别，金始终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⁸¹⁾它离开造币厂的道路，同时就是通向熔炉的道路。这是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了它们的分离过程。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中世纪和直到18世纪为止的近代的铸币史就是一部这样混乱的历史。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变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铸造重量极小的金币或银币在技术上有困难，而且起初是较贱的金属而不是较贵的金属（是银不是金，是铜不是银）充当价值尺度，因而在它们被较贵的金属赶下宝座之前曾一直作为货币流通，这些事实历史地说明了银记号和铜记号可以扮演金币替身的角色。这些记号在铸币流通最快因而磨损最快的商品流通领域中，即在极小额的买卖不断重复进行的领域中代替了金。为了不让金的这些侍从篡夺金本身的位置，法律规定一个极小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内，它们代替金来支付才能强人接受。不同种铸币流通的各种特殊领域当然是互相交错的。辅币在支付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金不断地进入零售流通，但是又因与辅币兑换而从那里不断地被抛出来。⁽⁸²⁾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任何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看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⁸³⁾

　　国家把印有1镑、5镑等等货币名称的纸票从外部投入流通过程。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诚然，流通领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经常变动，时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一个国家的流通手段量决不会降到一定的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以下。这个最低限量不断变动它的组成部分，就是说，不断由另外的金块组成，这种情况当然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量的大小和它在流通领域内的不断流动。因此，这个最低限量可以由纸做的象征来代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那么明天这些渠道就会因商品流通的波动而发生泛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¹³⁹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撇开有信用扫地的危险不说，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其名称代表2盎斯金，而实际是代替1盎斯金，那么事实上1镑比如说就是 ¹/₈ 盎斯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 ¹/₄ 盎斯金的货币名称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价格来表现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是价值符号。⁽⁸⁴⁾

　　最后要问，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来代替呢？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金执行铸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被孤立起来或独立出来时，金才可以被代替。FN7当然，这种职能的独立化不是发生在个别金币上的，虽然磨损了的金币的继续流通已表明这种职能已经独立出来。金块只有实际处在流通中，它就是单纯的铸币或流通手段。对于个别金币不适用的情况，对于能由纸币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却是适用的。这个金量经常处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从而只是作为这种职能的承担者而存在。因此，它的运动只表示商品形态变化Ｗ―Ｇ―Ｗ的两个互相对立过程的不断互相转化。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独立表现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马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⁸⁵⁾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

3．货币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 ）是货币。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必须以其金体（或银体）出现，因而作为货币商品出现，就是说，它不像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纯粹是观念的，也不像在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表；另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的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惟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a）货币贮藏

　　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或者如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的，由动的东西转化为不动的东西¹⁴⁰，由铸币转化为货币。

　　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⁸⁶⁾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封闭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范德林特以为商品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金银量，他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商品这样便宜？他回答说：因为印度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1602年到1734年，他们埋藏的银值15 000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运到欧洲去的。⁽⁸⁷⁾从1856年到1866年这10年间，英国输往印度和中国的银（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12 000万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金换来的。

　　随着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握有这个物的神经¹⁴¹，这个“社会的抵押品”⁽⁸⁸⁾¹⁴²。他的需要不断更新，并促使他不断购买别人的商品，而他生产和出售自己的商品是要费时间的，并且带有偶然性。他要买而不卖，就必须在以前曾经卖而不买。这种做法要普遍实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贵金属在它的产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换。在那里就是卖（商品占有者方面）而不买（金银占有者方面）。⁽⁸⁹⁾而以后的没有继之以买的卖，不过是贵金属 在一切商品占有者中间进一步分配的中介。因此，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⁹⁰⁾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⁹¹⁾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⁹²⁾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⁹³⁾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¹⁴⁴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该商品占有者的社会财富。在野蛮的简单的商品占有者看来，甚至在西欧的农民看来，价值是同价值形式分不开的，因而金银贮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货币的价值在变动，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动，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变动。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200盎斯金始终比1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300盎斯金又比2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这种物的天然的金属形式仍旧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品。因此，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⁹⁴⁾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狄德罗）¹⁴⁵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金银市场，这个市场不以金银的货币职能为转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这个源泉特别在社会大风暴时期涌现出来。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从金银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FN8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渠道。⁽⁹⁵⁾

（b）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所以，商品占有者只是作为现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关系也就够了。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个商品的产地就是它的市场所在地，另一个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商品占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占有者作为买者出现之前，作为卖者出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出售条件就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某些种类的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⁹⁶⁾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角色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印。最初，同卖者和买者的角色一样，这也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流通当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这种对立一开始就不是那样愉快，并且能够更牢固地结晶起来。⁽⁹⁷⁾而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例如，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罗马，这种斗争以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终。在中世纪，这种斗争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终。但是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物——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中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买者在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或者说，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债权实现它的价格。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转化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只是以后才完成的。⁽⁹⁸⁾

　　在流通过程的每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到期的债务代表着产生这些债务的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实现这一价格总额所必需的货币量，首先取决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或事后进行的第一形态变化的锁链，同我们前面考察的形态变化系列的交错，有着本质的区别。FN9在流通手段的流通中，卖者和买者的联系不仅仅被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联系本身只是在货币流通中产生，并且是与货币流通一同产生的。相反地，支付手段的运动则表现了一种在这种运动之前已经现成地存在的社会联系。

　　若干卖的同时并行，使流通速度对铸币量的补偿作用受到了限制。反之，这种情况却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例如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就是如此。只要把A对B、B对C、C对A等等所有的债权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数额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消。这样需要偿付的只是债务差额。支付越集中，差额相对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对地越小。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⁹⁹⁾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¹⁰⁰⁾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¹⁰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作为流通手段、时而作为支付手段的执行职能的流通次数。例如，一个农民卖谷物得到2镑，在这里，这2镑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这2镑用来支付织布者先前交给他的麻布。这时，这2镑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接着织布者又拿现金去买圣经，于是这2镑又重新 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货币流通速度和支付的节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¹⁰²⁾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¹⁰³⁾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¹⁰⁴⁾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总的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成的。⁽¹⁰⁵⁾另一方面，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欧洲强加于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这种农业的狭隘的经济存在条件也就会消失。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这些分散在社会上各个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量，会在节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¹⁰⁶⁾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问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反比。⁽¹⁰⁷⁾¹⁵⁰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c）世界货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¹⁰⁸⁾

　　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的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¹⁰⁹⁾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¹¹⁰⁾

　　每个国家，为了国内流通，需要有准备金，为了世界市场的流通，也需要有准备金。因此，货币贮藏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110a)在后一种职能上，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因此，詹姆斯·斯图亚特为了把金银和它们的仅仅是地方的代表区别开来，就明确地指出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¹⁵⁸

　　金银的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所吸收，以便进入国内流通渠道，补偿磨损了的金银铸币，供给奢侈品的材料，并且凝固为贮藏货币。⁽¹¹¹⁾这第一种运动是以实现在商品上的 本国劳动和实现在贵金属上的金银出产国的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为中介的。另一方面，金银又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¹¹²⁾

　　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¹¹³⁾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¹¹⁴⁾

作者原注

(50) 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x个劳动小时，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什么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为商品的表现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对立面。我在别处曾详细地谈到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货币”这种平庸的空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以下几页¹⁰⁷） 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¹⁰⁸，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51) 野蛮人或半野蛮人以另外的方式使用舌头。例如帕里船长在谈到巴芬湾西岸居民的情况时说：“在这种场合〈在交易产品时〉……他们用舌头舔它〈要换给他们的物品〉两次，这才表示交易已经顺利完成。”¹⁰⁹东部爱斯基摩人也总是用舌头舔他们换得的物品。既然在北方把舌头当作占有的器官，那么，在南方把肚子当作积累财富的器官就不足为奇了，卡弗尔人就是拿肚子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的。卡弗尔人真是聪明极了，因为当1864年英国官方卫生报告说，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缺乏脂肪物质时¹¹⁰，一个叫哈维（不是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的医生，在同一年由于吹嘘他有一种妙方能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消除过剩的脂肪而走了运。
(52) 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第53页及以下几页。¹¹¹
(53) 第2版注：“在金和银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们当作同一物质看待，总是徒劳的。如果假定同一劳动时间必须固定不变地对象化在银和金的同一比例中，这实际上就是假定银和金是同一物质，而一定量价值较低的金属，即银，是一定量金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英国币制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是法定的金银比价同金银价值的实际变动不断发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估价高了。估价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和输出。于是两种金属的比价再由法律予以更改，但新的名义价值很快又像旧的那样同实际的比价发生冲突。现代，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银，同银相比，金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被金逐出于流通之外。1855、1856和1857年，输入法国的金比从法国输出的金多了4 158万镑，而从法国输出的银比输入法国的银多了34 704 000镑。在一些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因而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银或金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来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2、53页¹¹²）
(54) 第2版注：在英国，1盎司金是货币标准的单位，但它不能分成等分。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铸币制度本来只适用银，因此1盎司银分成的铸币总是一个整数；但是，后来在只适用银的铸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1盎司金铸成的金币就不能是一个整数了。”（麦克拉伦《通货简史》1858年伦敦版第16页 ）
(55) 第2版注：在英国的著作中，价值尺度（measure of value）和价格标准（standard of value）这两个概念极为混乱。它们的职能，从而它们的名称，经常被混淆起来。
(56) 而且这种年代顺序也不是在历史上普遍适用的。
(57) 第2版注：例如，英镑还不到它原来重量的 ¹/₃% ，苏格兰镑在合并¹¹⁴以前只有原来重量的 ¹/₃₆% ，法国的利弗尔只有原来重量的 ¹/₇₄% ，西班牙的马拉维第还不到原来重量的 ¹/1 000% ，葡萄牙的瑞斯同原来重量之比还要小得多。¹¹⁵
(58) 第2版注：“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的名称的铸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铸币；曾经有一个时期，它们全都是实在的，正因为它们是实在的，所以才用它们来计算。”（加利阿尼《货币论》第153页）
(59) 第2版注：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在《家常话》中说，现在英国货币标准的单位1镑约等于 ¹/₄% 盎司金，是令人惊奇的（！）。他说：“这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准。”[第105页]他在金重量的“假名”上，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看出了文明的伪造之手。
(60) 第2版注：“有人问阿那卡雪斯，希腊人为什么要用货币?他回答说，为了计算。”（阿泰纳奥斯《哲人宴》，施韦格霍伊泽编，1802年版第2卷第1部第4册第49节[第120页]）
(61) 第2版注：“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和商品价格表现为同样的计算名称，例如，1盎司金和1吨铁的价值同样都可表现为3镑17先令10 ¹/₂ 便士，因此，金的这种计算名称被叫作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金（或银）用它自身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2页¹¹⁶）
(62)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一节（第53页及以下几页¹¹¹） 。关于提高或降低“造币局价格”的各种幻想，无非是要国家使法定的货币名称不代表法定的金量或银量，而代表较多或较少的金量或银量，由此，如 ¹/₄ 盎司的金将来不是铸成20先令，而是铸成40先令。如果这种种幻想所抱的目的，不是为了采取一些拙劣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公私债权人，而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奇迹疗法”，那么配第在《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中，就已经对这些幻想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而他的直接继承人达德利·诺思爵士和约翰·洛克只能把他的思想庸俗化，更不用说以后的人了。配第说：“如果一道法令就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10倍，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早颁布这样的法令呢！”（同上，第36页）
(63) “否则必须承认，一百万货币的价值大于等值的商品的价值”（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9页 ），因此也必须承认，“某一价值大于相等的另一价值”。
(64) 圣哲罗姆在青年时代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物质欲念，他在沙漠中同美女的形象的斗争表明了这一点。在老年时代，他也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精神欲念。例如他说：“我自信在精神上处于世界审判者之前。”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谁?”“我是一个基督徒。”世界审判者大发雷霆：“你撒谎，你只是一个西塞罗信徒！”¹¹⁸
(65) “赫拉克利特说：……火变成万物，万物又变成火，就像金变成货物，货物变成金一样。”（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222页）拉萨尔在对这句话的注解中（第224页注3） 。错误地把货币说成只是价值符号。¹²⁰
(66) “每次卖都是买”（魁奈医生《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70页），或者像魁奈在他的《一般原理》中所说：“卖就是买。”¹²⁶
(67) “一个商品的价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的价格来支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部第554页）
(68) “要有货币，就得先卖。”（同上，第543页）
(69) 像前面说过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是例外，他们拿自己的产品去交换，用不着先卖。FN4
(70) “货币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它也代表我们取得货币时卖出的东西。”（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卷第586页）
(71) “这样，就有四个终点和三个契约当事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现两次。”（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09页）
(72) 第2版注：这个现象虽然很明显，但是往往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忽略，尤其是为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所忽略。
(73) 参看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4―76页¹²⁹对詹姆斯·穆勒的评论。在这里，经济学辩护论者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例如，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变断然否定危机。¹³⁰
(74) 即使商品一再出卖 （在这里，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它也会在最后一次出卖时，由流通领域落入消费领域，以便在那里充当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
(75) “它（货币）除了产品赋予它的运动之外，没有别的运动。”（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885页）
(76) “正是产品使它〈货币〉运动，使它流通……　它〈即货币〉运动的速度可以补充它的数量。必要时，它会一刻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5、916页）
(77) “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普遍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主的人，就以为国内缺乏货币是他的商品卖不出去的原因；因此到处都叫嚷 缺乏货币。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　那些叫嚷缺乏货币的人究竟要什么呢？……　租地农民抱怨……他以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看来，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他想卖但又卖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价钱……　为什么他卖不到好价钱呢？……　1．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大多数都像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2．或者是因为通常的出口停滞……　3．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如，人们由于贫困，不能再花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有助于租地农民出售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要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把他们经营的货物销售出去……没有比财富不断转手更能使国家繁荣的了。”（散见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1―15页）赫伦施万德的骗术总括起来就是：由商品性质产生并在商品流通中表现出来的矛盾，通过增加流通手段就可以消除。认为流通手段不足造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停滞，是一种流行的错觉，但决不能由此反过来说，例如官方采取“通货调节”的拙劣手段所造成的流通手段的真正不足，也不会引起停滞。
(78) “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这正像在小零售业中要有一定量的法寻来把银币换开和结算用最小的银币也无法处理的账目……　贸易所需要的法寻量的比例，取决于购买者的人数、他们购买的次数，首先是取决于最小的银币的价值，同样，我国商业所需要的货币（金币或银币）的比例，取决于交换的次数和支付额的大小。”（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17页）阿·杨格在他的《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中维护受到詹·斯图亚特等人攻击的休谟的理论，书中专列一章，题名是《价格取决于货币量》，见该书第112页及以下几页。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9页上¹³¹曾经指出：“他（亚·斯密）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错误地把货币当作单纯的商品。”这句话只是对于亚·斯密专门论述货币的那些地方才是适用的。例如，在批评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斯密偶尔说出了正确的看法：“每一个国家的铸币量取决于该国靠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　每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量的货币来使货物流通，并把它们分配给它们的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比这更多的货币。流通的渠道必然会吸收一个使自己达到饱和的数量，但决不会容纳更多的数量。”（《国富论》[第3卷]第4篇第1章[第87、89页]）与此相似，亚·斯密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但后来，在最后一篇论述国家收入的源泉时，他又偶尔重复他的老师亚·弗格森的话，谴责了分工。
(79) “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么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谟的《论丛》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这部在别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巴尔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那些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这些国家现金的增加而上涨……　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同上，第43、44页）
(80) 不言而喻，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构成全部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一个要素。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应同一个国家现有的金或银的总量相交换。如果大胆地幻想一下，把商品世界当作一个惟一的总商品，每一个商品只是它的可除部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美妙的算式：总商品＝x英担金，商品A＝总商品的可除部分＝x英担金的同一可除部分。孟德斯鸠当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金银量同现有的商品总量相比较，那么每个单个产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货币相比较。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产品或一种商品，或者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买，而且它像货币那样可以分割，这个商品的一定部分就会相当于货币量的一定部分；这个商品总量的一半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等等……　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第3卷第12、13页 ）关于李嘉图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奥 弗斯顿勋爵等人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0―146页、第150页及以下各页¹³²。约·斯·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衷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教科书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序言 （第1版）¹³³中，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如果把该书的正文同这篇序言比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应当赞扬这个人的天真呢，还是赞扬那些诚心诚意地承认他是当代亚当·斯密的公众的天真。其实他同亚当·斯密相比，就 像卡尔斯的威廉斯·卡尔斯将军同威灵顿公爵相比一样。¹³⁴约·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既不广也不深的独创研究，在1844年他出版的小册子《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里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金银没有价值和金银价值取决于金银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金银一个想象的价值……在这些金属中所看到的内在价值无非是它们的量。”（《 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
(81) 当然，探讨造币税之类的细节，决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为了驳斥浪漫主义的献媚者亚当·弥勒对“英国政府免费造币”的“慷慨精神”的赞扬，¹³⁵可以引用达德利·诺思爵士的一段话：“金银像其他的商品一样，有它的来潮和退潮。只要从西班牙运到一批金银……就被送往伦敦塔去铸造。不久又会需要金条和银条，以便再输出。如果金条和银条都没有了，而是恰巧都用来造币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铸币再熔化；这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所有者对造币不用花费分文。但国家受到损失，不得不为了喂驴子而支付捆草料的费用。如果商人,〈诺思本人是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大商人〉必须支付造币费，他就不会轻易地把他的银送到伦敦塔去了，而且铸币总是会比未铸的银有更高的价值了”（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8页）。
(82) “如果银币从来不超过小额支付所需的数量，它就不可能积累到足以进行巨额支付的数量……　用金进行巨额支付，也必然意味着用金进行零售贸易：金币的所有者拿金币进行小额购买时，除得到所买的商品外，还可找回银币；这样，那些本来会在零售商那里积累的银币余额，就会离开零售商，回到总流通中去。但如果银的数量多到不用金就可以进行小额支付，那么，零售商人从小额购买中就只能得到银，而这些银就必然会在他的手中积累起来。”（大卫·布坎南《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年爱丁堡版第248、249页）
(83) 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¹³⁶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¹³⁷，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47页及以下几页）关于金币在流通中不断磨损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在“上院委员会”（银行条例委员会）上作证说：“每年都有一批新的sovereigns〈不是政治上的君主，而是金镑的名称索维林¹³⁸〉变得过轻。在一年中以十足重量流通的一批索维林，经过这一年的磨损，到下一年放在天平上就重量不足了。”（《1848年上院委员会》第429号）
(84) 第2版注：甚至最优秀的货币问题著作家，对货币的各种职能的理解也是很模糊的，例如，富拉顿下面的一段话就是证明：“就我们的国内交换来说，通常由金币和银币执行的各种货币职能，同样可以有效地由不能兑现的纸币的流通来执行，而这种纸币除依法获得的人为的约定的价值外，没有任何别的价值。我想，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只要纸币发行量保持在应有的限度内，这种价值就能适合内在价值的一切目的，甚至使价值标准成为多余。”（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21页 ）这就是说，由于货币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被单纯的价值符号代替，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就成为多余的了！
(85) 由于金银作为铸币或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变成了它们自己的符号，于是尼古拉·巴尔本就推论说，政府有权“提高货币价值”，就是说，例如，可以替一个名叫格罗申的银量起一个较大银量的名称——塔勒，这样，就可以用格罗申当塔勒来偿还债务。“货币因经常点数而磨损和减轻……　在交易中，人们注意的只是货币的名称和通用与否，而不是银的量……　国家的权威使金属成为货币。”（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29、30、25页 ）
(86) “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73页 ）“产品形式上的价值只是改变形式而已。”（同上，第486页）
(87) “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使他们所有的货物和产品保持如此低廉的价格。”（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95、96页）
(88) “货币是一种抵押品。”（约翰·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
(89) “严格地说，买要以下面一点为前提：金或银已经是商品的转化形态，或者说，是卖的产物。
(90) 法国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等地的圣物，以便把它们变成银。大家知道，福基斯人抢劫德尔斐神庙的财宝曾在希腊史上起了什么作用。¹⁴³众所周知，古代人把神庙看作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以经商为主的民族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态。因此，那些在爱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把作为报酬得来的钱献给女神，是很自然的事。
(91)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92) “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的坏东西，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93) “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阿泰纳奥斯《哲人宴》）
(94) “尽管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52、53页）
(95) “一个国家要进行贸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这个数量按照情况的需要而变化，时而增多，时而减少……　货币的这种涨落，无需政治家的任何协助，能够自行调节……　两只吊桶交替工作：货币不足时，用金属块来铸造；金属块不足时，把货币熔化掉。”（达·诺思爵士《贸易论》[附言]第3页）长期在东印度公司¹⁴⁶任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证实，在印度银饰品仍然直接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利率高时，银饰品送往造币厂，利率低时，它又恢复原状。”（约·斯·穆勒的证词，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084、2101号）根据1864年关于印度金银输入和输出的议会文件¹⁴⁷，1863年金银入超19 367 764镑。在1864年以前的8年间，贵金属入超109 652 917镑。在本世纪中，印度铸造的货币远远超过200 000 000镑。
(96) 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由于高利贷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腾贝格版）
(97) 下面一点可以说明18世纪初期英国商人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第2页）
(98) “第2版注：从引自我在1859年出版的著作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在本文中没有谈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G―W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让渡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让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　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　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　可是这个观点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19、120页¹⁴⁸）
(99) 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马克思在第3版上加的注）
(100) “由信用主义这样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就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而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6页¹⁴⁹） “穷人没有工作，因为富人没有钱雇用他们，虽然他们和过去一样，拥有同样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食物和衣服；正是这些，而不是货币，构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3―4页）
(101) 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商业之友”是如何利用这种时机的：“一次〈1839年〉，一位贪婪的老银行家〈西蒂区的〉在他的私人房间里，坐在写字桌前，揭开桌盖，取出成捆的钞票给他的一位朋友看，并扬扬得意地说，这是60万镑，收回这些钞票，是为了使银根吃紧，在当天3点钟以后，再把它们全部投放出去。”（[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的银行法令》1864年伦敦版第81页）1864年4月24日，半官方报纸《观察家报》报道：“现在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已经有一种使银根吃紧的手段……　不论采用这类诡计看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谣言广为流传，确实值得一提。”
(102) “某日签订的购买总额或契约总额不会影响该日流通的货币量，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它会变为各种各样的票据，用来取得将来在或远或近的某日进入流通的货币量……　今天开的票据或今天提供的信贷无论在数目、总额或期限上都不必同明天或后天开的票据或提供的信贷有什么相似之处。相反地，许多今天的票据和信贷到期时会同以前在许多完全不定的日期欠下的债务相抵。以12个月、6个月、3个月或1个月为期的票据往往凑在一起，以致使某日到期的债务总额特别膨胀起来。”（《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散见第29、30页）
(103) 为了举例说明在真正的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实的货币是多么少，我们在这里列出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莫里逊―狄龙公司）的全年的货币收支表。1856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现在折合成一百万镑计算。
　　收 入　　 （单位：镑）　　　　　　 支 出　　 （单位：镑）
定期支付的银行家和商　　 533 596　　　定期支付的票据　　302 674
人的票据
见票即付的银行支票等　　 357 715　　　 伦敦各银行支票　　663 672
地方银行券　　　　　　　　 9 627　　　 英格兰银行券　　　 22 743
英格兰银行券　　　　　　　68 554　　　 金　　　　　　　　　9 427
金　　　　　　　　　　　　28 089　　　 银和铜　　　　　　　1 484
银和铜　　　　　　　　　　 1 486
邮汇　　　　　　　　　　　　933
──────────────────────　　 ──────────────────────
总计：　　　　　　　　1 000 000镑　　　总计：　　　　　1 000 000镑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8年7月第71页）
(104) “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不是供货和进货，而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建立在货币价格的基础上。”（[丹·笛福]《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第3版第8页）
(105) “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13、419、417、418页）
(106) 克雷格先生对1826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约翰·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86页注）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用支票，而只用钞票。
(107) “有人问：“如果一年的贸易额必需有4 000万，那么这600万（金）对于贸易所需的周转和流通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我回答说够用，如果周转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像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样，那么要花费4 000万，有100万的 ⁴⁰/₅₂ 就够了；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税的习惯，那就要有1 000万。因此，假定支付期限总起来说是从1个星期到13个星期之间的平均数，那么1 000万加上100万的4052，再求其半数，约等于550万，就是说，我们有550万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13、14页）
(108) 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执行货币职能的贵金属，是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制造的那些“可爱的麻烦”，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金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6页及以下几页¹⁵²。第2版补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 1844年的银行法¹⁵³中，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办法是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超过金储备的14。同时，银的价值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市场价格（以金计算的）来估价。〔第4版注：现在我们又处在金银的相对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大约25年以前，金银的比价＝15 12∶1，现在大约＝22∶1，而且与金相比，银的价值还在继续跌落。这实质上是这两种金属的开采方法发生变革的结果。从前，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方法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知道（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3卷第12―14章），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从而以较低的费用大规模地开采银矿。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金大都天然是纯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100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1―3克金，难得采到30―60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 40―90％；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银的价格现在不是用人为的办法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么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制想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高到从前的1∶15 ¹/₂% 是一种空想。无宁说，银在世界市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弗·恩·〕
(109) “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又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几页¹⁵⁴） 他的错误教条是：“除了由于流通手段过剩以外，决不会有贸易逆差……铸币的输出是由它的价值低引起的，这不是贸易逆差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¹⁵⁵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9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中，称赞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机智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¹⁵⁶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币理论史的几章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弗斯顿勋爵（前银行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银行界公认的领袖”。¹⁵⁷
(110) 例如，在提供外援，为进行战争或为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举债等等情况下，价值正是需要货币形式。
(110a) “第2版注：“在实行金属本位的国家，有了货币贮藏的机构，无须普遍流通的明显支持，也能够执行清偿国际债务的每种必要的职能，事实上，要证明这点，我想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法国在遭到外国侵略的毁灭性破坏后刚刚开始恢复，就能够轻易地在27个月内偿付了同盟国加在它身上的近2 000万的战争赔款，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但是却没有引起国内货币流通的显著缩减或混乱，也没有引起汇率的任何急剧的波动。”（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第141页）〔第4版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同一个法国在1871―1873年中的30个月内，轻易地偿付了相当于上述数目10倍多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相当大一部分也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弗·恩〕
(111) “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6页）“不断提供金银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40页》
(112) “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39页）
(113) 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的冲突。
(114) “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在对外贸易中把它们输出和输入。”（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华丽光彩的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需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第14、15页¹⁵¹）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68―70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49―54、89―93页。——编者注
FN3 德国谚语，意思是有祸同当。——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111、117、130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
FN6 见本卷第111页。——编者注
FN7 见本卷第147―149页。——编者注
FN8 见本卷第138、146页。——编者注
FN9 见本卷第141―143页。——编者注

注　　释

10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8―481页。——115。
108 罗·欧文认为，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以银行券形式表现劳动价值的纸币是用于满足国内需要和货物交换的，它的发行必须同现有的储备相适应，它只有同实际的价值产品相交换时才可得到。——115。
109 威·爱·帕里《航行日志。记威·爱·帕里指挥的赫克拉号和格赖珀号轮船为开辟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西北航线而进行的远航（1819―1820年）》1821年伦敦第2版第277―278页。——116。
110 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12―17、232―233和248页。——116。
1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0―481页。——116、121。
1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9―470页。——117。
113 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代——黑铁时代——充满／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说，在希腊的叙事诗人赫西俄德以及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中都有记述。——120。
114 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苏格兰的议会解散了，两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阻隔也随之消除了。——120。
11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6页。——120。
11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9页。——121。
117 乔，威·弗·黑格尔关于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的观点，见他的《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第147节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123。
118 圣哲罗姆《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论童贞的保持》。——123。
119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24首歌。——124。
120 关于马克思对斐·拉萨尔这一著作，尤其是对这一注释的解释，见马克思1858年2月1日和1859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126。
121 关于商品的惊险的跳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经谈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3页。——127。
122 “接受赠马，不看岁口”是罗马古代成语。意思是接受礼物，不会计较好坏。圣哲罗姆在其对《以弗所人书》所作注释的序言中使用了这―成语。——128。
123 马克思在1978年11月28日给《资本论》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出把这句话改为：“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物质化身。”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的自用本中也作了同样的修改，不过是别人的手笔。但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和第4版都未作改动。——129。
124 “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Tlw course of true love never does runsmOD出），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1场。——129。
125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 membra 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129、397、421、542。
126 “卖就是买”这句话不是直接出自弗·魁奈，而是出自皮·赛·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见《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392页。——130。
127 货币没有臭味（non olet）是指“这类税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132。
128 “永生之水”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4章第14节。——134。
12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90―493页。——136。
130 见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33―52页，在那里他说到了危机。紧接第2卷第3册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概要》第459页上他写道：“商品：为卖而买的产品。”——136。
13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3页。——145。
13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4―560、564页及以下几页。——147。
133 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48年伦敦版第1卷序言第3―4页。——147。
134 阿·威灵顿率领的英国军队在1808―1815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曾取得辉煌战果，而英国的威·芬威克将军（卡尔斯从男爵）却在1855年11月27日把他领导防御的卡尔斯城交给了俄国军队。——147。
135 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0页。——147。
136 关于王茂荫改革币制的主张以及他1853年和1854年（咸丰三年和四年）两次向皇帝呈上奏折的情况，详见郭沫若1936年10月写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载于《沫若文集》第11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8―34页）和吴晗1937年3月写的《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载于《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199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4―270页）。——149。
137 俄国政府1861年才向北京委派公使。在此以前，即从1715年起，“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又称传教士团，布道团）实际上起着官方代表的作用。这里的“公使馆”应为“传道团”。
　　这里关于中国的著作是指传道团编的文集《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3卷。该《集刊》由俄文译成德文时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150。
138 英语“sovereign”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金币的名称。——150。
139 乔·威·弗·黑格尔关于一切限度都消失了的观点，见他的《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421―455页（《黑格尔全集》第2卷）。——150。
140 皮·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见《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页。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7页）。——153。
141 “物的神经”（nexus rerum），意思是各种物的联系，主要的东西。此处当指货币。——154。
142 马克思把货币称为“抵押品”或“社会的抵押品”，一方面是指亚里士多德的用语（见《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卷第8章第14节），另一方面是指英国经济学家约·贝勒斯对货币下的定义（见约·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马克思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11页）．在这个注中引用了贝勒斯的话。
　　马克思在他1851年写作的《伦敦笔记》的《完成的货币体系》第LX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48页）中简短地概括了约·格·毕希的论点：“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抵押品。”（见约·格·毕希《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一基尔第2版第1卷第298―299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VI笔记本中还摘录了约·洛克1691年的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关于“货币是抵押品”的说法（见《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版第2卷第15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10页。——154。
143 位于福基斯领土上曲德尔斐阿波罗神庙被看作是中立的、不可侵犯的。大量的捐赠和贵重物品使寺庙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政中心。公元前356年福基斯人占领并抢劫了寺庙区，这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即公元前356―346年的第三次神圣战争），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几年后（公元前338年凯罗尼亚战役），他把由此而赢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对希腊的统治。——155。
144 圣杯，根据中世纪的传说，是耶稣的门徒用来承接耶稣自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的神圣杯子。中世纪后，教会规定圣杯（至少杯身）需用金或银制造。如果是银杯，里面还应镀金。有些金杯还要镶嵌珍珠宝石。——156。
145 “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引自狄德罗《1767年的沙龙》。——157。
146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控制对印度的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158、862。
147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询）第3页。——158。
14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34页。——160。
1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1页。——162。
150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收入的《资本论》第1卷第1―4版中，除第1版直接改为“正比”外，其余各版仍为“反比”，但编者在注释中作了如下说明：”马克思这里指的是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参看本卷第141―144页）。由此得出，在支付期限较长的情况下，流通的货币手段增加了。脚注（107）也说明了这一点。”——166。
151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伦敦版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166、170、314。
15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0页及以下几页。——167。
153 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 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67、485、886。
15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3页及以下几页。——168。
155 见大·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修订第4版。——168。
156 “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ey theory）是19世纪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银行券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银行券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理论”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蔼（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了金属货币以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称作“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包括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7―580页）。——168、716。
157 见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第181页。——168。
158 詹·斯图亚特关于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的说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柏林版第2卷第370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提到斯图亚特这一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2页）。——169。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

　　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¹⁾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Ｗ—Ｇ—Ｗ，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但除这一形式外，我们还看到具有不同特点的另一形式Ｇ—Ｗ—Ｇ，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

　　现在我们较仔细地研究一下Ｇ—Ｗ—Ｇ这个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一样，它也经过两个对立阶段。在第一阶段Ｇ—Ｗ（买）上，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Ｗ—Ｇ（卖）上，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是一个总运动：货币和商品交换，同一商品再和货币交换，即为卖商品而买商品；如果不管买和卖的形式上的区别，那就是用货币购买商品，又用商品购买货币。⁽²⁾整个过程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交换，Ｇ—Ｇ。假如我用100镑买进2000磅棉花，然后又把这2000磅棉花按110镑卖出，结果我就是用100镑交换110镑，用货币交换货币。

　　很清楚，假如Ｇ—Ｗ—Ｇ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不论商人把他用100镑买来的棉花卖110镑，还是100镑，甚至只是50镑，他的货币总是经过一种独特和新奇的运动，这种运动根本不同于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的运动，例如在农民手中的运动——出售谷物，又用卖得的货币购买衣服。因此，首先我们应该说明Ｇ—Ｗ—Ｇ和Ｗ—Ｇ—Ｗ这两种循环的形式上的区别。这样，隐藏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后面的内容上的区别同时也就暴露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

　　这两种循环都分成同样两个对立阶段：Ｗ—Ｇ（卖）和Ｇ—Ｗ（买）。在其中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同样的两个物的因素即商品和货币互相对立，都是扮演同样两种经济角色的两个人即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这两个循环的每一个都是同样两个对立阶段的统一，这种统一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通过三个契约当事人的登场而实现的：一个只是卖，一个只是买，一个既买又卖。

　　但是，Ｗ—Ｇ—Ｗ和Ｇ—Ｗ—Ｇ这两个循环从一开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样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商品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在后一场合是货币。在整个过程中起媒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则是商品。

　　在Ｗ—Ｇ—Ｗ这个流通中，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于是，货币就最终花掉了。而在Ｇ—Ｗ—Ｇ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³⁾

　　在Ｗ—Ｇ—Ｗ形式中，同一块货币两次变换位置。卖者从买者那里得到货币，又把它付给另一个卖者。整个过程以交出商品收入货币开始，以交出货币得到商品告终。在Ｇ—Ｗ—Ｇ形式中，情形则相反。在这里，两次变换位置的，不是同一块货币，而是同一件商品。买者从卖者手里得到商品，又把商品交到另一个买者手里。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同一块货币的两次变换位置，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最终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在这里，同一件商品的两次变换位置，则使货币又流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同商品是否贱买贵卖没有关系。后者只影响流回的货币额的大小。只要买进的商品再被卖掉，就是说，只要Ｇ—Ｗ—Ｇ的循环全部完成，就发生货币流回的现象。可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和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一旦出卖一种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又被用去购买另一种商品，Ｗ—Ｇ—Ｗ的循环就全部结束。如果货币又流回起点，那只是由于整个过程的更新或重复。假如我把一夸特谷物卖了3镑，然后用这3镑买了衣服，对我来说，这3镑就是最终花掉了。我和这3镑再没有任何关系。它是衣商的了。假如我又卖了一夸特谷物，货币就又流回到我的手里，但这不是第一次交易的结果，而只是这一交易重复的结果。一旦我结束了这第二次交易，又买了东西，货币就又离开我。因此，在Ｗ—Ｇ—Ｗ这个流通中，货币的支出和货币的流回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在Ｇ—Ｗ—Ｇ中，货币的流回是由货币支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没有这种流回，活动就失败了，或者过程就中断而没有完成，因为它的第二阶段，即作为买的补充和完成的卖没有实现。

　　在Ｗ—Ｇ—Ｗ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相反，Ｇ—Ｗ—Ｇ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商品，而且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们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如谷物和衣服。在这里，产品交换，表现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变换，是运动的内容。Ｇ—Ｗ—Ｇ这个流通则不同。乍一看来，它似乎是无内容的，因为是同义反复。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货币，从而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因为货币正是商品的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先用100镑交换成棉花，然后又用这些棉花交换成100镑，就是说，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⁴⁾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Ｇ—Ｗ—Ｇ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10镑，即110镑。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Ｇ—Ｗ—Ｇ′。其中的Ｇ′＝Ｇ＋⊿Ｇ，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

　　诚然，在Ｗ—Ｇ—Ｗ中，两极Ｗ和Ｗ，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但是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即使两极（如谷物和衣服）是等价的，这种流通形式也丝毫不会像Ｇ—Ｗ—Ｇ过程一样丧失自己的意义。在这里，两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正常进行的条件。

　　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诚然，Ｇ变成了Ｇ＋⊿Ｇ，100镑变成了100镑＋10镑。但是单从质的方面来看，110镑和100镑一样，都是货币。而从量的方面来看，110镑和100镑一样，也是有限的价值额。如果把这110镑当作货币用掉，那它就不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贮藏货币，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增加分毫。因此，如果问题是要使价值增殖，那么110镑和100镑一样，也需要增殖，因为二者都是交换价值的有限的表现，从而具有相同的使命：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不错，原预付价值100镑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价值10镑在一瞬间是有区别的，但这个区别马上又消失了。过程终了时，不是100镑原价值在一边，10镑剩余价值在另一边。得到的结果是一个110镑的价值。这个价值具有和原先的100镑一样的适宜于开始价值增殖过程的形式。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⁵⁾因此，每一次为卖而买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成为新循环的开始。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⁶⁾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⁷⁾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⁸⁾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⁹⁾，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¹⁰⁾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10a)

　　商品的价值在简单流通中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即货币形式，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中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相反，在Ｇ—Ｗ—Ｇ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¹¹⁾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¹²⁾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

　　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的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它以前是100镑，现在是110镑，等等。但货币本身在这里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为价值有两种形式。货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因此，货币在这里不像在货币贮藏的情况下那样，与商品势不两立。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的奇妙手段。

　　在简单流通中，商品的价值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至多取得了独立的货币形式，而在这里，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不仅如此。现在，它不是表示商品关系，而可以说是同它自身发生私自关系。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作为圣父同作为圣子的自身区别开来，而二者年龄相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人。这是因为预付的100镑只是由于有了10镑剩余价值才成为资本，而它一旦成为资本，一旦生了儿子，并由于有了儿子而生了父亲，二者的区别又马上消失，合为一体——110镑。

　　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¹³⁾Ｇ—Ｇ′，生出货币的货币，——money which begets money¹⁵⁹——资本的最初解释者重商主义者就是这样来描绘资本的。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Ｇ—Ｗ—Ｇ′，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Ｇ—Ｗ—Ｇ′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Ｇ—Ｇ′，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因此，Ｇ—Ｗ—Ｇ′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它和简单商品流通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同样两个对立过程（卖和买）的次序相反。但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是用什么魔法使这一过程的性质改变的呢？

　　不仅如此。在互相进行交易的三个业务上的朋友中间，只是对其中一个人来说，次序才是颠倒过来了。作为资本家，我从Ａ手里购买商品，再把商品卖给Ｂ；作为简单的商品所有者，我把商品卖给Ｂ，然后从Ａ手里购买商品。对Ａ和Ｂ这两个业务上的朋友来说，这个区别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或卖者出现。我自己是作为简单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作为买者或卖者与他们相对立。在这两个序列中，对于一个人我只是买者，对于另一个人我只是卖者；对于一个人我只是货币，对于另一个人我只是商品，不论对于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我都不是资本，不是资本家，不是比货币或商品更多的什么东西的代表，或者能起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作用的东西的代表。对我来说，向Ａ购买商品和把商品卖给Ｂ，构成一个序列。但是这两个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对我来说才是存在的。Ａ并不关心我同Ｂ的交易，Ｂ并不关心我同Ａ的交易。假如我想向他们说明我把交易的序列颠倒过来而作出的特殊功绩，他们就会向我指出，是我把序列本身弄错了，整个交易不是由买开始和由卖结束，而是相反，由卖开始和由买结束。实际上，我的第一个行为买，在Ａ看来是卖，我的第二个行为卖，在Ｂ看来是买。Ａ和Ｂ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还会说，这整个序列是多余的，是耍把戏。Ａ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Ｂ，Ｂ可以直接向Ａ购买商品。这样，整个交易就缩短为普通商品流通的一个单方面的行为：从Ａ看来只是卖，从Ｂ看来只是买。可见，我们把序列颠倒过来，并没有越出简单商品流通领域，相反，我们倒应该看一看：这个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否允许进入这一领域的价值发生增殖，从而允许剩余价值的形成。

　　我们拿表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这种形式的流通过程来说。在两个商品占有者彼此购买对方的商品，并到支付日结算债务差额时，总是出现这种形式。在这里，货币充当计算货币，它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商品价格，但不是用它的物体同商品本身相对立。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显然都能得到好处。双方都是让渡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但好处可能不止是这一点。卖葡萄酒买谷物的Ａ，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种植谷物的Ｂ酿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种植谷物的Ｂ，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酿酒的Ａ生产出更多的谷物。可见，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Ａ能得到更多的谷物，Ｂ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可以说，“交换是一种双方都得到好处的交易”⁽¹⁴⁾。就交换价值来看，情况就不同了。

　　“一个有许多葡萄酒而没有谷物的人，同一个有许多谷物而没有葡萄酒的人进行交易，在他们之间，价值50的小麦和价值50的葡萄酒相交换了。这种交换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交换价值的增多，因为每一方通过这次行为得到的价值，是和他在交换以前握有的价值相等的。”⁽¹⁵⁾

　　事情不会由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在商品之间，以及买和卖的行为明显地分离开来而发生变化。⁽¹⁶⁾商品的价值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就表现为商品价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结果。⁽¹⁷⁾

　　如果抽象地来考察，就是说，把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那么，在这种流通中发生的，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以外，只是商品的形态变化，即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同一价值，即同量的对象化社会劳动，在同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起初表现为他的商品的形态，然后是该商品转化成的货币的形态，最后是由这一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的形态。这种形式变换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而商品价值本身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变换，只限于它的货币形式的变换。起初，这个货币形式是待售商品的价格，然后是在价格中已经表现出来的货币额，最后是等价商品的价格。这种形式变换，像一张5镑的钞票换成若干索维林、若干半索维林和若干先令一样，本身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因此，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连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的庸俗经济学，每当它想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纯粹地观察现象的时候，也假定供求是一致的，就是说，假定供求的影响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不如说，在这里是：“在平等的地方，没有利益可言。”⁽¹⁸⁾诚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出售，但这种偏离是一种违反商品交换规律的现象。⁽¹⁹⁾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增大价值的手段。⁽²⁰⁾

　　因此，那些试图把商品流通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大多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弄混了、混淆了。例如，孔狄亚克说：

　　“认为在商品交换中是等量的价值交换 等量的价值，那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契约当事人双方总是用较小的价值去换取较大的价值……如果真的总是等量的价值交换，那么契约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利益。但双方都得到利益，或都应该得到利益。为什么呢？物的价值只在于物和我们的需要的关系。某物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了，对另一人来说则是少了，或者相反……　不能设想，我们会把自己消费所必需的物拿去卖……　我们是要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拿去卖，以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要以少换多……　人们自然会认为，只要每个被交换的物在价值上等于同一货币量，那就是等量的价值交换等量的价值……　但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面；试问：我们双方不是都用剩余物来交换需要物吗？”⁽²¹⁾

　　我们看到，孔狄亚克不但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在一起，而且十分幼稚地把商品生产发达的社会硬说成是这样一种状态：生产者自己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而只把满足自己需要以后的余额即剩余物投入流通。⁽²²⁾然而，孔狄亚克的论据却经常为现代经济学家所重复，当他们要说明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即贸易会产生剩余价值的时候，更是如此。例如，有人说：

　　“贸易使产品增添价值，因为同一产品在消费者手里比在生产者手里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严格说来，贸易应看作是一种生产活动。”⁽²³⁾

　　但是，人们购买商品不是付两次钱：一次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一次是为了它的价值。如果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买者比对卖者更有用，那么商品的货币形式对卖者比对买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卖商品呢？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例如，买者把商人的袜子转化为货币，严格说来，就是完成一种“生产活动”。

　　假如互相交换的是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说，是等价物，那么很明显，任何人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都不会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形成。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要求等价物的交换。但是在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因此，我们假定是非等价物的交换。

　　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商品所有者互相依赖，因为他们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除商品使用价值的这种物质区别以外，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转化形式之间的区别，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因此，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卖者即商品占有者和买者即货币占有者之间的区别。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把价值100的商品卖110，即在名义上加价10％。这样，卖者就得到剩余价值10。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商品 占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10％的特权。我们那位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赚得了10，但是作为买者要失去10。⁽²⁴⁾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结果是，全体商品占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10％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样。商品的这种名义上的普遍加价，其结果就像例如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商品的货币名称即价格上涨了，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不变。

　　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作为买者赚得10％以前，就已经作为卖者失去了10％。⁽²⁵⁾结果一切照旧。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²⁶⁾

　　即使偷偷加进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如像托伦斯上校那样，问题也绝不会变简单些。这位上校说：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费者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能够和愿意〈！〉付给商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²⁷⁾

　　在流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说生产者得到剩余价值是由于消费者付的钱超过了商品的价值，那不过是把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享有贵卖的特权这个简单的命题加以伪装罢了。卖者自己生产了某种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同样，买者也是自己生产了某种已表现为货币的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因此，是生产者和生产者相对立。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商品占有者在生产者的名义下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在消费者的名义下对商品付出高价，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²⁸⁾

　　因此，坚持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这一错觉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从而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从我们上面达到的观点来看，即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看，还不能说明存在着这样一个阶级。但是，我们先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不断用来购买的货币，必然是不断地、不经过交换、白白地、依靠任何一种权利或暴力，从那些商品占有者手里流到这个阶级手里的。把商品高于价值卖给这个阶级，不过是骗回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货币罢了。⁽²⁹⁾例如，小亚细亚的城市每年向古罗马缴纳贡款，就是如此。罗马则用这些货币购买小亚细亚城市的商品，而且按高价购买。小亚细亚人通过贸易从征服者手里骗回一部分贡款，从而欺骗了罗马人。但是，吃亏的还是小亚细亚人。他们的商品仍旧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支付的。这决不是发财致富或创造剩余价值的方法。

　　所以，我们还是留在卖者也是买者、买者也是卖者的商品交换范围内吧。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

　　商品占有者Ａ可能非常狡猾，总是使他的同行Ｂ或Ｃ受骗，而Ｂ和Ｃ无论如何也报复不了。Ａ把价值40镑的葡萄酒卖给Ｂ，换回价值50镑的谷物。Ａ把自己的40镑转化为50镑，把较少的货币变成了较多的货币，把自己的商品 转化为资本。我们仔细地来看一下。在交换以前，Ａ手中有价值40镑的葡萄酒，Ｂ手中有价值50镑的谷物，总价值是90镑。在交换以后，总价值还是90镑。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增大一个原子，只是它在Ａ和Ｂ之间的分配改变了。一方的剩余价值，是另一方的不足价值，一方的增加，是另一方的减少。如果Ａ不用交换形式作掩饰，而直接从Ｂ那里偷去10镑，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显然，流通中的价值总量不管其分配情况怎样变化都不会增大，正像一个犹太人把安女王时代的一法寻当作一基尼来卖，不会使本国的贵金属量增大一样。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³⁰⁾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³¹⁾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³²⁾

　　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Ｇ—Ｗ—Ｇ′的形式，为贵卖而买，在本来意义的商业资本中表现得最纯粹。另一方面，它的整个运动是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但是，因为不能从流通本身来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所以只要是等价物相交换，商业资本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³³⁾因而，商业资本只能这样来解释：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富兰克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³⁴⁾如果不应单纯用对商品生产者的欺骗来说明商业资本的增殖，那就必须举出一长串的中间环节，但是在这里，商品流通及其简单要素是我们惟一的前提，因此这些环节还完全不存在。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中介。在高利贷资本中，Ｇ—Ｗ—Ｇ′形式简化成没有中介的两极Ｇ—Ｇ′，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

　　“货殖有两种，一种属于商业方面，一种属于经济方面。后者是必要的，值得称赞的，前者以流通为基础，理应受到谴责（因为它不以自然为基础，而以互相欺骗为基础）。所以，高利贷受人憎恨完全理所当然，因为在这里，货币本身成为赢利的源泉，没有用于发明它的时候的用途。货币是为商品交换而产生的，但利息却使货币生出更多的货币。它的名称〈τσκσε利息和利子〉就是由此而来的。利子和母财是相像的。但利息是货币生出的货币，因此在所有的赢利部门中，这个部门是最违反自然的。”⁽³⁵⁾

　　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

　　上面已经说明，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³⁶⁾但是，剩余价值能不能从流通以外的什么地方产生呢？流通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FN1的总和。在流通以外，商品占有者只同他自己的商品发生关系。就商品的价值来说，这种关系只是：他的商品包含着他自己的、按一定社会规律计量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表现为他的商品的价值量，而因为价值量表现为计算货币，所以这个劳动量就表现为一个价格，例如10镑。但是，他的劳动不能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加上超过这个商品本身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不能表现为等于10镑又等于11镑的价格，不能表现为一个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商品占有者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不能创造自行增殖的价值。他能够通过新的劳动给原有价值添加新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值增大，例如把皮子制成皮靴就是这样。这时，同一个材料由于包含了更大的劳动量，也就有了更大的价值。因此，皮靴的价值大于皮子的价值，但是皮子的价值仍然和从前一样。它没有增殖，没有在制作皮靴时添加剩余价值。可见，商品生产者在流通领域以外，也就是不同其他商品占有者接触，就不能使价值增殖，从而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

　　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FN2⁽³⁷⁾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¹⁶¹

3．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滞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它就凝固为价值量不变的化石了。⁽³⁸⁾同样，在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再度出卖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使商品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Ｇ—Ｗ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消费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要使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具备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占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³⁹⁾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商品占有者 转化为商品。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⁴⁰⁾

　　货币占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还需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即使是未来音乐的创作家，都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也不能靠尚未生产好的使用价值过活。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作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转化为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能够产生。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但是，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

　　如果考察一下货币，我们就会看到，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⁴¹⁾

　　现在应该进一步考察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⁴²⁾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⁴³⁾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 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⁴⁴⁾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⁴⁵⁾。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⁴⁶⁾

　　为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

　　一部分生活资料，如食品、燃料等等，每天都有新的消耗，因而每天都必须有新的补充。另一些生活资料，如衣服、家具等等，可以使用较长的时期，因而只是经过较长的时期才需要补充。有些商品要每天购买或支付，有些商品要每星期购买或支付，还有些商品要每季度购买或支付，如此等等。但不管这些支出的总和在例如一年当中怎样分配，都必须由每天的平均收入来补偿。假如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Ａ，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Ｂ，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Ｃ，其他等等，那么这些商品每天的平均需要量＝ （365Ａ＋52Ｂ＋4Ｃ＋其他等等）/₃₆₅ 。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商品量包含6小时社会劳动，那么每天对象化在劳动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或者说，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是半个工作日。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这个劳动量，构成劳动力的日价值，或每天再生产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假定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又表现为3先令或1塔勒的金量，那么1塔勒就是相当于劳动力日价值的价格。如果劳动力占有者按每天1塔勒出卖劳动力，劳动力的出售价格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根据我们的假定，一心要把自己的塔勒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占有者是支付这个价值的。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认为这种由事物本性产生的劳动力的价值规定是粗暴的，并且像罗西那样为之叹息，那是一种极其廉价的感伤主义：

　　“在考察劳动能力时，撇开生产过程中维持劳动的生存资料，那就是考察一种臆想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工人和生存资料，工人和工资”。⁽⁴⁷⁾

　　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大家知道，要有消化过程，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够的。谁谈劳动能力，谁就不会撇开维持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价值正是表现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上。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地发现了：“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⁴⁸⁾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但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但是，就这类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使用价值和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使用价值在时间上互相分开的商品来说，买者的货币通常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⁴⁹⁾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空虚的幻想，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⁵⁰⁾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持久的影响所证明。⁽⁵¹⁾

　　但是，无论货币执行购买手段还是支付手段的职能，商品交换本身的性质并不因此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价格已由契约确定下来，虽然它同房屋的出租价格一样，要在以后才实现。劳动力已经卖出，虽然报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为了在纯粹的形式上理解这种关系，我们暂且假定，劳动力占有者每次出卖劳动力时就立即得到了契约所规定的价格。

　　现在我们知道了，货币占有者付给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占有者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货币占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¹⁶⁶。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¹⁶⁷。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的和谐¹⁶⁸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作者原注

(1) 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立，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
(2) “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3页
(3) “如果购买一物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叫作预付货币；如果购买一物不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可以说是花掉了。“（《詹·斯图亚特著作集》，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1805年伦敦版第1卷第274页）
(4)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驳重商主义者说：“人们不会用货币去交换货币。”（《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486页）有一本专门论述“贸易”和“投机”的著作写道：“一切贸易都是不同种物品的交换；而利益〈商人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的。用一磅面包交换一磅面包，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贸易同赌博相比形成有利的对照。因为赌博只是用货币交换货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5页）虽然柯贝特不知道，Ｇ—Ｇ，货币交换货币，不仅是商业资本，而且是一切资本特有的流通形式，但他至少承认，这个形式是投机这种贸易与赌博共有的；但是后来出现了麦克库洛赫，他发现，为卖而买就是投机，这样，投机和贸易的区别就消失了。“任何交易，只要一个人购买产品是为了再卖出去，实际上就是投机。”（麦克库洛赫《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年伦敦版第1009页）平托，这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平达，更是无比天真，他说：“贸易是一种赌博〈这句话是从洛克那里抄袭来的〉，不过从乞丐那儿是赢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有人在长时间内赢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钱，那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把赢得的绝大部分钱退回去，才能再赌。”（平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31页）。
(5) “资本……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9页）
(6) 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因为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谋生术，把它叫作货殖是很适当、很贴切的。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不存在了。商品交易〈《ηκαπηλικη》，按字面意义是零售贸易，亚里士多德采用这个形式，是因为在这个形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货殖范围，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买者和卖者〉需要的物品。”他又说，因此，商品交易的最初形式也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它的扩大，必然产生货币。随着货币的发明，物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货殖则和前一种技术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富有。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　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散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册第8、9章）
(7) “商品〈这里是指使用价值〉不是产业资本家的最终目的……货币是他的最终目的。”（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165、166页）
(8) “虽然商人并不轻视已经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目光却总是盯着未来的利润。”（安·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1765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8卷第139页）
(9) “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始终左右着资本家。”（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79页）当然，这种见解并不妨碍麦克库洛赫之流，在理论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例如在考察生产过剩问题时，还是把资本家变成了善良的市民，好像他关心的只是使用价值，好像他真正像狼一般贪求的，只是皮靴、帽子、鸡蛋、印花布以及其他各种极为平常的使用价值。
(10) “Σωζειν”[拯救]是希腊人用来表示货币贮藏的一种特别用语。同样，英语“to save”也是既有拯救，又有储蓄的意思。
(10a) “事物在直进中没有无限性，在循环中却有。”（加利阿尼[《货币论》第156页]）
(11) “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9页）
(12) “用于生产目的的通货〈！〉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伦敦版第1卷第1章第55页）“资本就是商品。”（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4页）
(13) “资本……是不断增大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8、89页）
(14) “交换是一种奇妙的交易，交换双方总是〈！〉得到好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68页）该书1823年也以《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名称出版）
(15)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4页。
(16) “这两个价值中有一个是货币，还是两个都是普通商品，这件事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同上，第543页）
(17) “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906页）
(18) 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4卷第244页。
(19) “当某种外部情况使价格降低或提高时，交换就会对一方不利，于是平等被破坏了，但这种破坏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由于交易造成的。”（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904页）
(20) “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903、904页）
(21) 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1776年），载于德尔和莫利纳里编《政治经济学文选》1847年巴黎版第267、291页）
(22) 因此，勒特罗纳在回答他的朋友孔狄亚克时说得很对：“在发达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剩余的东西。”同时他还讽刺地解释说：“假如交换双方都以同样少的东西换得同样多的东西，那么他们得到的也就同样多。”因为孔狄亚克对交换价值的性质一无所知，所以，他对威廉·罗雪尔教授先生来说是自己的幼稚概念的合适证明人。见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102—103、190—191页]。
(23) 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第175页。
(24) “靠提高产品的名义价值……卖者不会致富……因为他们作为卖者所得的利益，在他们作为买者时又如数付出。”（[约·格雷]《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1797年伦敦版第66页）
(25) “假如有人不得不把价值24利弗尔的产品卖18利弗尔，那么，当他用这笔货币额再去购买时，这18利弗尔同样能买到24利弗尔的东西。”（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7页）
(26) “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者的商品时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低价购买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55页）
(27) 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349页）
(28) “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3页）
(29) “假如有人感到需求不足，那么马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别人，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一个很气愤的李嘉图的信徒这样质问马尔萨斯，因为后者及其门徒查默斯牧师从经济学的观点赞美了纯买者阶级，即消费者阶级。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5页）
(30)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虽然是（或许正因为是）研究院院士¹⁶⁰，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说，产业资本家赚得利润，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一切商品。他们卖给谁呢？首先是彼此互卖”（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9页）
(31) “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价值的总额，因为它给这一个人增添的财富，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43、444页）这个论点是萨伊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重农学派那里抄袭来的，当然他并不关心从这个论点会得出什么结论。正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怎样利用当时已被人遗忘的重农学派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的。萨伊先生“最著名的”论点：“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同上，第1卷第438页），用重农学派的原话来说就是：“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9页）
(32) “交换不会给产品以任何价值。”（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169页）
(33) “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商业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66页至69页）“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基于下述事实：物品的价值不同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5、96页）
(34) 《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斯帕克斯编第2卷《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第376页]。
(3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10章[第17页]
(36) “在通常的市场条件下，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么，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84页）
(37) 根据以上说明，读者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基准。这个基准是例如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么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FN3。
(38) “在货币形式上……资本是不产生利润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7页）
(39) 在有关古典古代的一些实用百科辞典¹⁶²中，可以看到一种谬论：在古代世界，资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所缺少的只是自由工人和信用事业”。蒙森先生在他的《罗马史》中也一再陷入混乱。
(40) 因此，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美国南北战争⁸前，从墨西哥夺去的领土也是这样，库扎政变¹⁶³前多瑙河地区实际上也是这样），奴隶制采取债役这种隐蔽的形式。因为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人，而且连他的家族实际上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胡阿雷斯废除了抵债劳役¹⁶⁴。所谓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颁布一道敕令，又把它恢复了。华盛顿的众议院一针见血地谴责这个敕令是恢复墨西哥的奴隶制的敕令。“我可以把我的体力上和智力上的特殊技能和活动能力……在限定的时期内让渡给别人使用，因为根据这种限制，它们同我的整体和全体取得一种外在的关系。如果我把我的由于劳动而具体化的全部时间和我的全部生产活动都让渡给别人，那么，我就把这种活动的实体、我的普遍的活动和现实性、我的人身，变成别人的财产了。”（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104页第67节）
(41) 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42) “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托·霍布斯《利维坦》，载于莫尔斯沃思编《托马斯·霍布斯英文著作选》1839—1844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
(43) 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泰·蒙森《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
(44) 参看威·托·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
(45) 配第¹⁶⁵。
(46) “它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由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和舒适品构成。这个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候和习惯，为维持工人并使他有可能抚养家庭，以保证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致减少所必需的。”（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第62页）劳动一词在这里错误地当作劳动力一词来使用。
(47) 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70、371页。
(48)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14页。
(49) “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付给报酬的。”（《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第104页）“商业信用必定是从这样的时刻开始的，那时工人，生产的最初创造者，有可能依靠自己的积蓄等待一两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季度等等，再领取自己劳动的工资。”（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50页）
(50) 施托尔希说，“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但是——他又狡猾地补充说——他们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任何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36、37页）
(51) 举个例子。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一种是按低价出售的。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 ³/₄ 以上。（政府调查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关于《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32—34页）这些按低价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几乎无例外地都掺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得比郡石粉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颇为可口的、富有营养的而又合乎卫生的成分。（见上述蓝皮书和《1855年面包掺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哈塞 尔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1861年伦敦第2版）约翰·戈登爵士对1855年委员会说：“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实际上连 ¹/₄ 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们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门希尔（《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第48页）认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明明知道掺假，可是还得 与面包一起忍受明矾、石粉这一类东西，其原因就在于，对工人阶级来说，“面包房或杂货店爱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包，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在劳动周的周末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们也只有“在周末才能支付全家一星期消费的面包钱”。特里门希尔还引用了一些证词：“众所周知，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为这种主顾做的。”“在英格兰〈特别是苏格兰〉的许多农业区，工资是每两周、甚至每一个月发一次。支付期这样长，农业工人不得不赊购商品……他必须付出较高的价钱，他实际上已被赊卖东西给他的店铺束缚住了。例如，在威尔特郡的霍宁舍姆，每月发一次工资，工人购买一英石面粉要付2先令4便士，而在别的地方则只要1先令10便士。”（《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4年版第264页）“1853年，佩斯里和基 尔马诺克〈苏格兰西部〉的手工印染工人，通过一次罢工迫使支付期从一个月缩短为两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34页）英国许多煤矿主采取的方法可以说明，工人给资本家的信贷获得了进一步的、奇妙的发展。按照这种方法，工人到月底才领工资，在这期间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预支，而预支往往就是一些工人不得不高于市场价格支付的商品（实物工资制）。“煤矿主惯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每月发一次工资，而在这一个月的每个周末给工人预支一次。预支是在店铺进行的〈这个店铺就是老板自己开设的杂货店〉。工人在店铺的这一边拿到钱，在另一边又把钱花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8页第192号）

脚　　注

FN1 第1版和第2版中是“相互关系”第3版和第4版中是“商品关系”。——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184—185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184—185页。——编者注

注　　释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59 “生出货币的货币”（money which begets money），引自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伦敦版第87页，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1。
160 指法国研究院，它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190。
161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 Rhodus，hic salta！）出典于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义就是：就在这里证明你的本领吧！——194。
162 显然是指奥·鲍利的《古典古代实用百科全书》1839—1852年斯图加特版第1—6卷。马克思在1857年7月16日和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过这一著作。——195。
163 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年1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库扎先后被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于1862年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1864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196、274。
164 抵债劳役（peonage），就是要由劳役来偿还的借债形式，马克思在1867年IO月11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作过论述。——196。
165 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伦敦版第64页，见本卷第364页脚注（1）。——199。
166 关于伊甸园，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章第8节。——204。
167 耶·边沁是所谓的有用哲学即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来说，个人的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动力。然而，一切利益，如果正确加以理解，又处于内在的和谐状态中。各个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204。
168 “前定和谐”（pristabilierte Harmonie）是哥·威·莱布尼茨的用语，根据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单子论，各个单子的和谐秩序是由上帝事先确定的，否则世界的事物是互相割裂地存在的。——205。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实际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¹⁾，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²⁾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体的器官是惟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¹⁶⁹。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³⁾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⁴⁾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¹⁷¹，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⁵⁾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 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上才起着重要的作用。(5a)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⁶⁾，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⁷⁾

　　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原料可以构成产品的主要实体，也可以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参加产品的形成。辅助材料或者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发生物质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染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例如用于劳动场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因为在所用的原料中没有一种会作为产品的实体重新出现。⁽⁸⁾

　　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酿酒者和畜牧业者等等的原料。作为种子，它又是自身生产的原料。同样，煤作为产品退出采矿工业，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采矿工业。

　　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

　　一种已经完成可供消费的产品，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例如葡萄能成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做半成品，也许叫作中间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纱等等。这种最初的原料虽然本身已经是产品，但还需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不断改变形态，不断重新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劳动过程把它当作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它的规定也就改变。

　　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在纺纱者看来，纱锭只是纺纱用的手段，亚麻只是纺纱的对象。当然，没有纺纱材料和纱锭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必须先有这两种产品。但是，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这个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营养作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一样。相反，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Ａ和纺纱人Ｅ。如果产品很好，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

　　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么另一方面，它们投入劳动过程，从而与活劳动相接触，则是使这些过去劳动的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和实现的惟一手段。

　　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吞食掉，因而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作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FN1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 、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⁹⁾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FN2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当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制靴或纺纱的特定方式和方法起初也不会因资本家的插手就发生变化。起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得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在还没有资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资本家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由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因而以后再来考察。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象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¹⁰⁾

2．价值增殖过程

　　产品——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纱、皮靴等等。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不是为了皮靴本身而制造皮靴。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 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因为这里谈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现在我们就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

　　我们知道，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FN3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而归我们的资本家所有的产品。因此，首先必须计算对象化在这个产品中的劳动。

　　假定这个产品是棉纱。

　　生产棉纱，首先要有原料，例如10磅棉花。而棉花的价值是多少，在这里先用不着探究，因为资本家已经在市场上按照棉花的价值例如10先令把它购买了，在棉花的价格中，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已经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我们再假定，棉花加工时消耗的纱锭量代表纺纱用掉的一切其他劳动资料，价值为2先令。如果12先令的金额是24个劳动小时或2个工作日的产物，那么首先可以得出，2个工作日对象化在棉纱中。

　　棉花改变了它的形状，被消耗的纱锭量完全消失了，但我们不应该受这种情况的迷惑。如果40磅棉纱的价值＝40磅棉花的价值＋1个纱锭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这个等式两边的产品需要同样的劳动时间，那么按照一般的价值规律，10磅棉纱就是10磅棉花和 ¹/₄ 个纱锭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时间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纱中，另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花和纱锭中。因此，价值无论表现在棉纱、纱锭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样的。纱锭和棉花不再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是在纺纱过程中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改变了它们的使用形式，使它们转化为棉纱。但这种情况不会影响到它们的价值，就像它们通过简单的交换而换成等价物棉纱一样。

　　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以棉花为原料的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纱中。生产纱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是如此，因为没有纱锭的磨损或消费，棉花就不能纺成纱。⁽¹¹⁾

　　因此，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锭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纱锭生产棉纱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棉纱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都是过去的劳动。至于生产棉纱的各种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早已过去的，是过去完成的，而在纺纱这一最后过程中直接耗费的劳动则是接近现在的，是现在完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建筑一座房屋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例如30个工作日，那么体现在这座房屋中的劳动时间的总量，不会因为第30个工作日比第1个工作日晚29天而有所改变。因此，包含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劳动时间，完全可以看成是在纺纱过程的早期阶段耗费的，是在最后以纺纱形式加进的劳动之前耗费的。

　　因此，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的表现为12先令价格的价值，是棉纱价值或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棉花和纱锭必须实际上用来生产使用价值。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就是必须从棉花和纱锭生产出棉纱。对于价值说来，它由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承担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必须由一种使用价值来承担。第二，要假定所用的劳动时间只是一定社会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纺1磅纱只需要1磅棉花，那么，纺1磅纱就只应当消耗1磅棉花，纱锭也是这样。如果资本家异想天开，要用金锭代替铁锭，那么在棉纱的价值中仍然只计算社会必要劳动，即生产铁锭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现在，我们知道了，棉纱价值的哪一部分是由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构成的。这一部分价值等于12先令，等于2个工作日的化身。现在要考察纺纱工人本身的劳动加在棉花上的价值部分。

　　现在，我们要从与考察劳动过程时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劳动。在考察劳动过程时，谈的是使棉花转化为棉纱的有目的的活动。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劳动越合乎目的，棉纱就越好。纺纱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和其他生产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劳动。这种区别在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都表现出来，就是说，表现在纺纱的特殊目的，它的特殊的操作方式，他的生产资料的特殊性质，他的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上。棉花和纱锭充当纺纱劳动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用它们制造线膛炮。相反，就纺纱工人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价值源泉来说，它却和炮膛工人的劳动毫无区别，或者用一个更切近的例子来说，同植棉者和纱锭制造者实现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毫无区别。只是由于这种同一性，植棉、制锭和纺纱才能成为同一个总价值即棉纱价值的只有量的区别的各个部分。这里涉及的不再是劳动的质，即劳动的性质和内容，而只是劳动的量。劳动的量是容易计算的。我们假定纺纱劳动是简单劳动，是社会平均劳动。以后我们会知道，相反的假定也不会对问题有丝毫影响。FN4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对象性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纱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于是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对象化在棉花中。我们说劳动小时，也就是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因为在这里，纺纱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作为纺纱这种特殊劳动才具有意义。

　　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过程的进行中，即在棉花转化为棉纱时，消耗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小时内a磅棉花应该转化为b磅棉纱，那么，只有把12×a磅棉花转化成12×b磅棉纱的工作日，才当作12小时工作日。因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算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

　　同劳动本身一样，在这里，原料和产品也都与我们从本来意义的劳动过程的角度考察时完全不同了。原料在这里只是当作一定量劳动的吸收器。通过这种吸收，原料确实转化为棉纱，因为劳动力以纺纱形式耗费并加在原料中了。而产品棉纱现在只是棉花所吸收的劳动的测量器。如果1小时内有1 ²/₃ 磅棉花被纺掉，或者说，转化为1 ²/₃ 磅棉纱，那么10磅棉纱就表示6个被吸收的劳动小时。由经验确定的一定的产品量，现在只不过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劳动时间。它们只是一小时、两小时、一天的社会劳动的化身。

　　在这里，劳动是纺纱劳动、它的原料是棉花、它的产品是棉纱这种情况，是没有关系的，正如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是原料这种情况没有关系一样。如果工人不是在纺纱厂做工，而是在煤矿做工，劳动对象煤就是天然存在的。但是，从矿床中开采出来的一定量的煤，例如一英担，依然代表一定量被吸收的劳动。

　　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3先令，在3先令中体现了6个劳动小时，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FN5现在，如果我们的纺纱工人在1个劳动小时内把1 ²/₃ 磅棉花转化为1 ²/₃ 磅棉纱⁽¹²⁾，他在6小时内就会把10磅棉花 转化为10磅棉纱。因此，在纺纱过程中，棉花吸收了6个劳动小时。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3先令金额。这样，由于纺纱本身，棉花就被加上了3先令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看看产品即10磅棉纱的总价值。在这10磅棉纱中对象化了2 ¹/₂ 个工作日：2日包含在棉花和纱锭量中， ¹/₂ 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吸收的。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15先令金额。因此，同10磅棉纱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是15先令，1磅棉纱的价格是1先令6便士。

　　我们的资本家愣住了。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这10磅棉纱的价格是15先令，而在商品市场上为购买产品的各种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所花掉的也是15先令：10先令购买棉花，2先令购买所消耗的纱锭，3先令购买劳动力。棉纱的膨胀了的价值无济于事，因为棉纱的价值只是以前分配在棉花、纱锭和劳动力上的价值的总和，已有价值的这种单纯相加，永远也不能产生剩余价值。⁽¹³⁾这些价值现在集中在一个物上面，但是，在15先令分开来购买三种商品以前，这些价值就已经集中在一个15先令的货币额上了。

　　这种结果本身是不足为奇的。1磅棉纱的价值是1先令6便士，因此，我们的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买10磅棉纱就得付出15先令。不管他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房屋，还是自己建造一座房屋，无论哪一种做法都不会使置备房屋支出的货币增加。

　　熟悉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也许会说：他预付自己货币的意图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货币。但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¹⁷⁴；他不进行生产，也同样可以有赚钱的意图。⁽¹⁴⁾他进行威胁。他说人们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资本家弟兄都这样做，他又怎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货币当饭吃。他进行说教。要人们想到他的节欲。他本来可以把他的15先令挥霍掉。他没有这样做，他生产地消费它们，把它们制成了棉纱。 确实如此。可是他为此得到的是棉纱而不是后悔。他决不应该再去当货币贮藏者，后者已经向我们表明，禁欲会得到什么结果。而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FN6不管他禁欲的功劳有多大，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付给禁欲以额外的报偿，因为退出生产过程的产品的价值只等于投入生产过程的各商品价值的总和。他应该以“德有德报”来安慰自己。然而资本家不这样，他纠缠不休。说什么棉纱对他没有用处。他生产棉纱是为了出售。好，那就让他出售吧！或者更简单一些，让他以后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吧，——这是他的家庭医生麦克库洛赫早已给他开好的药方，作为防止生产过剩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FN7他强硬起来。难道工人光用一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转化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¹⁵⁾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¹⁶⁾然而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工人3先令价值。工人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3先令价值，工人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突然采取像自己的工人那样谦逊态度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深思熟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一清二楚的。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看。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因为在劳动力本身中对象化了半个工作日，就是说，因为每天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要费半个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

　　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¹⁷⁶。因此，工人在工场中遇到的，不仅是6小时而且是12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10磅棉花吸收6个劳动小时，转化为10磅棉纱，那么20磅棉花就会吸收12个劳动小时，转化成20磅棉纱。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在这20磅棉纱中对象化了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 对象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量中，1个工作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的。5个工作日用金来表现是30先令，或1镑10先令。因此这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先令6便士。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 ¹/₉ 。27先令转化为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是商品的生产过程）提供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资本家在购买商品以后，现在又回到市场上来出售商品。他卖棉纱是1先令6便士 一磅，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也不比它的价值贱。然而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货币多3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整个过程，既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又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它是以流通为中介，因为它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为条件。它不在流通中进行，因为流通只是为价值增殖过程作准备，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所以，“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¹⁷⁷。

　　当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¹⁷⁸的劲头开始去“劳动”。

　　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劳动过程的实质在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运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在这里，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

　　但是，劳动只是在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时间是社会必要时间的限度内才被计算。这里包含下列各点。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如果纺纱机在纺纱业中是社会上通用的劳动资料，那就不能让工人使用手摇纺车。他所用的棉花也应该是正常质量的棉花，而不应该是经常断头的坏棉花。否则，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生产一磅棉纱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些超过的时间并不形成价值或货币。不过，劳动的物质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质并不取决于工人，而是取决于资本家。再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力本身的正常性质。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们的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也买到了正常质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资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他购买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他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为此我们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为浪费了的材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对象化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¹⁷⁾

　　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发现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FN8，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¹⁸⁾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¹⁹⁾因此，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作者原注

(1) “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正像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16页）
(2) “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382页）
(3) 加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15年巴黎版）一般说来是贫乏的，但针对重农学派，却恰当地列举了一系列构成真正的农业的前提的劳动过程。
(4) 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¹⁷⁰） 一书中，很好地说明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
(5) 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
(5a) 第2版注：尽管直到现在，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但是，人们至少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6) 例如，把尚未捕获的鱼叫做渔业的生产资料，好像是奇谈怪论。但是至今还没有发明一种技术，能在没有鱼的水中捕鱼。
(7) 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
(8) 施托尔希把真正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区别开来，把前者叫作“matière”，把后者叫作“matériaux”¹⁷²；舍尔比利埃把辅助材料叫作“matiéres instrumentales”。¹⁷³
(9) 根据这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托伦斯上校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根据那第一根棍子[Stock]也许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语中stock和资本是同义词。
(10) “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占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4页）“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产品的任何分享。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述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这是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产品拥有专有权。”（同上，第58页）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0、71页上写道：“当工人是为工资而劳动时，资本家不仅是资本的〈这里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也是劳动者的所有者。如果人们像通常那样，把用来支付工资的东西也包括在资本的概念中，那么，离开资本来谈劳动就是荒谬的。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一词包括资本和劳动二者。”
(11)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16页）
(12) 这里的数字完全是随意假设的。
(13) 这是重农学派关于一切非农业劳动的非生产性的学说借以建立起来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容反驳的。“把许多其他东西的价值加在一个物上〈例如，把织工的生活费用加在麻布上〉，也就是说，把若干价值一层层地堆积在一个价值上，这种办法使价值有了相应的增加……　‘加’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劳动产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种价格不过是许多被消耗的、加在一起的价值的总和；‘加’并不意味着‘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1章第599页）
(14) 例如，在1844―1847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⁸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赌博。
(15) “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　但是谁取得的〈比他供给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象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邻人服务，而是损害邻人。一切名为邻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杀人放火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他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为他服务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16) 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页上说过：“‘服务’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¹⁷⁵
(17) 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代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同牲畜作为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作为无声的工具相区别¹⁷⁹。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以狂喜的心情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因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古代中国式的犁。这种犁像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几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6、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18) 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根据单纯的幻想，或者至少是根据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有一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作“简单”劳动。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 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 800万，其中要减去100万贵族和150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465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465万的数目，除银行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 100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因，贫困的原因及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散见第49-52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 外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增补卷）1831年版）
(19) “当人们说到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必定指一定种类的劳动……别种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比例，是容易确定的。”（[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2、23页）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207―211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207―211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200―201页。——编者注
FN6 德国谚语。——编者注
FN7 见本卷第179页。——编者注
FN8 见本卷第54―60、220―221页。——编者注

注　　释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69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23节和《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25节。——209。
170 安·罗·雅·杜尔哥的这一著作写于1766年。马克思把这一年作为本书的发表年。其实该书是1769―1770年由皮·赛·杜邦·德奈穆尔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引用的是1844年欧·德尔在巴黎出版的版本。——210。
171 “a toolmakins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引自托·本特利的著作《关于使用机器缩短工时的益处和政策的书信》1780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9―1863年于伦敦所作的第VII笔记本第155页中，摘录了这一著作第2―3页上的一段话：“人们用许多方式对人下定义…… a toolmakins animal或enginer〈富兰克林〉已被一些人当作人的最好的、最有特点的定义而加以采纳。”——210。
172 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29―238页。——212。
173 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第14页。——212。
174 这是套用圣经后典中的一句话：“虽然不信神的人走在良好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终点是地狱的深渊。”（《后典·西拉子耶稣智慧书》或《便西拉智训》第21章第10节）。——223。
17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0页。——225。
176 “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是套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中的诗句。——226。
177 “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227、885。
178 “好像害了相思病”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5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227。
179
“劳动者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套用的古罗马作家马可·忒伦底乌斯·瓦罗的话。他在《农业论》第1卷第17章第1节中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犁是“无声的工具”。马克思引白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7页。——229。

第六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容、目的和技术性质不说——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它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然而它是怎样进行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

　　每个工人怎样加进劳动时间，从而加进价值呢？始终只能通过他特有的生产劳动方式。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时间。而通过他们借以加进一般劳动、从而加进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通过纺纱、织布、打铁，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棉纱和织机，铁和铁砧也就成了一种产品、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²⁰⁾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使用价值形式出现。我们在考察价值形成过程时已经看到，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可见，工人保存被用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者说，把它们作为价值组成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并不是由于他们加进一般劳动，而是由于这种追加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由于它的特殊的生产形式。劳动作为这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纺纱、织布、打铁，只要同生产资料接触，就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同它们结合为产品。

　　如果工人的特殊的生产劳动不是纺纱，他就不能使棉花转化为成棉纱，因而也就不能把棉花和纱锭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上。不过，如果这个工人改行当木匠，他仍然会用一个工作日把价值加到他的材料上。可见，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加进价值，并不是由于他的劳动是纺纱劳动或木匠劳动，而是由于他的劳动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他加进一定的价值量，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有用的内容，而是因为他的劳动持续了一定的时间。因此，纺纱工人的劳动，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来说，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把新价值加到棉花和纱锭的价值上；而就它的具体的特殊的有用的属性来说，作为纺纱的过程，把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从而把这些价值保存在产品中。由此就产生了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得出的结果的二重性。

　　新价值的加进，是由于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在产品中的保存，是由于所追加的劳动的质。同一劳动由于它的二重性造成的这种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现在种种不同的现象上。

　　假定由于某种发明，纺纱工人6小时纺的棉花同过去36小时纺的棉花一样多。作为有目的的有用的生产活动，他的劳动的能力增加为6倍。他的劳动的产品也增加为6倍，从6磅棉纱增加到36磅棉纱。但是，现在36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只和过去6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一样多。加在36磅棉花上的新劳动比用旧方法时少 ⁵/₆ ，因此，加进的价值也只是过去的 ¹/₆ 。另一方面，现在在产品36磅棉纱中包含6倍的棉花价值。纺纱6小时，保存并转移到产品上去的原料价值是过去的6倍，虽然加到同量原料上的新价值小 ⁵/₆ 。这说明，在同一不可分割的过程中，劳动保存价值的属性和创造价值的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纺同量的棉花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越多，加到棉花上的新价值就越大；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纺的棉花磅数越多，保存在产品内的旧价值就越大。

　　相反，假定纺纱劳动的生产率不变，就是说，纺纱工人把一磅棉花转化为棉纱所需的时间同过去一样。但是假定棉花本身的交换价值变了，一磅棉花的价格提高到原来的6倍，或降低为原来的 ¹/₆ 。在这两种情况下，纺纱工人都是把同一劳动时间，因而也是把同一价值加到同量的棉花上；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多的棉纱。然而，他从棉花转移到棉纱上即产品上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 ¹/₆ ，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6倍。当劳动资料涨价或跌价，而它在劳动过程中始终发挥相同的效用时，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纺纱过程的技术条件不变，而且它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变，那么纺纱工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就仍旧消耗同等数量的、价值不变的原料和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纺纱工人保存在产品中的价值就同他加进的新价值成正比。他两星期加进的劳动比一星期多一倍，因而价值也多一倍；同时，他用掉的材料及其价值也多一倍，他损耗的机器及其价值也多一倍，因而，他在两星期的产品中保存的价值比在一星期的产品中多一倍。在已定的不变的生产条件下，工人加进的价值越多，他保存的价值就越多。但是，他能保存更多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加进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他在不变的和不以他自己的劳动为转移的条件下加进这些价值。

　　当然，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可以说，工人保存的旧价值同他加进的新价值总是保持同一比例。不管棉花从1先令涨到2先令或者跌到6便士，不管它的价值怎样变动，工人保存在一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总是只有保存在两小时产品中的一半。其次，如果他本身的劳动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提高了或者降低了，那么，他例如一个劳动小时纺的棉花就会比过去增多或减少，与此相应，他保存在一个劳动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也会增多或减少。但是不管怎样，他两个劳动小时保存的价值总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两倍。

　　把价值的纯粹象征性的表现——价值符号撇开，价值只是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存在于某种物中。（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在物上的表现。）因此，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生产资料在丧失自己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并不丧失价值，因为它们通过劳动过程失掉自己原来的使用价值形态，实际上只是为了在产品上获得另一种使用价值形态。虽然价值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态变化表明，它存在于哪一种使用价值中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可见，在劳动过程中，只有生产资料丧失它的独立的使用价值同时也丧失它的交换价值，价值才从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上。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只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丧失的价值。但是在这方面，劳动过程的各种物质因素的情况是不同的。

　　为发动机器而燃烧的煤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润滑轮轴而上的油等等也是这样。染料和其他辅助材料消失了，但是又在产品的属性中表现出来。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但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可见，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第二天以同前一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总是分开面而存在的。如果我们考察某个这类的劳动资料从进入工作场所那天起到被扔进废品库那天止发挥作用的整个时期，就会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它的使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劳动消耗了，因此它的交换价值也完全转移到产品上去了。例如，一台纺纱机的寿命为10年，在10年的劳动过程中，它的全部价值就转移到10年的产品上去。因此，一种劳动资料的生存期，包括若干不断重新用它来反复进行的劳 动过程。在这方面，劳动资料同人的情况一样。每人每天都死掉生命的24小时。但无论从谁身上都不能确切地看出，他已经死掉了生命的多少天。然而，这并不妨碍人寿保险公司从人的平均寿命中得出非常准确、非常有利（这重要得多）的结论。劳动资料也是这样。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一种劳动资料，例如某种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时间。假定这种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只能持续6天，那么它平均每个工作日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 ¹/₆ ，因而把它的价值的 ¹/₆ 转给每天的产品。一切劳动资料的损耗，例如它们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损失，以及它们的价值每天往产品上相应的转移，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

　　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如果生产资料没有价值可以丧失，就是说，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而不是充当交换价值的形成要素。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等，都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遇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假定一台机器价值1 000镑，并且在1 000天内损耗掉。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价值每天有 ¹/₁₀₀₀ 从机器本身转移到它的日产品上。同时，尽管机器的生命力日益减弱，但整个机器仍然不断地在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由此可见，劳动过程的某个因素，某种生产资料，是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FN1。在这里，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①的区别反映在它们的物质因素上：同一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是全部加入同一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的要素，则只是部分加入同一生产过程。FN2⁽²¹⁾

　　另一方面正相反，一种生产资料能够全部进入价值增殖过程①，而只是部分进入劳动过程。假定在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如果损失这15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15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体的100磅棉花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化为飞花。因此，这些棉花的损失是棉纱的一个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把自己的价值转给棉纱。劳动过程中的一切排泄物都是这样，至少在这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独立的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是这样。例如我们在曼彻斯特的大机器制造厂内可以看到，被庞大的机器象刨花一样削下的铁屑堆积如山，傍晚用大车运到炼铁厂去，第二天变成铁锭再运回来。

　　生产资料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丧失掉存在于旧的使用价值形态中的价值，才把价值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上。它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能丧失的最大限度的价值量，显然是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时原有的价值量为限，或者说，是以生产它们自身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为限。因此，生产资料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决不可能大于同它们所参加的劳动过程无关而具有的价值。不管一种劳动材料，一种机器，一种生产资料怎样有用，如果它值150镑，比方说，耗费500个工作日，那么它加到用它制造的总产品上去的价值就决不会大于150镑。它的价值不是由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的劳动过程决定的，而是由它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劳动过程决定的。它在劳动过程中只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具有有用属性的物起作用，因此，如果它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没有价值，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²²⁾

　　当生产劳动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新产品的形成要素时，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就经过一次轮回。它从已消耗的躯体转到新形成的躯体。但是这种轮回似乎是在现实的劳动背后发生的。工人不保存旧价值，就不能加进新劳动，也就不能创造新价值，因为他总是必须在一定的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而他不把产品变为新产品的生产资料，从而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他就不能在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可见，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这种自然恩惠不费工人什么，但对资本家却大有好处，使他能够保存原有的资本价值。(22a)当生意兴隆的时候，资本家埋头赚钱，觉察不到劳动的这种无偿的恩惠。但当劳动过程被迫中断的时候，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资本家对此就有切肤之感了。⁽²³⁾

　　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费⁽²⁴⁾，因而也不可能再生产出来。这个价值被保存下来，但不是因为在劳动过程中对这个价值本身进行了操作，而是因为这个价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种使用价值虽然消失，但只是消失在另一种使用价值之中。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出来。所生产出来的是旧交换价值借以再现的新使用价值。⁽²⁵⁾

　　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假设生产过程在工人生产出他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以后就停下来，例如，他劳动6小时加进3先令价值。这个价值是产品价值超过其中由生产资料价值构成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它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惟一的新价值，是产品中由这个过程本身生产的惟一的价值部分。当然，它只是补偿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预付的，工人自身在生活资料上花费的货币。就已花费的3先令来说，这3先令的新价值只是表现为再生产。但它是真正再生产 出来的，不像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表面上再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一个价值用另一个价值来补偿是通过创造新价值来实现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象上以后，还越过这一点继续下去FN3。为再生产出这一等价物，6小时就够了，但是劳动过程不是持续6小时，而是比如说持续12小时。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我们叙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的生产资料，另一方的劳动力，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见，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

　　不变资本这个概念决不排斥它的组成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可能性。假定1磅棉花今天值6便士，明天由于棉花歉收而涨到1先令。仍在加工中的原有的棉花，是按6便士的价值买进的，但现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却是1先令。已经纺完，也许已经变成棉纱在市场上流通的棉花，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同样也比它原来的价值大一倍。然而我们知道，这种价值变动是同纺纱过程中棉花价值的增殖没有关系的，即使原有的棉花还根本没有进入劳动过程，它现在也能按1先令而不是按6便士再卖出去。不仅如此，棉花经历的劳动过程越少，这种结果就越可靠。因此，投机的规律是：在发生这类价值变动的情况下，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就是说，在棉布上不如在棉纱上，在棉纱上不如在棉花上。在这里，价值变化是发生在生产棉花的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棉花作为生产资料，从而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商品的价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但这个劳动量本身是社会地决定的。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改变了，例如，同一数量的棉花在歉收时比在丰收时代表更多的劳动量，那就会反过来对原有的商品发生影响，因为原有的商品始终只是本类商品的一个样品⁽²⁶⁾，它的价值总是由社会必要劳动计量的，因而也总是由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的必要劳动计量的。

　　同原料的价值一样，已经用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即机器等等的价值，也可以发生变动，因此它们转移给产品的那部分价值也会发生变动。例如，由于一种新发明，同种机器可由较少的劳动耗费再生产出来，那么旧机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贬值，因而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变动也是在机器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以外发生的。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转移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同与这个过程无关而具有的价值。

　　生产资料的价值变动，虽然也会对已经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产生影响，但不会改变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的性质。同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变动也不会影响它们在职能上的区别。例如，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可以大大革新，以致过去10个工人用10件价值很小的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1个工人用1台昂贵的机器就能加工100倍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即被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大大增加了，而资本的可变部分即预付劳动力的部分则大大减少了。但是，这种变动只改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量的关系，或者说，只改变总资本分为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比例，而不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

作者原注

(20) “劳动创造一种新物来代替被消灭的物。”（《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13页）
(21) 这里的问题不涉及劳动资料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修理。正在修理中的机器不是充当劳动资料，而是充当劳动材料。不是用它来劳动，而是对它本身进行加工，以便修复它的使用价值。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修理劳动总是包括在生产劳动资料所必要的劳动中。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损耗是任何医生都不能医治的，它逐渐导致死亡。“这种磨损有时是不可能补偿的，就刀来说，它会使刀最后弄到这种地步，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磨了。”我们在正文中看到，例如机器是全部进入每一个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进入同时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①。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下述概念的混乱了：“李嘉图先生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织袜机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的价值内。“可是生产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能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织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这位作者，这位极端自负的“自命不凡的人”，他的混乱，从而他的论战，只有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对的：无论李嘉图，还是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准确地区分开来，自然更没有对这两方面在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作出分析。
(22) 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决不轻易放过机会把精巧的辩护思想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威廉·罗雪尔先生则喊道：“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种同制造榨油机本身所费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新东西’。”（《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页注）非常正确！榨油机所生产的“油”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是很不相同的。罗雪尔先生所说的“价值”是指“油”这种东西，因为“油”有价值；但“自然界”有石油，尽管相对来说不“很多”，他大概针对这一点在另一个地方说道：“它〈自然界！〉几乎完全不生产交换价值。”[同上，第79页]罗雪尔的自然界同交换价值有关系，就像一个愚蠢的姑娘同一个只有“一点点大的”孩子有关系一样。这位“学者”还借这次引证的机会说道：“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作‘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为〈！〉资本占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什么东西？〉，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同上，[第82页]）这种单纯从“要求”中得出“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是多么“高明”啊！
(22a) “在农场主用于生产的一切工具中，人类劳动……是农场主用来补偿自己资本的最可行的东西。其他两类东西——役畜和……车、犁、铲等等——没有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就毫无用处。”（埃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1795年11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年伦敦版第10页）
(23) 有一个工厂主，他的纺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平均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约130包美国棉花。他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曾为了他的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向公众诉苦。他估计这笔花费达6 000镑。在这些非生产费用中，有许多项目同我们这里无关，如地租、税款、保险费以及按年雇用的人员——经理、会计、工程师的薪金等等。然后，依他计算，为了购买工厂有时取暖和偶而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共需150镑。此外还要支付临时雇来保养机器的工人的工资。最后，机器的折旧为1 200镑，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他明白地说，折旧所以只估计为1 200镑这样一个很小的数目，是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24) “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价值没有被消费掉。”（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和纽约版第296页）
(25) 在一本也许已经出到20版的美国教本中，有这样的话：“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该书在罗列了一切可能在产品中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成分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则作为它们给予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现出来，从而形成新的资本，再用于生产过程。”（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2页）我们撇开所有其他的奇怪说法不谈，只须指出，例如在新力量中再现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而是 面包形成血液的的实体。相反，作为这个力量的价值再现的，也并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一些生活资料，如果它的费用减少一半，仍然产生同样多的肌肉、骨骼等等，总之，仍然产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同等价值的力量。这种把“价值”换成“力量”，以及全部伪善的含糊其辞，掩盖着这样一种显然徒劳的企图：想从预付价值的单纯再现中得出剩余价值。
(26)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3页）

脚　　注

FN1 在经马克思修订的法文版、经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中，是价值形成过程。——编者注
FN2 在经马克思修订的法文版、经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中，是价值形成过程。——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217―226页。——编者注

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预付资本C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或预付资本价值C的价值增殖额，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而形成的余额。

　　资本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c代表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代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因此，最初是C＝c＋v，例如，预付资本500镑＝410镑c＋90镑v。[*] 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商品，它的价值＝c＋v＋m（m是剩余价值），例如，410镑c＋90镑v＋90镑m。原来的资本C变为C′，由500镑变为590镑。二者的差额＝m，即90镑剩余价值。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所以，说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额，或等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同义反复。

[ * ] 中文版采用了如下的排印方式：

| c |  | v |  | c |  |  | v |  | m |
| ︶ |  | ︶ |  | ︶ | ︵ |  | ︶ |  | ︶ |
例如，预付资本500镑＝ | 410镑 | ＋ | 90镑。 | ……例如， | 410 | 镑　 | ＋　 | 90　 | 镑＋ | 90 　 | 镑。　

　　但网页制作太烦琐，或只能改用图片。这里仍按旧的表述方式（例如，预付资本500镑＝410镑c＋90镑v）——中马库。

　　然而，对这个同义反复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是产品形成过程中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被使用的不变资本只是把自己价值的一部分转给产品，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存在形式中FN1。既然这后一部分在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在这里就可以把它抽去。即使把它计算进去，也不会引起任何改变。假定c＝410镑，由原料312镑、辅助材料44镑和在过程中磨损的机器54镑组成，而实际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是1 054镑。我们只把机器因执行职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转给产品的54镑价值，算作为生产产品价值而预付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仍然保留在原来形式（如蒸汽机等等）中的1 000镑计算进去，就必须在预付价值和产品价值这两边都加上1 000镑。(26a)这样，一边就是1 500镑，另一边就是1 590镑。差额或剩余价值仍然是90镑。因此，凡从上下文联系中得不出相反意思的地方，我们谈到为生产价值而预付的不变资本时，总只是指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根据这样的假定，我们再回头来谈C＝c＋v这个公式，这个公式现在变成了C'＝（c＋v）＋m，并且正因为这样，C变成了C′。我们知道，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FN2。可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新生产的价值产品，是和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价值不同的。因此，它不像乍一看来那样，（c＋v）＋m，或（410镑c＋90镑v）＋90镑m，而是v＋m，或90镑v＋90镑m，不是590镑，而是180镑。如果不变资本c＝0，换句话说，如果有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它们的资本家可以不使用经过生产的生产资料，既不使用原料、辅助材料，也不使用劳动工具，而只是使用天然存在的材料和劳动力，那么，就不会有不变价值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产品价值的这个要素，即我们例子中的410镑，就会消失，但是包含90镑剩余价值的180镑的价值产品仍然会同c代表最大的价值额时一样大。现在，C＝（0＋v）＝v，而已经增殖的资本C′＝v＋m，C′－C仍然＝m。相反，如果m＝0，换句话说，假定劳动力（其价值是以可变资本预付的）只是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那么C＝c＋v，C′（产品价值）＝c＋v＋0，因此，C＝C′。预付资本没有增殖。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只是v这个转变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发生价值变化的结果，因此，v＋m＝v＋⊿v（v加v的增长额）FN3。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变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由于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增加，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全部预付资本以前是500，现在变成了590。可见，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纯粹的分析，必须把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完全抽去，就是说，必须使不变资本c＝0。这样就要运用数学上的一条定律，就是数学上运算变量和常量的定律，即运算常量同变量相加减的定律。

　　另一个困难是由可变资本的原有形式产生的。比如在上述例子中，C′＝410镑不变资本＋90镑可变资本＋90镑剩余价值。90镑是已知量，因而是不变量，因此把它当作可变量似乎是不合理的。但90镑v或90镑可变资本，在这里实际上只是这个价值所经过的过程的符号。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部分是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因而同购买来的劳动力的价值一样，是一个不变的价值量。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预付的90镑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所代替，死劳动为活劳动所代替，静止量为流动量所代替，不变量为可变量所代替。结果是v的再生产加v的增长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全部进程是转 变为劳动力的那个原来不变的价值的自行运动。过程及其结果都要归因于这个价值。因此，如果说90镑可变资本或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说法看来是矛盾的，那么它只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

　　乍一看来，假定不变资本等于0是很奇怪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这样做。例如，有人要计算英国棉纺织业的利润，他首先就会扣除付给美国、印度、埃及等国的棉花价格，就是说，使在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出来的资本价值＝0。

　　当然，不仅剩余价值同直接产生它并由它来表示其价值变化的那部分资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册¹⁸⁰中详细讨论后一比率。要使资本的一部分转变为劳动力而增殖，就必须使资本的另一部分变成生产资料。要使可变资本起作用，就必须根据劳动过程的一定的技术性质，按相应的比例来预付不变资本。一定的化学过程固然需要蒸馏器及其他容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分析时把蒸馏器本身抽去。如果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就其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么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这些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因此，这种物质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无论它是棉花还是铁都一样。这种物质的价值如何也是没有关系的。它只须有足够的量，以便能吸收生产过程中要消耗的劳动量。只要有了足够的量，不管它的价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像土地和大海那样没有价值，都不会影响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的过程。⁽²⁷⁾

　　这样，我们先假定不变资本部分等于零。于是，预付资本就从c＋v简化为v，产品价值（c＋v）＋m就简化为价值产品v＋m。假定价值产品＝180镑，代表整个生产过程期间流动的劳动，我们从中扣除90镑可变资本的价值，就可得到90镑剩余价值。90镑（m）这个数字在这里表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比率，显然由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或者用 m/v 来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 ⁹⁰/₉₀ ＝100％。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²⁸⁾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FN4因为他是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状态下进行生产，所以他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是在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纱）生产出同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或者说，同他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相等的价值。他为此耗费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这取决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每天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 对象化劳动小时，那么，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因为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28a)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²⁹⁾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 的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surplus labour）。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³⁰⁾

　　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m/v ＝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对象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30a)

　　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的价值＝410镑c＋90镑v＋90镑m，预付资本＝500镑。因为剩余价值＝90，预付资本＝500，所以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人们就说：剩余价值率（人们把它同利润率混为一谈）＝18％。这样低的比率是会使凯里先生及其他和谐论者感动的。但实际上剩余价值率不是＝ m/C 或 m/（c＋v） ，而是＝ m/v ，也就是说，不是 ⁹⁰/₅₀₀ ，而是 ⁹⁰/₉₀ ＝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5倍还要多。虽然我们在这个场合不知道工作日的绝对量，不知道劳动过程的期间（日、周等等），也不知道90镑可变资本同时推动的工人人数，但剩余价值率 m/v 由于可以转化为 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就精确地向我们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率。这个比率为100％。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

　　这样，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可以简述如下：我们把全部产品价值拿来，使其中只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余下的价值额就是在商品形成过程中实际生产出来的惟一的价值产品。如果剩余价值已定，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剩余价值，就可得出可变资本。如果可变资本已定，而我们要求出剩余价值，那就得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可变资本。如果这二者已定，那就只须进行最后的运算，计算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mv。

　　这种方法虽然很简单，但它所依据的见解是读者所不习惯的。看来，举几个例子使读者熟悉一下是适当的。

　　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该厂拥有10 000个走锭纺纱纱锭，用美国棉花纺32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1磅棉纱。飞花占6％。因此，每周有10 600磅棉花被加工成10 000磅棉纱和600磅飞花。1871年4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7 ³/₄ 便士，因此10 600磅棉花约为342镑。10 000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每个花费1镑计算，共为10 000镑。它们的损耗率是10％＝1 000镑，或每周20镑。厂房的租金是300镑，或每周6镑。煤每周11吨（每小时1马力用煤4磅，100马力（按示功器）1周60小时的用煤量，外加房屋取暖用煤），每吨按8先令6便士计算，每周约花费4 ¹/₂ 镑，煤气每周1镑，机油每周4 ¹/₂ 镑，因此，以上所有的辅助材料每周共需10镑。总之，不变价值部分每周是378镑。工资每周是52镑。棉纱的价格是每磅12 ¹/₄ 便士，或10 000磅＝510镑，因此剩余价值是510镑－430镑＝80镑。我们使不变价值部分378镑＝0，因为它在每周的价值形成中不起作用。这样，每周的价值产品132镑＝52镑v＋80镑。因此，剩余价值率＝ ⁸⁰/₅₂ ＝153 ¹¹/₁₃ ％。在10小时的平均工作日内，必要劳动＝3 ³¹/₃₃ 小时，剩余劳动＝6 ³/₃₃ 小时。⁽³¹⁾

　　杰科布曾为1815年做过如下的计算¹⁸⁵，他假定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是80先令，每英亩平均收小麦22蒲式耳，所以从每英亩得到的是11镑。这个计算预先把不同的项目互相抵 消了，因而很不完备，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每英亩的价值生产

种子（小麦）………1镑 9先令　　　　什一税、地方税和国税……1镑1先令
肥料 ………………2镑10先令　　　　地租…………………………1镑8先令
工资 ………………3镑10先令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1镑2先令
总计 ………………7镑 9先令　　　　总计…………………………3镑11先令

　　在这里（我们始终假定产品的价格＝它的价值），剩余价值是分为利润、利息、什一税等等不同项目的。这些项目与我们无关。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得到剩余价值3镑11先令。我们把买种子和肥料的3镑19先令作为不变资本部分，使它等于零。预付的可变资本就是3镑10先令，代替它而被生产出来的新价值是3镑10先令＋3镑11先令。这样，m/v ＝ 3镑11先令/3镑10先令，在100％以上。工人用他的工作日的一半以上生产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被各种人用各种借口瓜分掉。(31a)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谈资本家是怎样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那个例子。他的纺纱工人的必要劳动是6小时，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因此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100％。FN6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这个棉纱价值至少有 ⁸/₁₀ （24先令）是由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只是再现的价值（20磅棉花20先令，纱锭等等4先令）构成的，或者说，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其余的 ²/₁₀ 是在纺纱过程中产生的6先令新价值，其中一半补偿预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或可变资本，另一半形成3先令剩余价值。可见，这20磅棉纱的总价值是依下列方式构成的：

　　30先令棉纱价值＝24先令c＋3先令v＋3先令m

　　因为这个总价值表现在总产品20磅棉纱上，所以各个不同的价值要素也必定可以表现在产品的相应部分上。

　　如果说30先令的棉纱价值存在于20磅棉纱中，那么，这个价值的 ⁸/₁₀ 或其不变部分24先令，就存在于 ⁸/₁₀ 的产品或16磅棉纱中。在这当中，13 ¹/₃ 磅棉纱代表原料的价值，即纺掉的棉花的价值20先令，2 ²/₃ 磅棉纱代表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纱锭等等的价值4先令。

　　因此，13 ¹/₃ 磅棉纱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纺掉的全部棉花，即总产品的原料，此外再也不代表别的东西。虽然13 ¹/₃ 磅棉纱中只包含价值13 ¹/₃ 先令的13 ¹/₃ 磅棉花，但它们的追加价值6 ²/₃ 先令形成其余6 ²/₃ 磅棉纱中纺掉的棉花的等价物。结果好像其余的6 ²/₃ 磅棉纱被抽掉了棉花，而总产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13 ¹/₃ 磅棉纱中了。另一方面，在这13 ¹/₃ 磅棉纱中，现在既不包含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也不包含纺纱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

　　同样，剩下的包含不变资本余额（＝4先令）的2 ²/₃ 磅棉纱，只是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所用掉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

　　因此， ⁸/₁₀ 的产品或16磅棉纱，虽然从物体来看，从作为使用价值棉纱来看，它们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也是纺纱劳动的创造物，但从这里所讲的意义上来看，它们并不包含纺纱劳动，并不包含在纺纱过程本身中吸收的劳动。好像它们没有经过纺就转化为棉纱了，好像它们的棉纱形态纯粹是虚假骗人的。其实，当资本家按24先令把这些棉纱卖出，又用这24先令买回生产资料时就会表明，这16磅棉纱不过是化了装的棉花、纱锭、煤炭等等。

　　反之，其余 ²/₁₀ 的产品或4磅棉纱，现在只是代表12小时纺纱过程中生产的6先令新价值。其中包含的已用掉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已经被剔除了，同前16磅棉纱合并在一起了。体现在20磅棉纱中的纺纱劳动都集中在 ²/₁₀ 的产品上。好像这4磅棉纱是纺纱工人用空气纺成的，好像所用的棉花和纱锭是未经人类劳动而天然存在的，因而不会把任何价值加到产品中去。

　　这4磅棉纱包含一天纺纱过程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产品，其中2磅棉纱只代表已用掉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即3先令可变资本，其余2磅棉纱则只代表3先令剩余价值。

　　因为纺纱工人的12个劳动小时对象化在6先令中，所以在30先令的棉纱价值中就对象化了60个劳动小时。它们存在于20磅棉纱内，其中 ⁸/₁₀ 或16磅棉纱是纺纱过程以前的48个劳动小时的化身，也就是对象化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的化身，而 ²/₁₀ 或4磅棉纱则是纺纱过程本身中消耗的12个劳动小时的化身。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棉纱的价值等于棉纱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加棉纱的生产资料中原先已有的价值之和FN7。现在我们又看到，产品价值在职能上或在概念上不同的组成部分，怎样能够表现在产品本身的相应部分上。

　　我们以上把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分成几个量。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或不变资本部分。另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或可变资本部分。最后一个量的产品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种划分很简单，但又很重要，这一点在以后把它应用到复杂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时就可以看出。

　　上面我们把总产品当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完成结果来考察。但是我们还可以对总产品按其产生过程来考察，仍然把各个部分产品当作职能上不同的各个产品部分。

　　纺纱工人12小时生产20磅棉纱，因此1小时生产1 ²/₃ 磅，8小时生产13 ¹/₃ 磅，也就是生产一个部分产品，其价值等于整个工作日纺掉的棉花的总价值。同样，往后的1小时36分生产的部分产品＝2 ²/₃ 磅棉纱，因而代表12个劳动小时所用掉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再往后的1小时12分，纺纱工人生产2磅棉纱＝3先令，这部分产品价值等于他在6小时必要劳动中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产品。最后的 ⁶/₅ 小时，他又生产2磅棉纱，其价值等于他半天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是英国工厂主日常应用的计算方法，例如他会说，他在最初8小时或 ²/₃ 的工作日中把棉花赚回来，如此等等。我们知道，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其实它就是上面的第一个公式，不过把现成产品的各部分同时并存的空间变成了它们依次出现的时间。但是，伴随这个公式也可能产生极其蛮横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些实际上关心价值的增殖过程，但在理论上又有意曲解这一过程的头脑中会产生这种想法。这些人可能这样想：我们的纺纱工人例如在他的工作日的最初8小时是生产或补偿棉花的价值，往后的1小时36分是生产或补偿已消耗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再往后的1小时12分是生产或补偿工资的价值，而只有那非常著名的“最后一小时”才是献给工厂主生产剩余价值的。这样一来，纺纱工人就得创造双重奇迹：一方面，他在用棉花、纱锭、蒸汽机、煤炭、机油等等纺纱的时候同时又生产这些东西；另一方面，他把一个有一定强度的工作日变成5个这样的工作日。就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原料和劳动资料需要 ²⁴/₆ ＝4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而把它们 转化为棉纱还需要1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掠夺成性的贪欲相信这种奇迹，并且总是找得到发空论的献媚者来证明这种奇迹，下面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索·威·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¹⁸⁷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 鼓动。工厂主以惯常的实际经验上的敏感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而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18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11 ¹/₂ 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5天每天劳动12小时，星期六劳动9小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假定工厂主投资100 000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80 000镑，用在原料和工资上的是20 000镑。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15％，该厂全年的商品销售额应该是价值115 000镑……　一个工作日是23个 ¹/₂ 劳动小时，每个 ¹/₂ 劳动小时生产115 000镑的 ⁵/₁₁₅ 或 ¹/₂₃ 。在构成总额115 000镑的 ²³/₂₃ 中， ²⁰/₂₃ 即115 000镑中的100 000镑只是补偿资本， ¹/₂₃ 即总利润〈！〉15 000镑中的5 000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其余 ²/₂₃ 即每天最后两个 ¹/₂ 小时生产10％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厂不是劳动 11 ¹/₂ 小时，而是可以劳动13小时，那么，只要增加大约2 600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1 ¹/₂ 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³²⁾

　　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厂主的怨言，认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生产从而再生产或补偿建筑物、机器、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那么，任何分析都是多余的。他只须回答：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把劳动时间从11 ¹/₂ 小时减为10小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天棉花、机器等等的消耗也会减少1 ¹/₂ 小时。因此，你们正好得失相当。以后你们的工人用来再生产或补偿预付资本价值的时间就会少1 ¹/₂ 小时。如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厂主所说的话，而是作为内行认为必须作一番分析，他首先就得请求工厂主先生们，在专门涉及纯利润同工作日长度的关系的问题上，不要把机器和厂房、原料和劳动混杂在一起，而是要把包含在厂房、机器、原料等等中的不变资本放在一边，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放在另一边。在这之后，如果按照工厂主的计算，工人是用 ²/₂ 个劳动小时或1小时再生产或补偿工资，那么这位分析家就应该接着说：

　　根据你们的说法，工人是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自己的工资，在最后一小时生产你们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因为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的价值，所以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和最后一小时的产品具有同样的价值。其次，工人只有耗费劳动，才生产价值，而他的劳动量是由他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劳动时间是每天11 ¹/₂ 小时。他用这11 ¹/₂ 小时的一部分来生产或补偿自己的工资，用另一部分来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在这个工作日内他再也没有做别的事情。既然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工资和他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同样大的价值，那么工人显然是在5 ³/₄ 小时内生产自己的工资，在其余5 ³/₄ 小时内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其次，因为两小时棉纱产品的价值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额加上你们的纯利润，所以这一棉纱的价值必然等于11 ¹/₂ 个劳动小时，也就是说，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必然等于5 ³/₄ 个劳动小时，最后一小时的产品也必然等于5 ³/₄ 个劳动小时。现在我们到了棘手的地方了。请注意！倒数第二个劳动小时同最初一个劳动小时一样，都是一个通常的劳动小时。不多也不少。因此，纺纱工人怎么能在1个劳动小时内生产出代表5 ³/₄ 个劳动小时的棉纱价值呢？实际上，他并没有创造这个奇迹。他在1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一定量的棉纱。这些棉纱的价值等于5 ³/₄ 个劳动小时，其中4 ³/₄ 小时未经他的协助就已包含在1小时消耗的生产资料棉花、机器等等内，而 ⁴/₄ 小时或1小时才是由他自加进的。因为他的工资是在5 ³/₄ 小时内生产的，而1小时纺出的棉纱产品也包含5 ³/₄ 个劳动小时。所以，他5 ³/₄ 个劳动小时纺纱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1小时纺纱劳动的产品价值，这并不是什么魔法妖术。如果你们以为他用了他的工作日的哪怕一个时间原子来再生产或“补偿”棉花、机器等等的价值，那你们就完全错了。由于他的劳动把棉花和纱锭变成棉纱，由于他纺纱，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就自行转移到棉纱上去。这种结果是靠他的劳动的质，而不是靠他的劳动的量造成的。当然，他1小时转移到棉纱上去的棉花等等的价值比 ¹/₂ 小时多，但这只是因为他1小时纺掉的棉花比 ¹/₂ 小时多。现在你们懂了吧，你们所谓工人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他的工资的价值，在最后一小时生产纯利润，只不过是说，他的工作日的2小时（不管是最初2小时或是最后2小时）的棉纱产品，体现着11 ¹/₂ 个劳动小时，正好等于他的整个工作日。所谓工人在前5 ³/₄ 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在后5 ³/₄ 小时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又只不过是说，前5 ³/₄ 小时你们给了报酬，后5 ³/₄ 小时你们没有给报酬。这里我说劳动的报酬，而不说劳动力的报酬，是为了用你们的行话。诸位先生，现在请把你们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和你们没有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100％。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 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你们使你们的“人手”不是劳动11 ¹/₂ 小时，而是劳动13小时，并且像你们会做的那样，把额外的1 ¹/₂ 小时也归入纯粹的剩余劳动，那么剩余劳动就会从5 ³/₄ 小时增加到7 ¹/₄ 小时，从而剩余价值率就会从100％增加到126 ²/₂₃ ％。如果你们期望，加上1 ¹/₂ 小时就能使剩余价值率从100％增加到200％，甚至200％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乐观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如果你们担心，工作日从11 ¹/₂ 小时缩减为10 ¹/₂ 小时会使你们的全部纯利润化为乌有，那又未免太悲观了。事情决不是这样的。假设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即使剩余劳动从5 ³/₄ 小时降为4 ³/₄ 小时，仍然会得出一个很好的剩余价值率，即82 ¹⁴/₂₃ ％。但是这个致命的“最后一小时”——你们为它编造的神话比锡利亚信徒¹⁸⁸为世界末日编造的神话还要多——是“十足的胡说”。失掉这最后一小时，你们并不会丧失“纯利润”，而你们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会失去“灵魂的纯洁”。(32a)

　　当你们的“最后一小时”真的敲响的时候，请你们想起牛津的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再同诸位相会。再见！⁽³³⁾……　西尼耳1836年发现的“最后一小时”这个信号，在1848年4月15日，又被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官老爷詹姆斯·威尔逊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重新吹奏起来，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

4．剩余产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在第2节FN9举的例子中，是20磅棉纱的 ¹/₁₀ 或2磅棉纱）称为剩余产品 （surplus produce，produit net）。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同样，决定剩余产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³⁴⁾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working day）。

作者原注

(26a) “如果我们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算作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在年终时把这种资本的残余价值算作年收入的一部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9页）
(27) 第2版注：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¹⁸¹，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使劳动力转变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变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
(28) 这是仿照英国人的“利润率”、“利息率”等等说法。读者在第三册中会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28a) [第3版注：在这里，作者沿用了流行的经济学用语。我们记得，在第137页FN5已经说明，实际上不是资本家“预付”给工人，而是工人“预付”给资本家。——弗·恩·
(29) 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独特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
(30) 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¹⁸²以真正哥特舍德¹⁸³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78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 又怀有辩护士的胆怯心情，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背警章的结论，正是这一点，迫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30a) 第2版注：剩余价值率虽然是劳动力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但并不是剥削的绝对量的表现。例如，如果必要劳动＝5小时，剩余劳动＝5小时， 那么剥削程度＝100％，这里剥削量是5小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剥削程度仍然是100％，剥削量却增加了20％，由5小时增加到6小时。
(31) 第2版注：第一版所举的1860年一家纺纱厂的例子，有些事实错误。本文列举的材料非常精确，它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主向我提供的。这里要指出一点，英国的旧马力是根据汽缸的直径计算的，而新马力则是根据示功器指示的实际马力计算的。¹⁸⁴
(31a) 我们引用的这个计算材料只是作为例解，因为假定价格＝价值。我们在第三册中会看到，即使拿平均价格来说，也不会这样简单地得出这个等式。¹⁸⁶
(32) 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我们且不谈那些和我们的目的无关的奇谈怪论，例如，说工厂主把补偿磨损的机器等等的金额，即补偿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金额，算在总利润或纯利润、毛利润或净利润里面。我们也不去谈这些数据是否正确。伦纳德·霍纳在《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伦敦版）中已指明，这些数据除了供所谓“分析”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 伦纳德·霍纳是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1859年前，一直是工厂视察员——其实是工厂检查官。他对英国工人阶级有不朽的贡献。他终生不仅同恼怒的工厂主作斗争，而且同大臣作斗争，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计算工厂主在下院的“票数”比计算“人手”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重要得多。
注（32） 的补充：且不谈西尼耳说的内容如何荒唐，他的叙述方法也是混乱的。其实，他想说的是：工厂主使工人每天劳动11 ¹/₂ 小时或 ²³/₂ 小时。正像一个工作日的情形一样，全年的劳动也是由11 ¹/₂ 小时或 ²³/₂ 小时（乘以一年的工作日数）构成。按照这个假定，²³/₂ 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115 000镑；¹/₂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 ¹/₂₃ ×115000镑； ²⁰/₂个劳动小时生产 ²⁰/₂₃×115000镑＝15000镑，即总利润。在这 ³/₂个劳动小时中， ¹/₂个劳动小时生产 ¹/₂₃×115000＝5000镑，即只补偿工厂和机器的损耗。最后的两个 ¹/₂劳动小时，即最后一个劳动小时，生产 ²/₂₃×115000镑＝10000镑，即纯利润。在本文中，西尼耳把最后的 ²/₂₃的产品转化为工作日本身的各个部分。
(32a) 西尼耳证明，工厂主的纯利润、英国棉纺织业的存在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都决定于“最后一个劳动小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则又证明¹⁸⁹，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满18岁的青工在工厂的温暖而纯洁的道德气氛里关上整整12小时，而是提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会因懒惰和邪恶而使灵魂不能得救。从1848年起，工厂视察员在半年一次的《报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来嘲弄工厂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1855年5月31日的工厂视察报告中说：“假如下面这种巧妙的计算〈他引证西尼耳〉是正确的，联合王国的所有棉纺织厂从1850年起就已经赔本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19页）当1848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⁹⁰时，分散在多尔塞持和萨默塞特两郡交界处的农村麻纺厂的工厂主们，强迫一些正规工人接受一份反对这项法案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向你们请愿的人，作为父母，认为增加一小时闲荡的时间，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孩子道德败坏，因为懒惰是万恶之始。”关于这一点，1848年10月31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在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们的子女做工的麻纺厂里，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纤维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同时，由于机器飞速地转动，这种劳动本身需要全神贯注，需要一刻不停地运用技巧和动作，这些儿童在这样的空气里除了吃饭时间外整整劳动10小时，现在还要他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子女‘懒惰’，这未免太残酷了……　这些儿童的劳动时间比附近农村里雇工的劳动时间还要长……　所谓‘懒惰和邪恶’这种无情的胡说必须斥之为十足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伪善……　大约在12年以前，当有人在最高权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从而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就会消灭纯利润的时候，一部分公众曾对这种自信程度感到惊讶；而现在，当这部分公众看到下面的事实时恐怕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就是：关于充满善行的‘最后一小时’的独创发现，从那时以来已经大大完善，不仅包括‘利润’，而且还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儿童的劳动时间减为整整10小时，儿童的道德会和他们的雇主的纯利润一道化为乌有，因为二者都取决于这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01页）接着，这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举出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些工厂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说明他们怎样施用阴谋、诡计、利诱、威胁、伪造等手段，迫使少数完全不会反抗的工人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名，然后把这种请愿书冒充整个产业部门和整个郡的请愿书提交议会。——无论是后来热心拥护工厂立法而值得赞扬的西尼耳本人，还是先后反对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一“原始发现”的错误结论。这个事实最能说明所谓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
(33) 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津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 ，来源于他的“Abstinenz”[“节欲”]。这一派胡言本身是陈旧的，但“节欲”这个词是新鲜的。罗雪尔先生把这个词正确地译成德文“Enthaltung”[“节制”]FN8。但他的不大懂拉丁文的同胞维尔特们、舒耳茨们以及别的米歇尔们却把这个词变成了僧侣用语“Entsagung”[禁欲]。
(34) “对于一个拥有20 000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 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低于2 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 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0 000镑还是卖20 000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 000万还是有1 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页）早在李嘉图之前，有一位剩余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阿瑟·杨格——他还是一个喜欢空谈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声和他的功绩适成反比——就曾说过：“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像古罗马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7页）。
注（34）的补充：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收入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但是很明显，它之所以有利，并不因为它是纯的”（托·霍普金斯《论地租》1828年伦敦版第126页）。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235—241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234—243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242—243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225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202页。——编者注
FN6 见本卷第225—227页。——编者注
FN7 见本卷第232—234页。——编者注
FN8 见本卷第240页。——编者注
FN9 本卷第255—258页。——编者注

注　　释

180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48、447、467、519、553、652。
181 “无中不能生有”引自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卷第156—159行。——249。
182 修昔的底斯是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罗雪尔讽刺地叫作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像那些我特别地奉为老师的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有益于……”等等（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2页）。——251。
183 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约·克·哥特舍德在文学上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异常的偏执。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文学上傲慢与迟钝的同义语。——251。
184 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1版中此处的注文中所举的一个纺纱业例子，摘自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87页。在德文第2版中改写的第（31）注注文根据的是恩格斯提供的材料。见马克思在1865年11月20日和1868年5月7日和16日给恩格斯的信。——253。
185 威·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米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1815年伦敦版第33页。——254。
186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2章《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254。
187 指1833年的工厂法《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儿童与少年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年8月29日）》（见《公共普通法汇编》1833年伦敦版第103章）。马克思在本卷第320—326页还专门论述了1833年的工厂法。——259、321。
188 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锡利亚斯（Chdias，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基督再临和在地球上建立公平、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它反映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心态。这种信仰在基督教早期流传很广，后来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263。
189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406页。——263。
190 关于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第307—337页、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 310页）以及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7—218页。——263、324。

第八章　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它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6小时，那么工人平均每天就要劳动6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这样，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6小时，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一个已定量。但是由此还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们用a——————b线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定是6小时。再假定劳动分别超过ab线1小时、3小时、6小时不等，我们就得到3条不同的线：

工作日I　　　　　　　　　　　　　工作日II
a——————b—c　　　　　　a——————b———c
工作日III
a——————b——————c　

　　这3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延长线bc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因为工作日等于ab＋bc，即ac，所以它随着变量bc一同变化。因为ab是已定的，所以bc与ab之比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在工作日I中是 ¹/₆ ，在工作日II中是 ³/₆ ，在工作日III中是 ⁶/₆ 。又因为 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 这个比率决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已知这两段线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价值率。就上述三种不同的工作日来说，剩余价值率分别等于16 ²/₃ ％、50％和100％。相反，仅仅知道剩余价值率，却不能断定工作日的长度。例如，假定剩余价值率是100％，可是工作日可以是8小时、10小时、12小时等等。这个剩余价值率只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同样大的，但并不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³⁵⁾

　　另一方面，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假定延长线bc或剩余劳动＝0，我们就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³⁶⁾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³⁷⁾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³⁸⁾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³⁹⁾

　　可见，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他和任何别的买者一样，力图从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尽量多的利益。但是，突然传来了在疾风怒涛般的生产过程中一直沉默的工人的声音：

　　我卖给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购买它。在你是资本价值的增殖，在我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你和我在市场上只知道一个规律，即商品交换的规律。商品不归卖出商品的卖者消费，而归买进商品的买者消费。因此，我每天的劳动力归你使用。但是我必须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来逐日再生产劳动力，以便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如果撇开由于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损耗不说，我明天得像今天一样，在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下来劳动。你经常向我宣讲“节俭”和“节制”的福音。好！我愿意像个有理智的、节俭的主人一样，爱惜我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不让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费。我每天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用它，使它运动，转变为劳动。你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就能在一天内使用掉我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的量。你在劳动上这样赚得的，正是我在劳动实体上损失的。使用我的劳动力和劫掠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在劳动量适当的情况下一个中常工人平均能活30年，那你每天支付给我的劳动力的价值就应当是它的总价值的 ¹/365×30 或 ¹/₁₀₉₅₀。但是如果你要在10年内就消费尽我的劳动力，可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力总价值的 ¹/₁₀₉₅₀，而不是 ¹/₃₆₅₀ ，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的 ¹/₃ ，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价值的 ²/₃ 。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给我一天 劳动力的代价。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¹⁹²。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¹⁹³，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⁴⁰⁾

　　我们看到，撇开弹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⁴¹⁾，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 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⁴²⁾。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⁴³⁾]。但是在古代世界，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7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 一种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两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

　　把多瑙河各公国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和英国工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因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6×6小时即36小时的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3天，完全一样。但是这种情形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30秒，为资本家劳动30秒，等等。而徭役劳动就不是这样。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成剩余劳动。所以，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在徭役劳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这种表现形式上的差别，显然丝毫不会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量的比率。每周3天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叫 作徭役劳动还是叫作雇佣劳动，对劳动者自己来说始终是没有形成等价物的3天劳动。不过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⁴⁴⁾

　　在多瑙河两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凡是存在这种情形的地方，徭役劳动很少是由农奴制产生的，相反，农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劳动产生的。(44a)罗马尼亚各州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公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基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公社的其他开支。久而久之，军队和教会方面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有地，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有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社土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社土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但这只是就事实而言，不是就法律而言，直到后来，要解放全世界的俄罗斯才借口废除农奴制而把这种农奴制用法律固定下来。1831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的徭役劳动法，当然是由领主们口授的。俄罗斯由此一举征服了多瑙河 两公国的贵族，并博得了整个欧洲的自由派白痴们的喝采。

　　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¹⁹⁴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交纳详细规定的大量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土地所有者完成：1．12个一般工作日；2．1个田间工作日；3．1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14日。不过，因为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克洛普在24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规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36日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3日。合计是42日徭役。此外还要加上所谓“Jobagie”，就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14日这种额外徭役劳动。这样，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56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210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40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平均还有30日坏天气，加起来就去掉了70日。剩下的只有140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 ⁵⁶/₈₄ 或66 ²/₃ ％，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 的劳动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但这只是法定的徭役劳动。“组织规程”比英国的工厂立法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精神，易于让人规避它自己的规定。它除了把12日变成56日之外，又把56日徭役中每日的名义上的劳动定额规定得非拖到以后的日子去完成不可。例如一日的锄草定额，特别是玉米地的锄草定额，实际上要加倍的时间才能完成。某些农活的法定的一日劳动定额，甚至可以解释成所谓这一日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为止。对于 摩尔多瓦，规定更加苛刻。有一个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

　　“‘组织规程’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⁴⁵⁾

　　如果说，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 两公国“组织规程”是这种贪欲的积极表现，那么，英国的工厂法是这种贪欲的消极表现。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⁴⁶⁾

　　1850年制定的现行（1867年）工厂法¹⁹⁵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10小时，即一周的前5天为12小时，从早晨6时至晚上6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间净剩10 ¹/₂ 小时；星期六为8小时，从早晨6时至午后2时，其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60小时，前5天为10 ¹/₂ 小时，星期六为7 ¹/₂ 小时。⁽⁴⁷⁾¹⁹⁶为了监督这项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 官员，即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吧。⁽⁴⁸⁾

　　“进行欺骗的工厂主在早晨6点前1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6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5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10分钟。星期六下午到2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

　　早6时前………………
　　晚6时后………………
　　早饭……………………
　　午饭……………………
15分钟
15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5日共计：300分钟

60分钟

星　期　六

　　早6时前………………
　　早饭……………………
　　下午2时后……………
15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日共计：340分钟

60分钟

〔旧版末行没有“60分钟”的总计。中文二版里多出，但作为总计，应为40分钟。——中马库]

　　就是说，每周多出来5小时40分钟，每年以50个劳动周计算（除掉2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27个工作日。”⁽⁴⁹⁾

　　“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5分钟，一年就等于2 ¹/₂ 个生产日。”⁽⁵⁰⁾“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12个月就变成13个月了。”⁽⁵¹⁾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1857—1858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伦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122家工厂倒闭，143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⁵²⁾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3刻钟。”⁽⁵³⁾

　　在1861年至1865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⁵⁴⁾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6时至晚上6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⁵⁵⁾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⁵⁶⁾“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么，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会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⁵⁷⁾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作“偷占几分钟时间”⁽⁵⁸⁾，“夺走几分钟时间”⁽⁵⁹⁾，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作“啃吃饭时间”。⁽⁶⁰⁾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 000镑放进了我的口袋。”⁽⁶¹⁾“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⁶²⁾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作“全日工”，把13岁以下的只准劳动6小时的童工叫作“半日工”⁽⁶³⁾。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¹⁹⁹了。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以上我们考察了这样一些部门中延长工作日的欲望，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婪，在这些部门中，无限度的压榨，正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⁶⁴⁾，因此，资本终于受到法律的约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丁汉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　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餬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利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这种制度，正像蒙塔古·瓦尔皮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肉体、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奴隶制……　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8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　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卡罗 来纳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吗？”⁽⁶⁵⁾

　　斯塔福德郡的陶器业，在最近22年来，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对象。调查的结果，第一次见斯克里文先生1841年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二次见奉枢密院²⁰⁰医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部分第102—103页），最后一次见朗格先生1863年的报告，载于1863年6月15日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²⁰¹在这里，就我的任务来说，只要从1860年和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一些受剥削的儿童本人的证词就够了。根据儿童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况，特别是少女和妇女的情况。同这一工业部门比较起来，棉纺业之类的部门还算是很愉快很卫生的职业呢。⁽⁶⁶⁾

　　威廉·伍德，9岁，“从7岁零10个月就开始做工”。一直是“运模子”（把已经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来）。他每周天天早晨6点上工，晚上9点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9点钟。例如最近七八个星期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7岁的孩子竟劳动15小时！约·默里，12岁，他说：

　　“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早晨6点钟上工，有时4点钟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6点钟。我从前天夜里起就没有上过床。除我以外，还有八九个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除了一个没有来，其余的孩子今天早晨又都上工了。我一个星期挣3先令6便士 （1塔勒5格罗申）。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没多得到一个钱。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两夜。”

　　费尼霍夫，10岁，他说：

　　“我不总是能够得到十足一小时的吃饭时间，而往往只有半小时，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这样。”⁽⁶⁷⁾

　　格林豪医生指出，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顿这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20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36.6％，在沃尔斯坦顿只占30.4％，但是在这类年龄的男子死亡人数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区占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顿区约占 ²/₅ 。在汉利行医的布思罗伊德医生说：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个医生麦克贝恩先生也说：

　　“我在陶工中间行医25年了，我发觉这个阶级在身长和体重方面显著退化。”

　　以上这些证词是从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⁶⁸⁾中摘录的。

　　下面我们从几个调查委员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几段。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主任医生阿利奇说：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 ²/₃ 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

　　不久前还是该医院外科医生的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给调查委员朗格的信中写道：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并没有什么统计材料作根据。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些为满足父母和雇主的贪心而牺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们的时候，我的愤慨一次又一次地涌上心头。”

　　他列举陶工患病的种种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时间过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希望：

　　“一个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可耻的现象：它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⁶⁹⁾

　　这里所说的英格兰陶器业的情况，也适用于苏格兰的陶器业。⁽⁷⁰⁾

　　火柴制造业是从1833年发明用木梗涂磷的办法之后出现的。自1845年起，它在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并由伦敦人口稠密的地区传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诺里奇、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时也使牙关锁闭症蔓延到各地。维也纳的一位医生早在1845年就发现这种病是火柴工人的职业病。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谁都知道，这种制造业有害健康，令人生厌，所以只有工人阶级中那些最不幸的人，饿得半死的寡妇等等，才肯把“衣衫褴褛、饿得半死、无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⁷¹⁾送去干这种活。在委员怀特1863年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如果但丁还在，他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

　　在壁纸工厂中，粗糙的壁纸用机器印刷，精致的壁纸用手工印刷。生产的旺季是从10月初到第二年4月底。在这段时期内，劳动往往从早晨6时一直持续到晚上10时，甚至到深夜，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耶·李奇说：

　　“去年〈1862年〉冬天，19个女孩子中，有6个因为劳动过度，害了病，不能上工。为了不让她们打瞌睡，我必须对她们大声喊叫。”威·达菲说：“孩子们往往疲倦得睁不开眼睛，其实，我们自己往往也是如此。”约·莱特伯恩说：“我13岁……　去年冬天我们干到晚上9点，前年冬天干到晚上10点。去年冬天我的脚有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得哭起来。”乔治·阿斯普登说：“我这个孩子7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背着他在雪地里上下工，他常常要做16个钟头的工！……　当他在机器旁干活的时候，我往往得跪下来喂他饭，因为他不能离开机器，也不能把机器停下来。”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股东兼经理斯密斯说：“我们〈他是指那些为“我们”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中间不停下来吃饭，所以一天10 ¹/₂ 小时的活到下午4点半就干完了，以后的时间都是额外时间⁽⁷²⁾。〈难道这位斯密斯先生在这10 ¹/₂ 小时内也不吃一顿饭吗？〉我们〈还是那位斯密斯〉很少在晚上6点以前停工〈他是指停止消费“我们的”劳动力这些机器〉，所以我们〈又是克里斯平²⁰³〉实际上整年都有额外时间……　在过去18个月当中，无论孩子或成年人〈152个儿童和18岁以下的少年，140个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7天零5小时即78 ¹/₂ 小时。在今年〈1863年〉5月2日以前的6周内，平均时间更长了，每周达8天即84小时！”

　　还是这位如此爱用君主口吻以“我们”自称FN2的斯密 斯先生，微笑着补充说：“机器劳动是轻松的。”采用手工印刷的工厂主却说：“手工劳动比机器劳动要合乎卫生。”但是工厂主先生们全都愤愤不平地反对“至少在吃饭时间使机器停下来”的建议。巴勒区（伦敦）一家壁纸厂的经理奥特利先生说道：

　　“要是法律准许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9点，对我们〈！〉倒很合适，可是工厂法规定的时间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这对我们〈！〉可不合适……　在午饭时间我们的机器总是停下来〈何等宽宏大量！〉。这样做在纸张和颜料方面不会造成大不了的损失。”接着他满怀同情地补充说：“但是，我可以理解，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是人们所不喜欢的。”

　　委员会的报告坦率地认为，某些“大公司”担心丧失时间，即担心丧失占有他人劳动的时间，并从而“丧失利润”。这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让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长达12—16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 像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⁷³⁾

　　在英国，没有一个工业部门像面包业（刚刚兴起的机制面包业不算在内）那样，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如此古老的、只有从罗马帝国时代的诗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纪元前的生产方式。不过，前面已经说过，资本起初并不关心它所征服的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就采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FN3

　　面包掺假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在伦敦更为厉害。这种现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1855—1856年）和哈索尔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一书揭发出来的。⁽⁷⁴⁾揭发的结果是1860年8月6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靠买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易者当然是极端宽容的。⁽⁷⁵⁾委员会本身也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事实上，这种“诡辩”比普罗塔哥拉²⁰⁵更会颠倒黑白，比埃利亚派²⁰⁶更能当面证明一切真实都只不过是假象。⁽⁷⁶⁾

　　不管怎样，委员会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他们“每日的面包”，从而引向了面包业。与此同时，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1863年委员会的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他的报告⁽⁷⁷⁾和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1863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还禁止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9点至第二天早晨5点这段时间内做工。这项条款充分说明了这个带有古代遗风的工业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形。

　　“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他先发面，这是一种极费力气的活。根据烤制面包的数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时到三刻钟。然后他躺在那块兼作发面盆盖子的面板上，拿一个面袋枕在头下，再拿一个面袋盖在身上，睡几个钟头。随后他一连紧张地忙上5个小时，把面揉好，分成一块一块，做成面包的样子，放到炉里去烤，再从炉里取出，等等。烤炉房的温度达75度到90度FN4，小烤炉房的温度还要高些。各种各样的面包做成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开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刚刚结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间劳动，又要在白天提着篮子或推着车子挨户送面包，有时，他们还要再在烤炉房里干些别的活。根据季节和营业范围的不同，劳动在下午1点到6点之间结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在烤炉房里一直忙到晚上。”⁽⁷⁸⁾“在伦敦社交季节，伦敦西区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8点，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两次。然后他们 就运送面包，或有时在烤炉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4点、5点、6点甚至7点。活全干完了才睡6个小时，有时只睡5个或4个小时。到了星期五，总是提前上工，大约从晚上10点开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发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8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4点或5点。就连出售‘全价’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为第二天做4—5小时的准备工作……　在‘卖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经说过，这种人在伦敦面包业主中占 ³/₄），面包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不过几乎全是在烤炉房里做工，因为他们的老板除把面包供应一些小铺子外，只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每当临近周末……就是说从星期四起，晚上10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的休息。”⁽⁷⁹⁾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人士也懂得：“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⁸⁰⁾。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搀假。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18小时，而只给12小时的工资。”⁽⁸¹⁾

　　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两种现象，在英国是从18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⁸²⁾。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1824年才真正站稳脚跟。⁽⁸³⁾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他们也很少活到42岁。可是，等着去面包业做工的人总是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1858—1860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为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进行鼓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1860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由于这一运动，只做日工的规定才在 弗克斯福德、基尔肯尼、克郎梅尔、沃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执行。

　　“在雇佣工人苦不堪言的利默里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别是面包房兼磨坊老板的反抗，运动遭到了失败。利默里克失败例子导致恩尼斯和蒂帕雷里两郡的倒退。在公众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科克郡，老板们利用他们解雇工人的权力，把运动压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们进行了最坚决的反抗，他们用迫害领导运动的工人的办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让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⁸⁴⁾

　　在爱尔兰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政府所属的委员会，竟痛切地规劝都柏林、利默里克克、科克等地那些铁石心肠的面包房老板：

　　“委员会认为，劳动时间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若有违反，必受惩罚。老板们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迫使他们违背宗教信仰，违反国家法律，冒犯社会舆论〈这些全是指星期日劳动〉，这样老板们就挑起劳资之间的仇恨，提供了危害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先例……　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侵犯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12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⁸⁵⁾

　　以上是爱尔兰的情形。在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农业工人（即庄稼汉）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13—14小时，星期日还要从事4小时的额外劳动（这还是在信守安息日²⁰⁸的国家里呢！）。⁽⁸⁶⁾就在这个时候，伦敦一个大陪审团面前站着三个铁路员工：一个列车长，一个司机，一个信号员。一次惨重的车祸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几个铁路员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陪审员面前异口同声地说，10—12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8小时。但是在最近5—6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可是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们的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审员”对他们的回答，是定为“杀人罪”，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并只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制”、“节欲”或“节俭”一些。⁽⁸⁷⁾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不去参看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劳动过度。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丽丝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⁸⁸⁾店里的少女平均每天劳动16 ¹/₂ 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波尔图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FN5，少女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在转眼之间就变出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少女一起连续干了26 ¹/₂ 小时，每30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 ¹/₃ ，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⁸⁹⁾]这还是伦敦一家较好的时装店。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丽丝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件礼服做好。医生基斯先生被请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直率地向验尸陪审团作证说：

　　“玛丽·安·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

　　为了教医生讲话得体，验尸陪审团却说：

　　“死者是中风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担心，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过度等等，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

　　自由贸易论者科布顿和布莱特的机关报《晨星报》叫喊道：“我们的白奴累垮而进入坟墓了，无声无臭地憔悴而死了。”²¹²⁽⁹⁰⁾

　　“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时装店是如此，在很多地方，在一切生意兴隆的地方都是如此……　我们试以铁匠为例。如果可以相信诗人的话，那么世界上再没有 像铁匠那样强健、那样快活的人了。他大清早就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丁当丁当地打起铁来。他比谁都吃得多，喝得足，睡得好。单就身体条件来说，如果劳动适度，铁匠的情况确实是属于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到城里去，看看这些健壮的汉子所担负的劳动重担，看看他们在我国的死亡表上所占据的位置吧。在马里勒本区〈伦敦最大的市区之一〉，铁匠每年的死亡率为 ³¹/₁₀₀₀ ，比英国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 ¹¹/₁₀₀₀。打铁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毁灭人的职业。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说50年。现在强迫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 ¹/₄ 。他尽力做了，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 ¹/₄ 的活，但是他活不到50岁，他37岁就死了。” ⁽⁹¹⁾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如果它们不这样做，而只是闲置在那里，就给资本家造成消极的损失，因为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就成了无用的预付资本；一旦恢复中断的生产必须追加开支，这种损失就变成积极的损失。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要求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换班有各种办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员工这个星期做日班，下个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这种换班制度，这种换班制的经营方法，在英国棉纺织业等部门方兴未艾的青春时期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纺纱厂中也很流行。这种24小时连续不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的许多依然“自由”的工业部门中，其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在这里，劳动过程除了6个工作日每天24小时，在大多数工厂还包括星期日24小时。工人中有男有女，有成年人有儿童。儿童和少年从8岁（有时是6岁）直到18岁年龄不等。⁽⁹²⁾在某些部门中，少女和妇女也整夜和男工一道做工。⁽⁹³⁾

　　我们且不说夜工的一般害处。⁽⁹⁴⁾昼夜24小时不断的生产过程，为打破名义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在上述那些劳动繁重的工业部门中FN6，每个工人公认的工作日大多为12小时，无论夜工或日工都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场合，那种超出这一界限的过度劳动，用英国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实在可怕”⁽⁹⁵⁾。报告说：

　　“任何有感情的人想到证词中提到的9—12岁儿童所担负的劳动量，都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再也不能容许父母和雇主这样滥用权力。”⁽⁹⁶⁾

　　“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难免有的儿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这时，一个或几个该下工的儿童就得留下来填补空位。这个办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压延厂的经理，没有上工的儿童由谁代替，他竟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上述事实。”⁽⁹⁷⁾

　　“有一个压延厂，名义上的工作日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5点半。有一个儿童，每星期有4个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8点半……这样一直继续了6个月。”“另一个儿童，9岁时，有时一连做3班，每班12小时，10岁时，有时一连干两天两夜。”“第三个儿童，今年10岁，每星期有三天都是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夜间12点，在其余几天干到晚上9点。”“第四个儿童，今年13岁，整个星期都是从下午6点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有时接连做3班，例如从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个儿童，今年12岁，在斯泰夫利铸铁厂做工，他一连14天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夜间12点，他已经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9岁的乔治·阿林斯沃思说：“我是上星期五来的。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3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5哩路。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6点来上工。唉！这个地方真热！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3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里，我早晨6点上工，到晚上6点或者7点下工。”如此等等。⁽⁹⁸⁾

　　现在我们来听听资本自己是怎样解释这种24小时制度的。当然，对于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对于它滥用这种制度，以致把工作日延长到“骇人听闻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是避而不谈的。它所谈的只是这种制度的“正常”形式。

　　内勒—维克斯公司炼钢厂老板，雇有600至700个工人，其中只有10％未满18岁，这些未满18岁的工人当中又只有20个男孩是做夜班的。这个公司的老板说：

　　“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热难熬。温度大约介于86°至90°之间FN8……　锻冶车间和压轧车间分昼夜两班劳动，其他各车间就只有日班，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锻冶车间的劳动是从12点到12点。有一些人只做夜工，不日夜换班……　我们没有发现日工和夜工对健康〈内勒—维克斯公司老板的健康吗？〉有什么不同的影响。而且，休息时间固定不变比昼夜改变恐怕要睡得好些……　约有20个未满18岁的少年做夜班……　不叫18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我们就应付不下去。我们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会增加生产费用。熟练工人和工头不容易找，而少年工要多少有多少……　当然，我们使用的少年工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限制夜工同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⁹⁹⁾

　　约翰·布朗公司钢铁厂有3000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制钢制铁的重活是“昼夜换班”的。该公司的J.埃利斯先生说，在劳动繁重的制钢厂，每两个成年男工配一个或两个少年工。在他们公司里，18岁以下的少年工有500名，其中约 ¹/₃ 即170名不满13岁。关于拟议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说：

　　“禁止未满18岁的人在24小时内劳动12小时以上，我并不认为是特别值得谴责的。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划一条线来规定12岁以上的少年免做夜工。我们宁可接受完全禁止未满13岁甚至15岁的少年做工的法律，而不愿接受不让我们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做日班的少年也必须轮换做夜班，因为成年男工不能老是做夜班；这会毁掉他们的健康。不过我们认为，做一星期夜工，又做一星期日工，不会有什么害处。〈而内勒—维克斯公司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工厂的利益，却相反地认为，连续做夜工并没有害处，定期轮换做夜工倒可能有害处。〉我们看到，轮换做夜工的人同专做日工的人同样健康……　我们反对禁止18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为这会增加费用。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多么无耻的坦率！〉我们认为，为此增加的费用，会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能力，如果适当地考虑到营业的成效的话。〈多么拐弯抹角！〉这里劳力很少，进行这种调整，就会使劳力不够用。〈这就是说，埃利斯—布朗公司就会陷入不得不如数支付劳动力价值的不幸境地。〉”⁽¹⁰⁰⁾

　　卡姆梅尔公司的“塞克洛普”钢铁厂的规模同上述约翰·布朗公司不相上下。该厂的经理曾把他的一份书面证词亲手递交给政府委员怀特，但是后来把证词退给他修改时，他又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个手稿隐藏起来。但怀特先生的记忆力很强。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塞克洛普公司看来，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是“行不通的事情；这无异于关闭他们的工厂”，虽然在他们工厂中未满18岁的少年只占6％强，未满13岁的只占1％！⁽¹⁰¹⁾

　　关于这个问题，阿特克利夫的炼钢、压延、锻铁工厂，桑德森兄弟钢铁公司的E.F.桑德森先生说：

　　“禁止未满18岁的少年做夜工会引起很大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用成年男工代替少年工必然使费用增加。增加多少，我说不上，但是看来不会增加到使工厂主能够提高钢的价格，因此，这种损失就落在工厂主身上，因为成年男工〈多么固执的人！〉当然会拒绝承担这种损失”。

　　桑德森先生不知道他究竟付给儿童多少工资，不过，

　　“大概每人每周得到4—5先令……　少年工干的活，一般地说来〈当然不总是“特殊地说来”〉，有少年工的力气就足够用了，用成年男工的较大力气是得不偿失，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如金属制件很重时，使用这种较大的力气才合算。成年男工也喜欢有个少年工当下手，因为成年男工不那么听话。此外，儿童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学手艺。只许少年做日工，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少年不能在白天学手艺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来，成年男工一周做日工，一周做夜工，就会有一半时间和同班的少年工分开，从而把他们从少年工那里得到的利益丧失一半。成年男工教少年工学手艺，就算作少年工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这就使成年男工能够得到廉价的少年劳动。所以，只准少年做日工，就会使每个成年男工的利益丧失一半。”

　　换句话说，桑德森公司就得自己掏腰包，而不能再用少年工的夜间劳动来支付成年男工的这部分工资了。这样一来，桑德森公司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而这就是桑德森公司所谓少年工不能在白天学手艺的好理由⁽¹⁰²⁾。此外，现在同少年工换班的成年男工就得担负起全部的夜工，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总之，困难是太大了，也许会使夜工完全停下来。E.F.桑德森说：“至于说到钢的生产本身，那倒不会有什么差别。但是！”但是桑德森公司不单是生产钢而已。生产钢只是赚钱的借口。熔炉、轧钢设备等等，厂房、机器、铁、煤等等，除了变成钢，还有别的任务。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吮取剩余劳动，而24小时吮吸的剩余劳动当然比12小时多。事实上，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桑德森公司有了它们，也就有了一张证书，可以在一天全部24小时内支配一定数量人手的劳动时间；而它们 吮吸劳动的职能一旦中断，它们也就丧失了资本的性质，从而给桑德森公司造成纯粹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非常贵重的机器有一半时间停着不用，那就会造成损失。并且，为了生产在目前这种制度下所能生产的同样数量的产品，就得把厂房和机器增加一倍，而这样就会使费用增加一倍。”

　　其他资本家都只准在白天开工，他们的厂房、机器、原料到夜间就“停着不用”，可是为什么这个桑德森公司偏偏要求特权呢？E.F.桑德森代表全体桑德森回答说：

　　“是的，凡是只在白天开工的工厂，都会遭受到这种由于机器停着不用而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使用熔炉，损失就更大。如果熔炉不停火，就会浪费燃料〈现在却是浪费工人的生命材料〉，如果熔炉停火，就要重新生火并等待烧到必要的热度，这就损失了时间〈而损失的睡眠时间——甚至是8岁孩子的睡眠时间，正是桑德森家族捞到的劳动时间〉，而且一冷一热会使熔炉受到损害〈而昼夜换班劳动却不会使熔炉受到损害了〉”。⁽¹⁰³⁾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¹⁰⁴⁾，——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旱死亡。⁽¹⁰⁵⁾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工人或延续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那么，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得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

　　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象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弥补。但是，

　　“尽管佐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害，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活着时的生产率那样重要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个几世纪以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动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丧命”。⁽¹⁰⁶⁾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⁵试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FN10，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挤满来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我们已经看到，陶器业是工人寿命最短的行业之一。FN11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现代陶器业的创始人乔赛亚·韦奇伍德，1785年曾向下院说，陶器业共有15 000到20 000人。⁽¹⁰⁷⁾到了1861年，单是大不列颠的陶器业市镇人口就有101 302人。

　　“棉纺织业有90年的历史……　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¹⁰⁸⁾

　　诚然，在个别的热病式的繁荣时期，劳动市场上曾严重缺乏劳动力。例如1834年就是这样。当时工厂主先生们向济贫法委员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¹⁰⁹⁾。这是他们的原话。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代办所。农业工人的名单造好以后交给了代办所。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像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通过运河或用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业区四处乱走，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贸易部门。下院几乎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是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继续存在，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像把黑人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样……　1860年，棉纺织业空前繁荣……　人手又不够了。工厂主们又向贩卖人肉的代办所求援……于是代办所便到多尔塞特郡的沙丘地带、德文郡的高地、威尔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

　　《贝里卫报》抱怨说，英法通商条约签订以后，本来还会吸收1万人，而且很快还需要3—4万人。但是从事人肉买卖的大小代办所1860年在农业区几乎没有搜罗到什么人，于是

　　“工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法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先生，请求他再次准许贫民习艺所的穷孩子和孤儿进工厂去做工”⁽¹¹⁰⁾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¹¹¹⁾另一方面，经验向有头脑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¹¹²⁾。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²¹⁷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¹¹³⁾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²¹⁸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¹¹⁴⁾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14世纪起一直到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¹¹⁵⁾。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那些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²¹⁹。因此，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资本借 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19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颁布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17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¹¹⁶⁾

　　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²²⁰，人口大大减少，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¹¹⁷⁾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同样也强制地规定了工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虽然始终没有实现），所有手艺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日，从3月到9月，应该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7—8点，其中吃饭时间是早饭1小时，午饭1 ¹/₂ 小时，午后小餐 ¹/₂ 小时，正好比现行工厂法规定的吃饭时间多一倍。⁽¹¹⁸⁾冬季，是从早晨5点劳动到天黑，中间的休息时间不变。1562年的伊丽莎白法令，没有触动“按日领工资或按周领工资”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过它设法把夏季的休息时间限制为2 ¹/₂ 小时，冬季限制为2小时。午饭时间只有1小时，“ ¹/₂ 小时午睡制”只准在5月中至8月中这段时间内实行。旷工1小时扣工资1便士。但实际上，工人的待遇要比法令规定的好得多。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工人〈当时是指农业工人〉一天做工10小时，一星期吃饭20次，就是说，平日每天3次，星期天两次。可见，只要他们星期五晚上节食，午饭时间不像现在这样用两小时即从11时到1时，而用一个半小时，从而劳动增加120，消费减少120，那么，上述税收的110就可以筹集出来了”。⁽¹¹⁹⁾

　　安得鲁·尤尔博士抨击1833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退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17世纪末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们英国少年在当学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们当然需要7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成为熟练的手艺人”。

　　相反地，德国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儿童在摇篮里就至少“受到一点职业训练”。⁽¹²⁰⁾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期以前，英国资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有农业工人是例外。当时工人靠4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充分理由。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工人顽固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工人辩护。例如，我们就来听听波斯尔思韦特（当时他编的商业辞典，就像现在麦克库洛赫和麦格雷戈尔的同类著作一样受到好评）和前面引述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FN12之间的争论吧。⁽¹²¹⁾

　　波斯尔思韦特说道：

　　“我在结束这几点评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从许多人那里听来的这样一种陈腐论调：如果工人（industrious poor）做5天工就足够维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满6天工。他们因此做出结论说，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间断地劳动6天。请原谅，我的见解和这些要 本王国的劳动人口永远做奴隶的大政治家们不同。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谚语：‘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难道英国人没有因为他们多才多艺的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向为不列颠的商品争得普遍声誉而感到自豪吗？这是怎样得来的呢？或许就是由于我们生性活泼的劳动大众善于消遣娱乐吧。如果硬要他们终年劳碌，每星期干满6天，而且老是干同样的活，那他们的才能不会退化吗？他们不会由活泼的灵巧的人变为笨拙的迟钝的人吗？我们的工人由于这种长期的奴隶制，不是会丧失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声誉吗？……　还能指望受着这种残酷折磨的动物有什么熟练的技艺吗？……　他们中间许多人4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国人干5—6天。但是，如果英国人长期做苦力，恐怕他们就会退化，落在法国人后面。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素以勇敢闻名，我们不是常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国牛排和布丁来果腹，另一方面有立宪的自由精神吗？我国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说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可以随意休息娱乐的自由呢？但愿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特权，不会失去成为他们劳动技巧和英勇精神的来源的优越生活！”⁽¹²²⁾

　　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却回答说：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6天属于劳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是说属于资本〉，所以强制实行上帝的这一诫命²²¹，决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　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4天活……　假定1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价格为5先令，工人干一天活挣1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5天；如果1蒲式耳小麦为4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4天……　但是本王国的工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4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6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6天活的，看来他们是工人（labouring poor）中最幸福的人⁽¹²³⁾；荷兰人在手工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¹²⁴⁾……　但是我们的民众却有一种成见，好像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工人大众〉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士兵勇敢起来，就这点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场手工业工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 ⁷/₈ 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¹²⁵⁾……　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¹²⁶⁾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¹²⁷⁾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¹²⁸⁾

　　在1770年的“理想的习艺所”，即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12小时！而经过了63年，到了1833年，当英国议会把四种工业FN13部门的13—18岁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整整12小时的时候，似乎英国工业的末日就到来了！1852年，当路易·波拿巴为了巩固自己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时，法国工人大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把工作日缩短为12小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我们的唯一福利！”⁽¹²⁹⁾在苏黎世，10岁以上的儿童的劳动限制为12小时，在阿尔高州，13—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2年从12 ¹/₂ 小时减为12小时；在奥地利，14—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0年也缩短为12小时。⁽¹³⁰⁾如果 麦考莱还在的话，一定会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大叫“1770年以来的巨大进步”！FN14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作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
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十二小时自然日的界限。⁽¹³¹⁾此后，自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象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FN15甚至旧法规中按农民的习惯规定的关于昼夜的简单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一位英国法官还在1860年为了对昼和夜做出“有判决力的”解释，就不得不使出真正学究式的聪明。⁽¹³²⁾资本则狂欢痛饮来庆祝胜利。

　　被生产的轰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始进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业的诞生地英国。但是30年来，工人所争得的让步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从1802年到1833年，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¹³³⁾²²²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

　　“事实是，在1833年的法令以前，任意让儿童和少年整夜、整日或整昼夜从事劳动。”⁽¹³⁴⁾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1833年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等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1833年到1864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1833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5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半结束。在这15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少年（从13岁到18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同一个少年一天之内做工不得超过12小时。法令的第6节规定：“在限制的劳动时间内，每人每天至少应有1 ¹/₂ 小时的吃饭时间”。除开下面要谈到的例外情况，禁止雇用未满9岁的儿童；9岁至13岁的儿童的劳动每天限制为8小时。禁止9岁至18岁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该法令所说的晚上8点半至早晨5点半之间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造成这种令人发指的后果。1833年6月28日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说道：

　　“现时工厂制度的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种弊病的唯一的方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病比要消除的弊病更大。”²²³

　　这个“方案”于是就以“换班制度”（“System of Relays”；在英语和法语中，Relay都指到驿站换马）的名义实施了。例如，9岁到13岁的儿童分成两班，一班从早晨5点半到午后1点半，另一班从午后1点半到晚上8点半，等等。

　　工厂主先生们极端厚颜无耻地无视最近22年来所公布的一切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为了奖赏他们，如今又给他们吞服的药丸涂上一层金色。议会决定，未满11岁的儿童从1834年3月1日起，未满12岁的儿童从1835年3月1日起，未满13岁的儿童从1836年3月1日起，在工厂劳动不应超过8小时！这种对“资本”如此宽厚的“自由主义”，理应得到更多的赞赏，因为法尔医生、安·卡莱尔爵士、本·布罗迪爵士、查·贝尔爵士、格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话，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在下院作证时都曾经说过，“危险在于迟缓！”²²⁴。关于这个问题，法尔医生说得更尖锐：

　　“为了防止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早死，立法同样是必要的。这种方法〈工厂方法〉无疑应看作是引起早死的最残酷的方法之一。”⁽¹³⁵⁾

　　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温情，迫使未满13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72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²²⁶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 任何黑奴每周劳动45小时以上！

　　但是资本毫不体谅，掀起了一个叫嚷了好几年的鼓动运动。运动主要是围绕着什么样的年龄算是儿童的问题，因为法律规定，儿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8小时，并且要受到一定的义务教育。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1836年——越接近，工厂主这帮恶棍就越猖狂。他们确实把政府吓住了，于是政府在1835年建议把儿童时期的界限从13岁降为12岁。但这时外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下院没有勇气这样做了。它拒绝把13岁的儿童扔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²²⁷每天被压榨8小时以上。1833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1844年6月它一直没有变动。

　　在工厂劳动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这项法令约束的10年间，工厂视察员的官方报告充满了关于这项法令无法实施的抱怨。1833年的法令规定，在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15小时内，每个“少年”和“儿童”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中断和停止他的12小时或8小时劳动，完全由资本家先生们去决定，并且他们还可以为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吃饭时间，这样一来，这班先生很快就找到一种新的“换班制度”FN16，让驿马不是在一定的驿站换班，而是在不固定的驿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们不来进一步谈论这个制度的妙处，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制度不仅使整个工厂法的精神，而且使它的条文都落空了。既然每个儿童和少年的帐册如此复杂，工厂视察员有什么办法迫使工厂主遵守法定的劳动时间和吃饭时间呢？以前那种残酷的不法行为很快地又在许多工厂中不受惩罚地盛行起来。工厂视察员在同内务大臣的一次会见（1844年）时证明说，在新发明的换班制度下不可能实行任何监督。⁽¹³⁶⁾但这时情况毕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从1838年以来，工厂工人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⁹⁰当作自己经济上的竞选口号，正像他们把宪章²²⁸当作自己政治上的竞选口号一样。甚至一部分按照1833年法令来经营工厂的工厂主，也上书议会，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进行不道德的“竞争”，因为这些人由于更加厚颜无耻或拥有较有利的地方条件就违反法律。此外，尽管个 别的工厂主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工厂主阶级的代言人和政治领袖却要求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已经发动了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为了取得胜利，需要工人的帮助！因此，他们不仅答应把大圆面包加大一倍²²⁹，而且答应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²³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³⁷⁾所以，他们就更不能去反对那种只以实行1833年法令为目的的措施了。FN17最后，托利党人由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胁，也用博爱家的口吻大骂他们的敌人的“可耻行为”。⁽¹³⁸⁾

　　于是就出现了1844年6月7日的补充工厂法案。它从1844年10月1日开始生效。它又把另一类工人，即18岁以上的妇女，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们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迫对成年人的劳动也进行直接的正式的监督。1844—1845年的工厂报告讽刺地说：

　　“就我们所知，成年妇女还从未抱怨过这种侵犯她们权利的行为。”⁽¹³⁹⁾

　　13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每天6 ¹/₂ 小时，在有些条件下是7小时。⁽¹⁴⁰⁾

　　为了防止滥用虚假的“换班制度”，法律又规定了下列重要的细则：

　　“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应该从有任何一个儿童或少年早晨在工厂里开始劳动的时候算起”。

　　按照这个规定，如果A是从早晨8点开始劳动，B是从10点开始劳动，那么，B的工作日仍然要和A的工作日一样，应在同一时间结束。开工时间应以某个公共时钟为准，例如，以附近的铁路时钟为准，工厂的钟要和这个铁路时钟保持一致。工厂主必须在工厂张贴大字印刷的时间表，说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时间。12点以前上工的儿童不得在下午1点钟以后又做工。这样，下午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儿童。受法律保护的全体工人都要有1 ¹/₂ 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应在同一时间吃饭，其中至少有1小时应在下午3点以前。儿童或少年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否则不得让他们在下午1点以前做工5小时以上。儿童、少年和妇女不得留在某种劳动过程正在进行的厂房中吃饭，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些规定的实施使工厂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因为在大多数生产过程中，必须有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协作。所以总的说来，在1844—1847年期间，受工厂立法约束的一切工业部门，都普遍一致地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日。

　　但是，工厂主如果没有得到某种“退步”作补偿，是不会容忍这种“进步”的。在他们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儿童的最低年龄从9岁减为8岁，以保证资本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得到“工厂儿童的追加供给”。⁽¹⁴¹⁾

　　1846—1847年在英国经济史上划了一个时代。谷物法²³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税取消了，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指路明灯！一句话，千年王国出现了。另一方面，宪章运动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在这期间达到了顶点。它们在渴望报仇的托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尽管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言而无信的自由贸易派疯狂反抗，争取了多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终于由议会通过了。

　　1847年6月8日的新工厂法规定，从1847年7月1日起，“少年”（从13岁到18岁）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11小时，而从1848年5月1日起，最终限制为10小时。在其他方面，这个法令只是1833年和1844年的法令的修正补充。

　　资本先发制人，想使这个法令在1848年5月1日不能完全实行。而且，似乎由于取得经验教训而变得聪明的工人自己应当来帮助再一次破坏自己的事情。时机是选择得很巧妙的。

　　“必须记住，1846—1847年爆发了可怕的危机，工厂工人深受其害，因为很多工厂开工不足，另一些工厂完全停工。大量工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很多工人负有债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们宁愿劳动时间更长一些，以便弥补过去的亏损，偿还债务，或者从当铺赎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卖掉的东西再补充进来，或者为自己和家属添制新衣。”⁽¹⁴²⁾

　　工厂主先生们普遍把工资降低了10％，企图以此来助长这种状况的自然作用。而这就是所谓向自由贸易新纪元的献礼。后来，工作日缩短为11小时，工资又降低8 ¹/₃ ％，最后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工资降低的百分比再增加一倍。因此，凡是在情况允许的地方，工资至少降低了25％。⁽¹⁴³⁾在这样准备妥当的时机下，就在工人中间展开了废除1847年法令的鼓动。欺骗、诱惑、威胁的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费心机。虽然在工人中间征集到了半打请愿书，诉说“他们深受这个法令的压迫”，但是在口头询问这些请愿者的时候，他们说是被迫签名的。“他们是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而是受某种人的压迫。”⁽¹⁴⁴⁾工厂主们既然无法使工人说出他们工厂主想说的话，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义在报刊上和议会里大叫大嚷。他们指责工厂视察员是一种国民公会委员²³¹，说他们要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工人，来实现他们改善世界的奇想。但是这一招也没有得逞。工厂视察员 伦纳德·霍纳本人以及通过他的助手在兰开夏郡的工厂中询问了很多证人。在被询问的工人中，赞成十小时工作日的将近70％，赞成十一小时的百分比要小得多，赞成原来的十二小时的只占极少数。⁽¹⁴⁵⁾

　　另一个“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劳动12—15小时，然后宣布这是无产阶级内心愿望的最好的表达。但是“残酷无情的”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马上又出现了。大多数“加班加点工人”声称：

　　“他们宁愿劳动10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¹⁴⁶⁾

　　资本想先发制人，但是失败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于1848年5月1日生效。但这时，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²³²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²³³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 思想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到处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²³⁴的迫害。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进行公开的反叛，不仅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对1833年以来力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是一次缩小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8，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

　　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必须记住：1833年、1844年和1847年的各个工厂法，凡是在后者没有对前者进行修改的地方，都保留了法律效力；这三个法令都没有限制18岁以上的男工的工作日；从1833年以来，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这15小时的时间始终是法定“日”，在这个界限以内，少年和妇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起先劳动12小时，后来劳动10小时。FN18

　　某些地方的工厂主开始把他们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分，有时甚至解雇一半，同时却把几乎已经绝迹的夜工在成年男工当中恢复了。他们叫嚷说，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使他们别无出路！⁽¹⁴⁷⁾

　　第二步是针对法定的吃饭时间，让我们听听工厂视察员是怎样说的：

　　“自从工作日限制为10小时以来，工厂主们就说（虽然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所说的），如果劳动是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那么他们在早晨9点以前拿出1小时，在晚上7点以后拿出半小时，总共用1 ¹/₂ 小时作为吃饭时间，这也就是充分地执行法令的规定了。现在，在某些场合，他们准许有半小时或1小时的午饭时间，但是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义务把这1 ¹/₂ 小时的任何部分包括在十小时工作日之内”。⁽¹⁴⁸⁾

　　因此，工厂主先生们硬说，1844年法令关于吃饭时间的十分详细的规定FN19〈〉，只是允许工人在进厂以前和离厂以后，即在自己家里吃饭喝水！工人为什么不应当在早晨9点以前吃午饭呢？但是皇家法官裁决说，法律规定的吃饭时间

　　“必须安排在实际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让工人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连续不停地劳动10小时是不合法的”。⁽¹⁴⁹⁾

　　经过这几场愉快的示威后，资本采取了与1844年法令条文相适应的即合法的步骤来进行反叛。

　　诚然，1844年的法令规定，上午12点以前做工的8—13岁的儿童不准在下午1点以后继续做工。FN20但是在中午12点或下午开始做工的儿童的6 ¹/₂ 小时劳动，法令却未作任何规定！因此，可以使中午12点开始做工的8岁儿童在12点至1点之间干1小时，在下午2点至4点之间干2小时，在5点至晚上8点半之间干3 ¹/₂ 小时，总共是法定的6 ¹/₂ 小时！甚至还有更妙的办法。为了使儿童的劳动同干到晚上8点半的成年男工的劳动配合起来，工厂主只要在下午2点以前不给儿童活干，就可以使他们在工厂中连续不停地干到晚上8点半！

　　“现在人们公开承认，近来由于工厂主拚命使机器开动10小时以上，在所有的少年和妇女都离开工厂以后，8—13岁的男女儿童被留下来和成年男工一起干到晚上8点半，这种办法已在英国实行。”⁽¹⁵⁰⁾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回答说：

　　“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

　　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

　　事实上，1850年7月26日向下院提出的统计材料表明，尽管有各种抗议，到1850年7月15日为止，还有257家工厂的3742个儿童受着这种“办法”的折磨。⁽¹⁵¹⁾不仅如此！资本的山猫眼睛发现，1844年的法令规定，在上午连续劳动5小时至少要休息30分钟，但是关于下午的劳动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因此，资本要求而且确实也迫使8岁的童工不仅从下午2点一直拚命干到晚上8点半，而且还要挨饿！

　　“对了，他的胸部，

　　契约上是这么说的！”²³⁵⁽¹⁵²⁾

　　对于1844年法令限制儿童劳动的条款，资本家像夏洛克那样死抠法令条文，只是为了对该法令限制“少年和妇女”的劳动的这同一项条款进行公开的反叛作准备。我们记得，废除“虚假的换班制度”是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FN21。工厂主开始反叛这个法令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声明说，1844年法令禁止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任意分小段时间来使用少年和妇女的条款，

　　“在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的时候，没有造成多大损失。而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情况下，它们就是难以忍受的不公平了”⁽¹⁵³⁾。

　　因此，他们用最冷静的态度向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¹⁵⁴⁾据说，这将符合于听了不良劝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

　　“能对他们支付较高的工资”。“这是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下保持大不列颠的工业优势的唯一可能的办法。”⁽¹⁵⁵⁾“在换班制度下要发现违法情况也许有些困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为使工厂视察员及其助手省掉一些小小的麻烦，就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巨大的工厂利益看成是次要的东西吗？”⁽¹⁵⁶⁾

　　当然，所有这些遁辞都无济于事。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讼。但是工厂主的请愿书立即像雪片似地飞向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以致他在1848年8月5日的通令中晓谕视察员：

　　“只要还没有证实换班制度被滥用来使少年和妇女劳动10小时以上，一般不要按违背法令条文来追究”。

　　在这以后，工厂视察员约·斯图亚特就准许苏格兰全境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实行所谓换班制度，于是这种制度很快就像以前那样盛行起来。而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则声明，内务大臣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中止法律的实施，并且继续向法庭控告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者。

　　但是，既然法庭，郡治安法官⁽¹⁵⁷⁾宣判他们无罪，那传讯又有什么用呢？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利斯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格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他如果不是埃斯克里 格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亲戚——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格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特市巴勒区治安法官。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 格为首。埃斯克里格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说，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格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¹⁵⁸⁾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¹⁵⁹⁾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叫道：

　　“这种审判把戏急须改革……或者是使法律适应这种宣判，或者是让一个犯错误较少、能使判决适应法律的法院去执行……在一切这样的场合都多么需要领薪水的法官啊！”⁽¹⁶⁰⁾

　　皇家法官宣布工厂主对1848年法令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社会的救主们坚持原来的想法。伦纳德·霍纳报告说：

　　“我在7个审判区中提出10件诉讼，试图强制人们执行法律，可是只有1件诉讼得到治安法官的支持……我认为再对违法行为提出诉讼是徒劳无益的。法令中规定劳动时间要整齐划一的那一部分条文……在兰开夏郡已经不发生效力。我和我的助手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自己确信，那些实行所谓换班制度的工厂不让少年和妇女劳动10小时以上……　1849年4月底，在我的管区里已经有114家工厂采用这种方法，近来这种工厂的数目还在急剧增加。一般说来，现在工厂的劳动是13 ¹/₂ 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半；也有劳动15小时的，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¹⁶¹⁾

　　还在1848年12月，伦纳德·霍纳就列举出65个工厂主和29个工厂监工，说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换班制度下，任何监督制度都不能阻止过度劳动的广泛流行。⁽¹⁶²⁾同一批儿童和少年时而由纺纱车间调到织布车间，时而在15小时之内由这个工厂调到那个工厂。⁽¹⁶³⁾这样一种制度怎能加以监督呢，

　　“它滥用换班之名，把工人像象纸牌一样按无限多样的方式混杂起来，并且天天变更各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以致同组的全体工人永远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工！”⁽¹⁶⁴⁾

　　但是，完全撇开现实的过度劳动不说，这种所谓换班制度是资本幻想的产物，连傅立叶关于“短时工作”²⁴⁰的幽默描写都相形见绌，所不同的只是，劳动的吸引力转化成了资本的吸引力。我们来看看工厂主所编制的那些计划吧，它们被有声望的报纸誉为“在相当精细和适当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范。全体工人有时被分为12至15个类别，各类别本身的组成部分不断改变。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资本一会儿把工人拉来干30分钟，一会儿拉来干1小时，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但是在他未做满10小时之前，决不把他放掉。就像在舞台上一样，同样一些人物要在各幕戏的各个场次轮流出场。但是也正像演员在整个戏的演出中是属于舞台一样，现在，工人在15小时之内是属于工厂，其中还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时间。于是，休息时间变成了强制闲逛的时间，它把少年男工赶进酒店，把少年女工赶进妓院。资本家力图不增加劳动人员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12小时或15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招，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有时抓住这一点零碎时间，有时抓住那一点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期间，工厂主大喊大叫，说工人歹徒们请愿的目的是想用10小时的劳动取得12小时的工资。现在他们是反过来了。他们支配劳动力12小时或15小时，而只支付10小时的工资！⁽¹⁶⁵⁾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工厂主 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解释！正是这些假献殷勤、满嘴博爱的自由贸易论者，在宣传反对谷物法的整整10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给工人听，说如果可以自由输入粮食，那么按照英国工业的能力，只要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就足以使资本家发财致富了。⁽¹⁶⁶⁾

　　资本进行了两年的叛乱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四个高等法院之一，财务法院，于1850年2月8日判决一件案子时宣布，虽然工厂主违反了1844年法令的精神，但是这个法令本身的某些词句已经使法令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判决就是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¹⁶⁷⁾很多以前不敢对少年和女工实行换班制度的工厂主，现在都双手抓住换班制度不放了。⁽¹⁶⁸⁾

　　但是，随着资本获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况立即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急切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

　　“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造成十分不正常的、无政府的状态。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又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大城市的工厂主可以逃避法律，小地方的工厂主找不到必要的人手来实行换班制度，更不必说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1850年8月5日新的补充工厂法¹⁹⁵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5天从10小时延长为10 ¹/₂ 小时，星期六限制为7 ¹/₂ 小时。劳动时间应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¹⁶⁹⁾其中休息1 ¹/₂ 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应当统一，并且要符合1844年的规定等等。这样，换班制度就永远结束了。⁽¹⁷⁰⁾关于儿童劳动，1844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类工厂主，这一次也和以往一样，保全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儿童的特殊的领主权。他们是丝厂厂主。1833年他们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剥夺他们让各种年龄的儿童每天劳动10小时的自由，那就等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他们说，他们无法买到足够数量的11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强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权。后来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借口纯系捏造⁽¹⁷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整整10年内，每天用10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¹⁷²⁾1844年的法令虽然“抢走了”他们让不满11岁的儿童每天劳动6 ¹/₂ 小时以上的“自由”，但是保证了他们每天剥削11—13岁的儿童10小时的特权，并且取消了儿童在其他工厂本来可以受到的义务教育。这一次的借口是：

　　“细巧的织物需要灵巧的手指，而这只有年幼时进工厂才能做到。”⁽¹⁷³⁾

　　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正如俄国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样。最后，1844年准许的这种特权，到1850年又受到限制而只适用于捻丝和缫丝部门了；但是，为了补偿资本失掉这种“自由”而遭到的损失，11—13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延长到10 ¹/₂ 小时。借口是：“丝厂的劳动比其他工厂轻，对健康损害较少。”⁽¹⁷⁴⁾后来，官方医生的调查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丝业区的平均死亡率异常高，人口中妇女部分的平均死亡率甚至比兰开夏郡棉纺织业区还高”。⁽¹⁷⁵⁾

　　尽管工厂视察员每半年提出一次抗议，但是这种恶劣现象一直继续到现在。⁽¹⁷⁶⁾

　　1850年的法令只是把“少年和妇女”的劳动时间从15小时改为12小时，即从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改为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就是说，这种改变不适用于儿童，他们照旧可以在开工前半小时和完工后2 ¹/₂ 小时内被使用，尽管他们劳动的总时间不得超过6 ¹/₂ 小时。在讨论法案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曾向议会提出统计材料，说明这种反常现象造成了可耻的滥用。但是毫无效果。因为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企图，就是想借助于儿童在繁荣年代重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以后3年的经验表明，这种企图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败。⁽¹⁷⁷⁾因此，1850年法令终于在1853年作了补充：禁止“在少年和妇女早晨上工前和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从那时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1850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了。⁽¹⁷⁸⁾从第一个工厂法颁布以来，到这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¹⁷⁹⁾

　　1845年公布的“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围。资本容许这种新的“狂暴行为”时的不悦心情，贯穿法令的每一行！这个法令把8—13岁的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限制为16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并且没有规定任何法定的吃饭时间。它容许人们任意使13岁以上的男工日夜劳动。⁽¹⁸⁰⁾这是议会的一次流产。⁽¹⁸¹⁾

　　但是，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1853—1860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¹⁸²⁾“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突出的新成就。⁽¹⁸³⁾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加强了。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染厂和漂白厂⁽¹⁸⁴⁾在1860年，花边厂和织袜厂在1861年分 别受1850年工厂法的约束。由于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一切瓦器业（不仅是陶器业）、火柴厂、雷管厂、弹药厂、壁纸厂、天鹅绒厂以及许多统称为“最后整饰”的作业，都遭受同样的命运。1863年，“露天漂白厂”⁽¹⁸⁵⁾和面包房分别受专门法令的约束，在 露天漂白厂中禁止在夜间（从晚上8点至早晨6点）使用儿童、少年和妇女做工，在面包房中禁止在晚上9点至早晨5点使用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FN24。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以后的各次建议，英国一切重要工业部门，除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以外，都有被夺去“自由”的危险，关于这些建议我们以后还要谈到。(185a)FN25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FN26。读者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FN27。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么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特别鲜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的阐述，仅仅根据历史事实的联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¹⁸⁶⁾，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19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¹⁸⁷⁾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它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¹⁸⁸⁾，也都像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像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论的方式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¹⁸⁹⁾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¹⁹⁰⁾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¹⁹¹⁾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¹⁹²⁾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法律⁽¹⁹³⁾曾需要二月革命²⁴²来催生，但是它比自己的英国原版更不完备得多。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¹⁹⁴⁾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¹⁹⁵⁾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 是畸形的，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就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⁸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²⁴³（1866年8月）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¹⁹⁶⁾

　　与此同时（1866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　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²⁴⁴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¹⁹⁷⁾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对立，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¹⁹⁸⁾；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¹⁹⁹⁾，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²⁴⁶，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²⁰⁰⁾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²⁴⁷，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²⁴⁸，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²⁰¹⁾。多么大的变化啊！²⁴⁹

作者原注

(35) “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约翰·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第73页）
(36) 这个问题比罗伯特·皮尔爵士向伯明翰商会提出的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镑？”不知要重要多少。皮尔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只是因为他和伯明翰的“小先令派”¹⁹¹一样，不理解货币的本质。
(37) “资本家的任务是：靠所支出的资本来取得尽量多的劳动量。”（让·古·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62页）
(38) “每天损失一个劳动小时，会给一个商业国家造成莫大的损害。”“我国的劳动贫民大量地消费奢侈品；制造业中的平民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消费自己的时间——这是各种消费中最有害的一种消费。”（[约翰·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7页和第153页）
(39) “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自由短工，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尼·兰盖《民法论》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466[、467]页）
(40) 1860-1861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9小时，当时他们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同我们这位工人的辩护词几乎完全一样。声明讽刺地指出，一位最贪婪的“建筑业老板”——某个莫·佩托爵士——享有“德高望重的名声”。（这位佩托在1867年以后得到了和施特鲁斯堡一样的结局！）
(41) “那些劳动的人……实际上既养活那些称为富人的领年金者，也养活自己。”（埃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2、3页）
(42) 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中非常天真地指出：“像伊特鲁里亚人的那种建筑，虽然仅存遗迹，但仍令人惊异；这样的建筑，无庸讳言，在小〈！〉国是以奴隶主和奴隶的存在为前提的。”西斯蒙第说得深刻得多：“布鲁塞尔的花边”是以雇主和雇工的存在为前提的。
(43) “这些不幸者〈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之间的金矿中做工的人〉不仅总是肮脏不堪，而且不得不赤身露体，谁看到他们，都不能不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在这种地方，对于老弱病残和妇女没有任何的照顾和怜悯。所有的人都在皮鞭的逼迫下不断地做工，直到死亡才结束他们的痛苦和贫困生活。”（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第3卷第13章[第258、260页]）
(44) 以下所述，是指罗马尼亚各州在克里木战争后发生政变¹⁶³以前的情形。
(44a) 〔第3版注：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德国，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在15世纪，德国的农民虽然几乎都要担负一定的实物贡赋和劳役，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至少在事实上是自由的人。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的德国移民，甚至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自由人。贵族在农民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这种状况。不但战败的德国南部的农民又沦为农奴，而且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东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自由农民，以及紧跟着还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自由农民也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毛勒《德国领主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3年埃朗根版]第4卷[第552-523、530页]。麦岑《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疆域内的土地和农业关系》，汉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农奴制》）——弗·恩·〕
(45) 详见埃·雷尼奥《多瑙河两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年巴黎版[第305页及以下几页]。
(46) “一般说来，一个生物体超过它的同类的平均长度，这在某种限度内表示这个生物体的强健。如果人的发育由于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而受到妨害，人体就会缩小。在欧洲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自从实行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长和整个应征条件都降低了。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是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9年平均计算，每1 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长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　1858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尤·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17、118页）
(47) 关于1850年工厂法的历史，将在本章以后的段落叙述。FN1
(48) 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有关情况，请读者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谈的恰好是1862年以前尚未实施工厂法的那些工业部门的情形，其中有一些部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工厂法。因此，恩格斯所描写的状况在这些部门内并没有受外部影响而发生多大变化。我所举的例子主要属于1848年以后的自由贸易时期，也就是不学无术而又像孚赫¹⁹⁷那样吹牛的自由贸易论贩子们神话般地向德国人大吹特吹的那个极乐时期。——这里所以把英国摆在首要地位，只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而且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来说，只有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
(49) 《工厂视察员伦·霍纳先生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第4、5页）
(50)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为止的半年》第35页。
(5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10页。
(52) 同上，第10页。
(53) 同上，第25页。
(54)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见附录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52、53页。1863年的下半年违法事件又增多。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7页。
(5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 词，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1836年6月初，迪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的儿童5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 作“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贵格会会士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4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贵格会会士先生被判处罚金20镑。德莱登对这些 贵格会会士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
　　“狐狸装出一副
　　　　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
　　　　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
　　　　佯作忏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
　　　　不先祈祷一番，不成！”¹⁹⁸
(5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34页。
(57) 同上，第35页。
(58) 同上，第48页。
(59) 同上。
(60) 同上。
(61) 同上。
(6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6页。
(63) 这个术语无论在工厂或工厂报告中，都取得了正式的公民权。
(64) “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犯下的暴行，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逐黄金时犯下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14页）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一种，在当时有它独到之处，如关于商业危机的论述就是一例。至于历史部分，则是无耻地从莫·伊登爵士的《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中抄来的。
(65) 1860年1月17日的伦敦《每日电讯》。
(66) 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49—251页。²⁰²
(67)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证词第16、19、18页。
(68) 《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02、104、105页。
(69)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24、22页和第XI页。
(70) 同上，第XL XII页。
(71)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LIX页。
(72) 不要把这种时间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些先生把10 ¹/₂ 小时的劳动看作正常工作日，因而其中包含正常的剩余劳动。在此之外是“额外时间”，它的报酬稍高一些。往后我们就会知道，在所谓正常日中使用劳动力，报酬是低于价值的，所以“额外时间”不外是资本家用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的诡计；而且，即使对“正常日”中使用的劳动力确实支付了足够的报酬，情况仍然是一样的。
(73)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 ，证词第123、124、125、140页和第LXIX页。
(74) 把明矾磨成细粉，或与盐混合，这是一种常见的商品，名为“面包素”。²⁰⁴
(75) 大家知道，煤烟是碳的一种高效形态，可作肥料，资本主义的烟囱扫除业者都是把煤烟块卖给英格兰租地农民。1862年，一个英国陪审员审理了这样一件案子：卖者瞒着买者在煤烟中搀了90%的灰尘和沙，这样的煤烟究竟算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呢，还是“法律上”的“搀假的”煤烟。“商业之友”判决说，这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原告租地农民败诉，并且还要支付诉讼费用。
(76) 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的一篇论商品“搀假”的文章中说，他所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20甚至30种搀假的方法。他又说，很多搀假方法他还不知道，而且他知道的也并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他指出，糖有6种搀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奶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2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等等。甚至仁慈的上帝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见鲁瓦尔·德卡尔《论伪造圣物》1856年巴黎版。
(77)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
(78)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1号报告》 第VI—VII页
(79) 同上，第LXXI页。
(80) 乔治·里德《面包 业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第16页
(81) 《（第1号）报告。证词部分》“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奇斯曼的证词。第108页。
(82) 乔治·里德《 面包业的历史》。在17世纪末和8世纪初，打入各种行业的代理商还被官方认为是“社保之害”。 例如在萨默塞特郡，在治安法官季度法庭开庭期间，大陪审团²⁰⁷曾向下院递送一份“呈文”，其中说：“布莱克韦尔商馆中的这些代理商是社会之害，他们危害织布业，必须予以铲除。”（《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1685年伦敦版第7页。
(83)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第1号报告》第VIII页。
(84) 《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
(85) 同上。
(86) 1866年1月5日，农业工人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拉斯韦德举行群众大会。（见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自1865年底以来，在农业工人——最初在苏格兰——中成立了一个工联，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在英格兰最受压迫的一个农业区白金汉郡，雇佣工人于1867年3月举行一次大罢工，要求把周工资从9—10先令提高到12先令。——（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²⁰⁹，自从1830年后他们的强大示威运动遭到镇压，特别是实行新的济贫法以来，虽然遭到了彻底破坏，可是到了60年代，这个运动又重新抬头，并终于在1872年进入了新的时代²¹⁰。在第二卷我还要回过来谈谈这个问题²¹¹，并且谈一谈1867年以后发表的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蓝皮书11。第3版补注。）
(87) 见1866年1月20日《雷诺新闻》。这家周报每周都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如《可怕的横祸》、《惊人的惨剧》等等，报道一连串新发生的铁路惨祸；北斯塔福德郡铁路线上的一个工人对此议论说：“谁都知道，司机和司炉稍一失神，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天气这么冷，还要拼命延长劳动时间，不让有片刻休息，那又怎能不造成这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上星期一，有一个司炉一清早就上工，干了14小时50分钟才下工。他还没有来得及喝口茶，就又被叫去做工了。就这样他一连做工29小时15分钟。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的工作情形是这样：星期三15小时，星期四15小时35分，星期五14 ¹/₂ 小时，星期六14小时10分，一周共工作88小时30分。不难设想，当他只得到6个工作日的工资时会感到多么惊异。这个人是个新手，他问什么叫一个工作日。得到的回答是：13个小时算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78小时算一周。而多做的10小时30分钟又怎么算呢?争吵了很久，最后才给他加了10便士〈10银格罗申〉。”（1866年2月4日《雷诺新闻》）
(88) 参看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53、254页。²⁰²
(89) 卫生局的莱瑟比医生当时说：“成年人的寝室至少要有300立方英尺空气，而起居房至少要有500立方英尺。”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理查森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养不够或消化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是在于它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现节约〈他的意思是说：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整个女缝纫工阶级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么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拼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让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飘泊不定；她时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劳动的场所空气闷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理查森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
(90) 见1863年6月23日《晨星报》。《泰晤士报》曾利用这件事反对布莱特等人而为美国奴隶主辩护。该报写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托利党的报纸《旗帜报》也同样地申斥纽曼·霍尔牧师说：“他把奴隶主开除教籍，可是却同那些用养一只狗的价钱驱使伦敦公共马车夫和售票员等等每天劳动16小时的正人君子在一起祈祷。”最后，预言家托马斯·卡莱尔先生发言了。关于这位先生，还在1850年我就写过：“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这位卡莱尔先生在一篇简短的寓言中把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美国南北战争，说成是北方的彼得拼命要打破南方保罗的头，因为北方的彼得“逐日”雇用工人，而南方的保罗却“终生”雇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载于1863年8月《麦克米伦杂志》）这样，托利党同情城市雇佣工人（决不是农村雇佣工人！）的肥皂泡终于破灭了。问题的核心还是奴隶制！
(91) 理查森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
(9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IV、V、VI、VII页。
(93) “在斯塔福德郡和南威尔士，少女和妇女不但白天而且夜里都在煤矿和焦炭堆上做工。送交议会的报告经常指出，这种做法带来尽人皆知的严重弊端。这些妇女同男子一道做工，从衣服上很难区别出来；她们浑身是污泥和煤灰。这种不适于妇女的职业几乎必然使妇女丧失自尊心，因而使她们品行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94号第XXVI页，参看《第4号报告》（1865年）第61号第XIII页）玻璃厂的情况也是如此。
(94) 有一个雇儿童做夜工的钢厂老板说：“做夜工的少年在白天也不能睡觉，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他们只好在第二天不停地到处乱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63号第XIII页）一位医生谈到日光对身体的维护和发育的重要性时说道：“日光还直接影响身体的各部组织，使其强健而富有弹性。动物的肌肉缺少适量的光照就会松软，失去弹力，神经也会因缺乏刺激而失去应有的紧张度，各个部分的发育就会受到阻碍…… 至于儿童，经常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每天有一部分时间受到日光的直接照射：对于他们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日光可以促使食物变成良好的成形血液，并使新形成的纤维组织强固起来。它还可以刺激视觉器官，从而加强大脑各部分的机能的活动。”这一段话摘自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生威·斯特兰奇先生论述“健康”的著作（1864年）²¹³。这位医生在给调查委员怀特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从前在兰开夏郡有机会观察过夜工对工厂儿童的影响。和某些雇主通常的说法相反，我肯定认为，这种劳动很快就使孩子的健康受到损害。”（《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284号第55页）这类事物也成为认真争论的对象，这就再好不过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影响着资本家及其仆从们的“大脑机能”。
(9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57号第XII页。
(96) 同上，第58号第XII页。
(97) 同上。
(9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58号第XIII页。当然，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必然会像他们和一位调查委员进行下述谈话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耶利米·海恩斯，12岁，他说：“4的4倍是8，而4个4是16……　国王是有一切金钱和黄金的人。我们有个国王，据说他是个女王，他们叫她亚历山德拉公主。据说她嫁给了女王的儿子。公主是男人。”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里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修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　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同上，第74号第XV页）“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这个女孩（10岁）把God[上帝]念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FN7。（《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55页第278号）在上述金属工厂中实行的制度，在玻璃厂和造纸厂也很盛行。在用机器生产的造纸厂中，除了挑选破布以外，所有其他工序照例都实行夜工。有的地方借助于换班制，通常从星期日晚上起直到下星期六午夜12点止，整个星期当中始终都有夜工。日班每星期有5天做12小时，有1天做18小时。夜班每星期有5夜做12小时，有1夜做6小时。有的地方是每班工人一连做24小时，隔—天一换班。其中一班在星期一做6小时，不过到星期六要做18小时以补足24小时。有的地方实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制度，例如所有在造纸机上工作的工人，一个星期中每天都做15—16小时。调查委员洛德说：这种制度看来兼有十二小时换班制和二十四小时换班制的一切害处。在这种夜班制度下做工的，有13岁以下的儿童，有18岁以下的少年，还有妇女。在实行十二小时换班制的情况下，有时接班的人没有来，他们就不得不连干两班，干24小时。证人的证词说明，男孩和女孩经常要加班加点，往往是连续干24小时，甚至36小时。从事“连续不断而又单调乏味的”抛光作业的，有12岁的小姑娘，她们整月都是每天工作14小时，“只有两次至多是三次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此外没有任何正规的休息时间。”有些工厂完全取消了正规的夜工，可是额外劳动却长得可怕，而且“往往是发生在那些最脏最热最单调的工序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XXXVIII和XXXIX页）。
(99)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79号第XVI页）。
(10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0号第XVI、XVII页）。
(101) 同上，1865年第82号第XVII页）。
(102) “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不能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1840年柏林版第249页）
(10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5号第XVII页。一个玻璃厂老板先生也有类似的忧虑，他认为规定童工的“正规吃饭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熔炉由此失散的一定热量是“纯粹的损失”或“浪费”。调查委员怀特对此作了答复。怀特完全不 像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他们的可怜的德国应声虫罗雪尔等人那样，为资本家花费他们的货币时的“节制”、“禁欲”和“节俭”以及他们对人的生命的帖木儿式的“浪费”而大为感动，他说：“定出正规的吃饭时间会比现在多浪费一些热量，但是这种浪费同现在各玻璃厂中正在发育的儿童由于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吃顿饭和没有时间进行消化而给王国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费相比较，即使折合成货币价值，也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上，第XLV页）。这还是在“进步年”1865年！²¹⁴且不说在制造玻璃瓶和燧石玻璃的工厂中做工的儿童搬运时要费多少气力，他们不停地干活的过程中，6小时就得走15—20（英）里路！而劳动往往长达14—15小时！在许多这种玻璃厂， 像在莫斯科的纺纱厂那样，盛行六小时换班制FN9。 “在一周的劳动中，6小时已经是连续得最长的休息时间了。而其中还包括往返工厂、盥洗、穿衣、吃饭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一算，实际剩下的休息时间就极少了。如果不牺牲些睡眠时间，那就没有时间游戏和呼吸点新鲜空气，而对于在如此高温下担负如此繁重劳动的儿童来说，睡眠又是绝对不可少的……　但是就连短短的睡眠也睡不稳，在夜间他们担心睡过时间，在白天又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怀特先生曾列举事实，说明有个少年连续做了36小时工，有些12岁的男孩一直干到夜里2点钟，然后在厂里睡到早晨5点钟（只睡3个小时！），就又开始白天的工作！总报告起草人特里门希尔和塔夫内尔说：“男女童工和女工在日班或夜班中所担负的劳动量是惊人的。”（同上，第XLIII页和第XLIV页）可是“异常禁欲”的玻璃业资本家，也许正喝醉了酒，在深夜里东倒西歪地从俱乐部走回家去，一边走一边象个傻瓜似地哼着：“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²¹⁵
(104) 例如，在英格兰，有的农村直到目前为止，一个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监禁的处罚。但是同样是工人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么即使是出于宗教的癖性，也要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亵渎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内，正统教徒的议会就充耳不闻了。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呈文（1863年8月）中说，他们在一星期的前6天，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星期日劳动8—10小时。从这份呈文还可以看出，这种“星期日劳动”正是埃克塞特会堂²¹⁶的饕餮而伪善的贵族所鼓励的。这些如此热心“追求肉体享受”的“圣徒”，是通过他们容忍第三者的过度劳动、贫困和饥饿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精神的。美餐对他们（工人）是非常有害的。
(105) “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提到，许多有经验的工厂主确认，过度的劳动……无疑会过早地耗尽人的劳动力。”（《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2年第64号第XIII页）
(106) 凯尔恩斯《奴隶劳动》1862年伦敦版第110、111页。）
(107) 约翰·华德《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第42页。
(108) 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的学说。
(109) “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主们的原话。”（同上）
(110) 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的演说。尽管维利尔斯有最良好的愿望，但“根据法律”他不得不拒绝工厂主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地方贫民管理局的甘愿效劳，这些先生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先生便说，这一次，这种“根据法律”把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孩子当作学徒看待的制度，“没有带来以前的弊病”（关于这些“弊病”，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过确实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那些从苏格兰农业区被送到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少女和年轻妇女的身上，这种制度是被滥用了”。工厂主根据这个“制度”同济贫院当局订立了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工厂主供给这些儿童衣食住，还给一点补贴。1860年是英国棉纺织业最繁荣的一年，而且工资也高，因为对工人的需求量特别大，可是这时爱尔兰的人口却减少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人口空前大量地迁往澳洲和美洲了，同时英格兰某些农业区的人口，由于生命力大受摧残以及可利用的人口早已被人肉贩子搜罗走而大大减少了。如果注意到这些事实，再来听听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就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但是这种劳动〈济贫院儿童的劳动〉只有在找不到别的劳动时才有人去找，因为这是一种昂贵的劳动。一个13岁的少年每周的普通工资大约是4先令；但是要供给50个或100个这样的少年的衣食住，再加上医药补助费和一定的监管费，此外再加上少量的补贴，这样每人每周4先令是不够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27页）雷德格雷夫先生忘记说明，既然工厂主以每人4先令的费用都无法把50个或100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活和监管，那么工人自己又怎能靠自己孩子的4先令工资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避免从正文中引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我还应当指出，英国棉纺织业自从施行 1850年工厂法¹⁹⁵，因而对劳动时间等进行调整以来，已应看作是英国的模范工业。英国棉纺织业工人的处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大陆上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好些。“普鲁士的工厂工人每星期至少比他们的英国对手多劳动10小时，而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织机工作，那么连这个追加劳动时间的界限也突破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03页）上面提到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在1851年工业博览会以后，曾到大陆上，特别是到法国和普鲁士调查工厂状况。关于普鲁士的工厂工人，他说：“他们得到的工资仅够购买简单的食品和少量他们习惯用的生活舒适品……　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他们生活更苦，劳动更重”（《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85页）。
(111) “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频更换，但舞台上并没有因而发生任何变化。”（《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55页；爱·吉·韦克菲尔德著）
(112) 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特别谈到农业工人。“人们认为萨瑟兰郡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郡，但最近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尽管这个地区背山临海，环境极其有益于健康，但儿童的面容异常消瘦苍白，竟同在伦敦小巷的污秽空气中才能遇到的那种面容一样。”（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第74、75页）他们实际上同那些和娼妓、小偷挤住在格拉斯哥的小街陋巷的3万个“英武的山地居民”相似。
(113) “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　工厂主关心工人的健康状况是被迫的。”（《泰晤士报》1861年11月5日）“西区的男人成了人类的织工……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但反作用发生了。儿童劳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
(114) 例如，我们看到，1863年初，在斯 塔福德郡拥有大规模陶器厂的26家公司，其中包括乔·韦奇伍德父子公司，提出呈文，请求“国家进行强制干涉”。他们说，同“别的资本家的竞争”使他们不能“自愿地”限制儿童的劳动时间等等。“因此，虽然我们对上述弊病深恶痛绝，但依靠工厂主之间的某种协议是不可能制止这种弊病的……　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确信，制定一种强制的法律是必要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322页）
注（114） 的补充：最近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热病式的繁荣时期，棉价很高，于是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达成协议，在一定时期内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这个期限大约到11月底（1871年）为止。然而兼营纺和织的富裕厂主利用这个协议所造成的生产缩减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营业，从而靠牺牲小厂主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小厂主迫于困难就向工厂工人呼吁，要他们大力鼓吹九小时工作日，并答应为此给以资助！
(115) 在英国，这些劳工法（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同时也有这种法令）是在1813年，在生产关系早已使它们失效以后，才正式废除的。
(116) “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中每天不得劳动10小时以上。”（《马萨诸塞州普通法》第60章第3节。这些法令是1836—1858年颁布的。）“在所有棉纺织厂、毛织厂、丝织厂、造纸厂、玻璃厂、亚麻厂或铁工厂和其他金属加工厂实行的每天10小时劳动，应视为法定的日劳动量。又规定，对于不论在任何工厂做工的未成年人，今后皆不得鼓励或强迫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60小时以上；其次，本州任何工厂今后皆不得雇用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工人。”（《新泽西州。限制工作日的长度的法令》第1、2节。1851年3月18日法令）“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在任何工厂，每天不得劳动11小时以上，并且不得在早晨5点以前和晚上7点半以后做工。”（《罗得岛州修订条例》第 139章第23节。1857年7月1日）
(117) [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5页。这位托利党人还承认：“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关于调整工资的法令，维持了很长的时期，达464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令现在已经成为多余和累赘了。”（同上，第206页）
(118) 关于这项法令，约·威德公正地指出：“从1496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 ¹/₃ ，等于农业工人收入的 ¹/₂ 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²³、25页）有人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现在的食品和衣服的比价和那时的比价不同造成的，但只要略为看一下弗利特伍德主教的《行情表》（1707年伦敦第1版及1745年伦敦第2版），这种意见就不攻自破了。
(119) 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版第10页151。
(120) 《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第13页。为了辉格党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麦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他宣称：“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17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6岁的儿童就被看作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12 000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英国史》第1卷第417页）。麦考莱本来还可以告诉我们：17世纪的“心地非常正直”的商业之友，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叙述荷兰的一所济贫院曾怎样雇用一个4岁的儿童做工，而且这种“应用于实际的道德”的例子，直到亚·斯密时代为止，在一切麦考莱式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过。诚然，随着那种和手工业有区别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剥削儿童的踪迹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资本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事实本身却像双头婴儿一样，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富于预感的“商业之友”就以“惊喜若狂”的心情把这些事实当作特别值得重视、值得惊异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垂教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们，并让他们去摹仿。这位喜欢献媚和爱说漂亮话的苏格兰人麦考莱还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退步，但看到的只是进步。”这是什么眼睛，尤其是，这是什么耳朵！
(121) 非难工人最凶的就是本文提到的（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的匿名作者。①他早在《论赋税》（1765年伦敦版）一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非难。站在这一方的，还有妙不可言的饶舌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为工人辩护的，最出色的当推：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神学博士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普赖斯博士，特别是波斯尔思韦特（对自己的《工商业大辞典》一书的增补以及他的《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1759年伦敦第2版）。至于事实本身，当时的许多别的著作家都是确认的，例如乔赛亚·塔克尔就是如此。
(122) 波斯尔思韦特《工商业大辞典》，（第一篇绪论）第XIV页。
(123) [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他自己在第96页上就说明，还在1770年，英国农业工人的“幸福”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劳动力总是紧张到极点；他们的生活坏得不能再坏，他们的劳动重得不能再重。”
(124) 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由此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
(125) [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第15、41、96、97、55、56、57页。
(126) 同上，第69页。早在1734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说过，资本家抱怨工人懒惰，其秘密只是想用同样的工资使4个工作日变成6个工作日。
(127) 同上，第242、243页：“这种理想的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让他们在那里吃得饱，穿得又暖又好，而只做极少的工作。”
(128) 同上，[第260页]。他说：“法国人嘲笑我们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同上，第78页）
(129) “他们特别反对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因为规定这种工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他们的惟一福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80页）法国1850年9月5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1848年3月2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在这项法令颁布以前，法国的工作日是不受限制的。工厂的工作日长达14、15小时或者还要多些。见布朗基先生的《1848年法国的工人阶级》。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他曾受政府的委托调查过工人的状况。
(130) 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沃尔登勋爵，1862年5月12日向外交部报告说：“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调整，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么限制；近3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令！”
(131) “无论哪一阶级的人，如果每天必须劳作12小时，那确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把吃饭和往返工厂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实际上这就在一天24小时中占去14小时……　我想，即使不谈健康问题，单从道德观点来看，谁也不会否认，从13岁这么小的年龄开始（而在“自由的”工业部门甚至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就不断地把劳动阶级的时间全部侵吞，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可怕的弊端……　为了公共道德，为了培育出健壮的居民，为了使广大人民能有合理的生活享受。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营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1年12月 31日》）
(132) “见《1860年春季开庭期安特里姆州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奥特韦先生的判决》。
(133) “很能说明路易—菲力浦这个资产者国王的制度的缺点的是，他在位时颁布的惟一的工厂法（1841年3月22日）从来就没有兑现过。而且这个法令也只是涉及儿童劳动。它规定8—12岁的儿童劳动8小时，12—16岁的儿童劳动12小时，等等，并且还附有许多例外，以致竟准许8岁的儿童做夜工。在一个连每只老鼠都要受警察监视的国家里，对这项法令的监督和推行却寄托在“商业之友”的善良愿望上。只是从1853年起，才仅仅在北部省设置了一个领薪水的政府视察员。同样能很好说明法国社会一般发展的特点的是，路易—菲力浦的法令在1848年革命前竟是拥有各种各样法律的法国立法工厂中独一无二的工厂法！
(13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0页。
(135) “Legislation is equally necessary for the prevention of death， in any form in which it can be prematurely inflicted， and certainly this must be viewed as a most cruel mode of inflieting it.²²⁵
(13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
(13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8页。
(138) 伦纳德·霍纳还正式使用了“可耻行为”一语（《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7页。
(13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5页。
(140) 法令允许使用儿童劳动10小时，只要他们不是天天做工，而是隔一天做一天工。总的说来，后面这项附带条款始终没有发生过效力。
(141) “由于他们的劳动时间的缩短会引起雇用人数（儿童数）的增加，有人就认为，这种增长了的需求可由8—9岁的儿童的追加供给来满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
(14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6页。
(143) “我发现，每周领取10先令的人因为工资普遍减少10%而少得1先令，又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少得1先令6便士，总共少得2先令6便士，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坚决拥护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同上）
(144) “当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我就说我做了一件坏事。——那你为什么要签名呢？——因为拒绝签名就会被解雇。——请愿者觉得自己确实‘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的压迫。”（同上，第102页）
(14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7页。在霍纳先生的管区，曾询问了181个工厂的10270个成年男工。他们的证词都载于截至1848年10月为止的半年工厂视察报告的附录中。这种询问在其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146) 同上。见《附录》中列举的伦纳德·霍纳本人收集的第69、70、71、72、92、93号证词，以及助理视察员亚·收集的第51、52、58、59、60、62、70号证词。有一个工厂主自己讲出了全部真相。见该执行报告第265号以后的第14号。
(14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134页。
(14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47页。
(14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0页。
(15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42页。
(15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31日》第5、6页。
(152) 资本无论在其发达的形式上或不发达的形式上，性质都是一样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不久，由于奴隶主的影响被强加因新墨西哥领土上的法典中写道：只要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就“成为他的〈资本家的〉货币”。在罗马的贵族中也流行过这种看法。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通过生活资料转化为债务人的血和肉。因此，这种“血和肉”是“他们的货币”。由此就产生了夏洛克式的十表法²³⁶！兰盖关于贵族债权人时常在台伯河彼岸用煮熟了的债务人的肉来大办筵席的臆说²³⁷，和道默关于基督教圣餐的臆说²³⁸一样，始终无法确定。
(15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页。
(154) 例如，慈善家阿什沃思在写给伦纳德·霍纳的一封贵格会会士式的令人作呕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页）
(15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8页。
(156) 同上，第140页。
(157) 这些“郡治安法官”，即被威·科贝特称为“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是由各郡绅士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事实上，他们形成统治阶级的世袭法庭。²³⁹
(15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21、22页。参看该报告第3、5页上类似的例子。
(159) 根据威廉四世元年和二年法令，即叫作约翰·霍布豪斯爵士工厂法第38章第10节，在与工厂法有关的问题上，任何一个棉纺织厂厂主及其父子兄弟一律不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职务。
(16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22页]。
(16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页。
(16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
(16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页。
(16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5页。
(165)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6页 ，以及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和桑德斯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中对“换班制度”的详细剖析。还可参看阿什顿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牧师于1849年春为反对“换班制度”而向女王FN22呈交的请愿书。
(166) 例如可参看罗·海·格雷格《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37年版。
(167) 弗·恩格斯《 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13页）。²⁴¹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所“高等”法院又发现，由于语义含糊，取缔海盗船只武装的法律竟成了正好相反的东西。
(168) 《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
(169) 在冬季，这段时间可以改为早晨7点至晚上7点。
(170) “现行法律〈1850年〉是一种妥协，其结果是工人放弃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利益，而得到的好处是，凡在劳动时间上受到限制的人都能以统一的时间上工和下工。“《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4月30日》第14页）
(17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 。
(172) 同上。
(17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31日》第20页。
(17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6页 。
(175) 同上，第27页。一般说来，工厂法影响所及的工人居民的体格都大大增强了。医生的所有证词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我根据自己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亲身观察，也确信这一点。尽管如此，并且即使撇开初生婴儿的惊人的死亡率不说，格林豪医生的正式报告还是表明，同”具有正常健康状况的农业区“相比，工厂区的健康状况是不良的。我引用他1861年报告中的下列统计表作为证明：

在工业中做工的
成年男子的百分比
每10万个男子中
死于肺的人数
地 区 名 称
每10万个妇女中
死于肺的人数
在工业中做工的
成年妇女的百分比
妇女职业类别

14.9
5 98
威根
644
18
棉业

42.6
708
布莱克本
734
34.9
同上

37.3
547
哈利法克斯
564
20.4
毛业

41.9
611
布拉德福德
603
30
同上

31
691
麦克尔斯菲尔德
804
26
丝粘

14.9
588
利克
705
17.2
同上

36.6
721
特伦特河畔斯托克
665
19.3
瓦器业

30.4
726
伍尔斯坦顿
727
13.9
同上

—
305
8个健康的农业区
340
—

(176) 大家知道，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曾多么不愿意放弃丝织业的保护关税。现在限制法国进口的保护关税是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英国的工厂儿童也不加保护了。
(17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30日》第30页。
(178) 在1859年和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的鼎盛时期，有些工厂主企图以额外时间付高工资为诱饵，促使成年男纺工等延长工作日。使用手摇骡机和自动纺机的纺工向雇主提出意见书，这才罢休。意见书中写道：“坦白地说，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只要我们每周被关在工厂中的时间仍比别的工人几乎多两天〈20小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国内的奴隶，并且我们责备自己竟容忍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和我们后代的身心有害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　所以，我们郑重通知，从新年起，我们每周劳动将决不多于60小时，从6点至6点，其中还包括法定的 1 ¹/₂ 小时的休息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
(179) 关于利用这个法律的词句来破坏法律的手法，参看议会报告《工厂法》（1859年8月9日），以及该报告所载伦纳德·霍纳《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180) “在最近半年〈1857年〉里，我的管区的8岁和8岁以上的儿童事实上都被迫从早上6点累死累活地干到晚上9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 10月31日》第39页）
(181) “印染工厂法关于教育以及劳动保护的规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2页）
(182) 例如，艾·波特尔1863年3月24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说的。《泰晤士报》提醒他不要忘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工厂主叛乱。FN23
(183) 同图克一起编写并出版《价格史》的威·纽马奇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怯懦地向舆论让步也是科学上的进步么?
(184) 1860年颁布的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规定，从1861年8月1日起，工作日暂时缩短为12小时，从1862年8月1日起，最后缩短为10小时，也就是说，平日为10 ¹/₂ 小时，星期六为7 ¹/₂ 小时。但是不祥的1862年一到来，旧把戏又重演了。工厂主先生们向议会请愿，要求把准许少年和妇女劳动12小时的规定仅仅再延长一年……“在现今的营业状况下〈棉荒时期〉，如果允许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赚得尽可能多的工资，那对他们将是十分有利的……”一项根据这种精神拟定的法案也已经提交下院。“由于苏格兰漂白厂工人的鼓动，这项法案被撤销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4、15页）盗用工人名义说话的资本遭到工人回击后，又借助法学家的眼镜发现，1860年的法令和议会的一切有关“劳动保护”的法令一样，措辞含糊，从中能找到这样的借口：该法令的有效范围不包括“轧光工”和“整理工”。英国的审判权始终是资本的忠实奴仆，它通过“高等民事法院”批准了这种强词夺理的解释。“这引起工人极大的不满，并且深为遗憾的是，立法的明确意图，竟由于字义不明而化为泡影。”（《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 10月31日》第18页）
(185) “露天漂白业者”撒谎说，他们没有使用妇女做夜工，以此逃避了1860年漂白工厂法。但谎言被工厂视察员揭穿了，同时，工人的请愿书使议会打消了“露天漂白厂”坐落在芳香、凉爽的草地上的印象。在这些露天漂白厂里，干燥室的温度高达华氏90°一100°，其中做工的主要是少女。 “冷却”这个词已经成了她们从干燥室偶尔跑到户外喘口气的专门用语。“在干燥室里有15个少女，烘烤麻布的温度是80°—90°，烘烤细麻布的温度是100°和 100°以上。一间约有10平方英尺的小屋，中间放着密闭火炉，12个少女在那里（把细麻布等）熨平和叠齐。少女们围着发出炽热的火炉，细麻布很快就被烘干，然后由她们熨平。这些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在忙的时候，他们要接连许多天干到晚上9点或12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6页）一个医生说：“没有规定专门的时间让人们凉快一下，不过当温度高得实在受不了，或者女工的手被汗水弄脏了，便允许她们出去几分钟……　我在这些女工中行医的经验使我断定，她们的健康状况比纺纱女工坏得多〈而资本在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竟用鲁本斯的风格把她们描画成非常健康！〉。她们中间最常见的病是：肺病、支气管炎、子宫病、恶性歇斯底里和风湿症。我认为，造成所有这些病症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工作室温度太高以及她们缺少足够的舒适的衣服，不能在冬季回家时抵御寒冷潮湿空气的袭击。”（同上，第56、57页）关于后来才从快活的“露天漂白业者”那里争得来的1863年法令，工厂视察员指出： “这个法令看起来是保护工人的，但它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工人的目的……按照法令的条文，只有当儿童和妇女在晚上8点以后被发现做工时才受到保护，即使在这种场合，因法令所规定的证明方法有种种保留条件，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受到处罚。”（同上，第52页）“作为一个具有人道的和教育的目的的法令来说，该法令是彻底失败了。允许同样也可以说强迫妇女和儿童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要看情况而定），或许还要劳动更长的时间，并且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如何，不管漂白厂邻近地区的家庭有怎样的社会习惯，这能说是人道的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
(185a) 第2版注：自从1866年我写这些话以来，倒退的现象又发生了。
(186) “这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行为，是它们当时所处地位的结果。”（《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3页）
(187) “受限制的行业都与使用蒸汽力或水力生产纺织品有关。一种行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受工厂视察制度的保护，这就是：使用蒸汽力或水力，并且加工某种特定的纤维。”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188) 关于这种所谓家庭工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
(189) “最近这次会期〈1864年〉通过的法令……涉及习惯异常不同的各种行业。使用机械力开动机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企业在法律上被当作工厂的必要条件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190) 在比利时这个大陆自由主义的乐园，连这种运动的影子都没有。甚至那里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各种年龄的男女工人都被完全“自由地”消费着，而不论消费时间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被消费。那里所雇用的每1 000人中，有733个男人，83个妇女，135个16岁以下的男孩，49个16岁以下的女孩。在炼铁厂等处，每1 000人中，有668个男人，149个妇女，98个16岁以下的男孩，85个16岁以下的女孩。此外，对成熟的或未成熟的劳动力虽然都剥削得很厉害，但工资很低，每日平均的工资，男人为2先令8便士，妇女为1先令8便士，少年为1先令 2 ¹/₂ 便士。不过，与1850年相比，1863年比利时输出的煤、铁等等的数量和价值几乎增加了一倍。
(191) 本世纪头10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主张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
(192) 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39、40、67、77等页。
(193) “1855年巴黎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说：“法国的法律把工厂和作坊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但它不是把这一劳动限制在固定的钟点内〈即一段时间内〉，而只是规定儿童在早晨5点至晚上9点这段时间内做工。因此一部分工厂主就利用这一不幸的沉默给予他们的权利，让工人每天（也许除开星期日）不停地劳动。他们为此使用两班工人，每班在作坊内的劳动时间都不超过12小时，但企业的生产却昼夜不停。法律得到了遵守，但这合乎人道吗?”除了“做夜工对人的机体有破坏性的影响”外，报告还着重指出，“夜晚男女工人挤在同一个灯光暗淡的车间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94) “例如，在我这个地区内，在同一家工厂建筑物内，同一个工厂主既是要受‘漂白厂和染厂法’约束的漂白业者和染色业者，又是要受‘印染工厂法’约束的印染业者，并且还是受‘工厂法’约束的上浆业者……”（贝克先生的报告，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0页）贝克先生在列举这些法令的不同规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纠纷以后说：“可见，如果工厂主存心回避法律，那么要保证执行议会的这三个法令是多么困难。”[同上，第21页]不过这倒保证法学家先生有案子可办了。
(195) “因此，工厂视察员终于大胆地说出：“这种异议〈资本对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时间的异议〉必将在劳动权利的伟大原则面前屈服……到一定的时候，雇主使用工人劳动的权利就终止，工人就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时间，即使他还没有精疲力竭。”（《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页）
(196) “我们，敦刻尔克的工人，特此声明：现行制度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太长，没有给工人休息和发展的时间，倒是把工人贬低到比在奴隶制下好不了多少的受奴役地位。因此我们通过决议：一个工作日有8小时就够了，而且法律上应该加以承认；我们呼吁报刊这个强有力的杠杆来支持我们……凡拒绝给予这种支持的人，将被看作是劳动改良和工人权利的敌人。”（纽约州敦刻尔克工人的决议，1866年）
(19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2页。
(198) “此外，这种诡计〈例如资本在1848—1850年采取的手法〉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看法是多么错误，这种看法是：工人不需要任何保护，而应被看作是他们的惟一财产即他们双手的劳动和额头上的汗水的自由支配者。”（《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第45页）“自由劳动（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34页）“允许每天劳动 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就等于强迫这样做。”（《工厂视察员报告。 1863年4月30日》第40页）
(19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5页。²⁴⁵
(200) “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业部门，该法令“使工人免于完全退化，并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保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47页）“资本〈在工厂中〉超过限定时间仍使机器转动，就必定损害它所雇用的工人的健康和道德；而工人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同上，第8页）
(201)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工人自己的时间和雇主的时间之间的界限终于清楚了。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自己的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52页）“它〈工厂法〉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从而赋予他们一种道义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也许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同上，第47页）工厂视察员以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养”的时间。从前，“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同上，第48页）。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338—341页。——编者注
FN2 在欧洲一些国家，君主在正式场合用“我们”来代替“我”。——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
FN4 指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23.8—32度。——编者注
FN5 指亚历山德拉。——编者注
FN6 见本卷第282—297页。——编者注
FN7 指维多利亚。——编者注
FN8 指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30—32度。——编者注
FN9 见本卷第297页。——编者注
FN10 见本卷第228—292页。——编者注
FN11 见本卷第283—285页 。——编者注
FN12 指约·肯宁安。——编者注
FN13 见本卷第321页。——编者注
FN14 见本卷第315页。——编者注
FN15 见本卷第313—314页。——编者注
FN16 见本卷第331—338页。——编者注
FN17 见本卷第321—322页。——编者注
FN18 见本卷第331—322、325、327页。——编者注
FN19 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
FN20 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
FN21 见本卷第325页。——编者注
FN22 指维多利亚——编者注
FN23 见本卷第662—665页。——编者注
FN24 见本卷第289页。——编者注
FN25 见本卷第565—566页。——编者注
FN26 见本卷第216—218、265—270、305—307页。——编者注
FN27 见本卷第195—197页。——编者注

注　　释

5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 nomine de te fabulanarratur），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1首。——8、308。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23 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163 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年1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库扎先后被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于1862年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1864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196、274。
190 关于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第307—337页、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 310页）以及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7—218页。——263、324。
191 小先令派（little shilling men）亦称伯明翰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伯明翰严生的一种经济学学派。他们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否认货币的计算名称{例如镑、先令）是与一定量的贵金属相联系的。伯明翰振的代表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理·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6477页）。——269。
192 “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是大·汉泽曼1847年6月8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的演说中的一句话，见《在第一届普鲁士联合议会的演说及演说者》1847年柏林版第417页。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第4节开头也引用了这句话。——271。
19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I笔记本第1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17—218页）以及第XX笔记本第1314页上，都有关于工资制和正常工作日的论述。——271。
194 “组织规程”（Règlement organique）是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两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两个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贵族、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从而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1848—1849年革命期间，组织规程被取消。——275。
195 指《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8月5日）》。其中对工作日的时间作了规定。
　　马克思利用的大概是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的《工厂法》第3—5页。——277、310、338。
196 关于这条注释的改动情况，见马克思1866年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说道：“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加进去的’是对你的书到1865年止的（简略的）补充（我在注释中指出了这一点）”。
　　《工作日》一节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是第3章的组成部分，在德文第2版中是第3篇第8章。——277。
197 孚赫的德文是Faucher.与fauchen（吼叫）同一词根。马克思在1867年11月30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一个刊误时，称“孚赫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这个人还算不上像罗雪尔、劳、莫耳等等这样‘博学的’德国经济学家……。因此，我从来不把它看作一个名词Faucher.而只把它看作一个动词fauchen（吼叫）”。——278。
198 杰·乔叟《公鸡和狐狸》，见德莱登《古代和现代寓言》1713年伦敦版第280页。——280。
199 关于“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1858年伦敦版。——281。
200 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一个最高咨询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组成。它最初成立于13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17世纪以前在治理国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在18、19世纪，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仅保留着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权力。在现今的英国，它实际已没有任何意义。——283、459、535、754。
201 这个材料的实际来源是《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9页。——283。
202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其他劳动部门》一节。——283、294。
203 “又是克里斯平”（Ecce iterum Cnspiaus）是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首诗的首句，在讽刺诗集的第一部分中曾有一篇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的。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287。
204 马克思在本卷第203页脚注（51）以及他1862年10月写的《面包的制作》一文中也谈到了有关面包搀假的情况。——288。
205 普罗塔哥拉是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他认为物质处于不断流动中，不断变动中，但是在认识论方面，他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人的每一个认识的相对性。在他看来，认识的内容取决于进行认识的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88。
206 埃利亚派是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而只存在于想像中。——288。
207 大陪审团是1933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出12至23个”忠厚老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决定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291。
208 英国国教把星期日定为安息日，它在节期方面虽不同于犹太教（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为安息日），但有关安息日的规定却一样严格：在安息日，任何人都不得经商或旅行；不许挑担，或把负载的牲口赶回来，什么东西郁不许从家里拿出去，特别是禁止从事各种劳动。——292、306。
209 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即斯温暴动，它是1830—1833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增长引起的。举行暴动的雇农反对使用脱谷机和要求增加工资，并以假名“斯温上尉”的名义向租地农场主和地主发出恐吓信，烧毁庄稼垛，捣毁脱谷机，想以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293、777。
210 1872年3月底，沃里克郡成立了一个农业工联，它领导了一次提高农业工人工资的罢工。这次罢工很快蔓延到附近的中部和东部的各郡。1872年5月，在约，阿奇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农业工联，到1873年底它大约已有10万成员。——293。
211 马克思的这个想法未能实现。此外，这里的第二卷是指《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见本卷第13页。——293。
212 马克思指他对托·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1—323页）。”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这句话，看来是套用席勒《阉人和男人》中的诗句。——296。
213 威·斯特兰奇《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第84页。——298。
214 1866年危机前，英国工商业欣欣向荣和无数股份公司纷纷成立，以致约·罗素内阁中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在1865年把这一发展称作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关于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进步年”里英国工人的状况，恩格斯后来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前言》中写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305。
215 “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Britons never，never shall be slaves！）是词作家詹·汤姆生和作曲家托·阿恩1740年谱写的歌曲《统治吧，不列颠！》中的最后一句歌词。——305。
216 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306。
217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moik de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同债剧增，危及国家。——311。
218 歌德《致祖莱卡》。——312。
219 “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典于圣经故事：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第29—34节）。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313。
220 1347—1350年西欧鼠疫猖獗。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2 500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313、809。
221 关于上帝用六天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安息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7节。——317。
222 这些材料马克思可能引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其中提到1802年的学徒法以及1819[恩格斯误写成1818年]、1825、1831年和1833年工厂法。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3页。——321。
223 1833年6月25日的第1号报告即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这里的信，引自《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第141页。——322。
224 “危险在于迟缓”这句话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第13节。——323。
225 《〈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323。
226 解放法令，可能是指英国政府1831年11月2日颁布的关于把生活在印度西部的14岁以上的黑人的劳动时间限为9小时，14岁以下的限为6小时的规定。——323。
227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的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323、689、743。
228 指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宪章，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宪章包括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会议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324。
229 反谷物法同盟（见注24）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工人的实际工资会提高，工人会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 loaf）。仳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一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324、524。
230 根据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在这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为王；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顺利传遍世界。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20章第3、4节。——324。
231 国民公会委员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1792—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的拥有特许全权的代表。——328。
232 暗指英国议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否决人民宪章（见注228）。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群众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第三次请愿书。政府禁止游行，并调集军队和警察来阻挠这一游行。宪章派领导人中的许多人，例如爱·奥康瑙尔，采取动摇的立场，他们决定放弃游行，并劝说游行群众解散。英国政府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来反对工人和镇压宪章派。结果导致了大逮捕，大约500名最有名、最积极和最激进的分子被捕，其中也包括琼斯，他于1848年6月—1850年7月遭到拘禁。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中谈到宪章运动这次失败时说“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329。
233 指巴黎工人于1848年6月23—26日的英勇起义，它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并下令封闭为使工人就业而成立的国家工场而引起的。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45 000名工人被卡芬雅克将军的部队所镇压，而这首先是通过把进行斗争的工人同劳动农民隔绝开来而实现的。起义的失败削弱了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有利于反革命的反攻。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页。——329。
234 嫌疑犯处治法（loi des suspects）又称社会治安法（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它是1858年2月19日由法国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投入监狱或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偏僻地区，或者彻底驱逐出法国领土。——329。
235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331、332。
236 十表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十二铜表法》的最初的方案，于公元前451年编出。这一法律维护私有制，它规定凡无法偿还债务者应被剥夺自由，降为奴隶或碎尸分身，它是罗马私法的起点。——332。
237 见西·尼·昂·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5册第20章。——332。
238 德国哲学家格·弗·道默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圣礼》1847年汉堡版第1卷第33—34页中证明，最初的基督徒在举行圣餐礼时吃人肉。马克思1847年11月30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中也谈到这一点。——332。
239 世袭法庭指地主的法庭，它们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权范围内拥有较低的司法权（财产司法权、遗产司法权和地产司法权）。这类法庭往往委托一位世袭法官（乡长或管家）来行使职权。——334。
240 在沙·傅立叶描绘的未来社会里，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日将由若干“短时工作”（courtes seances）组成，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博立叶认为，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连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335。
24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07页。——337。
242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它是欧洲1848—1849年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347。
243 指1866年8月20—25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60名代表，他们代表60 000多名联合在工联中的工人。大会讨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把所有工人联合到工联中等问题。另外，大会决定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劳工同盟。——348。
244 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根据马克思1866年8月底写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一文拟定的。——348。
24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页。——349。
246 “折磨他们的毒蛇”是套用海涅《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诗句。——349。
247 大宪章（ Magna Charta），即自由大宪章（Magna Chana Liberratum），它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英国大封建主和大主教加给英王“无地王约翰”的。这个于1215年6月15日由英王“无地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首先使大封建主和贵族获得了好处，甚至规定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也作了某些让步，但宪章没有给基本居民群众即农奴任何权利。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349。
248 指1789年8月26日在巴黎由制宪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宣告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349。
249 多么大的变化啊！（Quantum mutatus ab illo！）见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第274行。——350。

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再生产或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个已知的不变的量。

　　在这个前提下，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一个工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如果必要劳动每天是6小时，表现为金额3先令或1塔勒，那么，1塔勒就是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是购买一个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其次，如果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这1塔勒的可变资本就生产1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6小时的剩余劳动量。

　　但是，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总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因此，在已知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可变资本的量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1塔勒，那么，每天要剥削100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100塔勒的资本，要剥削n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n塔勒的资本。

　　同样，如果1塔勒的可变资本，即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每天生产1塔勒的剩余价值，那么，100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100塔勒的剩余价值，n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1塔勒×n的剩余价值。可见，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一个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又因为在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个规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由同一个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例决定的。FN1

　　因此，如果我们用M表示剩余价值量，用m表示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提供的剩余价值，用v表示购买一个劳动力每天预付的可变资本，用V表示可变资本的总数，用k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用 a'/a （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用n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我们就得出：

M＝

┏
┃
┃
┃

┗
　（m/v ） × V

　k × （a'/a） × n

　　这里继续假定，不仅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而且一个资本家所使用的工人已经化为平均的工人。也有例外的情况，就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与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长，但这时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是不变的了。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种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来补偿。如果可变资本减少，同时剩余价值率却按同一比例提高，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不变。按照以前的假定，如果一个资本家每天要剥削100个工人，必须预付100塔勒，而剩余价值率如果是50％，那么，这100塔勒的可变资本就提供5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100×3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或者说，工作日不是从6小时延长到9小时，而是从6小时延长到12小时，那么减少了一半的可变资本50塔勒，也同样提供5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50×6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可见，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按比例的提高来抵偿，或者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长来抵偿。因此在一定限度内，资本所能榨取的劳动的供给，并不取决于工人的供给。⁽²⁰²⁾反过来说，如果剩余价值率降低了，那么，只要可变资本量或雇用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仍然不变。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长工作日来补偿工人人数或可变资本量的减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无论劳动力的价值如何，无论维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2小时还是10小时，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总价值，总是小于24个劳动小时所 对象化的价值，如果这24个对象化劳动小时的货币表现是12先令或4塔勒，那就总是小于12先令或4塔勒。我们前面假定，要再生产劳动力本身，或者说，要补偿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每天需要6个劳动小时。根据这个假定，500塔勒的可变资本，使用500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或工作日为12小时的时候，每天生产50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6×500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100塔勒的资本，每天使用100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200％，或工作日为18小时的时候，只生产200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12×100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量。它的总价值产品，即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加剩余价值，在任何一天都决不能达到400塔勒或24×100个劳动小时的数额。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24小时）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或者说，就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这个非常明白的第二个规律，对于解释资本要尽量减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减少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趋势（以后将谈到这种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趋势是同资本要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趋势相矛盾的。反过来说，如果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或可变资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

　　第三个规律是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这两个因素而得出来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已定，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量已定，那么不言而喻，可变资本越大，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部分的界限已定，那么，一个资本家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显然就只取决于他所推动的劳动量。但根据以上假设，他所推动的劳动量取决于他所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或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的人数又是由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因此，在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家把他的资本分成两部分。他把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这是他的资本的不变部分。他把另一部分转化为活的劳动力，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变资本。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资本划分为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内，这一比例是随着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结合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无论一定量的资本是怎样分为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无论后者与前者之比是1∶2或是1∶10，还是1∶x，刚才确定的规律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根据前面的分析，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再现在产品价值中，但是并不加入新形成的价值产品FN2。使用1000个纺纱工人，当然比使用100个纺纱工人需要更多的原料、纱锭等等。但是不管这些待追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提高，降低，还是不变，也不管是大是小，都不会对推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增殖过程有任何影响。因此，上面确认的规律就具有这样的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 ⁰/₀ 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以后⁽²⁰³⁾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⁷²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²⁵²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 像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²⁵³。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理由”²⁵⁴。

　　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每天所使用的劳动看成一个惟一的工作日。例如，假设工人人数为100万，一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日为10小时，那么社会工作日就是1 000万小时。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工人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反之，在人口数量已定时，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长来决定。⁽²⁰⁴⁾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如果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还要工人除这8小时外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²⁰⁵⁾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 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²⁵⁵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205a)

　　单个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²⁰⁶⁾]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

　　我们不详细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的进行中的变化，也不谈资本本身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只着重指出少数要点。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FN3。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它在旧式面包业中和在现代棉纺业中同样有效。

　　如果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FN4，那么工人并不是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而只是把它当作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作自己的劳动对象。他不是鞣资本家的皮。可是，只要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FN5，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FN6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要求”。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最后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是如何反映在资本家头脑的意识中的。在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时期，“佩斯利的一家棉麻纺纱厂（卡莱尔父子公司，这是苏格兰西部资格最老、声誉最好的公司之一，它自1752年开办以来，世世代代由同一家族经营）的老板”，这位非常有学识的绅士，在1849年4月25日《格拉斯哥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封信⁽²⁰⁷⁾。标题是《换班制度》，其中有一段天真可笑的话：

　　“现在让我们看看，把劳动时间由12小时缩减到10小时会产生怎样的祸害……　这些祸害‘合计起来’给工厂主的前途和财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如果他〈即他的“人手”〉以前工作12小时，而现在限制为10小时，那就等于他的企业内每12台机器或12个纱锭缩减为10台机器或10个纱锭，如果工厂被卖掉，那它们就只能按10来计价。于是全国每家工厂的价值都会减少六分之一。”⁽²⁰⁸⁾

　　在苏格兰西部这个世袭的资本的头脑中，生产资料即纱锭等的价值同它们的自行增殖或每天吞下他人一定量的无偿劳动的资本属性这样紧密地溶合在一起，以致卡莱尔公司的老板真的以为，在出卖工厂时，要支付给他的不仅是纱锭的价值，而且还有它们的价值增殖，不仅是包含在纱锭内的劳动或生产同种纱锭所必需的劳动，而且还有借助于纱锭每天从佩斯利的健壮的西苏格兰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如果工作日缩短两小时，每12台纺纱机的出售价格就会缩减为每10台的出售价格！

作者原注

(202) 这个基本规律看来是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阿基米德相反，认为在需求和供给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这一点上，发现了一个不是使世界运动而是使世界静止的支点。250
(203) 详见第四册²⁵¹。
(204) “社会的劳动,即用在经济上的时间,表现为一个定量,比如说,100万人每人每天10小时，或1 000万小时……　资本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这个限度就是用在经济上的时间的实际数量。”（《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47、49页）
(205) “租地农场主不能指靠自己的劳动，如果他这样做，我认为他会受到损失。他的事务应该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否则粮食打不干净，工钱很快就浪费了；他还必须监督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的篱笆；他必须查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么别处就难免有疏忽。”（[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2页）这本书非常有趣，从中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或他明确地称之为“商人租地农场主”的起源，可以听到这种租地农场主在那些主要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小租地农民”面前是怎样自我吹嘘的。“资本家阶级最初是部分地、最后是完全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讲第39页）
(205a) 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第3版补注：这个注释对于不大懂化学的人来说是不十分明了的。所以我们对它作如下的解释：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最初由沙·热拉尔在1843年命名的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例如：烷烃系列是CnH2n+2；正醇系列是CnH2n+2O；正脂肪酸系列是C2H2nO2以及其他等等。在上面的例子中，CH2在分子式中单纯的量的增加，每次都形成了一个不同质的物体。关于洛朗和热拉尔在确定这个重要事实上的贡献（马克思对他们的贡献估计过高），可参看柯普《化学的发展》1873年慕尼黑版第709、716页和肖莱马《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1879年伦敦版第54页。——弗·恩·〕
(206) 马丁·路德把这种机构称为“垄断公司”。²⁵⁶
(20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9页。
(208) 同上，第60页。工厂视察员斯图亚特本人是一个英格兰人，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他把这封信附在他的报告中，并明确地指出，这“是某一位采用换班制度的工厂主所写的最有用的一封信，它特别可以用来消除对这种制度的偏见和疑虑”。

脚　　注

FN1 在作者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 这个原理的后一部分表述如下：“或者说，等于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乘以该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再乘以同时使用的劳动力的总数。”——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232―244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207―208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226―228页。——编者注
FN6 见本卷第302―304页。——编者注

注　　释

72 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1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79、356、590。
25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851页。——356。
252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话出自法国海军上将马莱―迪庞的一封信（见《马莱―迪庞的回忆录和书信。法国革命史》1851年巴黎版第2卷第197页）。这句话流传很广，也有人认为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没有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356。
253 关于庸俗经济学抓住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见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给璐·库格曼的信，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0―921页。——356。
254 巴·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说，无知并不是充足的论据。这句话是针对那些对抱有憎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说的，他们认为“上帝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惟一的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356。
255 乔·威·弗·黑格尔关于量变到质变的观点，见他的《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在这里引用黑格尔的观点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资本家的情况。
　　恩格斯在本页脚注（205a）以及后来的《反杜林论》中根据化学过程阐述了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358。
256 马·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见《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第六部》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296页。——358、864。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工作日的一部分只是生产出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到现在为止，工作日的这一部分被看作不变量，而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在这个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工人还能劳动2小时、3小时、4小时、6小时等。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就取决于这个延长的量。如果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变的，那么相反，整个工作日是可变的。现在假定有一个工作日，它的长度以及它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是已定的。例如ac线a——————————b——c代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ab段代表10小时必要劳动，bc段代表2小时剩余劳动。现在，如果没有ac的进一步延长，或者说不依靠ac的进一步延长，怎样才能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延长剩余劳动呢？

　　尽管工作日的界限ac已定，看来bc仍然可以延长，不过不是越过它的终点c（同时也是工作日ac的终点）延长，而是由它的起点b以相反的方向向a端推移而延长。假定在a————————―b′―b——c中，b′―b等于bc的一半，或一个劳动小时。假定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ac中，b移到b′，bc就延长到b′c，剩余劳动就增加了一半，从2小时增加到3小时，虽然工作日仍旧是12小时。但是很明显，如果必要劳动不同时从ab缩短到ab′，从10小时缩短到9小时，要使剩余劳动这样从bc延长到b′c，从2小时延长到3小时是不可能的。必要劳动的缩短要与剩余劳动的延长相适应，或者说，工人实际上一直为自己耗费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要转化为资本家耗费的劳动时间。这里，改变的不是工作日的长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

　　另一方面，知道工作日的量和劳动力的价值，显然也就知道剩余劳动量本身。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半先令或6便士，劳动力的日价值是5先令，那么工人每天就必须劳动10小时，才能补偿资本支付给他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才能生产出他每天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物。知道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知道工人劳动力的价值⁽¹⁾，知道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也就知道他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量。从整个工作日中减去必要劳动时间，就得到剩余劳动的量。12小时减去10小时，还剩2小时，这里看不出，在这种条件下剩余劳动怎么能够延长到2小时以上。当然资本家可以不付给工人5先令，而只付给4先令6便士，或者更少。再生产这4先令6便士价值，有9个劳动小时就够了，这样，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剩余劳动就不是2小时，而是3小时了，剩余价值本身也就从1先令提高到1先令6便士了。但是这个结果的获得，只是由于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工人只得到他在9小时内生产的4先令6便士，他所支配的生活资料比以前少 ¹/₁₀ ，因此，他的劳动力只能有萎缩的再生产。在这里，剩余劳动的延长，只是由于打破剩余劳动的正常界限，剩余劳动的范围的扩大，只是由于侵占了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虽然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它应该被排除，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按其十足的价值买卖的。既然作了这样的假定，那么劳动力的生产或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不能因为工人的工资低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减少，而只有当这个价值本身降低时才减少。在工作日长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的延长必然是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不是相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是由于剩余劳动的延长。就我们的例子来说，劳动力的价值必需在实际上降低 ¹/₁₀ ，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减少 ¹/₁₀ ，从10小时减到9小时，从而剩余劳动从2小时延长到3小时。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要这样降低 ¹/₁₀ ，同量的生活资料，从前用10小时生产出来，现在要求用9小时生产出来。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不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鞋匠使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可以做一双皮靴。如果他要在同样的时间内做两双皮靴，他的劳动生产力就必须提高一倍。不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不同时改变这二者，就不能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²⁾在研究我们上面考察的那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曾假定生产方式是既定的。而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转化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要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种劳动的量，而且还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例如皮靴的价值不仅取决于鞋匠的劳动，而且还取决于皮革、蜡、线等等的价值。因此，那些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提供不变资本物质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它们的商品相应的便宜，也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反，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资料、也不为制造必要生活资料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变得便宜的商品当然只是相应地，即只是按照该商品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资料，但只是许多种必要生活资料中的一种。这种商品变得便宜只会减少工人购买衬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价值总是劳动力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劳动力价值随着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而降低，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全部缩短等于所有这些特殊生产部门中这种劳动时间缩短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总结果看成好像是每个个别场合的直接结果和直接目的。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³⁾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根据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

　　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6便士或 ¹/₂ 先令，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会生产出6先令的价值。假定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在这12个劳动小时内制造12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产资料、原料等的价值是6便士。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品花费1先令，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6便士是加工时新加进的价值。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不是生产12件这种商品，而是生产24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9便士，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3便士是最后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同从前一样只创造6先令新价值，不过这6先令新价值现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产品上。因此分摊在每件产品上的不是这个总价值的 ¹/₁₂ ，而只是 ¹/₂₄ ，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就每件产品来说，现在加到生产资料上的，不 像从前那样是整整一个劳动小时，而是半个劳动小时。现在，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每件商品平均花费1先令，或者说，代表2小时社会劳动；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它只花费9便士，或者说，只包含1 ¹/₂ 个劳动小时。但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1先令这个社会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他的商品 就是超出它的个别价值3便士的出售，这样，他就实现了3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现在表现为24件商品，而不是过去的12件商品。因此 ，要卖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获得较大的市场。因此，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卖10便士，这样，他从每件商品上仍然赚得1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总会这样提高，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是不是参加劳动力的一般价值的决定。因此，即使撇开后面这种情况，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

　　然而，甚至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相应延长。(3a)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10小时，或者说，劳动力的日价值是5先令，剩余劳动是2小时，因而每日生产的剩余价值是1先令。但我们的资本家现在是生产24件商品，每件卖10便士，或者说，一共卖20先令。因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12先令，所以14 ²/₅ 件商品只是补偿预付的不变资本。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其余的9 ³/₅ 件商品。因为劳动力的价格＝5先令，所以6件产品表现必要劳动时间，3 ³/₅ 件产品表现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在社会平均条件下是5∶1，而现在是5∶3。用下列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样结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价值是20先令。其中12先令属于只是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此，剩下的8先令是体现一个工作日的价值的货币表现。这个货币表现比同类社会平均劳动的货币表现要多，因为12小时的同类社会平均劳动只表现为6先令。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但是我们的资本家仍然和从前一样，只用5先令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工人现在要再生产这个价值，用不着 像过去那样需要10小时，只要7 ¹/₂ 小时就够了。这样，他的剩余劳动就增加了2 ¹/₂ 小时，他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可见，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 ，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⁴⁾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致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十二小时社会平均工作日总是生产6先令的价值产品，而不管这个价值额 以怎样的比例分割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日价值，从5先令下降到3先令，那么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 为了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从前需要10个劳动小时，现在只要6个劳动小时。有4个劳动小时空了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⁵⁾

　　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自然就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这就揭开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还没有回答的那个矛盾。魁奈说：

　　“你们认为，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不损害生产，越能节省费用或昂贵的劳动，这种节省就越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尽管如此，你们又认为，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大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⁶⁾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⁷⁾，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1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 ¹/₁₀ ，这绝不能阻止他仍旧得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他的工作日甚至还可能延长，以致他现在要在14小时内生产1400件商品等等。因此，在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这一类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因为这种发展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15小时，以代替原来的10小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商品没有变便宜的情况下，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在下面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时，就可以看到。

作者原注

(1) 每天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工人“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版第64页）“劳动的价格总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能依照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低下的身份和地位，维持他们当中许多人注定会有的大家庭”，那他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工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15页）“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　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德尔编《全集》第1卷第10页）“生存资料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第48页注
(2) “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58、159页）“生产费用的节约，不外是用于生产的劳动量的节约。”（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2页）
(3) “如果工厂主通过机器的改良使他的产品增加一倍……他（最终）会获利，不过是由于他可以使工人的衣着更便宜……从而使工人在总收益中所得的份额更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21年爱丁堡版第168、169页）
(3a)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他的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　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49、50页）
(4) “如果我的邻人以少量的劳动生产出许多的东西，从而能卖得便宜，那我也就必须设法和他卖得一样便宜。所以每一种能用较少人手的劳动，从而用较低的费用来生产的技艺、方法和机器，都会在别人身上引起一种强制和竞争，使他们或者也采用同样的技艺、方法或机器，或者去发明类似的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处于同等的地位，谁也不能比邻人卖得便宜。”（[亨·马丁]《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第67页）
(5) “如果同时取消对工业的限制，工人的开支按怎样的比例减少，他的工资就会按怎样的比例减少。”（《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1753年伦敦版第7页）“工业的利益要求谷物和一切食品尽可能便宜；凡是会使谷物和食品昂贵的事，必然也会使劳动昂贵……凡工业不受限制的国家，食品的价格必然影响劳动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便宜了，劳动的价格必定下降。”（同上，第3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按同一比例下降。虽然机器使生活必需品便宜了，但是也使工人便宜了。”（《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第27页）
(6) 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第188、189页）
(7) “这些投机家非常节约他们必须支付报酬的工人劳动。”（比多《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1828年巴黎版第13页）“企业主总是会竭力节省时间和劳动。”（《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全集》，威·汉密尔顿爵士编，1855年爱丁堡版第8卷《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8页）“他们〈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增大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生产力。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而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提高这种生产力上。”（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3卷[第39页]）

第十一章　协作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FN1。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一定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FN2。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质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如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对象化为6先令，那么1 200个这样的工作日就对象化为6先令×1 200。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体现了12个劳动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体现了12×1 200个劳动小时。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 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

　　不过，在一定限度内还是会发生变化。对象化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平均量始终只是作为同种的许多不同的个别量的平均数而存在的。在每个产业部门，个别工人，彼得或保罗，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这种在数学上叫作“误差”的个人偏离，只要把较多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会互相抵消，归于消失。著名的诡辩家和献媚者埃德蒙·伯克甚至根据他当租地农场主的实际经验也懂得，只要有5个雇农“这样小的队伍”，劳动的所有个人差别就会消失，因此任意5个成年英国雇农在一起，和其他任何5个英国雇农一样，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同样多的劳动。⁽⁸⁾无论如何，明显的是，同时雇用的许多工人的总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数，本身就是一天的社会平均劳动。例如，假定一个人的工作日是12小时。这样，12个同时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就构成144小时的总工作日，虽然这12个工人中每个人的劳动都多少偏离社会平均劳动，因而每个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时间有多有少，但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日作为144小时总工作日的 ¹/₁₂ ，都具有社会平均性质。但是，对于雇用12个工人的资本家来说，工作日是作为12个工人的总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这12个工人是协同地劳动，还是他们劳动的全部联系只在于他们为同一个资本家做工，每个工人的工作日都总是总工作日的一个相应部分。反之，如果这12个工人每两人为一个小业主雇用，那么每个业主能否生产同样的价值量，从而能否实现一般剩余价值率，就是偶然的了。这里就会出现个人偏离。如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商品所花费的时间显著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他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显著地偏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平均劳动时间，那么，他的劳动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不是根本卖不出去，就是只能低于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出卖。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找到了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办法FN3。不过这个最低限度是会偏离平均水平的，虽然另一方面，劳动力必须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6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社会来说会互相抵 消，但是就单个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对单个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会完全实现。⁽⁹⁾

　　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人数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单个产品上去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较小，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转移的总价值要同时分配在较大量的产品上，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同分散的生产资料相比，绝对地说虽然较大，但从它们作用范围来看，相对地说却较小。因此，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降低了，而随着这部分价值的量的减少，商品的总价值也降低了。其结果和商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得便宜时所产生的结果一样。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即使许多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这种生产资料也不同于单干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对地说花费大的生产资料，而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这种性质。一部分劳动资料甚至在劳动过程本身取得这种社会性质以前，就已经取得这种社会性质。

　　生产资料的节约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之间的比例。后一点要到本书第三册第一篇²⁵⁹才来探讨，为了叙述上的联系，和这里有关的许多问题也留到该篇再谈。分析的进程要求把研究的对象这样分割开来，而这种分割也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约也表现为一种与工人无关、因而与提高工人的个人生产率的方法相脱离的特殊操作。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¹⁰⁾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¹¹⁾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 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11a)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 总产品要多得多。⁽¹²⁾这是因为人即使不 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¹³⁾，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尽管许多人同时协同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个人劳动，作为总劳动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同阶段。由于协作，劳动对象可以更快地通过这些阶段。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因此，总体劳动者例如用24只手传砖，比单个劳动者每人都用两只手搬着砖上下脚手架要快。⁽¹⁴⁾劳动对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144小时的结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因为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这样，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总产品，比只能比较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者的12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要快。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

　　我们所以着重指出，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¹⁵⁾

　　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一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并在一定的时间结束。在这里，劳动过程要占用的时间是事先决定了的，正像例如捕鲱鱼的情况一样。一个人只能从一天中分割出一个工作日，例如12小时，但是，例如100个人协作就能把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扩大成一个1 200小时工作日。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在这里，能否及时获得成果，取决于是否同时使用许多结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者人数的多少；但是这种人数总比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为达到同样效果所需要的单干劳动者的人数要少。⁽¹⁶⁾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粮食，而在英国的统治已经破坏了旧的公社的东印度地区，每年都要损失大量棉花。⁽¹⁷⁾

　　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faux frais），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¹⁸⁾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¹⁹⁾

　　既然劳动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劳动者集结在一定的空间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那么，同一个资本，同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雇佣工人，也就是同时购买他们的劳动力，雇佣工人就不能进行协作。因此，在劳动力本身集合在生产过程中以前，这些劳动力的总价值或工人一天、一周等等的工资总额，必须已经集合在资本家的口袋里。一次支付300工人的报酬，即使支付的只是一天的报酬，也比全年一周一周地支付少量工人的报酬需要更多的资本支出。因此，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出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

　　可变资本的情形是这样，不变资本的情形也是这样。例如，拿原料的支出来说，一个雇用300个工人的资本家的支出，是30个各雇用10个工人的资本家中的每一个人的支出的30倍。诚然，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在价值量和物质量方面都不会同雇用的工人人数按同一程度增加，但是它们的增加还是很显著的。因此，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

　　起初，为了有足够的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从而有足够的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数量，以便使雇主本身摆脱体力劳动，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从而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FN4现在，这个最低限额又表现为使许多分散的和互不依赖的单个劳动过程转化为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

　　同样，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FN5。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²⁰⁾，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FN6。同样，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²¹⁾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21a)相反地，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²²⁾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22a)

　　只要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他就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卖他所占有的东西，出卖他个人的、单个的劳动力。这种关系，决不因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1个劳动力而是100个劳动力，或者说，他不是和1个工人而是和100个互不相干的工人签订合同，而有所变化。资本家无须让这100个工人协作就能使用他们。因此，他支付的是100个独立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

　　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鲁里亚人等等的庞大建筑²⁶³，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亚洲国家除了民用的和军事的开支以外，还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可以用于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这些国家可以指挥几乎全部非农业人口的手臂，而对这些剩余生活资料的唯一支配权又完全属于君主和僧侣，所以它们有能力兴建那些遍布全国的宏伟纪念物……　在移动巨大的雕像和庞大的重物方面，当时的搬运本领令人惊讶，在这方面恣意滥用的几乎全是人的劳动。光有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努力的集中就够了。我们看到巨大的珊瑚礁从海底升起形成岛屿和陆地，虽然每一个珊瑚虫是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亚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非农业劳动者，除了自己个人的体力以外，很少能贡献什么，但是他们的数量就是他们的力量。而指挥这些群众的权力，就产生出这些巨大的建筑。正是由于劳动者赖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成为可能。”⁽²³⁾

　　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的首领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像在股份公司²⁶⁴里那样，是结合资本家。

　　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23a)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不过，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²⁴⁾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不是 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²⁵⁾中，在那种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由于同时使用的工人数量和所积聚的生产资料的规模才和农民经济有本质区别的大农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治的形式。

　　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作者原注

(8) “毫无疑问， 由于体力、技巧和勤劳的差别，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我完全可以肯定，任何5个人共同提供的劳动量和我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其他5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这就是说，在这5个人中1人具备优等工人的一切特质，1人是劣等工人，其他3人是中等，接近优等工人或劣等工人。所以，即使在5个人这样小的队伍中，也能发现任何5个人所能提供的全部总量。”（埃·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第15、16页）还可参看凯特勒关于平均的个人的言论。²⁵⁷
(9) “罗雪尔教授先生声称他发现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²⁵⁸这位教授先生不应该在婴儿室和在没有主要人物——资本家的情况下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10) “Concours de forces”[“协力”]。（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80页）
(11) “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没有许多人手的协作就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总之，凡是许多人手不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爱·吉·韦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第168页）
(11a) “一吨重的东西，一个人举不起来，10个人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举起来，而100个人只要每个人用一个指头的力量就能举起来。”（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1页）
(12) “这时候〈当同样数量的劳动者由一个租地农场主用在300英亩土地上，而不是由10个租地农场主各用在30英亩土地上的时候〉也会因雇工的相对人数较多而具有优越性。除了有实际经验的人，这种优越性是不容易被认识到的。人们自然会说：1∶4等于3∶12；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收获时期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紧急工作上，把许多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快。例如，在收获工作上，2人赶车，2人装车，2人传送， 2人使耙，其余的人安排在禾堆上或谷仓内，他们一起干完的活要比同样多的人分成组分别在各个农场里所干完的活多一倍。”（[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7、8页）
(13) “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²⁶⁰。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
(14) “此外必须肯定，这种部分的分工在劳动者干同样的活时也能实行。例如，瓦匠手递手地把砖传送到脚手架上去，他们虽然做的是同样的活，但在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分工，这种分工表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把砖传送一定的距离，他们共同把砖传到一定的地点，这比每个人单独把砖搬到脚手架上去要快得多。”（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97、 98页）
(15) “如果问题是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那就必须同时做各种事情。一个人干这个，另一个人干那个，大家合起来将会取得一个人的努力所根本不能达到的结果。一人划船，另一人掌舵，第三人撒网或叉鱼，没有这种协力，捕鱼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78页）
(16) “在紧要关头完成它们〈农业劳动〉有更大的效果。”（[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7页）“在农业上没有比时间因素更重要的因素了。”（李比希《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年版第23页）
(17) “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是掉在地上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人手，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年7月22日）
(18)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500英亩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也许还要多），现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虽然“同所使用的资本量和劳动量相比，空间是缩小了，但是同从前单个独立生产者占有的或耕种的生产领域相比，生产领域却是扩大了”（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地租》，1831年伦敦版第190、191、199、200页）。
(19) “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量，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因此单是力量的结合就能减少时间和扩大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空间。”（乔·里·卡尔利为彼·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196页）
(20) “利润……是经营的惟一目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11页）
(21) 英国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报道，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账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该报又发现罗奇代尔合作实验²⁶¹的根本缺点是：“这些实验表明，工人组合能够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多么可怕啊！
(21a) 凯尔恩斯教授在指出“对劳动的监督”是北美南方各州奴隶制生产的主要特点以后，继续说道：“因为农民所有者〈北方的〉得到他的土地的全部产品，所以用不着其他的劳动刺激。在这里完全不需要监督”（凯尔恩斯《奴隶劳力》第48、49页）。
(22) 善于看出各种生产方式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区别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指出：“为什么大制造业企业破坏家庭手工业呢？难道不是因为前者接近于奴隶劳动的单纯性吗？”（《政治经济学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7、168页）
(22a) 因此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 本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²⁶²
(23) 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77、78页。伦敦和欧洲其他国家首都搜集的古亚述、埃及等等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见证。
(23a) 兰盖在他的著作《民法论》中把狩猎称为最初的协作形式，而把对人的狩猎（战争）称为最初的狩猎形式之一，这也许不是不对的。
(24) 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²⁶⁵在其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25) “难道把许多人的技巧、勤劳和竞争心结合在同一个工作中不是推动这一工作的办法吗？英国难道能用其他方法使自己的羊毛工场手工业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第56页第521节）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356—358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352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633—639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357—358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359页。——编者注
FN6 见本卷第873—874页。——编者注

注　　释

257 关于阿·凯特勒的平均的个人的言论，见他的《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42年爱丁堡版第9页。——375。
258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一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88—89页。——376。
259 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恩格斯在审阅《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的校样之前，已把这一篇和《资本论》第3冊的第2—4篇完成并准备付印。见恩格斯1890年4月9日给斐·多·纽文胡斯的信。——378、491。
260 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赫伦理学》中把人定义为城市的市民（zoon politicon）。“politicon”既有“国家的”涵义，也有“城市的”涵义，因为在古希腊，城市和国家是一回事，它们用同一字{ polis）来表示。关于人的定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部分也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5页）。——379。
261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下，罗奇代尔城（曼彻斯特北部）的工人在1844年成立了公平先驱社。它最初是一个消费合作社，不久就扩大了，成立了生产合作机构。随着罗奇代尔城先驱社的成立，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385。
262 奥·孔德在其1830—1842年出版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论证了实证论，它是要把科学主要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即事实上（“实证的”）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察和理解。孔德从自己的社会理想——工人和资本家的和谐——出发，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都在于巩固资本主义的制度。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他的观点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已经获得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谈到对孔德的看法。——386。
263 古代亚洲的庞大建筑。例如亚述尼尼微的庙宇，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城门初中国的长城；在埃及人那里出名的有吉萨的金字塔，在伊特鲁里亚人那里有公元前7—4世纪的庙宇和陵墓。——387。
264 关于股份公司，在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4章第6节）。——388。
265 关于古典共同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72页。——388。

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 最后30年。

　　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

　　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例如，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当然，一辆马车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是，如果同时制造许多辆马车，那么，当一部分马车还处在生产过程的较早阶段的时候，另一部分马车就可以不断地描金。到此为止，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等，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起初，马车工场手工业是作为独立手工业的结合出现的。以后，马车生产逐渐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固定为一个工人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工人联合体来完成。同样，织物工场手工业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场手工业，也是由不同的手工业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结合起来而产生的。⁽²⁶⁾

　　但是，工场手工业也以相反的方式产生。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可能带一两个帮工）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他仍然按照原有的手工业方式进行劳动。但是外部情况很快促使人们按照另一种方式来利用集中在同一个场所的工人和他们同时进行的劳动。例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这种情况，就是如此。于是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一个德国的行会造纸匠要依次完成的、互相连接的那些操作，在荷兰的造纸手工工场里独立化为许多协作工人同时进行的局部操作。纽伦堡的行会制针匠是英国制针手工工场的基本要素。但是纽伦堡的一个制针匠要依次完成也许20种操作，而在英国，将近20个制针匠同时进行工作，每一个人只从事20种操作中的一种²⁶⁶，后来，这20种操作根据经验又进一步划分、孤立，并独立化为各个工人的专门职能。

　　可见，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和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为了正确地理解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重要的是把握住下列各点。首先，在这里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特殊阶段是同手工业活动分成各种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因而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手工业仍旧是基础。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因为产品所经过的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必须作为局部的手工业劳动来完成。正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旧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所以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就转化为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最后，这种分工是特殊种类的协作，它的许多优越性都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由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产生的。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么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²⁷⁾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²⁸⁾

　　工场手工业在工场内部把社会上现存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形成的分立再生产出来，并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从而在实际上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把局部劳动转化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符合以前社会的如下倾向：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使它固定为种姓，或当一定历史条件产生与种姓制度相矛盾的个人变化时，使它硬化为行会。种姓和行会由以产生的自然规律，就是调节动植物分化为种和亚种的那个自然规律。不同的只是，种姓的世袭性和行会的排他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当作社会法令来颁布。⁽²⁹⁾

　　“达卡的麦斯林薄纱的精细，科罗曼德耳的花布及其他布匹的色彩的华丽和耐久，始终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它们的生产并没有依靠资本、机器和分工或者任何一种使欧洲制造业获得很多益处的手段。织工是单独的个人，他是根据顾客的订货织布的。他使用的织机的结构非常简单，有时候只是用些木棍草草搭成的。这种织机甚至没有卷经线的装置，因此机身必须全部伸展开来，这样它就很笨重，很长，无法放在生产者的小屋中，因此生产者必须在露天劳动，一遇到坏天气，就只好停工。”⁽³⁰⁾

　　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但是同大多数工场手工业的工人相比，这样一个印度织工从事的是极复杂的劳动。

　　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就是说，每次由静止到运动所需要的力量的额外消耗，为已经达到的正常速度在较长时间的持续所补偿。另一方面，不断从事单调的劳动，会妨碍精力的集中和焕发，因为精力是在活动本身的变换中得到恢复和刺激的。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单在 伯明翰就生产出约3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³¹⁾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构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要素。现在我们来考察工场手工业的全貌。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
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组织有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虽然有时交错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类别，而且特别在工场手工业后来转化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时，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质。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

　　例如，机车是由5000多个独立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才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经用它来说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²⁶⁷钟表从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²⁶⁸，转化为无数局部工人的社会产品。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此外还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装轮工（把轮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龆轮安装到机心中去）、切齿工（切轮齿，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机构工、圆柱形擒纵机构又有圆筒工、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只有钟表的少数几个零件要经过不同的人的手，所有这些分散的肢体125只是在最终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机械整体的人的手中才集合在一起。在这里，同在其他类似的制品上一样，成品和它的各种不同的要素的外在关系，使局部工人在同一个工场中的结合成为一种偶然的事情。局部劳动本身又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如在瓦特州和纳沙泰尔州就是这样；在日内瓦则有大钟表手工工场，也就是说，那里局部工人在一个资本指挥下进行直接的协作。但即使在日内瓦，指针盘、发条和表壳也很少是在手工工场内制造的。在这里，结合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是有利的，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许多性质不同的过程，使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的费用。⁽³²⁾不过，这些在家里为一个资本家（工厂主）劳动的局部工人的地位，也是和仅仅为自己的顾客劳动的独立手工业者的地位完全不同的。⁽³³⁾

　　第二类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它生产的制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要经过72个甚至92个专门的局部工人之手。

　　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它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制品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同样，用在这种转移上的劳动也减少了。⁽³⁴⁾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这些阶段作为同数的手工业性质的局部劳动而互相独立。既然各个孤立的职能之间要建立和保持联系，制品就得不断地由一个人之手转到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从大工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表现为一种具有特征的、破费的、工场手工业原则所固有的局限性。⁽³⁵⁾

　　如果我们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如造纸手工工场的破布或者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就可以看到，这些原料在获得自己的最后形态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经过时间上顺序进行的各个生产阶段。但如果把工场看作一个总机构，那么原料就同时处在它的所有的生产阶段上。由局部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用他的许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针条，同时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针条拉直、切断、磨尖等等。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³⁶⁾虽然这种同时性是由总过程的一般协作形式产生的，但是工场手工业不只是发现了现成的协作条件，而且还通过把手工业的活动加以分解而部分地创造出协作条件。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所以能够达到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组织，只是因为同一个工人固定在同一局部工作上。

　　因为每个局部工人的局部产品同时只是同一制品的特殊的发展阶段，所以，一个工人是给另一个工人，或一组工人是给另一组工人提供原料。一个工人的劳动结果，成了另一个工人劳动的起点。因此在这里，一个工人是直接给另一个工人提供工作。在每一局部过程中，取得预期效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工场手工业总机构是以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结果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互相补充的各个劳动过程才能不间断地、同时地、空间上并存地进行下去。很明显，各种劳动因而各个工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互相依赖，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甚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³⁷⁾，特别是劳动强度。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在工场手工业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³⁸⁾

　　但是，不同的操作需要不等的时间，因此在相等的时间内会提供不等量的局部产品。因此，要使同一个工人每天总是只从事同一种操作，不同的操作就必须使用不同比例数的工人。例如在活字铸造业中，如果一个铸工每小时能铸2 000个字，一个分切工能截开4 000个字，一个磨字工能磨8 000个字，雇用一个磨字工就需要雇用4个铸工和2个分切工。²⁶⁹在这里，又回到了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原则：同时雇用许多人从事同种工作。但现在这个原则表现为一种有机的关系。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

　　如果各个不同的局部工人小组之间最合适的比例数，已由经验为一定的生产规模确定下来，那么，只有使每个特殊工人小组按倍数增加，才能扩大这个生产规模。⁽³⁹⁾此外，某些工作，不管规模大些或小些，都可以由同一个人来做。例如，总监督的工作，把局部产品由一个生产阶段运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工作等等，就是如此。因此，使这些职能独立，或者把它们交给特殊工人，只有在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情况下，才是有利的，但是这种增加必须立刻在所有小组中按比例实行。

　　一个小组，即执行同一局部职能的一定数目的工人，是由同质的要素组成的，并且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场，这种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组织好了的劳动体，而总机构由这些基本的生产有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拿制瓶手工工场为例。这种工场分为三个本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备阶段：调制玻璃的配料，把砂、石灰等等混合在一起，并把这种混合物熔化为玻璃液。⁽⁴⁰⁾最后阶段是把瓶从焙烧炉中取出，分类，包装等等。这两个阶段都使用了不同的局部工人。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是真正的玻璃生产即对玻璃液的加工。在玻璃炉的每一个炉口旁都有一个小组在工作。这种小组在英国叫做“炉口”，它由一个制瓶工或精制工、一个吹气工、一个收集工、一个堆积工或研磨工和一个搬入工组成。这5个局部工人形成一个单一的劳动体的5个特殊器官。这个劳动体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即只有通过5个人的直接协作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个由5个部分构成的躯体少了一个成员，它就瘫痪了。但一个玻璃炉有好几个炉口，例如在英国有4―6个炉口，每个炉口都有一个盛玻璃液的土制坩埚，并且有一个同样由5个成员组成的工人小组。在这里，每个组的组织都直接以分工为基础，而各个同类小组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简单的协作，在这种协作下，生产资料之一（这里是玻璃炉）由于共同使用而得到更经济的利用。这种有4―6个小组的玻璃炉，构成一个玻璃作坊；而一个玻璃手工工场有几个这样的作坊，同时还要有生产的最初阶段和最后阶段所需的各种设备和工人。

　　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作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铜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工场手工业时期很快就表明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自觉的原则⁽⁴¹⁾，因此也就间或发展了机器的使用，特别是在某些需要大量人力、费力很大的简单的最初的过程。例如，在造纸手工工场很快就采用了粉碎磨来磨碎破布，在冶金业很快就采用了所谓的捣碎磨来捣碎矿石。⁽⁴²⁾²⁷⁰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留传下来。⁽⁴³⁾²⁷¹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自鸣钟这些伟大的发明。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⁴⁴⁾机器在17世纪的间或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们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

　　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地完成的、在其全部劳动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产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所有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⁴⁵⁾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⁴⁶⁾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变成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⁴⁷⁾

　　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因此，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⁴⁸⁾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断绝了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

　　因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所谓的非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手工业生产极端排斥的。如果说工场手工业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那么它又使没有任何发展开始成为专长。与等级制度的阶梯相并列，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⁴⁹⁾但也有例外，当劳动过程的分解产生了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没有过的，或者不是在同样大的范围内有过的新的综合的职能时，就是如此。由学习费用的消失或减少所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直接包含着资本的更大的增殖，因为凡是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事情，都会扩大剩余劳动的领域。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我们首先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的起源，接着考察了它的简单要素——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总机构。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

　　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⁵⁰⁾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50a)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 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FN1，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体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的联系是以产品作为商品来交换为中介的。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⁵¹⁾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但是关于这种对立，我们不在这里多谈。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在这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个工场内的密集。⁽⁵²⁾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⁵³⁾

　　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⁵⁴⁾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 到目前为止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转化为各种独立的行业。前面已经指出，在制品是一个由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劳动又可以独立化为特殊的手工业。FN2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例如，18世纪上半叶，单在法国就织出了100多种不同的丝织品；例如，在阿维尼翁，法律曾规定“每个学徒始终只能从事一种产品的制造，不得同时学几种产品的制造方法”。²⁷⁵把特殊生产部门固定在一个国家的特殊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⁵⁵⁾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殖民制度（二者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为社会内部的分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这里，我们不去进一步论证，分工除了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又怎样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怎样到处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为人的细分奠定基础，以致亚·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曾经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⁵⁶⁾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在一种内在联系把不同的生产部门连结起来的地方，这种相似点无可争辩地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牧人生产毛皮，皮匠把毛皮转化为皮革，鞋匠把皮革转化为皮靴。在这里，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制品，而最后的完成的形态是他们的特殊劳动的结合产品。此外，还有供给牧人、皮匠和鞋匠以生产资料的各种劳动部门。有人可能象亚·斯密那样，认为这种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区别只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只是对观察者才存在的，因为观察者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场合一眼就可以在空间上看到各种各样局部劳动，而在社会分工的场合，各种局部劳动分散在广大的面上，每个特殊部门都雇用大量的人，因而使这种联系模糊不清。⁽⁵⁷⁾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都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反过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⁵⁸⁾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58a)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前提是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²⁷⁶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 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相反地，在职业的分离是自然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巩固的早期社会形态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的分工还完全受到排斥，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⁵⁹⁾

　　例如，目前还部分地保存着的原始的规模小的印度公社⁶¹，就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的，这种分工在组成新公社时成为现成的计划和略图。这种公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它们的生产面积从一百英亩至几千英亩不等。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因此，生产本身与整个印度社会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毫无关系。只有剩余的产品才转化为商品，而且有一部分到了国家手中才转化为商品，从远古以来就有一定量的产品作为实物地租流入国家手中。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成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账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第三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的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铁匠、木匠等等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⁶⁰⁾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而每一个手工业者，例如铁匠等等，在他的工场内按照传统方式完成他职业范围内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权威。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⁶¹⁾，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前面已经谈判，行会的规章FN3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的帮工的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同样，行会师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师傅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惟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他只许充当手工业产品的定购人。如果外部情况引起进一步的分工，现存的行会就分为几个亚种，或者在原有行会之外建立新的行会，但是各种手工业并不联合在一个工场内。因此，虽然行会组织造成的手工业的分离、孤立和发展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物质存在条件，但行会组织排斥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总的说来，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还是互相结合的，就象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因而工场手工业的起码基础还不具备，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

　　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而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⁶²⁾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²⁷⁹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⁶³⁾，这样，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²⁸⁰就实现了。⁽⁶⁴⁾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⁶⁵⁾正像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⁷⁸，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未开化的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⁶⁶⁾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⁶⁷⁾

　　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⁶⁸⁾

　　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⁶⁹⁾

　　亚·斯密说：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　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

　　“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　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⁷⁰⁾

　　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亚·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热·加尔涅——他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自然地成了元老院议员——始终一贯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国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实行国民教育会“消灭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他说：

　　“像其他一切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⁷¹⁾，随着社会〈他正确地使用了这个用语来表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它们的国家〉的日益富裕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像其他任何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　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进程吗？政府应当用一部分国家收入来试图使两类力求分开和分立的劳动混淆和混合起来吗？”⁽⁷²⁾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大大加深了劳动部门的这种社会分裂，另一方面，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⁷³⁾

　　“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⁷⁴⁾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像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像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现代工场手工业——在这里我不是指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或者如在大城市产生的服装工场手工业那样，找到了现成的“诗人的分散的肢体”¹²⁵，只需要把它们从分散状态集合起来；或者，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⁷⁵⁾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做社会财富，“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⁷⁶⁾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同这种着重量和交换价值的观点截然相反，古典古代的著作家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⁷⁷⁾由于社会生产部门的分离，商品就制造得更好，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为自己选择到适宜的活动范围⁽⁷⁸⁾，如果没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作不出重要的事情⁽⁷⁹⁾。因此，产品和生产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们偶尔也提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但他们指的只是使用价值的更加丰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交换价值，没有想到使商品便宜的问题。这种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既在柏拉图那里⁽⁸⁰⁾，也在色诺芬⁽⁸¹⁾那里占统治地位。前者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后者则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²⁹⁰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其他人，例如伊索克拉底⁽⁸²⁾，也把埃及看成是模范的工业国，甚至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看来，它还保持着这种意义。⁽⁸³⁾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的充分实现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FN4，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具有压倒优势，非熟练工人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使特殊操作适应于它的活的劳动器官的年龄、体力和发育的不同程度，从而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总的说来，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手工业活动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仍用心良苦地把它保留下来。例如，我们看到，英国的学习时间定为7年的学徒法，直到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末期还完全有效，大工业才把它们废除。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我们的朋友尤尔叫喊说：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总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害。”⁽⁸⁴⁾

　　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⁸⁵⁾即使我们没有当时的著作家的记载，但从16世纪直到大工业时代，资本始终没有能够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各种工场手工业生命短促，它们随着工人由国外迁入或迁往国外而由一国迁到另一国，这些最简单的事实就等于成千上万册的书。我们一再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在1770年呼吁说：“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秩序建立起来。”66年以后，安得鲁·尤尔博士也说道，在以“经院式的分工教条”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还缺乏“秩序”，而“阿克莱建立了秩序”。FN5

　　同时，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工场手工业最完善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劳动工具本身特别是生产当时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尤尔说：

　　“这种作坊展示了各种程度的分工。钻头、刀具、旋床各有各的工人，这些工人依照他们的熟练程度而分成等级。”²⁹¹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作者原注

(26) “下面的一段引文为工场手工业的这种形成方式提供了一个较近的例子。里昂和尼姆的丝纺织业“完全是宗法式的；它雇用许多妇女和儿童，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累坏或者累死。它让这些妇女和儿童在优美的德龙、瓦尔、伊泽尔河、沃克吕兹河流域养蚕、缫丝。它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工厂生产。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这里分工的原则有其特点。虽然那里有缫丝女工、纺工、染色工、浆纱工以及织工；不过他们并没有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并不从属于同一个雇主；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阿·布朗基《工业经济学教程》，阿·布莱斯编注，1838―1839年巴黎版第79页）自从布朗基写了这段话以来，不同的独立的工人已经有一部分联合在工厂里了。〔第4版注：自从马克思写了这段话以来，动力织机在这些工厂里已经得到了应用，并且很快就把手工织机排挤掉了。克雷费尔德的丝纺织业具有同样的经历。——弗·恩·〕
(27) “在一种工种繁多的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越是分得细，越是分给不同的局部工人去完成，就必然进行得越快、越好，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 （[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第7l页）
(28) “容易的劳动是留传下来的技能。”（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48页）
(29) “手艺……在埃及也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手工业者根本不容许过问另一个市民阶级的事情，他只能从事本族依法应当世袭的职业……　我们在其他民族中看到，手工业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过多的事情上……　他们有时种地，有时经商，有时同时从事两三种手艺。在自由国家，他们通常都要出席民众大会……　与此相反，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如果参与国事或同时从事几种手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们专心从事自己的职业……　此外，他们虽然继承了祖先的许多手艺，但仍然热中于寻找新的改进。”（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74章）
(30) [休·默里、詹姆斯·威尔逊等著《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1832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449[、450]页。印度的织机是竖立的，也就是说经纱是垂直张开的。
(31) “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
(32) “1854年日内瓦生产了8万只钟表，还不及纳沙泰尔州钟表产量的五分之一。仅在绍德封，在这个可以被看作一家钟表手工工场的城市，每年的产量就比日内瓦高一倍。1850年至1861年，日内瓦提供了72万只钟表。见《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3年第6号中《日内瓦钟表业的报告》。如果那些只是装配而成的制品的生产的各个过程互不相联，本身很难使这类手工工场转化为大工业的机器生产，那么在钟表生产中还有两个别的障碍：钟表的零件小巧精细，而且钟表是奢侈品，式样繁多，因此，例如伦敦最好的钟表公司，一年中生产的钟表未必有一打是相似的。采用机器卓有成效的瓦什隆―康斯坦丁钟表工厂，在大小和式样上至多也只生产三、四个品种。
(33) “从钟表制造业这种混成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子，我们可以十分精确地研究上面提到的现象，即由于手工业活动的分解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
(34) “在人们如此密集地一起劳动的情形下，运输必然会更少。”（[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106页）
(35) “由于使用手工劳动，工场手工业中不同的生产阶段发生了分立，这就大大增加了生产费用，这种损失主要是从一个劳动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移造成的。”（《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00页）
(36) “它〈分工〉把工作分成各个可以同时进行的部分，也就节省了时间……　由于单独的个人必须分别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劳动过程的同时进行，就有可能例如在从前切断或磨尖一枚针的时间内制造出许多枚针。”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9页）
(37) “每种工场手工业内专门工人的种类越多……每种工作就越有秩序和规律；完成每种工作的时间必然较短，劳动也就必然减少。”（[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68页）
(38) “但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许多部门中只是不完善地达到这种结果，因为它不能可靠地控制生产过程的一般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
(39) “既然经验根据每种工场手工业的产品的特殊性质，既表明了把生产分为多少局部操作最为有利，也表明了每一操作所必要的工人人数，那么一切不依照此数的准确倍数经营的企业，就要用较大的费用进行生产…… 这就是工业企业规模巨大的原因之一。”（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1章第172、173页）
(40) 在英国，熔炉是和对玻璃加工的玻璃炉分开的；但在比利时，同一个炉却用于两个过程。
(41) 参看威廉·配第、约·贝勒斯、安·耶伦顿的著作，《东印度贸易的利益》一书以及杰·范德林特的著作。
(42) 16世纪末，法国还使用捣臼和筛子来碎矿石和洗矿。
(43) 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史。直到现在英文还把工厂叫作mill[磨房]。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Mühle[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
(44) “读者在本书第四册12中将会更详细地看到，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分工。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这种说法在大工业初期遭到罗德戴尔的反驳，在往后的发展时期又遭到尤尔的反驳。亚·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在工具的分化中，工场手工业的局部工人自己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机器的发明中，起作用的不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而是学者、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如布林德利）等。²⁷²
(45) “因为把工作分成许多种不同的操作，其中每种操作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技艺和体力，所以手工工场主能够准确地按照每种操作所需要的数量来购买体力和技艺。如果全部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么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有足够的技艺来完成最细致的操作，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最繁重的操作。”（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9章）
(46) “例如，肌肉的片面发展和骨骼的弯曲等等。
(47) “一个玻璃手工工场的总经理威·马歇尔先生对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关于如何使少年工人保持勤劳的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忽略自己的工作；他们一开始干，就得干下去；他们好像是一台机器的各个部分。”（《童工调查委员会。1865年第4号报告》第247页）
(48) “尤尔博士在颂扬大工业时，比那些不像他那样有论战兴趣的前辈经济学家，甚至比他的同时代人，如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尤尔说：“使工人适应于一种特殊的操作是分工的实质。”另一方面，他认为，分工是使“劳动适合于不同的个人才能”，最后，他把整个工场手工业制度说成是“一种按熟练程度分级的制度”，是“按不同熟练程度实行的分工”。（散见尤尔《工厂哲学》第19―23页）
(49) “每一个手工业者……能够通过在单项操作上的实践使自己日臻完善……成为更廉价的工人。“（同上，第19页）
(50) “分工开始于各种极其不同的职业的分离，一直发展到有许多工人来制造同一件产品，如在手工工场里那样。”（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173页）“在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中，我们看到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般的分工，它使生产者分为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这是与国民劳动的三个主要部门相适应的；第二种可以叫作特殊的分工，是每个劳动部门分为许多种……最后，第三种分工可以叫作分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在大多数手工工场和作坊都有这种分工。”（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40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4、85页）
(50a) 〔第3版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²⁷³——弗·恩·〕
(51)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最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比《国富论》早出版10年，但是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它。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甚至不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第一版，除了纯粹夸夸其谈的部分以外，除了抄袭华莱士和唐森两位牧师的著作以外，几乎全部抄袭斯图亚特的著作。
(52) “社会的交往，和劳动产品赖以增加的那种力量结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0页）当工人人数增加时，社会生产力便按工人人数的增加乘以分工的效果的复比而增长。”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20页）
(53) “1861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²⁷⁴，东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物资交流，使一个地区稻米的不足不能由另一地区的供应来弥补。
(54) “例如，早在17世纪，织机梭的制造在荷兰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业部门。
(55) “英国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不是分成不同的部分或部门，固定在特殊地方，在那里只是或主要是生产一种东西吗?萨默塞特郡不是生产细呢，约克郡不是生产粗呢，埃克塞特不是生产双幅呢，萨德伯里不是生产细哔叽，诺里奇不是生产绉纱，肯德耳不是生产半毛织品，惠特尼不是生产毛毯如此等等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版[第56页]第520节）
(56)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爱丁堡版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5页。
(57) “亚·斯密说，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分工似乎比较显著，因为“各个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工人往往可以聚集在一个工场内，观察者一眼就可看到。相反地，在那些目的在于满足广大居民的主要需要的大工场手工业〈！〉中，各个劳动部门使用的工人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工场内”……分工就没有这样显眼”（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1章）。同一章有一段著名的话，开头是：“请看一看文明昌盛的国家最普通的手工业者或短工获得的财产……”随后谈到，无数的多种多样的行业怎样联合起来满足一个普通工人的需要。这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的注释（1705年第1版没有注释，1714年版附有注释）。
(58) “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作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5页）这部出色著作的作者，就是前面引证过的托·霍吉斯金。
(58a) “第2版注：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种区别对美国人来说已由实际的例证说明了。美国南北战争⁸时期，在华盛顿人们想出了许多新捐税，其中一种是对“一切工业产品”征收6％的税。人们问道：什么是工业产品呢?立法者回答说：一物“当它制成的时候”，就是生产出来了；当它准备出卖的时候，就是制成了。从很多事例中举一个例子来说。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的手工工场过去“制造”伞以及伞的全部附件。但因为伞是各种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的联合体，所以这些部分逐渐成为互不依赖的、在不同地方经营的生产部门的制品。这些生产部门的局部产品，现在都作为独立的商品进入制伞手工工场，制伞手工工场只是把这些产品装配为一个整体。美国人把这种物品称为集合品，作为税的集合点，这种物品理应这样称呼。伞首先“集合了”自己每个部分的价格的6％的税，然后又“集合了”它本身的总价格的6％的税。
(59) “下面一点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30、131页²⁷⁷）
(60) 马克·威尔克斯中校（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1810―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18―120页。在1852年伦敦版的乔治·坎伯尔所著《现代印度》一书中，可以看到对印度公社各种形式的出色描写。²⁷⁸
(61) “从远古以来国内居民就在这种简单形式下……生活。各个村庄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庄有时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弄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名称，同一边界，同一利益，甚至同一家族，会维持几百年之久。居民对王国的崩溃或分裂毫不在意；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村庄内部经济保持不变。”（前爪哇副总督托·斯坦福·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
(62) “手工业的细分所必需的资本〈应当说：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现成地存在于社会中是不够的；这个资本还必须在企业主手中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使他们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生产……　分工越发展，要固定使用同数工人，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资本花费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250、251页）“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 （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34页²⁷⁷）
(63) 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把工场手工业工人叫作“用于局部劳动的……活的自动机”（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8页）。
(64) 珊瑚的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全群的一个胃脏。但是它供给全群以养料，而不是像罗马贵族那样从全群汲取养料。
(65) “精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技艺的工人可以到处工作和谋生，而另一种工人〈工场手工业工人〉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物，他一离开自己的同事，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独立性，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人们认为强加于他是适宜的那种规章。”（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1卷第204页）
(66)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1页：“一人之所得，可以是他人之所失。”
(67) “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知识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工人相对立……　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威·汤普森《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4页）
(68) “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0页。
(69) “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8页。
(70) “亚·斯密《国富论》第5篇第1章[第3节]第2项。亚·弗格森曾说明分工的有害后果。作为弗格森的学生，亚·斯密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头就专门把分工歌颂了一番，只是顺便地提到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只是在第五篇论述国家收入时，他才重述了弗格森的见解。关于弗格森、亚·斯密、勒蒙泰和萨伊在批评分工问题上的历史关系，我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22页及以下各页²⁷⁷）
(71) 弗格森在《论市民社会史》第281页中就说过：“在这个分工的时代，思维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
(72) 热·加尔涅的译本第5卷第4―5页。
(73) 帕多瓦临床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00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第7部分。古典作家》。自然，大工业时期使他的关于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技艺和手工业协会²⁸¹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埃朗根版。
(74) 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19页。黑格尔对于分工持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法哲学》一书中说：“所谓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那些能够作别人所能作的一切事情的人。”²⁸²
(75) 有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资本家个人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有发明能力的天才。这种信念只是在如罗雪尔先生那样的德国教授中间还存在着，在罗雪尔看来，分工是从资本家的丘比特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因此他以“各种各样的工资”来酬谢资本家²⁸³。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
(76) “更早的著作家，如配第和《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匿名作者[亨·马丁]，比亚·斯密更肯定地指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
(77) “在现代著作家中，只有18世纪的某些著作家如贝卡里亚和詹姆斯·哈里斯是例外，他们在分工问题上几乎只是重复古人的见解。贝卡里亚写道：“每一个人根据切身经验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手和智慧用于同种劳动和产品，他就能比那些各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更容易、更多、更好地把产品制造出来……　因此，为了共同的福利和本身的利益，人就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切扎雷·贝卡里亚《社会经济原理》，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11卷第28页）詹姆斯·哈里斯，即后来以关于他任驻彼得堡大使的《日记》闻名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在对自己的《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²⁸⁴（该书后来又转载于《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第3版）的一个附注中说道：“关于社会是一种自然物的全部论证〈即通过“分工”的论证〉都取自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册。”
(78) 例如，《奥德赛》第14卷第228行：“不同的人喜欢从事不同的工作。”阿基洛库斯说过：“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²⁸⁵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
(79) “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²⁸⁶雅典人作为商品生产者，感到自己比斯巴达人高明，因为后者在战时虽然会支配人，但不会支配钱。按照修昔的底斯的记载，伯里克利在号召雅典人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演说中说道：“自给自足的人宁可用自己的身体而不用钱来进行战争”（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1篇）。虽然如此，甚至在物质生产上，雅典人的理想仍然是与分工相对立的自给自足，因为“分工产生福利，自给自足还产生独立”。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²⁸⁷，没有地产的雅典人还不到5 000人。
(80) “柏拉图从个人需要的多面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来说明共同体内部的分工。他的主要论点是：劳动者应当适应工作，而不是工作应当适应劳动者，如果劳动者同时从事好几种手艺，从而把这种或那种手艺当作副业，那么后一种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劳动不能等到从事劳动的人有空时才做，劳动者必须坚持劳动，而不能马马虎虎。这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理想国》，拜特尔、奥雷利等人编，第2版第2篇）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2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同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一样，航海业是一种技艺，不能在闲暇时候当作副业来做；反过来，其他手艺也不能当作航海业的副业来做。”²⁸⁸柏拉图说，如果工作必须等待劳动者，那么生产的紧要时机往往就会被错过，产品就会被糟蹋，“适于劳动的时间就会丧失”。在英国漂白业主反对工厂法规定全体工人在一定时间吃饭的抗议书中，又可以见到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他们的生产不能迁就工人，因为“焙烧、洗涤、漂白、压平、加光和染色等操作，中断一定的时间就必然有引起损坏的危险……　规定全体工人在同一时间吃饭，有时会使贵重的产品因劳动过程未完成而遭受损坏。”哪儿没有柏拉图主义呀！
(81) 色诺芬说，得到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不仅十分光荣，而且这些食物比别的食物更可口得多。“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同其他手艺在大城市里特别完善一样，国王的食物也是特别精美的。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鞋为生，另一个人只靠切鞋底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烹调的手艺也是这样。”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2章）²⁸⁹色诺芬在这里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要达到的质量，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大小。
(82) “他〈布西里士〉把所有的人分成特殊的种姓……规定同一些人必须始终做同一种工作，因为他知道，经常改变自己职业的人，是什么工作都精通不了的；而始终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却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手艺和手工业方面，他们胜过自己的竞争者，尤甚于名手胜过拙工。在用来维持君权和国家制度的机构方面，他们做得如此出色，以致谈到这个问题的著名哲学家对埃及国家制度的赞扬胜过对其他国家制度的赞扬。”（伊索克拉底《布西里士》第7、8章）
(83) 参看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
(84) “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
(85) 这句话，用在英国化用在法国恰当得多；用在法国比用在荷兰恰当。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106―107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396―398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357、394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405―406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488页。——编者注

注　　释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61 古代印度社会是古印度社会典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关系产生的时期。作为生产者集体的村社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与农业相联系的人组成。它相当独立地组织几乎所有地区的以人工灌溉和排水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受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村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把手工业纳入农业生产中。村社的原始形式的特点保持了很久。虽然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出现了财产差异（村社中开始形成阶级），但村社成员的土地优先权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形成以及手工业继续受农业的约束）阻止了村社最后的瓦解。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67、476―478页）。——55、107、413。
78 “在额上写着它是什么”，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和第9节。——91、99、418。
125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 membra 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129、397、421、542。
266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亚·斯密在其主要著作中所说的制造针的18种操作（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章第13页）。——392。
267 威·配第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见他的《论人类的增殖》（《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35页）。——397。
268 指纽伦堡的装配工和钟表匠彼·亨莱思在1510年前后制造出的第一个由弹簧推动的小怀表。——397。
269 这个例子摘自《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02―204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页已有这些数字的摘录。——401。
27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10年格丁根版第2卷第198、381―384和386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0―1171页已有关于工艺学的摘录。——403。
27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9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3和1164页有关于水磨的摘录。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了有关情况。——403。
27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第IX笔记本第394、414页、第XIV笔记本第778―77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314页。——404。
273 恩格斯这里援引的是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407。
274 1861年以来棉花需求量大增是由于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见注8）而棉花得不到供应造成的。——409。
27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13―414页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5页。——409。
276 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412。
277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413、416、419、486。
278 关于印度公社的情况，马克思依据的不只是这里提到的著作，还有托·拉弗尔斯的著作《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的材料。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都引用过拉弗尔斯的《爪哇史》。——414。
279 拉普拉塔各国指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417。
280 据传说，公元前494年罗马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大冲突，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417。
281 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282 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47页第187节注（《黑格尔全集》第8卷）。——421。
283 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421。
284 《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是《三篇论文》的第三篇，它的作者不是发表《日记和通信》（1844年伦敦版第1―4卷）一书的外交官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而是他的父亲詹姆斯·哈里斯。马克思这里引证的话见《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第292页。——422。
285 阿基洛库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这句话转引自塞克斯都·思披里柯的著作《反对数学家》第11卷第44页。——423。
286 “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这句话出自荷马《麦尔吉泰斯》，马克思引自伪柏拉图对话篇《阿基比阿德第二》，见编者威·汉密尔顿在《斯图亚特全集》第8卷第311页加的注。——423。
287 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是指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雅典三十寡头恐怖制度被推翻，重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是雅典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时期。——423。
288 这句话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11.370b―c。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也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0页）。——423。
289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1页）。——424。
290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描述的理想的奴隶制共和国。在这种国家里，自由市民分为三个等级，奴隶不包括在三个等级之内，各等级之间实行严格分工。少数哲学家执行管理职能，军人打仗和保卫市民的生命财产，农民、手工业者为人民生产并提供生活资料。——424。
291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1页。——426。

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⁸⁶⁾

　　但是，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⁸⁷⁾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风等等。⁽⁸⁸⁾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 000个 线圈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²⁹³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么，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当1735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纱机的发明，并由此开始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他只字未提这种机器将不用人而用驴去推动，尽管它真是用驴推动的。淮亚特的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⁸⁹⁾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热力机²⁹⁵、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么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织机⁽⁹⁰⁾；或者，装置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识，如纺纱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区别，甚至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然后才装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⁹¹⁾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²⁹⁸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见。相反地，珍妮机²⁹⁹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手工工具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纺车上，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工作即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最初，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相反地，原来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⁹²⁾、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却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⁹³⁾作为动力。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个别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大工业时期可以看出，这些工具甚至在它们的手工业形式上就已经是机器了。例如，1836—1837年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同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来推动，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³⁰⁴在英国，现在有时还把铁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的把手同蒸汽机连接起来，而变成机械风箱。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⁹⁴⁾，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 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所有还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器，像缝纫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们的性能一开始就不排斥小规模应用，那就要设计成既适合用人作动力，也适合用纯机械作动力。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⁹⁵⁾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一种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须有一种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一种进行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起作用，也就是说，一种工具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么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大动力中，马力是最坏的一种，这部分地是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部分地是因为它十分昂贵，而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很有限。⁽⁹⁶⁾但在大工业的童年时期，马是常被使用的。除了当时的农业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风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此外，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水力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占有优势。早在17世纪，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磨，也就是两套磨。但是这时，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出了飞轮⁽⁹⁷⁾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翼锭纺纱机最初是用水推动的。但使用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种种困难。它不能随意增大，在缺乏时不能补充，有时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⁹⁸⁾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⁹⁹⁾，它在工艺上可得到普遍的应用，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³⁰⁸但是他当时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现在，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在前一场合，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织布业者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业者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手工工场的成员用各种工具顺次来完成的。⁽¹⁰⁰⁾例如，在现代的信封手工工场中，一个工人用折纸刀折纸，另一个工人涂胶水，第三个工人折边，预备印 上图样，第四个工人把图样印好，等等。每个信封，每经过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转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这些操作，而且一小时制成3 000个或更多信封³⁰⁹。1862年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一台美国纸袋制造机，可以切纸、涂胶水、折纸，每分钟生产300个纸袋。³¹⁰在工场手工业中分成几种操作顺次进行的整个过程，现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结合而成的工作机来完成。不管这 样一台工作机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还是由工场手工业专门化了的各种简单工具的结合，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一个缝纫厂。但这里存在着技术上的统一，因为许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时并同等地从共同的原动机的心脏跳动中得到搏动，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而传动机构对这些工作机来说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它不过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个工具机相连结。正像许多工具只组成一个工作机的器官一样，许多工作机现在只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

　　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这里，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工具，例如，毛纺织手工工场中的弹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纺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现在转化为各种专门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每台工作机又在结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器官，执行一种特殊的职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¹⁰¹⁾但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¹⁰²⁾，当然，在这里也像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使各个特殊工人小组形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不断地交接工作，也使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形成一定的比例。结合工作机——现在 是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一个有组织的体系——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么相反地，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

　　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像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像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一旦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个别工具机在某些动作上还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动走锭纺纱机以前，走锭纺纱机就需要工人发动，而精纺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须像工具一样，靠工人操纵才能进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滑动刀架还未转化为自动装置以前就是这样。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例如，断纱时使纺纱机自动停车的装置，梭中纬纱用完时使改良蒸汽织机立即停车的自动开关，都完全是现代的发明。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原理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

　　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纺纱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纺纱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像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另一部分是联合在像前面所说的分工非常严格的手工工场内的。FN1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正像在单个机器还要由人来推动时，它始终是一种小机器一样，正像在蒸汽机还没有代替现成的动力——牲畜、风甚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发展一样，当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场外的手工业者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且不说这样生产出的机器很昂贵，——这种情况作为自觉的动机支配着资本，——已经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的扩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产部门的渗入，仍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型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例如以铁代替木材⁽¹⁰³⁾；——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任务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例如，像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提供的。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¹⁰⁴⁾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正像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³¹²（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手段，完全不再能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是，机器各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在19世纪最初10年，亨利·莫兹利发明了滑动刀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式，经改装后从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³¹³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须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对准或加在劳动材料（如铁）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状。现在有了这种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各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且

　　“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¹⁰⁵⁾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机器制造业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机的部分，那么，手工业工具就再现出来了，不过规模十分庞大。例如，钻床的工作部分，是一个由蒸汽机推动的庞大钻头，没有这种钻头就不可能生产出大蒸汽机和水压机的圆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脚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个铁木匠，它加工铁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伦敦造船厂切割胶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铁就象裁缝剪布一样；蒸汽锤靠普通的锤头工作，但这种锤头重得连托尔也举不起来。⁽¹⁰⁶⁾³¹⁴例如，内史密斯发明的这些蒸汽锤中，有一种重6吨多，从7英尺的高度垂直落在36吨重的铁砧上。它能毫不费劲地把一块花岗石打得粉碎，也能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钉进柔软的木头里去。⁽¹⁰⁷⁾³¹⁶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FN2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³¹⁷。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FN3⁽¹⁰⁸⁾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我们已经知道，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 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宜，而是按照它自身的价值使产品变贵。很明显，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在价值上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料增大得无可比拟。

FN4首先应当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诚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种真正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使用和磨损之间的这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耐用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费资料的消耗；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无比。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算由于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加到产品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机器的生产作用范围越是比工具大，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FN5⁽¹⁰⁹⁾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FN6。在机器生产的场合，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就像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布莱克本的贝恩斯先生在185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计算过：

　　“一实际的机械马力(109a)可以推动450个自动走锭纺纱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200个翼锭纺纱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15台织宽40英寸布的织布机以及整经、浆纱等装置。”³¹⁹

　　一蒸汽马力每天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器的损耗，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分配在450个走锭纺 纱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分配在200个翼锭纺纱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三种情况下是分配在15台机械织机的日产品上。可见，转给一盎斯棉纱或一码布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举的蒸汽锤的例子也是这样。①因为蒸汽锤每天的磨损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锤打的巨量的铁上，所以在每英担铁上只添加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果用这个庞大的工具来钉小钉子，那么分配在每英担上的价值就会很大了。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已定，也就是说，工作机的工具数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力的时候，工作机工具的规模已定，那么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作业的速度，例如取决于纱锭的转速或蒸汽锤每分钟锤击的次数。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70次；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700次。³²⁰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¹¹⁰⁾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规模和作用相对而言降低下来。

　　比较分析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¹¹¹⁾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根据贝恩斯先生的计算，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走锭纺纱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¹¹²⁾；每个自动走锭纺纱机纱锭在十小时工作日 的情况下可纺出13盎斯棉纱（平均纱支），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365 ⁵/₈ 磅棉纱。可见，大约366磅棉花（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撇开废棉不说）在转化为棉纱时，只吸收了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十小时工作日，而用纺车，一个手工纺工60小时纺13盎斯棉纱，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2 700个十小时工作日，或27 000个劳动小时。⁽¹¹³⁾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这种旧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等于过去200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³²⁴。⁽¹¹⁴⁾在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个平均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发明，一个黑人妇女每天可以轧100磅棉花，而且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³²⁵。原来要花50分钱生产的一磅棉纤维，后来卖10分钱，而且利润更高，也就是说，包含的无酬劳动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轧棉机，来使棉纤维与棉籽脱离。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2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³²⁶在用牛、蒸汽或水作动力的地方，只需要几个男女少年充当添料工。16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每天能完成以前750个人一天平均的工作。⁽¹¹⁵⁾

　　前面已经说过，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内花费3便士或 ¹/₄ 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个人在一小时内花费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FN7我又来引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反驳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说，这15先令决不是这66个人一小时内加进的劳动的表现。如果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100％，那么，这66个工人一小时就生产30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33小时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15先令的工资。因此，假定一台机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挤的15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方说3 000镑，那么，这3 000镑决不是这150个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劳动对象上的劳动的货币表现，而只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3 000镑是生产机器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不管这一劳动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见，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所值相等，对象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¹¹⁶⁾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因为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因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所以，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以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116a)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18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李嘉图用的是redundancy of labour），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近几年来，在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劳动6小时，另一班劳动4小时，或每班只劳动5小时。但是父母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¹¹⁷⁾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岁以下的）以前，³²⁸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它的总账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儿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¹¹⁸⁾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FN8⁽¹¹⁹⁾，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革命对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响。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
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¹²⁰⁾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⁸¹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人，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¹²¹⁾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占有者。①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¹²²⁾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国报纸广告上常见的对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个英国工厂视察员说：

　　“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岁以上。工资每周4先令。报名处……”⁽¹²³⁾

　　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13岁”这句话，是因为按照工厂法规定，未满13岁的儿童只能劳动6小时。年龄必须经过合格医生的证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来已满13岁的儿童。工厂主雇用的未满13岁的儿童人数屡次大幅度地减少，这在英国近20年来的统计材料中是令人惊讶的。根据工厂视察员本人的证词，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合格医生造成的，他们为迎合资本家的剥削欲望和父母的贩卖要求而虚报儿童的年龄。在声名狼藉的伦敦贝特纳尔格林区，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开的集市，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给伦敦的丝织厂。“一般的条件是，每周1先令8便士（归父母），2便士归我自己，外加茶点费。”契约仅以一周为限。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语言确实令人愤慨。⁽¹²⁴⁾直到现在英国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妇女“把子女从贫民习艺所中领出来，以每周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租给任何一个主顾”⁽¹²⁵⁾。在大不列颠，不顾法律的规定，至少还有2 000名儿童被自己的父母卖出去充当活的烟囱清扫机（虽然已经有机器可以代替他们）。⁽¹²⁶⁾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 的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6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 迫使不满13岁的儿童像成年人一样从事劳动，因而付给他们较高的卖价的工业部门。但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所以，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

　　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像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地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FN9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在100 000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9 085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7 047人）；24个区是10 000人至11 000人；39个区是11 000人至12 000人；48个区是12 000人至13 000人；22个区超过20 000人；25个区超过21 000人；17个区超过22 000人；11个区超过23 000人；在胡、伍尔弗汉普顿、阿什顿安得莱恩和普雷斯顿超过24 000人；在 诺丁汉、斯托克波特和布拉德福超过25 000人；在威斯贝奇是26 001人；在曼彻斯特是26 125人。⁽¹²⁷⁾1861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虐待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¹²⁸⁾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¹²⁹⁾。但是，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中。⁽¹³⁰⁾在此以前人们认为，是疟疾和低洼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疾病使儿童大批死亡。但调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把冬天是沼泽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¹³¹⁾

　　汉特医生在这些地区询问过70个开业医生，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帮伙往往到离本村许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时穿长裤，表面上很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败坏了，她们喜欢这种忙碌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¹³²⁾

　　工厂区的各种现象在这里又重现了，而且暗地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区还要厉害。⁽¹³³⁾

　　英国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了解工业中大量使用成年妇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现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恶痛绝。”⁽¹³⁴⁾

　　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确实会是一件幸事。”⁽¹³⁵⁾

　　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3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¹³⁶⁾

　　在1844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

　　“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强’。”

　　在拟定1844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揭发了这种叫作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发的证明书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1844年起，

　　“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¹³⁷⁾

　　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了他工务中类似的经历。

　　“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个叫安·基林的夫人主办的。当我请她把她的姓拼读出来时，她马上就出了错，她先说了一个C，但马上改正说，她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K。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学证明书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的写法不一，她的笔迹说明她根本没有教书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填写名册……　在另一所学校，我发现教室长15英尺宽10英尺，里面有75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¹³⁸⁾“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受罪的地方。在许多有合格师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儿童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少得可怜，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儿童交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里。此外，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一排一排的儿童无所事事，但这就被证明是上学了，在官方的统计中，这些儿童算是受过教育的。”⁽¹³⁹⁾

　　在苏格兰，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须上学的儿童。

　　“这足以证明，工厂主对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¹⁴⁰⁾

　　这种情况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现得荒诞离奇。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每过6个月仍须上学30天，而且是150小时…… 上学时间应在早晨8点至下午6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2 12小时或超过5小时，都不得算入150小时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30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5小时，30天期满，如果达到规定的总数150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6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又读完了书为止…… 许多按规定上过150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6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情形和刚上学时一样…… 他们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营业需要。每6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3至5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6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1点到4点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突然又从下午3点到6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3、4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3个星期或整整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150小时为止”。⁽¹⁴¹⁾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¹⁴²⁾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

　　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受这样一种欲望的激励，即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¹⁴³⁾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¹⁴⁴⁾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制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

　　机器的磨损绝不像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即使在二者相一致的前提下，一台在7 ¹/₂ 年内每天工作16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也不会多于同样一台在15年内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7 ¹/₂ 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15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

　　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损耗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¹⁴⁵⁾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FN10⁽¹⁴⁶⁾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¹⁴⁷⁾，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¹⁴⁸⁾

　　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的规模会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部分却保持不变。⁽¹⁴⁹⁾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它却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资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义。⁽¹⁵⁰⁾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阿什沃思先生曾教训纳索·威·西尼耳教授说：

　　“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时，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³³¹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¹⁵¹⁾

　　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随便在什么时候离开工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在被阿什沃思教训过的西尼耳看来，机器规模的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¹⁵²⁾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占有者使用的劳动转化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³³²。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

　　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FN11。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例。现在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靠减少必要劳动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以此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转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24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每人只要在12小时中提供一小时剩余劳动，总共就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只不过是24小时。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部门普遍应用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个内在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个资本没有意识到的矛盾⁽¹⁵³⁾又重新推动资本拚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

　　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¹⁵⁴⁾，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像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像赫斐斯塔司的鼎状宝座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么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¹⁵⁵⁾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FN12⁽¹⁵⁶⁾“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正像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些古代人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例如，他们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

（c）劳动的强化

　　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FN13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FN14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含量或强度。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例如，英国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在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自从工人阶级逐渐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样多，虽然这个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强制缩短工作日，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¹⁵⁷⁾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大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小时相比，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强度较大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弛的1 ¹/₅ 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3 ¹/₃ 小时剩余劳动和6 ²/₃ 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的持续时间上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资本也会通过付酬的办法，设法使工人在实际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力。FN15⁽¹⁵⁸⁾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令人信服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¹⁵⁹⁾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1844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12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是荒谬的”。⁽¹⁶⁰⁾

　　这种论断被实验推翻了。罗·加德纳先生从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12小时改为11小时。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是：

　　“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样多的产品，而全体工人11小时挣的工资，和以前12小时挣的同样多”。⁽¹⁶¹⁾

　　在这里我且不谈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这种实验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2％）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客观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

　　“从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1 12便士，从1844年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时，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3 12便士。”⁽¹⁶²⁾

　　在这里，11小时比以前12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终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炭、煤气等的消耗。在霍罗克斯先生和杰克逊先生的工厂里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¹⁶³⁾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更加节省，用同一个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变，甚至下降了。传动机构的改进减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这正是现代机器显著超过旧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加快速度和扩大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或者对零件稍加改进而增加了这些工具的活动性（如50年代中期，自动走锭纺纱机的纱锭转速就是这样提高了 ¹/₅ ）。

　　英国在1832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12小时。在1836年，一个英国工厂主说道：

　　“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聚精会神，更多地活动。”⁽¹⁶⁴⁾

　　1844年，阿什利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3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　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2台纺40支纱的走锭纺纱机，等于步行8英里。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2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纺纱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1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1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纺 纱机上牵伸2 200次，合计是4 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2 400次，合计是4 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　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此外，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　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1个人要干以前由2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工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 000绞，1843年达到21 000绞。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¹⁶⁵⁾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不可能 生产出和12小时一样多的产品。我还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继续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¹⁶⁶⁾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¹⁶⁷⁾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弹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翼锭纺纱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纺 纱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 000转，也就是说，翼锭纺纱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 500转，现在〈1862年〉是5 000转，而走锭纺纱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 000转，现在是6 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16。”⁽¹⁶⁸⁾

　　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在给伦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计算的⁸⁹⁽¹⁶⁹⁾，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他还说：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　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　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FN16⁽¹⁷⁰⁾

　　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 217额定马力，推动25 638 716个纱锭和301 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 503 580个，织机数是369 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1850年相同，那么1856年就需要175 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 435马力，也就是说，按照1850年的标准计算现在减少了1万多马力。⁽¹⁷¹⁾

　　“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官方统计〉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¹⁷²⁾“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较短〈两小时或16〉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多。”⁽¹⁷³⁾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³³³

　　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 093 799个锭子，1862年有1 388 544个锭子；1856年有9 260台织机，1862年有10 709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1856年是56 137人，1862年是52 429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子，1850年是875 830个，1856年是1 324 549个（增加51.2％），1862年是1 289 172个（减少2.7％）。但是，1856年的数字把线锭计算在内，而1862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锭减去，那么，1856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纺织厂的蒸汽织机，在1850年是32 617台，1856年是38 956台，1862年是43 048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1850年是79 737人，1856年是87 794人，1862年是86 063人；但是其中14岁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 956人，1856年是11 228人，1862年是13 178人。可见，同1856年比较起来，1862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¹⁷⁴⁾

　　1863年4月27日，议员费伦德在下院说：

　　“我受兰开夏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我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管2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3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4台织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12小时的劳动，现在压缩在不到10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¹⁷⁵⁾

　　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的强度达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地步。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¹⁷⁶⁾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¹⁷⁷⁾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1833—1847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1848年到现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1833—1847年时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¹⁷⁸⁾

4．工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机器体系的构成FN18。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FN19，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态。

　　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平达，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

　　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 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表现为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krat]。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¹⁷⁹⁾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¹⁸⁰⁾，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¹⁸¹⁾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¹⁸²⁾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换班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¹⁸³⁾在工厂里，单纯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来代替⁹³⁽¹⁸⁴⁾，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苦役的人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

　　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这种旧制度 最初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¹⁸⁵⁾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¹⁸⁶⁾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FN20⁽¹⁸⁷⁾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6个月就可以学会”。⁽¹⁸⁸⁾FN21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②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FN22⁽¹⁸⁹⁾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³³⁹，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¹⁹⁰⁾第二件事是1863年11月底在威尔特郡发生的。韦斯特伯里利这个地方的利奥韦呢绒工厂主哈鲁普雇用的约30名蒸汽织机女工举行了一次罢工，因为这个哈鲁普有一个称心的习惯，对早晨迟到者要扣工资：迟到2分钟扣6便士，迟到3分钟扣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令6便士。按每小时扣9先令算，一天就要扣4镑10先令，但是她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10至12先令。哈鲁普还雇一个男孩吹上工哨。有时这个男孩在早晨6点以前就吹哨了，哨声一停，工人没有赶到，工厂就关上大门，门外的人都要罚款；因为厂里没有钟，不幸的工人都受哈鲁普指使的年轻报时员的操纵。举行“罢工”的工人，母亲们和少女们说，只要用钟来代替报时员，规定较合理的罚款，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以违反合同为理由把19个妇女和少女告到了治安法官那里。她们每人竟被判罚款6便士，讼费2先令6便士，旁听者都很愤怒。哈鲁普离开法院时，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嘘叫。——工厂主惯用的一种伎俩是，借口工人提供给工厂主的产品质量不好而通过扣工资来惩罚工人。1866年，这种方法引起了英国陶业区的总罢工。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63—1866） 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工人做了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由于罚款规定竟成了自己尊贵的“主人”的债务人。最近的棉业危机也提供了很有教益的实例，说明工厂专制君主在扣工资方面是多么精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说：“不久前，我本人不得不对一个棉纺织厂主起诉，因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从他雇用的某些‘少年’〈13岁以上的〉工人身上扣10便士，作为他只花6便士领来的医生的年龄证明书的费用，按法律规定只准扣3便士，按照习惯是根本不扣的…… 另有一个工厂主，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又不触犯法律，在医生证明替他做工的穷孩子适于纺纱时，向他们每人收一先令，作为学会纺纱技术和秘诀的学费。因此，存在着暗流，不了解这种暗流，就不能了解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发生的像罢工〈指1863年6月达温的机器织布工人的一次罢工〉这样的非常现象。”（《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0、51页）（工厂报告往往载有它的正式公布日期以后的事）]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190a)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¹⁹¹⁾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³⁴⁰难道不对吗？⁽¹⁹²⁾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¹⁹³⁾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 方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17世纪，反对所谓Bandmühle（也叫做Schnurmühle或Mühlenstuhl）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¹⁹⁴⁾17世纪30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贫民的暴行。18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1758年，埃弗雷里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万名失业者焚毁了。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³⁴²。19世纪最初15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³⁴³，为西德 茅斯、卡斯尔雷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³⁴⁴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¹⁹⁵⁾

　　工场手工业内部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前提的，根本不反对它的存在。至于说工场手工业的建立遭到反对，那么，这种反对是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著作家认为，分工主要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手段。这个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们说，现在英国50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1亿人，这当然不是说机器占据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1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上亿工人。反过来，我们说，在英国蒸汽织机把80万织工抛向街头，那么，这并不是说现有机器要由一定数量工人来代替，而是说现有的一定数量工人事实上已经被机器代替或排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生产虽然已经解体了，但仍旧是基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工人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不能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需要；同时，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即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率。⁽¹⁹⁶⁾在许多国家中，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协作和劳动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当应用于农业时，确实使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强烈的革命。但是，这种斗争最初与其说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发生的，不如说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的；另一方面，就劳动者被劳动资料（羊、马等等）排挤来说，那么在这里，直接的暴力行为首先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先是劳动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进去了。FN23像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盗窃土地的现象，才为大农业开辟了活动场所。(196a)因此，农业的这个变革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¹⁹⁷⁾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有人说，需要救济的工人会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们的痛苦只是“短暂的”（“a temporary inconvenience”[“短暂的不便”]）；另一方面，机器只是逐渐地占据整整一个生产领域，因此它的破坏作用的范围和强度会缩减。一种安慰抵 消另一种安慰。在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进行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世界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结束。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2 ¹/₂ 便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¹⁹⁸⁾与此相反，英国的棉纺织机在东印度的影响却是急性的。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确认：

　　“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诚然，就这些织工短暂一生的结束来说，机器带给他们的就只是“短暂的不便”。此外，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成为长期的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¹⁹⁹⁾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

　　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类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贯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或者说，是通过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完善起来。”⁽²⁰⁰⁾“把蒸汽力和水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　为了节省动力，改进 制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这种改良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²⁰¹⁾“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动作非常规律、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²⁰²⁾“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来越受排挤。”⁽²⁰³⁾ “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数，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经常波动。”⁽²⁰⁴⁾“机器不断地把成年人抛出工厂。”⁽²⁰⁵⁾

　　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向我们表明，由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性FN25。但在186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这个全盛年，谁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国南北战争8的刺激下竟会引起机器的急剧改良和手工劳动的相应被排挤呢？在这里，只要从英国工厂视察员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个例子就够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说：

　　“我们过去用75台梳棉机，现在只用12台，产量和过去一样，质量也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　工资每星期节省10镑，飞花减少10％。”

　　在曼彻斯特的一家精纺厂内，

　　“由于加速运转和采用各种自动过程，工人人数在一个车间削减了 ¹/₄ ，在另一个车间削减了 ¹/₂ 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从前梳棉间所雇用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另一家纺纱厂估计该厂共节省10％的“人手”。曼彻斯特的吉尔摩公司纺纱厂主们说：

　　“我们估计，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 ¹/₃ 的人手和工资……在粗纺间和并条间节省了将近 ¹/₃ 的费用和人手；在精纺间节省了将近 ¹/₃ 的费用。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交给织布业主的纱的质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进了，因此织出的布比用旧机器纺的纱所织出的布又多又好。”⁽²⁰⁶⁾

　　关于这一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说道：

　　“在生产增加的同时，工人迅速减少；不久以前，毛纺织工厂又开始裁减人手，而且还在不断裁减；前几天，一位住在罗奇代尔附近的教员对我说，女学校中人数大大减少，不仅是由于危机的压力，而且是由于毛纺织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减了70个半日工。”⁽²⁰⁷⁾

　　下表³⁴⁷说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机械改良的总结果。

　　　　　　　　　　　　　　 工 厂 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046　　　 2715　　　 2405
　 苏格兰　　　　　　 　　　　 152　　　 163　　　　 131
　 爱尔兰　　　　　　 　　　　 12　　　　 9　　　　 13
　　　　　　　　　　 ————————————————————————
　 联合王国　　　　　　 　　 2210　　　 2887　　　　 2549
　　　　　　　　　　 　　 蒸 汽 织 机 台 数
　　　　　　　　　　　　　　　 1856年　　　 1861年　 　　 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　　　　　 275590　　　　 368125　　　　 344719
　 苏格兰　　　　　　　　　　 21624　　　　 30110　　　 　31864
　 爱尔兰　　　　　　　　　　 1633　　　　 1757　　　 　　2746
　　　　　　　　　　 ————————————————————————
　 联合王国　　　　　　　　 298847　　　　 399992 　　　379329
　　　　　　　　　　　　　　　　 纱 锭 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25818576　 　　28352125　　　 　30478228
　 苏格兰　　　　 　　　　　2041129　　 　 1915398　　 　　1397546
　 爱尔兰　　　　　　　 　　 150512　　　 　 119944　　　　 　124240
　　　　　　　　　　 ————————————————————————
　 联合王国　　　　　　 　　28010217　　 　30387467 　　　　32000014
　　　　　　　　　　 　　　　在 业 人 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　　　 　　 341170　　 407598　　　　 357052
　 苏格兰　　　　　　　　　　 34698　　　 41237　　　 　39809
　 爱尔兰　　　　　　　　 　　3345　　　 2734　　　　　 4023
　　　　　　　　　　 ————————————————————————
　 联合王国　　　　　　　　 379213　　 451569　　　　 401064

　　可见，从1861年至1868年减少了338家棉纺织厂，这就是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蒸汽织机减少了20 663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可见，一台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旧式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1 612 547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50 505人。因此，棉业危机压在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²⁰⁸⁾用加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³⁴⁸，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²⁰⁹⁾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动走锭纺纱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²¹⁰⁾FN26

　　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联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谈到他由于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时说：

　　“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四个男孩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结合，我把成年男工从1 500人减到750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³⁵¹

　　尤尔在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到负担的同工人签订的契约条件〉，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

　　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说道：

　　“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械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

　　他在谈到自动走锭纱纺机的发明时说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　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当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时，它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²¹¹⁾

　　尤尔的著作虽然是在1835年，在工厂制度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出版的，但这部著作仍不失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直率的昔尼克主义⁹⁶，而且还因为它天真地道出了资本头脑中的荒谬的矛盾。例如，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本借助于受它供养的科学“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然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专制，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

　　他到处宣扬机器的迅速发展对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说，他们的反抗和罢工等等会加速机器的发展。他说：

　　“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出人的最可鄙的目光短浅的性格，它使一个人自己成为自己的刽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页曾说道：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厂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得多，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得多。”

　　接着他又宣称：

　　“对大不列颠工厂区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械的改良只是逐渐实现的。”

　　他说：

　　“指责机器排挤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数超过对劳动的需要，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是不公正的。可是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率。”

　　另一方面，这位安慰家又为儿童的低工资辩护：“这阻止了父母们过早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尤尔的整个著作是一部维护无限制的工作日的辩护书。当立法规定13岁的儿童每天不得劳动12小时以上时，他这颗自由主义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诱劝工厂工人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通过机器使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²¹²⁾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整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²¹³⁾

　　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 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 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 000镑。⁽²¹⁴⁾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 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 500镑是不变资本（3 000镑用于原料，1 500镑用于机器），1 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 ¹/₄ 。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 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 500镑而只是1 000镑，那么，1 000镑可变资本就被转化为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人数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 500镑以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态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其次，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使追加的机械工人人数持续地被雇用，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而且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 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转化为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³⁵²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1 500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50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50个人被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50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像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金额1 500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1 500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1 500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50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为1 500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 转化为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需求的这种减少没有由需求在其他方面的增加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护士先生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转化为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反而用自己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随意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FN27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么，在这里起中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为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可怜的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²¹⁵⁾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²¹⁶⁾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216a)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40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10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4倍的产品中包含4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4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么，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FN28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劳动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²¹⁷⁾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²¹⁸⁾再拿原料来说，⁽²¹⁹⁾毫无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 000人，而到1861年大约有400万人³⁵⁴。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FN29。爱尔兰直到目前还在经历着这个过程，那里的人口从1845年以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主先生们的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么，在这种机器制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织布业者最初不用增加开支就可以开全工。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²²⁰⁾于是人们纷纷拥向棉织业，直到最后，这些被珍妮机、 翼锭纺纱机和走锭纺纱机比如说在英国招唤出来的80万织工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机器生产用相对少的工人人数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劳动工具等等的数量不断增加，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也就分成无数的部门，因而社会生产部门的多样性也就增加。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

　　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²²¹⁾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²²²⁾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体系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重新造成的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相业、轮船业和铁路业。根据1861年的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气业（包括煤气厂、机械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15 211人³⁵⁵，电报业有2 399人，照相业有2 366人，轮船业有3 570人，铁路业有70 599人³⁵⁶（其中包括大约28 000个比较固定的“非熟练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员）。所以，这5种新工业总共有94 145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20 066 224人，其中男子9 770 259人，妇女10 289 965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法律界人员、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这800万人中有：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雇农和使女） ………………………………………………… 1 098 261人

　　棉、毛、精梳毛、亚麻、大麻、丝、黄麻等纺织厂和机器织袜业、机器花边业的全部雇佣人员 …… 642 607人（223）³⁵⁷

⁽²²³⁾

　　煤矿和金属矿的全部雇佣人员 ……………………………………………………………………………… 565 835人

　　所有冶金厂（炼铁厂、压延厂等）和各种金属手工工场的雇佣人员 …………………………………… 396 998人（224）³⁵⁹

⁽²²⁴⁾

　　仆役阶级 ……………………………………………………………………………………………………… 1 208 648人（225）

⁽²²⁵⁾

　　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 208 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 039 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庭奴隶的人数。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那么，他们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的，政治经济学正沉醉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一个连每个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甚至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也会让比它当初抛向街头的更多的工人进厂受苦！⁽²²⁶⁾

　　诚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已经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门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FN30。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兰开夏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 622台，纱锭（不包括并纱锭）6 819 146个，蒸汽机27 439马力，水车1 390马力，雇用94 119人。而到1865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95 163台，纱锭7 025 031个，蒸汽机28 925马力，水车1 445马力，雇用88 913人。可见，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时雇用的人数却减少了5.5％。⁽²²⁷⁾在1852年到1862年期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个时期的劳动。”⁽²²⁸⁾

　　根据某些由经验提供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附属部门逐渐和它合并。例如，1838—1858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颠）棉纺织工厂来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²²⁹⁾因此，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到处都是少年工人（18岁以下的）、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人员中远居优势。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假定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不变组成部分占 ²/₅ ，可变组成部分占 ³/₅ ，也就是说，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比如说1镑雇一个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假定现在这个资本分为 ⁴/₅ 的不变组成部分和 ¹/₅ 的可变组成部分，或者说，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 ²/₃ 被解雇。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500镑增加到1 500镑，那么现在就要雇用300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2 000镑，那么就要雇用400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 ¹/₃ 。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100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2 000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应雇用1 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经常变化。然而这种经常的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联合王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 684人，可是到1861年，仅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8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女）就有230 654人。³⁶²当然，如果考虑到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家属还有80万人FN31⁽²³⁰⁾，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

　　关于这一点，还要作某些说明，其中我们将部分地谈到理论叙述本身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 像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²³¹⁾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²³²⁾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而这些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²³³⁾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²³⁴⁾

　　1867年2月18日，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编制了一份关于1831年到1866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为单位的谷物。³⁶³（见下表）

几个五年期间和1866年

1831-1835
1836—1840
1841—1845
1846—1850
1851—1855
1856—1860
1861—1865
1866

每年平均输入(夸特)
1096373
2389729
2843865
8776552
8345237
10913612
15009871
16457340

每年平均输出(夸特)
225263
251770
139056
155461
307491
341150
302754
216218

每年平均入超
871110
2137959
2704809
8621091
8037746
10572462
14707117
16241122

各个时期每年平均人口数
24621107
25929507
27262569
27797598
27572923
28391544
29381760
29935404

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
谷物等的数量超过本国
产品的数量(夸特)
0.036
0.082
0.099
0.31
0.291
0.372
0.501
0.543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份额。这个份额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²³⁵⁾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退潮期和涨潮期内实现。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进来的同时，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而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在这最初的45年的时期，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荣。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³⁶⁴，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危机³⁶⁵。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1827年，略有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和输出量大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连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1835年，大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 受极大的痛苦。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他们的领袖被提交兰开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起初是继续高涨，以后有回落的征候。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229，工资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相威胁。1853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贫困。1854年，繁荣，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破产消息从美国、加拿大和东亚市场纷纷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1863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³⁶⁶。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高涨持续了一些时候，随后出现回落，美国南北战争8，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1860年到1861年的世界市场状况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部分地说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是个事实，它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和德比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²³⁶⁾当然，1861年联合王国的2 887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2 887家工厂中，有2 109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2 109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10蒸汽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到20马力之间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马力和20马力以上的有1 372家。⁽²³⁷⁾小工厂多半是在1858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由以前的监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经破产了。其实，棉荒避免了商业危机，不然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 ¹/₃ ，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只占投入棉纺织业的资本的 极小的一部分。至于瘫痪的规模，据可靠估计，1862年10月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这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每周60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在精纺厂）、苏拉特棉（东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废棉掺苏拉特棉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特棉纤维较短，含有脏物，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计件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20％、30％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率降低了5％，7.5％和10％。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3天、3天半、4天或者每天只劳动6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年，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之后，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3先令4便士、3先令10便士、4先令6便士、5先令1便士等。⁽²³⁸⁾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资方面的创造精神也没有丝毫减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制品出了毛病，也成了罚扣工资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还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自动走锭纺纱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两台自动走锭纺纱机）时说道：他们

　　“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时期，织布工人周工资最低是2先令6便士”。⁽²³⁹⁾

　　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工资中也常常要扣除房租。⁽²⁴⁰⁾难怪在 兰开夏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　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²⁴¹⁾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薰得人恶心……　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　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纺成纱后重20磅”⁽²⁴²⁾。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报告说：

　　“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 ¹/₄ 磅棉花和2 ³/₄ 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疋5 ¹/₄ 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 其他种类的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²⁴³⁾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厂外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工资降低和失业、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　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²⁴⁴⁾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垄断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³⁶⁷谷物法废除之后，从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9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²⁴⁵⁾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FN33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 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 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²⁴⁶⁾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么，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小生产可以间或地并且也只能是暂时地同机械动力结合起来，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热力机²⁹⁵，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²⁴⁷⁾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织机交2 ¹/₂ 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²⁴⁸⁾在过程的性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间新兴的工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厂生产。这种形态变化，在制品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不是由按顺序的各个发展过程组成，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过程组成的地方，最为困难。例如，这种情形对于钢笔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碍。但是大约15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各不相干的过程。1820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12打钢笔尖价格7镑4先令，1830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8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发商的价格是2到6便士。⁽²⁴⁹⁾³⁶⁸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腾出位置。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转化为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外部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例如，蒂利先生在爱尔兰的伦敦德里所开设的衬衫工厂，就雇用着1 000个工厂工人和9 000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²⁵⁰⁾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有毒物质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就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c）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伯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1万个妇女外，还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钮扣业、珐瑯业、电镀业和油漆业中劳动。⁽²⁵¹⁾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251a)在订书业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²⁵²⁾一种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加那利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用于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还当作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²⁵³⁾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1866年）。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克斯利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 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英尺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运到210英尺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　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　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练工人，又是一个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7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个别的才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　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运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绍索菲尔兹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²⁵⁴⁾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3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200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　现在，无数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²⁵⁵⁾

　　为了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出一张死亡统计表⁽²⁵⁶⁾：

各有关产业部门
雇用的不同年龄
的工人人数
在健康方面
互相比较的
几个产业部门
各有关产业部门按年龄划分
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

25—35岁
35—45岁
45—55岁

958 265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
743
805
1145

男 22 301
女 12377
｝伦敦的裁缝业
958
1262
2093

13 803
伦敦的印刷业
894
1747
2367

（d）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²⁵⁷⁾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15万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1万人，其余的14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 丁汉贫民诊所杜鲁门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686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17岁到24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²⁵⁸⁾：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　　　 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　　　 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　　　 1859年每 9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　　　 1860年每 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　　　 1861年每 8人中有1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真正花边业，而在英国，这一行业通常都已经采用机器了。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场和商店等处的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工场是20至40人，有些工场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 ¹/₂ 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至600立方 英尺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1 200立方英尺。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67—100立方英尺。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铺的是石板或砖块。

　　“在诺丁汉，常常可以看到15个至20个儿童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12英尺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24小时内要干15小时，这种劳动本身由于单调乏味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　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他们的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点。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时间越长，“老板娘”用“长棍”来催促儿童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疲乏了。他们的劳动单调乏味，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简直象小鸟一样不能安静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²⁵⁹⁾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丁汉周围80英里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²⁶⁰⁾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一个是霍尼顿花边业区，包括德文郡南海岸20英里至30英里宽的地带和北德文的少数地方；另一个区包括白金汉、贝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亨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3 000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5岁起（有时还要小）直到12岁或者15岁。在第一年，年龄最小的儿童每天劳动4至8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8点或10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像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门外的其他脏物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18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18个人，每人占有24 ¹/₂ 立方呎。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2岁到2岁半的儿童干活。”⁽²⁶¹⁾

　　在白金汉和贝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赫特福德郡的大部分地区和埃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 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 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 913人，其中儿童近6 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³⁶⁹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在3岁到4岁之间，就开始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饿得半死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码。下工后，他们的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英尺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12 ²/₃ 立方英尺呎、17立方英尺、18 ¹/₂ 立方英尺，最多也不到22立方英尺”。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英尺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　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　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²⁶²⁾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工资制FN34（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²⁶³⁾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
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随着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化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和女帽生产者，便帽生产者，裁缝，妇女头饰工和女时装工⁽²⁶⁴⁾，衬衫生产者和缝纫工，胸衣生产者，手套生产者和制鞋工，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586 298人，其中20岁以下的至少有115 242人，15岁以下的有16 560人。在联合王国（1861年），这类女工共有750 334人。同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制帽业、制鞋业、手套业及裁缝业雇用的男工有[437 969人，其中15岁以下的有14 964人，15岁至20岁的有89 285人，20岁以上的有333 117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1861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 024 267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们现在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事“服饰”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们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肢体¹²⁵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傅，不过他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象制鞋业等等；最后，有所谓的家庭工人，他们生产大部分产品，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较小的手工业师傅的分支机构。⁽²⁶⁵⁾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成。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²⁶⁶⁾但这些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因为工资被降到仅够餬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销售市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转折点来到了。旧方法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多少采用一些系统发展起来的分工。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所有部门（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业，缝纫业，制帽业等）的具有决定性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工人。最近10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惊人增长，同机器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²⁶⁷⁾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鞋业、胸衣业和制帽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在再塞进缝纫机，对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调查委员洛德说：

　　“一走进有30到40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劳动场所，就感到受不了……　温度（一部分是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高得可怕……　即使在 那盛行所谓适度的劳动时间，即从上午8点至下午6点的工场里，每天照例还是有3个或者4个人晕倒。”⁽²⁶⁸⁾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这些过渡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缝纫机占领这一或那一工业部门的范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工人当时的状况，取决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或家庭生产三者谁占优势，取决于劳动场所的租金⁽²⁶⁹⁾，等等。例如，在劳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裁缝业、衬衫业和制鞋业等行业中，各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产；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头儿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阁楼”里把10—50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最后，有的地方则像机器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数外面雇来的工人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²⁷⁰⁾在英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一步加工。⁽²⁷¹⁾但是，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 化的趋势。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²⁷²⁾，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这就发出了家庭工人出卖缝纫机的信号。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²⁷³⁾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这种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像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²⁷⁴⁾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么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例如，英国生产“服饰”FN35的庞大领域，正如大部分其他行业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的变革。但在这以前，所有这些形式已经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完全变样、解体，变得畸形了，它们没有显示出工厂制度的积极发展因素，却老早就再现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²⁷⁵⁾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²⁷⁶⁾，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²⁷⁷⁾。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旧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么，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唯一基础。

　　工厂生产的重要条件，就是生产结果具有正常的保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预期的有用效果，特别在工作日被规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规定的工作日的法定休息时间，要求劳动能够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顿下来，而不损害正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制品。当然，纯机械性质的行业同那些要经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行业（如陶器业、漂白业、染色业、面包业以及大部分金属加工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劳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对人力的肆意糟蹋照旧存在，每一种自然发生的障碍都会很快被看作生产上的永恒的“自然界限”。没有一种毒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法消灭这类“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没有任何人比陶器业的先生们叫喊“不可能”叫得更响亮的了。1864年，工厂法强制施行到他们身上，过了16个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工厂法所引起的

　　“用压缩代替蒸发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炉子的新结构等等，都是制陶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上一世纪无法比拟的制陶技术上的进步……　炉温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减少了，陶器烧得更快了”。⁽²⁷⁸⁾

　　同各种预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产量，结果从1864年12月到1865年12月的12个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3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过了138 628镑。在火柴业里，少年们甚至在吃中饭时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发热的磷混合溶液，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们脸上，这种情况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规律。工厂法（1864年）的实施使工厂不得不节省时间，结果促使一种浸蘸机问世，这种机器发出的气体不会扑到工人身上。⁽²⁷⁹⁾目前还没有受到工厂法约束的那些花边工场手工业部门还坚持认为，因为各种花边材料烘干时间长短不同，从3分钟到1小时或1小时以上不等，所以吃饭时间不能固定。对于这种说法，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回答说：

　　“这里的情况和壁纸业的情况一样。这个部门的某些主要工厂主曾激烈地争辩说，由于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和这些材料要经过的各道工序的差异，突然停下劳动去吃饭，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　按照《工厂法扩充条例》〈1864年〉第6节第6条的规定，自该法公布之日起给予他们18个月的期限，期满后，他们就必须遵行工厂法所规定的休息时间”。⁽²⁸⁰⁾

　　议会刚批准这个法律，工厂主先生们就已经发现：

　　“我们原来预料实行工厂法后会产生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发现生产有任何瘫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²⁸¹⁾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独创性）根据经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生产上的自然障碍。因此，当一个工业部门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6到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工厂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但是，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像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要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么，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²⁸²⁾

　　撇开纯技术上的和技术上可以排除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²⁸³⁾劳动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为前提的。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因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因赶时髦而形成的所谓旺季，此外，还会突然出现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完成大批定货的情况。这种短期定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来越变得经常了。例如，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定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14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 像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定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²⁸⁴⁾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所谓旺季，由于突如其来的定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外部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资本家根本不用去考虑厂房、机器等的利用问题，而只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这个领域，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计时，迫使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11点、12点、2点，事实上，就像通常所说的，延长到随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²⁸⁵⁾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相信，让一个少年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少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²⁸⁶⁾

　　这些所谓“商业习惯”（“usages which have brown with the growth of trade”），同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界限”，这也是棉纺织业巨头们在最初受到工厂法FN36威胁时最喜欢叫喊的口号。虽然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谓的“商业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一种无聊的借口了。⁽²⁸⁷⁾事实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²⁸⁸⁾；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 、变化无常的赶时髦的风气⁽²⁸⁹⁾，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²⁹⁰⁾；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²⁹¹⁾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商业制度自然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²⁹²⁾。但是，正像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²⁹³⁾，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

9．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
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像棉纱、走锭纺纱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FN37]在谈到工厂立法在英国普遍实行之前，我们还要简单地提一提英国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时数无关的某些条款。

　　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这些条款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我们在第三册¹⁸⁰里还会谈到，工厂主曾怎样进行疯狂的斗争，反对这些要求他们拿出少量的钱来保护他们“人手”的四肢的条款。这里再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在一个存在着对抗利益的社会里，人人追逐私利，就会促进公共福利FN38。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大家知道，在过去20年间，爱尔兰的亚麻工业以及随之兴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64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约1 800个。每到秋冬两季，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主要是少年和妇女，即附近小租地农民的妻子儿女，便定期地放下地里的活，到打麻工厂从事往辗压机里装填亚麻的劳动。这里的事故，按其数量和程度来说是机器史上根本没有先例的。只在基尔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工厂里，从1852年至1856年就一共发生6起造成死亡和60起造成严重残废的事故，而所有这些事故本来只要花几先令，安上一些最简单的装置就可以防止。唐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合格医生怀特，在1865年12月16日的官方报告中说道：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点。在许多场合，身体被铡掉14。受伤者的通常结局，不是死亡 ，就是变成残废而痛苦终身。国内工厂数量的增多当然会扩大这种可怕的结果。我相信，国家对打麻工厂进行适当监督，就可以避免身体和生命的大量牺牲。”⁽²⁹⁴⁾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

　　“1864年的工厂法使陶器业的200多个工场进行了粉刷和清扫，这些工场已经有20年或者根本就节制了这一类的工作。〈这就是资本的“节欲”！〉这些作坊里雇有27 878个工人，他们至今还在过度的日间劳动中，甚至往往在过度的夜间劳动中，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使得这种在其他方面危害较少的职业也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工厂法使通风设备大大增加了。”⁽²⁹⁵⁾

　　同时，工厂法的这个部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我们一再指出，英国的医生曾异口同声地宣布，每人起码要有500立方 英尺的空间才能持续地工作FN39。好了！既然工厂法通过它的各种强制性规定间接地加速了较小的工场向工厂的转化，从而间接地侵害了较小的资本家的所有权，并确保了大资本家的垄断权，那么，法律关于工场中的每个工人应占有必要空间的强制规定，就会一下子直接剥夺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就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也就是说，会破坏大小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消费而实现自行增殖。因此，工厂 立法在500立方英尺的空间面前碰壁了。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都一再强调500立方英尺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说不可能强迫资本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²⁹⁶⁾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²⁹⁷⁾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²⁹⁸⁾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 那些在学校里只呆半天的人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²⁹⁹⁾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³⁰⁰⁾。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³⁰¹⁾，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FN40。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上：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例如，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就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³⁰²⁾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

　　“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他们的工资虽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会随着他们的成长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较高和责任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职位，因为每一台机器只需要一个看管工人，却往往需要4个少年。”⁽³⁰³⁾

　　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

　　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隶属，他的职业的原有多样性的破坏⁽³⁰⁴⁾，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 态，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³⁰⁵⁾，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³⁰⁶⁾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³⁰⁷⁾，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FN41。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³⁰⁸⁾，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³⁷⁴——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³⁰⁹⁾

　　当工厂立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最初仅仅表现为对资本的剥削权利的干涉。相反地，对所谓家庭劳动⁽³¹⁰⁾的任何规定都立即表现为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 亲权）的直接侵犯。温和的英国议会对于采取这一步骤长期来一直装腔作势，畏缩不前。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遭受无限度的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　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绝对权力……　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亲权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³¹¹⁾

　　然而，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³¹²⁾

　　工厂法从一个只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FN43。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传统形式经历着彻底的变革：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变成了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在这里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有两方面的情况：第一，经验不断反复证明，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³¹³⁾；第二，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³¹⁴⁾。我们且听一听关于这方面的两种由衷的呼声吧。库克斯利先生们（布 里斯托尔的生产钉子、链条等的工厂主），自愿在自己的企业里实行工厂规定。

　　“因为邻近各厂继续存在着旧的未经规定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得不遭受损失，眼看着他们的少年工人在下午6点钟以后被引诱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工。他们当然会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会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从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照理应该是属于我们的。’”⁽³¹⁵⁾

　　辛普森先生（伦敦纸袋纸盒厂的工厂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

　　“他愿意在任何一个要求实行工厂法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他在晚上总是感到不安，他在自己的工场关门以后就想，别的工场干的时间更长些，正在把定货从他的鼻子底下抢走。”⁽³¹⁶⁾

　　童工调查委员会总结说：

　　“只使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规定，而他们同行业的小工场在劳动时间上却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这对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在劳动时间的限制上，把较小的工场看作例外，就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这是一种不公平。除此以外，对较大的工厂主来说还有一种不利：他们的少年劳动和妇女劳动的供给会被引到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最后，这会促使较小的工场增加，而这些较小的工场对国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最为不利的。”⁽³¹⁷⁾

　　童工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建议把140多万儿童、少年和妇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剥削）置于工厂法的约束之下。⁽³¹⁸⁾委员会说：

　　“如果议会全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立法不仅对同它直接有关的年幼和体弱的人，而且对直接〈妇女〉和间接〈男子〉地受立法约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这种立法会迫使他们接受规定好的和适度的劳动时间；它会节约和积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体力储备；它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国民受到了侮辱。”⁽³¹⁹⁾

　　托利党内阁在1867年2月5日通过国王演辞宣布，它已经把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提案(319a)定为“法案”。做到这一步，竟需要在无价值的生物体上进行一次长达20年的新试验。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1840年就已经被任命成立了。该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用纳·威·西尼耳的话来说，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　也许有人会说，报告描写的是过去时代的惨状。但遗憾的是，我们面前的一些报告说明，这种惨状仍然存在，同过去一样严重。两年前哈德威克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写道，1842年受到指责的弊端，在今天〈1863年〉仍然非常泛滥……　这份报告〈1842年〉20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 既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也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但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³²⁰⁾

　　在这期间，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议会再也不敢像当年拒绝童工调查委员会1842年的要求那样，拒绝该委员会1863年的要求了。因此还在1864年，当该委员会只公布了它的一部分报告时，瓦器业（包括陶器业）、壁纸、火柴、弹药和雷管制造业以及剪绒业，便都受到已在纺织业中实行的那些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托利党内阁通过1867年2月5日的国王演辞，公布了以童工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66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提案为基础的新法案。

　　1867年8月15日和21日，工厂法扩充条例和工场管理条例先后获得国王批准。前者约束大企业，后者约束小企业。

　　工厂法扩充条例约束炼铁厂、铜铁工厂、铸造厂、机器制造厂、金属加工厂、古塔波树胶厂、造纸厂、玻璃厂、烟草厂，还有印刷业和装订业，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100天同时雇有50名以上工人的同类工业的工场。

　　为了对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的扩大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引用该法律规定的几个定义：

　　“手工业是指〈在这项法律中〉任何一种作为职业或者为了谋利而从事或者附带从事的手工劳动，它用于制造、改装、装饰、修理或最后加工某种待售的物品或这种物品的一部分。”

　　“工场是指有任何一个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在其中从事某种‘手工业’，并且雇用这个儿童、少年或妇女的人有权进入并实行监督的一切有顶的或露天的房间或场所。”

　　“受雇是指在一个师傅或在符合下述详细规定的尊亲之一的手下从事一种‘手工业’，不管领工资或不领工资。”

　　“尊亲是指父、母、监护人、或其他负责监护或监督某一……儿童或少年工人的人。”

　　第7条规定，凡违反该法律的规定而雇用儿童、少年工人和妇女者，得处以罚款，这一条不仅适用于工场主（不管是不是尊亲之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亲以及其他对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有监护权或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直接好处的人”。

　　适用于大企业的工厂法扩充条例作了大量可耻的例外规定和对资本家的卑怯妥协，因此同工厂法比较起来，是后退了。

　　工场管理条例由于其各项细节十分贫乏，在被授权执行该法律的市政及地方当局手中仍然是一纸空文。1871年议会从这些当局手里收回该法的执行权，把它交给了工厂视察员，从而使工厂视察员的视察范围一举扩大了10万多个工场，单是砖厂就增加了300个，但对于本来就人手不足的视察人员，只十分谨慎地增派了8名助手。⁽³²¹⁾

　　因此，在1867年的这次英国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

　　1862年的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对采矿业实行一种新的规定；采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过去，这两种利益的对立曾有利于工厂法的制订；现在，正是由于不存在这种对立，才足以说明矿业立法为什么会如此拖延和施展诡计。

　　1840年调查委员会揭露了骇人听闻、令人愤慨的事实，这在整个欧洲成为一桩如此大的丑闻，以致议会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不通过了1842年的矿业法，这项法律仅限于禁止使用妇女和不满10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

　　以后，1860年，制订了矿山视察法，规定矿山要受专门任命的国家官员的检查，不许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除非他们持有学校的证明或者按一定的时数上学。由于任命的视察员少得可笑，职权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将要详细叙述的原因，这项法令仍完全是一纸空文。

　　关于矿山的最近的蓝皮书¹¹之一，是《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1866年7月23日》。这是由下院议员组成的一个有全权传呼呼和询问证人的委员会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册对开本，其中报告本身一共只有五行，内容是：委员会无话可说，还必须询问更多的证人！

　　询问证人的方法使人想起英国法庭的反问法，就是律师乱七八糟地提出各种无耻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弄得证人糊里糊涂，然后对他的话加以歪曲。在这里，律师也就是议会询问人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矿主和矿山经营者；证人是矿工，大部分是煤矿工人。这套滑稽戏最能说明资本的精神了，因此在这里不能不引述几段。为了便于考察起见，我把调查的结果分类叙述。我记得，问题和回答在英国蓝皮书中都编有号码，而这里所引用的都是煤矿工人的证词。

　　1．矿山中10岁以上少年的劳动。劳动，连同到矿山往返的路程，一般持续14至15小时，有时还要长，从早晨3、4、5点钟到傍晚4—5点钟。（第6、452、83号）成年工人分两班劳动，或者说劳动8小时，但是为了节省开支，少年不换班。（第80、203、204号）年幼的儿童主要是雇来开关矿内各巷道的通风门，大一些的儿童则做较重的活，如运煤等等。（第122、739、740、1717号）这种长时间的井下劳动一直要做到18岁或者22岁，然后才转入真正的挖煤劳动。（第161号）现在儿童和少年所受的折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残酷。（第1663—1667号）矿工几乎一致要求议会制定一项法令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从事矿山劳动。于是，布鲁斯先生问道：

　　“这种要求难道不取决于父母的贫穷程度吗？”布鲁斯先生问道：“如果父亲死了或者变成残废等等，那么夺去家庭的这个收入来源，难道不残忍吗？那就必须施行一项普遍的规章。你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不满14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吗？”回答：“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第107—110号）维维安：“如果矿山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父母不会把孩子送到工厂等处去吗？——一般说，不会。”（第174号）工人：“开关通风门看起来很容易，但这是很苦的活。这些少年不仅老是挨风吹，而且关在那里完全像关在阴暗的牢房里一样。”资产者维维安：“如果一个少年有灯，他不能在看门的时候读读书吗？——首先，他得自己买蜡烛，再说，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工作，他必须尽他的责任。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少年在矿里念书。”（第139—160号）

　　2．教育。矿工要求像工厂中那样，制定一项有关儿童强制教育的法律。他们认为，1860年法令中关于使用10—12岁少年要有学校证明的条款纯粹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审讯官的“寻根究底的”盘问在这里实在可笑极了。

　　“法令应当更多地约束谁呢，雇主还是父母？——对双方都应当约束。”（第115号）“不更多地约束其中的一方吗？——让我怎么回答呢？”（第116号）“雇主有没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劳动时间规定得适合于上学呢？——从来没有。”（第137号）“矿工以后能改进自己的教养吗？——一般说来，他们越来越坏；染上了各种恶习；酗酒、赌钱等等，完全堕落了。”（第211号）“为什么不送儿童们进夜校呢？——多数煤矿区根本没有夜校。但主要的是，他们都让长时间的过度劳动累得精疲力尽，连眼睛也睁不开。”资产者最后断定说：“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 啰？——决不是，不过……”（第454号）“1860年的法令不是规定矿主等等在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时要索取学校的证明么？——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矿主不照办。”（第443号）“你认为，法律的这项条款没有普遍实行吗？——根本就没有实行。”（第444号）“矿工对教育问题很关心吗？——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第717号）“他们都盼望实行这项法律吗？——绝大多数人都盼望。”（第718号）“为什么他们不迫使实行这项法律呢？——有许多工人希望拒绝没有学校证明的少年做工，但是他会成为被记名的人。”（第720号）“谁给他记名呢？——他的雇主。”（第721号）“那你岂不是相信雇主会追究一个服从法律的人吗？——我相信雇主会这样做。”（第722号）“为什么工人不拒绝使用这样的少年呢？——这可不由工人作主。”（第723号）“你要求议会干涉吗？——要在矿工的孩子们的教育上多少做出点有成效的事情，议会必须制定一项法令来强制实行。”（第1634号）“这种办法应适用于大不列颠全部工人的孩子呢，还是只适用于矿工的孩子？——我到这里来是代表矿工说话。”（第1636号）“为什么要把矿工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分开？——因为他们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例外。”（第1638号）“在哪一方面？——身体方面。”（第1639号）“为什么教育对他们比对其他阶级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说教育对于他们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们在矿上从事过度劳动，就更少有机会上日校和星期日学校。”（第1640号）“这类问题可不能绝对地看，难道不是这样吗？”（第1644号）“矿区的学校够么？——不够。”（第1646号）“如果国家要求每一个儿童都入学，那么，从哪里来这么多的学校容纳所有的儿童上学呢？——我想，如果情况需要这么办，学校自然会办起来的。”（第1647号）“不只是绝大部分儿童，而且绝大部分成年矿工也都不会写不会读。”（第705、726号）

　　3．妇女劳动。虽然从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女儿和寡妇，年龄从12岁至50、60岁不等。（第647、1779、1781号）

　　“矿工对矿上雇用妇女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普遍谴责这种做法。”（第648号）“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会使女性堕落（第649号）……　妇女穿着男人的衣服。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任何的羞耻心。有些妇女抽烟。劳动同井下一样脏。其中许多已婚的妇女不能尽自己的家庭职责。”（第651—654号、第701号）“寡妇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收入（每周8—10先令）的职业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709号）“那么你仍然〈铁石心肠！〉下决心截断她们的这条谋生之路么？——毫无疑问。”（第710号）“哪儿来的这种情绪呢？——我们矿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们在煤矿里受罪……　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许多姑娘一天要卸煤10吨之多。”（第1715、1717号）“你是否认为矿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没有道德？——变坏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1732号）“但你不是对工厂里的道德状况也不满意么？——不满意。”（第1733号）“那么你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妇女劳动吗？——不，我不希望。”（第1734号）“为什么不希望？——工厂劳动对于女性比较体面和适合。”（第1735号）“你不是认为这种劳动对她们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吗？——不，远不像矿上的劳动那样有害。不过，我的意见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出于身体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姑娘们的社会堕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严重的。在这些姑娘成为矿工的妻子以后，她们的丈夫就深受这种堕落之苦，这种情况使他们离开家跑去酗酒。”（第1736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不也是这样吗？——关于其他生产部门我不能说什么。”（第1737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和矿上雇用的妇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第1740号）“你能找出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吗？——我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知道我们矿区里的一些丑事。”（第1741号）“你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会使妇女堕落的地方消灭妇女劳动呢？——是的……儿童的最好的感情应由母亲来培养。”（第1750号）“但是从事农业的妇女也是这样吗？——农活只有两季，而我们这里的妇女一年四季都要劳动，有时白天黑夜接着干，汗流浃背，使她们的体质变弱，健康受到损害。”（第1751号）“你没有全盘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即妇女劳动的问题〉吗？——我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我敢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矿上的妇女劳动相似的工作。（第1753号）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干的活。”“较好的矿工想振奋起来并认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被她们拖了后腿。”[第1793、1794、1808号]

　　资产者又乱七八糟盘问了一通之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对寡妇、贫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秘密。

　　“煤矿主们派一些绅士去当总监工，而这些总监工为了博得主人嘉许，就实行尽可能节约地办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1先令—1先令6便士，而男人却得到2先令6便士。”（第1816号）

　　4．验尸陪审员。

　　“谈到你们区里的验尸陪审员的调查，那么，在发生事故时，工人对诉讼程序是否满意？——不，他们不满意。”（第360号）“为什么不满意？——特别是因为当陪审员的那些人对矿山毫无所知。工人除了当证人以外，根本不让干别的。被邀请当陪审员的一般是邻近的小店主，这些人受矿主即他们的顾客的影响，对证人的技术用语一窍不通。我们要求由矿工当一部分陪审员。判决和证人的证词一般是矛盾的。”（第361—375号）“陪审员不是应当公正吗？——是的。”（第378号）“工人会成为这样的陪审员吗？——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会使工人不公正。他们 有实际知识。”（第379号）“但是他们会不会由于偏袒工人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决呢？——不，我相信不会。”（第380号）

　　5．虚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代替两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要求按重量计算，不要按煤桶的容量计算，保证不使用假秤等等。

　　“如果 煤桶用欺骗的办法被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就可以离开矿井吗？——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1071号）“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开这种不公平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不公平的。”（第1072号）“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又可以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吗？——是的。”（第1073号）

　　询问就此了结！

　　6．矿山视察。工人不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带来的痛苦。

　　“我们也要对煤矿内通风不良提出控诉，这种情况使工人在矿内几乎无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现在在我干活的那个工作面上，恶劣的空气使许多工人病倒了好几个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还够用，然而正好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就不够用了。如果有谁向视察员控诉通风情况，那他就会被解雇，并且成为一个‘被记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1860年的矿山视察法纯粹是一张废纸。视察员的人数太少了，他们也许要7年才能进行一次形式上的视察。我们的视察员是一个不能做任何事情的70多岁的人，他要管130多个煤矿。我们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视察员外，还需要有助理视察员。”（第234号及以下各号）“这样是不是政府应当维持一支视察员队伍，让他们在没有工人报告的情况下自己就能够解决你们的全部要求？——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应该自己到矿井里来听取报告。”（第280号）“你 不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通风等责任〈！〉从矿主身上推到政府官员身上呢？——决不会这样，他们的职责是要迫使人们遵守现行的法律。”（第285号）“你说的助理视察员是不是指那些比现任视察员薪水少 、级别低的人呢？——如果你们能够派比较好的，我决不希望要级别低的。”（第294号）“你们是要更多的视察员呢，还是要比视察员低一级的人呢？——我们需要那些能亲自到矿上来跑跑并且不顾私利的人。”（第295号）“如果你们要求派次一级视察员的愿望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在熟练程度上的缺陷不会造成危险吗？……　——不会；政府的责任是委派适当的人员。”（第297号）

　　这种讯问方式最终连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他插进来说：

　　“你们是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员，能亲自到矿井看看并把情况报告给视察员，而视察员就可以运用他的较高级的知识。”（第531号）“所有这些旧矿井都搞通风设备，不是会造成很大的花费吗？——是的，费用可能会增加，但人的生命将得到保障。”

　　一个煤矿工人对1860年法令第17条表示抗议：

　　“现在，如果矿山视察员发现矿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须向矿主和内务大臣报告。然后矿主有20天的考虑时间；20天期满后，矿主可以拒绝任何改进。但是矿主要是这样做，他就必须给内务大臣打一个报告，并向他推荐5名矿山工程师，由内务大臣从中挑选仲裁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矿主实际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第581号）

　　资产者询问人（他自己就是矿主）说：

　　“这种抗辩纯粹是瞎想出来的。”（第586号）“这样说来，你们对矿山工程师的正直评价很低了？——我是说，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588号）“难道矿山工程师不具备某种公正的品格，从而可以使他们的决定避免你们所担心的那种偏袒吗？——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人的个人品格的问题。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做事很不公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地方，应当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第589号）

　　这个资产者又厚颜无耻地问：

　　“你不认为矿主也会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损失吗？”

　　最后还问道：

　　“你们工人不请求政府的帮助就不能自己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吗？——不能。”（第1042号）

　　1865年大不列颠有3 217个煤矿和12个视察员。约克郡的一个矿主（1867年1月26日《泰晤士报》报道）自己曾计算过，撇开视察员的纯事务性的工作（而这就占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不说，每个矿山每10年才能被视察一次。无怪近几年来（特别是1866年和1867年）惨祸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有时一次竟牺牲200—300名工人）。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之处！

　　1872年的法令尽管有很大缺陷，但它无论如何是对矿山雇用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矿山经营者和采矿业主要对所谓的事故负责的第一个法令。

　　1867年调查农业中儿童、少年、妇女的劳动情况的皇家委员会公布了几个很重要的报告。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则在形式上加以改变而应用到农业方面去，曾有过各种尝试，但直到今天这些尝试都完全失败了。可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注意的一点是：普遍应用这些原则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已经存在。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³²²⁾

10．大工业和农业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结果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³²³⁾，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详细谈到。FN46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最近20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参加农业机器制造的人数总计有1 034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农业工人总共只有1 205人。

　　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这样，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墨守陈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³²⁴⁾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³²⁵⁾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作者原注

(86) 穆勒应该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养尊处优的游惰者的人数。
(87) 例如见赫顿《数学教程》。²⁹²
(88) “根据这个观点也可以在工具和机器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锹、锤、凿等等，以及杠杆装置和螺旋装置，不管这些装置如何精巧，它们的动力是人……所有这些都属于工具的概念；而用畜力拉的犁，风力等推动的磨则应算作机器。”（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版第38页）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
(89) 在他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²⁹⁴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90) 特别在机械织机的最初形式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旧织机的样子。它的现代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²⁹⁶
(91) 大约从1850年起，在英国，工作机上越来越多的工具才开始用机器制造，虽然不是由生产机器本身的那些工厂主来制造。生产这些机械工具的机器，例如，有自动制造纱管的机器，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筘的机器和制造走锭纺纱纱锭和翼锭纺纱纱锭的机器。²⁹⁷
(92) 埃及的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³⁰⁰相反地，德国的基督教慈善家们，在把农奴当作推磨的动力来使用时，却在农奴的脖子上套一块大木板，使农奴不能伸手把面粉放到嘴里。³⁰¹
(93) 荷兰人一方面由于缺少天然落差水，另一方面由于还要排掉过量的水，不得不用风作为动力。荷兰人的风车是从德国得到的。³⁰²在德国，这项发明曾在贵族、牧师和皇帝之间引起一场很妙的争论：在三者中，风究竟“属于”谁。德国人说，空气造成占有，而风却使荷兰自由。在荷兰，风造成占有的东西，不是荷兰人，而是荷兰人的土地。到1836年，荷兰仍然使用共有60 000马力的12 000台风车，防止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再度变为沼泽。³⁰³
(94) 虽然这种蒸汽机由于瓦特发明第一种蒸汽机，即所谓单向蒸汽机，而大大地改进了，但这种形式的蒸汽机仍然只是抽水和提盐水的机器。³⁰⁵
(95) “把所有这些简单的工具结合起来，由一个发动机来推动，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36页]）
(96) 1859年12月，约翰·查·摩尔顿在技艺协会²⁸¹上宣读了一篇关于《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每一种有助于土地划一性的改良，都使应用蒸汽机来提供纯机械力更为可能……　在有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障碍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志和较少的体力的操作上，惟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就是人力。”接着，摩尔顿先生把蒸汽力、马力和人力都简化为蒸汽机所通用的计量单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33 000磅提高1英尺的力，并计算出1蒸汽马力的费用：用蒸汽机每小时为3便士，用马每小时为5 ¹/₂便士。其次，为了保持马的健康，每天只能使用8小时。使用蒸汽力，全年每7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3匹，而且所花的费用不会超过被代替的马在3、4个月（即它们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所花的费用。最后，在可以应用蒸汽力的农活上，农活的质量也比利用马力时改进了。要完成1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66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15先令；要完成1匹马的工作，必须用32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8先令。
(97) 孚耳阿伯，1625年。德库，1688年。³⁰⁶
(98) 现代的涡轮机发明，使工业上水力的利用摆脱了过去的许多限制。³⁰⁷
(99) “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的水流；虽然水磨的采用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水磨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水磨和水磨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水磨与其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直到使用蒸汽力代替水流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有生产蒸汽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母。”（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6页）
(100) 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看，织布不是简单的手工业劳动，而是复杂的手工业劳动，因此，机械织机是一种能完成很多种操作的机器。有人认为，现代机器起初掌握的是工场手工业分工所简化了的那些操作，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纱和织布分成了新的种类，所使用的工具也改良和改变了，但劳动过程本身丝毫没有分开，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机器的起点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资料。
(101) 在大工业时代以前，毛纺织工场手工业是英国主要的工场手工业。所以，在18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实验都是在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中进行的。在毛纺织业上取得的经验为棉纺织业带来了好处，棉花的机械加工需要的准备工作不像羊毛那样费力；后来则相反，机械毛纺织业是在机械棉纺织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某些要素，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纳入工厂制度内，例如梳毛就是这样。“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一般都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然宁可用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
(102) “所以，工厂制度的原则是：……把劳动过程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劳动的分工或分级。”（尤尔《工厂哲学》第 20页）
(103) “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³¹¹只要极其粗略地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但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现代火车头发明以前试制的火车头了。这种火车头实际上有两条腿，像马一样迈步。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体形。
(104) 直到最近，在18世纪发明的各种机器中，要算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在本质上变化最少。只是在最近几十年（1867年以前），由于另一个美国人，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埃默里先生作了一番简单而有效的改进，惠特尼的机器才变得陈旧了。³¹⁰
(105) 《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39页。该书在这里还说道：“不管旋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对机器使用的改良和推广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这种附件的采用立即使各种机器完善和便宜了，并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
(106) 在伦敦有一种锻造轮船蹼轮轴的机器叫“托尔”。这种机器锻造一个 16 ¹/₂吨重的轴，就像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轻松。³¹⁵
(107) 那些也能够小规模使用的木材加工机器，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发明。
(108) 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
(109) 李嘉图有时很重视机器的这种作用（但他没有说明这种作用，像他没有说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区别一样），以致有时忘掉了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而把机器和自然力完全混为一谈。例如他说：“亚当·斯密从来没有低估自然力和机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而是十分恰当地把它们加到商品上的价值的性质区别开来……由于它们做工不需要费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就不会使交换价值有丝毫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36、337页）当然，李嘉图用这个见解反驳让·巴·萨伊是正确的，因为让·巴·萨伊胡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³¹⁸
(109a) 〔第3版注：一“马力”等于一分钟33 000英尺磅的力，即等于一分钟使33 000磅上升一英尺，或—分钟使一磅上升33 000英尺的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马力。但在日常的商业用语中，以及本书的某些引文中，是把同一机器的“额定”马力和“商业”马力或“指示”马力加以区别的。旧的马力或额定马力，只是根据活塞冲程和气缸直径计算的，完全没有把蒸汽压力和活塞速度考虑进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认为这台蒸汽机例如有50马力，那指的是用博尔顿和瓦特时代那样微弱的蒸汽压力和那样低的活塞速度来推动。可是从那时起，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增强了。为了测量一台机器现在实际提供的机械力，已经发明了表明蒸汽压力的指示器。活塞速度是容易确定的。因此，一台机器的“指示”马力或“商业”马力的大小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这个公式同时包括气缸直径、活塞冲程高度、活塞速度和蒸汽压力，从而表明这台机器一分钟实际上提供多少33 000英尺磅。因此，一额定马力实际上可以提供3、4甚至5指示马力或实际马力。加这个注是为了说明后面各处的引文。——弗·恩·〕
(110) 受资本主义观念束缚的读者，在这里当然会惋惜没有谈到机器按其资本价值加到产品上的“利息”。但是，很容易理解，机器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并不生产新价值，因而不可能加进称作“利息”的新价值。其次，很明显，这里所谈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不能预先假定剩余价值的某个部分叫“利息”。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一看就是荒谬的，是和价值的形成规律相矛盾的。这一点在本书第三册¹⁸⁰中将加以说明。
(111) 当机器排挤马或只是当作动力、而不是当作改变物质形式的机器使用的其他役畜时，机器所加入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无论绝对地说或是相对地说都要减少。顺便提一下，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³²¹，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后来冯·哈勒先生在他的《国家学的复兴》中又是这样看的。³²²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³²³他的《方法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该书中写道：“可以〈用他介绍到哲学中的方法〉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替学校中所讲授的思辨哲学，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像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且“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在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笛卡儿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开始使政治经济学摆脱了关于货币、商业等的古代神话和迷信观念。但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112) 根据埃森商会的年度报告（1863年10月），1862年，克虏伯铸钢厂用161个熔炉、锻烧炉、渗炭炉，32台蒸汽机（约等于1800年曼彻斯特使用的蒸汽机总数）和14架蒸汽锤（合计代表1 236马力），49个锻铁炉，203台工具机，约2 400名工人，生产了1 300万磅钢锭。在这里，1马力还摊不到两个工人。
(113) 据拜比吉的计算，在爪哇，几乎单是纺纱劳动就使棉花价值增加117%。而同一时期（1832年），英国精纺业的机器和劳动加进棉花的总价值约为原料价值的33%。（《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65、166页）
(114) 此外，机器印花还可以节省染料。
(115) 参看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0年4月17日在技艺协会²⁸¹上所作的报告。³²⁷
(116) “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机器〉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0页）
(116a) 第2版注：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
(117) “雇主不会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13岁以下的童工……　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不用雇用童工〈即13岁以下的童工〉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童工人数减少的情况：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13岁以上〉去完成了……　半日制”促进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2、43页]）
(118) “只要劳动〈他指的是工资〉不上涨，机器往往不会被采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
(119) “见《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
(120) 在美国南北战争8引起的棉业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爱德华·斯密斯医生派往兰开夏郡和柴郡等地，调查棉纺织业工人的健康状况。他报告说：撇开工人被赶出工厂环境不说，从卫生方面来看，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戈弗雷兴奋剂³²⁹（一种鸦片剂）去毒害他们了。她们有时间学习烹调了。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种烹调术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掠夺那种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的。这一危机还被用来在专门学校里教工人的女儿学缝纫。为了使那些为全世界纺纱的工人女儿学缝纫，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一次世界危机！
(121) “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6—8先令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伦敦版第147页注）因为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用代替者。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
(122) 在英国工厂内，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取到的②。与这个重大的事实相反，人们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竟然还看到，就贩卖儿童来说，身为父母的工人具有确实令人愤慨的、十足的奴隶贩子般的特征。可是，正如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伪善者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而在其他场合，他们把这种兽行名之曰“劳动自由”。“儿童劳动被利用了……　他们 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指导他们未来生活的教育，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莱尔版第 66页）
(123)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1页。
(12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1页第31号。〔第4版注：贝特纳尔格林区的丝织业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弗·恩·〕
(12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53页第15号。
(126)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II页第137号。
(127)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4页
(128) “此外，它〈1861年的调查〉……还证明，在上述情况下，儿童由于母亲外出工作，无人照料和照顾不周而死亡，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惊人地丧失了自然感情——她们通常对子女的死亡并不十分介意，有时甚至……直接设法弄死他们。”（同上）
(129) 同上，第454页
(130) 同上，第454—462页。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
(131)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5、455、456页。
(132) 同上，第456页。
(133) 在英国的农业区，和在工厂区一样，成年男工和女工的鸦片消费量也日益增加。“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某些有胆量的批发商的主要目的。药商认为鸦片剂是最畅销的商品。”（同上，第459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同上，第460页）。人们看到，印度和中国是怎样报复英国的。
(134)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7页。
(13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9页 。这位工厂视察员以前是医生。
(136)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页。
(137)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8、19页。
(138) 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31、32页。
(139)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18页。
(140) 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66页。
(141) 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41—43页。近几年来，在早就受原工厂法（不是本文最后所说的印染工厂法）约束的英国工业部门，实行教育条款的障碍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玻璃厂主格迪斯的观点依然十分盛行。他教训调查委员会委员怀特说：“据我看来，近几年来一部分工人阶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是一种祸害。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过分独立的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53页）
(142)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阿什利勋爵3月15日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143) “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伯特·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
(144) “英国人喜欢把一件事物最初的经验的表现形式看作该事物的原因。他们往往认为，工厂劳动时间长的原因，是因为在工厂制度初期，资本曾在贫民院和孤儿院对儿童进行了希律王式的掠夺³³⁰，从而吞并了一种完全没有意志的人身材料。例如，身为英国工厂主的菲尔登就说过：“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11页）关于妇女劳动，工厂视察员桑德斯在1843年的工厂报告中说：“在女工中，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深夜12点，中间只有不到2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5天，都是每天24小时中只剩下6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
(145) “搁置不用，可能是金属机构的灵敏可转动的部分遭受损坏的……原因。”（尤尔《工厂哲学》第281页）
(146) “前面⁸³已经提到的那位“曼彻斯特纺纱业主”（186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在列举机器的费用时说：“它〈即“为机器磨损而作的扣除”〉也有这样的目的：当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停止使用时，用来补偿这样不断造成的损失。”
(147) “根据一般的估算，制造第一台新型机器的费用，是制造第二台的5倍。”（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211、212页）
(148) “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很好的原来价值1 200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60镑了……　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因为成功的发明已使它们过时。”因此，在这个狂飙时期，网布厂主很快就使用两班工人，把劳动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延长到24小时。（同上，第233页）
(149) “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材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 1834年伦敦版第64页）
(150) 本文谈到这点，只是为了叙述上的全面性，因为我要到第三册180才考察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
(151) 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
(152) “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随着机器等等规模的增大，“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惟一手段”（同上，第11、14页）。“一个工厂，不管它的劳动时间长短，有许多开支是始终不变的，如建筑物租金、地方税和国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固定工人的工资、机器折旧费以及其他种种用费。这些开支同利润的比率，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按同一比例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9页）
(153) 为什么资本家个人以及受资本家见解束缚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不到这个内在的矛盾，我们将在第三册头几篇中看到。
(154) 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把机器不仅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作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
(155) “弗兰茨·比泽《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842年柏林版第2卷第408页。
(156) 我在这里引用施托尔贝格翻译的诗，因为这首诗和前面引用的关于分工的话完全一样，说明了古代的观点同现代的观点正好相反：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像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希腊诗选》，克里斯蒂安·施托尔贝格伯爵译，1782年汉堡版[第312页]）
(157) 当然，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强度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正如亚·斯密指出的，会因每种劳动特有的次要条件，而部分地互相抵消。只有当劳动的内涵量和外延量成为同一劳动量的相互对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现时，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
(158) 特别是通过计件工资的办法，关于这种形式，我们将在第六篇中加以说明。⁸⁸
(159)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
(16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21页。
(161) 同上，第19页。因为计件工资没有变动，所以一周的工资额取决于产品数量。
(16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页。
(163) 同上，第21页。在上述实验中，精神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对工厂视察员说：“我们更加振奋地工作，我们总是抱着晚上可以早一点下班的希望；全厂从最年轻的接线工到最年老的工人，都充满活泼愉快的精神，并且我们能够彼此多帮助。”（同上）
(164)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
(165) 散见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9页。
(16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4月30日》第20页。
(167) 同上，第22页。
(16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2页。
(169) 这种情形从1862年的《议会报告》起有了改变。这份报告已经不用额定蒸汽马力，而用现代蒸汽机和水车的实际蒸汽马力（见第352页注（109a）⁸⁹）。线锭也不再和真正的纱锭混在一起了（在1839、1850、1856年的《报告》中是混在一起的）；其次，就毛纺织厂来说，“起毛机”的数目列举出来了，黄麻、大麻厂同亚麻厂区别开来了；最后，在报告中第一次收入了织袜业。
(17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20页。
(17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15页。
(172) 同上，第20页。
(173) 同上，第10页。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及以下各页。
(174)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00、103、129、130页。
(175) 现在，一个织布工人使用2台现代蒸汽织机，在每周60小时内，可生产出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某种布26匹，而使用旧式的蒸汽织机，只能生产4匹。19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布每匹的织造费就已由2先令9便士下降到5 ¹/₈便士。³³⁴
　　第2版补注：“30年前〈1841年〉，一个棉纺工人带3个助手，只看管2台共有300至324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现在〈1871年底〉，一个棉纺工人带5个助手要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生产的纱至少比1841年多6倍。”（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载于1872年1月5日《技艺协会杂志》）
(17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5、26页。
(177) 现在（1867年），在兰开夏郡的工厂工人中已经开始宣传八小时工作日了。
(178) 下面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1848年以来联合王国的真正的“工厂”的进步：

| 输 出 量
| 1848年 | 1851年 | 1860年 | 1865年
棉纺织厂 |  |  |  |
棉纱（磅） | 135 831 162 | 143 966 106 | 197 343 655 | 103 751 455
棉线（磅） |  | 4 392 176 | 6 297 554 | 4 648 611
棉织品（码） | 1 091 373 930 | 1 543 161 789 | 2 776 218 427 | 2 015 237 851
亚麻厂和大麻厂 |  |  |  |
麻纱（磅） | 11 722 182 | 18 841 326 | 31 210 612 | 36 777 334
| 输 出 量
| 1848年 | 1851年 | 1860年 | 1865年
麻织品（码） | 88 901 519 | 129 106 753 | 143 996 773 | 247 012 329
丝织厂 |  |  |  |
经丝、捻丝、纺丝（磅） | 194 815 | 462 513 | 897 402 | 812 589
丝织品（码） |  | 1 181 455① | 1 307 293① | 2 869 837
毛纺织厂 |  | FN17
毛纱和精梳毛纱（磅） |  | 14 670 880 | 27 533 968 | 31 669 267
毛织品（码） |  | 151 231 153 | 190 371 537 | 278 837 418
|  | 输 出 价 | 值 （镑） |
棉纺织厂 |  |  |  |
棉纱 | 5 927 831 | 6 634 026 | 9 870 875 | 10 351 049
棉织品 | 16 753 369 | 23 454 810 | 42 141 505 | 46 903 796
亚麻厂和大麻厂 |  |  |  |
麻纱 | 493 449 | 951 426 | 1 801 272 | 2 505 467
麻织品 | 2 802 789 | 4 107 396 | 4 804 803 | 9 155 358
丝织厂 |  |  |  |
经丝、捻丝、纺丝 | 77 789 | 196 380 | 826 107 | 768 064
丝织品 |  | 1 130 398 | 1 587 303 | 1 409 221
毛纺织厂 |  |  |  |
毛纱和精梳毛纱 | 776 975 | 1 484 544 | 3 843 450 | 5 424 047
毛织品 | 5 733 828 | 8 377 183 | 12 156 998 | 20 102 259

　　（见蓝皮书《联合王国简要统计一览》1861年和1866年伦敦版第8卷和第 13卷）
　　1839年到1850年间，兰开夏郡的工厂总数只增加了4％，1850年到1856年间增加了19％，1856年到1862年间增加了33％；而在两个11年中间，雇用的职工人数绝对地说增加了，相对地说减少了。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3页。在兰开夏郡，棉纺织工厂占统治地位。它们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同类工厂中占45.2％，占纱锭总数的83.3％，占蒸汽织机总数的81.4%，占棉纺织厂蒸汽马力总数的72.6％，占雇用职工总数的58.2％（同上，第62、63页），从这里可以看到，它们在整个纺织业占着多么大的比例。
(179) 尤尔《工厂哲学》第18页。
(180) 同上，第20页。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40、141页。³³⁵
(181) 英国的工厂立法把正文中提到的后一类工人明确地算作非工厂工人，排斥在工厂立法的作用范围以外；而议会发表的《报告》却也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管理人员、营业员、外勤人员、仓库管理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表明在统计上有意制造骗局，这一点在别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
(182) 尤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管理人员可以随意把”工人“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他还得意扬扬地叫嚷：“这样调换显然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³³⁶。他本应问问自己，为什么自动工厂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废除这个“老规矩”。
(183) 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工厂工人破例地被资产者用来干最粗笨的活，如筑路等等。1862年及以后几年英国为失业的棉纺织工人设立的“国民工场”，和1848年法国的“国民工场”的区别在于：在后者，工人由国家出钱从事非生产劳动，在前者，工人则从事对资产者有利的城市生产劳动，同时使用这样的工人比使用正规工人更便宜，从而迫使他们和正规工人竞争。 “棉纺织工人的身体，看起来无疑是变好了。我认为……就男工而论，这是在户外从事公共工程的结果。”（这里指的是在“普雷斯顿沼泽”干活的普雷斯顿的工厂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9页）
(184) 例如：自从1844年的法律¹⁵³颁布以来，毛纺织厂就采用各种机械装置代替儿童劳动。当工厂主先生们使用的儿童必须上工厂的下手“学校”时，力学中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马上就有了显著的发展。“自动走锭纺纱机也许是一种和其他任何一种机器同样危险的机器。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幼童身上，这是由于他们在纺机开动时爬到它下面去扫地造成的。许多看管走锭纺纱机的工人因这种过失而被〈工厂视察员〉控告，并被判罚款，但这样做并没有产生任何普遍的好处。如果机器制造者能发明一种自动扫地机，使这些幼童不需要再爬到机器下面去，那将是对我们的保护措施的值得庆幸的贡献。”（《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63页）
(185) 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评价蒲鲁东的如下荒诞的看法：他不是把机器“构成”为劳动资料的综合，而是“构成”为为了工人自己而进行的局部劳动的综合。²⁷⁷
(186)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³³⁷。甚至一个很普通的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指出：“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 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49页]）
(187)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6页。³³⁸
(188)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委员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后面可以看到，当“主人”感到他们的“活的”自动机有丧失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①
(189) 尤尔《工厂哲学》第15页。了解阿克莱生平的人，决不会把“高尚”这个字眼加到这位天才的理发师头上。在18世纪的所有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盗别人发明的最大的贼，是最卑鄙的家伙。
(190) “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 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工厂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 这些工人注定了从9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及以下几页338）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法院说的话”。一件事是1866年底在设菲尔德发生的。那里，一个工人同一家铁工厂订了两年合同。由于同工厂主吵了一次架，他离开了工厂，并表示决不再给这个工厂主干活了。结果他被控违反合同，判了两个月监禁。（要是工厂主违反合同，只能受民法制裁，只有罚款的危险。）两个月刑满出狱后，那个工厂主又要他按旧合同回厂工作。这个工人说不行，他违反合同已经受过处罚。工厂主又把他告了，法院又对他判刑，虽然其中一位法官希先生公开指责说，一个人为了同一过失或罪行，要一辈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处罚，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作出这个判决的，不是“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见本卷第334页。——编者注>，不是地方上的道勃雷，而是伦敦的一个高等法院。〔第4版注：现在这种状况已不存在。现在在英国，除少数情况外（如公用煤气厂），工人违反合同和雇主一样只受民法的制裁。——弗·恩·
(190a) “关于操作危险机器的保护法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现在又有一些20年前所没有的造成事故的新根源，其中尤其是机器的转速的加快。现在，推动机轮、转轴、纱锭和织机的力量增加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接断头时，手指的动作必须更迅速更小心，因为稍一怠慢或疏忽，手指就会被轧断……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工人急于干完自己的活造成的。必须记住，对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他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就是说，不停地生产出纱和布来。每一分钟的停顿不仅是动力的损失，而且是产品的损失。因此，关心产品数量的监工督促工人使机器转动，而这对于按制品重量或件数计酬的工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虽然大多数工厂形式上禁止在机器转动时擦洗机器，但这种做法仍普遍存在。单是这个原因，最近6个月就造成了906起事故……　虽然机器天天都擦洗，但是一般都规定星期六彻底擦洗一次，而这也多半是在机器运转的时候进行……　干这个活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工人总想尽快地把它做完。所以，星期五特别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故，要比其余几天多得多。星期五发生的事故比前4天的平均数大约超过12％，星期六则比前5天的平均数多25％；但是，星期六的工作日只有7 ¹/₂小时，而其余几天是10 ¹/₂小时，如果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那么，星期六的超过数字就在65％以上。”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1867年伦敦版第9、15、16、 17页）
(191) 在第三册第一篇259里，我将叙述英国工厂主最近对工厂法中有关保护“人手”的肢体不受有致命危险的机器损害的条款所发动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引用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的正式报告中的一段话就够了：“我听过工厂主们抱着令人不能容忍的轻率态度谈论某些事故，例如，认为损失一个手指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一个工人的生活和前途都要靠他的手指，这种损失对他说来是很严重的事情。当听到这种胡说八道的时候，我就问：‘如果你们需要补充一个工人，但来了两个，他们在其他各方面都同样合适，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大拇指或食指，那么你们挑选哪一个呢?’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要那个十指俱全的人……　这些工厂主先生们对他们所说的伪善立法抱有错误的偏见。”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这些先生都是“机灵人”，他们热中于奴隶主的叛乱⁸并不是没有目的的！
(192) 在最早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里，劳动时间被强行限制，并且还受其他规定的限制，所以过去的某些弊端已经消除。机器本身的改进，到一定时候就要求“改进厂房的结构”，这对工人是有利的。（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 1863年10月31日》第109页）
(193) 参看约翰·霍顿《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1727年伦敦版，《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版，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不幸的是，业主和工人彼此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战争中。业主的一贯目的是要使自己的活尽可能廉价地得到完成；他们不惜使用各种诡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工人同样也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强迫业主满足他们的更高要求。”《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版第61、62页。（作者是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他完全站在工人方面。）
(194) 织带机是在德国发明的。意大利神甫朗切洛蒂在1636年于威尼斯出版的一本书中说道：“大约50年以前〈朗切洛蒂的书写于1629年〉，但泽人安东·弥勒在该城市看到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因为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所以压制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³⁴¹1621年，在莱顿第一次采用了这种机器。先是花边工人的暴动迫使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机器；荷兰国会在1623、1639等年份曾颁布几道法令限制使用它；最后，1661年12月5日的法令准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它。博克斯霍恩（《政治原理》1663年版）谈到在莱顿采用织带机时说道：“大约 20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这就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最后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1676年，这种机器在科隆被禁止使用，同一时候它输入英国，也引起了工人的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1719年2月9日，查理六世重申1685年的敕令，而萨克森选帝侯国到1765年才准许公开使用它。这种轰动世界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驱，因而也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先驱。一个毫无织布经验的少年，只要来回推动这种机器的摇杆，就能使整个机器及其全部织梭运动；改良后的这种机器能同时生产40—50条花边。
(195) 在旧式的工场手工业中，甚至今天，工人有时还对机器采取粗暴的反抗形式。例如，1865年在设菲尔德锉刀工人中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196)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机器看作（潜在的）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　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l卷第1分册第19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观点至多只适用于美国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使用最多……　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
(196a) 〔第4版注：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德国。在我国有大农业的地方，特别是东部，大农业都是靠从16世纪，特别是1648年以来盛行的“清地”FN24建立的。——弗·恩·〕
(197) “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
(198) 1834年济贫法³⁴⁵实行以前，英国手工织布业和机器织布业间的竞争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为远远低于最低限额的工资得到了教会救济金的补充。“1827年，牧师特纳先生是柴郡威尔姆斯托工业区的教区长。移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特纳先生的回答表明，手工劳动同机器的竞争是如何维持下来的。问：‘动力织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织机的使用吗?’答：‘毫无疑问是这样；如果手工织布工人不能屈从于工资的降低，那就会比现在受到更大的排挤。’问：‘但是，他们在屈从后所得的工资是不足维持生活的，他们是否要求得到教会津贴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呢?’答：是的，手工织机和动力织机的竞争，事实上是靠济贫费维持的。’可见，令人受辱的赤贫或向国外移民，这就是采用机器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他们从受人尊敬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手工业者被降低为靠低三下四地哀求别人施舍面包过活的穷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短暂的不便’。”（《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 1834年伦敦版第29页）
(199) “使国家的纯收入〈即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李嘉图在同一个地方所说明的。在经济学看来，他们的财富就二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一切机械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代替熟练工，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尤尔[《工厂哲学》第23页]）
(20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3页。
(20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
(202) 尤尔《工厂哲学》第19页。“烧砖业所采用的机器的巨大好处在于：它使采用者可以完全不依赖熟练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30页第46号）
第2版补注：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阿·斯特罗克先生在谈到制造机器 （火车头等）时说道：“对昂贵的英国工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减少了。采用改良工具使产量增加，而服侍这种工具的是低级劳动……　以前，必须用熟练劳动来生产蒸汽机的所有部件，现在生产这些部件是用不太熟练的劳动，但借助优良的工具……　我所说的工具是指制造机器时所使用的机器。”（《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1867年伦敦版第17862号和17863号）
(203) 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
(204) 同上，第321页。
(205) 同上，第23页。
(206)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8页及以下各页。
(207) 同上，第109页。棉业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5％。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惟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每周工作4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较长时期的抗拒以后，自命的工业司令官们不得不决定这样做，不过有些地方工资降低5％，有些地方没有降低。³⁴⁶
(208) “在燧石玻璃和瓶玻璃业中，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于一种慢性的罢工。”因此，主要操作靠机器完成的压制玻璃工场手工业就发展起来。纽卡斯尔的一家公司，以前每年生产350 000磅吹制燧石玻璃，现在生产3 000 500磅压制玻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版第 262、263页）
(209) 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1833年伦敦版第34、35页。³⁴⁹
(210) 费尔贝恩先生由于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发生罢工，在机器制造上发明了某些极重要的应用机器的方法。³⁵⁰
(211) 尤尔《工厂哲学》第367—370页。
(212) 尤尔《工厂哲学》第368、7、370、280、321、322、281、475页。
(213) 李嘉图起初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持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1章《论机器》。
(214) 注意，我是完全按照上述那些经济学家的方式举例的。
(215) 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李嘉图学派的人在反对让·巴·萨伊的胡言乱语时说道：“在分工发达的地方，工人的技艺只能在他学得这种技艺的那个特殊部门应用；工人本身就是一种机器。因此，像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地说，事物都有找到自己的水准的趋势，是丝毫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看周围，我们会发现，事物长时期都不能找到自己的水准；即使找到了，也比过程开始时的水准低。”（《论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2页）
(216) 麦克库洛赫便是患这种傲慢的呆小病的能手之一。例如，他装成8岁小孩那样天真地说：“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82页）
(216a) “纺纱机的发明者毁灭了印度，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阿·梯也尔《财产论》[第275页]）在这里，梯也尔先生把纺纱机和机械织机混淆起来了，“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
(217) 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³⁵³（1863年伦敦版第II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矿就业的工人共246 613人，其中20岁以下的73 546人，20岁以上的173 067人。在前一类中，5至10岁的835人，10至15岁的30 701人，15至19岁的42 010人。在铁、铜、铅、锡以及其他所有金属矿上就业的共319 222人。
(218) 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机器生产的共60 807人，其中包括工厂主及其职员等，以及这一部门的所有经理人和商业人员。但是不包括小型机器（如缝纫机等）的生产者和工作机上的工具（如纱锭等）的生产者。技师总数为3 329人。
(219) 因为铁是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所以这里应当指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炼铁工人共有125 771人，其中男工123 430人，女工2 341人。男工中20岁以下的有30 810人，20岁以上的有92 620人。
(220)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个有4个成年人（棉织工）和2个充当络纱工的小孩的家庭，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收入4镑；如果活非常紧急，还能收入多些……　以前，他们常常苦于棉纱供应不足。”（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第24、26页）
(221) 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正是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在部分处于悲惨的境地。关于这个问题，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大量新的例证。
(222)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商船上工作的海员有94 665人。
(223) 其中13岁以上的男子只有177 596人。³⁵⁸
(224) 其中妇女有30 501人。
(225) 其中男子有137 447人。在这1 208 648人中还没有把不在私人住宅中服务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内。第2版注：从1861年到1870年，男仆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267 671人。1847年看守狩猎场的人（在贵族的狩猎场）有2 694人，而1869年有4 921人。伦敦小市民家中使用的少女，俗称小奴隶（“little slaveys”）。
(226) 相反地，加尼耳认为机器生产的最终结果是劳动奴隶人数的绝对减少，而人数增多了的“高贵的人们”就是靠这些劳动奴隶来养活，靠他们来发展自己著名的“能够完善的完善能力”。³⁶⁰加尼耳对生产的运动了解得很少，但是他至少感到，如果机器的采用把就业工人转化为需要救济的贫民，而机器的发展所造成的劳动奴隶又比它挤垮的还多，机器便是一种非常不祥的东西。他的观点的愚昧，只有用他自己的话才能表达出来：“注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和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少、商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人类沿着这个方向正在升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建立救世的道德〈那就是‘占有全部利益’等等〉准则，制定保护自由〈‘注定要从事生产的阶级’的自由吗?〉和权力、顺从和正义、义务和人道的法律”。这段胡话载于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224页，参看第212页。
(227)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58页及以下几页。但在这同时，雇用日益增加的工人的物质基础也已经具备：建立了110家新的工厂，它们共拥有11 625台蒸汽织机，628 576个纱锭以及2 695蒸汽马力和水力马力。（同上）
(22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9页。
第2版补注：1871年12月底，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在布拉德福德新机械学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63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之后，我把工人减少到33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我又能够把工人从33人减少到13人。’”
(22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³⁶¹
(230) “手工织布工人〈织棉布或用其他物质搀上棉花来织布的工人〉的痛苦，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的状况的改善〈！〉却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20年后！〉已近于消除，目前蒸汽织机的大量推广，极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
(231) 机器影响原料生产的其他方法，将在第三册180叙述。
(232)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
　　1846年　　　　　　 34540143磅
　　1860年　　　　　 204141168磅
　　1865年　　　　 　445947600磅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4570581磅
　　1860年　　　　　　 20214173磅
　　1865年　　　　　　 20679111磅
(233) 　　 从好望角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2958457磅
　　1860年　 　　　　 16574345磅
　　1865年　　　　　　 29920623磅
　　从澳大利亚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　　　　　　 21789346磅
　　1860年　　　　　　 59166616磅
　　1865年　　　　　 109734261磅
(234) 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大工业的产物。目前（1866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第4版注：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弗·恩·〕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以磅为单位）
　　1846年　　　　 401949393
　　1852年　　　　 765630544
　　1859年　　　　 961707264
　　1860年　　　 1115890608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等（以英担为单位）
　　　　　　　　 1850年　　　　　 1862年
　　小麦　　　　 16202312　　　　 41033503
　　大麦　　　　 3669653　　　　　 6624800
　　燕麦　　　　 3174801　　　　　 4426994
　　黑麦　　　 　 388749　　　　　　 7108
　　面粉　　　　 3819440　　　　　 7207113
　　荞麦　　　　 　　1054　　　　　　 19571
　　玉蜀黍　　　 5473161　　　　 11694818
　　Bere或Bigg
　　（大麦之一种）　 2039　　　　　　 7675
　　豌豆　　　　 　811620　　　　　 1024722
　　豆类　　　　 1822972　　 　　　2037137
————————————————————————
　 合计　　　　 35365801　　　　 74083441
(235) 1866年7月，由于“同盟歇业”而被莱斯特的制鞋厂主抛向街头的工人，给“英国职业协会”发出一份呼吁书，其中说道：“大约10年前，莱斯特的制鞋业由于采用钉鞋法代替缝鞋法而发生了变革。当时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这种新营业迅速推广开来。各商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看谁能够提供最雅致的商品。但不久就产生了一种不良的竞争，大家竞相在市场上廉价出售。有害的后果很快表现在工资的降低上，劳动的价格急剧下降，以致许多商店现在只付出原来工资的一半。然而，尽管工资越降越低，看来利润却随着工资率的每一变动而增加”。——工厂主甚至利用工业的不利时期，通过过分降低工资，也就是直接盗窃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取得巨额利润。下面是考文垂丝织业危机时期的一个例子：“根据我从工厂主和工人那里得到的材料来看，工资的降低无疑地超过了由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或其他原因而需要降低的程度。多数织工的工资降低了30％至40％。5年前，工人织一幅丝带可得6或7先令，现在只能得3先令3便士或3先令6便士；另一种劳动，从前得4先令和4先令3便士，现在只得2先令或2先令3便士。工资的降低超过了为刺激需求而必须降低的程度。实际上，就许多种丝带来说，在工资降低时，从来没有出现过商品价格的任何降低。”（弗·戴·朗格委员的报告，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114页第1号）
(236)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30页。
(237)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8、19页。
(238) 同上，第41—45、51、52页。
(23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41、42页。
(240) 同上，第57页。
(241) 同上，第50、51页。
(242)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62、63页。
(24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30日》第27页。
(244) 引自博尔顿警察局长哈里斯的信，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1页。
(245) 1863年春，棉纺织工人在要求成立移民协会的一份呼吁书中说：“工厂工人的大量移民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才会否认。下列事实表明，经常不断的移民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平时的地位。这些事实就是：1814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这只是数量的指数〉是17 665 378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是20 070 824镑；1858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是182 221 681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只是43 001 322镑；数量增加为10倍，而卖得的价格只增加一倍多一点。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工厂工人极其有害的结果，是由各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劳动的经常过剩，而这种过剩对我们这个生产部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如要不被消灭，就得不断扩大市场。在现有制度下，商业的周期性停滞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这种停滞可能使我们棉纺织工厂停工。但是，人的创造精神并不因此就停歇下来。根据最低的估计，最近25年有60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由于为了使产品便宜而不断排挤劳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工无法在工厂找到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 》第51、52页）在以后的某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棉纺织业的大灾难中，工厂主先生们是怎样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来力图阻止工厂工人移居国外。FN32
(246)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108页第447号。
(247) 在美国，手工业在机器基础上的这种再现，是常见的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向工厂生产的不可避免的过渡中，同欧洲甚至同英国比较起来，那里的积聚一日千里地飞跃进展。
(248) 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4页。
(249) 吉洛特先生在伯明翰建立了第一座大规模的钢笔尖手工工场。早在1851年，该厂就能生产18 000多万枚钢笔尖，每年消费120吨钢板。伯明翰垄断着联合王国的这一行业，现在每年生产几十亿枚钢笔尖。根据1861年的调查，这一行业雇用的工人人数为1 428人其中女工1 268人，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
(25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III页第415号。
(251) 甚至设菲尔德的锉刀业也雇用儿童！
(251a)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第6页第55、56号；第7页第59、60号。
(252) 同上第114、115页第6—7号。调查委员会正确地指出，如果在其他地方是机器代替人，那么在这里的的确确是少年代替了机器。
(253) 见关于破布贸易的报告以及《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附录第196—208页的大量实例。
(25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XVI—XVIII页第86—97号 ；第130—133页第39—71号。还可参看《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48、56页。
(255)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29、31页。
(256) 同上，第30页。西蒙医生指出，伦敦25—35岁的裁缝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因为他们的伦敦雇主从农村得到大量的30岁以下的青年“学徒”和“实习生”（即那些想提高自己手艺的人）。这些人在调查中算作伦敦人，他们使伦敦死亡率的计算基数增大了，但是并没有使伦敦死亡的人数相应增加，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要返回农村去，特别是在患重病的时候。（同上）
(257) 这里指的是用铁锤打成的钉子，而不是用机器制作的钉子。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XI、XIX页第125—130号；第52页第11号；第113—114页第487号；第137页第674号。
(25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XII页第166号。
(259)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第XVIII、XIX、XX页。
(260) 同上，第XXI、XXII页。
(26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XIX、XXX页。
(26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第XXXIX、XL、XLI页。
(26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185页。
(264) 妇女头饰业严格说来只指头饰物的制作，但它也制作女大衣和大披肩；而dressmakers[女时装工]则相当于德国的Putzmacherinnen。
(265) 英国的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大多是在雇主的房屋里进行生产的，工人一部分是住在那里的常雇女工，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打短工的女工。
(266) 调查委员怀特视察了一个军服手工工场，该工场雇有1 000—1 200人，几乎全部是女性；他又视察了一个有1 300个工人的制鞋工场，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和少年，等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LVII页第319号）
(267) 例如，1864年2月26日，在中央注册局局长³⁷⁰的一周死亡情况报告中有5起饿死事件。同一天，《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一起饿死事件。一周中有 6个人成了饥饿的牺牲品！
(26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II页第406—409号；第84页第124号；第LXXIII页第441号；第68页第6号；第84页第126号；第78页第85号；第76页第69号；第LXXII页第438号。
(269) “工场的租金看来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在首都把工作包给小雇主和家庭的旧制度维持得最久，恢复得最早。”（同上，第83页第123号）后面这句话只是就制鞋业而言。
(270) 在手套业等行业中，工人的状况和需要救济的贫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
(27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3页第122号。
(272) 仅仅莱斯特一个地方，生产批发商品的制靴制鞋业，在1864年就已经使用了800台缝纫机。
(27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4页第124号。
(274) 例如，伦敦皮姆利科的军服厂，伦敦德里的蒂利—亨德森衬衫厂，利默里克的一家使用近1 200个“人手”的泰特公司服装厂就是这样。
(275) “向工厂制度过渡的趋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 LXVII页）。“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过渡状态，并经历着花边业、织布业等已经历过的那种变化。”（同上，第LXVII页第405号）“一次完全的革命”（同上，第XLVI页第 318号）。在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那个时期，织袜业还是手工操作。从1846年起，各种不同的机器被采用了，现在这些机器已用蒸汽推动。英国织袜业雇用的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男女工人总数，在1862年大约12万人。其中受到工厂法约束的，根据1862年2月11日的议会报告³⁷¹，只有4 063人。
(276) 例如，关于陶器业，“格拉斯哥不列颠陶器厂”的柯克伦公司报告说：“为了维持我们的产量，我们现在广泛地使用机器，用非熟练工人去照管它们。每天都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比使用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3页）。“工厂法的作用是促进机器的进一步采用。”（同上，第13、14页）
(277) 例如，陶器业实行工厂法以后，用机动辘轳代替手摇辘轳的现象大大增加了。
(27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127页。
(279) 火柴厂由于采用了这种机器和其他的机器，其中一个部门就用32个14岁至17岁的男女少年代替了230个青年。1865年，由于蒸汽力的应用，这种节省工人的做法又进了一步。
(28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Ⅸ页第50号。
(281)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2页。
(282) “必要的改良……在许多旧的手工工场中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要支出一大笔资本，而这是现在许多所有者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　工厂法的施行必然会引起暂时的紊乱。这种紊乱的程度同需要革除的弊病的大小成正比。”（《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97页）
(283) 以高炉为例，“因为工人们习惯于在星期一不上工，有时星期二的一部分时间或者整天也不上工，所以，每到周末，劳动时间一般都要大大延长”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VI页）。“小师傅们的劳动时间一般是极不规则的。他们放过2天或者3天，以后就通宵劳动以弥补损失……　如果他们有子女，还会让自己的子女来劳动。”（同上，第VII页）“上工时间没有规则的现象，由于人们可能并且习惯于靠过度劳动来弥补损失而得到了滋长。”（同上，第XVIII页）“在伯明翰，时间的损失令人吃惊……他们在一部分时间里游游逛逛，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拼命赶工。”（同上，第XI页）
(28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XXXII页。“据说，铁路系统的扩展大大地助长了这种突然定货的习惯，结果工人们不得不拼命赶工，连饭都顾不上吃，还要加班加点。”（同上，第XXXI页）
(28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XXXV页第235号和第237号。
(286) 同上，第127页第56号。
(287) “至于因航运未能准时完成定货托运任务而造成的商业损失，我想起，这是1832年和1833年工厂主先生们最喜欢列举的论据。现在，蒸汽已把一切距离缩短了一半，并对交通进行了新的调整。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已提不出任何像过去那样有力的论据了。这类论调当时在实际考验面前就已经站不住脚，现在肯定也经不起再次考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55页）
(288)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XVIII页第118号。
(289) 还在1699年，约翰·贝勒斯就指出：“时髦的变化无常，使贫苦的穷人增加。它有两大害处：1．帮工在冬季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因为衣料商人和织布厂老板在春天到来以前，在他们得知什么东西将成为时髦货以前，不敢支出资本去雇用帮工；2．在春天，帮工又不够用，于是，为了保证王国商业在一季或半年内的需要，织布厂老板必须招收许多学徒，这样就把农民从耕犁旁夺走了，以致使农村缺乏人手，而城市则大都充满乞丐，一到冬季，许多耻于乞讨的人就会饿死。”（《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第9页）
(290)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171页第34号。
(291) 例如，布拉德福德出口商人的证词说：“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少年在商店里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7点或7点半就够了，用不着再延长。惟一的问题是得增加开支和增加人手。如果某些雇主不这样贪图利润，少年是没有必要劳动到这样晚的；添置一部机器只需花费16镑到18镑……　 一切困难都是由设备不够和空间不足引起的。”（同上，第171页第35、36、38号）
(292) 同上。伦敦有一个工厂主认为，强制规定工作日是保护工人不受工厂主侵害的手段，也是保护工厂主本身不受批发商侵害的手段。他说：“我们的行业所受到的压力是由出口商人造成的；例如，他们愿意用帆船运送货物，既想在一定的季节到达目的地，同时又想把帆船运费和轮船运费之间的差额装进自己腰包；或者，从两艘轮船中挑选最先出航的一艘，争取在他们的竞争者之前到达国外市场。”（第81页第32号）
(293) 有个工厂主说：“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以牺牲生产的扩大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 X页第38号）
(294)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V页第72号及以下各号。
(295)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7页。
(296) 我们从经验中发现，一个中等健康的人每次呼吸通常大约要消耗25立方英寸空气，而每分钟大约要呼吸20次。所以，一个人在24小时内所消耗的空气约为72万立方英寸或416立方英尺。我们又知道，呼吸过的空气在自然大工场内经过净化以前，是不能再用于呼吸过程的。根据瓦伦廷和布鲁纳的试验，一个健康的人看来每小时呼出的碳酸气约为1 300立方英寸；这就等于说，在24小时内从肺中排出的，约合8盎司固体炭素。“每人至少应该有800立方英尺。”（赫胥黎）
(297) 根据英国工厂法，如果父母不能让他们的14岁以下的孩子受初等教育，就不能同时把他们送进“受监督”的工厂做工。工厂主对遵守法律有责任。“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1页）
(298) 关于体育（对青少年来说还有军事训练）同工厂儿童和贫民学生的强制教育相结合的非常有利的结果，可以参看纳·威·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3、64页），也可以参看1865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118、119、120、126页及以下几页。
(299)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一个天真的丝织厂主曾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诀在于从幼年时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有劳动和游戏作为他们上课的调剂。”（〈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82页第36号）
(300) 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第66页。把纳·威·西尼耳在1863年的演说和他对1833年工厂法的痛骂比较一下，或者把这次大会的观点同英国某些农业区域仍然禁止贫穷的父母送子女上学，违者将受到饿死的惩罚这个事实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如何通过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的<① 见本卷第258—265页。——编者注>。例如，斯内尔先生报告说，在萨默塞特郡，如果有一个穷人向教区请求救济，他就得被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这已经成为惯例。例如，费尔特姆市的牧师沃拉斯顿先生谈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家庭被拒绝给予任何救济，“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上学”！
(301) 在手工业性质的机器即人力推动的机器，同发达的机器即以机械动力为前提的机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竞争的地方，对推动机器的工人来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是蒸汽机代替工人，而现在却是工人要代替蒸汽机。因此，工人的劳动力的紧张和耗费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种苦刑的全是未成年人！如调查委员朗格在考文垂及其附近地方发现，人们使用10岁到15岁的少年推动织带机，至于使用更幼小的孩子去推动小型织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儿童成了蒸汽力的单纯的代用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114页第6号）关于官方报告所说的“这种奴隶制度”的杀人后果，见同页及以下各页。
(30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
(303) 同上，第7页第59、60号。
(304) “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根据统计报告，有许多牧羊人和小屋贫农及其妻子儿女，穿着他们用自己鞣制的皮革缝制的鞋子，穿着不经任何外人之手而自己制成的衣服，做衣服的材料是他们自己从羊身上剪下来的，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麻。在做衣服时，除锥子、针、顶针和极少数织布用的铁制工具外，几乎没有一件买来的东西。染料是妇女们自己从树、灌木、野草上面采来的。”（《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全集》汉密尔顿编第8卷第327—328页）
(305) 在埃蒂耶纳·布瓦洛的有名的著作（手工业手册）中写道，帮工升师傅时，要进行如下宣誓：“要兄弟般地热爱同行弟兄，扶持同行弟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中决不随意泄露本行秘诀，甚至为了整体的利益，决不为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向买主介绍他人制品的缺点。”
(306)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5页³⁷²）
(307)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莎士比亚）
(308) 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后这样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旦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请相信我的忠诚！——我也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由于矿山劳动的收入不多，我就抛弃了这个职业到城里去，在那里我先后作过印刷工人、屋面工人、铸铅工人等等。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昂·科尔邦《论职业教育》第2版第50页）
(309) 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17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废除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他说得很好：“游手好闲的学习并不比学习游手好闲好……　体力劳动是上帝原本安排的……　劳动对于身体健康犹如吃饭对于生命那样必要，因为悠闲固然使一个人免掉痛苦，但疾病又会给他带来痛苦……　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而思想把灯点燃……　一种愚笨的儿童劳动〈这是对巴泽多及其现代模仿者们的充满预感的反驳〉会使儿童的心灵愚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12、14、16、18页）
(310) 这种劳动多半也在较小的工场中进行，正如我们在花边手工工场和草辫业中看到的那样FN42，特别是设菲尔德、伯明翰等地的金属手工工场，能够更详细地表明这一点。
(31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XXXVIII页第285、289号，第XXV、XXVI页第191号。
(312) “工厂劳动可以像家务劳动一样洁净、美妙，甚至更洁净、更美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9页）
(313)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7、32页。
(314) 关于这一点，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
(315)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页第35号。
(316)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IX页第28号。
(317) 同上，第XXV页第165—167号。关于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请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页第144号；第25页第121号；第26页第125号；第27页第140号等等。
(318) 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部门如下：花边工场手工业，织袜业，草辫业，各种服饰工场手工业，制花业，制鞋业，制帽业，手套业，裁缝业，一切金属工厂 （从炼铁厂到制针厂），造纸厂，玻璃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场，橡胶厂，制筘（纺织用）业，手织地毯业，雨伞阳伞工场手工业，纱锭及筒管业，印刷业，装订业，文具用品业（这里还包括纸盒、卡片、颜色纸等的生产），制绳业，煤精装饰品工场手工业，砖厂，手工丝织业，丝带业，盐厂，制烛厂，水泥厂，砂糖精制业，饼干业，各种木器业及其他种种杂品制造业。
(319)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9号。
(319a) 工厂法扩充条例于1867年8月12日通过。它约束的，是所有涉及金属铸造、金属锻冶和金属加工的工场手工业（包括机器制造厂），其次是玻璃工场手工业，造纸工场手工业，古塔波树胶工场手工业和橡胶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业，印刷业，装订业，以及一切雇有50人以上的工场。——1867年8月17日通过的劳动时间规定法，约束较小的工场以及所谓家庭劳动。∕∕我在第二册中还会回过来讲到这些法律和1872年的新矿业法等等。³⁷⁵
(320) 西尼耳《社会科学年会》第55页及以下几页。
(321) 工厂视察人员包括：2名视察员，2名副视察员，41名助理视察员。新添的8名助理视察员是1871年任命的。1871年至1872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用于执行工厂法的费用总共只有25 347镑，其中还包括控告违法事件的诉讼费。
(322) 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之父，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不像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变要素的作用抱有任何幻想FN44。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³⁷⁶莱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菲瑟灵先生，在1860年至1862年出版的著作《实用国民经济手册》（这部著作以最适当的形式说出庸俗经济学的一切庸俗主张）中竭力赞成手工业生产、反对大工业时，似乎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第4版注：英国立法通过相互矛盾的工厂法、工厂法扩充条例、工场管理条例而制造的“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第264页FN45），最终变得使人无法容忍了，因此在1878年的工厂和工场法³⁷⁷中把所有有关的立法汇编成一部法典。当然这里不可能对这部今天还有效的英国工业法典提出详细的评论。只指出下列各点就够了。法令约束的范围：1．纺织工厂。在这里几乎一切情况都和以前一样：10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准许劳动5 ¹/₂小时，或者每天劳动6小时，星期六休息；少年和妇女前5天每天劳动10小时，星期六最多不得超过6 ¹/₂小时。——2．非纺织工厂。这里的规定比过去更接近于1．中的各项规定，但仍有些对资本家有利的例外，而且在某些场合，只要得到内务大臣的特别许可，这些例外还可以扩大。——3．其定义和过去的法令大体相同的工场。要是它们雇用儿童、少年工人或者妇女，就要受到同非纺织工厂大致相同的待遇，但在细节上又规定较宽。——4．不雇用儿童或少年工人，只雇用18岁以上的男女工人的工场。对这一类工场规定得更宽。——5．只由家庭成员在自家住宅劳动的家庭工场。关于这类工场的各项规定更具有弹性，同时还限定：视察员如果没有得到内阁或法院的特别许可，只准进入那些并非同时兼作住宅的房间；最后，家庭范围内的草辫业、花边编织业、手套业完全不受约束。尽管这个法令有这些缺点，但它和1877年3月23日的瑞士联邦工厂法一样，一直还是这方面的一部最好的法律。把这个法令同提到的瑞士联邦工厂法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因为这种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两种立法方法的优缺点：一种是英国的、“历史的”、从一个一个案件着手的立法方法；另一种是大陆的、以法国革命传统为基础的、更为概括的立法方法。可惜，英国这部法典在工场中施行时，由于视察人员不足，大多仍然是一纸空文。——弗·恩·〕
(323) 我们可以在威·哈姆博士的《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第2版）中找到关于英国农业所应用的机器的详细叙述。哈姆先生在描述英国农业发展进程时毫无批判地追随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³⁷⁸。〔第4版注：当然，这部著作现在已经过时了。——弗·恩·〕
(324) “你们把人民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天啊！一个按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分裂开来的民族，不仅无视这种惊人的不自然的划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划分，自称为健康的，甚至自命为开化的和文明的民族。”（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19页）这段话同时表明了这样一种批判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批判知道评论现在，谴责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
(325) 参看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特别是第1卷《农业自然规律概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他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可惜的是，他竟会不加考虑地发表这样的见解：“把土弄得更细并且经常翻耕，会促进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内的空气流通，扩大并更新受空气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说：“这个规律最先是由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该书第一卷第217页这样写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相比，土地的产量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错误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规律，因为在英国，所使用的工人的减少始终是同农业的进步并行的，因此，这个在英国并且为了英国而发明的规律，至少在英国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确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穆勒并不知道这个规律的根据。”（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1卷第143页和注释）且不说李比希对“劳动”（他所理解的劳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一词的错误解释，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是，他竟把约翰·斯·穆勒先生当作这个理论的首倡者，其实，这个理论最先由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发表，直到19世纪初还被他在不同的著作³⁷⁹中加以重复；1815年，剽窃能手马尔萨斯（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把它据为已有；³⁸⁰威斯特在当时也与安德森无关而独立地对此作了阐述；³⁸¹1817年，李嘉图把它同一般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³⁸²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以李嘉图的名字传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约翰·斯·穆勒的父亲）把它庸俗化了，³⁸³最后，约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当作一种老生常谈的学派教条加以复述。不可否认，约·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种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权威，几乎完全是由于类似的误解造成的。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396—403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375—382、386—387、393—396、405—406、417—418、422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429—432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237—238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
FN6 见本卷第377—378、401—403页——编者注
FN7 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
FN8 见本卷第426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FN9 见本卷第297—304页。——编者注
FN10 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
FN11 见本卷第351—355页。——编者注
FN12 见本卷第418—426页。——编者注
FN13 见本卷第345页。——编者注
FN14 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
FN15 见本卷第633—639页。——编者注
FN16 见本卷第446页。——编者注
FN17 磅。——编者注
FN18 见本卷第429、435—436页。——编者注
FN19 见本卷第453—454页。——编者注
FN20 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
FN21 见本卷第661—665页。——编者注
FN22 见本卷第383—386页。——编者注
FN23 见本卷第837—841页。——编者注
FN24 “清地”的原文是“Bauernlegen”意思是：封建领主掠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编者注
FN25 见本卷第476—480页。——编者注
FN26 见本卷第446—449页。——编者注
FN27 见本卷第735—736页。——编者注
FN28 见本卷第441—442页。——编者注
FN29 见本卷第832—841页。——编者注
FN30 见本卷第478—479页。——编者注
FN31 见本卷第449—453、467—470、476—480页。——编者注
FN32 见本卷第662—665、730页。——编者注
FN33 见本卷第426、435—443、486页。——编者注
FN34 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
FN35 见本卷第542页。——编者注
FN36 指1833年的工厂法，见本卷第321—325页。——编者注
FN37 见本卷第276—278、320—344页。——编者注
FN38 见本卷第204—205页。——编者注
FN39 见本卷第204—295页。——编者注
FN40 见本卷第429—431、483—488页。——编者注
FN41 见本卷第492—528页。——编者注
FN42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FN43 见本卷第529—553页。——编者注
FN44 见本卷第346页。——编者注
FN45 见本卷第347页。——编者注
FN46 见本卷第774—802页。——编者注

注　　释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1 《国富论》1.4.2。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94。
83 关于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87—488页和第31卷第413页。——97。
88 “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赛·杜·德奈穆尔已经给印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99、110。
89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中（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100.744。
93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3幕第3场。——102。
96 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蔑视财富，祟尚俭朴，昔尼克派最突出的表现是一种有意的伤风败俗和玩世不恭的行为。——104、503。
125 “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 membra 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129、397、421、542。
153 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 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67、485、886。
180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48、447、467、519、553、652。
277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413、416、419、486。
281 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29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37页。——428。
293 《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64—165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28。
294 指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其代表是德国动物学家卡·福格特、荷兰生理学家雅·摩莱肖特和德国医生路·毕希纳。他们力图对人民大众进行无神论和自然科学的教育，但没有阐发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阐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于他们与达尔文主义有紧密关系，他们企图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第二部分，在批判毕希纳等人的狭隘庸俗的思维方式的同时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429。
295 热力机（kajorische Maschine）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热力机是19世纪30年代由约·埃里克森发明的，但到19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29、529。
29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45—14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430。
29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5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30。
29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71页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末尾。——430。
299 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430。
300 “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见《旧约全书·申命记》第25章第4节。——431。
30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5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2—13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4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安·尤尔《技术辞典》1843年布拉格版第1卷第423—430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3页。——432。
30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8—140和147—149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5—1166页。——433。
307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73—17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6—1167页。——434。
30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4和1207页。——434。
309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98和20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页。——435。
310 《国际博览会》，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伦敦）第11889号第5版第6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47页上已有这些材料。——435、441。
311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5—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440。
312 沙·傅立叶把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本质特征称作“枢纽”，即一切围绕着转的支点（傅立叶《普遍统一论》第2卷，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304页）。——441。
313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8—23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5和1209页。——442。
314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4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43。
315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5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页。——443。
31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3、227、228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07页。——443。
317 “人的手的创造物”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44。
318 让·巴·萨伊在与亚·斯密关于价值和财富的观点的论战中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版第1卷第4章。——445。
319 约·贝恩斯的计算，见他的《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学学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页。——447。
32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8—231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7页。——447。
321 勒·笛卡儿关于动物是单纯的机器的观点，见他的著作《论人类》1664年莱顿版。——448。
322 卡·路，冯·哈勒关于动物是人的助手的观点，见他的《国家学的复兴》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332页和378页脚注8。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2页。——448。
323 弗·培根关于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的观点，见他的《新工具》1793年柏林版《序言》第13页，和《箴言》81，第102页。——448。
324 关于机器印花代替手工印花的情况，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其他劳动部门》一节。——449。
325 关于伊·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见马克思1861年11月1日左右写的《英国的危机》一文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6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孟买商会。1859—1860年报告》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7 约·福·沃森的报告（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408页）中提到的这些材料，见马克思1859—1863年在伦敦写的第VII笔记本第207页。那里将1861年误写为1860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9页上也有这些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8 在矿井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10岁以下的）是1842年矿业法的规定。见本卷第569页。——452。
329 戈弗雷兴奋剂是一种用鸦片制剂制成的有害于健康的镇静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结果》一节中描述了戈弗雷对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危害。——454。
330 “希律王式的掠夺”是马克思用来比喻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童工进行摧残身体的残酷剥削的用语。希律王对儿童的屠杀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章第16—18节。——464、868。
331 西尼耳运算时没有用预付资本总量10万镑，而是用每个工人所占的份额100镑（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XI笔记本中概要摘录西尼耳著作时作了纠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5页和第32卷第379页）。——467。
332 “初恋时期”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68。
333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2页。马克思在1857年4月写的《英国工厂制度》中也有这一统计材料。——478。
334 马克思在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79。
335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的结尾曾引用了安·尤尔《工厂哲学》中的几段文字。——483。
336 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2页。——484。
337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5页开端。——486。
338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　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487、489。
339 分权制是沙·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国家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学说。这三种权力互相独立地发挥作用，互相保持平衡和监督。这一学说的目的是限制在法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专制制度的权力。——488。
340 “温和的监狱”（les bagnes mitigés）是沙·傅立叶对工厂的称呼，见他的《虚假的、分散的、可恶的、欺骗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1835年巴黎版第59页。——491。
341 马克思在这个注释中提到的塞·朗切洛蒂的书指《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其中的引文见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5—129页。约·亨·莫·冯·波珀在《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90页也谈到德国人改进织带机的情况。——493。
342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6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493。
343 鲁德运动是英国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这一运动以传说中的工人领袖耐，鲁德的名字命名，据说他是第一个捣毁机器的人。这一运动大约在1760年在设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的危机期间扩展到整个英国。——493。
344 英国政府自1812年亨·阿·西德茅斯任内务大臣、亨·罗·卡斯尔雷任外务大臣以来，残酷地镇压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同时还发动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即所谓的反雅各宾战争（见注403）。——493。
345 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作为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济贫法实现了委员会的建议，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进行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贫民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6、776。
346 这里的材料引自恩格斯1867年1月2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499。
347 下面这些表格中的材料引自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4—125页。——500。
348 彼·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34—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89页。——501。
349 马克思给的出处是彼·加斯克尔的著作第1版，但他引用的却是1836年在伦敦以《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为标题出版的第2版。——501。
350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8页。——501。
351 詹·内史密斯的证词，见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9—130页。——502。
352 “好话能遮丑”（Nominibus mallire licet mala）引自奥维狄乌斯《爱经》第2卷第657行。——506。
353 在英国，从1801年起，包括财产统计在内的人口调查（见注6）每十年进行一次。——510。
354 《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页。——511。
355 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IV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煤气装置、煤气用器具，——机器制造88人；煤气工程师83人，煤气装置5 469人；煤气表、蒸馏器、气量计，——制造工人314人；煤气管，——制造工人565人；煤气厂服务部门8 672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15 191人。——513。
356 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VII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铁路经理处247人；制造铁路客车钢板和缓冲器的工人99人；铁路客车、车厢制造工人774人；铁道公司职员、门房和服务员26 846人；铁路承包商549人；火车司机，司炉10 414人；铁路工人27 773人；铁道灯制造工人5人；官员、办事员和火车站站长14 539人；铁路警察1 444人；铁路信号灯制造工人8人；车轮制造工人54人；其他有关人员47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82 779人。——513。
357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页上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上摘引来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8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中没有这个数据。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摘引来的。那里讲到18岁以上的男子有177 596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9 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39页，LIII，LV和LXV页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514。
360 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12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68页。——515。
361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率第1224页。——517。
362 《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31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22、1218页。——518。
363 下面这些材料引自议会文件《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质询》。——520。
364 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但在1824年当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地纷纷罢工，资本家要求重新禁止结社，1825年，威，哈斯基森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工人结社情况，最后，由于工人的斗争，关于禁止结社的法案未被通过。1825年7月6日通过了结社法（或称工人联合法），其中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根据1825年的结社法，只有那些旨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而成立的工人社团才免于受到惩罚，当局仍然极力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523、848。
365 《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1272页。——523。
366 指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向英国出口法国的时髦服饰和丝绸品、首饰、刺绣品和工艺品等货物时，大部分可以免税。为此，法国取消了禁止英国商品进口的规定，代之以征收商品价格的30%的最高税额，同时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100公斤15生丁。
　　关于贸易协定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1860年1月28日写的《法英之间的新条约》。——524。
367 指英国肆无忌惮地侵占亚洲市场的情况。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以后，英国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他们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下，大量地向中国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
　　在印度，英国主要是通过大量输入廉价棉布来扩大市场的。印度手工织布者因他们的手织棉布无法同英国生产的机织棉布竞争，而大批失业以致饿死。——528。
368 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392、394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9和1177页。——530。
369 马克思这里指的情况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XXXIX页第296、299号。——539。
370 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543、750、766、780。
371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9页。——546。
372 见《共产党宣言》第1节《资产者与无产者》。——560、875。
373 “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560。
374 “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Ne sutor ultra crepidam！）这句话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见老普林尼《博物志》第35卷第85页。——562。
375 马克思没有实现这一意图。——566。
376 罗·欧文关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观点，见他的《在曼彻斯特的六篇演讲》1833年曼彻斯特版第56—58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9—110页）已摘录了有关的段落。——577。
377 1878年的工厂法和工场法是一项把有关工厂和工场的法律合并并经过修订的法律（维多利亚四十一年通过。第16章），见《工厂与工场法，1878年，附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作的序言》1879年伦敦版。马克思个人收藏有这本书，并在雷德格雷夫所作注释的边上划了线。——577。
378 指莱·德，拉韦涅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578。
379 指詹·安德森的如下著作：《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1777年爱丁堡版；《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1775—1796年爱丁堡版第1—3卷；《迄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1779年爱丁堡版；《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1799—1802年伦敦版第1—6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和559页。—— 580。
380 关于托·罗·马尔萨斯剽窃他人人口论的情况，见他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和499页。——580。
381 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页。——580。
382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52—453、483、485页和第XI笔记本第495—496和564页。——580。
383 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午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99—800页。——580。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见第五章FN1）。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在注（7）中还补充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这里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第四册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³⁸⁴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至于各种中间形式，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在这些中间形式中，剩余劳动不是用直接强制的办法从生产者那里榨取的，生产者也没有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资本在这里还没有直接支配劳动过程。在那些用古老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独立生产者的身旁，有高利贷者或商人，有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他们像寄生虫似地吮吸着这些独立生产者。这种剥削形式在一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就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剥削形式又可以成为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例如中世纪末期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正如现代家庭劳动的例子所表明的FN2，某些中间形式还会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在某些地方再现出来，虽然它的样子完全改变了。

　　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够了，例如，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FN3正是表现为大工业的特有的产物。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现在它作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还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那些产业部门为它所占领，也就是说，它扩大作用范围；第二，已经受它支配的产业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不断发生革命。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么，我们就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级。⁽¹⁾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比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1a)决不应该 像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 各种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²⁾此外，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 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各国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狄奥多鲁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20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³⁾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从事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于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³⁸⁵。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⁴⁾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⁵⁾、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⁶⁾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⁷⁾，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⁸⁾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300磅，有时可采得500磅至600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⁹⁾

　　假定东亚的一个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12小时。自然 的恩惠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如果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人为了占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6天。自然 的恩惠说明不了，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6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⁷²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³⁸⁷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还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人的陈腐遁辞，郑重其事地宣称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穆勒说：

　　“利润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的东西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多。”

　　这不过是旧话重提；但是穆勒还想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

　　“或者对这一论点换一种说法，资本提供利润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劳动资料等存在的时间比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里，穆勒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存在时间的持续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看法，面包业主永远不可能从他的雇佣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业主相同的利润，因为面包业主的产品只能持续一天，而机器制造业主的产品却能持续20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如果鸟巢存在的时间不比造巢所需的时间长，鸟只好不要巢了。

　　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来确立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之处了：

　　“因此，我们看到，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

　　这样一来，在这里，交换、买和卖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被说成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并且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利润依然存在！

　　他接下去又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所生产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额的20％，那么不论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润总是20％。”

　　从一方面看，这是绝妙的同义反复，因为既然工人为自己的资本家生产了20％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工人工资总额之比自然是20:100。但另一方面，说利润“总是20％”却是完全错误的。它必然总是小于20％，因为利润要按预付资本的总额来计算。例如，假设资本家预付了500镑，其中400镑预付在生产资料上，100镑预付在工资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说是20％，那么利润率则是20:500，即4％，而不是20％。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的：

　　“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

　　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看作到处存在的状态，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穆勒欣然承认，“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³⁸⁸。事情正好相反。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维持这段时间生活所必需的资金，他就可以在劳动全部结束后再去领他的工资，甚至他的全部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本家了，因为他把资本投入企业，提供了经营企业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样可以说，一个不仅为自己预付生活资料，而且为自己预付劳动资料的工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或者说，只为自己服劳役而不为主人服劳役的美国农民是他自己的奴隶。

　　穆勒在这样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它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它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说：

　　“甚至在前一场合〈即资本家预付雇佣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我们也可以用同一观点来考察工人〈即把他看作资本家〉。”“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劳动的，所以他好 像是把其中的差额〈？〉预付给他的企业主……”(9a)

　　实际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时间结束时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使工人成了资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像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

作者原注

(1) “资本主义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6页）“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第14页）
(1a) 据最新统计，仅在地球上已经考查过的地区内，至少还居住着400万吃人的人。
(2) “在美洲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那里，几乎一切都属于劳动者，99%的东西归劳动所有；在英国，工人也许从来没有得到²³。”（《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第72、73页）
(3) 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80章。
(4) “前者〈自然富源〉在非常富饶非常有利时，使人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而后者[人工富源]则迫使人要小心谨慎，有丰富的学识、熟练的技巧和政治的才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国对外贸易差额是衡量我国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他的儿子约翰·曼现在为了公共利益将本书出版，1669年伦敦版第181、182页）“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纳·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0页）
(5) 计算尼罗河水量变动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种姓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二至点是尼罗河水每年开始上涨的时刻，埃及人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它……　他们必须确定这个回归年，以便安排农事。因此，他们必须向天空探索它的回转的明显标志。”（居维叶《论地球的灾变》，赫弗编，1863年巴黎版第141页）
(6) 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印度的互不联系的小生产有机体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866年的那次饥荒在孟加拉省奥里萨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就够了。
(7) “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而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要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前一种地方与后一种地方相比，人们不仅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需耕作得更好。”（《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9页）这部划时代的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瑟夫·马西。休谟就是从这部著作中得出他的利息理论的。
(8) “任何劳动都必须〈看来，这也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留有一些剩余量。”（蒲鲁东³⁸⁶）
(9) 弗·沙乌《土地、植物和人》1854年莱比锡第2版第148页。
(9a) 散见约·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68年伦敦版第252―253页。——〔以上各段是按照《资本论》法文版翻译过来的。——弗·恩·〕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207―217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463―470页。——编者注

注　　释

23 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72 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1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79、356、590。
384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00―318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376页和第IX笔记本第377―408页。——583。
385 “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是套用了18世纪末德国诗人弗·莱·施托尔贝格《致自然》一诗中的诗句。——587。
386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589。
387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和859页以及第XXII笔记本第1374页。——590。
388 马克思在1878年l1月28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建议把这一段改正如下：“接下去又有―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种历史形式的。他说：‘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地方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592。

第十五章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变化的是这个量的价值。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是男劳动力还是女劳动力，是成年劳动力还是未成年劳动力。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这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开这两个因素的。(9b)

　　我们假定：1．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2．劳动力的价格有时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从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涵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最后，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FN2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或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这些因素同时变化时，又因为变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组合也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下面只谈谈几种最主要的组合。

I．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的：

　　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例如为6先令，虽然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会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因而6先令的价值会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商品上面。

　　第二，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是一个不变量，例如6先令。这个不变量等于剩余价值加劳动力价值（这个价值由工人以等价物来补偿）之和。不言而喻，在一个不变量的两个部分当中，一个部分不减少，另一个部分就不能增加。剩余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反过来，劳动力的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或比例量的同时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时提高或同时降低。

　　其次，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就不能降低，从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6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4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反过来，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6小时就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量要用8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李嘉图在表述这个规律时忽略了一点：虽然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的变化是以劳动力的价值量或必要劳动量的相反的变化为前提的，但决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些量是按照同一比例变化的。它们会以相同的量增加或减少。但是价值产品或工作日的各部分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变化以前的原来的划分。假定劳动力价值为4先令，或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剩余价值为2先令，或剩余劳动为4小时；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降低到3先令，或必要劳动降低到6小时，那么剩余价值就提高到3先令，或剩余劳动提高到6小时。一方增加的量和另一方减少的量都是2小时或1先令。但是用比例来表示的量的变化在两方面是不一样的。劳动力的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即降低了 ¹/₄ 或25％，剩余价值则由2先令提高到3先令，即提高 ¹/₂ 或50％。由此可见，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变化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工作日中原来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如果那部分原来较小，比例就较大，原来较大，比例就较小。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而绝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¹⁰⁾

　　因为工作日是一个不变量，并表现为不变的价值量，因为剩余价值量的每一变化都有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又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剩余价值量的任何变化都是由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而引起的。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现在，我们又得出，它们的相对量，如果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

　　按照第三个规律，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动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变化的界限是由劳动力价值的新的界限决定的。但是，即使在情况允许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各种中间的变动。例如，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或者必要劳动时间由8小时降低到6小时，而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可以只降低到3先令8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2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只提高到3先令4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10便士等等。下降以3先令为最低界限，而下降程度要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的力量对比。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可以同时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如果劳动力原来的价值是3先令，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而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那么，在工作日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会保持不变。不过它们现在都表现为数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变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它现在提高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即1 ¹/₂ 先令，而是下降到2先令10便士，2先令6便士等等，那么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量。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¹¹⁾

　　李嘉图第一个严密地表述了上述三个规律。他的阐述中的缺点是：1．他把这些规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条件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所当然的、普遍的和独有的条件。他既不懂得工作日长度的变化，也不懂得劳动强度的变化，因此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成了惟一可变的因素。2．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去进行研究。这一点在 比前一点大得多的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分析。因此，他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谈。³⁸⁹上面已经说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而剩余价值率则是剩余价值同这个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假定资本（C）为500镑，分在原料、劳动资料等（c）上共400镑，分在工资（v）上为100镑；再假定剩余价值（m）＝100镑。这样，剩余价值率为mv＝100镑100镑＝100％，而利润率mC＝100镑500镑＝20％。此外，很显然，利润率还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率不发生任何影响的一些情况。以后在本书第三册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³⁹⁰

II、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就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在劳动时数不变的情况下，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像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例如，强度较大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不 像普通强度的十二小时工作日那样，表现为6先令，而是表现为7先令、8先令等等。显然，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6先令增加到8先令，那么这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如果价值产品由6先令提高到8先令，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由3先令增加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过它的价值。相反地，在劳动力价格提高时，劳动力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FN3。当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总是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撇开一时的例外情况不说，只有在有关的产业部门的产品加入工人的日常消费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才能引起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剩余价值量的变化FN4。这种限制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不论劳动量在外延上还是在内涵上发生变化，劳动的价值产品量总要与劳动量的变化相适应而发生变化，而不管这个价值借以体现的物品有怎样的性质。

　　如果一切产业部门的劳动强度都同时相等地提高，新的提高了的强度就成为普通的社会的正常强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上的应用有所变化。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表现为更大的货币额。⁽¹²⁾

III．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

　　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

　　1．在假定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时，工作日的缩短不会使劳动力价值，从而不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它会缩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随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下降，它的相对量，即它同劳动力价值的不变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资本家只有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损失。

　　一切反对缩短工作日的陈词滥调，都认定这种现象是在这里所假设的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会的变化，或者是在工作日缩短以前，或者是紧随着工作日缩短以后发生的。⁽¹³⁾

　　2．工作日的延长：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或劳动力价值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剩余价值是3先令。那么，整个工作日就是12小时，并表现为6先令的价值产品。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劳动力价格不变，那么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同它的绝对量一同增加。虽然劳动力价值按其绝对量来说没有变化，但 按其相对量来说却降低了。在第I节所假设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不发生变化，它的相对量就不可能变化。相反地，在这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的结果。

　　因为工作日借以表现的价值产品随着工作日的延长而增加，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长。这种同时增长可以发生在下述两种场合：工作日绝对延长，或者工作日没有绝对延长，但是劳动强度增加了。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的价格尽管名义上不变，甚至有所提高，还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我们记得，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化来计算的。⁽¹⁴⁾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约的量了。

IV．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销。其实，根据I、II、III节所作的解释来分析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不困难。只要顺次地把其中一个因素视为可变，把其他因素视为不变，就会得到任何一种可能的组合的结果。因此在下面我们只简单地谈谈两种重要的情况。

　　1．劳动生产力降低，同时工作日延长：

　　这里所谈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是指这样一些劳动部门，它们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由于土壤肥力下降以及农产品相应涨价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就是一个例子。假定工作日是12小时，它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其中一半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另一半形成剩余价值。因此，工作日划分为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假定由于农产品的涨价，劳动力的价值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必要劳动时间由6小时增加到8小时。如果工作日不变，那么剩余劳动就会从6小时减少到4小时，剩余价值就会从3先令降低到2先令。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即从12小时延长到14小时，那么剩余劳动仍然是6小时，剩余价值仍然是3先令，但是剩余价值量同由必要劳动计量的劳动力价值相比较却下降了。如果工作日延长4小时，即由12小时延长到16小时，那么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量，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量仍然不变。但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由3先令增加到4先令，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由6个劳动小时增加到8个劳动小时，即增加 ¹/₃ 或33 ¹/₃ ％。可见，在劳动生产力降低和工作日同时延长的情况下，即使剩余价值的比例量降低，它的绝对量仍可保持不变；即使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它的比例量仍可保持不变；并且，工作日延长到一定的程度时，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和绝对量都可能增加。

　　在1799年到1815年期间，英国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名义工资的提高，虽然用生活资料表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威斯特和李嘉图由此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结论，并且把这个仅仅存在于他们幻想之中的假定当作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的量的关系进行重要分析的出发点。³⁹¹但是在当时，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强制延长，剩余价值也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了。这正是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获得了公民权的时期⁽¹⁵⁾，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¹⁶⁾

　　2．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工作日缩短：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二者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因此，二者都能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所需要的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绝对最低界限，总是由工作日的这个必要的但能缩减的部分形成。如果整个工作日缩小到这个必要的部分，那么剩余劳动就消失了，这在资本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将会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工作日就越能缩短；而工作日越是缩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作者原注

(9b) 第281页FN1所研究的情形，在这时自然也被撇开了。〔第3版注。——弗·恩·〕
(10) 麦克库洛赫也对这第三个规律作了荒谬的补充：通过取消资本家以前必须交纳的捐税，剩余价值在劳动力价值不降低的情况下也能提高。这些捐税的取消绝对不会改变产业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它只是改变产业资本家装进自己腰包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或要同第三者分享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所以它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因此，麦克库洛赫所谓的例外情况只能证明他对规则的误解。在他把李嘉图庸俗化时，正像让·巴·萨伊把亚·斯密庸俗化时一样，常常发生这种不幸。
(11) “当工业生产率发生变化，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增多或减少时，工资所占的比例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这个部分所代表的量不变；或者这个量发生变化，但工资的比例部分不变。”（[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第67页）
(12)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60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72至80小时的工作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65页）通过法令进一步缩短大陆各工厂的工作日，会是缩小大陆和英国的劳动时间的差距的最有效手段。
(13) “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施行，表明……存在着各种补偿的情况。”（《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7页）
(14) “人在24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确定，因为物质的变化了的形式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第308、309页）
(15) “谷物和劳动很少会完全齐头并进，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它们就不能互相分离。劳动阶级在物价上涨时期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引起工资下降，这种下降在证词〈1814―1815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已经得到证实。这种努力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并确能促使资本增长。但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不希望这种努力永远不变地坚持下去。作为权宜之计，这种努力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国家的居民在食物上濒于绝境差不多。”（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8、49页注）当李嘉图等人不顾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造成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
(16) “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劳动；原来的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增加生产。”（[乔治·罗伯逊]《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年伦敦版第248、249页）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368―369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363―373页。——编者注
FN3 这句话是根据德文第1版译的，第2至4版是：劳动力的价值还可能降低。——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364―368页。——编者注

注　　释

389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0页和第XII笔记本第636―639页。——598。
390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第2章《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598。
39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8―508页。——604。

第十六章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FN1：

　　I． | 剩余价值 | （ | m | ）＝ | 剩余价值 |  | 剩余劳动
| ———— | ― | ———— | ＝ | ————
| 可变资本 | v | 劳动力价值 |  | 必要劳动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II． | 剩余劳动 | ②＝ | 剩余价值 |  | 剩余产品
| ————― | ———— | ＝ | ————
| 工作日 | 产品价值 |  | 总产品

FN2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地被表现出来的。假定工作日为12小时。根据我们前面例子的其他各项假设FN3，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就表现为如下的比率：

6小时剩余劳动 | ＝ | 3先令剩余价值 |
—————— | —————— | ＝100%
6小时必要劳动 | 3先令可变资本 |

　　但是，根据公式II，我们却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 | ＝ | 3先令剩余价值 |
—————— | —————— | ＝100%
12小时工作日 | 6先令价值产品 |

　　这两个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按怎样的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作资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绝不能达到100%。⁽¹⁷⁾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 ¹⁰⁰/₁₀₀ 的比率。剩余劳动要吞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 剩余劳动/工作日 ＝ 剩余价值/价值产品 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 ¹⁰⁰/₁₀₀ 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 100＋x/₁₀₀ 。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维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¹⁸⁾或其价值的 ¹/₄ ，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 ³/₄ ，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依照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3∶1，剥削率是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II的应用而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已经对象化在一个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这种表现方式其实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代替的是一种协同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同关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¹⁹⁾

　　但是，公式II在任何时候都能再转化成公式I。例如，如果我们知道 6小时剩余劳动/12小时工作日，那么，必要劳动时间＝12小时工作日减掉6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 |  | 100
—————— | ＝ | ——
6小时必要劳动 |  | 100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FN4是：

　　III． | 剩余价值 | ＝ | 剩余劳动 |  | 无酬劳动
| ————― | ———— | ＝ | ————
| 劳动力价值 | 必要劳动 |  | 有酬劳动

　　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像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只是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FN5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这就好像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²⁰⁾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因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³⁹⁴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作者原注

(17) 例如，见洛贝尔图斯 《致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³⁹²——〔第3版补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然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出来，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也应该这样来击退……　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今的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洛贝尔图斯第48封信）——洛贝尔图斯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所淹没了。——弗·恩·〕
(18) 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维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
(19)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同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德·拉波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130、131]）中就是这样做的。³⁹³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
(20) 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的分配的考察》第11页）。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FN2 马克思在他校订的法文版里，给这第一个公式加了括号，并指出，这是“因为剩余劳动的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里表述得不清楚”。——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249―253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194―204页。——编者注

注　　释

392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45―489页、第XI笔记本第490―495、515―522页。——608。
39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9页。——610。
394 亚·斯密关于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权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59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1笔记本第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04页）和第VI笔记本第247页及以下几页已有这方面的材料。——611。

第六篇
工　资
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作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对象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么，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²¹⁾

　　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果工人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²²⁾FN1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6先令的货币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先令。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他的劳动的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这6先令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才成为雇佣劳动。或者工人在12小时劳动中获得的少于6先令，就是说，少于12小时劳动。12小时劳动同10小时劳动、6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不等量的这种相等，不仅消灭了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作规律来阐明或表述。⁽²³⁾

　　从劳动分为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一形式上的区别而引出较多量劳动同较少量劳动相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²⁴⁾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 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荒谬了。假定一个商品代表6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3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连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会降低一半。现在，这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3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原先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了。可见，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对象形式。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占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²⁵⁾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像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²⁶⁾

　　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像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如果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 而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或者我们拿市场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波动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上下的波动会互相抵消，而得出一个中等的平均量，一个不变量。这个平均量和围绕着这个平均量发生的互相抵消的偏离，自然是由不同的东西决定的。这个支配着和调节着劳动的偶然市场价格的价格，即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³⁹⁷，也像在其他商品的场合一样，只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的价值。然后认为，这一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场合一样，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但是生产费用——工人的生产费用，即用来生产或再生产工人本身的费用，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自觉地代替了原来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上只是兜圈子，没有前进一步。可见，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运转一样。人们研究了劳动的市场价格和它的所谓价值之间的区别，研究了这种价值同利润率、同借助于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关系等等，但从来没有发现，分析的进程不仅已从劳动的市场价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价值，而且又把这个劳动价值本身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结果，毫无批判地采用“劳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等等范畴，把它们当作所考察的价值关系的最后的、适当的用语，结果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为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

　　现在，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工人的一定的寿命来计算的，而同工人的一定的寿命相适应的是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见FN2。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而这3先令是一个体现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工人获得了3先令，他就获得了他的在12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如果劳动力的这个日价值当作日劳动的价值来表现，那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公式：12小时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这样一来，劳动力的价值就决定劳动的价值，或者用货币来表现，就决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那么劳动的价格也就会同它的所谓价值相偏离。

　　既然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么不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因为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在上述例子中，在12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是3先令，为了再生产这一价值，劳动力需要执行职能6小时。可是劳动力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因为劳动力实际上执行职能12小时，而劳动力的价值产品不是由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来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一看就是荒谬的结果：创造6先令价值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²⁷⁾

　　其次，我们看到，体现工作日的有酬部分即6小时劳动的3先令价值，表现为包含6小时无酬劳动在内的整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或价格。于是，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劳动下，连奴隶只是用来补偿他本身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他实际上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现为为主人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²⁸⁾相反地，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

　　如果说世界历史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揭开了工资的秘密，那么相反地，要了解这种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量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在这里，法的意识至多只认识物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法律上对等的各个公式中：“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³⁹⁹

　　其次，因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用语，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值”、“棉花的价格”这种用语更不合理。况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的劳动以后被支付报酬的。而货币在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上，是在事后才实现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在这里就是实现所提供的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最后，工人提供给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不是他的劳动力，而是劳动力的职能，即一定的有用劳动，裁缝劳动，鞋匠劳动，纺纱劳动等等。至于这种劳动本身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价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区别的属性，这一点却是普通意识所不能领会的。

　　让我们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他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比如说3先令，对他说来，他的12小时劳动实际上是3先令的购买手段。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可以随着他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或降低到2先令。或者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它的价格可以因供求关系的变化，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或降低到2先令。但是不管怎样，他付出的始终是12个劳动小时。因此，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等价物的量的任何变化，都必然表现为他的12个劳动小时的价值或价格的变化。由于这种情况，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亚·斯密⁽²⁹⁾就反过来得出一个错误的论断：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虽然生活资料的价值会变化，因而对工人来说，同一个工作日会表现为较多或较少的货币。

　　另一方面我们拿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因此，他实际上所关心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他力图尽可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利润的来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他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么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

　　此外，工资的实际运动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职能即劳动本身的价值。这些现象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租用机器一周的费用比租用一天要贵，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机器的价值，而是机器运转的价值。第二，执行同一职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资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这种个人的差别在奴隶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里劳动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出卖的，这种差别没有引起任何幻觉。区别只是在于：劳动力因超过平均水平而获得的利益或因低于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损失，在奴隶制度下落到奴隶主身上，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则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为在后一种场合，劳动力是由工人自己出卖的，而在前一种场合，是由第三者出卖的。

　　总之，就“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言，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FN3。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作者原注

(21) “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先生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呢绒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是由生产用呢绒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51页）”
(22) “如果你们把劳动叫作商品，那么它也还是不同于这样的商品，这种商品最初为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应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按照适当的比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或者不如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5、76页）
(23)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么一定量的劳动就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的。”（爱·吉·韦克菲尔德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30、231页）
(24) “必须同意〈“社会契约”³⁹⁵的又一翻版〉，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西蒙（即西斯蒙第）《论商业财富》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37页）
(25) “劳动，即价值的惟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86页）
(26) “相反地，把这些用语说成是单纯的诗人的破格权，这只能说明分析的无能。蒲鲁东说；“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针对这种说法我指出：“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作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么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34、35页³⁹⁶）把价值了解为什么也不是，当然方便多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例如，让·巴·萨伊就是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答：“物之所值。”“价格”是什么？答：“以货币表现的物的价值。”为什么“土地的劳动……具有价值？因为人们赋予它一个价格”。这就是说，价值是物之所值，而土地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用货币表现了”它的价值。总之，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问题的非常简便的方法。
(27)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0页³⁹⁸。我曾在那里指出，在考察资本时应当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
(28) 伦敦一家天真到愚蠢程度的自由贸易派机关报《晨星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再以人类所能有的义愤断言，“南部同盟”8的黑人的劳动是完全无代价的。最好请它把这种黑人的一天的费用同例如伦敦东头的自由工人的一天的费用比较一下。
(29) 亚·斯密只是在谈到计件工资时，才偶然地隐约提到工作日的变化。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194―204页。——编者注
FN2 本卷第198―201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

注　　释

395 关于社会契约的观点是一种从人们的协议中引申出社会制度特别是国家的本质、从而消除人类的原始状态的学说。它以天赋人权为基础，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的教条。它认为，君主统治者损害了与人民达成的契约，以此来为资产阶级革命辩护。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托·霍布斯、皮·伽桑狄、巴·斯宾诺莎、约·洛克、许·格劳秀斯、让·雅·卢梭、亚·尼·拉季舍夫、托·杰弗逊、托·潘恩。——615。
396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2节〈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616。
397 “必要价格”引自弗·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XXXV页；“自然价格”引自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约·拉·麦克库洛赫编，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07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43页。——617。
39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6页。——618。
399 这是罗马法中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Do ut facias，facio ut facias，facio ut des，do ut des。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58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26页。——620。

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

　　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⁴⁰⁰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这里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形式。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FN1。因此，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资等等。

　　首先应当指出，在第十五章叙述过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的规律，只须改变一下形式，就转化为工资规律FN2。同样，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由这个价值转变成的生活资料的量之间的区别，现在则表现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区别。在本质形式上已经阐明的事情，再在表现形式上重复一遍，那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说明计时工资的若干特点。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³⁰⁾，形成他的名义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但是很明显，依照工作日的长短，即依照工人每天所提供的劳动量，同样的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劳动价格，也就是说，可以代表对同量劳动所支付的极不相同的货币额。⁽³¹⁾因而，在考察计时工资时必须再把工资总额，即日工资、周工资等等的总额和劳动价格区别开来。但怎样得出这个价格，即一定量劳动的货币价值呢？劳动力的平均日价值除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时数，就得出平均的劳动价格。如果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工作日为12小时，那么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 3先令/₁₂ ＝3便士。这样得出的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劳动价格的单位尺度。

　　由此可见，即使劳动价格不断下降，日工资、周工资等等仍然可以保持不变。例如，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么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 ³/₅ 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3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2 ²/₅ 便士。虽然如此，日工资或周工资仍旧不变。反之，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甚至下降，日工资或周工资也可以增加。例如，一个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么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3 ³/₅ 便士。如果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人按照原来的劳动价格劳动12小时，那么他的日工资就增加到3先令7 ¹/ 便士，而劳动价格没有变化。如果不是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劳动的内涵量，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³²⁾因此，在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提高的同时，劳动价格可以不变或下降。这也适用于工人家庭的收入，只要家长提供的劳动量是靠家庭成员的劳动而增加的。因此，存在着不减少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而降低劳动价格的各种方法。⁽³³⁾

　　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即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劳动力的日价值除以普通工作日的小时数所得之商。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而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这种情况下，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便士，它的价值产品是6便士。如果工人现在一天就业不足12小时（或者一周不足6天），比如说只有8小时或6小时，那么按这个劳动价格计算，他只能得到2先令或1 ¹/₂ 先令的日工资。⁽³⁴⁾因为根据假定，工人要生产出一个只是和他的劳动力价值相适应的日工资，一天必须平均劳动6小时，又因为根据同一假定，他在每小时内只有一半时间是为自己劳动，而另一半时间是为资本家劳动，所以很清楚，如果他就业不足12小时，他就不能挣得6小时的价值产品。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度劳动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工人由于就业不足所遭受的苦难的源泉。

　　如果小时工资是用下述办法来确定的，即资本家的义务不是支付日工资或周工资，而只是愿意雇用工人多少劳动小时就支付多少小时的报酬，那么，资本家就能使工人就业的时间少于原先作为计算小时工资或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的基础的那个时间。因为这种计量单位是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比率确定的，所以，一旦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时数，这种计量单位自然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联系就被消除了。现在资本家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补偿。因此，伦敦建筑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强制实行这种小时工资的企图，发动了一次完全合理的暴动（1860年）。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不正当的作法，不过，这种限制当然没有消灭由于机器的竞争、由于所使用的工人在质量上的改变、由于局部的和普遍的危机而产生的就业不足的现象。

　　在日工资或周工资增加的情形下，劳动价格可以在名义上保持不变，甚至降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只要劳动价格或劳动小时的价格不变，而工作日超出它的普通长度，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劳动力的日价值/工作日 这一分数中，如果分母增大，分子就会更快地增大。由于劳动力的损耗，劳动力的价值会同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一起增加，而且前者增加的比例比后者更快。因此，在计时工资占统治地位而劳动时间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许多产业部门中，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达到一定点（比如满10小时）的工作日当作是正常的（“normal working day”[“正常的工作日”]，“the day's work”[“日劳动”]，“the regular hours of work”[“正规的劳动时间”]）。超过这个界限的劳动时间形成额外时间，并且以小时为计量单位付以额外报酬，虽然额外报酬往往低得可怜。⁽³⁵⁾正常工作日在这里是作为实际工作日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就全年来说，实际工作日往往比正常工作日要长。⁽³⁶⁾在不列颠各种产业部门中，在工作日的延长超出一定正常界限时，劳动价格的增长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所谓正常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这就迫使那些想挣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工作。⁽³⁷⁾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快意的事情。⁽³⁸⁾

　　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³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通过1839年到1859年20年间的比较观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观察，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厂中，工资提高了，而在每天工作14到15小时的工厂中，工资下降了。⁽⁴⁰⁾

　　从“在劳动价格已定时，日工资或周工资决定于所提供的劳动量”这一规律中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了保证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⁴¹⁾

　　但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反过来又会引起劳动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下降。

　　劳动价格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来决定这个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补偿，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降低劳动价格。但是那些使资本家能够长期延长工作日的情况，最初使他能够，最后则迫使他也在名义上降低劳动价格，以致劳动时数增加了，但总价格即日工资或周工资却下降了。这里只要指出两种情况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那么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⁴²⁾但是这种对异常的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无酬劳动量的支配权，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手段。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是由劳动价格构成的。劳动价格的无酬部分不需要计算在商品价格内。它可以赠送给商品购买者。这是竞争促成的第一步。竞争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偶然的，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为劳动时间过长而工资极低的不变基础，而原先这种出售价格却是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只是指出这一运动，因为分析竞争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⁴⁰¹。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听一下资本家本人的自白。

　　“在伯明翰，业主之间的竞争是这样激烈，以致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不得不以雇主的身份做他们平素感到可耻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多赚钱，而只是让公众从中得到好处。”⁽⁴³⁾

　　我们记得伦敦有两种面包房老板，一种是按全价出售面包，另一种是低于正常价格出售面包FN3。“全价出售者”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指责他们的竞争者说：

　　“他们能够存在，首先就是靠欺骗公众〈通过商品掺假〉，其次是靠从工人身上榨取18小时的劳动而支付12小时的工资……　工人的无酬劳动是用来进行竞争的手段……　面包业主之间的竞争是夜间劳动难以废除的原因。低价出售者低于成本价格（它随着面粉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出售面包，但他并没有受到损失，因为他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劳动。如果我从工人那里只取得12小时劳动，而我的邻居却取得18或20小时劳动，那么，他必然会在出售价格上把我击败。如果工人能坚持要求支付额外时间的报酬，这种手法立刻就会完蛋……　低价出售者雇用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少年和其他被迫满足于几乎任何一种所能得到的工资的人。”⁽⁴⁴⁾

　　这种诉苦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它表明：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只是生产关系的假象。资本家不知道，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的利润的正常源泉。剩余劳动时间这个范畴对他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内，这个正常工作日在他看来已经以日工资支付了。但是，额外时间，即工作日超过与普通的劳动价格相适应的界限的延长部分，对他来说却是存在的。为了对付他的低价出售的竞争者，他甚至主张对这种额外时间支付额外报酬。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这种额外报酬，和普通的劳动小时的价格一样，也包含着无酬劳动。例如，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一个小时价格是3便士，即 ¹/₂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一个额外劳动小时的价格是4便士，即 ²/₃ 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第一种场合，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 ¹/₂ 个劳动小时，在第二种场合，无偿地占有了 ¹/₃ 个劳动小时。

作者原注

(30) 这里总是假定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
(31) “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页）威斯特是《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大学大学学院一研究员著，1815年伦敦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匿名著作的作者。
(32) “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　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动价格的提高。在劳动时间较长和劳动较紧张的情况下，工资可以大大增加，而劳动价格却可以保持不变。”（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68和112页）不过关于“劳动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威斯特却用陈词滥调搪塞过去了。
(33) 18世纪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狂热的辩护士、我们多次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把问题阐述得很混乱：“由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格〈他把劳动价格理解为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如果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劳动的量……　工厂主们知道，除了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数额以外，还有各种提高或降低劳动价格的方法”（[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第48和61页）。纳·威·西尼耳在他的《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中不加引号地利用了威斯特的著作，他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第15页）。这就是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他所得到的东西， 即工资的名义数额，而不是他所给予的东西，即劳动的量！
(34) 这种异常的就业不足的影响是和法律强制普遍缩短工作日的影响完全不同的。前者与工作日的绝对长度无关，它可以在15小时工作日上发生，同样也可以在6小时工作日上发生。正常的劳动价格，在第一种场合是按照工人平均每天劳动15小时来计算的，在第二种场合，是按照他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来计算的。因此，如果他在第一种场合只被雇7 ¹/₂ 小时，在第二种场合只被雇3小时，那么结果就会相同。
(35) “额外时间的报酬率〈在花边制造业中〉非常低，每小时12便士等等，以致同它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力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不仅如此，这样挣得的一点点额外报酬往往又不得不耗费在额外的饮食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VI页第117号）
(36) 例如，在壁纸印刷业中，在工厂法最近实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劳动，连吃饭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结果10个半小时的日工到下午4点半就完了，此后就全是额外时间，这种时间很少在下午6点以前结束，因此，实际上我们终年都在做额外时间的工作。”（斯密斯先生的证词，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125页）
(37) 例如，在苏格兰的漂白业中就是这样。“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这种行业〈在1862年工厂法实行以前〉是按额外时间的制度经营的，即把10小时当作正常的工作日。在这段时间内每人得到1先令2便士。但是每天还有3或4小时额外时间，每小时的报酬是3便士。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只在正常时间内劳动的人，只能挣得8先令的周工资。不在额外时间做工，工资是不够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 》第10页》这种“额外时间的额外报酬，是工人无力抗拒的一种诱惑”（《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5页）。伦敦西蒂的书籍装订业雇用了许多14、15岁的少女，而且还订有学徒合同，规定了一定的劳动小时。尽管如此，在每月的最后一周，她们还是要同较年长的男工混杂在一起，一直劳动到夜间10、11、12点，甚至到1点。“业主以额外工资和一顿丰富的夜餐钱来引诱她们”，这顿夜餐，她们是在附近的酒馆中吃的。在这些“年青的永生者”中间因此产生了十分放荡的行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44页第191号），不过这些行为，由于她们除了其他书籍外还装订了大量的圣经和宗教书籍而得到了补偿。
(38) 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页。在1860年大罢工和同盟歇业中，伦敦建筑工人对事态作了完全正确的判断，他们声明，只有在下述两个条件下才愿意接受小时工资：1．在规定劳动小时价格的同时，也要规定以9小时或10小时为正常工作日，而且十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要高于九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2．超过正常工作日的每一小时都是额外时间，要付给较高的报酬。
(39) “此外，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通常劳动时间长的地方，工资就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9页）“只能挣得饥饿工资的劳动大多是过长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15页）
(40)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1、32页。
(41) 例如，英国手工制钉业工人，由于劳动价格低廉，每天要劳动15小时才能挣得极可怜的周工资。“他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要干许许多多小时，才能挣得11便士或1先令，而且从中还要扣除2 ¹/₂ 到3便士，以补偿工具的磨损、燃料的耗费和铁屑的耗损。”（《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6页第671号）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女工只能挣得5先令的周工资（同上，第137页第674号）。
(42) 例如，一个工厂工人如果拒绝像通常那样干较多的时数，“他很快就会被任何一个不论干多长时间都愿意的工人所代替，这样他就会失业”（《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证词第39页第58号）。“如果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利润率通常会提高……因为这种追加的劳动供给，压低了劳动的价格。”（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15页）
(43)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证词第66页第22号。
(44)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LII页和同一报告，证词第479、359、27号。不过，全价出售者，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而且像他们的代言人贝内特本人所承认的，也让他们的工人“在晚上11点钟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干活，并且往往干到第二天晚上7点钟”（同上，第22页）FN4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201—202、216—217、226—227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593—606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289—290页。——编者注

注　　释

400 马克思曾计划将其经济学著作写成六册，见他于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415页）。计划的第三册是《雇佣劳动》，其中也将研究工资的各种特殊形式。虽然《资本论》包含关于工资及其基本形式的论述，但应该包括工资各种特殊形式的《雇佣劳动》这一册马克思没有写。——623。
401 马克思大概打算在《雇佣劳动》那一册中来详细地叙述竞争对劳动力这一商品出售价格形成的影响。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9頁和第XX笔记本第1257页。——630。

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乍一看来，似乎工人出卖的使用价值不是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即活的劳动，而是已经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似乎这种劳动的价格不是像计时工资那样，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分数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者的工作效率来决定的。⁽⁴⁵⁾

　　首先，两种工资形式在同一些行业中同时并存的事实，必定剧烈地动摇着对这种假象的信念。例如：

　　“伦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在他们那里是例外。相反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例外。伦敦港口的造船工人拿计件工资，英国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则拿计时工资。”⁽⁴⁶⁾

　　在伦敦，同一些马具工场中，就同一种劳动来说，往往对法国人支付计件工资，对英国人支付计时工资。在普遍实行计件工资的真正工厂中，个别劳动职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能按件计算，因而按计时工资来支付。⁽⁴⁷⁾不过很清楚，工资支付形式的区别丝毫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虽然其中一种形式可以比另一种形式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为12小时，其中6小时是有酬的，6小时是无酬的。假定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从而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是6便士。假定经验表明，一个具有平均劳动强度和技能，因而在生产一种物品时实际上只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人，在12小时内提供24件产品，不管它们是一个个可分离的产品，还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别计量的部分。这样，这24件产品的价值，扣除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为6先令，每件产品的价值为3便士。工人每件得1 ¹/₂ 便士，所以12小时得3先令。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不管是假定工人6小时为自己劳动，6小时为资本家劳动，还是假定他每小时一半为自己劳动，一半为资本家劳动，都是没有区别的；同样在这里，不管是说每一件产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无酬的，还是说12件产品的价格只是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而另外12件产品体现为剩余价值，也是没有区别的。

　　计件工资的形式同计时工资的形式一样是不合理的。例如，两件商品，扣除其中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值6便士，而工人由此得到3便士的价格。计件工资实际上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在这里，不是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相反地，工人耗费的劳动是由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件数来计量。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劳动由劳动的直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则由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的数量来计量。⁽⁴⁸⁾劳动时间本身的价格最终决定于这个等式：日劳动价值＝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

　　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并由经验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才被看作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作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报酬。因此，在伦敦较大的裁缝工场中，把某件产品，例如一件背心等等，叫作一小时或半小时等等，每小时付给6便士。从实践中知道，一小时的平均产品是多少。在做时装、改衣服等等时，雇主和工人之间常常会为某件产品是否等于一小时等等发生争执，最后还是要由经验来解决。在伦敦的家具制造厂等部门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⁴⁹⁾

　　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那么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计件工资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说的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FN1，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后一种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subletting of labour）更容易实行。中间人的利润完全来自资本家支付的劳动价格和中间人实际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额。⁽⁵⁰⁾在英国，这种制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sweating—system”（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⁵¹⁾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51a)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⁵²⁾这就会引起那种在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FN2，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通常是对同样的职能支付同样多的工资FN3；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虽然劳动时间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但日工资或周工资却因工人的个人差别而变化，因为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额的产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⁵³⁾当然，这绝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场来说，个人的差别会互相抵 消，所以，整个工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会提供一个平均的产品量，而支付的总工资也会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计件工资根据长期的传统已经固定下来，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会破例地把计件工资强行转化为计时工资。针对这一点，例如，1860年考文垂织带工人举行了大罢工。⁽⁵⁴⁾最后，计件工资是上一章叙述的计时制的一个主要支柱。⁽⁵⁵⁾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虽然计件工资决不是什么新东西，在14世纪，它就已经与计时工资一起正式列入英法两国的劳工法中，但是只是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才得到比较广阔的活动场所。在大工业的狂飈时期，特别是从1797年至1815年，计件工资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的手段。我们从蓝皮书《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1813年至1814年议会会期）和《上院委员会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1814年至1815年会期）中，可以找到有关当时工资变动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自从反雅各宾战争⁴⁰³开始以来劳动价格不断下降的证明文件。例如，在织布业中计件工资下降得很厉害，尽管工作日已经大大延长，但日工资仍旧低于以前的水平。

　　“织布工人的实际收入比从前大为减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前是很大的，而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熟练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间的差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小得多。”⁽⁵⁶⁾

　　随着计件工资的实行而增加的劳动强度和长度，对农业无产阶级毫无好处，这从一本维护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利益的书中摘录出来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周工资约为12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由于劳动有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1先令或许2先令，但是在计算他的总收入时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失业而造成的损失抵销了这一增加部分……　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活。”⁽⁵⁷⁾

　　当时马尔萨斯就议会公布的事实说过：

　　“我承认，我看到计件工资的广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较长的时期内每天从事12或14小时实在繁重的劳动，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⁵⁸⁾

　　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在这里，资本只能在内涵上扩大工作日。FN4⁽⁵⁹⁾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同一产品量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也会改变。于是计件工资也会改变，因为计件工资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价格表现。就上面所举的例子〈见本卷第634—635页。——编者注来说，12小时内生产出24件产品，12小时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一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便士，每件产品的工资是1 ¹/₂ 便士。每件产品吸收了 ¹/₂ 个劳动小时。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同一个工作日现在提供的产品不是24件，而是48件，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计件工资就会由1 ¹/₂ 便士降低到 ³/₄ 便士，因为现在每件产品所代表的已经不是 ¹/₂ 个劳动小时，而只是 ¹/₄ 个劳动小时。24×1 ¹/₂ 便士＝3先令，同样48× ³/₄ 便士＝3先令。换句话说，计件工资的下降是与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件数的增加成比例的⁽⁶⁰⁾，从而，是与耗费在同一件产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成比例的。计件工资的这种变动虽然纯粹是名义上的，但也会引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经常不断的斗争：或者是因为资本家以此为借口来实际降低劳动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劳动强度也提高了；或者是因为工人当真看待计件工资的假象，认为被支付的是他的产品，而不是他的劳动力，因此反对在商品的出售价格没有相应地降低的情况下降低工资。

　　“工人仔细地注视着原料的价格和制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够准确地估计他们的雇主的利润。”⁽⁶¹⁾

　　资本有权拒绝这种要求，认为这是对雇佣劳动的性质的粗暴歪曲。⁽⁶²⁾它大骂这种要对产业进步课税的狂妄企图，并且断然宣称劳动生产率与工人毫不相干。⁽⁶³⁾

作者原注

(45) “计件劳动制度标志着工人史上的一个时代；它是介于受资本家意志支配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一身兼任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合作手工业者之间的阶段。计件工人即使在靠企业主的资本从事劳动时，实际上也是自己的雇主。”（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2、53页）我引用这本小册子，是因为它是一切早已陈腐的辩护滥调的真正臭水坑。就是这位瓦茨先生，以前曾热中于欧文主义，并在1842年发表过另外一本小册子《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在那里，他说财产就是掠夺。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6) 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页。
(47)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同时并存多么有利于工厂主进行欺诈：“一个工厂雇了400个人，其中一半是拿计件工资的，劳动时间长一些对他们有直接利益。另外200人是按日支付报酬的，他们劳动的时间与计件工人一样长，但是他们的额外劳动时间得不到任何报酬…… 这200个人每天在半小时内干的活，就等于1个人在50小时内或一个人在一周劳动的5/6的时间内所干的活，这对于企业主有明显的好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 10月31日》第9页）“额外劳动仍旧非常盛行。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法律本身就提供了保障，使这种现象不致被揭发出来而受到惩处。在以前许多报告中，我曾指出……所有那些不是领取计件工资而是领取周工资的工人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待遇。” （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4月30日》第8、9页）
(48) “工资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或者是按劳动产品来计算。”（《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第32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热·加尔涅。
(49) “交给他〈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的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产品的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规定的最低限度，他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第316、317页）
(50) “如果一件劳动产品要经过许多人的手，他们都要从中分取利润，而只有最后一双手才从事劳动，那么女工最后得到的报酬就微乎其微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LXX页第424号）
(51) 甚至辩护士瓦茨也说：“如果在一项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为合同的参加者，每个人都量力而为，而不是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他的同伴去从事过度劳动，那么这会是计件工资制的一个重大改进。”（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3页）关于这个制度的害处，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66页第22号；第11页第124号，第XI页第13、53、59号等等。
(51a) “人们往往人为地助长这种自然的结果。例如，伦敦的机器制造业中惯用的诡计是：“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或其他期限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拼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取普通工资的同伴也跟着拼命地干……　 这不用进一步解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抱怨说，‘工联限制劳动、卓越技能和劳动力的发挥’。” （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联书记，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话过于夸张。但是请看一看，比如说，约·查·摩尔顿的“受人推崇的”农业百科全书吧，在“工人”一条里，这个方法是当作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农场主们推荐的。
(52) “所有拿计件工资的人……由于劳动超过法定界限而获得利益。这种从事额外时间的劳动的愿望，在织布女工和络纱女工中间尤为常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这种计件工资制对资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过长的额外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这是引起陶工身体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XIII页）
(53) “如果在某个行业劳动是按单价计件支付报酬……那么各个工人的工资在数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　但就日工资来说，通常都有一个统一的数额……雇主和工人都把这个数额看作是该行业的中常工人的标准工资。”（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17页）
(54) “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规定的……　从事每种手艺的工人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业主大体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工人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这些帮工为了切身利益也会尽力劳动。”（康替龙《试论——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85页和第202页。第1版于1755年出版）可见，魁奈、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和亚·斯密曾充分利用过的康替龙，在这里已经把计件工资看作只是计时工资的改变了的形式。在康替龙著作的法文版的扉页上注明系译自英文，但是该书的英文版《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菲力浦·康替龙著，选自一位已故的伦敦西蒂商人的手稿）不仅出版日期较晚（1759年），而且按其内容来说，也表明是后来的修订版。例如，在法文版中还没有提到休谟，而在英文版中，配第的名字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英文版在理论上的价值比较小，但是其中关于英国贸易、贵金属贸易等等的各种专门材料，却是法文版所没有的。因此，英文版扉页上注明的本书“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加以改编”等字样，看来并不完全是当时所流行的虚构手法。⁴⁰²
(55) “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场雇用的工人远远超过工作上的实际需要吗？雇主雇用工人往往是为了期待某种无法预料的、有时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主支付计件工资，他就不冒任何风险，因为一切时间上的损失完全由没有活干的人承担。”（昂·格雷古瓦《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第9页）
(56)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1815年伦敦版第48页。
(57) 《论谷物法》1815年伦敦版第34页。
(58) 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9页注]。
(59) “拿计件工资的工人，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4/5。”（《工厂视察员报告。 1858年4月30日》第9页）
(60) “他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准确计算好了的，靠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酬，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 （尤尔《工厂哲学》第317页）可是尤尔自己又把后面那句辩护的话否定了。他承认，例如在走锭纺纱机加长的时候，这种加长就会引起追加劳动。可见，劳动不是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程度减少。其次，“由于这种加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 ¹/₅。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那么纺纱工完成的工作就不能按从前的工资率付给报酬；但是由于他的工资率不是减少 ¹/₅ ，这种改良也就提高了工人在每一定数量劳动小时中的货币工资”。但是，但是“以上所说需要作某种修正……纺纱工必须从自己的追加收入6便士中拿出一部分来付给追加的未成年的助手，这些助手挤掉了一部分成年工人”（同上，第320、321页），这一事实决不能说明工资有提高的趋势。
(61)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和伦敦版第178、179页。
(62) 在1861年10月26日伦敦的《旗帜报》上，载有一篇关于约翰·布莱特公司诉讼案的报告。该公司向罗奇代尔治安法官“控告地毯业工联代表，说他们进行恐吓。布莱特公司的股东采用了一种新机器，用以前生产160码地毯所需的时间和劳动〈！〉，现在可以生产240码。工人无权要求参与他们的雇主因投资于机器改良而获得的利润的分配。因此，公司老板提议把每码的工资从 1 ¹/₂ 便士降低到1便士，这样，工人以同量劳动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样。这只是名义上的降低。关于这件事，据说事先没有如实告诉工人”。
(63)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企图分享改良机器而获得的利润！〈多么可怕啊！〉……　他们因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税。”（《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626—630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626—630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634—635页。——编者注

注　　释

402 《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一书的作者是理查·康替龙。该书的英文版由理查·康替龙的一个亲属菲力浦·康替龙修订过。——639。
403 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第十五章，我们考察了可以引起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或相对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发生变化的种种组合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量，又可以发生与这一价格的变动无关FN1⁽⁶⁴⁾或不同的运动。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把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换成外在的工资形式，那里的一切规律就会转化为工资运动的规律。在这一运动中表现为各种变动着的组合的情况，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会表现为各个国民工资的同时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即使作最肤浅的比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平均日工资化为长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对日工资作了这样换算以后，还必须把计时工资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涵量的尺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个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64a)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⁶⁵⁾

　　1833年工厂委员会委员考威尔，曾对纺纱业作了仔细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

　　“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大陆高，但是对于工厂主说来，实际上比大陆低。”（尤尔《工厂哲学》第314页）

　　英国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在1866年10月31日的工厂报告中，根据同大陆各国比较的统计材料指出，大陆的劳动，尽管工资较低，劳动时间也长得多，但是同产品相比较，还是比英国贵。奥尔登堡一家棉纺织厂的一位英国经理说，那里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星期六也不例外，而当地工人即使在英国监工的监视下在这个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比英国工人在10小时内提供的产品少，要是在德国监工的监视下，那还要少得多。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在许多场合低50％，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人数却要比英国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门达5∶3。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了有关俄国棉纺织厂的非常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一位不久前还在俄国工厂任职的英国经理提供给他的。在这块充满种种丑事的俄国土地上，英国工厂幼年时期的那些陈旧的骇人听闻的现象还非常盛行。管理者当然都是英国人，因为当地的俄国资本家不会管理工厂。尽管工人从事过度劳动，夜以继日地干活，而报酬却微乎其微，但是俄国的工业品仍然只有在禁止外国货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站住脚。最后，我还要举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张关于欧洲各国每个工厂和每个纺纱工人的平均纱锭数的比较表。雷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这些数字是他几年以前收集的，从那时以来，英国工厂的规模和每个工人的纱锭数都扩大了。但是他假定，所列举的大陆国家也有了同样程度的进步，因此这些数字材料仍然有比较的价值。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英格兰………………………………………………12 600
　　瑞　士……………………………………………… 8 000
　　奥地利……………………………………………… 7 000
　　萨克森……………………………………………… 4 500
　　比利时……………………………………………… 4 000
　　法　国……………………………………………… 1 500
　　普鲁士……………………………………………… 1 500

每个工人的平均纱锭数

　　法　国……………………………………………………14
　　俄　国……………………………………………………28
　　普鲁士……………………………………………………37
　　巴伐利亚…………………………………………………46
　　奥地利……………………………………………………49
　　比利时……………………………………………………50
　　萨克森……………………………………………………50
　　德意志各小邦……………………………………………55
　　瑞　士……………………………………………………55
　　大不列颠…………………………………………………74

　　雷德格雷夫先生说：

　　“这一比较对大不列颠是不利的，除了别的原因以外，特别是因为：在大不列颠，有许多工厂是兼营机器织布业和纺纱业的，而在计算时，连一个织工也没有除去。相反地，外国工厂大多只经营纺纱业。如果能够拿同样的情况进行精确比较，我就可以从我的管区中举出许多棉纺厂，在这些工厂里，只要一个男工和两个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2 200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每天生产出重220磅、长400英里的棉纱。”（散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31―37页）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些公司在东欧和亚洲承包过铁路建筑工程，它们除了使用当地工人外，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国工人。它们迫于实际的需要，就不得不考虑劳动强度的国民差异，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受到任何损失。它们根据经验知道，即使工资水平多少同中等劳动强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劳动的相对价格（同产品相比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

　　亨·凯里在他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论工资率》⁽⁶⁶⁾中企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以便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即使凯里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最妙的是，他并不认为，事物按照理论应该怎样，实际就是怎样。正是国家的干涉歪曲了这种自然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计算国民工资时，似乎必须把工资中以税收的形式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归工人自身所有的。凯里先生难道不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这种“国家费用”不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果实”吗？这样的推论对这样的人说来是十分相称的：他起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发现，英国对世界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中产生的），使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些“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使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其次他发现，李嘉图等人用来表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上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最后，他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生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只有一个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装博学的人——尽管他持有保护关税的异端邪说——，才配成为一位名叫巴师夏的人和现代自由贸易派其他一切乐观主义者的和谐智慧的秘密源泉。

作者原注

(64) “因为用工资能买到更多更便宜的物品，就说工资〈这里指工资的货币表现〉提高了，这是不正确的。”（大卫·布坎南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14年版第1卷第417页）
(64a) 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
(65) 詹姆斯·安德森在同亚·斯密论战时说过：“同样应当指出，虽然在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便宜的贫国中，劳动价格表面上通常较低，其实在那里，劳动价格实际上大都比其他国家高。因为工人每日获得的工资，虽然是劳动的表面价格，但是并不代表劳动的实际价格。实际价格是已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企业主实际主实际花去的费用。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虽然谷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贫国通常比在富国低得多……　按日计酬的劳动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贱得多……　而按件计酬的劳动一般在英格兰较贱。”（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第350、 351页）——相反地，工资的低廉又引起劳动的昂贵。“劳动在爱尔兰比在英格兰贵……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皇家铁道委员会报告》1867年版第2074号）
(66) 《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版。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623页。——编者注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一种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因为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100镑预付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20镑剩余价值，那么，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ReveneueFN1]的形式。⁽¹⁾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单纯的重复或连续，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产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经济学家的公式II，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产品本身的一部分。⁽²⁾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工人阶级用来领取由它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工人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预付给工人。⁽³⁾以徭役农民为例。他每周比如说，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庄园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如果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么，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6天，3天为自己，3天为现在转化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⁴⁾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4a)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无酬的他人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占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 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5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 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么，在生产过程重复10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 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他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么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的总额。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占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所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吮吸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⁵⁾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⁶⁾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一种消费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FN2。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像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是，这表现为一种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关的无谓消耗。⁽⁷⁾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⁸⁾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为了使工人阶级永久化而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消费劳动力而实际必需消费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⁹⁾如果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 引起工人消费资料的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么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¹⁰⁾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他人财富的力量。⁽¹¹⁾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它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54来保持的。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性法律来实现它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例如在1815年以前，英国禁止机器工人移居国外，违者予以严惩。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¹²⁾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8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 兰开夏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⁴⁰⁴于是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就出现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埃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言”。⁽¹³⁾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有人可能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　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　雇主〈即棉纺织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　如果移民靠公共基金来资助，他就有权要求听取他的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1860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 ⁵/₁₃，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6便士得到充足的棉花供给”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　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兰开夏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¹⁴⁾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布⁴⁰⁵。

　　“……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　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　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如降低 ¹/₃ ，或5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在两三年内分批发放一笔5―6百万贷款；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　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通过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部分不断变得如此陈旧，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

　　“埃·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因此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不管你如何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胡闹。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工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　波特尔先生谈到过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移居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　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¹⁵⁾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移居国外。⁽¹⁶⁾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他们仍然是“兰开夏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FN4。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¹⁷⁾现在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使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并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¹⁸⁾，是通过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¹⁹⁾FN5。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²⁰⁾

作者原注

(1) “消费别人劳动产品的富人，只有通过交换行为〈购买商品〉才能获得这种产品。因此，他们似乎很快就会花光自己的准备金……　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财富获得了一种通过别人劳动而再生产出来的力量……　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1、82页）
(2) “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在实际上看成成品的一部分。”（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42页）“产品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属于工人。”（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1823年巴黎版第33、34页）
(3) “当资本用于预付给工人的工资时，它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22页）
(4) “工人的生活资料由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地方，在地球上还不到四分之一。”（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6页）
(4a) “manufacturer〈即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么，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价值中又被保留下来。”（亚·斯密《国富论》第2篇第3章第355页）
(5) “这就是生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242页）可是詹·穆勒并没有说明这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
(6) “确实，一种工场手工业最初采用时，会使许多贫民得到工作；但他们依然贫穷，而且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第19页）“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31页）
(7) 要是罗西真正识破“生产消费”的秘密，他就不会在这一点上如此夸夸其谈了。
(8) “南美洲矿工每天的劳动〈也许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把重180―200磅的矿石从450英尺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但他们只靠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只吃面包，但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光吃面包不可能干这样的重活，所以把他们当作牛马，强迫他们吃豆子；豆子含磷酸钙比面包多得多。”（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94页注）
(9)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38页及以下几页。
(10) “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
(11) “惟一真正的生产消费，就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而对财富的消费或破坏〈他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消耗〉……　工人……对于雇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严格说来，对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30页）
(12) “人们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惟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　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操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资本也可以完成。”（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12、13页）
(13) “这封信可以看作工厂主宣言。”（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会议上就棉荒提出的议案）
(14) “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4篇第188注第389页FN3）：“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现在我们听到，这种劳动和技巧在30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６个月就可以学会”。
(15) 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
(16) 议会没有为移民批准一个铜板的经费，只是颁布法令，责成市政当局把工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或不付给标准工资而对他们进行剥削。相反，三年后，当牛瘟流行的时候，议会甚至粗暴地打破议会惯例，立即批准数百万来补偿百万富翁地主们的损失；他们的租地农场主显然由于肉价上涨而未曾遭受损失。土地所有者在1866年议会开会时的野兽般的吼叫表明，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转化为牛。
(17) “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雇主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1卷第91页）
(18) 达勒姆郡存在着这种隶属地位的农村粗野形式。有几个郡，当地的条件不能保证租地农场主对农业短工的无可争辩的所有权，达勒姆郡就是其中的一个。采矿业使农业短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这些地方，租地农场主打破惯例，只承租筑有工人小屋的土地。小屋租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这些小屋叫作“农业工人房舍”。工人要租这些小屋必须完成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就叫作"bondage"[“依附关系”]，按照这种束缚工人的契约，例如工人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他的女儿或其他人代他工作。工人本人叫bondsman，即依附农。这种关系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明，工人的个人消费就是为资本的消费或生产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依附农的粪便都成了他的利欲熏心的主子的一项额外收入……　租地农场主除了自己的厕所以外，不许邻近有别的厕所，而且不容许对这方面的领主权有任何侵犯。”（《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 1864年》第188页）
(19) “我们记得，在儿童劳动等方面，甚至连卖身的形式也不存在。①
(20) “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新莱茵报》1849年4月7日第266号）用这个标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是1847年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⁴⁰⁶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演说的一部分；文章的登载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682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277―287、304―308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488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663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309―310、452、455―463页。——编者注

注　　释

180 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48、447、467、519、553、652。
404 在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见注8）时期，北部各州的海军对南部各州实行封锁，美国的棉花供应中断，从而引起了棉花危机，因此，欧洲很大一部分棉纺织工业瘫痪了，工人的状况严重恶化。——662。
405 宫廷侍卫长卡尔布是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的人物。在第3幕第2场，卡尔布最初拒绝参与德意志一邦君的宰相所策划的阴谋。这时，宰相就以辞去宰相职位相威胁，因为这样一来卡尔布的职位就要被免除，卡尔布吓死了，他叫喊说：“那我呢？——您说得倒好，您！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是我呢——我的上帝！如果殿下免我的职，那我怎么办呢？”——664。
406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俞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242）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667。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FN1⁽²¹⁾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10 000镑的资本，其中 ⁴/₅ 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 ¹/₅ 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240 000磅，价值为12 000镑。如果剩余价值率为100％，剩余价值就包含在40 000磅棉纱的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 ¹/₆ ，价值2 000镑。这2 000镑价值将由出售而实现。2 000镑的价值额就是2 000镑的价值额。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2 000镑货币转化为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 ⁴/₅ 去购买棉花等物， ¹/₅ 去购买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2 000镑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400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转化为货币，那么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这二者都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商品，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市场，正 像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也就是说，已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总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使它们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用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的一切物品（使用价值）。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但这种剩余产品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也许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21a)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已经就业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⁴⁰⁷，变成螺旋形了。①(21b)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⁴⁰⁸等等的老故事。10 000镑原有资本带来2 000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2 000镑资本又带来400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转化为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80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10 000镑而形成的。它的占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是通过他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21c)FN2，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像真的是惟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

　　2 000镑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无酬的他人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从工人阶级那里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么他们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么，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²²⁾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FN3

　　第一个追加资本2 000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10 000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 000镑的预先积累，400镑就是这2 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积累的越多，他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²³⁾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其次，新产品的价值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一个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了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么，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这一规律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尽管这样，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的结果：

　　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

　　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货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转化为资本。因此，规律并没有遭到违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

　　“好多次连续发生的交换行为，不过使最后一次成为最初一次的代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0页）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足以使这种最初的活动具有一种同把它当作孤立过程来考察时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间，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得新的分配权；另一部分人〈资本家〉则通过最初劳动已经预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权。”（同上，第110、111页）

　　大家知道，劳动领域并不是长子继承权创造奇迹的惟一领域。

　　如果简单再生产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为积累所代替，事情也还是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只消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以此表现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资本家把剩余价值预付在生产上，完全像他最初进入市场的那一天一样，是从他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至于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这一事实，和问题绝对无关。如果工人B是用工人A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雇用的，那么，第一，A提供这种剩余价值时，资本家对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价格，分文也没有少给；第二，这一交易同工人B毫无关系。B所要求的而且有权要求的，是资本家把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付给他。

　　“双方都有利，因为对工人来说，他在劳动前〈应当说：在他自己的劳动带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他的劳动〈应当说：别的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果实；对雇主来说，这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应当说：他生产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35页）

　　诚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它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商品生产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因为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这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性，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²⁴⁾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他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经济学一般都把资本说成是“用来重新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²⁵⁾（转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或把资本家说成是“剩余产品的占有者”⁽²⁶⁾只不过这同一种看法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全部现存的资本都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FN4⁽²⁷⁾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在进一步探讨积累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某些规定以前，我们必须清除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含糊观点。

　　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对他不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样，他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起生产劳动的作用。资本家没有通过购买这种商品和劳动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相反地，把它作为收入消费掉或花费掉了。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地指出的，是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⁴⁰⁹，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宣布资本积累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能积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²⁸⁾，以为积累财富会使财富现有的实物形式免遭破坏，也就是不被消费掉，或者说，使财富避免进入流通。其实，把货币贮藏起来不投入流通，同把货币作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28a)大量商品的积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²⁹⁾诚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把下面这两种现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费基金中积累的供慢慢消费的财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后一现象，我们在分析流通过程时还要略微谈到。

　　因此，古典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但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斯密使人们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积累仅仅看成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者说，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仅仅看成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例如，我们听听李嘉图的说法：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的。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³⁰⁾

　　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斯密一再重复地说：“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其实，剩余价值和原预付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被资本家消费了。它通过自己的职能——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亚·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错误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谬结论：虽然每一单个资本分成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但社会资本只分解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只用来支付工资。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2 000镑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而把毛纱和织毛机卖给他的人，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劳动，依此类推，直到2 000镑完全用于支付工资，或者这2 000镑所代表的全部产品都由生产工人消费掉。我们看到，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此类推”这几个字。事实上，亚当·斯密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³¹⁾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 解的。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而困难就在这里开始。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人们的视线，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本书第二册第三篇⁴¹¹中，我将对实际的联系进行分析。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⁴¹²中，首次试图 画出一幅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图画。⁽³²⁾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在前一章里，我们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看作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基金FN5，在这一章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把它只是看作积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³³⁾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剩余价值已定时，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而谁进行这种分割呢？是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品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因为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像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⁴¹³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那个通过他才有了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像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被记在资本家的借方来同资本相对立一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FN6⁽³⁴⁾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具有“人的同情感”⁴¹⁴，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他的职能的罪恶，是对积累的“节制”，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对自己的享受冲动的“禁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⁴¹⁵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像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1795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他们发财致富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那些父母为此不得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像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 像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像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　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而扩大了经营。在1690年以前，在工业中能赚到3 000―4 000镑资本的人可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18世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叶。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18世纪最后30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³⁵⁾。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⁴¹⁶“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³⁶⁾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 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从未低估过财富分娩带来的痛苦⁽³⁷⁾，而对历史必然性伤心流泪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为了使资本家的内心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尔萨斯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³⁸⁾。那些早就变得享乐成性和沉湎于交际的资本家先生们不由得大叫起来。他们的代言人之一，一个李嘉图派叫道：马尔萨斯先生鼓吹高额地租、高额税收等等，难道是为了让非生产消费者来不断地刺激工业家！诚然，口号所标榜的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但是，

　　“这个过程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而且让一部分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只是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尽管从后者的性格来说，如果强迫他们去做，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³⁹⁾

　　尽管他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这种办法来刺激工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拿走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消费〈工人的消费〉减少会产生过剩现象〈市场商品充斥，生产过剩〉，那我只能回答说：过剩现象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⁴⁰⁾

　　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这种学究气的争论，遇到七月革命⁴¹⁸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响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燃起了熊熊烈火。⁴¹⁹海峡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在纳索·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FN7⁽⁴¹⁾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训说：“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就向我们说明，在早期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资料如何和为何没有资本家的“节欲”也被制造出来了。“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⁴²⁾，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别人劳动及其产品为业的人实行节欲。从此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为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段时期用以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⁴³⁾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⁴⁴⁾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够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无非全靠这个在毗湿奴神前的现代赎罪者资本家的自我修行²²⁷。不仅是积累，就是单纯的“保存资本也要求不断地努力克服把资本吃光用尽的诱惑”⁽⁴⁵⁾。所以很明显，单是人道就要求把资本家从殉道和诱惑中解救出来，其办法同不久前乔治亚州的奴隶主所采取的一样，后者通过废除奴隶制⁴²²而摆脱了这样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产品消耗在香槟酒上，还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转化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⁴⁶⁾几年前去世的、继马尔萨斯之后在 黑利伯里东印度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理查·琼斯，曾用两大事实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因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产品、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来不具有“从别人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从而要经过一个预先的积累过程的基金的形式”⁽⁴⁷⁾。另一方面，在旧制度被英国统治破坏最小的省份，非农业工人由豪门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农产品以贡品或地租形式流到这些豪门手中。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为豪门所消费，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们转化为奢侈品及其他消费品，而剩下的一部分则形成自己占有劳动工具的工人的工资。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FN8“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80％资本化，20％被消费掉，那么，积累的资本是2 400镑还是1 200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是3 000镑还是1 500镑。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影响着积累的量。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总括的说明，但是只限于它们在积累方面会提供新观点的范围。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FN9。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⁴⁸⁾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 参加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FN10⁽⁴⁹⁾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18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⁵⁰⁾例如，他天真地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⁵¹⁾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天悲鸣：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⁵²⁾。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低度酒。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　这种状况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⁵³⁾

　　20年后，一位名列贵族的美国骗子本杰明·汤普森（又称拉姆福德伯爵）遵循着同一博爱主义的路线，使上帝和人都大为满意。他的《论文集》可以说是一本菜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请看这位令人惊异的“哲学家”的一张特别成功的菜单：

　　“大麦5磅，玉米5磅，青鱼3便士，盐1便士，醋1便士，胡椒和白菜2便士，总计20 ³/₄ 便士，可以做成供64个人喝的汤，如果粮食的价格中常，汤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 ¹/₄ 便士。”⁽⁵⁴⁾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掺假使汤普逊的理想也成为多余的了。⁽⁵⁵⁾

　　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足的部分。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的道勃雷们在“合法地”来规定工资率时的丑态：

　　“1795年，当地主们在规定斯皮纳姆兰德地方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已用过午餐，但是他们显然认为工人是无须用午餐的……　他们决定：当一个8磅11盎斯重的面包卖1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应为3先令，在这种面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1先令5便士之前，工资可以适当增加。一旦超过了这一价格，工资则应按比例地减少，直到这种面包的价格达到2先令为止，这时每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 ¹/₅ /。”⁽⁵⁶⁾

　　1814年，有一位大租地农场主，治安法官，济贫院主管，工资调整人阿·贝内特在上院调查委员会上被质问：

　　“一天劳动的价值和教区给工人的救济金之间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说：“有的，每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过名义工资，补足到每人一加仑面包（8磅11盎斯）和每人3便士……　我们认为一个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仑面包就足以维持生活了；3便士则用来买衣服；如果教区愿意发给衣服，这3便士就可以不发了。这种办法不仅在威尔特郡西部一带普遍采用，我想全国也在普遍采用。”⁽⁵⁷⁾

　　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家喊道：

　　“这样，租地农场主们在若干年内就把自己同胞中的这个可敬的阶级贬低了，竟然迫使他们以贫民习艺所作为栖身之所……　租地农场主甚至阻碍工人最必要的消费基金的积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⁵⁸⁾

　　目前，直接掠夺工人必要的消费基金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对于资本的积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庭劳动（参看第十三章第八节dFN11）的例子说明了。在本篇中我们还要举出更多的事实。

　　虽然在一切产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足够供由设备规模决定的一定数量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总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厂有100个工人，每人劳动8小时，共800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50个工人，但这样一来，他不仅要在工资上预付新的资本，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预付新的资本。不过他也可以使原有的100个工人不是劳动8小时而是劳动12小时，这样，现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损耗得快一些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能够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资料组成，它们能很容易地容纳增加了的劳动量（如工人日夜换班）。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像在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携手并进的。由于劳动力具有弹性，即使不预先增加不变资本，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

　　在农业中，不预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扩大耕地。但是，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么，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数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量，不必预付新的劳动资料，也可以提高肥力。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新资本的介入，也会成为扩大积累的直接源泉。

　　最后，在本来意义的工业中，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劳动资料的消耗。因为采掘工业和农业给加工工业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劳动资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业和农业无需追加资本而生产的追加产品，对于加工工业也是有利的。

　　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一定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品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FN12。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值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资本价值会表现为更多的生产资料，即表现为更多的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吮吸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发生反作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劳动资料如机器等等构成的，这些劳动资料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被消费掉，因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说，达到了它的生产职能的终点。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的阶段。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了，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开现有的劳动资料在细节上的不断改进不说，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一年当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其中由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么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产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弗·恩格斯告诉我们：“在1782年，〈英国〉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⁵⁹⁾在机器形式中对象化的劳动自然没有直接创造出任何一个人，但是它使较少的工人人数通过追加相对少的活劳动，就能不仅把羊毛生产地消费掉，对羊毛加进新的价值，而且还以毛纱等等的形式保存羊毛的旧价值。同时，它又提供了羊毛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和刺激。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劳动的自然恩惠。因此，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的增长，从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之永久化。⁽⁶⁰⁾劳动的这种自然能力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像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行增殖一样。劳动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正像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换句话说，劳动资料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械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这些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里，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或者说，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而它们本身却是逐渐损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越是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也就是说，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么，它们就越是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A、B、C等人的劳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X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等）。FN13⁽⁶¹⁾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就像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份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来考虑。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越是开动得有力。

5．所谓劳动基金

　　我们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已经知道，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有弹性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FN15。其次我们知道，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FN16。在这里，我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切会使同量资本发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条件完全撇开不说。因为我们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前提，因而以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撇开不说。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过这种偏见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边沁手里，即在19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手里，才确立为教条。⁽⁶²⁾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像马丁·塔珀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⁶³⁾按照他的教条，生产过程的最普通的现象，如生产过程的突然扩张和收缩，甚至积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⁶⁴⁾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变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一个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社会财富中要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要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是已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是已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弹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所依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⁶⁵⁾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明。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⁶⁶⁾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⁶⁷⁾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　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⁶⁸⁾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⁶⁹⁾

作者原注

(21) “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卡泽诺夫出版，第11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20页）
(21a) 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变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其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21b) 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①转变为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活动的物质条件。
(21c) “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l卷第109页）
(22) “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创造了资本。”（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110页）
(23) 资本家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惟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8页，但是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
(24) 蒲鲁东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想以此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
(25) “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2页]）“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16页）
(26) “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查·温·迪尔克]《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第4页]）
(27) “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51年7月19日）
(28) “现今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做法的狭隘和无效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8、39页）
(28a) 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过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以积累商品的方式来进行货币贮藏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
(29) “资本积累……交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第104页）
(30)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63页注。
(31) 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一书⁴¹⁰，但从未发现他前辈这种错误的分析，这种错误分析即使以资产阶级的眼光，从纯粹专业的观点来看，也亟须加以纠正。他到处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记下他的老师们的混乱思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变为工资”。
(32) 亚·斯密在叙述再生产过程从而积累时，与他的前辈特别是重农学派相比，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决定性的退步。同本文中所提到的他的错觉有关的，是同样由他遗留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其荒谬的教条：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仅仅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个基础出发，至少有施托尔希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注）。宣称商品价格不可能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这是多么妙的经济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册第三篇和第三册第七篇更详细地谈到。
(33) 读者会注意到，收入[Revenue]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我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用语相一致。
(34) 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 翻新但仍属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出色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 金钱而崇拜他们……　凡是榨取、抢劫和盗窃别人食物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这要看他的力量的大小）。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么，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　小偷带上镣拷，大盗却腰缠万贯，身著丝绸……　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悲伤和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　披上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 并加以赞颂……　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像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付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　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35) 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第181页及以下几页。
(36) 亚·斯密《国富论》第2卷第3章。
(37) 甚至让·巴·萨伊也说：“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⁴¹⁷“罗马的无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　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夺取无产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4页）
(38)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25、326页。
(39)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67页。
(40)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59页。
(41)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09页。在旧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未免太过分了。“西尼耳先生用劳动和节欲这两个词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词……　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来源不是节欲，而是用于生产的资本的使用。”（约翰·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130页）相反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方面抄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另一方面又接受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论”。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
第2版补注：庸俗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作过下述简单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作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绝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即否定。⁴²⁰
(42)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342、343页。
(43) “如果不打算获得追加价值，谁……也不会例如播种自己的小麦并让它在地里种上一年，或把自己的葡萄酒藏在窖里好多年，而会立即把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消费掉。”（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1841年纽约版第133页⁴²¹）
(44) “资本家如果不把自己的工具的价值转化为消费品或奢侈品供自己使用，而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就是节制。”（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第36页）用“贷给”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有效手法，把受工业资本家剥削的雇用工人与那些向借贷资本家借款的工业资本家本身混为一谈。
(45) 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第20页。
(46) “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截然不同的……　在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　当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一个积累源泉就相当重要了。”（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6、20、21页）
(47) 同上，第36页及以下几页。〔第4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处。——弗·恩·⁴⁹〕
(48) “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么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4页）
(49) 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
(50)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3、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占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谢讷）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⁴²³
(51)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46页。
(52) 北安普敦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
(53)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70、71页。第3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迈进了一大步。议员斯特普尔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工人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1873年9月9日《泰晤士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54) 本杰明·汤普森《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第1卷第294页。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中，竭力向贫民习艺所的主管人推荐拉姆福德的乞丐汤，并且以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的工人说：“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得很舒适”（同上，第1卷第2篇第2章第503页）。在19世纪也有过类似的“提示”。例如：“英格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搀有杂粮的混合面粉。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见。”（医学博士查理·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 1816年伦敦版第68、69页）可是这位帕里也哀叹，现在（1815年）英格兰工人的境况比伊登时代（1797年）差多了。
(55) 从最近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生活资料搀假的报告可以看到，在英国，甚至药物的搀假也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成为一种通例。例如，把从伦敦34家药房买来的34个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31种搀有罂粟头、面粉、树胶、粘土和沙等物，而且许多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也没有。
(56) 乔·路·纽纳姆（律师）《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第20页注。
(57) 《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第19、20页。
(58) 查·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第77、69页。地主老爷们不仅“补偿了”他们以英国的名义所进行的反雅各宾战争⁴⁰³中的损失，而且还大发横财。“在18年中，他们的地租增加了1倍、2倍、3倍，个别的甚至增加了5倍。”（同上，第100、101页）
(5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0页。⁴²⁴
(60) 古典经济学由于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不完全的分析，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再生产的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在李嘉图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他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在他们的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己定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妨碍下面的事实，即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一百万人会把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料量转化为产品，因而会把极不相同的价值量保存在他们的产品中，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价值。而李嘉图在作某些结论时把这一情况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李嘉图妄图用上述例子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在这里他把它叫作wealth，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萨伊回答说：“李嘉图先生说，应用较好的方法，一百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作（也必须看作）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　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68、169页）萨伊想要说明的“难题”（这种“难题”对他来说是存在的，对李嘉图来说并不存在）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的量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时，使用价值的价值不会增加？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作交换价值，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用价值越多， 人们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换句话说，一个工作日给织袜厂主生产的使用价值例如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随着袜子“量的增加”，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 耗费的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么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萨伊解释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人用从前换一双袜子的同一等价物，现在可以换两双。他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想反驳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扬扬得意地对马尔萨斯说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赫特福讲授这种学说，就像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110页）
(61) 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FN14〉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
(62) 参看耶·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埃·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册第2章。
(63) 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沾沾自喜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⁴²⁵，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
(64) “政治经济学家们过于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一种划一力量的和以某种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　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惟一要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加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长，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长，或者换句话说，任何生产的增长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
(65) 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66) 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FN17。亚·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册第二篇还要更详细地谈到。
(67) 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120页。
(68) 同上，第122、123页。
(69) 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182―205、216―227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682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653―667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653―661页。——编者注
FN6 “亚当”在这里也有欲望、情欲的意思。——编者注
FN7 见本卷第258―259页。——编者注
FN8 指唐·吉诃德。——编者注
FN9 见本卷第352―354页。——编者注
FN10 指约·肯宁安。——编者注
FN11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FN12 见本卷第594―598页。——编者注
FN13 见本卷第443―445页。——编者注
FN14 见本卷第264页。——编者注
FN15 见本卷第682―685页。——编者注
FN16 见本卷第698―699页。——编者注
FN17 见本卷第232―244页。——编者注

注　　释

49 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37、690。
227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的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323、689、743。
403 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407 西·德·西斯蒙第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变成螺旋形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版第1卷第119页。——671。
408 关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最终产生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情况，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章。——671。
409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03节补充第259页（《黑格尔全集》第8卷）。——679。
410 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1843年伦敦版。——681。
411 见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第341―489页。——681。
412 弗·魁奈在他的著作〈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中第一次试图用图表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利用了欧仁·德尔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主要的经济学家文集）第2卷（重农学派）中魁奈的著作。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22页及以下几页，以及1863年7月6日和1877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表作了论述。——682。
413 “没有任何日期”，是西里西亚大地主利希诺夫斯基于1848年7月25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发言反对波兰独立存在的历史权利时一再说的―句话。每当他说这句话时，都违反了德语语法规则用了两个否定词，把“Keinen Datum hat”说成“Keinen Datum nicht hat”，因此，他的发言引起哄卷大笑。关于利希诺夫斯基的发育，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8月7日―9月6日写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中的第7节。——683。
414 “人的同情感”引自席勒的叙事诗《人质》。——685。
415 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城门之前》中的诗句。——685。
416 据基督教传说，《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诫！——686、883。
417 让·巴·萨伊“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这句话引自让·吉·塞·亚·伊·科兰《政治经济学》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41页。——687。
418 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赂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688。
419 指1831年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和英国农业工人的多次起义。——688。
420 规定即否定（dererminaiio est negatio）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他在1674年6月2日给某人的信中用这一命题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马克思此处是按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来援引的。见《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180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117页（《黑格尔全集》第3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33年柏林版第294页（《黑格尔全集》第13卷）。——688。
421 这段引文引自阿·波特尔《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从导言中可以看出，该书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1833年在英国出版的乔·斯克罗普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前十章加工修改而成的。——689。
422 1862年9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它于1863年7月1日起生效。1865年1月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废除了奴隶制。——690。
423 由于经济危机，比利时沙勒罗瓦地区的工厂主在1867年初把冶金工人以及附属矿井的矿工的工资降低了10%。工资降低的那一天，面包和面粉的价格再次提高。该地区冶金业的工人从1867年2月1―3日进行罢工并要求恢复他们原有的工资。2月2―8日，许多矿工加入了罢工，他们要求降低面粉价格。罢工者在2月2日占领了马谢讷的碾磨厂。市长下令向罢工者开枪，许多人受伤，其中三名工人受了致命伤。——693。
424 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导言部分。——700。
425 “没有一天不动笔”（nulla dies sine linea），这句话据说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所说的，他照例每天不拘多少总要画一点。——704。

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在构成上或多或少是不同的。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变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致富欲的特殊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要，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⁷⁰⁾FN1

　　古典经济学十分懂得这个原理，以致像前面已经说过的，亚·斯密、李嘉图等人甚至错误地把积累同剩余产品中整个资本化的部分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转化成追加的雇佣工人混为一谈FN2。还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

　　“假设某人有10万英亩土地，有10万镑货币和10万头牲畜，而没有一个工人，那么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变富，那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　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⁷¹⁾

　　同样，贝尔纳德·曼德维尔在18世纪初也曾说过：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　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　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但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惟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　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⁷²⁾

　　曼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制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弗·莫·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　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⁷³⁾。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决不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　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　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是工人自身安乐所必需的”。⁽⁷⁴⁾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莫·伊登爵士在18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⁷⁵⁾

　　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⁴²⁷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⁷⁶⁾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FN3。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撇开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不说，——亚当·斯密也早就指出过⁴³²，在这种冲突中，一般说来雇主始终是雇主，——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亚·斯密说过，

　　“即使利润下降，资本还是能增长，甚至增长得比以前还要快……　利润小的大资本，一般也比利润大的小资本增长得快”（《国富论》第1卷第189页）。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减缓引起资本的过剩，相反地，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加速引起资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或者不如说使劳动力价格过高。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像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同样，在工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而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降低。所谓通货学派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多；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少。他们的无知和对事实的完全误解⁽⁷⁷⁾，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经济学家把积累的上述现象说成是：在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多。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决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77a)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按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见解，引起工资提高的，既不是社会财富的现有量，也不是已经取得的资本量，而仅仅是积累的不断增长和它的增长速度（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8章）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亚·斯密说：

　　“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也促使劳动生产能力提高，使较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⁴³⁴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单独地进行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么，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进入劳动过程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量增大了。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矿物质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以建筑物、炼铁炉、运输工具等等形式积聚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这样。但是，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例如，有一笔资本，按百分比计算，起初50％投在生产资料上，50％投在劳动力上。后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80％投在生产资料上，20％投在劳动力上，等等。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像前面已经说明的FN4），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例如，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 ⁷/₈ ，可变资本占 ¹/₈ ，而在18世纪初不变资本占 ¹/₂ ，可变资本占 ¹/₂ ，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18世纪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地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变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随着后一个差额的增长，前一个差额也增长，但是增长的程度较小。

　　然而，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价值起初分为50％的不变资本和50％的可变资本，后来分为80％的不变资本和20％的可变资本。如果原有资本在此期间从例如6 000镑增加到18 000镑，那么，它的可变组成部分也要增加 ¹/₅ 。这个可变部分原来是3 000镑，现在是3 600镑。但是，要使劳动的需求提高20％，以前只需资本增加20％就够了，现在则要求原有资本增加为三倍。

　　在第四篇中已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FN5。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单独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行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基础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FN6。这种积累可以叫作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但是，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资本加速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一种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每一单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以及与之相联的生产资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同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交错在一起。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膨胀成很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和积聚——它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特别不同的地方。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增长成巨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77b)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来实现，——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今天已经默默地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见第22章第1节），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在这种形态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77c)FN7

　　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因此，随着积累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假定原来是1∶1，后来会变成2∶1、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变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 ¹/₂ ，而是递减为 ¹/₃ 、 ¹/₄ 、 ¹/₅ 、 ¹/₆ 、 ¹/₈ 等等，转变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 ²/₃ 、 ³/₄ 、 ⁴/₅ 、 ⁵/₆ 、 ⁷/₈ 等等。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积累作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而发生作用的那种间歇时间缩短了。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时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在某些部门，由于单纯的积聚FN8，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而资本的绝对量没有增长；在有些部门，资本的绝对增长同它的可变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门，资本时而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并按照它增长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劳动力，时而发生有机的变化，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缩小；在一切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而不管这种产生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⁷⁸⁾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 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也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⁷⁹⁾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弹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有弹性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需要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常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使过剩人口得到新的补充，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这些限制只有通过以后将要谈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 的这种单纯的征状，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么，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的赫·梅里韦尔说：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劳动就会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需求活跃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⁸⁰⁾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他说：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16年或18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一个国家的劳动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是经常有的。”⁽⁸¹⁾

　　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个老处女的姿态，通过她的“最理想的人”即资本家的嘴，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追加资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工厂主增大你们必须借以生存的资本，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相适应”。⁽⁸²⁾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

　　然而，可变资本在它所指挥的工人人数不变或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也会增长。如果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因而他的工资增加，——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劳动量的增加慢，——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长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长，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它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积累的原因，又是积累的结果——使资本家能够通过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FN10。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FN11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那么，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⁸³⁾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个因素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要，可以拿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英国“节约”劳动的技术手段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在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中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么，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

　　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对于这个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劳动的供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资本的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起来相对不足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渐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比较又相对过剩，或者像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使积累重新加快，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这样一来，就又出现劳动的供给小于劳动的需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这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

　　1849年至1859年间，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时，英国农业地区出现了实际考察起来只是名义上的工资提高。例如，周工资在威尔特郡由7先令提高到8先令，在多塞特郡由7先令或8先令提高到9先令，等等。这是农业过剩人口异乎寻常外流的结果，而 这种外流是由战争⁴³⁶造成的需求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展引起的。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20先令，提高到22先令，就是提高10％；但如果周工资只有7先令，提高到9先令，那就是提高28 47％，这听起来就相当可观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⁸⁴⁾。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 像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增加，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到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 的程度。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

　　经济学的上述虚构，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例如，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某一生产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该生产部门的现象不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就以为看到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人数“在何处以及如何”绝对增长，而随着工人人数的绝对增长，工资“在何处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实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资本的需要的变动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的分配。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这里正好应该回过来谈一下经济学辩护论的一大业绩。我们记得，由于采用新机器或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而经济学辩护士却相反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为工人游离资本¹⁴⁹。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地评价辩护士的厚颜无耻。其实，被游离出来的，不仅有直接被机器排挤的工人，而且还有他们的代替者和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一般扩大时通常会吸收的追加人员。现在他们全被“游离”出来，并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工人，那么对劳动的总需求的影响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少，过剩的人数就会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多，劳动总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等于就业的人超过“被游离的人”的那个差额。可见，寻求投资场所的追加资本本来会激起的劳动总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场合都会按照工人被机器抛向街头的程度而抵消。因此，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而辩护士就把这叫作对于被排挤的工人在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补偿！对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一旦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同它的庸俗的桑科·潘萨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么，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有机器作为因素加入或者甚至仅仅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⁸⁵⁾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利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85a)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⁸⁶⁾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泥潭里。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FN13。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一个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⁸⁷⁾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FN14。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龄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疾人、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FN15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肩上。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FN16。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的愚蠢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²²⁷FN17。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说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对抗性质⁽⁸⁸⁾，虽然他们把它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那些尽管部分地相类似但本质上不同的现象混同起来。

　　18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特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⁸⁹⁾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10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下面一点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　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⁹⁰⁾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的法律。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性……”⁽⁹¹⁾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说：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人们〈即非工人〉必须像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么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　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⁹²⁾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⁹³⁾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像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年以来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⁴³⁹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20年中的后10年又远远超过了前10年。FN19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1821　　　 1.533％
　　1821—1831　　　 1.446％
　　1831—1841　　　 1.326％
　　1841—1851　　　 1.216％
　　1851—1861　　　 1.141％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平均每年增长4.58％）⁽⁹⁴⁾，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 ⁵/₁₁ ％FN20，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⁹⁵⁾

　　　　　　　　　　　1853年到1864年　　 每年增加
　　　　　　　　　　　　　收入增加
　　房屋………………………38.60％　　　　3.50％
　　采石场……………………84.76％　　　　7.70％
　　矿山………………………68.85％　　　　6.26％
　　铸铁厂……………………39.92％　　　　3.63％
　　渔场………………………57.37％　　　　5.21％
　　煤气厂………………… 126.02％　　　　11.45％
　　铁路………………………83.29％　　　　7.57％

　　 如果把1853—1864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年期间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间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间每年增加9.30％。在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年为307 068 898镑，1859年为328 127 416镑，1862年为351 745 241镑，1863年为359 142 897镑，1864年为362 462 279镑，1865年为385 530 020镑。⁽⁹⁶⁾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 583个减少到26 567个，也就是说，有5 016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⁹⁷⁾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⁹⁸⁾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 844 222镑，1865年为105 435 787镑⁽⁹⁹⁾，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 891 009人中是308 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 127 003人中是332 431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 到1864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 到1865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 利润收入（镑） | 人 数 | 利润收入（镑） | 人 数
总 收 入 | 95 844 222 | 308 416 | 105 435 787 | 332 431
其 中 | 57 028 290 | 22 334 | 64 554 197 | 24 075
其 中 | 36 415 225 | 3 619 | 42 535 576 | 4 021
其 中 | 22 809 781 | 822 | 27 555 313 | 973
其 中 | 8 744 762 | 91 | 11 077 238 | 107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年为61 453 079吨，价值16 113 267镑，1864年为92 787 873吨，价值23 197 968镑；生铁产量，1855年为3 218 154吨，价值8 045 385镑，1864年为4 767 951吨，价值11 919 877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年为8054英里，投入资本286 068 794镑，1864年为12 789英里，投入资本425 719 613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年为268 210 145镑，1865年为489 923 285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¹⁰⁰⁾

　　1847年　 58 842 377镑
　　1849年　 63 596 052镑
　　1856年　115 826 948镑
　　1860年　135 842 817镑
　　1865年　165 862 402镑
　　1866年　188 917 563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列颠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¹⁰¹⁾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¹⁰²⁾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20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¹⁰³⁾⁴⁴⁰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么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1863—1865年3年中，肉、奶油、牛奶、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¹⁰⁴⁾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平达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¹⁰⁵⁾

　　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¹⁰⁶⁾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注意工人在厂外的状况，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¹⁰⁷⁾，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 369人，1856年是877 767人，1865年是971 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 079 382人和1 014 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从而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追求轰动效应的作品”中完全相同的喧闹一时的伪善呼叫。⁴⁴²不过，最近10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FN21，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¹⁰⁸⁾这种贫民惩治所的奴役了。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兰开夏郡和柴郡的贫穷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 900格令碳素，180格令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 300格令碳素，200格令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19。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 600格令碳素和1330格令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 211格令，氮素是1295格令。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 ¹/₅ 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 ¹/₃ 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¹⁰⁹⁾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¹¹⁰⁾⁴⁴⁴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¹¹¹⁾（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餬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¹¹²⁾

男 女 两 性
每周平均的碳素量
（格令）
每周平均的氮素量
（格令）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
28 876
1 192

兰开夏郡失业的工厂工人
29 211
1 295

兰开夏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

（按男女人数相等计算）
28 600
1 330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⁶⁰/₁₂₅ 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司，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 ³/₄ 盎司。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 ³/₄ 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 ¹/₄ 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司，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司；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盎司。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司。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 ¹/₄ 盎司，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 ¹/₄ 盎司；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司。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2 ¹/₂ 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 ¹/₂ 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7 ³/₄ 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6 ¹/₄ 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先令8 ¹/₂ 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¹¹³⁾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格令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么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　这使人产生痛苦的思考，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　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¹¹⁴⁾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⁴⁴⁵赚钱多，花钱少。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¹¹⁵⁾，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¹⁵⁶。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它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¹¹⁶⁾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¹¹⁷⁾ “即使把伦敦和纽卡斯尔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¹¹⁸⁾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被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最后，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的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¹¹⁹⁾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像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¹²⁰⁾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的家庭，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¹²¹⁾

　　贫民习艺所已经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英里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外国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泰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惟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¹²²⁾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他们还应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19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简直没有地方进得了新鲜空气。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¹²³⁾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 000人。在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 纽卡斯尔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¹²⁴⁾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汉特医生说：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124a)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会变得恶劣不堪。或者，市政官员终于可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像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像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像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拉德福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此外，1861年那里还有1 751栋没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自然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¹²⁵⁾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拉德福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潦倒堕落，疾病缠身。布拉德福德的贫民诊所的一位医生贝尔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1 500立方英尺的地下室里住着10个人……　在文森特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223栋房子住着1 450人，可是只有435个床铺和36个厕所……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3.3人，有些甚至睡5—6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引起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¹²⁷⁾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里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¹²⁸⁾

（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它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它扎营的附近地区。⁽¹²⁹⁾在像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企业主本人通常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¹³⁰⁾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 欧克斯教区卫生治理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12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刘易舍姆到坦布里奇的铁路工程开始了。此外，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紧靠窗子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7月底，他再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森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总是挤满病人。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¹³¹⁾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¹³²⁾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偿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他们是原来的矿工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像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尽可能多的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惟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诺森伯兰和 达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整个说来，大概是英国——不过蒙茅斯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除外——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挤在一间房里；在狭小的建筑地段胡乱盖了一大批房子；缺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 定居。”⁽¹³³⁾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　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这个词和bondage[依附]FN23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12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FN24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¹³⁴⁾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受辱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像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他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像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　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份把一个工业移民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份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受的教育太少，不懂得自己享有卫生权利；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用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¹³⁵⁾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本身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 来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现在，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目前，1867年3月底，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¹³⁶⁾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 勒、米尔沃尔、格林尼治、德特福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 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 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 勒）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一群饿坏了的人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像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并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 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　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勒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想在困难时期有点依靠。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个星期被迫无事可干，以致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所在地，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所在地。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1867年4月5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 068法郎……　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1日的工资额 　　　　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　　 1.56法郎　　　　　　 468法郎
　　母亲　　 0.89法郎　　　　　 　267法郎
　　儿子　　 0.56法郎　　　　　　 168法郎
　　女儿 　　0.55法郎　　　　　 　165法郎
　　——————————————————————
　　合计　　　　　　　　　　　　1068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

　　　　　　　　　　　　　　　 支出额　　　 不足额
　　水兵的营养…………………　1828法郎　　 760法郎
　　士兵的营养…………………　1473法郎 　　405法郎
　　囚犯的营养…………………　1112法郎 　　 44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1847—1849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63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13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　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贫民名册。”⁽¹³⁷⁾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佛来米人，前进！〉协会呼吁书》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3、14页）全比利时共有93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45万人；城乡中等阶级下层的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45万户，共225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20万户以上！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18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我们从他关于1771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业工人同他们14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¹³⁸⁾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15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¹³⁹⁾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 ¹/₄ 即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¹⁴⁰⁾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¹⁴¹⁾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⁴⁰³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FN25，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³⁴⁵及其行政机关在1795年和1814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餬口的名义数额。FN26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FN274便士。⁽¹⁴²⁾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 ¹/₄ 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¹⁴³⁾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1830年斯温暴动²⁰⁹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 像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¹⁴⁴⁾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¹⁴⁵⁾

　　谷物法²³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左右两方面有助于真相的暴露。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阿什利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⁴⁴⁷。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的 热门话题。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满足于一般的记述和统计，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¹⁴⁶⁾列举了布兰弗德、 温伯恩和普尔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⁴⁴⁸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为借口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儿童人数 | 全家人口 | 男子周工资 | 儿童周工资 | 全家每周收入 | 每周房租 | 扣除房租后每周净收入 | 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 先令 便士
村 庄 一
2 | 4 | 8　— | — | 8　— | 2　— | 6　— | 1　6
3 | 5 | 8　— | — | 8　— | 1　6 | 6　6 | 1　3 ¹/₂
2 | 4 | 8　— | — | 8　— | 1　— | 7　— | 1　9
2 | 4 | 8　— | — | 8　— | 1　— | 7　— | 1　9
6 | 8 | 7　— | 1　6 | 10　6 | 2　— | 8　6 | 1　³/₄
3 | 5 | 7　— | 2　— | 7　— | 1　4 | 5　8 | 1　1 ¹/₂
村　 庄　 二
6 | 8 | 7　— | 1　6 | 10　— | 1　6 | 8　6 | 1　³/₄
6 | 8 | 7　— | 1　6 | 7　— | 1　3 ¹/₂ | 5　8 ¹/₂ | —　8 ¹/₂
8 | 10 | 7　— | — | 7　— | 1　3 ¹/₂ | 5　8 ¹/₂ | —　7
4 | 6 | 7　— | — | 7　— | 1　6 ¹/₂ | 5　5 ¹/₂ | —　11
3 | 5 | 7　— | — | 7　— | 1　6 ¹/₂ | 5　5 ¹/₂ | 1　1
村　 庄　 三
4 | 6 | 7　— | — | 7　— | 1　— | 6　— | 1　—
3 | 5 | 7　— | 2　— | 11　6 | —　10 | 10　8 | 2　1 ¹/₂
0 | 2 | 5　— | 2　6 | 5　— | 1　— | 1　— | 2　—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¹⁴⁷⁾，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¹⁴⁸⁾同时，从1846年到1856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 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 241 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 163 217人。⁽¹⁴⁹⁾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³⁷⁰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¹⁵⁰⁾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么，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¹⁵¹⁾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　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计算中是个零⁽¹⁵²⁾……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¹⁵³⁾“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计算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¹⁵⁴⁾

　　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从事强制性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¹⁵⁵⁾而“被判处从事强制性公共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工人的一半”。⁽¹⁵⁶⁾⁴⁵¹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5056号）“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5057号）“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第3047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3048号）⁽¹⁵⁷⁾其中还写道：“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¹⁵⁸⁾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周营养量（158a）

（单位：盎司）

| 含氮成分 | 无氮成分 | 矿物质 | 合 计
波特兰监狱的犯人 | 28.95 | 150.06 | 4.68 | 183.69
皇家海军水兵 | 29.63 | 152.91 | 4.52 | 187.06
士 兵 | 25.55 | 114.49 | 3.94 | 143.98
马车制造工人 | 24.53 | 162.06 | 4.23 | 190.82
排 字 工 人 | 21.24 | 100.83 | 3.12 | 125.19
农 业 工 人 | 17.73 | 118.06 | 3.29 | 139.08

(158a)

　　1863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已经知道了。FN28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 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威尔兹、斯塔福德、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多，因为他得到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¹⁵⁹⁾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的总数由1851年的288 277人减少到1861年的204 962人。斯密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做可以给家庭增加一些钱用于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使一家人吃得好些。”⁽¹⁶⁰⁾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161）

　　　 　　　　　（单位：克冷）
　　　　　　　　　　　　　 碳素　　　 氮素
　　英格兰……………………40 673　　　 1 594
　　威尔士……………………48 354　　　 2 031
　　苏格兰……………………48 980　　　 2 348
　　爱尔兰……………………43 366　　　 2 434

⁽¹⁶¹⁾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要找到栖身之所困难大得多了，即使找到了，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束手无策，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像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像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　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¹⁶²⁾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大地主们⁽¹⁶³⁾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 像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这次调查，在最近10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821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不得定居的人〈即不得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1861年居民人数虽然比1851年增加了 5 ¹/₃ ％，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 4 ¹/₂ ％……　汉特医生说，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 供人观赏的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¹⁶⁴⁾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许从3英里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 接纳下来。在那些正走向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像样的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不修理，从不改善，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接纳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英里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英里路，而这好像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来干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挤满了英格兰农业工人。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¹⁶⁵⁾……　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¹⁶⁶⁾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小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不公正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关心体面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一成不变的看来已成老套的词句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大大加快，而且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必定会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¹⁶⁷⁾……　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白金汉郡温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夫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¹⁶⁸⁾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户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户小屋中，2195户小屋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户小屋有2间卧室，250户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12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贝德福德郡：

　　雷斯林沃思：卧室大约长12英尺、宽10英尺，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5英尺6英寸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3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一个叫理查森的一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像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像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17户人家中，只4户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3个大人和3个孩子，另一 户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如此等等。

　　邓顿：房租昂贵，4镑至5镑，男子每周工资10先令。他们都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6个大人和4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3镑10先令。邓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15英尺，宽10英尺，租金3镑。在调查过的14户人家中，只有一户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户人家，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9英寸。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3个大人和5个小孩挤做一团。 邓顿比起比格尔斯韦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伯克郡

　　比内姆：1864年6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4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的家。她死了。一个孩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要保证隔离很难，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哈家的房租每周1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8便士（每周）；长14英尺6英寸，宽7英尺，厨房高6英尺；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

　　3．白金汉郡：

　　在1 000英亩土地上有30户小屋，大约住着130—140人。布拉德纳姆教区占地1 000英亩，1851年有36户人家，住着84个男人和54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1861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98人，女子87人，10年间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而 户数却减少了一户。

　　温斯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非常蹩脚的小屋每周也要付1先令或1先令3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20％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4英里路，有人问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像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斯洛附近的廷克斯恩德：一间卧室长11英尺，宽9英尺，最高处6英尺5英寸，住着4个大人和5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11英尺7英寸，宽9英尺，高5英尺10英寸，住着6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1先令4便士到2先令。在调查过的16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4英尺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 的小屋倒有许多自然的通风口。

　　4．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6个大人各带着1—2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5．埃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22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3 443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1851年有房屋145座，到1861年只剩了110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拉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为1 827英亩的巴西尔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 449英亩的芬格林格霍、南芬布里奇、威德福德、巴西尔登和拉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年1 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 473人却只住249座房屋。

　　6．赫里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镑或4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

　　7．亨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1 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年382人，1861年341人。调查过的14户人家居住的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 户住着一对夫妇、3个成年儿子、1个成年姑娘、4个小孩，共计10人；另一户住着3个大人、6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12英尺10英寸，宽12英尺2英寸，高6英尺9英寸，住着8个人；连房内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130立方 英尺。在这14间卧室内，共住着34个大人和33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 ¹/₄ 英亩）10或12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要么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要么像这里发生的那样——这简直很难说出口——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拿到需要粪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8．林肯郡：

　　兰托夫特：在莱特的一家中住着1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5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12英尺2英寸，宽9英尺5英寸。房屋总面积长21英尺3英寸，宽9英尺5英寸。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1先令3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6英里远，他每天来回要走12英里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下面是兰托夫特教区12户人家的统计资料，每户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38个大人和36个小孩。

兰托夫特的12座房屋

户数 | 卧室 | 大人 | 小孩 | 总人数 | 户数 | 卧室 | 大人 | 小孩 | 总人数
1 | 1 | 3 | 5 | 8 | 1 | 1 | 3 | 3 | 6
1 | 1 | 4 | 3 | 7 | 1 | 1 | 4 | 2 | 5
1 | 1 | 4 | 4 | 8 | 1 | 1 | 2 | 0 | 2
1 | 1 | 5 | 4 | 9 | 1 | 1 | 2 | 3 | 5
1 | 1 | 3 | 2 | 4 | 1 | 1 | 3 | 3 | 6
1 | 1 | 5 | 3 | 8 | 1 | 1 | 2 | 4 | 6

　　9．肯特郡：

　　肯宁顿，1859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正式调查。他发现，在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新的却没有建造。在一个地区有4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4个房间，其大小如下：

　　厨房…………9英尺5英寸×8英尺11英寸×6英尺6英寸
　　洗濯间………8英尺6英寸×4英尺 6英寸×6英尺6英寸
　　卧室…………8英尺5英寸×5英尺10英寸×6英尺3英寸
　　卧室…………8英尺3英寸×8英尺 4英寸×6英尺3英寸

　　10．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洛尔：这3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20—30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栽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2—3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地沟的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the parson and gentlefolks seem frit to death at them。”(168a)

　　弗 洛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4、5或6个孩子，或者是住着3个大人和5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6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8个大人和9个大人。

　　11．威尔特郡：

　　斯特拉顿：调查过31户人家，其中8户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尔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1先令3便士，住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还算像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12．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不存在救济之类的特别吸引力，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因为在这里，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些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摇篮。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摧毁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¹⁶⁹⁾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¹⁷⁰⁾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FN32，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¹⁷¹⁾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亨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丁汉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贝德福德和拉特兰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沼泽，或者像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英里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400—1 0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100英亩（1英亩＝40.49公亩或1.584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320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4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¹⁷²⁾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10人至40或50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13—18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13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6—13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干劲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

　　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¹⁷³⁾，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像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 只是偶尔雇用孩子的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帮头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英里有时甚至7英里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像哈默 尔恩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⁴⁵³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垃⁽¹⁷⁴⁾⁴⁵⁴，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FN33。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这种帮伙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¹⁷⁵⁾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¹⁷⁶⁾或地主⁽¹⁷⁷⁾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劳动人员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¹⁷⁸⁾，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¹⁷⁹⁾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¹⁸⁰⁾

（f）爱尔兰⁴⁵⁵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 222 664人，1851年减少到6 623 985人，1861年减少到5 850 309人，1866年减少到5 500 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 ⁵/₁₆ 以上。⁽¹⁸¹⁾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 591 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 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 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 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 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 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产品量总的来说自然也减少了。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间，有500 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 000以上。 （见A表）。

Ａ表 牲畜头数（182）

年份

马

牛

总数

减少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619 811
614 232
602 894
579 978
562 158
547 867

—
5 579
11 338
22 916
17 820
14 291

3 606 374
3 471 688
3 254 890
3 144 231
3 262 294
3 493 414

—
134 686
216 798
110 659
—
—

—
—
—
—
118 063
231 120

年份

羊

猪

总数

减少

增加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3542 080
3556 050
3456 132
3308 204
3366 941
3688 742

—
—
99 918
147 928
—
—

—
13 970
—
—
58 737
321 801

1 271 072
1 102 042
1 154 324
1 067 458
1 058 480
1 299 893

—
169 030
—
86 866
8 978
—

—
—
52 282
—
—
241 413

⁽¹⁸²⁾

　　根据上表得出如下结果：

马 | 牛 | 羊 | 猪
绝对减少 | 绝对减少 | 绝对增加 | 绝对增加
71 944 | 112 960 | 146 662 | 28 821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甜萝卜、甜菜、白菜、胡萝卜、欧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Ｂ表 耕地和草地（即牧场）的面积的培养情况

（单位：英亩）

年份
谷物地
蔬菜地
草 地 和
三叶草地
亚麻地
耕地及畜牧地
总 面 积

减少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减少
增加

1861
15 701
36 974
—
47 969
—
—
19 271
81 373
—

1862
72 734
74 785
—
—
6 623
—
2 055
138 841
—

1863
144 719
19 358
—
—
7 724
—
63 922
92 431
—

1864
122 437
2 317
—
—
47 486
—
87 761
—
10 493

1865
72 450
—
25 421
—
68 970
50 159
—
28 218
—

1861-65
428 041
108 013
—
—
82 834
—
122 850
330 370
—

　　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 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 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 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48 999夸特，燕麦减少166 605夸特，大麦减少29 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 398吨，等等（见C表）。

C表 耕地面积、每英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减

（1865年和1864年比较表）（183）

产 品 | 耕地英亩数 | 1865年的增减情况 | 每英亩产量 | 1865年的增减情况 | 总 产 量 | 1865年的增减情况
1864 | 1865 | ＋ | — | 1864 | 1865 | ＋ | — | 1864 | 1865 | ＋ | —
|  |  |  |  | （英担） | （英担） | （英担） | （英担） | （夸特） | （夸特） | （夸特） | （夸特）
小　麦 | 276 483 | 266 989 | — | 9 494 | 13.3 | 13 | — | 0.3 | 875 782 | 826 783 | — | 48 999
燕　麦 | 1 814 886 | 1 745 228 | — | 69 658 | 12.1 | 12.3 | 0.2 | — | 7 826 332 | 7 659 727 | — | 166 605
大　麦 | 172 700 | 177 102 | 4 402 | — | 15.9 | 14.9 | — | 1 | 761 909 | 732 017 | — | 29 892
毕尔麦 |  |  |  |  | 16.4 | 14.8 | — | 1.6 | 15 160 | 13 989 | — | 1 171
黑　麦 | 8 894 | 10 091 | 1 197 | — | 8.5 | 10.4 | 1.9 | — | 12 680 | 18 364 | 5 684 | —
|  |  |  |  |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 （吨）
马铃薯 | 1 039 724 | 1 066 260 | 26 536 | — | 4.1 | 3.6 | — | 0.5 | 4 312 388 | 3 865 990 | — | 446 398
芜　菁 | 337 355 | 334 212 | — | 3 143 | 10.3 | 9.9 | — | 0.4 | 3 467 659 | 3 301 683 | — | 165 976
甜萝卜 | 14 073 | 14 389 | 316 | — | 10.5 | 13.3 | 2.8 | — | 147 284 | 191 937 | 44 653 | —
白　菜 | 31 821 | 33 622 | 1 801 | — | 9.3 | 10.4 | 1.1 | — | 297 375 | 350 252 | 52 877 | —
亚　麻 | 301 693 | 251 433 | — | 50 260 | 34.2* | 25.2* | — | 9.0* | 64 506 | 39 561 | — | 24 945
干　草 | 1 609 569 | 1 678 493 | 68 924 | — | 1.6 | 1.8 | 0.2 | — | 2 607 153 | 3 068 707 | 461 554 | —

　　* 单位为英石（1英石合14磅）

⁽¹⁸³⁾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

Ｄ表 应纳所得税的收入（184）

（单位：英亩）

| 1860 | 1861 | 1862 | 1863 | 1864 | 1865
Ａ项 |  |  |  |  |  |
地租 | 12 893 829 | 13 003 554 | 13 398 938 | 13 494 091 | 13 470 700 | 13 801 616
Ｂ项 |  |  |  |  |  |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 2 765 387 | 2 773 644 | 2 937 899 | 2 938 923 | 2 930 874 | 2 946 072
Ｄ项 |  |  |  |  |  |
工业等利润 | 4 891 652 | 4 836 203 | 4 858 800 | 4 846 497 | 4 546 147 | 4 850 199
Ａ至Ｅ |  |  |  |  |  |
各项合计 | 22 962 885 | 22 998 394 | 23 597 574 | 23 658 631 | 23 236 298 | 23 930 340

⁽¹⁸⁴⁾

　　从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Ｅ表 爱尔兰的Ｄ项利润收入（60镑以上者）（185）

| 1864年 | 1865年
| 镑 | 分配人数 | 镑 | 分配人数
年总收入……………… | 4 368 610 | 17 467 | 4 669 979 | 18 081
60镑以上100镑以下的年收入……………… | 238 726 | 5 015 | 222 575 | 4 703
年总收入中…………… | 1 979 066 | 11 321 | 2 028 571 | 12 184
年总收入中尚余……… | 2 150 818 | 1 131 | 2 418 833 | 1 194
其中…………………… | 1 073 906 | 1 010 | 1 097 927 | 1 044
| 1 076 912 | 121 | 1 320 906 | 150
| 430 535 | 95 | 584 458 | 122
| 646 377 | 26 | 736 448 | 28
| 262 819 | 3 | 274 528 | 3

⁽¹⁸⁵⁾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像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荒废，使农产品大大减少⁽¹⁸⁶⁾，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像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转化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他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了。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20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相反地，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越来越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个过程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14世纪中叶的鼠疫²²⁰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14世纪的尺度应用到19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186a)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的人超过一百万，然而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20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不像三十年战争那样，在减少人数的同时也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像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反而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而是使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多于新生的人数，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186b)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B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 转化为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蔬菜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转化为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 ⁸/₁₀ 。(186c)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惟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像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在本部门内不断发生波动而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FN34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 像它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186d)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证。

每人每周的平均生活费

日 期 | 食 | 衣 | 合计
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 | 1先令3 ¹/₄ 便士 | 3便士 | 1先令6 ¹/₄ 便士
1868年9月29日到1869年9月29日 | 2先令7 ¹/₄ 便士 | 6便士 | 3先令1 ¹/₄ 便士

　　可见，同20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¹⁸⁷⁾

　　从前，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阿尔斯特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利默里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韦克斯福德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等郡；北部有唐郡、安特里姆、蒂龙等郡；西部有斯莱戈、罗斯康芒、梅奥、戈尔韦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宗教和我国文明的耻辱。”(187a)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可以过得去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187a)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被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时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从而引起贫困”。(187b)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187c)，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187d)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187e)；“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187f)；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187g)。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187h)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窝工现象的频繁发生和长期持续——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即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转化为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187i)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这就是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埃林FN35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捶布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干这种活每周收入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 惟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 买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两周至少要1先令6便士。”⁽¹⁸⁸⁾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⁴⁵⁶

　　我们从E表可以看出，1864年，3个谋利者从总利润4 368 610镑中只捞去262 819镑，而1865年，同是这3位大“禁欲家”就从总利润4 669 979镑中捞去274 528镑；1864年，26个谋利者得到646 377镑，1865年，28个谋利者得到736 448镑；1864年，121个谋利者得到1 076 912镑，1865年，150个谋利者得到1 320 906镑；1864年，1 131个谋利者得到2 150 818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的一半，1865年，1 194个谋利者得到2 418 833镑，超过全年总利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数额是 如此庞大，以致英国的治国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像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该排出30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放血，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是要求再放30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200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 埃林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200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不难提出的。

1864年爱尔兰租地农场的数目和面积

（单位：英亩）

1
2
3
4
5
6
7
8

1英亩以下的
租地农场
1—5英亩的
租地农场
6—15英亩的
租地农场
16—30英亩的
租地农场
31—50英亩的
租地农场
51—100英亩的
租地农场
100英亩以上的
租地农场
总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数目 面积

48 653 25 394
82 037 288 916
176 368 1 836 310
136 578 1 051 343
71 961 2 906 274
54 247 3 983 880
31 927 8 227 807
20 319 924（187i）

(187i)

　　1851年到1861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前三类1英亩以下至15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消灭。结果就产生了307 058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4口人，总人数就是1 228 232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的 ¹/₄ 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 174人移居国外。16至100英亩的4、5、6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 761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 709 532人。既然胃口越来越大，⁴⁵⁷地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350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贫困，而所以贫困，是因为人口过剩，因此，它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188b)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像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随着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爱尔兰人在美洲也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社社员⁴⁵⁹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 年老的海上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⁴⁶⁰

作者原注

(70) “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31页）“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魁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原始森林中的病弱的无产者”是罗雪尔的奇妙的幻想。原始森林人是原始森林的所有主，他像猩猩一样毫不客气地把原始森林看作自己的财产。可见，他不是无产者。只有在原始森林剥削他，而不是他剥削原始森林时，他才是无产者。至于他的健康状况，那么，不仅完全可以同现代无产者的健康状况相比，而且也可以同患梅毒的和患瘰疬病的"上流人士”的健康状况相比。不过，威廉·罗雪尔先生所说的原始森林，大概是指他的家乡吕讷堡的灌木林吧。
(71) 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页。
(72) 贝·曼德维尔 （《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附注第212、213、328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73) 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⁴²⁸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
(74) 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第1卷第1篇第1章第1，2页和序言第XX页。
(75) 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被他据为已有的。——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⁹的牧师，但他曾立过修道士终身不婚的誓言。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资格的条件之一。“已婚者不得成为本委员会会员。谁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172页）这种情况使马尔萨斯区别于其他新教牧师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其他新教牧师抛弃了天主教关于教士终身不婚的圣诫，并且力言“要生养众多”⁴²⁹是他们特有的圣经上规定的使命，以致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上拙劣地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唐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这个微妙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新教神学或不如说新教教会的老爷们所垄断。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例如：布鲁克纳，他1767年在莱顿出版的《动物界论》一书详尽无遗地论述了整个现代人口理论，而该书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学生老米拉波对这一题目的一次短暂争论所提供的⁴³⁰，后来是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苏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像配第、巴尔本、曼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甚至在18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曾为他自己研究钱财而进行过辩解。后来，正是随着“人口原理”的出现，新教牧师的时钟响了。把人口看作财富的基础，并且和亚当·斯密一样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拙劣的插手，他说道：“教士最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因此，配第劝告新教的牧师们：如果你们不愿再追随使徒保罗，不愿终身不婚来“禁欲”，“至少不要生出多于现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2 000份牧师俸禄的时候，要是生出24 000个牧师，那是不明智的，因为12 000个无以为生的人总要设法自谋生计。为此他们走向民间，向人们游说：那12 000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这些灵魂饿死，把他们引入歧途而无法升入天国。除了这样做而外，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容易谋生的方法吗？”（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57页）亚当·斯密对当时新教牧师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在《给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这一著作中，诺里奇的高教会派主教霍恩博士责难亚·斯密，因为斯密在一封致斯特拉恩先生的公开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卫〈即休谟〉不朽”，因为斯密向公众讲述，“休谟在他临终的床上以读琉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娱”，甚至胆敢写道：“无论在休谟生前或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类天性的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这位主教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向我们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作宗教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同上，第8页）“但是，热爱真理的朋友们，不要气馁，无神论是长久不了的。”（第17页）亚当·斯密“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全国宣扬无神论〈就是通过他的《道德情操论》〉……　博士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诡计！您想得倒好，但是这一次却失算了。您想用大卫·休谟先生的例子来使我们相信，无神论对于意志沮丧的人来说是惟一的兴奋剂，是对付死亡恐怖的惟一的解毒剂……　您去笑那废墟中的巴比伦吧！去祝贺那无情的恶魔法老吧！”（同上，第20、21、22页）在亚·斯密的学生中，一个正统派在亚·斯密死后写道：“斯密对休谟的友谊妨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相信休谟的每一句话。即使休谟对他说，月亮是一块绿色的干酪，他也会相信。所以，休谟说没有上帝，没有奇迹，他也同样相信……　斯密在政治原则上接近于共和主义。”（詹姆斯·安德森《蜜蜂》1791—1793年爱丁堡版，共18卷，第3卷第166、165页）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捏造出“非生产工人”这个范畴纯粹是出于恶意，是专门用来影射新教牧师的，虽然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⁴³¹
(76) 第2版注：“但是，不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他们就业的界限是一致的，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利润。如果工资率过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到平均利润以下，那么，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才会继续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
(77) 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5页及以下几页⁴³³。
(77a) “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卷第2部分第5、6页）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
(77b) 〔第4版注：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弗·恩·〕
(77c) 〔第3版注：在马克思的自用本上，此处有如下的边注：“为了以后备考，这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么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么，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同时提高”。——弗·恩·〕
(78)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表明：∕∕　　全体从事农业的人员（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园丁、牧人等等都包括在内）1851年为2 011 447人，1861年为1 924 110人，减少87 337人。毛织厂——1851年为102 714人，1861年为79 242人；丝织厂——1851年为111 940人，1861年为101 678人；印染工人——1851年为12 098人，1861年为12 556人，虽然生产大为扩大，但人数增加很少，这就意味着就业工人人数相对地大为减少。制帽工人——1851年为15 957人，1861年为13 814人；草帽及便帽工人——1851年为20 393人，1861年为18 176人；麦芽工人—— 1851年为10 566人，1861年为10 677人；蜡烛工人——1851年为4 949人， 1861年为4 686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煤气灯的增多。制梳工人——1851年为2 038人，1861年为1 478人；锯木工人——1851年为30 552人，1861年为31 647人，由于锯木机的推广，人数增加很少；制钉工人——1851年为26 940人，1861年为26130人，人数减少是由于机器的竞争；锡矿和铜矿工人——1851年为31 360人，1861年为32 041人。相反，棉纺织业——1851年为371 777人，1861年为456 646人；煤矿——1851年为183 389人，1861年为246 613人。“一般说来，1851年以来，工人人数的增加在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地采用机器的部门最为显著。”（《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36页）
(79) 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他说：“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么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并不符合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流动资本的份额则是百分之一或干分之一……如果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也不会使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16、17页）“使国家的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FN9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会相对地减少”（同上，第480页注）。“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随着资本本身越来越雄厚，就业规模的大波动以及大贫困变得越来越频繁。”（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52页 ）“〈对劳动的〉需求的提高……并不是同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的……　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工人状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90、91页）
(80) 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卷第146页。
(81)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15、319、320页。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依靠西斯蒙第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实在是三个极美妙的怪物！参看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7页及以下几页。⁴³⁵
(82) 哈丽雅特·马蒂诺《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年版第101页。
(83) 甚至在1863年棉荒时期，我们在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也看到对过度劳动的强烈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12—13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做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么，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FN12，以其惯有的可靠的资产者本能，来理解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的影响。“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游惰，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论手工业和商业》第27、28页 ）这是说，这些人要求提高工资。
(84) 1860年1月1日《经济学家》。
(85) 1866年下半年，伦敦有8万到9万工人失业，而同时期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拿劳动来说，就不是这样，去年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81页）
(85a) 当时的伯明翰市长〔现任（1883年）商务大臣。——弗·恩·
(86) 根据1861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781座城市有居民10 960 998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9 105 226人……　在1851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580座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它们周围的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50万人，而580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1 554 067人。农村教区的人口增加6.5％，而城市人口增加 17.3％。增长率的差额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34属于城市”（《人口调查》第3卷第11、12页）。
(87) “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⁴³⁷）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看来，这甚至是上市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4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
(88)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⁸⁹）
(89) 贾·奥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女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1卷第6、8、9、23—25等页。奥特斯在该书第32页上写道：“我不想设计对人民幸福无用的制度，我只研究人民不幸的原因。”
(90) 《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生〉著，1786年版，1817年伦敦再版，第15、39、41页。这位“高雅的”牧师的上述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游记》，马尔萨斯经常整页整页地加以抄袭FN18，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詹·斯图亚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例如斯图亚特说：“这里，在奴隶制度下，有一种使人〈为了非劳动者〉勤勉劳动的暴力方法……　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别人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了非劳动者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⁴³⁸，他这样说，但并没有因此就像这位大腹便便的牧师那样做出结论：雇佣工人应当经常挨饿。相反地，他希望增加雇佣工人的需要，并希望他们需要量的增加能刺激他们去为“比较高雅的人们”劳动。
(91)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223页。
(9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9、80、85页。
(93)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1页。
(94)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
(95)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
(96) 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足以说明问题，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为每年也许有1亿镑的收入被隐瞒了。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呈报应纳税的利润是6 000镑，而税务员估算为88 000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公司呈报的是19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25万镑。”（《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第42页）
(97) 《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50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2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驳过。
(98)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第17页。
(99) 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
(100) 现在，1867年3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不列颠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过剩了。1866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5％，1867年由于类似的情况，普雷斯顿发生了2万人的罢工。〔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弗·恩·〕
(101) 《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页。
(102) 格莱斯顿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1843年2月14日《泰晤士报》。2月13日《汉萨德》）
(103) 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4月17日《晨星报》。
(104) 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汁材料（第6部分）》1866年伦敦版第260—273页。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
(105) 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汉萨德》上的文字是这样的：“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多半是为生存而挣扎。”英国的一位著作家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⁴⁴¹
　　　　（[引自亨·罗伊]《兑换理论》1864年伦敦版第135页）
(106) 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67、82页。至于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107) 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
(108) 亚·斯密有时还把workhouse[贫民习艺所]一词同manufactory[手工工场]一词等同起来。例如，他在论分工那一章的开头写道：“在各种劳动部门就业的人，往往可以被集合在同一工场 （workhouse）里。”⁴⁴³这一点以特别的方式说明了亚·斯密以来的进步。
(109)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页。
(110) 同上，第17页。
(111) 同上，第13页。
(112) 同上，附录第232页。
(113)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232、233页。
(114)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4、15页。
(115) “任何情况下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一个场所，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
(116)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页注。
(117) 同上，第89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吵架，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 56页）
(118) 同上，第62页。
(119) 《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
(120)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91页。
(121) 同上，第88页。
(122)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9页。
(123)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56页。
(124) 同上，第149页。
(124a) 同上，第50页。
(125) 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122号……………………………… 1间房　　　 16人
　　拉姆利街13号………………………………1间房　　 　11人
　　鲍尔街41号…………………………………1间房　　　 11人
　　波特兰街112号…………………………… 1间房　 　　 10人
　　哈迪街17号…………………………………1间房　　　 10人
　　北街18号……………………………………1间房　　 　16人
　　北街17号……………………………………1间房　　 　13人
　　怀默街19号…………………………………1间房　　　 8个成年人
　　乔伊特街56号………………………………1间房　　　 12人
　　乔治街150号……………………………… 1间房　 　　 3家
　　赖夫尔广场玛丽门11号……………………1间房　　　 11人
　　马歇尔街28号………………………………1间房　　 　10人
　　马歇尔街49号………………………………3间房　　　 3家
　　乔治街128号……………………………… 1间房　 　　 18人
　　乔治街130号……………………………… 1间房　 　　 16人
　　爱德华街4号……………………………… 1间房　　 　17人
　　[乔治街49号……………………………… 1间房　　 　2家]
　　约克街34号…………………………………1间房　　 　2家
　　咸饼街……………………………………… 2间房　　　 26人
地下室　　瑞琴特广场…………………………………1个地下室　　 8人
　　爱克街………………………………………1个地下室　　 7人
　　罗伯茨街33号………………………………1个地下室　　 7人
　　普拉特后街（炼铜场）…………………… 1个地下室　　 7人
　　埃本尼泽街27号……………………………1个地下室　　 6人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1页）
(127)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4页。
(128)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50页。
(129)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
(130) 同上，第165页。
(131)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注。查珀伦勒弗里斯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中央注册局局长370报告说：“在达夫霍尔斯，在小山似的石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掘土工人和雇来修筑铁路的其他工人的住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上，注2）
(132) 第460页及以下几页FN22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
(133)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0、182页。
(134)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515、517页。
(135)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6页。
(136) “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　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　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　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
(137) 杜克佩西奥《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第151、154、155、156页。）
(138) 詹姆斯·埃·索·罗杰斯 （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0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两卷只包括1259—1400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⁴⁴⁶
(139)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5、11页。
(140) 理查·普赖斯《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第158页。作者在第159页上指出：“现在一个工作日的名义价格不过比1514年提高3倍，或者最多不过提高4倍。可是现在谷物价格却涨了6倍，肉类和衣服的价格涨了将近14倍。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同生活费用相比较，看来还抵不上过去的一半。”
(141) 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6页。关于18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142) 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80页。
(143) 同上，第213页。
(144) 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2页。
(145) 《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47页。
(146) 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45年3月29日第290页。
(147) 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
(148) 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特别可以从下列各栏人口调查情况中看出：“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些栏的总人数1851年为216 851人，到1861年就只有176 151人了。从1851年到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 253个减到6 370个，所有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这20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 771个增加到8 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 755个增加到3 914个，1 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
(149) 牧羊人总数由12 517人增加到25 559人。
(150)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6页。
(151) 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3页。“农民又成了农奴。”（同上，第10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⁴⁴⁹，他是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私人朋友，因此决不是“过去时代的赞颂者”⁴⁵⁰。
(152)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42页。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房屋出租者一听说一个工人挣得多一些就对他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一看到“工人的妻子找到工作”就降低他的工资 （同上）。
(153) 同上，第135页。
(154) 《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34页。
(155)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42页第50号。
(156) 同上，第77页。《大法官备忘录》。
(157) 同上，第2卷证词。
(158) 同上，第1卷附录第280页。
(158a) 《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卷附录第274—275页。
(159)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38、249、261、262页。
(160) 《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62页。
(161) 同上，第17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工人的 ¹/₄ ，面包量只等于 ¹/₂ 。19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威尔士，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身体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穷造成的。当地农业工人一天的生活费大约为5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像红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作调味品，这就是农业工人日复一日的午餐……　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　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堆蓬松的湿秸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类小屋里呆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来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　卡马森郡和卡迪根郡的教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西坡。树木稀少，只在有遮挡的地方才能见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　年青人都跑到格拉摩根郡和蒙茅斯郡的东部矿区去了……　卡马森郡是矿工的繁殖场和他们的残疾人收容所…… 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迪根郡：

　　　　　　 1851年　　　　　 1861年
　　男人…………45155　　　　　　 44446
　　女人…………52459　　　　　　 52955
　　————————————————————
　　　　 　　　 97614　　　　　　 97401。”

（汉特医生的报告，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1865年伦敦版第498—502页）
(162) 1865年这项法律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人们从经验中很快就知道，这种修补是无济于事的。
(163) 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close villages（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open villages（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
(164) 这种供人观赏的村庄华而不实，如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巡游克里木时所看到的村庄一样。近来，连牧羊人往往也被赶出这些供人观赏的村庄了。例如，在哈伯勒市场附近有一个占地将近500英亩的牧羊场，这里只需要一个男劳力。以前，为了减少在这个辽阔的草原——莱斯特和北安普敦的美丽的牧场上进行长途跋涉，牧羊人通常可以在农场上得到一所小屋。而现在每周付给他13先令住宿费， 他必须到很远的开放村庄去找住处了。
(165) “工人住宅〈在开放村庄里，这些住宅当然总是挤得满满的〉通常都是盖成一排一排的，后墙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因此这些住宅只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5页 ）在农村中，啤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往往同时就是房屋出租者。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这第二个主人。他同时还必须是这个主人的顾客。“农业工人每周收入10先令，除每年付房租4镑外，还得按小店主随意规定的价格向他购买一点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同上，第132页 ）这些开放村庄实际上成了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的“流放地”。许多小屋是不折不扣的旅店，附近地区的一切流氓都在那里出出进进。村民和他的家庭虽然在最污浊的环境中也往往能真正令人惊奇地保持纯朴正直的品格，但是在这种地方也会彻底堕落。显贵的夏洛克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这在他们中间自然已是一种时髦。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非开放村庄和供人观赏的村庄”乃是“开放村庄”的发源地，并且没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开放村庄中的小地主，绝大部分农业工人就得在他们劳动的田庄的树下过夜了。”（同上，第135页 ）“开放村庄”和“非开放村庄”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和整个东部地区非常流行。
(166) “房屋出租者〈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直接或者间接地靠别人的劳动致富，他每周给这个人10先令工资，然后每年再从这个穷鬼身上榨取4镑或5镑房租。这种房子在公开市场上连20镑也不值，但是由于地主的权力却保持着人为的价格，地主会说：‘要么住我的房子，要么滚你的蛋，没有我的证明，看你到哪里去找住处……’如果有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想到铁路上去铺轨或者到采石场去干活，同样的权力又会对他说：‘要么拿这样的低工资给我干下去，要么在提出声明后过一个星期就滚蛋，有猪你也弄走，往后看你从你的菜园里长的马铃薯中能搞到什么’。如果地主〈或租地农场主〉觉得还是采取别的办法更有利，他有时就抬高房租，以作为对工人辞工的惩罚。”（同上，第132页 ）
(167) “新婚夫妇对于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成年弟弟妹妹不会有什么好影响；虽然不能记下实例，但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说法：血亲通奸罪使妇女招致极大痛苦，甚至常常死亡。”（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7页 ）有个曾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过多年侦探的农村警官，在谈到他们村的姑娘时说：“她们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这样道德败坏，这样放荡不羁和厚颜无耻，这是我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侦探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们像猪一般地生活，小伙子和大姑娘，母亲和父亲，统统睡在一个房间里。”（《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附录第77页第155号 ）
(168) 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9—14页。
(168a) “牧师和贵族好 像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169) “农仆FN29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从事强制劳动，就像国家要求士兵这样做一样。他的劳动，也像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报酬。像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候就被人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像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2页 ）有时也例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自己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向他祝贺霍尔克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
(170) 近几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在“过剩”人口的发源地，居住条件和其他条件也变坏了。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正“农业无产阶级”，见前面引用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FN30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FN31（1869年汉堡第2版第88页及以下几页⁴⁵²）。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 71.14％。最近5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早在1846年，皮埃尔·杜邦就在自己的（工人之歌）中写道：
　　“穿破衣，住洞窟，
　　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
　　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
　　齐来和我们同住。”
(171)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1867年3月底公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172) 《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证词第37页第173号。
(173) 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
(174) “拉德福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附录第6页第32号）
(175) “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大为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79页第174号）
(176) “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提供2镑至2镑10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17页和第 14页）
(177) 有一位地主感到地租太合自己的胃口了，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少年工农业合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
(178) 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以使用它的原因。”（《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17页第14号）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无疑是最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16页第3号）
(179) “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43页第202号 ）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因为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我”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80页第180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
(180) 前面我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伙制度<见本卷第457—460页。——编者注>，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竟肯把亲生儿女卖身为奴！其实，农村居民处在“显贵们”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值得惊奇的，倒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有时是教区官吏，有时是雇主们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而不是送去上学……　时间上和精力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穷人的心中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是决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XX页第82号；第XXIII页第96号）
(181) 爱尔兰的人口：1801年5 319 867人，1811年6 084 996人，1821年6 869 544人，1831年7 828 347人，1841年8 222 664人。
(182) 如果我们回溯得更远一些，结果会更加糟糕。例如，1865年有羊3 688 742只，而1856年是3 694 294只；1865年有猪1 299 893头，而1858年是1 409 883头。
(183) 本文中的数字是按（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年各郡各省农作物的种植亩数和牲畜存栏数概况）（1860年都柏林版）以及以后各年的统计和〈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7年都柏林版）的材料汇编的。我们知道，这些统计资料是每年向议会提出的官方统计资料。
　　第2版补注：官方统计表明，1872年的耕地面积比1871年减少134 915英亩。芜菁、甜萝卜等菜类种植面积“增加”了；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是：小麦减少16 000英亩，燕麦减少14 000英亩，大麦和黑麦减少4 000英亩，马铃薯减少66 632英亩，亚麻减少34 667英亩，草地、三叶草地、野豌豆和油菜籽减少30 000英亩。小麦种植面积在最近5年中逐年榷少的情况如下：1888年为285 000英亩，1869年为280 000英亩，1870年为259 000英亩，1871年为244 000英亩，1872年为228 000英亩。桉整数计算，1872年马增加2 600匹，牛增加80 000头，羊增加68 600只，猪减少236 000头。
(184)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185) D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
(186) 每英亩的产量相对地说减少了，但我们切不要忘记，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东西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
(186a) 因为爱尔兰被看作“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名著：《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证明，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的数目成正比，而是同人口的数目成反比。
(186b) 1851—1874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2 325 922人。
(186c) 第2版注：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版）一书中的一个统计表：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占有土地的94.6％，1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占有5.4％。
(186d)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并参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质询》1861年3月8日。
(187)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9、1页。
(187a) 同上，第12页。
(187a) 同上，第12页。
(187b)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5页。
(187c) 同上，第27页。
(187d) 同上，第26页。
(187e) 同上，第1页。
(187f) 同上，第32页。
(187g) 同上，第25页。
(187h)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30页。
(187i) 同上，第21、13页。
(188)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96页。
(187i) 总面积包括泥沼地和荒地。
(188b) 在本书第三册论述土地所有制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减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⁴⁵⁸。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索·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82页）中提到：“G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克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　它〈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出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被消灭了。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向牧场转化、租地农场的积聚和小农的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这种论调。只有像拉韦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691—701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680—699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617—622页。——编者注
FN4 见本卷第770—702页。——编者注
FN5 见本卷第374—389页。——编者注
FN6 见本卷第356—358页。——编者注
FN7 见本卷第718—719页。——编者注
FN8 第3版和经恩格斯审校的英文版中是：集中。——编者注
FN9 见本卷第497页。——编者注
FN10 见本卷第460—480页。——编者注
FN11 见本卷第453—463页。——编者注
FN12 指约·肯宁安。——编者注
FN13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FN14 见本卷第309—312页。——编者注
FN15 “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编者注
FN16 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编者注
FN17 见本卷第453—492页。——编者注
FN18 见本卷第711—712页。——编者注
FN19 例如见本卷第478—482页。——编者注
FN20 第1—4版是：3 ⁵/₁₂ %。——编者注
FN21 见本卷第543页。——编者注
FN22 见本卷第568—576页。——编者注
FN23 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
FN24 见本卷第666页。——编者注
FN25 见本卷第640—641页。——编者注
FN26 见本卷第694—695页。——编者注
FN27 按计算应为16先令，不过帕里著作中就是这样写的。——编者注
FN28 见本卷第754—757页。——编者注
FN29 见本卷第781页。——编者注
FN30 见本卷第709页。——编者注
FN31 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
FN32 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
FN33 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
FN34 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FN35 克尔特语：绿岛；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注　　释

9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448），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0、712、744。
23 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89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中（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100.744。
1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1页。——162。
156 “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ey theory）是19世纪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银行券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银行券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理论”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蔼（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了金属货币以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称作“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包括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7—580页）。——168、716。
209 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即斯温暴动，它是1830—1833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增长引起的。举行暴动的雇农反对使用脱谷机和要求增加工资，并以假名“斯温上尉”的名义向租地农场主和地主发出恐吓信，烧毁庄稼垛，捣毁脱谷机，想以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293、777。
220 1347—1350年西欧鼠疫猖獗。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2 500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313、809。
227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的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323、689、743。
345 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作为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济贫法实现了委员会的建议，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进行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贫民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6、776。
370 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543、750、766、780。
403 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427 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法中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706、714。
428 西·尼·昂·兰盖“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句话，见他的《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711、847。
429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28节。——712。
430 大概指维·里·米拉波的著作《人民之友》1755年巴黎版。在这本书中，米拉波认为，各国的财富必须以尽可能多的人口为主要源泉。弗·魁奈不同意这种观点。在1757年7月27日他和米拉波之间的一次讨论中，他使米拉波信奉了重农主义的学说。米拉波成了魁奈的学生。——712。
431 大概指托·查默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尤其是第11章第344和34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417页。
　　“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0章第1节。——713。
432 亚·斯密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8章（工资），尤其是第81—83页。——715。
43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c节《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中的最后几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4页及以下几页）。——716。
434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42页。——717。
435 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结尾部分。——731。
436 1849—1859年间，英国参加了几次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对华战争（1856—1858年和1859—1860年），以及对波斯战争（1856—1857年）。此外，1849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1857—1859年派兵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735。
437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爱，吉，韦克菲尔德编，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195页。——741。
438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40页。——745。
439 自由贸易理论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的一部分，尤其为18—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最著名的代表是亚·斯密和大·李嘉图。这种学说从理论上论证了对自由贸易的要求，它认为不应用任何限制的办法，如关税、禁止进出口来阻碍自由贸易。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见注23）．就消除了自由贸易的一个重大障碍。马克思把自由贸易代表的许诺与宗教上的千年王国（见注230）的许诺相比。——747。
440 关于这段引文曾经发生过一场论战。恩格斯的第四版序言和马克思1872年写的《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后两篇文章是马克思对布伦坦诺刊登于《协和。工人问题杂志》的两篇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和《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的回答；恩格斯的文章《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72年5月23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都有关于这一论战的情况。马克思在《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段引文。——751。
441 尼·布瓦洛〈讽刺诗集〉第8首。——752。
442 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53。
443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6页。——754。
444 关于英格兰的农业工人的营养状况，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755。
445 波托西矿山是在玻利维亚南部的丰富的银矿地区，于1545年发现，17世纪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中心，它提供的银产量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一半。——758
446 马克思认为詹·埃·索·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中有很多材料，在1866年12月17日和1867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不仅谈到此书，而且说要在《资本论》中给它留出空位。——775。
447 安·库·阿什利（舍夫茨别利伯爵）从1844年至1846年初在下院多次提出把工作日缩短到10小时的法律草案。在此之前，1840年曾根据阿什利的提案，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调查仍未实施1833年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1842年他提出了禁止妇女和13岁以下的儿童在矿井中劳动的法案。1845年，他又提出了在薄印花布厂中限制童工的法案。——778。
448 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19世纪高教会派（见注9）产生后，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和恢复天主教旧制的一派称低教会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主张简化仪式，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些慈善活动。舍夫茨别利伯爵（即阿什利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778。
449 自由学派是对那些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生产和贸易的无限制自由的经济学家的称呼。他们表达了上升时期的、部分已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期待国家从内部和外部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不受干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口号表达了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的观点。自由学派的见解，即自由贸易理论（见注439）源于重农学派的著作和亚·斯密与大·李嘉图的著作。——781。
450 “过去时代的赞颂者”，见贺拉斯《诗论》第173节。——781。
451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些材料。——782。
45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8—235页。——798。
453 沙·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第5篇第36章补充和第6篇结论。——801。
454 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8章第19节。——801。
455 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有四页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提纲，这原来是为在1867年11月26日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而准备的，但他没有作这次发言。这一提纲包含了与本节后面几页类似事实。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上所作的报告的提纲（共10页）论述了同样的问题。——803。
456 “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是套用了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817。
457 “胃口越来越大”（L'appetit vient en mangeant），源于弗·拉伯雷的讽刺小说《巨人传》第1卷第5章。——818。
458 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三册即《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见本卷第13页），但不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还是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3卷都没有这方面的论述。——819。．
459 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社社员组织是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社社员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试图以密谋暴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一直没能成功。60年代末芬尼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70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819。
460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Acetba fara Romanoc agunt scelusque fraternae necis），引自贺拉斯《抒情诗集》第7首。——819。

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⁴⁶¹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餬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 故事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么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惟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神圣的义务。⁴⁶²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惟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¹⁸⁹⁾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¹⁹⁰⁾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4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¹⁹¹⁾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¹⁹²⁾因此，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⁴⁶⁴后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这些情况，加上代表15世纪特点的城市繁荣，就使大法官福蒂斯丘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人民财富能够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情况是排斥资本财富的。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⁴⁶⁵）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它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 一个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决不是这件事情的惟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强行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⁴⁶⁶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小农的剥夺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哈里逊说：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　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保留下来，这类情况我也能谈一些。”

　　这些老的编年史家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蒂斯丘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15世纪和16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穷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

　　“这时〈1489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场〈牧羊场等〉；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活）转化为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会、什一税也衰落……　国王和当时的议会为医治这一弊端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　他们采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形成。”

　　1489年亨利七世颁布的第19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2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新规定这条法律。其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无力养家餬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例等等。1533年的一项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拥有24 000只羊，于是限定不得超过2 000只。⁽¹⁹³⁾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以来150年内相继颁布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都同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29节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使它们就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193a)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4英亩土地，并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1627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丰特米尔的罗杰·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时，还因没有拨出4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1638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4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止在伦敦周围4英里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4英亩土地的房屋。在18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2英亩土地，他还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说：

　　“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¹⁹⁴⁾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在一起。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¹⁹⁵⁾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巡视英格兰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⁴⁶⁷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年，终于不得不通过征收济贫税而正式承认有需要救济的贫民。

　　“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附有任何说明性的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¹⁹⁶⁾

　　查理一世十六年颁布的第4号法令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实上只是在1834年，这项法律才获得新的更严格的形式。⁽¹⁹⁷⁾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响。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¹⁹⁸⁾

　　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麦考莱也承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不得不替主人把他的弃妾嫁出去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¹⁹⁹⁾，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法。只要把情况相应地改变一下，它们对英国农民的影响，就同鞑靼人波里斯·戈东诺夫的命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一样。⁴⁶⁸

　　“光荣革命”⁴⁶⁹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²⁰⁰⁾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²⁰¹⁾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⁴⁷⁰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²⁰²⁾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王室土地（从1604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进行）。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把耕地转化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15世纪末，在16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18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手段。⁽²⁰³⁾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弗·莫·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民给予“赔偿”。⁽²⁰⁴⁾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18世纪叫作资本租地农场⁽²⁰⁵⁾或商人租地农场⁽²⁰⁶⁾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

　　但是，18世纪的人还不像19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⁴⁷²中只摘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24个平均占50—15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被合并为3个租地农场了。”⁽²⁰⁷⁾“在北安普顿郡和莱斯特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50英亩，而过去耕种过1 500英亩……　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方，100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8所或10所……　在大多数不过15年或20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4—5个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20—30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家庭。”⁽²⁰⁸⁾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甚至像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²⁰⁹⁾

　　普莱斯博士说：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么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就要转化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劳动也许加重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　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集中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这种集中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²¹⁰⁾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²¹¹⁾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工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莱斯博士的反对者的意见。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如果小农转化为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么，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　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²¹²⁾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亚派⁴⁷⁴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莫·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到18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16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3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19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 511 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FN2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那里，这个过程有下列特点：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克兰FN3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即克兰的首领或“大人”，只是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像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克兰首领们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转化为私有财产权，由于遭到克兰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逐出去。纽曼教授说：

　　“英国国王可以自以为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²¹³⁾

　　在苏格兰，这次革命是在拥护王位觊觎者的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武装暴动⁴⁷⁵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²¹⁴⁾和詹姆斯·安德森⁽²¹⁵⁾的著作中看到这次革命的最初阶段。在18世纪，还禁止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盖尔人⁴⁷⁷移居外国，以便用暴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²¹⁶⁾至于19世纪盛行的方法⁽²¹⁷⁾，在这里以萨瑟兰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 000人——转化为牧羊场。从1811年到1820年，这15 000个居民，大约3 000户，陆续地遭到驱逐和灭绝。他们居住的所有村庄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所有田地都 被变为牧场。不列颠的士兵被派来执行这种暴行，同当地居民发生了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794 000英亩土地攫为己有。她把沿海地区大约6 00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2英亩。这6 000英亩土地原来一直是荒地，并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如此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2先令6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血流汗的克兰成员。她把掠夺来的全部克兰土地划分为29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只住一户人家，大都分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1820年，15 000个盖尔人已经被131 000只羊所代替。一部分土著居民被赶至沿海地区，以捕鱼为生。他们变成了两栖动物，按一位英国作家的说法，是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陆上和水上合起来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²¹⁸⁾

　　但是，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克兰“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鱼的气味传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²¹⁹⁾

　　最后，一部分牧羊场又转化为狩猎场。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像家畜，肥得象伦敦的市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是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1848年萨默斯写道：

　　“在苏格兰高地，森林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格伦 费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韦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条线上，布莱克山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伯丁附近到奥本峭壁，现在都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阿尔恰格湖、格伦加里、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　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变为牧羊场……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　鹿林(219a)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25年当中，狩猎场的数目和规模 像过去25年那样增长，那么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绝迹了。苏格兰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出于时髦，贵族的欲望，打猎的爱好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牟取利润。因为事实是，把一块山地辟为狩猎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把它变为牧羊场有利得多……　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只受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　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国王的政策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圈子里去了……　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　压迫日甚一日。清扫和驱逐人民，像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作固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措施，由地主们来实行；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²²⁰⁾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3．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
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获得一种行乞许可证。相反地，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要遭到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3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以前的法令又加以重申，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FN4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像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器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FN5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到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 随意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²²¹⁾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19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一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右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3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221a)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⁴⁸⁰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抓到的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抓到的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FN6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抓到，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18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17世纪中叶在巴黎曾经建立了一个流浪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1777年7月13日的敕令）还规定，16岁至60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1531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1号告示，1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14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转化为资本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²²²⁾，在英国开始于1349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1350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8章第5节FN7）已经讲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地说：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险。”⁽²²³⁾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18条和第19条也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10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21天。1360年的一项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14世纪起到1825年废除禁止结社法³⁶⁴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

　　大家知道，在16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FN8。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第3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²²⁴⁾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三世七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2先令7 ¹/₂ 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68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1799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1661年及1617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来说明。在这里，400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 决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1796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1813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许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废除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⁴⁸²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鼓起勇气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⁴⁸³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500年来，英国议会出于卑鄙无耻的自私自利一直固守那种反抗工人的常设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²²⁵⁾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硬是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⁴⁸⁴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⁴⁸⁵中取消。采取上述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²²⁶⁾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FN9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14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 子、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15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16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变穷，使租地农场主致富。⁽²²⁷⁾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16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99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FN10。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²²⁸⁾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16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²²⁹⁾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
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FN11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业史⁴⁸⁶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 鲁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²³⁰⁾，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²³¹⁾，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转化为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大亚麻纺织厂出现了，“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实现为无数农民家庭的额外收入，或者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实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在，它实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营里了。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转化为指挥他们⁽²³²⁾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是通过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形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作manufactures réunies，即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米拉波说：

　　“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作联合手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几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国民财富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　联合工场使一两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享不到企业主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　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认识到，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工资的手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决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强餬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工场，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场。”⁽²³³⁾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²³⁴⁾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得，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总是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FN12。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他总是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²³⁵⁾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期，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²³⁶⁾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²³⁷⁾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²³⁸⁾资本家不是通过像租地农场主那样的渐进方式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转化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⁴⁹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现今，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　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而产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　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²³⁹⁾

　　作者应该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²⁴⁰⁾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⁴⁹¹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⁴⁰³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²⁴¹⁾

　　荷兰——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²⁴²⁾。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西 里伯斯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西里伯斯岛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

　　“例如，望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强行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对支付21 875镑贿款进行“节欲”，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 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¹⁴⁶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像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沃伦·哈斯丁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镑把他的契约卖给一个名叫本的人，本又在当天以6万镑转卖出去，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万镑！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²⁴³⁾

　　在像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像墨西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⁴⁹²，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 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5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清教徒前辈移民⁴⁹³的叛逆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曾宣布，用警犬捕杀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²⁵⁶）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 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资本总和还要多”。⁴⁹⁴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穷，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外来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⁴⁹⁵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惟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公共信用制度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惟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243a)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 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243b)

　　随着国债产生的，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⁴⁹⁶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道布尔迪等一大批著作家错误地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FN14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国家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为谋利者效劳，就不仅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用暴力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⁴⁹⁷以后，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18 000万国债就够了！”⁽²⁴⁴⁾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律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像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莫·伊登爵士对于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18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见本卷第836页。——编者注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²⁴⁵⁾

　　菲尔登写道：

　　“在德比郡、诺丁汉郡，尤其在兰开夏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兰开夏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伯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13、14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监工被派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果必然是残酷虐待……　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兰开夏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极其残忍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致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　德比郡、诺 丁汉郡和兰开夏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兰开夏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²⁴⁶⁾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胜利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⁵⁰⁰，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 西班牙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班牙美洲4 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 大不列颠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平达；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采用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化为一种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²⁴⁷⁾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²⁴⁸⁾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⁵⁰¹。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²⁴⁹⁾，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²⁵⁰⁾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⁵⁰²。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²⁵¹⁾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²⁵²⁾

作者原注

(189) 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这里，农奴在获得某种土地时效权之前，就已经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们转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的新主人。在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⁴⁶³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190) “用自己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　至少有16万个土地所有者靠耕种自己的小块Freehold[自由地]〈Freehold是完全自由支配的财产〉为生，他们连同家属在内要占总人口的 ¹/₇ 以上。这些小土地占有者的平均收入估计为60—70镑。根据计算，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多于租种别人土地的人。”（麦考莱《英国史》1854年伦敦第10版第1卷第333—334页 ）——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还有 ⁴/₅ 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同上，第413页）——我所以引用麦考莱的话，是因为他作为系统的历史伪造者，是要尽量“砍掉”这类事实的。
(191) 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负有纳租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那里〈在西里西亚〉的农民是农奴。”但是，这些农奴占有公有地。“直到今天还无法使西里西亚人分割公有地，而在新马尔克，几乎所有村庄都非常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分割。”（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2卷第125、126页）
(192) 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
(193)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吃人”（《乌托邦》，鲁宾逊译，阿伯编，1869年伦敦版第41页）。
(193a) 培根说明了自由的富裕农民和优秀的步兵之间的联系。“保持足够的租地，以保证强壮的男子不致贫困，使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牢靠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族和小屋贫农 （cottagers）、雇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的手里，这对维持王国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是，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或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富裕的状况下成长的人。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流人士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居民和庄稼人却是他们的单纯的劳动者或雇农，却是小屋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决不会有一支坚忍卓绝的步兵……　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居民实际上都是由贵族和贫穷的农民组成……因此，它们只好雇用瑞士等国的人来当自己的步兵营的士兵，结果形成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但士兵很少。”（《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1719年肯尼特《英国》，1870年伦敦版第308页）
(194) 汉特医生《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4页。——“〈旧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现在看来对于工人是太多了，甚至能使他们变成小租地农民。”（乔治·罗伯茨《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第184页）
(195) “贫民享有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权利是由旧法令明文规定的。”（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第2卷第804、805页）
(196) 威廉·科贝特《新教改革史》第471节。
(197) 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新教的“精神”。在英格兰南部，若干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聚首集议，拟就了关于正确解释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十个问题。他们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曾任法官）对这十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租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立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不愿被投入上述监狱，就不予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贫民，他可以在一定的日子，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为，邻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可用来获得租地或船舶而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人经过开导，可以对教区作一些很有益的事情。如果贫民在雇主的保护下死亡，那就罪在雇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担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措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做能使陷于贫困的人不要求救济。”（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84、85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要比英格兰迟几百年。1698年索尔顿的弗莱彻还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惟一办法是恢复农权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谋生的人变为奴隶。”伊登在《贫民的状况》第1卷第1章第60、61页上说：“农民的自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　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苏格兰的那位“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在法兰西，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敕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
(198) 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却在他所著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FN1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
(199) 《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威奇版第4页。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的维护者，《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伦敦版第139页）的作者[约·阿巴思诺特]也说：“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实行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仆从好多少。”
(200) 下面的记载表明了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1695年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被赠送给奥克尼夫人，这是国王的宠爱和夫人的影响的公开证明……　奥克尼夫人的可爱的效劳想必就是淫秽的嘴唇的效劳。”（英国博物馆斯隆收集的原稿第4224号，原稿的标题是：《萨默斯、哈利法克斯、牛津、秘书弗农等人给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威廉国王、桑德兰等人的性格和行为》。里面充满了秘闻。）
(201) “王室土地的非法让渡 （一部分通过出卖，一部分通过赠送）是英国历史上可耻的一章……是对国家的一个大欺骗。”（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29、130页）——〔关于现代英国大土地占有者如何占有土地的详细材料，见[霍·伊文思]《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著，1879年伦敦版。——弗·恩·〕
(202) 参看埃·伯克的关于贝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小册子⁴⁷¹。“自由主义的山雀”约翰·罗素爵士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
(203) “租地农场主禁止小屋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小屋贫农处于贫穷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情况是：租地农场主用这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全部权利。”（《圈围荒地的后果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伦敦版第75页。
(204) 伊登《贫民的状况》序言[第XVII、XIX页]。
(205) “Capital farms．”（《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 1767年伦敦版第19、20页）
(206) “Merchant—farms．”（《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11页注 ）这部匿名佳作的作者是牧师纳撒尼尔·福斯特。
(207) “托马斯·莱特《论小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95年版第2—3页。
(208) 散见牧师阿丁顿《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伦敦版第 37—43页。
(209) “理·普赖斯博士《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版第2卷第155、156页。请读一读福斯特、阿丁顿、肯特、普赖斯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论著，并把它们同麦克库洛赫在他的书目汇编《政治经济学文献》 （1845年伦敦版）中穷极无聊的献媚的饶舌比较一下吧。
(210) 理·普赖斯博士《评继承支付》第2卷第147、148页。
(211) “同上，第159、160页。这使我们想起了古罗马。“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相信这些土地不会再被夺去，因此，把邻近贫民的土地也购买下来，部分是取得贫民的同意，部分是用暴力夺得，于是，他们不再是耕种零星的土地，而是耕种大片的土地。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要服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拥有奴隶所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还因为奴隶不服兵役，可以没有阻碍地繁殖和有许多孩子。这样一来，强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全境到处都是奴隶。而意大利人则由于贫穷、赋税和兵役的折磨而逐渐减少了。当和平时期到来时，他们还要遭到完全无事可做的痛苦，因为富人占有土地，并且用奴隶而不用自由民来耕种。”（阿庇安《罗马内战》第1卷第7页 ）这里说的是李奇尼乌斯法⁴⁷³颁布以前的时代的情况。兵役大大加速了罗马平民的没落，它也是查理大帝大力促使自由的德意志农民转化为依附农和农奴的一个主要手段。
(212) [约·阿 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124、125、128、129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利]《国家的危险》1843年伦敦第2版第XIV页）。
(213) 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32页
(214) 斯图亚特说：“这些土地的地租〈他错误地把这个经济范畴用于塔克斯缅⁴⁷⁶向克兰首领交纳的贡税〉与其土地的面积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把租地农场所养活的人数拿来比较，也许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所养活的人数，是最富饶地区的同等价值的土地所养活的人数的10倍。”（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章第104页）
(215) 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
(216) 1860年，被暴力剥夺的人在各种虚伪的许诺下被运往加拿大。有些人逃往山里和邻近的小岛。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们便同警察格斗，然后逃走了。
(217) 亚·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在1814年写道：“在苏格兰高地一带旧的所有权状况日益被暴力破坏……　地主不顾世袭租佃者〈这一范畴在这里也用错了〉而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　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大卫·布坎南《论亚·斯密的〈国富论〉》1814年爱丁堡版第4卷第144页）“苏格兰的显贵像拔除野草那样剥夺农民的家庭，像印第安人对野兽巢穴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　一个人只能换到一只羊的毛或一条羊腿，甚至更贱……　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有人曾经在会议上建议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转化为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主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建议。”（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敦版第215、216页）
(218) 当现在的萨瑟兰公爵夫人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时候，——在南北战争8时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明智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国人的心都是同情奴隶主的，——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描述了萨瑟兰的奴隶的状况。⁴⁷⁸（凯里在1853年费城出版的《奴隶贸易》一书的第202、203页上引用了我的文章的一部分。）我的文章被一家苏格兰报纸转载，并且引起了该报和萨瑟兰家族的献媚者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
(219) 关于这种鱼类买卖的有趣材料，我们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新辑》中看到。——纳索·威·西尼耳在他的前面引述过的遗著中把“萨瑟兰郡采取的这种办法说成是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次‘清扫’”（《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1868年伦敦版[第282页]）。
(219a) 在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赶走，把鹿群赶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
(220) 散见罗伯特·萨默斯《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版第12—28页。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把1847年盖尔人遭到的饥荒说成是由于他们人口过剩。无论如何，盖尔人“压迫着”他们的食物。——“清扫领地”或者像德国所说的“Bauemlegen”在三十年战争后在德国特别盛行，1790年还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引起了农民起义⁴⁷⁹。它在德国东部尤为流行。在普鲁士的大部分省里，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保证了农民的所有权。他占领了西里西亚以后，强迫地主重建农舍、仓库等等，供给农户牲畜和农具。他的军队需要士兵，他的国库需要纳税人。但农民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混乱的财政制度下和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下，究竟过着怎样愉快的生活，这可以从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米拉波的叙述中看出：“亚麻是德国北部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但可惜，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防止贫困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直接税、徭役以及各种强制性服役使德国农民破产，此外他们还要为他们所买的一切东西交纳间接税……而使他们彻底毁灭的是：他们不敢在他们愿意的地方，以他们愿意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也不敢从那些能够以较低廉的价格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原因不知不觉地使他们毁灭，如果不纺纱，他们就无法到期交纳直接税；纺纱成了他们的补助的来源，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妻子、儿女、男女仆人甚至他们自己从事有利的工作。但是，即使有了这种补助来源，生活还是可怜极了！夏天，他们像犯人一样从事耕作和收获的劳动，9点睡觉，2点就要起床，这样才能把活干完；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长期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交纳税款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要十分勤奋地纺。因此，农民在冬天要到半夜或1点才睡觉，而早晨5点或6点就要起床，或者在晚上9点睡觉，2点起床；除了星期日，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这样。这种过度的不眠和劳动使人憔悴；因此农村里的男女比城市里的男女要衰老得快”（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3卷第212页及以下几页 ）。
　　第2版补注：1866年3月，在罗伯特·萨默斯的上述著作发表了18年以后，莱昴内·莱维教授在技艺协会²⁸¹作了一个关于牧羊场转化为鹿林的报告，他叙述了苏格兰高地荒芜状态的加剧。他说：“减少人口，把土地转化为纯粹牧羊场，是不花费代价便能获得收入的最方便的手段……　鹿林代替牧羊场已经成为苏格兰高地的普遍的变化。现在是野兽赶走了羊群，就像从前为了给羊群腾出地盘而把人赶走一样……　从福弗尔郡的达尔豪西伯爵领地一直到约翰·奥格罗特都是森林。其中〈在这些森林中〉很多已住有狐狸、野猫、黄鼠狼、白鼬、伶鼬和山兔；近来那里还出现了兔、松鼠和鼠。在苏格兰的统计中被当作特别富饶和广阔的牧场的大片土地，现在既不耕作，也不改良，只是供少数人在每年一个短时期内用于狩猎消遣。”
　　1866年6月2日出版的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一家苏格兰报纸在上周载有这样的消息：‘萨瑟兰郡的最好的牧羊场之一，在不久前租约期满时，还曾有人出价年租1 200镑，然而现在已转化为鹿林！’就像当时诺曼征服者……为造新林曾毁掉了36个村庄一样……这种封建本能现在又出现了……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蒂尔特的野草是珀斯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曾是巴德诺赫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莱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珀斯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像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林的土地可以养活15 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 ¹/₃₀，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强制性的荒芜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这种人为的荒野或荒地应当用立法的断然手段来加以铲除。”
(221)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版）的作者说：“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鼓励工场手工业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规定一切流浪者都要打上烙印这条值得注意的法令中看出来。”（第5页）
(221a) 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第41、42页]中说：“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 ！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作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72 000名大小盗贼被处死”（霍林舍德《英国概述》第1卷第186页）。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300或400人”（斯特赖普《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第2版第2卷 ）。这位斯特赖普还说，在萨默塞特郡，仅仅一年中就有40人被处死，35人被打上烙印，37人遭鞭打和183个“不可救药的恶棍”被释放。但是他说：“由于治安法官的疏忽大意和人民的愚昧同情，这个巨大的被控者人数还不到实际犯罪人数的 ¹/₅。”他又说：“英格兰其他郡的情形并不比萨默塞特郡好，许多郡的情况甚至更糟。”
(222) 亚·斯密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⁴⁸¹兰盖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⁴²⁸
(223) [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版第206页。他挖苦地补充说：“我们总是准备为雇主效劳；难道就不能为雇工做一点事吗？
(224) 从詹姆斯一世一年颁布的第6号法令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某些织布业主以治安法官的身份在自己的工场内正式规定了工资率。在德国，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对人口稀少地区的地主来说，缺乏仆人和工人是十分麻烦的。所有村民都被禁止把自己的房间租给独身男女；凡遇到这种租房人，必须报告当局，如果他们不愿当仆人，那么，即使他们靠其他工作，靠替农民做短工或从事货币和粮食买卖为生，也要被关进监狱。（《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第1章第125条）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各君主的命令不断地强烈责骂那些不服从苛刻条件，不满法定工资的恶劣而蛮横的无赖汉；每个地主都被禁上付给高于行政区规定的工资。但是，战后仆人的处境有时比100年后还要好；1652年在西里西亚，仆人每周还可以吃到两次肉，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那里的某些地方，仆人每年只能吃到三次肉。而战后的工资也比以后几个世纪都要高。”（古·弗赖塔格 ）
(225) 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取缔同一等级或同一职业的市民的各种联合组织，是法国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因此禁止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这种联合组织。”第四条说：“同一职业、手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一致拒绝从事手艺或劳动或为了按一定报酬才从事手艺或劳动而彼此协商或协议，那么这种协商和协议……应视为违反宪法，侵犯自由和人权……”从而，和旧劳工法中的规定完全一样，应视为国事罪。（《巴黎革命》1791年巴黎版第3卷第523页）
(226) 散见毕舍和卢—拉维涅《议会史》第10卷第193—195页。
(227) 哈里逊在自己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4镑地租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40镑、50镑、100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满期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6—7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
(228) 关于16世纪货币贬值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可以参看《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绅士威·斯·著 （1581年伦敦版）。由于这一著作采取对话形式，人们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写的，直到1751年还用他的名字出过新版。它的作者是威廉·斯塔福德。书中的一个地方，骑士有如下的推论：
骑士：“您，我的邻居农民，您，商人先生，您，善良的铜匠，以及其他的手工业者们，你们都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品比以前贵多少，你们也会把你们出卖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提高多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高价格出卖，以抵偿我们在购买物品时所受的损失。”在另一个地方，骑士问博士：“请告诉我，您指的是哪种人？首先，您认为哪些人不会受到损失？”博士：“我指的是所有靠买卖为生的人，因为他们以高价买进，也以高价卖出。”骑士：“其次，您认为哪种人会得利呢？”博士：“是所有按旧租金租赁由自己耕种的租地或农场的人，因为他们按旧价格支付，按新价格出售，就是说，他们为土地支付极少的钱，而以高价出售土地的一切产品……”骑士：“您认为，哪种人会受到比这些人得到的利益还要大的损失？”博士：“那就是所有贵族、绅士以及其他一切靠固定地租或薪金过活，或不亲自耕种自己土地，或不做买卖的人。”
(229) 在法国，中世纪初期替封建主管理和征收租税的管家，不久就成为实业家，他用勒索、欺骗等办法，变成了资本家。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例如：“这个账单是贝桑松的城堡主人，骑士雅克·德·托雷斯就其应当支付的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28日的地租，交给勃艮第公爵和伯爵在第戎的管账先生的。”（亚历克西斯·蒙泰伊《关于各科历史手稿的研究》第234、235页 ）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商人捞取营业中的最大好处；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大的封建领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农场，那是在对农村居民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在14世纪出现了租地农场——fermes或terrers。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远远超过10万个。它们以货币或实物支付产品的 ¹/₁₂ 到 ¹/₅ 作为地租。terriers根据土地价值和面积的大小分为封地、次封地（fiefs，arrière-fiefs）等等，而土地的面积有时只有几阿尔潘。所有这些terriers对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享有某种程度的裁判权；这种裁判权有四等。农村居民在所有这些小暴君下受到压迫，是可以理解的。蒙泰说，当时法国有16万个法庭，而现在连治安法庭在内有4 000个就足够了。
(230) 见他的《对自然哲学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
(231) 这一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强调的。⁴⁸⁷
(232) 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让·雅·卢梭《论政治经济学》[1760年日内瓦版第70页]）
(233) 散见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3卷第20—109页。米拉波认为，分散的工场比“联合的”工场经济而且生产力高，并把后者只是看作由政府人为地培养出来的温室植物。当时大陆上大部分手工工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234) “一个工人家庭在它从事的各种劳动的间歇，通过自己的辛劳不知不觉地把20磅羊毛转化为全家一年的衣着，这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它把羊毛拿到市场，送进工厂，然后送到经纪人手里，然后再送到商人手里，那么就可以看到频繁的商业活动，所用的名义资本会是羊毛的价值的20倍……　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为了维持不幸的工厂人口、寄生的商人阶级和虚假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而受人剥削。”（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20页）
(235) 克伦威尔时期是一个例外。在实行共和制期间，英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从他们在都铎王朝时代所陷入的那种衰落状态中恢复过来。
(236) 塔克特知道，随着机器的采用，大羊毛工业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从农村工业或家庭工业的毁灭中产生出来了。（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2—143页）“犁和轭为神所发明，而由英雄使用——难道织机、纱锭和纺车的由来就没有这么高贵吗？你们把纺车和犁分开，把纱锭和轭分开，结果产生了工厂和济贫院、信贷和恐慌，产生了两种敌对的国民，即农业国民和商业国民。”（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22页 ）但凯里出来了，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地责备英国，说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转化为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⁴⁸⁸。他认为，土耳其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英国〉从来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把犁和织机、锤和耙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奴隶贸易》第125页 ）。在他看来，乌尔卡尔特本人就是毁灭土耳其的罪魁之一，因为乌尔卡尔特曾在土耳其为英国的利益鼓吹过自由贸易。但是最妙不过的是，凯里（附带说一下，他是俄国的大奴仆）竟想利用保护关税制度FN13来阻止这个分离过程，其实它只会加速这个过程。
(237) 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 （如穆勒、罗杰斯、高德文·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像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一样⁴⁸⁹，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
(238) 这里所用的“工业”[Industrie]是和“农业”相对而言。就“范畴”的含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industrieller Kapitalist，也译产业资本家]。
(239) 《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第98、99页。这一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
(240) 甚至在1794年，利兹城的小织布业者还派代表请求议会制定法律，禁止任何商人成为工厂主。（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
(241) 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第9页。关于对奴隶的待遇，沙尔·孔德在其《立法论》 （1837年布鲁塞尔第3版）中收集了很多材料。要想知道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己和工人变成了什么，就必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
(242) 前爪哇岛副总督托马斯·斯坦福·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2卷第CXC、CXCI页]。
(243) 1866年仅奥里一个邦就饿死了100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
(243a) 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
(243b) “如果靼鞑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第4卷第33页）
(244) 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6卷第101页。
(245) 伊登《贫民的状况》第2卷第1章第420—422页。
(246)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第5、6页。关于工厂制度的早期的丑恶，见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第219页，以及吉斯伯恩《论大不列颠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人们的义务）1795年版第2卷。——由于蒸汽机使工厂从农村有瀑布的地方搬到城市中心，“喜欢禁欲”的谋利者现在随手就可以找到童工，而不必强行从贫民习艺所索取奴隶了。——当罗·皮尔爵士（“诡辩大臣”的父亲）于1815年提出保护儿童法案时，弗·霍纳（金条委员会⁴⁹⁸的杰出人物，李嘉图的密友）在下院说：“大家都知道，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的财产的一部分， 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1813年〉皇家法院⁴⁹⁹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这是一件关于一批儿童的案子。伦敦一个教区把这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善家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饥饿的状态。作为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还知道另一个更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教区和兰开夏郡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主每购买 20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
(247) 1790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10比1，在法属西印度是14比1，在荷属西印度是23比1。（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74页）
(248) “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乔·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埃德蒙·伯克在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善言词”时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像在美洲动乱FN15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埃·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32页）。无怪乎他这位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的入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在塔克尔牧师——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埃德蒙·伯克在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评述。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
(249) 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第265页]。
(250) 《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251) “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434页）
(252) “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1、9页）

脚　　注

FN1 见本卷第775、781页。——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774—819页。——编者注
FN3 即氏族。——编者注
FN4 S是英文"slave"（“奴隶”）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
FN5 V是英文“vagabond”（“游惰者”）和“vagrant”（“流浪者”）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
FN6 R是英文" rogue”（“流浪汉”）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
FN7 见本卷第305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FN8 见本卷第828—829页。——编者注
FN9 见本卷第199页。——编者注
FN10 见本卷第640—641页。——编者注
FN11 见本卷第823—833页。——编者注
FN12 见本卷第425—426页。——编者注
FN13 见本卷第649、867页。——编者注
FN14 见本卷第649页。——编者注
FN15 指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编者注

注　　释

146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控制对印度的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158、862。
256 马·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见《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第六部》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296页。——358、864。
281 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364 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但在1824年当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地纷纷罢工，资本家要求重新禁止结社，1825年，威，哈斯基森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工人结社情况，最后，由于工人的斗争，关于禁止结社的法案未被通过。1825年7月6日通过了结社法（或称工人联合法），其中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根据1825年的结社法，只有那些旨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而成立的工人社团才免于受到惩罚，当局仍然极力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523、848。
403 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428 西·尼·昂·兰盖“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句话，见他的《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711、847。
461 亚当偷吃禁果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820。
46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中这里加了一个注，引用了歌德《警句般的问答式的教义》；“小学教师：想一想，孩子！这些礼物是从哪儿来的？孩子：唉，你不可能自己就有的。全是爸爸给的。小学教师：你爸爸是从哪儿来的？孩子：祖父给的。小学教师：确实如此！那么你祖父是从哪儿来的？孩子：抢来的。”——821。
463 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指地理上的大发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由于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发现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商路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北部的贸易城市热那亚、威尼斯等失去了它们在过境贸易中的统治地位。相反，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由于位于大西洋海岸而受益，开始在世界贸易中起重要作用。——823。
464 指西部诺曼人即丹麦人和挪威人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所采取的掠夺行为。9世纪初诺曼人开始侵袭英格兰，最初是掠夺，后来，在英格兰东北地区建立了移民区。——825。
465 詹·斯图亚特所说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封建家臣，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2页。——825。
466 “英国封建主义的危机导致贵族争夺王位和国家职位的争斗。这种争斗在两个英国封建家族争夺王位进行玫瑰战争（1455—1485年）中达到了顶点。一个是兰开斯特家族，族徽为红玫瑰，一个是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前者代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大封建主、骑士阶层和市民阶层；后者得到北方大贵族的支持。这次战争在兰开斯特家族亨利六世时期开始，在约克家族理查三世被推翻时结束。它使古老的封建家族几乎完全灭绝，结果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夺得王位建立了专制政体。——825。
467 “穷人到处受苦难”（Pauper uhique jacet）引自奥维狄乌斯《节令记》第1卷第218行。——829。
468 显然是指1579年费·伊万诺维奇统治下（当时俄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波·戈东诺夫）所颁布的关于侦缉逃亡农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经受不住地主的残酷奴役和欺压而逃跑的农民，要通缉五年并强制遣送给原来的主人。该命令的目的在于继续扩大农奴制度，限制农民的相对自由。——831。
469 “光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庸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作“光荣革命”。——831。
470 共和革命指1642—1646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是英国在1649年建立了共和国。——831。
471 指1796年在伦敦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尊敬的埃德蒙·伯克就贝茁福舊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832。
472 指马克思1863年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所作的八个单独的“补充笔记本”（Bejhefte）．它们以字母A、B、C、D、E、F、G、H标示，正文中的下面这些引文引自“补充笔记本B”。——833。
473 李奇尼乌斯法是公元前367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又称李奇尼乌斯土地法。该法对于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且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的增长，反映出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加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835。
474 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f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836。
475 指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要求拥立所谓的“年轻的王位觊觎者”查理·爱德华为英国国王而于1745—1746年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映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群众对他们遭受地主剥削以及驱逐小农的抗议。随着起义被英国正规军镇压，克兰制度在苏格兰高地开始迅速瓦解，农民被逐出土地的现象更加严重了。——838。
476 塔克斯缅是指在克兰制度在苏格兰占统治地位时对直接从属于克兰首领——勒尔德（“大人”）的小头目的称呼。勒尔德把土地“塔克”这一全克兰的财产交给他们照管。他们对勒尔德交纳很少的贡税，以表示承认他的权力。而塔克斯缅又把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仆从。随着克兰制度的瓦解，勒尔德变成了地主，塔克斯缅实际上变成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同时把过去交纳贡税改为交纳地租。关于克兰制度内部塔克斯缅的作用，见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09—610页）。——838。
477 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838。
478 指马克思于1853年2月9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839。
479 由于农业人口的状况不断恶化和受法国革命（1789—1795年）的影响，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农民于1790年8月举行起义。封建主们被驱逐或逃跑。8月中旬，农民成为大的农业地区的主人。由于缺少城市人口的支持和领导，1790年9月初这次起义被武力镇压。——841。
480 即决法庭（Petty Sessions）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845。
481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237页。——847。
482 指英国自由党。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叶在英国形成了两个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由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新辉格党人、自由学派（见注449）和皮尔分子左翼托利党人组成。自由党成立后它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850。
483 英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禁止“秘密活动”法。该法禁止“一切秘密活动，即使其理由是合法的”。在禁止结社法（见注364）通过以前和废除以后，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都根据禁止“秘密活动”法受到镇压。——850。
484 指1793年6月至1794年6月法国雅各宾党专政的政府。它代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它的领导人为马·罗伯斯比尔和安·路·圣茹斯特。——851。
485 拿破仑帝国时期制定的1810年刑法典（Code penal）在第414—416条中规定禁止结社。1864年5月25日的一项法律取消了禁止罢工的规定。1884年3月21日的一项法律容许成立工会。——851。
486 亚·安德森在其著作《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1764年伦敦第1版第1卷第22页中涉及15世纪经济的主要特征时，谈到“神的恩赐”。——855。
487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册第16章。——855。
488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4页）。——858。
489 上帝向该隐询问亚伯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4章第9节。——859。
490 指通往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以及两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发现。——860。
491 尼德兰脱离西班牙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566—1609年）的结果。尼德兰的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中叶，尼德兰城乡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但受到宗主国西班牙专制主义及其支柱天主教会的严重阻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1566年爆发了矛头直指天主教会的圣像破坏运动。1567年春运动遭镇压。1572年北方各省举行大起义，井推举奥伦治的威廉为北方各省执政。南方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1576年布鲁塞尔起义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机构。西南几省的贵族慑于革命不断深入，于1579年1月6日结成阿拉斯同盟，与西班牙当局妥协。同年1月23日，信奉新教的北方七省成立乌得勒支同盟，为建立联省共和国奠定了基础。1581年由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正式成立资产阶级联省共和国。由于荷兰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重要，亦称荷兰共和国。
　　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的独立。——861。
492 清教徒是英国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英国宗教改革中所建立的英国国教会，不再从属罗马教皇，而以英国国王为教会的首领，但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重要教义和仪式。因此教会成为封建王权的重要工具。16世纪后半叶，随着激进的加尔文教在英国的传播，清教徒开始作为国教会内部的一个派别出现，他们在让，加尔文的前定论的指导下，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和繁文缛节。要求以民主共和的原则建立教会组织，并允许经营致富，贷钱取利，因此更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863。
493 清教徒前辈移民（pi1grim fathen）指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在英格兰遭到迫害、镇压而移民北美的英格兰清教徒。从此开始了英国向北美洲的大举移民，这些移民为当时新英格兰各州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863。
494 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1卷第371页。——864。
495 看来马克思是套用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的如下一段话：“一位外来的神谦卑地把自己安置在祭坛上，在当地的偶像旁边；他的地位逐渐地巩固起来，有一天，他用胳膊肘推了他的同僚一下，于是砰的一声，那偶像就倒下来。”——864。
496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德·维特的箴言指（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该书1662年第一次在莱顿出版。当时人们以为它的作者是维特。现在已经查明，该书的作者是荷兰经济学家兼企业主彼得·冯·德·霍列（即彼得·德·利亚·库尔），其中只有两章是约·德·维特写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第1438页b。——867。
497 显然是指让·巴·柯尔培尔建立的一种为封建君主制度服务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为了使国家和封建统治者们获得高收入，柯尔培尔对不受封建剥削的工商业征收高额税，为了扩大这种税收，王室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来促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熟过程。——867。
498 金条委员会（Bullionkomitee）是英国下院于1810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研究银行券贬值、贵金属价格上涨的原因，揭示流通手段和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汇兑率的状况。——869。
499 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最高刑事法院和所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重新审理下级司法机构的判决。——869。
500 阿西恩托条约是英国和西班牙在争夺继承王位的西班牙战争（1701—1714年）中于1713年3月26日签订的。按照这一条约，英国人有权在属于西班牙的美洲省份中从事奴隶贸易。该条约在1713年7月13日签订的乌得勒支和谈协议第12款中得到了确认。——870。
501 “需要经受这种苦难”（Tantae molis erat）引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33行。——871。
502 “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见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第435页。——873。

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直继续存在的、属于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自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像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韦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²⁵⁴⁾，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²⁵⁵⁾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 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韦克菲尔德把这称为“systematic colonization”（系统的殖民）。

　　首先，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²⁵⁶⁾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FN1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300名工人阶级的 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²⁵⁷⁾。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韦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FN2。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韦克菲尔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韦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²⁵⁸⁾

　　因此，只要劳动者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那么，旧欧洲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惟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划分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²⁵⁹⁾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110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怀疑的……　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²⁶⁰⁾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连韦克菲尔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惟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圣多明各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占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²⁶¹⁾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FN3。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²⁶²⁾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就劳动者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很大的份额而言——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²⁶³⁾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²⁶⁴⁾

　　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资本商品占有者和劳动商品 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韦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²⁶⁵⁾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　而即使寿命很长的人 中间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²⁶⁶⁾

　　工人决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转化为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²⁶⁷⁾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韦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韦尔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在那里

　　“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能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件的阶级……　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²⁶⁸⁾

　　照韦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²⁶⁹⁾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韦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话，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发生停滞并把“多余”工人沉淀下来。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如果我们能确实掌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就会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如果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们。”⁽²⁷⁰⁾

　　在韦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 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²⁷¹⁾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²⁷²⁾，转化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按照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土地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¹⁷⁷。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韦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所有移入的工人就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从而就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²⁷³⁾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能变成独立的农民”⁽²⁷⁴⁾。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为了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以及使资本家老爷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使政府能够用他所提供的费用为他原来的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韦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皮尔银行法¹⁵³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韦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涌向西部的移民浪潮还来不及把人们卷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⁸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在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韦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特别在澳大利亚⁽²⁷⁵⁾又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就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大利亚劳动市场供给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⁵⁰³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作者原注

(254) 韦克菲尔德关于殖民地本质的少许卓见，全都由老米拉波、重农主义者以及更早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提出过了。
(255) 后来，这种制度在国际竞争斗争中成了一种暂时的必要。但不论它的动机如何，后果都是一样的。
(256)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页）
(257)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33页。
(258)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7页。
(259) 同上，第18页。
(260) 同上，第42、43、44页。
(261)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262) “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的，而且必须是能够转化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同上，第125页）
(263)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47页。
(264)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1―22页。
(265)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16页。
(266)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31页。
(267)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268) 散见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第2卷第235―237、314页。甚至温和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甫俗经济学家莫利纳里也说：“在奴隶制已经消灭、但没有相应数量的自由劳动来代替强制劳动的殖民地，我们看到了和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相反的现象。我们看到，普通的工人剥削工业企业主，他们要求企业主给的工资大大超过产品中应归他们所有的合法部分。因为种植园主出售砂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工资的提高，所以对这一超额部分，最初不得不用他的利润来弥补，后来不得不用他的资本本身来弥补。许多种植园主就是这样破产的，另一些种植园主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而关闭了自己的企业……　毫无疑问，与其看着整代的人毁灭，还不如看着资本积累毁灭〈莫利纳里先生多么慷慨！〉；但如果二者都不毁灭，岂不更好吗？”（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51、52页）莫利纳里先生啊，莫利纳里先生！如果在欧洲“企业主”可以减少工人的合法部分，而在西印度工人可以减少企业主的合法部分，那么，十诫，摩西和先知们，以及供求规律又都成了什么呢！请问你所承认的欧洲资本家每天没有支付的这个“合法部分”， 又是什么呢？在对面，在殖民地那里，工人竟“头脑简单”到“剥削”起资本家来了，因此，莫利纳里先生很想在那里用警察手段来把在其他场合会自动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纳入正轨。
(269) 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2页。
(270)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91―192页。
(271) 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4、47、246页。
(272) “你们还说，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能找到工作，为自己弄到收入，是由于土地和资本的占有……恰恰相反，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　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　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散见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267―271页）
(273) 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92页。
(274) 同上，第45页。
(275) 澳大利亚一成为它自己的立法者，当然就要制定有利于移民的法律，但英国过去滥送土地的做法，成了一种障碍。“1862年新土地法的第―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移民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公共土地大臣加·达菲《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1862年伦敦版[第3页]）

脚　　注

FN1 澳大利亚的旧称。——编者注
FN2 见本卷第820―822页。——编者注
FN3 见本卷第820―842页。——编者注

注　　释

8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53 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 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67、485、886。
177 “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227、885。
503 草市原文为Haymarket，是伦敦西区的繁华街道。——887。

人名索引

A

　　阿巴思诺特，约翰（Arbuthnot，John公元18世纪）——英国租地农场主，1773年在伦敦出版的匿名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的作者。——357、379、381、830、836。

　　阿贝尔，卡尔（Abel，Carl）——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每日电讯》柏林通讯员；曾同弗·阿·梅克伦堡一起翻译《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150。

　　阿庇安（Appianos[Appian]1世纪末―2世纪70年代）——古罗马历史学家；曾任执政官；写有二十四卷本《罗马史》。——835。

　　阿丁顿，斯蒂芬（Addington，Stephen 1729―1796）——英国经济学家，教士；写有一些教科书。——834。

　　阿基洛库斯（Archilochos[Archilochus]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423。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左右―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353。

　　阿克莱，理查（Arkwright，Sir Richard 1732―1792）——英国企业家，各种纺织机械的设计者和制造者。——426、433、439、488、493、562。

　　阿里欧所托，洛多维科（Ariosto．Lo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43。

　　阿里瓦本伯爵，乔万尼（让）（Arrivahene，Giovanni（Jean），conte 1787―1881）——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翻译家；1847年布鲁塞尔经济会议的发起人；曾把一些经济学著作译成法文。——88。

　　阿利奇（Arledge，J.T.）——英国医生，1863年在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任职。——284。

　　阿林斯沃思，乔冶（Allinsworrh，George）——英国一轧钢厂的童工。——299。

　　阿那卡雪斯（Anacharsis约公元前6世纪）——古代亚细亚民族的哲学家，西徐亚人，希腊人把他列为希腊七大哲人之一。——121。

　　阿什利勋爵——见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阿什沃思，亨利（Ashworth，Henry 1794―1880）——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科布顿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333、467。

　　阿斯普登，乔治（Aspden，George）——286。

　　阿泰纳奥斯（Athenaios [Athenaeus]约2世纪）——古希腊雄辩家、语法学家和作家，论述文化史题材的对话集《哲人宴》的作者。——121、156。

　　埃弗里特（Everer 18世纪）——英国发明家，——493。

　　埃利斯（Ellis，J.）——301。

　　埃默里，查理·爱德华（Emery，Charles Edward 1838―1898）——美国发明家。——441。

　　埃斯克里格（Eskrigge）——英国纺纱厂主，斯托克波特市治安法官。——334。

　　艾金，约翰（Aikin，John 1747―1822）——英国医生、历史学家和激进派政论家。——685、686、860、869、870。

　　艾威林，爱德华（Aveling，Edward 1851―1898）——英国作家和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者；1884年起为社会民主同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译者之一，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31。

　　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12―1377）——英国国王（1327―1377）。——313、847。

　　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1537―1553）——英国国王（1547―1553）。——843。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704。

　　爱利莎（Elix）——294、295。

　　安·斯图亚特（Anna[Ann，Anne] 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190、846。

　　安德森，亚当（Anderson，Adam 1692左右―1765）——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关于贸易史方面的著作。——855、870。

　　安德森，詹姆斯（Anderson，James 1739―1808）——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580、646、713、834、838、855.

　　安谛巴特洛斯（帖撤罗尼迦城的）（Antipatros of Thessalonike约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诗人。——470。

　　奥德，威廉·密勒（Ord，William Miller 1834―1902）——英国医生。——789。

　　奥弗斯顿勋爵——见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

　　奥格罗特，约翰（O'Groat，John）——842。

　　奥克尼夫人，伊丽莎白·维利尔斯（Orkney，Elizabeth Villiers，Lady 1657―1733）——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奥伦治的）的情妇。——828、833。

　　奥雷利，约翰，卡斯帕尔·冯（orelli，Johann Kaspar von 1787―1849）——瑞士古典语文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古典古代著作家著作的出版者。——423。

　　奥姆斯特德，弗雷德里克·罗（Olmsted，Frederick Law 1822―1903）——美国园林设计师，写有关于英国和北美方面的著作，《普特南氏月刊》的撰稿人；1856年曾到欧洲各国了解公园的设计情况。——229。

　　奥普戴克，乔治（Opdyke，George 1805―1880）——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91。

　　奥日埃，马利（Augier，Marie 19世纪中叶）——法国新闻工作者，财政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871。

　　奥特利，乔治（Ottley．George）——287。

　　奥特斯，贾马里亚（Ortes，Giammaria 1713―1790）——意大利经济学家，修道士；重商主义的反对者。——712、744。

　　奥特韦，约翰，哈斯丁（Otway，John Hastings）——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320。

B

　　巴顿，约翰（Banon．John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728、776。

　　巴尔本，尼古拉斯（Barbon，Nicholas约1640―169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货币国定说的先驱。——48―50、146、152、168、169、712。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Honoré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680。

　　巴拉德，爱德华（Ballard，Edward 1820―1897）——英国医生，伦敦卫生视察员。——539。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18、76、100、225、470、649。

　　巴特勒，赛米尔（Butler，Samuel 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革命浪漫派的代表；《休迪布腊斯》一诗的作者。——49。

　　巴泽多，约翰·伯恩哈德（Basedow，Johann Bemhard 1724―1790）——德国教育家，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提倡现实主义的教学方法。——562。

　　拜比吉，查理（Babbage，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401、404、432、449、466。

　　拜耳斯，约翰·巴纳德（Byles，John Barnard 1801―1884）——英国法学家，枢密大臣，托利党人；写有一些关于法律和经济问题的著作。——313、848。

　　拜特尔，约翰·格奥尔格（Baiter，Johann Geore 1801―1877）——瑞士语文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古典古代著作家著作的出版者。——423。

　　班克斯，乔治（Bankes．George 1788―185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官员。——778。

　　邦伯里，托马斯·查理（Bunbury，Sir Thomas Charles）——英国经济学家，议会议员。——830。

　　贝德福德家族——英国贵族世家。——832。

　　贝恩斯，约翰（Baynes，John）——英国政论家，布莱克本市议会议员；1857年发表了两篇关于棉花贸易的论文。——446、449。

　　贝尔，查理（Bell．Sir Charles 1774―1842）——苏格兰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在布拉德福德贫民习艺所任职。——322、764。

　　贝卡里亚侯爵，切扎雷·博内萨纳（Beccaria，Cesare Bonesana，marchese de 1738―1794）——意大利法学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422。

　　贝克，罗伯特（Baker，Robert）——英国工厂视察员（1878年以前）。——347、460、490、515、816。

　　贝克尔，伊曼努尔（Bekker，Immanuel 1785―1871）——德国语言学家，整理并出版了古典古代著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著作。——178。

　　贝克莱，乔治（Berkeley，George 1685―1753）——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学上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货币国定说的代表人物。——389、410。

　　贝魁尔，康斯坦丁（Pecqueur．Constantin 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生。——709、872。

　　贝勒斯，约翰（Bellers，John 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财富形成的意义；曾提出一些空想的社会改革方案。——154、162、170、378、403、492、552、562、709。

　　贝利，赛米尔（Bailey，Samuel 1791―187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64、71、78、101、102、614、704。

　　贝内特（Bennett）——631。

　　贝内特，阿·（Bennet，A．19世纪上半叶）——英国农场主，仲裁人，一所贫民习艺所的管理人。——695。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1。

　　本（Benn）——863。

　　比彻―斯托，哈丽雅特·伊丽莎白（Beecher―Stowe，Harriet Elizabeth 1811―1896）——美国女作家，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839。

　　比多（Bidaut，J.N.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论家，国家官员；写有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372。

　　比泽，弗兰茨（Biese，Franz 1803―1895）——德国教育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写有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作。——469。

　　毕舍，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国民议会议长（1848）。——851。

　　边沁，耶利米（Bentham，Jeremy 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204、704。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斯尔思韦特，玛拉基（Postlethwayt，Malachy 1707―1767）——英国经济学家，《工商业大辞典》的编者。——316、317。

　　波特尔，阿朗索（Potter，Alonzo 1800―1865）——美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815年起为宾夕法尼亚的主教；曾在一些院校教授神学。——689。

　　波特尔，埃德蒙（Potter．Edmund）——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60年代初是曼彻斯特商会会长，议会议员。——341、662―665。

　　伯克，埃德蒙（Burke，Edmund 1729―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重农主义者；初期倾向自由主义，后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40、272、375、832、871。

　　伯里克利（Perikles[Pericles]公元前495左右―429）——雅典国务活动家，战略家（公元前444―429）；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423。

　　勃艮第公爵和伯爵——见菲力浦第一·罗弗尔。

　　柏拉图（Platon[Plato]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423、424。

　　博尔顿，马修（Boulton，Matthew 1728―1809）——英国工程师和工厂主。——434、446。

　　博克斯霍恩，马尔库斯·聚埃里乌斯（Boxhom，Marcus Zuenus 1612―1653）——荷兰历史编纂学家和语言学家。——493。

　　博林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Henry Saint―John，Viscount 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866。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153、164。

　　布坎南，大卫（Buchanan，David 1779―1848）——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学生，斯密著作的出版者和注释者。——149、644、838。

　　布莱基，罗伯特（Blakey，Robert 1795―1878）——英国哲学家。——829。

　　布莱斯，阿道夫·古斯塔夫（Blaise，Adolph―Gustave 1811―1886）——法国经济学家，日罗姆·阿道夫·布朗基的著作的编者。——391。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7、296、327、642、749、781、859。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319。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Blanqui，Jérôme―Adolphe 1798―1854）——法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路·奥·布朗基的哥哥。——319、391。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85。

　　布林德利，詹姆斯（Brindley，James 1716―1772）——英国机械师和发明家。——404。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Henry Peter，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文学家；辉格党人，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870。

　　布鲁纳，约翰·康拉德（Bnqnner．Johann Konrad 1653―1727）——德国医生。——555。

　　布鲁斯（Bruce）——570。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Brentano，Ludwig Joseph[Lujo）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42―43。

　　布罗德赫斯特，约翰[Broadhurst，John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70。

　　布罗迪，本杰明·柯林斯（Brodie，Sir Benjamin Collins 1783―1862）——英国外科医生和生理学家。——322。

　　布罗顿（Broughton）——282。

　　布洛克，莫里斯（Block，Maurice 1816―1900）——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20。

　　布思罗伊德（Boothroyd）——284。

　　布瓦洛，埃蒂耶纳（Boileau，Étienne 1200―1269）——法国商人，巴黎商会会长，记述巴黎手工业行会的《手工业手册》一书作者。——559。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古拉（Boileau―Despréaux，Nicolas 1636―1711）——法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读经台》的作者。——752。

C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828、829。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des I，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835。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148。

　　查理五世（Karl V 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查理五世；曾为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846。

　　查理六世（Karl VI 1685―174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11―1740），莱奥波德一世之子。——493。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Karl X Gustaf 1622―1660）——瑞典国王（1654―1660）。——832。

　　查理十一世（Karl XI 1655―1697）——瑞典国王（1660―1697）。——832。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Thomas 1780―1847）——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179、189、712、713。

　　柴尔德，乔赛亚（Child，Josiah 1630―1699）——英国商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重商主义者；东印度公司董事长。——109、871。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o 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17。

D

　　达尔豪西侯爵和伯爵，詹姆斯·安德鲁·布龙―拉姆齐（Dalhousie，James Andrew Broun―Ramsay，Marquess and Earl of 1812―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842。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396、429。

　　达菲，查理·加万（Duffy．Charles Gavan 1816―1903）——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青年爱尔兰”领导人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创建人之一，议会议员；1856年流亡澳大利亚，曾多次任国家职务。——886。

　　达菲，威廉（Duffy，William）——286。

　　达弗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Dufferin，Frederick Temple Hamilton―Temple―Blackwood，Marquess of 1826―190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地主，曾参加格莱斯顿内阁（1868―1872），加拿大总督（1872―1878），驻彼得堡大使（1879―1881），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81―1882），驻埃及大使（1882―1883），印度总督（1884―1888）。——817。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124、286。

　　道布尔迪，托马斯（Doubleday，Thomas 1790―1870）——英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867。

　　道默，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Daumer，Georg Friedrich 1800―1875）——德国作家，写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著作。——332。

　　德·昆西，托马斯（De Quincey，Thomas 1785―1859）——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李嘉图著作的注释者。——455。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Lord SLanley of Bickerstaffe，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524.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Louis―François―Eugène 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49、110、130、132、165、185、365。

　　德库，萨洛蒙（De Cous，Salomon 1576―1626）——法国建筑师和工程师。——433。

　　德莱登，约翰（Dryden，John 1631―1700）——英国诗人和剧作家，古典主义的代表。——280。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东·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Amoine―Louis―Claude，comte de 1754―1836）——法国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和政治家；哲学上观念学派创始人；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98、183、190、378、380、746。

　　邓宁，托马斯·约瑟夫（Dunning，Thomas Joseph 1799―1873）——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634、637、871。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Diodonis Siculus公元前80左右―29）——古希腊历史学家，住在罗马；世界史《史学丛书》的作者。——167、273、394、425、587。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Joseph 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和国际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157。

　　迪尔克，查理·温特沃思（Dilke，Charles Wentworth 1789―1864）——英国政论家和出版者。——678。

　　笛福，丹尼尔（Defoe，Daniel 1660左右―1731）——英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说《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164、711。

　　笛卡儿，勒奈（Dscartes，Ren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448。

　　蒂利一亨德森（Tillie ＆ Henderson）——印度伦敦德里的衬衫厂。——531、545。

　　都铎王朝——英国王朝（1485——1603）。——858。

　　杜邦，皮埃尔（Duponu，Pierre 1821―1870）——法国作曲家，他的《工人之歌》在工人中广为流传。——798。

　　杜尔哥，安娜·罗伯尔·雅克，洛恩男爵（Turgot，Anne―Rohert― Jacques，baron de l’Aul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的学生，财政总稽查（1774―1776）。——210、365、611。

　　杜克佩西奥，爱德华（Ducpétiaux，Édouard 1804―1868）——比利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慈善家，监狱和慈善设施视察员。——772、774。

　　杜鲁门（Truman）——536。

　　杜蒙，皮埃尔·埃蒂耶纳·路易（Dumont，Pierre―Étienne―Louis 1759―1829）——瑞士传教士和政论家；米拉波和边沁的秘书，边沁著作的出版者。——704。

　　杜能，约翰·亨利希·冯（Thünen，Johann Heinrich von 1783―185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过农业经济问题，他在《孤立国家》中提出了按最大利润原则来配置农业的理论和环状生产分布的构想。——717。

E

　　厄什韦葛，威廉·路德维希·冯（Eschwege，Wilhelm Ludwig von 1777―1855）——德国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矿工；写有关于采矿工程的著作。——53。

　　恩布尔顿（Embleton）——762。

　　恩索尔，乔治（Ensor，George 1769―1843）——英国政论家，马尔萨斯主义的批评者。——838。

F

　　法尔，约翰·`理查（Farre，John Richard 1774―1862）——英国医生。——322―323。

　　范德林特，杰科布（Vanderlint，Jacob死于1740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146、154、169、316、318、364、384、403、712。

　　菲尔登，约翰（Fielden，John 1784―1849）——英国厂主，慈善家；议会议员，工厂立法的拥护者。——464、475、869。

　　菲力浦第一·罗弗尔（Philippe I de Rouvres 1346―1361）——勃艮第公爵（1349―1361）。——854。

　　菲力浦六世，瓦卢瓦（Philippe VI de Valois 1293―1350）——法国国王（1328―1350）。——110。

　　菲瑟灵，西蒙（Vissering，Simon 1818―1888）——荷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577。

　　费尔贝恩，威廉（Fairbairn，William 1789―1874）——英国厂主，工程师和发明家。——501。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Francois―Louis―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76。

　　费伦德，威廉，布什菲尔德（Ferrand，William Bushfield 1809―1889）——英国政治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贵族慈善运动的主要代表。——308、309、479、662。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 Ga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67。

　　丰特雷，安东·路易（Fonteret，Antoine―Louis）——法国医生，19世纪下半叶写有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著作。——420。

　　弗格森，亚当（Ferguson，Adam 1723―1816）——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休谟的追随者，亚·斯密的老师。——145、410、418、419。

　　弗莱彻，安德鲁（Fletcher，Andrew 1655―1716）——苏格兰政治家，地主，维护苏格兰的独立。——829。

　　弗赖塔格，古斯塔夫（Freytag，Gustav 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849。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Friedrich der Groβ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841、855。

　　弗利特伍德，威廉（Fleetwood，William 1656―1723）——英国主教，写有英国价格史方面的著作。——314。

　　弗尼霍夫，约翰（Fernyhough，John）——284。

　　弗农（Vernon）——831。

　　孚耳阿伯，约翰（Faulhaber，Johann 1580―1635）——德国数学家和工程师。——433。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Jules[Julius]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278、536―537。

　　福布斯（Forhes 19世纪）——英国发明家。——450。

　　福蒂斯丘，约翰（Fortescue，John约1394―1476）——英国法学家，财政大臣，写有一些关于英国国家制度的著作。——825、826。

　　福尔邦奈，弗朗索瓦·韦龙·杜韦尔热·德（Forbonnais．François Véron―Duyerger de 1722―180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重农主义的反对者。——110。

　　福塞特，亨利（Fawcett，Henry 1833―188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信徒，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642、706、752、859。

　　福斯特，纳撒尼尔（Forster，Nathaniel 1726左右——1790）——英国教士，写有一些经济学著作，维护工人的利益。——316、492、587、833、834。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William Edward 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1年起），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764。

　　富尔顿，罗伯特（Fulton，Robert 1765―1815）——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1803年建造了第一艘轮船。——562。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John 1780―1849）——英国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151、165、169。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Benjamin 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65、191、210、379、711.

　　博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35、441、491、800。

G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Colombo，Christoforo 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在四次航海（1492―1504）过程中，发现并考察了加勒比群岛以及中美洲沿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东北地区。——155。

　　哥特舍德，约翰·克里斯托夫（Gottsched，Johann Christoph 1700―1766）——德国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理论家，18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当时德国戏剧的改革和文学语言的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后来坚持陈旧观点，停止不前。——251。

　　戈登，约翰（Gordon，Sir John 1798―1862）——爱尔兰医生；科克市市长。——203。

　　戈东诺夫，波里斯·费多罗维奇（Годунов，Бοрис Федорович 1551左右一1605）——俄国沙皇（1598―1605）。——831。

　　戈弗雷（Godfrey）——454。

　　格迪斯（Geddes，J.）——463。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38、42―44、520、750、751。

　　格雷，乔治（Grey，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333、765。

　　格雷，约翰（Gray，John 18世纪末）——英国著作家，写有一些关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作。——187。

　　格雷，约翰（Gray，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85。

　　格雷格，罗伯特·海德（Greg，Robert Hyde 1795―1875）——英国大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337。

　　格雷古瓦，昂利·利特雷格（Gregoir．Henri Litreg 19世纪下半叶）——比利时工人，布鲁塞尔印刷工人协会书记，（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一书的作者。——639。

　　格林豪，爱德华·黑德勒姆（Greenhow，Edward Headlam 1814―1888）——英国医生和公共卫生学家。——283、284、339。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602。

　　格思里，詹姆斯（Guthrie，James 1785―1856）——英国医生。——322。

H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Carl Ludwig von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哈勒的儿子。——448。

　　哈里斯（Harris）——527。

　　哈里斯——见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

　　哈里斯，詹姆斯（Harris．James 1709―1780）——英国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国务活动家，议会议员，财政部部务委员（1763―1765）。——422。

　　哈里逊，威廉（Harrison，William 1534―1593）——英国教士，他写的好些著作是研究英国16世纪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825、852。

　　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Halifax，Sir George Savile，Marquis of 1633―1695）——英国国务活动家。——122、831。

　　哈鲁普（Harrup）——490。

　　哈姆，威廉（Hamm，Wilhelm 1820―1880）——德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农业问题的著作。——578。

　　哈斯丁，沃伦（Hastings，Warren 1732―1818）——英国政治活动家，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1774―1785），同时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实行残酷的殖民政策，因滥用职权于1788年被提交法庭，但被宣告无罪并由公司赔偿损失。——862。

　　哈索尔，阿瑟·希尔（Hassall，Arthur Hill 1817―1894）——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问题的著作。——203、288。

　　哈维（Harvey）——116。

　　哈维，威廉（Harvey，William 1578―1657）——英国医生、生理学家和胚胎学家，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和胚胎学研究的倡导者；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系统。——116。

　　哈西，维维安（Hussey，Vivian 19世纪）——英国矿主，1866年为议会矿山调查委员会委员。——570。

　　海恩斯，耶利米(Haynes，Jeremiah）―300。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704。

　　汉密尔顿，威廉（Hamilton，William 1788―1856）——苏格兰哲学家，不可知论者；杜格尔德·斯图亚特著作的编者。——372、559。

　　汉森，格奥尔格（Hanssen，Georg 1809―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史问题的著作。——275。

　　汉特，亨利·朱利安（Hunter，Henry Julian 19世纪）——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458、758―759、761―763、767、781、785、787、788―791、796、797、828。

　　豪威耳，托马斯·琼斯（Howell，Thomas Jones死于1858年）——英国工厂视察员。——263、279。

　　豪伊特，威廉（Howitt，William 1792―1879）——英国著作家，写有基督教的历史和许多其他问题的著作。——861。

　　荷马（Hameros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的》和《奥德赛》的作者。——78。

　　赫顿，查理（Hutton，Charles 1737―1823）——英国数学家。——428。

　　赫弗，斐迪南（Hoefer．Ferdinand 1819―1882）——法国出版商，原系德国人。——588。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26。

　　赫伦施万德，让（Herrenschwand，Jean 1728―1812）——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44。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555。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20、22、58、110、196、209、303、358、421、679.

　　亨利三世（Henri III 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155。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314、826、843。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826、843。

　　胡阿雷斯，贝尼托·帕布洛（Juárez[Juarez]，Benito Pablo 1806―1872）——墨西哥国务活动家，内战（1858―1860）和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1861―1867）时期为自由党的领袖，墨西哥总统（1858―1872）。——196。

　　华德，约翰（Ward，John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一书的作者。——308。

　　华莱士，罗伯特（Wallace，Robert 1697―1771）——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提出了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408、711。

　　华氏（华伦海特），加布里埃尔·丹尼尔（Fahrenheit，Gabriel Daniel 1686―1736）——荷兰物理学家，设计过一种改良温度计。——290、343。

　　怀特（White）——286、298、302、305、463、540、542。

　　怀特（White，W.）——554。

　　淮亚特，约翰（Wyatt，John 1700―1766）——英国技师，曾发明纺纱机。一428。

　　惠特布雷德，赛米尔（Whitbread，Samuel 1758―1815）——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辉格党人。——849。

　　惠特尼，伊莱（Whitney，Eli 1765―1825）——美国发明家，曾发明轧棉机。——441、449。

　　霍布豪斯，约翰·卡姆·布罗顿男爵（Hobhouse，John Cam，Baron Broughton 1786―186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1831年的工厂法的倡导者；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35―1841和1846——1852）。——334。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98、440、712。

　　霍顿，约翰（Houghton，John死于1705年）——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商业、工业和农业问题的著作。——492。

　　霍恩，乔治（Horne，George 1730―1792）——英国主教，写有抨击牛顿、休谟、亚·斯密和其他学者的小册子。——713。

　　霍尔，克里斯托弗·纽曼（Hall，Christopher Newman 1816―1902）——英国教士，高级僧侣中的代表人物。——296。

　　霍华德，德，沃尔登男爵，查理·奥古斯塔斯·埃利斯（Howard de Walden，Charles Augustus Ellis，Baron 1799―1868）——英国外交官。——319。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394、408、411、615、662、860。

　　霍林舍德，拉斐尔（Holinshed，Raphael约死于1580年）——英国历史学家，写有英国、苏格兰、爱尔兰自远古时代至16世纪90年代的编年史。——825、845。

　　霍纳，弗兰西斯（Homer，Francis 1778―1817）——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辉格党人，金条委员会主席（1810），李嘉图货币论的追随者。——869。

　　霍纳，伦纳德（Homer，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9），维护工人利益。——259、260、279、320、325、329、333、335、341、460、461、476、477、491、634。

　　霍普金斯，托马斯（Hopkins，Thomas 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266。

J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海尔曼（Kirchmann，Julius Hermann 1802―1884）——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自由党人；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写有哲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608。

　　基林，安（Killin，Ann）——461。

　　基斯（Keys）——295。

　　吉尔摩（Gilmore）―499。

　　吉洛特，约瑟夫（Gillott，Joseph 1799―1873）——英国工厂主，在伯明翰首先实行钢笔尖的大规模生产。——530。

　　吉斯伯恩，托马斯（Gishorne，Thomas 1758―1846）——英国神学家，写有一些基督教道德问题的著作。——869。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19。

　　加德纳，罗伯特（Gardner，Rohert）——英国棉纺厂厂主，1844年将开设在普雷斯顿各企业的工作日从12小时缩减到11小时。——473、476。

　　加尔涅伯爵，热尔曼（Garnier，Germain，comte de 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注释者。——419、635。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Galiani，Ferdinando 1728―1787）——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反对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时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作了一些正确的猜测。——91、108、110、120、179、185、366、741。

　　加尼耳，沙尔（Ganilh，Charles 1758―1836）——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76、99、202、210、515。

　　加斯克尔，彼得（Gaskell，Peter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医生和政论家；自由党人。——501、511。

　　杰科布，威廉（Jacob，William 1762左右——1851）——英国商人和著作家，写有经济学著作。——53、254。

　　杰伊（Jay）——766。

　　金凯德，约翰（Kincaid，John 1787―1862）——英国官员，1850年起为苏格兰工厂和监狱视察员。——461。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ülich Gustav von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小资产阶级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15、864。

　　居维叶男爵，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er，Georges―Léopold― 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baron de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并提出了灾变论。——588。

K

　　卡尔利伯爵，乔万尼·里纳尔多（Carli，Giovanni Rinaldo，conte 1720―1795）——意大利学者，重商主义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和谷物贸易的著作。——382。

　　卡耳佩珀，托马斯（Culpeper， Sir Thomas 1578―1662）——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871。

　　卡莱尔，安东尼（Carlisle，Sir Anthony 1768―1840）——英国外科医生。——322。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296。

　　卡莱尔父子公司（Carlile，Sons & Co.）——苏格兰佩斯利的一家棉麻纺纱厂。——360。

　　卡姆梅尔（Cammell）——302。

　　卡斯尔雷子爵——见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

　　卡泽诺夫，约翰（Cazenove，John 1788―1879）——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231、369、598、655、668、688。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Cairnes，John Elliot 1823―187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229、308、386。

　　凯尔森（Kelson）——766。

　　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252、610、648、839、858。

　　凯特勒，阿道夫·朗贝尔·雅克（Quételet，Adolphe―Lambert―Jacques 1796―1874）——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平均的个人”论的创立者。——375。

　　坎伯尔，乔冶（Campbell，Sir George 1824―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官，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414。

　　康替龙，菲力浦（Cantillon，Philip）——英国经济学家，1759年他修订出版了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英文版本。——639。

　　康替龙，理查（Cantillon．Richard 1680―1734）——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农学派和亚·斯密的先驱。——639、712。

　　考威尔（Cowell，J.W.）——646。

　　柯贝特，托马斯（Corbet，Thomas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追随者。——176、680。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Colbert，Jean―Bapriste 1619―1683）——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财政督察长（1661年起），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外政策；曾建立国家工场，促进内外贸易。——358、867。

　　柯普，海尔曼·弗兰茨·莫里茨（Kopp，Hermann Franz Moritz 1817―1892）——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曾把新的物理测量方法用于化学；李比希的学生，肖莱马的老师。——358。

　　科贝特，威廉（Cobbett，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334、829、864、867。

　　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17、296、327、781。

　　科尔邦，克劳德·昂蒂姆（Corbon，Claude―Anthime 1808―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1849）；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市第15区区长，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少数派。——561。

　　科兰男爵，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Colins，Jean―Guillaume―Cesar―Alexandre―Hippolyte，baron de 1783―1859）——法国经济学家，原系比利时人；主张由国家征收地租，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709、798、885。

　　克莱门特，西蒙（Clement，Simon 17世纪末）——英国商人，匿名著作《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1695）的作者。——109。

　　克劳伦，亨利希（Clauren，Heinrich原名哥特洛布·赛米尔，卡尔·霍伊恩Gottlob Samuel Carl Heun 1771―1854）——德国作家，写有一些感伤主义小说。——258。

　　克劳生，彼得（Claussen，Pieter）——比利时发明家，圆编机的改进者。——428。

　　克雷格（Craig）——165。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rupp，Alfred 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449。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858。

　　克罗克，罗杰（Crocker，Roger）——828。

　　克肖―利斯公司（Kershaw，Leese ＆ Co.）——英国斯托克波特一家纺纱厂。——334。

　　肯尼特，怀特（Kennet，White 1660―1728）——英国主教和历史学家。——827。

　　肯宁安，约翰（Cunningham，John 1729―1773）——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268、270、317、625、692、733。

　　肯特，纳撒尼尔（Kent，Nathaniel 1737―1810）——英国农学家，写有农业方面的著作。——834。

　　孔德，奥古斯特（Comte，Auguste 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19、386。

　　孔德，弗朗索瓦·沙尔·路易（Comte，François―Charles―Louis 1782―1837——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和庸俗经济学家。——861。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博诺·德（Condillac，Étienne―Bonnot de 1715―1780）——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约，洛克的追髓者。——185。

　　孔多塞侯爵，玛丽·让·安东·尼古拉·卡里塔（Condorcet．Marri―Jean―Antoine―Nicolas Caritat，marquis de 1743―1794）——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和政治家：启蒙思想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吉伦特派；1769年起为科学院院士，1777年起被选为科学院常任秘书，178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罗伯斯比尔执政后被剥夺公民权；1794年3月27日被捕，两天后死于狱中。——711。

　　库，萨洛蒙·德——见德库，萨洛蒙。

　　库尔塞尔―塞讷伊，让·古斯塔夫（Courcelle―Seneuil，Jean―Gusrave 1813―1892）——法国经济学家，商人；写有一些关于工业企业经济、信贷和银行问题的著作。——269、690。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n，Ludwig 1830―1902）——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62―1874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通报德国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4。

　　库克斯利（Cooksley，W.）——英国布里斯托尔一家小五金厂厂主。——564。

　　库斯托第，彼得罗（Custodi，Pietro 1771―1842）——意大利经济学家，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编者。——57、91、108、111、179、185、422、744。

　　库扎，亚历山大鲁，约翰（Cuza[Kusa]，Alexandru lon 1820―1873）——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1859―1866年为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1862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国君，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由于反动派的阴谋，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196。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Frarç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17、130、372、639、712。

L

　　拉博尔德伯爵，亚历山大·路易·约瑟夫（Lahorde，Alexandre―Louis―Joseph，comte de 1774―1842）——法国考古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610。

　　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Raffles，Thomas Stam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曾任爪哇总督（1811―1816）；《爪哇史》一书的作者。——415、862。

　　拉马志尼，贝尔纳迪诺（Ramazzini，Bernardino 1633―1714）——意大利医生，曾收集并整理有关职业病的统计材料。——420。

　　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Rumford，Benjamin Thompson，Count of 1753―1814）——英国物理学家；出生于北美；一度供职于巴伐利亚政府，在英国举办过贫民习艺所。——694。

　　拉姆赛，乔治（Ransay，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188、192、367、585、655、728。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此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7、126。

　　拉沙特尔，克劳德·莫里斯（La Châtre[Lachârre]，Claude―Maurice 1814―1900）——法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出版商和书商；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26、32。

　　拉斯克尔，爱德华（Lasker，Eduard 1829―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65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41。

　　拉韦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洛·德（Lavergne，Louis―Gabriele―Léonce―Guilhaud de 1809―18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写有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578、609、819。

　　莱瑟比，亨利（Letheby，Henry 1816―1876）——英国医生和化学家。——295。

　　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Leicester，Rohert Dudley，Earl of 1532左右―1588）——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1588年为奉命保卫英国抵御西班牙入侵的英军司令。——797。

　　莱特（Wright）——794。

　　莱特，托马斯（Wnght，Thomas 1711―1786）——英国自然科学家。——833。

　　莱特伯恩，约翰（Lightbourne，John）——286。

　　莱维，莱昂内（Levi，Leane 1821―1888）——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写有商法方面的著作；理·科布顿的朋友。——841。

　　莱文斯顿，皮尔西（Ravenstone，Piercy死于1830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主义者，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尔萨斯主义。——494、585。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22。

　　赖德（Ryder）——447。

　　赖希，爱德华（Reich，Eduard 1836―1919）——德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420。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270、332、388、711、847。

　　兰格，赛米尔（Laing，Samuel 1810―1897）——英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曾任英国铁路公司某些高级职务。——231、741、758、777。

　　朗格，弗兰西斯·戴维（Longe，Francis Davy 1831―1910）——英国法学家。——283、522、557。

　　朗切洛蒂，塞孔多（Lancellotti，Secondo 1575―1643）——意大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曾任修道院长：写有一些历史方面的著作。——492。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Loyd，Samuel Jones，Baron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议会议员（1819―1826）。——146、168。

　　勒蒙泰，皮埃尔·爱德华（Lemontey，Pierre―Édouard 1762―1826）——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立法议会议员（1791―1792）。——419。

　　勒特罗纳，吉约姆·弗朗索瓦（Le Trosne，Guillaume―Franços 1728―17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49、52、110、122、133、138、142、169、184、185、188、190、244。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Alexander 19世纪）——英国官员，曾任工厂视察员（1878年以前）。——309、434、456、463、479、499、516、524、526、629、647、648。

　　雷尼奥，埃利亚斯·若尔日·奥利瓦（Regnault，Élias―Georges―Oliva 1801―1868）——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官员。——276。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277、381、444、580、661。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6、19、78、79、94、98、102、146、168、194、219、238、265、356、445、451、453、469、495、497、504、580、590、596、598、604、649、661、680、700、701、709、728、869。

　　李奇，耶利米（Leach，Jeremiah）——286。

　　李奇尼乌斯（盖尤斯·李奇尼乌斯·斯托洛）（Gaius Licinius Stofo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罗马国务活动家，护民官，曾和塞克斯蒂乌斯共同制订了保护平民利益的法律。——835。

　　李斯特——见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

　　里德，乔治（Read，George 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包业的历史》一书作者。——290。

　　理查森，本杰明（Richardson，Benjamin 1828―1896）——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295、297。

　　利（Leigh）——739。

　　利希诺夫斯基公爵，费利克斯·玛丽（Lichnowski[Lychnowsky]，Felix Maria Fürst von 1814―1848）——普鲁士军官，西里西亚大地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与汉·阿·埃·奥尔斯瓦尔德一起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物的典型。——683。

　　列沙白里哀，伊萨克·勒奈·居伊（Le Chapelier，Isaak―René―Guy 1754―1794）——法国政治活动家，1791年6月14日通过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法案起草人，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因参加阴谋活动被处死。——851。

　　琉善（Lucianus[Lukianusl约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713。

　　卢―拉维涅，皮埃尔·塞勒斯坦（Roux―Lavergne，Pierre―Célestin 1802―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851。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92、177、191。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55）——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249。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856。

　　鲁本斯，彼得·保尔（Ruhens，Peter Pau1 1577―1640）——佛兰德大画家。——343。

　　鲁宾逊（Robinson）——英国纺纱厂主。——334。

　　鲁瓦，约瑟夫（Roy，Joseph）——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文译者。——26、32。

　　鲁瓦尔·德卡尔，皮·玛丽（Rouard de Card，Pie―Marie 19世纪）——法国神学家。——289。

　　路德，马丁（Luther．Man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159、224、358、684、864。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64。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846。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Louis―Philippe]，duc d' 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321。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稽查（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110、712。

　　罗伯茨，乔治（Roberts，Sir George 1803―1860）——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关于英国南部各郡的历史著作。——828。

　　罗伯逊，乔治（Robertson，George 1750―1832）——英国著作家，《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的作者。——604。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梅特兰（Lauderdale，James Maitland，Earl of 1759―183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亚·斯密的理论进行批评。——404。

　　罗哈奇（Rohatzsch，R.H．19世纪上半叶）——德国医生。——420。

　　罗杰斯，詹姆斯·埃德温·索罗尔德（Rogers，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许多英国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775、781、830、859。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Charles―Latour 1800―1885）——比利时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1847―1852年任内务大臣。——319。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John，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687、832。

　　罗西伯爵，佩莱格里诺·路易吉·爱德华多（Rossi，Pellegrino Luigi Edoardo，conte 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长期住在法国。——201、660。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112、196、239、251、264、304、376、421、709。

　　罗伊，亨利（Roy，Henry）——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162、752。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608。

　　洛德（Lord）——300、543。

　　洛克，约翰（Locke，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48、110、122、147、176、448、712。

　　洛朗，奥古斯特（Laurem，Auguste 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358。

M

　　马蒂诺，哈丽雅特（Martineau，Harriet 1802―1876）——英国女作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731。

　　马丁，亨利（Manyn，Henry死于1721年）——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写有关于商业问题的著作。——371、393、399、400。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189、246、365、408、580、604、641、655、661、668、678、679、687、688、690、700、704、711、731、745、809。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jing，Eleanor[Tussy]1855―1898）——80―9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同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妻子（1884年起）。——31、36、43、44。

　　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的）（Maximilian von Habsburg 1832―1867）——奥地利大公，在意大利的奥国领地总督（1857―1859），在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时期被宣布为墨西哥傀儡帝国的皇帝（1864―1867），1867年被墨西哥爱国者枪毙。——196。

　　马利特（Mallett）——282。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Malmesbury，James Harris，Earl of 1746―1820）——英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驻圣彼得堡大使（1777―1782）。——422。

　　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Masham，Samuel Cunliffe Lister，Baron 1815―1906）——英国工业家和发明家。——436。

　　马西，约瑟夫（Massie，Joseph死于1784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588。

　　马歇尔，威廉（Marshall，William）——405。

　　马修曼，亨利（Matthewman，Henry）——300。

　　迈尔，西格蒙德（Mayer，Sigmund）——奥地利维也纳的工厂主。——15。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Rudolph Hermann 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277、608。

　　麦岑，奥古斯特（Meiuen，August 1822―1910）——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1867―1882年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统计管理局工作；写有德国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275。

　　麦格雷戈，约翰（MacGregor，John 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董事之一（1849―1856），写有统计学方面的著作。——316。

　　麦考莱，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印度总督所属参事室参事（1833―1838）；曾主持制订印度刑法典，这部法典于1860年被批准为法律。——315、319、824、830。

　　麦克贝思（McBean）——284。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168、176、179、224、316、373、470、504、509、596、702、705、834。

　　麦克拉伦，詹姆斯（Maclaren，James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流通史的研究者。——118。

　　麦克劳德，亨利·邓宁（Macleod，Henry Dunning 1821―1902）——英国法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信贷理论研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76、180。

　　曼，托马斯（Mun，Thomas 1571―1641）——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1615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587。

　　曼，约翰（Mun，John 1615―1670）——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托·曼的儿子，曾出版其父亲的著作。——587。

　　曼德维尔，贝尔纳德（Mandeville，Bernard 1670―1733）——英国讽刺文学和民主主义的伦理学作家、医生和经济学家。——411、710、712。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89、275。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保尔·皮埃尔（Mercier de la Riviere，Paul Pierre 1720 ―1793）——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130、132、153、172、175、184、188。

　　梅克尔堡——见梅克伦堡。

　　梅克伦堡（梅克尔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Mecklenburg，[Meckelburg]，Friedrich Adolf 1809―1881）——德国教师和档案保管员；曾同卡·阿贝尔一起翻译《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150。

　　梅里韦尔，赫尔曼（Merivale，Herman 1806―1874）——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副大臣（1848―1859），印度事务副大臣（1859―1874）。——730、882。

　　梅涅尼·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死于公元前493）——古罗马贵族。——417。

　　门德尔松，莫泽斯（Mendelssohn，Moses 1729―1786）——德国哲学家，自然神论者和启蒙思想家。——22。

　　蒙森，泰奥多尔（Mommsen，Theodor 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柏林大学教师；写有古罗马史著作。——195、199。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Charles Forbes，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首脑；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540。

　　蒙泰伊，阿芒·亚历克西斯（Monteil，Amans―Alexis 1769―1850）——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854。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reu，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110、146、711、866。

　　弥勒，安东（Müller，Anton 16世纪上半叶）——492。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üller．Adam Heinrich，Ritter von Nitterdorf 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147。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Honoré―Gabriel―Victor Riqueti，comte de 1749―1791）——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549、924、841、856、867。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Victor Riqueti，narquis de 1715―1789）——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的父亲。——712、877。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Morton，John Chalmers 1821―1888）——英国农学家，《农业报》编辑（1844―1888），写有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433、637。

　　摩尔根，威廉（Morgan，William 1750―1833）——英国经济学家，理·普赖斯著作的出版者；写有一些反对增加战争费用和国债的文章。——775。

　　莫尔，托马斯（More，Thomas 1478―153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家；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712、826、845。

　　莫尔斯沃思从男爵，威廉（Molesworth，Sir William，Baronet 1810―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198。

　　莫里斯，约翰（Morris，John）——300。

　　莫利纳里，古斯塔夫·德（Molinari，Gustave de 1819―1912）——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185、486、689、883。

　　莫兹利，亨利（Maudslay，Henry 1771―1831）——英国设计家、工厂主和发明家。——442。

　　默里，休（Murray，Hugh 1779―1846）——英国地理学家和政论家。——395。

　　默里，约翰（Murray，John）——283。

　　墨菲，约翰·尼古拉斯（Murphy，John Nicholas 19世纪）——英国政论家，《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一书的作者。——811。

　　穆尔，赛米尔（Moore，Samuel 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德华·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1、32。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17、147、158、427、504、580、590―592、681、688、692、705、859。

　　穆勒，詹姆斯（Mill，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136、146、180、217、231、408、504、580、655、658、661、705。

N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Louis―Napoléon Borm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319。

　　内勒―维克斯公司（Naylor ＆ Vickers）——英国的一家钢铁公司。——301。

　　内史密斯，詹姆斯（Nasmvth，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443、477、501。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Barthold Georg 1776―1831）——德国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曾在丹麦和普鲁士供职。——272。

　　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Oxford，Robert Harley，Earl of 1661―1724）——英国国务活动家，贵族，初为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领袖。——831。

　　纽马奇，威廉（Newmarch，William 1820―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342。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写有一些关于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著作。——831、837。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Newman，Samuel Philips 1797―1842）——美国哲学家、语文学家和经济学家。——186、241。

　　纽纳姆，乔治·路易斯（Newnham，George Lewes）——英国律师。——695。

　　诺思，达德利（North，Dudley 1641―169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代表人物。——122、144、147、158、448、712。

O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94、115、346、464、556、577。

P

　　帕里，查理·亨利（Parry，Charles Henry 1779―1860）——英国医生，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写有一些关于经济学和政治问题的著作。——694、695、777。

　　帕里，威廉·爱德华（Parry，William Edward 1790―1855）——英国旅行家，曾考察北极地区。——115。

　　帕里佐，雅克，泰奥多尔（Pansot，Jacques―Théodore生于1783年）——法国海军军官和政论家，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他经济学著作的译者。——655。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 John Temple，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524。

　　帕尼尼，乔万尼·弗兰契斯科（Pagnini，Giovanni Francesco 1715―1789）——意大利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货币的著作。——111。

　　帕皮隆，托马斯（Papillon，Thomas 1623―1702）——英国商人和政治活动家，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议会议员。——109。

　　帕森斯，查理（Parsons，Charles）——285。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Francis，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ibans 1561―1626）——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448，827。

　　佩托，赛米尔·莫顿（Peto，Samuel Morton 1809―1889）——英国企业主，从事铁路建筑；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6年企业破产后退出社会活动。——271。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56、65、99、111、122、145、166、170、314、364、397、403、422、494、639、712、713。

　　皮尔（Peel 19世纪初）——在北美的英国殖民者。——878。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 1750―1830）——英国棉纺织厂厂主，议会议员，托利党人；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的父亲。——869。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17、167、269、869、886。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i，William，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849。

　　皮由兹，菲力浦（Pusey，Philipp 1799―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大地主，托利党人。——780。

　　平达（Pindaros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176、482、752、870。

　　平托，伊萨克·德（Pinto，Isaac de 1715―1787）——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和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76。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85、99、103、589、616、678。

　　普赖斯，理查（Price，Richard 1723―1791）——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316、775、834。

　　普罗塔哥拉（阿布德拉的）（Prmagaras of Abdera公元前约480―410）——古希腊哲学家，鼓吹奴隶主民主制的思想家。——288。

Q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27―1760）——52、117、849。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849。

　　奇斯曼（Cheesman）——291。

　　琼斯，理查（Jones，Richard 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37、357、372、382、387、656、678、690、728。

R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Charles Frederic 1816―1856）——法国化学家，同洛朗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358。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埃蒂耶纳（Geoffroy Saint―Hilaire，Étienne 1772―1844）——法国大动物学家，进化论者，查·达尔文的先驱者之一。——855。

S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Sadler，Michael Thomas 1780―183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托利党人，慈善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反对者。——777、810。

　　萨默斯，罗伯特（Somers，Robert 1822―1891）——英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831、840、841。

　　萨瑟兰公爵夫人，哈丽雅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鲁森高尔（Sutherland，Harriet Elizabeth Georgiana Leveson―Gower，Duchess of 1806―1868）——苏格兰大地主，伊·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儿媳。——838、839。

　　萨瑟兰女伯爵，伊丽莎白·鲁森―高尔，斯塔福德侯爵夫人，萨瑟兰公爵夫人（Sutherland，Elizabeth Leveson―Gower，Countess of，Marchioness of Stafford，Duchess of 1765―1839）——苏格兰大地主，斯塔福德侯爵的妻子，哈·伊·乔·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婆婆。——838。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98、136、179、190、225、239、419、445、507、596、616、687、700、701。

　　塞克洛普斯钢铁厂（Cyklops Stahl―und Eisenwerke）——302。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 2世纪下半叶）——古希腊医生和怀疑派哲学家。——423。

　　桑德兰伯爵，罗伯特·斯宾塞（Sunderland，Robert Spencer，Earl of 1640―1702）——英国政治家，贵族。——831。

　　桑德森（Sanderson，E.F.）——302―304。

　　桑德森兄弟公司（Sanderson，Bros. ＆ Co.）——英国阿特克利夫的炼钢、压延、锻铁工厂。——302―304。

　　桑德斯，罗伯特·约翰（Saunders，Robert John）——英国官员，曾任工厂视察员（19世纪40年代）。——336、348、464。

　　桑顿，威廉·托马斯（Thornton，William Thomas 1813―18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追随者。——199、311、826。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424。

　　沙白里哀——见列沙白里哀，伊萨克·勒奈·居伊。

　　沙利文（Sullivan）——863。

　　沙乌，华金·弗雷德里克（Schouw，Joakim Frederik 1789―1852）——丹麦学者，植物学家。——589。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55、560、853。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Amoine―Élise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212、217、674。

　　舍伐利埃，让·巴蒂斯特·阿尔丰斯（Chevallier，Jean―Baptiste―Alphonse 1793―1879）——法国化学家和药学家。——288。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hury，Anthony Ashley Cooper，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463、475、476、778。

　　圣西门，昂利（Saint―Siman，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88。

　　圣哲罗姆——见哲罗姆。

　　施特鲁斯堡，贝特尔·亨利（Strousberg[Strouβberg]，Bethel Henry原名巴鲁赫·希尔施·施特劳斯堡Baruch Hirsch Strausberg 1823―1884）——德国铁路承包商，1855年以前住在伦敦，以后住在柏林；1875年破产。——271。

　　施托尔贝格伯爵，克里斯蒂安（Stolberg，Christian Graf zu 1748―1821）——德国诗人和翻译家。——470。

　　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Шторх，Андрей Карлович原名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Heinrich Friednch von Storch 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202、212、407、416、417、682、745。

　　施托尔希，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见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

　　施韦格霍伊泽，约翰（Schweighäuser，Johann 1742―1830）——德国语文学家和哲学家，阿泰纳奥斯和其他希腊著作家的著作的编者。——121。

　　什鲁斯伯里公爵，查理·塔尔博特（Shrewsbury，Charles Talbot，Duke of 1660―171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714年任首相。——831。

　　舒尔采一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ch，Franz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1859）；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国会议员（1867年起）；曾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7。

　　舒尔茨，威廉（Schulz，Wrlhelm 1797―1860）——德国政论家；1833年被判处5年要塞监禁，1834年逃跑，流亡瑞士至1848年；同尤·福禄培尔和阿·卢格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428。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Baruch[Benedictus]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22、356、688。

　　斯蒂文斯（Stevens）——767、769。

　　斯卡尔培克，弗里德里克（Skarbek，Fryderyk 1792―1866）——波兰经济学家，华沙大学教授；亚·斯密的追随者。——380、407。

　　斯克里文（Scriven）——283。

　　斯克罗普，乔治·朱利叶斯·波利特（Scrope，George Julius Poulett 1797―1876）——英国经济学家和地质学家；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议会议员。——689。

　　斯隆，汉斯（Sloane，Hans 1660―1753）——英国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从事书籍和手稿的收藏，1753年把他的全部收藏和另外两个私人藏书库合并，创立了最大的英国国家博物馆——英国博物馆。——831。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9、60、99、145、147、194、315、403、410、419、422、472、529、580、596、611、615、617、620、639、644、646、656、681、682、686、706、709、711、715、717、741、754、820、838、847、871。

　　斯密斯（Smith）——286、287。

　　斯密斯，爱德华（Smith，Edvrard 1818左右―1874）——英国医生，枢密院卫生顾问和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的医务专使，济贫委员会委员。——454、628、754。

　　斯密斯，戈尔德温（Smith，Goldwin 1823―1910）——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党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曼彻斯特学派的拥护者，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的辩护士；1868年迁居美国；1871年起住在加拿大。——859。

　　斯密斯，威廉（Smith，William）——300。

　　斯密斯，约翰（Smith，John）——782。

　　斯内尔（Snell）——556.

　　斯尼格(Snigge）——英国律师和詹姆斯一世时的法官。——829。

　　斯帕克斯，贾雷德（Sparks，Jared 1789―1866）——美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富兰克林著作的出版者。——65、191。

　　斯塔福德，威廉（Stafford，William 1554―1612）——英国经济学家，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853。

　　斯特拉恩，威廉（Strahan William 1715―1785）——英国出版商，大·休谟、亚·斯密等人的著作的出版者。——713。

　　斯特赖普，约翰（Strype，John 1643―1737）——英国教会史学家。——845。

　　斯特兰奇，威廉（Strange，William）——英国医生，《健康的七要素》（1864）的作者。——298。

　　斯特罗克，阿奇博尔德（Sturrock，Archibald）——英国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498。

　　斯特普尔顿（Stapleton）——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693。

　　斯图亚特，查理·爱德华·路易·菲力浦·卡西米尔（Stuart，Charles Edward Louis Philip Casimir 1720―1788）——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王位僭望者。——838。

　　斯图亚特，杜格尔薛（Stewart，Dugald 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哲学上唯心主义派别——所谓健全理智的哲学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反对者。——372、399、417、559。

　　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Stewart，Henry Robert，Viscount Castlereagh 1769―182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殖民和陆军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英国政府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493。

　　斯图亚特，詹姆斯（Stuart，James 1775―1849）——英国医生和政论家，工厂视察员。——333、360、838。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37、145、169、174、209、386、408、494、639、711、745、825、838、855。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 1744―1839）——英国将军，曾出版其父亲詹·斯图亚特的著作。——174。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831。

　　苏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贝坦（Sully，Maximdien de Béthune，duc de 1560―1641）——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国王亨利四世的顾问。——712。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7左右―40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者。——156。

T

　　塔夫内尔，爱德华·卡尔顿（Tufnell，Edward Carleton 19世纪）——英国政论家；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一书的作者。——305。

　　塔克尔，乔赛亚（Tucker，Josiah 1712―1799）——英国牧师和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先驱。——316、712、871。

　　塔克特，约翰·德贝尔（Tuckert，John Debell 1785―1864）——英国政论家。——419、828、858。

　　塔珀，马丁（Tupper，Martin 1810―1889）——英国诗人，写有一些空泛的劝谕性诗篇。——704。

　　泰勒，爱德华（Taylor，Edward）——300。

　　泰勒，塞德利（Taylor，Sedley 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英国合作运动参加者，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分红的制度；80年代企图继续布伦坦诺在70年代开始昀诽谤马克思的运动，指责马克思蓄意伪造所引用的资料。——42―44。

　　坦普尔，威廉（Temple，William 1628―1699）——英国外交官和政治活动家，重商主义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的近臣；写有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著作。——712。

　　汤普森，本杰明——见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

　　汤普森，威廉（Thompson，William 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418。

　　唐森，约瑟夫（Townsend，Joseph 1739―1816）——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教士；他提出的人口理论后来为马尔萨斯所利用。——408、711、712、744。

　　特里门希尔，休·西摩尔（Tremenheere，Hugh Seymour 1804―1893）——英国官员和政论家，曾屡次参加政府的工人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289、305。

　　特纳（Turner）——496。

　　特纳，威廉（Turner，William）——300。

　　梯特——见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509、821。

　　帖木儿（跛帖木儿）（Tīmūr―i―lang[Tamerlane]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304。

　　图克，托马斯（Tooke，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342。

　　托雷斯，雅克·德（Thoraisse，Jacques de 14世纪）——法国贵族，贝桑松城堡主。——854。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188、200、215、466、 504。

W

　　瓦茨，约翰（Watts，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会”，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会。——633、637。

　　瓦尔皮，蒙塔古（Valpy，Montagu J.）——英国牧师。——282。

　　瓦伦廷，加布里埃尔·古斯塔夫（Valentin，Gabriel Gusrav 1810―1883）——德国物理学家。——555。

　　瓦什隆―康斯坦丁（Vacheron & Constantin）——瑞士的钟表工厂。——398。

　　瓦特，詹姆斯（Watt，James 1736―1819）——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432、434、439、442、446、562。

　　王茂荫（1798―1865）——中国清朝官员，1853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曾提出将官票宝钞兑现的主张；《条议钞法析》和《论行大钱析》等著作的作者。——149。

　　威德，本杰明·富兰克林（Wade，Benjamin Franklin 1800―187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参议院议长，1867―1869年任副总统；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12。

　　威德，约翰（Wade，John 1788―1875）——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282、314、714。

　　威尔克斯，马克（Wilks，Mark 1760左右―1831）——英国殖民军军官；长期驻印度，写有一些关于印度的著作。——414。

　　威尔士亲王夫人——见亚历山德拉。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64、395。

　　威兰德，弗兰西斯（Wayland，Francis 1796―1865）——美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任普罗维登斯大学校长；著有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通俗教科书。——190、241。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 III of Oranee 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 ―1702），英国国王（1689―1702）。——831。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334。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Williams，William Fenwick，Baronet of Kars 1800―1883）——英国将军，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曾指挥卡尔斯保卫战，后投降俄国军队；议会议员（1856―1859）。——147。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147。

　　威斯特，爱德华（West，Edward 1782―1828）——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地租问题。——580、603、624、625。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310、378、615、672、777、877―886。

　　韦里，彼得罗（Verri，Pietro 1728―1797）——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最初批评者之一。——56、109、157、382。

　　韦奇伍德，乔赛亚（Wedgwood．Josiah 1730―1795）——英国制陶业主和企业家，制陶技术的发明者和英国陶器工业的奠基者。——308、312。

　　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39―81）——罗马皇帝（79―81）。——456。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300、336。

　　维尔特，麦克斯（Wirth，Max 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94、264。

　　维科，乔万尼·巴蒂斯塔（Vico，Giovanni Battista 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429。

　　维利尔斯，查理·佩勒姆（Villiers，Charles Pelham 1802―1898）——英国政治家和法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曾任军法总监（1852―1858），济贫法总督察（1859―1866）。——309。

　　维特，约翰·德（Witt，Johan de 1625―1672）——尼德兰国务活动家，大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712、867。

　　文宗——见咸丰。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Sébastien Le Prestre，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164。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Friedrich Wilhelm鲁普斯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Christian Freiherr von 1679―1754）——德国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704。

　　沃康松，雅克·德（Vaucanson，Jacques de 1709―1782）——法国力学家，曾改进织机的构造和发明灵敏的自动装置。——439。

　　沃克利，玛丽·安妮（Walkley，Mary Anne 1843―1863）——英国女工。——294、295。

　　沃拉斯顿（Wollaston）——557。

　　沃森，约翰·福布斯（Watson，John Forbes l827―1892）——英国医生、政论家和民族学家；殖民官，曾长期在印度军队任职；1858―1879年任伦敦印度博物馆馆长；写有一些关于印度农业和纺织业的著作。——450。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120、421、579、840、857、858。

　　伍德，威廉（Wood，William）——283。

X

　　西德茅斯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Henry Addington，Viscount 1757―1844）——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掌玺大臣（1806―1807），内务大臣（1812―1821）。——493。

　　西利，罗伯特·本顿（Seeley，Robert Benton 1798―1886）——英国出版商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836。

　　西蒙，约翰（Simon，Sir John 1816―1904）——英国医生，枢密院医官，编过《公共卫生》报告。——459、535、754、757、758、765、768、785―790。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258、259、263、264、304、373、467、504、556、566、625、630、688、702、819、840。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a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470。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16、181、202、272、366、615、654、666、671、675、676、687、731、746、873。

　　希，威廉（Shee，William 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皇家法院法官（1863―1868）。——489。

　　希律（Herod公元前73―4）——犹太国王（公元前40―4）。——464。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0―1861）。——149。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Carl 1834―1892）——德国化学家，有机化学的创始人，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1859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际会员，6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58。

　　辛普森（Simpson）——564。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Luous Quinctius Cincinnatus约公元前519―438）——罗马贵族，执政官（公元前460年），独裁者（公元前458和439年），据传说，他生活简朴，亲自耕种土地。——215。

　　休谟，大卫（Hume，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145、146、588、639、712、713。

　　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约公元前460―400）——古希腊历史学家。——251、423。

　　修昔底德——见修昔的底斯。

Y

　　亚里士多德（Arista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74―75、100、104、178、192、379、469。

　　亚历山德拉（Alexandra 1844―1925）——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之女，1863年嫁给威尔士亲王，亲王于1901年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世；克拉伦斯公爵的母亲。——294、300。

　　杨格，阿瑟（Young，Anhur 1741―1820）——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18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游记》一书的作者。——145、265、316、775、784。

　　耶伦顿，安德鲁（Yarranton，Andrew 1616―约1684）——英国工程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403。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787。

　　伊壁鸠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97。

　　伊登·弗雷德里克·莫顿（Eden，Sir Frederic Morton 1766―180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学生。——282、694、710、711、776、777、783、832、835、836、868、871。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314、828、844、848、849。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338）——古希腊作家和演说家，写有一些抨击性的文章。——424。

　　伊文思，霍华德（Evans，Howard 1839―1915）——英国政论家。——831。

　　尤尔，安德鲁（Ure，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37、263、304、315、346、373、404、405、425、426、437、465、482―484、488、497、498、502、503、636、642、646。

　　约翰二世（善人）（Jean II le Bon 1319―1364）——法国国王（1350―1364）。——847。

　　约翰，布朗公司（John Brown & Co.）——301、302。

　　约翰逊（Johnsoson）——816。

Z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Soetbeer，Georg Adolf 1814―1892）——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29。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1567年起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829、845、848。

　　詹诺韦西，安东尼奥（Genovesi，Antonio 1712―1769）——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179。

　　张伯伦，约瑟夫（Chamberlain，Joseph 1836―1914）——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后为自由党人合并派，1873―1875年任伯明翰市市长，曾多年任英国内阁阁员，英布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739。

　　哲罗姆（圣哲罗姆）（Hieronymus[St．Jerome]347左右——42。）——神学家和著作家，生于达尔马提亚，曾把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123。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1876）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2。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寒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要想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318。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684。

　　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她不顾国王的禁令埋葬了被抛在旷野的她的哥哥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因此被国王下令幽禁在地窖中，最后自缢而死。——156。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294。

B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712。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124。

　　柏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宙斯同丹娜所生的儿子。因神谕他将杀其外祖父，所以出生后即同母亲一起被外祖父装进木箱，投入大海，随流漂至塞里福斯岛。该岛国王欲娶其母，便用计使他去取女怪美杜莎的头。回国后出示女怪头使国王及随从全部变成了石头，救出了母亲。后来又除去海怪，救出埃塞俄比亚公主，并同她结为夫妇。——11。

　　布西里士——古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424。

D

　　代达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469。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102、489、695。

　　德奥——古希腊神话中司掌谷物的女神，亦为丰饶女神，相当于德美特女神。——470。

F

　　福尔土纳特——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取之不尽的钱袋和一顶隐身帽。——527、747。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105。

G

　　该隐——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859。

　　高布赛克——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680。

　　格里昂——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有三个身体的巨人，海格立斯夺走了他的牛，并用箭把他射死。——684。

H

　　哈默尔恩的捕鼠者——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传说中的捕鼠者，曾用魔笛替哈默尔恩城的居民捎灭了鼠患，而居民没有给以应有的报答，他为了报复，又用魔笛把全城儿童从哈默尔恩城引诱走了。——800。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12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488、684。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罗马神话称之为武尔坎。掌管火，火山、冶炼技术和神奇手工艺，被视为工匠的始祖。——469、743。

J

　　基督——见耶稣基督（基督）。

K

　　卡尔布——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的宫廷侍卫长。——664。

　　卡库斯——罗马神话中的吐火怪物，火神武尔坎的儿子，住在阿文丁山的山洞里；杀害过路人，被海格立斯打死。——684。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人物。——287。

　　快嘴桂嫂——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酒店女店主。——61。

L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相传为公元前9世纪—8世纪时候的人。——489。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94、96。

M

　　马立托奈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一个女人。——104。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11。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758。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431、686、883。

P

　　毗湿奴——印度教的最高的神，居民的富裕阶层多半信仰此教。——689。

　　普隆涅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一个狡猾多嘴的廷臣。——316。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156。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743。

Q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421、665。

　　邱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他被描绘成一个带有弓箭的男孩。——712。

S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665。

　　塞克洛普（独眼巨人）——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额头上长有一只眼睛。——293。

　　赛克斯，比尔——见威廉·赛克斯。

　　桑格拉都——勒萨日的小说《桑蒂利亚纳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中的人物，医生，他医治一切疾病时都给病人放血和让他们喝温水。——817。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738。

　　圣乔治——见胜者乔治《圣乔治》。

　　胜者乔治《圣乔治》——神话中基督教“圣徒”，降龙者。——43。

T

　　泰门——莎士比亚的剧作《雅典的泰门》中的人物。——155。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00。

　　托尔——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一个斗士，手中握有大锤。——443。

W

　　威廉·赛克斯（比尔，赛克斯）——狄更斯的小说《奥列佛尔》中的角色，强盗。——509。

X

　　西可尔——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102。

　　息息法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欺骗了众神，被罚终生推滚一巨石到山上，而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下。“息息法斯的劳动”源出于此，意即吃力而徒劳的工作。——156、486。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下一磅肉。——332、788。

　　星期五——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人物，鲁滨逊的仆人。——334。

Y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犹太人的始祖；《雅各书》的作者。——671。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417。

　　亚伯——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次子，由于遭到长兄该隐的嫉妒而被杀害。——859。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长。——671。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712、820、879。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300。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古犹太人的族长和始祖之一，亚伯拉罕曾把他作为牺牲献给上帝。——671。

Z

　　札格纳特——古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323、743。

　　忠实的埃卡尔特——见埃卡尔特。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5、6、7、8、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265、266、267、269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264，5 Apnl 1849；Nr．265，6．Apnl 1849； Nr．266，7 Apnl I849； Nr．267，8 Apnl lS49； Nr．269，11 April l849）。——667、709、878。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七成立》1864年[伦敦版]（Address and Prmusional Rules of LheWorking Men’s Intemational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September 28，1864，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 Martin's Hall，Long Acre，London.[London]1864）——3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2.Ausg．Hamburg l869）。——798。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dosophie．Réponsed là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Proudhon．Paris，Bruxelles 1847）。——99、413、416、419、483、616、744。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册（Zur Krir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H.l.Berlin 1859）。——7、14、16、20、47、53、55、94、95、100、106、108、115—117、121、136、145、146、160、162、167、168、192、225、618、716。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载于1872年6月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44号（An die Redaktion des“Volksstaat”In：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44，1. Juni 1872）。——38。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载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63号（An die Redaktion des“Volksstaat” In：Der Volksstaat Leipzig． Nr．63，7 August 1872）。——41。

　　《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3册（Das Kapital 〈Ökonomisches Manuskript 1863—1865〉. Dnttes Buch）。——249、254、378、491、519、553、598、652、682、819。

　　《资本论》，约·鲁瓦先生译，全文由作者校阅，[1872—1875年]巴黎版（Le Capital．Trad．de M.J.Roy，entièrement rev．par 1’auteur．Paris[1872—1875]）。——28、32、36、592、607、742。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校订，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cal：a critical analysis af capitalist production．Transl．from the 3rd German ed.，by S.Moore and E Aveling and ed.by F.Engels．Vol.1.2.Lnndon l887）。——36、726。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r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cnomie.Bd．1.Buch 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amburg 1867）。——253。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d．1.Buch 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zats 2.，verb．Aufl．Hamhurg 1872）。——27、52、60、65、70、76、78、89、91、94、95、116、118、120、121、134、151、160、167、169、192、211、249、252、253、344、411、451、479、498、514、516、688、714、806、811、841。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译自德文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圣彼得堡版（Капиталь. Критик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мии. Перевод с немецкого Т. 1. Кн. 1：Процесс проиэводства капитала. С. Петербург 1872）。——19。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1. Buch 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3.， verm． Atfl． Hamburg 1883）。——36、44、162、192、250、274、293、358、407、446、593、608、725、726。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2： Buch 2：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rsg.von F. Engels. Hamburg 1885）。——34、651、681、682、706。

弗·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oekonomie．In：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1844 Lfg．1/2）。——92、177、191、731。

　　《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Die engliseche Zehnstundenbill. 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Red．von Karl Marx．London．Hamburg，New York．1850．H.4）．——337、349。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278、283、294、310、460、486、487、489、512、70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1848]）。——560、875。

其他作者的著作¹⁶²

A

　　[阿巴思诺特，约．]《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Arbuthnot，J．）：An inquiry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and the sized farms．With remarks on population as affected thereby．To which are added，proposals for preventing future scarcity．By a farmer．London 1773）。——357、379、381、830、836。

　　阿庇安《罗马内战》（Appian： Römische Bürgerkriege）——见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史》。

　　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史》，裴．L．J.迪勒尼乌斯译，1830年斯图加特版第7卷（[Appianus]Appian von Alexandrien：Römische Geschichten．Übers.von F.L.J.Dillenius.Bd. 7 Stuttgart 1830）。——835。

　　阿丁顿，斯·《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考文垂第2版。引自理·普赖斯《评继承支付》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Addington，S．：An inquiry into the reasons for and against inclosing open-fields．2.ed．Coventry 1772.Nach：R．Price：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6.ed．Vol．2.London 1803）．——834。

　　阿什利，[安·]《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Ashley．[A.]：Ten hours' factory bill．The speech..．in the House of Commons．on Friday，March 15th，1844．London 1844）。——463、476。

　　阿泰纳奥斯《哲人宴》（Athenaeus：Deipnosophistae）。——121、156。

　　艾金，约．《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Aikin， J.：A description of the country from thirty to forty miles round Manchester London 1795）。——685、686、860、869。

　　[安德森，亚·]《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两卷集）1764年伦敦版（[ Andenon，A.]：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 Containing，an history of the great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an app．In 2 vol．London 1764）。——855、870。

　　安德森，詹·《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主要是为了发展苏格兰的农业、商业、工业和渔业。1775年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1777年爱丁堡版（Anderson，J.：Observations on the means of exciting a spirit of national industry； chiefly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agriculture，commerce，manufactures，and fisheries of Scotland．In a ser.of letters to a friend．Written in the year 1775．Edinburgh 1777）。——646、834、838。

　　安德森，詹·《蜜蜂，或文学周报》1791年爱丁堡版第3卷（Anderson，J.：The bee，or literary weekly，intelligencer．Vol.3.Edinburgh 1791）。——713。

　　奥姆斯特德，弗·罗·《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1856年纽约—伦敦版。引自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Olmsted，F.L.：A journey in the seaboard slave stares.New York，London 1856.Nach：J.E：Cairnes：The slave power：its character，career，＆ probable designs：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e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American contest.London 1862）。——229。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Opdyke，G．：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51）。——191。

　　奥日埃，马·《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Augier．M．：Du crédit public et de son histoire depuis les temp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Paris 1842）。——871。

　　奥特斯，贾·《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年威尼斯版，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21卷（Ortes，G.： Della economia nazionale．Libri 6.1774 Veneziano．In：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di economia politica.[Hrsg.P.Custodi.]Parte moderna.T.21. Milano 1804）。——744。

　　奥特韦，约·哈·《1860年春季开庭期郡法庭（贝尔法斯特）庭长约·哈·奥特韦的判决》，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Otway．J．H.：Judgment of J.H．：Otway，Chairman of County Sessions. -Belfast．Hilary Sessions，1860．In：Repon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Aprit 1860 London 1860）。——320。

B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Barton，J.： Oba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aociety．Londan 1817）。——728、776。

　　巴尔本，尼·《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Barbon，N.：A discourse concerning coining the new money lighter．In answer to Mr.Lock’s considerations about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London 1696）。——48、50、152、168、169。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第1版（Babbage，Ch．：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1.ed．London 1832）。——401、432、449、466。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增订第2版（Babbage，Ch．； On the econa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2.ed.，enl.London 1832。——403。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Babbage，Ch.：Traité sur l’ 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Trad.de l’anglais sur la 3.，par Éd．Biot．Paris 1833）。——403、466。

　　[拜耳斯，约·巴·]《自由贸易的诡辩和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增订第7版（[Byles，J.B.]：Sophismsd free-trade and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examined．By a barrister．7. Ed.，with．corr．and add．London1850）。——313、848。

　　贝恩斯，[约．]《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学学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IO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Baynes，[J.]：The cotton trade．Two lectures on the above subject，delivere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Blackbum Literary，Saentific and Mechanics’ Institution． Blackburm，London 1857.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th，October 1858．Londan 1858）。——446。

　　贝卡里亚，切·《社会经济原理》，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11卷（Beccaria，C.：Elementi di econamia pubbjica In：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Hrsg. P.Custodi.]Parte moderna． T.11．Milano 1804）。——422。

　　贝克莱，乔·《提问者。几个提交公众讨论的问题》1750年伦敦版（Berldey [vielm．Berkeley]，G.：The querist，containing several queries，propos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London 1750）。——389、410。

　　贝勒斯，约·《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Bellers，J.：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dge of industry of all useful trades and husbandry，with profit for the rich，a plentiful living for the poor，and a good education for youth．London 1696）。——162、378、492、562、709。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Bellers， J.：Essays about the poor，manufactures，trade，plantations，and immorality. London 1699）。——154、170、552。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Bailey， S.]：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measures，and causes of value，chiefly in reference to the writings of Mr Ricardo and his followers．By the author of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 London 1825）。 —78、101、614。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并载有关于股份银行的附录》1837年伦敦版（[Bailey，S.]：Money and itsvicissitudes in value；as they affect national industry and pecuniary contracts：with a postscript on joint-stock banks．London 1837）。——64、704。

　　比多，J.N.《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第2册《生产和销售的垄断》1828年巴黎版（Bidaut，J.N．：Du monopole qui s’établit dans les arts industriels et le commerce，au moyen des grands appareils de fabrication．Livr． 2： Du monopole de la fabrication et de la vente．Paris 1828）。——372。

　　比泽，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及其内在联系，着重论述他著作中的哲学用语》1842年柏林版第2卷（Biese．F.：Die Philosophie des Aristoteles，in ihrem inneren Zusammenhange，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s philosophischenSprachgebrauchs，aus dessen Schriften entwickelt．Bd．2：Die besonderen Wissenschaften．Berlin 1842）。——469。

　　毕舍，菲·约·本·／皮·塞·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或1789—1815年的国民会议日志》（四十卷集）1834年巴黎版第10卷（Buchez，P.-J.-B／P .C．Roux[-Lavergne]：Histoire parlementa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ou Journal des Assemblées Nationales， depuis 1789 jusqu’en 1815．T．1——40．T.10．Paris 1834）。——851。

　　边沁，耶·《惩罚和奖赏的理论》（两卷集），埃·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Bentham，J．：Théorie des peines，et des récompenses，ouvrage extrait des manuscrits．Par Ét．Dumont．3.éd．T．1.2.T．2. Paris 1826）。——704。

　　波斯尔思韦特，玛·《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两卷集）1759年伦敦第2版（Postlethwayt，M．：Great-Brirain’s commercial interest explained and improved 2 ed．Vol. l.2.London 1759）。——316。

　　波斯尔思韦特，玛·《工商业大辞典》。引自[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Postlethwayt，M.：The universal dictionary of trade and commerce： with large additions and improvements Nach：[J．Cunningham]：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London 1770）。——316—317。

　　波特尔，阿·《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Potter，A.：Political economy：its objects，uses，and principl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mencan people New-York 1841）。——655。

　　波特尔，埃·《棉花区与移民》，载于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14号（Potter．E.：The cotton districts and emigration．In：The Times. London.Nr，24514，24.März 1863）。——341、662。

　　伯克，埃·《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1795年11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年伦敦版（Burke．E.：Thoughts and details on scarcity， originally presenied to the Right Hon．William Pitt，in the month of November． 1795．London 1800）。——240、272、375、871。

　　伯克，埃·《尊敬的埃德蒙·伯克就贝德福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1796年伦敦版（Burke，E.：A letter from the Righr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to a Noble Lord，on the attacks made upon him and his pension，in the House of Lords，by the Duke of Bedford and the Earl of Lauderdale，early in the present session of Parliament．London 1796）。——832。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拜特尔、奥雷利、温克尔曼编《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Plato：De republica． In： Opera quae feruntur omnia． Recogn. Georgius Baiterus，Caspar Orellius，Augustus Guilielmus Winckelmannus Vol. 13. Turici 1840）。——422、423。

　　博克斯霍恩，马·聚·《政治原理》），载于博克斯霍恩《各种政治论文》1663年阿姆斯特丹版。引自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第1卷（[ Boxhorn] Boxhornius，M．N.：Institutionum politicarum.In： Boxhornius： Varii tractatus politici．Amstelodami 1663，Nach：J. Beckmann：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 2.，etwas verb.Ausg.Bd．1. Leipzig 1786）。——493。

　　布阿吉尔贝尔，[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P．]：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 de l’argent et，des tributs． In： Économistes finanoiers du XVIIIe siède．Préc．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 et accomp．de comm．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Paris 1843[Collection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T．1.]）。——165。

　　布坎南，大·《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年爱丁堡版（Buchanan， D.：Inquiry into the taxation and commercial poliey of Great Britain；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prinaples of currency．and of exchangeable value，Edinburgh 1844）。——149。

　　布坎南，大·《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1814年爱丁堡版（Buchanan，D.：Observations on the subjects treated of in Dr. Smith’s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Edinburgh 1814）。——838。

　　布坎南，大·《为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释和附录》——见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卷集）1814年爱丁堡版。

　　布莱基，罗·《古今政治文献史》（两卷集）1855年伦敦版第2卷（Blakey，R．：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Vol．1.2. Vol.2. London 1855）。——829。

　　布朗基，[日·阿·]《工业经济学教程》，阿·布莱斯编注，1838—1839年巴黎版（Blanqui，[J.A.]：Cours d’économie industrielle．Recueilli et ann．par Ad. Blaise．Paris 1838—1839）。——391。

　　布朗基，[日·阿·]《1848年法国的工人阶级》。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Blanqui，[J.A.]：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France，pendant 1’année 1848.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London 1856）。——319。

　　[布鲁克纳，约·]《动物界论》1767年莱顿版（[Bruckner，J.]：Théorie du système animal．Leide 1767）。——712。

　　布鲁姆，亨·《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两卷集）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Brougham，H.：An inquiry into the colonial policy of the European powers．In 2 vol．Vol．2. Edinbureh 1803）。——870。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第1部分》，载于1872年7月4日《协和》杂志（柏林）第2年卷第27期（[Brentano，L.]：Wie Karl Marx sich vertheidigt. I.In： Concordia． Berlin．Jg.2 Nr． 27，4 Juli 1872）。——41—42。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第2部分》，载于1872年7月11日《协和》杂志（柏林）第2年卷第28期[Brentano，L．]：Wie Karl Marx sich vertheidiet II． In： Cancordia Berlin. Jg. 2. Nr．28，11 Juli 1872）。——41—42。

　　[布伦坦诺，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载于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柏林）第2年卷第10期（[Brentano，L．]：Wie Kad Marx citirt.In： Concordia．Berlin．Jg.2．Nr．10,7.März 1872）。——37—38。

　　布罗德赫斯特，约·《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Broadhurst，J.：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42）。——70。

　　布洛克，莫·《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经济学家杂志》7月号和8月号，1872年巴黎版（Block，M．：Les théoriciens du socialisme en Allemagne Extrait du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Numéros de juillet et d’août 1872〉. Paris 1872）。——19。

　　布瓦洛，埃·《巴黎的技艺和手工业的规章，订于13世纪，并称为手工业手册》1837年巴黎版（Boileau，É：Règlemens sur les arts et métiers de Paris，rédiés au XIIIesiècle，et connus sous le nom du Livre des métiers．Avec des notes et une introd．par G．B. Depping．Pars 1837）。——559。

C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Chalmers，Th．：On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nexion with the moral state and moral prospects of society．2. ed． Glasgow 1832）。——179。

　　[柴尔德，乔·]《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年伦敦版（[Child，J.]：A discourse concerning trade，and that in particular of the East-Ihdies. London 1689）。——109。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加·]《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1870年日内瓦—巴勒版（НЧернышевский，H．[Г.]：Очерки иэ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по Миллю〉.Изд. Михаила Элпидинаи компании.Genève， Bâle 1870．（Сочинения. Т．4.）[In der persönlichen Bibliothek von Marx.]）。——17。

D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译自英文第3版，附译者H．G.布龙的注释，1863年斯图加特增订第2版（Darwin，Ch.：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ten im Their- und Pflanzen-Reich durch natürliche Züchtung，oder Erhaltung der vervollkommneten Rassen im Kampfe um’s Daseyn．Nach der 3. engl．Aufl．aus dem Engl．ühers．und mit Anm vers．von H．G．Bronn．2.，verb．und sehr venn．Aufl．Stuttgart 1863）。——396。

　　达尔文，查·《物种起源》。——见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

　　达菲，加·《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1862年伦敦版（Duffy，G.：Guide to the land law of Victoria．Landon 1862）。——886。

　　德·昆西，托·《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伦敦版（De Quincey，Th．：The logic of political econamy．Edinburgh．London 1844）。——455。

　　德斯杜特·德·的拉西，[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思想的要素》]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A.L.C.]：Éléments d’idéologie.Pt．4.5.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Paris 1826）。——183、190、378、380、746。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政治经济学概论》1823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A．L.C.]：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Paris 1823）。——183、746。

　　邓宁，托·约·《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Dunning，Th.J.：Trades’Unions and strikes：their philosophy and intention．London 1860）。——634、637—638、871。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十九卷集），尤·弗·武尔姆译，1827—1829年斯图加特版第1、3卷（[Diodorus] Diodor von Sicilien：Historische Bibliothek．Übers．von J. F. Wurm．Bd．1—19．Bd．1. 3. Stuttgart 1827— 1829）。——167、273、394、425、587。

　　[迪尔克，查·温·]《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Dilke，Ch.W.]：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deduced fro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e economy，in lette to Lord John Russell．London 1821）。——678。

　　[笛福，丹·]《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版（[Defoe，D.]An essay upon publick credit：being an enquiry..．London 1710）。——164。

　　笛卡儿，勒·《论人类》1664年莱顿版（Descartes．R.：De homine． Leyden 1664）。——448。

　　笛卡儿，勒·《正确运用理性与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方法论》1668年巴黎版（Descartes，R.：Discours de la méthode pour bien conduire sa raison，et chercher la vérité dans les sciences．Paris 1668）。——448。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欧·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Turgot，[A.R.J.]：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In：（Euvres Nouv éd．，par E. Daire. T．l Paris 1844.[Collection des principaux économistes．T.3]）。——210、365、611。

　　杜克佩西奥，爱·《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生活资料、工资、人口》1855年布鲁塞尔版（Ducpétiaux，É：Budgets économiques des classes ouvrières en Belgique．Subsistances，salaires，population．Bruxelles 1855）。——772、774。

　　杜能，约·亨·冯·《孤立国家的农业和国民经济》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卷第2部分（Thünen，J.H．von；Der isolirte Staat in Beziehung auf Landwirthschaft und Nationalök onomie．Th.2.Abth．2.Rostock 1863）。——717。

　　《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1738年]伦敦版（Some thoughts on the interest of money in general，and particularly in the publick funds London[1738）。——52、61。

　　《对擅自弃职离乡工人的惩治》[1360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The punishment of labourers，＆c. departing from their service into another county．[1360．]Nach：F.M．Eden：The state of the poor Vol．1.London 1797）。——848。

E

　　恩索尔，乔·《各国人口的研究，驳马尔萨斯先生的〈人口论〉》1818年伦敦版（Ensor， G．：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opdation of nations：containing a refutation of Mr．Malthus’s Essay on population．London 1818）。——838。

F

　　范德林特，杰·《货币万能，或试论怎样才能使各阶层人民都有足够的货币》1734年伦敦版（Vanderlint，J：Money answers all things：or，an essay to make money sufficiently plentiful amongst all ranks of people，and increase our foreign and domestick trade．London 1734）。——146、154、169、316、364、384。

　　菲尔登，约·《工厂制度的祸害，或略述工厂中残酷现象的根源）[1836年]伦敦版（Fielden，J.：The curse of the factory system；or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factory cruelties． London[1836]）。——464、475、869。

　　菲瑟灵，西·《实用国民经济手册》（共三部）1860—1862年阿姆斯特丹版（Vissering， S.：Handboek van praktische staathuishoudkunde．Delen l—3. Amsterdam 1860—1862）。——577。

　　费里埃，弗·路·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Ferrier，F. L.A．：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e commerce． Paris 1805）。——76。

　　丰特雷，安·路·《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1858年巴黎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Fonuret，A．L.Hygiène physique et morale de l'ouvrier dans les grandes villes en général et dans ls ville de Lyon en particulier Paris 1858．Nach：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n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mt，relai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hakers London 1862）。——420。

　　弗格森，亚·《论市民社会史》1750年爱丁堡版（Ferguson，A.：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Edinburgh 1750）。——410。

　　弗格森，亚·《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爱丁堡版（Ferguson，A.：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tety．Edinburgh 1767）。——418、420。

　　[弗利特伍德，威·]《行情表，或六百年来英国的货币、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 1707年伦敦版（[Fleetwoo，W.]：Chronicon preciosum：or，an account of English money，the price corn，and other commodities，for the last 6Q0 yean London 1707）。——314。

　　弗利特伍德，[威·]《行情表，或六百年来英国的金银货币、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1745年伦敦版（Fleetwood，[W.]：Chronicon preciosum：or，an account of English gold and silver money； the priced corn and other commodities； and of stipends salaries，wages，jointures，portions，day-lahour，etc．in England，for six hundred years lasi past London 1745）。——314。

　　福蒂斯丘，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伦敦版]（Forteescue，J.：De laudibus legum Angliae．[London 1537]）。——825。

　　[福尔邦奈，弗·韦·杜·德·]《商业学入门》1766年莱顿新版第2卷（[Forbonnais，F.V.D．de]：Élémens du commerce. Nouv．éd．Pt. 2.Leyde 1766）。——110。

　　福塞特，亨·《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伦敦版（Fawcett，H．：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Cambridge，London 1865）。——642、706、752。

　　[福斯特，纳·]《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Forster，N]：An e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Pt．1.2. London 1767）。——316、492、587、833。

　　富拉顿，约·《论通货的调整。原理的分析，根据这些原理提出在某些固定的范围内限制英格兰银行和全国其他银行机构将来的贷款发行活动》1845年伦敦增订第2版（Fullarton，J.：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be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s，on which it is proposed to restrict，within certain fixed limits，the future issues on credit of the Bank of England，and of the other banking establishments throughout the courtry．2.ed．With corr．and add London 1845）。——151、165、169。

　　富兰克林，本·《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贾·斯帕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lin，B.：Positions to be examined，conceerning national weahh．In：The works of Franklin．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By J.Sparks．Vol.2. Boston 1836）。——191。

　　富兰克林，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性》，载于贾·斯帕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jin，B.：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a paper currency．In：The works of Franklin．With notes and a life of the author．By J. Sparks．Vol． 2. Boston 1836）。——65。

G

　　哥伦布，克·《寄自牙买加的信》（Columbus，Ch.：[Brief aus Jamaika]）。——155。

　　格莱斯顿，[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晨报》（伦敦）第22418号（Gladstone．[W．E.]：[Rede im House of Commons，16.Apnl 1863.]In：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22418，17．April 1863）。——41。

　　[格雷，约·]《国民财富基本原狸的说明。驳亚当·斯密博士等人的某些错误论点》1797年伦敦版（[Gray，J.]：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llustraced，in opposition to some false doctrines of Dr．Adam Smith，and others．London 1797）。——187。

　　[格雷格，罗·海·]《从工人健康和道德影响看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业的影响》1837年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Greg，R.H.]：The factory quesLion，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and morals of those employed in factories．And the “Ten Hours Bill”，in relation to its effects upon the manufactures of England，and those of foreign coumries．London 1837 Nack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8．London 1849）。——337。

　　格雷古瓦，昂·《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Gregoir H．：Les typographes devant le Tribund correctionnel de Bruxelles． Bruxelles 1865）。——639。

　　格罗夫，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附《论连续性》，1869年伦敦第5版（Grove，W.R.：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5.ed．Foltowed by a diseourse on cominuity．London 1867）。——602。

　　《各国的工业。工艺、机器和工厂的现况概述》1855年伦敦版第2部分（The industry of nations．A survey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arts，machines，and manufactures Pt．2. London 1855）。——399、442。

　　《公共经济概论，或论流通手段、农业和工业》，一位初级原理研究者著，1833年卡莱尔版（Public economy concentrated；or，a connected view of currency，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By an enquirer into first principles．Carlisle 1833）。——456。

　　《关于济贫税和食物价格高昂给萨福克郡议会议员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建议减税降价》，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威奇版（A Letter to Sir T．C. Bunbury，Bart.，one of the Members of Parliament for the County of Suffolk on the poor rates，and the high price of provisions．With some proposals for reducing both．By a Suffolk gentleman．Ipswich 1795）。——830。

H

　　哈勒，卡·路·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六卷集）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Haller，C.L．von：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geselligen Zustands，der Chimäre des künstlichbürgerlichen entgegengesetzt Bd. l—6 Bd． L. Winterthur l816）。——448。

　　哈里斯——见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

　　哈里斯，詹·《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Harris，J.：A dialogue concerning happiness．London 1741）。——422。

　　哈里斯，詹·《关于幸福的对话》，载于哈里斯《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Harris，J.：Dialogue concerning happiness．In： Harris： Three treatises 3. Ed.，rev．and corr．London 1772）。——422。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于《编年史》第1、2卷，拉·霍林舍搏、威·哈里逊等第一次收集和发行，1587年伦敦版（Harrison，W：The descriprion of England．In：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d Chronicles，first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R.Holinshed，W·Harrison，and others．London．1587）。——825、845、852。

　　哈姆，威·《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Hamm，W.：Die landwirthschaftlichen Geräthe und Maschinen Englands．Ein Handbuch der landwirthschaftlichen Mechanik und Maschinenkunde，mit einer Schilderung der britischen Agncultur．2.，gänzl．umgearb und bed verm Aufl．Braunschweig 1856）。——578。

　　哈索尔，阿·希·《揭穿了的搀假行为，或鉴别搀假食物和药品的通俗指南》1861年伦敦第2版（Hassall，A.H.：Adulterations detected or plain instructions for the discovery of frauds in food and medicine．2. ed． London 1861）。——203、288。

　　汉森，格·《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公国农奴制的消灭和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改变》1861年圣彼得堡版（Hanssen，G.：Die Aufhebung der Leibeigenschaft und die Umgestaltung der gutsherrlich-bäuerlichen Verhältnisse üherhaupt in den Herzogthümern Scheswig und Holstein．St．Petersburg 1861）。——275。

　　汉特，亨·朱·《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Hunter，H.J.：Report on the excessive mortality of intants，in some rural districts of England）。——458。

　　豪伊特，藏·《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Howitt．W.：Colonization and Chnstianity：a popular history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natives by the Europeans in all their colonies．London 1838）。——861。

　　赫顿，查·《数学教程》（两卷集）1804年伦敦增订第4版第2卷（Hurton，Ch.：A course of mathematics．4 ed.，enl and corr.In 2 vol．Vol． 2 .London 1804）。——428。

　　赫胥黎，托·亨·《初等生理学讲义》1866年伦敦版（Huxley，Th．H.：Lessons in elementary physiology．London 1866）。——555。.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40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G．W．F：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rs，oder Nar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Hrsg. von Eduard Gans．2.Aufl Berlin 1840 [Werke．Voli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8）。——58、110、196、421。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L.2.Th.l：Die objektive Logik．Abth．1：Die Lehre vom Seyn Hrsg．von Leopold von Henning． Berlin 1833．[Werke． Vollst．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3]）。——358。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Hegel， G.W.F：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Th．1：Die Logik Hrsg von Leopold von Henning．Berlin 1840.[Werke．Volist.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 6]）。——209、303。

　　华德，约·《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Ward，J.：The borough of Stoke upon-Trent．i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reign of Her Most Gracious Majesty Queen Victoria London 1843.Nach：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nt report．London 1863）。——308。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霍布斯英文著作选》，威·莫尔斯沃思第一次收集和出版，1839年伦敦版第3卷（Hobbes，Th.：Leviathan：or，the matter，form，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l and civil．in：Hobbes：The English works．Now first coll and ed．by Sir W．Molesworth．Vol.3．London l839）。——198。

　　霍顿，约·《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关于谷物、家禽、煤、啤酒花、羊毛等的宝贵资料汇编》（四卷集）1727—1728年伦敦版（Houghton，J.：Husbandry and trade improv'd： being a collection of many valuable materials relating to corm，cattle．coals，hops，wool etc．Vol．1—4．London 1727—1728）。——492。

　　[霍恩，乔·]《给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Horne，G．]：A letter to Adam Smith LL．D. on the life，death，and phiosophy of his friend David Hume． By one of the people called Christians 4. Ed. Oxford 1784）.——713。

　　[霍吉斯金，托·]《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个工人著，1825年伦敦版（[Hodgskin，Th．]：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or，Ihe unproductiveness of capital prov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combinations amongst journeymen．By a labourer London 1825）。——411、662。

　　霍吉斯金，托．《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 （[Hodgskin，Th.]：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right of property contrasted A ser. of letters，addressed without permission，to H．Brougham．By the author of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London 1832）。——860。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机械学学会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一爱丁堡版(Hodgskin，Th．：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London，Edinburgh 1827)。——394、408、615。

　　霍林舍德，拉·《英国概述》——见哈里逊，威·《英国概述》。

　　霍纳，伦·《霍纳先生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5月23日于利兹》，载于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Homer，L．：Letter from Mr．Horner to Mr．Senior．Leeds．May 23，1837.In： N．W．Senior：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London 1837)。——259。

　　霍纳，伦·《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Homer．L.：Suggestions for amending the factory acrs to enable the inspectors to prevent illegal working．now become very prevalent．In： Factories regulation act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9 August 1859.[London 1859]）。—279、341。

　　霍普金斯，托·《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和人口的影响。兼论影响各国劳动阶级状况的原因》1828年伦敦版《Hopkins，Th．：On rent of land，and its influence on subsistence and population：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operating causes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in various countries．London 1828）。——266。

J

　　吉斯伯恩，托·《论大不列颠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人们的义务》（两卷集）1795年伦敦修订第2版第2卷（Gisbome，Th．：An enquiry into the duties of men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of society in Great Bnrain．2.ed.，corr．In 2 vol Vol 2.London 1795）。——869。

　　季别尔，尼·[伊·]《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Зибер 3H6ep．H.[И]：Теория ценности и капитала Д. Рикардо в связи с позднейшим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и рзаяснениями. Опыт критик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следования. Киев 1871 [in der persönlichen Bibliothek von Marx.]）。——19。

　　加尔涅，热·《译者注释》——见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

　　[加尔涅，热·]《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Garnier，G．]：Abrégé élémentair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Paris 1796）。——635。

　　加利阿尼，斐·《货币论》，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致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4卷（Galiani，F.：Della moneta。In：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mmia politica.[Hrsg．P.Custodi.] Parte moderna T.3.4.Milano 1803）。——91、108、120、179、185、366、741。

　　加尼耳，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两卷集》1821年巴黎第2版（Ganilh，Ch.：Des systems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valeur comparative de leurs doctrines， et de celle qui paraît la plus favorable aux progress de la richesse． 2.éd.T．1.2.Pans 1821）。——76、202、515。

　　加尼耳，沙·《政治经济学理论》（两卷集）1815年巴黎版（Ganilh，Ch.：La théorie de l’ économie polique，fondée sur les faits résultarts des statistiques de la France et de l’Angleterre T.l.2．Paris 1815）。——210。

　　加斯克尔，彼·《英国的工业人口，他们的道德、社会和身体的状况以及使用蒸汽机而引起的变化，包括对儿童劳动的考察》1833年伦敦版（Gaskell，P.：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of England，its moral，soci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s，and the changes which have arisen from the use of steam machinery；with an examination of infant labour．London 1833）。——501、511。

　　居利希，古·冯·《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五卷集）1830年耶拿版第1、2卷（Gulich，G.von：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der Gewerh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cit．Bd．1—5．Bd．1.2.Jena 1830）。——15。

　　居维叶，[若·]《论地球的灾变》，赫弗主编，1863年巴黎版（Cuviu，[G.]： Discours sur les révolutions du globe avec des notes et un appendice d'après les travaux récents de MM．de Humholdt，Flourens，Lyell，Lindley，etc. Réd．par Hoefer Paris 1863）。——588。

K

　　卡尔利，乔·里·《注释》——见韦里，彼·《政治经济学研究》。

　　卡莱尔，托·[《萌芽中昀美国伊利亚特》]，载于1863年8月《麦克米伦杂志》（伦敦—剑桥）第8卷第46期（Carlyle．Th.：[The American illiad in a nutshell.]In：Macmillan’s Mallazine．London．Cambridge．Vol．8 Nr．46，August 1863）。——296。

　　卡泽诺夫，约·《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注释》——见马尔萨斯，托·罗· 《政治经济学定义》。

　　[卡泽诺夫，约·]《政治经济学大纲。略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1832年伦敦版（[Cazenove，J.]：Outlines of politicaJ economy；being a plain and short view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roduction，distnbution，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London 1832）——231、369、598。

　　凯尔恩斯，约·埃·《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Cairnes，J.E.：The slave power：its character，career，＆ probable designs：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e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American contest．London 1862）。——229、308、386。

　　凯里，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除的办法》 1853年费城版（Carey，H．Ch.：The slave trade．domestic and foreign： why it exists，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Philadejphia 1853）。——839、859。

　　凯里，亨·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伦敦版（Carey，H，Ch.：Essay an the raie of wages：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ing population throuehout the world Philadelphia，London 1835）。——648。

　　凯特勒，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首次译成英文，1842年爱丁堡版（Quételet，A.：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Now first transl．into English Edinburgh 1842）。——375。

　　坎伯尔，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 材料》ia52年伦敦版（Campbell，G.：Modern India：a sketch of the system of civil govemment．To which is prefixed，some account of the natives and native insntutions．London 1852）。——414。

　　康替龙，菲·《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祈。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适应我国商业的目前情况》1759年伦敦版 （Camillon，Ph.：The analysis of trade，commerce，cojn，bullion，hanks and foreign exchangts Wherein the true principjes of this useful knowledge are fully but briefly laid down and explained，to give a clear idea of their happy consequences to sociery，when well regulated．Taken chiefly from a manuscript of a very ingenious gentleman[d.i.vennutlich Richard Cantillon] deceas’d，and adapted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ur trade and commerce.London 1759）。——639。

　　[康替龙，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译自英文，1755年伦敦版（[CantiUon，R.]：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Trad．de l’ anglois．Londres 1755）。——639。

　　[康替龙，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译自英文，载于《政论集》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3卷（[Cantllon，R]：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eneral.Trad de l’anglais．In： Discours politiques．T．3.Amsterdam 1756）。——639。

　　考[夫曼]，伊·[伊·]《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评]《资本论》1872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载于1872年《欧洲通报》（圣彼得堡）第3卷（К[ауфман] ，И.[И.]：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кой критики у Карла Маркса [Rezension zu：] Капитал.T.l.Спб．1872．In：Вестник Еврп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1872.T．3）。——20。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1、2部分（Corbet，Th.：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modes of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or the principles of trade and speculation explained Pt.1.2.London l841）。——176、680。

　　柯普，海·《现代化学的发展》1873年慕尼黑版（《德国科学史。现代》第10卷）（Kopp，H.：Die Entwickelung der Chemie in der neueren Zeit．München 1873.（Geschichte der Wissenschaften in Deutschland．Neuere Zeit Bd．10.）。——358。

　　科贝特，威·《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说明那次事件怎样使这两国人民的主体的状况贫困和恶化。给一切明智的和公正的英国人的信》1824年伦敦版（Cobbett，W.：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Reformation”，in England and Ireland.Showing how that event has impoverished and degraded the main body of the people in those countries.In a ser．of letters，addressed to all sensible and just Englishmen．London 1824）。——829。

　　科尔邦，昂·《论职业教育》1860年巴黎第2版（Corbon，A.：De I' enseignement professionnel．2.éd Paris 1860）。——561。

　　科兰，[让·吉·]《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三卷集）1856—1857年巴黎版第1、3卷（Colins，J.G．：L’économie polinque Source des re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T．1—3.T．1.3.Paris 1856—1857）。—709、798、885。

　　[克莱门特，西·]《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1695年伦敦版（[Clement，S.]：A discourse of general notions of money，trade，and exchanges，as they stand，in relation each to other．By a merchant．London 1695）。——109。

　　[肯宁安，约·]《论赋税。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 1765年伦敦版（[Cunningham，J.]：Considerations on taxes，as they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price of lahour in our manufacturies.In a letter to a friend．London 1765》．—316。

　　[肯宁安，约·]《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1770年伦敦版（Cunningham，J.：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as they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price of lahour in our manutactories：together with some interesting reflec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our trade to America．London 1770）。——268、270、316—318、625、692、693、710、733、844。

　　肯特，纳·《奉告土地所有者先生们》1776年伦敦版《Kent，N.：Hints： to gentlemen of landed property．London 1776）。——834。

　　孔德，沙·《立法论，或谈谈使人民繁荣、衰落或停滞不前的一般规律》1837年布鲁塞尔修订第3版（Comte，Ch.：Traité legislation ou exposition des lois générales，suivant lesquelles les peuples prosperent，dépérissent，restent stationnaires.3.éd.，rev.et corr Bruxelles 1837）。——86l。

　　孔狄亚克，[埃·博·德·]《商业和政府》，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选》，附欧·德尔和古·德·莫利纳里的注释，1847年巴黎版第1卷（Condillac，[É.B．de]：Le commerce et le gouvernement，in：Mélsnges d’économie politique．Préc．de nor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et accomp.de comm．et de notes explieatives，par E.Daire et G．de Molinari．Pt．1.Paris 1847．T.14）。——185。

　　库尔塞尔—塞讷伊，让·古·《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1857年巴黎增订第2版（Courcelle-Seneuil，J.G.：Traité théoique et pratique，des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commerciales & agricoles ou manuel des affaires.2. éd.，rev.et，augm．Paris 1857）。——269、690。

　　魁奈，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F.：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Ies travaux des artisans．In：Physiocrates．Quesnay，Dupont de Nemours，Mercier de la Rivière，L'Abbé Baudeau，Le Trosne，avec une introd．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des comm．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par E.Daire．Pt．1.Paris 1846）。——130、372。

　　魁奈，弗·《经济表分析》，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F.：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In：Physiocrates. Quesnay，Dupont de Nemours，Mercier de la Rivière．L' Abbé Baudeau.Le Trosne,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des comm．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par E. Daire．Pt. 1. Paris 1846）。——682。

L

　　拉博尔德，亚·德·《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Laborde，A.de：De：l'esprit d'association dans tous les intérêts de la communaté，ou essai sur le complément du bien-être et de la richesse en France par le complément des institutions．Paris 1818）。——610。

　　拉弗尔斯，托·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Raffles，Th．S.：The history of Java．With a map and plates．In 2 vol．London 1817）。——415、862。

　　拉马志尼，贝·《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00年摩地那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amazzini，B.：De morbis artificum diatriba． Mutinae 1700.Nach：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London 1862)。——420。

　　拉马志尼，贝·《论手工业者的疾病》，译自拉丁文，1777年巴黎版（Ramazzini， B.：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artisans.Trad．du latm．Paris 1777）。——420。

　　拉马志尼，贝·《论手工业者的疾病》，载于《医学百科全书》1841年巴黎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 （Ramazzini，B.：Essai sur les maladies des artisans．In：Encyclopédie des sciences médicales；ou traité général，méthodique et complet des diverses branchea de l’art du guérir．7.div Auteurs classiquets．Paris 1841.Nach：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London 1862）。——420。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Ramsay.G.：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dinburgh，London 1836）。——188、192、585、655、728。

　　拉萨尔，斐·《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Lassalle，F.：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der ökonomische Julian，oder：Capital und Arbeit．Berlin 1864）。——7。

　　拉萨尔，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两卷集）1858年柏林版第1卷（Lassalle．F.：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Nach 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ü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iten dargestellt.1.2.Bd.l．Berlin 1858）。——126。

　　莱特，托·《论小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95年伦敦版（Wright，Th.：A short address to the public on the monopoly of small farms.a great cause of the present scarcity and dearness of provisions．Wirh the plan of an institution to remedy the evil： and for the purpose of increasing small farms throughout the Kingdom．Londan 1795）。——833。

　　莱维，莱·《论鹿林和高地农业对食物供应的关系》，载于1866年3月23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15卷（Levi，L.：On deer Jorests and Highland agriculture in relation to the supply of food.In：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London Vol.15.23.März 1866）。——841。

　　莱文斯顿，皮·《论公愤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Ravenstone，P.：Thoughts on the funding system，and its effects.London l824）。——494、585。

　　赖希，爱·《论人类的退化，退化的原因和防治办法》1868年埃朗根版（Reich，E.：Ueber die Entartung des Menschen，ihre Ursachen und Verhütung．Erjangen 1868）——420。

　　[兰盖，西·尼·昂·]《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Linguet.S.N.H.]：Thérie des loix civiles，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ré.T.l.2．Londhes 1767）。——270、388。

　　兰格，赛·《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Laing，S： National distress；its causes and remedies.London 1844)。——231、741、758、777。

　　朗切洛蒂，塞·《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1636年威尼斯版第2部。 引自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第1卷（Lancellotti， S.：L’hoggidi，overo gl’ingegni non inferiori，a’passati．Pt．2. Venetia 1636．Nach：J.Beckmann：Bey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2.，etwas vetb．Ausg.Bd．1.Leipzig 1786）。——492。

　　勒特罗纳，吉·弗·《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1777年），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LeTrosne， G.F．：De l’intérêt social par rapport à la valeur，à l’a circulation，à l’industrie et au commerce intérieur，et extérieur．1777．In： Physiocrates．Quesnay，Dupont de Nemours，Mercier de la Rivière.L’Abbé Baudeau，Le Trosne，avec une introd．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des comm.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par E.Daire．Pt. 2.Pars 1846）。——49、52、110、122、133、138、142、169、184、185、188、190、244。

　　雷尼奥，埃·《多瑙河两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年巴黎版（Regnault，É．：Histoir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principautés danubiennes．Paris 1855）。——276。

　　李比希，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两卷集）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 第1卷（Liebig，J.：Di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7．Aufl In 2 Th．Th．1. Braunschweig 1862）。——277、580、661。

　　李比希，尤·《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年不伦瑞克版（Liebig.J.：Ueber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Landwirthschaft Braunschweig 1856）。——381。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3 ed.London 1821）。——98、194、219、265、445、451、453、495、497、504、661、680、728。

　　里德，乔·《面包业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Read，G.：A brief history of the bread baking trade，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London 1848．Nach：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hy the journeymen bakers.London 1862）——290、291。

　　理查森，[本·]《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第2 卷第58号(Richardson，[B.]：Work and overwork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view．London．Vol．2.Nr．58．18．Juli 1863)。——295、297。

　　卢[—拉维涅]，皮·塞·——见毕舍，菲·约·本·／皮·塞·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

　　卢梭，让·雅·《论政治经济学》1760年日内瓦新版（Rousseau，J.J.：Discours sur l’éoonomie politique．Nouv. éd Genève 1760）。——856。

　　鲁瓦尔·德卡尔，皮·玛·《论伪造圣物》1856年巴黎版（Rouard de Card．P.M.：De la falsification des substances sacramentelles．Paris 1856）。——289。

　　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Luther，M.：An die Pfarrherrm wider den Wucher zu predigen．Vermanung Wittenberg 1540）。——159、224、684。

　　《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A discourse of the necessity of encouraging mechanick industry．London 1690）。——315。

　　《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On combinations of trades．New ed．London 1834）。——643。

　　《论谷物法》1815年伦敦版（Considerations upon the Corn Bill，London 1815）。——641。

　　《论国民政治经济学，或论各国间的交往对各国财富的影响》1821年伦敦版（An essay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or，a view of the intercourse of countries，as influencing their wealth London 1821）。——233、356。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 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 年伦敦版（An inquiry into those principles，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dem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umption，lately advocated by Mr．Malthus，from which it is concluded，that tax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unproductive consumers can be conductive to the progress of wealth．London 1821）。——189、202、507、687、688、701。

　　《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商人著，[1767年]伦敦版(Two letters on the flour trade，and dearness of corn．By a person in business. London[1767])。——833。

　　《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1753年伦敦版] (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aking off the bounty on corn exported In some letters to a friend．[London 1753])。——371。

　　《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An essay on credit and the Bankrupt Act．With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Escape-Act．London 1707）。——159。

　　罗，约·《论货币和贸易》，载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Law，J.：Considérations sur le numéraire，et le commerce． Mémoirese et lettres sur les banques．opusculus divers． In：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et accnmp．de comm.et de notes explicatives，par E. Daire．Paris 1843）。——110。

　　罗伯茨，乔·《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 （Roberts，G.：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of the southem counties of England in past centuries；illustrated in regard to their habits，municipal bye-laws，civil progress，etc. London 1856）。——828。

　　[罗伯逊，乔·]《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年伦敦版（[Robertson，G.：]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in which are illustrated the principal cauaes of the present national disterss；with appropriate remedies.Landon 1830）。——604。

　　罗哈奇，R.H.《不周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Rohatzsch.R H.：Die Krankheiten，welche verschiedenen Ständen，Altern und Geschlechtern eigenthümlich sind． Bd．1—6．Ulm 1840)。——420。

　　罗杰斯，詹·埃·索·《从召开牛津议会（1259年）到大陆战争爆发（1793年）时期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两卷集）1866年牛津版（Rogers，J.E.Th.：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and prices in England from the year after the Oxford Parliament〈1259〉 to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continental war 〈1793〉.Compiled entirely from original and contemporaneous records． Vol．1.2.Oxford 1866）。——775、781、830。

　　《罗马法全书》(Cnrpus iuris civilis)。

　　—《学说汇纂》（Digesta）——ll0。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Rossi，P.：Cours d'éconorme politique．Année 1836—1837．〈Conr．les deux vol.de l’éd.de Paris.〉In：Cour d’ économie politique.Bruxelles 1843）。——201。

　　罗雪尔，威·《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Roscher.W.：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3.，verm und verb. Aufl.Stuttgart，Augsburg 1858．Roscher： System der Volkswirthschaft．Bd.1）。——111、186、239、251、376。

　　[罗伊，亨·]《兑换理论。1844年的银行法令》1864年伦敦版（[Roy，H.]：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The abuse of the merallic principle to depreciation London 1864）。——162、752。

　　洛贝尔图斯，[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地租理论》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J.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Berlin 1851)。——608、609。

　　洛贝尔图斯，[约·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Rodbertus，[J.K.]：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Hrsg von R．Meyer．Bd.l.Berlin[l881]）。——609。

　　洛克，约·《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77年伦敦第8版第2卷（Locke，J.：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1691〉.In：The works of Locke．8. Ed. In 4 vol．Vol．2. London 1777）。——48、110、147。

M

　　马蒂诺，哈·《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年伦敦版（马蒂诺《政治经济学解说》第3 卷第7例）（Martineau，H.：A Manchester strike．A tale．London 1832.[Martineau：Illustra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Vol．3.No.7]。——731。

　　[马丁，亨·]《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Martyn，H.]：The advantages of the East-India trade to England，consider'd London 1720）。——371、393、399、400、403、422、492、586。

　　马尔萨斯，托·罗·《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Malthus．Th．R.：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md progress of rent，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 London 1815）。——365、604、641。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1798年伦敦版（[Malthus，Th．R．]：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Iions of Mr．Godwin，M．Condorcet，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408、711。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附约·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1853年伦敦新版（Malthus．Th.R.：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preced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rules which ought to guid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their terms；with remarks on the deviation from these rules in their writings A new ed.，with a pref.，notes，and suppl．remarks by J.Cazenove London 1853）。——655、661、668、688。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札记作了大量补充，1836年伦敦第2版（Malthus，Th．R.；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2. ed.，with considerable add.from the author’s own manuscript and an orig．memoir．London 1836）。——246、668、678、679、687、731。

　　马克思，爱·《答塞德利·泰勒先生》，载于1884年3月《今日》（伦敦）第1卷第3期（Marx.E.：Gentlemen，Mr．Sedley Taylor disputes In：To-Day．London Vol.l．Nr.3，März 1884）。——43。

　　玛克思，爱·《如此之多》．载于1884年2月《今日》（伦敦）第1卷第2期（Marx，E.：There is so much…In：To-Day London Vol．l.Nr.2，Februar 1884）。——43。

　　马姆兹伯里，詹·哈·《日记和通信集。记第一代马姆兹伯里伯爵出使马德里宫廷、弗里德里希大帝宫廷、叶卡捷琳娜二世宫廷、海牙的情况和赴柏林、不伦瑞克和法兰西共和国的特殊使命》（四卷集）作者之孙、第三代马姆兹伯里伯爵编，1844年伦敦版（Malmesbury，J.H．：Diaries and correspondence；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his missions to the courts of Madrid，Frederick the Great．Catherine the Second．and the Hague；and his special missions to Berhn，Brunswick，and the Frerwh Republic．Ed．by his grandson，the Third Earl Vol.1—4．London 1844）。——422。

　　[马西，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Massie，J.]：An essay on the governing caus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wherein the sentiments of Sir William Petty and Mr.Locke，on that head.are considered.London 1750）。——588。

　　迈尔，西·《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Mayer，S.：Die sociale Frage in Wien．Studie eines“Arbeitgebers” Wien 1871）。——15。

　　麦岑，奥·《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疆域内的土地和农业关系》（四卷集）1868—1871年柏林版（Meitzen，A.：Der Boden und die landwirt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des Preussischen Staates nach dem Gebietsumfange vor 1866．Bd.1—4.Berlin 1868—1871）。——275。

　　麦考莱，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1854年伦敦第10版第1卷（Macaulay．Th．B.：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lO．ed．Vol.1.London 1854）。——824。

　　麦考莱，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第1卷。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Macaulay，Th.B.：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Vol．1. Nach：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London 1856）。——315。

　　麦克库洛赫，约·拉·《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年伦敦增订新版（MacCulloch.J.R．：A dictionary，practical，theoreical，and historical，of commerce and commercial navigation．Ill．with maps and plans.A new ed.，corr.，enl.，and improved；with a suppl.London 1847）。——176。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附史评、评注和作者介绍》1845年伦敦版（MacCulloch，J.R.：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select publications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at science，with historical，critical，and biographical notices.London 1845）。——168、834。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述》1830年伦敦增订第2版（MacCulloch，J.R.：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with a sketch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ience．2.ed.，corr and greatly enl．London 1830）。——179、509。

　　麦克拉伦，詹·《通货简史。略论最优秀的作家对该问题的看法》1858年伦敦版（Maclaren.J.：A sketch of the hisiory of the currency：comprising s brief review of the opinions of the most eminent writers on the subject．London 1858）。——118。

　　麦克劳德，亨·邓·《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以及通货、价格、信用和汇兑的基本 原理》（两卷集）1855年伦敦版第1卷（Macleod，H．D.：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anking：with the elementary principles of currency；prices；credit；and exchange.Vol．1.2.Vol.l.London 1855）。——180。

　　曼，托·《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国对外贸易差额是衡量我国财富的尺度》，作者之子约·曼为公共利益出版，1669年伦敦版（Mun，Th.：England's treasure by forraign trade．Or，the ballance of our forra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 Now publ．for the common good by his son J. Mun．London 1669）。——587。

　　[曼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1705年伦敦版（[Mandeville，B.]：The fable of the bees：or，private vices，publick benefits.London 1705）。——411。

　　[曼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1714年伦敦版（[Mandeville.B.]：The fable of the bees：or，private vices，publick benefits London 1714）。——411。

　　[曼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1724年伦敦第3版([Mandeville，B.]：The fable of the bees：or，private vices，publick benefits.3 ed．London 1724)。——411。

　　[曼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1728年伦敦第5版（Mandeville，B.]：The fable of the bees：or，private vices，puhlick benefits．5.ed.London 1728）。——710。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四卷集）1863年埃朗根版第4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Fronhöfe．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d.l—4.Bd.4.Erlangen 1863）。——275。

　　毛勒，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G.L.：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Hof-，Dorf- und Sr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89。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保·皮·]《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Mercier de la Rivière.[P.P.]：L’ordre naturel et，essentiel，des sociétés politiques.T.1.2.Londres 1767.In：Physiocrates. Quesnay，Dupont de Nemours，Mercier de la Rivière，L'Abbé Baudeau，Le Trosne，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des comm．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par E.Daire.Pt.2.Paris 1846）。——130、132、153、172、175、184、188、223。

　　梅里韦尔，赫·《关于殖民和殖民她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2卷（Merivale．H.：Lectures on colonization and colonies．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1839，1840，and 1841．Vol.1.2. London 1841—1842）。—730、883。

　　蒙森，泰·《罗马史》（三卷集）1856—1857年柏林第2版（Mommsen．Th.： Romische Geschichte.2.Aufl.Bd.l—3.Berlin 1856—1857）。——195、199。

　　蒙泰伊，阿·亚·《关于各科历史手稿的研究》（两卷集）1835年巴黎版第1卷（Monteil.A.A.：Traité de matériaux manuscrits de divers genres d’histoire.T.1.2.T.l.Paris 1835）。——854。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1767年伦敦版（《孟德斯鸠全集》第2卷）（Montesquieu，[Ch.]：De l’esprit des loix．Nouv. éd.，revue，corr.，ε-considérablement augm.par l’auteur．Londres 1767. [Œuvres．T．2]）。——110、146。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孟德斯鸠全集》第1、3卷）（Monresquieu,[Ch.]：De 1’esprii des loix Nouv．éd.．revue，corr.，ε-considérablement augm par l' auteur Londres 1769[Œuvres T.l、3]）。 ——866。

　　米拉波，奥·加·维·里·《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八卷集）1788年伦敦版第2、3、6卷（Mirabeau，[H.G.V.R.]：De la monarchie prussienne，sous Frédéric le Grand Avet un app.，cont.des recherches sur la situation actuelle des principales contrées de 1’Allemagne．T.1—8.T.2.3.6.Londres 1788）。——824、841、856、867。

　　摩尔顿，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载于1859年12月9日《技艺协会杂 志》第368期。引自1860年1月21日《经济学家》（伦敦）第18卷第856期，[标题]：《农业的进步和工资》（Morton，J.Ch.：On the forces used in agriculture In：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Londan.Nr．368.9.Dezember 1859 Nach：The Economist London．Vol 18．Nr．856，21．Januar 1860． [U.d.T.]：Agricultural progress and wages）。——433。

　　莫尔，托·《乌托邦》，1516年最初用拉丁文发表，拉·鲁宾逊译成英文，爱·阿伯编，1969年伦敦版（More，Th.：Utopia．Originally printed in Latin，1516.Transl．into English by R. Robinson．Carefully ed．by E. Arber．London 1869）。——827、845。

　　莫利纳里，古·德·《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Molinari，G.de：Études éconormiques．Paris 1846）。——486、689、883。

　　墨菲，约·尼·《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伦敦版（Murphy，J.N.： Ireland industrial，polirical，and social．London 1870）。——811。

　　默里，休·／詹·威尔逊等《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三卷集）1832年爱丁堡版第2卷（Murray,H./J.Wilson etc.：Historical and descriptive account of British India，from the most remote period to the present time．In three volumes．Vol．2. Edinburgh．1832）——395。

　　穆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Mill，J.St.：F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44）。——147、692。

　　穆勒，约·斯·《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1843年伦敦版（Mill，J.St.：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being，connected view of the principls of evidence，and the methods of scientifc investigation In 2 vol.London 1843）。——681。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2卷（Mill，J.St.：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In 2 vol．Vol．2. London 1848）。——147、427、580、705。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Mill，J.St.：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j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In 2 vol．Vol．2. London 1868]。——592。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雅·泰·帕里佐译自英文，1823年巴黎版（Mill，J.：Élémens d' économie politique．Trad．de l’anglais par J.T．Parisot. Paris 1823）。——655、658、661。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Mill，J.：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21）。——180、217、408。

　　[穆勒，詹·]《殖民地》，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5、6版增补卷）1824年爱丁堡版。引自[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两卷集）1833年伦敦版第2卷（[Mill，J.]：Colony．In：Supplement to the fourth，fifrh，and sixth editions of the Encyclopaldia Britannica．Edinburgh 1824．Nach：[E. G. Wakefield]： England and America In 2 vol．Vol．2 London 1833）。——231。

N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1853年柏林修订版（Niehuhr，B.G.；Römische Geschichte．Berichtigte Ausg.in einem Bd.Berlin 1853）。——272。

　　纽马奇，威·——见图克，托·／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

　　纽曼，弗·威·《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Newman，F.W：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1）。——831、837。

　　纽曼，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Newman，S.Ph.：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over，New York 1835）。——186、241。

　　纽纳姆，乔·路·《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Newnham，G.L.：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before the committees of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on the corn laws．Londan 1815）。——695。

　　[诺思，达·]《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年伦敦版（[North，D.]：Discourses upon trade：principally directed to the cases of the interest， coynaee， clippine， increase of money．London 1691）。——144、148、158、448。

O

　　欧文，罗·《评工业体系的影响，并提出改进那些对健康和道德最有害的部门的 意见》1817年伦敦第2版（Owen，R.：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with hints for the impravement of those parts of the which are most injurious to health and morals. 2.ed. London 1817）。——464。

P

　　帕里，查·亨·《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Parry．Ch．H.：The question of the necessity of the existing corn laws，considered，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agricultural labourer，the tenantry，the landholder，and the country．London 1816）。——694、695、777。

　　帕尼尼，乔，弗·《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货币的合理价值以及罗马人的贸易》，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2卷（Pagnini.G.F.：Saggio sopra il giusta pregio delle cose，la giusta，valuta della moneta e sopra il commercio dei romani．In：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Hrsg．P.Custodi.] Parte moderna．T．2.Milano 1803）。——111。

　　[帕皮隆，托·]《东印度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Papillon， Th.]：The East-India-trade a most profitable trade to the Kingdom．And best secured and improved in a company，and a joint-stock Represented in a letter written upon the occasion of two letters lately published，insinuating the conrrary London 1677）。——109。

　　培根，弗·《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转载自怀·肯尼特《英国》1719年版，1870年伦敦版（Bacon，F.：The reign of Henrv VII. Verbatim reprint from W.Kennet’s England，ed.1719.London 1870）。——827。

　　培根，弗·《文明与道德论文集》。引自理·普赖斯《评继承支付》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Bacon，F.：The essays or counsels，civil and moral．Nach：R. Price：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6. Ed.Vol 2.London 1803）。——827。

　　配第，威·《爱尔兰的政治解剖。附〈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伦敦版（Petty．W.：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To which is added Verbum sapienti.London 1691）。——166、170、314、364。

　　[配第，威·]《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Petty，W.]：A tretise of taxes，and contributions．London 1667)。——111、145、713。

　　配第，威·《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1760年伦敦版（Petty．W.：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To the Lord Marquess of Halifax Anno 1682. London 1760）。——122、170。

　　配第，威·《论人类的增殖》，载于威·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Petty，W.：An essay concerning the multiplication of mankind．In： W．Petty： 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k．London 1699）。——397。

　　[平托，伊·德·]《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Pinto，I.：]Traité de la circulation et du crédit．Amsterdam 1771）。——176。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主要是评它同谷物贸易的关系》1815年伦敦版（Remarks on the commercial policy of Great Britain，principally as it relates to the corn trade．London 1815）。——640。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Ohservations on certain verbal disputes in politiesl economy，particularly relating to value，and to demand and supply．London 1821）。——1Ol、102、238、614、692。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P.J.：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T.1.2．Paris 1846）。——589。

　　普赖斯，理·《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两卷集），威·摩尔根编，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Price，R.：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and on the national debt.6.ed.By W．Morgan．Vol．1.2.Val．2.London 1803）。——775、834、835。

Q

　　琼斯，理·《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Jones，R.：Text-book of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Hertford 1852）。——357、372、87、656、678、690。

　　琼斯，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伦敦版（Jones，R.：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and on the sources of taxation．London 1831）。——382。

　　琼斯，理·《1833年2月27日在伦敦皇家学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 讲座大纲》1833年伦敦版（Jones．R.：An 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olitical economy，delivered at King’s College，London，27th February 1833 To which is added a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wages of labor．London 1833）。——728。

　　《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前肉价高昂的原因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霍尔本版（A political enquiry into the consequences of enclosing waste lands，and the causes of the prest high price of butchers meat．Being the sentiments of a society of farmers inshire．Holborn l785）。——832。

R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埃·]《对自然哲学的、综合的、历史的和生理的认识》 1838年巴黎版（Geoffroy Saint-Hilaire，[É.]：Notions synthétiques，histonqueset physiologiques de philosophie naturelle．Paris 1838）。——855。

S

　　萨德勒，迈·托·《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Sadler，M．Th.：Ireland；its evils．and their remedies：being，refutation of the errors of the emigration cornmittee and orhers，rouching that country．To which is prefixed，a synopsis of an original treatise about to be published on the law of popudation；developing the real principle on which it is universally regulaied．2. ed．London 1829）。——810。

　　萨德勒，迈·托·《人口的规律》（两卷集）1830年伦敦版第2卷（Sadjer.M.Th.：The law of population：A treatise，in six books；in disproof of the superfecundity of human beings，and developing the real principle of their increase In 2 vol.Vol2. London 1830）。——810。

　　《萨默斯、哈利法克斯、牛津、秘书弗农等人给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威廉国王、桑德兰、萨默斯等人的性格和行为》（The characler and hehaviour of King William，Sunderland，Somers etc．as represented in original letters to the Duke of Shrewsbury，from Somers，Halifax，Oxford，secretary Vrnon etc）。——831。

　　萨默斯，罗·《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Somers.R.：Letters from the Highlands；or，the famine of 1847 London，Edinburgh，Glasgow 1848）。——841。

　　萨伊，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 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Say，J.B.：Lettre à M.Malethus，sur différens sujets d'économie politique，notamment sur les causes de la stagnation générale du commerce．Paris 1820）。——700—701。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1、2卷（Say.J．B.：Traité d' economie politique．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se disirihuent et se contomment Les richesses.3. éd.T.1.2.Paris 1817）。——179、190。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1802年巴黎版。引自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 基础》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Say，J.B.：Traité d'économie pohiique，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Paris 1802．Nach：W.Roscher：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amie.3.，verm．und verb．Aufl.Stuttgart，Augsburg 1858．Roscher：System：der Volkswirthschaft.Bd.1）。——239。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反对数学家》（Sextus Empiricus：Adversus mathematicos）。——423。

　　桑顿，威·托·《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Thornton，W．Th.：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y：or，an inquiry into the extent and causes of the distress prevailing among the lahouring classes of the British Islands，and into the means of remedying it London 1846）。——199、311。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821年莱比锡版(Xenophon：Cyropaedia．Ed.E.Poppo. Lipsiae 1821)。——424。

　　沙乌，华·弗·《土地、植物和人》，蔡泽在作者参与下译自丹麦文，1854年莱比锡第2版（Schouw，J.F.：Die Erde．die Pflanzen und der Mensch Naturschilderungen．Aus dem Dän．unter Mitw．des Verf. von H．Zeise．2. Aufl Leipzig 1854）。——589。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社会財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 （Cherbuliez，A.；Richesse ou parnrreté．Exposition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e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ichesses sociales．Paris 1841）——217、674。

　　舍伐利埃，阿·《食品、药品和商品伪造搀假词典》（两卷集）1850—1852年巴黎版（Chevallier．A.：Dictionnaire des altérations et falsifications des substances alimentaires médicamenteuses et commerciales．T．1.1. 2.Paris 1850—1852）。——288。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六卷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Storeh，H.：Cours d’ économie politique，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T．1—6.T．1.2.St-Pétersbourg 1815）。——203、417、682、746。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四卷集）1823年巴黎版第1、3卷（Srorch，H.：Cours d’ économie politique，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Say．T.1—4.T．1.3.Pans 1823）。——407、416。

　　舒尔茨，威·《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Schulz，W.：Die Bewegung der Production．Eine 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 Abhandlung zur Grundlegung einer neuen Wissenschaft des Sraats und der Gesellschaft Zürich，Winterthur 1843）。——428。

　　斯卡尔培克，弗·《社会财富的理论。附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两卷集）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Skarbek，F.：Théorie des richesses sociales．Suivie d'une bibliographi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2. Éd.T.1.2．T．1.Paris 1839）。——380、407。

　　斯克罗普，乔·波·《政治经济学原理》1833年伦敦版（Scrope，G．P.：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deduced from the natural laws of social welfare，and applied to the present state of Britain.London 1833）。——689。

　　斯密，亚·《道德情操论》1759年伦敦版（Smith，A：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London 1759）。——713。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卷集，又译《国富论》）1776年伦 敦版（Smith.A.：An inquiry inr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2 vol．London 1776）。——408、419、715、717。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卷集），附注释和附录，大·布坎南编注，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Smic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d the wealth of nations．With notes，and an add．Vol.，by D．Buchanan．In 3 vol．Vo1．1.Edinburgh 1814）。——644、656。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六卷集[可能是四卷集]），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评注，1835—1836年伦敦版第1—3卷（Smith，A：An inquiry inro the namre and causes of the weakh of natiom With a commentary，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d.i.E.G.Wakefield] In 6[vielm．4]vol．Vol.1—3.London 1835—1836）。——60、145、408、411、615、686。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第1、5卷（Smiih，A.：Recherches sur nure' les causes de la rlches des nations．Trad．nouv.．avec des net ob9rvaiions； par G Garnier.T.1—5.T.1.5.Paris 1802）。——145、420。

　　斯[塔福德]，威·《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1581年伦敦版（S[tafford]，W.：A compendious or briefe exarmination of certayne ordinary complaints，of divers of our country men in these our dayes，etc.London 1581。——853。

　　斯特赖普，约·《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第2版第2卷（Strype，J.：Annals of the reform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and other various occurrences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during Queen Elizabeth’s hapyy reign．Second edition.Vol．II，1725）。——845。

　　斯特兰奇，威·《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 年）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Strange，W：The seven sources of health London 1864．Nach：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Forth report London 1865）。——298。

　　斯图亚的，杜·《政治经济学讲义》1855年爱丁堡版第1卷(威·汉密尔顿编《斯图亚特全集》第8卷)(Stewart．D.：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Vol.l. Edinburgh l855 The collected works．Ed.by W．Hamilton．Vol．8)。——372、399、417、559。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第1卷(Steuart， J.：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In 2 vol. Vol．1. London 1767)。—— 386、408、838。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第1、2卷 （Steuart，J.：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o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in 3 vol. Vol．1.2.Dublin 1770）。——209。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载于《詹·斯图亚特著作集》（六卷集），由其子詹·斯图亚特汇编，1805年伦敦版第1卷（Steuart.J.：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In：The works，political，meraphisical，and chronological．Now first collect by James Steuart，his son，from his father’s corr.copies，to which are subjoined anecdotes of the author．In 6 vol．Vol.1.London 1805）。——174。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五卷集）1789年巴黎版第1卷 （Steuarr．[J.]：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ou assai sur la science de la police intériecure des nations libres．T．1—5 T．1. Paris 1789）。——494。

T

　　塔克特，约·德·《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两卷集）1846年伦敦版（Tuckett.J.D.：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including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manufactures，and commerce．Vol．1.2.London 1846）。——419、828、858。

　　泰勒，塞·《致〈泰晤士报〉编辑部》，载于188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30990号（Taylor，S：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In：The Times．London. Nr．30990，29．November 1883）。——42。

　　泰勒，塞·《致〈今日〉编辑部》，载于1884年3月《今日》（伦敦）第1卷第3期（Taylor，S.：To the Editor of “To—Day” In；To—Day London. Vol l. Nr.3，Marz 1884）。——43。

　　[汤普森]，本·《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Thompson]，B.：Essays，political．economical，and philosophical． Vol．1—3. London 1796—1802）。——694。

　　汤普森，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W.：An inqv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i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applied to the newly proposed system of voluntary equality of wealth．London 1824]。——418。

　　唐森，约·《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著（1786年），1817年在伦敦再版（Townsend，J．：A dissertation on the poor laws．By a wel1-wisher to mankind. 1786 Republished London 1817）。——745。

　　唐森，约·《1786年和1787年西班牙游记》（三卷集）1791年伦敦版（Townsend，J.：A journey throush Spain in the years 1786 and 1787.In 3 vol. London 1791）。——745。

　　梯也尔，阿·《财产论》1848年巴黎版（Thiers，A.：De la propriété．Paris 1848）。——509。

　　《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The currency theory reviewed；in a letter to the Scottish people on the menaced interterence by governmemt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 of banking in Scotland. By a banker in England Edinburgh 1845）。——163。

　　图克，托·／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两卷集），载于《价格史。1792年到现在》1857年伦敦版第5、6卷（Tooke．Th./W. Newmarch：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iion，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In 2 vol.；forming the 5.and 6.vol．of the Hista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Vol.5.6．London 1857）。——342。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Torrens.R.：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with an app. ，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re applied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is county. London 1821）。——188、215。

　　托伦斯，罗．《论工资和联台》1834年伦敦版（Torrens，R.：On wages and combination．London 1834）。——466。

　　托伦斯，罗·《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Turrens，R.：An essay on the external corn trade；containing an inquiry in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that important branch of traffic：an examination of the exceptions to which these principles are liable；and a comparative statement of the effects which restrictions on importation and free intercourse，are calculated to produce upon subsistence，agriculture，commerce，and revenue London 1815）。——200。

W

　　瓦茨，约·《工会和罢工。机器。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Watts.J.： Trade societies and strinkes：their good and evil influences on the members of Trades Unions，and on society at large．Machinery；its influences on work and wages, and cooperative socieiies，productive and distributive，past，present，and future．Manchester[1865]）。——633、637。

　　瓦茨，约·《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Watts.J.：The facts and fic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ists：being a review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science，separating the true from the false. Manchester London 1842）。——633。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Wade，J.：Hisroy，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with a popular exposition of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past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industrious order．Also an app.3.ed. London 1835）。——282、314、714。

　　威尔克斯，马·《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迈索尔历史初探》（三卷集）1810年伦敦版第1卷（Wilks，M.：Historical sketches of the Souih of India，in an attermpt，to trace the history of Mysoor from the origin of the Hindoo Government of that srate，to the extinction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y，in 1799．Vol．1—3. Vol.1. London 1810）。——414。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Wayland,F.：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Boston 1843）。——190、241。

　　威斯特，爱·《谷物价格和工资，并论斯密博士、李嘉图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关于这些问题的学说》1826年伦敦版（West，E.：Price of corn and wages of labour．with observations upon Dr．Smith’s，Mr．Ricardo’s，and Mr.Malthus’s doctrines upon those subjects；and an attempt at an exposi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fluctuation the price of corn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London 1826）。—— 624、625。

　　[威斯特，爱·]《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牛津大学学院一研究员著，1815年伦敦版（[West，E]：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apital to land，with observations shewing the impolicy of any great restriction of the importation of corn．and that the bounty of 1688 did not lower the price of it By a fellow of University College，Oxford．London 1815）。——624。

　　韦克菲尔德，爱·吉·《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Wakefield.E.G.：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ization．With present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in letters between statesman and a colonist London 1849）。——378。

　　[韦克菲尔德，爱·吉·]《斯密〈国富论〉评注》——见新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韦克菲尔德，爱·吉·]《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两卷集）1833年伦敦版第2卷（[Wakefield，E.G．]：England and America.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hl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In 2 vol Vol．2 London 1833）。——310、672、778、878、885。

　　韦里，彼·《政治经济学研究》，附乔，里·卡尔利的注释，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15卷（Verri，P.：Meditazia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con annotazioni di G.-R．Carli．In：Scritton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Hrsg．P.Custodi.]Parte moderna.T.15．Milano 1804）。——56、57、109、157、382。

　　沃森，约·福·《也谈约翰·克劳弗德的报告〈论棉花的供应〉》，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10卷（Watson，J.F.：[Diskussion zu：]John Crawfurd：On the cotton supply.[Bericht.]In：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London．Vol.10.19.Apnl 1861）。——450。

　　乌尔卡尔特，戴·《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Urquhart，D.：Familiar words，as affecting the character of Englishmen and the fate of England．London 1855）。——120、420、579、857、858。

X

　　[西利，罗·本·]《国家的危险。向立法机关、僧侣和上层阶级及中等阶级的呼吁》1843年伦敦修订第2版([Seeley，R.B.]：The perils of the nation．An appeal to the legilature，the clergy，and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2.ed.，rev. London l843)——836。

　　西尼耳，纳·威·《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Senior，N．W.：Jounrnals conversations and essays relating to Ireland In 2 vol.Vol．2.London 1868）。——819、840。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德蒙·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N．W.：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To which are appended，a letter to Mr．Senior from Leonard Horner，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Edmund Ashworth，Mr．Thompson and Mr.Senior．London 1837）。——259—264、467。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和纠正办法的导言》1830年伦敦版（Senior，N．W.:Three lectures on the rate of wages，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in Easter tenn，1830．With a pref.on the causes and remedies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London 1830）。——625、630。

　　西尼耳，纳·威·《会议致词》，载于《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总结报告。大会1863年10月在爱丁堡召开》1863年爱丁堡—伦敦版（Senior，N.W.：Address．In：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procedings，the seventh annual congress，held in Edinburgh．October 1863．Edinburgh，London 1863）。——555、556、566。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选自纳·威·西尼耳 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N.W.：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tirés de leçons éd.et inéd．de N．W．Senior．par J. Arrivabene. Paris 1836）。——688、689。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科学大纲》1836年伦敦版（Senior，N．W.：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36）。——264。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运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Sismondi，J.Ch．L. Simonde de：De la richesse commerciale，ou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appliqués à la législation du commerce．T．1.2.T．1.Cenève 1803）。——615。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Sismondi，J.Ch．L.Simonde de：Études sur l’ économie politique．T.1.2.Bruxelles 1837—1838）。——366、687。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2卷（Sismondi.J.Ch．L.Simonde de：Nouveaux priricipes d’ économie politique，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2. éd.T.1.2.Paris 1827）。——181、202、654、666、671、675、676、746、873。

　　《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Reasons for a limited exportation of wool.[London]1677）。——659。

　　肖莱马，卡·《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1879年伦敦版(Schorlemmer，C.：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organic chemistry．London 1879)。——358。

　　《刑法典，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Code pénal，ou code des délits et，des peines）。——810。

　　休谟，大·《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64年伦敦新版（Hume，D.：Essays and r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A new ed.In 2 vol．London 1764）。——146。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集）1831年莱比锡版（Thucydides：De bello Peloponnesiaco libri octo．Lipsiae 1831）。——423。

Y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istoteles：De republica libri VIII et oeconomica.[Politica.]Oxonii 1837.[Opera.Ex rec.I. Bekkeri．T．lO]）。——104、178、l9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原文依据伊·贝克尔文本作了新的校订并译成德文，另附完整的考证资料和译者阿·施塔尔编制的人名索引，1839年莱比锡版（希腊文德文对照）（Aristoteles：Politik in acht Büchern. Der Urtext nach I.Bekkers Textesrec.auf’s Neue berichtit und in’s Deutsche übertr.，so wie mit vollst krit. Apparate und einem. Verz. der Eigennamen vers.von A Stahr. Leipzig 1839）。——178。

　　杨格，阿·《爱尔兰游记。该王国目前状况概述》（两卷集）1780年伦敦第2版 （Young，A.：A tour in Ireland：with general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at Kingdom. 2.ed.In.2.vol．London 1780）。——784。

　　杨格，阿·《政治算术。兼评大不列颠目前状况》1774年伦敦版（Young，A.： Polirical arithmetic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Great Britain；and the principles of her policy in the encouragement of agriculture．London 1774）。——145、266。

　　《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A Prize essay an the comparative merit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London，1834）——372、496。

　　伊登，弗·莫·《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卷集）1797年伦敦版第1卷（Eden．F.M.：The state of the poor：or，an history of the laboring classes in England．from the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penriod；...wich a large app．Jn 3 vol.Vol.1.London 1797）。——282、694、711、776、829、833、868。

　　[伊文思，霍·]《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著，1879年伦敦第2版（[Evans，H.]：Our old nobiliiy．By noblesse oblige.2.ser．London 1879）。——831。

　　《应用农学和理论农学百科全书》（两卷集），约·查·摩尔顿编，1855年格拉斯哥—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A cyclopedia of agriculture，practical and scientific，in which the theory，the art，and the business of farming，are thoroughly and practically treated. By upwards of fifty of the most eminent practical and scientific men of the day．Ed．by J.Ch. Morton[u.a.].In 2 vol．Vol．2.Glasgaw，Edinburgh．London 1855）。——637。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译文经著者审定，1836年巴黎版第2卷（Ure，A.：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c industrielle 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de la laine，du lin et de la soie．Trad．sous les yeux de 1’auteur．T．2 Paris l836）。——346、425。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第2修订版（Ure，A.：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or，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moral，and commer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2.ed.，corr．London 1835）。——405、425、437、465、483、488、497、498、502、504、636、642。

Z

　　詹诺韦西，安·《市民经济学讲义》，载于[被·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8卷（Genovesi，A.：Lezioni di economia civile.In：Srittori classici itahani di economia politica.[Hrsg．P.Custodi.]Parte moderna T．8.Milano 1803）。——179。

　　张伯伦，约·《伯明翰卫生会议[开幕致词]》，载于1875年1月15日《曼彻斯特卫报》（Chamberlain.J.：[Eröffnungsrede．]Sanitary conference at Birmingham.In：The Manchester Guardian．15.Januar 1875）。——739。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埋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 (Reasons for the late increase of the poor—rates：or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price of labour and provisions，humbly addressed to the considerations of the legislature．London 1777)。——659、775。

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A

　　《埃森、韦尔登和凯特维希商会1862年年度报告》1863年埃森版（Jahresbench， der Handelskammer für Essen，Werden，und Kettwig pro 1862. Essen 1863）。——449。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年各郡各省农作物的种植亩数和牲畜存栏数概况》 1660年都柏林版（Agricultural statistics，Ireland. Gneral abstracts showing the acreage under the several crops and the number of live stock，in each county and province，for the year 1860. Also，the emigration from Irish ports from 1st January or 1st September，1860．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Majescy. Dublin l860）。——806。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7年都柏林版（Agriculiural statistics，Ireland.Tables showing the estimsted average produce of The crope for the year 1866．and the emigration from Irish ports from 1st January to 31st Decenmber．1866；also，the number of mills for scutching flax in each county and province．Presented to both Housesd Parliament by command d Her．Majesty.Dublin 1867）。——806.

D

　　《大不列颠所有矿山状况调查委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Reporr of c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ihf condition of all mines in Great Britain to which the provisions of the act 23 ＆ 24 Vict. Cap.151 do not apply．With reference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persons employed in such mines．London 1864）。——767。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中国人民、宗教、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卡·阿贝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1852—1857年圣彼得堡的俄文版，1858年柏林版第1卷（Arbeiten der Kaiserlich Russischen Gesandtschaft zu Peking über China，sein Volk，seine Religion，seine Institutionen，socialen Verhältnisse etc. Aus dem Russ．nach dem in St．Perersburg 1852—57 veröff．Orig．von C. Abel und F.A.Mecklenburg[vielm. Mekkelburg].Bd.1.Berlin 1858）。——150。

　　《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Kaiserliche Privilegien und Sanctionen für Schlesien）——849。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询》[1864年伦敦版]（Easr India〈Bullion〉. Return to an addre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8 Februarv 1864．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16 March 1864 ．[London 1864]）。——158。

F

　　《法律（维多利亚十六和十七年通过的第99章，二十和二十一年通过的第3章） 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第1卷《正文与附录》，第2卷《证词记录》，1862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s〈16 and 17 Vict．c. 99 and 20 and 21 Vict.c.3〉relating to transportation and penal servitude．Vol.1：Report and appendix.Vol.2：Minutes of evidence．London 1863）。——782、783。

　　《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引自《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officer of health of St. Martin's-in-the-Fields 1865.Nach：Public health．Eighth report．London 1866）。——760。

　　《〈佛来米人，前进！〉协会告一切拥护真诚实现1830年国民大会通过的比利时宪法的人的呼吁书》1860年布鲁塞尔版（Manifest der Maatschappij De Vlamingen Vooruit！Gerigi tot alle de voorstanders van de eerlijke en regitzinnige uivoering der belgische Grondwet，gestemd door het National Congres van 1830.Brussel l860）。——774。

G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11日刊印，[1862年伦敦版](Factories．Return to an addre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dated 24 April 1861 0rdered，by the House d Commons，to．be printed．11 February 1862[Londnn 1862])。——477、484、546。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1833年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n．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8 June 1833.[London 1833．]Nach：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nes...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8.London 1849）。——322。

　　《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下1859年8月9日刊印，[1859年伦敦版]（Factones regulation acts．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9 August 1859 [London 1859]）。——279、341。

　　《工厂法扩充条例。（1864年7月25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八届议会第六次会议》1864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factory acts．〈25th July 1864〉 In：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ed in the twenty—seventh and twenty—eightL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being the sixth session of the eightefnth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64）。——548、554。

　　《工厂法扩充条例。（1867年8月15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至三十一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附地方法规和私法条例一览表》1867年伦敦版第2卷（An act for the extension of the factory acts.〈15th August 1867.〉 In：The law reports．The public generai statutes．With a list of the local and private acts，passed in the thirtieth and thirty -first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aoria．Vol.2.London 1867）。——566—568。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i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278、564。

　　—《截至1841年12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2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the 31st December 1841[London 1842]）。——320。

　　—《截至1843年9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引自[安·]阿什利《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th September，1843．Nach：[A.]Ashley：Ten hours’factary bill.The speech...in the House of Commons，on Friday．March 15th，1844． London 1844）。——464。

　　—《截至1844年9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和1844年10月1日—1845年4月30 日》1845年伦敦版（For the quarter ending 30th September，1844；and from 1st October，1844，to 30th April，1845.London 1845）。——325、326、338、473、474、476。

　　—《截至184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6．London 1847）。——339。

　　—《截至184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8年伦敦版（For the hai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7. London 1848）。——328。

　　—《截至1848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8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48 London 1848）。——330、628。

　　—《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her 1848. Lnndon 1849）。——264、325—333、335、336、345、348、601、630。

　　—《截至184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or the hajf-year ending30th April 1849.London 1849）。——333、334、335、336、360。

　　—《截至1849年10月3》日为止的半年》1850年伦敦版（Forche half-year ending31st October 1849.London 1850》）——324、335。

　　—《截至185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0thApril 1850.London 1850）。——337、349。

　　—《截至1850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1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 Octoler 1850.London 1851）。——332。

　　—《截至1852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2年伦敦版（Far the half-year ending30thApril 1852．London 1852）。——338。

　　—《截至1853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0thApril 1853.London 1853）。——340。

　　—《截至185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cober 1853．London 1854）。——203、310。

　　—《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5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0thApril 1855.London 1855）。——263。

　　—《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tober 1855.London 1856）。——310、319、461、491、600。

　　—《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tober 1856．London 1857）。——279、281、436、462、477、478、497、517、518。

　　—《截至1857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 the haif-year ending30thApril 1857.London 1857》。——460、462.

　　—《截至185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tober 1857.London 1857）。——341.463.

　　—《截至1858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For the haif-year ending30thApril 1858.London 1858）。——279、638、641。

　　一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Octoher 1858．London l858)。——452、456、461、497。

　　—《截至185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9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April 1859.London 1859)。——634。

　　—《截至1859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Ociober 1859.London l860)。——325、349．

　　—《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April 1860．London 1860）。——28l、310、321、340、434、478、629。

　　—《截至1860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a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October 1860.London 1860）。——280、634。

　　—《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1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0thaApril 1861.London 1861）。——280。

　　—《截至1861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2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tober 1861.Lonndon 1862）。——339、347、480。

　　—《截至1862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rober 1862.London 1863）。——280、341、342、347、460、467、477、479、482、516、524、525、551。

　　—《截至1863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0thApril 1863.London 1863）。——343、349、492、528、628、629。

　　—《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tober 1863．London 1864）。——280、485、498、525、526、527、629、733。

　　—《截至1864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0thApril 1864．London l864）。——527。

　　—《截至1864年10月21日为止的半年》1865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rg31stOctober 1864.London l865）。——345、349.

　　—《截至186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6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tober 1865.London 1866）。——473、516、527、530、546—549、554、555、556、563、564。

　　—《截至186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31stOctober 1866．London 1867）。——485、491、648、739、816。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Public health.[ Reportsl]）。——11、420、455、459、535。

　　—《第3号报告。1860年》，根据下院决定于1861年4月15日刊印，[1861年伦敦版]（Third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the Privy Council．1860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hament.〉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15 April 1861．[London 1861]）。——283、284。

　　—《第4号报告。1861年。附附录》，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4月11日刊印， [1862年伦敦版]（Fourth report...with app．1861.〈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 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11 April 1862.[London 1862]）。——534。

　　—《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Sixih report...with app.1863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London 1864）。——203、311、458—460、535、629、755—757、783、784、802。

　　—《第7号报告。1864年。附附录》1865年伦敦版（Seventh report...with app.1864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London 1865）。——666、758、765—769、781、782、785、788—790、797、828。

　　—《第8号报告。1865年。附附录》1866年伦敦版（Eighth report...with app.1865 Presented pursuant to act of Parliament．London 1866）。——533、758—762、764、765。

　　《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见《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

　　《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1871年6月29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1年伦敦版第6卷（An act to amend the criminal law relating to viojence，threats，and molesLation．〈29th June 1871〉 In：The law reporrs.The public general statmes，passed in the thirty—fourth and thirty—fifth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Vol．6. London 1871）。——850。

　　《关于惩治流浪者和救济贫弱人员的法令。[1547年]》。引自弗·莫·伊登《贫 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che punishment of vagabonds，and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and impotent persons.[1547.] Nach：F.M．Eden：The state d the poor．Vol．1. London 1797）。——843。

　　《关于惩治流浪者和救济贫弱人员的法令。1572年]》。引自弗·莫·伊登《贫 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the punishment of vagabonds，and for relief of the poor and impotent persons 1572.]Nach：F.M．Eden：The state of the poor Vol.London 1797）。——844。

　　《关于惩治流氓、流浪者和强壮乞丐的法令。[1597年]》。引自弗·莫·伊登 《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punishment of rogues， vagabonds，and sturdy beggars．[1597.]Nach：F.M．Eden：The state of the poor Vol. London 1797）。——804。

　　《关于惩治身强体壮的流浪者和乞丐的法令。[1535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punishment of sturdy vagabonds and beggars.[1535.]Nach：F.M.Eden：The state of the poor.Vol.1. London 1797）。——845。

　　《关于反对拆毁市镇和房舍的法令。[1488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against pulling down of towns and houses.[1488.]Nach：F.M．Eden：The state of the poor．Vol．1. London 1797）。——826。

　　《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44年6月6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 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七至八年，1844年》1844年伦敦版（An act to amend the laws relating to labour in factories．〈6th June 1844.〉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7＆ 8 Victoria，1844. London 1844）。——325、327、329、331、337、338、461、480、485。

　　《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8月5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十三至十四年，1850年》1850年伦敦版（An act to amend the acts relating to labour in factories．〈5th Aueust 1850〉In：The statutes of the Unitd Kingdom of Greaz Britain and Ireland．13 & 14 Victoria，1850 London 1850）。——277、310、338、340、480。

　　《关于工联法的修正法令。（1871年6月29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1年伦敦版第6卷（An act to amend the law reating to Trades Vnions．〈29th June 1871．〉 In：The law reports．The public general stautes，passed in the thirty—fourth and thirty—fifth years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Vol．6. London 1871）。——850。

　　《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1、2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11月23日刊印，[1814年伦敦版]（Reports respecting grain，and the corn laws：Viz：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from The Lords Commirtees，appointed to enqmre into the state of the growth，commerce，and consumption of grain，and all laws relating thereto.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3 November 1814.[London 1814]）。——640。

　　《关于雇用童工的法令》，载于《修订条例的补充。马萨诸塞州普通法》1854年波士顿版第1卷。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An act concerning the employment of chidren in 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 In：Supplements to the revised statutes General laws of the Cmmn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Vol．l.Boston 1854. Nach：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First report．London 1863）。——313。

　　《关于规定工场童工、青工和女工劳动时间及有关事宜的法令。（1867年8月 21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三十至三十一年，1867年》1867年伦敦版（An act for rengulating the hours of labour for children，young persons，and women employed in workshops；and for other purposes relating thereto 〈2lst August 1867.〉 In： The statute of the United Kingdom d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30 ＆ 31 Victoria，1867. London 1867）。——567。

　　《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儿童与少年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年8月29日）》，载于《威廉四世国王三至四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1833年》1833年伦敦版（An act to regulate the labour of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in the mills and factories of the Unitcd Kingdom.〈29th August 1833〉 In：A collet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ased in the third and four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is Majesty King William the Fourth，1833. London 1833）。——259、321、327、329、556。

　　《关于规定印染厂儿童、少年和妇女劳动强度的法令。（1845年6月30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八至九年，1845年》 1845年伦敦版（An act to regulale the labour of children，young persons，and women，in print works．〈30th June 1845〉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8 & 9 Victoria，1845 London 1845）。——341。

　　《关于花边厂应依据工厂法条例雇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法令。（1861年8月6 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61年》1861年伦敦版（An act to place the employment of women，young persons，youths，and children in lace factories under the regulations of the factories acts．〈6th August 1861〉 In：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24 ＆25 Victoria，1861 London 1861）。——537。

　　《关于技工、工人、农耕人员和学徒工不同条例的法令。[1562年]》，载于《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法规大全，从大宪章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联盟》（共20卷）1811年伦敦版第4卷（An act touching divers orders for artificers，labouers，servants of husbandry and apprentices．[1562．]In：The satutes at large，of England and of Great Britain：from Magna Carta to the Union of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In 20 vol．Vol.4. London 1811）。——314。

　　《关于加强施行工厂与工场法的修正法令》，载于《工厂与工场法，1878年，附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所作序言》1879年伦敦第2版（An act to consolidate and amend the law relating to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In： The factary and workshop act，1878．with introduction...by Alexander Redgrave．2.ed．London 1879）。——577。

　　《关于加强施行煤矿等矿业管理条例的修正法令。（1872年8月10日）》，载于 《维多利亚女王三十五至三十六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2年伦敦版（An act to consolidate and amend the acts relating to the regulation of coal mines and certain other mines．〈iOrh August 1872〉 In：The puhlic general acts passed in the thiny-fifth and thiny-sixth years of the reignd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London 1872）。——566。

　　《关于进一步减轻皇家军队负担和王国北部的法令。[1640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for the further relief of His Majesty's army，and the northern parts of the Kingdom.[1640．]Nach：F.M.Eden：The state of the poor．Vol．1.London 1797）。——829。

　　《关于禁止矿业和煤矿雇用妇女和少女、规范对男童的雇用以及制定其他与在此做工人员相关的规定的法令。（1842年8月10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五至六年，1842年》1842年伦敦版（An act to prohibit the employment of women and girls in mines and collieries，to regulate the employment of boys，and to make other provisions relating to persans working therein．〈10th August 1842.〉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5 & 6 Victoria，1842）。——542。

　　《关于农场与羊的法令。[1533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 act concerning farms and sheep.[1533．]Nach：F. M．Eden： The state of the poor. Vol．1. London 1797）。——826。

　　《关于漂白厂和染厂应依据工厂法条例雇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法令。（1860年 8月6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60年》1860年伦敦版（An act to place the employment of women，young persons，and children in bleaching works and dyeing works under the regulations of the factories acts．〈6th August 1860〉In：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23 ＆ 24 Victoria，1860.London 1860）。——342、570。

　　《关于授权治安官在其各自管辖权内规定和管理丝厂雇佣人员工资的法令。 [1773年]》，载于《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法规大全》（共20卷）1811年伦敦版第13卷第68号。引自《论行业联合》1834年伦敦新版（An act to impower the magistrates therein mentioned to settle and regulate the wages of persons employed in the silk manufacture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jurisdictions．[1773.]In：The statutes at large，of England and of Great Britain...In 20 vol．Vol．13. London 1811 Cap 68 Nach：On Combinations of trades New ed．London 1834）。——849。

　　《关于限制工厂少年工人和女工劳动时间的法令。（1847年6月8日）》，载于 《维多利亚女王十至十一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四届议会第七次会议》1847年伦敦版（An act to limit the hours of labour of young persons and females in factories．〈8th June 1847〉In：A collection of the public gentral statutes，passed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er Majesty Queen Victoria：being the seventh session of the four teenth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atin and Ireland London 1847）。——327、329。

　　《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威廉四世四至五年，第76号）1934年》，载于《威廉四世四至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1834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amendment and bett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oor in England and Wales．[4 and 5 William IV，Cap．76]，1834．In：A coiiection of the public general statutes passad in the fourth and fif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is Majesty King William the Fourth．London l834）。——496、523、776、786。

　　《国际统计大会纲要。1855年9月10日，巴黎》。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Programme 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Statistique．tenu à Paris le 10 Septembre 1855．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her 1855．London 1856）。——347。

H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3年伦敦版第66卷（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third series，commencing with the accession of William IV. Vol.66. Comprising the period from the second day of February，to the twenty-seventh day of February，1843．London 1843）。——751。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3年伦敦版第170卷（Hansard's parliammtary dehates．third series，commencing with the accession of William IV．Vol．170 Comprising the period from the twenty-seventh day of March，to the third day of May，1863 London 1863）。——38—44。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4年伦敦版第174卷（Hansard’s perliamentary debates，third series，commencing with the accession of William IV．Vol.174．Comprising the period from the fifteenth day of March，to the third day of May．1864 London 1864）。——752。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Four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inland revenue on the inland revenue.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0）。——749。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Tenth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Her Majesty's inland revenue on the inland revenue．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London 1866）。——747、748、807。

　　《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Royal commission on railways．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London 1867）。——498、646。

J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Reports from poor law inspectors on the wages of agricultural labourers in Ireland．Dublin 1870）。——812、815。

　　《济贫法。（伊丽莎白四十三年，第2号）1601年》，载于《王国法规集》1819年版（无出版地）第4卷第2部分（An acte far the reliefe of the poore.[43 Elizabeth， Cap．2]，1601.In：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Vol．4，pt.2.o．O．1819）。——496。

　　《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和各院的状况、纪律、课程和收入的报告》1852年伦敦版（Cambridge university commission.Report of Her Majesry's commissioner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state，discipline，studies，and revenues of the university and col1eges of Cambridge：together with the evidence，and an apperidix．London 1852]。——712。

　　《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1867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 with Her Majesty’s missions abroad，reearding industrial questions and Trades Unions．London 1867）。——12、30、31。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with app.of evidence．London 1862）。——203、289—291、631。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Second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rneymen bakers London 1863）。——289—291。

K

　　《矿山管理与视察法。（1860年8月28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60年》1860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regulation and inspection of mines〈28th August 1860〉In：The sr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23 ＆ 24 Victona，1860. London 1860）。——542、547、548。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1866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mines；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minutes evidence，and app.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3 July 1866.[London 1866])。——569—575。

L

　　《劳工法。[1349年]》，载于《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法规大全：从大宪章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联盟》1811年伦敦版第1卷（Statutum de servientibus．〈The statute of labourers〉[1349.]In：The statutes at large，of England and of Great-Britain：from Magna Carta the Union of the Kingdom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l. London 1811）。——313、848。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6部分）》1866年伦敦版（Miscellaneous staiis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 〈Part VI.〉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6）。——751。

　　《联合王国最近十五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Statistical abstract for the United Kingdom，in each of the last fifteen years，...）

　　—第8卷《1846—1860年》1861年伦敦版（No．8：From 1846 to 1860．London 1861）。——482。

　　—第13卷《1851—1865年》1866年伦敦版（No．13：From 1851 to 1865 London 1866）。——482。

　　《罗得岛州和昔罗维登斯殖民地的修订条例》1857年普罗维登斯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The revised statutes of the state of Rhode Island and Providence plantations：to which are prefixed.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Unired Srares and of the state．Providence 1857．Nach：Chd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 First report．London 1863）。——313。

M

　　《面包房管理法。（1863年7月13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863年》1863年伦敦版（An act for the regulation of bakehouses．〈13th Jujy 1863〉 In：The stam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26 ＆ 27 Victaria，1863 London 1863）。——289、343。

N

　　《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3月8日的质询》，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6日刊印（Agncuhural Jabourers〈Ireland〉.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dated 8 March 1861.rdered．by the House Commons，to be printed，6 February 1862）。——812。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号（Reports by Her Majcsty’s secretanes of embassy and legation，on the manufactures commerce，& c.，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reside．No.6. London 1863）。——398。

Q

　　《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的总结报告》1863年爱丁堡—伦敦版（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proceedings at the seventh annual congress，held in Edinburgh，October 1863. Edinburgh．London 1863）。——555、556。

S

　　《紗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 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 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The Master Spinners’＆ Manufacturers' Defence Fund Reporr of the Committee appoinced for the receipt and apportionment of this fund．to the Central Association of Master Spinners and Manufacturers．Manchester 1854.Nach：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rober 1856 London 1857）。——488。

　　《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以及随时能兑现的银 行券发行管理法对该阶级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 1848年7月28日刊印，[1857年重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cre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stress which has for some time prevailed among the commercial classes，and how far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laws for regulating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payable on demand．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and an app.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8 July 1848.[Reprinted 1857.][London 1857]。——150。

　　《食物等搀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 1855年7月27日刊印，[1855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adulteration of food，etc.；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and app.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7 July 1855． [London 1855]）。——203。

T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报告《第1—6号》]》（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Report(1—VI) of the commssioners]）。——540。

　　—《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With app.Preseni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ry．London 1863）。——283—287、312、342、540、628、638。

　　—《第2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Second report．Lnndon 1864）。——531、536、538—540、542、544—546、548、563、628、637。

　　—《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Third report．London 1864）。——203、298、437、529、534、536、549、551、565、629、631、637。

　　—《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Fourth report．London 1865）。——298—302、304、307、405、463、501、550、551。

　　—《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Fifth report London 1866）。——300、456、457、498、522、533、534、552、554、556—558、563—566、628。

　　—《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Sixth report London 1867）。——789、798、799、801—803。

W

　　《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1814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eritions relating to the carn laws of this Kingdom：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and an app．of accounts．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ied．26 July 1814[London 1814]）。——640。

　　《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萨默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伦敦版（The case of our english wool.As also the Presentnwnt of the Grand Jury of the County of Somerset thereon．Humbly offered to 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London，1685）。——291。

X

　　《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用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1年3月18日通过》，载于《新泽西州第75号立法》1851年特伦顿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An act to limit the hours of labour，and to prevent the employment of children in factories under ten years of age Approved March 18，1851 In：Acts of the sevenry-fifth legislature of the state of New Jersey．Trenton 1851. Nach；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1862〉First report．London 1863）。——313。

Y

　　《1848年上院委员会》（House of Lords’cormmttee，1848）——见《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的报告》。

　　《1860年春季开庭期安特里姆州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奥特韦先生的判决》（Judgment of Mr．J.H．Otway，Belfast，Hilary Sessions．County Antrim 1860）。——320。

　　《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baking trade，in Ireland for 1861 Nach：Second report addressed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relative to the grievances complained of by the joumeyman bakers．London 1863）。——288、292。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London 1863）。——510、727、740、749、750、781。

　　《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 （Twenty-second annual report of the registrar-general of births，deaths，and marriages in England London，1861）。——311。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minutes of evidence，app．and index．Ordered，by the Houst of Commons，to be printed，30 Jujy 1857．Pt．1： Report and evidence.[London 1857]）。——158。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8年7月1日刊印，[1858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ank acts；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nee，minutes of evidence，app．and index．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l July 1858.[London 1858]）。——164。

Z

　　《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Report of the Social science Congress at Edinburgh October 1863）。——453。

报刊上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C

　　《晨星报》

　　—1863年4月17日第2219号：《下院》（House of Commons）。——751。

　　—1863年6月23日第2276号：《我们的白奴》（Our white slaves）。——296。

G

　　《工人辩护士报》

　　—1866年]月13日第149号：《农业工人和工联》（Agricultural labourers and Trades’Unions）。——292。

　　《公文集。外交评论（新辑）》

　　—1844年10月1日第15期：《苏格兰高地》（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840。

　　《观察家报》

　　—1864年4月24日第3806号：《资金。西蒂区，4月23日星期六》（The funds.-City，Saturday，April 23]。——163.

J

　　《技艺协会杂志》

　　—1872年1月5日第998期：《国家的进步》（The progres of the nation）。——479。

　　《经济学家》

　　—1845年3月29日第3卷第13期，《农业工人的工资》，转引自《纪事晨报》 （Wages of agricukural labourers．〈From，he Morning Chronick〉）。——778。

　　—1848年4月15日第6卷第242期：《工厂法的作用》（The working of the factry act）。——264。

　　—1851年7月19日第9卷第412期：《非掠夺地租》（Rent no robbery）。一 678。

　　—1860年1月21日第18卷856期：《农业的进步与工资》（Aer cultural progressand wages）。——735。

　　—1866年6月2日第29卷第1188期：《封建主义和鹿林》（Feudalism and deerforests）。——842。

L

　　《雷诺新闻》

　　—1866年2月4日第808号：《劳动与工资。过劳但少得的铁路员工》（Labour and wages Overworked and underpaid railway servants）。——293。

　　—1867年1月20日第858号：《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The wholesale starvation of the London poor）。——770。

M

　　《每日电讯》

　　—1860年1月17日第1422号：《他前次来巡时》（On his last circuit）。——283。

　　《孟加拉公报》

　　—1861年7月22日第60卷第153号：《我们担心》（We are afraid）。——381。

P

　　《旁观者》

　　—1866年5月26日：《工业伙伴》（Industrial partnership）。——385。

Q

　　《旗帜报》

　　—1863年8月15日第12172号：《纽曼·霍尔牧师……》，伦敦8月15日星期 六[通讯]（The Reverend Newman Hall..．[Korrespondenz aus：]London， Saturday，August 15）。——296。

　　—1867年4月5日第13311号：《一幅可怕的情景》（Apainful spectacle）。—— 772.

T

　　《泰晤士报》

　　—1861年11月5日第24082号：《每一政府都有自己的传统》（Every government has its traditions）。——311。

　　—1862年11月26日第24413号：《工厂主的诉讼》（The case of the millowners）。——240、465。

　　—1863年3月24日第24514号：《埃德蒙·波特尔先生》（Mr．Edmund Potter，in another part of our paper）。——665。

　　—1863年3月24日第24514号：《在上院……》，伦敦1863年3月24日星期二[通讯]（In the Hause of Lords..．[Korrespondenz aus：]London．Tuesday，March 24，1863）。——341。

　　—1863年4月28日第24544号：《棉荒》（The cotton famine）。——662。

　　—1863年7月2日第24600号：《下院星期二晚间辩论》（The dehate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Tuesday night represents）。——296。

文学著作

A

　　奥维狄乌斯《爱经》。——506。

　　奥维狄乌斯《节令记》。——829。

B

　　巴尔扎克《高布赛克》。 —680。

　　巴特勒，赛·《休迪布腊斯》。——49。

　　比彻—斯托，哈·《汤姆叔叔的小屋》。——839。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讽刺诗集》。——752。

D

　　但丁《神曲》。——13、124。

　　狄德罗《1767年的沙龙》。——157。

　　笛福《鲁滨逊飘流记》。——94。

　　杜邦，皮·《工人之歌》。——798。

F

　　伏尔泰《老实人》。——227、885。

G

　　歌德《东西诗集》（《致祖莱卡》）。——312。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1部。——85、105、227、685、817。

H

　　海涅《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349。

　　荷马《奥德赛》。——423。

　　贺拉斯《讽刺诗集》。——129、308、397、421、542。

　　贺拉斯《诗论》。——781。

　　贺拉斯《抒情诗集》。——819。

Q

　　乔叟，[杰·]《公鸡和狐狸》。——280。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738。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43。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331、332、560。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102。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155。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129。

　　施托尔贝格，弗·莱·《致自然》。——587。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155。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350、871。

X

　　《希腊诗选》（克·施托尔贝格译自希腊文）。——470。

　　席勒《人质》。——685。

　　席勒《阴谋与爱情》。——664。

　　席勒《钟之歇》。——444、468。

Y

　　伊索克拉底《布西里士》。——424。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287。

　　圣经

　　《旧约全书》

　　—《摩西一经（创世记）》。——204、313、801、820、859

　　—《摩西五经（申命记）》。——431

　　《新约全书》

　　—《马太福音》。——671、712

　　—《约翰启示录》。—106。

注　　释

162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方括号[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报刊索引

B

　　《巴黎革命。献给全国及佩蒂·奥古斯坦区》（Révolutions de Paris，dédiées à la Nation et au district des Petits Augustins）——法国的一家周报，1789年7月12日―1794年2月28日由路·玛·普律多姆在巴黎出版，1790年以前主编是埃·路斯达洛。——851。

　　《贝里卫报》（The Burry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日报，1857年在兰开夏郡贝里创办。——309。

C

　　《晨报》（The Mom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1936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41。

　　《晨星报》（The Mom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 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 Star）。——41、296、619、751。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92、177、191。

G

　　《格拉斯哥每日邮报》（The Glasgow Daily Mail）。——360。

　　《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英国的工人报纸，1865年9月―1866年2月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报纸最初的名称为《不列颠矿工和新闻记者总汇报》（British Miner and General newsman），于1862年9月13日创刊，1863年3月7日改名为《矿工报》（Miner）。1863年6月13日又改名为《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 Miner and workman's Advocare），编辑为约·托尔斯（1962年9月13日―1865年8月5日）和约·贝·莱诺（1865年8月），1865年7月底报纸为莱诺所有，他把报纸交给国际总委员会掌握，9月8日起改名为《工人辩护士报》，编辑为莱诺（1865年9月―1866年1月）和约·格·埃卡留斯（1866年1―2月），从1865年9月25日起成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1865年11月起报纸归工业报股份公司所有。马克思是工业报股份公司理事会理事（1865年8月22日―1866年6月9日）。报纸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刊登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1866年2月，由于编辑部内改良主义分子的势力增强，报坻再度进行改组，并更名为《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292。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 1835―1837年由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Diplomatic 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 Neue Protfolio．Eine Sammlung wichtiger Dokumente und Aktenstücke zu 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费舍。——840。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报，英国最老的一家星期日刊；1791年起在伦敦创刊。——163。

J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778。

　　《技艺协会和联合会机关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英国的一家技艺和古代文化研究周报，1852年在伦敦创办。——479。

　　《今日》（To-day）——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月刊，1883年4月―1889年6月在伦敦出版；1884年7月―1886年的编辑是亨·迈·海德门。——43。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Bankers’Gazette，and Railway Monitor：a political literary，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265、678、735、778、842。

L

　　《雷诺新闻。政治、历史、文学和一般知识周报》（Reynolds’s Newspaper A Weekly Journal of Politics，History，Literature，and General Inelligence）——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50年8月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咸·麦·雷诺在伦敦创刊，原名《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 Weekly Newspaper）；1871年报纸维护巴黎公社的利益，后来成为合作社运动的刊物。——293、294、770。

M

　　《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 Magazine）——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刊物，1859年由达·马松创办，1859―1907年在伦敦出版。——296。

　　《每日电讯》（The Daily 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 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 Telegraph and Morning Post）。——283。

　　《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The Bengal Hurkaru．Overland summary of news）——印度的一家日报，1795―1866年在加尔各答出版。——381。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工人报纸，德国人民党的机关报，1868年1月4日―1869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1869年8月28日起每周出两次，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1868年12月5日起同时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周报最初受人民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影响，但很快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重要作用。1869年8月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并于10月改名为《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18。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d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839。

O

　　《欧洲通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杂志》（Въстникъ Европы. Журналъ исторiи，политики，литературы）——俄国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1866―1908年由创办人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在圣彼得堡编辑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常刊登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20。

P

　　《派尔一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 Pall Mall Gazette An Evening Newspaper and Review）——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 每日一次，为晚刊；编辑为弗·格林伍德（1865―1880）、威·托·斯特德（1883―1889）；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753。

　　《旁观者》（The Spectator）——英国的一家自由派周刊，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后来成为保守派刊物。——385。

Q

　　《旗帜报》（The Sfandard）——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约1917年在伦敦出版，1857―1905年曾出版晚刊《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1905年起将晚刊更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Evcning Standard and Times Gazette）。——34、296、642、772。

R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 1875年6月il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18、38。

S

　　《社会科学评论》（The Social Science Review）——在伦敦出版。——295、297。

　　《圣彼得堡消息报。政治和文学报》（C.―Петербургскiя Въдомости.Газет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иая）——俄国的一家日报，1728―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后来改名为《彼得格勒消息报》（Петербургскiя Въдомости），1917年停刊；19世纪50年代每周出两次，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

　　《实证哲学。评论》（La Philosophie Positive．Revue）——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 1867年7月1日―1883年由埃·利特雷和格·尼·威卢博夫在巴黎出版。——19。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d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瓦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瓦尔特第二，约·瓦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38、41―43、240、296、311、341、465、543、575、664、665、693、751、753、817、841。

W

　　《晚星报》（Evening Star）。——见《晨星报》。

　　《威斯敏斯特评论》（The Westminsrer Review）——英国的一家政治、国民经济、宗教和文学的自由派杂志，1824年由耶·边沁和约·包令在伦敦创办， 1824―1887年为季刊，1887―1914年为月刊；后由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主持。——79。

X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 Zeitschrift für die Arbeiterfrage）——德国的一家杂志，1871―1876年在柏林出版。——37―38、41、42。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667、878。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 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337、349。

Z

　　《政怡、文学、科学和技艺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and Art）——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刊，1855―1938年在伦敦出版。——19。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重　 量

1吨（Ton英国）
＝20英担
1016.050公斤

1英担（Hundredweight英国）
＝112磅
50.802公斤

1英担（Hundredweight美国）
＝100磅
45.360公斤

1夸特（Quart）
＝28磅
12.700公斤

1英石（Stone）
＝14磅
6.350公斤

1磅（Pound）
＝16盎司
453.592克

1盎司（Ounce）

28.349克

金药衡

1磅（Troy pound）
＝12盎司
372.242克

1盎司（Troy ounce）31、103

1格令（Grain）

0.065克

长　 度

1英里（Mde）
＝5280英尺
1609.329米

1码（Yard英国）
＝3英尺
91.439厘米

1码（E11e德国）

66.690厘米

1英尺（Foot）
＝12英寸
30.480厘米

1英寸（Inch）

2.540厘米

面　 积

1英亩（Acre）
＝4路得
6.0703市亩

40.47 公亩

4047.0平方米

1路得（Rood）

1011.7平方米

1公亩（Are）

100.0平方米

1摩尔根（Morgen）

2523.0平方米

容　 量

1蒲式耳（Bushe1）
＝8加仑
36.349升

1加仑（Ca11on）
＝8品脱
4.546升

1品脱（Pint 0.568）

0.568升

货　 币

1镑（英国金币）
＝20先令

1先令（英国银币）
＝12便士

1便士（英国铜币）
＝4法寻

1法寻（英国铜币）
＝1∕4

1基尼（英国金币）
＝21先令

1索维林（英国金币）
＝1镑

1法郎（法国铸币）
＝100生丁

1利弗尔（法国银币）
＝1法郎

1生丁（法国辅币）
＝1∕100法郎

1塔勒（德国银币）
＝3马克

1马克（德国银币）
＝100分尼

1格罗申（德国银币）
＝12分尼

1分尼（德国铜币）
＝1∕100马克

古尔登（德国和荷兰金币）

德拉马（希腊银币）

瑞斯（葡萄牙铸币）

马拉维第（西班牙金币）

杜卡特（欧洲金币，起源于意大利）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6卷

（资本论第2卷）

目录

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6-001　　序言
MEA6-002　　第二版序言
MEA6-003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MEA6-004　　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MEA6-005　　第三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MEA6-006　　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MEA6-007　　第五章　流通时间
MEA6-008　　第六章　流通费用
MEA6-009　　第二篇　资本周转
MEA6-010　　第八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MEA6-011　　第九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MEA6-012　　第十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MEA6-013　　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MEA6-014　　第十二章　劳动期间
MEA6-015　　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MEA6-016　　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MEA6-017　　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MEA6-018　　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MEA6-019　　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MEA6-020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MEA6-021　　第十九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MEA6-022　　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MEA6-023　　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册¹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文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已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文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做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连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册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这个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1861年8月—1863年6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四开纸1 472页，共23个笔记本。这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分册²的续篇。从第1—220页（第I—V笔记本），然后再从第1159—1472页（第XIX—XXIII笔记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册中从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个题目，是该书现有的最早文稿。从第973—1158页（第XVI—XVIII笔记本），是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即那些后来在第三册手稿中阐述的题目。但是，在第二册论述的题目和后来在第三册论述的许多题目，都还没有专门加以整理。它们只是附带地，特别是在手稿的主体部分，第220—972页（第VI—XV笔记本），即《剩余价值理论》里提了一下。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册和第三册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册出版。³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册的地方并不多。

　　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册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部分写于1864年和1865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册。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册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册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册用的一组对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I—IV的编号。其中第I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册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文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III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册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关于个别论点的文稿，特别是涉及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的文稿；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册范围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第二册和第三册的论述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文稿，大部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IV稿是第二册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文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这个手稿虽然比第II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书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II稿的一些内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册的唯一相当完整的文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文稿必须作为基础。”

　　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此作为重新写作第二册的基础。这一册的开头部分在第V稿（对开纸56页）中。这个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个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VI稿（写于1877年10月以后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开纸17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1878年7 月2日”写成的第VII稿，它只有对开纸7页。

　　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写作工作，使之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V—VIII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V稿重新改写了；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II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中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流通就再一次作了论述。这种情况应当消除，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VIII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II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且阐述那些对第II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又被吸收了进来并作了扩展。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这就是第二册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

　　本卷的引文，在用做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第三册可用的材料，除了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初的论述，除了第III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手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只有上述1864—1865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二册的第II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册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⁴及其信徒，当做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¹⁾，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

　　“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30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一回事。——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⁶，他在写给J. 采勒的信（1879年在蒂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219页）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时说：

　　“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²⁾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1884年柏林版，导言第XV页）。——最后，在1881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⁷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

　　“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页）。

　　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页）

　　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蒂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个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道的。迈耶尔先生曾经好意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些离奇的谣言，当然也传到了马克思的耳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说，他在这里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斯本人的奢望是什么。只要洛贝尔图斯不再说些别的什么，他，马克思，尽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贝尔图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整个事情已经由洛贝尔图斯的这封信而了结了。

　　马克思完全可以这样想，因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1859年前后，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马克思和我以前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洛贝尔图斯，直到1848年，当我们要在《新莱茵报》上批判洛贝尔图斯这位柏林议员的演说和他充任大臣的活动时⁸，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当时，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就去问莱茵省的议员，这个突然当了大臣的洛贝尔图斯究竟是什么人。然而那些议员也不能告诉我们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著作方面的任何东西。可是，当时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1859年前后，马克思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博物馆看到了洛贝尔图斯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又怎样向我们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呢？只不过是这样：被他看做地租和利润之和的“租”所以产生，不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

　　“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并且在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

　　“工资不需要等于劳动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以便后者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和租”⁹。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从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中没有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更确切些说，作为原料和工具磨损的补偿，那这是什么样的产品“自然交换价值”。

　　幸而我们还能够证实，洛贝尔图斯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对马克思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手稿¹⁰第X笔记本第445页及以下几页中，我们发现了《插入部分。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租的理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的。马克思在下面一段话中驳倒了洛贝尔图斯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他用讽刺的口气说：“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产品量。”

　　资本主义下的人，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加价。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¹¹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中说：

　　“一旦资本在个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去劳动，向他们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原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 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在这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¹²

　　稍后，他又说：

　　“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 工人……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¹³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在上述《批判》手稿第253页中作了如下评注：“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支。”

　　其次，斯密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说：

　　“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劳动者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资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从工人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支付利润。在所有产业部门，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料以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原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就是雇主的利润。”¹⁴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的评注是（手稿第256页）：“总之，亚·斯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相等的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前面证明过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

　　可见，亚·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马克思在1861年已经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洛贝尔图斯和他的那伙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温暖的夏雨中像蘑菇一样繁殖起来的崇拜者，看来已经把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

　　马克思接着说：“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¹⁵——这个论点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贝尔图斯身上。他的“租”只是地租＋利润之和；关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关于利润，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

　　李嘉图比亚·斯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在亚·斯密那里虽然已见萌芽，但在阐述中又几乎总是被他忘记，这种价值理论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申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剩余价值）。他论证了：无论这两部分的比例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总是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例外。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他的理解过于一般化（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A¹⁶），他还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超过利润的余额。——在上述各点中，洛贝尔图斯没有任何一点超过李嘉图。李嘉图理论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使李嘉图学派遭到破产——，要么洛贝尔图斯毫无所知，要么只是导致他提出一些乌托邦的要求（《认识》第130页），而不是寻求经济学上的解决。

　　然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用不着等到洛贝尔图斯的《认识》出现，才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609页（第二版）¹⁷上，从《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引用了“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这一说法。这一著作单凭“剩余产品或资本”这个说法本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马克思使这本40页的小册子没有被埋没。在这一著作中说：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23页）

　　但是，工人怎样生活，从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能有多大，那是一个极其相对的量。

　　“如果资本的价值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工人能够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资本家最后可以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吃甜菜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第23、24页）“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第26页）“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货币利息的形式，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形式，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第23页）

　　可见，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洛贝尔图斯的“租”，只是用“利息”代替“租”罢了。

　　马克思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评注（《批判》手稿第852页）：“这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册子，是在‘不可相信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¹⁸开始被人注意的时候出现的，它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的‘利润’（常常也把它叫做剩余产品, surplus produce），或这本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做surplus labour，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就是工人除了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量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斯密已经说过，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往下在手稿第859页上还说：“可是，这位作者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就像李嘉图由于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一样，他也由于把剩余价值命名为资本利息而陷入同样的矛盾。诚然，他在以下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首先，他把一切剩余价值都归结为剩余劳动，其次，他虽然把剩余价值叫做资本利息，同时又强调指出，他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而与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地租、货币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做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

　　最后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的洛贝尔图斯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也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分支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剩余价值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这两个错误的结果是：他再度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中，他比李嘉图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没有批判地把这种进步继续下去，反而使他的未完成的理论，在孵化出壳以前，就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基础，可是，就乌托邦而论，他也像往常一样，来得太迟了。上述小册子于1821年问世，已经远远走在1842年洛贝尔图斯的“租”的前头了。

　　在20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全部文献中，我们说到的这本小册子，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¹⁹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但除了李嘉图还有许多著作家，马克思1847年在反驳蒲鲁东时（《哲学的贫困》第49页²⁰），只引用了其中几个，如埃德蒙兹、汤普森、霍吉斯金等等，而且“还可以写上四页”。从这许许多多的著作中我只随便举出汤普森的一本著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新版）。该书写于1822年，1824年第一次出版。在这本书里也到处都指出，非生产阶级所占有的财富，是对工人产品的扣除，而且措辞相当激烈。

　　“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人总是力图通过欺骗或诱劝，通过威胁或强迫，使生产工人从事劳动，但只使他得到自己劳动的产品中尽可能小的部分。”（第28页）“为什么工人不应该得到他的劳动的所有全部产品呢？”（第32页）“资本家以地租或利润的名义向生产工人索取的报酬，是以后者使用了土地或其他物品为借口而要求取得的…… 既然除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一无所有的生产工人，他的生产能力在其中实现或借以实现的一切物质资料，全都归同他的利益相对立的其他人所有，他要进行活动先要取得这些人的同意，所以，他从自己的劳动果实中能够得到多大的部分作为这个劳动的报酬，岂不是取决于而且必须取决于资本家的恩典吗？”（第125页）“……和扣除的产品的量成比例，而不管这个产品量叫做租税，利润，还是叫做贼赃……这些被侵吞的东西”（第126页）等等。

　　我承认，我写这几行时，不免感到有些惭愧。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直接提到20年代和30年代的英国反资本主义的文献，其中有些著作，如1821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莱文斯顿、霍吉斯金等人的著作，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过，可是在德国，人们对这些文献还是一无所知。这还可以容忍。但是，不仅那位在绝望中揪住洛贝尔图斯的衣角而“确实不学无术的”庸俗作家⁽³⁾，而且那位身居要职、“自炫博学”的教授⁽⁴⁾，也把自己的古典经济学忘记到这种程度，竟把那些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这个事实就证明，官方的经济学今天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那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

　　“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

　　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合时〔即燃烧时〕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⁵⁾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像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像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册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册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而洛贝尔图斯呢？他读了这一切之后，却在其中——像任何有倾向的经济学家一样！——发现“对社会的入侵”²¹，发现他自己已经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最后，还发现这一切虽然适用于“今日的资本形式”，即适用于历史地存在的资本，然而不适用于“资本概念”，即不适用于洛贝尔图斯先生关于资本的乌托邦观念。这完全和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氧气有所理解的老普利斯特列一样。只是普利斯特列确实是最早析出氧气的人，而洛贝尔图斯在他的剩余价值中，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他的“租”中，只是重新发现了一种陈词滥调。但马克思和拉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的。

　　洛贝尔图斯在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这个水平。他把剩余价值搞成乌托邦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无意中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一点还要说的话，我已经在该书的德文译本的序言 ⁵中说到。他把商业危机的原因解释为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这种说法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卷第四章中已经可以看到。⁽⁶⁾只是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注意到世界市场，而洛贝尔图斯的眼界却没有超出普鲁士的国界。洛贝尔图斯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那些思辨议论，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册的第三篇中完全澄清了。他的地租理论仍然是他的唯一的财产，在马克思批判这一理论的手稿²²出版以前，还可以安睡一会。最后，他关于旧普鲁士的土地所有权应该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建议，又是彻头彻尾乌托邦的，这些建议回避了这里谈到的唯一实际问题：旧普鲁士的容克怎样能够做到每年收入比如说20 000马克，支出比如说30 000马克，而仍然不负债？

　　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庸俗经济学，当然更不能解决。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时，它的价值小于所交换的对象化劳动。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这样提出，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像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因此，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买卖，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

　　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学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不看到这个矛盾，但是他不去解决它，却把它作为他的乌托邦的出发点之一（《认识》第131页）。马克思在《批判》手稿中，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²³按照《资本论》的计划，这个问题要在第三册来解决。²⁴第三册的出版，还要过几个月。因此，那些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做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么，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去。不过他们最好是快一点。这个第二册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册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册，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等到这个第三册出版的时候，洛贝尔图斯这个经济学家，就用不着再提了。

　　马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是献给他的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

(1) #为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1885年斯图加特版）一书写的序言。⁵
(2) 1893年德文第二版中的方括号（恩格斯的改动或增补），本卷用六角括号〔 〕。——编者注
(3) 指鲁·迈耶尔。——编者注
(4) 指阿·瓦格纳。——编者注
(5) 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1877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13页和第18页。
(6) “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小，工业就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更大的变革的威胁”（即下面接着说到的1817年危机）。《新原理》1819年版第1卷第336页。
1 　《资本论》第二卷系统地阐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对资本的循环、资本的周转、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论述了社会生产中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两大部类之间按比例生产的客观规律性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不可避免性。本卷论述的资本流通过程是《资本论》第一卷论述的资本生产过程的继续和补充，资本的整个运动过程是资本生产过程和资本流通过程的统一。
早在《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之后，接着写了“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内容。马克思结合资本积累理论，初步探讨了各生产部门的产品实现问题，研究了资本周转问题以及周转时间和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的影响，并着重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在《资本论》的第二个手稿即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结合对亚·斯密观点的批判，吸收弗·魁奈“经济表”的思想精华，第一次提出并初步论述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在这两部手稿中，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各个理论要素还没有系统化。在1863—1865年《资本论》的第三个手稿中，马克思才形成了关于资本流通过程的系统论述和第二册的正式结构。
在1863—1865年期间，马克思分别写了《资本论》三册的手稿。马克思先写的是第一册的手稿，接着写的是第三册的手稿，第三册手稿只写到前半部分，就转入了第二册（第I稿）手稿的写作，第二册第I稿写完后才补写了第三册的后半部分。因此第二册第I稿和第三册手稿是交叉着写的。第二册第I稿写于1865年上半年，标题为《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I稿”是马克思的编号，这个稿本包含了后来《资本论》第二卷的所有三个部分。1868年底—1870年7月，马克思写了第二册的第II稿，理论论述比第I稿更加完善。恩格斯称它“是第二册的唯一相当完整的文稿”（见本卷第7页）。马克思生前也提示，在以后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册时，“第二个文稿必须作为基础”（见本卷第7页）。除了这两个全卷手稿之外，马克思还写有一些片断稿，主要有：第III稿（1867年9月）、第IV稿（1868年4—5月）、第V稿（1877年4—9月）、第VI稿（1877年10月—1878年6月）、第VII稿（完成于1878年7月2日）和第VIII稿（1880—1881年）。马克思在生前最后两年没有再从事第二册的手稿写作。马克思逝世后，编辑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的任务落到恩格斯的肩上。
马克思原来设想，《资本论》将以三卷四册的形式出版。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曾预告，《资本论》第一卷是第一册，第二卷包括第二、三册，第三卷是第四册（理论史）。恩格斯在研究了马克思留下的手稿的内容并考虑手稿的篇幅后，决定改变马克思原来的设想，把第二册编成第二卷，第三册编成第三卷。恩格斯在编辑工作中极其慎重地对待马克思的手稿。他遵照马克思的提示，以第二册第II稿为基础并吸收其他片断稿的成果，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动，最后编成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册第I稿未被采用。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共分三篇二十一章，于1885年7月在汉堡出版。恩格斯为第二卷写了《序言》，对编辑工作和各个手稿的采用情况作了说明，并驳斥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的指责。1893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版。
本卷的中译文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一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4卷译文的基础上，根据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4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2卷重新校订的。——3。 2 　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该书于1859年6月在柏林出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582页）。——4。
3 　恩格斯本来打算把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但他未能实现这一计划。1905—1910年卡·考茨基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删改和变动。1954—1961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于1956—1962年以俄文版为依据出版了德文新版本。《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郭大力根据考茨基的版本翻译的，书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共三卷），1949年6月在长春由新中国书局出版发行。以《剩余价值理论》著称的这部分手稿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35卷。——4。
4 　讲坛社会主义是19世纪70—90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该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阿·瓦格纳、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并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他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由奥·俾斯麦策划而实行的国家对烟草和烧酒的垄断叫做“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科学的性质。——9。
[5]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是1847年用法文写成并出版的。马克思生前没有全文再版过。由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翻译的第一个德文版于1885年1月出版。恩格斯为这个版本校订了译文，写了许多注释，并且写了序言。该序言于1884年10月23日写成，用《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的标题，发表在1885年1月的《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1期上。——10、23。
6 　洛贝尔图斯污蔑马克思进行剽窃的信是1875年3月14日写给J.采勒的。洛贝尔图斯于当年去世，恩格斯说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是指该信于1879年第一次在《一般政治学杂志》（蒂宾根）上发表。——10。
7 　马克思的私人藏书中存有洛贝尔图斯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该书上有恩格斯写的评语。——10。
8 　《新莱茵报》1848年对洛贝尔图斯作为柏林议员的演说和充任大臣的活动的批判，见《新莱茵报》1848年6月24日第24号的《汉泽曼内阁》；1848年7月4日第34号的《妥协辩论》；1848年7月26日第56号的《关于区级会议的妥协辩论》；1848年9月10日第99号的《办事内阁的垮台》、《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1848年9月12日第100号的《危机和反革命》；1848 年11月9日第138号的《柏林的危机》。——12。
9 　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第87页。——13。
10 　恩格斯在本卷中所说的“《批判》手稿”均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这是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在该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中，马克思围绕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对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同时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重要方面。马克思曾计划在这部分手稿的基础上写出他称之为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分或历史文献部分的《资本论》第四卷。《资本论》前三卷则称为理论部分。——13。
11 　重商主义（Merkantilismus）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入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13、70。
12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31—132页。——14。
13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34页。——14。
14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1卷第172—173页。
马克思曾对该书1828年爱丁堡—伦敦版（附麦克库洛赫写的作者传记、序言、注释和补充论述）作过摘录，见《伦敦笔记》（1850—1853年）第VII笔记本和第VIII笔记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272、279、284—286页）。——14。

[15]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54页。——15。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94—598页。——16。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78页脚注（26）。——16。
18 　“不可相信的修鞋匠”出自《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1826年爱丁堡版。这本小册子出版时用了莫·马利恩这一笔名，它的作者是约·威尔逊。他在小册子中把麦克库洛赫称做“不可相信的修鞋匠”。——17。
19 　欧文的共产主义，指他在《新道德世界书》等著作中阐述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欧文认为，社会主义是环境的产物，因此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克服社会一切罪恶。1824年，他前往美国试办共产主义的“新协和村”，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和集体劳动，最后破产失败。1829年返回英国后，他先在伦敦建立全国公平劳动交换商场，试图靠这类商场避免中间剥削，后又发起建立全国产业大联合，但最后全部宣告失败。晚年他提出共产主义的主张，但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认为靠知识传播可消除社会弊病，克服社会矛盾，把希望寄托在仁慈的统治者身上。欧文是19世纪初最有影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80页）。——18。
20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第2节《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18。
21 　洛贝尔图斯《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编，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22。
22 　指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关于洛贝尔图斯的租的理论部分，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45—459页。——23。
2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49、469—473、第XI笔记本第528—569页、第XIII笔记本第666—694页。——24。
2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9—233页。——24。

第二版序言⁽¹⁾

　　这里印出的第二版，基本上是按第一版原样翻印的。印刷错误改正了，若干文体上不讲究的地方纠正了，若干短的、内容重复的段落删掉了。

　　第三册虽然遇到完全料想不到的困难，但手稿现在也已大体整理就绪。只要我还健康，今年秋天就可以开始付印。

　　弗·恩格斯

　　1893年7月15日于伦敦

　　为了便于查阅，这里把所有采自第II—VIII稿的地方，简单综合如下：

　　第一篇

　　第31—32页采自第II稿。——第32—44页采自第VII稿。——第44—48页采自第VI稿。——第48—134页采自第 V稿。——第134—137页采自读书摘要中的一个注。——第138页到本篇末采自第IV稿；其中第146—148页有几处采自第VIII稿；第151页和第158页的注采自第II稿。

　　第二篇

　　本篇开头第171—182页是第IV稿的结尾。——从这里开始到本篇末第388页全部采自第II稿。

　　第三篇

　　第十八章：（第389—397页）采自第II稿。

　　第十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398—432页）采自第VIII稿。第三节（第432—434页）采自第II稿。

　　第二十章：第一节（第435—438页）采自第II稿，仅最后一段采自第VIII稿。第二节（第438—442页）主要采自第II稿。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442—470页）采自第VIII稿。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470—487页）采自第II稿。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488—540页）采自第VIII稿。第十三节（第540—550页）采自第II稿。

　　第二十一章：（第551—592页）全部采自第VIII稿。

(1) 标题是德文版编者加的。 ——编者注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循环过程⁽¹⁾经过三个阶段；根据第一卷的叙述，这些阶段形成如下的序列：

　　第一阶段：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或者说，经历G—W这个流通行为。

　　第二阶段：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经历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第三阶段：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说，经历W—G这个流通行为。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在这个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W′和G′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了的W和G。

　　在第一册中，我们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必要的范围内，对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过研究。因此，资本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它们就成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了。

　　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

(1) 采自第II稿。

I. 第一阶段 G—W⁽¹⁾

　　G—W表示一个货币额转化为一个商品额；对买者来说，是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卖者来说，则是他们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质内容，是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们的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如果我们用A表示劳动力，用Pm表示生产资料，那么所要购买的商品额W＝A＋Pm，或者简单地说，就是W⁽²⁾。因此，从内容来看，G—W是表现为G—W；就是说，G—W分成G—A和G—Pm；货币额G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购买劳动力，另一部分购买生产资料。这两个购买序列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一个属于真正的商品市场，另一个则属于劳动市场。

　　但是，G—W除了表示G所要转化成的商品额有这种质的分割之外，还表示一种最具有特征的量的关系。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以工资的形式，即作为一个包含剩余劳动的劳动量的价格，支付给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的劳动力所有者的；例如，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3马克，即5小时劳动的产物，那么，这个金额就会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契约上，表现为比方说10小时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如果这种契约是和50个工人订的，那么，他们在一日中一共要对买者提供500个劳动小时，其中二分之一，即250个劳动小时＝25个10小时的工作日，完全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要购买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G—W不仅表示一种质的关系：一定的货币额，比如说422镑，转化为互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还表示一种量的关系，即用在劳动力A上面的货币部分和用在生产资料Pm上面的货币部分的量的关系。这种量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超额即剩余劳动的量决定的。

　　例如，一个纺纱厂50个工人的周工资等于50镑，如果由一周3 000小时的劳动（其中1 500小时是剩余劳动）转化为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那就必须在生产资料上耗费372镑。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对追加劳动的利用，需要追加多少生产资料形式的价值，是与这里的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只是在于：耗费在生产资料上的货币部分，也就是在G—Pm中购买的生产资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充分的，因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点，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于这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

　　G—W一经完成，买者就不仅支配着生产一种有用物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支配着一种比补偿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力使用权更大的劳动力使用权，或者说，支配着一个比补偿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同时还支配着使这个劳动量实现或对象化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因此，他支配的各种因素所能生产的物品，比这种物品的生产要素有更大的价值，或者说，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量。因此，他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现在处在一种实物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它能够作为会生出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价值来实现。换句话说，它处在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的生产资本的状态或形式中。我们把这种形式的资本称为P。

　　但是，P的价值＝A＋Pm的价值＝转化为A和Pm的G。G和P是同一个资本价值，只是处在不同的存在方式上，就是说，G是货币状态或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货币资本。因此，G—W或它的一般形式G—W，即商品购买的总和，这个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作为资本的独立循环过程的阶段来看，同时又是资本价值由货币形式到生产形式的转化，或者简单地说，是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可见，在这里首先考察的循环公式中，货币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承担者，因而货币资本表现为资本预付的形式。

　　作为货币资本，资本处在能够执行货币职能的状态中。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就是处在能够执行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的状态中。（说它是支付手段，是因为劳动力固然要先购买，但要在发生作用之后才对它支付报酬。如果在市场上没有现成的生产资料，需要先订购，那么货币在G—Pm中同样是支付手段。）这种能力所以产生，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货币。

　　另一方面，货币状态的资本价值也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不能执行别的职能。这种货币职能所以会成为资本职能，是因为货币职能在资本的运动中有一定的作用，从而也是因为执行货币职能的阶段和资本循环的其他阶段是有联系的。例如，拿我们首先考察的情况来说，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些商品的结合形成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因而已经潜在地，在可能性上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

　　在G—W中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货币的一部分，会由于这个流通本身的完成转而去执行一种职能，在这种职能上，它的资本性质消失了，但它的货币性质保留下来。货币资本G的流通分为G—Pm和G—A，即购买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让我们单独考察一下后一个过程。G—A，从资本家方面看，是购买劳动力，从工人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方面看，是出卖劳动力——这里可以说是出卖劳动，因为是以工资形式为前提的。在这里，和任何一种购买一样，对买者来说是G—W（＝G—A），对卖者（工人）来说是A—G（＝W—G），是出卖他的劳动力。这是商品的第一流通阶段或第一形态变化（第一册第三章第2节a）；从劳动的卖者方面看，就是他的商品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工人把他由此获得的货币，逐渐地耗费在一个满足他的需要的商品额上，即耗费在消费品上。因此，他的商品的总流通表现为A—G—W，也就是说，首先表现为A—G（＝W—G），然后表现为G—W，也就是表现为简单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W—G—W。这里，货币只是充当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只是充当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的中介物。

　　G—A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素，因为它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得以实际转化为资本，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本质条件。G—Pm所以必要，只是为了实现在G—A中购买的劳动量。本书第一册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已经从这个观点对G—A作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还要从另一个观点，即专门就货币资本是资本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加以考察。

　　G—A一般被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绝不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即由于劳动力的购买是这样一种购买契约，按照这个契约，提供的劳动量，一定要大于补偿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所必需的量，也就是，一定要提供剩余劳动，——这是预付价值资本化或者说剩余价值生产的根本条件。相反，是由于它的形式，由于劳动是以工资的形式用货币购买的，而这一点被认为是货币经济的标志。

　　在这里，被当做特征的，也不是形式的不合理。相反，这种不合理正好被忽视了。这种不合理在于：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价值，从而，一定量劳动也不能具有在它的价格上，在它和一定量货币的等价上表现出来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工资只是一个伪装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上，比方说，劳动力的一日的价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在一日中付出的劳动的价格，以致这个劳动力在6小时劳动内生产的价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12小时的工作或劳动的价值。

　　G—A被认为是所谓货币经济的特征或标志，是因为在这里劳动表现为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因而货币表现为买者——就是说，是因为有了这种货币关系（即人类活动的买卖）。但是，货币很早就已经作为所谓服务的买者出现了，而G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货币资本，经济的一般性质也没有因此发生变革。

　　货币究竟转化为哪一种商品，对货币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一切商品都已经用它们的价格表示出，它们在观念上代表一定的货币额，等待着向货币的转化，并且只有通过同货币的换位，它们才取得一种形式，使自己可以转化为自己的所有者的使用价值。因此，一旦劳动力作为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出现于市场，它的出卖采取劳动报酬的形式或工资的形式，那么，它的买卖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买卖相比，就没有什么更引人注目的了。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既然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由商品构成的，资本家就得通过G—W，通过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来完成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如果货币是第一次转化为生产资本，或者对它的所有者来说是第一次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他就必须在购买劳动力之前，首先购买厂房、机器等等生产资料；因为劳动力一旦归他支配，他就必须具备生产资料，以便能够把劳动力当做劳动力来使用。

　　从资本家方面看，情况就是这样。

　　从工人方面看：他的劳动力，只有在通过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时候，才可能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在出卖之前，劳动力是和生产资料，和它的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的。在这种分离状态中，它既不能直接用来为它的所有者生产使用价值，也不能用来生产商品，使它的所有者能够依靠这种商品的出售而维持生活。但是，劳动力一经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它就同生产资料一样，成了它的买者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虽然在G—A行为中，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仅仅作为货币占有者和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因而就这方面来说，他们互相之间只是处在单纯的货币关系中，但是，买者一开始就同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而生产资料是劳动力的占有者对自己劳动力实行生产耗费的物的条件。换句话说，这种生产资料是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占有者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劳动的卖者是作为他人的劳动力而和它的买者相对立的。这种劳动力只有归它的买者支配，和买者的资本合并，才能使这种资本真正地作为生产资本来活动。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当他们在G—A（从工人方面看是A—G）行为中互相对立时，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作为前提肯定了。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占有者相分离了。

　　我们这里不谈这种分离是怎样产生的。在G—A进行的时候，这种分离已经存在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G—A表现为货币资本的一种职能，或者说，货币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决不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一种有用的人类活动或服务的支付手段，就是说，决不是因为货币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能以这样的形式支出，只是因为劳动力处在和它的生产资料（包括作为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资料的生活资料）分离的状态中，而要消除这种分离状态，就得把劳动力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也使劳动力的使用权归属于买者。而使用这种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又决不是一致的。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在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

　　对货币资本（我们对它的考察，暂时只限于它在我们这里所表现的一定的职能的范围）的理解，通常有两种平行的或彼此交叉的错误。第一，资本价值作为货币资本执行的各种职能，这些正是由于它处于货币形式而能够执行的职能，被错误地认为是从它的资本性质产生的。其实，这些职能只是来源于资本价值的货币状态，来源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第二，正好相反，使货币职能同时成为资本职能的这种货币职能的特殊内容，被认为是从货币的本性产生的（因此，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了）。其实，货币要执行这种职能，例如这里完成G—A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在简单商品流通和相应的货币流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奴隶的买卖，按其形式来说，也是商品的买卖。但是，如果没有奴隶制，货币就不能执行这种职能。有了奴隶制，货币才能用来购买奴隶。相反，买者手中的货币无论怎样充足，也不会使奴隶制成为可能。

　　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表现为出卖自己的劳动或表现为工资）要不成为孤立的现象，而成为社会范围的商品生产的决定性前提，从而货币资本要在社会范围内执行我们这里考察的职能G—W，就得先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由于这些过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至于这种结合在分开以前采取什么形式，是劳动者本身作为生产资料属于其他生产资料之列，还是他们自己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和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完全无关的。

　　因此，问题的实质，在这里作为G—W行为的基础的，是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

　　因此，在G—A行为能成为一般社会行为以前，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本的物的部分，就必须已经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立。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²⁵，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以致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为不是为了出售，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生产的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性质。

　　俄国的地主，由于所谓农民解放²⁶，现在用雇佣工人代替从事强制劳动的农奴来经营农业，他们抱怨两件事。第一，抱怨货币资本不足。例如，他们说，在出售农产品以前，必须对雇佣工人支付较大数量的金额，而这时缺少的正是现金这个首要的条件。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必须经常备有专供支付工资用的货币形式的资本。不过，地主们尽可以放心。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那时，产业资本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拥有别人的货币。

　　但是，更典型的是第二种怨言，这就是：即使有了货币，还是不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为俄国的农业劳动者由于农村公社实行土地公有，还没有完全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还不是完全的“自由雇佣工人”。但是，后者的社会规模的存在，却是G—W即货币转化为商品能够表现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G—W…P…W′—G′，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形式，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因此，既然实现G—W…P…W′—G′这一过程的首要前提是雇佣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所以，这个公式已经包含生产资本形式的资本，从而也包含生产资本的循环的形式。

(1) 以下是第VII稿，是1878年7月2日开始写的。
(2) 根据恩格斯1888年4月27日给布·杰维尔的信，图式正确的写法应为W＜APm,目前这样的写法，是由德文第一版以来在排版印刷过程中造成的。——编者注
25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51—887页）。——40。
26 　指俄国1861年农奴制度的改革。19世纪中叶，农奴制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失败后，革命形势发展，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亚历山大二世政府被迫颁布《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该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地主不得买卖或赠送农奴；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进行诉讼和从事工商业；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奴要获得上述自由必须支付高额赎金。这次改革虽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仍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40。

II. 第二阶段 生产资本的职能

　　这里考察的资本循环，是以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流通行为G—W即购买开始的。因此，这个流通必须以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一相反的形态变化W—G即出售来补充。但是，G—W的直接结果，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的流通的中断。通过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消费。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资本家不能再把工人当做商品出售，因为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他的劳动力的使用。另一方面，资本家只能这样来使用劳动力，就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阶段。

　　运动表现为G—W…P，这里的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被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因此，第一阶段，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只是表现为第二阶段即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

　　G—W的前提是：完成这个行为的个人不仅在某一使用形式上支配着价值，而且在货币形式上占有这些价值，他是货币所有者。但是，这种行为正好是要付出货币，他只有在付出货币这一行为本身包含着货币的回流时，才能够仍然是货币所有者。而货币只有经过商品的出售，才会流回到他手里。因此，这种行为的前提是：他是商品生产者。

　　G—A。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活。劳动力的维持，即工人自身的维持，要求每天进行消费。因此，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期付给他一次报酬，使他能够反复进行为维持自身所需的各种购买，反复进行A—G—W或W—G—W行为。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雇佣工人相对立。另一方面，要使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广大的雇佣工人能完成A—G—W行为，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们相对立。因此，这种情况要求产品作为商品的流通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从而商品生产也已经有了广泛的规模。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商品生产普遍化了，它又使社会的分工不断增进，就是说，一个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专门化，互相补充的各个生产过程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因此，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会按相同的规模，和那种用它们作生产资料的商品的生产相分离，于是生产资料会作为商品，和每一个不生产生产资料但为自己的特定的生产过程而购买生产资料的商品生产者自己相对立。生产资料来自那些完全和他的生产部门分离的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作为商品进入他的生产部门，因而是必须购买的。商品生产的物的条件，会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作为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产品，作为商品，和他相对立。资本家也必须以相同的规模作为货币资本家出现，或者说，他的资本必须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规模将会扩大。

　　另一方面，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每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做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¹⁾

　　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册作了详细的阐述。商品生产的每一种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对价值的形成，从而也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起着不同的作用，所以它们作为预付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就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其次，作为生产资本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还有以下的区别：生产资料在它为资本家所有时，即使在生产过程之外，也仍然是他的资本，劳动力却只有在生产过程之内，才是单个资本的存在形式。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么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生产资料本身，只有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够和生产资料相合并时，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物的形态或生产资本。因此，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生产资料才取得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正如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贵金属才获得货币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货币才获得货币资本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一样。

　　生产资本在执行职能时，消耗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使它们转化为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因为劳动力仅仅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发生作用，所以，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所产生的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价值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因而它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一个无须他花费任何等价物的价值。因此，产品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它的价值＝P＋M，等于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P，加上这个生产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M。假定这宗商品是10 000磅纱，生产这些纱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所消耗的劳动力的价值是50镑。纺纱工人在纺纱过程中把通过他们的劳动而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372镑转移到纱上，同时又提供了一个相当于他们消耗的劳动的新价值，比如说，128镑。因此，10 000磅纱是一个500镑价值的承担者。

(1) 以上是第VII稿。以下是第VI稿。

III. 第三阶段 W′—G′

　　商品，作为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资本。如果商品生产在它的整个社会范围内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那么，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的要素，不论它们是生铁，还是布鲁塞尔的花边，是硫酸，还是雪茄烟。至于商品队伍中，由于属性不同，哪一类应升为资本，哪一类应列为普通商品，这个问题不过是烦琐经济学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可笑的难题罢了。

　　资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构成资本的物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必须卖掉，转化为货币，也就是必须经历W—G运动。

　　假定资本家的商品是10 000磅纱。既然在纺纱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创造的新价值是128镑，那么，这些纱就有500镑的价值。这个价值表现在这些纱的同名的价格上。这个价格要通过出售W—G来实现。是什么使一切商品流通的这个简单行为同时成为一种资本职能呢？在这个行为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商品的使用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商品是作为使用物品转到买者手中的；商品的价值也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价值没有发生任何量的变化，仅仅发生了形式变换。这个价值先存在于纱上，现在存在于货币上。因此，在第一阶段G—W和最后阶段W—G之间，出现了一种本质的区别。在前一个阶段上，预付的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借助于流通而转化为各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在后一个阶段上，商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只是由于在它的流通开始以前，它已经现成地从生产过程中取得了资本性质。在纺纱过程中，纺纱工人创造了128镑的纱价值。比如说，其中50镑，只是为资本家在劳动力上的耗费形成一个等价物，78镑（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156%）则形成剩余价值。因此，10 000磅纱的价值，第一，包含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本P的价值，其中不变部分＝372镑，可变部分＝50镑，二者之和＝422镑，＝8 440磅纱。但生产资本P的价值等于W，等于它的形成要素的价值，即在G—W阶段上处于卖者手中与资本家对立的商品的价值。——第二，这些纱的价值，还包含78镑的剩余价值＝1 560磅纱。因此，作为10 000磅纱的价值表现的W＝W＋∆W，W加上W的增殖额（＝78镑），我们把这个增殖额叫做w，因为现在它和原有价值W处在同一个商品形式上。10 000磅纱的价值＝500镑，也就是＝W＋w＝W′。使作为10 000磅纱的价值表现的W变成W′的，不是它的绝对价值量（500镑），因为它的绝对价值量，和作为任何另一个商品量的价值表现的任何另一个W一样，都是由其中对象化的劳动量决定的。使这个W变成W′的，是它的相对价值量，是和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P的价值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这个价值量包含生产它时所消耗的资本价值加上生产资本提供的剩余价值。它的价值大于这个资本价值，多了这个剩余价值w。10 000磅纱是已经增殖，已经添进一个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W′表示一种价值关系，表示商品产品的价值和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的价值的关系，就是说，表示它的价值是由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10 000磅纱是商品资本，是W′，只是因为它是生产资本P的转化形式，因而处在这样一种联系中，这种联系本来只是存在于这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中，或者说，只是对那个已经用自己的资本生产了纱的资本家来说才存在着。可以说，使10 000磅纱这个价值承担者成为商品资本的，不是任何外部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内部的关系。它带着的资本主义的胎痣，不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绝对量中，而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相对量中，即存在于和它所包含的生产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以前原有的价值量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中。因此，如果这10 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那么，这个流通行为，就它本身考察，等于W—G，只是一个同样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但是，同一个行为，作为这个单个资本循环的特殊阶段，就是商品所承担的资本价值422镑＋它所承担的剩余价值78镑的实现，也就是W′—G′，是商品资本由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¹⁾

　　现在，W′的职能是一切商品产品的职能：转化为货币，卖掉，经历流通阶段W—G。只要现在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商品资本的形式，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这个资本既不会作为产品形成要素起作用，也不会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由于资本抛弃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货币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说，由于卖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就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产的规模也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扩大或者缩小。第一册已经指出，一个一定量资本的作用程度，是由生产过程的各种潜能规定的，而这些潜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资本本身的价值量无关的。²⁷这里指出，流通过程推动了和资本的价值量无关的新的潜能，即资本的作用程度的新的潜能，资本的扩张和收缩的新的潜能。

　　商品量W′，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的承担者，还必须全部经历形态变化W′—G′。在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成为决定性的事情。单个商品只是表现为总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500镑的价值存在于10 000磅纱中。如果资本家只能卖掉价值372镑的7 440磅纱，他就只补偿了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即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如果卖掉8 440磅纱，他就只补偿了全部预付资本的价值量。要实现剩余价值，他就必须多卖一些；要实现全部剩余价值78镑（＝1 560磅纱），他就必须把10 000磅纱全部卖掉。因此，他在500镑货币中获得的，只是和他所卖商品相等的价值；他在流通中所做的交易，是简单的W—G。如果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50镑，而是64镑，那么，他的剩余价值就不是78镑，而只是64镑，剥削程度就不是156%，而只是100%；但是，他的纱的价值仍旧不变，只是纱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改变了。流通行为W—G，仍然是10 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

　　W′＝W＋w（＝422镑＋78镑）。——W等于P的价值或生产资本的价值，这又等于在购买生产要素的G—W中预付的G的价值；用我们的例子来说＝422镑。如果商品总量按照它的价值出售，那么，W＝422镑，w＝78镑，即剩余产品1 560磅纱的价值。如果我们把用货币表现的w叫做g，那么，W′—G′＝（W＋w）－（G＋g），因此，G—W… P…W′—G′这一循环，用详细的形式表示，就是G—W…P…（W＋w）－（G＋g）。

　　在第一阶段，资本家从真正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取得了使用物品；在第三阶段，他把商品投回，但只是投回到一个市场，即真正的商品市场。而如果他通过他的商品从市场又取得了比他原来投入的价值更多的价值，那么，这只是因为他投入的商品价值大于他原来取得的商品价值。过去他投入价值G，取得相等的价值W；现在他投入W＋w，取得相等的价值G＋g。——用我们的例子来说，G等于8 440磅纱的价值；但他在市场上投入了10 000磅纱，因此，他投入市场的价值大于他从市场取得的价值。另一方面，他能够把这个已经增大的价值投入市场，只是因为他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剥削劳动力，生产了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一个部分，表现在剩余产品中）。这个商品量，只有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才是商品资本，才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由于W′—G′的完成，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得到了实现。二者的实现，是在商品总量的分批出售或整批出售中同时进行的，表现为W′—G′。但是，这同一个流通行为W′—G′，对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来说是不同的：它对二者来说代表着它们各自流通的不同阶段，代表着它们在流通领域所要经过的形态变化序列中的不同阶段。剩余价值w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是第一次在商品市场上出现，并且以商品形式出现；商品形式是它的第一流通形式，因此，w—g行为，也是它的第一流通行为或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因而还要由相反的流通行为或相反的形态变化g—w来补充。⁽²⁾

　　资本价值W在同一个流通行为W′—G′中完成的流通，却不是这样。这个流通行为，对资本价值来说，是流通行为W—G。这里，W＝P，等于原来预付的G。资本价值作为G，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它的第一流通行为，通过W—G行为回到相同的形式；因此，它已经经过两个互相对立的流通阶段：（1）G—W和（2）W—G，而又处在可以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过程的形式中。对剩余价值来说，是商品形式第一次转化为货币形式，对资本价值来说，则是回到或者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货币资本通过G—W，变为一个价值相等的商品额A和 Pm。这些商品不再执行商品即可售物品的职能。现在，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买者即资本家手中，当做他的生产资本P的价值。而在P的职能中，即生产消费中，它们转化为一种在物质上和生产资料不同的商品，转化为纱，在这种商品中，它们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大了，由422镑增加到500镑。由于这种现实的形态变化，那些在第一阶段G—W上从市场取得的商品，就由这种物质上和价值上都不相同的商品代替了。这种商品现在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必须转化为货币，必须卖掉。因此，生产过程只是表现为资本价值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在这以前，资本价值只经过了流通过程的第一阶段G—W。在W在物质上和价值上发生变化之后，资本价值才经过第二阶段即终结阶段W—G。但是，就资本价值本身来考察，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发生了使用形式的变化。它以前是作为422镑的价值存在于A和Pm中，现在是作为422镑的价值存在于8 440磅纱中。因此，如果我们把资本价值中的剩余价值撇开，只考察资本价值的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那么资本价值所经过的，就是（1）G—W和（2）W—G，在这里，第二个W虽然和第一个W有不同的使用形式，但有相同的价值，所以是G—W—G。这个流通形式，由于商品的方向相反的两次换位，即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和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就必然使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

　　同一个流通行为W′—G′，对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来说，是第二形态变化即终结形态变化，是回到货币形式；而对同时包含在商品资本中并通过商品资本转换成货币形式而一同实现的剩余价值来说，却是第一形态变化，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是W—G，是第一流通阶段。

　　因此，这里要指出两点。第一，资本价值最后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的职能。第二，这种职能包含着剩余价值的第一形式转化，即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因此，在这里，货币形式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原来以货币预付的价值的归形式，就是说，回到过程开始时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来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的价值的第一转化形式。如果构成商品本的商品，像这里假定的那样，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么，＋w就会转化为价值相等的G＋g。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现在以＋g（422镑＋78镑＝500镑）的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资本价值剩余价值现在都是作为货币存在的，因而都处在一般等价物的式中。

　　因此，资本价值在过程终结时，又处在它进入过程时的相同的式中，因而能够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并完成这个过程。正因为这过程的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G），所以，我们把这个循环过程的形式叫做货币资本的循环。在终结时发生变化，不是预付价值的形式，而只是它的量。

　　G＋g不外是一定量的货币额，用我们的例子来说，是500镑。但，作为资本循环的结果，作为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这个货币额包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且它们已经不再像在纱里面那样交织在起，它们现在是并列着的。它们的实现，使它们二者各自取得独立货币形式。这个货币额的211/250是422镑的资本价值，39/250是78镑的余价值。商品资本的实现所引起的这种分离，不仅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它还会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起重要用，这要看g是全部追加到，部分追加到，还是根本不追加到G中，就是说，要看它是否作为预付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继续执行职。g和G所经过的流通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在G′中，资本又回到它原来的形式G，即货币形式；但这是它已作为资本实现的形式。

　　首先，这里有一个数量上的差别。原来是G，是422镑；现在是G′，是500镑，这个差别表现在循环的数量不同的两极G…G′中，循环运动本身只是用虚线…表示。G′＞G，G′－G＝M，即剩余价值。——但是，作为G…G′循环的结果，现在只有G′存在；它是这样一种产物，在这种产物中，它的形成过程已经消失。G′现在是独立存在的，和产生它的运动无关。运动已经完结，代替它的是G′。

　　但是，G′作为G＋g，500镑作为预付资本422镑加上它的增殖额78镑，同时还表示一种质的关系，虽然这种质的关系本身只是作为一个同名总额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即作为量的关系而存在的。预付资本G现在又处于它原来的形式（422镑），但现在是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而存在的。它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作为资本实现了，因为它是作为资本和g（78镑）相区别的，对它来说，g是它的增长额，它的果实，是它自己所生出的增殖额。它作为资本实现，是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已经生出价值的价值而实现的。G′是作为资本关系存在的；G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明显地成了货币资本，它表现为一个已经自行增殖的价值，因而也具有自行增殖即比原有价值生出更多价值的属性。G所以成为资本，是由它对G′的另一个部分的关系决定的，后者是由它生出的，是它作为原因引起的，是它作为根据产生的结果。因此，G′是一个内部分化了的、自身在职能上（概念上）区别开来的、表现着资本关系的价值额。

　　但是，这里表现出的只是结果，而没有表现出造成这个结果的过程的中介。

　　价值的各部分本身是没有质的区别的，除非它们表现为不同物品即具体物的价值，就是说，表现在不同的使用形式上，因而表现为不同商品体的价值——这种区别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作为单纯的价值的各部分而产生的。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因为货正是一切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是由完同名的要素一镑构成的。因为在这个货币额的简单存在上，这个币额借以产生的中介已经消失，因为不同的资本组成部分在生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差别的任何痕迹都已经消失，所以差别仅存在于本金（英文叫principal,＝422镑预付资本）和超额价值额78镑）的概念的形式上。例如，假定G′＝110镑，其中100镑＝本金，10镑＝剩余价值M。这个总额110镑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完全同种，因而在概念上是没有区别的。任何一个10镑，不论是预付本金00镑的1/10，或者是超过这个本金的余额10镑，始终是总额110镑1/11。因此，本金和增长额，资本和剩余额，都可以表现为总额的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10/11是本金或资本，1/11是剩余额。因此，经实现的资本在这里，在过程终结时具有的货币表现，是资本关的没有概念的表现。

　　当然，这也适用于W′（＝W＋w）。但是，有这样一种区别：W′——中的W和w只是同一个同种商品总量的价值的相应部分——表示它的起源P，它是P的直接产物，而G′却是直接由流通产生的形式，和P的直接关系已经消失。

　　只要G′继续能动地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而不是相反地作为经增殖的产业资本的货币表现固定下来，那么，G′在代表G…G′运的结果时所包含的本金和增长额之间的这种没有概念的区别就会即消失。货币资本的循环决不能从G′开始（虽然G′现在是作为G行职能），而只能从G开始；就是说，决不能作为资本关系的表，而只能作为资本价值的预付形式。只要这500镑重新作为资本付出去，以便重新增殖价值，它们就不是复归点，而是出发点。在预付的不是422镑的资本，而是500镑的资本。货币比以前多了，资本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已经消失，就像原来就可以用500镑的总额，而不是用422镑的总额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一样。

　　表现为G′，不是货币资本的能动的职能；相反，货币资本本身表现为G′，是W′的职能。就是在简单商品流通（1）W₁—G和（2）G—W₂中，G也只是在第二个行为G—W₂中才能动地执行职能；它表现为G，只是第一个行为的结果，只是借助这个行为，它才作为W1的转化形式出现。G′所包含的资本关系，即其中作为资本价值的部分和其中作为它的价值增殖额的另一部分的关系，就下面一点来说当然具有职能的意义：在G…G′循环不断反复时，G′分成两个流通，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流通，因而两个部分不仅在量上执行不同的职能，而且在质上执行不同的职能，G执行的职能不同于g。但是，就本身考察，G…G′形式并不包含资本家的消费，而显然只包含价值自行增殖和积累，因为积累首先表现为不断重新预付的货币资本的周期增长。

　　G′＝G＋g，虽然是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但只有它同时才是已经实现的形式的货币资本，是已经生出货币的货币。但是，这里要和第一阶段G—W中的货币资本的职能相区别。在第一阶段中，G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它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只是因为它只有在货币状态中才能够执行货币的职能，才能够转化为作为商品和它相对立的P的要素，即A和Pm。在这个流通行为中，它只是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但是因为这个行为是处于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第一阶段，所以，由于所买商品A和Pm的特殊的使用形式，这个行为同时又是货币资本的职能。相反，由资本价值G和它所产生的剩余价值g构成的G′，却是表现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资本总循环过程的目的和结果，资本总循环过程的职能。G′以货币形式，作为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表现这个结果，并不是由于它是资本的货币形式，是货币资本，相反地，是由于它是货币资本，是货币形式的资本，是由于资本是以这种形式使过程开始的，是以货币形式实行预付的。我们已经知道，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W′的职能，而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至于G′和G的差额，那么，它（g）只是w即W的增殖额的货币形式。G′＝G＋g，仅仅因为W′已经＝W＋w。因此，这个差额以及资本价值和它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在二者转化为G′以前，即转化为一个货币额——在其中，两个价值部分独立地彼此对立，并因而可以用于执行独立的互相区别的职能——以前，已经存在并表现在W′中了。

　　G′只是W′实现的结果。W′和G′二者只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不同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二者都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因为在这里，资本价值本身是和那种与它不同的、由于它而取得的果实即剩余价值一起存在的，虽然这种关系只是表现在一个货币额或一个商品价值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上。但是，作为一个和自己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互相关联而又互相区别的资本的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已经增殖的价值的表现，G′和W′是同一个东西，表现着同一个东西，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它们不是作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互相区别，而是作为货币和商品互相区别。既然它们都代表已经增殖的价值，都代表发挥了资本作用的资本，所以，它们都只是表现生产资本的职能即资本价值借以生出价值的唯一职能的结果。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二者，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都是资本的存在方式。一个是货币形式的资本，另一个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因此，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有职能，只能是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之间的区别。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使人想起它的这种起源，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像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因此，只有在G′本身执行商品资本职能的地方，在它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这个产物的转化形式的地方，就是说，在货币材料本身的生产上，它的奇怪的形式才会消失。例如，金的生产的公式就是：G— W…P…G′（G＋g），在这里，G′是商品产品，因为和在第一个G即货币资本中为金的生产要素预付的金相比，P会提供更多的金。因此，在这里，一个货币额的一部分成了同一货币额的另一部分的母体这样一种G…G′（G＋g）表现的不合理性就消失了。

(1) 以上是第VI稿。以下是第V稿。
(2) 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划分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所说的都是适用的。10 000磅纱含有1 560磅纱（＝78镑）的剩余价值，1磅纱（＝1先令）则含有2.496盎司（＝1.872便士）的剩余价值。
2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96—697页。——48。

IV. 总循环

　　我们已经看到，流通过程在完成第一阶段G—W后，为P所中断，这时，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A和Pm，作为生产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和价值组成部分被消费；这种消费的产物是一个物质上和价值上发生了变化的新商品W′。中断的流通过程G—W，必须以W—G来补充。但是，作为流通的第二阶段即终结阶段的承担者出现的，是一个物质上和价值上与第一个W不同的商品W′。因此，流通序列表现为（1）G—W1；（2）W′₂—G′。在第二阶段上，第一个商品W1在由P的职能引起的中断中，也就是在用W的要素即生产资本P的存在形式进行的W′的生产中，为另一个价值较大和使用形式不同的W′₂所代替。相反，资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表现形式（第一册第四章第1节），G—W—G′（分解为（1）G—W₁；（2）W₁—G′），两次都表示同一个商品。在第一阶段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商品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两个阶段的商品是同一个商品。虽然有这种本质的差别，这两个流通却有共同点：它们都是在第一阶段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支出的货币会在第二阶段再流回来。二者的共同点一方面是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另一方面是流回的货币多于预付的货币。就这一点来说，G—W…W′—G′也已经包含在总公式G—W—G′中了。

　　这里又可以看到：在G—W和W′—G′这两个属于流通的形态变化中，每一次都是同样大的、同时存在的价值互相对立，互相代替。价值变化完全属于形态变化P即生产过程，因此，生产过程和流通的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不同，表现为资本的现实的形态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总运动G—W…P…W′—G′，或它的详细形式G—W…P…W′（W＋w）－G′（G＋g）。在这里，资本表现为这样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形态上。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最后，在终结阶段，它回到总过程开始时它原有的形式。因此，这个总过程是循环过程。

　　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

　　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种类，这些独立的资本种类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置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流阻塞。

　　另一方面，理所当然的是，循环本身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束缚在一定的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当时的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我们的例子中曾假定，生产阶段所生产的商品量的资本价值，和原来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的总额相等，换句话说，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全部资本价值，一起由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知道（第一册第六章），不变资本的一部分，真正的劳动资料（例如机器），是在同一个生产过程的次数多少不等的反复中不断地重新发挥作用的，因而，它的价值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至于这种情况会使资本的循环过程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需要指出下面一点：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资本的价值（＝422镑）只包含厂房、机器等等的平均损耗，因而只包含它们在10 600磅棉花转化为10 000磅纱时转移到后者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即转移到一周60小时纺纱过程的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在372镑预付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中，厂房、机器等等劳动资料，就好像只是按每周支付租金的办法在市场上租进的。但是，这绝对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我们只要把一周生产的10 000磅纱，同若干年内包含的周数相乘，就可以把所购买的并在这个期间消耗掉的劳动资料的全部价值转移到纱上。因此很明显，预付货币资本在能够作为生产资本P执行职能以前，必须先转化为这种资料，因而必须经过第一阶段G—W。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同样很明显，在10 000磅纱纺成以前，在生产过程中并入纱中的422镑资本价值额，不能作为10 000磅纱的价值组成部分进入流通阶段W′—G′。纱在纺成以前是不能出售的。

　　在总公式中，P的产品被看做是一个和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不同的物质的东西，是一个离开生产过程而独立存在的，并且具有和生产要素的使用形式不同的使用形式的物品。只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物品，即使产品的一部分又作为要素进入重新开始的生产，情况也总是这样。例如，谷物作为种子用来生产谷物；但是，产品只是谷物，因而具有和那些一起使用的要素——劳动力、工具、肥料——不同的形态。但是，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客货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

　　亚·楚普罗夫⁽¹⁾关于这一点曾经说过：

　　“工厂主可以首先生产物品，然后寻找消费者。”

　　〔他的产品在作为成品离开生产过程之后，作为和生产过程分离的商品转入流通。〕

　　“因此，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两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的行为。但是，在不创造新产品而只载运旅客和货物的运输业中，这两种行为是合在一起的；服务〔场所的变动〕必须在它被生产的同一瞬间被消费。因此，铁路能够寻找顾客的范围，至多只是沿线两侧50俄里〈53公里〉的地方。”

　　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结果都是客货所处的场所的变动，例如，现在纱不是在产地英国，而是在印度。

　　但是，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本身。它产生的效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旅客和货物是和运输工具一起运行的，而运输工具的运行，它的场所变动，也就是它所进行的生产过程。这种效用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它不是一种和生产过程不同的，只有在生产出来之后才作为交易品执行职能，作为商品来流通的使用物。但是，这种效用的交换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决定的。至于这种效用的消费，它也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样的。如果它是个人消费的，那么，它的价值就和消费一起消失；如果它是生产消费的，从而它本身就是处于运输中的商品的一个生产阶段，那么，它的价值就作为追加价值转移到商品本身中去。因此，运输业的公式应该是G—W…P—G′，因为被支付的和被消费的，是生产过程本身，而不是能和它分离的产品。因此，这个公式和贵金属生产的公式，在形式上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这里，G′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用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并离开生产过程的金或银的实物形式。

　　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且要改变其职能机制来和产业资本相适应，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在它们以其作为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的职能和产业资本并列出现时，也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职能形式由于社会分工而独立化的和片面发展的存在形式。

　　一方面，G…G′循环和一般商品流通交织在一起，从那里出来，又进入那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种循环又成为资本价值特有的独立的运动，这个运动一部分发生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一部分发生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外，但始终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为，第一，它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两个阶段G—W 和W′—G′，作为资本运动的阶段，具有职能上确定的性质；在G—W中，W在物质上被规定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W′—G′中，资本价值＋剩余价值被实现了。第二，生产过程P包含着生产消费。第三，货币回到它的起点，使G…G′运动成了一个以自身作为终结的循环运动。

　　因此，一方面，任何单个资本在它的流通的两个阶段G—W和W′—G′中，都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个能动的因素，它不是作为货币就是作为商品在一般商品流通中执行职能，或者和一般商品流通连在一起，这样，它本身就是商品世界的一般形态变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它又在一般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独立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生产领域形成一个过渡阶段，资本以自己离开起点时的同一形式，回到它的起点。同时，资本还会在自己特有的循环中，即在包含着它在生产过程内的现实形态变化的循环中，变更它的价值量。它不仅是作为货币价值返回的，而且是作为已经增大、已经增长的货币价值返回的。

　　最后，如果我们把G—W…P…W′—G′作为和我们后面将要分析的其他形式并列的一种资本循环过程的特殊形式加以考察，它就有如下几个特征。

　　1. 这种循环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循环，因为产业资本是以它的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总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的。公式本身表明，货币在这里不是作为货币花掉，而只是预付，因而只是资本的货币形式，只是货币资本。它还表明，运动的决定目的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2. 在这个循环中，生产阶段，P的职能，形成了G—W…W′—G′流通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中断，而这个中断又只是简单流通G—W—G′的中介。生产过程在循环过程形式本身中所表现的，在形式上而且明显地就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情况：它只是预付价值增殖的手段，也就是说，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

　　3. 因为这一系列阶段是以G—W开始的，所以流通的第二环节是W′—G′；因此，起点是G，即要增殖价值的货币资本，终点是G′，即价值已经增殖的货币资本G＋g。在这里，G连同它的分蘖g在一起表现为已经实现的资本。这就使G的循环，和其他两个循环，即P和W′的循环区别开来，而且是从两方面来区别的。一方面，是通过两极的货币形式；而货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存在形式，是商品使用价值所有痕迹都已消失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上的产品价值。另一方面，P…P形式却不必变为P…P′（P＋p）；在W′…W′形式上，也完全看不出两极之间的价值差额。——因此，G…G′公式的特征是：一方面，资本价值是它的出发点，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是它的复归点，因而资本价值的预付表现为整个行动的手段，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则表现为整个行动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是表现在货币形式即独立的价值形式上，因此，货币资本也就表现为能够生出货币的货币了。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明显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

　　4. 因为G′，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作为G—W的补充阶段和终结阶段W′—G′的结果，是处于和它开始第一个循环时绝对相同的形式，所以，它一从这个循环出来，就能够作为已经增大（已经积累）的货币资本G′＝G＋g，又开始同样的循环。在G—G′形式中至少没有表现出，g的流通在循环重复时会和G的流通分开。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就它的一次形态，从形式上来考察，只是表现出价值增殖过程和积累过程。在这里，消费只是通过G—W表现为生产消费，而只有这种消费才包含在单个资本的这个循环中。G—A，从工人方面看是A—G或W—G，因而是对工人个人消费起中介作用的流通A—G—W（生活资料）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G—W已不属于单个资本的循环，但它是由这个循环引起的，是这个循环的前提，因为工人要不断作为可供资本家剥削的材料出现在市场上，他首先就得活下去，就得通过个人的消费来维持自己。但是，在这里，把这种消费本身作为前提，只是因为这是资本对劳动力进行生产消费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工人通过他的个人消费，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和再生产。而Pm，进入循环的真正商品，只是生产消费的食物。A—G行为是使工人得以进行个人消费，使生活资料得以转化成他的血肉的中介。当然，资本家为了要起资本家的作用，他也要存在，就是说，也要生活和消费。为了这个目的，他实际上只要像工人一样消费就够了。因此，在流通过程的这个形式上，不需要什么更多的前提。但是，在形式上连这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公式是以G′作为终结的，也就是以这样一个结果为终结的，这个结果能立即再作为已经增大的货币资本执行职能。

　　在W′—G′中直接包含着W′的出售。但是一方的卖，W′—G′，就是另一方的买，G—W。人们购买商品，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以便使它进入消费过程（撇开转卖不说），——要么是个人消费，要么是生产消费，这要看所购物品的性质。但是，这种消费不会进入以W′为产品的单个资本的循环，这个产品正是作为待售的商品，从这个循环中排出去的。这个W′显然是供他人消费的。因此，我们在重商主义¹¹体系（这个体系以G—W…P…W′—G′公式作为基础）的辩护人那里，发现了这样冗长的说教：资本家个人只应该和工人一样消费，资本家国家应该把它们的商品让给其他比较愚昧的国家去消费和进行消费过程，而相反地应该把生产消费当做自己的终生事业。这种说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往往使人想起教父们类似的禁欲戒条。

　　可见，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包含二者在内。因为G—W和W′—G′这两个阶段都是流通行为，所以资本流通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不仅属于流通领域而且属于生产领域的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段落、阶段，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环的。一般商品流通，在第一阶段，使资本取得能够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形态；在第二阶段，使它抛弃它不能重新进行循环的商品职能，同时为它创造一种可能，使它自己特有的资本循环同资本中增加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分离开来。

　　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因为第一阶段是G—W，所以也表明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自商品市场，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货币资本的循环不仅是商品生产；这种循环本身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前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因为属于流通的形式G是预付资本价值的最初的纯粹的形式，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样。

　　只要货币资本的循环始终包含着预付价值的价值增殖，它就始终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表现。在P…P中，资本的货币表现，只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因而只是作为以计算货币表示的价值而出现的，并且是以这种形式登记入账的。

　　只要新出现的资本初次作为货币预付，并以同一形式收回，不论这是发生在产业资本由一个营业部门转移到其他营业部门时，还是发生在产业资本退出营业时，G…G′都成为产业资本循环的特殊形式。这也包括初次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剩余价值的资本职能，在剩余价值不是在产生它的营业部门而是在别的营业部门执行这种职能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了。G…G′可以是一个资本的最初循环；它可以是最终循环；它可以看做是社会总资本的形式；它是新投入的资本的形式，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新积累的资本，还是为了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生产部门而全部转化为货币的旧资本。

　　货币资本作为一切循环始终包含的形式来完成这个循环，正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即可变资本。预付工资的正常形式是支付货币；这个过程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就进行一次，因为工人是挣一文吃一文的。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工人相对立。在这里，不能像生产资料的购买或所生产商品的出售那样直接或间接地互相抵账（如果这样，货币资本的较大的数量实际上只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货币只以计算货币的形式出现，最后只是为了平衡差额，才以现金出现）。另一方面，由可变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资本家花费在私人消费上，这属于零售商业。不管怎样迂回曲折，这一部分总是以现金，以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花费的。不管剩余价值的这个部分多大，情况都是一样。可变资本不断地重新表现为用在工资上的货币资本（G—A），而g则表现为满足资本家的私人需要而花费的剩余价值。因此，作为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G和作为它的增殖额的g，都必须保持货币形式，以便以这个形式花费。

　　以G′＝G＋g为结果的公式G—W…P…W′—G′，在形式上具有欺骗性，带有一种虚幻的性质，这是由预付的价值和增殖的价值都以货币这个等价形式存在而产生的。这个公式强调的不是价值的增殖，而是这个过程的货币形式，强调的是最终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形式的价值，大于原来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形式的价值，也就是说，强调的是资本家所有的金银数量的增加。所谓货币主义²⁸，不过是G—W—G′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的表现，不过是这样一个运动的表现，这个运动仅仅在流通中进行，因此只能这样来说明这两个行为（1）G—W（2）W—G′：W在第二个行为中是高于它的价值出售的，因此，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在购买时投入流通的货币。但是，把G—W…P…W′—G′肯定为唯一的形式，它就成了更为发展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基础，因为在重商主义体系那里，不仅商品流通，而且商品生产，也表现为必要的要素。

　　只要把G—W…P…W′—G′肯定为一次性的形式而不是流动的，不断更新的形式；从而只要把这种形式不是当做循环形式的一种，而是当做唯一的循环形式，它的虚幻的性质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虚幻的解释就会存在。但是，它本身已经指出其他的形式。

　　第一，整个这一循环是以生产过程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为前提的，因而是以这个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特殊的社会状态为基础的。G—W＝G—W；但G—A要以雇佣工人为前提，因而要以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为前提，因而要以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为前提，即要以已经作为资本职能的生产过程为前提。

　　第二，如果G…G′反复进行，那么货币形式的复归，就和第一阶段的货币形式一样，是转瞬即逝的。G—W消失，让位给P。货币的不断反复预付，和这种预付作为货币不断复归一样，本身都表现为只是循环中转瞬即逝的要素。

　　第三，

　　当循环第二次进行时，在G的第二次循环完成以前，P…W′—G′.G—W…P循环就已经出现；这样一来，此后的一切循环都可以看做是以P…W′—G—W…P形式进行的，因而G—W作为第一次循环的第一阶段，只是生产资本不断反复的循环的转瞬即逝的准备，在产业资本第一次以货币资本形式投入时，实际上情况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在P的第二次循环完成以前，第一次W′—G′. G—W…P…W′（简称W′…W′）循环，即商品资本的循环，已经完成了。因此，第一个形式已经包含着其他两个形式；因而，货币形式也就会消失，如果它不是单纯的价值表现，而是等价形式上即货币上的价值表现。

　　最后，如果我们考察一个新出现的，第一次完成G—W…P…W′—G′循环的单个资本，那么，G—W就是这个单个资本所经过的第一次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先行阶段。因此，G—W这个阶段并不是作为前提存在，相反地，却是生产过程所引起或决定的。但是，这只适用于这个单个资本。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前提存在，也就是说，处在由资本主义生产决定的社会状态中，那么，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就是货币资本的循环。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早已作为前提存在的，如果这不是在新投入的产业资本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循环内，那么，就是在这个循环以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常存在要以不断更新的P…P循环为前提。在第一阶段G— W，这个前提本身就已经出现，因为一方面它要以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的买者来说的第一阶段G—W，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卖者来说的W′—G′，也就是说，在W′中包含的前提是商品资本，从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的商品本身，从而也是生产资本的职能。

(1) 亚·楚普罗夫《铁路业务》1875年莫斯科版第69—70页。
28 　货币主义或货币体系（Monetarsystem）是重商主义（见注11）的早期形式。——72。

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P…W′—G′—W…P。这个循环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产，或者说，表示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增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它不仅表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它表示，处在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因此，过程的重新开始，已由起点本身规定了。W′的一部分（在某些场合，在产业资本的某些投资部门内）可以直接再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把它当做商品生产出来的同一劳动过程；这样，它的价值就不用转化为实在货币或货币符号，或者它的价值的转化只是取得计算货币这种独立表现。这部分价值不进入流通。这样，有的价值不进入流通过程，但进入生产过程。W′中被资本家作为剩余产品部分以实物形式消耗的那一部分，也是这样。不过，这种情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并不重要，最多在农业上值得注意。

　　在这个形式上，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在第一种形式G…G′中，生产过程，即P的职能，使货币资本的流通中断，只是表现为G—W和W′—G′这两个阶段之间的中介；而在这里，产业资本的总流通过程，它在流通阶段的全部运动，只是作为始极使循环开始的生产资本，和作为终极以同一形式即以循环重新开始的形式使循环结束的生产资本这二者之间的中断，从而只是二者之间的中介。真正的流通，只是表现为周期更新的和通过更新而连续进行的再生产的中介。

　　第二，总流通表现的形式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的形式相反。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撇开价值规定不说，总流通的形式是G—W—G（G—W. W—G）；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同样撇开价值规定不说，总流通的形式却是W—G—W（W—G. G—W），所以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形式。

I. 简单再生产

　　我们首先考察P…P二极之间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过程：W′—G′—W。

　　这个流通的起点是商品资本W′＝W＋w＝P＋w。商品资本的职能W′—G′（这既是商品资本中包含的资本价值＝P的实现，也是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实现，P在这里就是商品组成部分W，剩余价值就是同一商品量中价值等于w的那一组成部分），已经在循环的第一种形式中考察过了。但是在那里，它形成被中断的流通的第二阶段和整个循环的结束阶段。在这里，它形成循环的第二阶段，但又形成流通的第一阶段。第一次循环以G′告终；因为G′和原来的G一样，可以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所以包含在G′中的G和g（剩余价值）是继续在同一条轨道上运行，还是走上不同的轨道，起初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假如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一次循环怎样更新，那就有必要来研究这个问题了。但是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这一点是必须确定的，因为它的第一次循环的性质就要取决于这一点，而且在这个循环中，W′—G′表现为流通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要由G—W来补足。这个公式代表简单再生产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取决于这一点是怎样确定的。因此，循环的性质随着这种确定而变化。

　　现在，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里，和在第一章一样，假定一切条件不变，又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的。根据这些假定，全部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商品资本W′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总额中代表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就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继续流通；另一部分，即已经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则进入一般的商品流通，这是以资本家为起点的货币流通，不过是在他的单个资本的流通之外进行的。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商品资本W′是10 000磅纱，价值500镑。其中422镑是生产资本的价值，它作为8 440磅纱的货币形式，使那个由W′开始的资本流通继续进行下去；78镑的剩余价值，即商品产品的超额部分1 560磅纱的货币形式，则退出这个流通，而在一般商品流通内走一条分离的轨道。

　　g—w是一系列用货币进行的购买。资本家或是用这个货币购买真正的商品，或是用来支付他自己的尊体或家庭的服务费用。这种购买是分散的，是在不同期间进行的。因此，这种货币暂时采取专供日常消费之用的货币储备或贮藏货币的形式，因为流通中断的货币就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这种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包含货币暂时充当贮藏货币的形式——不进入货币形式G上的资本的流通。这种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

　　我们曾经假定，预付的总资本总是全部由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在这里，我们也假定，P的商品产品代表生产资本P的总价值422镑＋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78镑。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考察的是一种可分离的商品产品，按照我们的例子，剩余价值以1 560磅纱的形式存在；以一磅纱作单位计算，就是以2.496盎司纱的形式存在。相反，如果商品产品比如说是一台价值500镑并具有同样价值构成的机器，那么，虽然这台机器的价值的一部分＝78镑是剩余价值，但是这78镑只存在于总机器中；它不可能分成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除非把机器敲碎，而这样就连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把它的价值也毁掉了。因此，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只能观念地用商品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表示，而不像每一磅纱都是10 000磅纱的可分离的独立的商品要素那样，表现为商品W′的互相独立的要素。在机器的场合，总商品，商品资本，机器必须全部卖出，g才能进入它的特殊流通。在纱的场合，只要资本家卖出8 440磅纱，其余1 560磅纱的出售就以w（1 560磅纱）—g（78镑）—w（消费品）的形式，表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完全分离的流通。但是产品10 000磅纱的每一部分的价值要素，可以像表现在总产品上那样，表现在产品的各个部分上。10 000磅纱可以分为：不变资本价值（c），纱7 440磅，价值372镑；可变资本价值（v），纱1 000磅，价值50镑；剩余价值（m），纱1 560磅，价值78镑。同样，每一磅纱也可以分为：c＝纱11.904盎司，价值8.928便士；v＝纱1.600盎司，价值1.200便士；m＝纱2.496盎司，价值1.872便士。资本家也可以在10 000磅纱的逐次出售中，逐次消费包含在逐个部分中的剩余价值要素，并由此逐次实现c＋v之和。但是，这种做法的前提归根到底是要把10 000磅纱全部卖出，从而要由8 440磅纱的出售来补偿c＋v的价值（第一册第七章第2节）。

　　不管怎样，W′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通过W′—G′总会分开，分成不同的货币额；在这两种场合，G和g实际都是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个价值原来在W′中只是具有商品价格这种独特的仅仅观念上的表现。

　　w—g—w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它的第一阶段w—g包含在商品资本的流通W′—G′中，从而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相反，它的补足阶段g—w却在这个循环之外，成为同这一循环相分离的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W和w即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流通，在W′转化为G′之后分开了。由此可见：

　　第一，当商品资本由W′—G′＝W′—（G＋g）而实现时，在W′—G′中还是共同进行并由同一商品量承担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运动，就变成可以分离的运动，因为现在二者都是货币额，具有独立的形式。

　　第二，如果发生这种分离，就是说g作为资本家的收入花掉，而G作为资本价值的职能形式继续沿着它的由循环决定的轨道运行，那么，第一个行为W′—G′和相继发生的行为G—W和g—w联系起来看，就可以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流通：W—G—W和w—g—w；就一般形式来说，这两个流通序列都属于普通商品流通。

　　此外，就不可分割的具有连续性的商品体来说，它的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观念地分割开来的。以伦敦的建筑业为例，这种营业大部分依靠信用经营，建筑业主依照房屋建造的各个阶段取得垫款。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是整座房屋，而只是将要建成的房屋的一个现实存在的部分。因此，不管这个部分多么现实，也只是整座房屋的一个观念上的部分。但是，作为取得追加垫款的保证，它已经是足够现实的了。（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后面的第十二章⁽¹⁾。）

　　第三，如果在W和G中还是共同进行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运动，只是部分地分离（以致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作为收入花掉），或者根本不分离，那么，资本价值本身还在它的循环中，还在它的循环完成以前就发生一种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资本的价值等于422镑。假定这个资本以480镑或500镑继续通过G—W，它就作为一个比原来价值增长58镑或78镑的价值，通过循环的后面各个阶段。这种变化同时还可能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结合在一起。——

　　W′—G′，在循环I（G…G′）中是流通的第二阶段和这个循环的终结阶段；在现在这个循环中，却是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和商品流通的第一阶段。因此，从流通来看，它必须用G′—W′来补足。但是，W′—G′不仅发生在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是P执行职能，是第一阶段）之后，而且是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商品产品W′也已经实现。因此，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体现了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商品产品的实现，都是以W′—G′结束的。

　　我们已经假定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假定g—w和G—W完全分开。由于w—g—w和W—G—W这两个流通就一般形式来说都属于商品流通的范围（因此，也没有表示出两极之间的价值差别），所以很容易像庸俗经济学那样，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看做单纯的商品生产，看做用于某种消费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而资本家生产这些商品，照庸俗经济学的错误论断，不过是为了用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商品来代替或者交换这些商品。

　　W′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而全部过程的目的，发财致富（价值增殖），决不排斥资本家的消费量随着剩余价值量（从而也随着资本量）而增大，倒是正好包含这种增大。

　　实际上，在资本家的收入的流通中，生产出的商品w（或商品产品W′中在观念上相当于w的部分）的作用不过是使收入先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一系列可供私人消费的其他商品。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忽略这件小事：w是资本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的一个商品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化身，因此，它原来就是作为商品资本W′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场的。所以，这个w本身按它的存在来说，就和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联结在一起。循环一旦停顿或受到某种干扰，那时不仅w的消费，而且一系列用来代替w的商品的销售，都会受到限制，甚至完全停止。当W′—G′不能完成或者W′中只有一部分能卖出时，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讲过，w—g—w，作为资本家的收入的流通，只有在w是W′这个处于商品资本职能形式的资本的一个价值部分的时候，才进入资本的流通；但是，收入的流通一旦通过g—w，用完整的形式来说就是通过w—g—w而独立出来，就不会进入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的运动，虽然它是从这种运动中出来的。它和这种运动联系起来，是由于资本的存在以资本家的存在为前提，而资本家的存在又以他消费剩余价值为条件。

　　在一般流通中，W′（例如纱）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但是作为资本流通的要素，它是执行商品资本——资本价值交替采取和抛弃的一种形态——的职能。纱卖给商人以后，就离开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资本的循环过程，尽管如此，它还是作为商品继续处在一般流通的范围内。同一个商品量在继续流通，虽然这个流通不再是纺纱厂主的资本的独立循环中的要素。因此，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量的现实的最终的形态变化，W—G，商品量的最后进入消费，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同这个商品量作为资本家的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完全分离开来。在资本流通中完成的同一个形态变化，还要在一般流通的领域内继续完成。

　　如果纱再进入另一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一般的流通既包括社会资本各个不同独立部分的循环的互相交错，即各个单个资本的总体，也包括那些不作为资本投入市场而进入个人消费的价值的流通。

　　作为一般流通的一个部分的资本循环和作为一个独立循环的环节的资本循环之间的关系，以后在我们考察G′＝G＋g的流通时就可以看到。G，作为货币资本，使资本循环继续进行。g，作为收入花掉（g—w），则进入一般流通，而退出资本循环。只有执行追加货币资本职能的那一部分，才进入资本循环。在w—g—w中，货币只执行铸币的职能；这个流通的目的是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庸俗经济学把不进入资本循环的流通，即价值产品中作为收入消费的那个部分的流通，说成是资本特有的循环，这就典型地说明他们是多么痴呆。

　　在第二阶段G—W中，资本价值G＝P（即在这里开始了产业资本循环的生产资本的价值）又出现了，不过已经和剩余价值分离，因此，它的价值量也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第一阶段G—W中一样大。尽管位置不同了，但现在由商品资本转化成的货币资本的职能还是一样：转化为Pm和A，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可见，资本价值在商品资本的职能W′—G′中，和w—g同时经过W—G阶段，然后出现在补足的阶段G—W中；因此，它的总流通是W—G—W。

　　第一，在形式（IG…G′循环）中，货币资本G以资本价值预付时的原有形式出现；在这里，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在第一流通阶段W′—G′中转化成的货币额的一部分，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表示，生产资本P已通过商品产品的出售转化成货币形式。在这里，货币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和结束形式而存在，因为只有再抛弃货币形式，那个使W—G阶段结束的G—W阶段才能够完成。因此，G—W中那个同时又是G—A的部分，现在也不再表现为购买劳动力时的单纯的货币预付，而是表现为这样一种预付：把劳动力创造的商品价值中的一部分，价值50镑的1 000磅纱，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劳动力。这里预付给工人的货币，只是工人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转化成的等价形式。因此，G—W行为，就它是G—A行为来说，已经不仅是用使用形式的商品代替货币形式的商品，而且包含其他一些与一般商品流通本身无关的因素。

　　G′表现为W′的转化形式，W′本身又是P即生产过程过去执行的职能的产物；因此，货币总额G′是过去劳动的货币表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纺纱过程的产物10 000磅纱＝500镑；其中7 440磅纱＝预付的不变资本c＝372镑；1 000磅纱＝预付的可变资本v＝50镑；1 560磅纱＝剩余价值m＝78镑。假定G′中只有原有的资本422镑重新预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么下周在G—A中预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本周生产的10 000磅纱的一部分（1 000磅纱的货币价值）。货币，作为W—G的结果，总是过去劳动的表现。如果补足的行为G—W立即在商品市场上完成，G和市场上现存的商品相交换，那仍然是过去劳动由一种形式（货币）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商品）。但是从时间上说，G—W和W—G是不同的。这两种行为，在例外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发生。例如，完成G—W的资本家和把这一行为作为W—G来完成的资本家，同时互相交付商品，而G只是用来平衡差额时，情形就是这样。W—G和G—W的实现在时间上可以有相当显著的差异。虽然G作为W—G行为的结果，是代表过去劳动，但是对于G—W行为来说，G可以代表在市场上还根本没有出现，将来才会出现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因为G—W要到W重新生产出来以后才进行。G还可以代表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和以G为货币表现的W是同时生产出来的。例如，在G—W交换（购买生产资料）中，煤炭在开采出来之前，就可以被买去。在g不是作为收入花掉而是作为货币积累时，它可以代表要在明年才生产出来的棉花。在资本家花费他的收入即g—w时，也有这种情形。50镑工资A也是这样；这个货币不仅是工人过去劳动的货币形式，同时还是取得正在实现的同时劳动或将来实现的未来劳动的凭证。工人可以用这个货币购买一件要到下周才制成的上衣。一生产出来要马上消费才不致坏掉的大多数必要生活资料，特别是这样。因此，工人在作为工资付给他的货币上得到的，是他自己的或其他工人的未来劳动的转化形式。资本家用工人过去劳动的一部分，作为工人取得自己未来劳动的凭证付给工人。工人自己的同时劳动或未来劳动，形成还不存在的储备，对工人过去劳动就是用这种储备支付的。在这里，储备形成的概念完全消失了。

　　第二，在W—G—W流通中，同一个货币两次变换位置；资本家先作为卖者得到货币，然后再作为买者付出货币；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只是为了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形式；因此，资本的货币形式，它作为货币资本的存在，在这种运动中，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因素；或者说，只要运动是通畅的，货币资本充当购买手段时就只表现为流通手段；在资本家互相购买，因而只须结清支付差额时，它才表现为真正的支付手段。

　　第三，货币资本不论是充当单纯的流通手段，还是充当支付手段，它的职能只是充当中介，使A和Pm来代替W，也就是使纱的各种生产要素来代替纱这种由生产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产品（除掉用做收入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价值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这个商品的各种形成要素；因此，归根到底，货币资本的职能只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

　　循环要正常进行，W′就必须按它的价值全部卖掉。其次，W—G—W不仅是一种商品由另一种商品代替，而且是按同一价值比例来代替。我们假定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是会变动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因此，价值比例的不断变动，正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现象。关于生产要素的价值变动，我们以后⁽²⁾再论述，这里只是提一下。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P转化为W′，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W′再转化为P，则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这种再转化是以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为中介的。但它的内容是作为整体来看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W—G—W，作为资本的流通形式，包含一种职能上确定的物质变换。其次，W—G—W这样一个交换，要求W和商品量W′的各种生产要素相等，并要求这些生产要素互相之间维持原有的价值比例；这就是假定，商品不仅按照它们的价值购买，而且在循环中不发生价值变动；不然的话，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

　　在G…G′中，G是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资本价值抛弃这种形式，是为了再取得这种形式。在P…W′—G′—W…P中，G只是在过程中取得的形式，还在过程中就又被抛弃。货币形式在这里只表现为资本的转瞬即逝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作为W′的资本，渴望取得这种形式，而作为G′的资本，一蛹化为这种形式就渴望放弃它，以便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资本只要停留在货币形态上，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从而不增殖价值；这个资本就闲置起来。在这里，G是起流通手段的作用，但是，它是起资本的流通手段的作用。⁽³⁾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在它的循环的第一种形式（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的独立性这种外观，在这第二种形式中消失了，因此，这第二种形式就是对形式I的批判，并且把它归结为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如果第二形态变化G—W遇到障碍（例如市场上缺乏生产资料），循环，再生产过程的流，就会中断，这和资本凝结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情形一样。但有一个区别：资本在货币形式上，比在易逝的商品形式上，能坚持较长的时间。资本如果不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它仍然可以是货币；但资本如果过久地停留在商品资本的职能上，它就不再成为商品，甚至不再成为使用价值。其次，资本在货币形式上能够不采取它原有的生产资本的形式，而采取另一种形式，但作为W′，则根本不能离开原位。

　　W′—G′—W只是对W′来说，就它的形式来看，包含作为它的再生产的要素的各种流通行为；但是，要完成W′—G′—W，就要有W′所要转化成的W的现实的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又要以W′所代表的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之外进行的一些再生产过程为条件。——

　　在形式I中，G—W只是准备了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第一个转化；在形式II中，它准备了由商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再转化；也就是说，只要产业资本的投资不变，就是准备了商品资本到把它生产出来的各种相同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因此，它在这里和在形式I中一样，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不过，它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复归，生产过程的更新，从而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先导，也就是反复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

　　这里要再次指出，G—A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购买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商品A，同样，G—Pm只是为实现这个目的在物质上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续。

　　G—W完成时，G再转化为生产资本P，循环又重新开始。因此，P…W′—G′—W…P的详细形式是：

　　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为生产商品而购买商品。只有消费是这种生产消费，它才进入资本本身的循环；而这种消费的条件是，通过这样消费掉的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这和以维持生产者的生存为目的的生产，甚至商品生产，是很不相同的。这样一种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决定的用商品代替商品，和本来的产品交换（只是以货币为中介）完全不同。可是，经济学家们竟以此证明生产过剩是没有可能的。

　　除了转化为A和Pm的G的生产消费，循环还包含第一个环节G—A。这个环节对于工人来说，就是A—G＝W—G。在A—G—W这一包含工人消费在内的工人的流通中，只有作为G—A结果的第一个环节进入资本的循环。第二个行为G—W不进入单个资本的流通，虽然它是从单个资本的流通中出来的。不过，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是必要的，因此，以G—W为中介的工人的消费，也是必要的。

　　要使资本价值的循环继续下去，要使资本家消费剩余价值，W′—G′行为所要求的只是W′转化为货币，被卖掉。当然，W′被购买，只是因为这种物品是一种使用价值，可供某种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W′继续流通，比如在购买纱的商人手中继续流通，那对于把纱生产出来并卖给商人的单个资本的循环的继续进行，起初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整个过程继续进行，与此同时，由此决定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也继续进行。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

　　W′一旦卖出，转化为货币，就可以再转化为劳动过程的从而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W′是由最后的消费者购买，还是由想转卖的商人购买，这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了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生产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例如，纱一旦卖出，不论卖出的纱起初变成什么，纱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便可以重新开始。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如果这种过程扩大了——这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的扩大——，那么随着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工人的个人消费（需求）也可能扩大，因为这个过程是以生产消费为先导和中介的。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

　　G要完成它作为货币资本，作为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就要转化为商品Pm和A。如果这些商品要在不同的时期购买或支付，因而G—W是代表一系列相继进行的购买和支付，那么，当G的一部分完成G—W行为时，它的另一个部分就停留在货币状态中，只是到由过程本身的条件所规定的时期才用于完成那些同时进行或相继进行的G—W行为。G的这个部分暂时从流通退出，只是为了到一定的时候发生作用，执行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贮存本身就是一种由它的流通并且为了流通而规定的职能；它作为购买基金和支付基金的存在，它的运动的中止，它的流通中断状态，就是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借以执行货币的一种职能的状态。它是作为货币资本，因为这里暂时处于静止状态的货币本身，就是货币资本G（G′－g＝G）的一部分，是商品资本中同作为循环起点的生产资本价值P相等的那部分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切从流通退出的货币，都是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的贮藏形式在这里成了货币资本的职能，正如在G—W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货币资本的职能一样，这是因为资本价值在这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货币状态在这里是由循环的联系所规定的、产业资本在它的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状态。但在这里，同时再一次证明了，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除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些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们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

　　G′表现为g对G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关系，直接地说，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商品资本W′的职能；商品资本W′本身，作为w和W的关系，又只是表示生产过程的结果，只是表示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自行增殖的结果。

　　如果流通过程的继续进行遇到障碍，G由于市场状况等等这类外部情况而不得不中止它的G—W职能，因而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停留在货币状态中，这时货币便又处于贮藏货币状态。这种贮藏货币状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当由W—G到G—W的转变因外部情况而发生中断时也会发生。这是非自愿的货币贮藏。因此在我们考察的场合，货币具有闲置的、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过，我们现在不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在两种场合，货币资本停留在货币状态中，都是运动中断的结果，不管这种运动中断是合乎目的的还是违反目的的，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是与职能相适应的还是与职能相违背的。

(1) 见本卷第260—261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316—325页。——编者注
(3)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这里有一个注：“驳图克”。马克思批判图克的内容见《资本论》第3卷第23章《利息和企业主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15—439页）。——编者注

II. 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生产过程可能扩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技术上规定的，因此，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也就是积累到）它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的规模，即能进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的规模。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凝结为贮藏货币，并在这一形式上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所以是潜在的⁽¹⁾，因为在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可见，在这里，货币贮藏表现为一种包含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它发生，但同时又和它有本质区别的要素。因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成并不使再生产过程本身扩大。正好相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这里形成，倒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者不能直接扩大他的生产的规模。如果他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一个把新的金或银投入流通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或者——结果是一样的——卖给一个用一部分本国剩余产品从外国换进追加的金或银的商人，那么，他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就在本国金或银的贮藏中形成一个增长额。在所有其他场合，例如，原来在买者手中充当流通手段的78镑，现在在资本家手中则只是取得贮藏货币的形式；就是说，只是本国的金或银的贮藏在分配上发生了变化。

　　如果货币在我们这个资本家的交易中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就是商品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时期才由买者支付），那么，要资本化的剩余产品就不转化为货币，而转化为债权，也就是对买者或许已经到手或许可望到手的等价物的所有权证书。这个货币和投在有息证券等等上面的货币一样，不进入循环的再生产过程，虽然它可以进入其他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

　　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是由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决定的，就是说，首先是由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其次（参看第一册第二十二章）是由资本的生产，即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决定的。积累或规模扩大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从而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是资本家的个人目的，并且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中，但是后来，如第一册指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都成为一种必要。他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不过以前已经说明的问题，我们不再重复。

　　我们先考察简单再生产，假定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实际上，剩余价值在正常情况下总要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一部分则资本化，至于一定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否有时全部消费掉，有时全部资本化，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从运动的平均情况——总公式也只能代表这个平均情况——来看，这两种情形都会发生。为了不使公式复杂化，最好还是假定剩余价值全部积累起来。公式P…W′—G′—W′…P′表示：按更大的规模，以更大的价值被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本，并且又作为已经增大的生产资本，开始它的第二次循环，或者说，更新它的第一次循环。一旦这第二次循环开始，P就又成为起点；不过，这个P，和第一个P相比，已经是一个更大的生产资本。正如在G…G′公式中当G′开始第二次循环时，G′是作为G，作为一定量的预付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它和用来开始第一次循环的货币资本相比，是一个更大的货币资本，但是，一旦它作为预付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它由剩余价值资本化而增大的一切关系便都消失了。这个起源在它用来开始循环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中消失了。一旦P′作为一个新循环的起点执行职能，情形也是这样。

　　我们拿P…P′和G…G′即第一种循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的含义完全不同。G…G′作为一个孤立的循环来看，不过表示：货币资本（即作为货币资本进行循环的产业资本）G是会生出货币的货币，会生出价值的价值，它会生出剩余价值。而在P的循环中，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在第一阶段即生产过程结束时已经完成，在第二阶段（流通的第一阶段）W′—G′完成之后，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就已经作为实现了的货币资本，作为G′存在了，而G′在第一种循环中是作为终极出现的。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在前面考察的P…P形式（参看第47页的详细公式⁽²⁾）中，由w—g—w表示出来，w—g—w的第二阶段不属于资本流通，而表示作为收入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在全部运动由P…P表示，因而两极之间不存在价值差额的这个形式中，预付价值的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和在G…G′中一样被表示出来的；不过，W′—G′行为在G…G′中是表现为最终阶段，在P…P中则表现为循环的第二阶段，流通的第一阶段。

　　在P…P′中，P′所表示的，不是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已经资本化，就是说，资本已经积累，因此，P′和P不同，它是由原有的资本价值加上在这个资本价值的运动中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价值构成的。

　　作为G…G′的单纯终结的G′，以及在这一切循环中出现的W′，就其自身来看，不是表现运动，而是表现运动的结果，即以商品形式或货币形式实现的资本价值的增殖，因而是把资本价值表现为G＋g或W＋w，表现为资本价值和它的幼仔剩余价值的关系。G′以及W′把这个结果表现为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不同的流通形式。但是不论在W′形式上，还是在G′形式上，所发生的价值增殖本身，既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也不是商品资本的职能。作为与产业资本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的特殊形式或存在方式，货币资本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商品资本只能完成商品的职能，二者的区别只是货币和商品的区别。同样，生产资本形式的产业资本，也和任何别一种形成产品的劳动过程一样，只能由这样的要素构成：一方面是物的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生产地（有目的地）发挥作用的劳动力。产业资本在生产领域只能存在于和一般生产过程，从而也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相适应的构成中，同样，它在流通领域也只能存在于两种和流通领域相适应的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中。但是，由于劳动力是他人的劳动力，资本家要从劳动力所有者那里购买劳动力，就像要从其他商品所有者那里购买生产资料完全一样，所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总和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生产资本，因而生产过程本身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生产职能，同样，货币和商品也表现为同一产业资本的流通形式，因而，它们的职能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流通职能，这些职能或者是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或者是从生产资本的职能产生。在这里，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所以同时又是货币资本的职能和商品资本的职能，只是由于它们作为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不同阶段上所要完成的职能的形式是互相联系的。因此，企图从货币和商品的资本性质得出表明货币所以是货币，商品所以是商品的特征的那些特有属性和职能，是错误的；反过来，企图从生产资本采取的生产资料这一存在方式得出生产资本的属性，同样是错误的。

　　一旦G′或W′作为G＋g或W＋w固定下来，即作为资本价值和它的分蘖剩余价值的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关系就会在两种形式上表示出来，一次是在货币形式上，一次是在商品形式上，不过这不会使问题本身发生改变。因此，这种关系既不是来源于货币本身所有的属性和职能，也不是来源于商品本身所有的属性和职能。在这两个场合，表明资本特征的属性，即资本是生出价值的价值，只表现为结果。W′始终是P的职能的产物，G′始终只是W′在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转化形式。因此，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只要重新开始执行它作为货币资本的特殊职能，就不再表现那种包含在G′＝G＋g中的资本关系。当G…G′已经完成，G′重新开始循环时，G′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即使全部资本化了，G′也不是作为G′，而是作为G出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第一次循环是用422镑的货币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则用500镑开始。开始第二次循环的货币资本比从前增大78镑；这种区别是在一次循环和另一次循环相比较时才存在的；但是，这种比较在任何一次循环内部都是不存在的。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500镑，虽然其中有78镑以前是剩余价值，但是所起的作用同另外一个资本家用来开始第一次循环的500镑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本的循环也是这样。已经增大的P′在重新开始时是作为P出现，和简单再生产P…P中的P没有什么两样。

　　在G′—W′阶段上，已经增大的量只是由W′表示出来，而不是由A′和Pm′表示出来。因为W是A和Pm之和，所以W′已经表示出，其中包含的A和Pm之和大于原来的P。其次，如果使用A′和Pm′这样的符号，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增大时，资本的价值构成也会发生变化，随着这种变化，Pm的价值增大，A的价值总是相对地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地减少。

(1) “latent”（潜在）一词，是从潜热这个物理学概念借用来的。这个概念现在差不多已为能量转化理论代替了。因此，马克思在第三篇（晚些时候的文稿）中采用了“potentiell”（可能的）这个从“potentielle Energie”（位能）这一概念中借用来的名词；或者仿效达兰贝尔的“virtuelle Geschwindigkeit”（虚速度），称做“virtuelles Kapital”。——弗·恩·
(2) 见本卷第87页。——编者注

III.货币积累

　　g这个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能否立即再加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从而和资本G一起，形成G′量而进入循环过程，这要取决于一些和g的单纯存在无关的情况。如果g作为货币资本投入与第一个企业并存的另一个独立的企业，那很明显，它只有达到这个企业所需要的最低限量时，才能用于这个企业。如果它是用来扩大原有的企业，P的各种物质要素的比例和它们的价值比例，也要求g具有一定的最低限量。在这个企业中所使用的一切生产资料，不仅互相间有质的关系，而且有一定的量的关系，一种比例量。加入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的这些物质比例，以及它们所承担的价值比例，规定了一个最低限量，g必须达到这个最低限量，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增长部分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者只转化为前者。可见，纺纱业者不同时购置相应数量的梳棉机和粗纺机，就不能增加纱锭的数目，且不说企业的这种扩大还要求增加棉花和工资的支出。因此，要实行企业的这种扩大，剩余价值必须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额（通常是每新安装一个纱锭按一镑计算）。在g没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以前，资本的循环必须多次反复，直到由资本逐次生产出的g的总额能够和G合在一起执行职能，就是说，在G′—W′中执行职能。哪怕发生细小的变化，例如在纺纱机上发生使这种机器的效率更高的细小变化，就会需要有更多的支出用于纺纱材料，增加粗纺机，等等。因此，g就在这个间歇期间积累起来，这种积累，不是g本身的职能，而是P…P反复进行的结果。g本身的职能是停留在货币状态中，直到它由价值增殖的反复循环即由外部得到充分的追加，达到它为了能动地执行职能而必须具有的最低限量。g只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才能实际作为货币资本，在这里就是作为正在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G的积累部分，同G一道执行职能。在这个间歇期间，它积累着，只是存在于一个正在形成、正在增长的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积累，货币贮藏，在这里表现为随着现实积累即产业资本作用规模的扩大而暂时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以是暂时发生的，是因为贮藏货币只要停留在贮藏状态中，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不参加价值增殖过程，它仍然是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所以会增大，只是因为那种没有它的作用而存在的货币被投到同一个钱柜中去。

　　贮藏货币形式只是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形式，这种货币的流通中断了，因此就保存在货币形式上。至于货币贮藏的过程本身，它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而只有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形式中，才为贮藏货币而贮藏货币。而在这里，贮藏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贮藏表现为随着资本积累暂时发生的过程，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资本；这是因为，货币贮藏，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贮藏状态，是一个在资本循环之外完成的、为使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所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可见，它由于它的这种使命而成为潜在的货币资本；因而，它为了进入过程而必须达到的数量，每一次都是由生产资本的价值构成决定的。但只要它停留在贮藏状态中，它就还不是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闲置的货币资本；不是像前面所说的那种职能中断的货币资本，而是还不能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积累，是它的本来的实在的形式，是实际的货币贮藏。货币积累也能存在于出售W′的资本家的单纯的贷款即债权的形式上。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间歇期间还会以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的形态而存在，例如成为银行的有息存款，换成某种票据或有价证券，不过这些形式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在货币上实现的剩余价值，在那种场合，是在产生这一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之外，执行着某些特殊的资本职能；这些职能，首先和这个循环本身无关，其次，是以一些和产业资本职能不同的、这里还没有阐述的资本职能为前提的。

IV. 准备金

　　在以上考察的形式上作为剩余价值存在形式的贮藏货币，是货币积累基金，是资本积累暂时具有的货币形式，并且就这一点来说，它本身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不过，这种积累基金还可以完成特殊的附带的职能，也就是可以进入资本的循环过程，而并没有使这个过程具有P…P′的形式，即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扩大。

　　如果W′—G′过程超出了正常时间，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滞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比如说，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循环开始时的水平，这种起着积累资金作用的贮藏货币，就可以用来代替货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这样，货币积累基金就充当准备金，来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干扰。

　　它作为这样的准备金，和我们在P…P循环中看到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基金是不同的。这种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是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因而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的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相继执行职能。在生产过程连续进行中，准备货币资本不断形成，因为今天收进货款，以后才需要再把它支出；今天卖出大量商品，以后才需要再买进大量商品；因此，在这期间，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货币形式存在。相反，准备金不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确切地说，不是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组成部分，而是处在积累的预备阶段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是还没有转化为能动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此外，不言而喻，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G＝422镑，G′＝500镑。如果422镑资本中有一部分是作为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的基金，作为货币储备而存在，那么，它是被打算用来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部加入循环，而为此它也足够用了。准备金却是78镑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它只有在422镑资本的循环不是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时，才能进入这个循环过程；因为它是积累基金的一部分，而它在这里的作用并没有使再生产的规模扩大。

　　货币积累基金已经是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存在；从而，已经是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

　　把简单再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总括在内的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如果P＝P，（2）项的G就＝G′－g；如果P＝P′，（2）项的G就大于G′－g；这就是说，g是全部或部分地转化为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的循环是古典经济学用来考察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形式。

第三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W′—G′—W…P…W′。

　　W′不仅表现为前面两种循环的产物，而且表现为它们的前提，因为，只要生产资料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另一些处在循环中的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一个资本的G—W就已经包含另一个资本的W′—G′。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煤炭、机器等等，就是采矿业主、资本主义机器制造业主等等的商品资本。其次，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已经指出，还在G…G′第一次反复时，还在货币资本第二个循环完成之前，不仅P…P循环，而且W′…W′循环就已作为前提存在了。

　　如果再生产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终点的W′就大于起点的W′，因此，终点的W′应当用W″来表示。

　　第三个形式和前两个形式的区别如下：第一，在这里，是以包含两个对立阶段的总流通来开始循环，而在形式I中，流通为生产过程所中断，在形式II中，包含两个互相补充阶段的总流通，只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中介，因此是P…P之间的中介运动。在G…G′中，流通形式是G—W…W′—G′＝G—W—G。在P…P中则相反，流通形式却是W′—G′. G—W＝W—G—W。在W′…W′中，流通形式与后一个形式相同。

　　第二，在循环I和II的反复中，即使终点的G′和P′是更新的循环的起点，它们产生时的形式也会消失。G′＝G＋g和P′＝P＋p重新作为G和P开始新的过程。但是在形式III中，即使循环以相同的规模更新，起点W也必须用W′来表示，而这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在形式I中，只要G′本身开始新的循环，它就作为货币资本G，作为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待增殖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由于在第一个循环中实行的积累而增加，变得更大了。但不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是422镑还是500镑，都不会改变它表现为单纯的资本价值这种情况。G′不再作为已经增殖的即包含剩余价值的资本，不再作为资本关系而存在。它要在过程中才自行增殖。P…P′也是这样；P′总是要作为P，作为要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继续执行职能，使循环更新。——相反，商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资本价值开始，而是以商品形式上增大了的资本价值开始，因而它一开始就不仅包含存在于商品形式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而且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因此，如果简单再生产以这种形式进行，在终点就会出现一个和起点上一样大的W′。如果一部分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循环，在终点出现的虽然不是W′，而是W″，一个更大的W′，但下一个循环会再次以W′开始，不过和前一个循环相比，那是一个更大的W′，它用更大的已经积累的资本价值，因此也是用较大的新生产的剩余价值，开始它的新的循环。在所有情况下，W′总是作为一个商品资本（＝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来开始循环。

　　在一个单个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作为W的W′，不是这个资本的形式，而是另一个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资本的形式。第一个资本的G—W（即G—Pm）行为，对这第二个资本来说，就是W′—G′。

　　在流通行为G—W中，A和Pm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卖者即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出卖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的商品。对于在这里把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买者来说，只要他还没有购买它们，只要它们还是作为他人所有的商品，和他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对立，它们就只执行商品的职能。在这里，Pm和A的区别只在于：如果Pm是卖者的资本的商品形式，Pm在它的卖者手中就＝W′，就能成为资本；而A对工人来说却始终只是商品，要到买者手中，作为P的组成部分，才成为资本。

　　因此，W′决不能作为单纯的W，作为资本价值的单纯商品形式来开始循环。作为商品资本，它总是一个二重物。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它是P执行职能的产物，在这里是纱，而作为商品来自流通的P的要素，即A和Pm，只是作为这种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第二，从价值的观点看，它是资本价值P加上P执行职能时产生的剩余价值m。

　　只有在W′本身的循环中，W（＝P＝资本价值）才能够并且必须和W′中的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部分，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分离，而不管这两部分实际上是能够分离，如纱，还是不能够分离，如机器。一旦W′转化为G′，它们就总是可以分离的。

　　如果全部商品产品，同例如我们的10 000磅纱一样，能够分割为独立的、同类的部分产品，从而W′—G′行为能够表现为一系列依次完成的售卖，那么，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就能够在剩余价值实现之前，因而在W′全部实现之前，作为W发挥作用，从W′中分离出来。

　　在价值500镑的10 000磅纱中，8 440磅的价值＝422镑＝同剩余价值分离的资本价值。如果资本家先卖掉价值422镑的8 440磅纱，这8 440磅纱就代表W，即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W′中除此以外包含的剩余产品1 560磅纱＝78镑剩余价值，在以后才进入流通；资本家能够在剩余产品的流通w—g—w进行之前，完成W—G—W。

　　或者，如果他先卖掉价值372镑的7 440磅纱，然后卖掉价值50镑的1 000磅纱，他就能够用W的第一个部分补偿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c），用W的第二个部分补偿可变资本部分v即劳动力，然后照上面一样进行。

　　但是，如果这样逐次出卖，循环的各种条件又允许这样做，资本家就可以不把W′分为c＋v＋m，而在W′的任何部分上进行这种分割。

　　例如，作为W′（10 000磅纱＝500镑）的一部分，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7 440磅纱＝372镑，本身可以再分为：价值276.768镑的5 535.360磅纱，这部分纱只补偿不变部分，即补偿7 440磅纱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价值37.200镑的744磅纱，只补偿可变资本；价值58.032镑的1 160.640磅纱则作为剩余产品，成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因此，在卖出的7 440磅中，他可以用按价格313.968镑卖出的6 279.360磅纱补偿7 440磅中包含的资本价值，而把剩余产品1 160.640磅的价值＝58.032镑作为收入花费。

　　资本家还同样能够把1 000磅纱（＝50镑＝可变资本价值）分割开来，并按照同样的方法卖出去；价值37.200镑的744磅纱代表1 000磅纱中的不变资本价值；价值5.000镑的100磅纱代表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因此，价值42.200镑的844磅纱补偿1 000磅纱中所包含的资本价值。最后，价值7.800镑的156磅纱，代表其中包含的剩余产品，并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消费。

　　最后，他还能把余下的价值78镑的1 560磅纱，在卖出以后，照如下方式分割开来：用卖出的价值58.032镑的1 160.640磅纱，补偿1 560磅纱中所包含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用卖出的价值7.800镑的156磅纱，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合计1 316.640磅纱＝65.832镑，补偿全部资本价值；最后，243.360磅剩余产品＝12.168镑留做收入花费。

　　正如纱中存在的每一个要素c，v，m都能再分割为相同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样，价值1先令＝12便士的每一磅纱也可以分割为：

　　把上述三部分出售的结果加起来，就和一次把10 000磅纱卖掉的结果一样。

　　W′—G′本身不过是10 000磅纱的出售。这10 000磅纱和其他一切纱一样是商品。买者关心的是每磅一先令或10 000磅500镑的价格。如果他在交易时注意价值的构成，那只是因为他怀着诡谲的企图，想证明每磅可以按低于一先令的价格来卖，而卖者仍然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但是他所买的量，是取决于他的需要；例如，如果他是织布业者，那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在织布厂内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构成，而不是取决于卖纱给他的纺纱业者的资本的构成。W′一方面要补偿制造它用掉的资本（或者这种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充当剩余产品，用于剩余价值的消费，或者用于资本积累；二者的比例只存在于用10 000磅纱作为商品形式的资本的循环中。这种比例与卖本身无关。此外，我们在这里假定，W′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卖，因此，这里涉及的只是它由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对于W′来说，即对于在这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中生产资本必须由以补偿的职能形式来说，出卖时价格和价值是否不一致并且在什么程度上不一致，当然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在这里考察单纯形式区别时，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

　　在形式I即G…G′中，生产过程出现在资本流通的两个互相补充又互相对立的阶段的中间；在终结阶段W′—G′出现以前，它已经过去了。货币作为资本先是预付在各种生产要素上，由这些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这种商品产品再转化为货币。这是一个完全的营业周期，其结果是可以用于一切东西的货币。因此，新的开始只是有了可能。G…P…G′可以是在一个单个资本从营业退出时，结束这个资本的职能的最后的循环，也可以是一个新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最初的循环。在这里，一般的运动是G…G′，即由货币到更多的货币。

　　在形式II即P…W′—G′—W…P（P′）中，总流通过程跟随在第一个P的后面，发生在第二个P的前面；但它的顺序和形式I中相反。第一个P是生产资本，它的职能是生产过程，即随之而来的流通过程的先决条件。相反，结束的P不是生产过程，它不过是产业资本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再存在。而且它是资本价值在最后流通阶段转化为A＋Pm，转化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结果，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是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不论是P还是P′，终结时会再次出现在必须重新执行生产资本职能，完成生产过程的形式上。运动的一般形式P…P是再生产的形式，它与G…G′不同，不表示价值增殖是过程的目的。因此，这个形式使古典经济学更加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把生产本身说成是过程的目的，好像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便宜地进行生产，要使产品去交换尽可能多样的其他产品，一部分用于生产的更新（G—W），一部分用于消费（g—w）。在这里，由于G和g只是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所以，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特性都可能被忽视，全部过程也显得简单和自然，也就是说，具有浅薄的理性主义的自然性。同样，在考察商品资本时，利润有时被忘记，在说到作为总体的生产循环时，商品资本不过作为商品出现；而在说到价值的组成部分时，商品资本则作为商品资本出现。当然，积累也是用和生产一样的方式来表达的。

　　在形式III即W′—G′—W…P…W′中，循环由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开始，并且和形式II P…P中的顺序相同；然后出现的是P，并且它和形式I中一样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循环以生产过程的结果W′结束。在形式II中，循环以生产资本单纯的再存在P结束，同样，在这里，循环以商品资本的再存在W′结束；在形式II中，资本在它的结束形式P上，必须使过程作为生产过程重新开始，同样，在这里，在产业资本以商品资本形式再出现时，循环也必须用流通阶段W′—G′重新开始。循环的这两个形式都没有完成，因为它们都不是用G′即已经再转化为货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来结束。所以，二者都必须继续进行，因而都包含着再生产。形式III的总循环是W′…W′。

　　第三种形式和前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只有在这种循环中，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起点的，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原来的有待增殖的资本价值。在这里，W′作为资本关系是起点，并且作为这种关系，对整个循环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个循环还在自己的第一阶段就既包含资本价值的循环，也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而剩余价值，即使不是就每一个循环来说，而是就平均来说，必须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经过w—g—w流通，有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的要素发挥作用。

　　在W′…W′形式中，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全部个人消费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非积累部分的个人消费。因此，消费是全部——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作为条件进入W′的循环。生产消费（其实也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因为在一定界限之内，劳动力是工人个人消费的不断的产物）是由每个单个资本自己进行的。个人消费——除了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只是被看做社会的行为，而决不是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行为。

　　在形式I和形式II中，总运动都表现为预付资本价值的运动。在形式III中，表现为全部商品产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成为起点，并具有运动着的资本即商品资本的形式。只是在这个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以后，这个运动才分成资本的运动和收入的运动。在这个形式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已经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它同任何单个商品资本的产品的特殊分配一样，一方面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另一方面分为再生产基金。

　　在G…G′中，包含有循环扩大的可能，这要看进入更新的循环的g的量而定。

　　在P…P中，P能够用相同的，也许更小的价值来开始新的循环，但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例如，各种商品要素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变得便宜时就是这样。反之，价值增大的生产资本也可以代表物质规模缩小的再生产，例如各种生产要素变得昂贵时就是这样。这对W′…W′也是适用的。

　　在W′…W′中，商品形式的资本是生产的前提；在这个循环中的第二个W上，它重新表现为前提。如果这个W还没有生产或再生产出来，循环就被阻止；这个W必须再生产出来，大部分必须作为另一个产业资本的W′再生产出来。在这个循环中，W′是作为运动的起点、经过点和终点，因此，它总是存在着。它是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条件。

　　W′…W′还由于另一个要素而同形式I和形式II相区别。这三种循环的共同点是：资本开始循环过程的形式，就是它结束循环过程的形式，因此它又处在开端的形式上，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开端的形式G、P、W′，总是资本价值（在形式III中还包含它的增大的部分即剩余价值）进行预付的形式，因而对循环来说是资本价值原有的形式；结束的形式G′、P、W′，总是循环中的前一个与原有形式不同的职能形式的转化形式。

　　因此，I的G′是W′的转化形式；II终点上的P是G的转化形式（在I与II中，这种转化都是由商品流通的简单行为，由商品和货币的形式换位引起的）；III的W′是生产资本P的转化形式。不过在III中，第一，这种转化不仅关系到资本的职能形式，而且也关系到它的价值量；第二，这种转化不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单纯形式换位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本各个商品组成部分的使用形式和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现实转化的结果。

　　始极的形式G、P、W′，是各相应的循环I、II、III的前提；在终极上复归的形式，是由循环本身的形态变化序列所引起的，因而是受它制约的。W′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的终点，只是以该产业资本的不属于流通的形式P为前提，而它就是这个P的产品。G′，作为I的终点，作为W′的转化形式（W′—G′），以买者手中的G为前提，G存在于G…G′循环之外，由W′的出售引入这个循环，变成这个循环自己的结束形式。同样，II的终点P以存在于循环之外并通过G—W作为结束的形式并入这个循环的A和Pm（W）为前提。但是，撇开终极不说，在单个货币资本和单个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前者的循环不是以货币资本一般的存在为前提，后者的循环也不是以生产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在形式I中，G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在形式II中，P也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生产资本，但是形式III以W两次存在于循环之外为前提。一次是在W′—G′—W循环中。这个W，只要它由Pm构成，就是卖者手中的商品；只要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商品资本；即使不是，它也在商人手中表现为商品资本。另一次是w—g—w中的第二个w，它也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以便能被人购买。总之，A和Pm不管是不是商品资本，都和W′一样是商品，并且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w—g—w中的第二个w，也是如此。因此，如果W′＝W（A＋Pm），它就有商品作为自己的形成要素，并且必须在流通中用同样的商品来补偿；w—g—w中的第二个w，也必须在流通中用另一些同样的商品来补偿。

　　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卖者手中的一切商品都必然是商品资本。它们在商人手中仍旧是商品资本，或者，如果原来不是商品资本，到商人手中也就变成商品资本。或者，它们，例如输入品，必然是补偿原有商品资本的商品，因而只是给了原有商品资本另一种存在形式。

　　构成生产资本P的商品要素A和Pm，作为P的存在形式，具有和它们在不同的商品市场上被搜集时不同的形态。它们现在结合起来了，在这种结合中，它们就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只有在这个形式III中，W才在循环自身之内表现为W的前提，因为起点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循环是由W′（只要它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那就不管它是否由于剩余价值的加入而增大）转化为各种形成它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开始的。但这种转化包括全部流通过程W—G—W（＝A＋Pm），并且是它的结果。在这里，W是在两极上，但这个由外部从商品市场通过G—W取得W形式的第二极，不是循环的终极，而只是循环的最初两个包含流通过程的阶段的终极。流通过程的结果是P，然后P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W′不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果，而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才表现为循环的终结，具有和始极W′相同的形式。相反，在G…G′和P…P中，终极G′和P却是流通过程的直接结果。因此，这里的前提只是，处在终点上的一个场合的G′和另一个场合的P已经在别人手中。既然循环是在两极之间进行，一个场合的G和另一个场合的P——G作为他人所有的货币存在，P则作为他人的生产过程存在——都不表现为循环的前提。而W′…W′却以W（＝A＋Pm）是他人所有的、他人手中的商品为前提，这些商品由作为先导的流通过程引入循环，转化为生产资本，然后W′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再成为循环的结束形式。

　　但是，正因为W′…W′循环在进行中要以另一个在W（＝A＋Pm）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并且Pm包括各种其他资本，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包括机器、煤炭、润滑油等等），所以，这个循环本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它看做循环的一般形式，即能够用来考察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第一次投资的场合除外）的社会形式，因而不仅看做一切单个产业资本共有的运动形式，而且同时看做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例如，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分析其中一部分补偿一切单个企业的生产资本，另一部分进入不同阶级的个人消费的运动，那么，我们就把W′…W′看做社会资本和由这个社会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运动形式。社会资本＝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如果政府在采矿业、铁路等等上面使用生产的雇佣劳动，起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国家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个运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同时，这个运动还会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察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循环时必须事先已经解决，而不是要由这种考察去解决。

　　W′…W′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只形成运动始极的一部分，因而运动一开始就表明是产业资本的总和运动，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又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通常部分作为收入花掉，部分要用做积累要素）的运动。只要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已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个人的消费也就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了。其次，个人的消费包含在内，还由于起点的商品W，是作为某种使用物品存在着；而每一种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物品，不论它的使用形式决定它要用于生产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个人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二者，都是商品资本。G…G′只表明价值方面，表明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是全部过程的目的；P…P（P′）表明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用相同的或增大的生产资本（即积累）来进行的再生产过程；W′…W′既然在它的始极上已经表明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态，所以一开始就把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包括在内；生产消费和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不过表现为W′…W′运动的一个分支。最后，因为W′可以在不能再进入任何一个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上存在，所以，这一开始就已经表明：W′的由各个产品部分表现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要看W′…W′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的形式，还是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独立运动，而必然占有不同的位置。这个循环的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这个循环已经超出它作为一个单纯单个资本的孤立循环的范围。

　　在W′…W′公式上，商品资本即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总产品的运动，既是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的前提，又受这种循环的制约。因此，要把握住这个形式的特征，仅仅指出，W′—G′和G—W这两个形态变化，一方面是资本形态变化中职能上确定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是一般商品流通的环节，就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弄清楚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错综关系，以及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总产品中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的错综关系。因此，在分析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时，我们主要是用前两个形式作为基础。

　　W′…W′循环也表现为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形式，例如在农业中就是这样，在那里，是从收成计算到收成。公式II是由播种出发，公式III则是由收成出发，或如重农学派所说，前者是由“预付”（avances）出发，后者是由“回收”（reprises）出发。在形式III中，资本价值的运动，一开始就只表现为总产品量的运动的一部分，而在形式I 和II中，W′的运动却只是一个孤立资本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

　　在公式III中，市场上的商品是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前提。因此，如果专门注意这个公式，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就好像都是来自商品流通，只是由商品构成。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

　　因为在W′…W′中总产品（总价值）是起点，所以这里表明，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撇开对外贸易）只有在剩余产品的待资本化的部分已经包含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才能进行；因而也表明，既然一年的生产是下年的生产的前提，或者说，既然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能够在一年之内和简单的再生产过程同时进行，所以剩余产品就立即在那种能使它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提高了的生产率只能增加资本物质，而不增大资本价值；但以此它也就为价值增殖形成追加的材料。

　　W′…W′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P…P形式，来和G…G′（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

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如果用Ck代表总流通过程，这三个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形式进行概括，那么，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反之亦然。

　　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在形式I中，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表现出来了。形式II是以P即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开始的。在形式III中，即使运动以同样规模反复进行，循环也是以已经增殖的价值开始，而以重新增殖的价值结束的。

　　就W—G从买者方面看是G—W，G—W从卖者方面看是W—G来说，资本的流通只是表示普通的商品形态变化，而我们在考察这个形态变化时（第一册第三章第2节）阐明的关于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形式方面，而是考察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实际联系，就是说，如果我们实际地考察各单个资本的循环的联系即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运动的联系，那么，这种联系就不能用货币和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来说明了。

　　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如果把这种回转中断，那就不是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复归点了。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因此，全部区别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区别，或者说，表现为单纯主观上的、只对考察者才存在的区别。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做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处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那么，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但同时另一部分则离开生产过程，作为新的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因此，W′…W′循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其他两个形式也是如此。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像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资本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

　　我们的考察曾经假定，资本价值是按照它的价值总量全部作为货币资本，或作为生产资本，或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例如，我们假定422镑首先是全部作为货币资本，然后全部转化为生产资本，最后又全部作为商品资本，即价值500镑（其中有78镑剩余价值）的纱。在这里，各个不同阶段会分别形成中断。例如，当422镑保持货币形式时，也就是说，在购买行为G—W（A＋Pm）完成以前，全部资本只是作为货币资本存在并执行职能。一旦它转化为生产资本，它就既不作为货币资本，也不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了。它的总流通过程就会中断，另一方面，一旦它处在两个流通阶段的一个阶段上，不论是作为G还是作为W′执行职能，它的总生产过程也同样就会中断。这样一来，P…P循环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本的周期更新，而且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同样表现为它的职能即生产过程的中断；生产将不是连续地进行，而是痉挛状地进行，只有经过一段由流通过程的这两个阶段完成得快慢所决定的长短不定的时间，生产才能重新进行。例如，中国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他只是为私人顾客劳动，如果没有新的订货，他的生产过程就会停顿。

　　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并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10 000磅纱是一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10 000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必须先进入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A＋Pm。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

　　但是，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例如，在10 000磅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并转化为货币（不论是支付手段，还是购买手段，甚至只是计算货币）时，新的棉花、煤炭等等则代替纱出现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已经由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从而开始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在第一个10 000磅纱转化为货币的同时，以前的10 000磅纱则已经进行它的流通的第二阶段，由货币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资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经过循环过程，而同时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这样，产业资本在它的循环的连续进行中，就同时处在它的一切循环阶段以及和各该阶段相适应的不同的职能形式上。对第一次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部分来说，W′…W′循环才开始，而对作为运动中的整体的产业资本来说，W′…W′循环则已经完成。货币是一手预付出去，另一手收进来。G…G′循环在一点上的开始，同时就是它在另一点上的复归。生产资本也是如此。

　　因此，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统一，只是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部分能够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这三个循环。在这里，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部分的并列存在即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因此，在实行分工的工厂体系内，产品不断地处在它的形成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同时又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因为单个产业资本代表着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取决于资本家的资金，并且对每个产业部门来说都有一定的最低限量，所以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数字进行。现有资本的量决定生产过程的规模，而生产过程的规模又决定同生产过程并列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量。但是，决定生产连续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资本的各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运动。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例如，如果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W′—G′停滞了，商品卖不出去，那么，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就不能进行；作为W′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

　　过程采取的下一个形式，是各个阶段相继进行的形式，因而，资本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是由它离开另一个阶段所决定的。因此，每一个特殊循环都有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出发点和复归点。另一方面，总过程实际上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有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运动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因此，每一种职能形式虽然其中表现出来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但都和其他职能形式同时经过它自己的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为中介而造成的。

　　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性是以它们的相继进行为中介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因而，一个资本部分回到一种形式，是由另一个资本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而决定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断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然而处在这种形式中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就各个单个资本来说，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中断。第一，价值总量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以不等的部分分配在各个不同阶段和职能形式中。第二，这些部分可以按照所生产的商品的性质，即按照资本投入的特殊的生产领域，进行不同的分配。第三，在有季节性的生产部门，不论是由于自然条件（如农业、捕鲱鱼等），还是由于习惯（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上），连续性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在工厂和矿山中，过程是最规则地、最划一地进行的。但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这种差别，不会引起循环过程的一般形式的差别。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化看做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首先是单纯的运动形式，所以对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就不去考虑了；但是很明显，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资本的运动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劳动的买者，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化的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

　　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这个形态变化序列，包含着在循环中变化了的资本价值量和原有价值的不断比较。如果说与形成价值的力量即劳动力相对立的价值的独立化是在G—A行为（劳动力的购买）中开始的，并在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实现，那么，价值的这种独立化就没有在这个循环中再表现出来，在这个循环中，货币、商品和生产要素只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互相交替的形式，过去的价值量是和现在的已经变化的资本价值量相比较的。

　　贝利否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价值独立化，而把它看做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幻想，他说：

　　“价值是同时期的商品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²⁹

　　他这样说，是为了反对对不同时期的商品价值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只要把每个时期的货币价值固定下来，就仅仅是在不同时期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消耗的比较。他的这种看法是由他的总的误解产生的。他认为，交换价值＝价值，价值形式就是价值本身；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不是能动地作为交换价值执行职能，从而在实际上不能互相交换，那么，它们就是不能互相比较的。这样，他就丝毫没有觉察到，只有价值在自己循环的不同阶段（决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相继进行的）保持着它自身的同一性，并且和它自身进行比较，它才作为资本价值或资本执行职能。

　　为了纯粹地考察循环公式，仅仅假定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不够的，还必须假定这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以P…P形式为例，我们把生产过程范围内会使某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贬值的一切技术革命撇开不说；把生产资本的各种价值要素的变动对现有商品资本价值所产生的一切反作用（如果有商品资本的储备，它的价值会因此提高或降低）也撇开不说。假定W′，10 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了；8 440磅＝422镑，补偿W′所包含的资本价值。但是，如果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提高了（我们这里把单纯的价格波动撇开不说），那么，要全部补偿生产资本的要素，这422镑也许就不够了，而必须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就被束缚起来。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跌落了，情况就会相反，货币资本就被游离出来。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过程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等到干扰被排除；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

　　这里要附带指出：生产要素的价值一有变动，G…G′形式同P…P和W′…W′形式之间就会显示出差别。

　　在G…G′这一最初作为货币资本出现的、新投入的资本的公式中，如果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了，那么，开办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需要花费的货币资本，就会比价值降低以前少，因为生产过程的规模（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一定量劳动力所能掌握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是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只会影响价值增殖的量）。反过来说，如果形成生产资本要素的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提高了，那么，开办一个具有这样规模的企业，就需要较多的货币资本。在这两个场合，受影响的只是新要投入的货币资本的量；如果新的单个产业资本在某一生产部门照常增加，那么，在第一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过剩，在第二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被束缚。

　　P…P和W′…W′循环，只有在P和W′的运动同时就是积累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追加的货币g转化为货币资本时，才表现为G…G′。如果撇开这点不说，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对上述两个循环的影响，就会不同于对G…G′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再把这种价值变动对于已经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反作用撇开不说。在这里，受到直接影响的，不是原来花费的资本，而是处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是处在第一次循环中的产业资本，因而是W′…W即商品资本向它的由商品组成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在价值降低（或价格降低）时，可能有三种情况：再生产过程以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这时，原有货币资本的一部分被游离出来，从而发生了货币资本的积累，但没有发生现实的积累（规模扩大的生产），即没有发生先于和伴随这种积累的由g（剩余价值）到积累基金的转化；或者是，再生产过程以大于过去的规模扩大，如果技术的比例允许这样做；或者是，原料等等有更多的储备。

　　在补偿商品资本的要素的价值提高时，情况则相反。这时，再生产就不能再以正常的规模进行（例如工作时间会缩短）；或者为了维持原有的规模，就必须使用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束缚）；或者如果有积累的货币基金，那它就全部或部分地用来维持原有规模的经营，而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也是货币资本的束缚，不过在这里，追加的货币资本不是来自外部，来自货币市场，而是来自产业资本家自己的资金。

　　但是，在P…P和W′…W′中，可能发生会引起变化的情况。例如，我们的棉纺业主存有大量棉花（就是说，他的生产资本的一大部分是棉花储备），他的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就会因棉花价格跌落而贬值，相反，在棉花价格上涨时，他的生产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值就会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他把大量资本固定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例如固定在棉纱上，那么在棉花跌价时，他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从而一般来说，他的处在循环中的资本的一部分就会贬值。在棉花价格上涨时，情况则相反。最后，在W′—G—W过程中会发生如下的情况：如果W′—G即商品资本的实现发生在W的要素的价值变动之前，那么，资本就只会按照第一种情况中所考察的方式受到影响，也就是在第二流通行为G—W中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价值变动发生在W′—G完成之前，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棉花价格的跌落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相应的跌落，反之，棉花价格的上涨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的上涨。投入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所处的情况不同，它们所受的影响也可以极不相同。——货币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同样可以由流通过程持续时间不同，也就是由流通速度不同引起。但是，这是在考察周转时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时G…G′和循环过程其他两个形式之间所显示的实际区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已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G—流通阶段中，构成生产资料Pm的商品的很大一部分本身是他人的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因此，从卖者的观点来看，就发生了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相反，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极其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佃农），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在俄罗斯历史早期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都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的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以上就外国商品而言的，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正像商品资本对外国货币只是执行商品职能一样，外国货币对商品资本也只是执行货币职能；在这里，货币是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G—Pm行为一旦完成，商品（Pm）就不再是商品了，而成为产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本P的职能形式上的存在方式之一。但是，商品的来源因此也就消失了；它们只是作为产业资本的存在形式而存在，并且合并到产业资本中去。不过，为了补偿它们，就必须再生产它们，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进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第二，进入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商品（也包括可变资本在付给工人之后为了再生产劳动力而转化成的必要的生活资料），不管其来源如何，不管生产它们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已经以商品资本的形式，以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面前；而商人资本，按它的性质来说，包括一切生产方式的商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因此是以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出售给消费者个人为前提。如果这种消费者自己就是生产消费者，是产业资本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生产资料，那么，也会发生一个产业资本家（以订货等形式）直接出售给其他许多产业资本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每个产业资本家就是直接的出售者，本人就是自己的商人；在出售给商人的时候，也是这样。

　　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在解释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某些方面时，有时假定商业存在，但在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作一般分析时，我们假定是直接出售，没有商人作中介，因为商人的中介会把运动的各种因素隐蔽起来。

　　我们来看看西斯蒙第，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有些天真：

　　“商业动用的资本是相当可观的，但乍一看来似乎并不构成我们曾详细论述其运动的资本的任何部分。在呢绒商栈房中堆积的呢绒的价值，初看起来似乎和年生产中富者为使贫者劳动而付给贫者的工资部分无关。然而，这种资本只是补偿我们前面讲的另一个资本。为了清楚地理解财富的发展，我们已经从财富的创造一直谈到财富的消费。例如，生产呢绒所用的资本在我们看来总是一样的；在和消费者的收入进行交换时，它只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成了工厂主的收入，另一部分则以工人生产新呢绒时的工资的形式，成了工人的收入。

　　但是，我们立即发现，为了大家的利益，最好使这个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可以互相补偿，假如10万埃巨足以保证工厂主和消费者之间的全部流通，最好把这10万埃巨在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平分。工厂主只要拥有三分之一的资本，就能进行他拥有全部资本时才能进行的活动，因为他现在把产品制造出来以后，可以比他寻找消费者时快得多地找到商人来购买。批发商的资本也可以快得多地用零售商的资本来补偿…… 预付的工资总额和最后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应成为资本的利润。自从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分别执行他们的职能以来，这个利润就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了，而完成的工作是一样的，虽然需要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需要三个资本部分，而不是一个资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39、140页）。——“一切〈商人〉都是间接参加生产；因为，既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那就只有在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之后，生产才能算完成”（同上，第137页）。³⁰

　　在考察循环的一般形式时，总的说来，在这整个第二册中，我们所说的货币，是指金属货币，不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即只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单纯价值符号，也不包括尚未阐明的信用货币。第一，这是历史的进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信用货币还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第二，这个进程的必然性，在理论上由以下的事实得到了证明：图克等人过去对信用货币的流通所作的一切批判性的说明，迫使他们不得不再三回过去考察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事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金属货币既能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也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这第二册中一般只谈它的前一种职能形式。

　　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单个循环过程的一部分的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只代表一般商品流通范围内的一个行为序列，那它是由以前（第一册第三章）已经阐明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大，也就是说，每个单个资本经过它的商品或货币的形态变化序列越快，同一货币量（比如500镑）就越是使更多的产业资本（或商品资本形式的单个资本）相继进入流通。因此，货币越是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也就是说，例如，在一个商品资本由它的生产资料补偿时越是只需要支付抵账后的差额，支付期（例如工资的支付期）越短，同量资本价值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越小。另一方面，假定流通速度和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必须作为货币资本流通的货币量，就由商品的价格总额（价格乘以商品总量）决定，或者，假定商品的总量和价值已定，就由货币本身的价值决定。

　　但是，一般商品流通的规律，只有在资本流通过程形成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时，才是适用的，而在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形成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阶段时，却是不适用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最好考察具有不间断联系的流通过程，这样的流通过程表现为以下两个形式：

　　作为一般的流通行为的序列，流通过程（不论是W—G—W，还是G—W—G）只是代表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序列，其中每一个形态变化又包含着他人的商品方面的或和这个商品相对立的他人的货币方面的相反的形态变化。

　　商品占有者方面的W—G就是买者方面的G—W；商品在W—G中的第一形态变化，就是表现为G的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在G—W中则相反。因此，既然资本家执行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的职能，从而他的资本对他人的商品来说执行货币的职能，或者对他人的货币来说执行商品的职能，那么，关于一个商品在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和另一个商品在另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的交错所作的说明，对于资本流通也是适用的。但是，这种交错并非同时就是资本的形态变化交错的表现。

　　第一，我们知道，G—W（Pm）可以代表不同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交错。例如，棉纱业主的商品资本棉纱有一部分要由煤炭来补偿。他的资本的一部分处于货币形式，要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而生产煤炭的资本家的资本却处于商品形式，因而要转化为货币形式；同一个流通行为在这里表示两个（属于不同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的相反的形态变化，也就是表示这两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序列的交错。但是，我们知道，G转化成的Pm，不必是绝对意义上的商品资本，也就是说，不必是产业资本的职能形式，不必是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东西。这里总是一方面的G—W，另一方面的W—G，但并不总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其次，G—A，劳动力的购买，决不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因为劳动力固然是工人的商品，但只有卖给了资本家，才变为资本。另一方面，在W′—G′过程中，G′不必是转化了的商品资本；它可以是商品劳动力转化成的货币（工资），或者是独立劳动者、奴隶、农奴或公社所生产的产品转化成的货币。

　　第二，即使我们假定世界市场的全部生产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对于在一个单个资本流通过程内发生的任何形态变化所起的职能上确定的作用来说，也决不要求这种形态变化代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上的相应的相反形态变化。例如，在P…P循环中，W′转化成的货币G′，从买者方面看，可以只是他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如果商品是消费品）；或者在G′—W′中（因而，这里进入的是已积累的资本），对Pm的卖者来说，G′可以仅仅作为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而进入他的资本流通，或者在它被当做收入被花掉时根本不再进入他的资本流通。

　　因此，社会总资本——单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只是独立执行职能的组成部分——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怎样互相补偿的问题（无论说的是资本还是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的简单的形态变化的交错得到说明，这种交错是资本流通行为和其他一切商品流通所共有的，这里需要用另一种研究方式。在这个问题上，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满足于使用一些空洞的词句，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词句不过是包含一些不确定的观念，这些观念只是从一切商品流通所具有的形态变化交错中套用来的。

　　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形成要素必须来自商品市场，并且不断从这个市场得到更新，作为商品买进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商品从劳动过程产生出来，并且必须不断作为商品重新卖出去。例如，我们把苏格兰低地的现代租地农场主和欧洲大陆的旧式小农比较一下。前者出售他的全部产品，因而必须在市场上补偿它的全部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后者则是直接消费他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尽量少买少卖，只要有可能，就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等等。

　　据此，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

　　第一，这三个形式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所谓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人们根据同样的理由，似乎也可以把自然经济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作为对等的东西，和这两种经济对立起来。

　　第二，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所以，在考察第一个范畴时，似乎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似乎应该是交换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像秘鲁印加国³¹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就不属于这些范畴中任何一个范畴了。

　　第三，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这样，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的，似乎只是产品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从而，产品本身的形成要素以怎样的规模必须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再进入产生它的经济中去。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并且如我们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它的价值出卖的。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¹⁾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供给的商品价值，总是大于他需求的商品价值。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就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就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就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他实际上必定是“贱买贵卖”，但是，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所购买的价值较小因而较廉价的商品，转化为价值较大因而较贵的商品。他之所以卖得贵，不是因为高于他的商品价值出售，而是因为所卖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

　　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

　　就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如此，就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就资本家仅仅是产业资本的人格化来说，他自己的需求就只是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他对Pm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小于他的预付资本；他所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小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因而，比他所供给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还要小得多。

　　至于他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是由他的可变资本对他的总资本的比，即＝v∶C决定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按比例来看，这种需求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增长得较少。他对Pm的购买越来越大于对A的购买。

　　既然工人把他的工资几乎全部转化为生活资料，并且最大部分转化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间接地也就是对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的需求。但是，这个需求＝v，丝毫也不会更多（如果工人把他的一部分工资储蓄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撇开一切信用关系——，那就是说，他把他的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贮藏货币，就这部分来说，他不作为需求者即买者出现）。资本家需求的最大界限＝C＝c＋v，但他的供给＝c＋v＋m；因此，如果他的商品资本的构成是80c＋20v＋20m，他的需求就＝80c＋20v，因而从价值上看，比他的供给小1/5。他所生产的m量的百分比（利润率）越大，他的需求同他的供给相比就越小。虽然资本家对劳动力从而间接地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随着生产的发展，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越来越小，但是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按每日计算，他对Pm的需求总比他的资本小。因此，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在价值上必然总是小于用等量资本并且在相同条件下从事生产、向他提供这些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产品。至于向他提供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不是一个资本家，而是许多资本家，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假定他的资本是1 000镑，其中不变部分＝800镑，那么，他对所有这些资本家的需求＝800镑；这些资本家用每1 000镑（不论他们每人各占多少，也不论他们每人所有的量在他的总资本中占多大部分）总共提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利润率不变时，总是1 200镑；因此，他的需求只是抵消他们的供给的2/3，而他自己的总需求，从价值量来看，只是＝他自己的供给的4/5。

　　现在，我们还必须附带提前考察一下资本的周转。假定资本家的总资本为5 000镑，其中4 000镑为固定资本，1 000镑为流动资本；按照上面的假定，这1 000镑＝800c＋200v。他的流动资本必须每年周转五次，他的总资本才会每年周转一次；这时，他的商品产品＝6 000镑，比预付资本大1 000镑，由此又得出了和上面一样的剩余价值的比例：

　　5 000C∶1 000m＝100（c＋v）∶20m。可见，这种周转不会改变他的总需求对他的总供给的比例，前者仍然比后者小1/5。

　　假定他的固定资本每10年要更新一次。因此，他每年要提出10＝400镑作为折旧费。这样，经过一年，他还有3 600镑固定资本＋400镑货币的价值。如果需要修理，并且这种修理不超出平均程度，那么，修理费用不过是他以后才进行的投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好像他在确定他的进入年商品产品中的投资价值时已经预先把这种修理费用计算在内，因而已经包含在1/10的折旧费中了。（如果事实上他的修理需要在平均程度以下，那就会成为他的利益；如果这种修理需要在平均程度以上，那就会成为他的损失。但是，这种得失对从事同一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整个阶级来说，是会互相抵消的。）总之，虽然在他的总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每年的需求仍然＝5 000镑，等于他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但是，这种需求对流动资本部分来说是增大了，对固定资本部分来说则是不断减少。

　　现在我们来谈再生产。假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g全部花掉，只把原来的资本量C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时资本家的需求和供给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从他的资本的运动来说，就不是如此；作为资本家，他的需求只相当于他的供给的4/5（按照价值量）；1/5是他作为非资本家花掉的，不是花在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上，而是花在他的私人需要或享受上。

　　因此，他的计算用百分比表示如下：

　　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发挥作用的动机是享受，而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但是，这个假定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不仅必须形成一个准备资本，以应付价格的变动并等待买卖上最有利的行情；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体中去。

　　为了积累资本，他首先就要从流通中取出从流通中流到他手里的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使它作为贮藏货币去增加，直至它达到扩大旧企业或分设新企业所需要的数量。只要货币贮藏继续进行，它就不会增加资本家的需求；货币停止流通；他为提供的商品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了货币等价物，但并没有为这个货币等价物从商品市场中取出商品形式的等价物。

　　这里撇开信用不说，例如，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银行，这就是属于信用范围的问题。

(1) 以上是第V稿。——以下至本章末，是1877年或1878年一个笔记本上的读书摘要中的一个注。
29 　见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1825年伦敦版第72页。——123。
30 　马克思曾对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作过摘录。见他的1845年《布鲁塞尔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3卷）。——129。
31 　印加国是南美洲西南部的古国。其君主称印加，国民称印加人。11世纪以后，艾马拉和克丘亚西两大部落在秘鲁库斯科谷地陆续兼并邻近地区，15世纪中叶形成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印加国保存了很多原始社会残余。印加社会有严密的行政制度，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平民和奴隶。社会基本单位是有共同祖先的一些家庭组成的氏族公社或村社（Aylla），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16世纪，印加国最盛时期曾扩展到现在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1533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133、167。

第五章　流通时间⁽¹⁾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

　　生产时间当然包含劳动过程期间，但劳动过程期间并不包含全部生产时间。首先我们记得，一部分不变资本存在于机器、建筑物等等劳动资料中。它们会在不断重新反复的同一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直到寿命终结为止。劳动过程的周期性中断，例如在夜间，虽然会使这些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但劳动资料仍然留在生产场所。劳动资料不仅在执行职能时属于生产场所，在它不执行职能时也是属于生产场所。另一方面，资本家必须储备一定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以便生产过程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按照预定的规模进行，而不受每日市场供应的偶然情况的影响。原料等等的这种储备，只是逐渐地在生产中消费掉。因此，在它的生产时间⁽²⁾和职能时间之间，就产生差别。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一般包括：1. 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时间；2.生产过程中断，从而并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职能中断的休止时间；3. 生产资料作为过程的条件虽已准备好，即已经代表生产资本，但尚未进入生产过程的时间。

　　以上所说的那种差别，都是指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领域内的时间和它停留在生产过程内的时间之间的差别。但是，生产过程本身也会使劳动过程从而使劳动时间发生中断，在这个间歇期间，劳动对象听任物理过程对它发生作用，而没有人类劳动参加进去。在这种场合，虽然劳动过程从而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了，但生产过程从而生产资料的职能却继续下去。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许多制造厂（例如制革厂）中听任化学过程发生作用的劳动材料，就是这样。在这里，生产时间比劳动时间长。二者的差，就是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这个超过部分总是由以下的事实产生的：生产资本潜在地处在生产领域内，但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执行职能；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

　　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准备好的那部分潜在生产资本，如纺纱厂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价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闲置的资本，虽然它的闲置是使生产过程连续不断进行的一个条件。为保存生产储备（潜在资本）而必需的建筑物、装置等等，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从而也是预付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的职能，是在预备阶段保存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在这个阶段上劳动过程是必要的，它就使原料等等变贵，但它是生产劳动，并且形成剩余价值，因为这种劳动同一切其他的雇佣劳动一样，有一部分是没有报酬的。在整个生产过程的正常中断期间，即生产资本不执行职能的间歇期间，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由此就产生了使工人在夜间也劳动的欲望。（第一册第八章第4节）——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必须经历的劳动时间的间歇，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但它促进产品的完成，成为产品生涯的一部分，是产品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装置等等的价值，与它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成比例地转移到产品中去；产品是由劳动本身安置在这个阶段中的，这些装置的使用是生产的条件，正如一部分棉花变成棉屑，不加入产品，但仍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是生产的条件一样。另一部分潜在资本，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即那些只是由于生产过程有规则的休止才中断自身职能的劳动资料——由生产的缩减、危机等等引起的不规则的中断，是纯粹的损失——，只加进价值，不加入产品的形成；这部分资本加到产品中的全部价值，由它的平均寿命决定；它在执行职能时和不执行职能的时间里，都会因丧失使用价值而丧失价值。

　　最后，即使劳动过程中断，但继续留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再现。各种生产资料在这里被劳动本身安置在某些条件下，让它们自己经过一定的自然过程，其结果是产生某种有用的效果或改变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当劳动把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实际有目的地消费时，总是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里，不论劳动必须借助劳动资料不断作用于劳动对象，以产生这种效果，还是劳动只需给个推动力，把生产资料安置在一定条件下，使生产资料由于自然过程的作用，无须再加劳动，自己发生预想的变化，情况都是如此。

　　不管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各种生产资料只形成潜在的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处在现实生产过程的预备阶段；或者是它们本身的职能在生产过程中因生产过程休止而中断；最后，或者是生产过程本身造成劳动过程的中断，——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都不起劳动吸收器的作用。它们不吸收劳动，也就不吸收剩余劳动。因此，当生产资本处在超过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生产时间时，即使价值增殖过程的完成和它的这种休止是不可分离的，生产资本还是不会增殖。显然，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不过，资本的生产时间虽然可以和它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但前者总是包含后者，而且超过的部分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条件。因此，生产时间总是指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并自行增殖，因而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尽管它也包含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是潜在的，或者也进行生产但并不自行增殖。

　　在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存在的。资本的两个流通过程是：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态，这种情况丝毫也不影响如下的事实：这些过程，作为流通过程，是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过程。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如果我们考察循环的最简单形式，也就是总资本价值每次都是一下子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那就很清楚，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并且生产过程的更新根据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而或快或慢。相反，如果资本的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也就是总资本价值的循环是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环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么，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

　　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而这种持续时间的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以极不相同，因而对资本的生产时间限制的程度也可以极不相同。但是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也就是流通时间对资本增殖过程的作用。它把这种消极的作用理解为积极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的结果是积极的。并且，因为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所以，政治经济学就更是抓住这个假象不放。我们以后会看到，甚至科学的经济学也不免受这种假象迷惑。以后也会表明，这种假象由于下述各种现象而根深蒂固：1. 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消极的原因被当做积极的原因，因为对于那些处在只是流通时间不同的各种投资领域的资本来说，较长的流通时间成了价格提高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成了利润平均化的原因之一。2. 流通时间只是周转时间的一个要素；而周转时间包含生产时间或再生产时间。由周转时间引起的事情，好像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3. 商品要转变为可变资本（工资），先要转化为货币。这样，在资本积累上，商品转变为追加可变资本是在流通领域内，在流通时间中发生的。因此，由此产生的积累，好像也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不管按这个序列还是那个序列，总是要通过W—G和G—W这两个对立的阶段。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也分成两个部分，即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在分析简单商品流通（第一册第三章）时已经知道，W—G即卖，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也占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作为货币，价值处在随时可以转化的形式。作为商品，它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才取得这种可以直接交换，从而随时可用的形态。可是，问题在于：在资本流通过程的G—W阶段上，资本要转化成在一定投资场所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定要素的商品。生产资料也许在市场上还没有，还必须生产出来，或者要取自远方市场，或者它们的通常供给出现了障碍，价格发生了变动等等，总之，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情况在G—W这个简单形式变换中看不出来，但会使流通阶段的这个部分耗费的时间时而较长，时而较短。像W—G和G—W可以在时间上分离一样，W—G和G—W也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购买市场和销售市场可以是空间上不同的市场。例如就工厂来说，采购者和推销者甚至往往是不同的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再生产过程包含资本的两种职能，因而也包含这两种职能有人代表的必要性，不管是由资本家自己代表，还是由雇佣工人，即由资本家的代理人代表。然而，这并不是把流通当事人和生产当事人混淆起来的理由，正如不是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职能同生产资本的职能混淆起来的理由一样。流通当事人必须由生产当事人支付报酬。不过，如果说互相买卖的资本家，通过这种行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那么，即使他们的营业规模使他们能够或必须把这种职能转交给别人，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有些营业中，采购者和推销者的报酬，是用利润分成的办法支付的。他们的报酬是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消费者只有作为生产当事人给自己生产了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或者要么凭法律证书（例如作为生产当事人的股东等），要么靠个人服务，从生产当事人那里占有了这种等价物，他才能支付这种报酬。

　　W—G和G—W之间存在一种区别，这种区别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形式区别无关，而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生的。不论是W—G，还是G—W，就它们本身看，都只是一定价值由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但是，W′—G′同时是W′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实现。G—W则不是这样。因此，卖比买更为重要。G—W，在正常条件下，对于表现为G的价值的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行为，但它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导论，而不是它的补遗。

　　商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使商品资本的流通W′—G′受到一定的限制。商品会自然变坏。因此，如果商品没有按照它们的用途，在一定时期内，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卖掉，它们就会变坏，并且在丧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就丧失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属性。商品中包含的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增长的剩余价值，都将丧失。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也就是由同种或别种新的使用价值来补偿，才是长久保存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而使用价值以完成的商品形式出售，从而由此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是它们的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它们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变换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以便在一种新的使用形式上继续存在。交换价值只有通过使用价值的躯体的这种不断更新才能够保存自己。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坏的快慢程度不同；因此，在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间隔时间，可以长短不等；因此，它们能够以长短不等的时间，作为商品资本停留在W—G流通阶段，作为商品经受长短不等的流通时间，而不致消灭。由商品体本身会变坏所决定的商品资本流通时间的界限，就是流通时间的这一部分或商品资本作为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限。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因而生产出来越要赶快消费，也就是越要赶快卖掉，它能离开产地的距离就越小，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狭窄，它的销售市场就越带有地方性质。因此，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的物理性能对于它作为商品的流通时间的绝对限制越大，它就越不适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这种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随着地域的距离由于运输工具的发展而缩短时，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而一种物品的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人口稠密的地点，甚至能够为这样一类产品，如大啤酒厂、牛奶厂生产的产品，造成较大的市场。

(1) 以下是第IV稿。
(2) 生产时间这个名词在这里要在能动的意义上去理解。在这里，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不是指生产生产资料所需的时间，而是指生产资料参加一个商品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时间。——弗·恩·

第六章　流通费用

I. 纯粹的流通费用

1. 买卖时间

　　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式转化，同时就是资本家的交易，即买卖行为。资本完成这些形式转化的时间，从主观上，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就是买卖时间，就是他在市场上执行卖者和买者的职能的时间。正像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再生产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一样，资本家进行买卖，在市场上奔走的时间，也是他作为资本家即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这是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假定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所以，这些行为只是指同一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只是指一种状态变化。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买者和卖者手里的价值量都不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它的存在形式。如果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转化了的价值的总额仍旧不变；一方面的增加，就是另一方面的减少。

　　但是，形态变化W—G和G—W，是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的交易；他们达成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着斗争，每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生意人碰在一起，就像“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³²一样。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里，事情并不因双方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而发生变化。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像花费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并不增加诉讼对象的价值量一样。这种劳动对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即对于包含着流通或被包含在流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它同比如说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一样。这种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例如，要把煤炭当做燃料来用，我就必须使它同氧气化合，为此，必须使它由固体状态转化为气体状态（因为在燃烧的结果碳酸气中，煤炭处于气体状态），也就是使煤炭的存在形式或状态发生物理变化。在进行新的化合之前，结合为固体的碳分子必须分离，碳分子本身必须分解为单个的原子。这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的消耗不转化为热，而是热的一种扣除。因此，如果商品占有者不是资本家，而是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那么，买卖所费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因而，他们总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力图把这种事情留到节日去做。

　　当然，资本家手里的商品交易具有的规模，不会使那种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为价值的形式变换作中介的劳动，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即使职务转移了，就是说，产业资本家并不亲自从事那种“燃烧劳动”，而把它变为由他们付酬的第三者的专业，也不可能出现这种变体的奇迹。这些第三者当然不是因为爱上资本家的美丽的眼睛而让他们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一个地主的收租人或一个银行的差役的劳动不会使他们所收的租或成袋地运往另一银行的金币增加分毫，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关系的。〕⁽¹⁾

　　对于使别人为自己劳动的资本家来说，买卖成了一种主要职能。因为他按巨大的社会的规模占有许多人的产品，所以，他也得按同样的规模出售这些产品，然后重新把货币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和以前一样，买卖时间并不创造价值。错觉是从商人资本的职能产生的。但是，在这里，即使对这个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考察，事情本来就很清楚：如果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的，然而是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现在这种职能由于分工，由多数人的附带工作变为少数人的专门工作，变为他们的特殊行业，那么，这种职能的性质本身并不会改变。一个商人（在这里只是看做商品的形式转化的当事人，只是看做买者和卖者）可以通过他的活动，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机器，它能减少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²⁾

　　为了简便起见（因为我们以后才考察作为资本家的商人和商人资本），我们假定，这种买卖的当事人是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他在W—G和G—W活动上，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因此，他以此为生，就像别人靠纺纱或制药丸为生一样。他执行一种必要的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含非生产职能。他和别人一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他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他的作用，不是使一种非生产职能转化为生产职能，或使非生产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如果这种转化能够通过职能的这种转移来完成，那真是奇迹了。他的作用宁可说是使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不仅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只是一个雇佣工人，他的报酬尽可比较优厚。不管他的报酬怎样，他作为一个雇佣工人，总有一部分时间是无偿地劳动的。他也许每天干了10小时而得到8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他从事的两小时剩余劳动，和他的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虽然由于这8小时必要劳动，社会产品有一部分转移给他了。第一，和以前一样，从社会的观点看，一个劳动力在10小时内耗费在这个单纯的流通职能上。它不能用于别的目的，不能用于生产劳动。第二，社会对这两小时的剩余劳动没有支付报酬，虽然这种剩余劳动已经由完成这种劳动的这个人耗费了。社会并没有因此占有任何超额的产品或价值。但是，这个人所代表的流通费用减少了1/5，由10小时减为8小时。社会对以他为当事人的这一现实的流通时间的1/5，没有支付等价物。但是，既然这个当事人是由资本家使用的，资本家会由于未对这两小时支付报酬而减少他的资本的流通费用，而这种费用是对他的收入的扣除。对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收入，因为他的资本在价值增殖上所受的消极限制缩小了。当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耗费在买卖上的时候，这种时间或者只是在他们的生产职能的间歇期间耗费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的生产时间的损失。

　　无论如何，用在买卖上的时间，是一种不会增加转化了的价值的流通费用。这种费用是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变为货币形式所必要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是流通当事人，那么，他同直接的商品生产者的区别只是在于，他的买卖规模较大，因而他作为流通当事人执行职能的范围较大。一旦他的营业范围使他必须购买或者能够购买（雇用）作为雇佣工人的他的流通当事人，事情的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必须以某种程度耗费在流通过程（就它只是形式转化来说）上。但是，现在这种耗费表现为追加的资本支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这种仅仅在流通中执行职能的劳动力。资本的这种预付，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它相应地缩小预付资本生产地执行职能的范围。这就好像是把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一种机器，用来买卖产品的其余部分。这种机器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虽然能够减少在流通中耗费的劳动力等等，但不参加生产过程。它只是流通费用的一部分。

(1) 括号里的几段采自第VIII稿末尾的一个注。
(2) “商业费用虽属必要，但应看做是一种繁重的负担。”（魁奈《经济表分析》，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71页）——在魁奈看来，商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利润”，即竞争迫使他们“降低的他们的报酬或收入……严格地说，不外就是直接出售者和消费购买者的损失的减少。但是，无论我们把商业本身简单地看做是与运输费用无关的交换，还是把它看做是和运输费用结合在一起的交换，商业费用损失的减少，并不是现实产品，或者并不是由商业引起的财富的增长”（第145、146页）。“如果没有什么中介费用，商业费用总是由得到买者支付的全部价格的产品出售者负担。”（第163页）“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是工资的支付人，商人是工资的领取人。”（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64页）³³
32 　“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when Greek meets Greek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是套用纳撒内尔·李《王后的情敌》中的话。见他的《戏剧著作集》1734年伦敦版第3卷第266页。——147。
[33]　马克思曾对弗·魁奈的《经济表分析》和《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作过摘录。见第VII笔记本中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及补充笔记本C。——148。

2. 簿记

　　劳动时间除了耗费在实际的买卖上外，还耗费在簿记上；此外，簿记又耗费对象化劳动，如钢笔、墨水、纸张、写字台、事务所费用。因此，在这种职能上，一方面耗费劳动力，另一方面耗费劳动资料。这里的情况和买卖时间完全一样。

　　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监督的。这样，生产的运动，特别是价值增殖的运动，——在这里，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只是这样一种物品的名字，这种物品的观念的价值存在固定为计算货币，——获得了反映在观念中的象征形象。在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例如农民；只有资本主义农业，才产生使用簿记的租地农场主），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这种职能和他执行这种职能所消耗的劳动资料，如纸张等等，都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的追加消耗。这种消耗是必要的，但是既要从他能生产地消耗的时间中扣除，又要从那种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参加产品形成和价值形成的劳动资料中扣除。⁽¹⁾不论这种职能集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手中，不再是许多小商品生产者的职能，而是一个资本家的职能，是一个大规模生产过程内部的职能，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规模；还是这种职能不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独立化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职能，——这种职能本身的性质都不会改变。

　　如果一种职能就其本身来说，也就是在它独立化以前，不形成产品和价值，那么，分工，这种职能的独立化，并不会使这种职能形成产品和价值。如果一个资本家新投入资本，他就必须把一部分资本投在雇用记账员等等和簿记用品上。如果他的资本已经执行职能，处在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那么，他就必须使他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通过转化为货币，不断再转化为记账员、事务员等等。这部分资本是从生产过程中抽出来的，它属于流通费用，属于总收益的扣除部分。（专门用于这一职能的劳动力本身也包括在内。）

　　但是，簿记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或劳动时间的非生产耗费，同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只是由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而产生，是由这个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产生。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监督和观念上的总括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

　　我们这里谈的，只是由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所产生的流通费用的一般性质。这里用不着考察这些流通费用的各种详细形式。但是，这些属于价值的纯粹的形式转化的、从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的形式，在单个商品生产者那里只是转瞬即逝的、几乎觉察不到的要素，是同他的生产职能并行或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形式在表现为巨额的流通费用时，却可以令人触目惊心，在单纯的货币收支上，一旦这种业务独立化为银行等等或单个企业的出纳员的专门职能并且大规模集中，我们就看到这一点。要牢记的是，这些流通费用不会因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其性质。

(1) 在中世纪，我们只在修道院中发现农业的账簿。但是，我们知道（第1册第343页³⁴），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个公社官员的专职。由于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就像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社劳动力，是从生产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簿记人员的情况，就和印度公社的记账员的情况相同。（采自第II稿）
[3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13—414页。——151。

3. 货币

　　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态，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它的价值观念地存在于价格中，这个价格丝毫不改变它的现实使用形态。但是，某些商品，如金和银，执行货币的职能，并且作为货币专门留在流通过程（也作为贮藏货币、准备金等等留在流通领域，虽然是以潜在的形式），这纯粹是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即商品生产过程的产物。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态，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从而必须取得货币形式，因为商品总量，即社会财富中执行商品职能的部分不断增大，所以，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准备金等等职能的金银量也不断增大。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消费。这是固定在充当单纯的流通机器的形式上的社会劳动。除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束缚于这种非生产的形式之外，货币的磨损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可观的，因为一般说来被束缚在货币形式上的财富部分是巨大的。金和银作为货币商品，对社会来说，是仅仅由生产的社会形式产生的流通费用。这是商品生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随着商品生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它是社会财富中必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¹⁾

(1) “一国内流通的货币，是该国资本的一定部分，这部分完全从生产用途中抽出来，以便促进或提高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因此，为了使金充当流通手段，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这就好像为了制造一台机器，以促进任何另一种生产，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一样。”（《经济学家》第5卷第520页）

II. 保管费用

　　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就资本家来考察，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我们现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费用的性质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于这样一些生产过程，这些生产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因此，它们的生产性质完全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观点看，它们又可以是单纯的费用，是活劳动或对象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但是正因为这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们可以起创造价值的作用，成为他的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这种情况已经来源于以下事实：这些费用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领域，对不同的单个资本来说，有时也是不同的。这些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时，会按照各个资本家分担这些费用的比例进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价值的劳动也会追加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总会追加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形成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本身的量，劳动形成的剩余价值则取决于资本家付给劳动的报酬额。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这些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

1. 储备形成一般

　　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在产品停留在市场上时，也就是，在产品处在它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和它进入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间隔时间内，产品形成商品储备。商品资本，作为市场上的商品，从而具有储备形态的商品，在每个循环中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我们正在考察其循环的、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本身的商品产品；另一次相反是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商品产品，这种产品必须出现在市场上，以便被购买，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当然，后面这种商品资本可能只是根据订货生产的。如果这样，在它被生产出来以前，就会发生中断。然而，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相当数量的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资本还包括对劳动力的购买，在这里，货币形式只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形式，这种生活资料的大部分，工人必须在市场上找到。我们在本节的论述中还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下面这一点已经清楚了。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这个资本价值已经转化为商品产品，现在必须出售或再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在市场上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那么，商品资本形成储备的状态，是市场上的一种违反目的的非自愿的停滞状态。出售越迅速，再生产过程就越流畅。W′—G′这一形式转化的停滞，会妨碍要在资本循环中进行的现实的物质变换，妨碍资本进一步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对G—W来说，商品不断存在于市场，即商品储备，却是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条件，是投入新资本或追加资本的条件。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栈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对把商品搬进储藏库的劳动力付给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¹⁾

　　可见，资本在商品资本形式上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存在，产生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不属于生产领域，所以算做流通费用。这类流通费用同第一节所说的流通费用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因此使商品变贵。在任何情况下，用于保存和保管这种商品储备的资本和劳动力，总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抽出来的。另一方面，这里使用的资本，包括作为资本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必须从社会产品中得到补偿。因此，这些资本的支出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劳动生产力降低一样，因而，要获得一定的效用，就需要更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这是非生产费用。

　　如果形成商品储备所需要的流通费用，只是产生于现有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间，就是说，只是产生于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只是由于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因此必须转化为货币），那么，这些流通费用和第一节所列举的流通费用的性质就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商品价值在这里被保存或者增加，只是因为使用价值，产品本身，被置于一定的、需要有资本支出的物的条件下，并且必须经历那些有追加劳动作用于使用价值的操作。相反，商品价值的计算，记载这一过程的簿记，买卖交易，却不会在商品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上发生作用。这些事情只是同商品价值的形式有关。因此，虽然在我们假定的场合，花费在储备（在这里是非自愿的）上的非生产费用只是产生于形式转化的停滞和必要性，但是，这些费用和第一节所说的非生产费用仍然不同，这些费用的目的本身不是价值的形式转化，而是价值的保存，而价值存在于作为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中，因而只有通过产品的保存，使用价值本身的保存，价值才能得到保存。在这里，使用价值既没有提高，也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但是，它的减少受到了限制，它被保存下来。在这里，商品中存在的预付价值，也没有增加。但是，加进了新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

　　现在要进一步研究，这种非生产费用在什么程度内，产生于一般商品生产和普遍绝对形式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有性质；另一方面，又在什么程度内，为一切社会生产所共有，而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取得一种特殊的形态，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

　　亚·斯密曾提出一种荒诞的见解，认为储备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现象。⁽²⁾相反，现代经济学家，例如莱勒，则断言储备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³⁷。西斯蒙第甚至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³⁸

　　实际上，储备有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虽然就绝对量来说，三种形式的储备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

　　不言而喻，在生产是直接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了交换或出售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社会产品全部不采取商品形式，或者只有很小的部分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商品形式的储备或商品储备只是财富的很小的、微小的部分。但是，消费基金，特别是真正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基金，在这里相对地说却是很大的。我们只要看一下古代的农民经济。在那里，产品的绝大部分正因为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所以不形成商品储备，而直接转化为备用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它不采取商品储备的形式，并且正因为这样，亚·斯密就认为，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不存在储备。亚·斯密把储备的形式同储备本身混淆起来了，并且以为，社会历来就是干一天吃一天，或者等到明天去碰运气。⁽³⁾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误解。

　　生产资本形式的储备，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资料或者已经处于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已经在生产者手中，也就是已经潜在地处于生产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而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看第一册第二十三章第2节⁴⁰），最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生产资料，不仅由这种劳动资料构成，而且还由各加工阶段上的劳动材料以及辅助材料构成。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劳动生产力由于协作、分工、机器等等而提高，逐日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加。这些要素必须预先在生产场所准备好。因此，这种以生产资本形式存在的储备的规模是绝对增大的。要使生产过程流畅地进行——不管这种储备可以逐日更新，还是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更新——，就总是要在生产场所准备好更多的原料等等，比如说要多于一天或一周的消耗量。过程的连续性，要求它的各种条件的存在不致因为在逐日购买上可能遇到中断而受影响，也不致因为商品产品逐日逐周出售，从而只能不规则地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而受影响。不过，生产资本显然可以以极不相同的规模潜在地存在或形成储备。例如，纺纱业者必须准备好够用三个月的，还是只够用一个月的棉花或煤炭，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看到，这种储备虽然绝对地增大了，但是可以相对地减少。

　　这要取决于各种条件，而这一切条件实质上不外就是，要使必要数量的原料能够更迅速地、更有规则地、更有保证地不断得到供应，而不致发生任何中断。这些条件越不具备，从而供应越没有保证，越不规则，越缓慢，生产资本的潜在部分，即生产者手中等待加工的原料等等的储备就必然越大。这些条件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水平，因而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反比。因此，这种形式的储备也是这样。

　　这里表现为储备减少的现象（如莱勒所看到的），部分地说，只是商品资本形式的储备即真正商品储备的减少；因此，只是同一个储备的形式变换。例如，如果本国每天生产的煤炭量，从而煤炭生产的规模和能力很大，纺纱业者用不着储存大量煤炭，就可以保证他的生产连续进行。煤炭供应的不断的有保证的更新，使这种储备成为不必要。第二，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面，运费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例如，如果从矿山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向纺纱厂运输煤炭，那么，所需的费用就会比利用较便宜的运输为较长时期供应较大量煤炭所需的费用更贵。以上考察的这两种情况，都发生在生产过程本身。第三，信用制度的发展也有影响。纺纱业者在棉花、煤炭等等的储备的更新上越不依赖于他的纱的直接出售——信用制度越发展，这种直接依赖性就越小——，为保证既定规模的连续的棉纱生产不受棉纱出售上偶然情况的影响而需要的这种储备的相对量，就可以越小。第四，许多原料、半成品等等需要有较长的生产时间，农业提供的一切原料，尤其是这样。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就要在新产品还不能代替旧产品的整个时期，储备一定量这样的原料、半成品。如果在产业资本家手中这种储备减少了，那不过表明，它在商人手中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增加了。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存放在港口的进口棉花可以迅速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这样，工厂主就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对较小的规模更新它的棉花储备。不过，这时作为商品储备存放在利物浦商人手中的棉花的数量就要相应地增大。因此，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而莱勒等人却看不到这一点。而就社会资本来考察，储备形式的产品量，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必须为比如说一年准备好的储备量，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而减少。如果有大批轮船、帆船往来于美英之间，英国的棉花储备更新的机会就会增多，因而必须在英国国内存放的棉花平均储备量就会减少。世界市场的发展，从而同种物品供应来源的增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物品会从不同国家和在不同时期一批一批地运来。

(1) 据柯贝特对1841年9个月期间小麦储存费用的计算，数量的损失占1/2%，小麦价格的利息占3%，仓库租金占2%，筛选和运输的费用占1%，卸货的费用占1/2%，共计占7%，或者说，在每夸特小麦价格50先令中占3先令6便士。（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140页］）³⁵按照利物浦市商人向铁道委员会提出的证词，1865年谷物储存的（纯）非生产费用，每月为每夸特2便士，或每吨9—10便士。（《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1867年版第19页第331号）
(2) 第二卷序论。³⁶
(3) 储备的形成，并不是像亚当·斯密想象的那样，只是由于产品转化为商品，消费品储备转化为商品储备而产生的，恰恰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在为自身需要的生产过渡到商品生产的时期，引起了生产者的经济的非常剧烈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到最近，还保存着“大量储存丰年很贱的谷物的习惯”（《答复。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下院1867年》第1部分第230、231页第74号）。美国南北战争所³⁹引起的对棉花、黄麻等等的需求的突然增大，使印度许多地方稻田的面积大大缩小，米价上涨，生产者纷纷出售过去的存米。加上1864—1866年稻米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的空前输出。因此，就产生了1866年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单是在奥里萨省就夺去100万人的生命。（同上，第174、175、213、214页，以及第3部分《关于比哈尔饥荒的文件》第32、33页，这个报告强调过去的存米的外流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采自第II稿〕
[35]　马克思曾对托·柯贝特的《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作过摘录。见《伦敦笔记》（1850—1853年）第VII笔记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156。
[36]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1843年伦敦版第2卷第249—252页。——157。
37 　约·莱勒《货币和道德：献给时代的一本书》1852年伦敦版第43、44页。——157。
38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49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1845年《布鲁塞尔笔记》中有对该书作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3卷。——157。
[39]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158。
4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7—724页。——159。

2. 真正的商品储备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是发展，情况就越是这样。因此，不管和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还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即使生产规模相同，产品中大得不可比拟的部分是作为商品存在的。但是，任何商品——从而任何商品资本，它们只是商品，不过是作为资本价值存在形式的商品——，只要它不是从生产领域直接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因而在这个间歇期间处在市场上，它就是商品储备的要素。因此，商品储备本身（即产品的商品形式的独立和固定），即使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商品形式的储备所以增大，是因为在那一方面，它在直接的生产储备和消费储备形式上减少了。这只是储备的社会形式的变化。如果商品储备同社会总产品相比，不仅它的相对量增大，而且它的绝对量也同时增大，那么，这是因为总产品的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中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或寻找销路的产品量，必然增大。在较短或较长时期固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储备也增大。

　　最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靠挣一文吃一文过活，他们的工资按周领取，逐日花掉，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作为储备的生活资料。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所有这些因素，都来源于生产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形式转化。

　　不管产品储备的社会形式如何，保管这种储备，总是需要费用：需要有贮存产品的建筑物、容器等等；还要根据产品的性质，耗费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以便防止各种有害的影响。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相对地就越少。这些支出，总是构成对象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在资本主义形式上，这些支出就是资本的支出——，它们不进入产品形成本身，因此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们作为社会财富的非生产费用是必要的。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存费用，不管社会产品只是由于生产的社会形式即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转化才成为商品储备的要素，也不管我们把商品储备只是看做一切社会所共有的产品储备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存费用，即使产品储备不具有商品储备形式这种属于流通过程的产品储备形式。

　　现在要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

　　如果资本家已经把他预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的资本转化为产品，转化为一定量现成的待售商品，而这些商品还堆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那么，在这个期间不仅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会停滞，为保存这种储备而用于建筑物、追加劳动等方面的支出，也会形成直接的损失。如果这个资本家说，我的商品存放了六个月没有卖出去，在这六个月期间，为了保存这些商品，不仅使我的这样多的资本闲置起来，而且使我花掉了x量的非生产费用，那么，最后的买者就会嘲笑他。买者会说，这算您倒霉！除了您以外，还有另一个卖者，他的商品前天刚生产出来。您的商品是陈货，放了那么久，不免多少有些损坏。因此，您应该比您的对手卖得便宜些。——不管商品生产者是他的商品的实际生产者，还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商品的实际生产者的代表，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生活条件。他必须把他的物品转化为货币。他由于把物品固定在商品形式上而支出了非生产费用，这只是他个人的冒险行为，和商品的买者无关。买者不会对他的商品的流通时间实行支付。在发生现实的或设想的价值革命的时候，资本家会有意把他的商品从市场上抽回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捞回那笔追加的非生产费用，要看这种价值革命是否出现，看他投机是否成功。但是，价值革命并不是他的非生产费用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如果储备的形成就是流通的停滞，由此引起的费用就不会把价值加到商品上。另一方面，没有流通领域内的停滞，没有资本在商品形式上的或长或短的停留，就不会有储备；也就是说，没有流通的停滞，就不会有储备，就像没有货币准备金，就不会有货币流通一样。因此，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如果这种必要性对资本家来说不是出现在W′—G′上，那对他来说则是出现在G—W上；不是出现在他的商品资本上，但出现在另一些为他生产生产资料并为他的工人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上。

　　不管储备的形成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也就是说，不管商品生产者是有意保持储备，还是因为流通过程本身的状况阻碍商品的出售，使他的商品形成储备，问题的实质好像不会有什么改变。不过，弄清自愿储备和非自愿储备的区别，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有益的。非自愿储备是由流通停滞造成的，或者同它是一回事，而这种停滞是商品生产者无法知道的，是违背他的意志的。自愿储备的特征是什么呢？和以前一样，卖者力图尽快地使自己的商品脱手。他不断把产品当做商品来兜售。如果他把产品留着不卖，这个产品也只是商品储备的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要素。对他来说，商品本身仍旧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并且只有抛弃商品形式，取得货币形式，然后才能起这种承担者的作用。

　　商品储备必须有一定的量，才能在一定时期内满足需求量。这里要把买者范围的不断扩大计算在内。为了满足比如一天的需要，市场上的商品必须有一部分不断保持商品形式，另一部分则流动着，转化为货币。在其他部分流动时停滞的部分，会和储备量本身的减少一样不断减少，直至最后完全卖掉。因此，在这里，商品停滞要看做是商品出售的必要条件。其次，储备量要大于平均出售量或平均需求量。不然，超过这个平均量的需求就不能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储备因为不断消耗，所以要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归根到底只能从生产中得到，只能从商品的供应中得到。这些商品是否来自国外，是与问题无关的。更新以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为转移。在这个期间，商品储备必须够用。至于储备不是留在原来的生产者手中，而是经过了从大商人一直到零售商的各种各样的储藏库，这仅仅改变了现象，而并不改变事情本身。从社会的观点看，只要商品没有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本的一部分就仍旧处于商品储备的形式。生产者本身为了使自己不直接依赖于生产，为了保证自己有一批老顾客，总想保持一批与平均需求相适应的存货。购买期限是适应于生产期间的，商品在它能够由同种新商品替换以前，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形成储备。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储备，流通过程从而包含流通过程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连续进行，才得到保证。

　　必须记住，对W的生产者来说，W′—G′可以已经完成，虽然W仍然在市场上。如果生产者本人想在他自己的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之前把它保存在仓库内，他就必须使二重的资本发生运动，一次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次是作为商人。对商品本身来说——无论是作为单个商品来看，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来看——，储备的费用不管是由生产者自己负担还是由从A到Z的一系列商人负担，事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既然商品储备不外就是储备的商品形式，这种储备在一定规模的社会生产中如果不是作为商品储备存在，就是作为生产储备（潜在的生产基金）或者作为消费基金（消费资料的储存）存在，所以，维持这种储备所需要的费用，也就是储备形成的费用，即用于这方面的对象化劳动或活劳动，不过是社会生产基金或社会消费基金的维持费用的一种变形。由此引起的商品价值的提高，只是把这种费用按比例分配在不同商品上，因为这种费用对不同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储备形成的费用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扣除，虽然它是社会财富的存在条件之一。

　　只有在商品储备是商品流通的条件，甚至是商品流通中必然产生的形式时，也就是，只有在这种表面上的停滞是流动本身的形式，就像货币准备金的形成是货币流通的条件一样时，这种停滞才是正常的。相反，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内的商品，不让位给后面涌来的生产浪潮，致使蓄水池泛滥起来，商品储备就会因流通停滞而扩大，就像在货币流通停滞时，贮藏货币会增加一样。在这里，不论这种停滞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家的仓库内，还是发生在商人的栈房内，情况都是一样的。这时，商品储备已经不是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品卖不出去的结果。费用仍旧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现在完全是由形式产生，也就是由于必须把商品转化为货币而产生，并且是由于这种形态变化发生困难而产生，所以它不加入商品价值，而成为在价值实现时的扣除，即价值损失。因为储备的正常形式和不正常形式，从形式上是区分不出来的，而且二者都是流通的停滞，所以，这些现象可以互相混同，加上对生产者来说，虽然他的已经转移到商人手中的商品的流通过程发生了停滞，但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仍然能够畅通，所以，这些现象更可以使生产当事人本身感到迷惑。如果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储备的规模也会扩大。商品储备会同样迅速地被更新和被吸收，但是它的规模更大。因此，商品储备的规模由于流通停滞而扩大的现象，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

　　储备形成的费用包含：1. 产品总量的数量减损（例如，储存面粉时就是这样）；2. 质量变坏；3. 维持储备所需的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

III. 运输费用

　　在这里，我们不必考察流通费用的一切细目，如包装、分类等等。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像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但是，运输费用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必须简短地加以考察。

　　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可以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A卖给B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内。⁽¹⁾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国³¹，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起着很大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表现为产生流通费用的原因，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因运输而引起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后一种价值追加，就像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位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必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间，煤炭由井下运到地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的产品作为完成的商品从一个独立的生产场所转移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生产场所，只是在较大的规模上表示同样的现象。在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的消费品。

　　以前讲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的价值创造成反比。这个规律，像适用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也适用于运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死劳动量和活劳动量——越小，劳动生产力就越大；反之亦然。⁽²⁾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的距离成正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但是，引起变化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根据物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的相对程度不同，在运输上就需要采取程度不同的防护措施，因而需要耗费多少不等的劳动和劳动资料。在这里，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形成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例如，英国铁路的货物分类繁多，按其总的原则来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倾向上的：把货物繁杂的自然属性，变为同样多种多样的运输上的困难和理所当然的骗人借口。

　　“玻璃从前是每一克列特〈一定容积的包装箱〉值11镑，现在由于产业进步和玻璃税的废除，只值2镑，但是，运费还是和以前一样贵，如果由运河运输，那就更贵了。铅细工使用的玻璃和玻璃商品在以伯明翰为中心的50英里的地区内的运费，从前每吨是10先令。现在，在玻璃有破碎危险的借口下，运输价格提高了两倍。但是，玻璃真的弄破了，铁路公司并不赔偿。”⁽³⁾

　　其次，运输费用追加到一个物品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该物品的价值成反比，这成了铁路大王们按照和物品价值成正比对物品收费的特别理由。产业家和商人对这一点的怨言，在上述报告每一页的证词中可以反复看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由于运输积聚（规模扩大），使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它使耗费在商品运输上的那部分社会劳动——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增加，首先因为把一切产品的绝大多数转化为商品，其次又因为远方的市场代替了当地的市场。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1) 施托尔希把这种流通称为虚假的流通。
(2) 李嘉图引用萨伊的话，萨伊认为商业由于运输费用而使产品变贵或提高价值，是商业的一种天惠。萨伊说：“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的产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另一个消费地点；因此，它使我们能够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⁴¹李嘉图对这段话评论说：“确实如此，但是这个追加价值是怎样加到商品上去的呢？是在生产成本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已经耗费更多的劳动。这决不能算做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09—310页）
(3) 《皇家铁道委员会》第31页第630号。
[41]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33页。马克思的私人藏书中不仅有萨伊这一著作，而且还有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马克思对萨伊《论政治经济学》作的摘录见1844年的《巴黎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2卷第301—327页）。——168。

第二篇　资本周转

第七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资本的总流通时间，等于它的流通时间和它的生产时间之和。这就是从资本价值以一定的形式预付时起，直到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以同一形式返回时止的一段时间。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总是预付价值的增殖，不管这个预付价值以它的独立的形式即货币形式预付，还是以商品形式预付，在后一个场合，它的价值形式在预付商品的价格中只具有观念上的独立性。在这两个场合，这个资本价值在它循环时都要经过不同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价值自身的同一性，是在资本家的账簿上或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得到证实的。

　　无论我们是考察G…G′形式，还是考察P…P形式，这两个形式都包含：1. 预付价值已经作为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并且已经增殖；2.预付价值通过它的过程之后，又回到它开始过程时的形式。预付价值G的增殖和与此同时资本又回到这个形式（货币形式），这在G…G′形式中是一目了然的。不过在第二个形式中情形也是一样。因为起点P是生产要素即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的存在。这个形式包含这个价值的增殖（W′和G′）和回到原来的形式，因为在第二个P中，预付价值重新取得了生产要素的形式，即它原来预付时的形式。

　　以前我们已经知道，“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一种手段。”（第一册第二十一章第588页⁴²）

　　（I）G…G′、（II）P…P和（III）W′…W′这三个形式有如下的区别：在形式II（P…P）中，过程的更新，即再生产过程，表现为现实的，而在形式I中，只表现为可能的。但是二者和形式III相区别的是：预付的资本价值——无论它采取货币的形式，还是采取物质的生产要素的形式——是出发点，因而也是复归点。在G…G′中，复归点是G′＝G＋g。如果过程以同一规模更新，G就重新成为出发点，g则不进入过程，而只是表示G作为资本已经自行增殖，已经生产了一个剩余价值g，但是把它抛开了。在P…P形式中，以生产要素P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同样是出发点。这个形式包含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如果进行简单再生产，同一资本价值就以同一形式P重新开始它的过程。如果进行积累，P′（按价值量＝G′＝W′）就作为已经增大的资本价值开始过程。但是，资本价值虽然比以前大了，过程仍然以原来形式的预付资本价值开始。相反，在形式III中，开始过程的资本价值不是预付的资本价值，而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是处在商品形式上的总财富，预付资本价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最后一个形式对第三篇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那里，各单个资本的运动要和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是在考察资本周转时，这个形式是不适用的，因为资本的周转总是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预付开始，并且总是使循环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它预付时的形式。至于循环I和循环II，那么，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剩余价值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应该抓住前者；而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产品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就应该抓住后者。

　　经济学家们既不区分不同的循环形式，也不分别考察它们和资本周转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考察G…G′形式，因为这个形式主宰着单个资本家并对他的计算有用，即使货币只是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成为出发点。另一些人则从生产要素形式上的支出出发，一直考察到收回，但是对收回的形式是商品还是货币则闭口不谈。例如：

　　“经济周期……即整个生产进程，是从支出时起，直到收回时为止。在农业中，播种期是它的开端，收获是它的终结。”（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安多弗—纽约版第81页）⁴³

　　另一些人则从W′（形式III）开始：

　　“生产交往的世界，可以看做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周期的循环中运转的，一旦企业完成它相继进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点，每次的循环就完成了。起点可以从资本家得到收入，从而收回资本的时候算起；从这时起，他重新着手做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并以工资的形式分给他们生活资料，或者确切地说，分给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力；从他们那里取得他所经营的制成的物品；把这种物品送到市场去，在那里把它们卖掉，在货款中收回全部投资，而结束这一系列运动的循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85页）⁴⁴

　　单个资本家投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它的运动的循环后，就重新处在它的原来的形式上，并且能够重复同一过程。这个价值要作为资本价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须重复这个过程。单个循环在资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段落，也就是一个周期。在G…G′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这个货币资本重新通过包括资本再生产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在内的形式转化序列。在P…P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生产要素的形式上，这些生产要素形成资本的更新的循环的前提。资本的循环，不是当做孤立的过程，而是当做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计量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那段时间，计量资本生活过程经历的周期，或者说，计量同一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或生产过程更新、重复的时间。

　　把可以加速或缩短单个资本的周转时间的个别冒险行为撇开不说，资本的周转时间在不同的投资部门是不同的。

　　正如工作日是劳动力职能的自然计量单位一样，年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转的自然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的自然基础是，在温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祖国，最重要的农产品都是一年收获一次。

　　假定我们用U表示周转时间的计量单位——年，用u表示一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用n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那么n＝U/u。举例来说，如果周转时间u等于3个月，那么n＝12/3＝4；资本在一年中完成4次周转，或者说，周转4次。如果u＝18个月，那么n＝12/18＝2/3，或者说，资本在一年内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2/3。如果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几年，那么，它就要用一年的倍数来计算。

　　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他必须预付他的资本，以便使它增殖并回到它原有形态的时间。

　　在进一步研究周转对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以前，我们要考察两种新的形式，这两种新形式是资本由流通过程得到的，并且会对资本周转的形式发生影响。

4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53页。——172。
43 　马克思曾对赛·纽曼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过摘录，见《伦敦笔记》（1850—1853年）第XV笔记本和第XVI笔记本。——173。
44 　马克思曾对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作过摘录，见《伦敦笔记》（1850—1853年）第IX笔记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572—589页）。——173。

第八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I. 形式区别

　　我们在第一册第六章已经看到，⁴⁵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它帮助形成的产品相对立，保持着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一定的使用形式。因此，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例如厂房、机器等，总之，凡是称做劳动资料的东西，都是这样。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它在丧失自身的使用价值时丧失掉自身的交换价值的比例，把价值转给产品。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这个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现出来时为止。

　　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真正的劳动资料——的特征是：

　　一部分资本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的。生产资料在它保持着进入劳动过程时的独立使用形式的期间，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执行职能。完成的产品，从而已经转化为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脱离生产过程，作为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相反，劳动资料一进入生产领域，就不再离开。它的职能把它牢牢地限制在那里。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被固定在这个由劳动资料在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上。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并因而损耗时，劳动资料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另一部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资料中，因而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资料不能再用；因此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但是，只要它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就是说，只要它还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就总是有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它里面，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原来固定在它里面的价值则转移到产品中，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组成部分进行流通。劳动资料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份额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五年磨损掉，另一台十年磨损掉，那么，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

　　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这部分资本价值，和其他任何部分一样要进行流通。我们曾经一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但这里考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首先，这个资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其他一切物质组成部分，则与此相反，形成流动资本。

　　一部分生产资料——即这样一些辅助材料，它们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时由劳动资料本身消费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机消费掉；或者对过程只起协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气等等——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不过它们的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产品在它本身的流通中，也使这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流通。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所参加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被全部消费掉，因此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它们在执行职能时不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使用形式。因此，在它们执行职能时，资本价值没有任何部分固定在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即实物形式上。这部分辅助材料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加入产品的价值，成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材料的职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生产领域之内，——这种情况曾经使像拉姆赛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混淆了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错误地把这部分生产资料列入固定资本的范畴。⁴⁶

　　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即原料等等，有一部分由此取得了以后能够作为享受资料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真正的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消费，因为它不加入它帮助形成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相反，它与产品相对立，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从而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的那种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可以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这时，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像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付报酬。我们说过，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彼此是分不清的。⁴⁷劳动资料、辅助材料、原料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四五年内发挥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同时也就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价值固定在这种形式上。它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牛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从而也不是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了。

　　决定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固定资本性质的，只是这个价值的独特的流通方式。这种特别的流通方式，是由劳动资料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在生产过程中充当价值形成要素的特殊方式产生的。而这种方式本身，又是由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特殊方式产生的。

　　我们知道，同一个使用价值既作为产品来自一个劳动过程，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劳动过程。⁴⁸一种产品之所以变为固定资本，只是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而产品本身刚离开过程时，决不是固定资本。例如，一台机器，作为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或商品，属于他的商品资本。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里，即在生产上使用它的资本家手里，才成为固定资本。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资料固定性的程度随着劳动资料的耐久性的增加而增加。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这个价值量中由劳动资料在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中转给产品的部分之间的差额，就是由这种耐久性决定的。这种价值转移进行得越慢——而价值是在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每次反复中由劳动资料转移出去的——，固定化的资本就越大，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和生产过程中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这个差额一旦消失，劳动资料的寿命就完结了，它的价值也就和它的使用价值一同丧失。它不再是价值的承担者了。因为劳动资料和不变资本的其他任何物质承担者一样，只是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价值的程度，把它的价值转给产品，所以很清楚，它的使用价值丧失得越慢，它在生产过程中越耐用，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期间就越长。

　　有的生产资料，例如辅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等，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但从价值转移来看，因而从它的价值的流通方式来看，是和劳动资料一样的，因此，它们也是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即存在形式。上面说过的土壤改良就是这样。这种改良把化学成分加到土壤中去，它的作用会延续若干个生产期间或若干年。在这里，价值中仍有一部分继续以它的独立形式或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于产品之外，价值的另一部分则转给产品，因而和产品一起流通。在这个场合，不仅固定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加入产品，而且这个价值部分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即实体，也加入产品。

　　撇开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这一根本错误不说，经济学家们迄今为止在概念规定上所以陷入混乱，首先是由于下述原因：

　　他们把劳动资料在物质上具有的某些属性，看成固定资本的直接属性，例如像房屋具有的物体不动性。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证明，其他一些本身也是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具有相反的属性，例如像船舶具有的物体可动性。

　　或者，他们把那种由价值流通引起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和物质的属性混同起来，好像那些就本身说根本不是资本，只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内才成为资本的东西，就它们本身说天生就可以是具有一定形式的资本——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我们在第一册第五章说过⁴⁹，不管劳动过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每一个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都分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二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成为资本，成为前一篇所说的“生产资本”。这样，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个以劳动过程的性质为基础的区别，就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新形式的区别再现出来。只是因为如此，那种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东西，才成为固定资本。如果按照物质属性，它除了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之外，还能执行别的职能，那么它是不是固定资本，就要根据它的职能的不同来决定。牲畜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作为肥育的牲畜，则是原料，它最后会作为产品进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

　　有的生产资料较长期地固定在一些反复进行的、但是互相联结的、连续不断的、因此形成一个生产期间——即制成一个产品所需的全部生产时间——的劳动过程中，单是这种较长期的固定存在，就和固定资本一样，要求资本家进行相当长期的预付，但是并不能使他的资本变成固定资本。例如，种子不是固定资本，而只是原料，它差不多要有一年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一切资本在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时，都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管它们的物质形式、职能和价值流通方式如何，也都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的种类不同或预期的有用效果不同，资本的这种固定存在，在时间上是长短不等的，但这并不造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¹⁾

　　一部分劳动资料，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或准备执行生产职能，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例如机器；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在这里，劳动资料在它们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固定存在，同时也由它们的可感觉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另一方面，一种劳动资料，也可以在物体上不断变更位置，不断运动，然而却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例如机车、船舶、役畜等等。在一个场合，不动性不会使劳动资料取得固定资本的性质，在另一个场合，可动性也不会使它丧失这种性质。不过，劳动资料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人身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²⁾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它的价值也就在多大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它的以实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价值不断减少，而它的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则不断增加，一直到它的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尸体脱离，转化为货币为止。在这里，生产资本的这个要素在周转上的特征显露出来了。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和作为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蛹化为货币同时进行的。但是，它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使用形式，是和商品再转化为商品的其他生产要素相分离的，确切地说，是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期间决定的，即由这样一段时间决定的，在这段时间内，劳动资料已经损耗掉，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假定一台价值10 000镑的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间是10年，原来预付在这台机器中的价值的周转时间也就是10年。在这10年内，它不需要更新，而以它的实物形式继续发生作用。在这个期间，它的价值一部分一部分地，作为用它不断生产出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值而流通，这样逐渐转化为货币，最后直到10年结束时，全部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一台机器，也就是完成它的周转。在这个再生产时间到来之前，它的价值先以货币准备金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

　　生产资本其余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于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变资本要素构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构成。

　　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第一册第五章）表明，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辅助材料和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完全一样——，是作为仅仅转移的价值，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而劳动力则通过劳动过程，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追加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实际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其次，一部分辅助材料，如充做燃料的煤炭、用于照明的煤气等等，在劳动过程中消费掉，但不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而另一部分辅助材料以物体加入产品，并成为产品实体的材料。不过，这一切差异，对流通来说，从而对周转的方式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辅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它们就把自己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这个价值也全部通过产品而流通，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它的周转不像固定资本的周转那样被中断，而是不断地通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全部循环，因此，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

　　至于生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组成部分，那么，劳动力是按一定时间购买的。一旦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过程，它就构成他的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仅把它一天的全部价值，而且还把一个超额剩余价值，追加到产品中去；在这里，我们暂且把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撇开不说。在劳动力比如说按一周购买并且发生作用之后，这种购买必须按习惯的期限不断更新。劳动力在执行职能时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追加到产品中去，这个等价物随着产品的流通转化为货币。要使连续生产的循环不致中断，这个等价物就必须不断地由货币再转化为劳动力，或者说，不断地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完整的循环，就是说，必须不断地周转。

　　因此，预付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我们在这里总是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同产品一起经过流通领域的两个形态变化，并通过这种不断的更新，不断并入生产过程。所以，在另一场合，即就价值的形成来说，不管劳动力和不变资本中形成非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多么不同，它的价值的这种周转方式却和这些部分相同，而与固定资本相反。生产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部分和投在形成非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部分——由于它们在周转上的这种共同性，便作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相对立。

　　我们以前讲过⁵⁰，资本家为使用劳动力而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实际上只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等价形式。就这一点说，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考察周转时，问题却在于形式。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劳动力本身。形成他的资本的可变部分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地消费的，是劳动力本身，而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是工人自己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转化为生活资料，以便把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商品的资本家，把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购买他的商品的人是用生活资料向他支付的。即使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是用生活资料，即用实物支付的，但在今天来说，这是第二步的交易。工人按一定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并且双方约定，他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取得这个价格的一部分。这只改变支付的形式，但不会改变他实际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这个事实。这个第二步的交易不再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作为商品的买者的工人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在第一步的交易中，工人是商品（他的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则是商品的买者。这种情况，和资本家用另一种商品来替换他的商品，例如用铁来替换他卖给铸铁厂的机器完全一样。因此，和固定资本相对立而取得流动资本的规定性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也不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资本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由于它的周转形式，取得了这种和不变资本某些组成部分相同，但和它的另一些组成部分相对立的性质。

　　投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只是按制成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而预付的，它要和由固定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生产规模相适应。这个价值全部加入产品，因此通过产品的出售又全部从流通中返回，并且能够重新预付。流动资本组成部分借以存在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照形成和出售成品所需要的量，从流通中被取出，但它们必须不断地通过再购买，通过由货币形式到生产要素的再转化，而被替换和更新。和固定资本要素相比，它们一下子从市场上被取出的量比较小，但也就要更加频繁地一再被取出，并且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预付的更新所需要的期间比较短。这种不断的更新，是通过把它们的全部价值带入流通的产品的不断出售来进行的。最后，它们不仅在它们的价值上，而且在它们的物质形式上，不断地完成形态变化的全部循环；它们不断地由商品再转化为同种商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在把它自己的价值加进产品的同时，还不断地把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化身，追加到产品中去。因此，剩余价值也和成品的其余价值要素一样，不断地被成品带入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资本价值的周转，而不是和它一起同时周转的剩余价值的周转，所以，暂且撇开后者不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或生产资本有不同的周转。而周转之所以不同，又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而不是由于它们在产品价值的生产中有不同的作用，或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各有独特的作用。最后，价值转给产品的方式——从而这个价值通过产品而流通的方式和通过产品的形态变化而以原来的实物形式更新的方式——之所以有差别，又是由于生产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形态有差别，这个物质形态的一部分在形成单个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另一部分只是逐渐消耗掉。因此，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相反，这种对立，对产业资本的其他两种存在方式来说，也就是，不论对商品资本还是对货币资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这两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不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怎样执行资本的职能，怎样顺畅地流通，它们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够变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但是，因为资本的这两种形式存在于流通领域，所以，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亚·斯密以来的经济学错误地把它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一起列入流动资本这个范畴。它们事实上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但不是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2. 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周转，从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时间，包括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多次周转。在固定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内，流动资本周转多次。生产资本的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在产品制成并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的时间未被全部消耗掉，才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规定。它的价值的一部分必须仍旧束缚在继续保存下来的旧的使用形式上；另一部分则被完成的产品带入流通，而完成的产品的流通，却同时会把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全部价值带入流通。

　　3. 投在固定资本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是为构成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全部一次预付的。因此，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资本借以固定的生产资料本身，则一次从流通中取出，在它们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并入生产过程，不过在同一时间之内，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不需要再生产。它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继续参加投入流通的商品的形成，但并不从流通中取出自身更新的要素。因此，在这个时间内，它们也不要求资本家重新预付。最后，投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在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不是在物质上，而只是在价值上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循环，并且这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的。这就是说，它的价值不断地有一部分作为商品的价值部分而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但不由货币再转化为它原来的实物形式。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

　　4. 要使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流动资本的各种要素就要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一样，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不过这样固定下来的流动资本要素，要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生产资料是通过同一种新的物品，劳动力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购买）；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它们存在的整个期间内，本身既不更新，它们的购买也不需要更新。原料和辅助材料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是当旧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完成的产品的形成上用掉时，总是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更新。劳动力也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这只是由于劳动力的购买的不断更新，而且往往有人员的变动。相反地，同一建筑物、机器等等，却在流动资本反复周转时，在反复进行的相同的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

(1) 由于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下一个定义有困难，洛伦茨·施泰因先生就认为，这样加以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
(2) 以上是第IV稿。以下是第II稿。
4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36页。——176。
46 　关于乔·拉姆赛的错误观点，见他的《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马克思对该书作的摘录，见《伦敦笔记》（1850—1853年）第IX和第X笔记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086页。——178。
4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213页。——178。
48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12页。——179。
4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7—213页。——180。
5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4—205页。——185。

II. 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在同一个投资中，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就铁路来说，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建筑物、桥梁、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建筑物、站台、水塔、高架桥、隧道、地道和路基，总之，凡是在英国铁路上称为技术工程的东西，多年都不需要更新。最易磨损的东西是轨道和车辆。

　　最初修建现代铁路的时候，有一种看法很流行，并得到最优秀的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的赞同。按照这种看法，一条铁路可以百年不坏，铁轨的磨损极不明显，以致从财政和实用两方面都不必加以注意；当时估计，好的铁轨的寿命为100—150年。但不久表明，铁轨的寿命平均不超过20年，当然这要取决于机车的速度、列车的重量和通过的次数、铁轨本身的厚度以及其他许多次要因素。在某些火车站，在大的交通中心，铁轨甚至每年都有磨损。大约在1867年，开始采用钢轨，费用比铁轨约大一倍，而耐用时间却长一倍多。枕木的寿命为12—15年。至于车辆，货车的磨损要比客车的磨损大得多。机车的寿命，按1867年的计算，是10—12年。

　　磨损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说来，铁轨的磨损和列车通过的次数成正比（R. C.第17645号）⁽¹⁾。速度增加时，磨损增加的比例大于速度增加比例的平方；就是说，列车的速度增加到两倍时，磨损则增加到四倍以上（R. C. 第17046号）。

　　其次，磨损是由于自然力的影响造成的。例如枕木不仅受到实际的磨损，而且由于腐朽而损坏。

　　“铁路养路费的多少，主要不是取决于铁路交通引起的磨损，而是取决于暴露在大气中的木、铁、砖、石等物的质量。严寒冬季一个月给铁路造成的损害，比整整一年的铁路交通所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理·普·威廉斯《铁路的保养。在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报告》，1867年秋。）⁵¹

　　最后，在这里和在大工业的各个部门一样，无形损耗也起着作用。原来值40 000镑的同量车厢和机车，10年之后，通常可以用30 000镑买到。因此，即使使用价值没有减少，也必须把这些物资的市场价格的25%的贬值计算在内。（拉德纳《铁路经济》［第120页］）

　　“涵洞桥不会按它们现在的形式更新。”

　　（因为现在这种桥的形式已经改良。）

　　“对它们进行普通的修理，去掉和替换某些部分，是不适宜的。”（威·布·亚当斯《公路和铁路》1862年伦敦版［第136页］）

　　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变革。因此，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变革了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必须在这个形式上达到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斗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大灾难即危机。

　　损耗（无形损耗除外）是指固定资本被消耗而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这种转移是按照固定资本丧失使用价值的平均程度进行的。

　　这种损耗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固定资本有一定的平均寿命；它为这段时间而全部预付；过了这段时间，就要全部替换。就活的劳动资料来说，例如马，再生产时间是由自然本身规定的。它们作为劳动资料的平均寿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段时间一过，损耗掉的头数就必须用新的来替换。一匹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替换，只能用另一匹马来替换。

　　固定资本的另一些要素，可以周期地或局部地更新。在这里，必须把这种局部的或周期的补偿与营业的逐渐扩大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同一种组成部分构成的，但这种组成部分耐用时间不一样，因而要在不同期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例如，车站上的铁轨要比别处的铁轨替换得快些。枕木也是这样。按照拉德纳的计算，在50年代，比利时铁路上的枕木每年更新8%，因而在12年内全部更新了。⁵²因此，这里的情形是这样：一个金额比如说以10年为期预付在一定种类的固定资本上。这笔投资是一次完成的。但是，这个固定资本的一定部分，其价值加入了产品的价值，并且和这个产品价值一起转化为货币，因而这一部分每年都要以实物形式进行补偿，另一部分则继续保持原来的实物形式。投资是一次进行的，实物形式上的再生产只是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正是这一点使这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而与流动资本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的其他部分，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它们在不同期间内损耗掉，因而必须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补偿。机器的情形特别是这样。前面我们关于一个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寿命所说的，在这里对于作为这个固定资本的一部分执行职能的同一台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来说，也是适用的。

　　关于在局部更新的过程中企业的逐渐扩大问题，我们要指出如下几点。虽然固定资本，如上所述，继续以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它的价值的一部分，按照平均损耗，已经和产品一起进入流通，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的要素，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有了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这种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一个企业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以多大规模进行这种逐渐的追加，因而也就是说，为了能够以这种方式再投入企业，准备金必须积累到多大数量，这又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当然都部分地取决于该企业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现有机器的局部改良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当然取决于改良的性质和机器本身的构造。例如在铁路建筑上，一开始就很注意这一点，这可以用亚当斯的话来证明：

　　“全部构造必须符合蜂房构造的原理，这就是要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一切过于牢固的、本来就很匀称的结构都是不好的，在扩张时非拆毁不可”（第123页）。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些建筑物可以加高几层；有些建筑物必须横向扩张，这就要有更多的地皮。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有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另一方面，在企业逐渐扩大时，又有许多这种不恰当的横向扩张（部分地说对劳动力有害），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经营活动的千差万别的环境、资财等等。由此就产生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

　　货币准备金（即再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再投入企业，在农业中实行起来最容易。在这里，有一定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在进行自然再生产的地方也是这样，例如畜牧业。

　　固定资本需要有各种特别的维持费用。固定资本的维持，部分地是依靠劳动过程本身；固定资本不在劳动过程内执行职能，就会损坏。（见第一册第六章第196页和第十三章第423页⁵³：机器由于不使用而引起的磨损。）因此，英国的法律把那种不按国内习惯耕种租地的行为明确地当做破坏行为来看待。（W. A.霍尔兹沃思律师《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1857年伦敦版第96页）这种在劳动过程中通过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劳动的无偿的自然恩惠。而且劳动的保存力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保存劳动材料的价值，是通过把这一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它保存劳动资料的价值，是通过保存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通过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即使它并不把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

　　但是固定资本的维持，还要求有直接的劳动支出。机器必须经常擦洗。这里说的是一种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追加劳动，机器就会变得不能使用；这里说的是对那些和生产过程不可分开的有害的自然影响的单纯预防，因此，这里说的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机器保持在能够工作的状态中。不言而喻，固定资本的正常寿命，是以它在这个期间内正常执行职能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为前提的，正像说人平均活30年时已经把洗脸洗澡也考虑在内一样。这里说的，也不是对机器所包含的劳动的补偿，而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不断的追加劳动。这里说的不是机器所做的劳动，而是加于机器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机器不是生产的当事人，而是原料。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虽然不进入作为产品来源的真正的劳动过程，但是属于流动资本。这种劳动在生产中必须不断地耗费，因而它的价值也必须不断地由产品价值来补偿。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属于流动资本中要弥补一般非生产费用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按年平均计算，分摊到价值产品中去。我们说过⁵⁴，在真正的工业中，这种擦洗劳动，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无偿地完成的，正因为这样，也往往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这就成了大多数事故的根源。这种劳动不计算在产品的价格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是无代价地得到了它。另一方面，资本家也由此节省了机器的维持费用。这种费用是由工人用自己的身体来支付的，这是资本自我维持的秘密之一。事实上，这些秘密造成工人对于机器的法律要求权，甚至从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看，也使工人成为机器的共有者。但是，在有些生产部门，机器必须离开生产过程才能擦洗，因此，擦洗不能附带地进行，例如机车就是这样。在这些生产部门，这种维持劳动列入经常费用，因而成为流动资本的要素。一台机车至多行驶三天就要回车库进行擦洗；锅炉必须冷却后再进行擦洗，以免损坏（R. C. 第17823号）。

　　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动，需要支出资本和劳动。这种支出不包括在原来预付的资本内，因此，它至少并不总是能通过固定资本的逐渐的价值补偿而得到补偿和弥补。例如，假定固定资本的价值＝10 000镑，它的全部寿命＝10年，那么，10年后全部转化为货币的这10 000镑，只补偿原来投下的资本的价值，而并不补偿这期间在修理上新追加的资本或劳动。这是追加的价值组成部分，它也不是一次预付的，而是根据需要分别预付的，它的不同的预付时间自然是偶然的。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

　　机器等等的个别部分所受的损伤，自然是偶然的，因而由此造成的修理也是偶然的。但是从这中间可以分出两类修理劳动，它们都多少具有固定的性质，并且是在固定资本寿命中不同的时期进行的。这就是幼年期的故障和中年期以后更多得多的故障。例如，一台机器的构造在进入生产过程时不管怎样完美无缺，但在实际使用时会出现一些缺陷，必须用补充劳动来纠正。另一方面，机器越是超过它的中年期，因而正常的磨损越是增多，构成机器的材料越是消耗和衰老，为维持机器直到它的平均寿命结束所需要的修理劳动就越频繁，越重要。正像一个老年人，为了防止不到时候就死去，必须比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支付更多的医药费。因此，修理劳动虽然有偶然的性质，但仍然会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

　　根据以上所述以及机器修理劳动的其他方面的偶然性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方面，用在修理上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实际支出，和造成这种修理的必要性的情况本身一样，是偶然的；必要修理量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分配的情况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在估计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时，必须把下述情况考虑在内，这就是有的通过擦洗（包括清扫场地），有的通过每有必要时进行的修理始终把固定资本保持在工作状态中。由固定资本损耗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按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计算的，而确定这个平均寿命本身，又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不断预付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通过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追加支出而追加的价值，不能随实际支出而同时加入到商品价格中去。例如，一个纺纱业主不能因为这个星期坏了一个轮盘或断了一根皮带，就在这个星期以高于上个星期的价格来出售纱。纺纱的一般费用，不会因为一个工厂发生这种事故而起任何变化。在这里，和在所有的价值决定上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平均数。经验会告诉人们，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在平均寿命期间遇到的这种事故和所需要的维修劳动的平均量会有多大。这种平均支出被分配在平均寿命期间，并以相应的部分加进产品的价格，从而通过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

　　这样得到补偿的追加资本也属于流动资本范围，虽然支出的方法不规则。因为立即排除机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每一个较大的工厂，除了真正的工厂工人，还雇有工程师、木匠、机械师、钳工等人员。他们的工资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的价值分配在产品中。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上需要的支出，也按平均计算决定，并按照这个计算，不断形成产品的价值部分，虽然这种支出实际上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预付的，从而也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加入产品或固定资本中去的。这种投在真正修理上的资本，从某些方面看，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既不能列入流动资本，也不能列入固定资本，但作为一种经常支出，宁可算做流动资本。

　　当然，簿记的方法改变不了账簿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但重要的是指出，在许多生产部门，常常把修理费用和固定资本的实际损耗按以下方法合在一起计算。假设预付的固定资本为10 000镑，它的寿命为15年；每年的损耗为666(2/3)镑。但现在损耗只按10年计算，就是说，每年有1 000镑，而不是666(2/3)镑，作为固定资本的消耗加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去；这就是说，为修理劳动等项保留了333(1/3)镑。（10年和15年都只是为举例而假定的。）因此，要使固定资本经用15年，就要在修理上平均支出这样多的金额。这种计算方法，当然不会妨碍固定资本和投在修理上的追加资本形成不同的范畴。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例如，人们曾假设，轮船的维持和补偿的最低预算费用每年为15%，从而再生产时间＝6(2/3)年。在60年代，英国政府每年按16%补偿半岛东方公司这笔费用，与此相当的再生产时间是6(1/4)年。在铁路上，一台机车的平均寿命为10年，但加上修理费用，每年的磨损则规定为12(1/2)%，寿命因此减为8年。客车和货车，每年的磨损按照9%计算，因此寿命规定为11(1/9)年。

　　在房屋及其他对所有者说来是固定资本并作为固定资本出租的物品的租约中，法律都承认正常损耗和临时性修理的区别。前者是由时间、自然影响和正常使用本身引起的，通常由所有者负担；后者是在房屋正常寿命和正常使用期间为了保持房屋完好而不时需要的，通常由承租人负担。修理还分小修和大修。大修是固定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局部更新，所以在租约没有明确的相反规定时，也由所有者负担。例如按照英国法律：

　　“按年租赁房屋的承租人，只承担无须大修就能做到的保持建筑物不透风雨的义务，一般说来，只负责可以称之为小修的修理。甚至在这方面，也还要考虑到开始租赁时建筑物有关部分的已使用的年限和一般的状态，因为承租人没有义务用新的材料去替换旧的已经损耗的材料，也没有义务赔偿由于时间和正常使用而引起的不可避免的贬值。”（霍尔兹沃思《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第90—91页）

　　同异常的自然现象，火灾、水灾等等引起的破坏相关连的保险，则和损耗的补偿以及维修劳动完全不同。保险必须由剩余价值补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或者，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规模必须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弥补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

　　事实上，用于补偿的必要资本，只有极小部分是货币准备金。这个资本的最重要部分，是用于生产规模本身的扩大，这种扩大部分地是现实的扩大，部分地是属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各生产部门的正常范围内的事情。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在作安排时要考虑到，主顾的工厂每年在扩大，而且总有一部分工厂需要全部或局部加以再生产。

　　按照社会平均数来确定损耗和修理费用时，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差距，甚至对于同一生产部门中数量相同、所处的其他条件也相同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在实践中，一个资本家的机器等等的使用超过平均寿命，另一个达不到平均寿命。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高于平均数，另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低于平均数，如此等等。但是，由损耗和修理费用决定的商品加价，却是一样的，都是由平均数决定的。因此，一个资本家由这种价格追加得到的，比他实际追加的要多，另一个资本家则要少。这种情况，和造成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家在劳动力剥削相等时获得不等利润的一切其他情况一样，使人们难于理解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

　　真正的修理和补偿之间、维持费用和更新费用之间的界限，带有一定的伸缩性。因此，例如在铁路上，关于某些支出属于修理还是属于补偿，应当算在经常性支出内还是算在基本投资内，总是争论不休。把修理费用记入资本账户，不记入收入账户，是铁路公司管理层人为地提高股息的人所共知的手段。但在这方面，经验也已经提供非常重要的依据。例如，在铁路建成初期追加的劳动

　　“不算做修理，而必须看做是铁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该记入资本账户，因为这种追加劳动，不是由磨损或者运行的正常影响造成的，而是由铁路建筑原来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引起的”（拉德纳《铁路经济》第40页）。

　　“相反，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把那种为获得收入必然会产生的贬值记入每年的收入账户，而不管这个数额实际上是否支出。”（喀里多尼亚铁路调查委员菲兹莫里斯上校的论文，发表于1868年《货币市场评论》。）⁵⁵

　　在农业上，至少在还没有采用蒸汽作业时，要区分固定资本的补偿和维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现有器具〈各种必要的农具、其他工具和经营器具〉颇为完备但不是特别多的地方，人们常常根据所处情况的不同，按原始资本15%—25%的比率，来大致平均地估算器具每年的磨损和维持。”（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册》1852年德绍版第137页）

　　拿铁路的车辆来说，修理和补偿是根本分不开的。

　　“我们保持着车辆的总数。不管有多少台机车，我们都保持这个数目。如果有一台机车由于时间太久不能使用了，而新造一台比较有利，我们就动用收入来制造一台新的。旧机器剩下的材料的价值，我们当然记入收入账户…… 剩下的东西总是相当多的…… 车轮、车轴、锅炉等等，总之，旧机车留下许多东西。”（丹·古奇，大西铁路公司董事长，R.C.第17327、17329号）——“修理就是更新；对我来说，‘替换’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 一个铁路公司既然买进一节车厢或一台机车，就应当把它1修理成永远可以使用的1东西。”（第17784号）“机车的费用，我们按每英里8(1/2)便士计算。我们用这8(1/2)便士就永远维持住机车。我们补偿我们的机器。如果你们要购置一台新机器，那么，你们花费的钱就比必须花费的要多…… 在旧机器上总会有几个车轮，一个车轴，或别的可以利用的零件，使我们可以更便宜地制造出一台和全新机器一样好的机器。”（第17790号）“我现在每周生产一台新机车，就是说，和新机车一样好的机车，因为它的锅炉、汽缸和车身都是新的。”（阿奇博尔德·斯特罗克，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R. C.1867年第17823号）

　　客车也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机车和车厢不断地更新；有时安装一个新轮，有时新添一个车身。承受运动的、因而磨损得最厉害的部分，会逐渐地更新；这样，机车和车厢可以进行一系列这样的修理，以致有些机车和车厢一点旧材料的痕迹也没有留下来…… 甚至在旧车厢或机车完全不能再修理的时候，也还有一些部分可以用在别的车厢或机车上，从来不会从铁路上完全消失。因此，活动的资本是处在不断的再生产中；在整条铁路重新铺设时，对路基来说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一次完成的事情，对车辆来说，却是年复一年地逐渐完成的。车辆的存在是常年不断的，因为它处在不断的除旧布新之中。”（拉德纳《铁路经济》第115、116页）

　　拉德纳在这里以铁路为例所说明的这个过程，对单个工厂说来是不适用的，但它可以形象地说明，在某一整个产业部门之内，或者，从社会规模来看，甚至在整个生产之内，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是怎样不断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和修理互相交错地进行的。

　　这里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狡猾的经理们为了获得股息，可以在怎样广阔的界限之内玩弄修理和补偿这两个概念。按照以上引证的理·普·威廉斯的报告，英国各个铁路公司多年以来按平均计算，曾从收入账户扣除如下的金额，作为路基和建筑物的维修费用（按每年每英里铁路计算）：

　　这些差额只有极小极小的部分产生于实际支出的差别；它们几乎完全是由计算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有的把各项支出记在资本账户，有的记在收入账户。威廉斯直截了当地指出：

　　“之所以记入较小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高股息；之所以记入较大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已经有了较大的收入，能够负担这种开支。”⁵¹

　　在若干场合，损耗，从而它的补偿，实际上是一个小到近于零的量，所以，只有修理费用需要计算。下面引证的拉德纳关于铁路上的技术工程的一段话，一般也适用于运河、船坞、铁桥和石桥等一切这类坚固耐久的工程。——

　　“比较坚固的工程经过时间的缓慢的影响也会引起损耗，但这种损耗在较短时间内几乎是看不见的；然而，经过很长时间以后，例如数百年，甚至那些最坚固的建筑物，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或局部的更新。这种看不见的损耗和铁路其他部分的较易察觉的损耗相比较，类似天体运动中的长期差和周期差。时间对于桥梁、隧道、高架桥等等相当坚固的铁路建筑的影响，可以作为长期损耗的例子。较快的和较为明显的、可以在较短期间内通过修理或替换而恢复的损坏，则与周期差相似。即使相当耐久的建筑物的表面，有时也会遭到偶然的损伤。对这种损伤进行的修补，也包括在常年的修理费用中。但除开这种修理不说，这些建筑物也不会不受年龄的影响；总有一天，它们的状况会使重建成为必要，尽管这个时间还很遥远。诚然，从财政和经济方面来说，这个时间也许离得太远了，不必在实际上加以考虑。”（拉德纳《铁路经济》第38、39页）

　　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所有这类非常耐久的工程，就这种工程说，预付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不能按损耗逐渐地补偿，而只能把维修的年平均费用转移到产品价格中去。

　　我们已经讲过，为补偿固定资本的损耗而流回的货币，大部分都是每年，或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就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尽管如此，对每个资本家来说，仍然必须设置折旧基金，以用于经过若干年才一朝达到其再生产期限，从而要全部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它们的性质，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再生产。此外，在再生产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使已经损坏的部分在较短时间内更新的地方，在这种补偿能够实行之前，必须根据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事先积累一笔或大或小的货币。为了这个目的，不是拥有随便一个货币额就行，而是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额。

　　如果我们只在简单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考察这个问题，完全不考虑以后才加以阐述的信用制度⁵⁶，那么，运动的机制就是这样的：第一册（第三章第3节a）已经指出，社会现有的货币总有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或直接流通的货币的直接准备金的职能，而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手段的比例会不断地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那种必须作为贮藏货币大量积累在一个大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在购入固定资本时一次投入流通。这笔货币本身在社会上又分为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固定资本的价值，按照它的损耗的程度，以折旧基金的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通过这种折旧基金，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又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那个曾经为购置固定资本把贮藏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并使它离开自己的资本家手中，形成贮藏货币。这是社会现有贮藏货币的一种不断交替变化的分配，它交替地充当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后又作为贮藏货币离开流通货币的总量。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它的发展必然是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行的——，这种货币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过不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而是在另一些使用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手中。

(1) 凡引语标有R. C.字样的，都是摘自《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听取的证词记录。提交议会两院》1867年伦敦版。——问答有编号。编号也附在这里了。
51 　理·普·威廉斯的报告《铁路的保养》发表在1867年12月21日《货币市场评论》上。——190、201。
52 　在迪·拉德纳《铁路经济：论交通运输的新形式》中是：大约8%。如果整整8%，在正文中就应当是12(1/2)。——191。
5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0、465页。——193。
5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90—491页注（190a）。——194。
55 　这篇论文发表在1868年1月25日《货币市场评论》上。——199。
5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97—692页。——202。

第九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我们知道，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是按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期间周转的；我们又知道，同一企业的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根据它们的不同的寿命，从而不同的再生产时间，又各有不同的周转期间。（关于同一企业的流动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见本章末的第6点。）

　　1.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周转；计算方法见后。如果问题只涉及不同的期间，那么，计算它们的平均数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

　　2. 这里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

　　进入生产过程的流动资本，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间断地进行，它就必须通过产品的出售，不断用实物来补偿。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尽管有损耗，但它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此，固定资本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需要用实物来补偿，但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像流动资本那样频繁。补偿的这种必要性，再生产的期限，对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来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如前所述，一部分寿命较长、能使用多年的固定资本，能一年或不到一年补偿一次，以实物形式加到旧的固定资本中去，而具有其他性能的固定资本，其补偿只能在其寿命终结时一次进行。

　　因此，必须把固定资本不同部分的特殊周转化为周转的同种形式，使它们只有量的差别，即只有周转时间上的差别。

　　如果我们用P…P即连续性生产过程的形式作为起点，这种质的同一性是不会发生的。因为P的某些要素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另一些要素则不必如此。但G…G′形式无疑会提供周转的这种同一性。例如有一台价值10 000镑的机器，寿命为10年，因而每年有1/10＝1 000镑再转化为货币。这1 000镑在一年之间，由货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又由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它像我们在这个形式下考察的流动资本一样，回到它原来的货币形式，而这1 000镑货币资本，年终是否再转化为一台机器的实物形式，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计算预付生产资本的总周转时，我们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货币形式上，这样，回到货币形式就是周转的终结。我们总是把价值看做是以货币预付的，甚至在价值的这种货币形式只是以计算货币形式出现的连续性生产过程中，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数。

　　3. 由此可见：即使预付生产资本的极大部分，是由其再生产时间从而周转时间形成一个持续多年的周期的那种固定资本构成，但是，由于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反复周转，一年内周转的资本价值还是能够大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

　　假定固定资本＝80 000镑，它的再生产时间＝10年，这样每年有8 000镑回到货币形式，或者说，固定资本每年完成它的周转的1/10。假定流动资本＝20 000镑，每年周转5次。这样，总资本＝100 000镑。 周转的固定资本＝8 000镑；周转的流动资本＝5× 20 000＝100 000镑。因此， 一年内周转的资本＝108 000镑，比预付资本大8 000镑。周转的是资本的1＋2/25。

　　4. 因此，预付资本的价值周转，是和它的实际再生产时间，或者说，和它的各种组成部分的现实周转时间相分离的。假定一个4 000镑的资本每年周转5次。这样，周转的资本是5×4 000＝20 000镑。但每次周转终结时流回而被重新预付的，是原来预付的4 000镑资本。它的量，不会因为它借以重新执行资本职能的各个周转期间的数目而改变。（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说。）

　　因此，用第3点的例子来说，按照假定，年终回到资本家手中的有：（a）一个20 000镑的价值额，它重新用做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b）一个8 000镑的价值额，它由于损耗从预付固定资本价值中分出，同时，这个固定资本仍然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不过价值已经不是80 000镑，而是减为72 000镑了。生产过程还要继续9年，直到预付固定资本结束自己的寿命，不能再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执行职能，而必须替换。因此，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例如在上述场合，就是一个包含10个年周转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转时间决定的。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延长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10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也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10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切的数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一些互相联结的周转组成的长达若干年的周期⁽¹⁾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入的那段期间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22［a］）

　　5. 关于周转的计算方法，我们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⁵⁸

　　“在一些生产部门内，全部预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或流通多次；在另一些生产部门内，预付资本一部分在一年内周转一次以上，另一部分则没有这么频繁。资本家必须按照他的全部资本经过他的手或周转一次所需要的平均期间，来计算他的利润。假定某人把资本投入某种营业时，一半投在建筑物和机器上，10年更新一次；1/4投在工具等等上，两年更新一次；其余1/4投在工资和原料上，一年周转两次。他的全部资本为50 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年的支出如下：

　　因此，他的全部资本周转一次的平均时间是16个月⁵⁹…… 假设有另一种情形：总资本50 000美元的1/4是10年流通一次，1/4是1年流通一次，其余1/2是1年流通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支出如下：

　　6. 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同一个斯克罗普在同一处［第141页］还说：

　　“工厂主，农场主，或商人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流通得最快，因为如果他对工人每周支付一次，这种资本就可能由于他每周的卖货或付账而获得的进款每周周转一次。投在原料和成品储备上的资本流通得没有这样快，它每年或许周转两次或四次，这要看买进原料和卖出成品的间隔时间而定，这里假定资本家是以相同的信用期限进行买和卖的。投在工具和机器上的资本流通得更慢，因为它平均也许要五年或十年才周转一次，也就是才消费掉，才被更新，虽然有不少工具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就已经不能使用了。投在例如工厂、店铺、栈房、谷仓等建筑物和投在道路、灌溉工程等上的资本，看来几乎是根本不流通的。但实际上，这些设施完全和上述各项一样，会在它们协助进行生产的时候消耗掉，并且必须再生产出来，以便生产者的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差别只在于：它们比其他各项消费得慢些，也再生产得慢些……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也许要20年或50年才周转一次。”

　　在这里，斯克罗普把那种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支付期限和信用关系而在流动资本某些部分的流动中引起的差别，和那种由资本性质引起的周转混为一谈。他说，工资必须每周用每周的卖货或付账所得的进款来支付。首先这里要指出，就工资本身来说，也存在着差别，因为支付期限有长有短，即工人不得不给予资本家的信贷的时间有长有短，也就是工资的支付期限有一周的、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半年的，等等。这里也适用我们以前已经阐明的规律：“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也就是要一次预付的货币资本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正比⁽²⁾。”（见第一册第三章第3节b第124页⁶⁰）

　　其次，加入每周产品的，不仅有在生产产品时由一周劳动加进的新价值的总量，而且有在一周产品上所消耗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产品中包含的这个价值，和产品一起流通。通过这个产品的出售，它获得货币形式，并且必须重新转化为同一些生产要素。这一点既适用于劳动力，也适用于原料和辅助材料。但我们已经知道（第六章第II节1），生产的连续性要求有生产资料的储备，这种储备在不同生产部门是不相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就流动资本的这个要素的不同组成部分（例如煤炭和棉花）来说，也是不相同的。因此，虽然这些材料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但是不需要不断重新购买。重新购买的次数多少，要看现有储备量的大小，要看储备可用多久。至于劳动力，这样的储备是没有的。投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和投在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资本部分，是一起再转化为货币的。但是，货币一方面向劳动力和另一方面向原料的再转化，是分开进行的，因为这两个组成部分的购买期限和支付期限是不同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即生产储备，在较长的时期购买一次；另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在较短的时期例如一周购买一次。另一方面，资本家除了生产储备之外，还必须有成品的储备。撇开销售上的困难等等不说，有一定量商品比如说是要按订货生产的。当下一批商品正在生产的时候，先前制成的部分则堆在仓库内，直到订货全部制成。只要流动资本的某些要素在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例如木材的干燥）上应比其他要素停留得久些，就会在流动资本的周转上又造成差别。

　　斯克罗普这里提到的信用制度，和商业资本一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会使周转发生变化。就社会范围来说，信用制度只有在不仅加速生产，而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生变化。

(1) （22［a］）“城市的生产被束缚在日周转中，农村的生产则被束缚在年周转中。”（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第178页）⁵⁷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天真的观念。
(2) 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反比。——编者注
[57]　在马克思的第VII笔记本中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中有对亚·弥勒《治国艺术原理》作的摘录笔记。——207。
58 　引自阿·波特尔的《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从导言可以看出，该书的大部分基本上是1833年在英国发表的乔·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前十章的翻版（阿·波特尔作了一些修改）。
下面的引文采自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在此之前，马克思于1851年曾经对斯克罗普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过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592—596页。——207。

[59]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这种计算资本周转时间的方法是错误的。引文中的周转的平均时间（16个月）是把全部资本5万美元的7(1/2)%的利润计算在内的。如果不算利润，这些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18个月。——207。
6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6页。——209。

第十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在魁奈那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他正确地把这种区别说成是生产资本即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资本内部的区别。在他看来，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是唯一的实际的生产资本，所以，这种区别也只是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因此，他也就认为，资本一部分是每年周转一次，另一部分是多年（10年）周转一次。重农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偶然把这种区别应用于其他种类的资本，应用于一般产业资本。年预付和多年预付的区别对社会来说非常重要，所以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斯密以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规定上来。

　　这两种预付的区别，只有在预付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时才产生。这种区别唯一地只是存在于生产资本中。所以，魁奈不把货币算在原预付内，也不把它算在年预付内。作为生产预付，即作为生产资本，这两种预付是同货币和市场上的商品相对立的。其次，在魁奈那里，生产资本的这两种要素的区别，被正确地归结为它们加入成品价值的不同方式，从而归结为它们的价值随产品价值而流通的不同方式，并从而归结为它们的补偿或再生产的不同方式，因为一种要素的价值是一年全部补偿的，而另一种要素的价值是在较长期间内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的。⁽¹⁾

　　亚·斯密的唯一进步是把上述范畴普遍化。在他那里，这种区别已经不仅涉及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而且涉及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资本。因此，不言而喻：从农业中得出的年周转和多年周转的区别，被周转时间的不同这个一般的区别所代替，因而，固定资本的一次周转，总是包含流动资本一次以上的周转，而不管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是多少，是一年，一年以上，还是不到一年。这样，在斯密那里，“年预付”就成为流动资本，“原预付”就成为固定资本了。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作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

　　斯密一开始研究就采用的粗浅的经验主义方法，立即产生了糊涂观念：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都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国富论》1848年阿伯丁版第2篇第1章第185页）

　　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并给资本的所有者带来剩余价值而投入价值的方式，也和资本投入的部门一样，是各不相同和多种多样的。这是资本可以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问题。如果问题这样提出，那就还会进一步引申。它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价值即使不作为生产资本投入，怎样能够对它的所有者执行资本的职能，例如，执行生息资本、商人资本等等的职能。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离开分析的真正对象十万八千里了。这里的问题只是：把不同的投资部门撇开不说，生产资本分割为不同的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周转有什么影响。

　　亚·斯密紧接着说：

　　“第一，一个资本可以用于耕种、制造或购买，再把由此得到的货物卖掉而取得利润。”

　　在这里，斯密只是告诉我们，资本可以用于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因而，他只是谈到不同的投资部门，并且谈到像商业这样的部门，在这些部门，资本不并入直接生产过程，因而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这样，他就把重农学派在阐明生产资本的区别和它们对周转的影响时所依据的那个基础抛弃了。他甚至立即以商人资本作为例子来说明问题，虽然这里的问题只是关于生产资本在产品形成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本身又引起资本的周转和再生产中的区别。

　　他接着说：

　　“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这样使用的资本！不过，斯密说的是投入农业，投入工业的资本，并且他以后还告诉我们，这样投入的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因此，用这种方式投入资本，既不会使资本变为固定资本，也不会使它变为流动资本。

　　或者，他想说的是：用来生产商品并把这种商品卖掉而取得利润的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之后必须卖掉，并且通过出售，第一，必须由卖者所有转为买者所有，第二，必须由它作为商品的实物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因而，如果它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对他——保持原状，它就会对它的所有者毫无用处？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不过是：同一资本价值，从前是以生产资本的形式，以属于生产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现在却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以两个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因此，已经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了。这里所说的，既适用于由原料和辅助材料即流动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也适用于由劳动资料的消耗即固定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因此，我们在阐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方面没有前进一步。

　　接着又说：

　　“商人的货物在没有卖掉而换得货币以前，不会给他提供收入或利润；而货币在没有再换得货物以前，也是如此。他的资本不断地以一种形态离开他，以另一种形态回到他那里，并且只有通过这样的流通或连续的交换，才能给他提供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流动资本。”

　　亚·斯密在这里规定为流动资本的东西，就是我要称之为流通资本的东西。这种资本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上，即处在属于以交换（物质的变换和所有者的变换）为中介的形式变换的形式上，因而是处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上，而同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形式即生产资本的形式相对立。这不是产业资本家用来划分他的资本的两种特殊种类，而是同一预付资本价值在它的生活过程的循环中不断重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不同形式。亚·斯密把这一点和下述这样一些形式区别混为一谈，——这同重农学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退步，——这些形式区别，是在资本价值处于生产资本形式时，在资本价值的流通中，在资本价值依次经过各种形式的循环中产生的，并且正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按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形成过程，按不同的方式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而产生的。我们以后将会看到，把生产资本和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根本混同起来，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和预付在流动资本上的资本价值一样，都通过产品来流通，都通过商品资本的流通而转化为货币资本。区别只是产生于这个事实：固定资本的价值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通的，因此，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补偿，以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亚·斯密在这里所说的流动资本不过是流通资本，是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上的资本价值（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由他非常拙劣地选择的例子就证明了。他所用的例子是那种根本不属于生产过程，而仅仅留在流通领域，仅仅由流通资本构成的资本，即商人资本。

　　用一种根本不是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资本作为例子来开始，是多么荒谬，这由他自己的话就立即说明了：

　　“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但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正像他以后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由生产资本本身内部的本质区别产生的区别。在亚·斯密的头脑里，一方面是重农学派所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中所经过的形式的区别。这二者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

　　但是，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变换，价值从这两个形式中的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单纯转化，怎么会产生利润，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说明这一点，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这里是以仅仅在流通领域内运动的商人资本开始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一点；我们先听他关于固定资本是怎么说的：

　　“第二，它〈资本〉可以用来改良土地，用来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或者用来购买这一类东西，这些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 每个手工业主或工厂主的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他的劳动工具上。可是，这个部分在一些行业中是很小的，在另一些行业中是很大的…… 但是，一切这样的手工业主〈如裁缝业主，制鞋业主，织布业主〉的资本的更大得多的部分，或者作为他们的工人的工资，或者作为他们的原料的价格来流通，而且由制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把他对利润的源泉所下的幼稚的定义撇开不说，弱点和混乱立即从下面一点暴露出来：例如，对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主来说，机器是产品，会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因此，用亚·斯密的话来说是

　　“会卖掉，会更换所有者，会进一步流通”。

　　因此，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机器似乎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了。这种混乱仍然产生于斯密把下面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由生产资本不同要素的不同流通方法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另一种是同一个资本在生产过程内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在流通领域内却作为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所经历的形式区别。因此，在亚·斯密看来，同样的东西，按照它们在资本生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既能够作为固定资本（即劳动资料，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又能够作为“流动”资本，商品资本（即离开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执行职能。

　　但是，亚·斯密一下子就改变了他区分资本的全部基础，这是和他前几行开始全部研究时所说的话相矛盾的，特别是和这样的论点相矛盾的：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都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就是说，作为流动资本或作为固定资本来使用。因此，按照这个说法，这里是互相独立的不同资本的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资本可以或者用于工业或者用于农业。——但是他又说：

　　“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

　　现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再是不同的独立的投资，而是同一生产资本的不同部分，这些不同部分在不同投资部门形成这个资本总价值的不同份额。因此，这种区别是由生产资本本身的适当的分割产生的，因而也只适用于生产资本。但是，商业资本只是作为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说法，又是和这一点相矛盾的，因为亚·斯密自己说：

　　“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其实，这种资本是仅仅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并且作为这样的资本总是同生产资本，即同并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相对立，而正因为这样，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对立。

　　在斯密所举的例子中，他把“劳动工具”规定为固定资本，把投在工资和原料（包括辅助材料）上的资本部分规定为流动资本（由制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因此，他的出发点首先只是劳动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劳动力（劳动）和原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工具。但是，它们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它们上面已经耗费了一个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价值额。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方式。为什么把一部分称做固定的呢？因为

　　“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劳动工具上”。

　　但是，另一部分也会固定在工资和原料上。而机器和

　　“劳动工具……这一类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

　　以采矿业为例。采矿业是完全不用原料的，因为劳动对象，例如铜，是一种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占有的自然产物。这种只能去占有的铜，这种作业过程的产物，以后才作为商品或商品资本流通，不是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价值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投在这种铜上。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其他要素，劳动力和辅助材料（例如煤炭、水等等），也同样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煤炭被完全消费掉，只有它的价值加入产品，正如机器等等的一部分价值加入产品一样。最后，工人和机器一样，仍然独立于产品铜之外。只有工人通过他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现在是铜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例子中，生产资本的任何组成部分都没有转手（“更换所有者”），或者都没有进一步流通，因为它们都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因此，在这里，还有什么流动资本呢？按照亚·斯密自己的定义，在采铜业上使用的全部资本只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

　　相反，我们以另一种产业为例。这种产业使用原料，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还使用辅助材料，它也在物体上加入产品，而不像燃烧的煤炭那样只在价值上加入产品。构成产品例如棉纱的原料，棉花，会和产品棉纱一起转手，并从生产过程进入消费过程。但是，只要棉花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所有者就不会把它卖掉，而是对它加工，把它纺成棉纱。他不会把棉花脱手。或者用斯密的极其错误而又浅薄的话来说，他不会“通过卖掉，通过更换所有者，或者通过流通”而获取任何利润。他不让他的材料流通，就像不让他的机器流通一样。这些材料完全和纺纱机、厂房一样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当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也必须不断固定在煤炭、棉花等形式上，就像固定在劳动资料的形式上一样。区别只是在于：比如一周棉纱生产所需要的棉花、煤炭等，会不断地在一周产品的生产中完全消费掉，因此必须由新的棉花、煤炭等来补偿；就是说，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虽然总是同一种类的，但是要不断地由同一种新的物品组成，而同一台纺纱机，同一座厂房，却会在许多周的生产上继续发挥作用，无须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没有它们，生产过程是不能进行的。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无论是固定的或流动的，作为生产资本，同样都与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对立。

　　劳动力也是这样。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劳动力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同样一些劳动力，和同一些机器一样，在较长的时间内是由同一个资本家使用的。在这里，劳动力和机器的区别，并不是在于机器一次全部买下（在分期付款时，情形也不是这样），工人不是一次买下，而是在于工人耗费的劳动全部加入产品价值，机器的价值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产品价值。

　　斯密在说明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把不同的规定混同起来：

　　“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他把产品即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经历的、对商品的转手起中介作用的纯粹形式上的商品形态变化，同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经历的物体上的形态变化相提并论。在这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同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混为一谈。他举的流动资本的例子，是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由货币转化为商品的商人资本，是属于商品流通的形式变换W—G—W。但是，流通中的这种形式变换，对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来说，具有这样的意义：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因此，这种形式变换对产业资本的职能的连续性起中介作用，使生产过程成为连续的生产过程，即再生产过程。整个这种形式变换是在流通中进行的；正是这种形式变换的中介作用使商品实际上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相反，生产资本在它的生产过程中经历的形态变化，却是属于劳动过程的形态变化，它是生产要素转化为预期的产品所必需的。亚·斯密停留在这个事实上：一部分生产资料（真正的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用他的错误说法：“给它们的所有者提供利润”），并不改变它们的实物形态，只是逐渐损耗，而另一部分生产资料（材料）却发生变化，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变化来完成它们作为生产资料的使命。但是，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只是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区别的出发点，而不是这种区别本身，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同作用同样存在于一切生产方式，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和这种不同物质作用相一致的，是向产品的价值转移，和这种价值转移相一致的，又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进行的价值补偿；而只是这一点才形成这里所说的区别。因此，资本成为固定资本，不是因为它固定在劳动资料中，而是因为它投在劳动资料上的价值的一部分，在另一部分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流通时，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中。

　　“如果它〈资本〉被用来获得未来的利润，那么，要获得这个利润，他〈所有者〉就必须或者保留它，或者放弃它。在前一个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个场合，它是流动资本。”（第189页）

　　在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利润的粗浅的经验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普通资本家的看法中得出来的，是和亚·斯密自己的较为深刻的内在的见解完全矛盾的。在产品的价格中，不仅材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已经得到补偿，而且劳动工具因磨损而转移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也已经得到补偿。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利润的源泉。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不管是通过产品的出售全部一次补偿，还是通过产品的出售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补偿，所改变的只能是补偿的方法和时间；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两种情况的共同点——价值的补偿——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里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习常的观念：因为剩余价值只是通过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的流通而实现，所以它也只是从出售中，从流通中产生。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利润产生的不同方法，只是对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也就是对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最后，这个区别不是从劳动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引出的，不是从生产资本本身的职能引出的，而是被认为仅仅对单个资本家具有主观上的意义，在单个资本家看来，资本的一部分是在这种形式上有用，另一部分则是在那种形式上有用。

　　相反，魁奈却从再生产过程和它的必然性本身引出这些区别。为了使过程连续进行，年预付的价值必须每年由年产品的价值全部补偿，相反，基本投资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必须经过许多年，例如10年，才完全补偿，从而完全再生产出来（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可见，亚·斯密是远远落在魁奈的后面。

　　因此，在亚·斯密的固定资本的定义中仅仅剩下一点：固定资本是劳动资料，这种劳动资料同在它帮助下制造的产品相对立，不会在生产过程中改变它的形态，而会继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一直到不能使用为止。他忘记了，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断以它们的实物形式（作为劳动资料，材料和劳动力）和产品相对立，和作为商品流通的产品相对立。他也忘记了，由材料和劳动力构成的部分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就劳动力来说，它必须不断重新购买（不像劳动资料那样是按照它的全部使用时间购买的）；就材料来说，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不是同一的东西，而总是同种的新的物品。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假象，好像固定资本的价值不会流通，虽然亚·斯密在前面已经说明，固定资本的损耗自然是产品价格的一部分。

　　在谈到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他没有着重指出，这种对立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流动资本是生产资本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必须全部由产品价值补偿，因此，必须全部参加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固定资本却不是这样。相反，他把流动资本同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时所采取的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混为一谈。但是，这两种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既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又是它的流动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二者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而不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最后，既然做出完全错误的解释，即说什么固定资本通过保持在生产过程中而产生利润，流动资本则通过离开生产过程进入流通而产生利润，于是，由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流动部分在周转中具有同一形式，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上的本质区别就被掩盖起来，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就更加隐蔽了。在流动资本这个共同的名称下，这个本质区别被抹杀了。以后的经济学走得更远，它认定，作为本质的东西和唯一的区别的，不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对立，而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

　　亚·斯密在刚刚说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两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它们各自都会提供利润之后，又说：

　　“任何固定资本，没有流动资本的帮助，都不会提供收入。最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流动资本给它们提供加工的材料，给使用它们的工人提供给养，那是什么东西也生产不了的”（第188页）。

　　由此可见，以上所说的“提供收入”，“取得利润”等等的意思就是：资本的两个部分是产品的形成要素。

　　亚·斯密然后举了如下的例子：

　　“租地农场主投在农具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固定资本，投在他的雇工的工资和给养上的那部分资本是流动资本。”

　　因此，在这里，他正确地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归结为生产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的流通和周转。

　　“他从前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保留在自己手里；他从后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卖掉。役畜的价格或价值，和农具的价格一样，是固定资本”；

　　这里又是正确的，因为区别是同价值有关，而不是同物质要素有关，

　　“它〈役畜〉的给养，和雇工的给养一样，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的方法，是保留役畜，而卖掉它的给养。”

　　租地农场主保留牲畜的饲料，不把它卖掉。他把它用来饲养牲畜，而把牲畜本身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区别仅仅在于：用来饲养役畜的饲料会全部消费掉，必须不断通过从农产品或它的出售取得新的牲畜饲料来补偿；牲畜本身却只是随着一头一头不能干活而替换。

　　“不是为了役使，而是为了出售才买来肥育的牲畜的价格和给养，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把它们卖掉而取得利润。”

　　任何商品生产者，从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都出售他的产品，出售他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这个产品既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也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相反，他的产品现在处于已经离开生产过程而必须执行商品资本职能的形式。肥育的牲畜在生产过程中是执行原料的职能，不像役畜那样是执行工具的职能。因此，它作为实体加入产品，而它的全部价值也和辅助材料〔它的饲料〕的价值一样，加入产品。因此，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但这并不是因为出售的产品，即已经肥育的牲畜，在这里和它的原料，即尚未肥育的牲畜，有相同的自然形式。这是偶然的事。同时，斯密本来应该从这个例子看到，使生产要素中包含的价值定义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是生产要素的物质形式，而是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

　　“种子的全部价值也是固定资本。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殖。”

　　斯密所作的区分的荒谬，在这里暴露无遗了。按照他的看法，如果种子不“更换所有者”，就是说，如果种子直接从年产品中补偿，从年产品中扣除，它就是固定资本。相反，如果全部产品被卖掉，而用其中一部分价值来购买别人的谷种，它就是流动资本。在一个场合，“更换所有者”；在另一个场合，没有“更换所有者”。在这里，斯密又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本混同了。产品是商品资本的物质承担者。但是，当然只有实际进入流通，而不直接再进入自己作为产品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的那部分产品，才是这样。

　　不论种子直接作为产品的一部分被扣除，还是全部产品被卖掉，其中一部分价值换出去用来购买别人的种子，在这两种场合，都只是补偿。通过这种补偿，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在后一种场合，种子，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在前一种场合，它只是在簿记上当做预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它总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它被完全消费掉，以便完成产品的生产，并且它必须全部由产品补偿，以便再生产成为可能。

　　“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第二天以同前一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总是分开而存在的。”（第一册第六章第192页⁶²）

　　生产资料在产品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一种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相对保持独立的形态，另一种是生产资料改变或全部丧失独立的形态。这个区别属于劳动过程本身，因此，对没有任何交换，没有商品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例如，家长制家庭自己的需要的劳动过程来说，也是存在的。这个区别被亚·斯密歪曲了，这是因为：1. 他塞进了和这里完全无关的关于利润的规定，说什么一些生产资料在保持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另一些生产资料在丧失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2. 他把一部分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和属于产品交换、商品流通，同时包含流通中的商品的所有权变换的那种形式变换（买和卖）混为一谈。

　　周转意味着以流通为中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再生产。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直接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产品重新用做生产资料，那么，他就好像是把这部分产品卖给作为卖者的自己了，而在他的账簿上事情就是这样表现的。因此，再生产的这一部分不是以流通为中介，而是直接进行的。但是，这样重新用做生产资料的这部分产品是补偿流动资本，而不是补偿固定资本，只要1. 它的价值全部加入产品；2. 它本身在实物形式上全部由新产品中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

　　亚·斯密接着告诉我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列举了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即物质要素，好像这种规定性是这些物品在物质上天然具有的，而不是由这些物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一定职能产生的。然而，他在同一章（第二篇第一章）中指出，虽然某种物品，例如，一所保留下来供直接消费的住宅，

　　“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因此会对他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是决不会给公众提供收入，不会对公众执行资本的职能。全体人民的收入决不会因此增加一丝一毫”（第186页）。

　　因此，在这里，亚·斯密说得很清楚，资本属性并不是物品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固有的，而是一种职能，物品是否承担这种职能，要看情况而定。但对资本本身适用的，对它的部分也适用。

　　同样的物品是构成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还是构成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什么职能。例如牲畜，作为役畜（劳动资料），是租地农场主的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相反，作为肥育的牲畜（原料），却是租地农场主的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同一物品可以时而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时而属于直接的消费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做劳动场所，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用做住宅，就根本不是资本的形式，而只是一所住宅。在许多场合，同一些劳动资料，可以时而充当生产资料，时而充当消费资料。

　　从斯密的见解产生的错误之一，是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看做是物品固有的性质。劳动过程的分析（第一册第五章⁶³）已经指出，劳动资料，劳动材料或产品的规定，是随着同一物品在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而改变的。而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规定，也是建立在这些要素在劳动过程中，从而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一定作用的基础上的。

　　其次，斯密在列举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时，立即表明他把以下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了，一种是仅仅对生产资本（生产形式的资本）才适用、才有意义的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的区别，另一种是生产资本和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具有的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区别。在同一个地方（第188页），他说：

　　“流动资本包括……处在各个商人手中的各种食品、材料、成品，以及它们的流通和分配所必需的货币。”

　　事实上，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看到，这里和以上所说的相反，又把流动资本同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也就是同两种根本不属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形式等同起来。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并不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因此，预付在材料（原料或半成品）上并且实际并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只是和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并存而发生作用。他说：

　　“社会总资产自然分成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即最后部分，是流动资本，它的特征是，只有通过流通或更换所有者才提供收入。流动资本也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是货币……”

　　但货币从来不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形式，它始终只是资本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式之一。

　　——“第二，是屠宰业主、畜牧业主、租地农场主……所拥有的食品储备，他们希望通过出售这种食品而得到利润…… 第四即最后部分，是已经制成但还在商人或工厂主手中的产品。”——“第三，是完全没有加工或多少加过工的用于服装、家具和建筑物的材料。这些材料尚未加工成服装、家具和建筑物，还留在农场主、工厂主、绸布商、木材商、木匠以及砖瓦制造业主等人的手中。”

　　第二项和第四项包括的，不外是那些作为产品已经离开生产过程而必须卖掉的东西；总之，它们现在作为商品从而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按它们所具有的形式和在过程中所占有的位置，它们都不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而不管它们的最后用途如何，就是说，不管它们按照它们的用途（使用价值）最后是进入个人消费还是进入生产消费。第二项中的产品是食品；第四项中的产品是其他一切成品，因此它们本身又只是由已经完成的劳动资料或已经完成的享受品（不同于第二项中的食品）构成。

　　斯密在这里还说到商人，这又暴露出他的混乱。只要生产者把他的产品卖给商人，这个产品就不再是他的资本的形式。当然，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尽管它在别人手中，而不在它的生产者手中，它仍然是商品资本；但是，正因为它是商品资本，所以它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

　　在任何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生产中，产品都必须作为商品来流通，就是说，必须卖掉，这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只是为了使生产者能够生活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还要加上一点：在商品出售时，也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产品是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的，因此既不是生产过程的固定要素，也不是它的流动要素。

　　此外，斯密在这里自己否定自己。成品，不管它们的物质形态或使用价值如何，不管它们的效用如何，在这里都是商品资本，因而都是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上的资本。处在这种形式上的成品，并不是它们的所有者的可能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但这决不妨碍它们在出售之后，在它们的买者手中，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或者是流动组成部分，或者是固定组成部分。这里表明，一度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出现而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同一些物品，一旦离开了市场，就可能执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或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也可以不执行这样的职能。

　　棉纺业主的产品棉纱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对他来说是商品资本。它不能再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既不能作为劳动材料，也不能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不过，在购买棉纱的织布业主手中，它并入他的生产资本，成为其中的流动组成部分之一。而对纺纱业主来说，棉纱是他的一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承担者（撇开剩余价值不说）。机器也是这样，作为机器制造厂主的产品，它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对他来说是商品资本；只要它停留在这个形式上，它就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如果把它卖给一个使用它的工厂主，它就成为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即使有的产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能够部分地重新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把它生产出来的过程，例如煤炭用于煤炭的生产，但是，用来出售的那部分产品煤炭，恰恰既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而是商品资本。

　　另一方面，有的产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根本不能成为生产资本的某种要素，既不能充当劳动材料，也不能充当劳动资料。例如，某些生活资料就是这样。尽管如此，这些产品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还是商品资本，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承担者；至于这些产品是哪一种资本的价值承担者，那要看在生产它们时使用的资本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要看这种资本的价值全部一次转移到产品中去，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

　　在斯密的第三项中，原材料（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一方面并不表现为已经并入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表现为社会产品由以构成的使用价值的特别种类，只表现为和第二项、第四项所列举的其他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生活资料等等并列的商品的特别种类。另一方面，这些原材料又确实是被当做并入生产资本的材料，从而被当做生产者手中的生产资本的要素。这里的混乱在于：这些原材料一方面被理解为在生产者（“农场主、工厂主”等人）手中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在商人（“绸布商、木材商”）手中执行职能，而在商人手中，它们只是商品资本，不是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亚·斯密在这里列举流动资本的要素时，实际上完全忘记了只对生产资本适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他倒是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即两种属于流通过程的资本形式同生产资本对立起来，不过，他也只是不自觉地这样做的。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亚·斯密在列举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时忘记了劳动力。这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

　　我们刚刚看到，撇开货币资本不说，流动资本仿佛不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但只要劳动力在市场上流通，它就不是资本，不是商品资本的形式。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工人不是资本家，虽然他把一种商品即他自己的皮带到市场上去。只有在劳动力已经出卖，并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是说，只有在它不再作为商品流通之后，它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作为剩余价值的源泉，它是可变资本，就投在它身上的资本价值的周转来说，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因为斯密在这里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本混同起来，所以他不可能把劳动力列入他的流动资本的项目内。因此，可变资本在这里以工人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的商品即生活资料的形式出现。在这种形式上，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价值才被认为属于流动资本。但是，并入生产过程的，是劳动力，是工人本身，而不是工人赖以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诚然，我们讲过（第一册第二十一章），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工人本身通过他的个人消费进行的再生产，也属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单个的孤立的生产过程。斯密列入固定资本项目内的“获得的有用的才能”（第187页），只要是雇佣工人的“才能”，而且雇佣工人已经把他的劳动连同他的“才能”一起出卖，那反倒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

　　斯密的一个大错误，是把全部社会财富分成1. 直接消费基金；2. 固定资本；3. 流动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就得分成1. 消费基金，它不构成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部分，虽然它的某些部分能够不断执行资本的职能；和2. 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的一部分执行资本的职能，另一部分则执行非资本或消费基金的职能。在这里，一切资本不是固定的，就是流动的，这表现为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就像哺乳动物不是雄的，就是雌的，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一样。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只适用于生产资本的要素；可见，在生产资本要素之外，还存在着相当大量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它们处在既不可能是固定资本，也不可能是流动资本的形式上。

　　如果把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本人不经过买卖，直接以实物形式重新用做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除外，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社会生产的总量是作为商品资本在市场上流通的，所以，很清楚，从商品资本中取出的，既有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和流动要素，又有消费基金的一切要素。这实际上无非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首先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虽然它们的使命是以后充当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同样，劳动力本身是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虽然不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

　　亚·斯密不懂得这一点，因而产生了新的混乱。他说：

　　“在这四个部分中”，

　　即“流动资本”的四个部分，也就是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四个部分——由于斯密把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又从物质上加以区分，两个部分就变成四个部分了，——

　　“有三个部分——食品、材料和成品——或者一年，或者在比一年或长或短的时间里，照例从流动资本转为固定资本，或者转为供直接消费的储备。任何固定资本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并且需要不断靠流动资本来补充。一切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它们由以制成的材料和制造它们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它们也需要有流动资本用来对它们进行经常的维修。”（第188页）

　　如果把产品中由生产者本人不断重新当做生产资料来直接消费的那部分除外，下面这个一般的论点是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产品都是作为商品来到市场，因此，对资本家来说，都是作为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而不管这些产品按照它们的实物形式，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必须或者能够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作为生产资料，从而作为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执行职能，还是只能充当个人消费而不是生产消费的资料。一切产品都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所以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一切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要素，都必须通过它们作为商品被购买而再从市场上取出。这个平常的道理当然是正确的。因此，它既适用于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也适用于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既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劳动资料，也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劳动材料。（斯密在这里又忘记了，生产资本的某些要素是天然存在的，不是产品。）机器和棉花一样是在市场上购买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任何固定资本最初都来源于流动资本；斯密得出这个结论，只是由于他把流通资本和流动资本即非固定资本混同起来。此外，斯密也否定自己。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机器作为商品是流动资本的第四部分。因此，说它们来源于流动资本，这只是意味着：它们在执行机器的职能以前，执行过商品资本的职能，但是从物质上说，它们是来源于它们自身；就像棉花作为纺纱业主的资本的流动要素，是来源于市场上的棉花一样。但是，如果说斯密在进一步的叙述中，根据制造机器需要劳动和原料，就说固定资本来源于流动资本，那么，第一，制造机器也需要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第二，生产原料同样需要机器等等固定资本，因为生产资本总是包括劳动资料，但并不总是包括劳动材料。他自己接着说：

　　“土地、矿山和渔场在它们的经营中，既需要固定资本，又需要流动资本；”

　　就是说，他承认，生产原料不仅要有流动资本，而且要有固定资本，

　　“并且〈这里他又犯了新的错误〉它们的产品不仅补偿这些资本并取得利润，而且补偿社会上一切其他的资本并取得利润。”（第188页）

　　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产品为一切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但是它们的价值并不补偿一切其他社会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只补偿它们自己的资本价值（＋剩余价值）。这里，在亚·斯密身上使人不禁又想起重农学派。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下面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由只能充当劳动资料的产品构成的那部分商品资本，迟早总会——如果不是生产出来毫无用处，不是卖不出去——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只要这些产品不再是商品，它们就必然会像原来已经预定的那样，成为社会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的现实要素。

　　这里出现了一个由产品的实物形式产生的区别。

　　例如，一台纺纱机，如果不是用来纺纱，不执行生产要素的职能，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那它就没有使用价值。不过，纺纱机是可以移动的。它可以从出产国输出，在国外直接或间接地卖掉，换成原料等等或换成香槟酒。这样，它在出产国只是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而决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即使在它出卖之后也不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

　　相反，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因而只能就地利用的产品，例如厂房、铁路、桥梁、隧道、船坞等等，以及经过改良的土地等等，却不能作为物体原封不动地输出。它们是不能移动的。它们要么是没用的，要么在卖掉以后，必须在生产它们的国家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为了搞投机而建造工厂或改良土地，目的是要把它们卖掉，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是他的商品资本的形式，因而按照亚·斯密的说法，是流动资本的形式。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要成为并非没用的东西，归根到底就要在本国，在一个固定在它们本身所在地的生产过程中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不过，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能移动的东西本身一概都是固定资本。它们，例如住宅等等，可以属于消费基金，因而根本不属于社会资本，虽然它们是社会财富——资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要素。用斯密的话来说，这些东西的生产者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获得利润。因此，它们是流动资本！这些东西的使用者，它们的最后买主，只有把它们用于生产过程，才能够利用它们。因此，它们是固定资本！

　　所有权证书，例如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因此，铁路本身虽然不能输出，所有权证书却是可以输出的。但不管怎样，这些东西在它们所在的国家内，要么必须闲置不用，要么必须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同样，工厂主A可以把工厂卖给工厂主B而获得利润，但这并不妨碍工厂和以前一样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

　　因此，那些固定在一个地方、同土地不能分离的劳动资料，虽然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能够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不形成他的固定资本的要素（对他来说，固定资本是由他用来建造房屋、铁路等等的劳动资料构成的），但必然预期要在本国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可是，由此决不能反过来得出结论说，固定资本必然由不能移动的东西构成。船舶和机车只有通过运动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它们不是对它们的生产者，而是对它们的使用者来说，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另一方面，有些东西千真万确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它们生在生产过程也死在生产过程中，一经进入生产过程就永不离开，但它们却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例如，用于生产过程中使机器运转的煤炭，用于厂房内照明的煤气等等，就是这样。它们是流动资本，并不是因为它们作为物体和产品一道离开生产过程并作为商品来流通，而是因为它们的价值全部进入在它们帮助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从而必须全部由商品的出售来补偿。

　　在最后引用的亚·斯密的那段话中，还应该注意下面这句话：

　　“制造它们〈机器等等〉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

　　重农学派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正确地列入和“原预付”相对立的“年预付”。但另一方面，在他们那里，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付给农业工人的生活资料（用斯密的话来说，就是“工人的给养”）表现为租地农场主使用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恰好和他们独特的理论有联系。在他们看来，由劳动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正像原料、劳动工具等不变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完全一样），只是等于付给工人的为维持他们作为劳动力的职能所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理论本身使他们不可能发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如果劳动（除了再生产它本身的价格外）生产剩余价值，那么，它在工业中也像在农业中一样，生产剩余价值。但是，按照他们的体系，劳动只在一个生产部门即农业中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就不是由劳动产生，而是由自然在这个部门的特殊作用（协助）产生。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看来，农业劳动和其他种类的劳动不同，是生产劳动。

　　亚·斯密把工人的生活资料规定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1. 因为他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这种混同被他以后的经济学家不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他就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不言而喻，在社会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工人的生活资料同非工人的生活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本身一样，都必须由商品资本提供。

　　2. 在斯密那里，无意中混进了重农学派的见解，虽然这种见解是同他阐述的内在部分即真正科学的部分相矛盾的。

　　一般说来，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要素的形式，而生产要素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劳动力包含在内。）只有在这个形式上，预付资本才能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如果现在我们用工人的生活资料来替换资本的可变部分转化成的劳动力本身，那就很清楚，就价值形成来说，这种生活资料本身，同生产资本的其他要素，同原料和役畜的生活资料是没有区别的。斯密以此为根据，效法重农学派，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把它们相提并论。生活资料本身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能把剩余价值加到自己的价值上。生活资料的价值，和生产资本其他要素的价值一样，只能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它加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可能多于它原有的价值。生活资料和原料、半成品等等一样，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固定资本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活资料（至少对支付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来说）全部消耗在它参与制造的产品中，从而它的价值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而固定资本只是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预付在劳动力（或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现在只是在物质方面，而不是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方面，同生产资本其他的物质要素相区别。这部分生产资本只是由于它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一部分（斯密统称为“材料”）一起归到流动资本的范畴，而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另一个归到固定资本范畴的部分相区别。

　　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它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反，具有和产品物质形成要素的一部分（原料等等）一样的流动性，这种情况和资本的可变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同不变部分相对立的作用绝对无关。问题仅仅在于，这部分预付资本价值必须怎样以流通为中介由产品的价值得到补偿、更新，从而再生产出来。劳动力的购买和再购买，属于流通过程。但是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不是为工人，而是为资本家投入的），才会由一个已定的不变的量，转化为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始终只是由于这一点，预付的价值才转化为资本价值，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如果像斯密那样，不是把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而是把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价值，规定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那就不可能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这部分资本是和投在产品物质形成要素上的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这一定义，被掩埋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就周转来说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这种掩埋由于不是把劳动力，而是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而最终完成。至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用货币预付还是直接用生活资料预付，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后一种情形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自然只能是例外。⁽²⁾

　　这样，由于亚·斯密所下的流动资本的定义，被认定对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决定的意义，——这是重农学派的定义，但是丢掉了重农学派的前提，——他就顺顺当当地使他的后继者不可能理解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部分。他本人在别处作过的更深刻的和正确的阐述并没有取胜，他的这个谬误占了上风。以后的著作家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认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在于，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且还认为，流动资本的本质的定义在于，它是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资本。由此自然就得出了劳动基金⁶⁴的学说，即认为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劳动基金是一个已定的量，这个量一方面从物质上限制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必定全部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

(1) 参看魁奈《经济表分析》（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例如，那里说：“年预付是由每年在耕作劳动上的支出构成的；这种预付必须和代表农业创办基金的原预付相区别。”（第59页）——晚一辈的重农学派已经时常把“预付”直接叫做“资本”：“资本或预付”，见杜邦·德奈穆尔《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德尔，第1部第391页）。其次，勒特罗纳写道：“由于劳动产品的耐久程度不同，一个国家就拥有不以每年再生产为转移的一个可观的财富储备，这个储备代表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本，它原来是用产品支付的，是不断保存和增加的。”（德尔，第2部第928—929页）——杜尔哥已经更经常地用“资本”一词代替“预付”，更彻底地把“工厂主”的“预付”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等同起来。（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版）⁶¹
(2) 亚·斯密怎样阻碍自己去理解劳动力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用下面这句话来证明，在这里，他像重农学派那样把工人的劳动和役畜的劳动相提并论，他说：“不仅他的〈租地农场主的〉雇工是生产劳动者，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劳动者。”（第2篇第5章第243页）
[61]　马克思对雅·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摘录，见第VII笔记本中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对弗·魁奈《经济表分析》的摘录和对杜邦·德奈穆尔的《魁奈医生的学说》的摘录，见补充笔记本C；对吉·勒特罗纳的《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的摘录，见补充笔记本D和E。——212。
6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36页。——225。
6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7—217页。——227。
6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3—706页。——239。

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到第三册才谈。⁶⁵

　　但是，原来的糊涂观念一开始就表现在下面这种轻率的并列上：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多样性。”⁽¹⁾

　　试问，这两种资本是什么？我们听到的是：

　　“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²⁾

　　因此，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在这里，一方面把流动资本同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对立不是从价值增殖过程——通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得出的，而是从流通过程得出的（斯密的旧有的混乱），就出现了双重错误的规定。

　　第一，把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形成的资本构成的差别等量齐观。但是，后一种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上的差别；相反，前一种差别，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只涉及生产资料的一定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方式，而在考察流通过程时，只涉及所投资本的更新期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只涉及资本预付的期间。如果我们不去洞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机构，而是从既有的现象出发来考察，那么，这两种差别事实上就合而为一了。就社会剩余价值在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中间的分配来说，资本的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例如固定资本的不同寿命）和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从而也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的流通），对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同等地发生作用。

　　第二，从流通过程来看，一方面是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材料和工资，即流动资本。但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即不变资本，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第一册第二十三章第2节第647页⁶⁶）来说，在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中，是劳动资料多，劳动材料少，还是劳动材料多，劳动资料少，这是毫无关系的，一切都取决于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比例。反之，从流通过程来看，也就是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来看，一定价值量的流动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劳动材料和工资，同样是没有关系的。从一个观点看，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归在同一范畴，而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相对立。从另一个观点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归在一起，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因此，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说，它不适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和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也不应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为这样一来，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声不响地沿用着的那种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等同起来的做法，就会站不住脚。李嘉图凭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里必须指出，资本家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种预付，其期限是不同的，这要看他例如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支付一次工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是工人把他的劳动预付给资本家，并且是按周、按月或按三个月的期限进行的，这要看他是每周、每月、还是每三个月得到一次工资。如果资本家是购买劳动力，不是事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每日，每周，每月，或每三个月向工人预支一次工资，那才谈得上按这个期限进行了预付。既然他是在劳动已经持续数日、数周、数月之后才支付，不是购买劳动，不是按劳动要持续的期间支付，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颠倒。工人以劳动形式对资本家的预付，竟然变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对工人的预付。至于资本家只有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根据制造产品所需的时间的长短，也根据产品流通所需的时间的长短，——才能够从流通中收回或者说实现产品本身或其价值（加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那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商品的买者想怎样处置商品，这和卖者毫无关系。资本家不会因为他必须一次预付机器的全部价值，而这个价值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流通中流回，就能用较便宜的价钱得到这台机器。资本家也不会因为棉花的价值会全部加入用它制成的产品的价值，从而全部一次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就对棉花支付较高的价钱。

　　让我们回过来谈李嘉图。

　　1. 可变资本的特征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因此它本身是不变的）资本部分，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假定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虽然在这里工资是等于、大于还是小于劳动力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和一个会自行增殖、会创造价值的力即劳动力相交换，而劳动力不仅再生产它自己的由资本家支付的价值，而且同时生产剩余价值，即原来不存在的，不是用等价物买来的价值。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这个具有特征的属性，使这部分资本作为可变资本而和不变资本完全不同。如果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只是从流通过程来考察，于是它就作为流动资本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固定资本相对立，那么这样一来，这个属性就会消失。这一点已经由下面的事实表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就会在流动资本项目内和不变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部分合在一起，而和不变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部分相对立。在这里，剩余价值，也就是那个使所投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就完全被忽视了。同样，下列事实也被忽视了：由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是新生产的（从而也是实际再生产的），而由原料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却不是新生产的，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而只是维持、保存在产品价值中的，因而只是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的。现在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观点看，区别就仅仅在于：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由商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因此，一般地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得到补偿。另一方面，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原料等等）的价值却全部加入商品，从而也由商品的出售全部得到补偿。就这一点来说，从流通过程看，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另一部分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是一定量预付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以及这个价值由产品的出售得到的再补偿。现在的区别只是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完成，还是一次完成。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就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也被抹杀了。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式的区别（而商品流通当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价值有关）；而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则共有一种特殊的流通方式。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持亚·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范畴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范畴混同起来的做法，并且在一个世纪中一代一代不加批判地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没有区别，而仅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完整地通过产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相区别。因此，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来说，基础一下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

　　不加批判地接受斯密的这种混同，对李嘉图来说，所带来的困扰不仅大于给以后的辩护论者带来的困扰（对他们来说，混淆概念并不是什么令人困扰的事），而且大于给亚·斯密本人带来的困扰，因为李嘉图和斯密相比，更彻底地、更明确地阐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实际上是肯定了内在的亚·斯密，而否定了外在的亚·斯密。

　　这种混同是重农学派所没有的。“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只关系到资本（专指农业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再生产期间；他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持的见解，则是他们理论中一个和这种区分无关的部分，而且是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要点提出的。他们不是从资本本身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而是认为只有在资本的一定生产领域即农业中才形成剩余价值。

　　2. 在可变资本的定义中——从而就任何一个价值额转化为资本来说——，本质的东西是：资本家用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变的）价值量同创造价值的力相交换；用一个价值量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自行增殖相交换。资本家无论是用货币还是用生活资料付给工人，都不会影响这个本质的规定。这里变化的只是资本家所预付的价值的存在方式。在一个场合，这个价值以货币形式存在，由工人用这个货币自己到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在另一个场合，它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供工人直接消费。事实上，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用货币付给工人报酬为前提，就像它总是以用流通过程作为中介的生产过程为前提，从而以货币经济为前提一样。但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从而预付价值额的资本化，既不是产生于工资的或投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货币形式，也不是产生于它的实物形式。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产生于价值同创造价值的力的交换，是产生于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劳动资料固定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耐用程度，也就是取决于一种物理属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资料损耗得快还是慢，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长还是短，要根据它的耐用程度而定。但是它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决不是仅仅由于这种耐用的物理属性。金属工厂中的原料，和用来进行生产的机器一样耐用，并且比这种机器上的某些由皮革、木头等等构成的部分更为耐用。尽管如此，用做原料的金属还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而也许用同一金属制成的执行职能的劳动资料则是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因此，同一种金属在一个场合归入固定资本项目内，在另一个场合归入流动资本项目内，并不是由于物质的物理性质，并不是由于金属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不如说，这种区别是由金属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产生的，它在一个场合是劳动对象，在另一个场合是劳动资料。

　　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平均地说，要求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不断重新在反复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它的物质耐用程度的大小是由它的职能规定的。但是，它由以制成的物质的耐用性本身，不会使它成为固定资本。同一种物质，如果是原料，就成为流动资本；而在那些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的经济学家看来，同一种物质，同一台机器，作为产品是流动资本，作为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

　　虽然使劳动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不是它由以制成的耐用的物质，但是它作为劳动资料所起的作用，要求它由比较耐用的材料制成。因此，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一个条件，从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那一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的物质损坏的不同快慢程度，标志着它具有的固定性的不同大小程度，因此和它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仅仅从流动资本的观点加以考察，也就是和固定资本对立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既然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被混同起来，那么，自然，就像劳动资料的物质现实性是它的固定资本性质的重要基础一样，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物质现实性会得出它的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然后再由可变资本的物质现实性规定流动资本。

　　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现实物质，是劳动本身，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是活的劳动。资本家用死的、对象化的劳动来和它交换，把它并入他的资本，只有这样，他手中的价值才转化为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资本家并不出卖这种自行增殖的力。这种力，和他的劳动资料一样，始终只是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但决不像他所出售的成品那样，是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当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是作为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相对立，同样，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也不是作为流动资本和劳动力相一致；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这二者都是作为物的因素和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力相对立。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二者都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相对立。或者，如果这里指的是那种影响流通过程的物质差别，那么，这种差别只在于，从价值（它不外是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性质和从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它不外是正在对象化的劳动）的性质中得出的情况是：劳动力在它执行职能期间不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劳动力方面表现为运动，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东西，在劳动力的产品方面，在静止的形式上，表现为已经创造的价值。在劳动力发生作用之后，资本就不再是一方面由劳动力和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现在是加到产品中的价值（＋剩余价值）。为了使过程反复进行，产品必须出售，由此得到的货币要不断地重新购买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资本。于是，这就使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一样，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

　　相反地，如果把流动资本的这个次要的、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一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所共有的规定，看做是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说，把下面这一点看做后者的本质规定：投在流动资本上的价值全部转移到由于消费了流动资本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去，而不像固定资本那样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必须全部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那么，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物质上也就必然不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构成，而是由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各种物质要素构成，也就是由进入工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资本构成，即由生活资料构成。这样，固定资本是由损坏得较慢，因而可以补偿得较慢的劳动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则是由必须补偿得较快的生活资料构成。

　　然而，损坏快慢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

　　“工人消费的食物和衣服，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建筑物，他劳动时使用的工具，都是会损坏的。但是，这些不同资本的耐用时间却大有差别：蒸汽机比船耐久，船比工人的衣服耐久，工人的衣服又比他所消费的食物耐久。”⁽³⁾

　　在这里，李嘉图忘记了工人居住的房屋，他的家具，他的消费工具如刀叉器皿等等，它们都具有和劳动资料同样的耐久性。同一些物品，同一类物品，在这里表现为消费资料，在那里表现为劳动资料。

　　按李嘉图的说法，区别就是：

　　“有的资本损耗得快，必须经常再生产，有的资本消费得慢，根据这种情况，就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⁴⁾。

　　他还加了一个注解：

　　“这种区分不是本质的区分，其中不能划出明确的界线。”⁽⁵⁾

　　这样一来，我们又幸运地到了重农学派那里。在他们看来，“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就是所使用资本的消费时间上的区别，因而，也就是所使用资本的再生产时间上的区别。不过，在他们那里成为社会生产上的重要现象，并且在《经济表》中和流通过程相联系的事情，在这里却成了一种主观上的区别，如李嘉图自己所说的，成了一种多余的区别。

　　既然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只在于它的流通期间，既然前一部分由生活资料构成，后一部分由劳动资料构成，前者区别于后者的只是损坏得快，而且前者本身在损坏的快慢上也是不同的，所以，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的任何特征性区别，就自然都被抹杀了。

　　这一点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是完全矛盾的，和他的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利润理论也是完全矛盾的。他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一般只是限于说明，同量资本投在不同生产部门时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比例对价值规律会发生什么影响，并且由这种情况引起的工资涨落对价格会发生多大影响。但是，即使在这种有限的研究中，他也由于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犯了极大的错误，实际上，他的研究是从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出发的。这就是：1. 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价值可以列入流动资本项目内，所以，对流动资本本身的规定，特别是对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被列入这个项目内的条件，就作了错误的阐述。2. 把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这一规定，同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那一规定混同起来。

　　本来很清楚，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是流动资本这一规定，是一种次要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它在生产过程中的特征性区别被抹杀了；因为根据这个规定，一方面，投在劳动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等等上的资本具有同等意义；使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而为一的这个项目，与那种同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的特征性区别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投在劳动上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这两部分资本，虽然互相对立起来，但是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它们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的生产，而是它们把它们既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时间的长短不同。

　　在所有这些场合，问题都是在于，投入商品生产过程的既定的价值，不管是工资、原料的价格，还是劳动资料的价格，怎样转移到产品中去，从而怎样通过产品而流通，通过产品的出售而回到它的起点，也就是得到补偿。这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怎样”，在于这个价值的转移，从而流通的特殊方式。

　　预先总是由契约规定的劳动力价格，无论是用货币支付还是用生活资料支付，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价格这个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在工资用货币支付时，显然，货币本身不会以生产资料那样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就是说，不会像生产资料那样，不仅使价值，而且使物质都进入生产过程。而如果把工人用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直接作为流动资本的物质形式和原料等等一起列入同一项目内，并和劳动资料相对立，那么，这就使事情具有另一种外观。一些物品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转移到产品中去，而另一些物品即生活资料的价值则在把它们消费掉的劳动力中再现，并通过劳动力的作用同样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同样都是生产中预付的价值在产品中的单纯再现。（重农学派信守这一点，因此否认工业劳动会创造剩余价值。）例如，威兰德在我们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话⁶⁷中说道：

　　“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 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再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1、32页）

　　在这里，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去的资本价值，都同样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就幸运地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起源，也就完全被掩盖起来。

　　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由此完成了。这种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像被打上烙印一样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例如，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这个定义，是一个引起矛盾和混乱的经院式的定义。我们在论述劳动过程时（第一册第五章）已经指出，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究竟是充当劳动资料，充当劳动材料，还是充当产品，这完全取决于它们当时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们的职能。同样，劳动资料也只有在生产过程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而生产资料一般地说是资本，具有资本的经济规定性，具有资本的社会性的情况下才是固定资本；第二，劳动资料只有在它们以一种特殊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时才是固定资本。否则，它们仍然是劳动资料，而不是固定资本。同样，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虽然不是劳动资料，但是如果它们按照和大部分劳动资料一样的特殊方式来转移价值，那它们也成为固定资本。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

　　如果认为生活资料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具有成为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属性，那么，“维持劳动”，“to support labour”〔李嘉图，第25页〕也就成为这种“流动”资本的性质了。于是，就以为生活资料要不是“资本”，它就不能维持劳动力。其实，生活资料的资本性质，恰恰使生活资料具有这样一种属性：通过别人的劳动来维持资本。

　　如果生活资料本身是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转化为工资以后——，那就会进一步得出结论：工资的数量取决于工人的人数和一定量流动资本的比例。这是一个人们爱用的经济学定律。事实上，工人从市场上取得的生活资料量和资本家占有的供自己消费的生活资料量，取决于剩余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比例。

　　李嘉图和巴顿⁽⁶⁾一样，到处都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关系，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关系。我们以后会看到，这种混同怎样使他对利润率的研究走上歧途。⁶⁹

　　李嘉图还把在周转中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以外的其他原因产生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等同起来：

　　“还必须指出，流动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固定资本。前者把小麦播在地里，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收回；后者把小麦磨成面粉，制成面包卖给顾客，一周之内就能腾出资本重新开始同一事业或开始任何别的事业。”⁽⁷⁾

　　在这里，具有特征的是：小麦——虽然它作为谷种不是充当生活资料，而是充当原料——第一，是流动资本，因为它本身是生活资料，第二，是固定资本，因为它流回的时间要经过一年。然而，使一种生产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并不只是流回的快慢，而且是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一定的方式。

　　亚·斯密造成的混乱，引起了如下的结果：

　　1.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被混同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区别。例如，同一台机器，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时，是流动资本，并入生产过程时，则是固定资本。在这里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种资本会比另一种资本更为固定或更为流动。

　　2. 一切流动资本，都和投在工资上的或要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等同起来。约翰·斯·穆勒⁷⁰等人就是这样。

　　3. 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在巴顿、李嘉图等人那里，已经同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最后完全归结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例如在拉姆赛那里⁷¹就是这样。在拉姆赛看来，一切生产资料、原料等等，和劳动资料一样，是固定资本，只有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才是流动资本。但是，正因为作了这样的归结，所以就不可能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真正区别。

　　4. 最近的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例如麦克劳德⁷²、帕特森⁷³等人，他们用银行职员的难以形容的偏见来看待一切事物，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变成“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和“预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区别。

(1) “This 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durability of fixed capital, and this variety in the proportions in which the two sorts of capital may be combined.”——《原理》第25页。
(2) “The proportions, too, in which the capital that is to support labour, and the capital that is invested in tools, machinery, and buildings, may be variously combined.”——同上。
(3) “The food and clothing consumed by the labourer, the buildings in which he works, the implements with which his labour is assisted, are all of a perishable nature. There is, however, a vast difference in the time for which these different capitals will endure: a steam-engine will last longer than a ship, a ship than the clothing of the labourer, and the clothing of the labourer longer than the food which he consumes.”——李嘉图《原理》第26页。
(4) “According as capital is rapidly perishable and requires to be frequently reproduced, or is of slow consumption, it is classed under the heads of circulating, or fixed capital.”
(5) “A division not essential, and in which the line of demarcation cannot be accurately drawn.”
(6) 《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有关的一段在第一卷第655页注（79）引用过⁶⁸。
(7) “It is also to be observed that the circulating capital may circulate, or be returned to its employer, in very unequal times. The wheat bought by a farmer to sow is comparatively a fixed capital to the wheat purchased by a baker to make into loaves. The one leaves it in the ground, and can obtain no return for a year; the other can get it ground into flour, sell it as bread to his customers, and have his capital free, to renew the same, or commence any other employment in a week.”（第26—27页）
6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22—226页。——240。
6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7—718页。——241。
67 　在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中，有对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摘录。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援引了威兰德的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1页脚注（25）。——251。
[68]　在马克思的《伦敦笔记》（1850—1853年）第IX笔记本中有对约·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518—521页。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援引了巴顿的一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8页。——252。
6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9—82页。——253。
70 　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164页。
在马克思1845年《曼彻斯特笔记》中有对穆勒这部著作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4卷。——254。
71 　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1—24页。
在马克思1845年《曼彻斯特笔记》中有对拉姆赛这部著作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4卷。——254。
72 　亨·邓·麦克劳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年伦敦版第76—80页。
在马克思1845年《曼彻斯特笔记》中有对麦克劳德这部著作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4卷。——254。
73 　罗·霍·帕特森《财政学。实用教程》1868年爱丁堡—伦敦版第129—144页。
在马克思1845年《曼彻斯特笔记》中有对帕特森这部著作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4卷。——254。

第十二章　劳动期间

　　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们的工作日一样长，比如说10小时的劳动过程。在一个部门，每天、每周提供一定量的成品，棉纱；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三个月，才能制成一件成品，一台机车。在一个场合，产品具有可分立的性质，每天或每周都重新开始同样的劳动。在另一个场合，劳动过程是连续的，包括好多个日劳动过程，它们互相结合，连续操作，要经过较长时间才提供一件成品。尽管每天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是一样的，但生产行为的持续时间，即为提供一件成品，把它作为商品送到市场，从而使它由生产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所必须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却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和这里的问题无关。即使两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完全相同，上述差别也还会存在。

　　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不仅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而且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也会发生，因为所要提供的产品的规模有大有小。建筑一所普通住宅比建筑一个大工厂需要的时间少，因而需要的连续劳动过程也少。制造一台机车需要三个月，制造一艘装甲舰则需要一年或数年。谷物的生产需要将近一年，牛羊的生产需要几年，木材的生产可长达12年到100年。一条农村土路也许几个月就可以修好，而一条铁路却要几年才能建成；织一条普通地毯也许需要一周，而织一条戈比林壁毯则需要几年，等等。因此，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是无穷无尽的。

　　显然，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在资本支出一样多的时候，必定引起周转速度的差别，从而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假定机器纺纱厂和机车制造厂使用同量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分割相同，资本的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分割也相同，最后，工作日一样长，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也一样。其次，为了把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并且和当前问题无关的一切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假定，棉纱和机车二者都是按照订货生产的，而且在成品交货的时候得到货款。一周以后，纺纱厂主交付棉纱，收回他投入的流动资本和包含在棉纱价值中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在这里，我们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能够重新用同一个资本去重复同一个循环。这个资本完成了自己的周转。机车制造厂主却必须在三个月内，每周都把新的资本投在工资和原料上，并且只有过了三个月，机车交货以后，在此期间为制造同一个商品而在同一个生产行为中逐渐投入的流动资本，才再处于一种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循环的形式；同样地，机器在这三个月内的磨损对他来说这时才得到补偿。所以，一个是一周的投资；另一个是一周投资的12倍。假定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一个人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必须是另一个人的12倍。

　　每周预付资本相等，在这里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无论预付资本的量有多少，在一个场合，是预付一周后这个资本便被重新用来经营，用来反复从事相同的经营，或开始另一种经营，而在另一个场合，是在预付12周后才能这样做。

　　周转速度的差别，或单个资本在同一个资本价值又能在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或新的价值增殖过程中起作用以前所必须预付的那段时间长短的差别，在这里，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

　　假定制造一台机车或任何一台机器要花费100个工作日。对纺纱厂和机器制造厂所使用的工人来说，这100个工作日同样是一个非连续的（可分立的）量，按照假定，是由100个依次进行的、各自分开的10小时劳动过程构成。但对产品即对机器来说，这100个工作日却是一个连续的量，一个1 000个劳动小时的工作日，一个单一的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这种由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连接的工作日构成的工作日，我称为劳动期间。我们讲工作日，指的是工人每天必须耗费劳动力，每天必须劳动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我们讲劳动期间，指的是一定生产部门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互相连接的工作日的数目。在这里，每个工作日的产品只是局部产品，它每天继续被加工，到一个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结束的时候，才取得完成的形态，成为一个完成的使用价值。

　　因此，例如由于危机而发生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中断、紊乱，对于具有可分立性质的劳动产品和那些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连接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在一个场合，今天的一定量棉纱、煤炭等等的生产，没有继之而来的明天的棉纱、煤炭等等新的生产。但船舶、建筑物、铁路等等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不仅劳动会中断，而且互相连接的生产行为也会中断。如果工程不继续进行，已经在生产上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就会白白地耗费。即使以后工程恢复了，它在这段间歇时间里也总会有损失。

　　在整个劳动期间，固定资本每天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分价值，层层堆积起来，直到产品完成。这里同时也显示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实际重要性。固定资本是为较长时间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的，要经过这个也许是许多年的期间才有更新的必要。蒸汽机是每天一部分一部分地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棉纱这种可分立的劳动过程的产品中去，还是在三个月内把它的价值转移到连续生产行为的产品一台机车中去，这对购买蒸汽机所必需的资本支出毫无影响。在一个场合，蒸汽机的价值是零星地，比如说，每周流回一次，在另一个场合，却是以较大的量，比如说，每三个月流回一次。但在这两个场合，蒸汽机也许要经过20年才更新。只要蒸汽机的价值经过产品出售而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的每一个期间比蒸汽机本身存在的期间短，同一台蒸汽机就会在若干劳动期间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

　　相反，预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就不是这样。为这一周购买的劳动力已经在这一周耗费掉，并且已经对象化在产品中。它必须在周末得到报酬。这种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支出，在三个月内必须每周重复进行，这部分资本在这一周的支出，并不能使资本家在下一周可以不去购买劳动。每周必须有新的追加资本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如果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资本家每周零星地支付工资，他仍然需要有支付三个月工资的能力。流动资本的其他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也是这样。劳动一层层堆积到产品中去。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已经耗费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不断转移到产品中去，不过，是转移到未完成的产品中去，这种产品还不具备完成的商品的形态，所以还不能流通。由原料和辅助材料一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资本价值，也是这样。

　　为取得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应达到的有用效果的特殊性质，需要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视这个期间的长短不等，总是必须持续追加流动资本（工资、原料和辅助材料）支出。在这个流动资本中，没有任何部分处于可以流通的形式，因此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用来更新同一经营。相反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相继作为正在形成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固定在生产领域内，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但是，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因此，生产时间的延长，和流通时间的延长一样，会减慢周转的速度。然而目前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拖长。例如，第一周预付在劳动、原料等等上面的资本，和固定资本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一样，在整整三个月期间，束缚在生产领域，并入一个正在形成但尚未完成的产品中去，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

　　第二，因为生产行为所必需的劳动期间要持续三个月，实际上这个期间只形成一个互相连接的劳动过程，所以，必须不断地每周都有一些新的流动资本加到以前投入的部分中去。因此，相继预付的追加资本的量，随着劳动期间的延长而增加。

　　我们曾经假定，在纺纱业和机器制造业中投入同量的资本，它们按相同的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按相同的比例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工作日也一样长，总之，除劳动期间的长度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第一周，二者的支出是一样的，但是纺纱业主的产品已经可以出售，并且可以用所得的货款购买新的劳动力和新的原料等等，总之，生产可以按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机器制造厂主却要在三个月以后，在他的产品制成以后，才能把第一周用掉的流动资本再转化为货币，用它来重新开始经营。这就是说，第一，所投资本量相同，但回流不同。第二，虽然纺纱业和机器制造业在三个月内使用同量的生产资本，但对纺纱业主和机器制造业主来说，资本支出的量完全不同，因为在一个场合，同一资本很快就更新，因而能够重新反复相同的经营；在另一个场合，资本的更新则比较缓慢，因而在更新期限到来以前，必须不断地把新的资本量追加到旧资本量中去。因此，不仅资本一定部分的更新时间或预付时间长短不一，视劳动过程的长短不等，必须预付的资本量也大小不等（虽然每天或每周使用的资本相同）。这种情况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和下一章所要考察的情况一样，预付时间可以延长，而预付资本量不必因此与预付时间的延长成比例地增加。资本必须为较长的时间而预付，而且一个较大的资本量要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

　　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是资本家经营，而由地方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例如，在给私人建造房子时，私人分期付款给建筑业主。因此，事实上他是按照房屋的生产过程的进度，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房屋的代价。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筑业主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为个别私人定造房屋。他以为市场建筑整排的房屋或市区为业，就像单个资本家以作为承包人从事铁路建筑为业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怎样使伦敦的房屋建筑业发生变革，可以用1857年一个建筑业主在银行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证词来说明。他说，在他青年时代，房屋大都是定造的，建筑费用在建筑的某些阶段完工时分期付给建筑业主。为投机而建筑的现象很少发生；建筑业主这样做，主要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工人经常有活干，而不至于散伙。近40年来，这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定造房屋的现象是极少有的。需要新房屋的人，可以在为投机而建成或正在建筑的房屋中，挑选一栋。建筑业主不再是为顾客，而是为市场从事建筑；和任何其他产业家完全一样，他必须在市场上有完成的商品。以前，一个建筑业主为了投机，也许同时建筑三四栋房屋；现在，他却必须购买（也就是大陆上所说的，通常以99年为期租用）大块地皮，在上面建筑一二百栋房屋，因此他经营的企业，竟超出他本人的财产20倍到50倍。这笔基金用抵押的办法借来；钱会按照各栋房屋建筑的进度，拨给建筑业主。一旦发生危机，分期垫款就会停止支付，整个事业通常就会停顿；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情况好转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现在，任何一个建筑业主不从事投机建筑，而且不大规模地从事这种建筑，就得不到发展。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几乎整个贝尔格雷维亚和泰伯恩尼亚以及伦敦郊区成千上万的别墅，都是预计会出现房屋需求而以这种投机办法建筑起来的。（《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第1部分摘要，1857年证词第5413—5418、5435—5436号）

　　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积聚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才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事情。但不言而喻，生产上的预付资本是否属于它的使用者，这对周转速度和周转时间是没有影响的。

　　有些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连接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例如，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造船技术的改良，提高了船速，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但是，这些缩短劳动期间，从而缩短流动资本预付时间的改良，通常与固定资本支出的增加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可以单纯通过协作的扩大而缩短劳动期间；动用庞大的工人大军，从而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在这里，周转时间由于预付资本的增加而缩短了。在所有这些场合必须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和更多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的指挥下结合起来。

　　劳动期间的缩短通常和在这一较短时间内预付的资本的增加联系在一起，这样，预付资本的量就随着预付时间的缩短而增加。因此，这里必须注意，撇开现有的社会资本量不说，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或对它们的支配权以怎样的程度分散或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也就是，资本的积聚已达到什么程度。信用会引起、加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就这一点来说，它会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时间缩短。

　　在有些生产部门，劳动期间不管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总是由一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所以不能用上述方法来缩短。

　　“加速周转这一用语，对谷物种植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一年只能周转一次。至于牲畜，我们只要问：两年生和三年生的羊，四年生和五年生的牛的周转是怎样加速的？”（威·瓦尔特·古德《政治、农业和商业上的各种谬论》1866年伦敦版第325页）

　　当必须预先备有现金（例如为了缴纳赋税、地租等固定费用）时，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解决：例如，出售和屠宰尚未达到经济标准年龄的牲畜，而这会严重危害农业；这最终又会引起肉类价格的上涨。

　　“那些过去主要是饲养牲畜的人，在夏季供应中部各郡的牧场，在冬季充实东部各郡的牲畜栏…… 这种人已经因谷物价格的波动和下跌而变得贫困不堪，所以很高兴能够从黄油和干酪的高价中得到好处；他们每周把黄油拿到市场去卖，以抵补日常开支，又用干酪从代理商（干酪一旦可以搬运，他就把它运走，价格当然由他决定）那里取得垫款。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农业要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支配，所以，以前从制奶地区送到南方去饲养的小牛，现在往往出世不过八天到十天，就在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及其他邻近的各大城市的屠宰场被大批宰掉。如果麦芽不上税，那就不仅租地农场主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的幼畜可以养得大些和重些，而且没有养母牛的人，也可以用麦芽代替牛奶来饲养小牛了；目前幼畜奇缺的情况，也就可以大大避免了。现在，如果我们劝这些小租地农场主饲养小牛，他们就会说：我们很清楚，用牛奶饲养小牛是合算的，但是第一，我们必须垫现钱，这我们办不到；第二，我们要等很久，才能把钱收回，而从事奶业可以立即把钱收回。”（同上，第11、12页）

　　既然周转的延长对英国的小租地农场主已经有这样大的影响，那就不难理解，它在大陆的小农中间必然会引起多么大的麻烦。

　　随着劳动期间长度的增加，也就是随着制成可流通的商品所必需的时间的增加，从固定资本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就会堆积起来，并且这个价值部分的回流会延滞下来。但是，这种延滞不会引起固定资本的新的支出。机器总是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而不管它的磨损的补偿以货币形式流回得慢还是快。流动资本却不是这样。不仅资本必须随劳动期间的延长而束缚在较长的时间内；而且新的资本必须不断预付在工资、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延滞的回流对于这两种资本的影响也不同。不管回流是慢是快，固定资本总是继续发挥作用。而流动资本则相反，如果回流延滞，如果流动资本束缚在未出售或未完成的即还不能出售的产品形式上，同时又没有现成的追加资本，使它在实物形式上实行更新，那么，它会失去执行职能的能力。——

　　“当农民要饿死的时候，他的牲畜却正上膘。雨下得很多，牧草长得很茂盛。印度农民在肥牛旁边快要饿死了。迷信的戒律对个人来说好像是残酷无情的，但有保存社会的作用；役畜的保存，保证了农业的继续，这样也就保证了未来生计和财富的源泉。在印度，人的补充比牛的补充容易，这听起来似乎是残酷而悲惨的，但情况确是如此。”（《答复，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第4号第44页）

　　把这种情况和《摩奴法典》⁷⁴第十章第六十二节的一句话比较一下：

　　“为保存一个僧侣或一头母牛而无代价地牺牲生命……可以保证这些出身卑贱的种族得到至福。”

　　要在五年期满之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自然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饲养方法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来供一定的用途，却是可能的。贝克韦尔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成绩。以前，英国羊，像1855年前的法国羊一样，不满四年或五年是不能宰的。按照贝克韦尔的一套方法，一年生的羊已经可以肥育，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迪什利·格兰奇的租地农场主贝克韦尔，由于精心选种，使羊的骨骼缩小到它们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他的这种羊叫做新莱斯特羊。

　　“饲养牲畜的人现在用以前养出一只羊的时间，可以养出三只来供应市场，而且这种羊长肉最多的部位发育得更宽大浑圆了。它们的全部重量几乎纯粹是肉。”（拉韦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版第20页）

　　缩短劳动期间的方法，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中其应用程度是极不相同的，并且不会抵消不同劳动期间长度上的差别。再用我们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采用新工具机，制成一台机车所必需的劳动期间可以绝对地缩短。但是，如果由于纺纱过程的改良，每天或每周提供的成品更迅速地增加了，那么，制造机器的劳动期间，同纺纱的劳动期间相比较，还是相对地变长了。

74 　《摩奴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关于宗教、法律和礼仪的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制国家的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的早期习惯法法典之一。它规定了每个印度人按照婆罗门教义应尽的义务。据传这部法典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奴（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料是历经许多世纪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公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奴法典》反映了带有许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印度奴隶制社会发展的特点。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这句话，见《马纳瓦·德哈马·萨斯特拉，或根据库卢克的解释称摩奴法典，记述印度的关税、宗教和民政制度》1863年马德拉斯第3版第281页。——264。

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劳动时间始终是生产时间，即资本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但是反过来，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都是劳动时间。

　　这里要说的不是劳动力本身的自然界限所制约的那种劳动过程的中断，虽然我们说过，固定资本即厂房、机器等等在劳动过程休止时闲置不用这一情况，已经足以成为超出自然界限来延长劳动过程和实行日夜班劳动⁷⁵的动机之一。这里要说的是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而受产品的性质和产品制造本身的性质制约的那种中断。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或者局部停止。

　　例如，榨出来的葡萄汁，先要有一个发酵时期，然后再存放一个时期，酒味才醇。在许多产业部门，产品要经过一个干燥过程，例如陶器业，或者，把产品置于一定条件下，使它的化学性质发生变化，例如漂白业。越冬作物大概要九个月才成熟。在播种和收获之间，劳动过程几乎完全中断。在造林方面，播种和必要的准备工作结束以后，也许要过100年，种子才变为成品；在这全部时间内，相对地说，是用不着花多少劳动的。

　　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大部分生产时间内只是间或需要追加劳动。前一章已经指出，必须有追加资本和劳动加入已经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这种情况也会在这里发生，不过会出现或长或短的中断。

　　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预付资本的生产时间由两个期间构成：第一个期间，资本处在劳动过程中；第二个期间，资本的存在形式——未完成的产品的形式——不是处在劳动过程中，而是受自然过程的支配。这两个期间是否有时会互相交错和互相穿插，对问题没有任何影响。劳动期间和生产期间在这里是不一致的。生产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是，产品只有到生产期间结束以后，才能完成、成熟，因而才能从生产资本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式。所以，资本的周转期间，也要随着不是由劳动时间构成的生产时间的长度而延长。如果超过劳动时间的生产时间，不是像谷物的成熟，橡树的成长等等那样，由永恒的自然规律决定，那么，资本周转期间就往往可以通过生产时间的人为的缩短而或多或少地缩短。例如，用化学漂白法代替草场漂白法，在干燥过程上采用更有效的干燥机。又如制革业，旧的方法将鞣酸浸入皮内，需要6个月到18个月的时间，新的方法使用气泵，只需要一个半月到2个月。（让·古·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49页］）⁷⁶关于仅仅由自然过程占据的生产时间可以人为地缩短的问题，铁的生产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生铁炼钢史，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在这100年间，炼钢法由1780年前后发现的搅拌炼铁法，变为现代贝氏炼钢法和以后采用的各种最新方法。生产时间大大缩短了，不过固定资本的投资也相应地增加了。

　　关于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美国的鞋楦制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例子。在这里，相当大一部分非生产费用的产生，是由于木材要储存18个月才能干燥。这样，制成的鞋楦以后才不会收缩、走样。在这期间，木材不进入任何其他劳动过程。因此，所投资本的周转期间不仅决定于鞋楦制造本身所需的时间，而且也决定于木材放在那里等待干燥的时间。木材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停留18个月，才能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这个例子同时还说明，由于不是发生在流通领域内，而是来自生产过程的一些情况，全部流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时间可以多么不同。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我们温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生产期间（越冬作物平均九个月）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像真正的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只有牛奶、干酪等副产品，可以在较短的期间继续生产和出售。而劳动时间却像下面所说的那样：

　　“考虑到气候和其他有影响的情况，德国各地的工作日数目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劳动期间：春季期间从3月中或4月初到5月中，约50—60个工作日；夏季期间从6月初到8月底，约65—80个工作日；秋季期间从9月初到10月底，或到11月中或11月底，约55—75个工作日。至于冬季，要指出的只是那些要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各种劳动，例如运输肥料、木材、货物、建筑材料，等等。”（弗·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册》1852年德绍版第160页）

　　因此，气候越是不利，农业劳动期间，从而资本和劳动的支出，就越是紧缩在短时期内。以俄国为例。在那里，北部一些地区，一年只有130天到150天可以进行田间劳动。可以想象，假如俄国欧洲地区的6 500万人口中，竟有5 000万人在必须停止一切田间劳动的冬季的6个月或8个月中无所事事，俄国将会遭受多么大的损失。除了有20万农民在俄国的10 500家工厂劳动，农村到处都发展了自己的家庭工业。有些村庄，那里所有的农民世世代代都是织工、皮匠、鞋匠、锁匠、制刀匠等等；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卡卢加、科斯特罗马、彼得堡等省份，情况更是这样。附带说一下，这种家庭工业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迫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了；例如，织工使用的经纱和纬纱，由商人直接供给或者通过代理商得到。（《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5年第8号第86、87页节录）在这里可以看到，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的不一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样成为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副业又怎样成为当初以商人身份挤进去的资本家的据点。后来，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我们以后会看到，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消，而对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

　　在大部分真正的工业部门，采矿业、运输业等等，生产是均衡地进行的，劳动时间年年相同，撇开价格波动、营业上的干扰等等异常的中断现象不说，进入每天流通过程的资本的支出，是均衡地分配的。同样，在市场关系的其他条件不变时，流动资本的回流或更新，也是均衡地分配在一年的各个时期。但在劳动时间只是生产时间的一部分的那些投资部门，流动资本的支出，在一年的各个不同时期是极不均衡的，而回流只是按自然条件所规定的时间一次完成。因此，如果生产规模相同，也就是说，预付流动资本的量相同，和那些有连续劳动期间的生产部门相比，这些生产部门就必须为更长的时间一次预付更大量的资本。在这里，固定资本的寿命和它在生产中实际执行职能的时间也显然不同。由于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有差别，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使用时间，当然也会不断地发生或长或短时间的中断，例如在农业方面，役畜、农具和机器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固定资本由役畜构成，那么，发生中断时会同干活时一样，在饲料等等方面继续需要同量的或几乎同量的支出。至于死的劳动资料，它不使用也会造成某种贬值。因此，产品一般说来就会变贵，因为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是按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而是按固定资本丧失价值的时间计算的。在这些生产部门，固定资本的闲置，不管是否会造成日常费用的支出，都是它的正常使用的一个条件，如同纺纱业会损失一定量的棉花一样；在每一个劳动过程中，那种在正常技术条件下非生产地，但又是不可避免地支出的劳动力，都和生产支出的劳动力一样计算。每一种改良，只要会减少在劳动资料、原料和劳动力上的非生产支出，也就会降低产品的价值。

　　在农业中，劳动期间较长，同时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又有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霍吉斯金说得对：

　　“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虽然在这里他没有把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区别开来〕，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比农业快得多，那些垄断了全国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尽管还垄断了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成为国内依赖性最强的人的命运。”（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147页注）⁷⁷

　　在农业中，有些方法，一方面使工资和劳动资料的支出在一年内分配得比较均衡，一方面使周转缩短，比如进行多种作物的生产，从而在全年可以获得多茬收成，就是如此。但所有这些方法都要求增加预付在生产上的即投在工资、肥料、种子等等上的流动资本。有休闲地的三圃制改为没有休闲地的轮作制的情况就是这样。佛兰德的间作制也是这样。

　　“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沙土地带有1/3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像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1/3。”

　　除了根茎植物，在这方面还可以种植三叶草和其他饲料植物。

　　“农艺一旦达到转向园艺的程度，当然就要求有比较大量的投资。在英国，一公顷土地的投资按250法郎计算。在佛兰德，我们的农民也许会认为，一公顷投资500法郎都太少了。”（埃米尔·德·拉夫莱《论比利时农村经济》1863年布鲁塞尔版第59、60、63页）

　　最后，我们以造林为例。——

　　“木材生产，同大多数其他生产的区别主要在于：木材生产靠自然力独自发生作用，在天然更新的情况下，不需要人力和资本力。其次，即使是人工更新，人力和资本力的支出，同自然力的作用相比，也是极小的。此外，在不长庄稼或种庄稼实在不合算的土壤和地方，森林还是可以茂盛生长的。但是，造林要成为一种正规化的经济，就比种庄稼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因为面积小，就不能合理地采伐森林，几乎不能利用副产品，森林保护就更加困难，等等。但是，生产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它超出私人经营的计划范围，有时甚至超出人的寿命期限。为购买造林用地而投下的资本，”

　　〔在公社生产的情况下，不需要这种资本；问题只是在于公社从耕地和牧场能抽出多少土地用于林业生产。〕

　　“只有经过长时期以后，才会获得有益的成果，并且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周转，对有些种类的树木来说，需要150年时间才能完全周转一次。此外，持久的木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10倍到40倍。因此，没有别的收入、不拥有大片森林地带的人，就不能经营正规化的林业”（基尔霍夫，第58页）。

　　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含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其漫长的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

　　前面引用的基尔霍夫的那段话中，有一句特别值得注意：

　　“此外，持久的木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10倍到40倍。”

　　这就是说，一次周转需要10年到4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畜牧业也是这样。一部分牲畜群（牲畜储备）留在生产过程中，另一部分则作为年产品出售。在这里，只有一部分资本每年周转一次，如同固定资本——机器、役畜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虽然这个资本是较长时间内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因此使总资本的周转拖得较长，但在范畴的意义上，它并不是固定资本。

　　这里所说的储备——一定量的活树或活畜——相对地说是处在生产过程中（同时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按照它的再生产的自然条件，在正常的经营中，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储备总是处在这个形式上。

　　另一种储备也对周转发生类似的影响。它只形成可能的生产资本，但是由于经营的性质，必须有或多或少的量的积累，因此必须在较长的时间内为生产而预付，尽管它只是逐渐进入现实的生产过程。例如肥料，在运到地里以前，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谷物、干草等等以及用在牲畜生产上的饲料储备，也属于这一类。

　　“相当大一部分经营资本，保存在农场储备中。但是，如果不是适当地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妥善保存这些储备，它们的价值就会多少受到损失。甚至仅仅由于管理不善，农场的一部分产品储备会全部损失掉。由于这个缘故，对粮仓、草料房和地窖的管理，要特别小心；储存室必须经常关好，还要保持清洁和通风，等等。粮食以及其他保管着的收获物，要经常适当地翻一翻；马铃薯和萝卜，要防止霜冻，防止水浸和腐烂。”（同上，第292页）“在计算农场本身的需要，特别是饲养牲畜的需要时，必须按产品数量和用途进行分配，因此，不仅要考虑到满足需要，而且要考虑到留有适当的储备，以防万一。一旦发觉不能完全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需要，首先要想到，能否用别的产品（代用品）或比较便宜的东西来弥补不足。例如，干草缺乏时可用根茎植物掺上秸秆来弥补。总之，要始终注意各种产品的实际价值和市场价格，并且由此确定消费。例如，如果燕麦比较贵，豌豆和黑麦比较便宜，那么有利的做法就是用豌豆或黑麦代替一部分燕麦来喂马，并把由此省下的燕麦卖掉。”（同上，第300页）

　　以前在考察储备形成⁽¹⁾的时候已经指出，必须有一定的或大或小量的可能的生产资本，也就是要用在生产上的生产资料，以或大或小的规模处于储备状态，以便逐渐投入生产过程。同时还指出，对一定的企业或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种生产储备的大小，取决于它在更新时困难的大小，取决于供应市场的相对距离，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对于必须以生产储备的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最低限额，从而对于资本预付时间的长短，对于一次预付的资本量的大小，都会产生影响。这个资本量的大小因此也会影响周转，但它取决于流动资本只作为可能的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储备形式上的时间的长短。另一方面，既然这种停滞是由迅速补偿的可能性的大小，由市场情况等等决定的，那么，它本身也就产生于流通时间，产生于流通领域内的情况。

　　“其次，手工工具、筛、篮、绳、车油、钉之类的用具或附件，越是不容易在近处马上买到，就越是要储存起来，以备随时替换。最后，每年冬季都应该仔细检查全部用具，并立即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理。而这些用具的储备一般说来应有多少，主要看当地情况而定。附近没有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地方，比当地或附近有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地方，要有更多的储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如果一次购置大量必需的储备品，只要选择了适当的时机，通常是能够由于买得便宜而得到好处的；当然，流动的经营资本会由此而一下子被抽去一个较大的金额，这在企业经营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基尔霍夫，第301页）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可以有种种极不相同的情形。有时，流动资本在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前，已经处在生产时间内（鞋楦制造）；有时，流动资本在通过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后，仍然处在生产时间内（葡萄酒、谷种）；有时，生产时间间或有劳动时间插进来（农业、造林）；有时，能流通的产品的很小一部分进入常年的流通，而大部分仍然处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造林和畜牧业）；流动资本必须以可能的生产资本形式投入的时间的长短，从而，这个资本必须一次投入的量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生产过程的种类（农业），部分地取决于市场远近等等，总之，取决于流通领域内的情况。

　　我们以后（在第三册）会看到，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等人企图把和劳动时间不一致的生产时间说成和劳动时间是一致的，结果导致多么荒谬的理论。⁷⁸而这种企图本身又来源于对价值理论的错误应用。

　　我们以前考察的周转周期，是由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因为这个周期包括或长或短好几年，所以它也包括固定资本的若干的年周转或一年内反复进行的周转。

　　在农业中，这样的周转周期起因于轮作制。

　　“租期的持续时间无论如何不能短于采用轮作制所需的周转时间，因此，采用三圃制总是按3年、6年、9年等等计算的。在采用有全休耕地的三圃制时，同一块地，在6年中，只耕作4次，在耕作年度内，轮种越冬作物和夏季作物，而且，在土质所要求或许可的情况下，还轮种小麦和黑麦，大麦和燕麦。不同种类的谷物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产量有多有少，各有不同的价值，并且按不同的价格出售。因此，同一块地的产量在每一个耕作年度是不同的，周期的前一半〈前3年〉也和后一半不同。甚至在周转时间内，周期的前一半的平均产量和后一半的平均产量也不同，因为产量不仅取决于土质，而且还取决于当年的气候，价格也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以长达6年的整个周期的平均收获和平均价格来计算一块地的产量，我们得到的年总产量就既适用于周期前一半，也适用于周期后一半。但是，如果只按周期的一半即3年来计算，情形就不是这样，因为这时总产量也会不同。由此可见，在采用三圃制时，租期至少要定为6年。但是，租佃者和出租者总是很希望把租期确定为租期的若干倍〔原文如此！〕，也就是说，在采用三圃制时，不定为6年，而定为12年、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采用七圃制时，不定为7年，而定为14年、28年。”（基尔霍夫，第117、118页）

　　〔在这里，手稿中写着：“英国的轮作制。这里要加注。”〕

(1) 见本卷第155—161页。——编者注
75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4节《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97—304页）。——266。
76 　在马克思第VII笔记本中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中有对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作的摘录。——267。
77 　在马克思的《伦敦笔记》（1850—1853年）第IX笔记本中有对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549—562页。——270。
78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批判了麦克库洛赫和詹·穆勒等人的错误观点，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45页及以下几页。——274。

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我们以前考察的一切情况，引起了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的周转期间的差别，从而也引起了资本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的差别。这些情况都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发生的，例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劳动期间的差别等等。但是，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它的生产时间和它的流通时间之和。因此，不言而喻，流通时间的长短不一会造成周转时间，从而造成周转期间的长短不一。只要拿两个不同的投资作比较，假定其他一切影响周转的条件都相同，只是流通时间不同，或者，考察一定量资本，假定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已定，劳动期间已定等等，只是流通时间是可变的，那么情况就显得清清楚楚了。

　　流通时间的一部分——相对地说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是由出售时间，即资本处在商品资本状态的时间构成的。流通时间，从而整个周转期间，是按照这个时间的相对的长短而延长或缩短的。由于保管费用等等，追加的资本支出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出售成品所需的时间，对同一个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家来说，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它不仅对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量来说，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各个独立的资本即实际上只是投入同一个生产领域的总资本的各个独立化的部分来说，也是极不相同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一个单个资本的出售期间，随着市场情况的一般变动或者随着特殊生产部门的市场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关于这一点，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只是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所有那些会使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期间产生差别的情况，即使它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例如，假定一个资本家有机会比他的竞争对手卖得快些，或者比另一个资本家采用更多的方法来缩短劳动期间），同样会使处在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周转产生差别。

　　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的原因。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如果商品按订货生产，就要停留到交货的时候；如果不是按订货生产，那么，商品运往市场的时间，还要加上商品在市场上等候出售的时间。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但不同的商品资本或向不同的市场移动的同一商品资本的不同部分，由于移动而在流通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失。例如，改良的帆船和轮船，缩短了商品的移动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商品到达远近港口的时间。相对的差别仍然存在，虽然往往是缩小了。不过，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往内地一个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的铁路，可以使内地的一个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比这个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绝对地或相对地变远。同样，这种情况还会使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由此可以说明，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心兴起了。（此外，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便宜得多。）在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不仅交通工具的数量增多了，比如说，许多条船同时驶向同一个港口，好几辆列车在相同的两地之间同时沿着不同的铁路线行驶，而且货船例如在一周内，按不同的日期，依次由利物浦开往纽约，或者，货车在一天内按不同的钟点由曼彻斯特开往伦敦。当然，在运输工具的效率已定时，绝对的速度——因而流通时间的这个部分——并不会由于后面这种情况而发生变化。但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可以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起运，这样，它们可以连绵不断地到达市场，不需要在实际运出以前，作为可能的商品资本大量堆积起来。因此，回流也就每隔一个比较短的期间发生，以致有一部分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商品资本流通。由于回流在若干连续的期间之内发生，总流通时间就缩短了，因而周转也缩短了。首先是运输工具的运行次数有或大或小的增加，例如，一方面，一条铁路的列车次数，随着生产地点生产的增加，随着它变为较大的生产中心而增加，而且这种增加，是面向现有的销售市场，也就是面向大生产中心、人口中心、输出港等等的。另一方面，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的资本周转（就资本周转取决于流通时间来说），反过来既使生产中心又使它的销售地点加速集中。随着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样加速集中，大量资本也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同时，由于生产地点和销售地点的相对位置随着交通工具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些地点又会发生一些变化。一个生产地点，过去由于处在大路或运河旁边，一度享有特别的地理上的便利，现在却位于一条铁路支线的旁边，这条支线要隔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车一次。另一个生产地点，原来和交通要道完全隔绝，现在却位于好几条铁路的交叉点。后一个生产地点兴盛起来，前一个生产地点衰落了。因此，运输工具的变化，在商品的流通时间，买和卖的机会等方面造成地点差别，或者使已有的地点差别再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对资本周转的重要性，可以从各地工商业代表和铁路公司的争吵中得到证明。（例如，见前面⁽¹⁾引用的铁道委员会的蓝皮书。）

　　因此，凡是按其产品性质来说主要靠在当地找销路的生产部门，例如啤酒业，在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会得到最大规模的发展。在这里，由于资本周转更为迅速，一些生产条件（例如建筑用地等等）的昂贵就部分地得到补偿。

　　如果从一方面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么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做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

　　商品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运载过程的相对长度，不仅会在流通时间的第一部分即出售时间上引起差别，而且也会在第二部分即由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也就是购买时间上引起差别。以运往印度的商品为例，运一次要历时四个月。假定出售时间等于零，也就是说，假定运去的商品是订货，货物一交出，生产者代理人就得到货款。送回货币（在这里，不论以什么形式送回都一样）又要历时四个月。因此，同一个资本要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重新开始相同的经营，共需历时八个月。由此引起的周转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正如海外贸易，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一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用制度的源泉之一。

　　“1847年的危机，使当时的银行业和商业能够把印度和中国的汇兑习惯〈这两国和欧洲之间的汇兑期限〉由发票后10个月，减为见票后六个月；20年来，由于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现在有必要再把见票后六个月减为发票后四个月，或者作为第一步先减为见票后四个月。帆船从加尔各答经由好望角到伦敦，平均不到90天。见票后四个月的汇兑习惯，等于比如说150天的时间。现在通行的见票后六个月的汇兑习惯，就等于比如说210天的时间。”（1866年6月16日《经济学家》（伦敦））——

　　而另一方面：

　　“巴西的汇兑习惯，仍然是见票后两个月和三个月；安特卫普〈向伦敦〉发出的票据，以发票后三个月为期，甚至曼彻斯特和布拉德福德向伦敦发出的票据，也要以三个月和更长的时间为期。由于一种默契，商人能得到充分的机会，即使不能在为商品开的票据到期之前，也能在票据到期时实现他的商品。因此，印度票据的汇兑习惯并不过分。印度货物在伦敦出售，通常以三个月为付款期。如果还把出售所需要的一些时间算进去，它的实现不能少于五个月，而从印度买货直到在英国货栈交货，平均又要经过五个月。这样，就要有一个10个月的期间，而为这种商品开的票据的期限，却不超过七个月。”（同上，1866年6月30日）“1866年7月2日，主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的伦敦五家大银行和巴黎贴现银行发出通告说，自1867年1月1日起，它们在东方的分行和代办所只买卖见票后不超过四个月的票据。”（同上，1866年7月7日）

　　不过，这种缩减的办法失败了，不得不再取消。（从那时起，苏伊士运河已经使这一切改观了。）

　　不用说，商品流通时间的延长使销售市场上价格变动的风险增加，因为可能发生价格变动的时期延长了。

　　流通时间的差别，有的是个别地出现在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之间，有的也出现在不立即支付现款而有不同支付习惯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这种差别是由买和卖的支付期限不同引起的。这一点，对信用制度来说很重要，但这里就不再谈了。

　　周转时间的差别也是由供货契约的规模引起的，而供货契约规模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和水平一同扩大。作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易的供货契约，是一种与市场即流通领域有关的业务。因此，由此引起的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由流通领域引起的，不过这种差别又反过来直接影响生产领域，而且把所有支付期限和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在现金支付的情况下也影响生产领域。例如，煤炭、棉花、棉纱等等是可分立的产品。每天都有一定量的成品提供出来。但是，如果纺纱业主或者采矿业主接受一项供应一定量产品的契约，这个产品量需要一个由连续工作日构成的为期四周或六周的一个连续性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那么，对资本预付的时间来说，就完全像在这个劳动过程中采用了一个四周或六周连续不断的劳动期间一样。当然，这里要假定，全部订货必须一次交清，或者全部订货交清以后才能得到货款。因此，单个地考察，每天都有一定量的成品提供出来。但是，这种成品量毕竟只是契约规定的供应量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订货的已经完成的部分不再处于生产过程中，那么，它仍然只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存放在栈房里。

　　现在我们来考察流通时间的第二段时间：购买时间，或者说，资本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时间。在这期间，资本必须以或短或长的时间停留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因而，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地处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尽管这个部分是由不断变化的要素构成的。例如，某一个企业的全部预付资本中，必须有n× 100镑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这样，n×100镑的所有组成部分要继续不断地转化为生产资本，而这个货币额却又不断地从流通、从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的流入得到补充。因此，预付资本的一定价值部分，不断地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即处于不是属于生产领域，而是属于流通领域的形式。

　　我们说过，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时间的延长，直接造成货币回流的延迟，因而也延迟了资本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

　　其次，关于商品的购买，我们说过（第六章），购买时间、离原料主要供应地的远近，怎样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形式以供使用；因此，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必须一次预付的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

　　大批原料投入市场的或长或短的期间，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发生类似的影响。例如，在伦敦，控制着羊毛市场的羊毛大拍卖，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而棉花市场由一个收获期到下一个收获期，虽然不总是均衡地，但大体上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更新的。这类期间决定这些原料的主要购买日期，并且特别会引起那些使资本按或长或短的期间预付在这些生产要素上的投机性购买，就像所生产商品的性质会对于那些有意地使产品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保留在可能的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投机性行为发生影响完全一样。

　　“农民多少也得是个投机家，所以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留下自己的产品不出售……”

　　接着谈到一些一般的原则。

　　“但是产品的销售，主要还取决于人、产品本身以及地点。一个老练而走运〈！〉并且有足够的经营资本的人，如果在价格非常便宜时，把他获得的收成存起来，一存就是一年，是不会受到责备的。反之，一个缺少经营资本或者根本〈！〉不会投机的人，就只想得到通常的平均价格，因而一有机会，就非推销出去不可。羊毛存放一年以上，几乎总是要带来损失，而谷物和油料作物的种子，保存几年，也不会损害它们的特性和质量。像油料作物的种子、忽布花、起绒草这类产品，通常会在短时期内大涨大落，所以，在价格远远低于生产价格的年份，把它们保存起来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有些东西每天需要有维持费用，如肥育的牲畜，或者，有些东西容易腐烂，如水果、马铃薯等等，那就千万不要耽误出售。在有些地方，一种产品在一个季节的平均价格最低，而在另一个季节的平均价格又最高。例如，有些地方，谷物的平均价格，在圣马丁节前后比在圣诞节到复活节要低。还有一些产品，在某些地方，只是在一定的时候才行销，例如有些地方的羊毛市场上的羊毛就是这样，在那里，过了时候，羊毛生意通常是清淡的……”（基尔霍夫，第302页）

　　货币是在流通时间的后半段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在考察这一段时，我们不仅是考察这种转化本身，不仅是考察由出售产品的市场距离决定的货币回流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要考察预付资本有多大一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货币资本的状态。

　　撇开所有的投机不说，需要购买多少必须不断作为生产储备来存放的商品，这取决于这种储备更新的时间，从而取决于那些本身又受市场条件决定的、因而对不同的原料等等来说也是各不相同的情况；因此，这里有时必须一次预付大量的货币。按照资本周转的时间，货币流回有快有慢，但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其中一部分，即再转化为工资的部分，同样不断地经过较短的期间再支出。但是，另一部分，即要再转化为原料等等的部分，必须在较长的期间积累起来，作为准备金，或用于购买或用于支付。因此，它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尽管它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数量是变化不定的。

　　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另一些情况——不管它们发生在生产过程还是流通过程——怎样使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以货币形式存在。但是应该指出，经济学家们总爱忘记，企业所需资本的一部分不仅不断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式，而且这一资本的不同部分不断地同时分担这三种形式，尽管这些部分的相对量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学家们爱忘记的，特别是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部分，虽然正是这种情况对理解资产阶级的经济十分必要，因而这种情况本身在实践中也是很重要的。

(1) 见本卷第169页。——编者注

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在这一章和后面的第十六章，我们要考察周转时间对资本价值增殖的影响。

　　假定一个商品资本，是一个比如9周的劳动期间的产品。我们暂且撇开由固定资本的平均损耗追加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和在生产过程中追加到产品上的剩余价值，这样，这个产品的价值就等于生产这个产品时预付的流动资本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工资和生产这个产品时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假定这个价值＝900镑，这样，一周的支出是100镑。周期的生产时间在这里同劳动期间一致，因此也是9周。不管我们假定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产品的劳动期间，还是一个可分立的产品的连续的劳动期间，只要一次运到市场上去的可分立的产品的量要花费9周劳动，情况都一样。再假定流通时间持续3周。那么，整个周转期间就要持续12周。在9周完了以后，预付生产资本转化成商品资本了，但是它还有3周留在流通期间内。因此，新的生产期间只有到第13周开始时才重新开始。生产要停顿3周，或者说，要停顿整个周转期间的1/4。不管我们假定这3周期间是出售产品平均所需的时间，还是假定这段时间要由市场的远近或由所出售的商品的支付期限来决定，情况也都是一样。每3个月中，生产要停顿3周，也就是说，一年中要停顿4×3＝12周＝3个月＝年周转期间的1/4。因此，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一周一周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只有两种办法可行。

　　或者必须缩小生产规模，使900镑足以在第一个周转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内使劳动继续进行。这样，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结束以前，第二个劳动期间，从而第二个周转期间，在第10周就开始了，因为周转期间是12周，而劳动期间是9周。把900镑分配在12周，每周是75镑。第一，很清楚，一个这样缩小的企业规模，以固定资本规模的变化，总之以企业设备的缩小为前提。第二，这种缩小究竟有没有可能，也还成问题，因为按照不同企业中生产的发展，投资有一个标准最低限额，达不到这个限额，一个企业就没有竞争能力。这个标准最低限额本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增长，因此不是固定的。但是，在每一次既定的标准最低限额和不断扩大的标准最高限额之间，有许多中间阶段，形成一个允许有极不相同的投资程度的中位。因此，在这个中位界限以内，也会发生缩小的现象，缩小的界限就是每一次的标准最低限额本身。——在生产遇到障碍，市场商品充斥，原料涨价等情况下，可以在固定资本的既定基础的场合通过限制劳动时间的办法，比如说只劳动半天，来限制流动资本的正常支出；同样，在繁荣时期，又可以在固定资本的既定基础的场合，一方面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一方面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使流动资本异常扩大。对事先已经预计到这些波动的企业来说，可以一方面采用上面的方法，一方面同时使用更多的工人，并且和动用后备固定资本例如铁路的后备机车等等结合起来。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以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这种异常的波动就不予考察了。

　　因此，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同一个流动资本的支出在这里必须分配在较长的时间内，不是分配在9周，而是分配在12周。因此，在每一个既定的时间段里，都有一个已经减少了的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由100减少到75，即减少1/4。在9周的劳动期间内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减少的总额＝9×25＝225镑，即900镑的1/4。但是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仍然是3/12＝1/4。由此得出结论：如果要使生产在已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内不致中断，如果要使生产同时地、一周一周连续地进行，而这样做又没有特别的流动资本可用，那就只有缩小生产规模，减少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办到。这样为了使生产在流通时间内继续进行而游离出来的流动资本部分和全部预付流动资本之比，等于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前面已经指出，这里说的只适用于劳动过程一周一周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因而不像农业那样要在不同劳动期间投入不同资本额的生产部门。

　　反过来，我们假定企业的性质排除了缩小生产规模的可能性，从而也排除了减少每周要预付的流动资本的可能性，那么，只有追加流动资本才能使生产连续进行。在上例是追加300镑。在12周的周转期间内，要相继预付1 200镑，300镑是其中的1/4，就像3周是12周的1/4一样。在9周的劳动期间结束以后，资本价值900镑就由生产资本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形式了。这个资本价值的劳动期间已经结束，但是它不能用同一个资本来更新。当这个资本在这3周停留在流通领域，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它所处的情况，从生产过程来看，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在这里，我们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因此假定资本家只用他个人的资本来经营。但是，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在生产过程完成之后，要在流通过程停留3周，在此期间有一个追加的投资300镑在执行职能，因此生产的连续进行不会中断。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下述各点：

　　第一，最初预付的资本900镑的劳动期间，9周以后就结束了，这个资本不经过3周是不会流回的，即只是在第13周开始的时候才流回。但是，一个新的劳动期间会用追加的资本300镑立刻重新开始。正因为这样，生产才能连续进行。

　　第二，原有资本900镑的职能和第一个9周劳动期间结束后新追加的资本300镑（它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结束后立即开始第二个劳动期间）的职能，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是截然分开的，或者至少能够这样分开，但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过程中就互相交叉起来。

　　让我们把问题说得具体些：

　　第一个周转期间12周。第一个劳动期间9周，其中预付资本的周转，在第13周开始时完成。最后3周有追加资本300镑执行职能，并且开始第二个9周的劳动期间。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13周开始的时候，已经有900镑流回，并且能够开始一个新的周转。但是第二个劳动期间，由于追加300镑，在第10周就已经开始了；在第13周开始的时候，劳动期间由于这300镑而完成了1/3，300镑已经由生产资本转化为产品。因为只要再有6周就结束第二个劳动期间，所以流回的900镑资本只有2/3，即只有600镑，能够加入第二个劳动期间的生产过程。这样，原来的900镑中就有300镑游离出来，和第一个劳动期间的追加资本300镑起相同的作用。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6周末，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了。投在其中的资本900镑在3周以后流回，也就是在第二个12周的周转期间的第9周末流回。在3周流通时间内，有游离资本300镑加入。资本900镑的第三个劳动期间，就是用这300镑，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7周，或一年的第19周开始的。

　　第三个周转期间。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9周末，有900镑重新流回。但是第三个劳动期间已经在前一个周转期间的第7周开始了，并且已经通过了6周。这样，它只要再持续3周。因此，在流回的900镑中，只有300镑加入生产过程。第四个劳动期间填满这个周转期间的其余9周。这样，在一年的第37周，就同时开始了第四个周转期间和第五个劳动期间。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假定：劳动期间为5周，流通期间为5周，因而周转期间为10周；一年按50周计算，每周的资本支出是100镑。这样，劳动期间需要有流动资本500镑，流通时间也需要追加资本500镑。劳动期间和周转时间如下：

　　如果流通时间＝0，因而周转期间等于劳动期间，那么一年内周转的次数就等于劳动期间的次数。在劳动期间为5周时，一年周转次数＝50/5＝10，周转资本的价值＝500×10＝5 000。表中假定流通时间为5周，因此每年也生产价值5 000镑的商品，但其中的1/10＝500镑总是处在商品资本的状态，要经过5周才能流回。这样，到年终，第十个劳动期间（即第46—50劳动周）的产品，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一半，因为它的流通时间要算在下一年的最初5周。

　　让我们再举第三个例子：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时间为3周，劳动过程中每周预付100镑。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6周。在第6周末，有600镑商品资本，它在第9周末流回。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7—12周。在第7—9周，预付了300镑追加资本。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其中300镑，在第10—12周预付。因此，在第12周末，有现金300镑；有商品资本600镑，它在第15周末流回。

　　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3—18周。在第13—15周，预付了上述的300镑，然后流回600镑，其中300镑是为第16—18周预付的。在第18周末，有现金300镑；有商品资本600镑，它在第21周末流回（有关这个情况的更详细的叙述，见本章后面第II节）。

　　因此，9个劳动期间（＝54周）生产了商品600×9＝5 400镑。在第九个劳动期间结束时，资本家有现金300镑，商品600镑，但这些商品还没有通过它们的流通时间。

　　比较一下这三个例子，我们就发觉，第一，只有在第二例中，500镑资本I和同样是500镑的追加资本II会依次交替，因此这两个资本部分的运动总是分别进行的。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作了非常例外的假定，即假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相等、各占周转期间的一半。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不管周转期间中的这两个期间如何不相等，这两个资本的运动，正像在第一例和第三例中那样，从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就互相交叉。追加资本II与资本I的一部分一起构成第二个周转期间内执行职能的资本，而资本I的余额游离出来，执行资本II原来的职能。在商品资本流通时间内发生作用的资本，在这里不是原来为这个目的而预付的资本II，但它具有和后者相等的价值，并且在全部预付资本中形成相等的部分。

　　第二，已经在劳动期间执行职能的资本，在流通时间闲置下来。在第二例中，资本在5周劳动期间内执行职能，在5周流通时间内闲置下来。因此，资本I在一年内全部闲置的时间是半年。于是有追加资本II在这个时间内出现，它在这个第二例中也会闲置半年。但是，为保持流通时间内生产的连续性所需的追加资本，不是由一年内流通时间的总量或总数决定的，而只是由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决定的。（当然，这里假定全部周转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在第二例中，所需的追加资本是500镑，不是2 500镑。这种情况无非是由于追加资本和原来预付的资本一样加入周转，因此，也完全和后者一样由它的周转次数来补偿它的数量。

　　第三，如果生产时间比劳动时间长，也不会改变这里考察的情况。当然，总周转期间会因此延长，但是劳动过程不会因为周转的这种延长，需要有追加资本。追加资本只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把劳动过程中因流通时间而引起的空隙填补起来；因此，它只是要保证生产不受流通时间引起的干扰的影响。那些由生产自身的条件引起的干扰，则用别的方法去排除，这些方法用不着在这里考察。但是有些企业，只是断断续续地、靠订货来进行生产，因此，在各个劳动期间之间可能发生中断。在这些企业中，追加资本的必要性也就相应地消失了。另一方面，就大多数季节劳动的情况来看，回流时间又有一定的界限。如果一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到下一年还没有结束，那么，同一个劳动在下一年就不能用这同一个资本进行更新。但是流通时间也能比从一个生产期间到下一个生产期间的间隔期短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就会闲置，除非它另有用途。

　　第四，为一个劳动期间而预付的资本，例如第三例的600镑，一部分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投在这个劳动期间的生产储备上，投在不变的流动资本上，一部分投在可变的流动资本上，投在劳动本身的报酬上。投在不变的流动资本上的那一部分，可以不按相同的时间以生产储备的形式存在；例如整个劳动期间用的原料可以不必都准备好；煤炭可以每两周购买一次。但是——因为这里还是把信用除外——这部分资本如不以生产储备的形式供人支配，就必须以货币形式供人支配，以便需要时转化为生产储备。这种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这个为六周而预付的不变的流动资本的价值的大小。另一方面——把应付意外支出的货币储备和用来消除紊乱的真正准备金撇开不说——，工资要按较短的期间支付，通常是每周一次。因此，除非资本家强迫工人按较长时间预付他的劳动，否则支付工资所必需的资本就要以货币形式准备好。所以，资本流回时，一部分必须保持货币形式，以便支付劳动报酬，而另一部分可以转化为生产储备。

　　追加资本完全要像原有资本一样进行分配。但是这个资本和资本I的区别（撇开信用关系不说）在于：它不参加资本I的第一个劳动期间，但还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的整个期间内就必须预付，以便在自己的劳动期间内供人支配。在这个时间内，这个资本至少可以有一部分已经转化为整个周转期间预付的不变的流动资本。这个资本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取得这个不变的流动资本形式，或者说，有多大一部分在这种转化成为必要以前保持追加货币资本形式，则部分地取决于一定生产部门的特殊生产条件，部分地取决于当地的情况，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等等价格的波动。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另一方面，至于资本II中要预付在工资上的那部分，它总是按照各个较短劳动期间完成并支付报酬的程度，逐渐转化为劳动力。所以，资本II的这一部分，要在整个劳动期间内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直到它由于转化为劳动力而参加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的时候为止。

　　因此，为了把资本I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需的追加资本的加入，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而且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的形式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

　　在资本由于流通时间而需要分割成两部分，即第一个劳动期间所需的资本和流通时间所需的补充资本，而这种分割不是由于投资的增加，而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缩小所造成的场合，不论在以生产储备形式预付方面，还是在以货币储备形式预付方面，都同样会发生上段所说的情况。和生产规模相比，束缚在货币形式的资本，在这种场合就增加得更多。

　　总的说来，资本这样分为原有生产资本和追加资本，其结果就是：各个劳动期间有不间断的连续性，预付资本的一个等量部分作为生产资本不断地执行职能。

　　让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是500镑。因为劳动期间＝5周，所以它在50周（被看做一年）内将运作10次。因此，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产品是10×500＝5 000镑。从生产过程内直接地、不间断地发生作用的资本——一个500镑的资本价值——的观点来看，流通时间好像完全消失了。周转期间和劳动期间互相一致了；流通时间则＝0。

　　相反地，如果500镑资本照例会因5周的流通时间而中断它的生产活动，以致要在包括10周的整个周转期间结束以后，才重新具有生产能力，那么，在一年的50周内，我们就只有5个10周的周转；其中有5个5周的生产期间，也就是说有25个生产周，总产品等于5×500＝ 2 500镑；有5个5周的流通时间，也就是说总流通时间也是25周。在这里，如果我们说：500镑资本一年周转5次，那么，显而易见，这500镑资本在每个周转期间的一半期间内，完全不是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总之，它只有半年在执行职能，而另外半年根本不执行职能。

　　拿我们的例子来说，500镑补充资本会在这5个流通时间内加入，因而这个2 500镑的周转就增长为一个5 000镑的周转。但是现在预付的资本不是500镑，而是1 000镑。5 000除以1 000等于5。因此，周转次数不是10，而是5。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计算的。但是，当说到1 000镑资本一年周转5次时，在资本家的空虚的头脑中，流通时间就从记忆中消失了，于是形成一种混乱的观念，好像这个资本在依次进行的5次周转中，不断地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是，我们说这1 000镑资本周转5次时，其中就包括着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事实上，如果1 000镑真的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发生作用，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就应该是10 000镑，而不是5 000镑。但是要使1 000镑不断地处在生产过程中，也就必须预付2 000镑。对于周转这个机制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要点：生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脱离真正的生产而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在周转期间的两部分即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时，或者，在劳动期间大于或小于流通期间时，在周转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别；其次，应该研究，这对资本束缚在货币资本形式上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假定，在一切场合，每周的预付资本是100镑，周转期间是9周，因此，为每个周转期间预付的资本＝900镑。

I. 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

　　这种情况虽然实际上只是偶然的例外，但是必须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在这里关系表现得最简单、最明了。

　　两个资本（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I，和在资本I的流通期间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II）在它们的运动中会互相交替，而不会互相交叉。因此，除了第一个期间以外，这两个资本各自只为自己的周转期间而预付。假定周转期间和以下各例一样，都是9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就各为4(1/2)周。于是我们得出如下的年表：

　　第I表

　　资本 I

　　在这里，我们假定一年为51周。在51周内，资本I通过了6个完整的劳动期间，生产商品6×450＝2 700镑。资本II在5个完整的劳动期间内，生产商品5×450＝2 250镑。此外，资本II又在一年最后的1(1/2)周（第50周中间到第51周末）生产商品150镑。——51周的总产品为5 100镑。就只是在劳动期间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来说，总资本900镑好像已经周转5(2/3)次（5(2/3)×900＝5 100镑）。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实际的周转，那么，资本I是周转了5(2/3)次，因为在第51周末，它还要有3周才能完成第六个周转期间；5(2/3)×450＝2 550镑。而资本II只周转了5(1/6)次，因为它才完成了第六个周转期间的1(1/2)周，也就是还有7(1/2)周要列入第二年；5(1/6)×450＝2 325镑。所以，实际的周转总额＝4 875镑。

　　让我们把资本I和资本II作为两个互相完全独立的资本来考察。它们在自己的运动中是完全独立的；这两个运动互相补充，只是因为它们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直接互相交替。它们可以看做两个完全独立的、属于不同资本家的资本。

　　资本I已经通过5个完整的周转期间和第六个周转期间的2/3。到年终时，它处于商品资本的形式。商品资本的正常的实现还需要3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能进入生产过程。它执行着商品资本的职能：它流通着。它只通过了最后一个周转期间的2/3。这个情况可以表达如下：它只周转了一次的2/3，它的总价值只有2/3通过了一个完整的周转。我们说450镑在9周内周转一次，也就是说300镑在6周内周转一次。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忽略了周转时间的两个特别不同的组成部分的有机关系。说预付资本450镑已经周转5(2/3)次，这种表达方式的精确意思只在于：资本已经通过了5次完整的周转，但第六个周转只通过了2/3。另一方面，周转资本＝预付资本的5(2/3)倍，用上例来说，就是＝5(2/3)×450镑＝2 550镑；这种说法的正确就在于：如果这450镑资本没有另一个450镑资本来补充，那么，它实际上必须有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处在流通过程中。如果周转时间要用周转资本的量来表达，那它就总是只能用一个现有价值的量（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成品的量）来表达。预付资本不是处于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的状态这一情况表明：其中只有一部分处于能够从事生产的状态，或者说，为了要处于连续生产的状态，资本必须按照生产期间和流通期间的相互比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不断处于生产期间，另一部分则不断处于流通期间。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同一个规律：不断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量由流通时间和周转时间之比决定。

　　在我们假定为年终的第51周末，资本II有150镑预付在未完成产品的生产上。另一部分则处于流动的不变资本——原料等等——的形式，也就是说，处于能够作为生产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形式。还有第三部分是处于货币形式，这部分至少足以支付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3周）的工资，不过这种工资要到每周周末才支付。这部分资本，在新的一年开始时，也就是在一个新的周转周期开始时，虽然不是处于生产资本的形式，而是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在这种形式上不能参加生产过程，但是在新的周转开始时，仍然有流动的可变资本，即活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这种现象是由于：劳动力虽然在劳动期间比如说每周开始时购买并被消耗掉，但是它的报酬要到周末才支付。在这里，货币起支付手段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它作为货币仍然留在资本家手中，另一方面，劳动力，货币要转化成的商品，已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因此，同一个资本价值在这里是双重出现的。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劳动期间，那么

　　因此，全部预付资本900镑，在一年内就有5(2/3)次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至于是450镑总是在生产过程中和450镑总是在流通过程中这样交替地执行职能，还是900镑在4(1/2)周内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在下一个4(1/2)周内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这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周转期间，那么，

　　因此，总资本的周转额是 5(5/12)×900＝4 875镑。

　　因为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资本I和资本II的周转额之和除以资本I和资本II之和。

　　应该指出，资本I和资本II，即使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也只是预付在同一个生产领域的社会资本的不同的独立部分。因此，如果这个生产领域内的社会资本只是由I和II构成，那么，对同一个私人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I和II适用的计算，也同样适用于这个领域的社会资本的周转。进一步说，社会总资本投在任何一个特别生产领域内的每一部分，也可以这样计算。不过归根结底，社会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不同生产领域内的周转资本额除以这些生产领域内的预付资本额。

　　其次应该指出，正像同一个私人企业的资本I和资本II严格地说在这里有不同的周转年度（因为资本II的周转周期比资本I的周转周期晚开始4(1/2)周，因而资本I的周转年度比资本II的周转年度早完成4(1/2)周）一样，同一个生产领域内的各个不同的私人资本，也是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开始它们的营业，从而也在一年的不同时间完成它们的年周转。但是我们以上对资本I和II所使用的平均计算法，在这里也足以把社会资本的不同的独立部分的周转年度，还原成一个统一的周转年度。

II. 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资本I和资本II的劳动期间和周转期间互相交叉，而不是互相交替。同时这里还发生资本游离。这种情况是以上考察的场合所没有的。

　　但是和以前一样，下述情况不变：1. 全部预付资本的劳动期间的数目，等于预付资本两个部分的年产品的价值之和除以全部预付资本。2. 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两个周转额之和除以两个预付资本之和。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这样考察这两部分资本，就好像它们是在完成彼此完全独立的周转运动。

　　我们再假定每周要在劳动过程内预付100镑。劳动期间持续6周，每个劳动期间都需要预付600镑（资本I）。流通期间3周；因此，周转期间和以前一样，是9周。在资本I的3周流通期间内，资本II 300镑加入。如果我们把二者看做是彼此独立的资本，那么，年周转的图表如下：

　　生产过程全年不间断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两个资本，I和II，完全分开。但是，为了要表明它们是分离的，就得把它们之间的现实的交叉和交错的现象划分开来，因此也要变更周转次数。按照上表

　　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现实的生产期间和流通期间，同上表中的各个期间不是绝对一致的。上表主要是为了表明，这两个资本，I和II，是彼此独立的。

　　事实上，资本II没有任何特别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可以同资本I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分离开来。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期间为3周。既然资本II只有300镑，它就只能填补一个劳动期间的一部分。情况就是这样。在第6周末，有一个600镑的产品价值进入流通，并且在第9周末以货币形式流回。这样，资本II在第7周开始时发生作用，满足下一个劳动期间第7—9周的需要。但是按照我们的假定，在第9周末，劳动期间只通过了一半。因此，在第10周开始时，刚刚流回的资本I 600镑重新发生作用，以其中的300镑填补第10—12周所必需的预付。第二个劳动期间就此结束。有一个600镑的产品价值处在流通中，它在第15周末流回；同时又有300镑原有资本II的资本额游离出来，可以在下一个劳动期间的前一半即在第13—15周执行职能。在这三周之后，又有600镑流回；其中300镑就足够用到这个劳动期间结束，另外3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因此，情况如下：

　　第一个周转期间：第1—9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6周。资本I 600镑执行职能。

　　第一个流通期间：第7—9周。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7—15周。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7—12周。

　　前一半：第7—9周。资本 II 300镑执行职能。第9周末，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资本I）。

　　后一半：第10—12周。资本I有300镑执行职能。资本I的另外300镑游离出来。

　　第二个流通期间：第13—15周。

　　第15周末，有600镑（半数由资本I，半数由资本II构成）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三个周转期间：第13—21周。

　　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3—18周。

　　前一半：第13—15周。游离出来的300镑开始执行职能。第15周末，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后一半：第16—18周。流回的600镑中，有300镑执行职能，另外300镑再游离出来。

　　第三个流通期间：第19—21周。在第21周末，又有6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在这600镑中，资本I和资本II现在是不可区分地融合在一起了。

　　按照这个方式，到第51周末，一个600镑的资本已通过8个完整的周转期间（I：第1—9周；II：第7—15周；III：第13—21周；IV：第19—27周；V：第25—33周；VI：第31—39周；VII：第37—45周；VIII：第43—51周）。但是因为第49—51周恰好是第八个流通期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必须有300镑游离资本加入，以维持生产的进行。因此，在年终时，周转的情况如下：600镑已经完成了8个循环，周转额为4 800镑。此外，最后3周（第49—51周）的产品，还只通过一个9周循环的1/3，所以在周转额上只能作为它的资本额的1/3即100镑计算。所以，当51周的年产品＝5 100镑时，周转资本仅仅是4 800＋100＝4 900镑；全部预付资本900镑周转5(4/9)次，因此和第I节所讲的情况相比就稍微多一些。

　　在当前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劳动时间等于周转期间的2/3，流通时间等于周转期间的1/3，因此，劳动时间是流通时间的简单倍数。现在要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是否也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种资本的游离。

　　我们假定劳动期间＝5周，流通时间＝4周，每周的资本预付是100镑。

　　第一个周转期间：第1—9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1—5周。资本I＝500镑执行职能。

　　第一个流通期间：第6—9周。第9周末，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6—14周。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6—10周。

　　前一段：第6—9周。资本II＝400镑执行职能。第9周末，资本I＝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后一段：第10周。在流回的500镑中，有100镑执行职能。其余4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第二个流通期间：第11—14周。第14周末，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到第14周末为止的一段期间（第11—14周），上述游离出来的400镑执行职能；在此之后流回的500镑中，只需要100镑就可以满足第三个劳动期间（第11—15周）的需要，以致还有400镑要游离出来用于第四个劳动期间。同样的现象会在每个劳动期间反复发生；每个劳动期间开始时，都有400镑出现，足够满足前4周的需要。第4周末，会有5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其中只有100镑为最后一周所必需，其余400镑则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我们再假定：劳动期间是7周，资本I为700镑；流通期间是2周，资本II为200镑。

　　在这种场合，第一个周转期间是第1—9周，其中第一个劳动期间是第1—7周，预付700镑，第一个流通期间是第8—9周。第9周末，700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8—16周，包含第二个劳动期间，第8—14周。其中第8周和第9周的需要，已经从资本II得到满足。在第9周末，上述的700镑流回；其中500镑到这个劳动期间（第10—14周）结束时被用完。2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第二个流通期间是第15—16周；第16周末，又有700镑流回。从此以后，相同的现象会在每个劳动期间反复发生。前两周的资本需要，从前一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游离出来的200镑得到满足；第2周末又有700镑流回；但是劳动期间还只剩下5周，以致只能再消费500镑；因此，总有200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由此可见，在假定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场合，无论如何，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一个货币资本游离出来，它的量和那个为流通期间而预付的资本II的量相同。就以我们举的三个例子来说，资本II在第一例＝300镑，在第二例＝400镑，在第三例＝200镑；与此相适应，在劳动期间结束时游离出来的资本，分别为300、400、200镑。

III. 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我们首先再假定一个9周的周转期间；其中劳动期间为3周，可供支配的资本I＝300镑。流通期间为6周。这6周需要600镑追加资本，我们又把它分成两个资本，每个300镑，各填补一个劳动期间。这样，我们就有三个300镑的资本，其中总有300镑用于生产，有600镑处在流通中。

　　这里的情形和第I节所讲的情形十分相似，区别只在于现在不是两个资本而是三个资本互相交替。各个资本并不互相交叉或交错；每一个资本都可以分别予以考察，直到年终。如同第I节所讲的那样，在一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同样没有资本游离。资本I在第3周末全部预付出去；在第9周末全部流回，而在第10周开始时重新执行职能。资本II和资本III也是这样。有规则的、完全的交替排除着任何资本游离。

　　总周转的计算如下：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准确的倍数；例如，劳动期间为4周，流通期间为5周；相应的资本额：资本I＝400镑，资本II＝400镑，资本III＝100镑。我们只列举前三个周转。

　　在这里，当只够用一周、因而没有独立劳动期间的资本III和资本I的第一个劳动周互相重合时，就发生资本交错的现象。不过，正因为这样，在资本I和资本II的劳动期间结束时，都有一个与资本III相等的量100镑游离出来。如果这个资本III填补了资本I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和以后各个劳动期间的最初一周，而且在这最初一周结束时，全部资本I 400镑又流回，那么资本I的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就只有3周时间，与此相应的资本支出是300镑。这样游离出来的100镑，足够用于紧跟着的资本II的劳动期间的第一周；在这一周末，全部资本II 400镑流回；但是，因为这个已经开始的劳动期间只能再吸收300镑，所以在这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又有100镑游离出来；依此类推。因此，只要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总会有资本游离出来；并且这个游离资本正好和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

　　在所研究的一切情况中，我们都假定，在这里考察的任何一个企业中，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全年不变。如果我们要确定流通时间对周转和预付资本量的影响，这个假定是必要的。实际上这个假定并不是无条件适用的，而且往往是完全不适用的，不过这对问题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整个这一节里，我们只考察流动资本的周转，没有考察固定资本的周转。理由很简单，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同固定资本无关。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资料等等，只要它们的使用时间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长，只要它们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继续发生作用的时间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长，因而等于流动资本周转期间的n倍，就只形成固定资本。不管这个由流动资本周转期间n倍形成的总时间长短如何，为这个时间而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这部分生产资本，都不会在这同一时间内重新预付。它继续以它的旧的使用形式执行职能。区别只是在于：按照流动资本每个周转期间的单个劳动期间的不同长短，固定资本把它的原价值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转移到这个劳动期间的产品中去；按照每一个周转期间内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中的那部分价值就或快或慢地以货币形式流回。我们在这一节论述的对象即生产资本流动部分的周转的性质，是由这个资本部分本身的性质引起的。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流动资本，在完成它的周转以前，即在它转化为商品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再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是不能用于一个新的劳动期间的。因此，为了使第一个劳动期间立即由第二个劳动期间继续下去，资本必须重新预付和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并且它的量要足够填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流动资本的流通期间所形成的空隙。正因为这样，流动资本的劳动期间的长短，对劳动过程的经营规模，对预付资本的分配以及对新的资本部分的追加，都发生影响。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一节所要考察的。

IV. 结论

　　根据以上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A. 为了使资本的一部分能够在其他部分处在流通期间的时候不断处在劳动期间，必须把资本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部分，犹如不同的独立的私人资本，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互相交替。1. 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即周转期间分为相同的两部分的时候；2. 在流通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同时又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从而流通期间＝n倍劳动期间，而n又是整数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依次预付的资本没有一个部分游离出来。

　　B. 另一方面，在下述情况下，（1）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但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的时候，（2）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全部流动资本从第二个周转起，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一部分不断地、周期地游离出来。并且这个游离出来的资本，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和总资本中为流通期间预付的那部分资本相等；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的时候，则和那个把流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相等。

　　C. 由此可见，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就其流动部分而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而在生产过程中依次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的单纯交替的现象必然是例外。因为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或者流通期间同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相等，即周转期间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这种均匀的比例性，和事物的性质完全无关，因此，大体说来，也只能是例外的现象。

　　因此，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

　　其次很清楚，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种游离资本的量和劳动过程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一起增大，因而总的来说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一起增长。在B（2）的场合，这是因为全部预付资本增长了；在B（1）的场合，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流通期间的长度增加了，因此，在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这两个期间没有均匀的比例的场合，周转期间也会增长⁽¹⁾。

　　在前一个场合，比如说我们每周必须投资100镑。6周的劳动期间就需要600镑，3周的流通期间就需要300镑，合计900镑。这里不断地有300镑游离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每周投资300镑，那就有1 800镑用于劳动期间，900镑用于流通期间，因此，周期地游离出来的，就不是300镑，而是900镑。

　　D. 一个比如说900镑的总资本必须分成两部分，如上所述，600镑用于劳动期间，300镑用于流通期间。这样，实际投入劳动过程的那一部分，就减少了1/3，由900镑减为600镑，从而，生产规模也缩小了1/3。另一方面，300镑执行职能，只是为了使劳动期间连续不断，以致全年的每一周都能有100镑投入劳动过程。

　　无论是600镑在6×8＝48周内起作用（产品＝4 800镑），还是全部资本900镑投入6周的劳动过程，然后在3周的流通期间闲置不用，抽象地说，都是一样的。在后一个场合，它在48周的时间内，有5(1/3)×6＝32周起作用（产品＝5(1/3)×900＝4 800镑），而在16周内闲置不用。但是，我们撇开固定资本在闲置的16周内损耗更大，并且劳动尽管只是在一年的部分时间内起作用但必须按全年支付而变得更昂贵这些情况不说，生产过程的这样一种有规则的中断，是和现代大工业的经营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力。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游离资本，即实际上暂歇的资本，就会看到，这个资本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不断具有货币资本的形式。我们仍然用上述例子来说明：劳动期间为6周，流通期间3周，每周投资100镑。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的中期，即第9周末，有600镑流回，其中只有300镑投入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因此，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300镑游离出来。这300镑处于什么状态呢？我们假定，1/3投在工资上，2/3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在流回的600镑中，有200镑以货币形式用于工资，而有400镑处于生产储备的形式，处于不变的流动的生产资本要素的形式。但是，因为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后一半，只需要这个生产储备的一半，所以，另外一半在3周内就处于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即处于超出一个劳动期间所需而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不过资本家知道，在流回的这一部分资本（＝400镑）中，他只需要把一半＝200镑用于当前的劳动期间。因此，他是立即再把这200镑全部地或者只是部分地转化为多余的生产储备，还是为了等待比较有利的市场情况而使它们全部地或者部分地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这就要看市场情况而定了。另一方面，不言而喻，投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200镑要保持货币形式。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以后，不能把它像原料那样储存在仓库里。他必须把劳动力并入生产过程，并在周末支付报酬。因此，在300镑游离资本中，无论如何，这100镑要具有游离的即并非这个劳动期间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可见，以货币资本形式游离出来的资本，至少要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部分；它的最高限度可以包括全部游离资本。事实上，它是不断地在这个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来回变动。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制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

　　我们假定，在上述例子中，流通时间由3周缩短为2周，假定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而是营业兴旺或支付期限缩短等等的结果。在劳动期间投入的600镑资本，就比原来必需的时间提前一周流回，因此，在这一周内它是游离的。此外，和以前一样，在劳动期间的中期有300镑游离出来（600镑的一部分），但不是游离3周，而是游离4周。因此，在货币市场上，有一周有600镑，有4周而不是3周有300镑。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和一个资本家有关，而且和许多资本家有关，并且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期间发生，所以市场上就有更多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出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在条件许可的地方生产就会扩大；靠借贷资本来进行生产的资本家对货币市场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就像供给增多一样缓和了货币市场，或者说，最后，对这个机制来说已经变成多余的金额，最终也会投到货币市场上去。

　　因为流通时间由3周缩短到2周，从而周转期间由9周缩短到8周，全部预付资本的1/9就成为多余的了；6周的劳动期间现在用800镑就可以像以前用900镑那样继续不断地进行。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100镑，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就会停留在这种货币资本状态，而不再作为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部分执行职能。当生产在规模不变和其他条件（例如价格等等）不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时，预付资本的价值额就由900镑减为800镑；原预付价值的100镑余额，就会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它作为货币资本会进入货币市场，并且成为在那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

　　由此可见，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生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例如在危机结束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忧郁时期”内发生的过剩，就是这样。而且这是指：预付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对于经营全部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变得多余了，因而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这是一种在生产规模不变，价格也不变时单纯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造成的过剩。流通中现有的货币量——不论大小——都对这点毫无影响。

　　相反地，假定流通期间延长了，例如由3周延长到5周。那么，预付资本的流回，在进行下一个周转时，就会延迟2周。这个劳动期间的生产过程的最后部分，由于预付资本的周转这个机制本身而不能继续进行。只要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生产过程——它的经营规模——可能缩小，正像在上述场合生产过程可能扩大一样。但是，要使这个过程按照同样规模继续进行，预付资本就必须为流通期间的全部延长的时间增加2/9＝200镑。这种追加资本只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只要流通期间在一个或更多的大生产部门延长，这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除非这种影响为其他方面的反作用所抵消。在这种场合，同样显而易见：这种压力和上述的过剩一样，既和商品价格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也和现有流通手段的量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

　　〔在整理这一章准备付印时，碰到的困难不小。马克思虽然精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尽管他在留下的一大包练习本中，亲自用许多例题演算商业上的各种计算方法。各种计算方法的知识，和商人日常的实际计算的习惯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他又如此纠缠在周转的计算中，以致除了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的地方。在前面印的各个表格中，我只保存了最简单的和计算正确的部分，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以下的理由。

　　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的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把一件在我看来实际上并不怎么重要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我指的是他所说的货币资本的“游离”。在上述假定的条件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不管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比例如何，也就是不管资本I和资本II的比例如何，在第一个周转结束以后，照例经过一段和劳动期间的长短相等的间隔时间，就会有一个劳动期间所必需的资本——也就是有一个同资本I相等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流回到资本家手里。

　　如果劳动期间＝5周，流通时间＝4周，资本I＝500镑，则在第9、14、19、24、29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流回。

　　如果劳动期间＝6周，流通时间＝3周，资本I＝600镑，则在第9、15、21、27、33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600镑流回。

　　最后，如果劳动期间＝4周，流通时间＝5周，资本I＝400镑，则在第9、13、17、21、25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400镑流回。

　　在这种流回的货币中，对于当前的劳动期间来说是否有或者有多少是多余的部分，从而要游离出来，并没有什么区别。假定生产按照当前的规模不间断地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货币，也就是要有货币流回，而不管它是否“游离”。如果生产中断，游离也就停止。

　　换句话说：的确有货币游离出来，从而以货币形式形成一种潜在的只是可能的资本；但是，这个结果，不仅在本文详细叙述的各种特殊条件下发生，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发生，规模也比本文所说的要大。就流动资本I来说，产业资本家在每个周转结束时所处的地位，完全和企业开始时一样：资本家手头一下子又会有全部流动资本，可是只能逐渐地把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

　　本文的要点在于论证：一方面，产业资本的一个可观的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可观的部分必须暂时取得货币形式。我的这些补充意见至多不过是加强了这一论证。——弗·恩·〕

(1) 第二版中漏掉了“小于流通期间”这几个字，根据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手稿订正。——编者注

V. 价格变动的影响

　　以上我们一方面假定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另一方面假定流通时间缩短或延长。现在，我们反过来假定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变，生产的规模不变，但另一方面假定价格有变动，也就是说，假定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的价格下跌或上涨，或者前两种要素的价格下跌或上涨。假定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格，和工资一样，都下跌一半。这样，在我们的例子中，每周的预付资本就不是100镑，而是50镑，一个9周的周转期间需要的预付资本就不是900镑，而是450镑。首先，预付资本价值就有450镑作为货币资本分离出来，但是生产过程按相同的规模和以相同的周转期间继续进行，周转期间的划分也和以前一样。年产量也不变，不过它的价值减少了一半。这种变动——与之相伴随的有货币资本供求上的变动——既不是由于流通的加速引起的，也不是由于流通货币量的变化引起的。正好相反。生产资本各种要素的价值或价格下跌一半这一情况，首先会引起这样的结果：为这个仍旧按相同规模继续经营的企业X而预付的资本价值减少了一半；既然企业X首先是把这个资本价值以货币形式也就是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所以，该企业X投入市场的货币也只有原来的一半。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量将会减少，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下跌。这是第一个结果。

　　第二，原预付资本价值900镑的一半＝450镑，本来会（a）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b）一部分以货币资本形式，一部分以生产资本形式，一部分以商品资本形式同时不断地并列存在，而现在将从企业X的循环中分离出来，因而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出现在货币市场上，作为追加的组成部分在货币市场上发生影响。这样游离出来的450镑货币所以会作为货币资本发生作用，并不是因为它在企业X的经营上变成多余的货币，而是因为它是原有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作为资本继续发生作用，而不应该只是作为流通手段来花费。使它作为资本发生作用的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把它作为货币资本投入货币市场。另一方面，生产规模（把固定资本撇开不说）也可以扩大一倍。这样，用同一个预付资本900镑就可以经营一个规模扩大一倍的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资本各种流动要素的价格上涨了一半，每周需要的就不是100镑，而是150镑，因此，每一个周转期间需要的就不是900镑，而是1 350镑。要使企业按相同的规模继续经营下去，就需要有450镑追加资本。按照货币市场的状况，这种情形会相应地对货币市场产生或大或小的压力。如果对货币市场上的一切可供支配的资本都有需求，那就会为争夺可供支配的资本而发生激烈的竞争。如果这种资本还有一部分闲置不用，它就会相应地加入到活动中去。

　　也可以有第三种情况，即在生产规模已定，周转速度不变，流动的生产资本各种要素的价格也不变时，企业X的产品价格下跌或上涨了。如果企业X所提供的商品价格下跌了，该企业不断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的价格，就会由600镑减为比如说500镑。因此，预付资本价值的1/6，不从流通过程流回（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在这里不予考虑），却在流通过程中丧失了。但是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或者价格不变，流回的500镑就只够补偿不断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600镑的5/6。因此，要使生产按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就必须支出100镑追加的货币资本。

　　相反，如果企业X的产品的价格上涨了，商品资本的价格，就会由600镑提高到比如说700镑。它的价格的1/7＝100镑，不是从生产过程产生，也不是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而是从流通过程流出的。但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只需要600镑；因此，就有100镑游离出来。

　　在第一个场合，周转期间为什么会缩短或延长，在第二个场合，原料和劳动的价格为什么会上涨或者下跌，在第三个场合，所提供的产品的价格又为什么会上涨或者下跌，对这些原因的探讨，不属于我们至今研究的范围。

　　但是，下述各种情况属于这个范围：

　　第一种情况：生产规模不变，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不变，流通期间从而周转期间发生变动。

　　按照我们在举例时的假定，由于流通期间的缩短，需要的全部预付资本减少了1/9，全部预付资本就由900镑减为800镑，有100镑货币资本分离出来。

　　企业X仍然在6周内同样地提供价值600镑的产品；因为该企业全年不间断地进行生产，在51周内将会同样地提供价值5 100镑的产品量。因此，就该企业投入流通的产品量和产品价格来说，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就该企业把产品投入市场的期限来说，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但所以有100镑分离出来，是由于流通期间缩短了，现在只用800镑预付资本就能够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以前却要用900镑。这100镑分离出来的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存在。但它决不代表必须不断以货币资本形式执行职能的那部分预付资本。假定在预付流动资本I＝600镑中，有4＝480镑要不断投在生产材料上，1/5＝120镑要不断投在工资上。这就是说，每周有8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20镑投在工资上。资本II＝300镑也必然要同样分割，以4/5＝24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1/5＝60镑投在工资上。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所以，价值600镑的商品产品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即一旦售出时，其中就能够有480镑转化为生产材料（生产储备），而120镑则保持货币形式，以便支付6周的工资。这120镑是流回的600镑资本中必须不断地以货币资本形式得到更新和补偿，因而必须不断地作为以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那部分预付资本而存在的最低额。

　　现在，如果在那个周期地游离3周，并且同样可以分割成240镑为生产储备、60镑为工资的300镑中，由于流通时间缩短而有100镑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并且完全离开周转机制，那么这100镑货币资本形式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数额只有1/5是由周转中周期地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构成的。而其中4/5＝80镑已经为具有同等价值的追加的生产储备所代替。这种追加的生产储备以什么方式转化为货币，实现这种转化所需的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流通时间的缩短一旦成为事实，上述600镑中就不会有480镑而只会有400镑再转化为生产储备。其余80镑则将保持货币形式并和上述用于支付工资的20镑合起来，形成一个100镑分离出来的资本。虽然这100镑会因600镑商品资本被人购买而从流通中产生，并且，现在因为它不再投在工资和生产要素上而从流通中取出，但是不要忘记，它处于货币形式，就是重新处于它最初投入流通时的同一形式。开始时，有900镑货币投在生产储备和工资上。现在要使同样的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只需要800镑。因此，现在就有100镑以货币形式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虽然这100镑以前就周期地处于游离货币资本和追加生产资本的形式，但是，这种潜在状态本身是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条件，因为它是生产过程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现在，为这个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这100镑了，因此它就形成新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它绝对不是社会现有的货币储备的追加要素（因为它在企业开始时就存在，并且通过这种企业投入流通），也绝对不是新积累起来的贮藏货币。

　　这100镑既然不再是该企业使用的预付货币资本的一部分，现在它就在事实上从流通中退出。但是这种退出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由商品资本到货币，再由这个货币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即W′—G—W，加快了一周，在这个过程内发生作用的货币的流通也加快了。它会从流通中退出，是因为它不再为资本X的周转所必需。

　　这里我们假定，预付资本为它的使用者所有。如果资本是借来的，这也不会引起什么变化。流通时间缩短了，他只需要借入资本800镑，而不是900镑。100镑还给贷方，仍然会形成新的货币资本100镑，只不过是在Y手里，而不是在X手里。其次，如果资本家X通过赊购得到价值480镑的生产材料，以致他自己只用120镑货币预付工资，那么，他现在赊购的生产材料，就可以减少80镑，这对提供信贷的资本家来说会形成多余的商品资本，而资本家X还是会把20镑货币分离出来。

　　追加的生产储备现在减少了1/3。以前，它在追加资本II 300镑中，占4/5＝240镑，现在，只＝160镑；也就是说，它是2周的而不是3周的追加储备。它现在是每2周而不是每3周更新一次，但也只是为2周而不是为3周储备。这样，购买，例如棉花市场上的购买，就比较频繁地以比较小的量反复进行。因为产品的量不变，所以从市场上取出的棉花的量也不变。不过这种取出在时间的分配上是不同的，并且时间会长一些。例如假定一个场合是3个月，一个场合是2个月；棉花的年消费量为1 200包。在前一个场合：

　　1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900包

　　4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600包

　　7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300包

　　10月1日出售300包，库存300包

　　在后一个场合：

　　1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1 000包

　　3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 800包

　　5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 600包

　　7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 400包

　　9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200包

　　11月1日出售200包，库存 0包

　　因此，投在棉花上的货币要晚一个月才全部流回，即不是在10月，而是在11月。如果预付资本的1/9＝100镑，由于流通时间缩短，从而也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如果这100镑又是由支付周工资的货币资本中周期地多余出来的20镑和作为一周生产储备而周期地多余出来的80镑组成，那么，就这80镑来说，工厂主方面多余的生产储备减少了，棉花商人的商品储备就会相应增加。同一棉花，作为生产储备堆在工厂主仓库里的时间越是缩短，作为商品堆在棉花商人货栈里的时间就越是延长。

　　以上我们假定，企业X的流通时间的缩短，是由于X更迅速地出售了他的商品或者更迅速地得到了货款，在赊卖的场合，是由于支付期间的缩短。因此，这种缩短是由商品出售过程的缩短，由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化，W′—G，即流通过程的第一阶段的缩短造成的。这种缩短，也可以由第二阶段G—W造成，因而由资本Y，Z等等——它们向资本家X提供流动资本的生产要素——的劳动期间或者流通时间的同时变化造成。

　　例如，如果采用旧的运输方法，棉花、煤炭等等由生产地点或存放地点运往资本家X的生产场所需要3周，那么，X的生产储备的最低限度至少必须够用3周，直到新的储备到达。棉花、煤炭在运载时不能作为生产资料来使用。相反地，它们这时是运输业及其所使用的资本的劳动对象。它们对煤炭生产者或棉花出售者来说，还是处在流通中的商品资本。如果采用改良的运输方法，运载时间缩短到2周，那么生产储备就可以由3周的储备变为2周的储备。因此，预付在这上面的追加资本80镑就会游离出来，为工资而预付的追加资本20镑也会游离出来，因为周转中的资本600镑会提前一周流回。

　　另一方面，如果提供原料的资本的劳动期间缩短了（前面几章已有过这样的例子），因而原料有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实行更新，那么，生产储备就可以减少，由一个更新期间到另一个更新期间的间隔也可以缩短。

　　反过来，如果流通时间从而周转期间延长了，那么，预付追加资本就成为必要的了。如果资本家有追加资本，他就要自己预付出来。但是在这种场合，这笔预付追加资本就要作为货币市场的一部分而以某种形式被投入；为了使它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就必须去掉它的原来的形式，例如，股票要出售，存款要提取，因此在这里也会间接地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不然，就要借款。至于说支付工资所需的那部分追加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总是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的，就此而言，资本家X是参加进来直接施加压力于货币市场。就投在生产材料上的部分来说，这种情况只有在必须支付现金时，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通过信用得到这些生产材料，那就不会对货币市场发生直接影响，因为在这种场合，追加资本是直接以生产储备的形式，而不是一开始就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的。如果贷方把从X那里得到的票据再直接投到货币市场，进行贴现，等等，这就会间接地，经过第二者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但是，如果贷方利用这张票据来偿付一笔比如说要以后才偿付的债务，那么，这个追加的预付资本既不会直接地也不会间接地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

　　第二种情况：生产材料的价格发生变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

　　以上我们假定，900镑总资本要以4/5＝720镑投在生产材料上，1/5＝180镑投在工资上。

　　如果生产材料的价格下跌一半，6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产材料就不是480镑，而仅仅是240镑。就追加资本II来说，不是240镑，而仅仅是120镑。资本I就由600镑减为240＋120＝360镑；资本II由300镑减为120＋60＝180镑。总资本由900镑减为360＋180＝540镑。因此，有360镑分离出来。

　　这样分离出来而现在不用的，从而要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无非是原来要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900镑资本的一部分。如果生产不扩大，而是按照原有规模继续进行，这一部分就会由于它要周期地再转化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而变成多余的。如果这种价格下跌不是由于偶然的情况（特大丰收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而是由于提供原料的部门的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那么，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绝对的追加，成为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可供支配的资本的一个绝对的追加，因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用的资本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第三种情况：产品本身的市场价格发生价格变动。

　　在这种场合，如果产品价格下跌，资本会丧失一部分，从而必须由货币资本的新的预付来补偿。卖者的这种损失可以使买者得利。如果产品的市场价格只是由于偶然的行情变化而下跌，以后产品价格又提高到正常的水平，那买者就会直接得利。如果价格变动是由价值变动引起的，这种价值变动也反应到旧的产品上，而且这个产品又作为生产要素再进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在那里相应地把资本游离出来，那买者就会间接得利。在这两种场合，X损失的资本，——为了补偿这笔资本，X对货币市场施加压力，——可以由他的营业伙伴作为新的追加资本提供出来。这样一来，发生的只是资本转移。

　　反过来，如果产品价格上涨，X就能从流通中占有一个不是他所预付的资本部分。这部分资本不是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有机部分，因此，如果生产不扩大，它就形成分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因为这里假定，产品要素的价格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以前已经确定，所以，在这里，一个现实的价值变动只要发生反作用，比如说，使原料的价格随后上涨，它就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在这种场合，资本家X就会由于他的作为商品资本正在流通的产品和他现有的生产储备而得到利益。这种利益会向他提供一个追加资本。要按照生产要素的新的已经提高的价格继续经营他的企业，他现在就必须有这种追加资本。

　　或者，价格上涨只是暂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X的产品是另一些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他这一方所需要的作为追加资本的东西，就会在另一方作为游离资本分离出来。一方之所失，就是另一方之所得。

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I. 年剩余价值率

　　定有一个2 500镑的流动资本，其中4/5＝2 000镑是不变资本生产材料），1/5＝500镑是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

　　假定周转期间＝5周；劳动期间＝4周，流通期间＝1周。这样，资本I＝2 000镑是由1 600镑不变资本和400镑可变资本构成的；资本II＝500镑，其中400镑是不变资本，100镑是可变资本。在每一个劳动周内投入500镑资本。在一年50周内，生产出50×500＝25 000镑的年产品。因此，不断地在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资本I＝2 000镑，每年周转12(1/2)次。12(1/2)×2 000＝25 000镑。在这25 000镑中，有4/5＝20 000镑是投在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有1/5＝5 000镑是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相反，总资本2 500镑则周转25 000/2500＝10次。

　　生产中耗费的可变流动资本，只有在它的价值借以再生产的产品已经卖出，已经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重新用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时，才能重新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投在生产中的不变流动资本（生产材料）——它的价值是作为产品的价值部分再现的——也是这样。这两部分——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共同点，以及它们同固定资本的区别，不在于它们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通过商品资本而流通，即通过作为商品的产品的流通而流通。产品的一部分价值，从而作为商品来流通的产品即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总是由固定资本的损耗构成的，即总是由固定资本在生产中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构成的。但是，区别在于：在流动资本（＝流动的不变资本＋流动的可变资本）若干周转期间的一个或长或短的周期中，固定资本继续以它的旧的使用形态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而每一次周转都要求补偿以商品资本形态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全部流动资本。流通的第一阶段W′—G′，对于流动的不变资本和流动的可变资本是共同的。在第二阶段上，它们分开了。商品再转化成的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储备（流动的不变资本）。由于生产储备的各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购买期限，这些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材料可以早一些，另一部分则可以迟一些，但是，它们最终会全部转化为生产材料。由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的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储备，以便逐渐支付并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的报酬。这部分货币构成流动的可变资本。然而，这两部分中不论哪一部分，每次都要由资本的周转，即资本转化为产品，由产品转化为商品，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的过程而全部得到补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前一章撇开固定资本不说，而把流动资本——不变流动资本和可变流动资本——的周转分开和放在一起加以考察。

　　对于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来说，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把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当做似乎是唯一的流动资本。这就是说，我们把和它一起周转的不变流动资本也撇开不说。

　　预付的是 2 500镑，年产品的价值＝25 000镑。但是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是500镑；因而，这25 000镑中包含的可变资本＝25 000/5＝5 000镑。 5 000除以500，得出周转10次，和总资本2 500镑的周转次数完全一样。

　　年产品的价值除以预付资本的价值，而不是除以这个资本中不断地在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那部分价值（在这里，不是除以400，而是除以500，不是除以资本I，而是除以资本I＋资本II），这样一种平均计算法，在这里，在仅仅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场合是绝对精确的。以后我们会知道，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种计算法并不是完全精确的，正如这种平均计算法一般来说并不是完全精确的一样。这就是说，这种计算法对于资本家的实际目的来说已经够精确了，但它还不能精确地或者适当地表现出周转的一切现实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也就是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并且已经并入产品的剩余价值完全撇开不说。现在，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到这部分价值上面来。

　　假定每周投入的可变资本100镑生产100%的剩余价值＝100镑，那么，在5周的周转期间内投入的可变资本500镑，就会生产一个500镑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半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

　　如果可变资本500镑产生500镑剩余价值，那么，5 000镑就生产10×500＝5 000镑的剩余价值。但是，预付的可变资本是500镑。我们把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额之比，称为年剩余价值率。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5 000/500＝1 000%。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比率就会知道，年剩余价值率，等于预付可变资本在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率乘以可变资本的周转次数（它和全部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是一致的）。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在这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也＝500镑。因此，一个周转期间的剩余价值率＝500m/500v＝100%。这个100%乘以一年周转的次数10，得出5 000m/500v＝1 000%。

　　这里说的是年剩余价值率。至于一个已定的周转期间内取得的剩余价值量，那么，这个量等于这个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这里＝500镑）乘以剩余价值率，在这里是500×100/100＝500×1＝500镑。如果预付资本是1 500镑，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1 500×100/100＝1 500镑。

　　这个一年内周转10次、一年内生产剩余价值5 000镑，从而年剩余价值率＝1 000%的可变资本500镑，我们称为资本A。

　　现在，再假定有另一个可变资本B，是5 000镑，它为全年（这里就是为50周）而预付，因此一年只周转一次。其次，我们假定在年终时，产品会在它完成的那一天得到支付；就是说，产品要转化成的货币资本，会在它完成的那一天流回。在这里，流通期间＝0，周转期间＝劳动期间，即＝1年。和上述的情形一样，每周都有100镑可变资本，因而50周会有5 000镑可变资本处在劳动过程中。又假定剩余价值率同样＝100%，也就是说，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有一半时间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如果我们考察5周，那么，投入的可变资本＝500镑，剩余价值率＝100%，因此5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500镑。在这里，按照假定，被剥削的劳动力的量和剥削程度，都恰好和资本A的被剥削的劳动力的量和剥削程度相等。

　　投入的可变资本100镑每周生产剩余价值100镑，从而50周内，投入的资本50×100＝5 000镑，会生产剩余价值5 000镑。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上述的场合一样是5 000镑，但是年剩余价值率完全不同。在这里，年剩余价值率等于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除以预付的可变资本：5 000m/5 000v＝100%，而在上述资本A的场合则＝1 000%。

　　在资本A和资本B的场合，我们每周都支出100镑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程度或剩余价值率同样＝100%；可变资本量也同样＝100镑。被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一样；剥削量和剥削程度在两个场合也一样；工作日一样，并且以同一比例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年内使用的可变资本额一样大，都＝5 000镑，它们推动着同量的劳动，并且从这两个等额资本推动的劳动力榨出同量的剩余价值5 000镑。但是，A的年剩余价值率和B的年剩余价值率的差额是900%。

　　这个现象当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剩余价值率不仅取决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和剥削程度，而且还取决于某些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无法说明的影响；这个现象实际上也是被人这样解释的，并且自从19世纪20年代初期以来——尽管不是在它的这个纯粹的形式上，而是在它的更复杂更隐蔽的形式（年利润率形式）上——，还使李嘉图学派陷入完全的混乱。

　　只要我们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实际上把资本A和资本B放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这个现象的奇异之处就会立即消失。而只有可变资本B在和资本A相同的时间内被全部用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这些相同的条件才会产生。

　　这时，资本B5 000镑就要在5周内投入，每周投入1 000镑，全年就是投入50 000镑。按照我们的假定，剩余价值也就＝50 000镑。周转资本＝50 000镑，除以预付资本＝5 000镑，得出周转次数＝10。剩余价值率＝5 000m/5000v＝100%，乘以周转次数＝10，得出年剩余价值率＝50000m/5 000v＝10/1＝1 000%。因此，A和B的年剩余价值率现在一样都是1 000%，但B的剩余价值量为50 000镑，A的剩余价值量为5 000镑，所生产的两个剩余价值量之比现在也和两个预付资本价值B和A之比一样，都是5 000∶500＝10∶1。然而，资本B也在同一时间内推动了10倍于资本A所推动的劳动力。

　　生产剩余价值的，只是劳动过程中实际使用的资本。一切有关剩余价值的规律，包括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量由可变资本相对量决定的规律，也只是适用于这种资本。⁷⁹

　　劳动过程本身是用时间计量的。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在这里，我们为了清楚地说明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假定资本A和资本B的一切条件相等），一个劳动周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作日构成的。或者，在一个工作日＝10小时，一周＝6个工作日时，我们还可以把一个劳动期间，比如说，这里是一个5周的劳动期间，看成是一个300小时的工作日。但是这个数字还必须乘以每天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一起雇用的工人人数。如果这个人数是10，一周就＝60×10＝600小时，5周的劳动期间＝600×5＝3 000小时。因此，在剩余价值率相等和工作日的长度相等时，只要同一时间内推动的劳动力的量（同等价格的一个劳动力乘以劳动力的人数）相等，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量也相等。

　　我们回过来谈我们原来的例子。在A和B两个场合，每周等量的可变资本100镑在全年的每周中被使用。因此，在劳动过程中真正执行职能的所使用的可变资本是相等的，但是预付可变资本完全不等。对资本A来说，每5周预付500镑，每周使用其中的100镑。对资本B来说，在第一个5周的期间要预付5 000镑，但是每周只使用其中的100镑，因而5周只使用500镑＝预付资本的1/10。在第二个5周的期间，要预付4 500镑，但是只使用了500镑，依此类推。为一定期间而预付的可变资本只是随着它实际进入那个期间内由劳动过程填满的阶段，随着它在劳动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而转化为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即实际执行职能和发挥作用的可变资本。在可变资本的一部分被预付，只是为了在以后时间被使用的这段间隔时间，这部分可变资本对劳动过程来说等于没有一样，因此，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也没有影响。例如，资本A 500镑。它是为5周而预付的，但是每周只有100镑相继加入劳动过程。在第一周，使用了其中的1/5；4/5是预付的，但没有被使用，尽管它必须为以后4周的劳动过程储备好，因而必须预付。

　　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那些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只有在它们使一定期间（例如1周、5周等等）内实际能够使用的可变资本量发生变化时，才影响到剩余价值的生产。预付可变资本，只是在它被实际使用时，在它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而在它没有被使用，仅仅被预付，充当储备的时间内，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一切会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总起来说，就是周转期间的差别（或者由劳动期间的差别决定，或者由流通期间的差别决定，或者由二者的差别决定）。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资本A和资本B在相同的期间内，以相等的剩余价值率使用等量的可变资本，它们就一定会在相同的期间内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而不管在一定期间内使用的可变资本和在这同一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多么不同，也不管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多么不同。这种比例不同，不会和那些已经阐述的有关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相矛盾，反而会证实这些规律，并且是这些规律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们考察一下资本B的第一个5周的生产阶段。在第5周末，有500镑被使用，被消耗了。价值产品＝1 000镑，因此剩余价值率＝500m/500v＝100%，和资本A完全一样。至于资本A的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一同实现，而资本B的剩余价值却不和预付资本一同实现，这件事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因为我们这里的问题只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剩余价值和在它的生产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计算资本B的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5 000镑中在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使用掉、因而消耗掉的部分的比率，而是计算它和这个全部预付资本的本身的比率，那么，我们就会得出500m/5000v＝1/10＝ 10%。因此，对资本B来说是10%，而对资本A来说是100%，为前者的10倍。在这里，如果有人说，等量的资本推动着等量的劳动，劳动又以相同的比例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而这些等量资本的剩余价值率却有这种差别，这是和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相矛盾的，那么，回答很简单，看一看实际的比率就可以得出来：在A那里，所表示的是实际的剩余价值率，即在5周内可变资本500镑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可变资本500镑的比率；在B那里则与此相反，所用的计算方法既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无关，也和与此相适应的剩余价值率的规定无关，因为用可变资本500镑生产出的剩余价值500镑，不是根据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来计算，而是根据一个5 000镑的资本来计算，这5 000镑中的9/10，即4 500镑，和这500镑剩余价值的生产完全无关，相反，只是要在以后的45周内才逐渐执行职能，因此，它对我们在这里仅仅考察的第一个5周内的生产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在这个场合，A和B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根本不成问题。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资本B和资本A的年剩余价值率。对资本B来说，是5 000m/5000v＝100%；对资本A来说，是5 000m/500v＝1 000%。两个剩余价值率之比还是和以前一样。原来是：

　　资本B的剩余价值率/资本A的剩余价值率＝10%/100%，现在是：

　　资本B的年剩余价值率/资本A的年剩余价值率＝100%/1 000%，10%/100%＝100%/1 000%，所以，比例还是和以前一样。

　　5 000m可是，问题现在倒过来了。资本B的年率5000m/5 000v＝100%，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种有关剩余价值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价值率的规律，完全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外表上也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在一年之内预付并生产地消费的5 000v，生产了5 000m。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上述的分数5 000m/5000v＝100%。年剩余价值率和实际的剩余价值率是相一致的。因此，这一次和前面不同，不是资本B，而是资本A呈现出需要说明的变例。

　　在A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是5 000m/500v＝1 000%。在B的场合，500m这个5周的产物按预付资本5 000镑计算，这5 000镑中有9/10不是使用在它的生产上的；在A的场合，5 000m却按500v计算，这500v仅仅是5 000m的生产上实际使用的可变资本的1/10，因为5 000m是在50周内生产地消费的5 000镑可变资本的产物，而不是在一个5周内消费的500镑资本的产物。在B的场合，5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按为50周而预付的资本计算，这个资本是5周内消费的资本的10倍。在A的场合，50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却按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计算，所以，这个资本不过是50周内消费的资本的1/10。

　　500镑的资本A，从来不会超过为5周而预付。它会在5周末流回，能够在一年的进程中通过10次周转而10次更新同一个过程。由此得出如下两个结论：

　　第一，预付资本A，只是不断在每周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那部分资本的5倍。相反，资本B在50周内只周转一次，因此必须为50周而预付，它是不断在每周使用的那部分资本的50倍。因此，周转改变了为一年的生产过程而预付的资本和能够不断在一定生产期间例如一周内使用的资本之间的比例。因此，在B的场合，5周的剩余价值不是按这5周内使用的资本计算，而是按50周内使用的、为前者10倍的资本计算。

　　第二，资本A的5周的周转期间，仅仅是一年的1/10，因此一年包含10个这样的周转期间，在这些周转期间，500镑的资本A会不断地被重新使用。在这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等于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乘以一年周转期间的数目。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500× 10＝5 000镑。一年内预付的资本，就＝5 000/10＝500镑。事实上，虽然500镑不断被重新使用，但为任何一个5周而预付的资本，从来都不过是同一个500镑。另一方面，就资本B来说，5周内固然只有500镑被使用，为这5周而预付。但是，由于周转期间在这里是50周，所以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不是等于那个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而是等于那个为50周而预付的资本。但是，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决定于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而不是决定于一年内预付的资本。因此，每年周转一次的资本5 000镑的剩余价值量，不会大于每年周转10次的资本500镑的剩余价值量。它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每年周转一次的资本本来就是每年周转10次的资本的10倍。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从而和这部分资本相等的年产品部分或年支出部分——，就是一年内实际使用的、生产地消耗的可变资本。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A和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B一样大，又在同一价值增殖条件下使用，因而二者的剩余价值率相等，那么，二者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相等；因而——由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相等——，按年计算的剩余价值率，用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表示，也必然相等。或者概括地说：不管各周转的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如何，它们各自在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率，总是由各该资本在各平均期间（例如，平均每周或每天）内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来决定的。

　　以上所述是根据生产剩余价值的规律和决定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

　　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看一年内周转的资本/预付资本（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可变资本）这个比率所表示的是什么。这个分数表示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周转次数。

　　就资本A来说：一年内周转的资本5 000镑/预付资本500镑；

　　就资本B来说：一年内周转的资本5 000镑/预付资本5 000镑。

　　在这两个比率上，分子都表示预付资本和周转次数的乘积，在A为500×10；在B为5 000×1。或者说，预付资本和按年计算的周转时间的倒数的乘积。对A来说，周转时间为1/10年，它的倒数为10/1年，所以500×10/1＝5 000。对B来说，则是5 000×1/1＝5 000。分母表示周转资本乘以周转次数的倒数；对A来说是5 000×1/10；对B来说是5 000×1/1。

　　两个在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各自推动的劳动量（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和）在这里是相等的，因为周转资本本身是相等的，它们的价值增殖率也是相等的。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表示出：1. 预付资本和一定劳动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率。假定像在资本A的场合那样，周转次数＝10，每年50周，周转时间就＝5周。可变资本必须为这5周而预付；所以，为5周而预付的资本，必须是一周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5倍。这就是说，在一周内，预付资本（在这里是500镑）只有1/5能被使用。但对资本B来说，周转次数＝1/1，周转时间＝1年＝50周，所以预付资本和每周所使用的资本的比率是50∶1。如果资本B要和资本A处于同样的比率，它就必须每周投入1 000镑，而不是100镑。——2. 因此，资本B要使用资本A的10倍（5 000镑），才会推动等量的可变资本，也就是说，才会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推动等量的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从而也会在一年内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实际的剩余价值率，不外表示一定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和同一期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率；或者说，表示这个期间使用的可变资本所推动的无酬劳动的量。这个实际的剩余价值率，与已经预付但还没有使用的那部分可变资本完全无关，因而也与一定期间内预付的资本部分和同一期间内所使用的资本部分的比率——这个比率对不同的资本来说会由于周转期间不同而有所变化和有所差别——完全无关。

　　相反，从以上的阐述中可以得出：年剩余价值率只有在这样一个唯一的场合，才会和实际的表示劳动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相一致。这个场合就是：预付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因此，预付资本和一年内周转的资本相等，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一年内为生产这个剩余价值量而使用的资本的比率，同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比率相一致，相符合。

　　A. 年剩余价值率等于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预付可变资本。但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实际剩余价值率乘以剩余价值生产上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年剩余价值量生产上所使用的资本，等于预付资本乘以它的周转次数。我们把周转次数称为n。公式A就转化为：

　　B. 年剩余价值率等于实际剩余价值率×预付可变资本×n/预付可变资本。例如，资本B的年剩余价值率＝100%×5 000×1/5000或100%。只有在n＝1时，即在预付可变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从而和一年内使用或周转的资本相等时，年剩余价值率才和实际的剩余价值率相等。

　　我们称年剩余价值率为M′，实际剩余价值率为m′，预付可变资本为v，周转次数为n，则M′＝m′vn/v＝m′n；从而M′＝m′n，在n＝1时，M′只是＝m′，即M′＝m′×1＝m′。

　　其次，可以得出：年剩余价值率总是＝m′n，也就是等于一个周转期间内消耗的可变资本在这个周转期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际比率，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或（这是同一回事）乘以它的以年为单位计算的周转时间的倒数。（假定可变资本每年周转10次，它的周转时间＝1/10年，周转时间的倒数就＝10/1＝10。）

　　再次，可以得出：在n＝1时，M′＝m′。在n>1时，也就是说，在预付资本一年周转一次以上，或周转资本大于预付资本时，M′就大于m′。

　　最后，在n＜1时，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周转的资本只是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周转期间超过一年时，M′就小于m′。

　　让我们考察一下最后这个情况。

　　我们保持上例的所有前提，只是假定周转期间延长到55周。劳动过程每周需要有100镑可变资本，因此一个周转期间需要有5 500镑，每周生产100m；所以，m′和以前一样是100%。周转次数n在这里＝50/55＝10/11，因为周转时间为1＋1/10年（假定一年为50周）＝11/10年。

　　M′＝100%×5 500×10/11/5500＝100×10/11＝1000/11＝90(10/11)%，即小于100%。实际上，如果年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5 500v就必须在一年内生产5 500m，而为此需要11/10年的时间。5 500v在一年内只生产5 000m；因此，年剩余价值率＝5 000m/5500v＝10/11＝90(10/11)%。

　　可见，年剩余价值率，或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可变资本（和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不同）的对比，决不是单纯主观的对比，这种对比是资本的现实运动本身所引起的。对资本A的所有者来说，年终流回了他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此外，还得到了剩余价值5 000镑。他的预付资本的量，不是用他在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量来表示，而是用周期地流回到他手里的资本量来表示。不管资本年终一部分是作为生产储备存在，一部分是作为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存在，不管资本又按什么比例分为这些部分，都和我们当前的问题无关。对资本B的所有者来说，流回了他的预付资本5 000镑，并且加上5 000镑的剩余价值。对资本C（即最后考察的5 500镑）的所有者来说，一年内生产了5 000镑剩余价值（投资为5 000镑，剩余价值率为100%），但是，他的预付资本年终还没有流回，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年终也还没有流回。

　　M′＝m′n表示，对在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适用的剩余价值率，即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要乘以预付可变资本的周转期间或再生产期间的数目，或者说，要乘以可变资本更新它的循环的期间的数目。

　　我们先在第一册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在第一册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讲过，资本价值总是预付的，而不是花掉的，因为这种价值通过它的循环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后，会再回到它的出发点，而且由于剩余价值而增多。这表明资本价值是预付的。从它的出发点到它的复归点所经历的时间，就是它的预付时间。资本价值经过的、用它从预付到流回的时间计算的整个循环，形成资本价值的周转，而这个周转所经历的时间形成一个周转期间。如果这个期间终止，循环结束，那么，同一个资本价值就能重新开始相同的循环，因而也能重新增殖价值，即生产剩余价值。如果可变资本，像资本A一样，在一年内周转10次，那么，同一个预付资本在一年的进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是和一个周转期间相当的剩余价值量的10倍。

　　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来说明这种预付的性质。

　　一年内周转10次的资本A，在一年内预付了10次。它对每一个新的周转期间来说，都是重新预付的。但是同时，资本A在一年内预付的从来不过是这同一个资本价值500镑，在我们考察的生产过程中，资本A实际上支配的从来不过是这个500镑。一旦这500镑完成了一个循环，A就用它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就像资本按照它的本性要保持资本特征，就只有不断地作为资本在反复的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一样。它从来不过是为5周而预付。如果周转延长了，资本就会不够。如果周转缩短了，一部分资本就会多余。这并不是预付10个500镑的资本，而是一个500镑的资本在相继的一段一段期间内预付10次。因此，年剩余价值率不是按一个预付10次的资本500镑或5 000镑计算，而是按一个预付一次的资本500镑计算。这就好像一个塔勒流通了10次，虽然它起了10个塔勒的作用，但它始终只是处在流通中的一塔勒。它经过每次转手，到人手里仍旧是同一个一塔勒价值。

　　同样，资本A每一次流回时，甚至年终流回时，也表示它的所有者使用的始终只是同一个500镑的资本价值。因而，每次流回到他手里的，也只是500镑。所以，它的预付资本从来不会多于500镑。因此，预付资本500镑在表示年剩余价值率的分数中就成了分母。为此我们有了上面的公式：M′＝m′vn/v＝m′n。因为实际剩余价值率m′＝m/v，等于剩余价值量除以生产这个剩余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以我们可以用m′的值即m/v代替m′n中的m′，而得出另一个公式：M′＝mn/v。

　　这个500镑的资本，由于周转了10次，因而它的预付已经更新了10次，所以已经起了一个相当于它的10倍的资本即5 000镑资本的作用。这就好像一年流通10次的500个塔勒，和每年仅仅流通一次的5 000个塔勒起着相同的作用一样。

7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51—361页）。——331。

II. 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 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第一册第二十一章第588、589页⁸⁰）

　　在我们的例子中，资本A有10个5周的周转期间。在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500镑可变资本；也就是说，每周有100镑转化为劳动力，所以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结束时，就有500镑耗费在劳动力上面。这500镑原来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一部分，现在不再是资本了。它们已经以工资形式付出。工人又把它们付出去，以购买他们的生活资料，从而消费了价值500镑的生活资料。因此，这样一个价值额的商品量消失了（工人例如以货币等形式节省下来的东西，也不是资本）。这个商品量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地消费的，不过它会把工人的劳动力，即资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保持在能够发挥作用的状态中。——其次，这500镑对资本家来说，已经转化为同一价值（或价格）的劳动力。劳动力被他生产地消费在劳动过程中，而在5周末就有了一个1 000镑的价值产品。其中一半（500镑）是为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而耗费的可变资本的再生产价值。另一半（500镑）是新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5周的劳动力——资本的一部分由于转化为劳动力而转化为可变资本——也耗费了，消费掉了，不过是生产地消费掉的。昨天发挥了作用的劳动并不是今天发挥作用的劳动。它的价值，加上它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是作为一种和劳动力本身不同的东西即产品的价值而存在的。但是，由于产品转化为货币，其中和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相等的那部分价值就可以重新转化为劳动力，因而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用那种不仅是再生产出来的、而且是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是否雇用同一些工人，即同一些劳动力的承担者，这种情况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可能在第二个周转期间不雇用原先的工人，而雇用新工人。

　　因此，事实上在10个5周的周转期间内依次耗费在工资上的资本，不是500镑，而是5 000镑。这种工资再由工人耗费在生活资料上。这样预付的资本5 000镑被消费了。它不再存在了。另一方面，依次并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也不是价值500镑，而是价值5 000镑。它不仅再生产它本身的价值＝5 000镑，而且超额生产剩余价值5 000镑。第二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和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500镑，不是同一个500镑的资本。第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消费掉了，花费在工资上了。但是，它由一个新的可变资本500镑得到补偿，这个可变资本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是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并且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的。因此，这个新的货币资本500镑，是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新生产的商品量的货币形式。资本家手中又有了一个相同的货币额500镑，也就是说，除了剩余价值以外，他手中又有了一笔和他原来预付的货币资本正好一样多的货币资本，这种情况掩盖了他使用一个新生产的资本的事实（至于商品资本中补偿不变资本部分的其他价值组成部分，那么，它们的价值不是新生产的，而只是这个价值借以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再说第三个周转期间。显而易见，第三次预付的资本500镑，也不是旧的资本，而是一个新生产的资本，因为它是在第二个周转期间内而不是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一个商品量的货币形式，即这个商品量中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相等的那部分商品量的货币形式。第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已经出售。其中和预付资本可变价值部分相等的价值部分，已经转化为第二个周转期间的新的劳动力，生产了一个新的商品量，这个商品量再次出售，其中一部分价值形成第三个周转期间的预付资本500镑。

　　在10个周转期间内，情况就是这样。在10个周转期间内，每5周都有一个新生产的商品量（其价值只要是补偿可变资本的，都是新生产的，而不是像不变流动资本部分那样只是再现的）投入市场，以便不断地把新的劳动力并入生产过程。

　　因此，预付可变资本500镑周转10次达到的结果，不是这个500镑的资本可以生产地消费10次，就是说，不是一个够5周使用的可变资本可以在50周内使用。相反，在这50周内，使用了10×500镑的可变资本，而500镑的资本总是只够5周使用，在5周结束以后，必须有一个新生产的资本500镑来补偿。以上所述，对资本A和资本B是同样适用的。但是，区别就从这里开始。

　　在第一个5周期间结束时，B和A都预付了并且耗费了可变资本500镑。B和A都把这个可变资本的价值转化为劳动力，并且用这个劳动力新生产的产品价值中与预付可变资本价值500镑相等的部分来补偿这个可变资本的价值。对B和对A来说，劳动力不仅以一个等额的新价值补偿了所耗费的可变资本500镑的价值，而且还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按照假定是一个数量同样大的剩余价值。

　　但是，在B的场合，补偿预付可变资本并把剩余价值加到它的价值上的价值产品，不是处在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或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上。对A来说，这个价值产品却是处在这种形式上。B在第一个5周内，随后又依次在每5周内耗费的可变资本，虽然由新生产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得到了补偿，但是不到年终，不会具有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或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它的价值确实以一个新的价值补偿了，即更新了，但是，它的价值形式（在这里，是指绝对的价值形式，它的货币形式）并没有更新。

　　因此，必须像为第一个期间一样也为第二个5周的期间（并且一年内依次的每个5周的期间都是这样）准备好下一个500镑。因此，撇开信用关系不说，必须在年初就准备好5 000镑作为潜在的预付货币资本，虽然这5 000镑实际上在一年内是逐渐耗费、转化为劳动力的。

　　相反，在A的场合，因为预付资本的循环或周转已经完成，所以补偿价值在第一个5周结束时，已经处于能够在5周内推动新的劳动力的形式，即处于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在A和B的场合，在第二个5周的期间都要消耗新的劳动力，并且都要为支付这种劳动力的报酬而耗费一个新的资本500镑。用第一个500镑支付的工人的生活资料已经用掉了，无论如何，它的价值因此就从资本家手中消失了。现在是用第二个500镑来购买新的劳动力，来从市场上取出新的生活资料。总之，耗费的是一个新的资本500镑，而不是旧的500镑。但是，在A的场合，这个新的资本500镑是为补偿以前耗费的500镑而重新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货币形式。在B的场合，这个补偿价值却是处在不能作为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上。这个补偿价值已经存在，但不是处在可变资本的形式上。因此，要使下一个5周的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就必须有500镑追加资本处在这里必不可少的货币形式上，并且预付下去。所以，A和B在50周内耗费了同样多的可变资本，支付了同样多的劳动力的报酬，消耗了同样多的劳动力。但是，B必须用一个等于劳动力的总价值即5 000镑的预付资本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A却可以依次以每个5周内生产出来的、用于补偿每个5周内的预付资本500镑的价值的不断更新的货币形式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因此，在这里预付的货币资本，决不会大于为5周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也就是说，从来不会大于为最初5周而预付的500镑。这500镑足够全年使用。因此，很清楚，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实际剩余价值率相等时，A和B的年剩余价值率必然和它们一年内为推动同量劳动力而必须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的量成反比。A是5 000m/500v＝1 000%，B是5 000m/5000v＝100%。但是，500v∶5 000v＝1∶10＝100%∶1 000%。

　　区别来自周转期间的差别，即补偿一定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价值能重新作为资本，从而作为新的资本来执行职能的期间的差别。在A和B的场合，补偿同一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价值相同。同一期间内剩余价值的增加量也相同。但是，在B的场合，虽然每5周都有500镑补偿价值，加上500镑剩余价值，然而这种补偿价值尚未形成新的资本，因为它不是处在货币形式上。在A的场合，旧资本价值不仅由新资本价值得到补偿，而且它还恢复了它的货币形式，因而在可以执行职能的新资本的形式上得到补偿。

　　补偿价值转化为货币，从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预付形式的迟早不同，显然是一件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身完全无关的事情。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和劳动剥削程度。但是，这件事情会影响为在一年内推动一定量劳动力所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因而，会决定年剩余价值率。

8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53—654页。——342。

III. 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转

　　现在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一个工人每周需费一镑，工作日＝10小时。A和B一年内都雇用100个工人（100个工人每周需费100镑，5周就需费500镑，50周就需费5 000镑），每一个工人在每周的6天中劳动60小时。因此，100个工人每周劳动6 000小时，在50周内劳动300 000小时。这个劳动力已经由A 和B一手占有，因此不能再由社会用在别的目的上。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A和B的情况相同。其次，A和B的各100个工人每年都得到工资5 000镑（200个工人合计得10 000镑），并且从社会取走相当于这笔金额的生活资料。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A和B的情况又相同。由于工人在两个场合都是每周得到报酬，所以他们都是每周从社会取走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在两个场合也都是每周把货币等价物投入流通。但是，区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一，A的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不像B的工人那样，只是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形式（实际上是对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从开业后的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它已经是工人本身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劳动力的价格加上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工人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劳动的报酬就是用这个价值产品来支付的。而B却不是这样。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里，货币虽然是他的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但是这个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报酬，不是用这个劳动本身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这个劳动本身所生产的价值的货币形式）来支付。这种情况要到第二年才会发生，那时，B的工人的报酬才用他自己前一年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来支付。

　　资本的周转期间越短——从而它的再生产期间在一年内更新的间隔时间越短——，资本家原来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就越迅速地转化为工人为补偿这个可变资本而创造的价值产品（此外，还包括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就越短，他预付的资本，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比，就越少；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也就相应地越大，因为他可以越是多次地用工人自己创造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来不断重新购买工人，并且推动他的劳动。

　　在生产规模已定时，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以及全部流动资本）的绝对量，按照周转期间缩短的比例而减少，年剩余价值率则按照这个比例而提高。在预付资本的量已定时，生产规模会随着再生产期间的缩短所造成的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同时扩大，因而，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随着年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而同时增加。总的说来，根据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由于周转期间长短不同，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为了推动同量的生产流动资本和同量的劳动而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量是极不相同的。

　　第二——这和第一点区别有联系——，B的工人和A的工人一样，也是用那个在他手中变成流通手段的可变资本，来支付他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费用的。例如，他不仅从市场上取走小麦，而且也用一个货币形式的等价物来补偿小麦。但是，和A的工人不同，B的工人用来支付并从市场上取走生活资料的货币，不是他在这一年内投入市场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因此，他虽然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提供货币，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后者用得到的货币购买的商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相反，A的工人却提供了商品。因此，在B的场合，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取走了B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固定资本以及生产材料，而把货币等价物作为它们的补偿投入市场；但是，在一年内没有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生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并通过在货币市场上借贷来补偿这种货币资本。——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被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品，那么，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像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由于价格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像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工人后备军——这种后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较低的水平——有一部分被吸收了。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¹⁾

　　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真正的劳动期间，即完成可进入市场的产品所必要的期间而言，是以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条件，在农业上，更多地具有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性质，在制造业和绝大部分采掘业上，是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发展而变化的。

　　劳动期间的长短，就它以供应数量（产品作为商品通常投入市场的数量的多少）作为基础而言，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习惯本身也以生产规模作为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在个别考察时才具有偶然性。

　　最后，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部分地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出售的难易程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产品一部分投入较近或较远的市场的必要性。撇开需求量本身不说，价格的运动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在价格降低时，出售会有意识地受到限制，而生产会继续进行；反之，在价格提高时，生产和出售可以齐步前进，或者出售可以预先进行。但是，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必须看做是真正的物质基础。

　　例如，英国的棉纺织品或棉纱要卖给印度。假定出口商人把钱付给英国棉纺织厂主。（出口商人要在货币市场情况良好时，才愿意这样做。如果工厂主自己要靠贷款来补偿他的货币资本，情况就已经不妙了。）出口商人后来在印度市场上出售他的棉纺织品，他的预付资本则从印度市场汇回。在流回之前，事情就同在劳动期间延长的场合下，要使生产过程按已有规模继续进行，就需要预付新的货币资本完全一样。工厂主用来付给他的工人的报酬以及更新他的流动资本的其他要素的货币资本，不是他所生产的棉纱的货币形式。只有在这个棉纱的价值已经以货币或产品的形式流回英国时，情况才能是这样。这种货币资本同上述场合一样是追加的货币资本。区别不过在于：预付这种追加货币资本的，不是工厂主，而是商人，并且商人或许也是靠贷款得到这种追加货币资本的。同样，在这个货币投入市场以前或与此同时，不会有追加产品投入英国市场，可以让人们用这个货币去购买并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所以，如果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它就一定会和上述劳动期间的延长引起一样的结果。

　　然而，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作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而对英国的反作用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曾经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行会陷于破产。因此，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例如，英国把银块送往印度，但是，印度的英国债权人现在会在印度索债，于是印度随后不久又要把它的银块送回英国。

　　向印度的出口贸易和从印度的进口贸易大致平衡是可能的，虽然后者（除了棉花涨价这一类特殊情况）的规模是由前者决定的，并受前者刺激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差额，可以看起来是平衡的，或者只是显出偏向这方或那方的微小的摆动。但是，危机一旦在英国爆发，就可以看到没有卖出去的棉纺织品堆积在印度（就是商品资本没有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这方面说，也就是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在英国，不仅堆积着没有卖出去的印度产品的存货，而且大部分已经卖出、已经消费的存货还丝毫没有得到货款。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第三，至于所使用的流动资本本身（可变流动资本和不变流动资本），由劳动期间的长短引起的周转期间的长短，会产生这种区别：在一年周转多次的场合，可变流动资本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一个要素可以由它本身的产品来提供，例如煤炭生产，服装业等等。在不是这样的场合，就不能这样，至少在一年内不能这样。

(1) 手稿上，这里插入了下面这个准备以后加以阐述的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没有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

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以上我们知道，即使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周转期间的差别也会引起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

　　但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积累，必然又会有差别，因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场合，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会有差别。

　　我们首先要指出，资本A（用前一章的例子）有一个经常的周期的收入，因此，除了企业开始的那一个周转期间以外，它自己一年内的消费，是靠它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偿付的，而不是由自己的基金预付的。相反，在B的场合，却由自己的基金预付。虽然B在同一期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和A相等，但是，这个剩余价值还没有实现，因此，既不能用于个人消费，也不能用于生产消费。就个人消费来说，已预期到靠剩余价值来偿付。这方面的基金必须预付。

　　不容易分类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为固定资本的维修所必需的追加资本，现在也可以得到新的说明。

　　对A来说，这部分资本——全部或大部分——不是在生产开始时预付的。它无须资本家拥有，甚至不存在也行。它通过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资本，即直接作为资本来使用，而由企业本身产生。在一年之内不仅周期地产生而且周期地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可以偿付维修等等必要的支出。因此，按原有规模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资本，就在营业中，通过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由企业本身产生出来。这对资本家B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上述资本部分必须是原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在A和B两个场合，这部分资本在资本家的账簿上都作为预付资本出现。它确实也是预付资本，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它是按一定规模经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但是，这部分资本究竟用什么样的基金预付，会有巨大的区别。对B来说，它实际上是原预付资本或者所支配的资本的一部分。而对A来说，它却是作为资本使用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后一种情况告诉我们，不仅积累的资本，而且连一部分原预付资本，也可以仅仅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一旦信用介入其间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例如，A向银行家C借进来开办企业或者在一年内经营企业所需要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他一开始就没有充足的自有资本来经营企业。银行家C贷给他一笔款子，这笔款子不过是产业家D、E、F等等储蓄在他的银行里的剩余价值。从A的观点看，这还不是积累的资本。但对D、E、F等等来说，A实际上无非是一个把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代理人罢了。

　　我们已经在第一册第二十二章看到，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

　　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小部分地进行，如使用一部分剩余价值来从事改良，这种改良或者只是提高所使用劳动的生产力，或者同时使对劳动的剥削得以加强。或者，在工作日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只要追加支出流动资本（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面），就足以扩大生产规模，而不需要增加固定资本；这样，固定资本每天使用的时间只是延长了，而它的周转期间则相应地缩短了。或者，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有了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就可以在原料上进行投机，干各种靠原预付资本所干不了的事情，等等。

　　但是很清楚，在周转期间的数目增加，引起剩余价值在一年内更加频繁地实现的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时期，这时既不能延长工作日，也不能进行个别改良；另一方面，整个企业的按比例的扩大，只有在一定的、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这部分地是由于需要增加企业的整个设备，如建筑物，部分地是由于需要扩大耕地，如农业；此外，还必须有大量的追加资本，而这种追加资本只有靠剩余价值的多年积累才能取得。

　　因此，除了实际的积累或者剩余价值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外，还进行着货币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积攒起来，这部分货币资本只是在后来达到一定数量时，才会作为追加的能动的资本执行职能。

　　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就是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本不同的资本执行着职能。但是它在别人手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很明显，当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加频繁，剩余价值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时，新的货币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投入货币市场的比例也会增加，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会重新被吸收来扩大生产。

　　这种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所能采取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贮藏货币的形式。这种贮藏货币可能是在与贵金属出产国直接或间接进行交换时得到的追加的金或银。只有用这种方法，一个国家的贮藏货币才可以绝对地增加。另一方面，这种贮藏货币可能只是——这是多数情况——从国内流通中取出的、在单个资本家手里已取得贮藏货币形式的货币。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还可能只是价值符号——这里我们还是撇开信用货币不说——，或者只是由法定证件确认的资本家对第三者的索取权（法律证书）。在所有这些场合，不管这种追加货币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只要它是未来的资本，它就是资本家对社会未来的追加的年生产所持有的追加的和备用的法律证书。

　　“实际积累的财富的总量，从它的数量来看……同它所属的社会的生产力比较，不管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是同这个社会的仅仅几年的实际消费来比较，也是如此，所以，立法者和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生产力以及它们未来的自由发展方面，而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放在那种引人注目的单纯的积累的财富方面。在所谓的积累的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壤改良设施，而只是法律证书，对社会未来的年生产力的索取权，即在不安全的措施或制度下产生并且永久化的法律证书…… 这些东西〈物质东西的积累或实际财富〉只是用做手段，让它们的所有者去占有那些要由社会未来的生产力去创造的财富，但由于分配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不用任何暴力，就会使他们逐渐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如果借助于合作劳动，那就会在几年内使他们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威廉·汤普森《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版第453页。——该书于1824年第一次出版。）

　　“社会的实际积累，同人类的生产力相比，甚至同一代人在仅仅几年内的日常消费相比，无论就数量或作用来说，都占极小的比例。人们很少注意这一点，大多数人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理由很清楚，但是影响极为有害。每年耗费的财富，因使用而消失了；它只是暂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只在人们享受它或者消费它的时候，才给人留下印象。只是慢慢地耗费掉的那部分财富，家具、机器、建筑物，却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老年，一直出现在我们眼前，是人类努力的永久纪念碑。由于占有了公共财富中这个固定的、耐久的而只是慢慢地耗费的部分——土地和原料（人们在它上面劳动），工具（人们用它来劳动），房屋（人们劳动时可以有所遮蔽），——这些物品的所有者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就控制了社会上所有实际参加生产的工人的年生产力，尽管这些物品，和这个劳动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相比，是这样微不足道。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有2 000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平均每人的消费额约为20镑，合计约有4亿镑的财富，这是每年消费的劳动产品。这些国家积累资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12亿镑，或者不超过一年内劳动的产品的三倍；平均分配，每人有资本60镑。我们这里考察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相当准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这个总资本的利息，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大约足够维持全部人口一年中的两个月的生活；全部积累资本本身（如果能够找到买主），在他们不从事劳动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他们整整三年的生活!在三年结束时，他们就会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食物，他们不得不饿死，否则，就只有变成那些曾经在这三年内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人的奴隶。就像三年同健康的一代的寿命（比如40年）相比一样，实际财富的数量和重要性，甚至最富有的国家的积累资本，同它的生产力，同仅仅一代人的生产力相比，也是如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还不是前者同他们在同等安全的合理的制度下，特别是借助于合作劳动，可能生产出来的东西相比，而是同他们靠这种有缺陷的、令人沮丧的不安全的权宜之计实际上绝对地生产出来的东西相比！…… 为了使这个表面上巨大的现有资本，或者确切地说，为了使借助于这个资本取得的对年劳动产品的支配权和独占权，在强制分配的现状下保持下来，并使之永久化，这整个可怕的机制、连同它的恶习罪行和不安全的痛苦，就都要永久化。不先满足必要的需要，就不能有任何积累；而且人类愿望的巨流是追求享受；因此，在任何时候，社会的实际财富的数量，相对地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生产和消费的永久的循环。在这庞大的年生产和年消费中，一点点实际积累几乎算不了什么；的确，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巨大的生产力上，而是放在一点点积累上。而这一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人所占有，转化为一种工具，以占有大多数人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因此，对这些少数人来说，这样一种工具就变得非常重要…… 国民年产品约有1/3，现在是在公共负担的名义下，从生产者手里夺走，被那些不给任何等价物（即不给任何对生产者具有等价意义的东西）的人非生产地消费掉…… 人们总是用惊异的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在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但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像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涛一样滚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然而，正是这种永恒的消费，不仅是一切享受的条件，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个年产品的数量和分配，应该首先成为研究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并且它具有这种意义，也几乎完全是由于它对年产品的分配的影响…… 这里〈汤普森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们的位置。和维持这个现有的分配方式相比，整个人类不断反复发生的贫困或昌盛，被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他们要永远维持强权、欺骗和冒险的结果，把这叫做安全。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安全，人类的全部生产力就毫不怜惜地被当做牺牲品了。”（同上，第440—443页）

　　把甚至阻碍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的那些干扰撇开不说，再生产只能有两种正常的情况：

　　或者是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

　　或者是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

I. 简单再生产

　　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转中周期地生产的和实现的剩余价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

　　产品价值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另一部分由产品价值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加上产品价值中消耗的不变资本所形成的那部分价值构成，这一情况绝对不会影响作为商品资本不断进入流通，而又不断从流通中取出，以便作为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总产品的数量，也绝对不会影响它的价值。撇开不变资本不说，这种情况只会影响年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甚至在简单再生产中，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而不是以产品形式存在。否则，它就不可能为了消费而由货币转化为产品。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到货币的这种转化，在这里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使事情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说，假定进行流通的只是金属货币，即作为实际等价物的货币。

　　按照以上已经阐明的简单商品流通的规律（第一册第三章⁸¹），一个国家现有的金属货币量，不仅要够商品流通使用。它还必须够应付货币流通的变动，这种变动部分地由流通速度的变化，部分地由商品价格的变动，部分地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或作为真正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的比例的差别和变化而产生。现有货币量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货币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但货币总量总是等于作为贮藏货币而存在的货币和作为流通货币而存在的货币之和。这个货币量（贵金属量）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社会的贮藏货币。这个贮藏货币因磨损而消耗掉的部分，必须像别的产品一样，每年重新补偿。实际上，这是通过本国一部分年产品和金银出产国的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或间接交换进行的。但是，这种交易的国际性质把它的简单过程掩盖起来了。因此，为了把问题表现得最简单、最清楚，就必须假定金银的生产是在本国进行的，从而，金银的生产在每一个国家都形成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

　　把那种为制造奢侈品而生产的金银撇开不说，每年生产的金银的最低限量必须等于因每年货币流通而磨损的货币金属。其次，如果每年生产和流通的商品总量的价值额增大了，但流通商品的已经增大的价值总额及其流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货币贮藏）所需的货币总量，并没有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扩大（也就是更经常地不用实在货币，而由买卖双方实行抵账）而被抵消，那么，每年的金银生产也就必须增加。

　　因此，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和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必须每年用在金银的生产上。

　　因为这里假定的是简单再生产，所以从事金银生产的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只限于金银每年的平均磨损以及由此引起的金银每年的平均消费的范围；他们的剩余价值，按照假定，每年都被他们消费掉，其中没有任何部分转化为资本，他们把这一剩余价值直接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这种货币形式对他们来说就是产品的实物形式，不像在其他生产部门中那样是产品的转化形式。

　　其次，说到工资，即预付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这里，它也不是由产品的出售即产品转化为货币来补偿的，而是由产品来补偿的，因为这种产品的实物形式一开始就是货币形式。

　　最后，说到贵金属产品中与周期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即与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和一年内消费的不变固定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首先在G—W…P…G′形式上来考察投入贵金属生产的资本的循环或周转。既然G—W中的W不仅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构成，而且也由在P中只耗费一部分价值的固定资本构成，那么，很明显，产品G′这个货币额就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加上投在生产资料上的流动不变资本，加上损耗的固定资本价值部分，加上剩余价值。如果这个货币额小于后者的总和，而金的一般价值又不变，这种矿山投资就是不生产的，或者，如果这已成为普遍情况，金的价值和价值保持不变的商品相比，将来就会提高。就是说，商品的价格将会下跌，因此，投在G—W中的货币额将来就会减少。

　　如果我们首先只考察预付在G上，即G—W…P…G′的起点上的资本的流动部分，那么，我们看到，一定的货币额为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和购买生产材料而预付，投入了流通。但是它不会通过这个资本的循环再从流通中取出，以便重新投入流通。产品在实物形式上已经是货币，不需要通过交换，通过流通过程，才转化为货币。它在从生产过程进入流通领域时，不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要再转化为货币资本，而是作为货币资本，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要重新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消耗的流动资本的货币形式，不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而是通过产品本身的实物形式补偿的；因此，不是通过它的价值以货币形式再从流通中取出，而是通过追加的新生产的货币补偿的。

　　假定这个流动资本＝500镑，周转期间＝5周，劳动期间＝4周，流通期间只＝1周。货币一开始就必须为5周一部分预付在生产储备上，一部分准备好，以便逐渐支付工资。第6周开始时，流回400镑，游离出100镑。这种情况会不断反复下去。这里，和以前一样，在周转的一定时间内，100镑不断处于游离的形式。但是，这100镑和其余400镑完全一样，是由追加的新生产的货币构成的。在这里，是每年周转10次；所生产的年产品＝5 000镑的金。（在这里，流通期间不是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所花费的时间构成的，而是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所花费的时间构成的。）

　　对任何另一个在相同条件下周转的500镑资本来说，不断更新的货币形式，都是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的转化形式。这个商品资本每4周投入流通一次，通过它的出售，也就是通过周期取出原来加入过程的货币量，而不断重新再取得货币形式。相反，在这里，在每一个周转期间，一个新追加的500镑的货币量从生产过程本身投入流通，以便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生产材料和劳动力。这个投入流通的货币，不是通过这个资本的循环再从流通中取出的，而是靠不断地新生产的金量增加的。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个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并且和上面一样，假定它＝100镑，那么，在普通的商品生产中，这100镑在10次周转中已经足够不断地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在这里，在货币生产中，这个金额也足够了。但是，在每5周内用来支付劳动力报酬的流回的100镑，不是这一劳动力的产品的转化形式，而是这一劳动力的不断更新的产品本身的一部分。金的生产者直接用他的工人自己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付给他的工人。因此，每年这样投在劳动力上并且由工人投入流通的这1 000镑，不是经过流通回到它的起点的。

　　其次，说到固定资本，在企业开办时需要耗费较大量货币资本，因而，这种货币资本投入了流通。和一切固定资本一样，这种固定资本只是在若干年内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但是，它是作为产品金的直接部分流回的，而不是通过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变成货币流回的。因此，它逐渐保持它的货币形式，不是由于从流通中取出货币，而是由于积累了一个相应部分的产品。这样再形成的货币资本，不是为了补偿原来为取得固定资本投入流通的货币额而逐渐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额。它是一个追加的货币量。

　　最后，说到剩余价值，它同样等于新产品金的一部分，它在每个新的周转期间投入流通，按照我们的假定，被非生产地花掉，用以支付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费用。

　　但是，按照我们的假定，全年生产的金——它不断地从市场上取出劳动力和生产材料，但没有从市场取出货币，而是不断地用追加的货币供给市场——只是补偿一年内磨损的货币，也就是，只是补足社会上始终以贮藏货币和流通货币这两种形式（虽然二者的比例不断变动）存在的货币量。

　　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律，货币量必须等于流通所需的货币量加上处于贮藏形式的货币量，后者随着流通的缩小或扩大而增加或减少，同时特别要为支付手段形成必要的准备金。在支付不能互相抵消时，商品价值必须用货币支付。至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也就是说，无须商品的卖者花费什么，这绝对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假定生产者都是他们的生产资料的独立的所有者，从而，流通发生在各个直接生产者本身中间。把他们的资本的不变部分撇开不说，按照资本主义状态类推，他们的年剩余产品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a只补偿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另一部分b部分地花费在奢侈品上，部分地用于扩大生产。因此，a代表可变资本，b代表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分割对他们的总产品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的大小不发生任何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的商品量的价值不变，因而，所需的货币量也不变。在周转期间的分法相同时，生产者也必须拥有同样的货币准备金，也就是说，必须总是在货币形式上拥有同样大的一部分资本，因为按照假定，他们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可见，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这对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量绝对没有影响。

　　一个反对图克，坚持G—W—G′形式的人，质问图克：资本家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多。显然，这里的问题不是剩余价值的形成。剩余价值的形成这个唯一的秘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所使用的价值额不是靠剩余价值来增殖，那它就根本不是资本。既然按照假定它是资本，所以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然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的存在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不仅假定剩余价值的存在；而且同时还假定投入流通的一部分商品量是由剩余产品构成的，因而它代表的价值不是资本家在把他的资本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的价值；因此，假定资本家在把他的产品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了一个超过他的资本的余额，并且从流通中再取出这个余额。

　　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比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形式上已经从流通中取出的生产资本，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个余额从何而来，没有说明，或不能理解，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看，这是事实）。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很明显，为什么不仅资本家A，而且资本家B、C、D等等都会通过交换他们的商品，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比他们原来预付和反复重新预付的资本价值更大的价值。A、B、C、D等等不断地以商品资本形式投入流通的，是一个比他们以生产资本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价值更大的商品价值，——这种行为和独立执行职能的各个资本一样，是多方面的。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一个和他们各自预付的生产资本的价值额相等的价值额（即各自从流通中取出生产资本）；同样，必须不断地在他们中间分配这样一个价值额，这个价值额是他们从各方面以商品形式并作为各自的超过生产要素价值而形成的商品价值余额投入流通的。

　　但是，商品资本，在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它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被耗费以前，必须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乍一看来是很难的，不论是图克，还是别人，直到现在也没有作出回答。

　　假定以货币资本形式预付的流动资本500镑，不论它的周转期间如何，都是社会即资本家阶级的全部流动资本。假定剩余价值是100镑。那么，整个资本家阶级怎么能在只是不断地投入500镑时，又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600镑呢？

　　在货币资本500镑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后，这个生产资本会在生产过程内转化为600镑的商品价值，因此，处在流通中的，不仅有一个与原预付货币资本相等的500镑的商品价值，而且还有一个新生产的100镑剩余价值。

　　这个追加的100镑剩余价值已经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通过这个行为，不会为这个追加的商品价值的流通提供任何追加的货币。

　　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词来回避这个困难。

　　举例来说：至于不变流动资本，很明显，它不是所有的人同时投入的。在资本家A出售他的商品，从而他的预付资本取得货币形式时，买者B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反地取得A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形式。由于同一个行为，A使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再取得货币形式，B则使他的资本再取得生产形式，使它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同一个货币额，在这个两方面的过程中，和在任何一个简单的购买W—G中一样执行职能。另一方面，A在把他的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时，向C购买，C又把这个货币付给B，依此类推。这样，过程就好像说明了。但是：

　　我们阐明的关于商品流通中的流通货币量的所有规律（第一册第三章），决不会因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发生变化。

　　因此，如果说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社会的流动资本等于500镑，那么，已经考虑到：一方面，它是同时预付的金额，但另一方面，这个金额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却多于500镑，因为它交替充当不同生产资本的货币基金。因此，这种说明方法，是以货币已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应该说明的，正是这个货币何以存在。——

　　其次，有人会说，资本家A所生产的物品，是由资本家B个人消费的，即非生产地消费的。因此，B的货币使A的商品资本货币化，这样，同一个货币额既使B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又使A的流动不变资本货币化。但是，在这里还是直接以应当答复的问题已经解决为前提的。这就是，B从哪里得到用来偿付他的收入的货币？他自己怎样使他的产品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货币化？——

　　再次，有人会说，A不断预付给他的工人的那部分流动可变资本，是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回到他手里的；其中只有一部分，不断交替地保留在他自己手里，以支付工资。而在支出和流回之间有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在工资上付出的货币，除了其他用途以外，还可以用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但是，我们知道，第一，这个时间越长，资本家A必须不断准备好的货币储备量也必然越大。第二，工人会支出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因此相应地会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因此，同一个货币，既以可变资本形式预付，又相应地用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只要指出一点：整个资本家阶级以及依赖于他们的非生产人员的消费，是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同时进行的；因此，在工人把货币投入流通的同时，资本家为了花费作为收入的剩余价值，也必然要把货币投入流通；因此，必须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刚才所作的说明，只会减少而不会消除这个必要的货币量。——

　　最后，有人会说，在第一次投入固定资本时，总是把大量货币投入流通，这些货币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在若干年内，由投入的人再从流通中取出。难道这个金额不足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吗？——对于这种说法，必须回答说：也许在500镑的金额（也包括作为必要准备金的贮藏货币）中，已经包含着把这个金额作为固定资本来使用，即使不是由投入这个金额的人使用，也会由另外一个人使用。此外，已经假定，用来购置作为固定资本使用的产品的金额，也已经对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进行了支付，而问题恰好在于，这个货币从何而来？——

　　总的答复已经得出来了：当一个x×1 000镑的商品量要流通时，不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不论这个商品量是否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这个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决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可见，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在货币的流通速度等等其他条件已定的情况下，要使x×1 000镑商品价值流通，总需要有一定量的货币，而这个货币量同这个价值有多少归这个商品的直接生产者所有的问题完全无关。如果这里存在什么问题，那么，它和总的问题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从何而来？

　　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的确存在着一个特殊问题的假象。这就是：货币投入流通的起点在这里是资本家。工人为了支付他的生活资料的费用而支出的货币，起初就是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存在的，所以，原来就是作为劳动力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并且，资本家把原来对他构成不变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货币也投入流通；他是把这个货币作为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支出的。不过，除此以外，资本家就不再是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起点了。可是，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是不为他们服务，而在地租、利息等形式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至于剩余价值不是全部留在产业资本家的钱袋中，而是必须由他和别人共分，这和我们当前的问题无关。问题在于他怎样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而不在于由此取得的货币以后怎样分配。在我们考察的场合，仍然把资本家看做是剩余价值的唯一的所有者。至于工人，我们已经说过，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说，工人只是第二步的起点，资本家才是第一步的起点。起初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当工人为了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而支出时，已经在完成它的第二个流通。

　　因此，资本家阶级是货币流通的唯一起点。如果这个阶级为了支付生产资料的费用需要400镑，为了支付劳动力的报酬需要100镑，那么，它就把500镑投入流通。但是，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是一个等于100镑的价值。如果资本家阶级只是不断投入500镑，又怎么能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600镑呢？无中不能生有。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从流通中取出它以前没有投入流通的东西。

　　这里撇开下面一点不说，即在周转10次的情况下，也许有400镑的货币额，就足以使价值4 000镑的生产资料和价值1 000镑的劳动流通，而其余的100镑也足以使1 000镑的剩余价值流通。货币额和由此流通的商品价值的比例，同这里的问题无关。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同一个货币流通好几次，那就必须有5 000镑作为资本投入流通，还需要有1 000镑，以便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不管后面这个货币是1 000镑还是100镑，问题仍然是它从何而来。无论如何，它是超过投入流通的货币资本的部分。

　　实际上，说资本家阶级自己把用于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投入流通，乍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悖论。但是请注意，资本家阶级不是把它作为预付货币即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这个阶级只是把它作为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花费的。因此，这不是资本家阶级预付的，虽然这个阶级是这种流通的起点。

　　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比如说一个租地农场主，现在开办一个企业。在最初一年内，他预付了货币资本，比如说5 000镑，用以支付生产资料的费用（4 000镑）和劳动力的报酬（1 000镑）。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他占有的剩余价值＝1 000镑。上述5 000镑已经包括全部他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货币。但是人必须生活，而不到年终，他一点钱也拿不到。假定他的消费额是1 000镑。这是他必须有的。他固然会说，他必须在第一年内预付这1 000镑。但是，这个预付——这里只有主观的意义——不过表示，在第一年，他必须掏自己的钱袋，不能用工人的无酬的生产来偿付他的个人消费。他不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预付。他把它花掉，把它作为他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来支付。这个价值是他以货币的形式花费，投入流通，而以商品价值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他已经耗费了这些商品价值。因此，他已经不再和这些商品价值发生任何关系。他用来支付这个价值的货币，作为流通货币的要素而存在。但是他已经以产品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了这个货币的价值，于是这个价值也和它借以存在的产品一起被消灭。它已经不再存在了。但在年终，他会把6 000镑的商品价值投入流通，把它出售。因此，流回到他手里的有：1. 他预付的货币资本5 000镑；2. 货币化的剩余价值1 000镑。他曾经把5 000镑作为资本预付，投入流通，而现在从流通中取出6 000镑，其中5 000镑作为他的资本，1 000镑作为他的剩余价值。使后面这个1 000镑转化为货币的，不是他自己作为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而是他作为消费者投入流通的货币，这些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它们现在作为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流回到他手里。这一行为以后会每年反复进行。但从第二年起，他所花费的1 000镑，就始终是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即货币形式。他每年花掉这些货币，这些货币每年又流回到他手里。

　　如果他的资本在一年内的周转次数增多，那也决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当然，时间的长短会发生变化，因而他为了个人消费必须投入流通的超过预付货币资本的金额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

　　资本家把这些货币不是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但是，能够靠自己拥有的资金生活到剩余价值流回的时候，这也正是资本家的一个特点。

　　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所生产的并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地消费掉，也就是说，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被非生产地消费掉。

　　我们以上假定，贵金属的全部生产（假定＝500镑）只够补偿货币的磨损。

　　生产金的资本家以金的形式占有他的全部产品，其中有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也有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一部分社会剩余价值，是由金构成的，而不是由在流通中才转化为金的产品构成的。这部分本来就是金，它投入流通，以便从流通中取出产品。在这里，无论工资即可变资本，还是预付不变资本的补偿，都是如此。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投入流通的商品价值，大于他们预付的货币资本（多了剩余价值），那么，另外一部分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价值，大于他们为生产金而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价值（也是多了剩余价值）。如果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从流通中抽出比他们预付的更多的货币，那么，那部分生产金的资本家，则不断地投入比他们以生产资料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更多的货币。

　　尽管这个500镑产品金的一部分是金的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但是整个这个金额只是用来补偿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至于其中有多少是用来使商品的剩余价值货币化，有多少是用来使商品的其他价值部分货币化，在这里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把金的生产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事情也绝对不会发生变化。在A国，社会的劳动力和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已经转化为产品，例如，价值500镑的麻布，这个产品被运到B国，以便在那里购买金。在A国这样使用的生产资本，和它直接用于金的生产时一样，不会把任何和货币不同的商品投入A国的市场。A的这个产品由500镑金来代表，仅仅作为货币进入A国的流通。这个产品所包含的那部分社会剩余价值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对A国来说，决不以货币以外的形式存在。虽然对生产金的资本家来说，只有一部分产品代表剩余价值，而另一部分产品则补偿资本，但是，除了流动的不变资本外，这个金有多少补偿可变资本，有多少代表剩余价值，完全取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流通的商品价值中各自所占的比例。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在资本家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虽然这个部分不断地被他们花费在个人消费上，并且由于新产品的出售被他们重新取得——一般说来，正是这种买和卖，使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得以在他们自己中间流通——，但是社会剩余价值还是有一部分（虽然比例是变动的）以货币形式放在资本家的钱袋中，和一部分工资至少在一周的某几天以货币形式留在工人的钱袋中一样。而且这部分社会剩余价值，并不限于原来构成生产金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¹⁾，而如上所述，决定于上述500镑产品一般说来按什么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决定于要流通的商品价值⁽²⁾按什么比例由剩余价值和价值的其他组成部分构成。

　　但是，不是存在于其他商品中，而是同其他商品并列地存在于货币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只是在每年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为实现剩余价值而进入流通的限度内，才是每年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以变动的比例不断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处在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另一部分货币，却不是每年生产的金的要素，而是以前在国内积累的货币量的要素。

　　按照我们的假定，每年生产的金500镑，正好只够补偿每年磨损的货币。因此，如果我们只看到这500镑，而把每年生产的商品总量中靠以前积累的货币进行流通的部分撇开不说，那么，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之所以能在流通中找到自己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是因为另一方面剩余价值每年以金的形式生产出来。这对于500镑金产品的其余部分即补偿预付货币资本的部分来说，也是适用的。

　　在这里应当指出两点。

　　第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不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花掉的剩余价值，还是他们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本，实际上都是工人的产品，也就是从事金生产的工人的产品。这些工人不仅把作为工资“预付”给他们的那部分金产品重新生产出来，而且把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重新生产出来。最后，至于只补偿金生产上预付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金产品，它也只是由于工人的每年的劳动，才能以金的形式⁽³⁾（一般来说，以某一产品的形式）再现出来。在企业开办时，它原来是资本家以货币形式付出去的。这个货币不是新生产的，而是社会的流通货币量的一部分。但是，只要它由新的产品，由追加的金补偿，它就是工人的年产品。资本家方面的预付，在这里也只是表现为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存在是由于工人既不是他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在生产时又不支配其他工人所生产的生活资料。

　　第二，至于同每年补偿500镑无关的，部分地处于贮藏货币形式，部分地处于流通货币形式的货币总额，那么，它的情形，即它原来的情形，也必然和这500镑每年出现的情形完全一样。在这一节的末尾⁽⁴⁾，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这一点。我们先在这里谈其他几点意见。

　　我们在考察周转时已经知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周转期间的长短的变化，按同一规模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货币流通必须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才能适应周转期间延长和缩短的变化。

　　我们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其中包括工作日的长度、强度和生产率不变，只有价值产品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那么，不论前者增加，后者减少，还是相反，前者减少，后者增加，都不会对流通货币量发生任何影响。即使流通货币量没有任何增加或减少，这种分配的变化也是会发生的。让我们特别考察一下这样的场合：工资普遍提高，因而——在假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率普遍降低，此外，同样按照假定，流通商品量的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场合，必须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即执行这种职能的货币量，当然会增加。但是，可变资本执行职能所必需的货币量增加多少，剩余价值就恰好会减少多少，因而，实现剩余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也会减少多少。实现商品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和这个商品价值本身一样，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商品的成本价格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提高了，但是商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依然不变。把不变价值部分撇开不说，改变的只是商品生产价格分为工资和利润的比例。

　　但是有人会说，可变货币资本的支出增加（当然假定货币价值不变）多少，意味着工人手里的货币手段量也增加多少。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工人方面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进一步的结果是商品价格提高。——或者有人会说，如果工资提高，资本家就会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在这两种场合，工资的普遍提高都会引起商品价格的提高。因此，无论用哪一个方法去说明价格的提高，都必须有更大的货币量才能使商品流通。

　　对第一种说法的回答是：由于工资提高，工人对需求，特别是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会增加。他们在极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或者说，在极小的程度上产生了对原先不属于他们消费范围的物品的需求。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的突然的更大规模的增加，无疑会暂时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结果是：在社会资本中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将增大，用来生产奢侈品的部分将缩小，因为奢侈品的价格将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减少、因而资本家对奢侈品需求的减少而跌落。反之，如果工人自己购买奢侈品，他们工资的提高——在购买奢侈品的范围内——并不会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只会使奢侈品的买者发生变换。奢侈品归工人消费的数量比以前增加，而归资本家消费的数量则相应地减少。如此而已。经过几次波动以后，就会有和以前价值相同的商品量在流通。——至于各种暂时的波动，那么，它们造成的结果不外是把原来在交易所干投机事业或在国外寻找用途的那种用不上的货币资本投入国内流通。

　　对于第二种说法的回答是：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可以随意提高他们的商品价格，那么，即使在工资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工资在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就永远不会提高；资本家阶级就永远不会反对工联，因为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像他们现在不过偶尔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所实际做的那样，利用工资的每一次提高而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

　　硬说因为对奢侈品的需求（由于资本家的需求减少，他们用于这方面的购买手段减少）已经减少，所以资本家可以提高奢侈品的价格，这是供求规律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应用。如果发生的不只是奢侈品购买者的变换，即工人代替资本家——而如果发生这种变换，工人的需求就不会引起必要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因为工人既然把增加的那部分工资花费在奢侈品上，就不能花费在必要的生活资料上——，那么，奢侈品的价格就会因需求减少而降低。结果是从奢侈品的生产中把资本抽走，直到奢侈品的供应减少到和它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已经变化的地位相适应的程度为止。随着它们生产的减少，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会再提高到正常的水平。只要存在这种收缩或这种均衡过程，在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的情况下，从奢侈品的生产部门中抽出的资本，就会不断地追加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上，一直到需求饱和为止。这时重新出现平衡，而整个过程的结果是，社会资本，从而货币资本，会按改变了的比例在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进行分配。

　　全部非难都是资本家和向他们献媚的经济学家的恐吓。

　　为这种恐吓提供借口的，是以下三个事实：

　　1. 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是：如果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提高——不论价格总额的这种增加是发生在同一个商品量上，还是发生在一个已经增大的商品量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流通货币的量就会增大。因此，结果和原因相混了。工资随着必要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而提高（虽然按比例提高的现象是罕见的，仅仅是例外）。工资提高是商品价格提高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

　　2. 在工资部分提高或者说局部提高的情况下，即工资仅仅在个别生产部门中提高的情况下，这些部门的产品的价格可以因此发生局部的提高。但是，就连这一点也取决于许多情况：例如，在这些部门，工资不是特别低，因而利润率也不是特别高；这些商品的市场不会因价格上涨而缩小（因此，不需要为了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而预先缩减它们的供给），等等。

　　3. 在工资普遍提高时，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在可变资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上涨，但在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占优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下跌。

　　简单商品流通的研究（第一册第三章第2节）已经表明，虽然在任何一定量的商品的流通中，这一定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货币从一个人手中消失，必然会在另一个人手中出现，因此，不仅商品首先到处互相交换或互相代替，而且这种代替还以货币的到处沉淀作为中介，伴随有这样的货币沉淀。“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流通不断地把货币像汗一样渗出来。”（第一册第92页⁸²）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这同一个事实是这样表现的：一部分资本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一部分剩余价值同样以货币形式不断地处于它的所有者手中。

　　撇开这一点不说，货币的循环，即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作为资本周转的要素，是一种和货币的流通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现象。⁽⁵⁾货币的流通表示货币经过一系列人的手而不断地离开起点（第一册第94页⁸³）。不过，周转的加速本身就包含着流通的加速。

　　首先，就可变资本来说：如果一个500镑的货币资本以可变资本的形式每年周转10次，那么，很明显，流通货币量的这个部分使10倍于它的价值额＝5 000镑流通。它每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流通10次。流通货币量的这同一个部分在一年内10次付给工人，而又10次被工人用来支付。如果在生产规模不变时这个可变资本每年周转一次，那么，就仅仅进行一次5 000镑的流通。

　　其次，假定流动资本的不变部分＝1 000镑。如果这个资本每年周转10次，那么，资本家在一年内就会把他的商品，从而把商品价值的不变流动部分卖出10次。流通货币量的这个部分（＝1 000镑），在一年内就有10次从它的所有者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就是这个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10次换位。其次，资本家每年购买10次生产资料；这又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流通了10次。产业资本家用1 000镑货币卖出价值10 000镑的商品，又买进价值10 000镑的商品。由于1 000镑货币的20次流通，就使20 000镑的商品储备得以流通。

　　最后，在周转加速时，实现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货币也会流通得更快。

　　但是，反过来，货币流通的加快，不一定包含资本周转的加快，因而不一定包含货币周转的加快，也就是说，不一定包含再生产过程的缩短和它的更新的加速。

　　只要用同一货币量完成较大量的交易，货币流通就会加快。在资本再生产期间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货币流通的技术设施的变化，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其次，有货币流通但它不表现实际商品交换的那种交易（例如交易所里的买空卖空等等），可以在数量上增加。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全不要货币流通。例如，在农场主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时，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就不会有货币流通，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就是资本的所有者时，产业资本家和债主之间也不会有货币流通。

　　至于贮藏货币最初在一个国家里的形成以及少数人对这种贮藏货币的占有，这个问题无须在这里进一步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雇佣劳动，工人的报酬是用货币支付的，并且实物报酬一般已转化为货币报酬——只有在国内现有的货币量能充分满足流通和由流通决定的货币贮藏（准备金等）的需要的地方，才能够得到较大规模的、比较深入和充分的发展。这是历史的前提，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必须先有充足的贮藏货币，然后才开始有资本主义生产。应当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因此，16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供给货币材料，那么，一方面以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没有该产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货币，另一方面以金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无须事先由产品转化为货币。

　　要转化为货币的追加商品会找到必要的货币量，因为另一方面要转化为商品的追加的金（和银）可以不通过交换，而通过生产本身投入流通。

(1) 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货币产品；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
(2) 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商品储备；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
(3) 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货币形式；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
(4) 见本卷第380页。——编者注
(5) 虽然重农学派仍然把这两种现象混为一谈，但还是他们最早强调指出，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是资本流通的本质的形式，是对再生产起中介作用的流通的形式。“看一看《经济表》，你们就会知道，其他阶级用来向生产阶级购买产品的货币，是生产阶级给予的；但在其他阶级下一年再向生产阶级进行同样的购买时，他们会把这种货币还给生产阶级…… 因此，在这里，你们看到的只是支出的循环：支出之后接着是再生产，再生产之后又是支出。这个循环，是通过那种计算支出和再生产的货币的流通进行的。”（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1部第208、209页）“资本的不断预付和不断流回，就是人们称之为货币流通的东西。这种有用的和有成效的流通，赋予社会的一切劳动以生气，维持政治机体的运动和生命。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流通比做动物躯体内的血液循环。”（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德尔编《全集》第1卷第45页）
8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3—166页。——360。
8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4页。——378、460。
8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7—138页。——379。

II.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如果积累以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形式发生，那么很明显，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首先，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只是它的用法不同而已。

　　但是，现在由于有了追加的生产资本，就会有追加的商品量作为这个资本的产品投入流通。与此同时，为实现这个追加商品量所需要的一部分追加货币也会投入流通，因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和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相等。这个追加的货币量恰恰是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已经预付出去，因而现在要通过资本的周转流回到资本家手里。这里又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用以实现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从何而来？

　　总的答复还是一样。流通商品量的价格总额之所以增加，并不是因为一定量商品的价格已经提高，而是因为现在流通的商品量大于以前流通的商品量，而这个差额又没有为价格的降低所抵消。要取得使这个具有较大价值的较大的商品量流通所需要的追加货币，就必须或者更多地节约流通货币量——要么使支付等等互相抵消，要么采用加速同一个货币流通的手段——，或者把货币由贮藏形式转化为流通形式。后一点不仅包括闲置的货币资本转而执行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也不仅包括已经作为准备金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在对它的所有者执行准备金的职能的同时，对社会来说实际上是处在流通中（例如不断地贷出的银行存款），从而执行着双重的职能；而且还包括节约停滞的铸币准备金。

　　“货币要作为铸币而不断地流动，铸币就必须不断地凝结为货币。铸币的不断流通，以铸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断停顿下来成为铸币准备金为条件，这种准备金在流通内部到处发生，同时成为流通的条件，这种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复经常更替着，它的存在不断消失，它的消失不断存在。关于铸币变货币、货币变铸币的这种不息的转化，亚当·斯密这样说过：每一个商品所有者除了他所出卖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须经常准备一定数额用于购买的一般商品。我们知道，在W—G—W的流通中，第二个环节G—W不断分裂为许多次买，它们在时间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成的，因此G的一部分作为铸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而停留。货币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的铸币总量的各个组成部分，总是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因此，流通手段变成货币的这个第一种转化，仅仅是货币流通本身的一个技术因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版第105、106页⁸⁴。——和货币相对立的“铸币”，在这里是指处在与货币的其他职能相对立的单纯流通手段职能上的货币。）

　　如果所有这些手段还不够，那就必须进行追加的金的生产，或者——其结果一样——用一部分追加产品同贵金属出产国的产品即金直接地或间接地进行交换。

　　每年耗费在金银这种流通工具的生产上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资料的总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之，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非生产费用，会相应地使一定量可能的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一定量实际财富，不能供社会利用。在生产规模不变或者生产扩大程度不变时，只要这个昂贵的流通机器的费用减少，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会提高。所以，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或者是因为大部分社会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因此会在没有实在的货币的参与下完成，或者是因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货币量的作用能力会提高。

　　这样也就解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甚至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金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提供货币资本或使货币资本发生作用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现在要考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发生实际的积累，即没有直接扩大生产规模，但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会在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作为货币准备金积累起来，以便以后转化为生产资本。

　　只要这样积累起来的货币是追加货币，事情就是不言而喻的。这种货币可以只是从金的出产国进口的多余的金的一部分。这里应该指出，为进口这些金而用去的国民产品已经不再存在于国内了。它为交换金而运往国外了。

　　反之，假定国内的货币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已经积累和正在积累的货币就是从流通中流出来的；只是它的职能改变了。它从流通的货币转化为逐渐形成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了。

　　这里积累的货币，是已经出售的商品的货币形式，并且是对商品占有者来说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假定这里没有信用制度）。积累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是相应地卖而不买。

　　如果只是把这个过程看做是局部现象，那就不需要作什么说明了。一部分资本家把出售他们的产品所得的一部分货币保留起来，不用它从市场上取走产品。相反，另一部分资本家却把他的除了不断返回的、为生产经营所必要的货币资本以外的货币全部转化为产品。作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投入市场的那部分产品，是由生产资料或可变资本的现实要素（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它可以立即用来扩大生产。因为这里不是假定，一部分资本家积累货币资本，另一部分资本家则把他们的剩余价值全部花掉，而只是假定，一部分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进行积累，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从事实际的积累，即扩大生产规模，实际扩大他们的生产资本。即使是交替地有一部分资本家积累货币、另一部分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现有的货币量仍然足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此外，单方面的货币积累，也可以不用现金，而只是用债权的积累来进行。

　　但是，如果我们的前提不是资本家阶级的局部的货币资本积累，而是它的普遍的货币资本积累，那么，困难就会发生了。按照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所购买的全部物品，等于他们的工资的总和，等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总和。通过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工人阶级，这些货币流回到资本家阶级手里。因此，他们的可变资本再次取得了货币形式。假定可变资本的总和＝x×100镑，即不是在一年内预付的、而是在一年内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总和。这个可变资本价值根据周转速度在一年内要预付多少货币，与现在考察的问题无关。资本家阶级用这个x×100镑资本来购买一定量的劳动力，即对一定人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是第一次交易。工人用这个金额向资本家购买一定量商品，因此，同一个x×100镑又流回到资本家手里，这是第二次交易。而这是不断反复进行的。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用x×100镑购买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更不用说购买代表资本家阶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工人用这x×100镑总是只能购买社会产品中的这样一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和代表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相等。

　　撇开如下情况不说，即把这种全面的货币积累只是表示追加的进口贵金属在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分配，而不管分配的比例如何这种情况撇开不说，那么，整个资本家阶级要怎样才能把货币积累起来呢？

　　他们全体都必须出售自己产品的一部分，而不再购买。至于说他们全体都有一定的货币基金，作为他们购买消费品的流通手段投入流通，其中又有一部分从流通中再回到他们每个人手里，那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货币基金恰恰是作为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造成的流通基金存在的，而决不是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存在的。

　　如果按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为了以后的使用而积累的潜在的货币资本有以下几项：

　　1. 银行存款。银行实际支配的，是一个较小的货币额。这里仅仅在名义上积累了货币资本。实际积累的，是货币索取权，它们之所以会转化为货币（在它们一旦转化为货币时），只是因为在提取的货币和存入的货币之间出现平衡。在银行手中掌握的货币相对地说只是一笔很小的金额。

　　2. 公债券。这根本不是资本，而是对一国年产品的债权。

　　3. 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

　　在所有这些场合，都没有货币的积累，而是一方面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不断的实际的货币支出。至于这个货币究竟由它的所有者支出，还是由其他人，由他的债务人支出，这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贮藏货币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结果，或者是流通停滞的结果（这时会有比通常更多的货币量采取贮藏货币的形式），或者是由资本周转决定的积累的结果；或者，最后，贮藏货币只是货币资本的形成暂时处在潜在的形式上，目的是要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因此，如果一方面从流通中取出了实现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把它作为贮藏货币积累起来，那么，同时会不断地把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除了追加的贵金属在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外，从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货币形式的积累。

　　对于年产品中以商品形式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来说，有关年产品的其他部分所说的情况也是完全适用的。这一部分的流通需要一定量的货币。这个货币量，和每年生产的代表剩余价值的商品量一样，属于资本家阶级。这个货币量最初是由资本家阶级自己投入流通的。它通过流通本身不断地在资本家阶级中间重新分配。和一般铸币流通一样，这个货币量的一部分会在不断变动的点上停滞下来，而另一部分则不断流通。关于这种积累的一部分是否有意形成货币资本，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

　　在这里把下面这种现象撇开不说：由于流通中的各种冒险行为，一个资本家夺取了其他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夺取了他们的一部分资本，因此，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上发生了片面的积累和集中。例如，A攫取的并作为货币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可以是B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不会流回到B的手里。

8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20页。——382。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十八章⁽¹⁾导言

(1) 采自第II稿。

I. 研究的对象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商品产品，它的决定性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为周期性的过程，即经过一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的周转。

　　无论我们考察的是G…G′形式的循环，还是P…P形式的循环，直接生产过程P本身始终只是这个循环的一个环节。在前一种形式中，它表现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在后一种形式中，流通过程表现为它的中介。它的不断更新，资本作为生产资本的不断再现，在这两种场合，都以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转化为条件。另一方面，不断更新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不断地重新经历各种转化的条件，是资本交替地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条件。

　　但是，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系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为其中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这种商品的买者。另一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中介作用的买和卖。

　　因此，总括起来成为社会资本的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1. 资本本身的循环；2. 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当然，资本的循环也包括剩余价值的流通，因为剩余价值构成商品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还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工资的支付。但是，这个剩余价值和工资耗费在商品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节，虽然至少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本书第一册，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过程，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我们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身的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定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我们假定，一方面，资本家按照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他在流通领域找到使过程重新开始或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我们在那里需要考察的流通领域中的唯一行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劳动力的买和卖。

　　在本册的第一篇，我们考察了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采取的不同的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除了第一册所考察的劳动时间，现在又加上了流通时间。

　　在第二篇，循环是作为周期的循环，也就是作为周转来考察的。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怎样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种形式的循环；另一方面又研究了决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长短不同的各种情况。我们还指出了，循环期间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比例，对生产过程本身的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第一篇主要是考察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种形式，而第二篇研究的，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定量的资本怎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职能。特别是货币资本表示出一种在第一册里没有讲过的特性。在这里揭示了一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一定量资本的大小不等的组成部分，必须按照周转的条件，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和更新，以便使一个一定规模的生产资本能够不断地执行职能。

　　但是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表现为商品世界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同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现在则表现为社会资本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II. 货币资本的作用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篇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即研究一下，就是说，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

　　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货币资本显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两个组成部分——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连续进行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能够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总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均数。在这里，为消除流通的停滞而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的。

　　关于第一点。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二重化，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同样，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再购买。在这里，就单个资本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后者不过是以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但是正如第一册已经指出的，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生产的规模——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

　　并入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劳动力的报酬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如果货币资本随着这种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即如果工资提高），那么，它也不是和这种剥削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同样数量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增加了，而无须追加货币资本。如果由于追加辅助材料而必须追加货币资本，那么，资本价值借以预付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和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成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同一些劳动资料，也就是同一固定资本，可以用延长每天的使用时间的办法，也可以用增加使用强度的办法，更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无须为固定资本追加货币支出。这时，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快了，可是它的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也更迅速地提供出来。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

　　关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来的熟练程度，情况也是如此。凯里推算出，土地所有者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因为支付给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为使土地具有现在这样的生产能力而投下的全部资本或劳动。（当然不提从土地掠夺去的生产能力。）根据这种算法，对单个工人就必须按照整个人类为把一个野蛮人造就成一个现代的机器工人所花费的劳动，来支付报酬了。正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这样说：如果把投在土地上的一切没有报酬的、但已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转化为货币的劳动计算一下，那么，全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已经一再以高额的利息偿还了，土地所有权也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不包含资本价值的追加支出，当然首先只是增加产品的量，而不是增加产品的价值，除非它能够用同量的劳动把更多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从而把更多不变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形成新的资本材料，从而形成资本积累扩大的基础。

　　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关于这一点，如第一册已经指出的⁸⁵，这部分地是通过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实现的，而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量，从而表现这些价值的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并不需要绝对地增大。单个资本的量可以通过这些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来增大，而它们的社会总额并没有增大。这只是改变各个单个资本的分配而已。

　　最后，上一篇已经指出，通过周转期间的缩短，能用较少的货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的生产资本。

　　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这只是表明，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界限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如果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已定的，那么，购买一定数量的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是确定的。或者说，要预付的资本的价值量是确定的。但这个资本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大小是有弹性的，可以变化的。

　　关于第二点。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中每年都必须有一部分用来生产或购买货币，以补偿磨损掉的铸币。不言而喻，这对社会生产的规模相应地是一种削减。但是，至于那个部分地充当流通手段，部分地充当贮藏货币的货币价值，那么，既然它已经存在，已经取得，它就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自然源泉并存。不能把这种货币价值看成是限制这些东西的。通过它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它和外国进行交换，生产规模就能扩大。但这以货币依旧起世界货币的作用为前提。

　　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推动生产资本所必要的货币资本量也就有大有小。我们还知道，周转期间划分为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就要求增加那种在货币形式上潜在的或暂歇的资本。

　　周转期间，就它由劳动期间的长度决定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决定，因此，不是由这个生产过程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决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为较长的时间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连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社会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造成的。在社会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起的，那么，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单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所必须采取的形式；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由一般商品生产的性质引起的。——第二，必要的预付货币量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第一种情况，即要预付的资本必须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不会由于这个货币本身的形式——不论是金属货币、信用货币、价值符号或其他等等——而消除。第二种情况也决不会由于通过哪一种货币媒体或通过哪一种生产形式取走劳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却不把等价物投回流通，而受到影响。

8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1—724、873—874页。——395。

第十九章⁽¹⁾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1) 这里第VIII稿开始。

I. 重农学派

　　魁奈的《经济表》⁸⁶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上一年度的收获，理所当然地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概括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总产品的一部分——它和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样，作为使用物品，是过去一年劳动的新的结果——，同时只是以同一实物形式再现的原有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不流通，而是留在它的生产者租地农场主阶级手里，以便在那里重新开始它的资本职能。魁奈还把一些无关的要素包括在年产品的这个不变资本部分中，但是他把握住了主要问题，这要归功于他的有限的眼界，即认为农业是使用人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领域，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看，是唯一的真正生产的领域。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

　　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究们也还是如此。然而在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产业资本的代表——租地农场主阶级——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物品，而且也创造它们的价值；而生产的动机是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生地是生产领域，不是流通领域。在作为以流通为中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承担者的三个阶级中，“生产”劳动的直接剥削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和那些剩余价值的单纯占有者区别开来了。

　　还在重农主义体系的全盛时期，这种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就已经一方面引起了兰盖⁸⁷和马布利的反对，另一方面引起了自由小土地所有制的辩护者们的反对。

　　亚·斯密在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上的退步⁽¹⁾之所以更加明显，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不仅对魁奈的正确分析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例如把魁奈的“原预付”和“年预付”普遍化，说成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²⁾，而且在某些地方，完全重犯了重农学派的错误。例如，为了证明租地农场主比任何其他种类的资本家生产更大的价值，他说：

　　“没有任何等量资本，比租地农场主的等量资本，能推动数量更大的生产劳动。不仅他的雇工是生产工人，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工人。〔这对雇工是一个多么好听的赞语啊！〕在农业中，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虽然自然的劳动不需任何费用，但是它的产品，和费用最大的工人的产品一样，仍然具有它的价值。农业中最重要的工作，看来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自然的肥力——虽然它也这样做——，不如说是要使用自然的肥力来生产对人类最有用的植物。杂草丛生的原野，往往可以提供和精心耕作的葡萄园或庄稼地同样多的植物。栽培和耕作往往更多地是调节而不是促进自然的有效的肥力；并且在完成这一切劳动之后，总会留下许多工作让自然去做。因此，农业中使用的工人和役畜〈！〉，像制造业中的工人那样，不仅再生产一个等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价值（或者说使用他们的资本）以及资本家的利润的价值；而且还再生产一个更大得多的价值。除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和他的全部利润之外，他们通常还再生产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地租可以看做是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用的各种自然力的产物。地租多少，要看设想的各种自然力的大小而定，换句话说，要看设想的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为肥力而定。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做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物。它很少少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而常常多于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制造业中使用的等量生产劳动，决不可能引起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自然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是人做的；并且再生产必须始终和进行再生产的各作用因素的力量成比例。因此，投于农业的资本，与制造业中使用的任何一个等量资本相比，不仅推动数量较大的生产劳动，而且按照它所使用的生产劳动的量，把一个更大得多的价值，加到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去，加到该国居民的现实财富和收入中去。”（第2篇第5章第242、243页）

　　亚·斯密在第二篇第一章中说：

　　“种子的全部价值，在本来的意义上，也是固定资本。”

　　因此在这里，资本＝资本价值；它以“固定”的形式存在。

　　“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殖。”（第186页）

　　在这里，局限性在于，斯密没有像魁奈已经看到的那样，看到不变资本价值以更新的形式再现出来，因而没有看到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只是为他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多提出了一个例证，而且是一个错误的例证。——斯密把“原预付”和“年预付”换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进步之处在于“资本”这个名词，他使资本这个概念普遍化，摆脱了重农学派特别注意把它应用于“农业”领域这种情况；退步之处在于把“固定”和“流动”理解为决定性的区别，并且坚持不变。

(1) 《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12页注32。⁸⁸
(2) 在这一点上，也有几位重农主义者，首先是杜尔哥，曾经为他开路。杜尔哥已经比魁奈和其他重农主义者更经常地使用“资本”一词来代替“预付”；并且更加把制造业主的预付或资本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或资本等同看待。例如：“和那些人〈制造业主〉一样，他们〈租地农场主，即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除了流回的资本，还必须得到……”（《杜尔哥全集》，德尔编，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40页）
86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分析了弗·魁奈《经济表》，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22—436页。
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中写的《反杜林论》中，根据马克思的手稿又详细分析了魁奈的《经济表》，见《反杜林论》第2编第10章《〈批判史〉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398。 87 　尼·兰盖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见他的《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马克思对兰盖这部著作的摘录和评价，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38—440页。——399。
[88]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2页。——399。

II. 亚当·斯密

1. 斯密的一般观点

　　亚·斯密在第1篇第6章第42页上说：

　　“在每一个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工资、利润、地租〉之一，或三者全体；并且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这三者都多少不等地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去”⁽¹⁾；或者，像他接下去在第43页上说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

　　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的”或“一切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一学说，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他还说：

　　“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那么，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第2篇第2章第190页）

　　亚·斯密就是这样把一切个别考察的商品的价格和“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分解为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之后，他还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把第四个要素，即资本的要素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来达到的。

　　“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下供他们支配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可以列入消费储备的部分，即用于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而不侵占资本的部分。他们的实际财富同样不是和他们的总收入，而是和他们的纯收入成比例的。”（同上，第190页）

　　对此我们评述如下：

　　1. 亚·斯密在这里显然只是考察简单再生产，而不是考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他所说的只是为维持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支出。“纯”收入等于年产品——不管是社会的还是单个资本家的年产品——中可以加入“消费基金”的部分，不过这个基金的数量不能侵占执行职能的资本。因此，个人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都有一个价值部分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利润或地租，而是分解为资本。

　　2. 亚·斯密借助“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这个名词游戏，从自己的理论中逃了出来。单个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或所谓的国民一样，得到商品产品来代替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这个商品产品的价值，——它可以表现为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比例部分，——一方面补偿用掉的资本价值，因此形成收入，或按原来的用词，就是形成“Revenue”（“revenu”是动词“revenir”的分词，意思是“回来”），但要注意，这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形成几个价值组成部分，它们“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收入。按照这种观点，全部产品的价值，无论是单个资本家的还是全国的，都会形成某个人的收入；不过一方面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是与此不同的“收入”。因此，在把商品价值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时除掉的东西，就又从后门——通过“收入”这个词的双重含义——引了进来。但是，只有那些已经存在于产品中的价值组成部分，才能够被“收入”。资本要作为收入拿回来，它就必须事先被花费掉。

　　亚·斯密还说：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要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不时遇到的损失以外，总还要有些剩余。只有这个余额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

　　〔哪个资本家把利润理解为必要的资本支出？〕

　　“人们所说的总利润，往往不仅包括这个余额，而且也包括为补偿这种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第1篇第9章第72页）

　　这不过是说，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必须形成一个生产保险基金。这个保险基金是由一部分剩余劳动创造出来的，就这一点说，剩余劳动直接生产资本，就是说，直接生产那种要用在再生产上的基金。至于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等等（见以上引文），那么，用新的固定资本补偿消费掉的固定资本，并不是什么新的投资，而仅仅是旧资本价值以新的形式更新。至于固定资本的修理，亚·斯密把它也算在维持费用之内，那么，这种费用也应算在预付资本的价格中。资本家无须一次支出这种费用，他只是根据资本执行职能期间的需要逐渐地支出，并且可以用已经赚得的利润支出，这个事实并不改变这个利润的源泉。这个利润由以产生的价值组成部分只是证明，工人既为保险基金，也为修理基金提供剩余劳动。

　　然后亚·斯密告诉我们说，要从纯收入即特殊意义上的收入中，排除掉全部固定资本，也要排除掉维持、修理和更新固定资本所必需的全部流动资本，实际上就是要排除掉一切不是处于用做消费基金的实物形式的资本。⁸⁹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价格〔即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和产品〔这种劳动体现在其中〕二者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第2篇第2章第190、191页）

　　亚·斯密在这里碰上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在前者的商品产品的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和工资总额相等，即和为购买劳动力所支出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就它的物体形态说，是作为这种工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一定部分而存在的。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形成他们的收入，但是他们的劳动，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别人生产出可供消费的产品。因此，这些产品本身并不形成用来提供社会消费基金（“纯收入”只能在其中实现）的那部分年产品的任何要素。这里亚·斯密忘记加上一句：工资是如此，生产资料价值中在利润和地租的范畴下作为剩余价值（首先）形成产业资本家的收入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如此。这些价值组成部分也存在于生产资料中，存在于不能消费的物品中；它们在转化为货币之后，才能在第二类工人所生产的消费资料中，取出一个同它们的价格相当的数量，转入它们的所有者的个人消费基金。但是，亚·斯密尤其应该知道，在每年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中，有一部分和在这个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也就是和这个生产领域内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不仅由于它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而且也由于它的资本职能，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形成“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关于第二类工人，即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亚·斯密的规定是不十分确切的。他说，在这种劳动中，劳动的价格和产品，二者都加入直接消费基金；

　　“价格〈即作为工资得到的货币〉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

　　但是，工人不能用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作为他的工资支付给他的货币来过活；他要实现这个货币，即用这个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这种消费资料，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他自己生产的商品构成。另一方面，他自己的产品，可能是只加入剥削劳动的人消费的产品。

　　亚·斯密这样把固定资本从一个国家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掉之后，接着说道：

　　“虽然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这样必须从社会的纯收入中排除掉，但维持流动资本的费用却不是这样。在流动资本由以构成的四部分即货币、生活资料、原料和成品中，我们讲过，后面三部分有规则地从流动资本中取出，或者转化为社会的固定资本，或者转化为用做直接消费的储备。不用来维持前者〔固定资本〕的那部分可供消费的物品，则全部加入后者〔用做直接消费的储备〕，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这三部分流动资本的维持从社会纯收入中减去的数量，不外就是年产品中必须用来维持固定资本的部分。”（第2篇第2章第191、192页）

　　不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加入消费资料的生产，也就是加入用来形成社会消费基金的那部分年产品，这种说法不过是同义反复而已。但重要的是接着说的一段话：

　　“一个社会的流动资本，在这方面来说是和单个人的流动资本不同的。单个人的流动资本完全要从他的纯收入中排除掉，决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个人的纯收入只能由他的利润构成。但是，每个单个人的流动资本虽然都是他所属的那个社会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然而决不因此就必定要从社会的纯收入中排除掉，它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小商人店里的全部商品，虽然完全不可能列入供他自己直接消费的储备，但可以是另一些人的消费基金。这些人用他们由别的基金得到的收入，有规则地为商人补偿这些商品的价值，并且偿付商人的利润，既不致引起商人的资本的减少，也不致引起他们的资本的减少。”（同上）

　　这样，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

　　1. 任何单个资本家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以及为再生产（他忘记了固定资本的职能）和维持固定资本所必需的流动资本一样，也要从他的只能由他的利润构成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掉。因此，他的商品产品中补偿他的资本的部分，不能分解为任何形成他的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2. 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形成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和任何单个固定资本都形成社会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完全一样。

　　3. 社会流动资本虽然只是各单个流动资本的总和，但具有一种和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不相同的性质。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永远不能形成他的收入的一部分；但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即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部分），可以同时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或者像斯密前面说过的那样，没有必要因为有这部分资本，就要从社会的纯收入中减去一部分年产品。亚·斯密这里叫做流动资本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每年生产的、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他们的这种年商品产品，全部由可供消费的物品构成，从而形成社会纯收入（包括工资）得以实现或支出的基金。亚·斯密举例说明时，本应该选择堆放在产业资本家仓库内的大量货物，而不是选择小商人店里的商品。

　　如果亚·斯密把他先前在考察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和现在在考察他称之为流动资本的再生产时涌现出的一些思想片断综合起来，他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

　　I. 社会年产品是由两个部类构成的；第一部类包括生产资料，第二部类包括消费资料。二者必须分别加以论述。

　　II. 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的总价值，分成下面几个部分：第一个价值部分，只是生产这种生产资料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而只是以更新的形式再现的资本价值；第二个部分，等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价值，或者说，等于该生产领域内资本家付出的工资的总额。最后，第三个价值部分，形成这个部类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的源泉。

　　第一个组成部分，按亚·斯密的说法，就是在这个第一部类中所使用的一切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部分，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显然要从纯收入中排除掉，决不可能成为纯收入的一部分”。它总是作为资本，而从不作为收入执行职能。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单个资本家的“固定资本”都和社会的固定资本没有区别。但社会年产品中由生产资料构成的其他价值部分，——因而也是作为这个生产资料总量的相应部分而存在的价值部分，——固然同时形成一切参与这种生产的当事人的收入，即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租。但是对社会来说，它们不是形成收入，而是形成资本，虽然社会的这个年产品只是由该社会所属各单个资本家的产品的总和构成。这些产品，按照它们的性质，通常只能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甚至那些在必要时可以作为消费资料执行职能的产品，也是要作为新生产时的原料或辅助材料来用的。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即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不过不是在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而是在它们的使用者手中，那就是：

　　III. 在第二部类资本家即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者手中。它们为这些资本家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时用掉的资本（指的是不转化为劳动力，从而不是由这个第二部类工人的工资总额构成的那部分资本）；而这个用掉的资本，现在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处在那些生产这种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手中，从它这方面说，也就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又形成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其收入的消费基金。

　　如果亚·斯密的分析达到了这一步，那么，离全部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差无几了。他已经接近问题的实质，因为他已经指出，社会全部年产品由以构成的商品资本中的一种商品资本（生产资料）的某些价值部分，虽然形成从事这种生产的单个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但并不形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种商品资本（消费资料）的价值部分，虽然对它的单个所有者即在这个投资领域内活动的资本家来说，形成资本价值，但只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仅就以上所说已经可以得出：

　　第一，虽然社会资本只等于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因而社会的年商品产品（或商品资本）也等于这些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的总和；因而，虽然商品价值之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适用于各单个商品资本，也必定适用于并且结果也确实适用于整个社会的商品资本，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

　　第二，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也不仅有工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有新的不变资本价值的直接生产；虽然工作日只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工人用来补偿可变资本，事实上就是为他的劳动力的购买生产一个等价物，而另一部分由工人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等等）。就是说，每天在生产资料再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其价值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是实现在新的生产资料上的，这些新的生产资料用来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时用掉的不变资本部分。

　　主要的困难——绝大部分已经由以上的说明解决了——不是发生在对积累的考察上，而是发生在对简单再生产的考察上。因此，亚·斯密（第2篇）和以前的魁奈（《经济表》），每当研究社会年产品的运动和它的以流通为中介的再生产时，都是从简单再生产出发的。

(1)为了使读者对“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一语不致迷惑不解，可以用下面这几句话来说明亚·斯密本人是怎样解释的：例如，在海鱼的价格中，没有加入地租，而只加入工资和利润；在苏格兰玛瑙的价格中，只加入工资。他说：“在苏格兰的一些地区，贫民以在海滨捡拾各种色彩的通称苏格兰玛瑙的小石子为业。石雕业主付给他们的小石子的价格，只由他们的工资构成，因为地租和利润都不形成这种价格的任何部分。”
89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版中，接下去还有下面一段话：“关于斯密对固定资本的解释，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种主张，即固定资本是投入生产过程中的预付的工业资本的一部分，正如斯密在第187页所说的，‘其特性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或者如斯密在第185页所说，它‘留在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404。

2. 斯密把交换价值分解为v＋m

　　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而且我们确实也能够把利润和地租还原为一个我们叫做m的共同单位。这样做是亚·斯密所明确许可的，这可以由以下的引文来证明。在这些引文中，我们首先撇开一切次要之点，也就是撇开一切同这一教条——商品价值完全是由我们用v＋m来表示的要素构成——似乎相背离或实际相背离的东西。

　　在制造业中：

　　“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他们的雇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材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第1篇第6章第40、41页）——“虽然制造业者〔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他的业主预付的，但实际上业主并不花费什么，因为这种工资的价值连同利润，通常保留在有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物品的增大了的价值中。”（第2篇第3章第221页）

　　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雇主〕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第2篇第3章第223页）。

　　亚·斯密在刚才引述的这一章中明确地说：

　　“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自然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部分，首先用来补偿资本，更新那些已经从资本中取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成品；另一部分则用来形成收入，——或是作为这个资本的所有者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另一个人的土地的地租。”（第222页）

　　只有一部分资本，即为购买生产劳动所耗费的那部分资本，像亚·斯密刚才所说的那样，同时又形成某人的收入。这部分资本——可变资本——先是在雇主手中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然后又为生产工人自己“形成收入”。资本家把他的一部分资本价值转化为劳动力，并且正是由此转化为可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转化，不仅这部分资本，而且他的全部资本，才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工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手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为生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的收入的唯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买者资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资本家只是在表面上预付劳动力的购买价格，因为它的价值已经事先由工人提供给他了。

　　亚·斯密告诉我们制造业中产品的价值＝v＋m（这里的m＝资本家的利润）后，又告诉我们说，在农业中，工人除了

　　“再生产一个等于他们自己的消费或雇用他们的〔可变〕资本以及资本家利润的价值”以外，“通常还会超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和他的全部利润，再生产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第2篇第5章第243页）。

　　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这件事，和我们这里考察的问题毫无关系。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之前，必然在租地农场主手里，即在产业资本家手里。它在成为某个人的收入之前，必然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亚·斯密那里，地租和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是由生产工人在不断再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即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同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所以，地租和利润是剩余价值m的部分，因此，在亚·斯密那里，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v＋m。

　　一切商品（从而年商品产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加地租这个教条，在斯密著作中时常表露的内在的部分里，甚至采取了这样的形式：每一个商品从而社会年商品产品的价值＝v＋m，＝投在劳动力上的并由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价值加上由工人通过他们的劳动追加的剩余价值。

　　亚·斯密得出的这个最后结果，同时向我们泄露了——见后面——他对商品价值可以分解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片面分析的来源。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同时是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不同阶级的不同的收入源泉这种情况，却和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量的规定，以及它们的价值总和的界限，都没有关系。

　　亚·斯密说：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任何其他一种收入，最终地都是从其中某一个派生出来的。”（第1篇第6章第43页）

　　他这样一说，就把各式各样的混乱堆积在一起了。

　　1. 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首先只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和那些原始的收入相对而言，表现为派生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的派生的收入的接受人，是靠他们作为国王、牧师、教授、娼妓、士兵等等的社会职能来取得这种收入的，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职能看做是他们的收入的原始源泉。

　　2. ——正是在这里，亚·斯密的可笑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首先正确地规定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然后证明这些组成部分形成同样多的不同的收入源泉之后⁽¹⁾，在这样从价值引出收入之后，他又反过来，使收入由“组成部分”变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而这在他那里是占主导地位的见解——，这样一来，他就为庸俗经济学大开了方便之门。（见我们的罗雪尔的著作⁹⁰。）

(1) 这一句话，我是照手稿逐字抄录下来的，虽然就这里的上下文来看，它好像既和上文有矛盾也和下文有矛盾。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将会在后面第四项《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中得到解决。——弗·恩·
90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马克思在第VII笔记本中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摘录笔记中有对《国民经济学原理》作的摘录。——413。

3. 不变资本部分

　　现在让我们看看，亚·斯密企图用什么魔术，把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

　　“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这个价值组成部分的起源，和这个部分付给土地所有者并以地租形式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毫无关系，就像其他价值组成部分的起源，和这些部分作为利润和工资形成收入的源泉毫无关系一样。

　　“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他还加上役畜！〕的工资或给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seem，确实是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¹⁾

　　这全部价格，即它的量的规定，和它在三种人中间进行的分配绝对无关。

　　“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他指的是工资〕和利润。”（第1篇第6章第42页）

　　这些就是亚·斯密用来论证他那令人惊异的学说所说的一切原话，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他在所举的例子中承认，谷物的价格不仅由v＋m构成，而且也由生产谷物时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即由一个不是被租地农场主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构成。但是，他说，这一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格，和谷物的价格一样，也分为v＋m；不过亚·斯密忘记加上一句：此外，还分为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本身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他引导我们由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又由另一个生产部门到第三个生产部门。商品的全部价格“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v＋m这个论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遁词，否则他就得证明，价格直接分解为c（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v＋m的商品产品，最后会由这样一类商品产品来补偿，它们全部补偿“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但它们本身相反地只需花费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就能生产出来。如果这样，后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就直接＝v＋m。因而前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c＋v＋m（c代表不变资本部分），也就最后可分解为v＋m。亚·斯密自己也不相信，他用苏格兰玛瑙采集者⁽²⁾的例子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证明。照他的说法，这种采集者1. 不提供任何种类的剩余价值，而只生产他们自己的工资；2. 不使用生产资料（但是他们也使用篮子、口袋以及其他容器这类形式的生产资料装运玛瑙）。

　　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亚·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他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转化为劳动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大于这个资本本身的价值。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亚·斯密说，这是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把一个价值加到他们所加工的物品中去，这个价值除了为他们自己的购买价格形成一个等价物之外，还形成一个不归他们而归他们的雇主所得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但是，这也就是他们所完成并且能够完成的一切。一天的产业劳动是如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在一年当中推动的劳动也是如此。因此，年社会价值产品的总量，只能分解为v＋m，分解为一个等价物和一个追加价值，前者工人用来补偿作为他们自己的购买价格而耗费的资本价值，后者工人必须作为这个资本价值的超额部分提供给他们的雇主。但商品的这两个价值要素同时又形成参与再生产的不同阶级的收入源泉：前者形成工资，即工人的收入；后者形成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被产业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保留在自己手里，另一部分则被作为地租让出，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既然年价值产品除v＋m之外不包含任何其他要素，那么，还有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简单再生产。既然年劳动的总量分解为再生产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所需要的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劳动，那么，生产那个不是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的劳动，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情况有如下述：

　　1. 亚·斯密是用雇佣工人加进（adds）劳动对象中去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加进“材料”中去的劳动量，因为他所考察的是那种本身就是加工劳动产品的制造业；但这丝毫也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工人加进（这个“adds”是亚·斯密的用语）一物中去的价值，和这个被加进价值的物在这种加进之前本身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毫无关系。因此，工人以商品形式创造了价值产品；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这个价值产品一部分是他的工资的等价物，因而这一部分由他的工资的价值量决定；工人必须根据这个价值量的大小加进或多或少的劳动，以便生产或再生产一个和他的工资价值相等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工人还要超出这样决定的界限，加进更多的劳动，为雇用他的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无论是完全保留在资本家手中，还是有一部分由资本家让给第三者，都绝对不会影响这个由雇佣工人加进的剩余价值的质的规定（它毕竟是剩余价值）和量的规定（大小）。它是价值，和产品价值的任何其他部分都一样，不过有一点不同：工人为此没有得到而且以后也不会得到任何等价物，相反地，资本家不付等价物就占有这个价值。商品的总价值是由工人在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总价值的一部分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等于工资的价值，即它是工资的等价物。因此，第二部分，即剩余价值，也必然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等于产品总价值减去其中作为工资等价物的价值部分，即等于生产商品时创造的价值产品超过其中所包含的等于他的工资等价物的价值部分而形成的余额。

　　2. 每一单个工人在一个单个产业企业内生产的商品是如此，一切生产部门合在一起的年产品也是如此。一个单个生产工人一天的劳动是如此，整个生产工人阶级所推动的年劳动也是如此。这个年劳动把耗费的年劳动的量所决定的总价值“固定”（斯密的用语）在年产品中，而这个总价值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年劳动中工人阶级用来为他们的年工资创造等价物，事实上就是创造这个工资本身的部分决定的；另一部分是由年劳动中工人用来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追加的部分决定的。因此，年产品中包含的年价值产品只由两个要素构成：工人阶级取得的年工资的等价物和每年为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剩余价值。但年工资形成工人阶级的收入，年剩余价值额则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因而二者代表年消费基金的两个相对的部分（这个观点在说明简单再生产时是正确的），并且在年消费基金中得到实现。这样一来，就没有为不变的资本价值，为那个以生产资料形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再生产，留下任何地盘。但是亚·斯密在他著作的序论中明确地说，商品价值中一切作为收入执行职能的部分，和用于社会消费基金的年劳动产品是一致的：

　　“全体人民的收入是由什么构成的？或者说……供给（supplied）他们年消费的基金的性质是怎样的？说明这一点是本书前四篇的目的”（第12页）。

　　并且，序论的开头第一句就是：

　　“每一个国家的年劳动，本来就是提供该国一年当中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的源泉，而这些生活资料总是要么由这个劳动的直接产品构成，要么由用这个产品从别国购进的物品构成。”（第11页）

　　亚·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劳动的产品；前者除此以外，还包含在生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生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它们的价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是它再生产的。亚·斯密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从而巧妙地赶走了年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这种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观点的另一个错误上：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而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物品（使用价值）。每年生产的商品的总额，即全部年产品，是过去一年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这一切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社会地使用的劳动已经在各种有用劳动的一个枝杈繁多的系统中耗费。只是因为如此，在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才得以保留在它们的总价值中，而以新的实物形式再现出来。因此，全部年产品是当年耗费的有用劳动的结果，但年产品价值只有一部分是当年创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

　　因此，既然亚·斯密在上述的引语中说：

　　“每一个国家的年劳动，本来就是提供该国一年当中消费的全部生活资料的源泉……”

　　那他就是片面地站在单纯的有用劳动的立场上，诚然，这种劳动使这一切生活资料取得可以消费的形式。但是，这里他忘记了，如果没有前几年留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帮助，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形成价值的“年劳动”，无论如何也没有创造它所完成的产品的全部价值；他忘记了，价值产品是小于产品价值的。

　　固然我们不能责备亚·斯密，说他在这种分析上并不比他所有的后继者高明（虽然在重农学派那里已经可以看到正确解决问题的苗头），但是，他却继续迷失在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关于商品价值，他的“内在的”见解不断和他的在广度上占优势的外在的见解纠缠在一起，但他的科学本能还不时地让内在的观点一再表露出来。

(1)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说亚当在举例上的特别不幸。谷物价值之所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因为役畜消费的饲料被看成是役畜的工资，役畜则被看成是雇佣工人，因而雇佣工人也就被看成是役畜。（这个补注采自第II稿）
(2) 见本卷第402页注（38）。——编者注

4. 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

　　每一个商品（从而年产品）中只形成工资等价物的那部分价值，等于资本家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即等于他预付的总资本中的可变组成部分。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提供的商品中新生产的价值组成部分，把预付资本价值的这个组成部分收回。不管这种可变资本是不是在这种意义上预付的，即资本家在产品尚未完成以供出售之前，或在产品虽已完成但还未被资本家卖掉之前，就用货币支付了产品中属于工人的份额，不管他是不是用他通过出售工人所提供的商品已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给工人，也不管他是不是通过信贷已经预先得到这个货币，——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家都要支出以货币形式流到工人手中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又在他的商品的这样一个价值部分上占有这个资本价值的等价物，在这个价值部分上，工人重新生产出商品总价值中属于他自己的部分，换句话说，生产出自己工资的价值。资本家不是用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而是用货币把这个价值部分支付给工人。因此，对资本家来说，他的预付资本价值的可变组成部分，现在已处在商品形式中，而工人则以货币形式取得了他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

　　因此，当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中通过购买劳动力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而执行职能，并通过这种力的耗费，作为新的价值以商品形式重新生产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预付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即预付资本价值的新生产！——的时候，工人也就把他所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耗费在生活资料上，耗费在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的各种资料上。一个和可变资本相等的货币额，形成他的所得，因而形成他的收入，这种收入能持续多久，要看他能够在多长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雇佣工人的商品——他的劳动力本身——在并入资本家的资本，发挥资本作用时，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另一方面，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以货币资本形式支出的资本，在劳动力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则起收入的作用。

　　在这里，几种不同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亚·斯密并没有加以区分。

　　第一，属于流通过程的几种行为：工人把他的商品即劳动力卖给资本家；资本家购买这个商品所用的货币，对资本家来说，是为增殖价值所投入的货币，也就是货币资本；它不是被花掉，而是被预付。（这就是“预付”——重农学派所说的“avance”——的真正含义，这和资本家从哪里弄到这笔货币完全无关。资本家为生产过程支付的每一个价值，对他来说都是预付，而不管他是事前支付还是事后支付；它是为生产过程本身预付的。）这里发生的情形，只不过是任何商品出售时发生的情形：卖者交出一个使用价值（在这里是劳动力），而以货币形式得到它的价值（实现它的价格）；买者交出货币，而得到商品本身，——在这里就是劳动力。

　　第二，在生产过程中，所购买的劳动力现在形成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工人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这个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实物形式，而和这个资本的处在生产资料实物形式上的各要素相区别。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通过耗费他的劳动力，把一个价值加进被他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中，这个价值等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以商品形式为资本家再生产资本家以工资形式预付或要预付给他的那部分资本；为资本家生产这部分资本的等价物；也就是说，为资本家生产一个他在购买劳动力时能够重新“预付”的资本。

　　第三，因此，在出售商品时，商品出售价格的一部分为资本家补偿他预付的可变资本，从而既使资本家能够重新购买劳动力，也使工人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

　　在一切商品买卖中，如果只是考察这种交易本身，那么，卖者用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干什么，买者用买到的使用物品干什么，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如果只是考察流通过程，那么，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为他再生产资本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的购买价格获得的货币则形成工人的收入，这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工人的交易品即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量，既不会因为它形成他的“收入”而受到影响，也不会因为他的交易品在买者使用时为这个买者再生产资本价值而受到影响。

　　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即这种商品的相应的出售价格——是由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本身在这里又是由生产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也就是维持工人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所以工资成了工人赖以生活的收入。

　　亚·斯密所说的（第223页），是完全错误的：

　　“维持生产劳动所使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资本家〕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 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

　　资本家用来支付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货币，所以能“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他由此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而只有这样，他的资本才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我们应当分清：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并且在工人能不断地反复出卖它的时候，它构成工人的收入；在它卖掉之后，在资本家手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它执行资本的职能。劳动力在这里起双重作用：在工人手中，它是按价值出卖的商品；在购买它的资本家手中，它是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力。但是，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货币，是工人在把自己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使用之后，是在劳动力已经在劳动产品的价值中实现之后，才得到的。资本家在支付这个价值之前，已经取得了它。因此，不是货币执行双重职能：首先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然后又作为工资。而是劳动力执行了双重职能：首先是在劳动力的出卖时作为商品（在约定应付的工资的情况下，货币只起观念的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时它还根本不需要在资本家手中）；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即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把那个应支付给工人的等价物支付给工人之前，劳动力已经以商品形式把这个等价物提供出来了。因此，资本家用来支付工人报酬的支付基金，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

　　工人把得到的货币又花掉，以便维持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整体来考察——给资本家维持一种工具，只有靠这种工具，资本家才能够仍旧是资本家。

　　因此，一方面，劳动力的不断买和卖，使劳动力永远充当资本的要素，由于这一点，资本就表现为商品的创造者，即具有价值的使用物品的创造者；其次，由于这一点，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就由劳动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断地生产出来，也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地创造出用来对他进行支付的资本基金。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不断出卖，成为工人维持生活的不断更新的源泉，于是，他的劳动力就表现为他取得自己赖以生活的收入的能力。在这里，收入只不过意味着通过不断地反复出卖一种商品（劳动力）而占有价值，而这些价值本身仅仅是用来不断再生产出这种要出卖的商品。亚·斯密说，对工人自己创造的产品中的一部分价值，资本家以工资形式付给他一个等价物，这部分价值成为工人收入的源泉。就这一点说，斯密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改变商品的这部分价值的性质或大小，就像生产资料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它本身的价值，一条直线作为三角形底边或椭圆直径并不改变它本身的性质和长短一样。劳动力的价值完全同那些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是不受上述情况的影响而决定的。商品的这部分价值，既不是由作为一个构成这部分价值的独立因素的收入组成，也不分解为收入。虽然这个由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新价值，形成工人收入的源泉，但是他的收入并不反过来形成他所生产的新价值的组成部分。在他所创造的新价值中支付给他的那部分的量，决定他的收入的价值大小，而不是相反。这部分新价值形成他的收入这一点，只是表明这部分价值变成什么，表明它的用途的性质，而和它的形成无关，就像和任何其他价值的形成无关一样。假设我每周收入10塔勒，这个每周的收入的情况，既不会改变这10塔勒的价值性质，也不会改变它们的价值量。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是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等于再生产他的生活条件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这个情况是这种商品（劳动力）的特征，但并不比以下的事实具有更多的特征：役畜的价值是由维持役畜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是由生产这种生活资料所必要的人类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亚·斯密在这里遭遇的全部不幸，都是“收入”这个范畴造成的。在他那里，不同种类的收入就是每年生产的、新形成的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而反过来，这个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分解成的两部分——他购买劳动时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和另一个也属于他但不费他分文的价值部分即剩余价值——，则是收入的源泉。可变资本的等价物重新预付在劳动力上面，就这一点说，形成工人的工资形式的收入；另一部分，即剩余价值，因为不必为资本家补偿任何预付资本，可以由资本家用在消费资料（必需品和奢侈品）上，作为收入消费掉，而不形成任何种类的资本价值。这种收入的前提是商品价值本身，而商品价值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区别，对资本家来说，只在于其中一部分是为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等价物，另一部分则是超过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二者都不外是由在商品生产中支出的、在劳动中推动的劳动力构成的。它们都是由支出——劳动的支出——构成，而不是由收入构成。

　　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不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这是一种颠倒。按照这种颠倒的看法：商品价值好像是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的；这各种收入是互不影响地决定的，而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收入的价值量加在一起决定的。但是现在要问，被认为是商品价值源泉的各种收入，它们各自的价值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就工资说，它是可以决定的，因为工资是它的商品即劳动力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可以由再生产这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决定。但剩余价值，或者在亚·斯密那里确切地说是它的两个形式，即利润和地租，又怎样才可以决定呢？在这方面，亚·斯密只是说了一些空话。他时而把工资和剩余价值（或工资和利润）说成是商品价值或价格由以构成的两个组成部分，时而——并且往往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又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分解”成的两个部分。但这就是反过来说，商品价值是事先既定的，这个既定价值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收入形式，归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的人所有。这个说法和价值由这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说法，决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任意确定三条不同直线的长短，然后用这三条线作为“组成部分”，构成同这三条直线之和一样长的第四条直线；另一方面，如果我取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为了某种目的把它分成也可以说“分解”成三个不同的部分，那么，这两种情况决不是同一程序。在前一个场合，线的长短完全随构成此线的那三条线的长短而变化；在后一个场合，线的三个部分的长短一开始就由它们是一条一定长度的线的各个部分而受到限制。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坚持亚·斯密叙述中的正确部分，即包含在社会的年商品产品中（像包含在任何一个单个商品中，或日产品、周产品等等中一样）的、由年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也就是用来重新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加上资本家能够——在简单再生产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他的个人消费资料上实现的剩余价值；其次，如果我们又注意到，亚·斯密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即作为劳动力的支出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即以有用的、合乎目的的形式支出的劳动混为一谈，那么，全部概念就归结为：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劳动的产物；从而年劳动产品的价值或社会的年商品产品的价值，也是劳动的产物。但是，因为一切劳动都分解为：1. 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工人只为购买他的劳动力时预付的资本再生产一个等价物；2. 剩余劳动，工人通过这种劳动为资本家提供一个后者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的价值，也就是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所以，一切商品价值也就只能分解为这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因而最终地作为工资形成工人阶级的收入，作为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收入。至于不变资本价值，即在年产品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么，虽然［亚·斯密］不能说明（除了用一句空话，说资本家在出售他的商品时把这个价值算到买者的账上）这个价值怎样加入新产品的价值，但是，既然生产资料本身是劳动的产物，这部分价值本身最终地也只能由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构成，由必要劳动的产物和剩余劳动的产物构成。如果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它们的使用者手中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那么，这也并不妨碍它们“最初”（如果我们对它们追根究底的话）在另一个人手中——虽然是在以前——是可以分成这两个价值部分的，也就是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收入源泉的。

　　这里包括一个正确的观点：事物在社会资本即单个资本的总和的运动中的表现，和它从每个个别考察的资本来看的表现，也就是从每一单个资本家角度来看时的表现，是不同的。对每一单个资本家来说，商品价值分解为1. 不变要素（斯密所说的第四要素）；2. 工资和剩余价值之和，或工资、利润和地租之和。而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斯密的第四要素即不变资本价值，就消失了。

5. 总结

　　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形成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个荒谬的公式，在亚·斯密那里，是来源于下面这个似乎较为可信的公式：商品价值分解为这三个组成部分。但是后一种说法，即使假设商品价值只能分成所消费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和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错误的。不过，错误在这里又是建立在更为深刻而真实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生产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然后劳动力在资本家手中只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一个要素来执行职能。这个属于流通的交易，即劳动力的卖和买，不仅引出生产过程，而且也必然地决定生产过程的独特的性质。使用价值的生产，甚至商品的生产（因为这种生产也可以由独立的生产工人进行），在这里只是为资本家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分析生产过程时已经知道，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怎样决定着1. 每天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2.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部社会的和技术的形态。正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价值（不变资本价值）的单纯保存，预付价值（劳动力的等价物）的现实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即资本家事先和事后都没有为之预付任何等价物的价值）的生产三者互相区别开来。

　　虽然剩余价值——超过资本家预付价值的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的占有，是由劳动力的买和卖引出的，但这种占有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一种行为，并且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的要素。

　　形成流通行为的先导行为，即劳动力的买和卖，本身又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

　　但同时，剩余价值的这种占有，或价值生产分为预付价值的再生产和不补偿任何等价物的新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丝毫也不影响价值实体本身和价值生产的性质。价值实体不外是而且始终不外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即和这种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无关的劳动——，而价值生产不外就是这种耗费的过程。例如，一个农奴在六天当中耗费了劳动力，他劳动六天。这种耗费的事实本身，不会因为他例如其中三天是在自己的田里为自己干活，另外三天是在地主的田里为地主干活，而发生变化。他为自己干的自愿劳动，和为地主干的强制劳动，同样都是劳动；如果我们对他这六天的劳动从它所创造的价值或从它所创造的有用产品来考察，那我们就看不出他这六天的劳动有什么差别。差别只涉及一点：在六天劳动时间内，农奴的劳动力在一半时间内的耗费和在另一半时间内的耗费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情形也是这样。

　　生产过程消失在商品中。在商品生产中耗费了劳动力这一事实，现在表现为商品的物的属性，即商品具有价值的属性；这个价值的量，是由所耗费的劳动的量来计量的；商品价值不分解为任何别的东西，也不由任何别的东西构成。如果我画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那我首先是用那种按照某些不以我为转移的规则（规律）的画法“生产”（当然只是象征性地“生产”，这一点我事先就知道）一条直线。如果我把这条线分成三段（为的是再和我们当前的问题相适应），这三段的每一段仍然是直线；由这三段线构成的整个这条线，并不会因这种分割而变成和直线不同的东西，例如某种曲线。同样，我在分割一条一定长度的线时，也不能使它的各段线之和比未分割的原线长。因此，未分割的原线的长度，也不是由各段线的随意决定的长度决定的。相反，各段线的相对长度一开始就受到由各段线构成的原线的长度的限制。

　　就上述意义而言，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和独立劳动者或劳动者公社或奴隶所生产的商品，没有任何差别。但在我们这个场合，全部劳动产品及其全部价值是属于资本家的。和任何其他生产者一样，他先要把商品卖掉，使它转化为货币，才有可能完成进一步的行为；他必须把商品转化成一般等价物的形式。——

　　我们考察一下转化为货币以前的商品产品。它全部属于资本家。另一方面，作为有用的劳动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它完全是过去的劳动过程的产物。它的价值却不是这样。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只是生产商品时耗费掉的生产资料以新形式再现的价值；这部分价值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因为生产资料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就具有这个价值，这是和这个生产过程无关的；生产资料是作为这个价值的承担者进入这个过程的；进行更新和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个价值的表现形式。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形成他所预付的在生产商品时消费掉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价值的等价物。它原先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现在则作为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存在。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这个现在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就必须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转化为它原来的、由生产过程和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这个价值的资本职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价值性质。——

　　商品价值的第二个部分，是雇佣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价值。它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是决定了的，是和劳动力所要进入的生产过程无关的；在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之前，它在流通行为中，即在劳动力的买卖中已经固定下来。雇佣工人通过执行他的职能——他的劳动力的耗费——生产出一个与资本家为使用他的劳动力应支付给他的价值相等的商品价值。工人以商品形式把这个价值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货币形式把它支付给工人。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只是他应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如下的事实：这部分价值是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商品价值，它和剩余价值一样，都是由劳动力的以往的耗费构成的。同样，这个事实也不受下述情况的影响：资本家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对工人来说，采取收入的形式；由此不仅劳动力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且雇佣工人阶级本身，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但是，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并不构成全部商品价值。在二者之外，还有一个余额：剩余价值。这个价值，和补偿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一样，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凝固的劳动。不过，它并不需要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即资本家花费分文。这种情况实际上使资本家能够把这个价值全部作为收入消费掉，除非他要从中取出某些部分，转给另外的参与者，比如作为地租转给土地所有者，这时，这些部分就形成这种第三者的收入。这同一情况也就是我们的资本家所以要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但是，无论是他原来猎取剩余价值的善良意图，还是这种剩余价值后来被他和其他人作为收入用掉，都不会影响到剩余价值本身。它们改变不了剩余价值是凝固的无酬劳动这一事实，也改变不了剩余价值的量，这个量是由完全不同的条件决定的。

　　但是，如果亚·斯密想要像他所做的那样，在考察商品价值的时候，就研究商品价值的不同部分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那很清楚，当某些部分执行收入的职能时，另外的部分同样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按照他的逻辑，这些部分也应该称为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或商品价值分解成的部分。

　　亚·斯密把一般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生产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劳动一开始就是雇佣劳动，因此，

　　“有用的和生产的工人的人数到处……都和用来使他们就业的资本的量成比例”（序论第12页）。

　　总之，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开始就是戴着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面具出现的。因此，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也直接与这种考虑相一致：一方面这个价值在什么程度之内只是所花费的资本的等价物；另一方面它在什么程度之内是“免费的”、不补偿任何预付资本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从这个观点加以互相比较的各部分商品价值，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它的独立的“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地转化为“一切价值的源泉”。进一步的结论是，商品价值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或“分解为”不同种类的收入，这样一来，不是收入由商品价值组成，而是商品价值由“收入”组成。但是，正如商品价值或货币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商品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性质或货币作为货币的性质一样，商品价值后来执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收入的职能，也并不改变商品价值的性质。亚·斯密所要研究的商品，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它除了包含生产商品时消耗的资本价值，还包含剩余价值），也就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本应该先分析这个生产过程，从而分析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本身又是商品流通，所以，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就要撇开这个生产过程，事先分析商品。亚·斯密有时“内在地”抓到了正确的东西，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也只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在分析商品资本的时候，才考虑价值的生产。

III. 以后的经济学家⁽¹⁾

　　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地重复亚·斯密的理论：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的。”（《原理》第163页）

　　事实上，李嘉图完全接受了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他和斯密争论的问题是，1. 关于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把地租排除在剩余价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2. 李嘉图把商品价格分解为这些组成部分。因此，价值量是前提。他假定各组成部分之和是一个既定量，并以它为出发点，而亚·斯密却相反，他常常背离自己固有的比较深刻的见解，总是事后由各个组成部分相加得出商品的价值量。

　　拉姆赛反对李嘉图，他说：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74页）

　　拉姆赛所说的固定资本，正是我所说的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它虽然用来制造处在加工过程中的商品，但不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第59页）

　　亚·斯密把商品的价值，从而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分解为单纯的收入，但是他反对从这种论断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全部年产品都可以被消费掉。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萨伊和麦克库洛赫之流去做。

　　萨伊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资本预付就是或曾经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和纯产品；总产品和纯产品的区别纯粹是主观上的，

　　“因此，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作为收入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版第2卷第64页）。“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工资在这里充当“勤劳者”的利润〕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而不像某派经济学家〔重农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第63页）

　　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施托尔希在原则上也接受亚·斯密的学说，但发现萨伊对这一学说的实际应用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本〔应该说是不变资本〕，那么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它的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 构成一个国家的〔不变〕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47、150页）⁹¹

　　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不变资本部分的存在，和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的，按照这种分析，商品价值只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并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只是通过萨伊他才弄清楚，这种价格分析导致荒谬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的最后一句话是：

　　“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并且事实上把对这种关系的特殊解释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科学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作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⁹²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解释。他们失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明确地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题就是片面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他惯有的妄自尊大，重复亚·斯密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1) 以下到本章结束这段增补，采自第II稿。
91 　马克思在1845年《布鲁塞尔笔记》中，对施托尔希这部著作作了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3卷。——433。
92 　安·舍尔比利埃的错误观点，见他的《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马克思对舍尔比利埃这部著作的摘录和评价，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02—1121页。——434。

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I. 问题的提出

　　如果⁽¹⁾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是它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么必定会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在这里，消费必然会起作用；因为起点W′＝W＋w，即商品资本，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所以，它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在G—W…P…W′—G′循环和P…W′—G′—W…P循环中，资本的运动是起点和终点：这一运动自然也包括消费，因为商品，即产品，必须出售。但是，只要商品已经出售，这个商品以后变成什么，对单个资本的运动是没有关系的。相反地，在W′…W′运动中，正是要通过说明这个总产品W′的每一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这里，总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以流通为中介的消费过程。

　　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在分析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假定，单个资本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把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然后，通过在商品市场上再购买各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满足于这个假定了。既然这些生产要素是物质的东西，那它们就同用来和它们交换并由它们来补偿的单个成品一样，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同各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这个过程发生，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因此，首先要研究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其次，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要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如果价格同价值发生偏离，这种情况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并不会有任何影响。虽然单个资本家这时分到的价值份额将不再和他们各自的预付额成比例，不再和他们每人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成比例，但总起来说，进行交换的仍然是同一产品量。至于价值革命，那么，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发生的，就不会改变全部年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发生的，就会成为干扰。第一，这种干扰只有在被看做是对保持不变的价值比例的偏离时，才能被认为是干扰；但是，第二，关于年产品价值以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以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规律一经证明，那么，价值革命，无论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上还是在可变资本的价值上发生，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执行着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因为原有价值将被另外的价值取而代之。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这种生产过程，在每一点上，都表现为一个单个资本的过程。说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态。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为总资本的结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

　　既然⁽²⁾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没有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是一种奇怪的假定，另一方面，生产条件在不同的年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假定它们是不变的），那么，规模不变的简单再生产就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前提是：一定价值的社会资本，今年和去年一样，再提供一样多的商品价值，满足一样多的需要，虽然商品的形式在再生产过程中可能改变。但是，只要有积累，简单再生产总是积累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就简单再生产本身进行考察，它是积累的一个现实因素。年产品的价值可以减少，而使用价值量不变；年产品的价值可以不变，而使用价值量减少；价值量和再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也可以同时减少。这一切就在于，再生产不是在比以前更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后者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再生产。这一切都只能涉及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量的方面，但不涉及它们作为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或作为再生产出来的收入在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1) 采自第II稿。
(2) 这一段采自第VIII稿。

II. 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¹⁾

　　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

　　I. 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II. 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拥有的所有不同生产部门，总合起来都形成一个单一的大的生产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另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两个生产部门各自使用的全部资本，都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大部类。

　　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成两个组成部分：

　　1. 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门使用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资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本身构成的，即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构成的。

　　2. 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分成固定资本：机器、工具、建筑物、役畜等等，流动不变资本：生产材料，如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c的价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劳动追加的价值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v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而形成剩余价值m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和每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c＋v＋m。

　　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c，是和生产上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不一致的。诚然，生产材料会全部消费掉，从而它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但是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会完全消费掉，因而只有这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固定资本的另一部分即机器、建筑物等等和以前一样继续存在并继续执行职能，虽然它的价值由于逐年损耗而减少。在我们考察产品价值时，继续执行职能的这部分固定资本,对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它是独立于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价值之外、和这个商品价值并存的一部分资本价值。这一点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已经作了说明（第一册第六章第192页⁹³）。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暂时撇开那里使用过的考察方法。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讲过，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失去的价值，会转移到在损耗期间生产的商品产品中去，不管这个固定资本在此期间是否有任何部分由于这种价值转移而得到实物补偿。相反地，在这里，在考察社会总产品及其价值时，我们不得不撇开，至少是暂时撇开固定资本在当年因损耗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没有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偿。在本章的后面有一节，我们将专门论述这一点。

　　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要以下列公式为基础，其中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m＝剩余价值，并且假定价值增殖率m/v＝100%。数字可以表示几百万马克，几百万法郎，或几百万镑。

　　I. 生产资料的生产：

　　资本…………………4 000c＋1 000v＝5 000，

　　商品产品……………4 000c＋1 000v＋1 000m＝6 000，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

　　II. 消费资料的生产：

　　资本…………………2 000c＋500v＝2 500，

　　商品产品……………2 000c＋500v＋500m＝3 000，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概括起来说，全年总商品产品：

　　I. 4 000c＋1 000v＋1 000m＝6 000生产资料；

　　II. 2 000c＋0 500v＋ 1500m＝3 000消费资料。

　　总价值＝9 000，按照假定，其中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

　　现在，如果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这里全部剩余价值都是非生产地消费掉）的各种必要的交换，并且先不考察作为交换中介的货币流通，那么，我们一开始就会得出三大要点：

　　1. 第II部类工人的工资500v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500m，必须用于消费资料。但是，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价值1 000的消费资料中，这种消费资料掌握在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手里，补偿预付的500v，并代表500m。因此，第II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在第II部类内部同第II部类的产品交换。这样，就有（500v＋500m）II＝1 000以消费资料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

　　2. 第I部类的1 000v＋1 000m，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即用于第II部类的产品。因此，它们必须同第II部类产品的其余的、数量与它们相等的不变资本部分2 000c交换。为此，第II部类会得到数额相等的生产资料，得到体现第I部类的1 000v＋1 000m的价值的第I部类产品。因此，就有2 000IIc和（1 000v＋1 000m）I从计算中消失。

　　3. 还剩下4 000Ic。它们由生产资料构成，只能用于第I部类，以便补偿该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要通过第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解决，就像（500v＋500m）II要通过第II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或通过第I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解决一样。

　　暂时说到这里，这些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下的叙述。

(1) 主要采自第II稿。公式采自第VIII稿。
9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35—237页。——440。

III. 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I（v＋m）和IIc的交换⁽¹⁾

　　我们从两个部类之间的大宗交换开始。（1 000v＋1 000m）I——这些价值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于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要和2 000IIc，即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价值交换。通过这种交换，第I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不变资本＝2 000从消费资料形式再转化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不变资本可以重新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为了价值增殖而作为不变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交换，第I部类的劳动力的等价物（1 000 Iv）和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1 000Im），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二者都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一种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

　　但这种互相交换是通过货币流通来完成的。货币流通成为交换的中介，同时也使这种交换难于理解，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可变资本部分必须一再表现为货币形式，即表现为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同时进行经营的一切生产部门，不论它们属于第I部类还是第II部类，可变资本都必须以货币形式来预付。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在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之前，但是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却是在约定的期限，在劳动力已经在使用价值的生产上消耗掉之后。就像产品价值的其余部分一样，产品价值中仅仅作为在劳动力报酬上支出的货币的等价物的那部分价值，即产品价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值，也是属于资本家的。在这部分价值中，工人已经把他的工资的等价物提供给资本家了。但是，只有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即把商品卖出去，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才能重新成为他可以为购买劳动力而重新预付的货币资本。

　　因此，在第I部类中，总体资本家已经支付给工人1 000镑（我说“镑”，只是为了表示它是货币形式的价值）＝1 000v，以偿付第I部类产品即工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中已经作为v部分存在的价值部分。工人用这1 000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同等价值的消费资料，这就把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半转化为货币；第II部类的资本家再用这1 000镑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价值1 000的生产资料；因此，对第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作为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可变资本价值＝1 000v，再转化成了货币，现在可以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重新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货币资本会转化为劳动力，即转化为生产资本中最重要的要素。这样，由于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一部分商品资本的实现，他们的可变资本就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m部分和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另一半交换时所需要的货币，它可以按不同的方式预付。实际上，这种流通包括两个部类的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无数个别的买和卖，而这种货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来自这些资本家，因为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量，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或者是，第II部类的一个资本家可以用他的和生产资本并存的货币资本，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或者是相反，第I部类的一个资本家把用于个人支出而非资本支出的货币基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正如前面第一篇和第二篇中已经指出的，前提是：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家手中除生产资本外，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或者作为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我们假定——比例如何，对我们这里的目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货币的一半由第II部类的资本家预付来购买生产资料，以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另一半则由第I部类的资本家为消费而支出。这样，第II部类预付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从而（连同上述来自第I部类的工人的1 000镑）用实物补偿它的不变资本的3/4；然后第I部类拿由此得到的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从而使第I部类由m构成的那部分商品资本的一半，完成w—g—w流通，这就使第I部类的这部分产品实现为消费基金。通过这第二个过程，500镑也就作为货币资本回到第II部类资本家手中，而同他的生产资本并存。另一方面，第I部类预期到它的商品资本中还作为库存产品的m部分的一半要出售，因而，在此以前，就支出货币500镑，来购买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第II部类又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从而用实物补偿了自己的全部不变资本（1 000＋500＋500＝2 000），而第I部类则使自己的全部剩余价值在消费资料中实现。总计起来，价值4 000镑的商品的交换就可以通过2 000镑的货币流通来进行。其所以是2 000镑，只是因为按照我们的叙述，全部年产品是作为几大部分一次进行交换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这一情况：第II部类不仅已经把它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形式，而且，除此以外，还使它为购买生产资料而预付到流通中去的500镑也回到它那里；同样，第I部类不仅再一次以货币形式得到它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生产的可变资本，即可以再直接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而且，除此以外，第I部类在它的资本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出售以前先用来购买消费资料的500镑也流回到它那里。但是，这500镑流回到它那里，不是由于已经用掉，而是由于它的商品产品中承担着一半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在以后售出。

　　在这两个场合，不仅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由产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即它唯一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同样，不仅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部分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剩余价值部分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形式，即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形式。而且，除此以外，第II部类为购买生产资料而预付的500镑货币资本——它是在相应的、补偿这500镑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出售以前预付的——，也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其次，第I部类为购买消费资料而预先用掉的500镑也流回到它那里。如果第II部类因预计到它的商品产品中的不变部分要出售而预付的货币以及第I部类因预计到它的商品产品中的剩余价值部分要出售而预付的货币，会分别流回到它们那里，那么，这只是因为一个部类的资本家除了把以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投入流通以外，另一部类的资本家除了把以第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以外，各以500镑货币投入了流通。最后，他们通过各自的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彼此付清了各自的款项。他们在自己商品的价值额以外作为这种商品交换的手段投入流通的货币，按照他们各自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的比例，从流通中回到他们手里。他们并不因此增加分文。第II部类原来有不变资本＝消费资料2 000＋货币500；它现在和以前一样，有生产资料2 000和货币500。同样，第I部类也和以前一样，有剩余价值1 000（以前由商品，生产资料构成，现在已转化为消费基金）＋货币500。——总的结论是：产业资本家为了促成他们自己的商品流通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无论是记在商品的不变价值部分的账上，还是记在存在于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在它作为收入花掉的时候）的账上，总是按照各个资本家为货币流通而预付的数额回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问题，那么，对第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在他们把可变资本用在工资上以后，可变资本首先以工人向他们提供的商品的形式存在。资本家已经以货币形式把可变资本作为工人劳动力的价格支付给工人。就这一点来说，资本家对他们商品产品中等于以货币形式支出的可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已经支付了报酬。因此，他们也是这部分商品产品的所有者。但是，他们使用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不是那部分工人阶级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买者；那部分工人阶级是第II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买者。因此，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直接回到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它要通过工人的购买，转到工人所必需的而又买得起的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即转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只有当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这种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时候，它才通过这种迂回的道路回到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

　　由此得出结论：在简单再生产中，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v＋m价值额（也就是第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IIc，也就是第II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I（v＋m）＝IIc。

(1) 以下又是第VIII稿。

IV. 第II部类内部的交换。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在第II部类商品产品的价值中，v＋m这一组成部分还要加以研究。考察这个组成部分，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无关。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每个单个资本主义商品产品的价值分为c＋v＋m的这种分割，即使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中介，在什么程度内同样也适用于全部年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I（v＋m）和IIc的交换来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我们以后对第I部类年商品产品中Ic的再生产的研究来解决。既然II（v＋m）以消费品的实物形式存在，既然第II部类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给工人的可变资本，总的来说要由工人用于消费资料，既然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商品价值的m部分实际上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那么，显而易见，第II部类的工人用他们从第II部类的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工资，买回他们自己产品中与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价值的数量相当的一部分。因此，第I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就把他们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完全好像他们付给工人的只不过是一种价值符号。一旦工人通过购买他们自己生产的、但属于资本家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来实现这种价值符号，这种价值符号就会回到资本家手中，不过，这种符号在这里不仅代表价值，而且也在它自己的金身或银身中具有这种价值。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是通过工人阶级作为买者和资本家阶级作为卖者出现的过程而流回的，关于这种回流，我们以后还要更详细地研究。这里要考察的，是另外一点，这在涉及可变资本怎样流回到它的起点时，必须加以说明。

　　年商品生产的第II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但是，按它们的产品来说，可分成两大分部类：

　　（a）消费资料。它们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但因为它们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虽然就其质量和价值来说，往往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不同。为了这里研究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分部类概括为必要消费资料这个项目。至于像烟草这一类产品，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不是必要消费资料，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习惯上认为它是必要消费资料就行了。

　　（b）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就前一个项目来说，很明显，为了生产该项目的种种商品而预付的可变资本，一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到第II部类中生产这些必要生活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家阶级（即IIa的资本家）手中。他们按照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的数额，把必要生活资料卖给他们自己的工人。尽管各有关产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很频繁的，并且通过这种交易流回的可变资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对第II部类资本家阶级的整个分部类a来说，这种回流是直接进行的。这是靠工人支出的货币直接提供流通手段的流通过程。而分部类IIb的情况却不同。我们这里考察的价值产品的整个部分，即IIb（v＋m），是以奢侈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Iv一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因此，这一分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以它的货币形式再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那种回流，不能直接进行，而是像Iv一样，必须间接进行。

　　例如，就像前面我们对整个第II部类所作的假定那样，假定：v＝500，m＝500；但可变资本和与之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如下：

　　分部类a：必要生活资料：v＝400，m＝400；这样，一个由必要消费资料构成的商品量的价值是400v＋400m＝800，或者是IIa（400v＋400m）。

　　分部类b：奢侈品，它的价值是100v＋100m＝200，或者是IIb （100v＋100m）。

　　IIb的工人得到了他们劳动力的报酬100货币，比如说，100镑。他们用这些货币向IIa的资本家购买数额100的消费资料。IIa的资本家阶级再用这些货币，向IIb购买商品100。从而，IIb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

　　在IIa，通过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工人的交换，已经有400v又以货币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此外，他们的产品中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有1/4转到了IIb的工人手中，以此换取了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IIb （100v）。

　　现在，如果我们假定，IIa的资本家和IIb的资本家，把他们的收入按相同的比例，分别用于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假定二者各以收入的3/5用于必要生活资料，2/5用于奢侈品，那么，分部类IIa的资本家以其剩余价值收入400m的3/5，就是说240，用于他们自己的产品即必要生活资料；以2/5＝160用于奢侈品。分部类IIb的资本家也按同样的比例，来分配他们的剩余价值＝100m，以3/5＝60用于必要生活资料，以2/5＝40用于奢侈品。后者是在他们自己的分部类内部生产和交换的。

　　用（IIa）m得到的奢侈品160是这样流到IIa的资本家手中的：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在（IIa）400m中，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100，和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等额的（IIb）v相交换，此外，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60，和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IIb）60m相交换。总计如下：

　　IIa：400v＋400m； IIb：100v＋100m。

　　1. 400v（a）由IIa的工人消费掉，它们就是IIa工人的产品（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工人从他们自己那个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那里购买这些产品。因此，货币400镑，即资本主义生产者作为工资付给自己的工人的可变资本价值400，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可以用这些货币重新购买劳动力。

　　2. 400m（a）中与100（vb）相等的部分，即剩余价值（a）的1/4，是这样在奢侈品中实现的：（b）的工人从他们那个部类（b）的资本家那里得到工资100镑，他们用这100镑购买m（a）的1/4，即购买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商品；a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奢侈品＝100v（b），即所生产的全部奢侈品的一半。这样，b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就以货币形式回到这些资本家手中。他们可以重新购买劳动力，并由此重新开始他们的再生产，因为整个第II部类的全部不变资本已经通过（Iv＋m）和IIc的交换而得到了补偿。生产奢侈品的工人的劳动力所以能够重新出卖，只是因为他们作为自己工资的等价物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产品，会被IIa的资本家取走，列入自己的消费基金，也就是变成了货币。（这同样适用于第I部类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和（Iv＋m）交换的IIc，既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也由奢侈品构成；通过（Iv＋m）而更新的东西，既包括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3. 我们现在来谈a和b之间的交换，这里只是指两个分部类资本家之间的交换。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解决了a的可变资本（400v）和一部分剩余价值（100m），以及b的可变资本（100v）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两个分部类资本家在花费他们的收入时的平均比例，是2/5用于奢侈品，3/5用于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因此，除了已经用于奢侈品的100，整个分部类a还有60要用于奢侈品，按照同一比例，b也有40要用于奢侈品。

　　因此，（IIa）m是这样分配的：240用于生活资料和160用于奢侈品＝240＋160＝400m（IIa）。

　　（IIb）m是这样分配的：60用于生活资料和40用于奢侈品：60＋40＝100m（IIb）。后面的40，是这个分部类的资本家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他们的剩余价值的2/5）中拿出来消费的；用于生活资料的60，是这个分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剩余产品60和60m（a）相交换而得到的。

　　因此，我们为第II部类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得出以下公式（其中分部类a的v＋m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分部类b的v＋m以奢侈品形式存在）：

　　II（a400v＋400m）＋IIb（100v＋100m）＝1 000；通过运动，按下列公式实现：500v（a＋b）〔在400v（a）和100m（a）中实现〕＋500m（a＋b）〔在300m（a）＋100v（b）＋100m（b）中实现〕＝1 000。

　　我们对a和b的实现，分别进行考察，就会得出：

　　为了简单起见，假定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同（顺便提一下，这并不是必要的）。这样，在v（a）＝400时，不变资本＝1 600，在v（b）＝100时，不变资本＝400。因此，关于第II部类的两个分部类a和b，我们得出下列公式：

　　（IIa）1 600c＋400v＋400m＝2 400

　　（IIb）1 400c＋100v＋100m＝2 600

　　总计：

　　2 000c＋500v＋500m＝3 000。

　　与此相适应，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要和2 000I（v＋m）交换的2 000IIc，其中有1 600用来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有400用来交换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因此，2 000 I（v＋m）本身也会这样分割：（800v＋800m）I作为a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1 600；（200v＋200m）I作为b的奢侈品的生产资料＝400。

　　不仅真正的劳动资料，而且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在两个分部类中，有很大部分是相同的。至于I（v＋m）全部产品的不同价值部分的交换，那么，这种划分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上述800 Iv还是200 Iv，都由于工资用在消费资料1 000 IIc上而实现。因此，为支付工资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流回时，也会在第I部类各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均衡地分配，即按照相应的比例再以货币形式补偿他们各自预付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至于1 000 Im的实现，那么，在这里，资本家也会均衡地（按照他们的m的大小比例）从IIc的整个后一半＝1 000取出具有消费资料形式的600 IIa和400 IIb；因此，为IIa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从600（cIIa）取出480（3/5）并从400（cIIb）取出320（2/5）＝800；为IIb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从600（cIIa）取出120（3/5）并从400（cIIb）取出80（2/5）＝200。总计＝1 000。

　　在这里，无论对于第I部类还是第II部类，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都是随便假定的。这个比例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及它们的分部类之间相同，也是随便假定的。只是为了简单起见，这里假定比例相同。即使假定比例不同，对问题的条件和它的解决方法，也绝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会得出以下必然的结论：

　　1. 年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创造的新价值产品（分成v＋m），等于年劳动的另一部分生产的产品价值所包含的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c。假如前者小于IIc，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就不能全部得到补偿；假如前者大于IIc，余额就不能利用。在这两个场合，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都会被违反。

　　2. 在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年产品中，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v，在它的获得者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人时，只能在一开始体现着必要生活资料的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必要生活资料中实现。因此，投入奢侈品生产的v，必须等于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生产的m中和它的价值量相适应的部分，因而就必然小于这整个m，即小于（IIa）m。只是由于这个v在这一部分m中实现，奢侈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所预付的可变资本才能以货币形式回到他们手中。这个现象和I（v＋m）在IIc中的实现是完全类似的；只是在这里，（IIb）v是在和它价值量相等的那一部分（IIa）m中实现的。既然全年总产品实际进入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再生产过程，所以这些比例关系在全年总产品的每一次分配中，都具有质的决定意义。I（v＋m）只能在IIc中实现，而作为生产资本组成部分执行职能的IIc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能得到更新；同样，（IIb）v只能在（IIa）m的一部分中实现，而（IIb）v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能再转化为它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言而喻，只有在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果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例如IIb的资本家不是靠信用从别处取得用于v的货币资本时，上述情况才适用。相反地，从量的方面说，年产品各部分之间的交换，只有在生产规模和价值关系保持静止状态，并且这些严格的比例关系不会由于对外贸易而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才能按上述比例进行。

　　如果有人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说什么I（v＋m）分解为IIc，而IIc分解为I（v＋m），或者用他的更常见也更荒谬的说法，说什么I（v＋m）形成IIc的价格（或价值，他称为“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而IIc形成I（v ＋m）价值的整个组成部分，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并且必须说，（IIb）v分解为（IIa）m，或者（IIa）m分解为（IIb）v，或者说（IIb）v形成IIa剩余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也是一样：剩余价值分解为工资，即可变资本，而可变资本形成剩余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谬论确实可以在亚·斯密那里看到，因为在他看来，工资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商品价值又是由它所包含的工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价值决定的。他专心注意资本主义基础上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所分成的部分，即v＋m，以致完全忘记了，以不同实物形式存在的等价物，无论由有酬劳动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对于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为生产它们而花费的劳动是一样多的；他还忘记了，尽管A的商品是一种生产资料，B的商品是一种消费资料，尽管这些商品出售以后，一个是作为资本组成部分执行职能，而另一个则进入消费基金，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即作为收入来消费，但这对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同样是没有关系的。各个买者如何使用他的商品，这不是商品交换的问题，不是流通领域的问题，也不涉及商品的价值。在分析全年社会总产品的流通时，必须研究该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确定用途，即消费因素，但上述情况绝不会由此而改变。

　　在上面所考察的（IIb）v和（IIa）m的一个等价部分的交换中，以及（IIa）m和（IIb）m之间的进一步的交换中，完全不必假定，资本家——不管他们是IIa和IIb的单个资本家，还是作为各分部类的资本家整体——是按同一比例在必要消费品和奢侈品之间分配他们的剩余价值。一个可以在这种消费上多用一些，另一个可以在那种消费上多用一些。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前提只是：一个和全部剩余价值相等的价值额在消费基金中实现。因此，界限是已定的。在每一部类之内，有的人在a上多用一些，有的人在b上多用一些；但是他们可以互相补偿，以致a和b这两个分部类的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按同一比例参加这两类物品的消费。价值关系——a和b这两类生产者在第II部类的产品总价值中各自所占的比例部分，从而提供上述产品的各生产部门间一定的量的关系——在每一具体场合，都必须是已定的。只有为举例而规定的比例，才是一种假定的比例。如果作另一种假定，也不会使各种质的因素发生变化，只有量的规定会改变。但如果由于某种情况，a和b的比例量发生了现实变化，那么，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也会相应地改变。

　　从（IIb）v在（IIa）m的一个等价部分中实现这一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年产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从而奢侈品生产中吸收的劳动力的数量越是增加，预付在（IIb）v上的可变资本要再转化为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因而在IIb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要生存和再生产——他们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供给——，也就越是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霍，越是要取决于这个阶级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

　　每一次危机都会暂时减少奢侈品的消费。危机使（IIb）v到货币资本的再转化延缓和停滞，使这种再转化只能部分地进行，从而有一部分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另一方面，必要消费资料的出售也会因此停滞和减少。这里完全撇开不说那些同时被解雇的非生产工人，他们由于为资本家服务而得到资本家奢侈支出的一部分（这些工人本身相应地也是奢侈品），特别是这些工人在必要生活资料等等的消费方面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欺诈盛行期间，情况正好相反。在这个时期，货币的表现在商品中的相对价值已由于其他原因（并不是由于现实的价值革命）而降低，所以，商品的价格不以商品本身的价值为转移而提高。不仅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此外，他们还会参加这类必要消费品的消费，其中绝大部分通常只对资本家阶级来说才是“必要”消费资料；而这些又会引起价格的提高。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风暴的预兆。⁽¹⁾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II（v＋m）在IIa和II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IIc在（IIa）c和（II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

　　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虽然攫取剩余价值表现为单个资本家的动机；但是，剩余价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在这里最终只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富的动机本身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相对立。实际上，问题表现得更复杂，因为掠夺物——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会作为独立于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出现。

(1) 供可能出现的洛贝尔图斯危机学说的信徒们参考。——弗·恩·

V. 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中介作用

　　根据上面的阐述，不同部类的生产者之间的流通，按下列公式进行：

　　1. 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

　　IIc＝2 000的流通已经完成，它已经和I（1 000v＋1 000m）相交换。

　　暂且把4 000Ic撇开不说，这样，在第II部类内部还有v＋m的流通。现在，II（v＋m）在IIa和IIb两个分部类之间的分割如下：

　　2. II 500v＋500m＝a（400v＋400m）＋b（100v＋100m）。

　　400v（a）的流通在它自己的分部类内部进行；由此得到报酬的工人，用这些报酬向他们的雇主即IIa的资本家，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

　　因为两个分部类的资本家都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3/5用于IIa的产品（必要生活资料），2/5用于IIb的产品（奢侈品），所以，a的剩余价值的3/5，即240，在分部类IIa内部消费；同样，b的剩余价值的2/5（以奢侈品形式生产和存在），也在分部类IIb内部消费。

　　因此，在IIa和IIb之间有待交换的是：

　　在IIa方面：160m，在IIb方面：100v＋60m。它们正好彼此相抵。IIb的工人，用他们得到的货币工资100向IIa购买数额100的必要生活资料。IIb的资本家，也用他们的剩余价值的3/5＝60，向IIa购买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IIa的资本家因此也得到了必要的货币，以便像上面假定的那样，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2/5＝160m，用于IIb所生产的奢侈品（100v和60m；100v是作为补偿所付工资的产品留在IIb的资本家手中的）。其公式如下：

　　括号内的数额，只在各分部类内部流通和消费。

　　预付在可变资本上的货币资本，只有对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IIa的资本家来说，才是直接流回的，这种情况不过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一般规律由某些特殊条件而引起变化的一种表现，按照这个规律，商品生产者预付在流通中的货币，在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会回到他自己手里。由此顺便可以得出：如果站在商品生产者背后的是一个货币资本家，这个货币资本家又把货币资本（这个字最精确的含义就是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预付给产业资本家，那么，这种货币的真正复归点就是这个货币资本家的钱袋。这样，虽然货币在流通中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人之手，但大量的流通货币却属于以银行等形式组织和积聚的货币资本部门。这个部门预付资本的方法，规定资本要不断以货币形式最后流回到它那里，虽然这种回流还要以产业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作为中介。

　　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流通过程在使用价值换位和转手之后并没有结束。货币并不因为它最终从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中退出来而消失。它不断地沉淀在商品空出来的流通位置上。”（第一册第三章第92页⁸²）

　　例如，在IIc和I（v＋m）之间的流通中，我们假定，第II部类为这个流通预付了500镑货币。大的社会的生产者群之间的流通，分解为无数的流通过程，其中，时而这一生产者群的某个人，时而那一生产者群的某个人，首先作为买者出现，从而把货币投入流通。把个别情况完全撇开不说，这已经由生产期间的差别，从而由不同商品资本的周转的差别决定了。现在，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同等价值额的生产资料，第I部类再向第II部类购买500镑消费资料；这些货币因此又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后者绝不会因为这种回流而更富有。它首先把500镑货币投入流通，并从流通中取出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然后又出售500镑商品，并从流通中取出同等价值额的货币；这样，500镑又流回来。事实上，第II部类投入流通的是500镑货币和500镑商品＝1 000镑；它也从流通中取出了500镑商品和500镑货币。为了使500镑商品（I）和500镑商品（II）相交换，流通所需要的只是500镑货币。这样，谁预付货币来购买别人的商品，谁就会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重新得到货币。所以，假如第I部类首先向第II部类购买500镑商品，然后再向第II部类出售500镑商品，那么这500镑将回到第I部类那里，而不是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第I部类投在工资上的货币，即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并不是在货币形式上直接地返回的，而是间接地、通过迂回的道路返回的。相反，在第II部类，500镑工资却直接从工人那里回到资本家手中，就像在同一些人彼此交替地作为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不断对立，反复进行买和卖时货币总是直接返回一样。第II部类的资本家以货币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他由此就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并且只是通过这种流通行为，即对资本家来说仅仅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通行为，才作为产业资本家而和作为他的雇佣工人的工人相对立。但是，起先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售者出现的工人，后来会作为买者，作为货币所有者，而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投在工资上的货币，也流回到资本家手中。只要这些商品的出售不包含欺诈等等，而是商品和货币进行等价交换，那么，这就不会是资本家借以发财致富的过程。资本家并不是支付给工人两次：先用货币，后用商品；一旦工人把货币换成资本家的商品，资本家的货币就回到自己手中。

　　然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资本，即预付在工资上的货币，在货币流通本身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得不挣一文吃一文，不能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任何长期的信贷，这样，各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周转期间尽管有差别，可变资本却要在某一短期内，例如一周，即在比较迅速地反复的期限内，同时在社会的无数不同地点，以货币形式预付（这个期限越短，通过这个渠道一次投入流通的货币总额相对地说也就越小）。在每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这样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意义的部分，这尤其是因为，同一些货币在流回起点之前要流过各种渠道，作为无数其他的营业的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考察I（v＋m）和IIc之间的流通。

　　第I部类的资本家预付1 000镑来支付工资，工人就用这1 000镑向第I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同一些货币再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于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回到他们手中；同时，第II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不变资本的一半，由商品资本的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第II部类的资本家再预付500镑货币，以便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资料；第I部类的资本家把这些货币用于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从而这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第II部类的资本家重新把这些货币预付，以便使他的已经转化为商品的不变资本的最后1/4，再转化为它的生产的实物形式。这些货币再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并重新用来向第II部类取得同等数额的消费资料；500镑因此又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现在，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以前一样，拥有500镑货币和2 000镑不变资本，但是，后者已经由商品资本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5 000镑商品量的流通是用1 500镑货币来完成的；就是说，1. 第I部类付给工人1 000镑，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2. 工人用这1 0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3. 第II部类再用这同一些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因此，第I部类又重新得到1 000镑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4. 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5. 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6. 第I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7. 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生活资料。因此，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这500镑是第II部类在商品形式的2 000镑以外另行投入流通的，而它没有为这500镑从流通中取出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¹⁾

　　因此，交换是这样进行的：

　　1. 第I部类支付1 000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即购买商品＝1 000镑。

　　2. 工人用他们的货币额1 000镑的工资，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1 000镑。

　　3. 第II部类用它从工人那里得到的1 000镑，向第I部类购买同等价值的生产资料，即商品＝1 000镑。

　　因此，1 000镑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

　　4. 第II部类用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即商品＝500镑。

　　5. 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500镑。

　　6. 第I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即商品＝500镑。

　　7. 第I部类用这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500镑。

　　所交换的商品价值总额＝5 000镑。

　　第II部类在购买时预付的5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结果是：

　　1. 第I部类的资本家拥有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1 000镑，这是他最初预付到流通中去的；此外，他还为他个人的消费，以他自己的商品产品的形式支出了1 000镑；就是说，他所支出的是由于出售价值额1 000镑的生产资料而得到的货币。

　　另一方面，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所必须转化的实物形式，即劳动力，通过消费得到了维持，进行了再生产，并再作为它的所有者唯一的商品而存在，如果他想活下去，他就必须出卖这种商品。因此，也就再生产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

　　2. 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得到了实物补偿；同一个第II部类预付在流通中的500镑，也回到它那里。

　　对第I部类的工人来说，流通是简单流通W—G—W：1/W（劳动力）—2/G（1 000镑，第I部类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3/W（价值1 000镑的必要生活资料）；这1 000镑把以商品形式，即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货币。

　　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过程是W—G，是他的一部分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即再转化为他们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料。

　　当第II部类的资本家为购买其他部分生产资料而预付G（500镑）时，他们已经预期到在IIc中还以商品（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将转化为货币形式；在第II部类用G购买、W被第I部类出售这样一个G—W行为中，货币（II）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W（I）通过W—G行为，转化为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并不代表第I部类的资本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而代表只是用在消费资料上的货币化的剩余价值。

　　在流通G—W…P…W′—G′中，一个资本家的第一个行为G—W，是另一个资本家的最后一个行为W′—G′（或其中一部分）。使G借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W，对W的卖者（他要把这个W转化为货币）来说，究竟是代表不变资本组成部分，还是代表可变资本组成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是和商品流通本身完全无关的。

　　至于第I部类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v＋m，那么，第I部类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它投入的货币。第一，它的1 000镑可变资本回到它那里；第二，它出售价值500镑的生产资料（见上述第4项交换），从而它的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货币；然后（第6项交换）再出售价值500镑的生产资料，即它的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从而把剩余价值全部以货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因此，相继进行的是：1. 可变资本再转化为货币＝1 000镑；2. 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货币＝500镑；3. 剩余价值的另一半转化为货币＝500镑；所以总计有1 000v＋1 000m转化为货币＝2 000镑。尽管第I部类（我们以后还要考察的作为Ic的再生产中介的各种交换除外）只把1 000镑投入流通，它从流通中却取出了多一倍的货币。当然，货币化的（即转化为G的）m一旦用在消费资料上，就立即再转入别人（II）手中。第I部类的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取出的价值，只等于他以商品形式投入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剩余价值，就是说，资本家没有为它付出分文，这一点绝不会使这种商品价值本身有任何改变；因此，只要我们说的是商品流通中的价值交换，那么，这一点就是毫无意义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形式，当然和预付资本在它的转化过程中所通过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是会消失的。它所持续的时间，仅仅是第I部类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和接着发生的第I部类的货币转化为第II部类的商品这二者之间的间歇时间。

　　假定周转期较短，或者，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投入流通的货币流通较快，为了使交换的商品价值流通，只要有较少的货币就够了。如果相继进行的交换的次数已定，这个货币额总是由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或价值总额决定。这个价值总额由剩余价值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比例如何，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假如第I部类的工资每年支付4次，就是4× 250＝1 000。因此，有250镑货币，就足以完成Iv—1/2IIc之间的流通，以及可变资本Iv和第I部类的劳动力之间的流通。同样，假如Im和IIc之间的流通用4次周转来完成，那也就只需要250镑；所以，总起来说，要完成价值5 000镑的商品的流通，只需要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或货币资本。这时，剩余价值不是分2次，每次有一半转化为货币，而是分4次，每次有1/4转化为货币。

　　假如在第4项交换中，不是第II部类，而是第I部类作为买者出现，把500镑货币用于同等价值量的消费资料，那么，在这种场合就是：第II部类在第5项交换中用这500镑购买生产资料；第I部类在第6项交换中则用这500镑购买消费资料；第II部类在第7项交换中再用这500镑购买生产资料；最后，这500镑回到第I部类那里，就和在前一种情况下回到第II部类那里一样。在这里，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是通过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在私人消费上支出的货币而实现的。这个货币代表了预期的收入，即预期从待售的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中得到的收入。这个剩余价值的货币化，不是由于这500镑流回而实现的；因为，除了具有Iv商品形式的1 000镑以外，在第4项交换结束时，第I部类还把500镑货币投入流通。我们知道，这是追加的货币，不是出售商品所得的货款。如果这个货币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那么，第I部类只不过因此再得到它的追加货币，并没有把它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化，只是通过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Im的出售而实现的，而这个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形式每次持续的时间有多长，要看出售商品所得的货币经过多久才被重新用于消费资料。

　　第I部类用追加的货币（500镑）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资料；这个货币被第I部类用掉了，为此它得到了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这个货币因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500镑商品而第一次流回；因此，这个货币是作为第I部类所出售的商品的等价物流回的，但是，第I部类没有为这种商品付出分文，它构成了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这样，该部类自己投入流通的货币，使它自己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同样，第I部类第二次（第6项交换）购买时，得到了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假如第II部类（在第7项交换中）不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那第I部类实际上就是为消费资料支出了1 000镑——把它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消费掉了——，也就是500镑以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形式，500镑以货币形式消费掉；不过，它还有以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形式库存的500镑，而另一方面货币形式的500镑则用掉了。

　　反过来，第II部类就会把它的不变资本的3/4由商品资本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其余1/4则处在货币资本形式（500镑）上，事实上就是处在闲置货币的形式上，或者说处在职能中断的和待用的货币的形式上。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第II部类就必须把再生产的规模缩小1/4。——但是，成为第I部类的负担的生产资料形式的500，并不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它是代替500镑预付货币——即第I部类在它的1 000镑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之外所拥有的货币——而留在那里的。作为货币，它们处于随时可以实现的形式；作为商品，它们却一时卖不出去。由此可见，在这里，简单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得到补偿——只有在第I部类最初放走的500只金鸟飞回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当一个资本家（在这里，我们指的仍然只是产业资本家，他们同时是其他所有资本家的代表）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时，对他来说，这些货币已经完结，已经走尽了尘世的道路。如果它再流回到他手中，这仅仅是因为他借助于商品，即靠他的商品资本，从流通中取出了货币。全部年商品产品的每一个要素的价值，即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对他来说，和他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对他来说＝商品资本）的价值一样，都可以分成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每个单个商品（形成全部商品产品的各个要素）的货币化，同时也就是全部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定部分的货币化。所以，在这个场合，说资本家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在他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的时候），由此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即得到实现，这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些货币，而是和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相等（或和其中的一部分相等）的一定的现金额。

　　实际上，这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如果企业是在当年开办的，资本家就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几个月，才能从自己的企业收入中取得货币供他个人消费。但他不会因此而使他的消费停止片刻。他预期到剩余价值会到手而自己预付货币（不管这些货币是从他自己的钱袋，还是通过贷款从别人的钱袋取得的，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因此也就为以后将实现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预付了流通手段。相反地，如果营业早已正常进行，那么支出和收入就会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但是，有一点，即资本家的消费，是不间断地进行的。这种消费是因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而消费量也要按照通常的或估计的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算。商品每出售一部分，当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实现一部分。如果在全年内，所生产商品的销售量只够补偿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或者，如果价格下跌，以致在出售全部年商品产品时，只能实现其中包含的预付资本的价值，那么就会明显地暴露出，上述货币是因预期到未来的剩余价值会到手而预先用掉的。如果我们的资本家破产了，他的债权人和法庭就会调查他预先进行的私人支出，是否和他的企业规模，是否和这种企业一般的或正常的剩余价值收入保持适当的比例。

　　但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它必须自己把实现它的剩余价值（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流通）的货币投入流通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不是奇谈怪论，而且还是整个机制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如果说，为实现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而必需的货币，首先要工人阶级自己出资预付，那才是奇谈怪论。但是，单个资本家总是以下列形式实行这种预付：起买者的作用，支出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或者预付货币来购买他的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或者是劳动力，或者是生产资料。他付出货币，总只是为了换取一个等价物。他把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只不过是采取和预付商品到流通中一样的方法。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起流通的起点的作用。

　　现实的过程被两种情况所掩盖：

　　1. 商业资本（它最初的形式总是货币，因为商人本身不生产任何“产品”或“商品”）和货币资本，会在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为特殊类型的资本家的经营对象出现。

　　2. 剩余价值——必然总是首先在产业资本家手中——分成不同的范畴。作为这些范畴的承担者出现的，除产业资本家以外，还有土地所有者（地租的承担者）、高利贷者（利息的承担者）等等，同时还有政府和它的官吏，食利者等等。这些家伙在产业资本家面前是作为买者出现的，而他们作为买者使产业资本家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他们各自也把“货币”投入流通，产业资本家则从他们手中得到这些货币。这时，人们总是忘记，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源是什么。

(1) 这里的叙述，和前面（第374页⁽²⁾）的叙述，略有不同。前面，第I部类也把一个独立的数额500镑投入流通。在这里，却只有第II部类为流通提供追加货币材料。但是，这并不改变最后的结论。——弗·恩·
(2) 见本卷第444页。——编者注

VI. 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¹⁾

　　现在留下还要研究的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4 000Ic。这个价值等于第I部类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再现的价值并不是在第I部类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而是在这一年以前作为不变的价值，作为第I部类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既定的价值，进入这个生产过程的。它现在存在于第I部类的整个那部分没有被第II部类吸收的商品量中。因而，仍然保留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这个商品量的价值＝他们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价值的2/3。关于生产一种特殊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家，我们可以说：他出售他的商品产品，把它转化为货币。当他把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时，他也就把他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再转化为货币了。然后，他用这个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再向别的商品的卖者购买自己的生产资料，或是把他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转化为一种可以重新作为不变生产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而现在，这样假定就不行了。第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包括生产生产资料的全体资本家。此外，留在他们手中的商品产品4 000，是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这部分社会产品不能和任何别的部分交换，因为年产品中已经不存在可以和它交换的任何别的部分。除了这4 000以外，年产品的其余部分已经全部作了安排；一部分为社会的消费基金所吸收，另一部分用来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第II部类所有能够用来和第I部类交换的东西已经全部交换完毕。

　　只要我们注意到，第I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本身的物质要素构成的，困难就很容易解决。这里出现的现象和上述第II部类出现的现象相同，只是方面有所不同。在第II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因此，其中由这种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来计量的部分，可以由它本部类的生产者消费。在第I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生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容器、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构成。因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它的实物形式立即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如果它进入流通，那也是在第I部类内部流通。在第II部类，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由该部类的生产者个人消费掉，而在第I部类，一部分实物形式的产品却由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上消费掉。

　　第I部类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是在第I部类的一部分商品产品＝4 000c中再现的，而且是以能立即再作为不变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再现的。在第II部类，3 000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1 000），直接进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另一方面，这个商品产品的不变资本价值（＝2 000），不能再进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生产消费，而要通过和第I部类的交换来进行补偿。

　　相反地，第I部类的6 000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2 000），不会进入而且按它的实物形式来说也不能进入它的生产者的个人消费。它倒是必须首先和第II部类交换。另一方面，这个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4 000，却处在这样一种实物形式上，这种形式的不变价值部分——就第I部类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考察——能够直接再作为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换句话说，第I部类的全部产品是由这样一些使用价值构成的，这种使用价值按照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只能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发生作用。因此，在这个价值6 000的产品中，1/3（即2 000）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其余2/3则补偿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

　　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由大量的不同的资本群构成。它们被分别投入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有若干被投入铸铁厂，有若干被投入煤矿，等等。每个这种资本群或每个这种社会的群资本，又由数量或多或少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构成。首先，社会资本，比如说7 500（可以用百万等等来表示），分成不同的资本群；价值7 500的社会资本分成各个特殊的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被分别投入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价值，按照它的实物形式，部分地由各特殊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构成，部分地由它们的经营所必需的、具有相应的熟练程度的劳动力构成，这种劳动力由于分工，并按照它在每个个别生产部门所完成的劳动的特殊种类，而各不相同。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资本，又由投入该生产部门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的总和构成。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既适用于第I部类，也适用于第II部类。

　　至于说第I部类中以它的商品产品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那么，它有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当做产品生产出来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者，甚至就是它那一个企业）。例如，谷物进入谷物的生产，煤炭进入煤炭的生产，铁以机器形式进入铁的生产，等等。

　　当构成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己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换了位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I部类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第I部类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是这些产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因素再进入第I部类，不过不是进入第I部类这一个群，而是进入这个部类的另一个群。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I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其他生产资料的交换。这是第I部类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直接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它们自己的生产场所，进入另一个生产场所，因而，互相得到补偿。换句话说（和第II部类剩余价值的情况相似），第I部类的每个资本家按照他作为这4 000不变资本的共有者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商品总量中取出他所需要的相应的生产资料。如果生产是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I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1) 以下采自第II稿。

VII. 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再生产的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II部类的剩余价值（即等于第II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加上当年再生产的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第I部类当年生产的价值）。

　　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所以必然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

　　社会总工作日分为两部分：1. 必要劳动，它在一年中创造1 500v的价值；2. 剩余劳动，它创造1 500m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值。这两个价值之和＝3 000，等于这一年生产的3 000消费资料的价值。因此，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总工作日在当年生产的总价值，等于社会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社会剩余价值，等于当年的全部新产品。

　　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这两个价值量是一致的，第II部类的商品即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绝不因此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这个部类内生产出来的。这两个价值量一致，是因为在第II部类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第I部类新生产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因此，I（v＋m）能够购买第II部类的产品中对（第II部类）产品的生产者来说代表着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这就表明，为什么尽管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产品价值分成c＋v＋m，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产品的价值却可以分成v＋m。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IIc在这里等于I（v＋m），社会产品的这两个组成部分通过交换来互相交换它们的实物形式。在这样交换以后，IIc就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而I（v＋m）则再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正是这种情况，使亚·斯密断言，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v＋m。这种看法，第一，只适用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第二，其所以适用，并不是指这全部价值都是第II部类生产的，因而它的产品价值等于第II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第II部类生产的剩余价值，而只是指：II（c＋v＋m）＝II（v＋m）＋I（v＋m），或者说，因为IIc＝I（v＋m）。

　　由此进一步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社会工作日（即整个工人阶级全年耗费的劳动）和每个单个工作日一样，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虽然这种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同样也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可变资本价值即工人用来购买他自身再生产的资料的那部分价值，和剩余价值即资本家可以用于他自己的个人消费的那部分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也就是用来生产那种专门供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从而在伴随而来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产品的。按照我们的假定，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一个3 000的货币价值，其中只有1/3＝1 000是第II部类生产的，这个部类生产消费资料，即生产那些最终实现社会全部可变资本价值和全部剩余价值的商品。因此，按照这个假定，社会工作日的2/3是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虽然，从第I部类的单个资本家和工人的观点来看，社会工作日的这2/3，完全像社会工作日的其余的1/3在第II部类那样，仅仅用来生产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考察也一样——，社会工作日的这2/3，只是生产那种正处于生产消费过程中的或已经耗费掉的不变资本的补偿物。个别地进行考察，虽然工作日的这2/3生产的总价值对它的生产者来说只等于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但工作日的这2/3不生产可以使工资或剩余价值花费掉的那种使用价值；它生产的产品是生产资料。

　　首先必须指出，无论在第I部类还是在第II部类，社会工作日没有任何部分是用来生产这两大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并在其中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它生产的只是追加的价值2 000 I（v＋m）＋1 000II（v＋m），这个价值是追加到不变资本价值＝4 000 Ic＋2 000IIc中去的。以生产资料形式生产的新价值，还不是不变资本。它不过要在将来作为这种不变资本执行职能。

　　第II部类的全部产品，即消费资料，就它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的实物形式来考察，是第II部类所提供的1/3社会工作日的产品。它是这个部类所使用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如织布劳动、烤面包劳动等等的产品，也就是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执行职能时所生产的产品。相反，第II部类的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只是再现在新的使用价值上，再现在新的实物形式即消费资料的形式上，而以前它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它的价值通过劳动过程，从它的旧的实物形式转移到它的新的实物形式上。但是，产品价值的这2/3的价值＝2 000，并不是在第II部类当年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产生的。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第II部类的产品是新执行职能的活劳动和现有的、作为这种劳动的前提的生产资料（劳动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对象化条件而在其中实现）的结果。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也完全一样，第II部类的产品价值＝3 000，是由社会工作日新追加的1/3所生产的新价值（500v＋500m＝1 000）和一个不变的价值构成的。在这个不变的价值中，对象化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在我们所考察的第II部类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完结的社会工作日的2/3。第II部类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在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中表现出来。它存在于一定量的消费资料中，其价值为2 000＝2/3社会工作日。消费资料是这部分价值借以再现的新的使用形式。消费资料的一部分＝2 000 IIc，同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I1 000v＋1 000m）相交换，事实上也就是并不形成当年劳动的任何部分而在本年以前已经完结的2/3总工作日，同本年新追加的2/3工作日相交换。当年社会工作日的2/3，不能既用于不变资本的生产，同时又为它们自己的生产者形成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除非把它们同每年消费的消费资料中一个包含着本年以前而不是本年耗费和实现的工作日的2/3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这是当年的2/3工作日同在本年以前耗费的2/3的工作日的交换，是当年的劳动时间同本年以前的劳动时间的交换。这样，下面这个谜就可以得到解释：尽管整个社会工作日的2/3不是用来生产那些实现可变资本或剩余价值的物品，而相反地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以补偿当年所消费的资本，但为什么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却可以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简单说来就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他们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第II部类产品价值的2/3（构成全部年产品价值的2/9），从价值方面考察，是本年以前已经过去的一个社会工作日的2/3的产物。

　　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社会产品之和，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就它们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考察，固然是当年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当这种劳动本身被看做有效的、具体的劳动，而不是被看做劳动力的耗费，不是被看做形成价值的劳动时，才是这样。前面讲的一点，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资料只有通过加到它上面的、用它来进行操作的活劳动，才能转化为新的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但是，反过来，如果当年的劳动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生产资料，没有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它也不可能转化为产品。

VIII. 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就总产品价值9 000和它分成的各个范畴来说，对它们的分析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更多的困难，不如说困难是一样的。

　　在这里，全部社会年产品包含三个以一年为期的社会工作日。每一个这种工作日的价值表现都＝3 000；因此，总产品的价值表现＝3×3 000＝9 000。

　　其次，在一年的生产过程（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过程的产品）开始以前，在这个劳动时间中已经结束的：在第I部类，有4/3工作日（价值产品4 000），在第II部类，有2/3工作日（价值产品2 000）。总计是两个社会工作日，其价值产品＝6 000。因此，4 000Ic＋2 000IIc＝6 000c是表示在全部社会产品价值中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不变资本价值。

　　再次，第I部类新追加的社会年工作日的1/3，是必要劳动，或者说，是这样一种劳动，它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1 000 Iv，并支付第I部类使用的劳动的价格。同样，第II部类的社会工作日的1/6是价值额为500的必要劳动。所以，1 000 Iv＋500 IIv＝1 500v，半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是当年追加的总工作日的前一半即由必要劳动构成的那一半的价值表现。

　　最后，在第I部类，总工作日的1/3（价值产品＝1 000）是剩余劳动；在第II部类，工作日的1/6（价值产品＝500）是剩余劳动。二者合起来构成追加的总工作日的另一半。因而，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为1 000 Im＋500 IIm＝1 500m。

　　因此：

　　社会产品价值的不变资本部分（c）：

　　生产过程开始以前耗费的两个工作日，价值表现＝6 000。

　　当年耗费的必要劳动（v）：

　　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一半，价值表现＝1 500。

　　当年耗费的剩余劳动（m）：

　　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一半，价值表现＝1 500。

　　年劳动的价值产品（v＋m）＝3 000。

　　总产品价值（c＋v＋m）＝9 000。

　　所以，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价值本身的分析。困难是在于把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它的物质组成部分作比较时产生的。

　　不变的、仅仅再现的那部分价值，等于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该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的新的价值产品即v＋m，等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该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总工作日（其价值表现＝3 000）好像全部耗费在消费资料＝3 000的生产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3 000＝1 500v＋1 500m，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资本价值＝6 000则以一种和消费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好像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种新产品的生产上；相反，这整个工作日好像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是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第II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消费资料生产（第II部类）上的那部分年劳动大2/3。年劳动只有1/3耗费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上。这个年劳动的2/3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也就是耗费在第I部类。第I部类在这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等于第I部类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第II部类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现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实物补偿。因而，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也等于第I部类＋第II部类的新价值产品之和，或者I（Ic＋v＋m）＝（Iv＋m）＋I（Iv＋m），所以等于年劳动以v＋m形式生产的新价值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I）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I）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消费资料（II）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个总价值，等于第I部类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已经过去的工作日的4/3和第II部类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已经过去的工作日的2/3的价值表现，也就是总共等于两个总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因此，就社会年产品来说，困难在于：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中去的新价值v ＋ m是以消费资料形式来表现的，而这个不变价值部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生产资料——来表现。因此，就出现了一种假象，就价值方面来考察，好像所消费的产品量的2/3，会以新的形式，作为新的产品重新出现，而不需要有任何社会劳动耗费在它们的生产上。就单个资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每个单个资本家都使用一定种类的具体劳动，这种劳动把它特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例如，某个资本家是机器制造业主，他在当年耗费的不变资本＝6 000c，可变资本＝1 500v，剩余价值＝1 500m；产品＝9 000，我们假定，这个产品是18台机器，每台＝500。在这里，全部产品是由相同的形式，由机器构成。（如果是生产多种产品，那就要分别计算。）全部商品产品，是当年在机器制造上耗费的劳动的产物，是同一种具体劳动和同一些生产资料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产品价值的不同部分表现为相同的实物形式：12台机器包含6 000c，3台机器包含1 500v，3台机器包含1 500m。这里很明显，12台机器的价值＝6 000c，并不是因为这12台机器只体现那种在机器制造开始以前已经耗费掉的劳动，而不体现在机器制造中耗费的劳动。为生产18台机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会自行转化为12台机器；但是，这12台机器的价值（它本身由4 000c＋1 000v＋1 000m构成），等于18台机器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总价值。因此，机器制造业主必须从18台机器中出售12台，以便补偿他已经耗费的不变资本，这些资本是再生产18台新机器所必需的。相反地，虽然所使用的劳动只是用来制造机器，但劳动的结果却说成是：一方面有6台机器＝1 500v＋1 500m，另一方面有价值额6 000c的铁、铜、螺旋、皮带等等，即机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而这些东西，大家知道，制造机器的单个资本家本人是不生产的，他要通过流通过程来进行补偿。如果这样说，问题就说不清楚了。但是初看起来，社会年产品的再生产好像就是按照这种不合理的方式进行的。

　　单个资本——即社会资本中独立执行职能、赋有自己生命的任何一个部分——的产品，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件是，这个产品必须实际具有一种使用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使它有资格在商品世界成为可以流通的一环。它是否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它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那部分价值，是否具有那种使它可以实际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这是一件毫无关系的偶然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就会通过买和卖，再转化为它的物质生产要素的形式，不变资本就由此以它的能够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以能够实际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在产品中再现的时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

　　其次，个别地考察，资本家通过新追加的劳动，只是生产他的产品价值中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而不变价值部分是由于新追加劳动的具体性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外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以旧生产资料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它只生产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所以，这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只能够买回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因而，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它既不分解为可变资本，也不分解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社会的补偿资本的任何部分。它只生产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说，要用来实现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社会总产品——既包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把问题看成是，好像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究总体资本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IX. 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和拉姆赛的回顾

　　社会产品的总价值为9 000＝6 000c＋1 500v＋1 500m，换句话说，6 000再生产出生产资料的价值，3 000再生产出消费资料的价值。所以，社会收入（v＋m）的价值，只是总产品价值的1/3，全体消费者即工人和资本家能够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出和并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也只是具有这1/3的价值额的商品，产品。另一方面，6 000＝2/3产品价值，却是必须用实物来补偿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数额的生产资料必须再并入生产基金。施托尔希看到了这一点的必要性，但是不能够证明它：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 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第134、135、150页）

　　但是，亚·斯密在提出这种直到现在还有人信以为真的荒谬教条时，不仅采用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形式，似乎全部社会产品的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工资加剩余价值，或者按他的说法，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利息）加地租。他还采用了一种更通俗的形式：消费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直到现在，这还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所谓科学的一种公认的常识，甚至是一个永恒真理。这个教条是按照下面这样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方式说明的。随便举一种商品为例，如亚麻衬衫。首先，亚麻纺纱业主必须向亚麻种植业主支付亚麻的全部价值：亚麻籽、肥料、役畜饲料等等的价值，加上由亚麻种植业主的固定资本（如建筑物、农具等等）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加上在亚麻生产上支付的工资，再加上亚麻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最后还加上亚麻由产地运往纺纱厂的运输费用。然后，织布业主不仅要把亚麻的这个价格偿还亚麻纺纱业主，而且要把由机器、建筑物等等，总之，由固定资本转移到亚麻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以及在纺纱过程中消费的一切辅助材料、纺纱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等等，偿还给亚麻纺纱业主；其次，漂白业主也是这样，他还要加上织成的麻布的运费；最后，衬衫厂主，要把全部价格支付给所有那些以前只向他提供原料的生产者。而在衬衫厂主那里，又继续追加价值：一部分是在衬衫缝制过程中以劳动资料、辅助材料等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一部分是其中耗费的劳动加进的衬衫缝制工的工资的价值和衬衫厂主的剩余价值。现在，假定这全部产品，衬衫，最后值100镑，并且假定这是社会在全部年产品价值中在衬衫上耗费的部分。衬衫的消费者支付这100镑，也就是支付衬衫中包含的一切生产资料的价值和亚麻种植业主、纺纱业主、织布业主、漂白业主、衬衫厂主以及全部运输业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这是每个儿童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往下又说：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都是如此。应当说：一切消费资料的价值，即进入消费基金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可以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都是如此。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额，确实等于在商品中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加上最后追加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全体消费者能够支付这个价值额的全部，因为尽管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c＋v＋m构成的，但是，一切进入消费基金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最大限度也只能等于分解为v＋m的那部分社会产品价值，也就是等于由当年耗费的劳动加到原有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价值——中去的价值。但是，说到不变资本价值，那么，我们看到，它是按照两种方式由社会产品量来补偿的。第一，是通过生产消费资料的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为他们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由此就产生了一种说法，似乎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⁹⁴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以价值2 000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2 000 IIc，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来说，形成不变资本价值。因此，虽然这种产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来说，是要用于消费的，但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自己却不能消费它。另一方面，2 000 I（v＋m）是第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它们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它们本身的价值在这些物品的形式上是不能消费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个4 000的价值额，而在交换之后和在交换之前一样，其中的一半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半只形成收入。——第二，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用实物来补偿，一部分是通过第I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一部分是通过每个单个企业中的实物补偿。

　　关于全部年产品价值最终必须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只有把消费者理解为包括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者即个人消费者和生产消费者，才是正确的。但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生产地消费，那无非是说，这一部分必须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

　　如果我们把总产品的价值9 000分为6 000c＋1 500v＋1 500m，并把3 000（v＋m）只作为收入来考察，那相反就会觉得，似乎可变资本消失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似乎资本只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了。这是因为，原来表现为1 500v的东西，现在已经分解为社会收入的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即工人阶级的收入，它的资本性质因此也就消失了。实际上，拉姆赛曾经得出这个结论。在他看来，资本，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由固定资本构成，但是，他所说的固定资本是指不变资本，是指一个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量，而不论这些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材料如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等等。他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 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是国民财富的源泉…… 流动资本不是在生产上直接起作用的，对于生产也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一个条件…… 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才是生产费用的要素。”（拉姆赛，同上，散见第23—26页）

　　拉姆赛还对固定资本（他是指不变资本）进一步说明如下：

　　“这种劳动〈即生产任何一种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的一部分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这样一种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在这种形式上，它虽然有助于制造未来的商品，但不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第59页）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了亚·斯密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之中所造成的恶果。拉姆赛所说的不变资本是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他所说的流动资本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二者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其中一个和另一个一样，都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94 　“似乎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这句话是指斯密的主张：资本家为维持生产劳动所使用的那部分资本形成工人的收入。对斯密这种主张的批判，见本卷第401—402页。——486。

X. 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¹⁾

　　全部年再生产，当年的全部产品，是这一年有用劳动的产品。但是，这个总产品的价值大于这个总产品中年劳动即当年耗费的劳动力借以体现的那部分价值。当年的价值产品，即当年以商品形式新创造的价值，小于产品价值即全年生产的商品量的总价值。如果从年产品总价值中减去当年劳动所追加的价值，我们得到的差额不是实际再生产的价值，而只是以新的存在形式再现的价值；这个价值是由在它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由于在当年社会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持续时间有长有短，这个价值形成的日期可以有早有晚，它可以来源于去年生产出来的或前几年就已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无论如何，它是由本年以前生产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当年产品中去的价值。

　　如果用我们的公式来说明，那么，前面所考察的各种要素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以及在第II部类内部进行交换以后，就得出：

　　I. 4 000c＋1 000v＋1 000m（后面这2 000在消费资料IIc中实现）＝6 000。

　　II. 2 000c（通过和I（v＋m）的交换而再生产）＋500v＋500m＝3 000。

　　价值额＝9 000。

　　当年新生产的价值仅仅包含在v和m之中。所以，当年价值产品之和等于v＋m之和＝2 000 I（v＋m）＋1 000II（v＋m）＝3 000。当年产品价值中其余的一切价值部分都只是转移的价值，是从年生产所消费掉的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来的。除了这3 000价值，当年劳动没有生产任何其他价值；这3 000就是当年劳动的全部年价值产品。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 000（Iv＋m）将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为第II部类补偿2 000IIc。在第I部类耗费的那2/3年劳动，就重新生产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重新生产出这个不变资本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实物形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当年耗费的劳动的2/3，创造了在和第II部类相适应的实物形式上实现的新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社会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以便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上所花费的不变资本价值。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像西尼耳⁽²⁾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a） 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的较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b） 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此外，野蛮人由于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罪行。例如，像泰勒⁽³⁾所说的，他往往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制造一支箭。

　　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难，即对现实联系的理解，提出了一种流行的看法：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反过来说也一样。这种看法部分地说是正确的，如果使它具有普遍意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种看法包括对在年再生产中进行的全部交换过程的根本误解，也就是对这种部分正确的东西的事实根据的误解。）

　　现在我们把这种看法的部分正确的东西所依据的实际关系概述一下。这样，我们同时也就揭示了对这些关系的错误的看法。

　　1. 可变资本在资本家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在雇佣工人手中则作为收入执行职能。

　　可变资本首先作为货币资本存在于资本家手中；当资本家用它来购买劳动力时，它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只要它以货币形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它就只能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既定价值，所以它是一个不变量，而不是一个可变量。它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这正是因为它可能转化为劳动力。它在抛弃货币形式以后，在转化为劳动力以后，并且这种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过程中执行职能，才成为现实的可变资本。

　　在资本家那里最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货币，现在在工人手中作为他的工资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工人又把工资转化为生活资料；所以，这些货币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这种收入是工人靠不断反复出卖他的劳动力得到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简单事实：买者（这里指资本家）的货币从买者手中转到卖者（这里指劳动力的卖者，即工人）手中。这并不是可变资本执行双重职能，既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又作为工人的收入；而是同一个货币先在资本家手中作为他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当资本家把它转化为劳动力时，它就在工人手中充当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同一个货币在买者手中有一种用途，在卖者手中有另一种用途，这是一切商品买卖都有的现象。

　　经济学辩护士们把这个问题歪曲了。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流通行为G—A（＝G—W），即从买者资本家方面把货币转化为劳动力，仅仅注意A—G（＝W—G），即从卖者工人方面把商品劳动力转化为货币，而暂时不考虑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就会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们说：同一个货币在这里实现了两个资本；买者即资本家把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活的劳动力，并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的生产资本；另一方面，卖者即工人把他的商品——劳动力——转化为货币，并把货币作为收入来花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不断地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以便维持他的劳动力；因此，他的劳动力本身就是他的商品形式的资本，并且是他的收入的经常来源。其实，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财产（它将不断自行更新，自行再生产），而不是他的资本。劳动力是他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唯一商品，它只有到了买者即资本家手中，才作为资本（可变资本）起作用。在那些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经常被迫不断重新把自己的劳动力，即把自己出卖给第三者，这就证明他是一个资本家，因为他必须不断出卖“商品”（出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奴隶由第三者把他作为商品一次永远地卖出去，但奴隶也是资本家，因为这种商品——劳动奴隶——的性质是，它的买者不仅每天迫使它重新劳动，而且每天还要给它生活资料，使它能够不断地重新再劳动。——（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西斯蒙第和萨伊给马尔萨斯的信⁹⁷。）

　　2. 这样，在1 000Iv＋1 000Im和2 000IIc的交换中，对一方是不变资本的东西（2 000IIc），对另一方就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从而就是收入；对一方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2 000I（v＋m）），从而也就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不变资本。

　　我们首先来考察Iv和IIc的交换，并首先从工人的角度加以考察。

　　第I部类的总体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价值1 000；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以工资形式用货币支付给工人的。工人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购买具有同等价值额的消费资料。第II部类的资本家对工人来说仅仅是商品的卖者，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即使工人是向本部类资本家购买，例如在上述（第380页⁽⁴⁾）500IIv的交换中，情形也是这样。工人的商品即劳动力所完成的流通形式，是单纯以满足需要、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的商品流通：W（劳动力）—G—W（消费资料，第II部类的商品）。这个流通过程的结果是：工人把自己作为供第I部类的资本家使用的劳动力来维持，并且为了继续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他必须不断地重新反复这一过程A（W）—G—W。他的工资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会作为收入花掉；并且对全体工人阶级来说，它会不断再作为收入花掉。

　　现在，我们再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Iv和IIc这同一个交换。第II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是由消费资料构成的，因而是由那些供每年消费的物品构成的，也就是由那些用来实现某些人（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就是第I部类的总体工人）的收入的物品构成的。但是，对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来说，他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2 000），现在是他的生产资本的不变资本价值所转化的商品形式，这个生产资本必须从这个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它能够借以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不变部分来发挥作用的实物形式。到目前为止，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所完成的是，他把以商品形式（消费资料）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一半（＝1 000）卖给第I部类的工人，从而使它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所以，转化为不变资本价值IIc的前一半的，不是可变资本Iv，而是货币，这个货币在和劳动力交换时，对第I部类来说是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它落到劳动力的卖者手中，对后者来说它不是资本，而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也就是要作为消费资料的购买手段花费掉。另一方面，从第I部类的工人手中流入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货币＝1 000，也不能作为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执行职能。它仍然只是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货币形式，它还要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或流动组成部分。因此，第II部类用它从第I部类的工人，即它的商品的买者那里得到的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1 000生产资料。这样，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总额有一半在它可以再作为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要素来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上得到了更新。在这里，流通形式是W—G—W：价值1 000的消费资料—货币1 000—价值1 000的生产资料。

　　但是，W—G—W在这里是资本的运动。W卖给工人，就转化为G，这个G转化为生产资料；这是从商品再转化为这个商品的物质形成要素。另一方面，就像第II部类的资本家对第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仅仅充当商品的买者一样，在这里，第I部类的资本家对第II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也仅仅充当商品的卖者。第I部类最初是用要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1 000货币去购买价值1 000的劳动力；因此，第I部类得到了它以货币形式付出的1 000v的等价物；这个货币现在属于工人，工人用它向第II部类购买消费品；第I部类要能够把这样流入第II部类的钱柜中的货币收回，就只有通过出售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商品，再把这个货币捞回来。

　　最初第I部类有一个要作为可变资本部分执行职能的货币额＝1 000；这个货币额由于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执行可变资本部分的职能。但是，工人为第I部类提供的，是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价值6 000的商品量（生产资料），其中1/6或1 000（按价值来说），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的等价物。和以前在货币形式上一样，现在在商品形式上，可变资本价值也不是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它只有在后来转化为活的劳动力之后，并且只有当这个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时候，才能执行这种职能。作为货币，可变资本价值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但是，它是处于一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的形式。作为商品，这同一个可变资本价值也只是可能的货币价值；只有通过商品出售，而在这里，也就是通过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价值1 000的商品，它才能再恢复原来的货币形式。在这里，流通运动是：1 000v（货币）—价值1 000的劳动力—价值1 000的商品（可变资本的等价物）—1 000v（货币）；即G—W…W—G（＝G—A…W—G）。插入W…W中间的生产过程本身不属于流通领域。它不会在年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互相交换中出现，虽然这种交换包含着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的再生产，既包含着不变要素的再生产，也包含着可变要素即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交换的一切当事人都只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或者既作为买者又作为卖者出现；在这种交换中，工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资本家则交替地作为买者和卖者出现，而在一定界限内，只作为商品的买者，或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

　　结果是：第I部类再以货币形式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这个价值部分只有从这个形式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也就是说，第I部类再在唯一可以实际作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可变要素来预付的形式上，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另一方面，工人为了能够再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他现在必须先再作为商品的卖者，即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现。

　　说到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500IIv），那么，只要我们把该生产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流通过程，看做是在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和第II部类的总体工人之间进行的流通过程，这个流通过程就是直接进行的。

　　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预付500v来购买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在这里，总体资本家是买者，总体工人是卖者。然后，工人用他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作为买者去购买他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家在这里是卖者。工人用所生产的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即商品形式的500v为资本家补偿了他在购买工人劳动力时付给工人的货币。现在，资本家以商品形式拥有了原来在转化为劳动力之前以货币形式拥有的同一个v。另一方面，工人在货币上实现了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当他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把这些货币作为收入来购买自己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一部分时，他就再把这些货币实现了。这是工人的货币形式的收入同工人自己以商品形式再生产的资本家的商品组成部分500v的交换。因此，这些货币作为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在这里，等价的货币形式的收入价值，补偿了商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

　　资本家不会因为他把等价的商品量卖给工人以重新取走他在购买劳动力时付给工人的货币而增加自己的财富。如果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先付给工人500，此外又把他迫使工人生产的价值500的商品量无代价地付给工人，那他实际上是支付给工人两次。反过来说，如果工人只为资本家生产价值500的商品，作为他的劳动力价格500的等价物，那么，资本家在这种交易之后所处的情况，就完全和在这种交易之前一样。但是，工人再生产了一个价值3 000的产品；由于他把在产品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化为新的产品，他保存了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即保存了在产品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 000；此外，他又把1 000（v＋m）的价值加到这个既定价值中去。（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阐述了这样一种看法⁹⁸，似乎资本家发财致富，是指他由于500货币的回流而取得了剩余价值。本章第XIII节将进一步论述这种看法。）

　　由于第II部类的工人购买了价值500的消费资料，因此，第II部类的资本家刚才还以商品形式拥有的价值500IIv，就再以货币形式，即原来预付的形式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这种交易的直接结果，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出售一样，都是既定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货币通过这种交易流回到它的起点，也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如果第II部类的资本家用这500货币向第I部类的资本家购买商品，然后又以价值5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那么，同样也会有500货币流回到他手中。这500货币就只是用来交换价值1 000的商品量，并且根据前面说过的一般规律，会流回到为交换这个商品量而把这笔货币投入流通的人的手中。

　　但是，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500货币，同时也是已经更新的货币形式的可能的可变资本。为什么是这样呢？货币从而货币资本之所以是可能的可变资本，只是因为它可以转化为劳动力；而且只有在它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的限度内，才是可能的可变资本。500镑货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与此同时，第II部类的劳动力也回到市场。二者回到对立的两极——从而500货币不仅作为货币，而且作为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再现——，是由同一过程决定的。货币＝500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是因为资本家把价值500的消费资料卖给了第II部类的工人，也就是，因为工人用他的工资维持了他本人和他的家属的生活，从而维持了他的劳动力。工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存和继续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必须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因此，这500货币流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同时也就是劳动力作为可以用这500货币购买的商品流回来或者保留下来，从而也就是这500货币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流回来。

　　说到生产奢侈品的部类IIb，它的v即（IIb）v的情况是和Iv的情况相同的。为IIb的资本家更新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的那些货币，经过IIa的资本家之手，迂回地流回到IIb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工人是直接向购买他们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者购买生活资料，还是向另一类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以致货币要经过后一类资本家之手，才迂回地流回到前一类资本家手中，这毕竟是有区别的。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他们在能买的时候才买。而资本家，例如在1 000IIc和1 000Iv的交换中，就不是这样。资本家不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最大限度地增殖他的资本就是他的动机。因此，如果出现某些情况，使第II部类的资本家感到更为有利的，不是立即更新他的不变资本，而是在较长的时间内至少能部分地把他的不变资本保持在货币形式上，那么，1 000IIc（货币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时间就会延迟；因此，1 000v恢复货币形式的时间也会延迟，而第I部类的资本家只有当他还拥有准备货币的时候，才能够按原有规模继续经营，而一般地说，要使营业能够继续不断地进行，不管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流回得快还是慢，货币形式的准备资本都是必需的。

　　如果要研究当年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之间的交换，那么，也要研究已经过去的年劳动的结果，即已经结束的那一年的劳动的结果。以这个年产品作为结果的生产过程已经完成，已经过去，已经化为它的产品，因此，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进行的或同时进行的流通过程，可能的可变资本到现实的可变资本的转化，即劳动力的买和卖，就更是这样了。劳动市场已经不是我们看到的商品市场的一部分。在这里，工人已经不仅出卖了他的劳动力，而且在剩余价值以外，还以商品形式提供了他的劳动力价格的等价物；此外，他也把他的工资装进了钱袋，并且在交换中，他只是作为商品（消费资料）的买者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年产品必须包含再生产的一切要素，必须再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特别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即可变资本。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就可变资本来说，这个交换的结果是：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通过花费他的工资和消费他购买的商品，来维持和再生产他不得不出卖的唯一商品——他的劳动力；就像资本家为购买这个劳动力而预付的货币回到资本家手中一样，劳动力作为可以和货币交换的商品也回到劳动市场上来。在这里，特别就1 000Iv来说，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在第I部类的资本家方面有货币形式的1 000v，相反地，在第I部类的工人方面则有价值1 000的劳动力，这样，第I部类的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重新开始。这就是交换过程的一个结果。

　　另一方面，第I部类的工人花费掉工资，从第II部类那里取得价值1 000c的消费资料，从而这1 000c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商品＝1 000v，使这1 000c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因此，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以货币形式再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

　　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经过了三次转化。这些转化在年产品的交换中，或者根本不表现出来，或者只是隐约地表现出来。

　　1. 第一个形式，是货币形式1 000Iv，它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这种转化本身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中并不表现出来，但是，它的结果却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出来：第I部类的持有1 000货币的工人，和第II部类的商品的卖者相对立，就像第II部类的持有500货币的工人，和处在商品形式上的价值500IIv的商品的卖者相对立完全一样。

　　2. 第二个形式，是可变资本实际发生变化，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唯一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创造价值的力代替了和它交换的既定价值，这第二个形式完全属于已经完成的生产过程。

　　3. 第三个形式，即可变资本通过生产过程的结果证实了自己是可变资本那种形式，是年价值产品，所以，在第I部类那里＝1 000v＋1 000m＝2 000I（v＋m）。它原来的价值＝1 000货币，现在代替它的是一个两倍于它的价值＝2 000商品。因此，商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1 000，也只是可变资本作为生产资本要素所创造的价值产品的一半。商品形式的1 000Iv，正好是第I部类原来以货币1 000v的形式预付的、在总资本中用做可变资本的那部分的等价物。但是，它们以商品形式存在时，只是可能的货币（只有通过出售才变为现实的货币），所以，它们还不是直接的可变的货币资本。它们最后会通过商品1 000Iv卖给IIc，并且通过劳动力作为可购买的商品、作为货币1 000v可以交换的材料及时再现出来，而成为这样的可变资本。

　　在这一切转化中，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始终持有可变资本。1. 开始是作为货币资本；2. 然后是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要素；3. 再后是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以商品价值的形式存在；4. 最后是再以货币形式存在，这些货币所要交换的劳动力再同这些货币相对立。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手中的可变资本是发挥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而不是既定量的价值；但是，因为资本家总是在工人的劳动力已经在或长或短的一定时间发挥作用之后才把报酬支付给工人，所以在他支付报酬以前，他在自己手中已经有了劳动力所创造的它本身的补偿价值加上剩余价值。

　　因为可变资本总是以某种形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它会转化为某人的收入。相反地，商品形式的1 000Iv，在卖给第II部类的时候会转化为货币，同时也就用实物补偿了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半。

　　分解为收入的东西，不是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不是货币形式的1 000v。这种货币一经转化为劳动力，就不再作为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这和任何另一个商品购买者⁽⁵⁾的货币一样，这种货币一经转化为某一个出售者的商品，就不再代表任何一种属于他的东西。工人阶级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在他们手中进行的交换，不是可变资本的交换，而是转化成货币的劳动力价值的交换；同样，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产品（2 000I（v+m））的交换只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商品的交换，与工人无关。但是，资本家——特别是他的理论解释者，即政治经济学家——却难以摆脱这一幻想：已经支付给工人的货币仍然是他的即资本家的货币。如果资本家是金的生产者，那么，可变价值部分——即为他补偿劳动的购买价格的商品形式等价物——本身直接以货币形式出现，所以，不需要通过迂回的道路流回，就可以重新作为可变的货币资本执行职能。但是，说到第II部类的工人——如果我们把生产奢侈品的工人撇开不说——，那么，500v本身是以那种供工人消费的商品形式存在的，这种商品是由作为总体工人来看的工人直接向购买他们劳动力的总体资本家再购买的。第II部类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按它的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绝大部分供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构成的。但是，工人以这种形式花费掉的，不是可变资本，而是工资，是工人的货币，这些货币正是由于在这些消费资料中实现而为资本家恢复了可变资本500IIv的货币形式。可变资本IIv和不变资本2 000IIc一样，是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出来的，二者同样不会分解为收入。在这两个场合，分解为收入的都是工资。

　　但是，由于工资作为收入花掉，所以一方面是1 000IIc恢复了货币资本形式，而通过这种迂回道路恢复货币资本形式的还有1 000Iv，另一方面是500IIv恢复了货币资本形式，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后者来说，部分是直接流回，部分是间接流回）恢复了货币资本形式，这在年产品的交换中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1) 以下是第VIII稿。
(2) “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42—343页）——“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同上，第342页）⁹⁵——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2章第3节第619页⁹⁶。
(3) 爱·伯·泰勒《人类原始历史》，亨·弥勒译，莱比锡版（无出版日期）第240页。
(4) 见本卷第450页。——编者注
(5) 在1893年的德文版中是“出售者”，根据马克思的手稿改正。——编者注
[95]　马克思在1845年《布鲁塞尔笔记》中对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了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3卷。——489。
[9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9页。——489。
97 　让·巴·萨伊《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491。
98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看法，见他的《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马克思的私人藏书中有这部著作，在1845年《巴黎笔记》中有对此书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3卷。——496。

XI. 固定资本的补偿

　　在阐述年再生产的各种交换时，遇到如下的巨大困难。如果我们以问题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来说明，就会得到：

　　（I） 4 000c＋1 000v＋1 000m＋

　　（II） 2 000c＋500v＋500m＝9 000，

　　最后分解为：

　　4 000Ic＋2 000IIc＋1 000Iv＋500IIv＋1 000Im＋500IIm＝6 000c＋1 500v＋1 500m＝9 000。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只要是由真正的劳动资料（生产资料的一个特殊种类）构成的，就由劳动资料转移到劳动产品（商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继续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而且是以它们的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职能。只是劳动资料的损耗，即它们在一定期间持续执行职能时逐渐损失的价值，才作为借助于劳动资料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要素再现，才由劳动工具转移到劳动产品中去。因此，就年再生产来说，在这里我们从一开始要考察的只是固定资本中那些寿命在一年以上的组成部分。如果它们在一年之内就不能使用了，它们就要全部由年再生产来补偿和更新；因而这里研究的问题从一开始也就和它们无关了。至于机器以及其他具有比较耐久形式的固定资本，则会发生而且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整个建筑物或机器的躯体寿命很长，但是，其中有一些部分却必须在这一年内全部进行补偿。这些部分，与那些必须在一年内补偿的固定资本要素属于同一个范畴。

　　商品的这个价值要素决不能和各种修理费用混为一谈。如果商品出售了，这个价值要素就会和别的要素一样货币化，即转化为货币；但是，在转化为货币以后，它和其他价值要素的区别就出现了。为了开始商品的再生产（总之，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过程成为持续的过程），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必须用实物来补偿；在商品上消耗的劳动力，同样也必须用新的劳动力来补偿。因此，通过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必须不断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即使比如说在一定期限内购买较大数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形成了生产储备，以致在一定期间不需要重新购买这些生产资料，因而，在这种储备用完以前，出售商品所得到的、用于上述目的的货币可以积累起来，这部分不变资本会暂时成为已经停止执行能动职能的货币资本，那这种情况也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变化。这不是收入资本；这是停留在货币形式上的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必须不断更新，虽然这种更新的形式，就流通来说，可以是各种各样的。重新购买，即生产资料借以更新、补偿的流通行为，可以在间隔较长的时期进行，这时是一次投入大量货币，而且由相应的生产储备来补偿；或者这种流通行为可以在依次间隔较短的时期进行，这时是迅速地连续地支出少量货币，而生产储备也较少。这一切都不会使事情本身发生任何变化。劳动力也是这样。凡是生产在一年内以相同规模连续进行的地方，已经消耗的劳动力就要不断由新的劳动力补偿；凡是劳动带有季节性或在不同期间需要不同劳动量的地方，例如在农业中，那就要相应地有时购买大量劳动力，有时购买少量劳动力。相反地，出售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就它是与固定资本损耗相等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化而言，是不会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它是补偿这种生产资本的价值损失的。它在生产资本旁边沉淀下来，保留它的货币形式。这种货币沉淀反复发生，直到年数不等的再生产时期结束为止，在这个再生产时期，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以它的旧的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一旦这种固定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寿命已经完结，不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它的价值就在它旁边存在着，全部由货币来补偿，即由货币沉淀的总和，由固定资本逐渐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已经通过商品出售而转化为货币形式的价值的总和来补偿。接着，这些货币就用来对固定资本（或固定资本的要素，因为固定资本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寿命）进行实物补偿，从而对生产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进行实际更新。可见，这些货币是不变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即固定部分的货币形式。因此，这种货币贮藏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贮存。只有在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新的要素，以便补偿它的寿命已经完结的要素的时候，它才失去货币贮藏的形式，从而再能动地进入以流通为中介的资本再生产过程。

　　就像简单的商品流通决不只是产品交换一样，年商品产品的交换也决不能只分解为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直接的互相交换。货币在其中起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会在固定资本价值再生产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假如生产是共同的生产，不具有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要研究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到基本公式。第II部类是：2 000c＋500v＋500m。在这里，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等于价值3 000；在构成这个商品总额的不同商品要素中，就价值而言，每一个要素都分解为2/3c＋1/6v＋1/6m；或者用百分率表示，分解为66(2/3)c＋16(2/3)v＋16(2/3)m。第II部类的各种不同商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可以有不同的比例；在这些商品中，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也可以有所不同；固定资本部分的寿命，从而它逐年的损耗，或者说，由它按比例地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也可以是不同的。但是，这些都是和这里的问题无关的。说到社会的再生产过程，问题只是涉及第II部类和第I部类之间的交换。在这里，第II部类和第I部类只是在它们的社会的、大量的关系中互相对立。因此，如果对第II部类的一切生产部门进行综合考察，第II部类的商品产品中c这一部分价值的比例量（这对我们现在考察的问题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平均比例。

　　总价值由2 000c＋500v＋500m这几个部分构成的各种商品它们大部分是同一商品种类）中的每一种商品，其价值都是＝6(2/3)%c＋16(2/3)%v＋16(2/3)%m。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每100单位的品，无论它是属于c，还是v，还是m。

　　2 000c借以体现的商品，其价值可以再分为：

　　1. 1 333(1/3)c＋333(1/3)v＋333(1/3)m＝2 000c，

　　同样，500v可以再分为：

　　2. 333(1/3)c＋83(1/3)v＋83(1/3)m＝500v，

　　最后，500m可以再分为：

　　3. 333(1/3)c＋83(1/3)v＋83(1/3)m＝500m。

　　把1、2、3的c相加，就会得到1 333(1/3)c＋333(1/3)c＋333(1/3)c＝2 000。同样，333(1/3)v＋83(1/3)v＋83(1/3)v＝500，把m相加，也是这样。全部相加，就会和上面所说的一样，得到3 000总价值。

　　因此，第II部类的价值3 000的商品量所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价值，都包含在2 000c中；而500v和500m却连它的一个原子都不包含。这对于v和m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换句话说，第II部类的商品量中整个代表不变资本价值，从而能够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或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的那一部分，都存在于2 000c中。因此，一切和第II部类的商品的不变价值的交换有关的事情，都不超出2 000IIc运动的范围；并且这种交换只能在它和（I1 000v＋1 000m）之间进行。

　　同样，对第I部类来说，一切和它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交换有关的事情，也不超出对4 000Ic的考察范围。

1. 损耗的价值部分在货币形式上的补偿

　　如果我们现在从下列公式开始：

　　那么，商品2 000IIc和同等价值的商品I（1 000v＋1 000m）交换的前提是：2 000IIc全部以实物形式再转化为第I部类所生产的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组成部分；但是，后者借以存在的商品价值2 000包含着补偿固定资本的价值损失的要素，这个要素不需要立即用实物来补偿，而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逐渐积累成一个总额，直到固定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每一年都是固定资本的终年，固定资本时而需要在这个或那个单个企业，时而需要在这个或那个产业部门进行补偿；对同一个单个资本来说，总会有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固定资本需要补偿（因为固定资本各部分的寿命不同）。如果我们考察年再生产——即使是原有规模的年再生产，也就是说，把一切积累撇开不说——，我们也不是从头开始。我们考察的是许多年中的一年，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刚诞生的一年。因此，投入第II部类的各种各样的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也会有不同的年龄。就像在这些生产部门从事生产的人每年都有死亡一样，每年也有许多固定资本在当年到达寿命的终点，必须用积累的货币基金实行实物更新。所以，在2 000IIc和2 000I（v＋m）的交换中就包含着2 000IIc由它的商品形式（消费资料）到它的实物要素的转化，这些实物要素不仅由原料和辅助材料构成，而且也由固定资本的实物要素，如机器、工具、建筑物等等构成。因此，2 000IIc的价值中要用货币来补偿的损耗和正在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是完全不一致的，因为固定资本每年都有一部分必须用实物来补偿，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第II部类资本家在前几年内已经积累了这种转化所必需的货币。不过，这一个前提既适用于前几年，同样也适用于当年。

　　在I（1 000v＋1 000m）和2 000IIc的交换中，首先要指出，价值额I（v＋m）不包含任何不变的价值要素，因而也不包含任何用以补偿损耗的价值要素，即不包含由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转移到v＋m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的商品中去的价值的要素。相反地，这种要素却存在于IIc中，并且正是这种因固定资本而存在的价值要素的一部分，不需要立即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实物形式，而是首先要保留在货币形式上。因此，当I（1 000v＋1 000m）和2 000IIc交换时，立即遇到了困难：第I部类的2 000（v＋m）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要用它的全部价值额2 000和以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存在的等价物进行交换，而另一方面，消费资料2 000IIc却不能以它的全部价值额来和生产资料I（1 000v＋1 000m）交换，因为它的价值的一部分——等于固定资本中有待补偿的损耗或价值损失——必须首先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而在我们仅仅考察的当年再生产期间，不再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但是，使商品价值2 000IIc所包含的损耗要素借以货币化的货币，只能从第I部类取得，因为第II部类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而是要通过出售自己的商品才能得到报酬；因为按照前提，I（v＋m）要购买2 000IIc的全部商品额；所以第I部类必须通过这种购买，使第II部类的那个损耗部分转化为货币。但是，按照以前阐明的规律，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将回到后来把等量商品投入流通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第I部类在购买IIc时，显然不会既把商品2 000付给第II部类，此外又把一个额外的货币额一次永久地（不再通过交换的行为回到自己手中）付给第II部类。否则，对商品量IIc的购买就会高于它的价值。如果第II部类用它的2 000c实际上交换到了I（1 000v＋1 000m），那么，它对第I部类也就不再有所要求，而在这个交换中流通的货币将回到第I部类那里还是第II部类那里，要看二者当中是谁把货币投入流通的，也就是说，是谁首先作为买者出现的。在这个场合，第II部类应该同时把它的商品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额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而我们的前提却是，商品出售以后，这个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不会在当年的再生产期间由货币再转化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实物形式。因此，只要第II部类把价值2 0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而向第I部类购买的商品却不到2 000，比如说，只有1 800，第II部类就会得到一个货币差额。这样，第I部类就只好用货币200来补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那种把商品＝200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II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I部类方面，却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性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就遭到彻底破坏。这样，我们克服一个困难就只是创造出另一个更麻烦得多的困难。

　　因为这个问题提出了特殊困难，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为政治经济学家研究过，所以我们要逐个考察一切可能的（至少看起来是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确切地说，一切可能的提出问题的办法。

　　我们首先像前面一样，假定II把2 000卖给第I部类，但是，只向第I部类购买商品1 800。在商品价值2 000IIc中，包含着为补偿损耗而以货币形式贮藏的200。所以，2 000IIc的价值分成两部分：1 800要和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相交换，200为了补偿损耗而要（在2 000c卖给第I部类之后）保持货币形式。或者，按其价值来说，2 000IIc＝1 800c＋200c（d）。在这里，d＝déchet〔损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察下列的交换：

　　第I部类用为支付工人劳动力报酬而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1 000镑购买消费资料1 000IIc；第II部类用同一个1 000镑购买生产资料1 000Iv。因此，第I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可以用这个货币在下一年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即用实物补偿他们的生产资本的可变部分。——其次，第II部类用预付的400镑购买生产资料Im；Im用同一个400镑购买消费资料IIc。这样，第II部类预付在流通中的400镑回到了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但只是作为已售商品的等价物回到他们手中。第I部类预付400镑来购买消费资料；第II部类再向第I部类购买400镑的生产资料，从而这400镑流回第I部类那里。到此为止，计算如下：

　　第I部类把1 000v＋800m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此外，它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是：作为工资的1 000镑以及用来和II交换的400镑。交换完成以后，第I部类有：货币形式的1 000v，800m转化为800IIc（消费资料），还有400镑货币。

　　第II部类把商品（消费资料）1 800c和货币400镑投入流通；交换完成以后，它有：第I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1 800和货币400镑。

　　现在，我们在第I部类方面还有200m（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在第II部类方面有200c（d）（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

　　按照假定，第I部类用200镑购买价值200的消费资料（cd）；但是第II部类把这200镑抓住不放，因为200（cd）代表损耗，所以不必立即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因此，就有200Im不能出售；第I部类的有待补偿的剩余价值，就有1/5不能实现，不能由它的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

　　这不仅和原有规模的再生产的前提相矛盾；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可以说明200c（d）怎样转化为货币的假设；相反地，这表示这种转化是无法说明的。由于无法论证200c（d）怎样转化为货币，所以假定，正是因为第I部类不能把自己剩下的200m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才切望把它转化为货币。如果把这一点理解为交换机制的正常活动，那就等于假定，为了使200c（d）按时转化为货币，每年都要有200镑从天上掉下来。

　　如果Im不像在这里那样，以它原来的存在方式出现，即不是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组成部分出现，从而不是作为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通过出售才能在货币上实现的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出现，而是在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手中，例如，在土地所有者手中作为地租或在货币贷放者手中作为利息出现，这种假设的荒谬性就不那么明显了。但是，如果产业资本家不得不作为地租或利息转让给剩余价值的其他共有者的那部分商品剩余价值，长期不能通过商品本身的出售而实现，那么，地租或利息的支付也就终止，因而土地所有者或食利者也就不能作为解围之神⁹⁹，通过花费地租或利息来使年再生产的一定部分任意转化为货币了。全体所谓非生产劳动者，如官吏、医生、律师等等的支出，以及其他以“公众”的身份“帮助”政治经济学家说明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所不能说明的问题的那些人的支出，也具有同样的情况。

　　如果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在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的两大部类之间，不是直接进行交换，而是有商人做中间人，靠商人的“货币”去克服一切困难，那也是无济于事的。例如，在当前的场合，200Im归根结底要卖给第II部类的产业资本家。它可以通过一系列商人之手，但是最后一个商人，就其和第II部类的关系来说，他的处境——按照假设——是和第I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最初的处境相同的，也就是说，商人同样不能把200Im卖给第II部类；而这个购买额的停滞，使第I部类不能更新同样的过程。

　　由此可见，即使撇开我们真正的目的不说，也完全有必要考察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形式（排除一切插在中间使事情模糊不清的障碍），以便摆脱各种虚伪的遁词，因为当我们直接把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复杂具体的形式作为分析对象时，这些虚伪的遁词就会造成一种似乎它们是“科学的”说明的假象。

　　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它永远排除了关于200IIc（d）是靠第I部类预付的货币来实现货币化的这一假设。

99 　解围之神的原文是：deus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义是：突然出现的挽救危局的人。——510。

2. 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

　　上面考察的假设否定以后，就只剩下这样的可能性：除了用货币补偿损耗部分以外，还用实物补偿寿命全部完结的固定资本。

　　我们在前面已经假定：

　　（a）第I部类用来支付工资的1 000镑，被工人花费在同等价值额的IIc上，即用来购买消费资料。

　　至于在这里1 000镑是第I部类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这只是说明有这个事实。有关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用货币支付工资；然后这些货币被工人花费在生活资料上，而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来说，当他们的不变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时，这些货币又当做流通手段来使用。当然，这些货币可以经过许多渠道（小商人、房主、收税人以及工人本身所需要的医生等等非生产劳动者），因此只有一部分直接从第I部类的工人手中流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手中。这种流动可能或多或少发生停滞，所以资本家方面必须有新的货币准备。在研究基本形式时，这一切将不予考察。

　　（b）前面假定，在一个场合第I部类还预付400镑货币，向第II部类购买物品，这些货币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在另一个场合第II部类又预付400镑，向第I部类购买物品，这些货币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这样假定是必要的，否则，假定第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或第I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都只是单方面地把商品交换所需的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去，那就未免专断了。因为前一小节已经指出，必须抛弃这样一种荒谬的假设，即第I部类会把追加货币投入流通，使200IIc （d）转化为货币，所以，显然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更荒谬的假设：第II部类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商品中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组成部分得以转化为货币。例如X先生的纺纱机在生产中失去的价值部分将作为棉线的价值部分再现；他的纺纱机一方面在价值或损耗中失去的东西，应该在另一方面作为货币在他手中积累起来。现在假定，X向Y购买比如说价值200镑的棉花，这样就把200镑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去，Y用同一个200镑向X购买棉纱，这200镑在X手中则成为补偿纺纱机的磨损的基金。这无非是说，不管X的生产情况如何，不管生产的产品和产品的出售情况如何，他还要有200镑留在身边，以便自己偿付纺纱机的价值损失，也就是说，除了他的纺纱机损失的200镑价值以外，他每年还必须另外从自己钱袋中拿出200镑货币加进去，以便最后能够购买一台新的纺纱机。

　　但是，这种假设的荒谬性仅仅是表面的。第II部类是由许多资本家构成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处在再生产的完全不同的期限中。对一些资本家来说，固定资本已经到了必须全部用实物更新的期限。对另一些资本家来说，它和这个阶段多少还有些距离。对后一类资本家的全体成员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并没有实际再生产，即并没有用实物来更新，或者说，并没有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补偿，它的价值则相继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前一类资本家则完全处于企业开办时的那种情况（或部分地处于那种情况，这一点和这里的问题无关）。那时，他们带着货币资本来到市场，一方面要把它转化为（固定的和流动的）不变资本，另一方面则要把它转化为劳动力，即可变资本。他们现在也和当初一样，要把货币资本再预付到流通中去，因此，既要预付流动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也要预付不变的固定资本的价值。

　　因此，假定第II部类的资本家为了和第I部类进行交换而投入流通的400镑有一半是来自第II部类的这样一部分资本家，他们不仅必须用自己的商品来更新他们的属于流动资本范围的生产资料，而且必须用他们的货币以实物来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而第II部类的另一半资本家却只要用他们的货币以实物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无须以实物来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那么，认为流回的400镑（只要第I部类用它来购买消费资料，它就会流回）在第II部类的这两部分资本家之间有不同的分配，是完全没有什么矛盾的。这400镑流回到第II部类，但不是流回到原来那些资本家手中，而是在该部类内部进行不同的分配，即由该部类的一部分人手中转入该部类的另一部分人手中。

　　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除了最后用他们的商品来补偿的这部分生产资料外，还把200镑货币转化为实物形式的新的固定资本要素。他们这样花掉的货币，就像企业开办时一样，只是要在许多年内才作为这个固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中相当于损耗的价值组成部分，相继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里。

　　而第II部类的另一部分资本家，并没有用200镑从第I部类取走任何商品，第I部类却把第II部类的第一部分资本家为购买固定资本要素所用的货币支付给他们。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在已经更新的实物形式上再拥有他们的固定资本价值，另一部分资本家则还要在货币形式上积累固定资本价值，以便将来用实物来补偿他们的固定资本。

　　在前面的各种交换完成以后，要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的，就是有待双方互相交换的商品余额了：在第I部类那里是400m，在第II部类那里是400c。⁽¹⁾我们假定，第II部类为这个价值800的商品的交换预付400货币。400的一半（＝200），无论如何必须由曾经把200货币作为损耗价值积累起来，而现在要把它再转化为它的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的那一部分IIc支出。

　　正如第II部类和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分解的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可以用第II部类或第I部类的商品本身的特殊的比例部分来表现完全一样，不变资本价值中还无须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而暂时还要以货币形式逐渐积攒起来的那部分价值，也可以这样表现。在这里，第II部类的一定量商品（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余额的一半＝200），只是通过交换而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的这个损耗价值的承担者。（第II部类的第一部分资本家，即用实物来更新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家，可能已经用商品量——这里只表现为它的余额——中代表损耗的部分来实现它的损耗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对他们来说，仍然有200货币要实现。）

　　至于在这个余额的交换中由第II部类投入流通的400镑的另一半（＝200），则用来向第I部类购买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这200镑的一部分可能由第II部类的这两部分资本家投入流通，也可能只由那部分没有用实物更新固定价值组成部分的资本家投入流通。

　　因此，用这400镑从第I部类取走：1. 仅仅由固定资本要素构成的价值200镑的商品；2. 仅仅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流动部分的实物要素的价值200镑的商品。这样，第I部类卖掉了它的应卖给第II部类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但是，其中1/5的价值，即400镑，现在是以货币形式留在第I部类那里。而这个货币是货币化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必须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因此，第I部类用这400购买第II部类的全部商品价值＝400。从而这个货币在它取出第II部类的商品时流回到第II部类那里。

　　现在，我们假定有三种情况。我们把第II部类中用实物补偿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家叫做“第1部分”；把第II部类中以货币形式贮存固定资本损耗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家叫做“第2部分”。这三种情况分述如下：（a）仍然作为余额以第II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400，有一个份额为第1部分和第2部分（假定各占1/2）补偿不变资本的一定量的流动部分；（b）第1部分已经把他的全部商品出售，所以，第2部分还有400要出售；（c）除了承担损耗价值的200外，第2部分已经把全部商品出售。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以下几种分配情况：

　　（a）第II部类还有商品价值＝400c在手中，第1部分有100，第2部分有300；而在这300中有200代表损耗。在这个场合，第I部类为了取出第II部类的商品而现在送回第II部类那里的400镑货币中，就有第1部分原来投入的300，也就是说，其中200货币用来从第I部类取得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要素，100货币作为它和第I部类进行商品交换的中介；而第2部分在这400中只预付1/4即100，这同样是作为它和第I部类进行商品交换的中介。

　　因此，在这400货币中，第1部分预付了300，第2部分预付了100。

　　但是，这400是这样流回的：

　　流回到第1部分的，是100，即只等于它预付货币的1/3。但它获得了价值200的更新了的固定资本来代替其余的2/3。为了购买这个价值200的固定资本要素，它已经把货币付给了第I部类，但是以后没有出售任何商品。就这个货币来说，第1部分和第I部类相对立，只是作为买者，以后没有再作为卖者。因此，这个货币不能流回到第1部分；不然，它得到的固定资本要素就是第I部类赠送的了。——就第1部分预付的货币的最后1/3来说，它是先作为买者来购买它的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第I部类再用这同一个货币向它购买它的价值100的商品余额。所以，这个货币流回到它（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手中，因为它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以后，立即又作为卖者出现。如果这个货币不流回来，那第II部类（第1部分）要得到价值100的商品，就得先把100货币，然后又把100商品付给第I部类，也就是把它的商品赠送给第I部类了。

　　而流回到投入100货币的第2部分的，是300货币。100流回来，是因为它先作为买者把100货币投入流通，现在又作为卖者把这些货币收回；200流回来，是因为它只作为价值200的商品的卖者执行职能，而没有作为买者执行职能。就是说，这个货币不能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所以，固定资本的损耗是用第II部类（第1部分）购买固定资本要素时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补偿的；但是，这个货币不是作为第1部分的货币，而是作为属于第I部类的货币来到第2部分手中的。

　　（b）按照这一假定，IIc的余额是这样分配的：第1部分拥有200货币，第2部分拥有400商品。

　　第1部分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商品出售，但是200货币是它的不变资本中必须用实物更新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转化形式。所以，在这里它只作为买者出现；它所得到的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第I部类的具有固定资本实物要素形式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第2部分最大限度（如果第I部类没有为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预付任何货币）只需要把200镑投入流通，因为就它的商品价值的一半来说，它只作为卖者向第I部类出售，而不是作为买者向第I部类购买。

　　400镑从流通回到第2部分手里；其中200回到它手里，是因为它作为买者预付了200，当它作为200商品的卖者时，又把这200镑收回。还有200回到它手里，是因为它曾经把价值200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但没有因此再从第I部类取得商品等价物。——

　　（c）第1部分有200货币和200c商品；第2部分有200c（d）商品。

　　按照这一假定，第2部分无须预付任何货币，因为它和第I部类相对立，不是作为买者执行职能，而是仅仅作为卖者执行职能，从而它必须等待人家向它购买。

　　第1部分预付400镑货币，其中200是为了和第I部类互相交换商品，其余200则是它作为单纯的买者向第I部类购买时预付的。它用后面这200镑货币购买固定资本要素。

　　第I部类用200镑货币向第1部分购买200商品；第1部分为这个商品交换而预付的200镑货币因此就流回到它那里；第I部类再用另外200镑（也是从第1部分得到的）向第2部分购买200商品；第2部分的固定资本损耗因此就以货币形式在它自己那里沉淀下来。

　　假定在（c）这个场合，为交换现有商品所必需的200货币，不是由第II部类（第1部分）预付，而是由第I部类预付，那也不会使事情有任何变化。如果是第I部类先向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购买200商品——假定后者也只有这个商品余额要出售——，这200镑就不会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因为第II部类的第2部分不再作为买者出现。但是，在这里，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有200镑货币要用来购买，此外还有200商品要用来交换，所以总计有400要用来和第I部类进行交换。于是，有200镑货币从第II部类的第1部分回到第I部类。如果第I部类再用这个货币向第II部类的第1部分购买200商品，那么当第II部类的第1部分向第I部类购买400商品的后一半时，这个货币就回到第I部类。第1部分（II）只是作为固定资本要素的买者花了200镑货币；因此，这个货币不再回到它那里，而是用来使第II部类的第2部分的商品余额200c转化为货币；第I部类用于商品交换的200镑货币，并不是通过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而是通过第II部类的第1部分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有代替它的400商品的价值400的商品等价物；回到第I部类那里的还有为交换800商品而由它预付的200镑货币。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I. …………400m

　　II. （1）200货币＋200c商品＋（2）200c商品，说得更清楚些，这种余额交换就是：

　　I. 200m＋200m。

　　II. （1）200货币＋200c商品＋（2）200c商品。

　　因为第II部类第1部分的商品200c和200Im（商品）交换，并且因为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这400商品的交换中流通的一切货币都流回到预付者手中，流回到第I部类或第II部类手中，所以，这个货币作为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的要素，实际上并不是我们这里所研究的问题的要素。或者换一种说法：假定在200Im（商品）和200IIc（第II部类第1部分的商品）的交换中，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因此它也不是作为狭义的“流通手段”执行职能，那么很清楚，因为商品200Im和商品200IIc（第1部分）价值额相等，价值200的生产资料就和价值200的消费资料相交换，货币在这里只是观念地执行职能，任何一方都无须为支付差额而实际把货币投入流通。因此，只有当我们把商品200Im和它的等价物即商品200IIc（第1部分）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双方去掉时，问题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把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这两个彼此相抵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额去掉后，就只需要交换一个余额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即：

　　I. 200m商品。

　　II. （1）200c货币 ＋ （2）200c商品。

　　这里很清楚：第II部类的第1部分用200货币购买它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200Im；因此，第II部类的第1部分的固定资本得到实物更新，第I部类的200剩余价值也由商品形式（由生产资料，即固定资本的要素）转化为货币形式。第I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的第2部分购买消费资料；对第II部类来说，结果是：第1部分用实物更新了它的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第2部分则有另一个组成部分（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组成部分）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每年都这样继续下去，直到这个组成部分也得到实物更新。

　　在这里先决条件显然是：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这个固定组成部分，即按自己的全部价值再转化为货币，因而每年要用实物更新的固定组成部分（第1部分），应该等于第II部类不变资本中另一个固定组成部分的年损耗，也就是等于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职能，而其损耗（即转移到所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价值损失）先要用货币来补偿的那个固定组成部分的年损耗。因此，这样一种平衡，好像就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的规律了；换句话说，因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I部类一方面要提供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提供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所以，劳动在第I部类的分配比例必须保持不变。

　　我们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以前，要先考察一下，当IIc（1）的余额和IIc（2）的余额不相等时，情况会怎样。可以是前者大于后者，也可以是前者小于后者。让我们依次考察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I. 200m。

　　II. （1）22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在这里，IIc（1）用200镑货币购买商品200Im；第I部类用同一些货币购买200IIc（2），即必须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这个固定资本组成部分因此转化为货币。但是，货币形式的20IIc （1）不能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

　　只要我们不是把Im的余额定为200，而是定为220，从而2 000I中通过以前的交换已经解决的不是1 800，而只是1 780，看来这种弊端就可以消除。这样，我们就得到：

　　I. 220m。

　　II. （1）22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IIc第1部分用220镑货币购买220Im，然后第I部类用200镑购买200IIc（2）商品。但是这时在第I部类方面就剩下了20镑货币，这是它只能以货币形式保持而不能用于消费资料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只是使困难由IIc（第1部分）转到了Im。

　　另一方面，我们假定IIc第1部分小于IIc（第2部分）；这样，我们就得到：

　　第二种情况：

　　I. 200m（商品形式）。

　　II. （1）180c（货币形式）＋（2）200c（商品形式）。

　　第II部类（第1部分）用180镑货币购买商品180Im；第I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I部类（第2部分）购买同等价值的商品，即180IIc（2）；因此，一方面，有20Im不能出售，另一方面也有20IIc（2）不能出售；总计有价值40的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

　　假定第I部类的余额＝180，也无济于事；这样，第I部类固然没有剩下余额，但IIc（第2部分）却仍然有余额20不能出售，不能转化为货币。

　　在第一种情况下，IIc（1）大于IIc（2），从而IIc（1）方面有一个货币余额不能再转化为固定资本；如果假定Im的余额＝IIc（1），在Im方面就会有同等数量的货币余额不能转化为消费资料。

　　在第二种情况下，IIc（1）小于IIc（2），从而在200Im和IIc（2）两方面都出现货币不足，都出现同样的商品过剩；如果假定Im的余额＝IIc（1），在IIc（2）方面就会出现货币不足和商品过剩。

　　我们假定Im的余额总是等于IIc（1）——因为生产是由订货决定的，并且再生产也不会因为第I部类今年多生产一些第II部类的⁽²⁾不变资本固定组成部分，明年又多生产一些它的不变资本流动组成部分，而有所改变，——那么，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当第I部类用Im来购买第II部类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时，Im才能再转化为消费资料；在这种场合，第II部类不是消费掉这部分剩余价值，而是把它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在第二种情况下，就只有靠第I部类自己付出货币来解决，但这个假定已经被我们抛弃了。

　　如果IIc（1）大于IIc（2），那么，为了使Im中的货币余额实现，那就要有外国商品输入。如果IIc（1）小于IIc（2），那相反地就要把第II部类的商品（消费资料）输出，以便IIc的损耗部分在生产资料中实现。因此，在这两个场合，都必须有对外贸易。

　　在考察规模不变的再生产时，虽然假定一切产业部门的生产率不变，从而，这些部门商品产品价值的比例关系都保持不变，但是，刚刚讲到的这两种情况，即IIc（1）大于IIc（2）或者小于IIc（2），对规模扩大的生产来说，总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规模扩大的生产的条件下这两种情况毫无疑问都会出现。

(1) 这里的数字又和前面假定的不一致。但这不要紧，因为这里只涉及比例关系。——弗·恩·
(2) 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第II部类和第I部类的；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

3. 结论

　　关于固定资本的补偿，一般应当指出：

　　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不仅生产规模不变，而且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也不变的前提下，如果IIc的固定要素比去年有更大一部分已经寿命完结，从而有更大一部分要用实物更新，那么，还在死亡途中的、在死亡期到来以前暂时要以货币形式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必然会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因为按照这个前提，在第II部类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部分的总量（以及价值总量）是保持不变的。但是，这会引起下列情况。第一，如果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较大部分由IIc的固定资本要素构成，那么它的相应的较小部分就由IIc的流动组成部分构成，因为第I部类为IIc生产的总额保持不变。如果其中一部分增加了，另一部分就减少；反过来也是一样。而另一方面，第II部类的生产总额也保持不变。但是，在第II部类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即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动要素）减少时，这又怎么可能呢？第二，恢复货币形式的固定资本IIc中有较大一部分流到第I部类，以便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所以，除去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为了单纯的商品交换而流通的货币，还会有更多的货币流到第I部类；这些货币，不成为相互间的商品交换的中介，而只是单方面地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但同时IIc中承担补偿损耗价值的商品量将会按比例减少，从而第II部类中无须和第I部类的商品交换而只须和第I部类的货币交换的商品量也会按比例减少。所以，会有更多的货币作为单纯购买手段从第II部类流到第I部类；而对第II部类来说，第I部类单纯作为买者向它购买的商品则较少。因此，Im——因为Iv已经和第II部类的商品交换——会有较大的部分不能转化为第II部类的商品，而是要保留在货币形式上。

　　有了以上的阐述，对于相反的情况，即对于一年内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中寿命完结而要再生产的部分较小，损耗部分较大的情况，就无须再进一步考察了。

　　因此，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是会发生。

　　一句话：如果在简单再生产和各种条件不变，特别是劳动生产力、劳动总量、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假定在寿命完结的（有待更新的）固定资本和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起作用的（只是为了补偿其损耗而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不是不变，那么，在一个场合，需要再生产的流动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变，而需要再生产的固定组成部分的量就会增加；因此，第I部类的生产总额必须增加，不然，即使把货币关系撇开不说，也会出现再生产不足的现象。

　　在另一个场合，如果需要在实物形式上再生产的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的比例量减少，从而还只是要用货币进行补偿的第II部类的固定资本组成部分会按同一比例增加，那么，在需要由第I部类再生产的第II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变的同时，需要再生产的固定组成部分的量却会减少。因此，或者是第I部类的生产总额减少，或者是出现过剩（就像前面出现不足一样），而且是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过剩。

　　诚然，在第一个场合，同一劳动可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量或增加劳动强度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弥补第一个场合的不足；但是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总不免会有劳动和资本从第I部类的某个生产部门移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并且，每一次这样的移动，都会引起暂时的紊乱。其次，第I部类（由于增加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不得不用较多的价值来交换第II部类的较少的价值，因而第I部类的产品就要跌价。

　　在第二个场合则相反，第I部类必须压缩自己的生产，这对该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来说，意味着危机；或者第I部类提供的产品过剩，这对他们来说，又是危机。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

　　在两个场合，对外贸易都能起补救作用；在第一个场合，是使第I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在第二个场合，是把过剩的商品销售掉。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

　　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某一年数量很大（像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会很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要素。

　　这个关于固定资本的例子，在再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这种不平衡在固定资本甚至仅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也就是说，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也能够发生并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

XII. 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要素我们完全没有考虑，那就是金和银的年再生产。金和银如果仅仅作为制造奢侈品或镀金等等的材料，那也和任何其他产品一样，不必在这里专门提起。但是，它们作为货币材料，从而作为可能的货币，是起重要作用的。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在这里只是把金当做货币材料。

　　根据较早的统计资料，每年金的总产量等于80万—90万磅，价值约110 000万到125 000万马克。而根据泽特贝尔的统计⁽¹⁾，从1871年到1875年，每年平均只生产金170 675公斤，价值约47 600万马克。其中澳大利亚约提供16 700万马克，美国提供16 600万马克，俄国提供9 300万马克。余额则分别由不同国家提供，其中每个国家提供的数额都在1 000万马克以下。同时期，银的年产量将近200万公斤，价值35 450万马克。其中墨西哥约提供10 800万，美国10 200万，南美6 700万，德国2 600万，等等。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有美国是金和银的生产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金以及绝大部分银都是从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南美和俄国得到的。

　　但是，我们要把这些金矿移到我们现在要分析年再生产的这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如下：

　　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假定正常的年再生产规模已定，那也就是假定，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而不影响价值关系，也就是不影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个部类互相交换的价值关系，同样也不影响每一部类的产品价值所能分解成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也就是在这里要把金看做年再生产的直接要素，而不是看做通过交换从外国输入的商品要素。

　　金的生产和一般金属生产一样，属于第I部类，属于包括生产资料生产的部类。我们假定，每年生产的金＝30（这是为了简便起见；和我们公式中的数字比较，这个数字实际是过高了）；这个价值可分解为20c＋5v＋5m。20c要和Ic的其他要素交换（这一点以后再考察⁽²⁾）；但是，5v＋5m（I）则要和IIc的要素即消费资料交换。

　　至于5v，每一个生产金的企业，首先都要从购买劳动力开始；但不是用自己生产的金来购买，而是用国内的一部分储备货币来购买。工人用这5v从第II部类那里取得消费资料；然后第II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I部类购买生产资料。比如说，第II部类向第I部类购买价值2的金作为商品材料等等（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因此，2v以在此之前属于流通的货币的形式流回到第I部类的金生产者那里。如果第II部类不再向第I部类购买材料，那么第I部类就把它的金作为货币投入流通，来向第II部类购买商品，因为金可以购买任何一种商品。差别仅仅是，第I部类在这里不作为卖者，而只作为买者出现。第I部类的金开采者总是能够把他们的商品卖掉的；他们的商品总是处于可以直接交换的形式。

　　假定一个纺纱业主把5v支付给他的工人，为此，这些工人——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向他提供产品纱＝5。这些工人向IIc购买价值5的商品；IIc用货币形式的5向第I部类购买纱，因此，5v以货币形式流回到纺纱业主手中。相反，在前面假定的场合，Ig（我们用它表示金生产者）用已经属于流通的货币把5v预付给他的工人；后者把这些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而在这个5中，只有2从第II部类回到Ig手中。但是，Ig还是像纺纱业主一样，能够重新开始再生产过程；因为他的工人已经向他提供了价值5的金，他把其中的2卖掉，把3仍然保留金的形式，所以他只要把它铸成铸币⁽³⁾或把它换成银行券，就可以无须再由第II部类中介，直接再以货币形式拥有他的全部可变资本。

　　但是，就在年再生产的这个最初的过程中，实际属于或者可能属于流通的货币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曾经假定，IIc购买2v（Ig）作为材料；3则由Ig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在第II部类的范围内支出。所以，新的金生产⁽⁴⁾所提供的货币量中，3留在第II部类那里，没有流回到第I部类那里。按照假定，第II部类对金这种材料的需要已经满足。3是作为金的贮藏而保留在第II部类手中的。因为3不能构成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要素，因为第II部类早已有足够的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还因为这个追加的、和IIc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3g，除了作为补偿损耗的要素外，在IIc之内不执行任何职能（它只能在IIc（1）偶尔小于IIc（2）的时候，按它们之间相差的程度，补偿损耗的要素），另一方面，商品产品IIc也是除了补偿损耗的要素外，全部要和生产资料I（v＋m）交换，——所以，这些货币必须全部由IIc转移到IIm，无论后者是以必要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还是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反过来，就要有相应的商品价值由IIm转移到IIc。结果是：一部分剩余价值将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

　　如果每年生产的金按同一比例继续作为材料使用，在第二再生产年度，就会再有2流回到Ig那里，再有3用实物进行补偿，即再在第II部类作为贮藏货币游离出来，如此等等。

　　说到可变资本，则资本家Ig和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要不断预付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以便购买劳动。就这个v来说，要向第II部类购买商品的，不是资本家Ig，而是他的工人；因此，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资本家Ig会作为买者出现，即没有第II部类的主动就把金投入第II部类。但是，当第II部类向他购买材料，并且必须把它的不变资本IIc转化为金这种材料时，（Ig）v的一部分，就按流回到第I部类的其他资本家手中的同一方式，由第II部类流回到Ig手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就会直接用他的产品，也就是用金来补偿他的v。但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v有多大部分没有从第II部类流回到他那里，已在流通的货币（即从第I部类流到第II部类但没有流回第I部类的货币）就会有多大部分在第II部类那里转化为贮藏货币，为此，第II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会有多大部分没有用于消费资料。因为不断在开发新的金矿或重新开采旧的金矿，所以，Ig以v形式投入的货币中总有一定比例是新的金生产以前已有的货币量的一部分，Ig通过自己的工人把这些货币投入第II部类，而且，只要这些货币没有从第II部类流回到Ig那里，它们就会在第II部类那里形成贮藏货币的要素。

　　但是，说到（Ig）m，那么，Ig在这里却能够不断作为买者出现；他把自己的m以金的形式投入流通，为此从流通中取出消费资料IIc。在第II部类那里，有一部分金用做材料，因此它是作为第II部类的生产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C的现实要素执行职能的；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它就作为IIm中保留货币形式的部分，再形成货币贮藏的要素。由此可见——这里把以后将要考察的Ic撇开不说⁽⁵⁾——，简单再生产虽然不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积累，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但是还必须包括货币贮存或货币贮藏。并且因为这种现象每年不断重复，所以，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作为出发点的前提也就得到了说明：再生产开始时，就有一个在数量上和商品交换相适应的货币资料存在于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即使扣除了由于流通货币的磨损而损失的金，这样的贮存也还是会发生的。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生产的年代越久，所有资本家积累的货币总量也就越大，从而每年新生产的金加进这个总量中去的比例也就越小，虽然加进这个总量中去的金按它的绝对量来说可能是很大的。现在我们再一次回过来概括地讲一下对于图克的责难⁽⁶⁾：既然归根结底必须把资本家阶级本身看做是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的源泉，每个资本家怎么能够从年产品中取出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他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的货币多呢？

　　我们把前面的阐述（第十七章）归纳一下，来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

　　1. 这里唯一必要的前提是：总要有足够的货币使年再生产量的不同要素进行交换。这个前提不会因为一部分商品价值由剩余价值构成而受影响。假如全部生产归工人自己所有，从而他们的剩余劳动只是为自己的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剩余劳动，那么，流通的商品价值量也还是那么多，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商品价值量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还是那么多。所以，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只是：这全部商品价值借以进行交换的货币从何而来？——而绝不是：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我们再一次回过来说一下，当然，每个单个商品都是由c＋v＋m构成的，所以，对于全部商品量的流通来说，一方面需要有一定的货币额使资本c＋v流通，另一方面需要有另一个货币额使资本家的收入即剩余价值m流通。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的作为资本来预付的货币，和他们的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是不同的。后一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地说就是，资本家阶级手中现有的货币量中，从而总的来说，社会现有的货币总量中，有一部分货币是为了使资本家的收入流通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每一个开办新企业的资本家，在营业开始以后，都能把他为维持生活而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再捞回来，作为使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的货币。但是一般说来，全部困难有下面两个来源：

　　第一，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从而把资本家也只是看做资本的人格化，不是看做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和享受者，那么，我们固然看见他不断把剩余价值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投入流通，但从来看不见有货币作为收入的形式存在于他的手中，从来看不见他为了剩余价值的消费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第二，如果资本家阶级以收入的形态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那就好像他们为全部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这一部分就好像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白白地占有和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这件事有所改变。由货币流通引起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每个资本家都不是消费自己的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这在多数场合是不可能的），而是从每年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占有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品，并把它们据为己有。但是，流通的机制已经表明：当资本家阶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流通中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同一过程；因此，作为资本家阶级来看，他们始终占有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这个货币额。因此，如果资本家不仅从商品市场取出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作为他的消费基金，而且他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也同时流回到他手里，那就很明显，他从流通中取出这些商品时没有付出等价物。虽然他为这些商品支付了货币，但这些商品并不需要他花费分文。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为了取得不需要我花费分文的剩余产品，又把这一镑还给我，那就很明显，我就是白白地取得了这个商品。这种交易的不断反复，也改变不了下列事实：我不断取出商品，并且不断占有这一镑，虽然为了取得商品，我会暂时和这一镑分手。资本家不断把这些货币作为不需要他花费分文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来收回。

　　我们已经讲过，按照亚·斯密的说法，社会总产品价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v＋m，就是说，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全部年产品流通；因此，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价值3 000的消费资料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价值9 000的全部年产品流通。实际上这是亚·斯密的见解，而由托·图克加以重复。这种关于收入的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全部社会产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的错误看法，是对全部年产品的不同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再生产的方法和每年进行补偿的方法不理解或者不加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它已经被驳倒了。

　　让我们听一听斯密和图克自己是怎样说的。

　　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说：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些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商人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商人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由于商人之间的流通都是成批进行的，一般地说，每笔交易都需要数额相当大的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多半是零星进行的，往往只需要很小的货币额，常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够了。但小额流通比大额流通快得多…… 因此，虽然全体消费者每年的购买至少〔这个“至少”真妙!〕和全体商人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照例可以用一个小得多的货币量来解决”，如此等等。

　　对亚当的这一段话，托·图克评论说（散见《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版¹⁰⁰第34—36页）：

　　“毫无疑问，这里描述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 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也包括工资的支付，而工资是消费者的主要收入…… 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一切交换，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通过加工制造等中间过程的各个阶段，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以归结为资本转移的运动。资本的转移不必有这样的前提，而实际上也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在大多数交换中，在转移的时候，要有银行券或铸币的实际转让——我指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转让…… 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总额，归根结底必须由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额决定，并受它的限制。”

　　如果孤立地来看最后一句话，可能会认为，图克只是断言，在商人和商人的交换与商人和消费者的交换之间存在某种比率关系，换句话说，在每年总收入的价值和用来生产这个收入的资本的价值之间存在某种比率关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明确宣称接受亚·斯密的观点。因此，对他的流通理论专门进行批判，就是多余的了。

　　2. 每一个产业资本在开始的时候，都把用来购买全部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货币一次投入流通，但只是在若干年内逐渐通过出售其年产品再把它收回。所以，它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多于它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资本每一次要用实物更新时，这种现象都重复发生；对要用实物更新自己的固定资本的一定数量的企业来说，这种现象每年都重复发生；每当固定资本进行维修或者部分更新时，这种现象则部分地重复发生。可见，一方面是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投入的货币，另一方面则相反。

　　在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不同）较长的一切产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期间不断把货币投入流通，这些货币一部分用来支付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报酬，一部分用来购买要消费的生产资料；所以，生产资料是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消费资料是一部分由花费自己工资的工人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一部分由决不停止消费的资本家自己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而这些资本家起初并没有同时把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投入市场。在这期间，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就会使商品价值（包括其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当股份公司等等进行为期很长的工程事业时，如铺设铁路、开凿运河、建筑船坞、大的城市建设、建造铁船、大规模农田排水工程等等，这个要素将是十分重要的。

　　3. 当其他资本家（撇开固定资本的支出不说）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他们为购买劳动力和流动要素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时，生产金银的资本家（撇开作为原料使用的贵金属不说）只是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从流通中取出商品。不变资本（损耗部分除外）、大部分可变资本和全部剩余价值（资本家自己手中积累的贮藏货币除外），都作为货币投入了流通。

　　4. 一方面，固然有不是在当年生产的各种东西如地皮、房屋等等，其次，还有生产期间不止一年的各种产品如牲畜、木材、葡萄酒等等，都作为商品来流通。对于这种现象和其他现象，重要的是掌握住一点：除了直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额外，总有一定量货币处于潜在的、不执行职能的状态，一旦遇到某种推动就可以执行职能。这类产品的价值，往往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通的，如同房屋的价值是在若干年内以租金的形式来流通的一样。

　　另一方面，并不是再生产过程的一切运动都以货币流通作为中介的。总生产过程的要素一旦购齐，总生产过程就会脱离流通。其次，生产者本人直接再消费的一切产品，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也是如此。农业工人的实物报酬，也属于这一类。

　　可见，年产品借以流通的货币量，是社会原有的，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个货币量不是当年的价值产品，但是，用来补偿已经磨损的铸币的金是例外。

　　虽然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货币也能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而且历史地看，它实际也是这样执行职能的，虽然在这个基础上信用制度及其机制的某些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在阐述时假定只有贵金属货币的流通，假定在这个流通中又只有现金买卖这一最简单的形式。

　　这样假定，不单单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的重要性已经为下述事实所证明：图克及其学派以及他们的反对派，就银行券流通问题进行论战时，不断被迫再回到单纯金属流通这一假定上来。他们不得不事后这样去做，而且做得很肤浅，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出发点在这一分析中就只起次要的作用了。

　　但是，对于这种以自然形式表现的货币流通——它在这里是年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的最简单的考察，就已经表明：

　　（a）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下，从而在雇佣劳动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前提下，货币资本显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可变资本借以预付的形式。雇佣劳动制度越发展，一切产品就越要转化为商品，因此，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产品全都必须经过转化为货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的阶段。流通货币量必须足以使商品转化为货币；并且，这个货币量的大部分是以工资形式提供的，是以这样一种货币形式提供的，这种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由产业资本家为支付劳动力报酬来预付，而在工人手中多半只是作为流通手段（购买手段）执行职能。这和自然经济完全相反，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在奴隶制度下，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起着固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作用，它只是随着奴隶一生的能动期间的消逝，逐渐得到补偿。所以，在雅典人那里，奴隶主通过在产业上使用他的奴隶而直接取得的利益，或者通过把奴隶租给别人在产业上使用（例如开矿）而间接取得的利益，只是被看做预付货币资本的利息（和折旧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中产业资本家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和固定资本的损耗看做他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和补偿完全一样。对出租固定资本（房屋、机器等等）的资本家来说，通常也是这样。单纯的家庭奴隶，不管是从事必要的劳役，还是仅仅用于显示排场，这里我们都不予以考察，他们相当于现在的仆役阶级。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像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中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他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甚至在美国，在实行雇佣劳动制的北部各州和实行奴隶劳动制的南部各州之间的中间地带已经变成替南部各州豢养奴隶的地带，因而在那里投入奴隶市场的奴隶本身成为年再生产的要素以后，时间一长就感到这不能满足需要，还要把非洲的奴隶贸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下来，以便充实市场。

　　（b）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在年产品交换中自发地流出和流回；固定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量一次预付，它们的价值在多年期间相继从流通中取出，因而它们通过每年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贮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和它并行的、以每年新的金生产为基础的货币贮藏）而逐渐地再以货币形式构成；由于商品的生产期间有长有短，货币预付的时间也长短不等，因而在货币可以通过商品出售而从流通中取出以前，总是必须事先重新把货币贮藏起来；仅仅由于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距离不同，预付时间也会长短不等；同样，按照各个企业以及同一生产部门的各单个资本家的生产储备的状况或相对量，流回的数量和期间各不相同，从而不变资本要素的购买期限也各不相同——在再生产年度发生的这一切，即自发运动中所有这些不同的要素，只有通过经验才会被人察觉、引人注意，以便有计划地既用来采取信用制度的各种机械性的辅助手段，又用来实际捞取现有的可贷资本。

　　此外，还要加上在其他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按原有规模连续进行生产的企业和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使用数量不等的劳动力的企业（如农业）之间的区别。

(1) 阿·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1879年哥达版［第112页］。
(2) 见本卷第531页注（55）。——编者注
(3) “大量的金块……由金开采者直接送到圣弗朗西斯科的铸币厂。”——《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1879年版第3部分第337页。
(4) 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货币生产；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
(5) 手稿中没有关于新生产的金如何在第I部类不变资本范围内进行交换的研究。——弗·恩·
(6) 见本卷第364—365页。——编者注
100 　在马克思《伦敦笔记》（1850—1853年）第VII笔记本中有对托·图克这部著作的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99—211页。——534。

XIII.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¹⁾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在考察社会再生产时那种思想混乱而又狂妄到不假思索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大逻辑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为例来说明（参看第一册第147页注30¹⁰¹）。这个人，甚至李嘉图也要认真对待，称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著作家”（《原理》第333页）。

　　这位卓越的著作家关于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总过程作了如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这些产业主像下面这样出卖产品：

　　1. 他们彼此售卖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

　　2. 卖给雇佣工人，包括他们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3. 卖给有闲资本家；有闲资本家把自己的收入中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那些资本家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或别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239页）

　　这就是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第一，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供他们私人消费的或者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时，互相欺诈。所以，如果他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400镑，那么，这400镑比方说就会由于每一个分享这400镑的人把自己那一部分卖给别人时贵25%而变成500镑。但是，由于他们人人都这样做，所以结果就和互相按实际价值出售一样。他们不过是用500镑的货币量来使400镑的商品价值流通。这种方法与其说是致富的方法，不如说是变穷的方法，因为他们必须使总财产的一大部分非生产地保持无效的流通手段的形式。全部问题归结为：资本家阶级虽然把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全都提高了，但是仍然只有价值400镑的商品在他们之间分配，供他们私人消费；不过他们彼此都情愿借助于价值500镑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来使价值400镑的商品流通。

　　我们把这里已经有“他们的一部分利润”，从而一般来说，已经有代表利润的商品储备这一假定完全撇开不说。而德斯杜特恰恰要向我们说明，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利润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个代表利润的商品量之所以产生，似乎是因为资本家不仅彼此出售这个商品量（这已经够美妙、够深刻的了），而且还因为彼此以过高的价格出售给对方。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检察官布雷西希”¹⁰²的秘密——大贫穷的原因就是大pauvreté［贫穷］。

　　2. 这些资本家还把商品卖给

　　“雇佣工人，包括他们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把工资预付给工人——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就成了这些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

　　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把比如说100镑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具有同等价值的100镑的商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100镑的商品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100镑货币额，流回到他们手里，那么，资本家就是这样发财致富的。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家显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100镑。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100镑货币，他们用这100镑购买劳动力。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100镑货币生产了我们迄今所知道的价值100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100镑商品卖给工人，收回了100镑货币。因此，资本家再占有100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们自己生产的100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富。如果这100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么，他们首先想必是为工人的劳动把100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物，即价值100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币流回，最多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

　　当然，资本家是怎样占有这100镑货币的，工人为什么不自己出钱生产商品，而被迫用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这100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像德斯杜特这样的有才华的思想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德斯杜特自己也不完全满意这样的解答。他也没有对我们说，一个人会由于先支出100镑货币额，然后再收进这100镑货币额而致富，也就是说，一个人会由于这100镑货币的回流而致富。这个回流，只是说明为什么这100镑货币没有丢失。他对我们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按高于购买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因此，资本家在他们和工人的交易中也一定会由于他们按过高的价格把产品卖给工人而致富。妙极了！

　　“他们支付工资……而这一切会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支出而流回到他们手中。这些人〔为购买产品〕支付给他们的比他们〔资本家〕为生产这些产品在工资上所花费的要多。”（第240页）

　　这样一来，是资本家把100镑工资支付给工人，然后他们按120镑的价格把工人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以致流回他们手中的不仅是100镑，而且还有赚得的20镑？这是不可能的。工人只能用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到100镑工资，那么，他们就只能用100镑购买，而不能用120镑购买。这就是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另外的途径。工人用100镑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实际只得到价值80镑的商品。因此，他们无疑被骗去了20镑。资本家也无疑增加了20镑财富，因为实际上他支付的劳动力报酬比它的价值低20%，或者说，是迂回地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了20%。

　　如果资本家阶级最初只付给工人80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80镑货币，实际向他们提供了价值80镑的商品，资本家阶级也会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整个阶级来说，这似乎是正常的途径，因为德斯杜特先生自己也说，工人阶级必须得到“足够的工资”（第219页），因为这个工资至少要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和劳动能力，要足够“维持最节俭的生活”（第180页）。如果工人不能得到足够的工资，用同一个德斯杜特的话来说，这就是“产业的死亡”（第208页），所以，看来这不像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不管资本家阶级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工资是多是少，它总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80镑。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80镑，他们为交换这80镑，就要向工人提供价值80镑的商品。所以这80镑的回流并不能使资本家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100镑货币，但是为交换这100镑，却将价值80镑的商品卖给工人，那么，他们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比工人的正常工资要多25%，但为交换这些货币而向工人提供的商品却少25%。

　　换句话说，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像就是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此，只要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么，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有闲资本家来说，就都不存在什么利润基金了。

　　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会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第一项和第三项说到的剩余价值的其他基金，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工人的货币工资降低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那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基金，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了。而在德斯杜特看来，一切文化悠久而富裕发达的国家，情形正是这样，因为在这里，

　　“在我们的古老的社会内，用来支付工资的基金……几乎是一个常数”（第202页）。

　　即使在工资削减的情况下，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也不是由于他们先付给工人100镑货币，然后为交换这100镑货币而向工人提供80镑的商品——这实际上是多用25%的货币额即用100镑使80镑的商品流通——，而是由于资本家除了从工人的产品中攫取剩余价值即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外，还攫取了工人应当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产品的25%。按照德斯杜特设想的这种荒谬的方法，资本家阶级是绝对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他们支付100镑作为工资，然后为交换这100镑，从工人自己的产品中，还给工人80镑的商品价值。但是，在下一个交易中资本家阶级必须为同一程序再预付100镑。因此，他们只是做无益的游戏，即预付100镑货币，为交换这100镑却提供80镑的商品，而不是预付80镑货币，并为交换这80镑提供80镑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使自己的可变资本流通，不断地、无益地多预付25%的货币资本。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财致富的方法。

　　3. 最后，资本家阶级把产品卖给

　　“有闲资本家；有闲资本家把自己的收入中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那些资本家〈有闲者〉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途径或别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

　　“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

　　这样，假定他们的利润＝200镑。他们把比如说100镑用于他们的个人消费。但是其余的一半＝100镑，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有闲资本家，即地租所得者和放债取息的资本家。因此，他们必须把100镑货币支付给这一伙人。我们现在假定，这一伙人从这一笔钱中要用80镑供他们个人消费，用20镑来购买仆役等等。他们用这80镑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80镑的产品脱手时，这80镑货币，或他们以地租、利息等名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的4/5，流回到他们手中。其次，仆役阶级，即有闲资本家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20镑。他们也用这些货币向产业资本家购买20镑的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20镑的产品脱手时，就有20镑货币，或他们作为地租、利息等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的最后1/5，流回到他们手中。

　　交易结束时，产业资本家为了支付地租、利息等等而转让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流回到他们手中；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半＝100镑，却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中去。

　　因此，设法把如何在有闲资本家和他们直接使用的雇佣工人之间分配这100镑的问题引进来，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显然是完全多余的。事情很简单：他们的地租和利息，总之，剩余价值=200镑中归他们所有的部分，是由产业资本家以100镑货币的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他们用这100镑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他们就把100镑货币还给产业资本家，并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取走100镑的消费资料。

　　这样，产业资本家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100镑货币，就又流回来。这种货币回流，真的像德斯杜特幻想的那样，是产业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吗?在交易之前，他们有价值额200镑；其中100镑是货币形式，100镑是消费资料形式。在交易之后，他们只有原价值额的一半。他们又有了100镑货币，但却失去了100镑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已经转移到有闲资本家手中。所以，他们是失掉了100镑财富，而不是增加了100镑财富。如果他们不是迂回地先付出100镑货币，然后用100镑消费资料去交换而再收回这100镑货币，而是直接以他们产品的实物形式来支付地租、利息等等，那么，就不会有100镑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中，因为他们没有把100镑货币投入流通。如果是用实物支付，事情就简单地表现为：在价值200镑的剩余产品中，他们自己保留一半，其余一半则毫无代价地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甚至德斯杜特恐怕也不想把这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

　　产业资本家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土地和资本，为此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他们。这样借的土地和资本，对产业资本家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一般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也是构成剩余产品或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条件之一。这种利润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所借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而不是由于为使用而支付的价格。相反地，这种价格是利润的扣除。否则，就必须断言，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把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为自己保留下来，不给别人，他们将不是变富了，而是变穷了。但是，如果把流通现象，如货币的回流，同仅仅以这种流通现象为中介的产品分配混为一谈，那就会造成这样的混乱。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一种能生产出比自身的费用更多产品的劳动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第246页）

　　所以，租金等等的支付，现在是对产业家利润的削减。而在此之前，这却是产业家发财致富的手段。

　　但是，我们的德斯杜特总算还得到一种安慰。这些勇敢的产业家对待那些有闲产业家，也和他们彼此相待或对待工人一样。他们卖给有闲资本家的一切商品，都要贵比如说20%。在这里，有两种可能。有闲者除了每年从产业家那里得到的100镑，或者还有别的货币资金，或者没有。在前一个场合，产业家就会把价值100镑的商品按照比如说120镑的价格出售给他们。所以，当出售商品时，流回到产业家那里的，不仅有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而且还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新价值的20镑。这时，又怎样计算呢？他们白白付出了100镑的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代价而支付给他们的100镑货币，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自己的商品，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支付的。这样，100镑是损失。但是，由于价格高于价值，他们此外多得了20镑。这20镑是收益。在100镑的损失中，除去这20镑收益，仍然有80镑的损失，所以绝不是盈余，而总是亏损。对有闲者的欺骗减少了产业家的损失，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他们财富的损失变为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而这个方法也不能长期使用，因为当有闲者每年只收入100镑货币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付出120镑货币。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产业家出售价值80镑的商品，来换取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100镑。在这个场合，他们像以前一样，仍然要以地租、利息等形式白白付出80镑。他们采取这种欺骗的方法，减轻了对有闲者的贡赋，但是贡赋依然存在。并且，按照价格取决于卖者的善良愿望这一理论，有闲者将来能为他们的土地和资本要求120镑的地租、利息等等，而不是像到目前为止那样只要求100镑。

　　这个光辉的阐述和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十分相称的。他一方面抄袭亚·斯密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242页），

　　说产业资本家

　　“用他们的资本来支付劳动的报酬，而劳动把他们的资本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利润”（第246页），

　　而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这些产业资本家

　　“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第242页），

　　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

　　“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因此，必须把他们的消费看做是由雇用他们的那些人引起的消费。”（第235页）

　　德斯杜特对于社会再生产和消费如何通过货币流通作中介这个问题作了这样详细的叙述以后，接着又说：

　　“这就是财富这个永动机所完成的事情。虽然人们对这种运动很不理解〔mal connu——确实如此！〕，但是把它称为流通是恰当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循环，并且总是回到它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进行生产的地方。”（第239、240页）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卓越的著作家”，法兰西研究院¹⁰³院士，费城哲学协会¹⁰⁴会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他甚至还这样谦虚地告诉读者，这全部光辉是从哪里来的。这就必须读一读他的原文：

　　“On remarquera, j’espère, combien cette manière de considérer la consommation de nos richesses est concordante avec tout ce que nous avons dit à propos de leur production et de leur distribution, et en même temps quelle clarté elle répand sur toute la marche de la société.D’où viennent cet accord et cette lucidité? De ce que nous avons rencontré la vérité. Cela rappelle l’effet de ces miroirs où les objets se peignent nettement et dans leurs justes proportions, quand on est placé dans leur vrai point-de-vue, et où tout paraît confus et désuni, quand on en est trop près ou trop loin.”⁽²⁾（p.242,243）

　　资产阶级的呆痴，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1) 采自第II稿。
(2) “我希望，人们注意到，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和我们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同时，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的。”——编者注
10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0页。——539。
102 　“检察官布雷西希”（Entspektor Bräsig）是德国幽默作家弗·罗伊特一些作品中的人物。——540。
103 　法兰西研究院是1795年成立的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1806年前称国立科学和艺术研究院。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549。
104 　费城哲学协会是美国最古老的科学协会之一，成立于1740年。——549。

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¹⁾

　　第一册已经指出，单个资本家的积累是怎样进行的。由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也转化为货币。资本家把这样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追加的实物要素。这个增大的资本，在生产的下一个循环内，会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在单个资本上发生的情况，也必然会在全年的总再生产上出现，正像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我们已经看到，在单个资本的场合，单个资本的已经损耗的固定组成部分相继沉淀为贮藏货币的现象，也会在社会的年再生产上表现出来。

　　假定一个单个资本＝400c＋100v，年剩余价值＝100，那么，商品产品＝400c＋100v＋100m。这600转化为货币。在这个货币中，400c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100v重新转化为劳动力，此外——假定全部剩余价值都积累——100m通过和生产资本的实物要素相交换，转化为追加的不变资本。这里要假定：1.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个货币额或者足以增加正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或者足以开办一个新的工业企业。但是，情况也可能是这样：在开始这个过程以前，即进行实际积累和扩大生产以前，剩余价值向货币的转化和这个货币的贮藏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2. 假定事实上生产在以前已经按扩大的规模进行；因为要使货币（即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这些要素必须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即使这些要素不是作为成品来买，而是按订货制造，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只有在它们存在以后，并且无论如何只有在对它们实际进行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后，也就是说，在它们原来正常的生产已经扩大以后，才会对它们进行支付。它们必须是可能存在的，也就是在它们的要素中存在的，因为，只要有订货的刺激，即在商品存在以前预先购买，预先出售，它们的生产就可以实际进行。于是，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起另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这是由于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因为货币本身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

　　例如，资本家A在一年内或多年内把他相继生产的那些商品产品卖掉时，就把作为剩余价值承担者的那部分商品产品即剩余产品相继转化为货币，也把他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本身相继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逐渐贮存起来，就形成一种可能的新的货币资本。其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它可以并且要用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但是，事实上他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货币贮藏，这种货币贮藏并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所以，他的活动起先只是从流通中相继取出流通的货币。当然，这并不排除这种情况：他这样妥善保藏起来的流通货币本身，在进入流通之前，曾经是另一个货币贮藏的一部分。资本家A的这个货币贮藏，即可能的新的货币资本，如同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货币一样，不是追加的社会财富。但是，从流通中取出的、因而以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可以是以前的贮藏货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是工资的货币形式，它可以曾经使生产资料或其他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曾经使某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部分或收入进行流通。这些货币同样不是新的财富，就像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货币不会因为它每天周转10次，实现10个不同的商品价值，就不只是它原有的价值的承担者，而是它的10倍价值的承担者一样。没有货币，这些商品还是存在，并且，无论货币周转一次或周转10次，货币总是货币（或者还由于磨损而减少）。只有在金的生产中，在金产品包含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时候，新的财富（可能的货币）才会被创造出来；并且，只有全部新的金产品⁽²⁾进入流通，它才会增加新的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货币材料。

　　虽然这个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不代表追加的新的社会财富，但是由于它贮存后所要执行的职能，它还是代表着新的可能的货币资本。（以后我们会知道，除了由于剩余价值的逐渐货币化外，新的货币资本还可以由其他方法产生。）

　　货币所以会从流通中取出，并且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是因为商品在出售以后，没有接着进行购买。因此，如果把这种做法看成是普遍进行的，那就似乎难于看出，买者应该从哪儿来，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必须看成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个单个资本都能够处于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想为贮藏货币而卖，但是没有人要买。

　　假定年再生产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流通过程是直线进行的——这是不对的，因为除了少数例外，这个流通过程总是由许多互相对流的运动构成的——，那么，就必须从只买不卖的金（或银）生产者开始，并且假定所有其他的人都卖给他。这样，全年的社会总剩余产品（全部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就会转到他手中，而所有其他的资本家则在自己中间按比例地分配他那种天然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即他的剩余价值的天然的金的化身；因为金生产者的产品中要用来补偿他的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那部分已经被束缚了，已经被使用了。在这种场合，金生产者以金的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就是唯一的基金，所有其余的资本家都要从中取出他们的年剩余产品借以转化为货币的材料。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就价值量而言，必须和先要蛹化为货币贮藏形式的全部社会年剩余价值相等。这种假定如此荒谬，最多有助于说明普遍同时形成货币贮藏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说明再生产本身——金生产者方面的再生产除外——并不能前进一步。

　　我们在解决这个表面的困难以前，要把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的积累和第II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积累区别开来。我们从第I部类开始。

(1) 从这里到本卷末，采自第VIII稿。
(2) 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货币产品；按恩格斯的付印稿改正。——编者注

I. 第I部类的积累

1. 货币贮藏

　　显然，投在构成第I部类的许多产业部门的资本，和投在每一个这样的产业部门内的不同的单个资本，都会由于它们的年龄不同，也就是由于已经经历的执行职能的时间不同——完全撇开它们的规模、技术条件、市场关系等等不说——，处于剩余价值相继转化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无论这种货币资本是要用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还是要用来创立新的工业企业（这是扩大生产的两种形式）。因此，一部分资本家不断地把他们的已经增加到相应数量的可能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也就是用通过剩余价值的货币化而贮藏起来的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即追加的不变资本要素；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仍然从事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贮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并且每一方在这两种作用中都只起一种作用。

　　例如，A卖给B（可以代表一个以上的买者）600（＝400c＋100v＋100m）。他已经卖掉商品600，换成货币600，其中100代表剩余价值，他把这100从流通中取出，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但是这100货币不过是剩余产品即价值100的承担者的货币形式。货币贮藏根本不是生产，因此从一开始也就不是生产的增长。在这里，资本家的活动不过是把出售剩余产品100所得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抓住它，把它扣留下来。不仅A这样做，而且在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其他资本家A′、A″、A′″也这样做，他们都同样热衷于这种货币贮藏。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像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但是必须注意，远在商品流通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以前，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已经产生了货币贮藏；社会现有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它处于实际流通中的部分，虽然这一部分会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我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同样的贮藏货币和同样的货币贮藏，不过现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

　　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¹⁰⁵，而是能动的，生利的东西（在这里，生利的［wuchernd］意思就是增长），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A所以能进行这种货币贮藏，仅仅是因为就他的剩余产品来说，他只作为卖者，而不接着作为买者出现。所以，他的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连续生产，就是这种货币贮藏的前提。在只考察第I部类内部的流通这种场合，作为总产品的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和总产品的实物形式一样，是第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的实物形式，也就是说，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在B、B′、B″等等买者手中，它将会变成什么，将会执行什么样的职能。

　　在这里，首先要记住一点：尽管A从流通中取出相当于他的剩余价值的货币，把它贮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通，而没有以此从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B、B′、B″等等就能够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在这个场合，这种商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和它的用途来说，是要加入到B、B′等的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或流动要素中去的。关于这一点，等我们涉及剩余产品的买者B、B′等时再谈。

　　我们在这里附带指出：和以前考察简单再生产时一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年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换，也就是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流通（这种流通必须同时包括资本的再生产，以及资本重新恢复它的不同规定性：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资本、商品资本），其前提决不是接着以卖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买，或者接着以买为补充的商品的卖，以致像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贸易派所认为的那样，在事实上只有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我们知道，固定资本一经投入，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就不用更新，而是以它的原有形式继续发挥作用，它的价值则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我们又已经知道，IIc的固定资本（IIc的全部资本价值转化为在价值上与I（v＋m）相等的要素）的周期更新的前提，一方面是IIc中要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部分的单纯的买，与此相适应的是Im的单纯的卖；另一方面是IIc中要沉淀为货币的固定（损耗）价值部分的单纯的卖，与此相适应的是Im的单纯的买。在这里，交换正常进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IIc的单纯的买，按价值量来说，和IIc的单纯的卖相等；同样，Im对IIc第1部分的单纯的卖，也和它向IIc第2部分的单纯的买相等（第440页⁽¹⁾）。不然，简单再生产就会遭到破坏。一方面的单纯的卖，必须由另一方面的单纯的买来抵消。同样，这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Im中A、A′、A″的形成货币贮藏的部分的单纯的卖，和Im中B、B′、B″把自己的贮藏货币转化为追加生产资本要素的部分的单纯的买保持平衡。

　　既然平衡的形成是由于买者后来作为出售同等价值额的卖者出现，卖者后来作为购买同等价值额的买者出现，所以，货币会流回到在购买时预付货币的、在重新购买之前先已出售的那一方。但是就商品交换本身、就年产品的不同部分的交换而言，实际平衡要取决于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

　　但是，既然发生的只是单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并且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决定了这种单方面的形态变化——，所以，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消。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

　　我们还知道，在Iv和IIc的相应价值额交换时，正是对IIc来说，第II部类的商品最后由第I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所补偿，所以在第I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方面，他的商品的出售是事后以第I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的购买作为补充的。这种补偿是会发生的；但是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相互之间的这种商品交易中，发生的不是第I部类资本家和第II部类资本家之间的交换。IIc把他的商品出售给第I部类的工人阶级；第I部类的工人阶级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IIc相对立，而IIc则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I部类的工人阶级相对立；IIc用他这样得到的货币，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相对立，而第I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则用Iv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IIc相对立。只是由于出售这种商品，第I部类最后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重新再生产出它的可变资本。如果第I部类的资本用Iv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II部类的资本相对立，那么，第I部类的资本在购买本部类工人阶级的劳动力时就作为商品的买者和本部类的工人阶级相对立。如果第I部类的工人阶级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即生活资料的买者）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那么，第I部类的工人阶级就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即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和第I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

　　第I部类的工人阶级要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再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用不变资本IIc的实物要素来补偿——这一切必要的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通过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中介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

(1) 见本卷第519—520页。——编者注
105 　“未来的音乐”一语出自1850年出版的德国作曲家理·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反对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555。

2. 追加的不变资本

　　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对于它的占有者，第I部类的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他们用不着预付任何货币或商品，就可以得到它。预付（avance），在重农学派看来，就已经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上实现的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第I部类资本家预付的，不外是他们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人不仅通过自己的劳动，为他们保存了不变资本；不仅用一个新创造的具有商品形式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为他们补偿了可变资本价值；而且，工人还用自己的剩余劳动，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他们通过相继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贮藏，形成了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在这里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产品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这个剩余产品，只有在B、B′、B″等等（I）的手中，才执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职能。但是，它在出售以前，在货币贮藏者A、A′、A″（I）的手中已经是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了。如果我们只考察第I部类方面的再生产的价值量，那么，我们就仍然处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因为没有使用追加资本来创造这个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剩余产品），也没有使用比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耗费的更多的剩余劳动。在这里，区别只在于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的形式，只在于它的特殊的有用方式的具体性质。它是用来生产Ic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IIc的生产资料的，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前提是第I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即用在第II部类的商品上；所以，它只不过是由那种以自己的实物形式重新补偿不变资本IIc的生产资料构成的。因此，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第I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II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应地多为第I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I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简单说来，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接用在第I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I部类潜在的追加资本的创造上的第I部类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因此，A、A′、A″（I）方面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通过相继出售他们的在没有任何资本主义货币支出的情况下形成的剩余产品——，在这里也就只是追加地生产出来的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

　　潜在的追加资本的生产，在当前的场合（因为我们将会知道，这种追加资本还可以按完全不同的方法形成），不外是生产过程本身的现象，即生产资本的要素在一定形式上的生产。

　　因此，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许多点上的大规模生产，不外是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的多方面的生产的结果和表现，这种生产资本的形成本身并不是以产业资本家方面的任何追加货币支出为前提的。

　　A、A′、A″等等（I）方面的这个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向潜在的货币资本（贮藏货币）的相继转化，是由他们的剩余产品的相继出售引起的，因而是由没有购买作为补充的反复进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出售引起的，这种转化是靠反复从流通中取出货币以及形成与此相应的货币贮藏来完成的。这种货币贮藏——金生产者是买者的场合除外——，决不包含贵金属财富的增加，而只包含到目前为止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职能的改变。以前，它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现在则作为贮藏手段，作为正在形成的、潜在的新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此，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和一个国家现有贵金属的数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余产品的量无论在价值方面或在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越大，那么，下列二者也就越大：

　　1. A、A′、A″等等手中的剩余产品形式的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也就越大，和

　　2. A、A′、A″手中的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量，即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量也就越大。因此，如果说，像富拉顿这样的人，不想知道普通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只知道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那就再一次证明，甚至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制度的机制。

　　如果由资本家A、A′、A″（I）直接生产和占有的剩余产品是资本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基础——虽然它要到B、B′、B″等等（I）手中，才实际以这种资格执行职能——，那么，当它还处于蛹化成的货币的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重（dead weight）。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剩余产品就是由于它执行职能而产生）的总额越大，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的剩余产品的量也就越大。但是，当每年再生产的潜在货币资本的量绝对增大时，这种资本的分裂也就会更容易，因此，这种资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例如参加遗产分割的家庭成员，等等）手中。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分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的独立的企业。

　　剩余产品的卖者A、A′、A″等等（I）取得的剩余产品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这个生产过程除了在简单再生产上也需要预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外，并不以进一步的流通行为作为前提，其次，他们因此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提供了现实基础，并实际生产了潜在的追加资本，相反地，B、B′、B″等等（I）的情况却不同。1. A、A′、A″等等的剩余产品，只有在B、B′、B″等等手中才实际作为追加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我们暂且把生产资本的另一个要素，追加的劳动力，即追加的可变资本撇开不说）；2. 这种剩余产品要到达B、B′、B″等等手中，还需要一种流通行为，即他们必须购买这种剩余产品。

　　关于第一点，这里应当指出，A、A′、A″（I）的大部分剩余产品（潜在的追加不变资本）虽然是在当年生产的，但是要到下一年，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能够实际在B、B′、B″（I）手中作为产业资本执行职能；关于第二点，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流通过程所必需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既然B、B′、B″等等（I）生产的产品本身重新以实物形式进入同一个生产过程，不言而喻，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就会相应地直接（没有流通作为中介）转化为他们的生产资本，并且作为不变资本的追加要素进入这个过程。但是，与此相适应，他们也没有把A、A′等等（I）的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撇开这些不说，那么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和A、A′等等一样，通过出售各自的剩余产品，形成了他们的货币贮藏，而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目标：现在他们以贮藏货币积累的、还仅仅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应当实际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执行职能。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只是在这里兜圈子了。问题仍然是：B等等（I）以前从流通中取出并积累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然而，我们从考察简单再生产中已经知道，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必须有一定量货币，以便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在简单再生产中，仅仅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会按照各该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多少，回到各该资本家手中；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的货币会再出现，但是它们的职能改变了。A等等和B等等（I）将交替地提供货币，以便使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并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作为购买手段再投入流通。

　　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国内现有的货币量（假定流通速度等等不变），既要足以适应现实流通的需要，也要足以适应贮藏货币的储备的需要。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前提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也是必须具备的。不过贮藏货币的职能在这里是不同的。现有的货币量也必须更大，1.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产品（新生产的贵金属和生产者自己消费的少量产品除外）都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所以必须通过蛹化为货币的阶段；2. 因为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商品资本的量及其价值量，不仅绝对地增大，而且无比迅速地增大；3. 因为日益增大的可变资本必须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4. 因为新货币资本的形成和生产的扩大同时并进，因而它们的货币贮藏的材料必须是现成的。——以上所述，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阶段，即金属流通占主要地位，而兼有信用制度的阶段，是完全适用的，那么，对于仍然以金属流通为基础的信用制度的最发达阶段，也是适用的。一方面，贵金属的追加生产，只要时而增加、时而减少，就会不仅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而且在极短的时期内扰乱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整个信用机制不断地通过各种操作、方法和技术设施，把现实的金属流通限制在一个相对地日益缩小的最小限度，这样，整个机制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会相应地增加。

　　把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用做现实资本的B、B′、B″等等（I），可能彼此购买和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的部分剩余产品）。在正常的情况下，为剩余产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按照B等等为他们各自的商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的同一比例流回到他们各自手中。如果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那么，在这里只是当彼此的买和卖不能相抵时才支付差额。但是重要的是，各处都像这里一样，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和流回，差额的抵消，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

3. 追加的可变资本

　　因为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追加的不变资本，所以现在要转入考察追加的可变资本。

　　在第一册，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中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我们在第一册还论述过，一定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但是，这里要讲的是特定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因此，生产的扩大以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作为条件，也就是以扩大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为条件。

　　金生产者能够把他的一部分金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来积累；只要达到必要的数量，他就能够把它直接转化为新的可变资本，而不必为此先出售他的剩余产品；同样地，他能够直接把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要素。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他就必须找到他的不变资本的这些物质要素；或者像以上说明的那样，假定每个生产者都是为存货而生产，然后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场，或者假定每个生产者都是为订货而生产。在这两个场合，都是以生产的实际扩大为前提的，也就是以剩余产品为前提的；在前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实际存在的，在后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潜在地存在的，是能够供应的。

II. 第II部类的积累

　　以上我们假定，A、A′、A″（I）是把他们的剩余产品卖给也是属于第I部类的B、B′、B″等等。现在我们假定，A（I）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第II部类的B，从而把他的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发生，只是因为A（I）把生产资料卖给B（II）以后，不接着购买消费资料，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这方面进行的是单方面的卖。IIc所以能够由商品资本的形式转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只是因为不仅Iv，而且至少Im的一部分，和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IIc的一部分相交换；而现在，A把他的Im转化为货币，是由于这种交换没有进行，相反地，A把通过出售他的Im而从第II部类得到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不用它来购买消费资料IIc。因此，在A（I）方面虽然形成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但是另一方面，B（II）却有同等价值量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被凝结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不能够转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换句话说，B（II）的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而且首先是他的这样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由于这部分商品卖不出去，他就不能把他的不变资本全部再转化为生产形式；因此，就这部分商品来说，发生了生产过剩，这种过剩阻碍着这部分商品的再生产，甚至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

　　因此，在这个场合，A（I）方面的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虽然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转化成货币的形式，但是，就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本身来看，它在这里是简单再生产的现象，还不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现象。I（v＋m）——无论如何，m的一部分——最终必须和IIc交换，以便IIc的再生产能够按不变的规模进行。A（I）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B（II）时，虽然已经以实物形式向B（II）提供了不变资本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但是同时，由于他从流通中取出了货币，没有接着以买补充他的卖，他就使B（II）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部分卖不出去。因此，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都同样包括在内——，那么，A（I）把剩余产品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就是表示，B（II）的具有同等价值量的商品资本不能再转化为生产（不变）资本；这不是表示潜在的规模扩大的生产，而是表示简单再生产受到阻碍，也就是简单再生产不足。因为A（I）的剩余产品的形成和出售本来是简单再生产的正常现象，所以就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下述各种互为条件的现象：第I部类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所以从第II部类的观点来看，就是消费不足）；第II部类的商品储备搁置起来，不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在第II部类出现相对的生产过剩）；第I部类的货币资本过剩，第II部类的再生产不足。

　　关于这一点，不必多谈。我们只要指出，在说明简单再生产的时候，我们的前提是，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是作为收入花掉的。但是，事实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一部分则转化为资本。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实际的积累。积累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

　　现在，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第II部类的积累。

　　IIc方面的第一个困难，即怎样由第II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转化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是与简单再生产有关的。让我们采用以前的公式：

　　（1 000v＋1 000m）I和2 000IIc交换。

　　假如第I部类的剩余产品的一半，即1 000/2m或500Im，再作为不变资本并入第I部类，留在第I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产品，就不能补偿IIc的任何部分。它不转化为消费资料（在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场合，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这部分流通中发生的，是商品的实际的互相的交换，也就是双方的商品换位，这不同于以第I部类的工人作为中介的1 000IIc由1 000Iv进行的补偿），而要在第I部类本身内作为追加的生产资料来用。它不能同时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完成这个职能。资本家不能既把他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花费在消费资料上，同时又对这个剩余产品本身进行生产消费，即把它并入他的生产资本。因此，能转化为2 000IIc的，已不是2 000（Iv＋m），而只是1 500，即（1 000v＋500m）I。这样，500IIc就不能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第II部类的生产（不变）资本。于是第II部类就会发生生产过剩，过剩的程度恰好与第I部类生产已经扩大的程度相适应。第II部类的生产过剩也许会这样反应到第I部类上，以致第I部类的工人用在第II部类消费资料上的1 000，也仅仅是部分地流回，因而这1 000也不是以可变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回到第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第I部类的资本家将会发觉，仅仅因为他们有扩大再生产的企图，就连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会受到阻碍。这里还要注意，第I部类事实上只有简单再生产，公式中列举的要素只不过为将来的扩大，比如说下一年的扩大，进行不同的组合罢了。

　　有人可能企图回避这个困难，认为放在资本家仓库中、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500IIc，远远不是生产过剩，相反地，它代表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要素，这个要素一直被我们忽视了。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储备必须在许多点上积累起来，因此，必须从流通中取出，这部分地是为了有可能形成第I部类的新货币资本，部分地是为了使逐渐消耗的固定资本的价值暂时保留在货币形式上。但是，因为在公式的表述中假定，一切货币和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只是处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存在商人、货币经营者、银行家，也不存在只消费而不直接参加商品生产的阶级，所以，在这里，必须在各该生产者本人手中不断形成商品库存，以便使再生产这个机器继续运转。因此，第II部类的资本家仓库中的500IIc代表的，是消费资料的商品储备，有了这种商品储备，就能使再生产中包含的消费过程连续进行，在这里也就是从一年过渡到下一年。在这里，还处在卖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手中的消费基金，不能在今年用光，以致明年从零开始；即使是从今天到明天，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商品库存——虽然它的数量会有变动——必须不断地重新形成，所以我们第II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拥有货币准备资本，使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他们的生产过程，尽管他们的生产资本一部分暂时要凝结在商品形式上。按照假定，他们是把全部商人业务和生产业务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也必须拥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这种资本在再生产过程的各项职能成为各种资本家的独立职能时是处在商人手中的。

　　我们对于上面这种说法的反驳是：1. 这样的商品储备及其必要性，对第I部类和第II部类所有的资本家来说，都是适用的。把他们作为单纯的商品卖者来看，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卖的是不同种类的商品。第II部类的商品的储备，是以第I部类的商品先有储备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忽视了一方面的这种储备，也就必定忽视另一方面的储备。但是，如果我们把两方面都考虑到，问题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2. 如果在第II部类方面，今年结束时给下一年留下了商品储备，那么，同样在第II部类方面，今年开始时也从上一年得到了商品储备。因此，在分析年再生产时，即把再生产还原为它的最抽象的表现时，我们必须把这二者都扣除。我们既然把全部生产列入今年的生产，那也就把今年转到下一年的商品储备包括在内，但是，也就在另一方面把今年从去年得到的商品储备扣除，因此事实上是以一个平均年度的总产品作为我们分析的对象。——3. 我们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并没有碰到这里所要回避的困难，这一简单事实就证明，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只是由于第I部类的各要素之间（就再生产来说）有了不同的组合，没有这种组合的变化，就根本不可能发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III. 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现在我们按照下列公式来考察再生产：

　　首先要指出，年社会产品的总额8 252，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9 000。我们尽可以假定一个大得多的总额，比如说，一个增大10倍的总额。但这里选择一个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里，这种再生产只是指用较大的投资来进行的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也正是为了要清楚地说明，对一定量商品来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提只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规定，因此，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量，而是它们的质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前提。⁽¹⁾

　　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同时，我们对公式的表述可以不同，例如：

　　这样，这个公式似乎是为简单再生产而列出的，以至于剩余价值全都作为收入花掉，而没有积累起来。在（a）和（b）这两个场合，年产品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只是在（b）的场合，它的各种要素在职能上的组合使再生产按照相同的规模再开始，而在（a）的场合，年产品各要素在职能上的组合却形成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在（b）的场合，（875v＋875m）I＝1 750I（v＋m），它和1 750IIc交换时，没有余额，而在（a）的场合，（1 000v＋1 000m）I＝2 000I（v＋m），它和1 500IIc交换时，却留下一个余额500Im，供第I部类进行积累。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分析公式（a）。假定第I部类和第II部类都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即把它转化为追加资本的要素，而不是作为收入花掉。因为1 000Im的一半＝500要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积累起来，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投入，也就是说，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本，所以，只有（1 000v＋500m）I作为收入花掉。因此，IIc的正常的量在这里也只有1 500。对1 500（Iv＋m）和1 500IIc之间的交换，无须再研究，因为它作为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已经阐明了；对4 000Ic，也无须再考察，因为4 000Ic为重新开始的再生产（这一次要按扩大的规模进行）而进行的再组合，同样也作为简单再生产的过程阐明了。

　　在这里唯一要研究的，是500Im和（376v＋376m）II。一方面要考察第I部类和第II部类各自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两个部类之间的运动。因为我们假定第II部类的剩余价值也有一半要积累，所以在这里应该有188转化为资本，其中有1/4＝47要转化为可变资本，以整数计，可以说有48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剩下140要转化为不变资本。

　　我们在这里碰上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本身，对通常的见解来说，必然显得奇怪，因为按照通常的见解，一种商品总是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或者说，商品总是要和货币交换，而这个货币又总是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140IIm所以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只是因为它们由商品Im中具有同等价值额的部分来补偿。不言而喻，Im中要同IIm交换的部分，必须由生产资料构成，这种生产资料或者既能进入第I部类的生产，也能进入第II部类的生产，或者只能进入第II部类的生产。这种补偿之所以能够进行，只是由于第II部类方面的单方面的买，因为全部有待我们考察的剩余产品500Im，都要用在第I部类的积累上，因此，不能用来同第II部类的商品交换；换句话说，第I部类的这些剩余产品不能同时既用来积累，又用来消费。因此，第II部类必须用现金购买140Im，但是这样用掉的货币，不会因为以后第II部类把它的商品卖给第I部类而流回到它那里。并且，在每年的新生产中，只要这种生产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这种过程就是不断反复发生的。对第II部类来说，为这个目的所需要的货币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呢？

　　但是，第II部类对于新货币资本的形成——这种形成伴随着实际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实际积累的条件，实际上首先表现为简单的货币贮藏——好像是一块不毛之地。

　　首先，我们有376IIv；这个预付在劳动力上的货币资本376，会由于第II部类的商品被人购买而不断地作为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回到第II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过，这样不断反复离开起点又回到起点（资本家的钱袋）的现象，无论如何不会增加在这个循环里面流转的货币。因此，这不是货币积累的源泉；这个货币也不能从这个流通中取出，以便形成贮藏起来的、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

　　但是且慢!这里就没有什么利润可图吗？

　　我们不要忘记，和第I部类相比，第II部类具有这样一个优点：第II部类所使用的工人，必须再向第II部类购买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第II部类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向自己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出售商品的卖者。因此，第II部类资本家能够：

　　1. 简单地把工资压低到它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这是他们与第I部类资本家的共同之处。因此，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就有一部分游离出来，并在同一个过程的不断反复中成为第II部类的货币贮藏的一个正常的源泉，从而形成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一个正常的源泉。偶然靠欺诈取得的利润，当然和我们这里考察的正常的资本形成的问题无关。但不要忘记，实际支付的正常工资（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决定可变资本的量），根本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好心肠才支付的，而是在既定关系下不得不支付的。因此，这种说明方法就被排除了。如果我们假定376v是第II部类所耗费的可变资本，我们就不应该为了说明一个新碰到的问题，而突然偷偷地改变我们的假设，说他们只预付350v，而不是376v。

　　2. 另一方面，第II部类作为总体来看，如上所述，比第I部类还有一个优点：它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再向自己的工人出售商品的卖者。每一个工业国家都提供了十分明显的实例，证明可以怎样利用这个优点，可以怎样在名义上支付正常的工资，事实上却一部分用实物工资制，一部分用伪造通货的办法（也许还不受法律的处罚），把其中的一部分在不付相应的商品等价物的情况下再夺回来，换句话说，再偷回来。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关于这一点，要列举若干恰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但是，这种做法，正好是第1点所讲的同样的做法，只不过伪装了一下，而且是迂回曲折地进行的。因此，这种做法要和前一种做法一样被排除。这里讲的，是实际上支付的而不是名义上支付的工资。

　　我们知道，在对资本主义机制进行客观分析时，不能利用这个机制所具有的某些特别的污点作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但奇怪的是，攻击我的大多数资产阶级批评家竟大喊大叫，似乎我比如说在《资本论》第一册中假定资本家支付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他们大都不是这样做的），这就冤枉了这些资本家！（在这里不妨用谢夫莱赐给我的慷慨，¹⁰⁷来引用他的一些话。）

　　因此，要达到上述目的，用376IIv是不行的。

　　但是，用376IIm，似乎更不行。在这里，只有同一部类的资本家互相对立。他们彼此出售和彼此购买他们所生产的消费资料。这种交换所必需的货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在正常的进程中，这种货币必须按照各有关当事人预付到流通中的数量，流回到他们各人手里，这样才能始终不断地重新通过同一轨道。

　　要从流通中取出这种货币以形成潜在的追加的货币资本，看来只可能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是，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欺骗另一部分资本家，用这种方法夺取他们手中的货币。我们知道，新货币资本的形成，不需要先增加通货，而只需要把某些方面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即使可以把货币偷来，以致第II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可以和另一部分资本家的直接的货币损失结合在一起，那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不过第II部类中受骗的那一部分资本家会生活得差一些，如此而已。

　　或者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代表的IIm的一部分，直接在第II部类转化为新的可变资本。这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将在本章的结尾（第IV节）加以研究。

(1) 这一点永远结束了詹姆斯·穆勒和赛·贝利之间关于资本积累的争论，这个争论在第一册（第二十二章第5节第634页注（65）¹⁰⁶）已经从另一个观点加以论述，这就是在产业资本量不变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的作用有无扩大的可能。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
[10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4页脚注（64）。——570。
107 　阿·谢夫莱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1870年蒂宾根版中说，马克
思断言资本家如实地支付劳动力的价值，是“慷慨”行为。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在旁注中谈到了这一点。——573。

1. 第一例

　　（A）简单再生产的公式

　　（B）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开端公式

　　假定在公式（B）中，第I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即500被积累。因此，首先，（1 000v＋500m）I或1 500I（v＋m）要由1 500 IIc补偿；这样，第I部类留下的是4 000c＋500m，后者要用于积累。（1 000v＋500m）I由1 500IIc来补偿，是简单再生产的一个过程，这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已经阐明了。

　　我们假定，500Im中有400要转化为不变资本，100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要在第I部类内部资本化的400m的交换已经阐明了；它们能够直接并入Ic；这样，第I部类是：

　　4 400c＋1 000v＋100m（最后一项要转化为100v）。

　　第II部类方面为了积累的目的，要向第I部类购买100Im（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于是这100Im形成第II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而第II部类为这个目的而支付的100货币，就转化为第I部类的追加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样，第I部类的资本是4 400c＋1 100v（后者以货币形式存在）＝5 500。

　　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现在是1 600c；第II部类要运用这个资本，就必须再投入50v的货币来购买新的劳动力，从而使他的可变资本由750增加到800。第II部类这样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共计150，要由该部类的剩余价值来偿付；因此，在750IIm中，只剩下600m作为第II部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的年产品现在划分如下：

　　II. 1 600c＋800v＋600m（消费基金）＝3 000。

　　在消费资料上生产的150m，在这里已经转化为（100c＋50v）II。它将以它的实物形式，全部进入工人的消费：如上所述，100为第I部类的工人（100Iv）所消费，50为第II部类的工人（50IIv）所消费。事实上，因为第II部类的总产品要以积累所必需的形式制造出来，所以增大了100的剩余价值部分要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再生产实际是按扩大的规模开始的，第I部类的可变货币资本100，就会通过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手，流回到第II部类；第II部类则把商品储备中的100m转给第I部类，同时又把商品储备中的50转给本部类的工人阶级。

　　假定第I部类继续按同一比例进行积累，550m作为收入花掉，550m积累起来。这样，首先1 100Iv要由1 100 IIc补偿，其次，550 Im也要实现为同等数额的第II部类的商品，合计是1 650I（v＋m）。但是，第II部类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只＝1 600；因此，其余的50，必须从800IIm中补充。如果我们在这里首先撇开货币不说，那么，这个交易的结果如下：

　　I. 4 400c＋550m（要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此外还有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1 650（v＋m），在商品IIc上实现。

　　II. 1 650c（如上所述，其中的50是从IIm中取出来追加的）＋800v＋750m（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但是，如果第II部类的v和c保持原有的比例，那么，投入50c，就还要投入25v；这又必须从750m中取出。因此，我们得出：

　　II. 1 650c＋825v＋725m。

　　第I部类的550m要资本化；如果保持以前的比例，其中440就形成不变资本，110就形成可变资本。这110势必要从725 IIm中取出，就是说，价值110的消费资料将由第I部类的工人消费，而不是由第II部类的资本家消费，因此，后者也只好把他们不能消费的110m转化为资本。因此，725IIm就只剩下615IIm。但是，第II部类把110这样转化为追加不变资本时，他们还需要有追加的可变资本55；这就必须再从他们的剩余价值中取出；从615IIm中减去这个数额，就只剩下560，供第II部类的资本家消费。所以，在完成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转移以后，现在的资本价值是：

　　如果要使事情正常地进行，第II部类就必须比第I部类积累得快，因为如果不是这样，I（v＋m）中要与商品IIc交换的部分，就会比它唯一能与之交换的IIc增加得快。

　　如果再生产是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下一年结束时，我们就得出：

　　如果剩余价值划分率不变，第I部类首先就会把1 210v和剩余价值的一半＝605，合计＝1 815，作为收入花掉。这个消费基金，又比IIc大55。这55要从880m中取出，这样就剩下825。55IIm转化为IIc时，又要从IIm中扣除相应的可变资本＝27(1/2)。留下消费的是797(1/2)IIm。

　　第I部类中现在要资本化的是605m，其中484转化为不变资本，121转化为可变资本，后者要从IIm中扣除，IIm现在是＝797(1/2)，扣除后剩下的是676(1/2)。因此，第II部类会把121再转化为不变资本；为此，还需要有可变资本60(1/2)；这同样要从676(1/2)中扣除，剩下用于消费的只是616。

　　在五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期间，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总资本，已经由5 500c＋1 750v＝7 250，增加到8 784c＋2 782v＝11 566，也就是按100∶160之比增加了。总剩余价值原来是1 750，现在是2 782。已经消费的剩余价值，原来在第I部类是500，在第II部类是600，合计＝1 100；但是在最后一年，在第I部类是732，在第II部类是745，合计＝1 477，因此，是按100∶134之比增加了。¹⁰⁸

108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版（1885年）和第二版（1893年）中，这段话是这样的：“在四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期间，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的总资本，已经由5 400c＋1 750v＝7 250增加到8 784c＋2 782v＝11 566，也就是按100∶160之比增加了。总剩余价值原来是1 750，现在是2 782。已经消费的剩余价值，原来在第I部类是500，在第II部类是535，合计＝1 035；但是在最后一年，在第I部类是732，在第II部类是958，合计＝1 690。因此，是按100∶163之比增加了。”
本版对这一段进行了更正。——579。

2. 第二例

　　现在假定有年产品9 000，这个年产品完全是处在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的商品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般平均比例是1∶5。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对人口过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这时，把分数去掉，年产品就会划分如下：

　　现在假定，第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只消费剩余价值的一半＝500，而把其余一半积累起来。这样，（1 000v＋500m）I＝1 500要转化为1 500IIc。但是因为在这里IIc只＝1 430，所以要从剩余价值那里补进70。285IIm减去这个数额，还留下215IIm。于是我们得出：

　　I. 5 000c＋50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1 500（v＋m）。

　　II. 1 430c＋7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285v＋215m。

　　因为在这里70IIm直接并入IIc，所以，为了推动这个追加的不变资本，就要有一个可变资本70/5＝14。这14也要从215IIm中扣除；剩下的是201IIm，因此我们得出：

　　II.（ 1 430c＋70c）＋（285v＋14v）＋201m。

　　1 500（Iv＋1/2m）和1 500IIc的交换，是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已经讲过了。不过，在这里还必须指出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在有积累的再生产中，（Iv＋1/2m）不是单单由IIc来补偿，而是由IIc加IIm的一部分来补偿。

　　不言而喻，既然把积累作为前提，（Iv＋m）就大于IIc，而不像简单再生产那样，和IIc相等；因为1. 第I部类已经把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并入自己的生产资本，并把其中的5/6转化为不变资本，所以，它不能同时又用第II部类的消费资料来补偿这5/6；2. 第I部类要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II部类进行积累时所必需的不变资本提供材料，就像第II部类必须为第I部类的可变资本提供材料完全一样，这个可变资本应当推动第I部类的剩余产品中由第I部类自己用做追加不变资本的部分。我们知道，实际的可变资本是由劳动力构成的，因此，追加的可变资本也是由劳动力构成的。第I部类的资本家不必为了他们将要使用的追加劳动力，向第II部类购买必要生活资料，把它们储备起来，或积累这种必要生活资料，而奴隶主却不得不这样做。工人自己会和第II部类进行交易。但是，不妨说，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追加劳动力的消费资料只是生产和维持他们势必要有的追加劳动力的手段，因而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他们（这里指第I部类资本家）自己的直接活动，只是贮存为购买追加劳动力所必需的新的货币资本。一旦他们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们的资本，货币对于这种劳动力来说，就成为第II部类商品的购买手段，因此必须找到劳动力的消费资料。

　　附带说一下，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对劳动力花费自己的货币的方式，对劳动力借以实现这种货币的第II部类商品，总是感到不满意。于是，他们来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例如，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秘书德拉蒙德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据他说，《民族》〔一种刊物〕在1879年10月底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其中写道：

　　“工人在文化方面跟不上发明的进步。许多物品他们已经买得起，可是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所以他们没有为这些物品创造任何市场。〔每个资本家当然都愿意工人购买他的商品。〕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工人不应该像那些赚钱同他一样多的牧师、律师和医师一样，希望得到同样多的舒适品。〔这种律师、牧师和医师确实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得到许多舒适品！〕可是工人不这样做。问题始终在于，怎样用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来提高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这不是容易的问题，因为他的全部奢望没有超出缩短劳动时间的范围。蛊惑者总是煽动他去争取这种事情，而不诱导他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79年伦敦版第404页）

　　延长劳动时间，好像就是使工人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秘密。为了要成为资本家商品的一个合理的消费者，工人首先——但是蛊惑者阻止他这样做！——就要让他的资本家用不合理的、有损健康的方法消费他的劳动力。不过，资本家又是怎样理解合理的消费呢？这表现在他不惜降低身价，在消费品贸易上直接和他的工人打交道，实行“实物工资制”，而且在各式各样的实物工资中还包括供给工人住房。这样一来，资本家同时又是工人的房主了。

　　正是这位热衷于通过种种资本主义尝试来提高工人阶级地位的心地善良的德拉蒙德，在同一个报告中还谈到洛厄尔—劳伦斯公司的模范棉纺织厂。工厂女工的供膳宿舍和宿舍，属于拥有工厂的股份公司所有；这些宿舍的女管理员是为该股份公司服务的。股份公司制定了女工管理规则，任何女工均须在晚上10点以前回宿舍。但是这个制度的精华是：公司所设的特别警察在附近巡逻，以防有人违反宿舍规则。晚上10点以后，任何女工都不准出入宿舍。任何女工都不准在股份公司所属地区以外的地方住宿。地区内的每一所房屋，每周给公司带来10美元左右的租金。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种合理消费者是何等幸福：

　　“在许多设备最好的女工宿舍里，都备有钢琴。在织机上连续劳动10小时的女工，与其说需要真正的休息，不如说需要调剂单调的生活，因此，至少在她们中间，音乐、唱歌和舞蹈起着重要的作用。”（第412页）

　　但是，使工人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主要秘密，还在下面这一点。德拉蒙德先生曾经访问过特纳·福尔斯（康涅狄格河畔）的制刀工厂。股份公司的主任会计欧克曼先生告诉他，美国的餐刀制品已在质量上胜过英国制品，接着又告诉他：

　　“在价格上，我们也要胜过英国；现在我们已经在质量上领先了，这是公认的；但是我们必须有较低的价格；只要我们的钢的价格便宜了，我们的劳动也便宜了，我们就会有较低的价格!”（第427页）

　　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这就是提高工人地位，使他成为合理的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实质，只有这样，工人才可以为一批由于文化和发明的进步而使他买得起的物品创造一个市场。

　　因此，就像第I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II部类提供追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II部类也要同样为第I部类提供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II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更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更大部分时，它就既为第I部类又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

　　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I（v＋m）必须＝IIc加上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II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II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I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度。

　　我们回过来讲刚才考察的情况，这种情况有这样一个特点：IIc小于I（v＋1/2m），即小于第I部类产品中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部分，因此，在和1 500 （Iv＋m）交换时，第II部类的一部分剩余产品＝70，会立即由此实现。至于1 430 IIc，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它总是要由同等价值额的I（v＋m）来补偿，这样，第II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有可能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进一步考察。但是补充的70 IIm就不是这样。那种对第I部类来说仅仅是以消费资料补偿收入，仅仅是为消费而进行商品交换的事情，对第II部类来说，就不像在简单再生产中那样，仅仅是它的不变资本由商品资本形式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而是直接的积累过程，是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由消费资料的形式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形式。如果第I部类用70镑货币（为了剩余价值的转化而保留的货币准备金）来购买70 IIm，如果第II部类不用这个货币购买70 Im，而把这70镑作为货币资本积累起来，那么，这70镑虽然不是再进入生产的产品的表现，但总是追加产品的表现（正是第II部类的剩余产品的表现，追加产品是这个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但是，这样一来，第II部类方面的这种货币积累，同时就是生产资料形式的卖不出去的70 Im的表现了。因此，第I部类会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这是同第II部类方面的再生产不同时扩大相适应的。

　　但是，我们把上面这点撇开不说。在从第I部类出来的货币70，还没有通过第II部类方面购买70 Im，而回到或者只是部分地回到第I部类的期间，货币70会在第II部类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充当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商品的互相补偿使货币再流回到它的起点以前，这对双方的任何交换来说，都是适用的。但是，在事情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货币在这里所起的这种作用只是暂时的。在一切暂时游离的追加货币都立即能动地作为追加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信用制度下，这种仅仅暂时游离的货币资本可以被束缚起来，例如，可以用在第I部类的新的企业上，而它本来应该实现停滞在第I部类的其他企业中的追加产品。其次，应该指出：70 Im并入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同时要求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增加14。这种增加——像第I部类剩余产品Im直接并入资本Ic一样——是以第II部类的再生产已经具有进一步资本化的趋势为前提的， 也就是说，是以第II部类再生产包含着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的。

　　我们说过，在第二例中，如果500 Im要资本化，9 000产品为了再生产的目的，必须按照下面的方法来划分。我们在这里只考察商品，而把货币流通撇开不管。

　　I. 5 000c＋500m（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1 500（v＋m）消费基金＝7 000商品。

　　II. 1 500c＋299v＋201m＝2 000商品。总额为9 000商品产品。资本化的过程如下：

　　第I部类中要资本化的500m，分成5/6＝417c＋1/6＝83v。这个83v会从IIm中取出一个同等数额，用来购买不变资本的要素，并且加到IIc中去。IIc增加83，就要求IIv也增加83的1/5＝17。因此，在交换之后我们得出：

　　第I部类的资本已经由6 000增加到6 500，即增加1/12。第II部类的资本已经由1 715增加到1 899，即增加近1/9。

　　如果第I部类和以前一样，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那么，（Iv＋1/2m）＝1 173v＋587（1/2m）＝1 760，大于1 715 IIc的总数，多了45。因此，这个差额必须通过同额的生产资料转给IIc来抵消。这样，IIc就会增加45，从而也要求IIv增加1/5＝9。其次，资本化的587 Im，也是分为5/6和1/6，即分为489c和98v；这98要求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再增加98，这又要求第II部类的可变资本再增加1/5＝20。因此，我们得出：

　　因此，三年的扩大再生产，使第I部类的总资本由6 000增加到7 629，第II部类的总资本由1 715增加到2 229，社会的总资本则由7 715增加到9 858。

3. 积累时IIc的交换

　　可见，在（Iv＋m）和IIc的交换上有不同的情况。

　　在简单再生产时，二者必须相等，必须互相补偿；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正像前面说过的，简单再生产就不可能不受到干扰。

　　在积累时，首先要考察的是积累率。在以上各个场合，我们都假定第I部类的积累率＝1/2mI，并且每年保持不变。我们只是假定这个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这里有三种情形：

　　1. （Iv＋1/2m）＝IIc。因此，IIc小于（Iv＋m）。必须总是这样，否则第I部类就无法积累了。

　　2. （Iv＋1/2m）大于IIc。在这个场合，要完成这一补偿，就要把IIm的一个相应部分加进IIc，使IIc的总额＝I（v＋1/2m）。这里的交换，对第II部类来说，不是它的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而已经是积累，即它的不变资本已经增加了用以交换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这种增加同时包括第II部类还从它本身的剩余产品中取出一部分相应地增加它的可变资本。

　　3. （Iv＋1/2m）小于IIc。在这个场合，第II部类没有通过这种交换而全部再生产它的不变资本，所以必须通过向第I部类购买，才能补偿这种不足。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需要第II部类可变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因为它的不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购买在原有数量上全部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第I部类中仅仅积累追加货币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家，却已经通过这种交换完成了这种积累的一部分。

　　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是I（v＋m）＝IIc。这个前提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相容的，虽然这并不排斥在10—11年的产业周期中某一年的生产总额往往小于前一年的生产总额，以致和前一年比较，连简单再生产也没有。不仅如此，在人口每年自然增殖的情况下，只有在人数相应地增加的不从事生产的仆役参与代表全部剩余价值的1 500的消费时，简单再生产才会发生。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资本的积累，即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事实排斥了IIc＝I（v＋m）这一可能性。不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积累中，仍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过去的一系列生产期间进行积累的结果，IIc不仅与I（v＋m）相等，而且甚至大于I（v＋m）。这就是说，第II部类的生产过剩了，而这只有通过一次大崩溃才能恢复平衡，其结果是资本由第II部类转移到第I部类。——如果第II部类自己再生产一部分不变资本，例如在农业中使用自己生产的种子，那也不会改变I（v＋m）和IIc的关系。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中，IIc的这个部分和Ic一样，无须加以考察。如果第II部类的产品有一部分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第I部类，那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部分产品就会和第I部类提供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互相抵消，如果我们愿意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进行纯粹的、不受干扰的考察，那么应该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从双方都扣除。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Iv＋m）不能与IIc相等；或者说，二者不能在交换时互相抵消。如果I(m/x)是Im中第I部类资本家作为收入花掉的部分，那么，I（v＋m/x）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IIc；但是，I（v＋m/x）必须总是小于II（c＋m），其差额就是第II部类的资本家阶级在IIm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

　　应该指出，在关于积累的这个阐述中，就不变资本是在它参与下生产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来说，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得到精确的说明。新积累的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只是逐渐地、周期地、按照这些固定要素的不同性质而以不同的程度加入商品资本的；因此，在原料和半成品等等大量进入商品生产时，商品资本的较大的部分是由流动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资本这二者的补偿构成的。（鉴于流动组成部分的周转，像以上这样阐述是可以的；因此，可以假定，在一年之内，流动部分以及由固定资本转给它的那部分价值周转十分频繁，以致所提供的商品的总额，在价值上和进入年生产的总资本相等。）但是当用机器进行生产时，在只用辅助材料而不用原料的地方，劳动要素v就必然会作为商品资本的较大的组成部分再现。在计算利润率时，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与固定组成部分周期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的多少无关。但是，对周期地生产的每个商品资本的价值来说，只是按照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由于消耗而把价值平均转移到产品本身中去的程度，把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计算在内。

IV. 补充说明

　　对第II部类来说，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I部类金生产者用来和IIc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v＋m。只有在金生产者积累剩余价值或把它转化为第I部类的生产资料，从而扩大他的生产时，他的v＋m才不会进入第II部类。另一方面，只有金生产者自己这方面的货币积累最终导致扩大再生产，金生产中不是用做收入而是用做金生产者的追加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才进入第II部类，在那里形成新的贮藏货币，或提供新的手段，使它能向第I部类购买，而不需要直接再向第I部类出售。从来源于金生产的I（v＋m）的货币中，要扣除一部分金，用做第II部类的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原料等等，总之，用做它们的不变资本的补偿要素。为了将来扩大再生产，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交换中，会在以下场合出现暂时形成的货币贮藏的要素：对第I部类来说，只是在这种场合，即Im的一部分单方面地、没有相应的购买而卖给第II部类，并且在那里作为第II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发挥作用；对第II部类来说，是在这种场合，即当第I部类方面为了取得追加的可变资本时，第II部类做了第I部类所做的上述同样的事情；其次，是在这种场合，即第I部类作为收入花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没有和IIc互相抵消，以致IIm有一部分被人买去，转化为货币。如果I（v＋m/x）大于IIc，IIc为了它的简单再生产，就不需要再用第I部类的商品，来补偿IIm中已经被第I部类消费的部分。问题在于，在第II部类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中——这种交换只能是IIm的互相交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货币贮藏？我们知道，第II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IIm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正如第I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Im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只要指出，第II部类的不同生产部门内部的积累，以及每个单个生产部门中的每个单个资本家的积累，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个问题就已经可以得到说明了，如果作相应的变动，这也完全适用于第I部类。一方面还处在货币贮藏、只卖不买的阶段，另一方面却已经处在实际扩大再生产、只买不卖的阶段。诚然，追加的可变货币资本首先是投在追加的劳动力上；但是这种劳动力向那些从事货币贮藏，持有追加的、供工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人购买生活资料。同这些人的货币贮藏相适应，货币不会从他们手里回到它的起点，他们会把货币积累起来。

人名索引

　　A

　　阿里瓦本伯爵，乔万尼（让）（Arrivabene, Giovanni［Jean］, conte 1787—1881）——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翻译家；1847年布鲁塞尔经济会议的发起人；曾把一些经济学著作译成法文。——489。

　　埃德蒙兹，托马斯·娄（Edmonds, Thomas Rowe 1803—1889）——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18。

　　B

　　巴顿，约翰（Barton, John 1789—1852）——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52、254、434。

　　贝克韦尔，罗伯特（Bakewell, Robert 1725—1795）——英国农学家、畜牧家和育种家。——264。

　　贝利，赛米尔（Bailey, Samuel 1791—187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嘉图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123、570。

　　贝色麦，亨利（Bessemer, Henry 1813—1898）——英国工程师和化学家；曾发明较节约的炼钢方法。——267。

　　波特尔，阿朗索（Potter, Alonzo 1800—1865）——美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815年起为宾夕法尼亚的主教；曾在一些院校教授神学。——207、208。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德国银行雇员和政论家，1872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代表（1875），卡·赫希柏格的秘书（1878），1880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1890）。——10。

　　C

　　采勒（Zeller, J.）——德国经济学家。——10。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 Thomas 1780—1847）——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173。

　　楚普罗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Toklj_，>gbfm]ial F_]ij_es 1842—1908）——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铁路运输经济专家；自由主义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65。

　　D

　　达兰贝尔（达朗贝尔），让·巴蒂斯特·勒龙德（D’Alembert, Jean-Baptiste Le Rond 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91。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 Louis-François-Eugène 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148、212、378、400。

　　德拉蒙德，维克多·阿瑟·威灵顿（Drummond, Victor Arthur Wellington 1833—1907）——英国外交家。——581、582。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东·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 Antoine-Louis-Claude, comte de 1754—1836）——法国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和政治家；哲学上观念学派的创始人；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496、539—549。

　　杜邦·德奈穆尔，皮埃尔·赛米尔（Dupont de Nemours, Pierre-Samuel 1739—1817）——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重农学派，魁奈的弟子。——212。

　　杜尔哥，安娜·罗伯尔·雅克，洛恩男爵（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的学生；财政总监（1774—1776）。——212、378、400。

　　F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 John 1780—1849）——英国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560。

　　G

　　古德，威廉·瓦尔特（Good, William Walter 19世纪）——英国农学家和经济学家，自由贸易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262。

　　古奇，丹尼尔（Gooch, Daniel 1816—1889）——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1866年起任大西铁路公司董事长；议会议员。——199。

　　H

　　霍尔兹沃思，威廉·安德鲁斯（Holdsworth, William Andrews 死于1891年以后）——英国律师。——193、197。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18、19、270。

　　J

　　基尔霍夫，弗里德里希（Kirchhof, Friedrich 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99、268、272—275、283。

　　K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394。

　　考茨基，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新时代》杂志编辑。——10。

　　柯贝特，托马斯（Corbet, Thomas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追随者。——156。

　　科扎克，泰奥菲尔（Kozak, Theophil）——德国出版商，约·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遗稿的出版者。——10。

　　库尔塞尔—塞讷伊，让·古斯塔夫（Courcelle-Seneuil, Jean-Gustave 1813—1892）——法国经济学家，商人；写有一些关于工业企业经济、信贷和银行问题的著作。——267。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115、148、211、212、222、378、398—400、410。

　　L

　　拉德纳，迪奥尼修斯（Lardner, Dionysius 1793—1859）——英国学者，著有大量自然科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通俗读物。——190、191、199—201。

　　拉夫莱男爵，埃米尔·路易·维克多（Laveleye, Émile-Louis-Victor, baron de 1822—1892）——比利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71。

　　拉姆赛，乔治（Ramsay, 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178、254、432—434、483、487。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此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12。

　　拉瓦锡，安东·洛朗·德（Lavoisier, Antoine-Laurent de 1743—1794）——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从理论上解释了氧气的发现，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假说，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1794年被处死。——21、23。

　　拉韦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洛·德（Lavergne, Louis-Gabriel-Léonce-Guilhaud de 1809—18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写有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264。

　　莱勒，约翰（Lalor, John 1814—1856）——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经济学家。——157、160、161。

　　莱文斯顿，皮尔西（Ravenstone, Piercy 死于1830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主义者，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尔萨斯主义。——19。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 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399。

　　劳，卡尔·亨利希（Rau, 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观点。——11。

　　勒特罗纳，吉约姆·弗朗索瓦（Le Trosne, Guillaume-François 1728—17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212。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5—19、22、24、168、240、242、243、245、 248—250、252、253—254、330、432、539。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11。

　　罗斯科，亨利·恩菲尔德（Roscoe, Henry Enfield 1833—1915）——英国化学家，写有化学教科书。——20。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

　　（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16。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413。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10—13、15—19、22—25、457。

　　M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Mably, Gabriel 1709—1785）——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399。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491。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25。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ling, Eleanor［Tussy］1855—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 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妻子（1884年起）。——9、11。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10、11、19。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的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17、274、432—433。

　　麦克劳德，亨利·邓宁（Macleod, Henry Dunning 1821—1902）——英国法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信贷理论研究，阐发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254。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üller, Adam Heinrich, Ritter von Nitterdorf 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207。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254、434。

　　穆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274、570。

　　N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Newman, Samuel Philips 1797—1842）——美国哲学家、语文学家和经济学家。——173。

　　O

　　欧克曼（Oakman）——美国特纳斯福尔斯（马萨诸塞州）的约翰·罗素刀具厂的主任会计。——582。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

　　P

　　帕特森，罗伯特·霍加德（Patterson, Robert Hogard 1821—1886）——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254。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0、18、433、483。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Priestley, Joseph 1733—1804）——英国化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1774年发现氧气；1794年因拥护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美国。——20、21、23。

　　S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168、433、434、491。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 Antoine-É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434。

　　舍勒，卡尔·威廉（Scheele, Karl Wilhelm 1742—1786）——瑞典无机化学家，药剂师。——20、21。

　　施泰因，洛伦茨·冯（Stein, Lorenz von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181。

　　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U njlq，>ialb⁄ G]lgj_es 原名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 Heinrich Friedrich von Storch 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167、433、483—484。

　　斯克罗普，乔治·朱利叶斯·波利特（Scrope, George Julius Poulett 1797—1876）——英国经济学家和地质学家；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议会议员。——208、210。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7、9、13—16、17、19、157、158、187、211—242、244、245、253、382、399—427、431—434、454—455、475、484、487、533—535、548、556。

　　斯特罗克，阿奇博尔德（Sturrock, Archibald）——英国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200。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13。

　　T

　　泰勒，爱德华·伯内特（Tylo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进化论的创始人。——489。

　　汤普森，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7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18、357、359。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86、129、364、366、531、534、535、537。

　　W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 Adolph 1835—1917）——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反犹太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始人（1878），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学派的代表。——19。

　　威兰德，弗兰西斯（Wayland, Francis 1796—1865）——美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任普罗维登斯大学校长；著有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通俗教科书。——251。

　　威廉斯，理查·普赖斯（Williams, Richard Price）——英国工程师，铁路运输经济专家。——190、201。

　　X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489。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23、128、157、434、491。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 Carl 1834—1892）——德国化学家，有机化学的创始人，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859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际会员，6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20。

　　谢夫莱，阿尔伯特·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希（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1—1903）——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针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合作。——10、573。

　　Y

　　亚当斯，威廉·布里奇斯（Adams, William Bridges 1797—1872）——英国工程师，写有一些关于铁路建筑的著作。——190、192。

　　Z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Soetbeer, Georg Adolf 1814—1892）——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527。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的著作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5、6、7、8和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265、266、267和269号（Lohnarbeit und Kapital.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64, 5. April 1849; Nr. 265, 6. April 1849; Nr. 266, 7. April 1849; Nr. 267, 8. April 1849; Nr. 269, 11. April 1849）。——12。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12、18、19、23。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85年斯图加特版（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Antwort auf Proudhons Philosophie des Elends. Stuttgart 1885）。——10。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 1. Berlin 1859）。——4、382。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2. verb. Aufl. Hamburg 1872）。——4、7、9、16、19、32、36、40、44、48、60、63、79、92、116、129、140、143、151、159、172、176、180、183、185、193、194、202、209、225、227、231、239、241、252、266、331、340、342、355、360、366、378、379、391、393、395、440、460、489、539、550、564、570、573。

　　其他作者的著作

　　B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Barton, J.: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society. London 1817）。——252。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Bailey, S.: A critical dissertation on the nature, measures, and causes of value; chiefly in reference to the writings of Mr. Ricardo and his followers. By the author of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opinions. London 1825）。——123。

　　波特尔，阿·《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Potter, A.: Political economy: its objects, uses, and principles: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conditi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1841）。——207、208。

　　C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Chalmers, Th.: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oral state and moral prospects of society. 2. ed. Glasgow 1832）。——173。

　　楚普罗夫，亚·《铁路业务》第1卷《它的经济特点及它和国家利益的关系》1875年莫斯科版（Toklj_， >.: D bgbdijajljcijb qjd{⁄mn_j. Ojh 1: C‘j yfjijhesbmfeb jmj^biijmne e b‘j jnijtbie{ f einblbm]h mnl]iw. I jmf_] 1875）。——65。

　　D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A. -L.-C.: Élémens d’idéologie. Pt. 4. 5: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 Paris 1826）。——540—549。

　　迪尔克，查·温·《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Dilke, Ch.W.: 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 deduced fro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 letter to Lord John Russell. London 1821）。——16、17。

　　杜邦·德奈穆尔，皮·赛·《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Dupont de Nemours, P. -S.: Maximes du Docteur Quesnay, ou résumé de ses principes d’économie sociale.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1. Paris 1846）。——212。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杜尔哥全集》，欧·德尔新编，1844年巴黎版第1卷（Turgot, A. R. J.: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In: Œuvres. Nouv. éd. par E. Daire. T. 1. Paris 1844）。——212、378、400。

　　G

　　古德，威·瓦·《政治、农业和商业上的各种谬论，或20年“自由贸易”后国家的前途》1866年伦敦版（Good, W. W.: Political, agricultural and commercial fallacies; or, the prospect of the n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free-trade”. London 1866）。——262、263。

　　H

　　霍尔兹沃思，威·安·《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附大量的实例》1857年伦敦版（Holdsworth, W. A.: The Law of landlord and tenant, with a copious collection of useful forms. London 1857）。——193、197。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Hodgskin, Th.: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 London 1827）。——19、270。

　　J

　　基尔霍夫，弗·《农业经营学手册。实际农学家合理组织和管理庄园指南》1852年德绍—德累斯顿版（Kirchhof, F.: Handbuch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Betriebslehre. Ein Leitfaden für praktische Landwirthe zur zweckmäßigen Einrichtung und Verwaltung der Landgüter. Dessau, Dresden 1852）。——199、268、271—275、282—283。

　　K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两卷集）1841年伦敦版（Corbet,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modes of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or the principles of trade and speculation explained. In 2 Pt. London 1841）。——156。

　　库尔塞尔—塞讷伊，让·古·《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1857年巴黎增订第2版（Courcelle-Seneuil, J. -G.: Traité théorétique et pratique des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commerciales et agricoles, ou manuel des affaires. 2. éd. rev. et augm. Paris 1857）。——267。

　　魁奈，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 F.: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les travaux des artisans.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1. Paris 1846）。——148、378。

　　魁奈，弗·《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Quesnay, F.: tableau économique. Versailles 1758）。——115、249、378、398、410。

　　魁奈，弗·《经济表分析》，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 F.: 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1. Paris 1846）。——148、212。

　　L

　　拉德纳，迪·《铁路经济：论交通运输的新形式，它的经营、前途及其与商业、财政、社会的关系》1850年伦敦版（Lardner, D.: Railway economy: a treatise on the new art of transport, its management, prospects, and relations, commercial, financial, and social. London 1850）。——190、199—201。

　　拉夫莱，埃·德·《论比利时农村经济》1863年巴黎—布鲁塞尔—莱比锡第2版（Laveleye, É. de: Essai sur l’économie rurale de la Belgique. 2. éd. Paris, Bruxelles, Leipzig 1863）。——271。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Ramsay, G.: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dinburgh, London 1836）。——254、432、487。

　　拉韦涅，莱·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译自法文，并附署名苏格兰农场主的注释，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Lavergne, L. de: Th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Transl. from the French with notes by a Scottish farmer. Edinburgh, London 1855）。——264。

　　莱勒，约·《货币和道德：献给时代的一本书》1852年伦敦版（Lalor, J.: Money and morals: a book for the times. London 1852）。——157。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Ravenstone, P.: Thoughts on the fund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s. London 1824）。——19。

　　勒特罗纳，吉·弗·《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1777年》，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Le Trosne, G. -F.: De l’intérêt social par rapport à la valeur, à la circulation, à l’industrie et au commerce intérieur et extérieur. 1777.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2. Paris 1846）。——212。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168、240、248、252、253、432、539。

　　罗斯科，亨·恩·/卡·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1卷《非金属》1877年不伦瑞克版（Roscoe, H. E./C. Schorlemmer: Ausführliches Lehrbuch der Chemie. B. 1.: Nichtmetalle. Braunschweig 1877）。——20。

　　罗雪尔，威·《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Roscher, W.: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3. verm. und verb. Aufl. Stuttgart, Augsburg 1858. Roscher: System der Volkswirthschaft. B. 1）。——413。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新勃兰登堡—弗里德兰版（Rodbertus-Jagetzow, J. K.: Zur Erkenntniss unserer staatswirtschaftlichen Zustände. Neubrandenburg, Friedland 1842）。——10、16、24。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编，1881年柏林版第1卷（Rodbertus-Jagetzow, J. K.: Briefe und socialpolitische Aufsätze. Hrsg. von R. Meyer. B. 1. Berlin 1881）。——10、11、12、22。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Jagetzow, J. 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12—13。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资本。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四封》，泰·科扎克编并作序，1884年柏林版（Rodbertus-Jagetzow, J. K.: Das Kapital. Vierter socialer Brief an von Kirchmann. 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Th. Kozak. Berlin 1884）。——10。

　　M

　　《马纳瓦·德哈马·萨斯特拉，或根据库卢克的解释称摩奴法典，记述印度的关税、宗教和民政制度》1863年马德拉斯第3版（Manava Dharma Sastra, or the Institutes of Manu according to the gloss of Kulluka, comprising the indian system of duties, religions and civil. 3. ed. Madras 1863）。——264。

　　迈耶尔，鲁·《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1874年柏林版（Meyer, R.: Der Emancipationskampf des vierten Standes. Berlin 1874）。——10、11。

　　麦克劳德，亨·邓·《政治经济学原理》1858年伦敦版（Macleod, H. D.: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8）。——254。

　　弥勒，亚·亨·《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Müller, A. H.: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Oeffentliche Vorlesung vor Sr. Durchlaucht dem Prinzen Bernhard von Sachsen-Weimar und einer Versammlung von Staatsmännern und Diplomaten, im Winter von 1808 auf 1809, zu Dresden, gehalten, Th. 3. Berlin 1809）。——207。

　　《摩奴法典》（Gesetze des Manu）。——见《马纳瓦·德哈马·萨斯特拉，或根据库卢克的解释称摩奴法典，记述印度的关税、宗教和民政制度》。

　　穆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Mill, J. S.: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254。

　　N

　　纽曼，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Newman, S. Ph.: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over, New York 1835）。——173。

　　P

　　帕特森，罗·霍·《财政学。实用教程》1868年爱丁堡—伦敦版（Patterson, R. H.: The Science of finance. A practical treatise. Edinburgh, London 1868）。——254。

　　S

　　萨伊，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Say, J. -B.: Lettres à M. Malthus, sur différens sujets d’économie politique, notamment sur les causes de la stagnation générale du commerce. Paris 1820）。——491。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3. éd. T. 2. Paris 1817）。——168、433。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Storch, H.: 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 Paris 1824）。——433、484。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六卷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 1—6. T. 2. St.-Pétersbourg 1815）。——434。

　　斯克罗普，乔·波·《政治经济学原理》——见波特尔，阿·《政治经济学》。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爱·吉·韦克菲尔德编，1843年伦敦版第1、2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by E. G. Wakefield. A new edition in 4 vols. Vol. 1. 2. London 1843）。——9、13、14、157、212—218、220、221、223—228、231—234、236、239、400—407、410—414、417、418、422、431、534。

　　T

　　泰勒，爱·伯·《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产生的研究》，亨·弥勒译自英文，莱比锡版（Tyler ［Tylor］, E. B.: Forschungen über die 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Civilisation. Aus dem Englischen von H. Müller. Leipzig o. J.）。——489。

　　汤普森，威·托·《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新版（Thompson, W. Th.: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A new ed. London 1850）。——18、19、357—359。

　　图克，托·《通货原理研究，通货与价格的关系》1844年伦敦第2版（Tooke,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rrency with prices, and the expediency of a separation of issue from banking. 2. ed. London 1844）。——534—535。

　　W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Wayland, F.: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1843）。——251。

　　威廉斯，理·普·《铁路的保养。在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报告》。引自《铁路危机》，载于1867年12月21日《货币市场评论》（伦敦）第394期（Williams, R. P.: On the maintenance and the renewal of permanent way. Paper, read recently at the Institutions of Civil Engineers. Nach: The railway crisis. In: The Money Market Review. London. Nr. 394, 21 December 1867）。——190、201。

　　X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选自纳·威·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 N. W.: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irés de leçons éd. et inéd. de Mr. N. W. Senior, par J. Arrivabene. Paris 1836）。——489。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两卷集）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1. 2. T. 1. Bruxelles 1837—1838）。——157。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19年巴黎版第1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T. 1. Paris 1819）。——23、128—129、434。

　　Y

　　亚当斯，威·布·《公路和铁路及其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1862年伦敦版（Adams, W. B.: Roads and rails and their sequences physical and moral. London 1862）。——190、192。

　　Z

　　泽特贝尔，阿·《从发现美洲到现在的贵金属的生产和金银比值》1879年哥达版（Soetbeer, A.: Edelmetall-Produktion und Werthverhältniss zwischen Gold und Silber seit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bis zur Gegenwart. Gotha 1879）。——527。

　　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D

　　《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7月4日的质询》，根据下院决定于1867年7月30日刊印，1867年伦敦版（East India. Madras and Orissa famine.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4 July 1867.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67. London 1867）。——264。

　　《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比哈尔饥荒的文件，包括弗·科克雷尔先生的报告。第三部分》，根据下院决定于1867年5月31日刊印，1867年伦敦版（East India. Bengal and Orissa famin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amine in Behar, including Mr. F. Cockerell’s report. Pt. 3.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1 May 1867. London 1867）。——158。

　　《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孟加拉和奥里萨饥荒的文件和通讯，包括救灾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孟加拉副省长和印度总督的备忘录》，根据下院决定于1867年5月31日刊印，1867年伦敦版（East India. Bengal and Orissa famine.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famine in Bengal and Orissa, including the report of the Famine Commission and the minutes of the Lieutenant Governor of Bengal and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India.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1 May 1867. London 1867）。——158。

　　H

　　《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听取的证词记录。1865年3月—1866年5月》，奉女王陛下令提交议会两院，1867年伦敦版（Royal commission on railways. 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commissioners, March 1865 to May 1866.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67）。——156、169、189、194、199—200、279。

　　N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8号（Reports by Her Majesty’s secretaries of embassy and legation on the manufactures, commerce, &c.,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reside. No. 8. London 1865）。——269。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79年伦敦版第3部分（Reports by Her Majesty’s secretaries of embassy and legation on the manufactures, commerce, &c., of the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reside. P. 3. London 1879）。——529、581、582。

　　Y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57. Pt. 1: Report and evidence. London 1857）。——260、261。

报刊索引

　　H

　　《货币市场评论》（Money Market Review）。——190、199。

　　J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54、280。

　　X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12。

　　Y

　　《一般政治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mte Staatswissenschaft）——德国的一家自由派刊物，主要刊登政治经济方面的评论，1844—1943年在蒂宾根断续地出版。——10、11。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7卷

（资本论第3卷）

目录

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7-001　　序言
MEA7-002　　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
MEA7-003　　第二章　利润率
MEA7-004　　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MEA7-005　　第四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MEA7-006　　第五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MEA7-007　　第六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MEA7-008　　第七章 补充说明
MEA7-009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MEA7-010　　第九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MEA7-011　　第十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MEA7-012　　第十一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MEA7-013　　第十二章　补充说明
MEA7-014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MEA7-015　　第十四章 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MEA7-016　　第十五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MEA7-017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MEA7-018　　第十七章　商业利润
MEA7-019　　第十八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MEA7-020　　第十九章　货币经营资本
MEA7-021　　第二十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MEA7-022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MEA7-023　　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MEA7-024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MEA7-025　　第二十四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MEA7-026　　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MEA7-027　　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MEA7-028　　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MEA7-029　　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MEA7-030　　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I
MEA7-031　　第三十一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II（续）
MEA7-032　　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III（续完）
MEA7-033　　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MEA7-034　　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MEA7-035　　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MEA7-036　　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MEA7-037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MEA7-038　　第三十七章　导论
MEA7-039　　第三十八章　级差地租：概论
MEA7-040　　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I）
MEA7-041　　第四十章　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II）
MEA7-042　　第四十一章　级差地租II——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MEA7-043　　第四十二章　级差地租II——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MEA7-044　　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II—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MEA7-045　　第四十四章　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MEA7-046　　第四十五章 绝对地租
MEA7-047　　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MEA7-048　　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MEA7-049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MEA7-050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MEA7-051　　第四十九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MEA7-052　　第五十章 竞争的假象
MEA7-053　　第五十一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MEA7-054　　第五十二章　阶级

序言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册，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读者了。¹当1885年第二册出版的时候，我曾以为，第三册的困难大概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同样也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会如此严重地拖延本书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只是很偶尔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序、增补（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往往是不可能进行的）等等。首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册英文版²，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负最后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10年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对译者的文字负有进行校订的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这种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项不断增加的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太多了。但是谁要是像我这样50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活动，对他来说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像16世纪一样，在公共利益的领域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护士。

　　我住在伦敦，进行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季大部分是靠面谈。由于这个缘故，并且由于我必须注视着运动在日益增多的国家中的发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机关报刊的情况，因此，凡是不容中断的工作都只好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去完成。一个人过了70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因此，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这种情况发生了，特别在困难最多的第五篇。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册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二册。第三册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冒出来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表达的思想是按照形成时的原样写下来的而越冗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册写成了初稿，把第一册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³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体的严重症状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露出来了，这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册和第三册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我总是尽可能保存初稿的面貌。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删去，因为在那些地方，像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问题总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述，或至少是用另一种说法来表达。在我所作的改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地方，我都用方括号⁽¹⁾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我加的脚注有时没有用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附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在这个手稿里面有许多提示，表示这些地方留待以后阐述，可是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都实现，这对一个初稿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让这些地方保持原样，因为它们可以表明作者打算将来进行加工的意图。

　　现在谈一下详细情况。

　　对第一篇来说，主要的手稿只有大大压缩才能使用。这份手稿一开始全是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数学计算（构成我们的第三章），而我们的第一章阐述的题目，却是到后来才顺便说到。这里有两个各有对开纸八页的修改稿的开头部分可供利用，但不是始终都写得很连贯。现在的第一章就是由这两个部分编成的。第二章采自主要的手稿。可用于第三章的有一系列未完成的数学计算，此外还有写于70年代的整整一个几乎写满了的笔记本，用方程式来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把第一册的大部分译成英文的我的朋友赛米尔·穆尔，为我整理了这个笔记，他作为剑桥的一位老数学家，担任这项工作是更合适得多的。然后我就按照他的摘要，有时也利用主要的手稿，编成第三章。第四章只有一个标题。但是，因为这一章研究的问题即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极为重要，所以由我亲自执笔写成，因而全章的正文都放在括号内。同时我又发现，第三章的利润率公式实际上需要作一些修改才能普遍适用。从第五章起，对本篇其余部分来说，主要的手稿是唯一的来源，虽然在这里也还必须作很多的变动和补充。

　　以下三篇，除了文字上的修订，我几乎可以完全按照原来的手稿进行编辑。少数几处，大多是关于周转的影响的地方，曾经过加工，以便和我补写的第四章一致起来；这些地方也都放在括号内，并且标上我的姓名的缩写。

　　主要的困难在第五篇。那里讨论的也是整个这一册最复杂的问题。正当马克思写这一篇时，上面提到的重病又突然发作了。因此，这一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一个可以按照其轮廓来加以充实的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评述和摘录的资料。起初我曾试图像对第一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过的那样来编辑这一篇，即把空白补足，对只有提示的片断进行加工，使这一篇至少可以接近于作者原来打算写成的那个样子。我至少这样试了三次，但每一次都失败了，由此丧失的时间就是出版推迟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我看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要是这样做，我就得涉猎这方面的全部浩瀚的文献，而最后搞成的东西，就不会是马克思的著作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样，我就在1893年的春天完成了这一篇的主要工作。

　　在各章中，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四章大体上已经完成。第二十五章和第二十六章需要对引证的材料加以取舍，并且把从别处发现的材料补充进去。第二十七章和第二十九章几乎完全可以照原稿付印，第二十八章有些地方则必须重新组织。但真正的困难是从第三十章开始。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要整理思路，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入的句子、离题的论述等等所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开，而且往往是完全附带地展开的。因此，第三十章是经过挪动和删节编成的，而这些挪走和删去的东西在别处得到了利用。第三十一章写得又比较连贯了。但手稿中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23个实业家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特别是关于货币和资本、金的流出、过度投机等等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几乎所有当时流行的关于货币和资本的关系的见解，都在这里用问答的方式表达出来了。马克思打算批判地讽刺地论述这里暴露出来的关于货币市场上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我经过多次尝试以后，相信要整理好这一章是不可能的；不过，在衔接得上的地方，我还是利用了那些材料，特别是马克思加了评注的那些材料。

　　接着是整理得相当好的、由我收在第三十二章内的东西。但紧接着这部分的，又是一批议会报告的摘录，谈到各种各样和这一篇有关的问题，其中夹杂着作者或长或短的评语。在快要结束时，这种摘录和评语越来越集中在货币金属和汇兑率的变动问题上，最后又是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补充说明。相反地，《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一章（第三十六章）却写得很完整。

　　我把所有这些从《混乱》起的材料，除了在前面使用过的以外，编成了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五章。当然，我不得不插入很多话使之衔接起来。在这些插入的话不只是具有形式的性质时，我都清楚地标明是我加的。我用这个方法终于成功地把作者所有的同这个问题多少有关的论述都收进本文了。删去的不过是摘录的一小部分，它们或者只是重复别处已经说过的事情，或者涉及在手稿中没有进一步阐述的论点。

　　论述地租的一篇写得完整得多，尽管也决没有完全整理好。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第四十三章（在手稿中是地租篇的最后一部分）发觉有必要把全篇提纲简略地概括一下。这对编辑工作来说是十分适宜的，因为手稿是从第三十七章开始，接着是第四十五章至第四十七章，然后才是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四章。造成最大量工作的，是级差地租II的各个表，以及由于发现第四十三章本来应该考察的这种地租的第三种情形还完全没有加以研究。

　　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70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研究。他对于俄国1861年“改革”⁴以后必然出现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根据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册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

　　最后，第七篇的手稿是完整的，不过也只是初稿，必须先把无限错综复杂的文句拆开，才能付印。最后一章只有一个开头。在这一章，同地租、利润、工资这三大收入形式相适应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工人，以及由他们的存在所必然产生的阶级斗争，应该当做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存在的结果加以论述。⁵这种结论性的总结，马克思通常总要留到快付印的时候再作最后的加工，因为那时最新的历史事件会按照永不失效的规律性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恰当的现实例证。

　　本卷的引文和例证，和第二册一样，比第一册少得多。引自第一册的话都注明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页码。手稿中凡是引证以前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叙述的地方，大都只记下姓名，引文本身则要到最后整理时补入。我当然只好让它保持原样。引用的议会报告只有四个，但是每个都利用得相当多。这四个报告是：

　　1. （下院）《委员会报告》第八卷，《商业危机》第二卷第一部，1847—1848年，证词。 ——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1847—1848年。

　　2. 上院秘密委员会关于1847年商业危机的报告。报告1848年刊印。证词1857年刊印（因为在1848年刊印被认为过于有损声誉）。——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年。

　　3. 1857年的银行法报告。——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它们是下院委员会关于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有时也题为：《银行委员会》），1857年或1858年。⁶

　　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史⁷，只要有可能，我就着手去编。

　　在《资本论》第二册的序言中，我不得不对一些先生们⁸表示忍让，当时他们大喊大叫，因为他们声称“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了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一个卓越先驱者”。我让他们有机会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我要他们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些当时从主观原因或客观原因出发，但照例决不是从科学根据出发，把这个善良的洛贝尔图斯吹捧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特大明星的先生们，毫无例外地没有作出回答。相反地，另外一些人倒认为值得下点工夫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威·莱克西斯教授在批评本书第二册时（1885年《康拉德年鉴》第11卷第452—465页）提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不想给予直接解决。⁹他说：

　　“如果我们对不同种类的商品单个地进行考察，如果它们的价值必须等于它们的交换价值，而它们的交换价值必须等于它们的价格，或必须和它们的价格成比例，那个矛盾〈即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解决。”

　　照他看来，那个矛盾只有在以下的场合才可能解决，那就是：

　　“放弃用劳动来计量各种商品价值的做法，而只考察商品生产的整体，只考察它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的分配…… 工人阶级从总产品中只获得一定的部分……　落到资本家手里的另一部分，照马克思说来，形成剩余产品，也就是……剩余价值。然后，资本家阶级的各个成员把这全部剩余价值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配，但不是按照他们所使用的工人的人数，而是按照各人所投的资本的量进行分配；而且把土地也作为资本价值计算在内。”马克思所说的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单位决定的观念价值，和价格并不一致，但可以“看做是一个移动的起点，由此达到实际价格。实际价格则以等量资本要求等量利润为条件”。因此，有些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会得到高于这些商品的观念价值的价格，另一些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会得到低于这些商品的观念价值的价格。“但因为剩余价值的损益会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互相抵消，所以，剩余价值的总量同一切价格都和商品的观念价值成比例时一样。”

　　我们看到，问题在这里远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已经含糊地、肤浅地，然而大体上正确地被提出来了。像作者这样沾沾自喜地以“庸俗经济学家”自居的人能达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同我们后面将要说到的那些庸俗经济学家的论述比较一下，这简直令人惊奇。诚然，这位作者的庸俗经济学有点特别。他说，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当然可以得出资本的利润，但没有理由强迫我们接受这种观点。正好相反。庸俗经济学有一种至少是似乎更有理的说明方法：

　　“资本主义的出售者、原料生产者、工厂主、批发商、零售商，由于每个人都高于买价出售，因而都按一定的百分比提高商品本身的成本价格，都能从他们的营业中获得利润。只有工人不可能实行类似的追加价值的办法。工人在资本家面前所处的不利地位，使他只好按照等于劳动本身费用的那种价格出卖劳动，也就是为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出卖劳动……　因此，这种价格追加对于那些作为买者的雇佣工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总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到资本家阶级手中。”

　　不用多动脑筋，就可以看出：这种对于资本利润所作的“庸俗经济学的”说明，实际上会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出相同的结果；莱克西斯所说的工人所处的“不利地位”，完全和马克思所说的一样；工人都是受欺诈的，因为每个非工人都可以高于价格出售，而工人则不能；就像在英国这里在杰文斯—门格尔的使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¹⁰的基础上建立起庸俗社会主义一样，在莱克西斯的理论的基础上可以建立起至少同样似乎有理的庸俗社会主义。我甚至推测，如果乔治·肖伯纳先生知道这个利润理论，他就会双手抱住它，一脚踢开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然后在这块岩石上重新建立起他的未来的费边社教堂。

　　但是，这个理论实际上只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一种改写。这全部追加的价格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工人的“总产品”。而且是因为“劳动”这种商品，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力这种商品，必须低于价格出售。因为，如果高于生产费用出售是一切商品的共同属性，如果唯独劳动是例外，总是只能按照生产费用出售，那么，劳动也就正是低于在这个庸俗经济学界中被当做常规的价格出售。由此落到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手中的额外利润就在于下面这个事实，并且归根到底只能来自下面这个事实：工人在再生产他的劳动的价格的补偿物以后，还要生产他没有得到报酬的产品——剩余产品，无酬劳动的产品，剩余价值。莱克西斯在用语的选择上是非常慎重的人。他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过，上述见解就是他的见解。如果这是他的见解，那就很清楚，我们这里碰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庸俗经济学家，关于这种人，他自己就说过，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马克思的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笨蛋”；我们碰到的是一个伪装成庸俗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这种伪装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那是一个我们在这里不感兴趣的心理学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不妨研究一下，像莱克西斯这样一个无疑很聪明的人，怎么竟然一时也会替复本位制这种荒谬的主张辩护。¹¹

　　第一个真正试图回答问题的人，是康拉德·施米特博士，见他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狄茨出版社1889年斯图加特版）。¹²施米特试图把形成市场价格的细节既同价值规律又同平均利润率协调起来。产业资本家从他的产品中首先得到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物，然后又得到他没有支付任何报酬的剩余产品。但是，要得到这个剩余产品，他必须把他的资本预付到生产中；也就是说，他必须使用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才能占有这个剩余产品。因此，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这种预付资本就是他为了获得这个剩余产品而付出的社会必要的对象化劳动的量。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每个产业资本家。因为按照价值规律，产品是按照生产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并且因为对资本家来说，制造他的剩余产品的必要劳动，就是那种已经积累在他的资本中的过去劳动，所以，剩余产品是按照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资本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而不是按照实际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这样，每个资本单位所应得的份额，就等于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总和除以所使用的资本的总和。因此，相等的资本在相等的期间内会提供相等的利润，而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把剩余产品的这样计算的成本价格即平均利润，加到那个有酬产品的成本价格上，并按照这个已经提高的价格来出售这两个产品，即有酬产品和无酬产品。这样，尽管施米特认为单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是按照价值规律决定的，但平均利润率还是形成了。

　　这种构想非常巧妙，完全是按照黑格尔的样式¹³作出的，但是它也和黑格尔的多数样式一样，是不正确的。如果价值规律对平均价格也直接适用，那么，剩余产品同有酬产品就没有区别，二者都必须按照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已经消耗在它们上面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比例来出售。价值规律从一开始就同那种由资本主义思想方法产生的见解相反。按照这种见解，构成资本的那种积累起来的过去劳动，不仅是一定数额的现成的价值，而且因为它作为生产和利润形成的因素，也形成价值，所以是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的源泉；价值规律则确认，只有活劳动才具有这种属性。资本家期望按照自己资本的量的比例来取得相等的利润，因而把他们预付的资本看做他们利润的一种成本价格，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如果施米特利用这个想法，借此来把那个按平均利润率计算的价格同价值规律协调起来，那么，他就把价值规律本身抛弃了，因为他把一种完全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想法，作为共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合并到这个规律中去了。

　　或者是，积累的劳动和活的劳动一起形成价值。如果是这样，价值规律就不适用了。

　　或者是，积累的劳动不形成价值。如果是这样，施米特的论证就同价值规律不相容。

　　施米特在问题已经临近解决的时候走上了这条岔路，因为他认为，他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一个数学公式，来证明每一单个商品的平均价格是符合价值规律的。不过，虽然他在这里，在已经接近达到目的的地方，走上了歧途，他那本小册子的其余内容却表明，他多么懂得从《资本论》的前两册中得出各种进一步的结论。对于前人一直未能说明的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马克思在第三册第三篇作出了正确的说明，而施米特独自找到了这种说明，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他还说明了商业利润来源于产业剩余价值，并提出一系列关于利息和地租的论述，从而预先说出了马克思在第三册第四篇和第五篇中所阐述的种种问题，这也是属于他的荣誉。

　　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1892—1893年《新时代》第3期和第4期），施米特试图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问题。¹⁴这种方法可以归结为：平均利润率是由于竞争形成的，因为竞争使资本由利润不足的生产部门转移到有超额利润的生产部门。竞争是利润平均化的重大原因这种看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施米特试图证明，利润的这种平均化等同于生产过多的商品的出售价格被归结为这样一种价值尺度，这种尺度是社会按价值规律能为这种商品支付的。为什么这样做也不能达到目的，这从马克思在本册所作的说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继施米特之后，彼·法尔曼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3卷第793页）。¹⁵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做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做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做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¹⁶，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我们不妨把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还会引起种种异议的枝节问题撇在一边，立即转入问题的核心。理论告诉这位作者，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成正比，而经验却告诉这位作者，在平均利润率已定时，利润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成正比。法尔曼对这一点的解释是：利润只是一个习惯现象（他的意思是说，利润只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且和这种社会形态同生共死）；利润的存在只同资本联结在一起；当资本强大到足以获得利润的时候，由于竞争，它就只好为自己获得一个对一切资本来说都是相等的利润率。没有相等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生产形式的前提下，在利润率已定时，每一单个资本家获得的利润量，只能取决于他的资本的量。另一方面，利润是由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构成的。在这里，其数量取决于对劳动的剥削的剩余价值，又怎样转化为其数量取决于所需资本量的利润呢？

　　“这只是由于：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最大的一切生产部门，商品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也就是说，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即c∶v最小的那些生产部门，商品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只有在那些c和v的比率代表一个中位数的生产部门，商品才按照它们的真正价值出售…… 各个价格和它们各自的价值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是对价值原理的否定呢？绝对不是。因为当一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时，另一些商品的价格就按相同的程度降低到价值以下，所以价格的总额仍然和价值的总额相等……‘归根到底’这种不一致就消失了。”这种不一致是一种“干扰”；“不过，在精确的科学上，人们从来不把可以估计到的干扰看成是对一个规律的否定。”

　　我们把第九章的有关段落同这一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法尔曼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他这篇如此重要的论文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冷遇却证明，法尔曼甚至在这种发现以后，仍然需要有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完全地、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虽然许多人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总是害怕碰钉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不仅法尔曼让他的发现留在不完善的形式上，而且他对于马克思的叙述的理解和他自己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对这种叙述提出的一般批评，具有不可否认的缺陷。¹⁷

　　凡是有机会在难题面前出丑的时候，总是少不了苏黎世的尤利乌斯·沃尔弗教授先生。他告诉我们说（《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2卷第352页及以下几页¹⁸），整个问题要由相对剩余价值来解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相对增加为基础。

　　“不变资本的增加以工人的生产力的增加为前提。但因为生产力的这种增加（由于使生活资料便宜）会引起剩余价值的增加，所以，在不断增加的剩余价值和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不断增加的份额之间就形成直接的关系。不变资本的增加，表示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因此，在可变资本不变而不变资本增加时，剩余价值必然增加，这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尽管马克思在第一册的上百个地方说了正好相反的话；尽管说什么马克思认为在可变资本减少时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不变资本的增加成正比，而这个断言令人如此吃惊，足以使一切议会辞令相形见绌；尽管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写下的每一行都证明，无论是相对地说还是绝对地说，他既毫不理解绝对剩余价值，也毫不理解相对剩余价值；尽管他自己也说：

　　“乍一看来，好像在这里我们真是处在一大堆的不合理现象中”，

　　顺便提一下，这是他整篇文章里唯一的一句老实话。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对自己的这种天才发现感到如此骄傲，以致他不禁要为此而给马克思以死后的颂扬，并且把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这一派胡言说成是

　　“一个新的证据，证明他〈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体系，是多么深刻多么有远见”!

　　但是，接着就更妙了，沃尔弗先生说：

　　“李嘉图也曾断言，相等的资本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利润），同样，相等的劳动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按量计算）。问题是：一个怎样同另一个协调一致呢?可是马克思不承认问题的这种提法。他无疑已经（ 在第三册中） 证明，这第二个论断并不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它甚至同他的价值规律相矛盾，因此……应该干脆推翻。”

　　于是他要研究，在我们两个人当中究竟是谁错了，是我还是马克思。当然他不会想到，陷在错误当中的是他自己。

　　如果我对这番高论哪怕再多说一句话，那就是在侮辱我的读者，就是没有完全看透这种可笑的场面。我只补充一点：他过去曾经大胆地说，“马克思无疑已经在第三册中证明了”什么，他现在又同样大胆地乘机散布一种所谓教授中间的流言，说什么康拉德·施米特的上述著作，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怂恿下”写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啊!大概在您生活和活动的那个世界里，公开向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把答案私下告诉自己的朋友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我也乐于相信，您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这一篇序言可以向您证明，在我来往的世界里，人们是不需要干这种卑鄙的勾当的。

　　马克思刚一去世，阿基尔·洛里亚先生就赶紧在《最新集萃》杂志（1883年4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¹⁹：首先是错误百出的传记，接着是对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的批评。在那里，他以一种自信态度伪造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态度让人推测出他抱有一个巨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达到了：1886年，同一个洛里亚先生出版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居然把他在1883年曾经如此完全并如此有意地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宣布为自己的发现，而使同时代人大为惊奇。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在那里已经被降低到十分庸俗的水平；而且历史的证据和事例充满了连四年级小学生都不容犯的错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这本书证明，政治状态和政治事件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在相应的经济状态中找到说明这样一个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在1845年作出的，而是洛里亚先生在1886年作出的。²⁰至少，他曾经幸运地使他的本国人相信了这一点，自从他那本书用法文出版以后，又幸运地使某些法国人相信了这一点。直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从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把他偷来的孔雀羽毛拔掉以前，他满可以在意大利趾高气扬地自称是一种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历史理论的创始人。

　　但是，这不过是洛里亚先生的手法的一个小小的样本。他还向我们保证：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的；马克思即使认识到谬误本身，也不会在这些谬误面前停下来，等等。他用一系列类似的下流滑稽故事向他的读者传授必要的知识，要他们相信马克思也是像洛里亚一样的野心家，也像这位帕多瓦的教授一样，为了获得一点小小的舞台效果而玩弄同样小小的下流的骗人花招。在这样干了之后，他现在可以向读者泄露一个重大的秘密了，同时，他也就使我们回到利润率的问题上来。

　　洛里亚先生说：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洛里亚先生在这里把它和利润等同起来）的量，取决于它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因为不变资本不提供任何利润。但是，这是同事实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利润不是取决于可变资本，而是取决于总资本。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第一册第十一章²¹），并且承认，从表面上看事实是同他的理论相矛盾的。²²但是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要自己的读者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关于这个续卷，洛里亚以前已经对他的读者说过，他认为马克思甚至没有闪过写这个续卷的念头。现在他扬扬得意地喊道：

　　“可见，我过去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说过，马克思经常拿第二卷²³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但这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这第二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这样说来，现在谁要是不相信马克思和大名鼎鼎的洛里亚一样善于玩弄科学骗术，那他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总之，我们已经知道，在洛里亚先生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同利润率普遍相等这个事实绝对不能相容的。现在第二册已经出版了，我恰好针对这一点而公开提出的问题也随之面世了。²⁴假如洛里亚先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羞怯的德国人，他大概会觉得有些尴尬吧。然而他是一个厚脸皮的南方人，出生在气候炎热的地方，他尽可以断言，在那里，不结冰⁽²⁾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条件。利润率的问题公开提出来了。洛里亚先生曾经公开宣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他现在将要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公开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奇迹出现在《康拉德年鉴》（新辑第20卷第272页及以下几页）上登载的一篇评述施米特的上述著作的文章中。在他从施米特那里知道了商业利润怎样形成之后，他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件事会使那些以较大部分资本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得到利益，所以，非生产〈应当说商业〉资本能够从这种受益的资本家那里强行索取较高的利息〈应当说利润〉，因而在各个工业资本家中间造成一种均等现象…… 比如说，如果工业资本家A、B、C在生产中各使用100个工作日，而使用的不变资本分别是0、100和200，并且100个工作日的工资包含着50个工作日，那么，每个资本家就得到50个工作日的剩余价值，利润率对A来说是100%，对B来说是33.3%，对C来说是20%。但是，如果第四个资本家D积累了300非生产资本，凭此向A抽取40个工作日的价值，向B抽取20个工作日的价值作为利息〈利润〉，资本家A和B的利润率就都会下降到20%，和C的一样了。D有资本300，获得利润60，这就是说，利润率也是20%，和其他几个资本家一样。”

　　大名鼎鼎的洛里亚用这种惊人的手法，转瞬之间就把那个他在10年前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可惜，他并没有把秘密泄露给我们：这种“非生产资本”究竟从何处得到权力，使它不仅可以从工业家手里抢走他们的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这个额外利润，而且还把这个额外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就像土地所有者把租地农场主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塞进自己的腰包完全一样。按照这种说法，事实上商人向工业家征收一种同地租完全类似的贡赋，并由此确立平均利润率。当然，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商业资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只有从内心深处瞧不起全部经济学的写作冒险家，才敢于断言商业资本具有一种魔力，能够在一般利润率尚未确立以前，就把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全部超额剩余价值吸取过来，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地租，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任何土地所有权。同样令人惊奇的断言是：商业资本能够发现那些其剩余价值恰好只和平均利润率相一致的工业家，并且它引以为荣的是，不要任何代价，甚至不要任何手续费，就替这些工业家销售产品，以使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这些不幸牺牲者的运气多少变得好一些。一个什么样的魔术师才能想象得出马克思竟需要玩弄这样一套可怜的把戏!

　　但是，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同他的北方竞争者们，例如同那个也不是昨天才出名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相比较的时候，我们的洛里亚才放射出他的全部光辉。在这位意大利人旁边，沃尔弗先生甚至在他的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也多么像一个狂吠不已的家伙啊!和这位大师的高贵的放肆态度相比，沃尔弗先生是多么笨拙，我几乎想说是多么谦逊啊!这位大师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断言：不言而喻，马克思不多也不少，和一切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恰好和他洛里亚先生本人一样的自觉的诡辩家、谬论家、吹牛家和江湖骗子；并且马克思明明知道不可能也不打算写一个什么续卷，但每当陷入困境时，总是欺骗公众，说要在一个续卷中完成他的理论!极端的厚颜无耻，混不下去时又像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

　　意大利是典型之邦。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体现着这二者的典型的统一。

　　最后，我必须把我的读者引到大西洋的彼岸去。纽约的乔治·斯蒂贝林医学博士先生，也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且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答案。因为它是这样简单，所以在大洋两岸都没有人愿意予以承认。对此他非常恼怒，于是写了数不尽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在大洋两岸极其痛苦地诉说不平。虽然有人已经在《新时代》²⁵上指出他的全部答案是以一个计算上的错误为基础的，但他毫不在乎，说什么马克思也曾有过计算上的错误，但是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那就让我们看一下斯蒂贝林的答案吧。

　　“假定有两个工厂，用相同的资本进行相同时间的作业，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同。假定总资本（c＋v）＝y，再用x来表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率上的差。对工厂I来说，y＝c＋v，对工厂II来说，y＝（c－x）＋（v＋x）。因此，工厂I的剩余价值率＝m/v，工厂II的剩余价值率＝m/(v+x)。我把总资本y或c＋v在一定时间内所增殖的全部剩余价值（m）叫做利润（p），就是说p＝m。这样，工厂I的利润率是p＝y或m/c+v；工厂II的利润率同样是＝p/y或m/(c-x)+(v+x)，即同样是m/(c+v)。因此，这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相等，时间相等，但活劳动的量不等时，由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会产生出一个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乔治·斯蒂贝林《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纽约约翰·亨利希版）

　　尽管以上的计算很巧妙，很清楚，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向斯蒂贝林博士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工厂I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恰好等于工厂II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关于c、v、y和x，也就是关于计算上的其他一切因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它们对这两个工厂来说都是相等的，但关于m却只字不提。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他用代数符号m来代表这里的两个剩余价值量，就得出它们是相等的。相反地，这一点正好是他应当加以证明的，因为斯蒂贝林先生把利润p和剩余价值也直接等同起来了。这里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这两个m相等，每个工厂生产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总资本相等时，也生产同样多的利润量，如果是这样，斯蒂贝林先生就是从一开始把他应当证明的事情当做前提了；或者是，一个工厂比另一个工厂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是这样，他的全部计算就站不住脚了。

　　斯蒂贝林先生不辞劳苦，不惜工本，在他的这种错误计算的基础上，作出了堆积如山的计算，公之于众。我可以向他作出使他放心的保证，几乎他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即使有例外，那它们所证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他所要证明的事情。例如，他对1870年和1880年美国的国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确实证明了利润率的下降，但他对于利润率下降的说明却是完全错误的，并且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始终不变的固定的利润率的理论必须根据实践来加以修正。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三册的第三篇中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固定的利润率”，纯粹是捏造出来的；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也同斯蒂贝林博士所说的正好相反。斯蒂贝林博士先生的用意显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全部研究的结果是：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法尔曼和康拉德·施米特读到这个第三册，他们就会对于他们各自的那部分工作感到完全满意了。

　　弗·恩格斯

　　1894年10月4日于伦敦

(1) 本卷用六角括号〔 〕。——编者注
(2) “不结冰”的原文是“Unverfrorenheit”，也有“厚颜无耻”的意思。——编者注
1 　《资本论》第三卷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分析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揭示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以及全部剩余价值在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借贷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不仅受直接雇用他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且受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剥削。本卷是《资本论》理论部分的终结，恩格斯说这一卷“是光彩夺目的，它将给人以雷鸣电闪般的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336页）。
第三卷的理论是逐步形成的。在1857—1858年写的《资本论》第一个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找到了解决第三卷一些重要理论问题的钥匙。他论述了剩余价值与它的转化形式利润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利润和利润率形成的机制，还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规律。在1861—1863年的手稿中，第三卷的理论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马克思提出和解决了涉及第三卷理论的重大问题，包括成本价格、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地租、收入及其源泉等问题。这些成果为第三卷的理论内容和结构打下了基础。
在1863—1865年期间，马克思分别撰写了《资本论》三册的手稿。马克思在写完第一册手稿之后，从1864年下半年开始到1865年底，交叉着写了第三册和第二册（第I稿）的手稿。据考证，第三册前半部分手稿（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写于1864年下半年，1865年上半年写的是第二册手稿（第I稿），1865年下半年写成了第三册后半部分手稿（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地租等）。这部第三册手稿是马克思生前留下的《资本论》第三册的唯一完整的手稿，被编号为第I稿，成为恩格斯后来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基础。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二册和第三册手稿的写作。马克思逝世前，他主要写了第二册的各个手稿，属于第三册的手稿只有该册第一章的两个修改稿的开头部分，被编号为第II稿和第III稿，还有一个用方程式来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关系的手稿。马克思晚年还为他的地租理论收集了美国和俄国土地关系的新材料，准备加工以后补充到手稿中，但计划未能实现。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承担了《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把第二册编成第二卷，第三册编成第三卷。1885年2月恩格斯完成第二卷的编辑工作后，立即着手辨认和口授第三卷的手稿，到7月底形成了一部“誊清稿”。他以第三册第I稿为基础，吸收第II、III稿的成果，并请人整理和简化了方程式手稿，吸收到正文中。他还结合马克思逝世后出现的经济现象补写了某些片断。原手稿分为七章，恩格斯将它编成七篇五十二章，并在卷末写了两个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关于恩格斯对各篇章内容的具体编辑工作，他自己在第三卷《序言》中作了较详细的说明。恩格斯本想尽早完成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但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担、各种学术和著述活动以及健康状况的恶化，使这项工作历时十年才完成，1894年11月《资本论》第三卷在汉堡出版。
本卷的中译文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一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5卷译文的基础上，根据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5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5卷重新校订的。——3。 2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是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三版翻译、最后由恩格斯审定的。1887年初由英国出版商威·斯·桑南夏恩分两册在伦敦出版。——3。
3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对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流派，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7。
4 　俄国1861年改革指俄国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19世纪中叶，农奴制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见注221）失败后，革命形势发展，农民运动日益高涨。亚历山大二世政府被迫颁布《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日法令》。该法令规定农民有人身自由，地主不得买卖或赠送农奴；农民有权支配自己的财产，进行诉讼和从事工商业活动，但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奴要获得上述自由必须交付高额赎金。这次改革虽然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仍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10。
5 　马克思1868年4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有对《资本论》第三卷内容的介绍，在结尾的第VII点中谈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三种收入形式相适应的三大阶级必然产生阶级斗争的观点。——11。
6 　指下列报告：《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8年7月1日刊印。——12。
7 　恩格斯未能实现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的计划。1905—1910年卡·考茨基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德文版。1954—1961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版；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于1956—1962年以俄文版为依据出版了德文新版本。《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26卷（三册）分别于1962、1963和1964年出版。《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郭大力根据考茨基的版本翻译的，书名为《剩余价值学说史》，共三卷，1949年6月在长春由新中国书局出版发行。《剩余价值理论》现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3—35卷。——12。
8 　指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指鲁·海·迈耶尔、泰·科扎克以及阿·瓦格纳。——12。
9 　威·莱克西斯在《康拉德年鉴》，即《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新辑1885年第11卷发表的评《资本论》第二卷的文章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关于莱克西斯的这篇文章，还可参看恩格斯1888年10月8日和1895 年3月12日给康·施米特的信、1886年11月9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12。
10 　“边际效用”论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资产阶级庸俗价值理论。它的创始人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卡·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斯·杰文斯和法国经济学家莱·瓦尔拉。这一学派的理论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其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的基础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商品的所谓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反映了对满足购买者最不迫切需要的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不正确，他们说，实际上价格和价值是不一致的，价值通常由一些偶然的、与生产无关的情况，诸如商品稀少之类的情况所决定，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这一事实。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边际效用”论直到20世纪初仍广为流传。——14。
11 　复本位制是金银两种金属同时起货币作用的币制。关于威·莱克西斯为复本位制辩护的主张，见他的《货币本位问题的批判分析》（1881年《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第5年卷第1分册第87—132页）。——15、357。
12 　关于康·施米特的这本著作，见恩格斯1888年10月8日、1889年10月17日、1890年4月12日和1895年3月12日给康·施米特的信、1889年11月15日给奥·倍倍尔的信、1889年4月20日和1891年9月28日给卡·考茨基的信。——15。
13 　指黑格尔关于概念和现实的关系，即所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在分析施米特关于利润率和价值规律的观点时也谈到了黑格尔关于概念和现实的关系。——15。
14 　指康·施米特《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一文，见1892—1893年《新时代》第11年卷第1册第3期第68—75页；第4期第112—124页。——17。
15 　指彼·法尔曼《马克思价值理论批判》一文，见1892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第3辑第3卷第793—808页。——17。
16 　鉴于有人认为《资本论》第三卷似乎同第一卷存在矛盾，恩格斯在本卷的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中再次回到对《资本论》出发前提即简单商品生产的考察。见本卷第1006—1027页。——17。
17 　关于彼·法尔曼的文章，见恩格斯1891年12月27日和1895年1月3日给卡·考茨基的信、1892年9月12日和1895年3月12日给康·施米特的信、1894年12月4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18。
18 　指尤·沃尔弗《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见1891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即《康拉德年鉴》）第3辑第2卷第352—367页。
关于沃尔弗的文章，见恩格斯1891年9月28日给卡·考茨基的信、1891 年11月1日和1892年2月4日给康·施米特的信。——19。
19 　指阿·洛里亚《卡尔·马克思》一文，见1883年4月《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第38卷第7期第509—542页。
关于洛里亚的文章，见恩格斯1883年4月底给洛里亚的信、1890年4月12日给康·施米特的信。——20。

[20]　关于经济关系对政治关系来说归根结底是第一性的这一发现，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写于1844年的《神圣家族》第四章和第五章开头部分以及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　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就有明确的阐述。——21。
21 　这里的第一册指阿·洛里亚使用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其中第十一章相当于德文版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1。
22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1—372页。——21。
23 　马克思在1867年写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资本论》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这里所说的第二卷后来由恩格斯编为两卷出版，这就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22。
24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所写序言的结尾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4—25页）。——22。
25 　指《评斯蒂贝林先生〈论资本密集对工资和劳动剥削的影响〉》一文，见1887年《新时代》第5年卷第3期第123—127页。——24。

第三册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一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在第一册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通过程则是第二册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册中，特别是在把流通过程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介来考察的第三篇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册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册要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式。资本在其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册中将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态，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用公式来表示是W＝c＋v＋m。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

　　例如，假定生产某一商品耗费500镑资本：其中劳动资料的损耗20镑，生产材料380镑，劳动力100镑；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这样，产品价值就等于400c＋100v＋100m＝600镑。

　　减去100镑剩余价值之后，还剩下500镑的商品价值，而这500镑只是补偿已经耗费的资本500镑。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

　　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部分，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因为它耗费的只是工人的无酬劳动。但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工人自己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成为执行职能的并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资本家是实际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本身的实际费用。我们把成本价格叫做k，W＝c＋v＋m这个公式就转化为W＝k＋m这个公式，或者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

　　因此，把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的部分概括为成本价格这个范畴，这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性质。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所以，商品的资本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因为，既然W＝k＋m，那么k＝W－m。另一方面，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决不仅仅是资本家账簿上的一个项目。这个价值部分的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中，会经常在实际中表现出来，因为这个价值部分会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式不断地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也就是说，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买回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各种生产要素。

　　但是,成本价格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形成或同资本的增殖过程毫无关系｡即使我们知道商品价值600镑的5/6或500镑,只是所耗费的500镑资本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因此只够买回这个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我们由此还是不会知道,商品价值中形成商品成本价格的这个5/6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也不会知道商品价值中形成剩余价值的最后1/6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不过,我们通过研究将会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本价格具有一种假象,似乎它是价值生产本身的一个范畴｡

　　我们再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假定一个工人在一个社会平均工作日内生产的价值,表现为一个6先令=6马克的货币额,那么,500镑预付资本=400c+100v,是1 666(2/3)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其中1 333(1/3)个工作日结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400c中,333(1/3)个工作日结晶在劳动力的价值=100v中｡因此,在已假定的剩余价值率为100%的情况下,生产这个新形成的商品,需要耗费的劳动力= 100v+100m=666(2/3)个十小时工作日｡其次，我们知道（见第一册第七章第201／193页²⁶），新形成的产品的价值600镑由两部分构成：1. 在生产资料上耗费的400镑不变资本的再现价值；2. 新生产的200镑价值。商品的成本价格＝500镑，包含再现的400c和新生产的200镑价值的一半（＝100v），也就是包含两个来源完全不同的商品价值要素。

　　由于在个十小时工作日内耗费的劳动的有目的的性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400镑，就由这些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中去了。所以，这个旧价值是作为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再现出来的，而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它之所以作为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存在，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作为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存在了。因此，所耗费的不变资本，是用它本身加到商品价值上的那部分商品价值来补偿的。可见，成本价格的这个要素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是商品价值中那个用来补偿所耗费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形成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因为它是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或者说，因为生产资料花了这么多的费用。

　　成本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商品生产中耗费的日的劳动，形成一个200镑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中的一部分，只补偿100镑预付的可变资本，或者说，只补偿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格。但是，这个预付的资本价值决不会参加新价值的形成。在预付资本中，劳动力被算做价值，而在生产过程中，它作为价值形成的要素执行职能。在预付资本中出现的劳动力价值，在实际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中，为形成价值的活的劳动力自身所代替。

　　商品价值中这些合起来形成成本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一旦所耗费的不变资本部分，或者所耗费的可变资本部分发生价值量的变化，就会显示出来。假定同样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或不变资本部分由400镑提高到600镑，或者相反，由400镑降低到200镑。在前一个场合，不仅商品的成本价格会由500镑提高到600c＋100v＝700镑，而且商品价值本身也会由600镑提高到600c＋100v＋100m＝800镑。在后一个场合，不仅成本价格会由500镑降低到200c＋100v＝300镑，而且商品价值本身也会由600镑降低到200c＋100v＋100m＝400镑。因为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会把它本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值将会随着这个资本价值的绝对量的增减而增减。反过来，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量劳动力的价格由100镑增加到150镑，或者相反，减少到50镑。虽然在前一个场合，成本价格会由500镑提高到400c＋150v＝550镑，而在后一个场合，会由500镑降低到400c＋50v＝450镑，但在这两个场合，商品价值还是保持不变＝600镑；在前一个场合＝400c＋150v＋50m；在后一个场合＝400c＋50v＋150m。预付的可变资本不会把它自身的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不如说，在产品中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出现的，是一个由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可变资本的绝对价值量的变化，只要仅仅表现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就丝毫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的绝对量，因为它并不改变由活动的劳动力创造的这个新价值的绝对量。相反地，这种变化只会影响新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数量关系，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构成剩余价值，另一个组成部分则补偿可变资本，从而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

　　成本价格的两部分，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400c＋100v，只有一个共同点：二者都是商品价值中补偿预付资本的部分。

　　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个实际的情况必然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地方，除了其他方面，还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价值或价格，或者说，表现为工资（第一册第十七章）。因此，预付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表现为在工资上耗费的资本，表现为一个用来支付在生产上耗费的全部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的资本价值。例如，假定一个十小时的社会平均工作日体现为一个6先令的货币额，那么，100镑预付可变资本就是一个在个十小时工作日内生产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这个在预付资本中出现的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部分。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它为活的劳动力所代替。拿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为100%，那么劳动力就会在个十小时工作日内耗费掉，从而把一个200镑的新价值加入产品。但在预付资本中，这100镑可变资本表现为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或者说，表现为个十小时工作日内完成的劳动的价格。100镑除以，得3先令，这就是一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格，它是5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

　　如果把预付资本和商品价值二者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得到：

　　I. 预付资本500镑＝在生产资料上耗费的资本400镑（即生产资料的价格）＋在劳动上耗费的资本100镑（即个工作日的价格或工资）。

　　II. 商品价值600镑＝成本价格500镑（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400镑＋耗费的个工作日的价格100镑）＋剩余价值100镑。

　　在这个公式中，在劳动上支出的资本部分和在生产资料（例如棉花或煤炭）上支出的资本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用来支付一种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而决不在于前者在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中，从而在资本的增殖过程中，起着职能上不同的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正像它在预付资本中已经出现的那样，会在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再现出来，这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已经有目的地用掉了。同样，在商品的生产上耗费的666(2/3)个工作日的价格或工资，也像它在预付资本中已经出现的那样，会在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再现出来，这也是因为这个数量的劳动已经以有目的的形式耗费了。我们看到的只是完成的现有的价值，即加入产品价值形成的预付资本的各个价值部分，而不是创造新价值的要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全部500镑的成本价格，现在取得了双重意义：第一，它是600镑商品价值中用来补偿商品的生产上耗费的500镑资本的组成部分；第二，商品价值的这个组成部分本身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作为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的成本价格存在了，也就是说，已经作为预付资本存在了。资本价值之所以作为商品的成本价格再现出来，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已经作为资本价值耗费掉了。

　　预付资本的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已经消耗在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即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上，这一情况只是决定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再买回这些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而就成本价格本身的形成来说，只有一个区别会显现出来，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用我们的例子来说，20镑算做劳动资料的损耗（400c＝劳动资料的损耗20镑＋生产材料380镑）。如果这个劳动资料的价值在商品生产之前＝1 200镑，那么，在商品生产之后，它就以两种形态存在：20镑表现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1 200－20镑或1 180镑表现为仍归资本家所有的劳动资料的余下的价值，换句话说，不是表现为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要素，而是表现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要素。和劳动资料相反，生产材料和工资却在商品的生产中全部消耗，因此，它们的全部价值也会加入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我们讲过，预付资本的这些不同组成部分，就周转来说，采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²⁷

　　因此，预付资本＝1 680镑：固定资本1 200镑＋流动资本480镑（＝生产材料380镑＋工资100镑）。

　　但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只＝500镑（固定资本的损耗20镑，流动资本480镑）。

　　商品成本价格和预付资本的这种差别只是证明：商品的成本价格仅仅是由商品的生产上实际耗费的资本构成的。

　　在商品的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是1 200镑，但这个预付资本价值在生产上只丧失了20镑。因此，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只有一部分在商品的生产上消耗掉。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则全部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在商品的生产上全部消耗掉了。而这无非是证明：所耗费的固定资本部分和所耗费的流动资本部分，会按照它们各自价值量的比例，同样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只是来源于商品的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预付的固定资本1 200镑只是把它在生产过程中丧失的20镑，而不是把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丧失的1 180镑也加入产品价值。

　　因此，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种差别，从成本价格的计算来说，不过证明成本价格从表面上看是由耗费的资本价值形成的，或者说，是由资本家自己在耗费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内）上付出的价格形成的。另一方面，从价值形成来说，在劳动力上支出的可变资本部分，在这里，在流动资本这个项目下，显然和不变资本（即由生产材料构成的资本部分）等同起来，这样，资本的增殖过程的神秘化也就完成了。⁽¹⁾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商品价值的一个要素，即成本价格。现在我们也必须看看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首先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但是，因为成本价格等于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并且不断地再转化为所耗费的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所以，这个价值余额就是商品的生产上耗费掉的并且会从商品流通中流回的资本的价值增加额。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²⁹虽然剩余价值m只是产生于可变资本v的价值变动，因而本来只是可变资本的一个增长额，但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它同样也成为所耗费的总资本c＋v的一个价值增加额。c＋（v＋m）这一公式——它表示，m的生产是由于预付在劳动力上的一定的资本价值v转化为一个流动的量，即一个不变量转化为一个可变量——也可以用（c＋v）＋m来表现。在生产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500镑的资本。在生产完成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500镑的资本加上一个100镑的价值增加额。⁽²⁾

　　但是，剩余价值不仅对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是一个增加额，而且对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说也是一个增加额；因而，不仅对用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补偿的所耗费的资本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而且对生产中所使用的全部资本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1 680镑的资本价值，即在劳动资料上支出的1 200镑固定资本（其中只有20镑的损耗加入商品价值），加上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支出的480镑流动资本。在生产过程完成以后，我们有了生产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1 180镑，加上一个商品资本600镑。把这两个价值额加在一起，这个资本家现在就占有了一个1 780镑的价值。从这个价值减去全部预付资本1 680镑，就剩下一个100镑的价值增加额。因此，100镑的剩余价值，对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部分500镑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对所使用的资本1 680镑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

　　现在对资本家来说很清楚，这个价值增加额来自用资本进行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来自资本自身；因为它在生产过程完成以后才存在，而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并不存在。首先就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来说，好像剩余价值同样都来自所耗费的资本的不同价值要素，即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要素和由劳动构成的价值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同样都加入成本价格的形成。它们同样都把自己的作为预付资本存在的价值加入产品价值，而并不区分为不变的价值量和可变的价值量。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设想一下，全部所耗费的资本完全由工资构成，或者完全由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就很清楚了。这时，在前一个场合，商品价值就不是400c＋100v＋100m，而是500v＋100m。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500镑，就是生产商品价值600镑所使用的全部劳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它形成全部产品的成本价格。但是，这个成本价格的形成，即所耗费的资本价值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借以再现的过程，是我们在这个商品价值的形成中所知道的唯一过程。至于这个商品价值中剩余价值组成部分100镑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并不知道。在商品价值＝500c＋100m的第二个场合，情况也完全一样。在这两个场合，我们都知道，剩余价值是由一个既定的价值产生的，因为这个价值是以生产资本的形式预付的，至于是以劳动的形式预付，还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预付的资本价值能形成剩余价值，并不是由于它已经被消耗，从而形成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正是就它形成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说，它形成的不是剩余价值，而只是所耗费的资本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因而，就它形成剩余价值来说，它不是靠它作为所耗费的资本的特有属性，而是靠它作为预付资本，从而作为所使用的资本的特有属性，来形成剩余价值的。因此，剩余价值既由预付资本中那个加入商品成本价格的部分产生，也由预付资本中那个不加入商品成本价格的部分产生；总之，同样由所使用的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产生。总资本在物质上是产品的形成要素，不管它作为劳动资料，还是作为生产材料和劳动，都是如此。总资本虽然只有一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在物质上总是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虽然只是部分地参加成本价格的形成，但会全部参加剩余价值的形成。不管怎样，结论总是：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如果用马尔萨斯的粗浅的说法，这个推论还可以更简短地表达为：

　　“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³⁾

　　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因此，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是因为它用来生产利润⁽⁴⁾，换句话说，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是因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做资本来使用。如果我们把利润叫做p，那么，W＝c＋v＋m＝k＋m这个公式，就变成W＝k＋p这个公式，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

　　因此，我们目前在这里看到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因为在成本价格的表面的形成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了，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价值变化的起源，必然从可变资本部分转移到总资本上面。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

　　我们知道，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它的价值。因为W＝k＋m，所以k＝W－m。只有m＝0，公式W＝k＋m才会化为W＝k，即商品价值＝商品成本价格。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是决不会发生的，虽然在特殊的市场情况下，商品的出售价格可以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甚至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以下。

　　因此，如果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那么，利润就会被实现，这个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也就是等于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即使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也可以得到利润。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高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即使它低于商品的价值，也总会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总会获得利润。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商品价值＝600镑，成本价格＝500镑。假定商品按510镑、520镑、530镑、560镑或590镑的价格出售，它就分别低于它的价值90镑、80镑、70镑、40镑或10镑出售，但从它的出售中仍然可以分别得到10镑、20镑、30镑、60镑或90镑的利润。在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显然会有无数的出售价格。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素越大，这些中间价格的实际活动余地也就越大。

　　这不仅可以说明日常的竞争现象，例如某些低价出售的情形，某些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的现象⁽⁵⁾等等。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就是建立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

　　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做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已是必要的价格。况且，商品的成本价格还是资本家自己为了生产商品而支付的购买价格，因而是由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身决定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资本家面前，在商品出售时实现的价值余额或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价值的余额，而不是表现为它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因而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好像不是通过商品的出售来实现，而是从商品的出售本身产生的。关于这种错觉，我们在第一册第四章第2节（《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托伦斯等人在把这种错觉看成政治经济学超过李嘉图的一个进步时再次提出的那种说法。

　　“自然价格由生产费用构成，或者换句话说，由生产或制造商品时的资本支出构成，它不可能包含利润…… 一个租地农场主为耕种他的田地支出了100夸特谷物，而收回120夸特，这20夸特就是产品超过支出的余额，就是他的利润；但是把这个余额或利润叫做他的支出的一部分，却是荒谬的…… 一个工厂主支出一定量的原料、工具和劳动所需的生活资料，而获得一定量的成品。这个成品，同为了获得这个成品而预付的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相比，必须有一个更大的交换价值。”

　　托伦斯由此得出结论说：出售价格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利润的产生是由于：消费者

　　“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付出的部分，大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⁶⁾。

　　实际上，超过一个定量的余额，不可能成为这个定量的一部分，因而，利润，商品价值超过资本家的支出的余额，也不可能形成这个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如果除了资本家预付的价值，再没有任何别的要素加入商品的价值形成，那么我们就不明白，怎样会从生产中得出一个比加入生产中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不然的话就是无中生有了。但是托伦斯只是用从商品生产领域转移到商品流通领域的办法，来逃避这个无中生有的创造。托伦斯说，利润不可能从生产中产生，否则，它就包含在生产费用中了，因而也就不是超过这个费用的余额了。拉姆赛³²反驳说，如果利润不是在商品交换以前就已经存在，它也就不能从商品的交换中产生出来。互相交换的产品的价值总额，显然不会通过产品的交换而改变，因为这个价值总额本来就是这些产品的价值总额。它在交换以后同它在交换以前是一样的。这里应当指出，马尔萨斯明确地以托伦斯的权威意见作为根据⁽⁷⁾³³，虽然他自己对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这个问题，提出过不同的解释，或者不如说没有作过什么解释，因为所有这类论证，实际上和当时流行的燃素有负重量的说法³⁴，完全是一路货色。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白白地替高利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那个由于无法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

　　有一种糊涂观念以为，商品的成本价格构成商品的现实价值，而剩余价值是由于商品高于价值出售产生的，因而，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等于它的成本价格，也就是等于在它上面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加上工资，商品就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这种糊涂观念，被那个惯于用科学招牌来招摇撞骗的蒲鲁东吹嘘为新发现的社会主义秘密。³⁵把商品价值归结为商品成本价格，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民银行³⁶的基础。以前已经指出，产品的不同价值组成部分，可以表现在产品本身的各个相应部分上。例如（第一册第七章第2节第211／203 页³⁷），假定20磅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其中24先令代表生产资料，3先令代表劳动力，3先令代表剩余价值，那么这个剩余价值就可以表现在产品的＝2磅棉纱上。如果这20磅棉纱按照它的成本价格即27先令的价格出售，那么买者就可以白得2磅棉纱，或者说，商品就是低于它的价值出售的；但是工人仍然提供了他的剩余劳动，不过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棉纱生产者提供，而只是为棉纱的购买者提供。认为只要一切商品都按各自的成本价格出售，结果实际上就会和一切商品都高于各自的成本价格但按各自的价值出售一样，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即使劳动力的价值、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的剥削程度到处相等，不同种类商品的价值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也仍然会由于生产这些商品所预付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而极不相等。⁽⁸⁾

(1) 这个事实在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能够引起什么样的混乱，我们已经在第一册第七章第3节第216／206页及以下几页²⁸，以纳·威·西尼耳为例，加以说明了。
(2)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只是v这个转变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发生价值变化的结果，因此，v＋m＝v＋∆v（v加v的增长额）。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变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由于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增加，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全部预付资本以前是500，现在变成了590。”（第一册第七章第1节第203／195页³⁰）
(3)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8页。
(4) “资本是用来取得利润的。”引自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86页。
(5) 参看第一册第十八章第571／561页³¹。
(6) 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51—53、349页。
(7)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70、71页。
(8) “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量成正比。”（《资本论》第1册第9章第312／303页³⁸）
26 　恩格斯在本卷中提到《资本论》第一卷的引文时注明的是该书德文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页码。这里的201/193页相当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5页。——33。
2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71—387页。——40。
[28]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58页及以下几页。——41。
2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5页。——41。
[3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7页。——41。
[3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30—632页。——45。
32 　见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4页。——47。
33 　关于托·马尔萨斯以赞同的态度引用罗·托伦斯的观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II笔记本第758—759页。——47。
34 　根据18世纪化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体中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便断言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法国化学家安·洛·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过程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和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旧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的结尾部分和《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序言中加以论述。——47。
35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IV笔记本第26—2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08—410页）。——47。
36 　蒲鲁东的人民银行是1 8 4 9 年1 月3 1日成立的。他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即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的观点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4 7 。
3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55页。——48。
[38]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55页。——48。

第二章　利润率

　　资本的总公式是G—W—G′；这就是说，一个价值额投入流通，是为了从流通中取出一个更大的价值额。这个更大价值额的产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更大价值额的实现过程，是资本的流通。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或他的个人消费。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余额。资本家预付总资本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这一切组成部分同样地预付出去，不仅是为了再生产预付资本，而且是为了生产一个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余额。他只有使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同活劳动相交换，即对活劳动进行剥削，才能把这个价值转化为一个更大的价值。但是，他只有同时预付实现这种劳动的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也就是说，他只有把他所占有的一个价值额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形式，才能对这种劳动进行剥削；他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还在前面第一册³⁹就已经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转化为资本家。

　　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使机器和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这件事不管怎样看，对资本家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会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只有预付不变资本才能对劳动进行剥削，因为他只有预付可变资本才能使不变资本增殖，所以在他的心目中，这两种资本就完全混同在一起了。而且，因为他实际获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所以情形就更是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利润率可以不变，然而它可以表示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产品中由资本家支付的一切价值组成部分，或者说，由他投入生产的这些价值组成部分的等价物，都属于产品成本。单是使资本保存下来，或者说，按原有的量再生产出来，就必须使这些成本得到补偿。

　　商品包含的价值，等于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的总和则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而对资本家来说，商品成本只由他所支付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商品包含的剩余劳动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虽然它同有酬劳动一样，需要工人付出劳动，并且它同有酬劳动一样创造价值，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加入商品。资本家的利润是这样来的：他可以出售他没有支付分文的某种东西。剩余价值或利润，恰恰就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或者说，就是商品包含的劳动总量超过它包含的有酬劳动量的余额。据此，不管剩余价值来自何处，它总是一个超过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因此，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会保持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可以用分数m/C来表示，其中C表示总资本。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率m/v不同的利润率m/C＝m/(c+v)。

　　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做剩余价值率；用总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做利润率。这是同一个量的两种不同的计算法，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它们表示的是同一个量的不同的比率或关系。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进行研究的本质的东西，而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作为利润的形式，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

　　至于单个资本家，那么很清楚，他唯一关心的，是剩余价值即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所得到的价值余额和生产商品时所预付的总资本的比率；而对这个余额和资本的各个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关系以及这个余额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不仅不关心，而且掩盖这个特定关系和这种内在联系，正是他的利益所在。

　　虽然商品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只是在流通过程中才得到实现，而且由于这个余额在现实中、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都要取决于市场的状况，因此这个余额更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它来自流通过程。在这里没有必要说明，如果一个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这时发生的只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分配；这种不同的分配，即在不同个人之间分割剩余价值的比率的变更，既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大小，也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在实际流通过程中，不仅发生着我们在第二册已经考察过的各种转化，而且这些转化还同现实的竞争，同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的买和卖结合在一起，因此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他本人实现的剩余价值，既取决于对劳动的直接剥削，也取决于互相诈骗的行为。

　　在流通过程中起作用的，除了劳动时间，还有流通时间，它也限制着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量。此外，还有另一些来自流通的要素，也会对直接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二者不断互相交织、互相渗透，从而不断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征分辨不清。以前已经说过，在流通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和一般价值的生产一样，会获得新的规定；资本会经历它的各种转化的循环；最后，它可以说会从它的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外部的生活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对立的不是资本和劳动，而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又是单纯作为买者和卖者的个人；流通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的进程中会互相交错，好像二者同样地决定着剩余价值；资本和雇佣劳动互相对立的最初形式，会由于一些看来与此无关的关系的干扰而被掩盖起来；剩余价值本身也不是表现为占有劳动时间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成本价格因此也就容易表现为商品的固有价值（Valeur intrinsèque），结果利润就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的内在价值的余额。

　　诚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性质会不断在资本家的意识中出现；在我们考察剩余价值时谈到的资本家对他人劳动时间的贪求等等，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1. 直接生产过程本身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会不断转入流通过程，就像流通过程会不断转入生产过程一样，因此，关于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的源泉，即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有了一点隐隐约约的感觉，但至多不过表现为一个和下述看法同样合理的要素，按照这种看法，已实现的余额，好像来源于与生产过程无关而由流通本身产生的运动，也就是属于资本而又与资本对劳动的关系无关的运动。难怪连现代经济学家如拉姆赛、马尔萨斯、西尼耳、托伦斯等人也直接用流通的这些现象来证明：资本在它的单纯物质存在上，与它同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它成为资本）无关，是一个与劳动并列而且与劳动无关的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2. 在既包括工资，也包括原料价格、机器磨损等等的成本项目下，无酬劳动的榨取，只是表现为成本中某一项支付上的节约，只是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的支付上的减少；就像由于买进的原料比较便宜或由于机器磨损减少而得到节约完全一样。因此，剩余劳动的榨取，就失去了它的独特性质；它同剩余价值的独特关系也被弄得模糊不清了；正如我们在第一册第六篇⁴⁰已经指出的，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形式，又大大促进和助长了上述这种情况。

　　由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样表现为超额价值（利润）的源泉，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

　　不过，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体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⁴¹一方面，价值，即支配着活劳动的过去劳动，人格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从这种颠倒的关系出发，还在简单的生产关系中，已经必然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各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

　　我们在李嘉图学派那里可以看到，把利润率的规律直接表现为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或者相反，完全是一种荒谬的尝试。在资本家的头脑中，这两个规律当然是没有区别的。在这个表现中，剩余价值是按照为生产它而预付的总资本的价值计算的，总资本在这个生产中一部分完全被消费掉，一部分只是被使用了。实际上，这个比率表示全部预付资本的增殖程度；这就是说，按照剩余价值的概念上的、内在的联系和性质来说，这个比率表示可变资本的变动量和全部预付资本量之间的关系。

　　总资本的价值量本来同剩余价值量没有任何内在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内在关系。就总资本的物质要素来说，总资本减去可变资本，也就是不变资本，是由实现劳动的物质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构成的。要使一定量劳动实现在商品中，从而形成价值，就需要一定量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劳动的量和这个活劳动要追加于其上的生产资料的量之间，按照追加劳动的特殊性质，存在一定的技术关系。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在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和生产资料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如果生产工资的必要劳动每天为6小时，那么工人为了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为了创造100%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劳动12小时。他在12小时内用掉的生产资料比6小时内用掉的多一倍。但是，他在6小时内追加的剩余价值，同6小时或者甚至12小时内用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后者的价值在这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重要的只是技术上必要的量。原料或劳动资料不管贵贱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它们具有所要求的使用价值，并且和要被吸收的活劳动保持一个技术上规定的比例就行了。如果我知道，1小时纺掉棉花x磅，值a先令，我当然也就知道，12小时纺掉棉花12x磅＝12a先令；这样，我就能够计算出剩余价值和12小时内用去的棉花的价值的比例，就像能够计算出剩余价值和6小时内用去的棉花的价值的比例一样。但是，活劳动和生产资料价值的比例，只是在a先令充当x磅棉花的标志时，在这里才能成立；因为，一定量棉花有一定的价格，因而反过来，只要棉花价格不变，一定的价格也能够充当一定量棉花的指数。如果我知道，为了占有6小时剩余劳动，我必须要别人劳动12小时，也就是说，我必须准备好供12小时用的棉花，并且我又知道12小时所需要的这个棉花量的价格，那么在棉花价格（作为必要量的指数）和剩余价值之间就间接地存在一个比例。但是反过来，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原料的价格中推断出比如说1小时（不是6小时）能够纺掉的原料的总量。因此，在不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c＋v）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

　　如果剩余价值率已知，剩余价值量也已定，那么利润率所表示的，就只是它实际所指的东西，即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计算法，也就是用总资本的价值来计算，而不是用和劳动相交换的、直接产生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来计算。但在现实中（也就是在现象世界中），事情正好相反。剩余价值是已定的，然而是作为商品出售价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而已定的；这个余额的来源依然是神秘的：是来自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剥削，是来自流通过程中买者所受的欺诈，还是同时来自这二者？其次，已定的，还有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即利润率。用全部预付资本价值来计算出售价格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很重要、很自然的，因为总资本增殖的比率，或者说总资本的增殖程度，实际就是这样找到的。如果从这个利润率出发，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推论出这个余额和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部分之间的任何独特关系。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⁴²将会看到，马尔萨斯在试图走这一条路来探寻剩余价值的秘密以及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部分之间的独特关系的秘密时，作了多么滑稽的表演。利润率本身所表明的，不如说是这个余额对同样大小的各个资本部分的同样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就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区别，只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显示出来。而这个区别所以能够显示出来，也只是因为余额的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作为一个简单的量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来计算。在余额的这第一个形式上，全部流动资本会加入成本价格，而固定资本中却只有损耗会加入成本价格。第二，作为这个价值余额和预付资本总价值的比率来计算。在这里，全部固定资本的价值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一样加入计算。流动资本在这两个场合都以同一方式加入计算；而固定资本在前一个场合，以一种和流动资本不同的方式加入计算，在后一个场合，却以相同的方式加入计算。因此，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在这里就作为唯一的区别显示出来了。

　　因此，当这个余额从利润率中，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⁴³，再自身反映时，或者换句话说，当这个余额通过利润率进一步表示出自己的特征时，它就表现为资本在每年或在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创造的、超过其本身价值的一个余额。

　　因此，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还是剩余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分析才得以从利润中剥离出来。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在资本和剩余价值——它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对总资本的关系而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表现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至于说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但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却神秘化了，好像它来自资本本身固有的秘密性质。

　　我们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内部机体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少。

　　在这一篇中，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是不同的；相反地，利润和剩余价值被看做是同一个数量，只是形式不同。在下一篇我们会看到，外在化的过程将进一步发展，并且利润在数量上也将表现为一个和剩余价值不同的量。

3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6—197、821—823页。——49。
40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3—622页。——53。
4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6—387页。——53。
42 　关于托·马尔萨斯的庸俗的价值规定，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II笔记本第765—767页。——56。
43 　大概指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客观逻辑》的第2编《本质论》中的说法，其中第1章《作为反思自身的本质》，特别是第3节《反思》中有这方面的论述，或见《哲学全书纲要》中《本质论》第112—122节。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页。——56。

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正如在前一章的末尾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这里，和在这个第一篇全篇一样，假定一定量的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额，和这个资本在一定流通期间产生的剩余价值总额相等。因此，我们暂时撇开以下的事实：这个剩余价值一方面分成各种派生形式，即资本利息、地租、赋税等等；另一方面，在多数场合，它和按照一般平均利润率占有的利润是不一致的。关于一般平均利润率，我们将在第二篇加以讨论。

　　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做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数量的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我们仍然沿用第一册和第二册的各种符号。总资本C分为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生产一个剩余价值m。我们把这个剩余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叫做剩余价值率，并且用m′来表示。这样，＝m′，因而m＝m′v。这个剩余价值如果不是同可变资本相对比，而是同总资本相对比，就叫做利润（p），而剩余价值m和总资本C的比率，就叫做利润率p′。这样我们就得到：

　　用m的上述的值m′v代替m，我们又得到：

　　这个方程式也可以用如下的比例来表示：

　　p′∶m′＝v∶C；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和总资本之比。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利润率p′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m′，因为可变资本v总是小于C，即v＋c之和，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之和；不过要把v＝C这种唯一的、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有的情形除外，也就是要把资本家完全不预付不变资本，不预付生产资料，而只预付工资的情形除外。

　　此外，在我们的研究中，还要考虑到一系列对c、v和m的大小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他因素，因此要简略地提一下这些因素。

　　第一是货币的价值。我们可以假定，货币的价值到处都是不变的。

　　第二是周转。我们暂时完全不考虑这个因素，因为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我们要在以后的一章中专门进行考察。〔在这里，我们只是先提出一点：公式p′＝m′v/C，严格地说，只是对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期间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年剩余价值率m′n代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m′，这个公式也适用于年周转；在这里，n代表可变资本一年内周转的次数（见第二册第十六章第I节）。——弗·恩·〕

　　第三，还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对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已经在第一册第四篇详细讨论过了。但它对利润率，至少对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也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像我们在第一册第十章第323/314页⁴⁴中说过的情形那样，这个单个资本用高于社会平均生产率的生产率来进行工作，按低于同种商品的社会平均价值的价值来提供产品，因而实现一个额外利润。但这个情形在这里仍然不予考虑，因为在这一篇，我们还是假定各种商品是在社会正常的条件下生产，并且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因此，我们在每一个场合都假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事实上，投在一个产业部门的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就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定比率，总是表示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一旦这个比率的变化不是由不变资本的各个物质组成部分的单纯的价值变化或工资的变化引起的，那也就必定表示，劳动生产率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到，c、v和m这几个因素的变化同时也包含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其余三个因素，即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和工资的情况，同样如此。它们对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我们已在第一册详细论述过了。⁴⁵因此，很清楚，虽然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总是假定这三个因素保持不变，但是v和m的变化同样可以包含着它们的这几个决定要素的量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一下，工资对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同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对它们的影响是相反的；工资的增加会减少剩余价值，而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则会增加剩余价值。

　　例如，假定有一个100的资本，使用20个工人，在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总工资为20的情况下，生产一个20的剩余价值。这样，我们就得到：

　　80c＋20v＋20m；m′＝100%，p′＝20%。

　　假定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但工资不增加。这样，20个工人的总价值产品，就由40增加到60（10∶15＝40∶60）；因为支付的工资v保持不变，所以剩余价值就由20增加到40。这样，我们就得到：

　　80c＋20v＋40m；m′＝200%，p′＝40%。

　　另一方面，如果每天劳动仍旧是10小时，而工资由20下降到12，那么总价值产品仍旧是40，但分配情况不同了；v减少到12，余下的28就是m。这样，我们就得到：

　　由此可见，工作日的延长（或劳动强度的相应提高）和工资的降低，都会增加剩余价值量，从而会提高剩余价值率；相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增加则会降低剩余价值率。所以，如果v因工资的增加而增加，这并不表示劳动量增加了，而只是表示劳动量的报酬更高了；在这个场合，m′和p′就不会提高，而会降低。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工作日、劳动强度和工资的变化，一定会使v和m以及它们的比率同时发生变化，从而也会使p′，即m和c＋v（总资本）的比率同时发生变化。同样很清楚，m和v的比率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劳动条件中至少有一个条件已经发生变化。

　　在这里正好可以看出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的运动及其增殖之间的特殊的有机联系，以及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区别。就价值形成而言，不变资本所以重要，只是在于它具有的价值。在这里，对价值形成来说，1 500镑不变资本究竟是代表1 500吨铁（假定每吨1镑）还是代表500吨铁（每吨3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究竟代表多少实际材料，对价值形成和利润率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增减和这个资本所代表的物质使用价值的量不管成什么比率，利润率同不变资本价值总是按相反的方向变动。

　　可变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里重要的，首先不是在于可变资本具有的价值，不是在于对象化在可变资本中的劳动，而是在于这个价值只是可变资本所推动的但没有在可变资本中体现的总劳动的指数。这个总劳动和在可变资本本身中体现的劳动即有酬劳动的差额，或者说，总劳动中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在可变资本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小的时候，就越大。假定一个10小时的工作日等于10先令＝10马克。如果必要劳动即补偿工资或可变资本的劳动＝5小时＝5先令，那么，剩余劳动就＝5小时，剩余价值就＝5先令。如果必要劳动＝4小时＝4先令，那么，剩余劳动就＝6小时，剩余价值就＝6先令。

　　因此，只要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不再是它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或者不如说，这个指数的尺度本身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剩余价值率就会随之按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的比例发生变化。

　　现在我们把上述的利润率方程式，应用于各种可能的情况。我们依次变更中各个因素的值，并确定这些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系列不同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些情况看做同一个资本的依次变化的作用条件，但也可以看做同时并存于不同产业部门或不同国家、为了比较才列在一起的不同的资本。因此，如果把我们所举的某些例子理解为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先后出现的状态，这样显得勉强或实际上不可能，那么，只要把它们理解为互相独立的资本在进行比较，这种指责也就可以消除了。

　　因此，我们把这个乘积分成两个因素，m′和；我们先把m′当做是不变的，研究的各种可能变化的结果；然后把这个分数当做是不变的，使m′发生各种可能的变化；最后，我们假定一切因素都是可变的，并列举所有的情形，由此推出利润率的各种规律。

　　I. m′不变，v可变C

　　我们可以为这种情况——它又包含许多派生情况——提出一个总公式。假定有两个资本C和C1，它们的可变组成部分分别为v和v1，剩余价值率同为m′，利润率分别为p′和p′1——这样：

　　现在使C和C1相比,v和v1相比｡例如,假定分数C1/C 之值=E,分数v1/v 之值=e,这样,C1=EC,v1=ev｡用所得之值,代替上述p′1方程式中的C1和v1,我们就得到:

　　把上述两个方程式变成比例，我们就可以由这两个方程式引出第二个公式：

　　因为以同数乘除分子和分母,分数的值不变,所以我们可以把v/C和v1/C1化为百分比,也就是,使C和C1各=100｡这样,我们就得到v/C = v/100 和v1/C1= v1/100 ,我们还可以把上述比例中的分母去掉,于是就得到: p′∶p′1＝v∶v1；也就是说，

　　就任何两个以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发生作用的资本来说，利润率之比，等于按各自总资本以百分比计算的可变资本部分之比。

　　这两个公式，包含着v/C的变化的一切情况。

　　在分别考察这些情况之前，还要指出一点。因为C是c和v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因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通常都用百分比来表示，所以一般地说，假定c＋v之和也为100，也就是用百分比来表示c和v，是比较方便的。在我们不是要确定利润量，而是要确定利润率时，不管是说一个15 000的资本，其中不变资本12 000，可变资本3 000，生产一个3 000的剩余价值，还是把这个资本化为百分比，结果都是一样：

　　15 000C＝12 000c＋3 000v（＋3 000m）

　　100C＝ 80c＋ 20v（＋ 20m）。

　　在这两个场合，剩余价值率m′都是＝100%，利润率都是＝20%。

　　当我们拿两个资本作比较时，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拿上面那个资本同另一个如下的资本作比较：

　　12 000C＝10 800c＋1 200v（＋1 200m）

　　100C＝ 90c＋ 10v（＋ 10m），

　　在这两个场合，m′都是＝100%，p′都是＝10%，而用百分比的形式来同上面那个资本作比较，结果就清楚得多。

　　相反，在我们考察同一个资本的变化时，百分比形式就很少应用，因为这个形式几乎总是把这些变化掩盖起来。如果一个资本由百分比形式

　　80c＋20v＋20m

　　变为百分比形式

　　90c＋10v＋10m，

　　那么，我们就看不出，这个变化了的百分比构成即90c＋10v，是由v的绝对减少引起的，还是由c的绝对增加引起的，还是同时由二者引起的。要看出这一点，我们必须有绝对的数字。而在研究下述的各个变化情况时，整个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80c＋20v变为90c＋10v，是由于不变资本增加、可变资本不变，如12 000c＋3 000v变为27 000c＋3 000v（百分比形式是90c＋10v）；或者由于不变资本不变、可变资本减少，如12 000c＋3 000v变为v（百分比形式也是90c＋10v）；或者由于二者都发生变化，如12 000c＋3 000v变为13 500c＋1 500v（百分比形式还是90c＋10v）。我们现在正要依次研究这些情况，因此，尽管百分比的形式十分方便，我们只好放弃不用，或者只是把它当做次要的形式来使用。

　　1. m′和C不变，v可变

　　如果v的大小发生变化，那么C要保持不变，C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c，就要和v以同额但按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假定C原来＝80c＋20v＝100，现在v减为10，C就只有在c增加到90的时候，才能仍旧＝100；90c＋10v＝100。一般说来，如果v变为v±d，即v加上d或减去d，那么，c就必须变为c±d，即必须以同额但按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样才能满足当前这种情况的各种条件。

　　同样，当剩余价值率m′不变，但可变资本v变化时，剩余价值量m必然发生变化，因为m＝m′v，而m′v的一个因素v已有了一个不同的值。

　　这个场合所假定的各种前提，使我们在原方程式之外，又由v的变化，得到了第二个方程式：

　　其中v变为v1，现在应当求出由此而引起变化的利润率p′1。这个利润率可以由如下的比例求出：

　　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率和总资本不变时，原利润率和由可变资本的变化而产生的利润率之比，等于原可变资本和变化以后的可变资本之比。

　　假定资本原来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是：

　　I. 15 000C＝12 000c＋3 000v（＋3 000m）；现在是：

　　II. 15 000C＝13 000c＋2 000v（＋2 000m）；在这两个场合，

　　C＝15 000，m′＝100%，I的利润率20%和II的利润率之比，等于I的可变资本3 000和II的可变资本2 000之比，即＝3 000∶2 000。

　　可变资本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我们先拿可变资本增加的例子来说。假定一个资本原来的构成和发生作用的情况如下：

　　I. 100c＋20v＋10m；C＝120，m′＝50%，p′＝。

　　现在，可变资本增加到30；按照前提，要使总资本保持不变，仍然＝120，不变资本必须由100减少到90。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仍然是50%的情况下，就必须增加到15。因此我们得到：

　　II. 90c＋30v＋15m；C＝120，m′＝50%，p′＝。

　　我们首先假定工资不变。这时，剩余价值率的其他因素，工作日和劳动强度，也必须保持不变。因此，v的增加（由20增加到30），只能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这样，总的价值产品也将增加，由30增加到45，分配的情况和以前完全一样，作为工资，作为剩余价值。但在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却由100减少到90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情况：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与不变资本同时减少联系在一起；这种情况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吗？

　　在农业和采掘工业中（在这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从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是容易理解的），这个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内和在它的基础上——就不是和不变资本的减少，而是和不变资本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c的上述那种减少只是由于价格的下降造成时，单个资本也只有在十分例外的情形下才能完成由I到II的转变。但就投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农业部门或采掘工业部门的两个独立资本来说，一个场合比另一个场合使用更多的工人（从而使用更大的可变资本）同时却使用价值更小或数量更少的生产资料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但如果我们抛弃工资不变的假定，用工资提高1/2来解释可变资本由20提高到30，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同数工人——比如说20个工人——用同量或不过略为减少的生产资料继续工作。如果工作日不变，比如说仍旧是10小时，总价值产品也就不变；它仍旧＝30。但这30必须全部用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30；剩余价值就会消失。可是我们的前提是剩余价值率不变，像I一样仍旧是50%。这只有在工作日延长1/2，即延长到15小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时，20个工人在15小时内会生产一个45的总价值，一切条件都满足了：

　　在这个场合，和I相比，20个工人不会使用更多的劳动资料，即工具、机器等等；只是原料或辅助材料必须增加1/2。因此，在这些材料的价格下降时，按照我们的前提，由I转变到II，甚至对单个资本来说，在经济上也是可能发生的。资本家由于他的不变资本贬值可能遭受的损失，至少会由较大的利润，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

　　现在，我们假定可变资本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这样，我们只需要把上面的例子颠倒过来，把II当做原来的资本，由II转变为I。

　　II. 90c＋30v＋15m变为

　　I. 100c＋20v＋10m，很明显，这种颠倒不会使那些决定双方利润率及其互相关系的条件发生任何变化。如果在不变资本增加时，v因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而由30减少到20，那么，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现代工业的正常情况：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数较少的工人使用数量较大的生产资料。这个运动必然和利润率的同时下降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本册第三篇加以论述。

　　但是，如果v因同数工人按较低的工资被雇用而由30减少到20，那么在工作日不变时，总价值产品会仍旧＝30v＋15m＝45；既然v下降到20，剩余价值就会增加到25，剩余价值率就会由50%增加到125%，而这是和前提相违背的。为了符合我们所规定的条件，按50%的比率计算的剩余价值，相反地必须下降到10，因而总价值产品必须由45减少到30。这只有在工作日缩短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样，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和上面一样：

　　不用说，在工资减少时劳动时间又这样缩短的情况，实际上也许是不会发生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利润率是许多变数的函数，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变数怎样对利润率发生影响，我们就必须依次研究每个变数单独的影响，不管这种孤立的影响对同一资本来说在经济上是不是可能发生。

　　2. m′不变，v可变，C因v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场合和上述场合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在这个场合，c不是在v增加时以同额减少，或在v减少时以同额增加，而是保持不变。但是，在大工业和农业的目前条件下，可变资本只是总资本的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因此，在总资本的减少或增加由可变资本的变化决定时，总资本的减少或增加也是比较小的。我们再从这样一个资本出发：现在假定它变为：与此相反的可变资本减少的情况，又可以由II再转变为I来加以说明。

　　各种经济条件本质上会和上述场合一样，因此，无须重述。由I到II的转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降低1/2；为了使用100c，II式所需的劳动比I式多1/2。这种情况在农业中可能发生。⁽¹⁾

　　不过在上述场合，总资本因不变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或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而保持不变；而在这里，在可变部分增加时会有追加资本被束缚，在可变部分减少时会有原来使用的资本被游离。

　　3. m′和v不变，c可变，因而C也可变

　　在这个场合，方程式把两边共有的因素去掉，就得到如下的比例：

　　在剩余价值率相等，可变资本部分也相等时，利润率和总资本成反比。

　　例如，假定有三个资本，或同一个资本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I. 80c＋20v＋20m；C＝100，m′＝100%，p′＝20%；

　　II. 100c＋20v＋20m；C＝120，m′＝100%，p′＝；

　　III. 60c＋20v＋20m；C＝ 80，m′＝100%，p′＝25% ；那么就会得到如下的比例：

　　20%∶＝120∶100；20%∶25%＝80∶100。

　　关于m′不变时的各种变化，我们前面提出的总公式是：

　　p′₁＝m′；现在它变为：p′₁＝m′，

　　因为v没有变化，所以因素e＝在这里变为＝1。

　　因为m′v＝m，即剩余价值量，又因为m′和v都保持不变，所以m不会因C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剩余价值量在变化以后，和在变化以前一样。

　　假定c减为零，p′就会＝m′，利润率就会等于剩余价值率。

　　c的变化，可能由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的单纯价值变化引起，也可能由总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即由该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引起。在后一种情况下，随着大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而提高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用上面的例子来说，要求按照由III到I，由I到II这样的顺序来转变。一个以20为报酬但生产价值40的劳动量，最初使用了价值60的劳动资料；当生产率提高但价值不变时，所使用的劳动资料起初增加到80，然后增加到100。生产率下降，则引起顺序的相反变化；同量劳动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就会减少，生产就会缩减，这种情况可能在农业、采矿业等部门发生。

　　不变资本的节约，一方面会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会使资本游离，因此，对资本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以及不变资本要素（特别是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以后⁽²⁾还要进行详细的研究。

　　在这里又表明，不变资本的变化，不论是由c的物质组成部分的增加或减少引起，还是由c的物质组成部分的单纯价值变化引起，都同样会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4. m′不变，v、c和C都可变

　　在这个场合，上述利润率已经变化的总公式也是适用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从这个公式可以得出如下结果：

　　（a）如果E大于e，也就是说，如果不变资本的增加，使总资本比可变资本按更大的比率增加，那么，利润率就会下降。如果一个80c＋20v＋20m的资本变为170c＋30v＋30m的构成，那么m′仍旧＝100%，尽管v和C都增加了，但C/v会由20/100降低到30/200，利润率也就会相应地由20%降低到15%。

　　（b）只有e＝E，也就是说，只有v/C这个分数在表面上发生变化，但其值不变，也就是说，只有分子和分母以同数乘除，利润率才会保持不变。80c＋20v＋20m和160c＋40v＋40m二者的利润率显然都是20%，因为m′仍然＝100%，而v/C＝20/100＝40/200在这两个例子中，都代表相等的值。

　　（c）如果e大于E，也就是说，如果可变资本比总资本按更大的比率增加，利润率就会提高。如果80c＋20v＋20m变为120c＋ 40v＋40m，利润率就会由20%增加到25%，因为在m′不变时，＝已经提高到，由提高到。

　　如果v和C按相同的方向变化，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待这种量的变化，即二者达到一定点时，按相同的比率变化，在这个点上，保持不变。超过这一点，二者之中仿佛就只有一个发生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较为复杂的情况化为上述一种较为简单的情况。

　　例如，如果80c＋20v＋20m变为100c＋30v＋30m，那么，只要这种变化达到100c＋25v＋25m这一点时，v和c，从而v和C的比率，就会保持不变。因此在这一点上，利润率也会保持不变。我们现在可以把100c＋25v＋25m当做出发点；我们使v增加5，即增加到30v，C也就由125增加到130，这样我们就得到上述的第二种情况，即只有v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C的变化。利润率原来是20%，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增加了5v，现在就提高到%了。

　　甚至在v和C按相反的方向在数量上发生变化时，我们同样可以把它化为一个较为简单的情况。例如，我们再从80c＋20v＋20m出发，使它变为110c＋10v＋10m的形式，而当变化为40c＋10v＋10m这一点时，利润率会仍旧是20%。把70c加到这个中间形式中去，利润率就会下降到。这样，我们也就把这个情况再化为仿佛只有一个变数c变化的情况了。

　　因此，v、c和C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观点。它最后总是化为只有一个因素可变的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v和C在数字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大，但它们的物质要素发生了价值变化，因此v所代表的，是被推动的劳动的已经变化了的量，c所代表的，是被推动的生产资料的已经变化了的量。但甚至这个唯一剩下的情况，实际上也已经包括在上述范围内了。

　　假定80c＋20v＋20m中，20v原来代表20个工人每天10小时劳动的工资。现在，假定每个人的工资由1增加到1(1/4)。这样，20v已经不能支付20个工人的报酬，而只能支付16个工人的报酬。但是，20个工人在200个劳动小时内会生产40的价值，而16个工人在每天10小时内，也就是在总共160个劳动小时内，将只生产32的价值。扣除20v作为工资，在32的价值中，就只剩下12作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会由100%降低到60%。但是按照我们的前提，剩余价值率必须保持不变，因此工作日必须延长1/4，即由10小时延长到12(1/2)小时；20个工人在每天10小时内，即在200个劳动小时内会生产40的价值，16个工人在每天12(1/2)小时内，即在200小时内，也会生产相同的价值，80c＋20v的资本，现在也和以前一样，会生产20的剩余价值。

　　反过来，如果工资降低，20v可以支付30个工人的工资，那么，m′要保持不变，工作日就要由10小时缩短到6(2/3)小时。20×10＝30× 6(2/3)＝200个劳动小时。

　　至于在这些相反的假定下，c究竟在什么程度以内可以在其价值的货币表现上保持不变，但又能代表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了的生产资料量，我们实质上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种情况只有在极其例外的场合，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

　　至于c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变化会增加或减少这些要素的量，但不会影响c的价值额这种情况，那么，只要这种变化不会引起v的数量变化，它就既不会影响利润率，也不会影响剩余价值率。

　　至此，我们已经把我们方程式中v、c和C各种可能的变化情况都列举出来了。我们看到，在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时，利润率可以降低，不变，或提高，因为v和c或v和C的比率稍微发生变化，就足以使利润率也发生变化。

　　其次，我们看到，v的变化到处都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一经达到，m′要保持不变，就会成为经济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c的每一个单方面的变化，也必然会达到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一经达到，v就不能再保持不变，所以对一切可能的变化来说，都有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m′也就必然会变为可变。在m′变化时，我们方程式中各个变数的这种互相作用，还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现在就来研究m′的各种变化。

　　II. m′可变

　　如果把方程式变为另一个方程式其中p′1、m′1、v1和C1表示p′、m′、v和C的变化了的值，那么，我们就为各种不同剩余价值率下的利润率，求得一个总公式，而不管是不变的，或同样是可变的。这样，我们就得到：

　　由此得到：

　　在这个场合，我们有两个方程式：

　　在这两个方程式中，v/C是等值的。因而可以得出如下比例：

　　具有相同构成的两个资本的利润率之比，等于它们的剩余价值率之比。因为在v/C这个分数中，重要的不是v和C的绝对量，而只是二者的比率，所以，这适用于具有相同构成的一切资本，而不管它们的绝对量如何。

　　80c＋20v＋20m；C＝100，m′＝100%，p′＝20%

　　160c＋40v＋20m；C＝200，m′＝ 50%，p′＝10%

　　100%∶50%＝20%∶10%。

　　如果v和C的绝对量在两个场合是相等的，利润率还和剩余价值量成正比。

　　p′∶p′1＝m′v∶m′1v＝m∶m1。

　　例如：

　　80c＋20v＋20m；m′＝100%，p′＝20%

　　80c＋20v＋10m；m′＝ 50%，p′＝10%

　　20%∶10%＝100×20∶50×20＝20m∶10m。

　　现在很清楚，就构成的绝对数或百分比相同的资本来说，剩余价值率只有在工资或工作日长度或劳动强度不等的情况下，才能是不等的。假定有三种情况：

　　I. 80c＋20v＋10m；m′＝ 50%，p′＝10%，

　　II. 80c＋20v＋20m；m′＝100%，p′＝20%，

　　III. 80c＋20v＋40m；m′＝200%，p′＝40%，

　　总价值产品在I式是30（20v＋10m），在II式是40，在III式是60。这种情形可以由三种方式引起。

　　第一，工资不等，因而20v在各个场合表示不同的工人人数。假定在I式是按镑的工资雇用15个工人劳动10小时，生产30镑价值，其中20镑补偿工资，10镑是剩余价值。如果工资降低到1镑，就可以雇用20个工人劳动10小时，因此生产40镑的价值，其中20镑补偿工资，20镑是剩余价值。如果工资再降低到镑，就可以雇用30个工人劳动10小时，生产60镑的价值，其中除去20镑工资，还剩下40镑剩余价值。

　　在这个场合，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变，工作日不变，劳动强度不变，但剩余价值率因工资变化而变化了。只有这个唯一的场合才符合李嘉图的如下假定：

　　“利润的高低恰好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政治经济学原理》，载于麦克库洛赫编《李嘉图全集》1852年版第1章第3节第18页）

　　第二，劳动强度不等。这时，比如说20个工人用相同的劳动资料，在每天10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某种商品，在I式是30件，在II式是40件，在III式是60件。每件商品除了耗费在其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都体现着1镑的新价值。因为在每个场合都要有20件商品＝20镑来补偿工资，所以剩余价值在I式是10件商品＝10镑，在II式是20件商品＝20镑，在III式是40件商品＝40镑。

　　第三，工作日长度不等。如果20个工人在劳动强度相同的情况下，在I式每天劳动9小时，在II式每天劳动12小时，在III式每天劳动18小时，那么，它们的总产品之比30∶40∶60，就等于9∶12∶18，而且，因为工资在每个场合都＝20，所以剩余价值又分别是10，20 和40。

　　可见，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以相反的方向，劳动强度的提高或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长或缩短会以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率，从而在v/C不变时，影响利润率。

　　2. m′和v可变，C不变

　　在这个场合，下面的比例也是适用的：

　　利润率之比，等于相应的剩余价值量之比。

　　在可变资本不变时，剩余价值率的变化，意味着价值产品在数量上和分配上发生了变化。v和m′同时变化，也总是包含价值产品分配上的变化，但并不总是包含价值产品数量上的变化。这里可能有三种情况：

　　（a）v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以相等的数量发生变化；例如：

　　80c＋20v＋10m；m′＝ 50%，p′＝10%

　　90c＋10v＋20m；m′＝200%，p′＝20%。

　　在这两个场合，价值产品是相等的，因而，提供的劳动量也是相等的；20v＋10m＝10v＋20m＝30。区别只是在于：在前一个场合，20作为工资支付，10是剩余价值；而在后一场合，工资只有10，因而剩余价值是20。这是当v和m′同时发生变化时，工人人数、劳动强度和工作日长度都保持不变的唯一场合。

　　（b）m′和v也按照相反的方向，但不是以相等的数量发生变化。这时，或者是v的变化占优势，或者是m′的变化占优势。

　　I. 80c＋20v＋20m；m′＝100%， p′＝20%

　　II. 72c＋28v＋20m；m′＝，p′＝20%

　　III. 84c＋16v＋20m；m′＝125%， p′＝20%。

　　在I的价值产品40中，有20v支付工资；在II的价值产品48中，有28v支付工资；在III的价值产品36中，有16v支付工资。价值产品和工资都变化了；但是，价值产品的变化，意味着提供的劳动量的变化，因而，或者是工人人数的变化，或者是劳动持续时间的变化，或者是劳动强度的变化，或者是三项中一项以上的变化。

　　（c）m′和v按照相同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时，一种变化会加强另一种变化的影响。

　　90c＋10v＋10m；m′＝100%，p′＝10%

　　80c＋20v＋30m；m′＝150%，p′＝30%

　　92c＋ 8v＋ 6m；m′＝ 75%，p′＝ 6%。

　　在这里，三个价值产品也是不同的，即20、50和14；而每个场合的劳动量大小上的这种差别，又可以化为工人人数、劳动持续时间或劳动强度的差别，或者化为一个以上的因素或所有这些因素上的差别。

　　3. m′、v和C都可变

　　这个场合不会提供任何新的观点，可以用II即m′可变这一节中求得的总公式来解决。

　　可见，剩余价值率大小的变化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会产生下列各种情形：

　　1. 如果v/C不变，那么p′和m′会按照相同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2. 如果v/C和m′按照相同的方向变化，即m′提高，v/C也提高，m′降低，v/C也降低，那么p′会比m′按照更大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3. 如果v/C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v/C比m′按照更小的比率变化，那么p′会比m′按照更小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4. 如果v/C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v/C比m′按照更大的比率变化，那么，尽管m′降低，p′还是会提高，或者尽管m′提高，p′还是会降低。

　　m′由100%提高到150%；p′由20%降低到15%。

　　5. 最后，如果和m′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恰好按照相同的比率在大小上发生变化，那么，尽管m′提高或降低，p′还是会保持不变。

　　只有最后这个情况还需要作一些解释。前面在论述的变化时，我们看到，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同一个利润率可以以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但是在m′不变时，v和C的比率上的任何一种变化，都足以引起利润率的差别，而在m′发生大小上的变化时，就必须以恰好相应的程度，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大小上的变化，才能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这种情形，就同一个资本或同一国家的两个资本来说，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例如，有一个资本

　　80c＋20v＋20m；C＝100，m′＝100%，p′＝20%，

　　假定工资下降，现在只需要16v而不需要20v就可以雇到同数工人。这时，就有4v游离出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到：

　　80c＋16v＋24m；C＝96，m′＝150%，p′＝25%。

　　现在p′要和以前一样＝20%，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120，从而不变资本就必须增加到104：

　　104c＋16v＋24m；C＝120，m′＝150%，p′＝20%。

　　这种情形，只有在劳动生产率随着工资下降而同时发生变化，因而要求资本构成发生这样一种变化的时候，或者在不变资本的货币价值由80增加到104的时候，总之，只有在各种条件仅仅在例外的情况下偶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事实上，m′发生变化，但不同时引起v的变化，因而也不引起的变化，这种情形只有在十分特定的情况下，即只有在那些仅仅使用固定资本和劳动，而劳动对象则由自然界提供的产业部门，才是可以设想的。

　　但是把两个国家的利润率作比较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场合，相同的利润率，实际上多半表现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因此，从所有以上五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率降低或者提高，利润率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降低；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不变。至于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也可以提高、降低或者不变，这一点我们在第I节已经讲过了。

　　可见，利润率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价值构成。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可以概括如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百分比来表示资本的构成，因为变化发生在两个资本部分中的哪一个部分，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

　　两个资本的利润率或同一个资本在两个连续的、不同的状态下的利润率，

　　在下列情况下，是相等的：

　　1. 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也相等。

　　2. 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等，剩余价值率也不等，但是剩余价值率和按百分比计算的可变资本部分（m′和v）的乘积相等，也就是说，按总资本以百分比计算的剩余价值量（m＝m′v）相等，换句话说，在这两个场合m′和v两个因素互成反比。

　　在下列的情况下，是不等的：

　　1. 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但是剩余价值率不等。这时，利润率之比，等于剩余价值率之比。

　　2. 剩余价值率相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等。这时，利润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部分之比。

　　3. 剩余价值率不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也不等。这时，利润率之比，等于m′v的乘积即按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剩余价值量之比。⁽³⁾

(1) 手稿中这里有一句话：“以后再来研究这种情况同地租有什么联系。”
(2) 见本卷第91—153页。——编者注
(3) 在手稿中，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差数（m′－p′），还可以看到各种极为详细的计算。这种差数具有各式各样的有趣的特色，它的运动显示出这两个比率相距越来越远或越来越近的各种情况。这些运动还可以用曲线来表示。我没有把这个资料编入，因为它对本书的直接目的不怎么重要，对那些想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读者来说，简单地指出这一点也就够了。——弗·恩·
4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68—371页。——59。
4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93—606页。——60。

第四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周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影响，已经在第二册作了说明。这种影响可以简述如下：因为周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在生产中不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一部分资本总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以储存的原料的形式，以已经制成但尚未售出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债权的形式闲置起来；在实际生产中即在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中发生作用的资本，总是要减去这个部分，而所创造和占有的剩余价值，也总是要按相同的比例减少。所以，周转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

　　第二册已经详细说明，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⁴⁶但是，因为利润率表示的，只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参加剩余价值量生产的总资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这样的缩短，都会提高利润率。我们以前在第二册第二篇对剩余价值的阐述，同样适用于利润和利润率，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不过，我们要着重指出几个要点。

　　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进步。如果这不会同时由于添置昂贵的机器等等而引起总投资的大大增加，从而不会引起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的降低，那么利润率就必然会提高。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贝色麦、西门子、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等人新发明的炼铁炼钢法，就以较少的费用，把以前需时很长的过程缩短到最低限度。由煤焦油提炼茜素或茜红染料的方法，利用现有的生产煤焦油染料的设备，已经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以前需要几年才能得到的结果。茜草生长需要一年，然后还需要让茜根长几年，等茜根成熟，才能制成染料。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50年来，交通方面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18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快捷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网。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1847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少还需要12个月（见第二册第235页⁴⁷），现在已经减少到12个星期左右。1825年到1857年期间的两大危机策源地，美国和印度，由于交通手段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70%—90%，因而失去了它们的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贸易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贸易的资本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要把总资本的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纯粹地表示出来，我们就必须假定，互相比较的两个资本的其他一切条件是相等的。所以，除了要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相等，还特别要假定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假定资本A的构成是80c＋20v＝100C，剩余价值率为100%，资本每年周转两次。这样，年产品就是：

　　160c＋40v＋40m。但是在求利润率时，我们不是按周转的资本价值200来计算40m，而是按预付资本价值100来计算。因此，p′＝40%。

　　让我们用这个资本和资本B＝160c＋40v＝200C比较一下。资本B有同样的剩余价值率100%，但每年只周转一次。这样，年产品就和上述的年产品一样是：

　　160c＋40v＋40m。但在这个场合，40m要按预付资本200来计算，利润率只有20%，也就是只有资本A的利润率的一半。

　　由此可见：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如果在互相比较的两种情况中，资本构成不相等，或剩余价值率不相等，或工作日不相等，或工资不相等，那当然会造成利润率的进一步的差别；但这些事情同周转无关，所以也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而且这些事情已经在第三章研究过了。

　　周转时间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册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中考察过了。那里指出，一个每年周转10次的可变资本500，和一个剩余价值率相等、工资相等、但每年只周转一次的可变资本5 000，会在这个时间内占有同样多的剩余价值。

　　我们假定资本I是由固定资本10 000（它每年损耗10%＝1 000）、流动不变资本500和可变资本500构成。剩余价值率100%，可变资本每年周转10次。为简便起见，我们在以下所有例子中都假定，流动不变资本也和可变资本一样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周转，而实际情况大多也是这样的。因此，每个周转期间的产品将是：

　　100c（损耗）＋500c＋500v＋500m＝1 600

　　每年周转10次，全部年产品就是：

　　1 000c（损耗）＋5 000c＋5 000v＋5 000m＝16 000，

　　C＝11 000，m＝5 000，p′＝%。

　　我们现在假定有资本II：其中固定资本9 000，每年的损耗1 000，流动不变资本1 000，可变资本1 000，剩余价值率100%，可变资本每年周转5次。因此，可变资本每个周转期间的产品将是：

　　200c（损耗）＋1 000c＋1 000v＋1 000m＝3 200，

　　周转5次，全部年产品就是：

　　1 000c（损耗）＋5 000c＋5 000v＋5 000m＝16 000，

　　C＝11 000，m＝5 000，p′＝%。

　　我们再假定有资本III，其中完全没有固定资本，只有流动不变资本6 000和可变资本5 000。剩余价值率100%，每年周转一次。这时，一年的全部产品就是：

　　6 000c＋5 000v＋5 000m＝16 000，

　　C＝11 000，m＝5 000，p′＝%。

　　因此，在所有这三个场合，我们有相同的年剩余价值量＝5 000；并且，因为所有这三个场合的总资本相同，即＝11 000，所以也有相同的利润率%。

　　但是，如果上述资本I的可变部分不是每年周转10次，而是每年只周转5次，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周转一次得到的产品就是：

　　200c（损耗）＋500c＋500v＋500m＝1 700。

　　或年产品是：

　　利润率下降了一半，因为周转时间延长了一倍。

　　因此，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可变资本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乘以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如果我们把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叫做M，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剩余价值叫做m，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叫做n，那么，M＝mn，年剩余价值率M′＝m′n。这一点已经在第二册第十六章第I节说明过了。⁴⁸

　　不言而喻，利润率的公式p′＝m′v/C＝m′v/(c+v)，只有在分子中的v和分母中的v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分母中，v是总资本中平均作为可变资本用于工资的整个部分。在分子中，v首先只是由下面的事实规定的：它曾经生产并占有一定量的剩余价值m；而剩余价值和v的比率m/v，就是剩余价值率m′。只是通过这样的途径，p′＝m/(c+v)这个方程式才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p′＝m′v/(c+v)。现在，分子中的v要进一步加以规定：它必须和分母中的v，也就是和资本C中的整个可变部分相等。换句话说，p′＝m/C这个方程式，只有在m是指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期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时候，才能够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p′＝m′v/(c+v)而不致发生错误。如果m只包括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那么m＝m′v固然还是正确的，但这个v在这里，就比C＝c＋v中的v小，因为它比投在工资上的全部可变资本小。但是，如果m比v周转一次得到的剩余价值大，那么这个v的一部分，甚至它的全部，就曾经两次执行职能，先是在第一次周转中，然后又在第二次周转中，或者，在第二次以及以后各次周转中执行职能；所以，生产剩余价值并代表所付工资总额的v，就比c＋v中的v大，因此计算也就不正确了。

　　要使年利润率的公式完全正确，我们必须用年剩余价值率代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即用M′或m′n代替m′。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让剩余价值率m′——或者让C中所含的可变资本部分v——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n。这样我们就得到：p′＝，这就是年利润率的计算公式。

　　但是，投在一个企业中的可变资本究竟有多大，在绝大多数场合，连资本家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在第二册第八章看到，并且以后还会进一步看到，资本家认为他的资本中唯一的重大差别，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如果资本家不把那个以货币形式留在自己手里的流动资本部分存入银行，而是放在自己的钱柜中，他就会从这个钱柜取出货币来支付工资，也会从这同一个钱柜取出货币来购买原料和辅助材料，把这两项记在同一个现金账户的贷方。即使他为所支付的工资开立一个特别的账户，这个账户到年终时所记下的也是支付的工资总额，是vn，而不是可变资本v本身。要确定这个v，他必须进行一种特别的计算。关于这种计算，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

　　我们仍用第一册第209/201页⁴⁹曾经说过的那个拥有10 000个走锭纺纱机纱锭的纺纱厂为例，并且假定该厂1871年4月某一周的统计数字适用于全年。包含在机器中的固定资本是10 000镑。流动资本没有举出；我们假定它是2 500镑。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但是这种估计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总是必须假定没有信用业务，也就是没有他人的资本可供长期的或暂时的利用。每周产品按其价值来说由机器损耗20镑，预付的流动不变资本358镑（租金6镑，棉花342镑，煤炭、煤气、煤油10镑），在工资上支出的可变资本52镑和剩余价值80镑构成，因此：

　　20c（损耗）＋358c＋52v＋80m＝510。

　　可见，每周预付的流动资本＝358c＋52v＝410；它的百分比构成＝87.3c＋12.7v。按全部流动资本2 500镑计算，就是2 182镑不变资本和318镑可变资本。因为一年的工资总支出等于52镑的52倍，即2 704镑，所以318镑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几乎正好周转8(1/2)次。剩余价值率为80/52＝153(11/13)%。根据这些要素，把m′＝153(11/13)，n＝8(1/2)，v＝318，C＝12 500这几个数值代入p′＝m′nv/C公式，我们就可以算出利润率如下：

　　我们用p′＝m/C这个简单的公式来验算一下。一年的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等于80镑×52＝4 160镑，除以总资本12 500镑，得33.28%，同上面的结果几乎相等，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利润率，只有用暂时特别有利的条件（棉花价格非常便宜，而棉纱价格又非常高）才能说明，实际上，这样高的利润率当然不能在全年维持下去。

　　p′＝m′nv/C公式中的m′n，如上所述，就是第二册所说的年剩余价值率。⁴⁸在上述例子中，它等于153(11/13)%×8(1/2)；用准确的数字来说，就是1 307(9/13)%。因此，有一个庸人⁵¹，看到第二册一个例子中提出的极高的年剩余价值率1 000%，感到十分惊奇，但他在这里看到这个从曼彻斯特活生生的实践中举出的事实，一个超过1 300%的年剩余价值率，也许就会平静下来了。在高度繁荣的时期，——当然，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再经历这样的时期了，——这样的年剩余价值率，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关于现代大工业中资本的实际构成的例子。总资本分为12 182镑不变资本和318镑可变资本，合计12 500镑。用百分比表示，就是v＝100C。总资本只有的部分用来支付工资，但这部分每年周转八次以上。

　　因为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想到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这样的计算，所以，统计学几乎完全没有关于社会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的记载。只有美国的国情调查，才提供了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提供的情况，即每个生产部门所支付工资的总数及其所获利润的总数。尽管这种资料令人怀疑，因为它只是以工业家们自己的未经核实的报告为根据，但它仍然极为宝贵，是我们掌握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资料。在欧洲，我们太温和了，没有要求我们的大工业家也这样暴露事实。——弗·恩·〕

4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26及以下几页。——83。
4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80—281页。——84。
48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6章第326—341页。——87、89。
4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53页。——88。
[50]　153(11/13)应为153(11/13)%。—89。
51 　指威·莱克西斯，见他的《马克思的资本理论》（1885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新辑第11卷第458—460页）。这里提到的《资本论》第二卷的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26—346页。——89。

第五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I. 概论

　　在可变资本不变，也就是说，按相同的名义工资使用的工人人数不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工作日的延长，——不管额外时间有没有报酬都一样，——会相对地降低不变资本同总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价值，并由此提高利润率（这里也是把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开不说）。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规模，不管用来工作16小时，还是12小时，都会仍旧不变。工作日的延长并不要求在不变资本的这个最花钱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定资本的价值，由此会在一个较短的周转期间系列中再生产出来，因而，这种资本为获得一定利润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缩短了。因此，甚至在额外时间支付报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比正常劳动时间支付较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都会提高利润。因此，现代工业制度下不断增长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是图的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一个主要动力。⁽¹⁾

　　工作日不变时，这种情形就不会发生。这时，要剥削一个较大的劳动量（在这里我们把工资的减少或工资降低到正常水平以下的情形撇开不说），就必须增加工人人数，同时还要按一定的比例增加固定资本即建筑物、机器等等的数量。或者，在劳动强度增加，或劳动生产力提高，总之，有较多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时候，在那些使用原料的生产部门中，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的量会增加，因为在一定时间内会有更多的原料等等被加工；其次，同数工人开动的机器会增加，因而不变资本的这个部分也会增加。因此，剩余价值的增加，会引起不变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剥削的增加，会引起用来剥削劳动的生产条件的费用的增加，也就是会引起资本支出的增加。这样，利润率由此从一方面说会降低，而从另一方面说会提高。

　　有整整一系列经常的非生产费用，不论工作日长短，都是几乎一样或完全一样的。500个工人在18个劳动小时内所需的监督费用，比750个工人在12个劳动小时内所需的监督费用要少。

　　“一个工厂工作10小时和工作12小时的经营费用几乎是一样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第37页）

　　国税、地方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常雇人员的工资、机器的贬值和工厂的其他各种非生产费用，都不会因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化；生产越是减少，同利润相比，这些费用就越是增加。（《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19页）

　　把机器和固定资本其他组成部分的价值再生产出来的持续时间，实际上不是由它们的单纯的存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和被使用的整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如果工人每天必须做苦工18小时，而不是12小时，那么，一周就会多出三天，一周就会变为一周半，两年就会变为三年。如果额外时间没有报酬，工人就会在正常的剩余劳动时间之外，每两周再白送一周，每两年再白送一年。这样，机器价值的再生产也会加快50%，并且只要平常必要时间的2/3就行了。

　　在研究这个问题以及研究原料价格的变动情况（第六章）时，为了避免问题的不必要的复杂化，我们总是假定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是已定的。

　　在论述协作、分工和机器时，我们已经指出⁵²，生产条件的节约（这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本质上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条件是作为社会劳动的条件，社会结合的劳动的条件，因而作为劳动的社会条件执行职能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由总体工人共同消费，而不是由一批互相没有联系的，或最多只是在小范围内互相直接协作的工人以分散的形式消费。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马力，因而不会和发动机的可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传动机的费用，不会和传动机所带动的工作机的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作机机身，也不会和被它用做自己的器官来执行职能的工具的数目的增加，按比例变得更贵，等等。其次，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这不仅指真正的工场，而且也指仓库等等。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这样。其他生产条件，不管由多少人利用，会仍旧不变。

　　但是，这种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大规模应用而产生的全部节约，是以工人的聚集和协作，即劳动的社会结合这一重要条件为前提的。因此，如果说剩余价值来源于单独地考察的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这种节约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甚至在这里可能进行和必须进行的不断改良，也完全是由大规模结合的总体工人的生产所提供的和所给予的社会的经验和观察产生的。

　　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探讨的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如果剩余价值已定，利润率就只能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减少来提高。就不变资本加入商品的生产来说，唯一要考虑的，不是它的交换价值，而是它的使用价值。如果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已定，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发展的水平已定，亚麻在一个纺纱厂内能够吸收多少劳动，就不是取决于亚麻的价值，而是取决于亚麻的数量。同样，一台机器对例如三个工人提供的帮助，不是取决于这台机器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作为机器的使用价值。在技术发展的一个阶段上，一台性能差的机器可能很贵，而在另一个阶段上，一台性能好的机器可能很便宜。

　　资本家比如说因棉花和纺纱机变得便宜而得到更大的利润，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当然，不是纺纱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机器制造业和植棉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现在，要使一定量的劳动对象化，从而占有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在劳动条件上只需要较少的支出了。占有这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费用减少了。

　　我们已经说过总体工人——社会结合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节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由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在这里，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重要的物质要素）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上产生的节约。但在这里，应该立即想到机器的不断改良所引起的节约，也就是：1. 机器的材料改良了，例如铁代替了木材；2.由于机器制造的改良，机器便宜了；这样，不变资本固定部分的价值虽然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远不是按相同的程度增加⁽²⁾；3. 那种使现有机器的使用更便宜和更有效的特殊改良，例如蒸汽锅炉的改良等等，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讲到；4.由于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

　　凡是使机器从而全部固定资本在一定生产期间内的损耗减少的事情，不仅会使单个商品变得便宜（因为每个商品都在它的价格中再现归它负担的损耗部分），而且会使这个期间内相应的资本支出减少。维修劳动等等，凡是必要的，在计算时就要包括在机器原来的费用之内。这种劳动会因机器更加耐用而减少，这会相应地降低机器的价格。

　　所有这一类节约，在大多数场合又只有在存在结合工人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并且往往要在更大规模的劳动下才能实现，因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达到更大规模的结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表现为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减少，从而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它的便宜程度，取决于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它的便宜程度不仅是它作为生产资料参加其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的条件，而且也是它构成其要素的那种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提高的条件。

　　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又是社会劳动的产物，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最终总是归结为发挥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归结为社会内部的分工，归结为脑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这里，劳动生产力在其他部门即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相对地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

　　提高利润率的另一条途径，不是来源于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而是来源于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工人的集中和他们的大规模协作，一方面会节省不变资本。同样的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照明设备等等用于大规模生产所花的费用，比用于小规模生产相对地说要少。动力机和工作机也是这样。它们的价值虽然绝对地说是增加了，但是同不断扩大的生产相比，同可变资本的量或者说同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相比，相对地说却是减少了。一个资本在本生产部门内实现的节约，首先是并且直接是劳动的节约，即本部门内工人的有酬劳动的减少；而上面所说的那种节约，却是用最经济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既定的生产规模上，用最少的费用，来实现对他人无酬劳动的这种尽可能大的占有。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是直接来源于一定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价值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在这里，要注意两点：如果c的价值＝0，那么p′就＝m′，利润率就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但是第二，就对劳动本身的直接剥削来说，重要的决不是所使用的剥削手段的价值，不管这些剥削手段是固定资本，还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就机器、建筑物、原料等充当劳动吸收器，充当劳动从而剩余劳动在其中对象化或借以对象化的手段来说，它们的交换价值多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这里，唯一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数量在技术上要适合与一定量的活劳动相结合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要合乎目的，因此不仅要有性能好的机器，而且要有优质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的优劣。优质材料留下的废料比较少；因此，为吸收同量劳动所需要的原料数量也较少。其次，工作机遇到的障碍也较少。这甚至会部分地影响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原料差，工人加工同量的原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在支付的工资不变时，这会减少剩余劳动。这还会大大影响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我们在第一册第627/619页⁵⁴及以下几页已经说过，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更多地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而不是所使用的劳动量。

　　因此，资本家狂热地节约生产资料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到一点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要求的方式来消耗，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加给结合工人的纪律。这种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会状态中是多余的，正如现在在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方已经几乎完全是多余的一样。另一方面，这种狂热也表现在生产要素的掺假上。这种掺假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而降低，从而使利润率提高的一种主要手段；这里还要加上这些生产要素以高于它们在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出售这种情况，这是欺骗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特别在德国工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工业有一条基本原则：只要先给顾客送好样品，然后给他次货，就能使他满舒服。不过这些属于竞争的现象，和我们这里无关。

　　必须指出，这种由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费用的减少而引起的利润率的提高，同发生这种现象的产业部门是生产奢侈品，是生产会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还是生产生产资料本身，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些产业部门生产什么，只有在谈到剩余价值率时才是重要的，因为剩余价值率本质上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工人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假定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是已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如何——这个比率决定利润率——，完全取决于不变资本的价值，而决不是取决于不变资本的构成要素的使用价值。

　　生产资料的相对便宜，当然并不排除它们的绝对价值额的增加；因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绝对数量，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大大增加。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考察，部分地只是生产资料作为结合工人的共同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和被消费的结果，所以这种节约本身表现为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产物；但是部分地又是那些为资本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把总劳动和总资本对立起来考察，而不仅是把资本家X所使用的工人和这个资本家X对立起来考察，这种节约就再表现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区别不过是，资本家X不仅从他自己的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而且也从其他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利益。然而对资本家来说，不变资本的节约表现为一个对工人来说完全异己的、和工人绝对不相干的条件，工人和它完全无关；而资本家始终很清楚地知道，他用同样多的货币能够买到多少劳动的问题，确实同工人有点关系（因为在资本家的意识中，他和工人之间的交易就是这样表现的）。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这种用最少的支出获得一定结果的方法，同劳动所固有的其他力量相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固有的力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并标志着它的特征的一种方法。

　　这种看法并不令人奇怪，是因为事实的外观和它相符，并且是因为资本关系实际上把内在联系隐藏起来了，使工人在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面前处于完全不相干、完全外在化和异化的状态中。

　　第一，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生产资料，只代表资本家的货币（正如兰盖所说，罗马债务人的身体，代表债权人的货币一样⁵⁵），并且只和资本家有关，而工人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和生产资料接触时，只把它们当做生产上的使用价值，当做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因此，这个价值是增加还是减少，和工人究竟是干铜活还是干铁活一样，丝毫不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当然，正如我们以后⁽³⁾将会指出的那样，当生产资料的价值增加，因而利润率降低时，资本家就喜欢把事情说成另一个样子。

　　第二，就这些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同时是劳动的剥削手段来说，这些剥削手段的相对的贵或贱同工人无关，正如嚼子和缰绳的贵或贱同马无关一样。

　　最后，我们以前已经说过⁵⁶，工人实际上把他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为一个共同目的的结合，看成一种对他来说是异己的权力；实现这种结合的条件，对他说来是异己的财产，如果他不是被迫节约这种财产，那么浪费一点，对他说来毫无关系。而在属于工人自己的工厂，例如罗奇代尔的工厂中⁵⁷，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

　　因此，几乎用不着说，当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另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得到改良，从而提高了利润率时，社会劳动的这种普遍联系，就表现为某种对工人来说完全异己的东西，事实上它也只和资本家有关，因为只有资本家才购买和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是用本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购买另一个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因此他只有无偿地占有了本部门工人的产品，才能支配其他部门工人的产品，这是一种被流通过程等等幸运地掩盖起来的联系。

　　此外，因为大规模生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一方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这一方和他的劳动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的使用这另一方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因为工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中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⁵⁸，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做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像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贸易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各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

　　资本有一种趋势，要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劳动，并且要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因而要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同样，它还有一种趋势，要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尽可能最低的限度。如果说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么，正是资本才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就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

　　我们在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时，必须注意如下的区别。如果使用的资本的数量增加了，它的价值额也随之增加了，那么，这首先只是表明更多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里。然而正是在一个人手里使用的资本量的这种增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此相适应，被使用的劳动量绝对地增大，但相对地减少——，使不变资本的节约成为可能。就单个资本家来看，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必要支出的数量增大了；但就所加工的材料量和被剥削的劳动量来说，这种支出的价值却是相对地减少了。

　　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对这一点作简要的说明。我们从最后一点，也就是从生产条件的节约说起，因为生产条件同时又是工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

(1) “因为一切工厂都有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在建筑物和机器上，所以，这些机器能够工作的时数越多，利润就越大。”（《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8页）
(2) 见尤尔论工厂建设的进步。⁵³
(3) 见本卷第125—153页。——编者注
5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6—377页。——93。
[53]　指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第2版。——95。
5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97—698页。——97。
55 　兰盖关于罗马债务人的身体代表债权人的货币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5册第20章。——99。
5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7—378页。——100。
57 　指罗奇代尔城（曼彻斯特工业区）工人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下，于1844年成立的名为公平先驱社的消费合作社；它是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人合作运动的萌芽。——100。
58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101。

II. 靠牺牲工人而实现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

　　“在煤矿主之间……盛行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花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过多）之间存在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矿山劳动能使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机会。这种双重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1829年4 月21日》第102页）

　　1860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15人死亡。根据《煤矿事故》的报告（1862年2月6日），在1852—1861年的10年内共死亡8 466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刚开始设立视察员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管区太大，大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没有呈报。尽管死亡事故还是很多，视察员的人数不够，他们的权力又太小，但是，自从视察制度建立以来，事故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正是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主义剥削的自然趋势。——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一个竖井，以致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而且一旦这个竖井堵塞，连一个出口都没有。

　　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并且把流通过程和激烈竞争撇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所以，实际上正是劳动的这种直接社会性质造成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从这方面说，工厂视察员罗·贝克提出的问题就已经很有代表性：

　　“怎样才能最好地防止这种由共同劳动造成的儿童生命的牺牲呢?这整个问题是值得郑重考虑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57页）

　　工厂。在这里可以看到，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关于产业大军伤亡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样，车间拥挤，通风很差，等等。

　　早在1855年10月，伦纳德·霍纳就抱怨说，尽管横轴的危险已经不断为事故，而且往往是为死亡事故所证明，而安全设备既不用花许多钱，又丝毫不妨碍生产，但许多工厂主仍反对关于横轴应有安全设备的法律规定。（《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第6页）工厂主在反对这种法律规定和其他法律规定时，得到了那些不拿报酬的治安法官的竭力支持。这些治安法官本人大多数都是工厂主或是工厂主的朋友，而这类案件要由他们来判决。这些先生们是怎样判决的呢?首席法官坎伯尔在谈到一件向他上诉的这类判决案件时说：

　　“这不是解释议会法令，简直是废除议会法令。”（同上，第11页）

　　在同一个报告中，霍纳还谈到，许多工厂在开动机器时没有预先向工人发出信号。因为在未开动的机器上总是有些事要做，所以总是有手和手指同机器接触，这样，仅仅由于没有信号，就不断发生事故。（同上，第44页）当时工厂主为了反对工厂法，在曼彻斯特组织了一个行业团体，名叫“争取修改工厂法全国协会”。1855年3月，这个协会按每马力交会费2先令的办法，筹集了一笔超过5万镑的基金，以便在工厂视察员提出控告时为协会会员支付诉讼费用，并为协会出面进行的诉讼支付费用。目的是要证明，如果为利润而杀人，那么，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⁵⁹。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格拉斯哥一家公司利用自己工厂的废铁，为它的全部机器装上安全设备，总共花9镑1先令。这个公司使用110马力，如果它加入上述协会，就要交纳会费11镑，比全部安全设备的费用还多。但是，这个全国协会1854年显然是为反对那条规定必须安装这类安全设备的法律而成立的。在1844—1854年这整个时期，工厂主对这条法律丝毫未予注意。根据帕麦斯顿的指令，工厂视察员现在通知工厂主说，这条法律今后必须切实执行。工厂主立即成立了这个协会。该协会的许多非常著名的会员本身就是治安法官，并以这种身份来执行法律。1855年4月新任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表示政府愿意满足于一些几乎只是徒有其名的安全设备，而全国协会甚至连这一点也愤怒地加以拒绝了。在几次不同的诉讼中，著名工程师威廉·费尔贝恩，用他的名誉作赌注，以专家身份尽力替资本的节约和资本的受到侵犯的自由进行辩护。工厂视察长伦纳德·霍纳，受到了工厂主各式各样的迫害和诽谤。

　　但是，工厂主在促使王座法院⁶⁰作出判决以前一直不肯罢休。按照王座法院的解释，1844年的法律并未规定离地七英尺以上的横轴要有安全设备。他们终于在1856年依靠伪君子威尔逊—帕滕——一个用宗教装潢门面而随时准备为讨好钱袋骑士去干肮脏勾当的虔诚者——通过了一项在当时情况下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议会法令。这个法令事实上剥夺了工人的一切特殊保护，它让工人在受到机器的伤害时向普通法院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在英国诉讼费用很高，这纯粹是一种嘲弄），而另一方面又对专家鉴定作了一种非常巧妙的规定，使工厂主几乎不可能败诉。结果是事故急剧增加。视察员贝克发现，在1858年5月到10月的半年中，事故比前一个半年，就增加了21%。在他看来，全部事故的36.7%是可以避免的。诚然，1858年和1859年同1845年和1846年相比，事故的次数显著减少了，即减少了29%，而且是在受到工厂视察制度监督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20%的情况下减少的。原因何在呢？现在（1865年），争执平息了，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了新机器。这种新机器本身已经装了安全设备，由于它不要工厂主支付额外费用，他们乐于采用。此外，有几个工人因失去手臂经法院判决获得大笔赔偿费，并且这个判决还得到最高一级法院的批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30日》第31页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4月》第17页）

　　以上说的是用以防止工人（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因直接操作机器而造成生命危险和四肢残废的那种保护设备的节约。

　　室内劳动。大家知道，空间的节约，从而建筑物的节约，使工人拥挤在狭小地方的情况多么严重。此外，还有通风设备的节约。这两件事，再加上劳动时间过长，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使死亡人数增加。以下的例证摘自《公共卫生。1863年第6号报告》；这个报告是本书第一册中屡次谈到的约翰·西蒙医生编写的。⁶¹

　　工人的结合和协作，使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节约成为可能，而大量的共同劳动在室内进行，并且在那种不是为工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便利产品生产着想的环境下进行，也就是说，大量的工人在同一个工场里集中，一方面是资本家利润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特别的预防措施作为补偿，也是造成生命和健康浪费的原因。

　　西蒙医生提出了一条规律，并且用大量统计材料加以证明：

　　“一个地方靠室内共同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第23页）原因是通风设备差。“不管什么地区，只要那里一个重要的行业是在室内经营的，那里工人死亡率的增加，就足以使整个地区的死亡统计带有一种特色，即死于肺病的占绝对多数。这条规律也许在整个英国都没有例外。”（第23页）

　　1860年和1861年卫生局调查了在室内经营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死亡统计表明：就同等数量的15岁到55岁的男子来说，如果在英国农业地区因肺结核和其他肺病引起的死亡数为100，在以下几个地方的死亡数是：考文垂死于肺结核的为163，布莱克本和斯基普顿167，康格尔顿和布拉德福德168，莱斯特171，利克182，麦克尔斯菲尔德184，博尔顿190，诺丁汉192，罗奇代尔193，德比198，索尔福德和阿什顿安德莱恩203，利兹218，普雷斯顿220，曼彻斯特263。（第24页）下表提供了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这个表按性别分别列出每10万个15岁到25岁的人中死于肺病的人数。表上所选择的是这样一些地区，那里只有妇女在室内经营的产业中工作，而男子却在各种劳动部门工作。

　　在男子参加工厂劳动较多的丝织业地区，男子的死亡率也较高。男女两性中因肺结核等引起的死亡率，在这里揭露了报告中所说的如下事实：

　　“我国丝织业大部分是在糟糕的卫生条件下经营的。”

　　但正是在这个丝织业中，工厂主却以他们的企业卫生条件特别好为借口，要求13岁以下的儿童劳动特别长的时间，并且这种要求还部分地得到许可。（第一册第八章第6节第296/286页⁶²）

　　“到目前为止考察过的各种工业，也许没有一种比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裁缝业的情况更坏的了…… 他说，各个工场的卫生状况是大不相同的；但几乎所有的工场都十分拥挤，通风很差，对健康极其有害…… 这样的房间必然很闷热；如果再点起煤气灯来，例如在雾天或冬季傍晚的时候，温度就会上升到80度甚至90度〈华氏，＝摄氏27度到33度〉，使工人汗流浃背，使水蒸气凝结在玻璃窗上，以致水珠不断往下流，或从天窗上滴下来，工人只好打开一些窗户，尽管他们这样做不免要受凉。——关于伦敦西头最大的16家工场的情况，他作了如下的描述：在这些通风很差的房间内，每个工人占有的空间最大是270立方英尺，最小是105立方英尺，平均每人只有156立方英尺。有一个工场，四围都是走廊，光线只能从上面进来，有92人到100多人在干活，点着好多盏煤气灯；厕所就在工场旁边，而每人所占的空间不超过150立方英尺。另有一个工场，设在光线只能从上面照进来的小院里，像狗窝一样，只有一个通气的小天窗，有五六个人在里边工作，每人只占空间112立方英尺。”并且“在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这种条件非常恶劣的工场内，裁缝工人通常每天要劳动12—13小时，有时要连续劳动15—16小时”（第25、26、28页）。

　　必须指出，并且实际上已由卫生部门的主管人员、报告的编写人约翰·西蒙指出，报告中列举的伦敦25—35岁的裁缝工人、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的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这两个行业中，伦敦的业主从农村招收大批青年人（大概均不满30岁）当学徒和“见习生”，也就是让他们进一步学手艺。这些人使计算伦敦产业人口死亡率所依据的雇工总人数增加了；可是他们并没有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伦敦的死亡人数，因为他们留在伦敦不过是暂时的；如果这个期间他们得了病，他们就回到农村的家里去，如果死了，就在那里进行死亡登记。就年纪较轻的工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这就使伦敦人口的这一年龄的死亡率根本不能成为衡量产业不卫生状况的尺度。（第30页）

　　排字工人的情况同裁缝工人相似。对他们来说，除了缺少通风设备，呼吸有毒的空气以外，还要加上做夜工。他们的劳动时间通常是12—13小时，有时是15—16小时。

　　“煤气灯点着后，室内非常闷热……　此外，往往还有铸字房的烟雾，机器或下水道的恶臭，从楼下侵入，使楼上的空气更加污浊。下面房间的热气使天花板发热，增加了楼上房间的温度。如果房间矮，煤气消耗量大，那就是很大的祸害。而在楼下装有蒸汽锅炉、整个房屋闷热得难受的地方，情形就更坏……一般说来，通风极差，完全不足以在日落之后把热气和煤气燃烧的产物排除出去。很多工场，特别是原来作为住房的工场，情况尤为悲惨。”“在有些工场，特别是印刷周报的工场（这里也雇用12岁到16岁的少年），工人几乎要接连不断地劳动两天一夜；而在另一些承担‘急’件的排字房，工人星期日也得不到休息，他们每周的工作日是7天，而不是6天。”（第26、28页）

　　我们在第一册第八章第3节第249/241页⁶³曾经谈到女时装工过度劳动的情形。她们的工作场所，在这个报告中，由奥德医生作了描述。即使有时白天情况好一些，但是煤气点燃以后，这种工场非常闷热，又加上空气污浊，很不卫生。在34家较好的工场中，奥德医生发现，每个女工平均占有的空间如下：

　　“4家在500立方英尺以上；4家是400—500立方英尺；5［家是300—400立方英尺；5家是250—300立方英尺；7家］是200—250立方英尺；4家是150—200立方英尺；9家只有100—150立方英尺。即使在其中最好的几家，要持久地工作，空气也不足，除非那里有完善的通风设备…… 即使通风良好的工场，天黑以后，由于必须点燃很多盏煤气灯，也还是太闷热。”

　　下面是奥德医生关于他曾经访问过的一家由中间商人开设的小工场的记述：

　　“一个1 280立方英尺的房间，上班的工人有14名，每人所占的空间为91.5立方英尺。这里的女工都显出疲劳憔悴的样子。她们的工资，除茶水外，每周7—15先令…… 劳动时间是上午8时到下午8时。这个小房间里挤着14个人，通风很差。只有两个可打开的窗户和一个已经堵塞的烟囱，此外没有任何专门通风设备。”（第27页）

　　这个报告在谈到女时装工的过度劳动时说：

　　“高级时装店青年女工的过度劳动，一年中大约只有4个月，但达到了可怕的程度，这在很多场合一度引起公众的震惊和愤慨；在这几个月内，她们在工场照例每天要干整整14小时，在有大批紧急订货的时候，每天要干17—18小时。在其他季节，也许要在工场干10—14小时；在家里劳动的，通常要干12或13小时。在女大衣、披肩、衬衫等成衣业中，工人在共同的工场内干活的时间，包括使用缝纫机的劳动在内，要少一些，大多不超过10—12小时”；但是奥德医生说：“有几家有时用额外时间付给特殊报酬的办法，来大大延长正常的劳动时间；另外几家在正常的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活带回家里去完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两种过度劳动，往往都是强制性的。”（第28页）

　　约翰·西蒙在这页的一个注中指出：

　　“传染病协会的秘书拉德克利夫先生，有特别多的机会考察第一流成衣店女工的健康状况，他在每20个自称‘完全健康’的女工中，发现只有一个是健康的；其余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体力疲惫、神经衰弱以及各种各样由此引起的机能失调。他所列举的原因，首先是劳动时间过长。他估计，甚至在淡季，每天至少也劳动12小时；第二是工场过分拥挤，通风很差，煤气灯使空气变得污浊不堪，食物不够或太差，以及对房间是否舒适漠不关心。”

　　英国卫生局的这个主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

　　“工人要坚持他们在理论上的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他的责任所及的范围内并由他出钱使这种共同劳动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并且，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争得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不管立法者设想的意图是什么，工人也不能指望从那些实施卫生警察法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第29页）——“毫无疑问，要划一条准确的界限，确定雇主在这个界限内应该服从法规，会有一些小小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在原则上，保护健康的要求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千千万万个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要大胆表示这样的希望：劳动的卫生条件应当普遍地置于适当的法律保护之下，至少要保证在一切室内工作场所安装良好的通风设备，并且在每一个按其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卫生的劳动部门，要尽量地限制那种对于健康特别有害的影响。”（第31页）

59 　“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Killing no murder）是英国的一种流行说法，这句话原是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的书名。小册子的作者平等派塞克斯比号召消灭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奥·克伦威尔，并说明杀死暴君并不是犯杀人罪。——105。
60 　王座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最高刑事法院和所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重新审理下级司法机构的判决。——105。
6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5页。——106。
6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38—339页。——107。
6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94—295页。——110。

III. 动力生产、动力传送和建筑物的节约

　　伦·霍纳在他的1852年10月的报告中，引用了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人詹姆斯·内史密斯的一封信⁶⁴，其中谈到：

　　“关于我提到过的〈蒸汽机〉体系的那些改变和改良所引起的动力的巨大增长，公众知道得很少。我们这个地区〈兰开夏郡〉的机器动力，大约有40年一直处在怯懦的和充满偏见的传统的压迫下，现在我们幸运地得到了解放。近15年来，特别是近四年来〈从1848年起〉，冷凝式蒸汽机的操作方式已经有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改变…… 结果是……同样的机器可以完成大得多的工作量，而耗煤量却显著减少…… 这个地区的工厂采用蒸汽力以来，许多年内，人们一直认为，冷凝式蒸汽机的速度，只能达到每分钟活塞冲程约220英尺，也就是说，一台活塞冲程5英尺的机器，按规定每分钟只能旋转曲轴22次。人们认为，让机器转得更快，是不合适的；并且因为全部装置是和活塞运动的这种每分钟220英尺的速度相适应的，所以许多年来，这种缓慢的和受到无理限制的速度，一直支配着整个生产。后来，由于碰巧有人不知道这种规程，或者由于一个大胆的革新者的倡议，试用了更大的速度，结果非常顺利，这个先例就被人模仿起来；人们让机器——用当时的说法——摆脱缰绳，并且改换了传动装置的主轮，使蒸汽机每分钟能完成300英尺以上的活塞冲程，而机器装置保持原来的速度…… 这种加快蒸汽机速度的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普遍采用了，因为经验表明，这样做不仅可以由同一台机器得到较多的可供利用的动力，而且因为飞轮的力矩更大了，运动也更有规律了。在气压和冷凝器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是加快活塞的运动，就得到了更多的动力。例如，如果我们对一台在活塞冲程每分钟200英尺时有40马力的蒸汽机，作适当的改变，使之在气压和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把活塞冲程增加到每分钟400英尺，那么，我们就能得到恰好两倍的动力；并且因为气压和真空度在两个场合都没有变，所以机器各部分的受力程度以及发生‘事故’的危险，在速度增大时都不会显著增加。所不同的只是：蒸汽的消耗与活塞运动的加速成比例或者近似成比例地增加。此外，轴承或摩擦部分的磨损略有增加，不过这几乎不值得一提……　但是，要用加速活塞运动的办法从同一台机器得到更多的动力，就必须在同一个蒸汽锅炉内烧掉更多的煤，或采用一种汽化能力较大的蒸汽锅炉，总之，必须产生更多的蒸汽。这一点也做到了，就是在‘速度加快的’旧机器上安装一个能产生更大量蒸汽的锅炉。这就使这些机器所作的功，在很多场合增加100%。大约在1842年，康沃尔郡各矿山蒸汽机非常便宜地产生动力的方法，开始引人注意；棉纺业的竞争，迫使工厂主在‘节约’方面寻找利润的主要来源；康沃尔蒸汽机显示出的每小时每马力耗煤量的显著差别，和伍尔夫双缸蒸汽机的异常经济的效果，也使我们这个地区把节约燃料问题提到首要地位。康沃尔蒸汽机和双缸蒸汽机产生一马力，每小时耗煤3(1/2)磅到4磅，而棉纺织业的机器一般每马力每小时耗煤8磅到12磅。这种显著的差别，诱使我们这个地区的工厂主和机器制造业主采用类似的方法，去达到像康沃尔郡和法国所获得的那种异常经济的成果。这种成果在康沃尔郡和法国早就屡见不鲜，因为那里煤炭价格高昂，工厂主不得不尽量限制他们企业中这项极高的费用。这造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果。首先，在以前利润很高的时候，很多锅炉的上半部分露在外界的冷空气中，现在用厚毡，或用砖和泥灰等材料包盖起来，这样，花那么多钱产生的热就不易散失了。蒸汽输送管也用同样的方法保护起来，汽缸也用毡条和木头包住。其次，采用了高气压。以前，安全阀在它承受的压力达到每平方英寸4磅、6磅或8磅时就放汽；现在人们发现，把压力提高到14磅或20磅……就可以大大地节省煤炭；换句话说，工厂的工作可以用少得多的耗煤量来完成……　有资金和胆量这样做的人，都采用增加气压、使之极度膨胀的办法，并使用构造适当的蒸汽锅炉，这种锅炉提供每平方英寸30磅、40磅、60磅或70磅压力的蒸汽；这样高的压力，一定会把旧派工程师吓倒的。但是，因为提高气压的经济成果……很快就可以用镑、先令、便士这种明显的形式表示出来，所以，在冷凝式蒸汽机上安装高压锅炉，几乎成了普遍的现象。实行彻底改革的人，采用了伍尔夫蒸汽机，并且大多数最近制造的机器，都采用了这种蒸汽机。这种蒸汽机有两个汽缸，从锅炉进入其中一个汽缸的蒸汽，由于压力超过大气压力而产生动力，但这种蒸汽不会像以前那样，在活塞的每一个冲程之后跑掉，而是转入另一个容积大约大三倍的低压汽缸中，并且在那里完成进一步的膨胀之后，导入冷凝器中。人们在这种机器上得到的经济效果是，提供一马力，每小时只耗煤磅或4磅，而旧式机器要耗煤12磅到14磅。一个巧妙的装置，可以使伍尔夫双缸体系即高低压联合机，应用到现有的旧机器上，从而提高机器的功效，并同时减少耗煤量。最近8—10年，人们把高压机和冷凝机结合起来，使高压机用过的蒸汽转入冷凝机，来推动冷凝机，这样做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这个办法在许多场合都很有用处。”

　　“要准确估计以前的那些蒸汽机在作了某些或全部这种新的改良之后所增加的功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确信：现在从一台重量与过去相等的蒸汽机，至少平均可以多得50%的效能或功；并且在很多场合，同一台在每分钟速度限制为220英尺时只提供50马力的蒸汽机，现在可以提供100马力以上。冷凝机应用高压蒸汽所得的巨大的经济效果，以及为了扩大企业而对旧蒸汽机提出的高得多的要求，最近三年来，促进了管状锅炉的采用，由此蒸汽生产的费用再一次显著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10月》第23—27页）

　　以上关于发动机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传动装置和工作机。

　　“近几年来机器改良的迅速发展，使工厂主能够不增加动力而扩大生产。由于工作日缩短，必须更节约地使用劳动。大多数经营得法的工厂，都在不断考虑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支出的办法。由于我的管区一位很有才智的绅士的好意，我手头有一份关于他的工厂所雇用的工人的人数和年龄、所使用的机器、从1840年到现在所支付的工资的材料。1840年10月，他的公司雇用600个工人，其中有200个未满13岁。1852年10月，他只雇用350个工人，其中只有60个未满13岁。但是在这两个年度里，运转的机器数相等（极少例外），并且支付的工资额也相等。”（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10月》第58、59页）

　　机器的这些改良，只有在它们被安装在适宜的新厂房中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谈到机器的改良，我必须指出，首先在建造适于安装这种新机器的工厂方面，已经有巨大的进步…… 我把底层全部用来并纱，把29 000个并纱锭全部安装在这里。单在这个车间和库房，我至少节省了10%的劳动。这种节省，与其说是并纱方法本身改良的结果，不如说是机器集中管理的结果；并且，我已经能够用一个传动轴来推动同样多的纱锭，所以，和别的公司比较，我节省了60%—80%的传动装置。此外还可以大量节约机油、润滑油等等……　总之，有了完善的工厂设备和改良的机器，我少算些，也节省了10%的劳动，并且还大大节省了动力、煤炭、机油、油脂、传动轴、皮带等等。”（一个纺纱厂主的证词，《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9、110页）

64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27页，后来又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引用了詹·内史密斯这封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42—443、477—478页）。——112。

IV. 生产排泄物的利用

　　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

　　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也就不能用于其他生产部门。

　　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1863年10月的工厂报告中提到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租地农场主不愿种植亚麻和很少种植亚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

　　“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在加工亚麻的时候留下……很多废料……在加工棉花时废料比较少，但在加工亚麻时废料却很多。用水渍法和机械梳理法精细处理，可以使这种损失大大减少…… 在爱尔兰，亚麻通常是用极粗糙的方法梳理，以致损失28%—30%。”

　　这种损失，用较好的机器就可以避免。因为留下来的麻屑这样多，所以工厂视察员说：

　　“有人告诉我，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去当燃料，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同上，第140页）

　　关于废棉，我们在下面谈到原料价格变动的时候再讲。

　　毛纺织业比亚麻加工业精明。

　　“收集废毛和破烂毛织物进行再加工，过去一向认为是不光彩的事情，但是，对已成为约克郡毛纺织工业区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再生呢绒业来说，这种偏见已经完全消除。毫无疑问，废棉加工业很快也会作为一个符合公认的需要的生产部门，而占有同样的位置。30年前，破烂毛织物即纯毛织物的碎片等等，每吨平均约值4镑4先令；最近几年，每吨已值44镑。同时，需求量如此之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因为有人发明一种能破坏棉花但不损伤羊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工人从事再生呢绒的制造，消费者由此得到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普通质量的优秀毛织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7页）

　　这种再生羊毛，在1862年底，已占英国工业全部羊毛消费量的1/3。（《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81页）“消费者”的“巨大利益”，不过是他的毛料衣服只穿到以前1/3的时间就会磨破，穿到以前1/6的时间就会磨薄。

　　英国的丝织业所走的也是这样一条下坡路。从1839年到1862年，真正生丝的消费略为减少，而废丝的消费却增加了一倍。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

　　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

　　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

　　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料而言的。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这还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义上的文化⁽¹⁾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帕芒蒂耶曾经证明，从一个不是很远的时期以来，例如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的磨谷技术大大改善了，同旧磨相比，新磨几乎能够从同量谷物中多提供一半的面包。实际上，巴黎每个居民每年消费的谷物，原来是4瑟提埃，后来是3瑟提埃，最后是2瑟提埃，而现在只是每人瑟提埃，约合342磅…… 在我住过很久的佩尔什，用花岗石和暗色岩石粗制的磨，已经按照30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现在，人们用拉费泰的优质磨石来制磨，把谷物磨两次，使粉筛成环状运动，于是同量谷物的面粉产量便增加了。因此，我不难明白，为什么罗马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和我们每天消费的谷物相差如此之多。全部原因只是在于磨粉方法和面包制造方法的不完善。我看，普林尼在他的著作第十八卷第二十章第二节所叙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也必须根据这一点来说明…… 在罗马，一莫提面粉，按质量不同，分别值40、48或96阿司。面粉价格和当时的谷物价格相比这样高，其原因是当时的磨还处在幼稚阶段，很不完善，因此磨粉费用相当大。”（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280、281页）

(1) “文化”一词原文为“Kultur”，原意指农耕及其对植物的培育，后引申为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培育，即现今所说的“文化”、“文明”的含义。——编者注

V. 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如上所述，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用的结果，一句话，是劳动条件成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条件，或成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的结果。一方面，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等。

　　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并互相转化，但二者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科学劳动，一切发现，一切发明。它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以上所述，从时常观察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新的证明：

　　1. 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关于这点，可以参看尤尔和拜比吉的著作⁶⁵。

　　2. 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企业所需要的费用，同后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企业相比，要大得多。这种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得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因此，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数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货币资本家。

65 　见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第2版，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80—281页。——119。

第六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I. 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在这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剩余价值率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为了对这种情况在其纯粹状态下进行研究，这个假定是必要的。不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仍然可能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原料价格的波动而收缩或膨胀，以致资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可能增加或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价值量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在这里也要把这个现象作为偶然情况排除在外。如果机器的改良和原料价格的变动同时影响到一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或影响工资的水平，那么，只要把1. 不变资本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和2. 工资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综合在一起，结论就自然可以得出。

　　但是总的说来，在这里也和以前一样，必须指出：如果由于不变资本的节约或由于原料价格的波动而出现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即使完全不影响工资，因而完全不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也总会影响利润率。这些变化会改变中C的大小，从而改变整个分数的值。因此，在这里，和考察剩余价值时看到的情形不同，这些变化发生在哪些生产部门，这些变化所影响的产业部门是否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或者这种生活资料生产上所用的不变资本，都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的阐述也同样适用于奢侈品生产发生变化的场合，而这里所说的奢侈品生产，是指一切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是必需的那种生产。

　　在这里，原料也包括辅助材料，如蓝靛、煤炭、煤气等等。其次，如果在这个项目下也考察机器，那么机器本身的原料是由铁、木材、皮革等等构成的。因此，机器本身的价格也会由于制造机器所用的原料的价格波动而受到影响。如果构成机器的原料或机器运转时消费的辅助材料发生价格波动，从而引起机器价格上涨，利润率就会相应地下降。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我们在下面研究原料的价格波动时所说的原料，既不是指制造作为劳动资料来执行职能的机器所用的原料，也不是指机器使用时所用的辅助材料，而是指加入商品的生产过程的原料。在这里，只有一点必须指出：机器的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主要要素如铁、煤炭、木材等的自然财富，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自然丰度，并且是一个不以工资的高低为转移的决定利润率的要素。

　　因为利润率是m/C或＝m/(c+v)，所以很清楚，一切使c的大小，从而使C的大小发生变化的东西，即使在m和v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利润率发生变化。但原料是不变资本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产业部门，也有原料作为辅助材料或机器组成部分等等加入，这样，原料的价格波动也会相应地影响利润率。如果原料的价格降低了，降低的数额＝d，那么，m/C或m/(c+v)就变为m/(C-d)或m/(c-d)+v；因而利润率就提高。相反，如果原料价格提高了，那么，，因而利润率就下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高低和原料价格成反比。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原料的价格波动时产品出售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即使完全撇开供求关系，原料价格的低廉对工业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还可以看出，即使撇开对外贸易由于使必要生活资料便宜而对工资产生的任何影响，对外贸易也会影响利润率。这就是说，它会影响工业或农业中所使用的原料或辅助材料的价格。由于人们对利润率的性质和利润率同剩余价值率的独特区别一直理解得很不完全，因此，一方面有些经济学家强调原料价格对利润率的由实际经验得出的重大影响，而在理论上却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托伦斯⁶⁶）；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像李嘉图⁶⁷那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一般原理，而不承认比如说世界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

　　因此很清楚，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让原料尽可能自由输入，已经成了发展得更合理的保护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这一点和废除谷物关税⁶⁸一样，是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主要目标，他们也特别关心废除棉花关税。

　　我们可以拿面粉在棉纺织业上的使用为例，来说明一种并非真正的原料，而是一种辅助材料但同时又是主要食物的价格降低，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1837年，罗·海·格雷格⁽¹⁾已经计算过，当时大不列颠棉织业使用的100 000台动力织机和250 000台手工织机，每年浆纱消费的面粉达4 100万磅。此外，漂白等工序所用的面粉，又等于这个数量的1/3。这样消费掉的面粉的总价值，按照他的计算，在最近10年内，每年等于342 000镑。和大陆上的面粉价格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仅面粉一项，谷物关税就迫使工厂主每年多付出170 000镑。根据格雷格估计，1837年至少多付出200 000镑。他还说到一家公司，每年为面粉的这种加价多付出1 000镑。因此，

　　“大工厂主、精打细算的实业家都说，谷物关税一旦废除，每天劳动10小时就足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第98页）

　　谷物关税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关税也废除了。但是这个目的刚一达到，工厂主们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⁶⁹的劲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大了。此后不久，当十小时工厂劳动终于定为法律时，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企图普遍降低工资。

　　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全部一次加入由于它们被消耗才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而固定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只是按其损耗的程度，因而只是逐渐加入产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利润率是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总额决定（不管其中有多少已被消费都一样），但是原料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比固定资本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要大得多。然而很清楚，市场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单个商品的价格，并和这个价格的涨落成反比，——虽然我们只是顺便提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我们仍然假定，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由竞争引起的价格波动在这里仍与我们无关。因此，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成品价格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提高，也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因此，同商品按其价值出售的情况相比，利润率在前一场合会下降得更低，在后一场合会上升得更高。

　　其次，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因此，对使用原料的产业部门来说，也就是对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产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正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关系，即吸收一定量的劳动需用更多的原料，也就是表现为，比如说，一个劳动小时内转化成产品即加工成商品的原料量增加了。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原料的价值会在商品产品的价值中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原料会全部加入商品产品的价值，而且因为在总产品的每一部分中，由机器磨损形成的部分和由新的追加劳动形成的部分会越来越小。由于这种下降运动，另一个由原料形成的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增长起来，除非由于制造原料本身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使原料价值相应减少，以致这种增长被抵消。

　　其次，因为原料和辅助材料完全同工资一样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必须不断地从产品的每次出售中全部得到补偿，而机器只有磨损部分才需要补偿，并且首先是以准备金的形式补偿，——每次出售是否都为这个准备金提供它的一部分，事实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只是假定全年的出售能够为这个准备金提供相当于一年的份额，——所以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如果出售商品所得的价格不够补偿商品的一切要素，或者不能使生产过程按照同它的技术基础相适应的规模继续进行，以致只有一部分机器能够工作，或者全部机器不能按通常的全部时间工作，那么，原料价格的提高就会缩小或是阻碍全部再生产过程。

　　最后，由废料所引起的费用的变动和原料价格的波动成正比：原料价格提高，它就提高；原料价格下降，它就下降。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界限。1850年就有这样的说法：

　　“由原料价格上涨造成的重大损失的一个根源，即废料造成的损失，除了实际经营纺纱业的人以外，谁都不加以注意。有人告诉我说，棉花涨价时，纺纱业者支出的费用，特别是生产次等纱支出的费用，其增长的比例高于已付出的价格的上涨的比例。纺粗纱时产生的废棉达到15%以上；因此，按照这样的百分率，在棉花每磅值3(1/2)便士时，每磅的损失是1/2便士，当棉花的价格上涨到每磅7便士时，每磅的损失就增加到1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第17页）

　　但是，当美国南北战争⁷⁰使棉花的价格上涨到近100年来闻所未闻的高度时，报告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为废棉付出的代价和废棉在工厂里作为原料的重新使用，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印棉和美棉之间因废棉造成的损失而引起的差额。这个差额大约是12(1/2)%。印棉加工时的损失为25%，因此，纺纱业者在这种棉花上付出的费用比他所付出的价格实际上还要多1/4。当美棉每磅值5便士或6便士时，废棉造成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因为每磅的损失不会超过3/4便士；但是，现在棉花每磅值⁽²⁾先令，由废棉造成的损失每磅已达6便士，这种损失就非常严重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06页）

(1) 罗·海·格雷格《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37年伦敦版第115页。
(2) 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有错误。废棉造成的损失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这个损失就印棉来说固然是25%，但这里说的是美棉，其损失只有12(1/2)%—15%，这个百分率在前面美棉价格为5便士到6便士时已经准确计算出来了。不过，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最后几年，输入欧洲的美棉的废棉所占的百分率，也往往比以前大大提高了。——弗·恩·
66 　罗·托伦斯关于原料价格对利润率影响的错误解释，见他的《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28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托伦斯的观点作了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790页。——122。
67 　大·李嘉图在世界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31—138页；马克思对李嘉图的有关观点作了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672—673页。——122。
68 　英国的谷物关税是根据所谓的谷物法征收的。1815年起实施的谷物法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是为了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施的。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关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关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从而谷物关税也随之废除。——122、365、706、766、820。
69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作为法律于1848 年5月1日起生效。该法律将妇女和儿童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10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不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种种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续到晚上8时半。工厂视察员伦·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14—330页。——123。
70 　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125、144。

II. 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我们在这一章中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为前提，因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尽管如此，标题中提到的几种现象，还是可以在这里概括地考察一下。首先，它们互相之间有联系；其次，它们同利润率和利润量有联系。它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量（它实际上和剩余价值量是同一个东西），它们的增减都是不以剩余价值量或剩余价值率的运动为转移的，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必须对它们进行简略的考察。

　　能否一方面把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另一方面把资本的增值和贬值当做不同的现象来考察呢?

　　首先要问：我们怎样理解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增值和贬值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外就是指：现有资本由于某些一般的经济情况（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任何一个私人资本的特殊遭遇）在价值上增加或减少了，也就是说，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撇开它所使用的剩余劳动造成的增殖不说，在价值上提高或降低了。

　　我们把资本的束缚理解为：当生产要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时，产品总价值中的一定部分必须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各种要素。我们把资本的游离理解为：当生产要在原有规模的限度内继续进行时，产品总价值中一个一直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成为可以自由支配和多余的了。资本的这种游离或束缚和收入的游离或束缚不同。如果一个资本C的年剩余价值比方说＝x，那么，由于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便宜了，现在用x－a就能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享受品等等。因此，收入的一部分（＝a）就会游离出来，它可以用来扩大消费，或者再转化为资本（即积累）。反之，如果需要用x＋a才能继续维持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就必须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限制，或者把以前用做积累的收入部分（＝a）现在当做收入来花掉。

　　增值和贬值，既可以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也可以发生在可变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当它们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的时候，它们又可以发生在固定资本上面，或者发生在流动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

　　就不变资本来说要考察的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包括半成品（我们把以上这些统称为原料），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

　　以上我们考察了原料的价格或价值的变动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并且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和原料价值的高低成反比。这个规律对于新投入企业的资本来说，是无条件正确的，在这种场合，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是第一次发生。

　　但是，撇开这种新投入的资本不说，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处在流通领域中，而另一个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一部分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存在，需要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不管具有什么形式，作为货币存在，需要再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最后，第三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其中一部分具有生产资料的最初形式，即原料、辅助材料、从市场上买来的半成品、机器以及其他固定资本，另一部分是正在制造的产品。增值或贬值在这里怎样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先撇开全部固定资本不说，只考察由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正在制造的商品和已经制成并投入市场的商品所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如果原料例如棉花的价格提高了，用比较便宜的棉花制成的棉制品——半成品（如棉纱）和成品（如棉布等等）——的价格也会提高；同样，尚未加工的库存棉花和正在加工的棉花的价值也会提高。由于反作用，这种棉花现在代表更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加在有它作为组成部分的产品上的价值，超过它本身原有的价值和资本家为它支付的价值。

　　因此，如果在原料价格提高时，市场上已有大量现成的商品（不论已经完成到什么程度），那么，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会提高，同时现有资本的价值也会提高。生产者手中储备的原料等等也是这样。这种增值，可以补偿单个资本家，甚至资本的整整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由原料价格提高引起的利润率下降而遭受的损失，甚至补偿之后还有余。在这里，我们不去详细研究竞争的影响，但是为了完整起见，可以指出：1. 如果库存的储备原料相当多，就会对原料产地发生的价格提高起相反的作用；2. 如果市场上现有的半成品或成品严重积压，就会阻碍这些成品和半成品的价格按照它们的原料价格的比例上涨。

　　如果原料价格降低，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利润率就会提高。但市场上现有的商品、正在制造的物品和储备的原料都会贬值，从而对同时发生的利润率的提高起相反的作用。

　　当营业年度即将告终，原料重新得到大量供应的时候，就农产品来说，也就是在收获之后，生产领域和市场上的储备越少，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的全部研究都是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的：价格的提高或降低，是实际价值变动的表现。但是，因为这里研究的问题是这种价格波动对利润率的影响，所以，这种波动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价格的涨落不是由于价值变动，而是由于信用制度、竞争等等的影响造成时，这里的阐述也是同样适用的。

　　因为利润率等于产品价值的余额和全部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所以，由预付资本贬值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是和资本价值的损失结合在一起的，同样，由预付资本增值造成的利润率的降低，也可能和资本价值的收益结合在一起。

　　至于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那么，这方面发生的增值，特别是和建筑物、土地等等有关的增值，离开地租学说是无法阐明的，因而不是这里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于贬值，以下所说却具有一般的意义：

　　首先是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个过程，特别是在采用新机器的初期，在机器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以前，具有强烈的影响，因而在机器还没有来得及再生产出自身的价值以前，就不断变得陈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盛行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日夜换班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较短期间内再生产出机器的价值，而又不使机器的损耗算得过高。反之，如果机器的短暂的作用期间（在可以预见的改良面前，机器的寿命总是短暂的）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补偿，它就会把过大的价值部分作为无形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样它甚至连手工劳动也竞争不过。⁽¹⁾

　　当机器、建筑物设备、一般固定资本达到一定成熟程度，至少它们的基本结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时，由于这些固定资本再生产方法上的改进，类似的贬值现象也会出现。这时，机器等等的价值的降低，不是因为有更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等等迅速把它们排挤掉，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贬值，而是因为现在能够用比较便宜的方法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往往要到第一个占有者破产之后，在第二个占有者手里才繁荣起来的原因之一。这第二个占有者用便宜的价钱把大企业买过来，所以一开头就用较少的投资来开始他的生产。

　　在农业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那些会提高或降低产品价格的原因，也会提高或降低资本的价值，因为资本本身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由谷物、牲畜等这类产品构成的。（李嘉图⁷³）

　　现在还需要提一下可变资本。

　　如果劳动力价值提高，是因为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者反过来，劳动力价值降低，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了，——而可变资本的增值和贬值不外就是这两种情形的表现，——那么，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和这种增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减少，和这种贬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但是，和这种现象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还可能有别的情况——资本的游离和束缚。这些情况，上面还没有研究，现在必须简略地谈一谈。

　　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降低（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际价格的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那么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就会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就是可变资本的游离。这种情况对于新投入的资本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这个资本在执行职能时具有的剩余价值率会提高。它可以用比过去少的货币，推动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样，无酬劳动部分就靠有酬劳动部分的减少而增加。但是对于已经使用的资本来说，不仅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而且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的一部分还会游离出来。这个部分过去被束缚起来，形成一个经常存在的部分，如果企业要按原有规模经营，这个部分就要从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中扣出，投在工资上面，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现在，这个部分可以自由支配，因而可以当做新的投资来利用，——或者用来扩大同一企业，或者用在另外一个生产部门。

　　例如，我们假定每周雇用500工人原来需要500镑，现在只需要400镑。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的价值量都＝1 000镑，那么，在前一种情况下，每周的剩余价值量就＝500镑，剩余价值率500/500＝100%；但是，在工资降低之后，剩余价值量为1 000镑－400镑＝600镑，剩余价值率600/400＝150%。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对于一个用400镑可变资本和相应的不变资本在同一生产部门开办新企业的人来说，是唯一的结果。但是对一个已经经营的企业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可变资本的贬值，不仅剩余价值量由500镑提高到600镑，剩余价值率由100%提高到150%；而且还会有100镑可变资本游离出来，可以再用来对劳动进行剥削。因此，不仅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剥削同量劳动，而且由于有100镑游离出来，同一个500镑可变资本可以比以前按更高的剩余价值率剥削更多的工人。

　　现在，看看相反的情形。假定雇用的工人是500，原来的产品分配比例是：400v＋600m＝1 000，因而剩余价值率＝150%。工人每周所得为4/5镑＝16先令。如果由于可变资本的增值，现在500工人每周要花费500镑，那么每个工人的周工资就＝1镑，而400镑就只能雇用400工人。因此，如果雇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多，我们就会得到500v＋500m＝1 000；剩余价值率就会由150%降低到100%，即降低1/3。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唯一的结果就是剩余价值率降低了。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也会相应降低，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降低。例如，假定c＝2 000，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2 000c＋400v＋600m＝3 000。m′＝150%，p′＝＝25%。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2 000c＋500v＋500m＝3 000，m′＝100%；p′＝＝20%。反之，对于已经投入的资本来说，就会产生双重结果。用400镑可变资本，现在只能雇用400工人，而且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是100%。因此，它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只有400镑。其次，因为价值2 000镑的不变资本要有500工人来推动，所以400工人只能推动价值1 600镑的不变资本。因此，要使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不让的机器停下来，那就必须增加100镑可变资本才能和从前一样雇用500工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原来可供支配的资本束缚起来，这就是说，本应用来扩大生产的一部分积累，现在只好用来填补缺口，或者，原定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那个部分必须追加到原有的资本中去。结果，可变资本方面的投资增加了100镑，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减少了100镑。为了雇用同等数目的工人，需要有更多的资本，而每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却减少了。

　　由可变资本的游离产生的利益和由可变资本的束缚造成的损失，只有对已经投入的、因而是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利益和损失这两方面，只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降低，以及利润率的相应的、但决不是按比例的变动。

　　刚才研究的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束缚，是可变资本各种要素即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贬值和增值的结果。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在工资率不变时，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了，那么可变资本也能游离出来。反之，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增加了，那么也能发生追加可变资本的束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部分以前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资本，现在作为不变资本使用了，因而只是同一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分配起了变化，那么，这固然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但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增值或贬值，不变资本也可能被束缚或游离。撇开这一点不说，如果劳动生产力增长了，同量劳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因而可以推动更多不变资本，那么，不变资本才有可能被束缚（在一部分可变资本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情形下）。如果生产力降低了，那么，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生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农业上，这时同量劳动要生产出同样多的产品，就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例如更多的种子、肥料或排水设备等等。如果由于各种改良、自然力的应用等等，一个价值较小的不变资本能够发挥以前一个价值较大的不变资本那样的技术作用，那么，即使没有贬值，不变资本也能游离。

　　我们在第二册中已经看到⁷⁴，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之后，这个货币的一定部分，必须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一定技术性质所需要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里，撇开工资，也就是撇开可变资本不说，对一切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要素就是原料，包括辅助材料在内，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产部门，例如采矿业和一切采掘工业，辅助材料则特别重要。只要机器一般还能工作，必须用来补偿机器磨损的那部分价格，不妨说是在观念上加以计算的；这部分价格，不管是在今天或者明天，不管是在资本周转时间的哪一个阶段上得到支付和用货币来补偿，都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原料却不是这样。如果原料的价格上涨了，那么，在扣除工资以后，它就不可能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完全补偿。因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有机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于收成的变化不定等等，——这里我们还是完全撇开信用制度不说，——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在这里，由于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年景的好坏等等，同量劳动可以体现为极不相等的使用价值量，因此，一定量的这种使用价值会有极不相同的价格。如果价值x体现在100磅商品a中，那么一磅商品a的价格＝；如果价值x体现在1 000磅商品a中，那么一磅商品a的价格＝，如此等等。这就是原料价格波动的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仅仅为了完整起见才提到它，因为竞争和信用制度还不属于我们这里考察的范围——是：按照事物的本性，植物性材料和动物性材料不能和例如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按同样的程度突然增加，因为前二者的生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定的自然时段，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具备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加。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这种价格提高，实际上会导致如下的结果：1. 这种原料会从较远的地区运来，因为提高的价格可以弥补较贵的运费；2. 这种原料的生产会增加，不过按照事物的本性，也许要在一年以后，产量才能实际增加；3. 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用品会被利用，废料会更经济地加以利用。如果价格的提高开始非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由于原料和以这种原料为要素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需求会下降，因此在原料价格中也会出现一种反作用。撇开这种反作用由于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贬值而引起的震动不说，还会出现一些别的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情况。

　　首先，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就越频繁，上面所说的这些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

　　但是，如果由于这些原料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当地生产的扩大，又使人们从遥远的一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产地区去取得供给，而这两方面加在一起使原料的供给超过需求（而且是在原来的高价下超过需求），以致这种高价现在发生暴跌，那么，由此产生的结果，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原料价格的突然暴跌，会阻碍原料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条件最有利的原出产国，会恢复它的垄断地位；这也许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恢复，但毕竟是恢复。当然，一旦受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但是，在机器等增加以后生产借以进行的基础，——这个基础经过若干波动后，应当成为新的正常的基础，新的起点，——也由于上一次周转周期中发生的过程而显著扩大了。而这时，在一部分次要的原料产地，刚刚开始增长的再生产会再次遇到严重的障碍。例如，我们可以从出口统计表看出，近30年来（到1865年为止），当美棉生产减少时，印棉生产就增加，但此后又突然地并且比较持久地减少下去。在原料昂贵时期，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例如，1848年棉价提高以后的曼彻斯特就是这样。爱尔兰亚麻的生产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但是，直接的刺激一旦过去，“到最便宜的市场上购买”（而不是像那些协会那样，力图提高各原出产国的生产能力，而不管这些国家当时能够提供产品的直接价格如何）这个竞争的一般原则一旦重新取得统治地位，人们就会重新让“价格”去调节供给。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全面的和有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念。⁽²⁾在这方面，资本家的迷信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工厂视察员在他们的报告中也再三表示惊讶不已。好年成和坏年成的交替，当然也会使原料便宜。这个情况除了对需求的扩大产生直接影响以外，还会作为一种刺激对利润率发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影响。上面所说的机器等的生产逐渐超过原料生产的过程，这时会按更大的规模重演。要真正改良原料，使它不仅按需要的数量，而且按需要的质量来提供，例如，要由印度来供给达到美棉那样质量的棉花，那就要求欧洲存在持久的、不断增加的和稳定的需求（把印度生产者在他本国所处的经济条件完全撇开不说）。但是，原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不过是跳跃式的，有时突然扩大，然后又急剧缩小。所有这一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都可以根据1861—1865年的棉荒⁷⁵来进行很好的研究，那个时期还有一个特点，即再生产上最重要要素之一的原料有时根本没有。其实，在供给充足时，如果这种供给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价格也可能提高。不然的话，就可能是原料真正缺乏。在棉业危机中最初出现的，是后面这种情形。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处在一种不断重复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贬值。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用下面从工厂视察员报告中摘录的例子加以说明。

　　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提到的从英国工厂报告中摘录下来的那些例证：

　　“营业情况好些了；但是随着机器的增加，好时光和不好时光的周期缩短了。这样一来，随着对原料的需求的增加，营业状况的波动也更为频繁了……目前，在1857年恐慌之后，不仅信任恢复了，而且恐慌本身看来也几乎完全被人忘记了。这种好转是否能持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料的价格。据我看来，已经有若干迹象，表明在某些场合已经达到最高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制造业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直至最后完全不再提供利润。例如，我们考察一下精梳毛纺织业利润丰厚的年度1849年和1850年，就会看到，英国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13便士，澳大利亚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14—17便士，1841—1850年的10年间，英国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14便士以上，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17便士以上。但是在不幸的1857年年初，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已经涨到每磅23便士；同年12月，在恐慌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跌到18便士；但是在1858年又涨到现在的价格21便士。同样，英国出产的羊毛的价格在1857年年初为20便士，4月和9月涨到21便士，1858年1月跌到14便士，此后又涨到17便士，因此，它比上面提到的那10年的平均价格每磅贵3便士…… 据我看来，这表明：或者近似的价格引起的1857年的破产已被人们忘记；或者出产的羊毛刚好够现有的纱锭消耗；或者毛织品的价格将会持续上涨…… 但是，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看到，纱锭和织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运转速度上增加了好几倍；其次，我国羊毛对法国的输出也几乎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了，然而国内外饲养的羊的平均年龄却越来越短，因为人口在迅速增加，畜牧业者希望尽快把他们的家畜变成货币。因此，我常常感到忧虑的是，我看到有些人不了解这个情况，把他们的技能和他们的资本投入这样一些企业，这些企业的成败取决于那种只有按照一定的有机界规律才能增加的产品的供给…… 一切原料的供求状况……似乎可以用来说明棉纺织业方面的许多变动，以及1857年秋季英国羊毛市场的状况和跟着发生的商业危机。”⁽³⁾（罗·贝克《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第56—61页）

　　约克郡西区精梳毛纺织业的兴盛时期是1849—1850年。那里，该行业雇用的工人，1838年为29 246人；1843年为37 000人；1845年为48 097人；1850年为74 891人。这个区使用的机械织机，1838年为2 768台；1841年为11 458台；1843年为16 870台；1845年为19 121台；1850年为29 539台。（《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第60页）精梳毛纺织业的这种兴盛，在1850年10月，已开始出现凶兆。副视察员贝克在1851年4月的报告中，在谈到利兹和布拉德福德的情况时说：

　　“近来营业状况很不能令人满意。精梳毛纺业主正迅速失去1850年的利润，大多数织布业主的情况也不太妙。我相信，目前停工的毛纺织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同时，亚麻纺织业主也在解雇工人，让机器停下来。纺织工业的周期现在实际上很不稳定；我想，我们不久就会认识到……在纱锭的生产能力、原料的数量和人口的增加之间没有保持比例。”（第52页）

　　棉纺织业的情形也是这样。刚刚引用的1858年10月的报告中说：

　　“自从工厂的劳动时间被规定以来，一切纺织业的原料消费量、生产量、工资量，已经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比例计算法……　我引用布莱克本市现任市长贝恩斯先生最近关于棉纺织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其精确地提供了该地区的工业统计材料：

　　‘一实际马力可以推动450个自动纱锭及其预备装置，或推动200个翼锭纺纱机纱锭，或推动15台幅宽40英寸的织布机以及卷绕、整经和刷浆的机器。一马力在纺纱时需要2(1/2)个工人，在织布时需要10个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为每人每周10(1/2)先令多一点……　加工出来的平均支数，经纱为30—32支，纬纱为34—36支；假定每周每个纱锭产纱13盎司，那么每周总共是824 700磅，消费棉花970 000磅，或2 300包，花费28 300镑……　我们这个地区（布莱克本周围5英里以内）每周消耗的棉花为1 530 000磅，或3 650包，花费44 625镑。这等于联合王国全部棉纺业的1/18，全部机械棉织业的1/6。’

　　因此，按照贝恩斯先生的计算，联合王国棉纺业纱锭的总数为28 800 000个，要使这些纱锭充分开工，每年需要棉花1 432 080 000磅。但是在1856年和1857年，棉花的进口额减去出口额后只有1 022 576 832磅；因此，缺额必然是409 503 168磅。贝恩斯先生好意地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我。他认为，根据布莱克本地区的消费量计算的棉花常年消费量是偏高的，因为不仅纺纱的支数有差别，而且机器也有优劣之分。他估计联合王国每年消费的棉花总量为10亿磅。但是，如果说他估计对了，确实有2 250万磅的供给过剩，那么看来供求现在已经接近平衡了，不过这里还没有把追加的纱锭和织机考虑在内。按贝恩斯先生的说法，在他所在的地区正在安装这种追加的纱锭和织机，并且据此判断，在其他地区大概也会有这种情况。”（第59、60、61页）

(1)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在拜比吉⁷¹那里找到。资本家的惯用伎俩——降低工资——在这种场合也会施展出来，所以这种不断贬值的作用，是和凯里先生的和谐的头脑中梦想的情况⁷²完全不同的。
(2) 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1865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不再顺从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期间，这种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弗·恩·
(3) 不言而喻，我们不能像贝克先生那样，用原料和成品之间的价格不平衡来说明1857年的毛纺织业危机。这种不平衡本身不过是一种征兆，而危机却是普遍的。——弗·恩·
[71]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80—281页。——129。
[72]　经济学家中的和谐论者凯里认为，工人在总产品中所占份额的价值增长了，而资本则通过利润的增长得到了补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55页。——129。
73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2章。——130。
7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89—590页。——133。
75 　1861—1865年的棉荒或棉纺织业危机，指美国内战（见注70）期间因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蓄奴州海港，严格限制美国棉花出口，致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棉花供应中断而出现棉荒，欧洲大部分棉纺织业陷于瘫痪。1862年英国就有75%以上的纱锭和织布机停工，纺织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状况严重恶化。——137。

III. 一般的例证：1861—1865年的棉业危机

　　前史（1845—1860年）

　　1845年。棉纺织业的兴盛时期。棉花价格很低。关于这一点，伦·霍纳曾经说过：

　　“最近八年，我没有看到过像去年夏秋两季那样活跃的营业时期。特别是棉纺业。整整半年，我每周都收到有关工厂有新投资的报告，或者是建立了新的工厂，或者是少数闲着的工厂找到了新的承租人，或者是正在生产的工厂扩大了，安装了新式的马力更大的蒸汽机，增加了工作机的数量。”（《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10月》第13页）

　　1846年。怨言开始出现了。

　　“很久以来，我就从棉纺织厂主那里听到了对营业不振的十分普遍的怨言…… 最近六周有些工厂开始缩短劳动时间，通常是每天劳动8小时而不是12小时；这种情况看来还在发展…… 棉花价格大大上涨了…… 成品的价格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比棉花涨价以前低了。最近四年间棉纺织工厂大量增加，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对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市场上成品的供给也急剧增加；在原料的供给和成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两个原因合起来必然引起利润下降；但它们实际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因为一方面棉花的供给近来已经不足，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对成品的需求又减少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第10页）

　　原料需求增加和市场制成品充斥，二者自然是齐头并进的。——附带说一下，当时产业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停滞，并不限于棉纺织业区。布拉德福德梳毛区的工厂1836年只有318家，1846年已有490家。这个数字远没有表示出生产的实际增加，因为原有的工厂同时也显著扩大了。亚麻纺织业的情况尤其如此。

　　“这一切在最近10年都多少助长了市场商品过剩，现在的营业停滞大部分必须归咎于此……　在工厂和机器如此急速增加之后，自然会出现营业不振的状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第30页）

　　1847年。10月发生了货币危机。贴现率8%。在此以前，铁路投机和东印度公司证券投机已经失败。但是：

　　“贝克先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详细材料，说明最近几年来，对棉花、羊毛、亚麻的需求由于有关工业的扩大而增加了。他认为，对这些原料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出现在这些原料的供给远远低于平均数的时候，几乎足以说明这些生产部门现在的营业不振，而无须再提货币市场的紊乱了。我本人的观察以及我从内行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都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在贴现还容易按5%或更低的百分率进行时，这些生产部门的营业都已经十分不振。相反，生丝的供给是充足的，价格也公道，因此营业活跃到……最近两三个星期，这时，货币危机毫无疑问地不仅影响到丝织业主本身，而且还更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主要顾客，即时装制造业主。看一下官方发表的报告，就知道棉纺织业的生产最近三年几乎增加了27%。结果，用整数来说，棉花由每磅4便士上涨到6便士，而棉纱由于供给增加，只略高于原价。毛纺织业1836年开始扩大；此后，它的生产在约克郡增加了40%，在苏格兰增加得更多。精梳毛纺织业生产的增加更大。⁽¹⁾根据计算，它在同时期内增加了74%以上。因此，羊毛原料的消费很大。亚麻纺织业的生产自1839年以来，在英格兰大约增加了25%，在苏格兰增加了22%，在爱尔兰大约增加了90%。⁽²⁾由于这个缘故，同时亚麻又歉收，原料每吨上涨了10镑，但纱价却每绞下跌了6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47年10月》第30、31页）

　　1849年。自1848年最后几个月起，营业好转了。

　　“亚麻价格很低，几乎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有适当的利润。这就促使工厂主把营业继续进行下去。毛纺织厂主年初一度非常繁忙……但我担心，委托销售的毛纺织品往往代替实际的需求，虚假繁荣即充分就业的时期并不总是存在真正需求的时期。几个月来，精梳毛纺织业的状况特别好…… 在这个期间开始的时候，羊毛价格特别低；毛纺业主都是按照有利的价格买进的，而且买进的数量也确实很大。当羊毛在春季拍卖中涨价时，毛纺业主已经由此得到了利益，而且，因为对成品的需求很大、很迫切，所以他们又把这种利益保持住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页）

　　“如果看一下这三四年各工厂区营业状况的变化，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承认，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扰乱生产的根源…… 新添机器的惊人的生产力，不是会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新的要素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2、43页）

　　1848年11月，1849年5月和夏季，直到10月，营业越来越兴旺。

　　“集中在布拉德福德和哈利法克斯的以精梳毛纱为原料的行业，尤其如此；这个行业的扩展从来没有接近过现在的规模…… 在棉纺织业中，原料的投机和原料供给的不可靠所引起的紊乱和波动，早就比任何其他生产部门更大和更经常。目前，在这里较粗糙的棉织品大量积压，这使小纺纱业主感到不安，并且已经使他们受到损失，他们之中已有很多家缩减了劳动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第64、65页）

　　1850年。4月。营业还很活跃。例外是：

　　“棉纺织业中已有一部分由于粗纱和重磅棉织品的原料供给不足，大为萧条……　有人担心，精梳毛纺织业由于最近增添了很多机器，会引起类似的反应。按照贝克先生的计算，单是1849年，这个生产部门通过织机所生产的产品，就增加了40%，通过纱锭所生产的产品增加了25%—30%，而且还在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第54页）

　　1850年。10月。

　　“棉花价格继续……使这个工业部门的营业显著不振，对那些生产费用大部分由原料构成的商品来说，尤其如此。生丝价格的猛涨，也一再使这个工业的许多部门营业不振。”（《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第14页）

　　按照这里引用的爱尔兰皇家亚麻种植协会的报告，在其他农产品价格低廉时，昂贵的亚麻价格，保证了第二年的亚麻生产显著增加。（第33页）

　　1853年。4月。大繁荣。伦·霍纳说：

　　“17年来，我因职务关系，对兰开夏郡工厂区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现在这样普遍繁荣的景象；一切部门都异常活跃。”（《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第19页）

　　1853年。10月。棉纺织业萧条。“生产过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第15页）

　　1854年。4月。

　　“毛纺织业虽然不活跃，但所有工厂都充分开工；棉纺织业也是这样。精梳毛纺织业在过去整整半年情况完全不正常……　麻纺织业由于克里木战争的影响，从俄国得到的亚麻和大麻供给减少了，因而遇到了困难。”（《工厂视察员报告。1854年［4月］》第37页）

　　1859年。

　　“苏格兰亚麻纺织业的营业状况依然不振…… 因为原料少而且贵。我们的主要供给来源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去年那里收成不好，这就给苏格兰地区的营业带来有害的影响；相反，在制造许多粗麻织物上逐渐代替亚麻的黄麻，价格既不特别贵，数量也不少……在邓迪，约有一半的机器现在改纺黄麻。”（《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4月》第19页）——“由于原料价格高，亚麻纺织业还远远谈不上有利，当其他一切工厂充分开工时，我们却看到好些加工亚麻的机器停工的例子…… 黄麻纺织业……情况比较令人满意，因为近来这种材料的价格已经下跌，较为适中。”（《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第20页）

　　1861—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⁷⁰。棉荒。生产过程由于原料缺乏和昂贵而中断的最明显的例子

　　1860年。4月。

　　“至于营业状况，我感到高兴的是能够告诉各位，虽然原料价格高昂，但是除丝织业以外，一切纺织业最近半年情况一直很好…… 某些棉纺织业区已经登广告招收工人，并且从诺福克及其他农业郡把工人招来了…… 每个工业部门似乎都很缺乏原料…… 唯一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就是缺乏原料。在棉纺织业中，新建工厂的数目，现有工厂的扩建以及对工人的需求，也许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到处去寻找原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第57页］）

　　1860年。10月。

　　“棉、毛、亚麻纺织业区的营业状况良好；据说，爱尔兰的营业状况一年多来甚至非常好，如果原料价格不高，情况还会更好。亚麻纺织业主似乎比以往更迫切地希望修建铁路，来开发印度这个补充的原料产地，并使它的农业得到相应的发展，以便最终……使亚麻的供给能适应他们的需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第37页）

　　1861年。4月。

　　“目前营业已经不振……少数棉纺织厂缩减了劳动时间，许多丝织厂只是部分开工。原料昂贵。几乎在每一个纺织业部门，原料价格都超过了广大消费者能够承受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第33页）

　　现在很清楚，1860年棉纺织业已经生产过剩；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以后几年还可以感觉到。

　　“1860年生产的过剩商品，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被世界市场吸收掉。”（《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127页）“1860年初棉纺织品在东亚市场上的不振状态，已经反过来对布莱克本的营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布莱克本平均有3万台机械织机几乎专门为这个市场生产棉织品。因此，在棉花封锁的影响可以感觉到以前好几个月，对劳动的需求在这里已经受到了限制……　这种情况使许多工厂主幸运地避免了破产。只要仓库有存货，存货的价值就提高了。因此，在这样一次危机中本来不可避免的可怕的贬值现象得到了避免。”（《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28、29、30页）

　　1861年。10月。

　　“若干时候以来，营业已经大为不振……　很可能，许多工厂将在冬季几个月大大缩减劳动时间。诚然，这是预料得到的……完全撇开那些曾经中断我国通常的美棉进口和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原因不说，由于最近三年生产的急剧增加和印度、中国市场的紊乱，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劳动时间必然要缩减。”（《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第19页）

　　废棉。东印度棉（苏拉特棉）。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机器的改良。用淀粉和矿物代替棉花。淀粉浆纱对工人的影响。细纱纺纱业主。工厂主的欺诈

　　“有一个工厂主写信对我说：‘至于对每个纱锭的棉花消费量的估计，您肯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下的事实：在棉花昂贵时，每一个生产普通棉纱（比如说40支以下，主要是12—32支）的纺纱业主都尽量纺细纱，就是说，原来纺12支的，改纺16支，原来纺16支的，改纺22支，等等；而用这种细纱织布的织布业主，会上很多的浆料，来使他的棉布达到通常的重量。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里有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其他种类的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吹嘘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这决不是撒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27页）

　　“还有人对我说，织布工人认为他们患病日益增多的现象，要归咎于浆料，这种用在东印度棉纺成的经纱上的浆料，不像从前那样完全是面粉做的。可是，这种面粉代用品据说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会显著地增加织物的重量，使15磅棉纱在织成布后重20磅。”（《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63页。这种代用品，是一种名叫中国瓷土的滑石粉，或名叫法国滑石的石膏。）“由于用面粉代用品浆纱，织布业者〈这里指工人〉的收入就大为减少了。这种浆料使棉纱重量增加，但也使它变得硬而脆。每一根经纱在织机中都要通过所谓的‘综框’，而综框内坚韧的综丝使经纱保持正确的位置；浆硬了的经纱会经常地把综丝拉断。每断一次，织布工人都要花5分钟时间去修理；现在，织布工人进行这种修理的次数，至少相当于以前的10倍；而织机在劳动时间内所织的布自然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同上，第42、43页）

　　“在阿什顿、斯泰利布里奇、莫斯利、奥尔德姆等地，劳动时间整整缩减了，而且每周还在继续缩减…… 在劳动时间缩减的同时，许多部门又降低了工资。”（第13页）

　　1861年初，兰开夏郡某些地方的机械织机织工举行了罢工。有些工厂主宣布要降低工资5%—7.5%；工人坚持工资率要保持不变，但劳动时间可以缩减。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于是罢工就发生了。一个月后，工人不得不让步。现在他们得到了两个结果：

　　“除了工人最后同意降低工资以外，许多工厂现在还缩减了劳动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4月》第23页）

　　1862年。4月。

　　“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工人的痛苦大大加深了；但在产业史上工人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沉默退让和这样的容忍克制，来忍受如此突然如此深重的痛苦。”（《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4月》第10页）“目前完全失业的工人的比例数，看来并不比1848年大很多，那时笼罩着一种通常的恐慌，但是已经足以促使惶惶不安的工厂主去编制一种类似现在每周发行的关于棉纺织业的统计资料……　1848年5月，曼彻斯特全部棉纺织业工人中有15%失业，12%做短时工，70%以上做全日工。1862年5月28日，15%失业，35%做短时工，49%做全日工……　在邻近地区，例如斯托克波特，半失业和全失业工人的百分比更高，充分就业的百分比更低”，因为那里纺的纱比曼彻斯特的更粗。（第16页）

　　1862年。10月。

　　“根据最近的一次官方统计，［1861年］联合王国有2 887家棉纺织厂，其中有2 109家在我的管区（兰开夏郡和柴郡）。我知道，在我的管区内的2 109家工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只雇用少数人的小厂。但当我发现这个数字是多么大时，我吃了一惊。392家即19%，使用的动力（蒸汽或水）在10马力以下；345家即16%，使用的动力在10—20马力之间；1 372家使用的动力是20马力或更大一些……　很大一部分小工厂主——占总数13以上——不久以前自己还是工人；他们支配不了资本……　所以，主要负担落在其余2/3的人身上。”（《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第18、19页）

　　根据同一报告，在兰开夏郡和柴郡的棉纺织业工人中，当时充分就业的有40 146人，占11.3%；半就业的有134 767人，占38%；失业的有179 721人，占50.7%。如果在这里去掉有关曼彻斯特和博尔顿的统计数字（那里主要纺细纱，这种部门受棉荒的影响较小），那么情况就更不妙，就是说，充分就业的占8.5%，半就业的占38%，失业的占53.5%。（第19、20页）

　　“加工好棉还是次棉，对工人来说是有重大区别的。本年头几个月，工厂主使用了可以廉价买到手的一切棉花，企图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工厂，这时，大量次棉进入了以前通常使用好棉的工厂；工人工资的差额很大，引起了多次罢工，因为现在按原来的计件工资，工人再也拿不到可以过得去的日工资了…… 在某些场合，由于使用次棉，工资差额甚至在做全日工时，也只有总工资的一半。”（第27页）

　　1863年。4月。

　　“今年，棉纺织业工人中能充分就业的将只稍多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第14页）

　　“现在，各工厂都不得不使用东印度棉，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果，使机器的速率必须大大减低。最近几年曾用一切办法来提高机器速率，以便同一台机器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速率的减低既影响工厂主，也影响工人；因为多数工人都是按计件工资领取报酬的：纺纱工人按纺成的棉纱的磅数领取报酬，织布工人按织成的棉布的匹数领取报酬；甚至对另外一些按周领取报酬的工人来说，工资也因生产减少而减少。根据我的调查……和我得到的有关今年棉纺织业工人工资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同1861年的工资水平相比，现在工资平均降低了20%，有些地方降低了50%。”（第13页）“工资额取决于……加工材料的质量…… 就所得的工资数额来说，工人现在〈1863年10月〉的状况，已经比去年同时期好得多。机器已经改良，工人对原料的性质更了解了，工人对他们在最初不得不努力克服的困难，也已经比较容易对付了。去年春天，我去过普雷斯顿的一个缝纫学校〈为失业者设立的救济机关〉；有两个少女前几天被送到一个织布厂去了，根据工厂主的说法，她们每周可以挣4先令，但她们请求再回学校，并且抱怨说她们在织布厂每周挣不到1先令。我还接到了关于自动走锭纺纱机的看管工的报告…… 看管两台走锭纺纱机的工人，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多么仁慈啊!〉。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几个月，好些地方，自动走锭纺纱机看管工的周工资是5—9先令，织布工人周工资是2—6先令…… 现在情形好多了，虽然大多数地区的工资还是减少了很多…… 除了印棉纤维较短，成分不纯，还有一些原因使工人的收入减少。例如，把大量废棉掺到印棉中去，现在已成惯例，这自然会给纺纱工人增加更多困难。因为纤维短，纱条从走锭纺纱机牵伸出来并加拈成纱时容易断。走锭纺纱机也不能那样正常地运转…… 一个织布女工也由于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纱线上，往往只能看管一台织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看管两台以上……　在许多场合，工人的工资减少了5%，7.5%或10%……　在多数场合，工人都必须尽力对付原料，争取能按普通工资率得到报酬……　织布工人有时还必须克服另一种困难，这就是要他用坏原料织出好布来。如果工作达不到要求，就要受到扣工资的处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41—43页）

　　甚至在做全日工的地方，工资也少得可怜。棉纺织业工人对任何一种公共工程，例如挖沟、修路、碎石、铺砌街道，无论哪里需要他们，都愿意干，为的是由此得到地方当局的救济（其实这是对工厂主的救济，见第一册第598／589页⁷⁶）。整个资产阶级的眼睛都盯着工人。如果对工人提出了微薄不堪的工资，而工人拒绝接受，救济委员会就把他的名字从救济名单上勾销。这是工厂主老爷们的黄金时代，因为工人要想不饿死，就只好按照对资产者最有利的任何价格去做工。而救济委员会总是充当工厂主的看门狗。同时，工厂主在政府的默契下，竭力阻止工人外迁，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准备好他们的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得到从工人身上榨取的房租。

　　“在这一点上，救济委员会卡得很严。一旦给了工人工作，他们的名字就立即从救济名单上勾销，所以，他们只好接受给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拒绝工作……　那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徒有其名，而工作却异常艰苦。”（同上，第97页）

　　工人愿意从事任何一种根据公共工程法令安排的劳动。

　　“组织劳动就业的原则，各个城市极不相同。但是，即使在户外劳动不是绝对当做试工的地方，这种劳动得到的报酬，要么只有普通的救济费那样多，要么只多一点点，结果这种劳动实际上还是一种试工。”（第69页）“1863年的公共工程法令试图消除这个弊病，使工人能够作为不依赖别人的短工取得日工资。这项法律有三重目的：1. 使地方当局〈在取得中央济贫局局长的同意后〉能够从国库贷款委员会得到贷款；2. 使各棉纺织工业区的城市的改善比较容易进行；3. 使失业工人获得工作和适当的报酬。”

　　到1863年10月底为止，按这项法律批准的贷款，已达883 700镑。（第70页）实施的工程，主要是挖下水道，修筑道路，铺砌街道，修建自来水厂的蓄水池等等。

　　布莱克本委员会主席亨德森先生曾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在目前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中，再没有比本区失业工人乐于接受布莱克本市政当局按公共工程法令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这件事，更使我感动和高兴的了。那些从前在工厂充当熟练工人的纺纱工人，现在是在14英尺或18英尺深的地方充当挖排水沟的短工，很难想象出还有比这更为鲜明的对比了。”

　　（他们做这种工作，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每周可以挣4—12先令；这笔“巨款”竟然往往要用来维持八口之家。市侩老爷们因此得到了双重的利益：第一，他们以特别低廉的利息获得了资金，来改善他们的乌烟瘴气的、无人过问的城市；第二，他们付给工人的工资，比正常工资率低得多。）

　　“工人已经习惯于几乎是热带的气温，习惯于更需要技巧和准确性而不需要体力的那种劳动，习惯于得到比现在多一倍，有时多两倍的工资。而这样的工人现在愿意接受给他们安排的工作，就表现了他们十分令人尊敬的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在布莱克本，人们几乎在每一种可能的户外劳动中受过考验；挖掘很深的泥泞的黏土，排水，碎石，修路，挖掘14英尺、16英尺、有时20英尺深的下水道。他们经常站在10—12英寸深的泥水里，而且总是要忍受潮湿寒冷的气候，就潮湿寒冷的程度来说，这种气候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有过之无不及。”（第91、92页）“工人的态度几乎是无可非议的…… 他们愿意接受这种户外劳动并且努力去完成。”（第69页）

　　1864年。4月。

　　“各地区都可以偶尔听到工人短缺的怨言，这主要是发生在像织布业这样一些部门……但是这种怨言之产生，固然是由于这个特殊部门的工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够，但也是由于工人所能得到的工资太低，而这又是由所使用的棉纱质量太差造成的。上月，某些工厂主同他们的工人之间由于工资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我很遗憾，罢工发生得太经常了……　工厂主感到公共工程法令的作用是一种竞争，因此贝克普地方委员会已经停止活动，因为虽然工厂还没有全都开工，但工人已经不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第9页）

　　现在，该是工厂主先生们着急的时候了。由于公共工程法令的实施，对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以致有些工厂工人现在可以在贝克普采石场每天挣得4—5先令。因此，公共工程只好逐渐停下来，它是1848年国家工场⁷⁷的新版，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举办的。

　　在无价值体上做实验

　　“我虽然列举了〈做全日工的工人的〉已经大大降低的工资，即各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在同一工厂中把各种棉花和废棉按不同的比例掺在一起，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人们称之为‘混合棉’的原料经常改变，工人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只有原来的15%，而且在一两个星期内就下降到50%或60%。”

　　写这个报告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从实际调查中提出一个工资统计材料。在这里，从中举出下面几个例子就够了。

　　A. 织布工人，全家6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6先令8(1/2)便士；B. 拈接工人，每星期就业4(1/2)天，得6先令；C. 织布工人，全家4口人，每星期就业5天，得5先令1便士；D. 粗纺工人，全家6口人，每星期就业4天，得7先令10便士；E. 织布工人，全家7口人，每星期就业3天，得5先令，等等。雷德格雷夫接着说：

　　“以上的统计材料值得注意，因为它证明，就业对有些家庭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幸，因为就业不仅减少了收入，而且把收入减低到如此程度，以致这种收入只能满足一家的绝对需要的很小一部分，除非在一家的收入比完全失业时所领的救济金还少时，发给它一笔追加的救济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0—53页）

　　“1863年6月5日以来，所有工人在一星期中的平均的全部就业时间，从来没有超过2天7小时零若干分钟。”（同上，第121页）

　　从危机开始到1863年3月25日，济贫所、中央救济委员会、伦敦市政厅发放的款项已近300万镑。（第13页）

　　“在一个纺上等细纱的地区…… 由于纺海岛棉改为纺埃及棉，纺纱工人的工资间接降低了15%…… 在一个废棉大量地同印棉混合使用的广大地区，纺纱工人的工资降低了5%，此外，由于加工苏拉特棉和废棉，工资又损失了20%—30%。织布工人看管的织机由四台减为两台。1860年，看管一台织机得到5先令7便士；1863年只得到3先令4便士…… 过去用美棉时，〈对纺纱工人的〉罚款是3便士至6便士，现在增加到1先令至3先令6便士。”

　　在一个把埃及棉同东印度棉混合使用的地区：

　　“走锭纺纱机看管工的平均工资，1860年是18—25先令，现在是10—18先令。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棉花的质量差，而且也是由于走锭纺纱机的速率减低了，这是为了把棉纱拈得更紧些，而在平时干这种活是要按工资表付给额外报酬的。”（第43、44、45—50页）“虽然东印度棉的加工也许有时对工厂主有利，但是我们看到〈见第53页的工资表〉，同1861年相比，工人却吃亏了。如果固定使用苏拉特棉，工人就会要求与1861年相同的工资；但是这会严重地影响工厂主的利润，除非他可以从棉花或成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第105页）

　　房租。

　　“如果工人所住的小屋归工厂主所有，那么，即使他是做短时工的，房租也往往要从工资中扣除。可是，这种建筑物的价值已经下跌，小屋现在比从前便宜25%—50%；原来每星期租金为3先令6便士的小屋，现在只要2先令4便士就可以租到，有时甚至还要便宜。”（第57页）

　　外迁。工厂主们当然反对工人外迁，一方面，因为他们

　　“在等待棉纺织业情况好转的时机，希望把这种手段保留在手边，以便以最有利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工厂”。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主就是他们所雇工人居住的小屋的房主；至少有些工厂主无疑打算以后能够把积欠的一部分租金收回来。”（第96页）

　　贝尔纳—奥斯本先生1864年10月22日在议会选举期间向他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兰开夏郡的工人像古代哲学家（斯多亚派）一样行事。不就是说像绵羊一样吗?

(1) 在英国，毛纺织业和精梳毛纺织业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用短羊毛纺成粗纺毛纱和织成东西，主要中心是利兹，后者用长羊毛纺成精梳毛纱和织成东西，主要中心是约克郡的布拉德福德。——弗·恩·
(2) 亚麻纱机纺业在爱尔兰的迅速发展，当时对德国（西里西亚、劳西茨和威斯特伐利亚）用手纺亚麻纱织成的亚麻布的出口，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弗·恩·
7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60页及以下几页。——149。
77 　1848年的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见注232）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使路易·勃朗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的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于是政府便采取减少工人人数，将他们派到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利用国家工场内部已有的军事组织采取行动。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151。

第七章 补充说明

　　在这一篇中，我们假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占有的利润量，和投入这个部门的总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总和相等。即使如此，资产者也不会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剩余劳动，看做是同一的东西，其原因如下：

　　1. 他在流通过程中忘记了生产过程。在他看来，实现了商品价值，——包括商品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创造了剩余价值。〔手稿中留有一个空白，表示马克思打算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说明。——弗·恩·〕

　　2. 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撇开信用制度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撇开资本家互相间的一切欺骗和诈取，再撇开对市场的一切有利的选择，利润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这取决于采购的原料的价格的贵贱，原料采购人员的内行程度；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决于生产过程各个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费是否被杜绝，指挥和监督是否简单而有效，等等。总之，如果一定量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已定，这个剩余价值会表现为多大的利润率，从而会提供多大的利润量，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资本家自己或他的经理和职员的经营本领。假定同一个1 000镑剩余价值，作为1 000镑工资的产物，在企业A中，要求有9 000镑不变资本，在企业B中，要求有11 000镑不变资本。在A场合，利润率p′＝1 000/10000＝10%。在B场合，p′＝1 000/12000＝8(1/3)%。总资本在A产生的利润比在B相对地说要大，这是因为前者的利润率比后者高，虽然预付可变资本在两个场合都＝1 000镑，由此榨取的剩余价值也都＝1 000镑，也就是说在两个场合，存在着对同数工人的同等程度的剥削。同一剩余价值量的表现上的这种差别，或利润率从而利润本身的差别，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时，也可以由别的根源引起；但是它也可以只是来源于两个企业的经营技巧上的差别。这一情况使资本家产生了错觉，使他相信，他的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来自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别是来自他个人的活动。

　　根据本册第一篇的论述，可以看出一种见解（洛贝尔图斯⁷⁸）的错误，按照这种见解，资本的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利润和资本之间的比率，即不会影响利润率，因为，如果利润量增大，计算利润时作为基础的资本量也会增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和地租不同，例如，地租增大时，土地面积保持不变）。

　　这种见解只有在以下两个场合才是正确的。第一个场合是：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剩余价值率不变，只有充当货币商品的那种商品发生了价值变化。（在只是发生名义上的价值变化，即价值符号提高或降低，而其他条件不变时，情况便是这样。）假定总资本＝100镑，利润＝20镑，因而利润率＝20%。如果金跌价或涨价100%，那么，在前一个场合，同一个资本原来值100镑，现在则值200镑，利润将具有40镑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前用20镑来表现的利润，现在要用40镑来表现；在后一个场合，资本的价值降低到50镑，而利润则表现为价值10镑的产品。但是在这两个场合，200∶40＝50∶10＝100∶20＝20%。可是，在所有这些场合，实际上资本价值并没有发生量的变化，只是同一价值和同一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发生了量的变化。因此，即利润率没有受到影响。

　　另一个场合是：价值发生了实际的量的变化，但在发生这种量的变化时，v和c的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作为所推动的劳动力的指数的可变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的比率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的资本是C、nC还是，比如说，不管是1 000、2 000还是500，在利润率为20%时，利润在第一个场合＝200，在第二个场合＝400，在第三个场合＝100；但是＝20%。这就是说，利润率在这里保持不变，因为资本的构成没有发生变化，没有受到资本的量的变动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利润量的增加或减少，只表示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或减少。

　　可见，在第一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只是表面上发生了量的变化；在第二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实际上发生了量的变化，但是资本的有机构成，即它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不过除了这两个场合以外，或者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是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发生了价值变化的结果，因而是（在可变资本变化时剩余价值本身并未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对量发生变化的结果，或者这种量的变化（例如在进行大规模的劳动，采用新机器等等的时候），是资本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相对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必然会同时伴有利润率的变化。

　　利润率的提高总是这样发生的：剩余价值同它的生产费用即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相对地或绝对地增加了，或者说，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差额缩小了。

　　不以资本有机组成部分的变化或资本绝对量为转移的利润率波动，可以在下述情况下发生：预付资本——不管是以固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流动的形式存在——的价值提高或降低，是由于预付资本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而这种增加或减少与现有的资本无关。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如果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么在货币价值不变时，以前值100镑的资本，现在则值200镑或50镑。如果这种增值或贬值以同等程度影响资本的一切部分，那么利润也就会相应地表现为加倍的或减半的货币额。但是，如果它包含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就是说，使可变资本部分对不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提高或降低，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就会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提高而提高，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降低而降低。如果只是预付资本的货币价值（由于货币的价值变动）提高或降低，那么，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就会按相同的比例提高或降低。利润率则保持不变。⁷⁹

78 　洛贝尔图斯关于资本的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利润率的观点，见他的《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第125页。对洛贝尔图斯的利润率理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73—482页。——155。
79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1000—100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451—453页）。——157。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八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在前一篇中，除了其他方面，还论证了，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可以怎样变化，可以怎样提高或降低。在这一章中，我们假定，劳动剥削程度，从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劳动所分成的一切生产部门都一样大，一样高。关于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剥削上的许多差别，亚当·斯密⁸⁰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证，说明它们会由于各种实际的或人们的偏见认可的补偿理由而得到平衡，因而，它们作为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差别，在研究一般关系时不应加以考虑。另一些差别，例如工资水平的差别，大部分是以第一册开头（第19页⁸¹）就提到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差别为基础的。这些差别虽然会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命运很不一样，但决不会影响这些不同部门的劳动剥削程度。例如，如果金匠的劳动报酬高于短工的劳动报酬，那么，金匠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大于短工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使工资和工作日，从而剩余价值率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甚至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投资之间的平均化，会因各种地区性障碍而受到阻挠，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随着一切经济关系服从于这种生产方式，这种平均化会日益形成。不管关于这些阻力的研究对于专门研究工资的著作来说多么重要，但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阻力看做偶然的和非本质的东西而搁在一边。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

　　不同国家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也就是说，各国劳动剥削程度的差别，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在这一篇中要说明的恰恰是，一般利润率在一个国家内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但是很清楚，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利润率时，我们只要把前面说明过的东西和这里要说明的东西加以对照就行了。我们本应先考察各国剩余价值率的差别，然后在这些已知的剩余价值率的基础上，比较各国利润率的差别。如果各国利润率的差别不是由各国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引起的，那么，这种差别一定是由这样一些情况造成的，这些情况，就像在本章的研究中所做的那样，都是以剩余价值相等、不变为前提的。

　　在前面的一章中已经指出，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一定资本提供的利润率，仍然可以提高或降低，因为有些情况会提高或降低不变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价值，从而影响不变资本部分和可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此外还指出，那些会延长或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的情况，也会对利润率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利润量同剩余价值量，同剩余价值本身是同一的，所以很清楚，利润量——和利润率不同——不会受上述价值变动的影响。这些价值变动只会改变一定量剩余价值从而一定量利润所借以表现的比率，也就是说，只会改变利润的相对量，即它同预付资本量相比的量。诚然，当资本由于这些价值变动发生束缚或游离时，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本身也会通过这种间接的途径受到影响。但这始终只适用于已经投入的资本，不适用于新的投资；此外，利润本身的增加或减少，总是取决于同一个资本由于这些价值变动所能推动的劳动增加或减少的程度，从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见，这个表面上的例外，远不是和一般规律相矛盾，远不是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只是一般规律应用上的一个特殊场合。

　　在前一篇中已经指出，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价值比率不同，那么，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同。我们以前当做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变化来考察的东西，现在要当做不同生产部门各个并存的投资之间同时存在的差别来考察。

　　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1. 资本有机构成上的差别；2. 资本周转时间上的差别。

　　不言而喻，这整个研究的前提是：当我们说到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或周转时，我们总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平均正常状况，一般说来，也就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平均状况，而不是指投在这个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偶然差别。

　　其次，因为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不变，并且因为这个假定也包含着工资不变，所以，一定量的可变资本表示一定量的被推动的劳动力，因此也表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这样，如果100镑代表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也就是实际上代表100个劳动力，那么，n×100镑就代表n×100个工人的劳动力，而则代表个工人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在这里（在工资已定时总是这样）成了一定量的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因而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的差别，也就成了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的差别的指数。如果100镑代表100个工人的一周劳动，因而在每周劳动60小时的时候代表6 000个劳动小时，那么，200镑就代表12 000个劳动小时，50镑就只代表3 000个劳动小时。

　　正如在第一册中已经说过的，我们把资本的构成理解为资本的能动组成部分和它的被动组成部分的比率，理解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比率，虽然它们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发生相同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

　　第一个比率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它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可以看做是已定的。例如，要在一天之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因而——这里也就意味着——要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在生产中把它们消费掉，就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所代表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一定量的已经对象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活劳动与之相适应。这个比率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在同一个产业的不同部门，也往往是极不相同的，尽管在彼此相隔很远的产业部门，这个比率偶尔可能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

　　这个比率形成资本的技术构成，并且是资本有机构成的真正基础。

　　但是，就可变资本只是劳动力的指数，不变资本只是这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的指数来说，这个比率在不同产业部门也可能是相同的。例如，就铜器业和铁器业中的某些劳动来说，可以假定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量之间有相同的比率。但因为铜比铁贵，所以，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比率就会不同，因此二者的总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就不同。在每一个产业部门，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差别都表现为：在技术构成不变时，资本的两个部分的价值比率可以发生变化，在技术构成发生变化时，资本的两个部分的价值比率可以保持不变；当然，后一种情况，只有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劳动力的比率上的变化，为二者价值上的相反的变化所抵消时，才会产生。

　　我们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这种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¹⁾

　　这样，就可变资本来说，我们假定它是一定量的劳动力或一定数目的工人或一定量被推动的活劳动的指数。我们在前一篇中看到，可变资本价值量的变化，可能只表示同量劳动的价格的增加或减少，但是在这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都被看成是不变的，一定劳动时间的工资也被看成是既定的，因此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虽然不变资本的量的差别，也可以是一定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变化的指数；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来源于一个生产部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他生产部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差别。因此，在这里这两个角度都要加以考虑。

　　最后，必须指出下面这个重要事实：

　　假定100镑是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假定每周劳动时间＝60小时。再假定剩余价值率＝100%。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60小时内，30小时为自己劳动，30小时白白地为资本家劳动。100镑工资，其实只体现着100个工人的30个劳动小时，或者总计3 000个劳动小时；而他们劳动的其余3 000小时，则体现为被资本家装入腰包的100镑剩余价值或利润。因此，虽然100镑工资不是表现100个工人一周的劳动对象化而成的价值，但它仍然表明（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剩余价值率已定），这个资本在总计6 000个劳动小时内推动了100个工人。100镑资本会表明这一点，第一，因为它表明了被推动的工人的人数，1镑＝1个工人（一周），所以100镑＝100个工人；第二，因为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每一个被推动的工人所完成的劳动，都等于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的两倍，所以，他的1镑工资，只表现半周劳动，却推动着整整一周的劳动，同样，100镑虽然只包含50周的劳动，却推动着100周的劳动。因此，对于投在工资上面的可变资本，必须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一方面，它的价值，即工资额，代表着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只是它所推动的活劳动量的指数。它所推动的活劳动量，总是大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因此，也总是表现为一个大于可变资本的价值的价值；这个价值一方面取决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人数，另一方面取决于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劳动量。

　　从对可变资本的这种考察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如果在生产部门A的一个投资中，总资本每700中只有100用在可变资本上，600用在不变资本上，而在生产部门B的一个投资中，600用在可变资本上，只有100用在不变资本上，那么，A的总资本700就只能推动100劳动力，按照以前的假定，也就是只能推动100劳动周或6 000小时活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总资本却能推动600劳动周或36 000小时活劳动。因此，A的资本只能占有50劳动周或3 000小时剩余劳动；而B的一个同样大的资本却能占有300劳动周或18 000小时剩余劳动。可变资本不仅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的指数；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它同时还是超出这个限度所推动的超额劳动或剩余劳动的指数。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在前一个场合，利润为100/700＝1/7＝14(2/7)%；在后一个场合＝600/700＝85(5/7)%，是前者6倍的利润率。但是在这个场合，利润本身实际上也是前者的6倍，对B来说是600，对A来说是100，因为用相等的资本，B所推动的活劳动为A所推动的活劳动的6倍，所以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生产了6倍的剩余价值，也就是生产了6倍的利润。

　　如果投在A中的资本不是700镑，而是7 000镑，而投在B中的资本只是700镑，那么，当有机构成不变时，资本A就会把7 000镑中的1 000镑用做可变资本，也就是每周雇用1 000个工人＝60 000小时活劳动，其中30 000小时为剩余劳动。但是A的每700镑资本，仍旧和过去一样，只推动相当于B的1/6的活劳动，因此，也只推动1/6的剩余劳动，因而也只生产1/6的利润。如果考察利润率，那么A的利润率是1 000/7000＝100/700＝14(2/7)%，资本B的利润率是600/700＝85(5/7)%。即使资本额相等，利润率在这里也不等，因为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由于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不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不等，因而利润也就不等。

　　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条件和另一个部门相同，但前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大于或小于后者，实际上也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我们假定两个生产部门都用100镑作为可变资本，每周都雇用100个工人来推动同等数量的机器和原料，但是，B的机器和原料比A贵。在这种情况下，100镑可变资本在A推动的不变资本，比如说，是200镑，在B推动的是400镑。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二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是100镑；因而它们的利润也都是100镑。但在A那里，%；而在B那里，是＝20%。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两个场合各从总资本中取出一个部分来看，那么，在B那里，每100镑只有20镑或形成可变资本，而在A那里，每100镑中却有镑或形成可变资本。B每100镑所生产的利润较少，因为同A相比，它推动的活劳动较少。这样，利润率的差别，在这里又归结为每100投资所生产的利润量的差别，而这又是因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有差别。

　　这第二个例子和前一个例子的差别仅仅在于：在第二个场合，技术基础相同，所以A和B之间的平均化，仅仅要求A或B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化；而在第一个场合，两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构成本身不同，要实现平均化，就必须改变技术构成。

　　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同资本的绝对量无关。问题始终只是：每100中有多少可变资本，有多少不变资本。

　　可见，用百分比计算的不等量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在这里是一样的，——在工作日相等、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因为它们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确切些说，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它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即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同。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中大小相等的各资本，包含着剩余价值的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资本100所推动的劳动量，从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取决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如果一个百分比构成为90c＋10v的资本和一个构成为10c＋90v的资本，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就非常清楚，剩余价值，从而价值本身的源泉必定不是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础了。如果我们仍旧假定一镑等于一个工人一周60个劳动小时的工资，剩余价值率＝100%，那么很清楚，一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2镑；因而10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不会多于20镑；并且，因为这20镑中10镑用来补偿工资，所以，10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会多于10镑；而90个工人——他们的总产品＝180镑，他们的工资＝90镑——却会创造出90镑剩余价值。因此，利润率在一个场合是10%，而在另一个场合是90%。如果不是这样，价值和剩余价值就必定不是对象化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可见，因为不同生产部门按百分比考察的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是按不同比率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的，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不等，因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也不等，所以，它们的利润率，即那个正好由剩余价值对总资本用百分比计算得出的利润率也就不同。

　　但是，如果不同生产部门用百分比计算的资本，或者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它们的有机构成不同，会生产出不等的利润，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等资本的利润，不可能和这些资本各自的大小保持比例，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不和各部门分别使用的资本量保持比例。因为，如果利润会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地增加，那就是假定，用百分比计算，利润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尽管它们的有机构成不同，仍会有相等的利润率。只有在资本的有机构成已定的同一生产部门之内，或在资本的有机构成相等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利润量才会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正比。说不等量资本的利润和这些资本的量保持比例，无非就是说，等量资本会提供等量利润，或者说，一切资本不论大小和有机构成如何，它们的利润率都是相等的。

　　以上的论述是以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为前提的。一个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该商品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这个可变资本的增长额，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剩余价值量显然取决于可变资本量。资本100的产品的价值，在一个场合是90c＋10v＋10m＝110；在另一个场合是10c＋90v＋90m＝190。如果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么，第一种产品就卖110，其中1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第二种产品就卖190，其中90代表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

　　这一点在比较各国的利润率时特别重要。假定在一个欧洲国家，剩余价值率为100%，这就是说，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雇主劳动；在一个亚洲国家，剩余价值率＝25%，这就是说，工人在一天中的时间为自己劳动，为雇主劳动。假定在这个欧洲国家，国民资本的构成是84c＋16v；在这个亚洲国家，国民资本的构成是16c＋84v，因为在那里机器等等用得不多，并且在一定时间内一定量劳动力在生产中消费掉的原料也比较少。这样，我们就会得出以下计算：

　　在这个欧洲国家，产品价值＝84c＋16v＋16m＝116；利润率＝＝16%。

　　在这个亚洲国家，产品价值＝16c＋84v＋21m＝121；利润率＝21/100＝21%。

　　可见，这个亚洲国家的利润率比这个欧洲国家的利润率高25%以上，尽管前者的剩余价值率只有后者的1/4。凯里、巴师夏之流一定会得出正好相反的结论。

　　附带说一句，各国的不同的利润率，大多是以各国的不同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的；但在这一章，我们比较的，却是同一剩余价值率所产生的不同的利润率。

　　除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以外，也就是说，除了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会推动不等量劳动，从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推动不等量剩余劳动以外，利润率的不等还有另外一个源泉，即不同生产部门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相同，其他条件也相同时，利润率和周转时间成反比；我们还看到，如果同一个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它生产的年剩余价值量就会不等。所以，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在相等时间内生产出不等量利润的另一个原因，因而也是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不等的另一个原因。

　　至于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资本构成的比率，就它本身来说，它根本不会影响利润率。它只有在两种场合才会影响利润率：或者是这种不同的构成与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不同比率相一致，因而利润率的差别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的差别引起的，而不是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率的差别引起的；或者是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的不同比率引起了实现一定量利润所需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如果各资本按不同的比率分为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这个情况当然总是会对这些资本的周转时间发生影响，并引起周转时间上的差别；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资本实现利润所需的周转时间是不同的。例如，A必须不断把较大部分的产品转化为原料等等，而B却要在较长时间内在耗费较少原料的情况下使用同样多的机器等等，尽管如此，A和B只要都在从事生产，就总是要动用它们的一部分资本，一个是用于原料，即用做流动资本，另一个是用于机器，即用做固定资本。A不断把它的一部分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再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原料的形式；B却把它的一部分资本在较长时间内当做劳动工具来使用，而无须经过这样的变化。如果二者使用同样多的劳动，那么，虽然它们在一年内出售的产品总量的价值不等，但两个产品总量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会一样多，并且它们按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利润率也会相同，尽管它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不同，它们的周转时间也不同。两个资本虽然周转时间不同，但在相等的时间内会实现相等的利润。⁽²⁾周转时间的差别本身，只有当它影响同一资本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占有和实现的剩余劳动量的时候，才有意义。因此，既然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构成上的不等，并不一定包含着那种又会引起利润率不等的周转时间上的不等，那就很清楚，如果出现了利润率不等的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同构成本身造成的，相反地，是因为在这里，这种不同的构成只是表明了一种会对利润率发生影响的周转时间上的不等。

　　可见，在不同产业部门中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不变资本的不同构成本身，对利润率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并且不变资本的价值，因而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量，同不变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固定性质或流动性质是完全无关的。然而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这个事实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在固定资本显著发达的地方，这种发达只不过表明，生产是大规模进行的，因此不变资本大大超过可变资本，或者说，所使用的活劳动力同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相比是很小的。

　　这样，我们已经指出，在不同产业部门，与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相适应，并且在一定限度内与资本的不同的周转时间相适应，不同的利润率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即使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情况下，利润和资本量成正比，从而等量资本在相等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的规律（作为一般的趋势）——假定周转时间相等——，也只适用于有机构成相等的资本。以上所述，和我们直到现在为止的全部论述一样，是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即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撇开那些非本质的、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差别不说，对不同产业部门来说，平均利润率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除非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摧毁。所以，在这里，价值理论好像同现实的运动不一致，同生产的实际现象不一致，因此，理解这些现象的任何企图，也好像必须完全放弃。

　　从本册第一篇可以得出，不同的生产部门，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如何不同，只要为生产产品所预付的资本部分相等，其产品的成本价格总是相等的。对资本家来说，在成本价格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消失了。资本家为了生产一种商品，必须支出100镑，不管他的支出是90c＋10v还是10c＋90v，这种商品总是耗费一样多。对他来说，商品总是要耗费100镑，不多也不少。不管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各个投资竞争的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

(1) 以上所说在第一册第三版第628页，即第二十三章开头⁸²已经作过简略的说明。因为头两版没有包括这段话，所以在这里更有必要把它重述一遍。——弗·恩·
(2) 〔从第四章可以看出，只有在资本A和资本B有不同的价值构成，但它们的用百分比计算的可变组成部分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正比，也就是和它们的周转次数成反比的时候，以上所说才是正确的。假定资本A的百分比构成为20c（固定的）＋70c（流动的），因而是90c＋10v＝100。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周转一次，10v就会生产10m，因此，周转一次的利润率＝10%。再假定资本B＝60c（固定的）＋20c（流动的），因而是80c＋20v＝100。按照上述的剩余价值率，周转一次，20v就会生产20m，因此，周转一次的利润率＝20%，也就是等于A的两倍。但是如果A一年周转两次，B一年只周转一次，那么，A一年中同样会生产2×10＝20m。它们二者的年利润率就会相等，都是20%。——弗·恩·〕
80 　亚·斯密关于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剥削上的差别的论述，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10章。——159。
8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7—58页。——159。
[8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7页。——163。

第九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的技术比率；第二，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的有机构成，必须按它的百分比来考察。一个资本的4/5为不变资本，1/5为可变资本，它的有机构成，我们用80c＋20v这个公式来表示。其次，在比较时，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且可以任意假定这个比率，例如100%。因此，80c＋20v的资本产生20m的剩余价值，按总资本计算，利润率为20%。它的产品的实际价值有多大，现在要看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有多大，并且要看固定部分中作为损耗加入产品的部分有多大，没有加入产品的部分有多大。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对于利润率，从而对于我们现在的研究毫无意义，所以，为了简便起见，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会和它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比例地每年实现同样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说，我们把周转时间的差别能在这方面引起的差别暂时撇开不说。这一点以后再研究。

　　让我们拿五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来说。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同，例如：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

　　投在五个部门的资本的总额等于500；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总额等于110；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于610。如果我们把这500看做一个资本，I—V不过是这个资本的不同部分（比方说好像一个棉纺织厂分成不同部分：梳棉间、粗纺间、纺纱间和织布间，这些部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各不相同，而整个工厂的平均比率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出），那么，首先这个资本500的平均构成是390c＋110v，用百分比表示，是78c＋22v。既然每个资本100都只是被看做总资本的，那么它的构成就是这个平均构成78c＋22v；同样，每100都有22作为平均剩余价值；因此，平均利润率＝22%；最后，这500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任何的价格＝122。因此，全部预付资本的任何所生产的产品，都必须按122的价格出售。

　　但是，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为不是所有成本价格都＝100。

　　在资本有机构成＝80c＋20v，剩余价值率＝100%时，如果全部不变资本都加入年产品，资本I＝100所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就＝80c＋20v＋20m＝120。在有些情况下，这个结果也许能在一定生产部门内发生。但在所有c和v的比率＝4∶1的地方，很难都有这样的结果。因此，在谈到不同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会因c中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之比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又会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量加入产品。不过，这对利润率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论80c是把价值80，50，或5转移到年产品中去，从而也不论年产品是＝80c＋20c＋20m＝120，还是＝50c＋20v＋20m＝90，或者＝5c＋20v＋20m＝45，在所有这些场合，产品的价值超过产品的成本价格的余额，都等于20；并且在所有这些场合，在确定利润率时，这20都按资本100计算；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I的利润率都＝20%。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为上述五个资本编制的下表中，假定不变资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值。

　　如果我们再把资本I—V看做一个总资本，那么就会看到，在这个场合，这五个资本的总和的构成是500＝390c＋110v，平均构成＝78c＋22v，仍然和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也是22。把剩余价值平均分配给I—V，就会得到如下的商品价格：

　　总起来说，这些商品比价值高2＋7＋17＝26出售，又比价值低8＋18＝26出售，所以，价格的偏离，由于剩余价值的均衡分配，或者说，由于每100预付资本有平均利润22分别加入I—V的各种商品的成本价格，而互相抵消。一部分商品出售时比自己的价值高多少，另一部分商品出售时就比自己的价值低多少。并且，只因为它们是按照这样的价格出售，I—V的利润率才能同样是22%，虽然资本I—V的有机构成不同。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化为同样多的平均率为前提。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都＝，并且像本册第一篇所做的那样，它们要从商品的价值引申出来。没有这种引申，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因此，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依照一般利润率按百分比计算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

　　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因而，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一个商品的价格，如等于这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不只是生产它所消费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的那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例如，我们拿一个500的资本来说，其中100为固定资本，400为流动资本，并且在流动资本每一个周转期间内，固定资本的损耗为10%。再假定这个周转期间内的平均利润是10%。这样，在这个周转期间内制造的产品的成本价格就是：固定资本的损耗10c＋流动资本400（c＋v）＝410，它的生产价格则是成本价格410＋利润50（500的10%）＝460。

　　因此，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每100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构成怎样，每年或在任何期间得到的利润，就是作为总资本一个部分的100在这个期间所得的利润。就利润来说，不同的资本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关系，在这个公司中，按每100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润。因此，对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各份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每个人投在总企业中的资本量不等，因为每个人在总企业中的入股比例不等，因为每个人持有的股票数不等。因此，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即用来补偿生产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从而必须用来买回这些用掉的资本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成本价格，完全是由各生产部门的支出决定的，而商品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却不是由这个一定资本在这个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¹⁾

　　因此，如果资本家按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他的商品，他就取回相当于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的货币，并且比例于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取得利润。他的成本价格是特殊的。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不以他的特殊生产部门为转移，而只是归于每100预付资本的平均数。

　　我们假定上述例子中五个不同的投资I—V属于一个人。I—V中每个投资所使用的每100资本在商品的生产上所消费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数量是已知的，而且I—V的商品的这个价值部分自然会形成它们的价格的一部分，因为至少这个价格必须用来补偿预付的并用掉的资本部分。因此，这些成本价格对I—V的每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而且作为成本价格被占有者不同地确定下来。至于I—V所生产的不同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资本家会很容易认为这是他所预付的总资本的利润，所以，每100资本都能得到一个相应的部分。因此，I—V中每个投资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各不相同，但在所有这些商品中，由每100资本追加的利润形成的那部分出售价格，都是相等的。这样，I—V的商品的总价格是同它们的总价值相等的，也就是说，是同I—V的成本价格的总和加上I—V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总和相等的；因而，事实上也就是I—V的商品所包含的过去劳动和新追加劳动的总量的货币表现。同样，如果把社会当做一切生产部门的总体来看，社会本身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的总和。

　　这个论点好像和下述事实相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本的要素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利润，这样，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连同其中包含的利润一起，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就是说，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但是，如果我们把全国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一方，把全国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总和放在另一方，那么很清楚，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计算。例如，我们拿商品A来说。A的成本价格可以包含B、C、D等等的利润，A的利润也可以再加入B、C、D等等的成本价格。如果我们进行计算，A的利润就不会算到它自己的成本价格中，B、C、D等等的利润也不会算到它们自己的成本价格中。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利润算到自己的成本价格中。举例来说，如果有n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的利润都等于p，所有部门合起来计算，成本价格就＝k－np。从总的计算来看，只要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加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这个利润就已经算在最终产品的总价格一方，而不能再算在利润一方。如果这个利润算在利润一方，那只是因为这个商品本身已经是最终产品，它的生产价格不加入另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

　　如果有一个总额p表示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的利润，加入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又有一个利润p1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总利润P就＝p＋p1。商品的总成本价格，抽去一切代表利润的价格部分以后，就是这个商品本身的不包括P在内的成本价格。把这个成本价格称为k，很清楚，k＋P＝k＋p＋p1。我们在第一册第七章第2节第211/203 页⁸⁴研究剩余价值时已经看到，每一个资本的产品都可以这样看待，好像其中一部分只补偿资本，另一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把这种计算方法应用到社会总产品上，必须作一些修改，因为就整个社会来看，例如，亚麻价格中包含的利润不能出现两次，不能既作为麻布价格的部分，同时又作为亚麻生产者的利润的部分。

　　就例如A的剩余价值加入B的不变资本来说，剩余价值和利润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对商品的价值来说，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由有酬劳动构成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不过表示，A的剩余价值由B支付。在总计算中，A的剩余价值不能计算两次。

　　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区别。一个产品的价格，例如资本B的产品的价格，会同它的价值相偏离，因为实现在B中的剩余价值可以大于或小于加入B的产品价格的利润，除此之外，在形成资本B的不变部分的商品上，以及在作为工人生活资料因而间接形成资本B的可变部分的商品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就不变部分来说，它本身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剩余价值，在这里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并且这个利润又能够大于或小于它所代替的剩余价值。就可变资本来说，平均的日工资固然总是等于工人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而必须劳动的小时数的价值产品，但这个小时数本身，由于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又不会原样反映出来。不过这一切总是归结为这样的情形：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消。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数来发生作用。

　　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每100预付资本在一定期间比如说一年内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形成的，所以，在一般利润率中，由不同资本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引起的差别，也就消失了。但这种差别，对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有决定作用，而这些不同的利润率的平均数形成一般利润率。

　　在上述关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中，我们假定每个生产部门每个资本都等于100。这样做，是为了说明利润率的百分比差别，从而说明各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差别。但是不言而喻，由于每个这样的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都是已定的，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实际的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不过，一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利润率，不会由于所使用的资本是100，是m×100，还是xm×100，而受到影响。不管总利润是10∶100，还是1 000∶10 000，利润率总是10%。

　　但是，因为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各不相同，——这又是由于这些生产部门各自的可变资本和总资本的比率不同，因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差别很大，——所以很清楚，社会资本每100的平均利润，从而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由于投在不同部门的各自的资本量不等而差别很大。假定有四个资本A、B、C、D。它们的剩余价值率都等于100%。再假定每100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A是 25，B是40，C是15，D是10。这时，每100总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或利润，A是25，B是40，C是15，D是10；合计＝90。如果这四个资本一样大，平均利润率就是%。

　　如果这几个总资本的量分别是：A＝200，B＝300，C＝1 000，D＝4 000，所生产的利润也就分别是50、120、150和400。资本5 500的利润合计为720，平均利润率为%。

　　所生产的总价值的量，由于分别预付在A、B、C、D上的各个总资本的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问题不仅在于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别，求出它们的简单平均数，而且还在于这些不同利润率在平均数形成上所占的比重。而这取决于投在每个特殊部门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取决于投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多大的部分。总资本中究竟是较大的部分或较小的部分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或较低的利润率，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又取决于有多少资本投在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较大的部门，有多少资本投在可变资本所占比例较小的部门。这和高利贷者计算平均利息率的情况完全一样。高利贷者按不同的利息率，如4%、5%、6%、7%等等，贷出不同的资本。平均利息率完全要看他按各种利息率贷出的资本各有多少而定。

　　可见，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1.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

　　2. 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对份额。

　　我们在第一册和第二册只是研究了商品的价值。现在，一方面，成本价格作为这个价值的一部分而分离出来了，另一方面，商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而发展起来了。

　　假定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是80c＋20v，年剩余价值率m′＝100%。这样，一个100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就＝20，一般的年利润率就＝20%。不管一个100的资本一年内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k如何，它的生产价格总是＝k＋20。在资本构成＝（80－x）c＋（20＋x）v的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在这个部门内生产的年利润＝20＋x，比20大，所生产的商品价值＝k＋20＋x，也比k＋20大，也就是说，比它的生产价格大。在资本构成是（80＋x）c＋（20－x）v的部门，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20－x，比20小，因此，商品价值k＋20－x，也比生产价格k＋20小。撇开周转时间上可能发生的差别不说，只有在资本构成偶然＝80c＋20v的部门，商品的生产价格才等于商品的价值。

　　社会劳动生产力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特殊发展，在程度上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这和一定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或者说，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和推动一定量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成反比。因此，我们把那种同社会平均资本相比，不变资本占的百分比高，从而可变资本占的百分比低的资本，叫做高构成的资本。反之，把那种同社会平均资本相比，不变资本比重小，而可变资本比重大的资本，叫做低构成的资本。最后，我们把那种和社会平均资本有同样构成的资本，叫做平均构成的资本。如果社会平均资本，用百分比表示，由80c＋20v构成，那么一个由90c＋10v构成的资本就高于社会平均数，一个由70c＋30v构成的资本，就低于社会平均数。一般地说，在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mc＋nv，m和n为不变量，并且m＋n＝100时，（m＋x）c＋（n－x）v就代表一个资本或资本群的高构成，（m－x）c＋（n＋x）v则代表一个资本或资本群的低构成。这些资本在平均利润率确定之后，在一年周转一次的前提下，怎样执行职能，可由下表看出。在表内，I代表平均构成，因此，平均利润率＝20%。

　　I. 80c＋20v＋20m。利润率＝20%。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20。

　　II. 90c＋10v＋10m。利润率＝20%。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10。

　　III. 70c＋30v＋30m。利润率＝20%。产品的价格＝120。价值＝130。

　　这样，就资本II生产的商品来说，价值小于生产价格，就资本III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小于价值。只有就资本构成偶然是社会平均构成的生产部门的资本I来说，价值才等于生产价格。此外，我们把这些符号应用到一定场合时，当然还要考虑到，c和v之比同一般平均数的偏离，在多大程度上不是由技术构成的差别，而只是由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变动引起的。

　　当然，以上所说，对商品成本价格的规定是一种修正。我们原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中所消费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它的成本价格，因而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也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修正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做和该商品生产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无论如何，商品的成本价格总是小于商品的价值这个论点，在这里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无论商品的成本价格能够怎样偏离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是既定的，它是一个不以他即资本家的生产为转移的前提，而资本家生产的结果则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也就是一个包含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价值余额的商品。此外，成本价格小于商品价值的论点，现在实际上转化为成本价格小于生产价格的论点。对生产价格和价值相等的社会总资本来说，这个论点同以前关于成本价格小于价值的论点是一致的。尽管这个论点对特殊生产部门来说要加以修正，但其根据始终是如下的事实：从社会总资本来看，它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价值，或者在这里从所生产的商品总量来看，小于和这个价值相一致的生产价格。商品的成本价格，只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的量；价值，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总量；生产价格，是涉及有酬劳动加上不以特殊生产部门本身为转移的一定量无酬劳动之和。

　　商品的生产价格＝k＋p，即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这个公式，现在得到了如下的进一步规定：p＝kp′（p′代表一般利润率），因而生产价格＝k＋kp′。如果k＝300，p′＝15%，生产价格k＋kp′就＝300＋300×15/100＝345。

　　商品的生产价格，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都会在下述每个场合发生量的变动：

　　1. 商品价值不变（也就是说，加入商品生产的死劳动和活劳动的量不变），但一般利润率发生了一种不以该部门为转移的变化。

　　2. 一般利润率不变，但价值发生了变动，这或是由于该生产部门本身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或是由于作为形成要素加入该部门不变资本的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

　　3. 最后，上述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

　　尽管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实际利润率不断发生巨大的变动——这一点以后我们会进一步看到——，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化，在不是例外地由异常的经济事件引起的时候，总是由一系列延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经过许多时间才能巩固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因此，在任何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把市场价格的波动完全撇开不说），生产价格的变化显然总是要由商品的实际的价值变动来说明，也就是说，要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变动来说明。价值不变，而只是它的货币表现发生变动的情形，在这里当然完全不予考察。⁽²⁾

　　另一方面，很清楚，从社会总资本来看，由它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总额（用货币表示，就是它们的价格）＝不变资本的价值＋可变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那么，在剩余价值量不变时，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或可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或二者都发生变动，以致C发生变化，从而即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利润率才会发生变动。因此，在每一个场合，一般利润率的变动，都以那些作为形成要素加入不变资本，或加入可变资本，或加入二者的商品的价值变动为前提。

　　或者，如果商品价值不变，而劳动的剥削程度发生变动，那么，一般利润率就会发生变动。

　　或者，如果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而由于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化，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额同不变资本相比发生相对变动，那么，一般利润率就会发生变动。但这样的技术变化，必然总是表现在商品的价值变动上，因而必然总是伴随有商品的价值变动，因为现在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比以前更多或者更少了。

　　我们在第一篇已经看到，从量的方面来看，剩余价值和利润是同一的。不过，利润率一开始就和剩余价值率有区别，这首先只表现为不同的计算方式；但这一开始就使剩余价值的真实起源完全模糊了和神秘化了，因为利润率会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提高或下降，或者反过来，并且因为利润率是资本家实际上唯一关心的事情。然而，量的差别只存在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剩余价值和利润本身之间。因为在利润率中，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是以总资本为尺度的，所以剩余价值本身也就好像从总资本产生，而且同样地从总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这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有机差别就在利润的概念中消失了；因此，实际上，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态即利润上否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但到目前为止，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别，只同质的变化，同形式变换有关，而在转化的这个第一阶段上，实际的量的差别还只存在于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

　　一般利润率，从而与各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既定量资本相适应的平均利润一经形成，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同商品出售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这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现在，不仅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而且利润和剩余价值，通常都是实际不同的量。现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对社会资本的总平均利润，从而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比直接对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更重要。它对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之所以重要⁽³⁾，只是因为他那个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平均利润的调节。但这是一个在他背后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实际上不关心的。现在，在各特殊生产部门内，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不仅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实际的量的差别，把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完全掩盖起来，这不仅对由于特殊利益在这一点上欺骗自己的资本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工人来说也是这样。随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最后，如果在剩余价值单纯转化为利润时，形成利润的商品价值部分，与作为商品成本价格的另一个价值部分相对立，以致对资本家来说，价值概念在这里已经消失——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总劳动，而只是总劳动的一部分，即他已经在活的或死的生产资料的形式上支付的部分——，因而在他看来，利润是某种存在于商品的内在价值以外的东西，那么，现在这种看法就完全被确认、固定和僵化了，因为当我们考察特殊生产部门时，加在成本价格上的利润，的确不是由该部门本身的价值形成过程的界限决定，而是由完全外在的条件确定的。

　　这个内在联系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我们在后面和在第四册中⁸⁶将会看到，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坚持作为基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以便坚持那种在现象上引人注目的差别，——理论家的这种混乱最好不过地表明，那些陷在竞争斗争中，无论如何不能透过竞争斗争的现象来看问题的实际资本家，必然也不能透过假象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

　　第一篇所阐述的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的一切规律，实际上都具有下述双重意义：

　　1. 一方面，这些规律是一般利润率的规律。根据以上的阐述，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会使利润率提高或降低，这样，人们可能认为，一般利润率必定每天都会变动。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会抵消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各种影响交错在一起，并失去作用。我们以后将要研究，这些波动最终趋向哪一方；然而这些波动是缓慢的；各个生产部门的波动的突然性、多面性和时间的长短不一，使波动部分地由于发生时间的先后而得到平衡，以致涨价后又跌价，或者跌价后又涨价，因而波动依然是局部的，也就是限于特殊生产部门；最后，不同的局部的波动还会互相中和。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都发生变动，都发生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但一方面，它们在一定时间内互相抵消，因此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另一方面，它们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还因为它们为另一些同时发生的局部波动所抵消。因为一般利润率不仅由每个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决定，而且还由总资本在不同特殊部门之间的分配决定；并且因为这种分配经常在变动，所以这又是一般利润率变动的一个经常的原因，——但是变动的这个原因，又由于这个运动的不间断性⁽⁴⁾和全面性，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失去作用。

　　2. 在每个生产部门中，本部门的利润率会发生或长或短时间的波动，直到这种波动经过一系列提高或降低稳定下来，足以赢得时间来影响一般利润率，从而不只是具有局部的意义。因此，在这样的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内，本册第一篇所阐明的关于利润率的规律同样是适用的。

　　关于剩余价值最初转化为利润时的理论见解，即认为资本的每个部分都同样地产生利润的见解⁽⁵⁾，表达出一个实际的事实。不管一个产业资本的构成怎样，不管它推动的是死劳动，活劳动，还是死劳动，活劳动，以致在一个场合比在另一个场合吸收大两倍的剩余劳动，生产大两倍的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并且把个别的、会自行消失的差别撇开不说，因为在这两个场合，我们所指的只是整个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它在这两个场合都会提供相等的利润。目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用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的劳动。这就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产生，——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节省劳动——不仅节省生产某种产品所必要的劳动，而且也节省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和更多地使用死劳动（不变资本），都表现为经济上完全合理的行为，看来决不会损害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既然生产上所必要的劳动量的减少，看来不仅不会损害利润，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表现为增加利润的直接源泉，至少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是这样，那么，活劳动又怎么能是利润的唯一源泉呢？

　　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成本价格中代表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增加了或减少了，那么，这个部分就会从流通中退出来，并且一开始就以增大了的量或减少了的量进入商品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所雇用的一定数目的工人在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或更少了，从而在工人人数不变时，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发生了变化，那么，成本价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部分可以仍旧不变，也就是说，可以以相同的量加入总产品的成本价格。但就每一单个商品（它们的总和形成总产品）来说，它包含的劳动（有酬劳动从而无酬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因此，为这个劳动的支出也增多了或减少了，工资部分也增多了或减少了。资本家支付的总工资仍旧不变，但是按单个商品计算，工资已经不同了。因此在这里，商品成本价格的这个部分发生了变化。不管单个商品的成本价格（或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总和的成本价格），由于商品本身或商品要素的这种价值变化而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只要平均利润比如说原来是10%，现在就仍然是10%；虽然就单个商品来看，由于这里假定的价值变动而引起的单个商品成本价格的量的变动，10%已经代表完全不同的量了。⁽⁶⁾

　　谈到可变资本——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并且因为一切把可变资本同资本家致富的关系掩盖起来的东西，都使整个体系神秘化了——，事情变得粗糙了，或者说，在资本家看来是这样：例如一个100镑的可变资本，代表100个工人的周工资。如果这100个工人，在工作日已定时，每周生产200件商品＝200W，那么，既然100镑＝200W，撇开成本价格中由不变资本加入的部分不说，1W就＝＝10先令。现在假定劳动生产力发生了变化；假如它提高了一倍，同样数目的工人在以前生产200W的同一时间内生产的比200W多一倍。在这个场合（就成本价格只由工资构成来说），因为现在100镑＝400W，所以1W＝＝5先令。如果生产力降低一半，那么，同量劳动就只生产；并且因为100镑＝，所以1W现在就＝＝1镑。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化，从而商品价值的变动，现在就成本价格因而就生产价格来说，都表现为相同工资在更多的或更少的商品上的不同分配，这要看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用相同的工资所生产的商品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资本家从而政治经济学家看到，分摊到每个商品上的有酬劳动部分，因而每件商品的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每件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平均利润事实上只是偶然地由他本生产部门吸收的无酬劳动决定的，所以，他更加看不到这一点。商品价值由其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这一事实，现在只是在这种粗糙而没有概念的形式中表现出来。

(1) 舍尔比利埃。⁸³
(2) 柯贝特⁸⁵，第174页。
(3) 当然，这里把那种用压低工资，规定垄断价格等办法取得暂时额外利润的可能性撇开不说。［弗·恩·］
(4) 1894年的版本中是“间断性”。——编者注
(5) 马尔萨斯。⁸⁷
(6) 柯贝特⁸⁸。［第20页］
[83]　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舍尔比利埃关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专门的考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09—1110页。——178。
8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54—255页。——180。
[85]　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关于柯贝特的有关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083—1084页。——186。
86 　指《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0—221、259—263页，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XVI笔记本第994页。——188、880、886。
[87]　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8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72页，第XIII笔记本第765—766页和第XVI笔记本第974页分析了马尔萨斯关于资本的每个部分都产生同样大小的利润的观点。——190。
[88]　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关于柯贝特的有关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076—1077页。——191。

第十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一部分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具有中等构成或平均构成，也就是说，这部分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完全是或接近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

　　在这些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同这些商品的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达到数学上的极限，那么，用这样的方法也许可以达到。竞争会把社会资本这样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以致每个部门的生产价格，都按照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生产价格的样板来形成，也就是说，它们＝k＋kp′（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以平均利润率所得之积）。但是这种平均利润率，不外就是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用百分比计算的利润，在这些部门中利润是同剩余价值一致的。因此，利润率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资本的平均构成占统治地位的中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的。因此，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但是很清楚，具有不同构成的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平均化，必然总是力求使这些部门同那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相等，而不管后者是同社会的平均数恰好一致，还是仅仅接近一致。在那些或多或少接近平均数的部门中间，又有一种力求达到理想的、即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中位的平均化趋势，也就是说，以这种中位为中心进行调整的趋势。于是，这样一种趋势必然会起支配作用，它使生产价格成为价值的单纯转化形式，或者使利润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单纯部分，不过这些部分不是按照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例，而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比例来分配的，因此，只要资本的量相等，那就不管资本的构成如何，它们都会从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中分到相等的份额（可除部分）。

　　因此，对中等构成或接近中等构成的资本来说，生产价格是同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利润是同这些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一切其他资本，不管它们的构成如何，在竞争的压力下，都力求和中等构成的资本拉平。但是，因为中等构成的资本是同社会平均资本相等或接近相等的，所以一切资本，不管它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都力求通过它们的商品的价格来实现平均利润，而不是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力求实现生产价格。

　　另一方面，可以说，凡是在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已经形成的地方，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达到的，这个平均利润只能是社会平均资本的利润，它的总和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并且由于这个平均利润加入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价格，只能是转化为生产价格的价值。即使某些生产部门的资本，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参与平均化过程，事情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利润就按参加平均化过程的那一部分社会资本来计算。很清楚，平均利润只能是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的比例分配给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的剩余价值总量。这是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的总和，而这个总量同有酬的死劳动和活劳动一样，体现在资本家所占有的商品和货币的总量中。

　　在这里，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

　　首先很清楚，对商品价值的估计，例如，用货币来估计，只能是商品交换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估计作为前提，我们就必须把这种估计看做商品价值同商品价值实际交换的结果。但是，这种按照实际价值进行的商品交换，又是怎样实现的呢？

　　我们先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如前所述，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就会是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即按照它们包含的价值的比例，按照与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来交换），还是按照那种使它们的出售能为它们的各自生产上所预付的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的价格来出售，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

　　推动不等量活劳动的资本会生产出不等量剩余价值这件事，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相等为前提，或以这方面存在的差别会通过某些实际的或想象的（习惯的）补偿理由而拉平为前提。而这又以工人之间的竞争，并以工人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而达到平衡为前提。这样一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像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做一种趋势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受到阻碍，这些阻力会造成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例如，为英国的农业短工而制定的定居法⁸⁹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

　　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价格，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资本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的总和。

　　如果把问题看成是工人各自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互相交换他们的商品，那么，问题的关键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时，这种商品就不会是资本的产品了。不同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价值，就会由于不同部门的劳动的技术性质而有所不同；同样，撇开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具有不等的价值这一点不说，一定量的劳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量，就会由于一种商品一小时就能制成，而另一种商品一天才能制成等等，而有所不同。其次，假定这些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相等，并且把由劳动强度不同等等而产生的平均化考虑在内。这时，第一，两个工人会从商品中，即从他们一天劳动的产品中，补偿他们的支出，即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这种支出由于各个劳动部门的技术性质而有所不同。第二，他们两人会创造出等量的新价值，即追加到生产资料中去的那个工作日。这个新价值包含他们的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后者也就是超过他们的必要的需要的剩余劳动，而这种剩余劳动的成果属于他们自己。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他们两人得到相等的工资加上相等的利润，即得到例如体现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产品中的价值。但是第一，他们的商品的价值会不相同。例如，商品I中已经用掉的生产资料所占的价值部分，可能比商品II中的要大；并且，为了把各种可能的差别立即估计在内，假定商品I吸收的活劳动比商品II多，因而在制造商品时比商品II需要更长的劳动时间。这样，商品I和商品II的价值会大不相同。同样，商品价值的总和，即工人I和工人II在一定时间内所完成的劳动的产物，也是如此。如果在这里我们把剩余价值和投入的生产资料的总价值的比率叫做利润率，那么，对I和II来说，利润率也会大不相同。在这里，I和II在生产期间每天消费的并且代表着工资的生活资料，形成预付生产资料中通常被我们叫做可变资本的部分。但是，I和II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会有相等的剩余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I和II各自得到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所以，在扣除预付的“不变”要素的价值以后，他们各自会得到相等的价值，其中一部分可以看做是生产上消费掉的生活资料的补偿，另一部分可以看做是除此以外的剩余价值。如果I的支出较多，那么，这些支出会由他的商品中一个较大的、补偿这个“不变”部分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因而他也必须把他的产品总价值中一个较大的部分再转化为这个不变部分的物质要素。而如果II在这方面收回的较少，那么，他必须再转化的价值也就较少。因此，在这种假定下，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像在今天，对雇佣工人来说，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表现为什么样的利润率，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也正像在国际贸易上，对各国的商品交换来说，不同国家的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

　　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价格就会提高。

　　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这也符合我们以前所说的见解⁽¹⁾，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公社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⁹¹这一点，正像它适用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状态，同时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组织，只要它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很不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互相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就好像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之间的互相关系一样。

　　要使商品互相交换的价格接近于符合它们的价值，只需要：1. 不同商品的交换，不再是纯粹偶然的或仅仅一时的现象；2. 就直接的商品交换来说，这些商品是双方按照大体符合彼此需要的数量来生产的，这一点是由交换双方在销售时取得的经验来确定的，因此是从连续不断的交换本身中产生的结果；3. 就出售来说，没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至于偶然的垄断，我们是指那种由偶然的供求状况所造成的对买者或卖者的垄断。

　　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个假定，当然只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此外，必须始终把市场价值——下面我们就要谈到它——与不同生产者所生产的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区别开来。在这些商品中，有些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也就是说，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少于市场价值所表示的劳动时间），另外一些商品的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做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做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并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在特殊的组合下，那些在最坏条件下或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才会调节市场价值，而这种市场价值又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不过市场价格对同类商品来说是相同的。如果满足通常的需求的，是按平均价值，也就是按两端之间的大量商品的中等价值来供给的商品，那么，其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就会实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而其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却不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说什么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能够出售，就证明这样的商品是满足需求所必需的，这种说法是无济于事的。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如果价格高于中等的市场价值，需求就会减少⁽²⁾。在一定的价格下，一种商品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地盘；在价格发生变化时，这个地盘只有在价格的提高同商品量的减少相一致，价格的降低同商品量的增加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么，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这种情况，只有在需求超过通常的需求，或者供给低于通常的供给时才可能发生。最后，如果所生产的商品的量大于这种商品按中等的市场价值可以找到销路的量，那么，那种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调节市场价值。例如，这种商品能够完全按照或者大致按照它们的个别价值来出售，这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许连它们的成本价格都不能实现，而那些按中等平均条件生产的商品，也只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里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也适用于生产价格，只要把市场价值换成生产价格就行了。生产价格是在每个部门中调节的，并且是按照特殊的情况调节的。不过它本身又是一个中心，日常的市场价格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朝这个中心来拉平的。（见李嘉图关于生产价格由在最坏条件下经营的企业决定的论述。⁹²）

　　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

　　1. 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他当然感到了，他的生产价格是同商品价值偏离的）说，他

　　“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这个研究，涉及的是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而不是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⁹³。

　　2. 决定生产价格的平均利润，必定总是同一定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所分到的剩余价值量接近相等。假定一般利润率，从而平均利润，表现为一个货币价值，这个价值高于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实际平均剩余价值。就资本家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互相计算的利润是10%还是15%，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百分率并不比另一个百分率更符合实际的商品价值，因为货币表现上的过度现象是相互的。就工人（在这里，假定他们得到的是正常工资，因而平均利润的提高并不是表示工资的实际扣除，也就是说，并不是表示与资本家的正常剩余价值完全不同的什么东西）来说，同平均利润的提高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提高相一致的，必然是可变资本的货币表现的提高。事实上，利润率和平均利润这样普遍地在名义上提高到超过实际的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不能不引起工资的提高，以及引起形成不变资本的那些商品价格的提高。如果降低，情况就会相反。既然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这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支配各种变动的规律——，那么，价值规律就调节生产价格。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

　　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即上述市场价值，为此就需要在同种商品的生产者之间有一种竞争，并且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为了使种类相同，但各自在不同的带有个别色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场价值相偏离，即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市场价值，这就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便把社会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超过这种需要，商品就必然会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反之，如果产品量不够大，就是说，如果卖者之间的竞争压力没有大到足以迫使他们把这个商品量带到市场上来，商品就必然会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市场价值发生了变化，总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条件也就会发生变化。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社会需要（在这里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量的商品。如果市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供求调节市场价格，或者确切地说，调节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值调节供求关系，或者说，调节一个中心，供求的变动使市场价格围绕这个中心发生波动。

　　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适用于单个商品的价值的条件，在这里会作为决定这种商品总额的价值的条件再现出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是大量生产，而且，甚至其他不太发达的生产方式——至少就主要商品来说——，也是把较小量地生产出来的东西，作为共同产品（哪怕是许多零星小生产者的共同产品），作为整个一个生产部门或其中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的共同产品，在市场上大量地集中在、堆积在相对说来比较少的商人手中，由他们加以出售的。

　　在这里顺便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虽然商品和货币这二者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但我们已经看到（第一册第一章第3节），在买和卖的行为上，这两个规定分别处在两端，商品（卖者）代表使用价值，货币（买者）代表交换价值。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因而要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卖的一个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³⁾

　　让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到市场上现有的、构成某一整个部门的产品的商品总量上来。

　　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做一个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做一个总价格，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要的社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

　　现在假定这些商品的很大数量是在大致相同的正常社会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因而社会价值同时就是这个很大数量的商品由以构成的各个商品的个别价值。这时，如果这些商品中有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低于这些条件，而另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高于这些条件，因此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大于大部分商品的中等价值，另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小于这种中等价值，如果这两端互相拉平，从而使属于这两端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同属于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相等，那么，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⁴⁾商品总量的价值，也就同所有单个商品合在一起——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于或低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相等。在这种情况下，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就由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来决定。

　　相反，假定投到市场上的该商品的总量仍旧不变，然而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由于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而拉平，以致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无论同中间的商品相比，还是同另一端的商品相比，都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么，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

　　最后，假定在高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大大超过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甚至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也构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么，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这里撇开市场商品充斥的情况不说，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市场价格总是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和市场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而是市场价值本身的不同的规定。⁽⁵⁾

　　事实上，严格地说（当然，实际上只是接近如此，而且还会有千变万化），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中等价值调节的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等于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总和；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这样，在最坏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低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在最好的一端生产的人，必然高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两端生产的两个个别价值量并不拉平，而是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起了决定作用。严格地说，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总量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的。这样得到的市场价值，不仅会高于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而且会高于属于中等部分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它仍然会低于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至于它和后一种个别价值接近到什么程度，或最后是否和它相一致，这完全要看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在该商品部门中具有多大规模。只要需求稍占优势，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

　　最后，假定和第三种情况一样，在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不仅同另一端相比，而且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都占据较大的地盘，那么，市场价值就会降低到中等价值以下。这时，由两端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额合计得到的平均价值，就会低于中等价值；它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这个中等价值，这要看有利的一端所占据的相对地盘而定。如果需求小于供给，那么在有利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不管多大，都会把它的价格缩减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以便强行占据地盘。但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

　　以上抽象地叙述的市场价值的确定，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就谈到另外一点了。

　　第二，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

　　在上述关于市场价值的各个规定中，我们假定，所生产的商品的量是不变的，是已定的，只是这个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量的各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同样数量的商品的市场价值按不同的情况来调节。假定这个量就是通常的供给量，并且我们撇开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会暂时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说。如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通常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与此相反，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就由两端中的一端来决定，尽管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如果需求和生产量之间的差额更大，市场价格也就会偏离市场价值更远，或者更高于市场价值，或者更低于市场价值。但是所生产的商品量和按市场价值出售的商品量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双重原因产生。或者是这个量本身发生了变化，变得过小或过大了，因而再生产必须按照与调节现有市场价值的规模不同的另一种规模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或者是再生产即供给保持不变，但需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了。在这里，尽管供给的绝对量不变，但它的相对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较或按需要来计量的量，还是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和第一种情形一样，不过方向相反。最后：如果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方向相反，或者方向相同，但程度不同，总之，如果双方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改变了它们之间的以前的比例，那么，最后结果就必然总是归结为上述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让我们首先考察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为了不涉及在这里完全无用的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每个产业部门的年再生产总量，而把不同商品有多少能够从市场取走，储存起来，以备比如说下一年消费这一点撇开不说。这个年再生产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是多大量还是多少个，要看这个商品量是作为可分离的量还是作为不可分离的量来计量而定；它们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使用价值还以一定的量出现在市场上。其次，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可以表现为单位商品的或单位商品量的市场价值的倍数。因此，市场上现有商品的数量和它们的市场价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有些商品的价值特别高，另一些商品的价值特别低，因而一定的价值额可以表现为一种商品的很大的量，也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很小的量。在市场上现有的物品量和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之间只有这样一种联系：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都需要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同这些物品的用途或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a量的某种商品花费劳动时间b，na量的商品就花费劳动时间nb。其次，既然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社会的一部分人，由于分工的缘故，要把他们的劳动用来生产这种既定的物品；这部分人，当然也要从体现在各种满足他们需要的物品上的社会劳动中得到一个等价物。但是，一方面，耗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生产这种物品的可除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特定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尽管每一物品或每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需要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就会相反。但是，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

　　现在，我们考察另一个方面：需求。

　　商品被买来当做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以便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即使有些种类商品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也不会引起任何变化。因此，生产者（这里指的是资本家，因为假定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和消费者都对商品有需求。看来，这首先要假定：在需求方面有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定量的社会生产与之相适应。如果棉纺织业每年按一定规模重新进行再生产，那就要有往年那样数量的棉花；如果考虑到再生产因资本积累每年在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还要有棉花的追加量。生活资料也是这样。工人阶级要维持通常的中等水平的生活，至少必须再得到同样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虽然这个数量在各种商品上的分配可能会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人口每年在增长，那就还要有必要生活资料的追加量。这里所说的情况，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也适用于其他阶级。

　　因此，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种类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这里完全撇开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不说，这种人的“需求”甚至低于他们的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比如说，如果棉花便宜了，资本家对棉花的需求就会增长，投入棉纺织业中的追加资本就会增加，等等。这里决不要忘记，根据我们的前提，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资本家在他作为例如棉花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代表着对棉花的需要；就像对棉花的卖者来说，棉花的买者把棉花转化为衬衣料子，还是转化为火棉，还是想用它来堵塞自己和世人的耳朵，都是无所谓的。可是，这种情况对于资本家是什么样的买者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对棉花的需要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本质的变化：这种需要实际上只是掩盖他榨取利润的需要。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限，对不同的商品说来当然是极不相同的；我说的是下面二者之间的差额：一方面是所要求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或者，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时可能要求的商品量。

　　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

　　如果供求之间的比例，使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的。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如果商品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是一致的。

　　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消，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各种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如果互相抵消，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完全撇开对这两种社会动力的更深刻的分析不说，在这里不需要作出这种分析），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做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⁹⁸。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是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因为各种不平衡具有互相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个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的不平衡的接连发生，——而且朝一个方向偏离的结果，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从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使供求总是互相一致；然而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消。这个平均数决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

　　因此，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消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消供求关系的作用的趋势。（那种有价格而没有价值的商品是一种例外，在这里不必考察。）供求可以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产生的作用。例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但这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由于某种发明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值本身降低了，因而与市场价格平衡。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结果，流入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就会过多，生产就会增加到使市场价格甚至降低到市场价值以下；或者另一方面，这也可以引起价格上涨，以致需求本身减少。这还可以在这个或者那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引起市场价值本身的提高，因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产品在这个期间内必须在较坏的条件下生产出来。

　　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而在进一步分析下，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就需求来说，那是很清楚的，因为需求按照和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如果价格跌落，需求就增加，反之，价格提高，需求就减少。而就供给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加到所供给的商品中去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决定对这种生产资料的需求，因而也决定这样一些商品的供给，这些商品的供给本身包含对这种生产资料的需求。棉花的价格对棉布的供给具有决定意义。

　　除了价格由供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这种混乱观点之外，还要加上：需求决定供给，反过来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市场，市场决定生产。⁽⁶⁾

　　甚至一个平庸的经济学家（见脚注）也懂得，即使没有由外界情况引起的供给或需求的变化，供求比例仍然可以由于商品市场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他也不得不承认，不论市场价值如何，供求必须平衡，才能得出市场价值。这就是说，供求比例并不说明市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评用语的争论》的作者在说了脚注中引用的这段话之后，接着说道：

　　“但是〈供求之间的〉这个比例——如果‘需求’和‘自然价格’这两个词的意义，正好和我们引用亚当·斯密时所理解的意义一样的话——必然总是相等的比例，因为只有在供给同有效需求，也就是同不多不少正好会支付自然价格的那种需求相等的时候，自然价格才会在实际上被支付；结果是，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可以有两个极不相同的自然价格，但供求比例在两个场合能够是一样的，即相等的。”

　　这就是承认，当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有两个不同的“自然价格”时，如果商品在两个场合都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售，那么供求在每个场合都能够互相一致，并且必然互相一致。既然在这两个场合，供求比例没有差别，而“自然价格”本身的量有差别，那就很明显，“自然价格”不依赖供求而决定，因此也极少可能由供求来决定。

　　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来。

　　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下列关系：第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尽管二者可以由第三者即商人来代表。在考察买者和卖者时，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把他们单个地对立起来就行了。要把商品的完整的形态变化，从而把买和卖的全部过程表示出来，有三个人也就够了。A把商品卖给B时，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B的货币；他用货币向C购买时，又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整个过程就是在这三个人中间进行的。其次，在考察货币时，我们曾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因为，既然问题只在于商品在它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时所经历的形式变化，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考察那种同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只要商品已经售出，并且用所得的货币又购买了新的商品，全部形态变化就摆在我们面前了，而商品价格究竟是低于还是高于它的价值，对这种形态变化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商品价值作为基础仍然是重要的，因为货币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在概念上得到说明，而价格就其一般概念来说，首先也只是货币形式上的价值。当然，当我们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考察时，假定所发生的不只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形态变化。相反，我们考察的是这种形态变化的社会交错的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谈得上货币的流通，谈得上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的发展。但是，虽然这个联系对货币过渡到流通手段的职能以及由此引起的货币的形态变化来说，十分重要，但它对买者和卖者个人之间的交易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说到供给和需求，那么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个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

　　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到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的人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价值。只有每个人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他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自己这一方变成劣势的一方，而每个人都力图靠自己的力量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其次，如果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像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每个人就可各自努力去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自己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他所有的同伙。⁽⁷⁾

　　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当供求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以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为前提。这里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到价格的形式上的转化，即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进而同生产价格的一定的量的偏离。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做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要用那个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额，取出另一种形式（货币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量的价值额，而且在于，要用那个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取出和任何另一个同量资本所取得的一样多的或者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因此，问题在于，最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让人们变来变去，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第二，事实上，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好坏都是一样的。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

　　但是，如果商品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像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使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或多或少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资本主义在一国社会内越是发展，也就是说，该国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就越能够实现这种平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种生产的各种条件也发展了，这种生产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

　　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下会进行得更快：1. 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 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贸易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在各个资本家面前集中起来；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研究竞争的范围。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结论，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全体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参与决定这个剥削的程度，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情，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益，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包括全部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取决于总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

　　平均利润和每100资本所生产的平均剩余价值相一致；就剩余价值来说，以上所述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润来说，不过要把预付资本价值作为利润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加进来。事实上，一个资本家或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对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上特别关心的只是：或者通过例外的过度劳动，或者通过把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办法，或者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的例外生产率，可以获得一种额外利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撇开这一点不说，一个在本生产部门内完全不使用可变资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资本家（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会像一个只使用可变资本，因而把全部资本都投到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又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一样地关心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会像后者一样地从无酬的剩余劳动获取他的利润。但劳动的剥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时，取决于劳动的平均强度，而在劳动强度已定时，则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变资本的总额已定时，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取决于劳动的剥削程度。一个部门的资本，与总资本不同，对本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的关心，而单个资本家，与整个本部门不同，则对他个人使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的关心。

　　另一方面，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因为有两点取决于这种生产率：第一是平均利润借以表示的使用价值量；这一点有双重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平均利润既可以充当新资本的积累基金，又可以充当供享受的收入基金。第二是全部预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在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已定时，这个价值的大小决定利润率或一定量资本的利润。在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或这个部门的特殊的单个企业内出现的特殊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当它使单个部门同总资本相比，或者使单个资本家同他所属的部门相比能够获得一笔额外利润的时候，才会引起那些直接有关的资本家的关心。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生产价格包含着平均利润。我们把它叫做生产价格，——实际上这就是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生产费用”，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价格”，不过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说明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因为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⁸⁾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些反对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的经济学家，总是把生产价格说成是市场价格围绕着发生波动的中心。他们所以会这样做，因为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已经完全表面化的、而且乍看起来是没有概念的形式，是在竞争中表现的形式，因而是存在于庸俗资本家的意识中，因而也是存在于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中的形式。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可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这里我们不说那种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人为垄断或自然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

　　此外，超额利润还能在下列情况下产生出来：某些生产部门可以不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不把它们的利润化为平均利润。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我们将研究超额利润的这两种形态的更进一步的变形。

(1) 那时，即1865年，这还只是马克思的“见解”。今天，自从毛勒直到摩尔根⁹⁰等人对原始公社作了广泛的研究以来，这已经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了。——弗·恩·
(2) 1894年版中是“增加”，马克思的手稿中是“减少”。——编者注
(3)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⁹⁴。
(4)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⁹⁵。
(5) 因此，施托尔希和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的争论（就事情本身说是一场争论，实际上他们彼此谁也没有注意对方），即市场价值（在他们那里，不如说是市场价格或生产价格）是由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李嘉图），还是由最有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施托尔希）⁹⁶，这个争论要这样来解决：他们两人都有对的地方和不对的地方，不过他们两人同样都完全忽略了中等情况。参看柯贝特关于价格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的那些情况的论述⁹⁷。“这并不是说，他〈李嘉图〉主张，如果两类不同商品中分别取出的两件商品，例如，一顶帽子和一双鞋，是由等量劳动生产的，那么，这两件商品就能互相交换。这里所说的‘商品’，应该理解为‘一类商品’，而不是单独一顶帽子，一双鞋等等。英国生产所有帽子的全部劳动，为此必须看做分配在所有帽子上面的。在我看来，这一点从一开始以及在这个学说的一般阐述中都没有表示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3、54页）
(6) 下述“高见”荒谬透顶：“在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工资、资本和土地的数量，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那种被亚当·斯密叫做该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东西也会发生变化，并且那种以前曾经是该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价格，也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为该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供给和需求量可能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因为，市场价值或亚·斯密所说的生产价格会因价值变化而变化〉，然而，这种供给，并不是恰好同那些能够支付并且愿意支付现在代表生产费用的价格的人的需求相一致，而是要么更大，要么更小，因此，供给和那种就新生产费用来说代表有效需求的需求之间的比例，也会和以前不同。所以，只要中途没有什么阻碍，供给就会发生变化，最后使商品具有新的自然价格。因此，有些人会认为下述说法是好的：因为商品是通过它的供给的变化而恢复它的自然价格的，所以，自然价格取决于一种供求比例，正像市场价格取决于另一种供求比例一样；可见，自然价格正如市场价格完全一样，依存于供求比例。（“供给和需求的重大原理的运用，是为了确定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和他所说的市场价格。”——马尔萨斯⁹⁹）”（《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60、61页）这个聪明人不理解：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下，正好是生产费用的变化，因而正好是价值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供求比例的变化，并且需求的这种变化，也能够引起供给的变化；这正好会证明我们这位思想家想要证明的事情的反面；就是说，这会证明，生产费用的变化，无论如何不是由供求比例来调节的，而是相反，生产费用的变化调节供求比例。
(7) “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每个人从来不能在总的收益和财产中取得多于一定份额或相应部分的东西，他就愿意联合起来去提高这个收益〈只要供求关系许可，他就这样做〉：这就是垄断。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05页）
(8) 马尔萨斯。¹⁰⁰
89 　定居法（Settlement Laws）是自1662年起在英国实施的法律，它实际上剥夺了农业工人从一地迁徙另一地的权利。定居法又是济贫法（见注301）的组成部分，对于向济贫所请求救济的农业工人，均得依据法院的判决强迫他们迁返原籍。这一立法限制了工人迁徙的自由，从而为雇主创造了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的条件。1854年2月10日，向下院提出的一项禁止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强迫贫民迁徙的法案未获通过。——195。
[90]　见格·路·毛勒的下述著作：《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198。
9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7页。——198。
92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60—61页，并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580页。——200。
93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5页，并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526—527页。——200。
[9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4、438页。——203。
[9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431页。——203。
[96]　这些观点见下述著作：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60—61页；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78—79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这些观点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85—487页。——204。
[97]　托·柯贝特关于价格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的观点，见他的《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42—4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078页对这一观点作了评价。——204。
98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2—93页。——211。
[99]　匿名著作《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作者所引的这句话，出自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伦敦版第75页。——213。
[100]　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版第77、78、208页。——220。

第十一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假定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80c＋20v，利润是20%。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就是100%。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资的一般提高就是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对平均资本来说，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假定工资提高25%。以前花费20来推动的劳动量，现在就要花费25。因此，一次周转的价值以前是80c＋20v＋20p，现在是80c＋25v＋15p。可变资本推动的劳动和以前一样，生产一个40的价值额。现在v由 20增加到25，所以余额m或p只＝15。利润15，按105计算，等于%，这是新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平均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和它们的价值一致的，所以这种商品的生产价格不变；因此，工资的提高，虽然引起利润的降低，但不会引起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变动。

　　以前，当平均利润＝20%时，一个周转期间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价格加上按这个成本价格计算的20%的利润，也就是＝k＋kp′＝k＋。在这里，k是一个可变量，随着加入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同而不同，并且随着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损耗量不同而不同。现在，生产价格是。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资本，它的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原来的构成80c＋20v（现在变为76(4/21)c＋23(17/21)v）；例如50c＋50v。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全部固定资本都作为损耗加入年产品，并假定周转时间与I相同，那么，在工资提高之前，年产品的生产价格就是50c＋50v＋20p＝120。工资提高25%，推动同量劳动的可变资本就由50提高到62(1/2)。如果年产品还是按照以前的生产价格120出售，结果就是50c＋62(1/2)v＋7(1/2)p，因而利润率是6(2/3)%。但新的平均利润率是14(2/7)%，并且因为我们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所以，这个50c＋62(1/2)v的资本也应该赚到这个利润。一个112(1/2)的资本，按照14(2/7)的利润率计算，赚到16(1/14)的利润。因此，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现在就是50c＋62(1/2)v＋16(1/14)p＝128(8/14)。在这里，由于工资提高25%，同量该种商品的生产价格就由120提高到128(8/14)，也就是说，提高7%以上。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生产部门，它的构成高于平均资本，例如92c＋8v。原来的平均利润在这里也是＝20；我们再假定全部固定资本加入年产品，周转时间也与I和II相同，商品的生产价格在这里也就＝120。

　　由于工资提高25%，推动等量劳动的可变资本就由8增加到10，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就由100增加到102，而平均利润率已经由20%下降到14(2/7)%。但是，100∶14(2/7)＝102∶14(4/7)。这样，现在102应有的利润是14(4/7)，因而总产品要按k＋kp′＝102＋14(4/7)＝116(4/7)来出售。这就是说，生产价格由120下降到116(4/7)，即下降3(3/7)%。

　　可见，由于工资提高25%：

　　1. 对于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

　　2. 对于较低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提高了，虽然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提高；

　　3. 对于较高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降低了，虽然也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降低。

　　因为平均资本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和产品的价值相等，所以一切资本的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额也保持不变，和总资本所生产的价值的总额相等；一方面的提高，和另一方面的降低，对总资本来说，会平均化为社会平均资本的水平。

　　商品的生产价格在例II中提高了，在例III中降低了，这种由剩余价值率降低即由工资一般提高引起的相反的结果，已经表明：在这里谈不到工资的提高由价格来补偿，因为III中生产价格的降低当然不能补偿资本家的利润的降低，II中价格的提高也不能防止利润的降低。相反，在价格提高和价格降低这两个场合，利润都和价格保持不变的平均资本的利润相同。对II和对III来说，利润都同样是那个已经下降，即下降略多于25%的平均利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II的价格不提高，III的价格不降低，II就要低于新的已经下降的平均利润出售，III就要高于它出售。不言而喻，根据每100资本中投在劳动上的是10，25，还是50的不同情况，工资的提高，必然对以资本的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家和以资本的或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家，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根据资本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构成的不同情况，一方的生产价格会提高，另一方的生产价格会降低，这只是由于利润平均化为新的已经下降的平均利润。

　　工资的一般降低和与之相适应的利润率的一般提高，从而平均利润的一般提高，对各个按相反方向同社会平均构成相偏离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只要把以上的说明反过来，就可以得到结果（这一点李嘉图没有研究过）。

　　I. 平均资本＝80c＋20v＝100；剩余价值率＝100%；生产价格＝商品价值＝80c＋20v＋20p＝120；利润率＝20%。假定工资降低1/4，同一不变资本就由15v来推动，而不是由20v来推动。因此，商品价值就是80c＋15v＋25p＝120。v所生产的劳动量仍旧不变，不过由此创造的新价值会按不同的比例分配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剩余价值由20增加到25，剩余价值率由20/20增加到25/15，也就是由100%增加到166(2/3)%。按资本95计算的利润现在＝25，所以按100计算的利润率＝26(6/19)。用百分比表示的新的资本构成现在是84(4/19)c＋15(15/19)v＝100。

　　II. 低构成。如上所说，原来是50c＋50v。工资降低1/4，v就减少到37(1/2)，全部预付资本就减少到50c＋37(1/2)v＝87(1/2)。把新的利润率26(6/19)%应用到这个资本上，就得到100∶26(6/19)＝87(1/2)∶23(1/38)。同一个商品量以前值120，现在值872＋23(1/38)＝110(10/19)。价格几乎降低10。

　　III. 高构成。原来是92c＋8v＝100。工资降低1/4，8v就减少到6v，总资本就减少到98。因此，100∶26(6/19)＝98∶25(15/19)。商品的生产价格，以前是100＋20＝120，现在，在工资降低以后，是98＋25(15/19)＝123(15/19)，几乎提高4。

　　这样，我们看到，只要按相反的方向重述以上的说明并加上必要的修改就行了；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高，虽然比例不同；对低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会降低，对高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会提高。这和工资一般提高时的结果恰好相反。⁽¹⁾在这两个场合，——工资提高的场合和工资降低的场合，——我们都假定工作日不变，一切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也不变。因此，在这里，工资只有在它原来就高于劳动正常价格的情况下，或在被压低到这个价格以下的情况下，才可能降低。如果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是由通常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值从而生产价格的变动引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将部分地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进一步研究。但在这里，我们要断然指出：

　　如果工资的提高或降低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动引起，那么以上所说，只有在那些因自身的价格变动而使可变资本增加或减少的商品，也作为构成要素进入不变资本，因而不只是影响工资的情况下，才需要加以修改。如果它们只是影响工资，那么以上所说就已经包含所要说的一切了。

　　在整个这一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平均利润的形成，从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假定为既定的事实。问题只是，工资的一般提高或降低怎样影响被假设为既定的商品生产价格。同本篇考察的其他重要之点相比，这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但在这里提到的问题中，只有这个问题是李嘉图研究过的，并且我们将会看到¹⁰³，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片面的和有缺陷的。

(1) 非常奇怪的是：李嘉图¹⁰¹（他当然按照和这里不同的方法来论述，因为他不理解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只是考察了第一种情况，即工资的提高和它对商品生产价格的影响。一群只会模仿的奴仆¹⁰²甚至没有想到作出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只是同义反复的应用。
[10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6—41页。——226。
[102]　“一群只会模仿的奴仆”（Servum pecus imitatorum）是套用了贺拉斯《书信集》第1册第19封信中的一句话“啊，只会模仿的奴仆群!”（O imitatores, servum pecus!）——226。
103 　关于大·李嘉图有关工资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的观点及其片面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批判性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536—542页。——226。

第十二章　补充说明

I. 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发生变化，只能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变化，只是因为平均剩余价值率本身发生变化，或者，平均剩余价值率不变，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发生了变化。

　　如果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不是基于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或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这种运动只能看成是一种波动——，那么，一般利润率的变化只能这样发生：或者由于劳动力的价值降低或提高；如果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的生产率不发生变化，从而，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值不发生变动，这种降低和提高是不可能的。

　　或者由于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发生变化。在这里，因为变动不是由剩余价值率引起，所以必然是由总资本，而且是由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引起。这个不变部分的量，从技术上看，与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成比例地增减，并且它的价值量随着它本身的量的增减而增减；因此，这个价值量也与可变资本的价值量成比例地增减。如果同量劳动推动较多的不变资本，劳动就有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可见，如果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一定发生变动。

　　因此，对这两种情况来说，下述规律都是适用的：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动，它本身的价值可以保持不变，但一定有另一些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

　　第二，一般利润率保持不变。这时，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能够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这或是由于生产取得最终形式的商品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或是由于生产那些进入该商品生产中的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棉纱生产价格的下降，可以是因为原棉的生产变得便宜，也可以是因为纺纱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良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以前已经说过，生产价格＝k＋p，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但这又等于k＋kp′，k代表成本价格，它是一个未定量，对不同生产部门来说是不同的，并且到处都是等于生产商品时所用掉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p′则代表按百分比计算的平均利润率。如果k＝200，p′＝20%，生产价格k＋kp′就＝200＋200×＝200＋ 40＝240。很清楚，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这个生产价格可以仍旧不变。

　　商品生产价格的一切变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价值的变动，但并不是商品价值的一切变动都要表现为生产价格的变动，因为生产价格不只是由特殊商品的价值决定，而且还由一切商品的总价值决定。因此，商品A的变动可以由商品B的相反的变动抵消，以致一般关系仍保持不变。

II. 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1. 加在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上的，不是该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而是平均利润；

　　2. 一个商品的这样同价值偏离的生产价格，会作为要素加入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因此，撇开商品本身由于平均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额而发生的偏离不说，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就已经能够包含同该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偏离。

　　因此，即使就中等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成本价格也可能同构成生产价格的这个组成部分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总额发生偏离。假定中等构成是80c＋20v。对具有这种构成的现实资本来说，80c也可能大于或小于不变资本c的价值，因为这个c可以是由生产价格同价值相偏离的商品构成。同样，如果工资耗费在生产价格同价值不一致的商品上，20v也可以同它的价值相偏离；因此，与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时候比较，工人要买回这些商品（补偿这些商品），就必须劳动更多或更少的时间，也就是完成更多或更少的必要劳动。

　　然而，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影响关于中等构成的商品所提出的各个论点的正确性。归于这些商品的利润量，等于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就上述那个按80c＋20v构成的资本来说，在剩余价值的决定上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是否表示实际的价值，而是它们互相之间形成什么比例；这就是，v＝1/5总资本，c＝4/5总资本。只要情况如此，那就正如上面所假设的，v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润。另一方面，因为它等于平均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利润＝k＋p＝k＋m，实际上等于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正如它不会使商品的价值变动一样，也不会使k＋p变动，而只会引起利润率的相应的、方向相反的运动，即降低或提高。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商品价格由于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而发生变动，这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的利润率就会高于或低于其他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只有价格保持不变时，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才保持和其他部门相同的利润水平。这样，实际上就好像是这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是按照实际价值出售它们的产品的。也就是说，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那就很清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引起利润的相应的降低或提高，但不会引起商品的价值变动，并且在一切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而总是只会影响剩余价值的量。

III. 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我们已经说过，竞争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并由此使这些不同部门的产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这是通过资本从一个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利润暂时高于平均利润的另一个部门来实现的；可是，这里还要考虑到一定产业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同收益少的年份和收益多的年份的更替结合在一起的利润波动。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这样不断地流出和流入，引起利润率上升和下降的运动，这种运动会或多或少地互相平衡，因此有一种使利润率到处都化为同一个共同的和一般的水平的趋势。

　　资本的这种运动首先总是由市场价格的状况引起的，市场价格在这里把利润提高到一般的平均水平以上，在那里又把它压低到这个水平以下。我们暂且不谈在这里还同我们无关的商人资本；正如突然爆发的对某些热门货的投机所表明的，商人资本能够非常迅速地把大量资本从一个营业部门抽走，并且同样突然地把它投入另一个营业部门。但在每一个真正从事生产的部门——工业、农业、矿业等等——，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却有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固定资本。此外，经验还表明，一个产业部门，例如棉纺织业，如果在一个时期利润特别高，那么在另一个时期利润就会特别低，甚至会亏损，因此，在一个若干年的周期中，它的平均利润会和其他部门大致相同。而资本很快就懂得了要考虑到这个经验。

　　但是，竞争所没有表明的，是支配着生产运动的价值规定，是在生产价格背后的、归根到底决定生产价格的价值。相反，竞争所表明的却是：1. 平均利润，它不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为转移，因而不以一定资本在一定经营部门占有的活劳动量为转移；2. 因工资水平的变动而引起的生产价格的涨落，这是一种乍看起来和商品的价值关系完全矛盾的现象；3. 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使一定时期内商品平均市场价格不是归结为市场价值，而是归结为一种和这个市场价值相偏离、而且和它差别很大的市场生产价格。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相矛盾，也和剩余价值由无酬的剩余劳动形成的性质相矛盾。因此，在竞争中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在这种关系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借以说明这种关系的观念中，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核心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¹⁰⁴

　　其次，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个部门的不同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也就决不只是通过市场价格对资本的吸引作用和排斥作用来实现了。在平均价格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确立一段时期之后，各个资本家意识到，在这种平均化中某些差别会互相抵消，因此，他们会立即把这些差别包括在他们的互相计算中。这些差别存在于资本家的观念中，并被他们作为补偿理由加入计算。

　　在这里，基本观念是平均利润本身，是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时间内提供等量利润。而这又以下述观念为基础：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都应按照各自大小的比例来分享社会总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来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个特殊资本都只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作为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按照各自资本股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利润。

　　资本家的计算是以这个观念为依据的。例如，一个资本，由于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较久，或者由于商品必须在很远的市场上出售，周转较慢，然而它还是会把由此失去的利润捞回，就是说，它会靠加价得到补偿。或者，那些要冒较大风险的投资，例如航运业的投资，也会靠加价得到补偿。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并且与此同时保险事业发展起来，风险对一切生产部门来说实际上都一样了（见柯贝特的著作¹⁰⁵）；风险较大的部门要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但会从它们的商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这一切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每一种可以使某一投资获利较少而使另一投资获利较多的情况——在一定限度内所有投资都被看做是同样必要的——，都会被作为永远有效的补偿理由加入计算，用不着总是要重新靠竞争活动来证明这个动机或计算因素的合理性。资本家只是忘记了——或者不如说没有看到，因为竞争没有向他表明这一点——，他们在互相计算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价格时彼此提出的这一切补偿理由，只是基于这样一点：所有资本家都按照他们资本的比例，对共同的掠夺物即全部剩余价值，拥有同样大的权益。相反，因为他们收进的利润和他们榨取的剩余价值不相等，所以他们以为，这些补偿理由似乎并不是使全部剩余价值的分享平均化，而是创造利润本身，因为利润似乎只是来自于根据这种或那种理由对商品成本价格的加价。

　　此外，我们在第七章第116页⁽¹⁾论述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源泉的看法时所说的一切，也适用于平均利润。在这里，只是就下面这一点来说，事情才表现得有所不同：在商品的市场价格已定和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成本价格的节约取决于个人的干练、精心程度等等。

(1) 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104 　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上本质和现象是颠倒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94页，第31卷第163—164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994页。——231。
105 　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100—102页。——232。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十三章　规律本身

　　在工资和工作日已定时，一个可变资本，例如100，代表着一定数目的被推动的工人；它就是这个人数的指数。例如，假定100镑是100个工人一周的工资。如果这100个工人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多，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每天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即再生产他们的工资的时间，和他们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即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一样多，那么，他们的总价值产品就＝200镑，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则是100镑。剩余价值率m/v就＝100%。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剩余价值率由于不变资本c的大小不等，从而由于总资本C的大小不等，会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利润率＝m/C。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

　　如果c＝200，v＝100，那么p′＝%；

　　如果c＝300，v＝100，那么p′＝＝25%；

　　如果c＝400，v＝100，那么p′＝＝20%。

　　这样，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个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因为随着不变资本的物质量的增加，不变资本从而总资本的价值量也会增加，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资本构成的这种逐渐变化，不仅发生在个别生产部门，而且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或者至少发生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就包含着某一个社会的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变化，那么，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而我们已经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这只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所特有的生产方法的日益发展，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能支配的同数工人或同量劳动力，会在同一时间内推动、加工、生产地消费掉数量不断增加的劳动资料，机器和各种固定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也就是价值量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相比的这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一回事。这也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而这种发展正好表现在：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与不变资本价值量的这种增加——虽然它只是大致地表现出在物质上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使用价值的实际数量的增加——相适应的，是产品的日益便宜。每一个产品就其本身来看，同较低的生产阶段相比，都只包含一个更小的劳动量，因为在较低的生产阶段上，投在劳动上的资本比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大得多。因此，本章开头假设的序列，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趋势。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以后我们将会看到⁽¹⁾，为什么这种下降不是以这个绝对的形式而是以不断下降的趋势表现出来。）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对象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对象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

　　尽管这个规律经过上述说明显得如此简单，但是我们在以后的一篇¹⁰⁶中将会看到，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揭开这个秘密兜圈子，而且亚·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别，也就在于为揭开这个秘密进行不同的尝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虽然摸索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但从来没有能够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租——区别开来；它们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因而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那么，它们从来不能解开这个谜，这已不再是什么谜了。

　　在说明利润分割为互相独立的不同范畴以前，我们有意识地先说明这个规律。这个说明同利润分割为归各类人所有的各个部分这一点无关，这一事实一开始就证明，这个规律，就其一般性来说，同这种分割无关，同这种分割所产生的各种利润范畴的相互关系无关。我们这里所说的利润，只是剩余价值本身的另一个名称；不过在这里，剩余价值只是与总资本发生关系，而不是与产生它的可变资本发生关系。所以，利润率的下降表示剩余价值本身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的下降，因而同这个剩余价值在各个范畴之间的任何一种分配无关。

　　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c∶v＝50∶100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上，剩余价值率100%表现为利润率%；在资本构成c∶v＝400∶ 100的较高的阶段上，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却仅仅表现为利润率20%。一个国家中各个相继发展的阶段的情况是这样，不同国家中同时并存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前一种资本构成作为平均构成的不发达国家，一般利润率＝%，而在处于后一种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国家，一般利润率＝20%。

　　两个国家的利润率的差别，可以由于下述情况而消失，甚至颠倒过来：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劳动的生产效率比较低，因而较大量的劳动表现为较小量的同种商品，较大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较小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工人必须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来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它的价值，而用小部分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提供较少的剩余劳动，结果剩余价值率也比较低。假定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工人以工作日的2/3为自己劳动，以1/3为资本家劳动，那么，按照上述例子的假定，同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报酬是1333，而提供的余额只有66(2/3)。假定同133(1/3)这个可变资本相适应的不变资本是50。这样，剩余价值率就等于66(2/3)∶133(1/3)＝50%，利润率则等于66(2/3)∶183(1/3)，约36(1/2)%。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研究利润分割成的各个组成部分，因而它们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仅仅为了避免误解，才预先指出下面这一点：把发展阶段不同的各个国家加以比较时，即把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同工人虽然在实际上受资本家剥削但劳动还没有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国家（例如在印度，莱特¹⁰⁷就是作为独立的农民从事经营，他的生产本身还没有从属于资本，虽然高利贷者以利息的形式不仅榨取他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按照资本主义的用语，甚至还榨取他的一部分工资）加以比较时，如果我们用一个国家的利息率水平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利润率水平，那是非常错误的。在劳动还没有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国家，利息包含全部利润，甚至比利润更多，不像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它只代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一部分。¹⁰⁸另一方面，这里决定利息率的主要是这样的情况（高利贷者向显贵们即地租所有者提供的贷款），它们同利润完全无关，不如说，它们只是说明高利贷按什么比率占有地租。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阶段不同、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也不同的各个国家中，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是决定利润率的一个因素）在正常工作日较短的国家可以高于正常工作日较长的国家。第一，如果英国的10小时工作日由于劳动强度较高，而和奥地利的14小时工作日相等，那么，在工作日分割相同的情况下，英国5小时剩余劳动，在世界市场上可以比奥地利7小时剩余劳动代表更高的价值。第二，同奥地利相比，英国的工作日可以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剩余劳动。

　　一个同样的或甚至一个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润率这个规律，换一个说法就是：某个一定量的社会平均资本（例如资本100）表现为劳动资料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这样，因为追加在生产资料上的活劳动的总量，同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相比，减少了，所以，无酬劳动和体现无酬劳动的价值部分，同预付总资本的价值相比，也减少了。或者说，所投总资本中转化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因而这个总资本所吸收的剩余劳动，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来越小，虽然所使用的劳动的无酬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时增大。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尽管这两个部分都已经绝对增加），如上所说，只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种表现。

　　假定资本100由80c＋20v构成，后者＝20个工人；剩余价值率为100%，就是说，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再假定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资本＝20c＋80v，后者＝80个工人。但是，这些工人需要用工作日的为自己劳动，只用为资本家劳动。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人在前一场合生产价值40，在后一场合生产价值120。前一个资本生产80c＋20v＋20m＝120；利润率＝20%；后一个资本生产20c＋80v＋40m＝140；利润率＝40%。所以，尽管剩余价值率在前一场合＝100%，在后一场合只＝50%，在前一场合为在后一场合的两倍，利润率在后一场合还是在前一场合的两倍。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同样大小的资本在前一场合只占有20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在后一场合却占有80个工人的剩余劳动。

　　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或者说，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同活劳动所推动的对象化劳动的量相比相对减少的规律，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社会资本所推动和所剥削的劳动的绝对量在增大，因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在增大；同样也决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单个资本家所支配的资本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劳动量，从而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甚至在这些资本所支配的工人人数并不增加的时候，也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

　　假定工人人口已定，例如200万，再假定平均工作日的长度、强度以及工资也已定，因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率也已定，那么，这200万工人的总劳动，以及他们的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就总是生产出同样大小的价值量。但是，随着这个劳动所推动的不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量不断增加，这个价值量和这个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和资本的量一起增加，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的比率会下降。因此，这个比率从而利润率会下降，尽管资本所支配的活劳动的量和它吸收的剩余劳动的量同以前一样。这个比率所以会发生变化，并不是因为活劳动的量减少了，而是因为活劳动所推动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量增加了。这种减少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同所推动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绝对量毫无关系。利润率的下降，不是由于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绝对减少，而只是由于它的相对减少，由于它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的减少。

　　关于劳动量和剩余劳动量已定的情况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工人人数增加的情况，从而，在上述前提下，一般也适用于所支配的劳动量增加的情况，特别是适用于这个劳动的无酬部分即剩余劳动的量增加的情况。如果工人人口由200万增加到300万，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人口的可变资本现在也由以前的200万增加到300万，而不变资本由400万增加到1 500万，那么，在上述前提下（工作日和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就增加一半，即50%，由200万增加到300万。但是，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量，因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了50?%，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还是会由2∶4下降到3∶15，而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如下（以百万为单位）：

　　剩余价值量增加了一半，而利润率则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但是，利润只是按社会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因而就社会范围来说，利润量，利润的绝对量，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相等。因此，尽管这个利润量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大大下降了，即一般利润率大大下降了，利润的绝对量，它的总量，还是增加了50%。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下降，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即它所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所吸收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利润的绝对量，仍然能够增加，并且不断增加。事情还不只是能够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撇开那些暂时的波动，事情也必然如此。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我们已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那个必须单纯再生产即保存的价值量，甚至在所使用的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生产资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量，还会增加得更多。而追加劳动——通过对它的占有，这种追加财富能够再转化为资本——并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包括生活资料）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的量，因为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同生产资料的价值发生关系，而是同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然而，资本的积累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聚，本身就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物质手段。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增加已经意味着工人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创造出同剩余资本相适应的工人人口，甚至大体上总是超过这个资本的需要的工人人口，即过剩工人人口。剩余资本暂时超过它所支配的工人人口，这会发生双重的作用。一方面，这会提高工资，从而缓和那些使工人后代减少和绝灭的影响，使结婚变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渐增加。另一方面，这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机器的采用和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人为的相对过剩人口；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又成为使人口实际上迅速增加的温室，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贫困会产生人口。¹⁰⁹因此，从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的性质来看，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预定要转化为资本的已经增加了的生产资料的量，总会随时找到相应地增加了的、甚至过剩的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所以，在生产过程和积累过程的发展中，可以被占有和已经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从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利润的绝对量，都必然会增加。但是，同一些生产规律和积累规律，会随着不变资本的量增加，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转化为活劳动的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相比，越来越快地增加。因此，同一些规律，使社会资本的绝对利润量日益增加，使它的利润率日益下降。

　　这里完全撇开了下述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部门以及产品的多样化，同一个价值量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和享受品的量会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进程，要求劳动过程的规模及其范围日益扩大，要求每一个企业的预付资本相应地日益增加。因此，日益增长的资本积聚（与此同时，资本家人数也会增加，只是增加的程度较小），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物质条件之一，又是二者本身产生的结果之一。与此同时进行并互相影响的，是或多或少直接从事生产的人日益被剥夺。因此，对各单个资本家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们支配的劳动军越来越大（尽管对他们来说，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并且不顾这种下降而同时增长起来。那些使大批劳动军集中在各单个资本家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原料、辅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以越来越大的比例增加起来。

　　在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在工人人口已定时，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下降，那么，剩余价值量，从而绝对利润量，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地减少了。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相对减少和积累由此加速的那些规律，——而另一方面，积累又反过来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可变资本进一步相对减少的起点，——这同一发展，撇开一切暂时的波动，还表现为所使用的总劳动力越来越增加，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从而利润的绝对量越来越增加。

　　利润率的下降和绝对利润量的同时增加产生于同一些原因的这个二重性的规律，必然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即在一定条件下，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从而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将会增加，而从总资本来看，或者从单个资本只是作为总资本的一个部分来看，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相同的量，——必然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呢？

　　假定我们拿资本的一个可除部分，例如100，来计算利润率。这100代表总资本的平均构成，比如说80c＋20v。我们在本册第二篇已经看到，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不是由每一个部门特殊的资本构成决定，而是由资本的社会平均构成决定⁽²⁾。随着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从而同总资本100相比的相对减少，利润率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会下降，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100的价值的比率也会下降。但是不仅这个相对量会下降。总资本100所吸收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也会绝对地下降。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资本60c＋40v生产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40；资本70c＋30v生产利润量30；在资本为80c＋20v时，利润就下降到20。这种下降同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有关，这种下降所以发生，是因为总资本100推动的活劳动减少了，所以在剥削程度不变时推动的剩余劳动也减少了，因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减少了。如果我们拿社会资本即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的任何一个可除部分作为计量剩余价值的尺度——在计算利润时总是这样做的——，那么，剩余价值的相对下降和它的绝对下降总是一致的。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利润率由40%下降到30%，再下降到20%，因为同一个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实际上已经绝对地由40下降到30，再下降到20。因为用来计量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量已定，即＝100，所以，剩余价值和这个不变量的比率的下降，就只能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和利润的绝对量减少的另一种表现。事实上这是一个同义反复。但是，这种减少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性质，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了。

　　但是另一方面，使一定资本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绝对减少，因而使按百分比计算的利润率绝对下降的同样一些原因，又会引起社会资本（即资本家全体）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绝对量的增加。这种情况必然会怎样表现出来呢？只能怎样表现出来呢？或者说，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包含着哪些条件呢？

　　如果社会资本任何一个＝100的可除部分，从而任何一个具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100是一个已定量，因而对这个已定量来说，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绝对量的减少是一致的，这正是因为在这里用来计量这个绝对量的资本是一个不变量，那么，与此相反，社会总资本的量以及各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量，是一个可变量，而且为了符合上面所假定的条件，这个可变量的变化必须和它的可变部分的减少成反比。

　　在前面的例子中，当百分比构成为60c＋40v时，剩余价值或利润为40，因而利润率为40%。假定在构成的这个阶段上总资本为100万，这时，总剩余价值，从而总利润，就是40万。当构成后来变为80c＋20v时，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时，每100就＝20。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尽管利润率下降了，资本每100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减少了，剩余价值或利润，就其绝对量来说，还是增加了，比如说由40万增加到44万，所以，这种情况之可能发生，只是由于和这种新的构成同时形成的总资本已经增加到220万。被推动的总资本的量增加到220%，而利润率下降了50%。如果资本只增加一倍，它在利润率为20%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和原有资本100万在利润率为40%时所生产的正好相等。如果资本增加不到一倍，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就比原有资本100万所生产的要少，而这个资本在其构成和以前一样的时候，为了使它的剩余价值由40万增加到44万，只要由100万增加到110万就行了。

　　这里又出现了以前已经阐述过的规律¹¹⁰：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就是说，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推动同量的劳动力和吸收同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总资本量越来越大。因此，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这并不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降低了，而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就是说，不是由于劳动和生活资料或生产这种生活资料的资料之间的绝对的不平衡，而是由于对劳动的资本主义剥削所引起的不平衡，即资本的不断增加和它对不断增加的人口的需要的相对减少之间的不平衡。

　　利润率下降50%，也就是下降一半。因此，要使利润量保持不变，资本就必须增加一倍。要使利润量在利润率下降时保持不变，表示总资本增加的乘数，就必须和表示利润率下降的除数相等。如果利润率由40下降到20，要使结果保持不变，总资本就必须反过来按20∶40的比例增加。如果利润率由40下降到8，资本就必须按8∶40的比例增加，即增加到五倍。资本100万在利润率为40%时生产40万，资本500万在利润率为8%时也生产40万。必须如此，结果才会保持不变。但是要使结果增加，资本增加的比例就必须大于利润率下降的比例。换句话说，要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不仅绝对地保持不变，而且绝对地增加（尽管它作为总资本的一个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下降），总资本增加的比例必须大于可变资本所占百分比下降的比例。总资本必须这样增加：它在新的构成上，不仅需要有原来的可变资本部分，而且需要有比这更大的部分来购买劳动力。如果资本100的可变部分由40减少到20，那么，总资本必须增加到200以上，才能使用一个比40更大的可变资本。

　　甚至在被剥削的工人人口的总数不变，只是工作日的长度和强度增加时，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也必须增加，因为在资本构成变化时，即使要按旧的剥削关系使用同量劳动，资本量也必须增加。

　　因此，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同一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不断增加；结果，总的说来，与可变资本和利润的相对减少相适应的，是二者的绝对增加。我们讲过，这种双重的作用，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快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构成更高或不变资本以更大程度相对增加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更高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过剩。如果可变资本以前占总资本的，现在只占，那么，要使用同量劳动力，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三倍；如果所用的劳动力要增加一倍，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六倍。

　　以往的经济学说明不了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它把利润量的增加，单个资本家或者社会资本的利润绝对量的增加，当做一种安慰的理由，但这种理由也只是以一些陈词滥调和可能性为根据的。

　　说利润量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利润率，二是按这个利润率所使用的资本的量，这只是同义反复。因此，说利润量有可能不管利润率下降而同时增加，这也只是这个同义反复的另一种表现，无助于我们前进一步，因为资本增加而利润量不增加，甚至资本增加而利润量减少的情况，都同样是可能的。100按25%算，得25，而400按5%算，只得20。⁽³⁾但是，如果使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也会促进积累，即促进追加资本的形成，如果每个追加资本都会推动追加劳动，并且生产追加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单是利润率的下降就包含不变资本从而全部旧资本已经增加这一事实，那么，这整个过程就不再是神秘的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为了抹杀利润量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同时增加的可能性，曾怎样求助于在计算时有意伪造数字的办法。¹⁰⁶

　　我们已经指出，造成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从而引起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利润）绝对量或总量的增加。正如在竞争中，从而在竞争当事人的意识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样，这个规律——我指的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也是如此。很明显，在上面列举的比例中，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大于一个表面上赚得高额利润的小资本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其次，对竞争的最肤浅的考察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危机时期，当大资本家要在市场上夺取地盘，排挤小资本家时，他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即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利润率，以便把小资本家挤垮。特别是以后要详细说到的商人资本，会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利润的下降是营业扩大和资本扩大的结果。对于这种错误见解，我们将在以后作出真正科学的说明。类似的肤浅见解，是由比较各个特殊营业部门在自由竞争的统治下还是在垄断的统治下所得到的利润率而得出的。这种存在于竞争当事人头脑中的非常浅薄的观念，在我们的罗雪尔身上就可以找到：利润率这样下降，是“比较明智和比较人道的”¹¹²。在这里，利润率的下降好像是资本增加的结果，好像是资本家由此考虑到利润率较低却会赚得较大的利润量的结果。这一切（除了以后要说到的亚·斯密¹¹³）都是由于完全不理解一般利润率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是由于这样一种粗浅的观念：价格实际上是通过把一个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利润量加到商品的实际价值上而决定的。这些观念无论多么粗浅，但它们是必然会产生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利润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同时利润量却会增加，这个规律也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商品所包含的并通过商品出售所实现的利润量却会相对增加。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构成的提高，会使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所以，总产品中每一个可除部分，每一个商品，或者说，所生产的商品总量中每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较少的活劳动，而且也只包含较少的对象化劳动，即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以及所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中所体现的对象化劳动。因此，每一个商品都只包含一个较小的、对象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生产中新追加的劳动的总和。这样，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尽管如此，单个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量，在绝对剩余价值率或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时仍能增加。它包含较少的新追加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的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增加了。不过，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情况才是这样。当单个商品中包含的新追加的活劳动的总和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大大地绝对减少时，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量也会绝对地减少，不管它同有酬部分相比相对地增加了多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每一个商品中的利润量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大大减少；而这种减少和利润率的下降完全一样，只是由于不变资本要素变得便宜，由于本册第一篇所指出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时使利润率提高的其他情况才延缓下来。

　　各单个商品（其总和构成资本总产品）的价格下降，只是意味着一定量劳动实现在一个较大的商品量中，因而每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比以前少。甚至在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如原料等等的价格提高时，情况也是这样。除了个别情况（例如在劳动生产力同样地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一切要素变便宜的时候），利润率会不管剩余价值率提高而下降，1. 因为一个较小的新追加劳动的总量中即使有一个较大的无酬部分，这个部分同从前一个较大的总量中的一个较小的无酬的可除部分相比，仍然是比较小的；2. 因为在单个商品中，较高的资本构成表现为：单个商品中代表新追加劳动的价值部分，同其中代表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部分相比已经减少。单个商品的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例上的这种变化，即代表新追加的活劳动的价格部分的减少和代表过去的对象化劳动的价格部分的增加——是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这个事实在单个商品价格中表现出来的形式。这种减少对一定量资本例如100来说是绝对的，同样，它对作为再生产的资本的一个可除部分的每一个商品来说，也是绝对的。不过，利润率如果只按单个商品的价格要素计算，它就会表现得和实际的利润率不同。理由如下：

　　〔利润率是按所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但是按一定的时间，实际是按一年计算的。一年内获得和实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对总资本的以百分比计算的比率，就是利润率。所以，它和那种不以年而以这个资本的周转期间为计算基础的利润率，是不必相等的。只有在这个资本恰好一年周转一次时，二者才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一年内获得的利润，只是这一年内生产和出售的商品的利润的总和。如果我们现在按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计算利润，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利润率＝，其中p是一年内实现的利润，k是同时期内生产和出售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显然，这个利润率，和实际的利润率，即利润量除以总资本，只有在k＝C，即在资本恰好一年周转一次时，才能互相一致。

　　我们以一个产业资本的三种不同的状态为例：

　　I. 资本8 000镑每年生产并出售5 000件商品，每件30先令，因此它的年周转额为7 500镑。它从每件商品得利润10先令，一年＝2 500镑。所以每件商品都包含20先令预付资本和10先令利润，因而每件商品的利润率为10/20＝50%。周转额7 500镑包含预付资本5 000镑和利润2 500镑。按周转计算的利润率p/k也＝50%。但是，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p，则＝2 500/8000＝31(1/4)%。

　　II. 假定资本增加到10 000镑。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每年可以生产商品10 000件，每件的成本价格为20先令。它出售每件商品得利润4先令，因而每件按24先令出售。这时年产品的价格＝12 000镑，其中10 000镑为预付资本，2 000镑为利润。p/k按每件计算＝4/20，按年周转额计算＝2000/10 000，因此都＝20%，而因为总资本等于成本价格的总和，即10 000镑，所以实际利润率p/C这时也＝20%。

　　III. 假定资本由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而增加到15 000镑，现在每年生产商品30 000件，每件成本价格13先令，利润2先令，也就是每件按15先令出售。因此，年周转额＝30 000×15先令＝22 500镑，其中19 500镑为预付资本，3 000镑为利润。所以，p/k＝2/3＝3 000/19500＝15(5/13)%。但是，C＝3000/15 000＝20%。

　　由此我们看到，只有在第II个场合，即周转的资本价值等于总资本时，按每件商品计算的利润率或按周转额计算的利润率，才等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在第I个场合，即周转额小于总资本时，按商品成本价格计算的利润率高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实际利润率；在第III个场合，即总资本小于周转额时，按商品成本价格计算的利润率低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实际利润率。以上所述是普遍适用的。

　　在商业实践中，周转通常是计算得不准确的。只要所实现的商品价格的总和达到所使用的总资本的总和，人们就认为资本已经周转一次。但是，只有在所实现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等于总资本的总和时，资本才能完成整个一次周转。——弗·恩·〕

　　这里又一次表明下述一点是多么重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不能把单个商品或任何一个时期内生产的商品产品作为单纯的商品孤立地就它本身来进行考察，而要把它作为预付资本的产物，就这个商品和生产它的总资本的关系来进行考察。

　　虽然在计算利润率时，所生产和所实现的剩余价值量，不只是要按在商品中再现出来的已经消费掉的资本部分来计算，而且要按这个部分加上没有被消费掉、但已被使用并且在生产中继续被使用的资本部分来计算，但是利润量仍然只能和商品本身包含的并由商品的出售实现的利润量或剩余价值量相等。

　　如果产业的生产率提高了，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都更少了。假定同量劳动生产的产品比如说增加到三倍；这时，单个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就减少。因为利润只能形成单个商品所包含的这个劳动量的一部分，所以单个商品的利润量必然减少，并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在剩余价值率提高时，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只要资本在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使用的工人人数同以前一样多，总产品的利润量在所有的场合都不会下降到原利润量以下。（如果在剥削程度提高的情况下使用较少的工人，情况也会是这样。）因为单个产品的利润量减少的比例和产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相同。利润量保持不变，只是在商品总量上的分配改变了；新追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也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利润量只有在使用的劳动量相同而无酬的剩余劳动增加时才能增加，或者只有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而工人人数增加时才能增加。或者只有在这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时才能增加。在所有这些场合——但是按照假定，这些场合以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已经增加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已经增加为前提——，单个商品包含的利润量减少，利润率甚至按单个商品计算也下降；一定量追加劳动表现为较大量的商品；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抽象地考察，在单个商品的价格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下降的时候，从而在这些比较便宜的商品的数量同时增加的时候，利润率可以保持不变；例如，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对商品的一切组成部分发生同等程度的影响，以致商品总价格下降的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相同，而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保持不变，这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随着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显著减少，那么，利润率甚至可以提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利润率从长远来说会下降。在任何场合，都不能只由单个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得出有关利润率的结论。一切取决于参加商品生产的资本的总额有多大。例如，一码布的价格由3先令下降到1(2/3)先令；如果我们知道，在价格跌落以前，其中1(2/3)先令是不变资本如棉纱等等，2/3先令是工资，2/3先令是利润，而在价格跌落以后，其中1先令是不变资本，1/3先令是工资，1/3先令是利润，那么，我们还是不知道，利润率是否保持不变。这取决于全部预付资本是否增加，增加多少，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多生产了多少码。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单个商品或一定量商品的价格下降，商品数量增加，单个商品的利润量和商品总额的利润率下降，而商品总额的利润量却增加，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产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表面上只表现为：单个商品的利润量下降，它的价格也下降，社会总资本或单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已经增加了的商品总量的利润量则增加。于是有人这样理解这个现象，似乎资本家心甘情愿地从单个商品取得较少的利润，然而会从他所生产的商品数量的增加而得到补偿。这种看法的基础是让渡利润¹¹⁴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又是从商人资本的看法引申出来的。

　　我们以前在第一册第四篇和第七篇已经看到¹¹⁵，同劳动生产力一起增长的商品量和单个商品的变得便宜（只要这些商品对劳动力的价格不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价格下降，本身也不会影响单个商品内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

　　因为在竞争中一切都以假象出现，也就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单个资本家会以为：1. 他由于降低商品价格，使得他的单个商品的利润下降，但是由于他所出售的商品的量较大，因此仍然赚到较大的利润；2. 他是先确定单个商品的价格，然后用乘法决定总产品的价格，可是本来的过程是除法的过程（见第一册第十章第314/323 页¹¹⁶），而且乘法只是作为第二步即以这种除法为前提才是正确的。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际上只是把那些受竞争束缚的资本家的奇特观念，翻译成表面上更理论化、更一般化的语言，并且煞费苦心地论证这些观念是正确的。¹¹⁷

　　商品价格下降，而变得便宜的更大量商品的利润量增加，这种情况实际上只是利润率下降，而利润量同时增加这个规律的另一种表现。

　　研究下降的利润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和上涨的价格相一致，这和以前在第一册第314/323页¹¹⁶论述相对剩余价值时说到的那个论点一样，也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一个采用经过改良的但尚未普遍推广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可以低于市场价格，但高于他的个别的生产价格出售产品；因此，他的利润率会提高，直到竞争使它平均化为止；在这个平均化期间会出现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即所投资本增加；根据所投资本增加的程度，资本家现在能够在新的条件下，使用他从前雇用的工人的一部分，也许是全部，或者更多，因而能够生产出同样大或者更大的利润量。

(1) 见本卷第十四章。——编者注
(2) 见本卷第193—195页。——编者注
(3) “我们也可以预计到，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10万镑，而利润率从20%下降到19%，18%，17%，就是说，不断下降，那么，我们可以预计到，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2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会大于资本为1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30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增加而增加。但是这样的级数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20万镑的19%大于10万镑的20%，30万镑的18%又大于20万镑的19%；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又下降的时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总额减少。例如，假定积累达到100万镑，利润为7%，利润总额就是7万镑。如果现在100万镑再加上10万镑资本，而利润降到6%，那么，虽然资本总额从100万镑增加到110万镑，资本占有者得到的将只是66 000镑，或者说，少了4 000镑。”（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7章，载于麦克库洛赫编《李嘉图全集》1852年版第68、69页）实际上这里所假定的是资本由100万镑增加到110万镑，即增加10%，而利润率由7下降到6，即下降14(2/7)%。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¹¹¹7
106 　指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关于大·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和积累理论的章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673—694、730—732页。——237、250。
107 　莱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他们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度的地区，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并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度，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种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致使农民欠税日增，其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239。
108 　关于劳动还没有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国家中的利息和利润的情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14—1315页，第XV笔记本第944—945页。——239。
109 　关于贫困会产生人口，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42页。——243。
110 　指《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阐明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2页。——247。
[111]　“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因！”（Hinc illae lacrimae!），这句话出自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1幕第1场。——249。
112 　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08节第192页。——250、343。
113 　关于亚·斯密的利润理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批判性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552—560页。——250。
114 　让渡利润（Profit upon Alienation）是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805年伦敦版第1卷第244页使用的用语，其含义是：资本家的利润来自商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了这一提法，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0—221页。——256、367。
11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67—373、381—383、462—465、470—472、697—699、717—722页。——256。
11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68—369页。——256。
117 　关于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做法，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91、912、922页。——256。

第十四章 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如果我们考虑到，同以往的一切时期相比，仅仅最近30年间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除了真正的机器，又有大量的固定资本加入社会生产过程的总体，那么，一向使经济学家感到麻烦的困难，即说明利润率下降，就会让位给相反的困难，即说明这种下降为什么不是更大、更快。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消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做趋向下降。下面就是这些原因中最普遍的原因：

I. 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劳动的剥削程度，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特别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而提高。这两点在第一册论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详细说明过了。使劳动强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增加，因而也包括利润率的下降，例如在一个工人必须看管更多机器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在这里——也像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使用的大多数方法一样——，引起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同一些原因，都包含着按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一定量来考察的剩余价值量的减少。但是，还有使劳动强化的另一些因素，例如提高机器速度，这些因素固然会在同一时间内消费更多的原料，而就固定资本来说，固然会加速机器的磨损，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机器价值和使机器运转的劳动的价格的比率。而特别是延长工作日这一现代工业的发明，会增加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但是不会使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它所推动的不变资本的比率发生实质上的变化，实际上反而会使不变资本相对减少。此外，我们已经指出——这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真正秘密——，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办法总的说来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一定量劳动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同预付资本相比，又尽可能少地使用劳动；所以，使人们可以提高劳动剥削程度的同一些原因，都使人们不能用同一总资本去剥削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这是两个相反的趋势，它们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同时又使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减少，从而使利润率下降。这里也要提到大规模使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因为即使付给他们全家的工资总额增加了（这决不是普遍的情况），他们全家为资本提供的剩余劳动数量必然比以前更大了。——在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不变时仅仅通过方法的改善来促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办法，都有这样的作用，例如在农业中就是这样。虽然在这里，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同被我们看做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指数的可变资本相比并没有增加，但是产品量同所使用的劳动力相比却增加了。如果劳动（不管它的产品是进入工人消费，还是成为不变资本的要素）的生产力从交通方面的各种障碍下，从各种任意的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起干扰作用的限制下，总之，从各种束缚下解放出来，不致由此直接影响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那么，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些原因会阻碍利润率的下降，但归根到底总是会加速这种下降，在这些原因中是否包含这样的事实：对那些利用了还没有被普遍采用的发明等等的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将会暂时地，但不断反复地，时而在这个生产部门，时而在那个生产部门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是肯定的。

　　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两个因数的乘积，即剩余价值率乘以在该剩余价值率下使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它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取决于工人人数，在工人人数已定时，取决于剩余价值率，总之，取决于可变资本绝对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复比。我们已经指出，平均地说，使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同一些原因，都会使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减少。但是很清楚，在这里，增加或减少取决于这个相反的运动形成的一定比例；并且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特别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所产生的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减弱。

　　我们在研究利润率时总的说来已经发现，同利润率由于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增加而下降相适应的，是利润量的增加。⁽¹⁾就社会的全部可变资本来看，它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它生产的利润。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剩余价值率也同时提高；前者增加，是因为社会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已经增加；后者提高，是因为这个劳动的剥削程度已经提高。但就一定量资本例如100来说，剩余价值率可以在剩余价值量平均说来降低时提高；因为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可变资本部分增殖的比率，而剩余价值量则取决于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部分。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决定剩余价值量从而决定利润率的一个因素。这特别是因为这种提高，如上所述，在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完全没有增加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个因素不会取消一般的规律。但是，它不如说会使一般的规律作为一种趋势来发生作用，即成为这样一种规律，它的绝对的实现被起反作用的各种情况所阻碍、延缓和减弱。但是，因为使剩余价值率提高（甚至延长劳动时间也是大工业的一个结果）的同一些原因，具有使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减少的趋势，所以同一些原因具有使利润率降低的趋势，同时又使这种降低的运动延缓下来。如果一个工人被迫完成按理要两个工人才能完成的劳动，而如果这是在这个工人能代替三个工人的条件下发生的，那么，他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和以前两个工人提供的一样多，这样，剩余价值率就提高了。但是一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不会和以前三个工人提供的一样多，因此剩余价值量减少了。但是它的减少会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得到补偿或受到限制。如果全部人口都按照已经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被使用，剩余价值量就会增加，虽然人口保持不变。在人口增加时就更加是这样；虽然这种情况是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与总资本量相比的相对减少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减少仍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得到缓和或受到阻碍。

　　在我们转到下面一点之前，还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在资本量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可以提高，虽然剩余价值量会降低，反过来也是一样。剩余价值量等于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但是剩余价值率从来不按总资本计算，而只按可变资本计算，实际上只按一个工作日计算。相反，在资本价值量已定时，剩余价值量不增加或减少，利润率也就不可能提高或降低。

(1) 见本卷第236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II. 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在这里，这种情况只是作为经验的事实提出，因为它和其他许多似乎应该在这里提到的情况一样，实际上同资本的一般分析无关，而属于不是本书所要考察的竞争的研究范围。但它是阻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最显著的原因之一。

III. 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本册第一篇关于利润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提高或不以剩余价值率为转移而提高的各种原因所说的一切，都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因此，特别要说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总资本来看，不变资本的价值并不和它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例如，一个欧洲纺纱工人在一个现代工厂中加工的棉花量，同一个欧洲纺纱业者从前用纺车加工的棉花量相比，是极大地增加了。但是加工的棉花的价值，并不和它的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情况也是这样。总之，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的同一发展，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质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

　　同上述情况有关的，是现有资本（即它的物质要素）随着工业发展而发生的贬值。它也是阻碍利润率下降的不断发生作用的原因之一，虽然它在某些情况下会使提供利润的资本的量减少，从而使利润量减少。这里再一次表明，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也会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

IV. 相对过剩人口

　　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和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分不开的，并且由于这种发展而加速。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表现得越明显。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又是造成下述情况的原因：许多生产部门中劳动或多或少不完全从属于资本的现象继续存在，而且，即使这种现象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它也是下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可供支配的或被游离的雇佣工人价格低廉和数量众多，一些生产部门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由手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特别是生产奢侈品的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把其他生产部门中常常由于不变资本占优势而被游离的上述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部门本身又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只是逐渐地走上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资则低于平均水平，结果这些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高。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各特殊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形成的，所以，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因，在这里又会产生一种和这种趋势相反的对抗力量，或多或少地抵消这种趋势的作用。

V.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就这一点说，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一般说来，它在这方面起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它一方面加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同样，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了同样的二重作用。（李嘉图完全忽视了对外贸易的这个方面。¹¹⁸）

　　另一个问题——由于它的特殊性，本来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一般利润率会不会由于投在对外贸易、特别是殖民地贸易上的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率而提高呢？

　　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争国卖得便宜。在这里，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来使用，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对象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使用。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另一方面，至于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为什么投在某些部门的资本以这种方式提供的并且送回本国的较高的利润率，在没有垄断的妨碍时，不应当在本国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而不应当相应地提高一般利润率呢，这是不能理解的。⁽¹⁾特别是在那些投资部门受自由竞争规律支配的情况下，这就更不能理解。相反地，李嘉图所想象的情况是：用在国外按较高的价格出售所得的货币，在那里购买商品，并且送回本国；这些商品在国内出售，因此，这至多只会使这些处在有利条件下的生产部门比别的生产部门得到一种暂时的额外利益。只要撇开货币形式，这种假象就会消失。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所以，只要利润率较高是因为它在殖民地国家一般比较高，那么，在殖民地国家的有利的自然条件下，较高的利润率就可以和较低的商品价格同时存在。平均化是会发生的，但不是像李嘉图认为的那样，平均化到原来的水平。

　　但是，同一对外贸易在国内会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发展，从而使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对国外来说，它引起生产过剩，因而以后又会起反作用。

　　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已经看到，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消这种下降。这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否则，不能理解的就不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是这种下降的相对缓慢了。所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前，为了避免误解，我们还要重述一下已经多次说明过的两个论点。

　　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中使商品变得便宜的同一过程，也会使生产商品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变化，并由此使利润率下降。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单个商品的相对费用的减少以及这个费用中代表机器磨损部分的减少，和不变资本价值同可变资本价值相比的相对增加，混为一谈，虽然反过来，在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量不变或增加时，不变资本的相对费用的每一次减少，都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就是说，它会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按日益下降的比例使用的可变资本相比相应地减少。

　　第二，加在一起构成资本产品的各单个商品中所包含的追加的活劳动，同其中包含的劳动材料和其中消费的劳动资料相比，会日益减少，就是说，对象化在单个商品中的追加的活劳动量会日益减少，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这种情况同商品中包含的活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无关。情况正好相反，虽然商品中包含的追加的活劳动的总量减少了，但是由于有酬部分绝对的或相对的缩小，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会增加，因为使商品中追加的活劳动的总量减少的同一生产方式，也会引起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从而和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只有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才有可能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提高和利润率降低，这二者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下借以表现的特殊形式。

(1) 就这一点说，亚·斯密是对的，李嘉图是错了。李嘉图说：“他们断言，利润的均等是由利润的普遍提高造成的；而我却认为，特别有利的部门的利润会迅速下降到一般水平。”（《李嘉图全集》，麦克库洛赫编，第73页）
118 　大·李嘉图有关对外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7章。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了李嘉图的这一错误观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37页，第XIII笔记本第672—673页。——264。

VI. 股份资本的增加

　　除上述五点外，还可以补充下面一点，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暂时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和加速的积累同时并进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资本的一部分只作为生息资本来计算和使用。这里的生息资本不是在下述意义上说的：每个贷出资本的资本家满足于利息，而产业资本家则取得企业主收入。这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无关，因为对一般利润率来说，利润＝利息＋各种利润＋地租；利润在这些特殊范畴中的分配，同一般利润率无关。这里的生息资本是在下述意义上说的：这些资本虽然投在大的生产企业上，但在扣除一切费用之后，只提供或大或小的利息，即所谓股息。例如，投在铁路上的资本就是这样。因此，这些资本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为它们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如果它们参加进来，平均利润率就会下降得更厉害。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把它们计算进去，这样得到的利润率小于表面上存在的并且对资本家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利润率，因为恰好在这些企业内，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最大。

第十五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I. 概论

　　我们在本册第一篇已经看到，用利润率来表现剩余价值率总是比剩余价值率本身低。现在我们看到，甚至提高的剩余价值率也具有表现为下降的利润率的趋势。只有c＝0，就是说，只有全部资本都投在工资上，利润率才等于剩余价值率。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和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或者这种劳动力的量同不变资本的价值相比已经增加，下降的利润率才表现下降的剩余价值率。

　　李嘉图自以为考察了利润率，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剩余价值率，而且只是考察了在工作日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变量这个前提下的剩余价值率。¹¹⁹

　　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现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就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中，从而引起资本构成的提高来说，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

　　另一方面，就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来说，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所以，像李嘉图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中就是这样）。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¹²⁰

　　诚然，李嘉图及其学派只考察了包括利息在内的产业利润。但是地租率也有下降趋势，虽然它的绝对量在增加，它同产业利润相比也可以相对地增加。（见爱·威斯特的著作¹²¹，他在李嘉图之前阐述了地租的规律。）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C，用p1表示扣除利息和地租以后剩下的产业利润，z表示利息，r表示地租，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剩余价值总额m不断增加，但是仍然不断下降，因为C比m会增加得更快。所以，在以及、、各自变得越来越小时，p1、z和r都能各自变得越来越大，或者，p1同z相比，或r同p1相比，或r同p1和z相比会相对地增大，这完全没有什么矛盾。在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m＝p增加而利润率m/C＝p/C同时下降时，由m＝p所分成的各部分p1、z和r之间的量的比例，可以在总量m的界限以内任意变动，而m或m/C的大小不会由此受到影响。

　　p1、z和r互相之间的变化，只是m在不同项目之间的不同分配。因此，虽然一般利润率m/C下降了，但是，个别产业利润率、利息率和地租对总资本的比率，即p/C1、z/C和r/C，一个同另一个相比可以提高；唯一的条件是三者之和＝m/C。如果资本构成在剩余价值率＝100%时由50c＋50v变为75c＋25v，利润率由50%下降到25%，那么，在前一场合，资本1 000提供利润500，在后一场合，资本4 000提供利润1 000。m或p增加一倍，但是p′下降一半。如果以前在50%中有20是利润，10是利息，20是地租，那么，p1/C＝20%，z/C＝10%，r/C＝20%。如果在变为25%时这些比率仍旧不变，那么，p1/C1＝10%，z/C＝5%，r/C＝10%。但是，如果p1/C下降到8%，z/C下降到4%，那么，r/C就提高到13%。r同p1和z相比已经相对增大，但是p′仍旧不变。在这两种假定下，p1、z和r之和增加了，因为生产它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三倍。此外，李嘉图关于产业利润（加上利息）原来包含全部剩余价值这个假定¹²²，从历史上和概念上来说都是错误的。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使1. 全部利润首先归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然后再行分配；2. 地租归结为超过利润的余额。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地租以后还会增加，它是利润（即看做总资本的产物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不是这个产物中被资本家装进腰包的那个特殊部分。

　　假定已经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即充足的资本积累，那么，在剩余价值率从而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的创造就只会遇到工人人口的限制，在工人人口已定时，就只会遇到劳动剥削程度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余价值体现为剩余产品或体现为所生产的商品中由无酬劳动对象化成的可除部分。决不应当忘记，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或积累，也是这种剩余价值生产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¹²³因此，决不能把这种生产描写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不能把它描写成以享受或者以替资本家生产享受品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如果这样，就完全无视这种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的独特性质。

　　这个剩余价值的取得，形成直接的生产过程，而这个生产过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限制，再没有别的限制。一旦可以榨出的剩余劳动量对象化在商品中，剩余价值就生产出来了。但是，这样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已经吮吸了这么多无酬劳动。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么，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资本就可能部分或全部地损失掉。进行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者不仅在时间和地点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和社会消费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其次，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相结合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

　　如果利润率已定，利润量就总是取决于预付资本的量。而在这种情况下，积累取决于这个利润量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部分。但因为这个部分等于利润减去资本家所消费的收入，所以它不仅仅取决于这个利润量的价值，而且也取决于资本家能够用这个利润量来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便宜程度；这些商品一部分为他所消费，加入他的收入，一部分加入他的不变资本。（这里假定工资已定。）

　　工人推动的、其价值通过工人的劳动保存下来并再现在产品中的资本量，是和工人追加的价值完全不同的。如果资本量＝1 000，追加劳动＝100，那么，再生产出来的资本＝1 100。如果资本量＝100，追加劳动＝20，那么再生产出来的资本＝120。利润率在前一场合＝10%，在后一场合＝20%。然而从100中可以比从20中积累得更多。因此，资本的源流，或者说资本的积累，将比例于资本已有的量而不是比例于利润率的高度而滚滚向前（撇开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发生的贬值）。如果工作日很长，即使劳动的生产效率不高，高的利润率也是可能的，只要它以高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高的利润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虽然不高，但是工人的需要很小，平均工资因此也很低。与工资低相适应的将是工人的精力缺乏。因此，尽管利润率高，资本的积累还是很慢。人口停滞，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很多，虽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很少。¹²⁴

　　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劳动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

　　如果像前面指出的那样，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量的增加同时发生，那么，在劳动的年产品中，被资本家在资本范畴下占有的部分（作为已经耗费的资本的补偿）变大了，在利润范畴下被占有的部分相应变小了。这样就产生了查默斯牧师的幻想¹²⁵：年产品中资本家用做资本的量越小，他们吞掉的利润就越大；于是，国教会¹²⁶就来帮助他们，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用于消费，而不要把它资本化。这位牧师把原因和结果混淆了。此外，利润量甚至在利润率较低时也会随着所投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同时需要有资本的积聚，因为这时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同样需要有资本的集中，即小资本家为大资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丧失资本。这不过又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的再一次的分离，这些小资本家还属于生产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本人的劳动还起着作用；一般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正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之间的这种分离，形成资本的概念；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第一册第二十四章）开始，然后在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现在剥夺正向这方面变化）。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总是在向心力之旁又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

119 　大·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与工资的关系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批判性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55—656、659—660页。——269。
120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1006页。——270。
121 　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牛津大学学院一研究员著，1815年伦敦版。——270。
122 　大·李嘉图关于产业利润包含全部剩余价值这个假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评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52页。——271。
123 　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5页。——272。
124 　关于高利润率和工作日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81页。——274。
125 　见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88—89页及以下几页。——274。
126 　指英国国教会，即英格兰圣公会，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产生于英国。当时英格兰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对罗马教皇干预英国事务日益不满。1533年，英王亨利八世禁止英格兰教会向罗马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规定英格兰教会不再受制于教皇而以国王为最高元首，并将英格兰教会立为英格兰地区的国教，称英国国教会。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等地的圣公会均非国教，组织上不从属于英国国教会。英格兰圣公会产生初期在教义、仪式和组织制度方面大多因袭天主教传统，17世纪以后，受加尔文教影响很大。——274。

II. 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

　　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表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大小上，表现在新的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条件的价值量和数量上，表现在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本的绝对量上。第二，表现在投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微小上，即表现在为一定量资本的再生产和增殖、为进行大量生产所必需的活劳动的相对微小上。这同时也要以资本的积聚为前提。¹²⁷

　　就所使用的劳动力来说，生产力的发展也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表现在剩余劳动的增加，即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上。第二，表现在推动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即工人人数）的减少上。

　　这两种运动不仅同时并进，而且互为条件，是表现同一个规律的两种现象。但是，它们对利润率起着相反的影响。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利润率＝m/C＝剩余价值/全部预付资本。但是，剩余价值作为一个总量，第一取决于剩余价值率，第二取决于按这个比率同时使用的劳动量，即取决于可变资本量。从一方面看，前一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提高；从另一方面看，后一个因素即工人人数（相对地或绝对地）减少。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使所使用劳动的有酬部分减少，它就使剩余价值增加，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它使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量减少，它就使人数这个在求剩余价值量时和剩余价值率相乘的因素减少。两个每天劳动12小时的工人，即使可以只靠空气生活，根本不必为自己劳动，他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也不能和24个每天只劳动2小时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量相等。¹²⁸因此，就这方面来说，靠提高劳动剥削程度来补偿工人人数的减少，有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这种补偿能够阻碍利润率下降，但是不能制止它下降。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会下降，而利润量会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利润率已定的情况下，资本增加的绝对量，就取决于现有的资本量。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资本量已定的情况下，它增加的比率，即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利润率。只有生产力的提高（前面已经提到，它总是和现有资本的贬值同时并进的⁽¹⁾），通过利润率的提高使年产品中再转化为资本的价值部分增加时，它才能直接增加资本的价值量。如果我们考察的是劳动生产力，那么，只有相对剩余价值由此提高，或不变资本的价值由此减少，就是说，只有加入劳动力再生产或不变资本要素的那些商品由此变得便宜，这种情况才能发生（因为这个生产力同现有资本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二者都包含现有资本的贬值，二者都和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同时并进。二者都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二者都延缓这种下降。其次，只要利润率的提高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它就会使工人人口增加，从而使可供剥削的材料增加；而正是这种可供剥削的材料，使资本成为资本。

　　但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间接促使现有资本价值增加，因为它增加了使用价值的数量和种类，而这些使用价值体现同一交换价值，并形成资本的物质实体，物质要素，即那些直接构成不变资本和至少间接构成可变资本的物品。用同一资本和同一劳动会创造出更多的可以转化为资本的物品，而不管它们的交换价值如何。这些物品可以用来吮吸追加劳动，从而也可以用来吮吸追加的剩余劳动，由此形成追加资本。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不是取决于资本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构成资本的原料和辅助材料、机器和固定资本要素以及生活资料的数量，而不管这些物品的价值如何。只要所使用的劳动的量由此增加了，因而剩余劳动的量也由此增加了，再生产出来的资本的价值和新加入资本的剩余价值也就增加了。

　　但是，我们不能像李嘉图那样，只在静止的并存状态中考察这两个包含在积累过程中的因素；它们包含着一个矛盾，后者表现为互相矛盾的趋势和现象。互相对抗的因素同时发生互相对抗的作用。

　　社会总产品中作为资本起作用的部分的增加，刺激工人人口的实际增加，同时，创造仅仅相对的过剩人口的一些因素也在起作用。

　　利润率下降，同时，资本量增加，与此并进的是现有资本的贬值，这种贬值阻碍利润率的下降，刺激资本价值的加速积累。

　　生产力发展，同时，资本构成越来越高，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

　　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主要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因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做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动生产力。

　　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

　　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资本的积累，从价值方面看，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延缓下来，但这样一来更加速了使用价值的积累，而使用价值的积累又使积累在价值方面加速进行。

　　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穷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这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¹²⁹

(1) 见本卷第263页。——编者注
127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1002页及以下几页。——275。
128 　这句话只有在剩余价值率相同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例如，如果24个每天只劳动2小时的工人每人每天只提供10分钟剩余劳动，而两个每天劳动12小时的工人每人每天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那么，这两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是24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的3倍。——276。
12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0—91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10页。——279。

III. 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单个资本家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同时积聚也增长了，因为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是指利润率的下降不能由利润量的增加来抵消的那种资本——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¹³⁰，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经营部门的指挥者去支配的资本的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因此，资本的生产过剩，——不是个别商品的生产过剩，虽然资本的生产过剩总是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剩，——仅仅是资本的积累过剩。要了解这种积累过剩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后还要详细地研究），必须假定它只是绝对的。资本的生产过剩在什么时候是绝对的呢？而且生产过剩在什么时候不仅扩展到这个或那个或几个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且在范围上成为绝对的，即包括一切生产部门呢？

　　只要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资本＝0，那就会有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就是说，是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因此，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后一点在对劳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时，本来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C＋ΔC同增加ΔC以前的资本C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这两个场合，一般利润率也都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这一回是由资本构成的这样一种变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变资本货币价值的提高（由于工资已经提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的相对减少。

　　实际上事情可能是这样：一部分资本全部或部分地闲置下来（因为它要自行增殖就得先把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从原有地盘上排挤出去），另一部分资本由于受到失业或半失业的资本的压迫以较低的利润率来增殖。一部分追加资本是否代替旧资本，而旧资本是否因此算到追加资本中去，在这里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总是一方面有旧资本额，另一方面有追加资本额。这一回，利润率的下降会引起利润量的绝对减少，因为在我们的前提下，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不能增加，剩余价值率不能提高，因而剩余价值量也不能增加。而减少了的利润量却要按增大了的总资本来计算。——但是，即使假定就业的资本继续按原来的利润率来增殖，因而利润量不变，那么，这个利润量仍然要按增加了的总资本来计算，这也包含着利润率的下降。如果总资本1 000提供利润100，在增加到1 500之后同样只提供100，那么，在后一场合，1 000就只提供66(2/3)。旧资本的增殖已经绝对减少。在新的条件下，资本1 000所提供的利润并不比以前一个资本666(2/3)提供的多。

　　但是很清楚，不经过斗争，就不可能发生旧资本这种实际上的贬值，不经过斗争，追加资本ΔC也不可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利润率不是由于资本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竞争而下降。而是相反，因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产生于同一些情况，所以现在才会发生竞争斗争。原来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会把他们手中的ΔC部分或多或少地闲置下来，以便使他们的原资本不致贬值，使它在生产领域中占有的地位不致缩小，或者，他们会使用ΔC，以便即使自己遭受暂时的损失，也能把追加资本的闲置转嫁给新的侵入者，转嫁给他们的竞争者。

　　新资本家手中的ΔC部分，力图排挤旧资本来取得自己的地位，而且只要它使一部分旧资本闲置下来，强迫旧资本把旧位置让给它，使旧资本处于部分就业或完全失业的追加资本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在任何情况下，一部分旧资本必然会闲置下来，就是说，从其资本属性来看，就其必须执行资本职能和自行增殖来说，必然会闲置下来。究竟是哪部分会这样闲置下来，这取决于竞争斗争。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正如我们在研究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时已经指出的那样，竞争实际上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为敌对的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这时，每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正如以前这两种利益的一致性通过竞争在实际上得到实现一样。

　　这种冲突怎样再得到解决，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健康的”运动相适应的关系又怎样再建立起来呢？解决的方法已经包含在这里所说的要加以解决的那个冲突的表现本身中。这个方法就是：把在价值上与全部追加资本ΔC或其一部分相等的资本闲置下来，甚至使它部分地毁灭。虽然，正如我们在说明这种冲突时已经指出的一样⁽¹⁾，这种损失决不是均衡地分摊给各个特殊资本，而是这种损失的分摊决定于竞争斗争：在竞争斗争中，损失是按照特殊的优势或已经夺得的地盘而极不平均地、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分摊的，结果，一个资本闲置下来，另一个资本被毁灭，第三个资本只受到相对的损失，或者只是暂时地贬值，等等。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这会部分地影响到资本的物质实体；这就是说，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会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起资本的作用；已经开始生产的一部分企业会停工。虽然就这方面来说，时间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例外）起侵蚀和毁坏作用，但是在这里，由于职能停滞，生产资料所受到的实际破坏会大得多。然而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是：这些生产资料会不再起生产资料的作用；它们作为生产资料的职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会遭到破坏。

　　主要受害的并且受害最严重的，会是具有价值属性的资本，即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有一部分仅仅表现为参与剩余价值即利润未来分配的凭证，这一部分实际上就是不同形式的用于生产的债券，当它预计的收入减少时，将会立即贬值。现有的一部分金银闲置下来，不再执行资本的职能。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只有通过它的价格的极大的下降，即通过它所代表的资本的贬值，才能完成它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同样，固定资本的要素也会或多或少地贬值。此外，一定的、预定的价格关系是再生产过程的条件，所以，由于价格的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使货币的那种随着资本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础的支付手段职能发挥不了作用，会在许许多多点上破坏按一定期限支付债务的锁链，而在随着资本而同时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

　　同时，另一些因素也会起作用。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这种情况对资本所发生的影响，就好像在工资保持平均水平而相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已经提高时一样。繁荣时期会使更多的工人结婚，并会减少他们子女的死亡；这种情形——不管它使人口实际增加多少——并没有使实际劳动的人口增加，但是会对工人和资本的关系发生这样的影响，好像实际从事劳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另一方面，价格下降和竞争斗争也会刺激每个资本家通过采用新的机器、新的改良的劳动方法、新的结合，使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下降到它的一般价值以下，就是说，提高既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从而把工人游离出来，总之，就是造成人为的过剩人口。其次，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本身就是一个会使利润率提高的要素。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但是这个量的价值可能下降。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

　　这样，周期会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资本的一部分，会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会再次发生。

　　但是，即使在我们所作的最极端的假定下，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也不是一般的绝对生产过剩，不是生产资料的绝对生产过剩。它只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说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资料应当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而应当同随着自己的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价值成比例地增殖这个价值，生产追加价值。

　　但是，这终究会是生产过剩，因为资本已经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健康的、正常的”发展所需要的剥削程度来剥削劳动，而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剥削程度至少要使利润量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使利润率不会在资本增加时按同一程度下降，更不会比资本的增加更为迅速地下降。

　　资本的生产过剩，从来仅仅是指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能够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资本的这种生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使劳动生产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和该国本身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它是作为绝对的过剩资本和相对的过剩人口并存的；这是二者同时并存和互为条件的一个例子。

　　另一方面，和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也必然引起竞争斗争。利润率的下降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这只适用于社会总资本和地位已经巩固的大资本家。新的、独立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不具备这种补偿条件，它必须先争得这种条件，因而是利润率的下降引起资本之间的竞争斗争，而不是相反。诚然，这种竞争斗争会引起工资的暂时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利润率进一步暂时下降。这种情况也表现为商品的生产过剩和市场商品充斥。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不一致。而且，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由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那些否认商品生产过剩的经济学家，却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¹³¹如果有人说，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¹³²那么，这仅仅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这样一来就是又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如果有人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相对的生产方式，它的限制不是绝对的，然而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则是绝对的。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求呢；为了能在国内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量，却必须到国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因为只是在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剩余产品才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产品对他来说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才能让这种产品由消费去支配。最后，如果有人说资本家只需要在他们之间互相交换和消费商品，¹³³那么，这就忘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忘记了这里的问题是资本的增殖，而不是资本的消费。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独特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

　　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

　　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首先是在人口中生产出了一个过大的部分，他们实际上不会劳动，他们由于自己的条件可以靠剥削别人的劳动来生活，或者靠这样一种劳动来生活，这种劳动只有在可鄙的生产方式下才能称为劳动。其次，要使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就是说，要使他们的绝对劳动时间能够由于劳动时间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数量和效率而得到缩短，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很不够。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要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至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1.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2. 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这个无酬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扩大到在另一个前提下还显得远为不足的程度时，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

　　如果利润率下降，那么一方面，资本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把他的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压低到它的社会平均价值以下，因而在市场价格已定时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助长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寻求新的生产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保证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

　　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首先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芽来说，是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可以用利润量来弥补利润率的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单是这种可能性就使李嘉图感到不安，这正好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有深刻的理解。有人责难他，说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不注意“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人和资本价值的多大牺牲为代价。¹³⁴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的重要之处。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以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这里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1) 见本卷第217—220页。——编者注
130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1005页。——279。
13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II笔记本第706—708页，第XVI笔记本第1006页。——286。
132 　马克思这里显然是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41—342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11—712、722页。——286。
133 　大·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39—340页中持这种观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10—711页。——286。
134 　关于马克思对大·李嘉图这种观点的评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7页。——288。

IV. 补充说明

　　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同的产业部门极不相等，不仅程度上不相等，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平均利润（＝剩余价值）的量必然会大大低于按最进步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来推算的水平。不同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比例极不相同，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这不仅仅是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特性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产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¹³⁵

　　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即原料等等，就数量来说，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地不断增加，而固定资本即厂房、机器、照明设备、取暖设备等等却不是这样。虽然机器随着它的体积的增大绝对地变得更贵了，但它相对地却变得更便宜了。当5个工人生产的商品为以前的10倍时，固定资本的支出并不因此为以前的10倍；虽然不变资本中这个部分的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它远不是按同一比例增加。关于在利润率的下降上表现出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在单个商品及其价格上表现出来的同一比率之间的差别，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了。

　　〔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加入商品的总劳动时间，即过去劳动的时间和活劳动的时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体现在商品价值中的过去劳动——不变资本部分——一部分由固定不变资本的损耗构成，一部分由全部加入商品的流动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构成。来自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部分，必然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因为就这些材料来说，这种生产率正好表现在：它们的价值已经下降。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特征正好是：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大大增加，因而其中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商品中的价值部分也大大增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要证明自己实际上提高了生产率，就必须使固定资本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中的追加价值部分小于因活劳动的减少而节约的价值部分，总之，它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即使像个别情况下所发生的那样，除了固定资本的追加损耗部分以外，还有一个由于原料或辅助材料的增加或更贵而追加的价值部分加入商品价值的形成中去，它也不言而喻地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由于活劳动的减少而减少的价值部分必须抵消一切增加的价值部分而有余。

　　因此，加入商品的劳动总量的这种减少，好像是劳动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标志，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进行生产都一样。在生产者按照预定计划调节生产的社会中，甚至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中，劳动生产率也无条件地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又怎样呢？

　　假定某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在下述条件下生产它的商品的标准件：固定资本的损耗每件为1/2先令或马克；加入每一件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为17(1/2)先令；工资为2先令，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时，剩余价值为2先令。总价值＝22先令或马克。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是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是一致的，资本家的利润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是一致的。这样，商品的成本价格＝1/2＋17(1/2)＋2＝20先令，平均利润率2/20＝ 10%，一件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它的价值＝22先令或马克。

　　我们假定发明了一种机器，它使每件商品所需要的活劳动减少一半，但是由固定资本的损耗所构成的价值部分因此增加了两倍。于是，情况就变为：损耗＝1(1/2)先令，原料和辅助材料同以前一样为17(1/2)先令，工资1先令，剩余价值1先令，总计21先令或马克。现在商品价值下降1先令；新机器明显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是对资本家来说，情况却变为：他的成本价格现在是：损耗1(1/2)先令，原料和辅助材料17(1/2)先令，工资1先令，总计20先令，同以前一样。因为利润率不会由于新机器的采用而立即发生变化，所以，他一定会在成本价格以上得到10%，赚得2先令；因此，生产价格不变＝22先令，但高于价值1先令。对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生产的社会来说，商品并没有便宜，新机器也不是什么改良。因此，资本家对采用新机器并没有什么兴趣。并且，因为采用新机器会使他原有的还没有用坏的机器变得一钱不值，变成一堆废铁，从而使他受到直接的损失，所以他十分小心谨慎，不做这种对他来说纯属空想的蠢事。

　　因此，对资本来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规律不是无条件适用的。对资本来说，不是在活劳动一般地得到节约的时候，而是只有在活劳动中节约下来的有酬部分大于追加的过去劳动部分的时候，这种生产力才提高了，这一点在本书第一册第十三章第2节第409/398页¹³⁶已经简略地说明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陷入了新的矛盾。它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忌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如果它像这里所说的那样，阻碍生产率的发展，它就背叛了这个使命。它由此只是再一次证明，它正在衰老，越来越过时了。〕⁽¹⁾

　　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了进行卓有成效的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的最低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情况在竞争中表现为：只要新的较贵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在将来就会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只是在各生产部门机器发明的初期，较小的资本才能在这些部门独立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像铁路之类的规模极大的企业，不变资本占的比例异常巨大，它们不提供平均利润率，只提供它的一部分，即利息。否则，一般利润率就会降得更低。但是，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聚集，在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动场所。

　　资本的增长，从而资本的积累，只是在资本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随着这种增长发生上述变化的时候，才包含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尽管生产方式不断地每天发生变革，总资本中时而这个时而那个或大或小的部分，在一定时期内，会在那些组成部分保持某个既定的平均比例的基础上继续积累，结果在资本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发生任何有机的变化，因而也没有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旧的生产方法在新方法已经被采用的同时仍然会安然存在，资本在旧生产方法基础上的这种不断的增大，从而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的扩大，又是使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和社会总资本增长的程度不一致的一个原因。

　　尽管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人的绝对人数仍然会增加，这并不会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也不会均等地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在农业中，活劳动要素的减少可以是绝对的。

　　此外，雇佣工人的人数尽管相对减少，但仍然会绝对增加，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只要不再需要每天使用劳动力12—15小时，劳动力就已经过剩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如果实际上能使整个国家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限制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时而这个部分时而那个部分在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发生任何可能的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¹³⁸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管它的生产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会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采用。但每一种这样的新生产方式都会使商品便宜。因此，资本家最初会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也许还会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他会得到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和按照较高的生产费用生产出来的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于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他的生产方法比平均水平的社会生产方法优越。但是竞争会使他的生产方法普遍化并使它服从一般规律。于是，利润率就下降——也许首先就是在这个生产部门下降，然后与别的生产部门相平衡——，这丝毫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

　　关于这一点还应当指出，这同一规律,对这样一些生产部门来说,也起着支配作用,这些生产部门的产品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加入工人的消费或加入工人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条件；因而，这些生产部门的商品变得便宜，既不能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也不能使劳动力变得便宜。（当然，在所有这些部门，不变资本变得便宜，在对工人的剥削不变时，会提高利润率。）只要新的生产方式开始推广，因而在实际上证明这些商品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出来，在旧的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资本家，就必须低于产品的充分的生产价格来出售他们的产品，因为这种商品的价值已经下降，他们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之——这表现为竞争的作用——，他们也必须采用使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相对减少的新的生产方式。¹³⁹

　　机器的使用会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便宜，所有造成这种结果的情况总是会减少单个商品所吸收的劳动量；其次，还会减少把其价值加入单个商品的机器磨损部分。机器磨损得越慢，它的磨损就越是分配在更多的商品上，机器在它的再生产期限到来以前所代替的活劳动就越多。在这两种情况下，同可变资本相比，固定不变资本的量和价值都增加了。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从它的利润中进行积蓄的能力，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能力在利润率高时就大，在利润率低时就小；但是在利润率下降时，其他一切条件就不会保持不变……　在利润率低时，积累的速度通常会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例如在英国……　在利润率高时，积累的速度通常会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例如：波兰、俄国、印度等等。（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50—51页）

　　琼斯正确地指出：尽管利润率下降，积累的欲望和能力仍然会增加。¹⁴⁰第一，由于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第二，由于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一个交换价值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即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量会增加。第三，由于生产部门会多样化。第四，由于信用制度、股份公司等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果，即自己不成为产业资本家，也很容易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第五，由于需要和致富欲望的增长。第六，由于固定资本的大量投资不断增长，如此等等。

　　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

　　1. 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2. 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扬弃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扬弃的。¹⁴¹

　　3. 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1) 这几段话放在括号内，因为它们虽然是由手稿的一个片断¹³⁷改写成的，但是某些说明已经超出了手稿中包含的材料的范围。——弗·恩·
135 　关于劳动生产率与自然条件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1010—1011、1014页。——289。
13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50—452页。——292。
[137]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1014—1017页。——292。
138 　以上这几段文字（本卷第292—294页）是恩格斯依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1018—1021页的内容改写的。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7—724页。——294。
139 　关于利润率降低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笔记本第1023—1025页。——295。
140 　关于理·琼斯的有关观点，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32—1133页。——295。
141 　以上这几段文字，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37页。——296。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第十六章　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现在，我们要在分析资本的核心构造所必要的范围内，较详细地说明这两种资本的特征。由于现代经济学，甚至它的最优秀的代表，都把商业资本直接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实际上完全看不到商业资本的特性，我们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¹⁴²

　　商品资本的运动在第二册¹⁴³已经分析过了。就社会总资本来说，它的一部分总是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虽然这部分的构成要素不断改变，甚至数量也在变化；另一部分则以货币形式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商品。社会总资本总是处在这种转化即这种形态变化的运动中。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

　　我们（在第二册第六章《流通费用》第II和III节中）已经说明，运输业以及处于可以分配的形式中的商品的保管和分发，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看做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商品资本流通中的这些附带的事项，部分地同商人资本或商品经营资本的特有的职能混淆在一起；部分地同这种资本的特有的专门的职能实际上结合在一起，虽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人资本的职能也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同上述这些实际的职能相分离而独立存在。我们的目的是确定这种特殊形态的资本的特征，因此，我们必须把上述这些职能抽象掉。单纯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特别是商品经营资本，只要部分地把上述这些职能同自己的职能结合在一起，它就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把这些职能排除和抛掉，我们才会得到这种资本的纯粹形式。

　　我们已经知道¹⁴⁴，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内，在市场上所经历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分解为买和卖，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形成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因而形成产业资本总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资本在它执行流通资本的这种职能时，同它作为生产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这是同一资本的两种特殊的、互相区别的存在形式。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不断地在这一存在形式上作为流通资本处在市场上，不断地处在这种形态变化过程中，虽然对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它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只是它的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的一个不断消失和不断更新的经过点，一个过渡阶段；并且，虽然处在市场上的商品资本的各要素这样一来会不断变化，因为它们会不断地从商品市场上被取走，同样又会不断地作为生产过程的新产品被投回商品市场。

　　商品经营资本不外是这个不断处在市场上、处在形态变化过程中并总是局限在流通领域内的流通资本的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我们说一部分，是因为商品的买和卖有一部分是不断地在产业资本家自身中间直接进行的。在这里的研究中，我们把这个部分完全抽象掉，因为它对于规定商人资本的概念，对于理解商人资本的特有性质毫无帮助，另一方面，在第二册中，我们已经对这个部分做了为我们的目的所需要做的详尽说明。¹⁴⁵

　　商品经营者，作为资本家一般，首先是作为某个货币额的代表出现在市场上；他作为资本家预付这个货币额，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货币额从x（这个货币额的原有价值）转化为x＋Δx（这个货币额加上它的利润）。但是，对他这个不仅是作为资本家一般，而且特别是作为商品经营者的人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的资本最初必须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因为他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经营商品，对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而要经营商品，他就必须首先购买商品，因此必须是货币资本的占有者。

　　假定一个商品经营者有3 000镑，把它当做经营资本来增殖。他用这3 000镑从麻布厂主那里购买比如说30 000码麻布，每码2先令。他再把这30 000码麻布卖掉。如果年平均利润率＝10%，他在扣除一切其他花费之后赚到10%的年利润，那么，他在年终时就把这3 000镑转化为3 300镑了。他怎样赚得这笔利润，那是我们以后才要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只是他的资本的运动的形式。他不断地用这3 000镑购买麻布，并且不断地把这些麻布卖掉；他不断地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G—W—G′。这是完全局限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简单形式，不会因处在这一资本的自身运动和职能范围以外的生产过程所造成的间歇而中断。

　　这种商品经营资本同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单纯存在形式的商品资本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拿麻布厂主来说，他靠商人的货币实现了他的麻布的价值，完成了他的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把他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能够把这些货币再转化为麻纱、煤炭、工资等等，另一方面，也转化为生活资料等等，以花掉他的收入；因此，如果撇开收入的花费不说，他现在就能够继续进行再生产过程了。

　　但是，麻布到货币的形态变化，麻布的出售，对他这个麻布生产者来说，虽然已经发生，然而，对麻布本身来说，还没有发生。麻布仍旧作为商品资本处在市场上，有待于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卖掉。对这批麻布来说，不过是它的占有者改换了。按它本身的性质来说，按它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说，它仍旧是商品资本，是要出售的商品；只不过它现在是在商人手中，而不像以前那样是在生产者手中。把麻布卖掉的职能，即对麻布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起中介作用的职能，由商人从生产者手里接过来了，成为商人的特殊业务了，而以前，这种职能是生产者在完成生产麻布的职能以后要由自己去完成的。

　　假定在麻布生产者把另一批价值3 000镑的麻布30 000码投入市场之前的这段间歇期间里，商人未能把这30 000码麻布卖掉。商人不能重新购买麻布，因为他在仓库里还有30 000码麻布没有卖出去，这些麻布对他来说还没有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于是，停滞发生了，再生产中断了。当然，麻布生产者可能拥有追加的货币资本，尽管这30 000码麻布没有卖掉，他也能够把这笔追加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使生产过程继续进行。但是这个假定丝毫没有使事情发生变化。只要我们考察的是预付在30 000码麻布上的资本，那么，这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毕竟是中断了。因此，这里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商人的活动不过是为了把生产者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所必须完成的活动，不过是对商品资本在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起中介作用的活动。如果专门从事这种卖出以及买进活动的，不是独立的商人，而只是生产者的代理人，那么这种联系就始终是一清二楚的。

　　因此，商品经营资本无非是生产者的商品资本，这种商品资本必须经历它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必须在市场上完成它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不过这种职能已经不是表现为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而是表现为一类特殊资本家即商品经营者的专门活动，它已经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业务而独立起来。

　　此外，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商品经营资本的特有流通形式上。商人购买商品，然后把它卖掉：G—W—G′。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甚至在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商品流通W′—G—W中，流通都是以每一个货币两次转手为中介的。麻布生产者出售他的商品麻布，把它转化为货币；买者的货币转到了他的手中。他用这个货币购买麻纱、煤炭、劳动等等，即再一次支出这个货币，以便把麻布的价值再转化为构成麻布生产要素的商品。他购买的商品和他出售的商品，不是同一个商品，不是同一种商品。他卖出产品，买进生产资料。但是，商人资本的运动却不是这样。麻布商人用3 000镑买进30 000码麻布；他把这30 000码麻布卖掉，为的是从流通中取回货币资本（3 000镑加上利润）。因此，这里两次换位的不是同一货币，而是同一商品；这个商品从卖者手中转到买者手中，又从现在已经成为卖者的买者手中转到另一个买者手中。这个商品卖了两次，如果还有一系列商人插在中间，它还可以卖许多次；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反复出售，正是由于同一商品的两次换位，第一个买者才取回购买商品时预付的货币，这些货币才流回到他手中。在一个场合W′—G—W，同一货币两次换位，使商品在一种形态上被让渡，而在另一种形态上被占有。在另一个场合G—W—G′，同一商品两次换位，把预付货币重新从流通中取回。这正好表明，当商品由生产者手中转到商人手中时，它还没有被最后卖掉；商人只是在继续进行出售活动，或者说，作为中介使商品资本继续执行职能。但是这同时也表明，对生产资本家来说是W—G的行为，即他的资本执行其商品资本这一暂时形态上的简单职能的行为，对商人来说却是G—W—G′的行为，即他所预付的货币资本实现特殊增殖过程的行为。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在这里，对商人来说，表现为G—W—G′，也就是表现为一种独特的资本的演变。

　　商人最终会把商品即麻布卖给消费者，不管是生产消费者（例如漂白业者），还是把麻布用于私人消费的个人消费者。这样一来，预付资本（加上利润）就回到商人手中，他就能重新开始活动。如果在购买麻布时货币只是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商人要在进货后六个星期才支付，而如果他在到期以前已经把麻布卖掉，那么，他自己用不着预付货币资本，就能够对麻布生产者实行支付了。如果他没有把麻布卖掉，他就必须在到期的时候预付3 000镑，不过用不着在麻布交货的时候立即付款；而且，如果市场价格下降，他只好低于购买价格出售麻布，这样，他就必须用他自己的资本来弥补亏损的部分。

　　既然商品经营资本在自行销售的生产者手中显然只是他的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上，即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候所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那么，是什么情况使商品经营资本具有一个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性质呢？

　　第一，是下面这个情况：商品资本是在一个和它的生产者不同的当事人手中完成它最终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即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完成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所固有的职能的；商品资本的这种职能，是以商人的活动，即商人的买卖为中介的，于是这种活动就形成一种特别的、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因而是独立存在的业务。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是，一部分本来要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段）中完成的职能，现在表现为一种和生产者不同的、特别的流通当事人的专门职能。但是单有这一点，这种特殊业务还决不会表现为一种和处于再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不同的、独立于产业资本之外的特殊资本的职能；在商品经营只是由产业资本家的推销员或其他直接代理人进行的地方，它实际上还没有表现为这种职能。因此，还必须有第二个因素。

　　第二，这是由于独立的流通当事人，商人，在这个地位上要预付货币资本（他自有的或借入的）。那个对于处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来说只表现为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或单纯的卖的行为，对商人来说却表现为G—W—G′，即同一商品的买和卖，因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回流，这个货币资本在商人进行购买时离开了他，通过出售又回到他手中。

　　在商人预付资本向生产者购买商品时对商人来说表现为G—W—G的行为，总是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总是商品资本的第一形态变化，虽然对生产者或处于再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来说，这同一个行为可以表现为G—W，即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生产资料），或形态变化的第二阶段。对麻布生产者来说，W—G是第一形态变化，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个行为对商人来说则表现为G—W，即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如果他现在把麻布卖给漂白业者，那么，这对漂白业者来说就表现为G—W，即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他的商品资本的第二形态变化；但是对商人来说，则是W—G，出售他所购买的麻布。实际上，麻布厂主生产的商品资本只是这时才最终卖掉，或者说，商人的这个G—W—G，对两个生产者之间的W—G来说，只是中介过程。或者，我们假定麻布厂主用卖掉的麻布的一部分价值向麻纱商人购买麻纱，那么，这对麻布厂主来说是G—W。但是对出售麻纱的商人来说，这是W—G，是麻纱的再出售；而对作为商品资本的麻纱本身来说，这只是它的最终的出售，它由此从流通领域转入消费领域；是W—G，即它的第一形态变化的最终完成。因此，不管商人是向产业资本家购买，还是向产业资本家售卖，他的G—W—G，即商人资本的循环所表示的，对商品资本本身来说，对再生产中的产业资本的这个过渡形式来说，始终只是W—G，只是它的第一形态变化的完成。商人资本的G—W，只有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才同时是W—G，但对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来说却不是这样：这只是商品资本从产业家手中转到流通当事人手中；只有商人资本的W—G才是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的最终的W—G。 G—W—G只是同一商品资本的两个W—G，两次相继的出售，它们只是对这一商品资本的最终的出售起中介作用。

　　因此，商品资本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形式上取得一种独立资本的形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商人预付货币资本，这种资本所以能作为资本自行增殖，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专门从事这样一种活动，即作为中介实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实现这一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职能，也就是实现它向货币的转化，并且这一点是通过商品的不断的买和卖来实现的。这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唯一活动；对产业资本流通过程起中介作用的这种活动，就是商人使用的货币资本的唯一职能。通过这种职能，商人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把他的G表现为G—W—G′；并且通过同一过程，他把商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

　　商品经营资本，只要它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存在，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显然不过是产业资本中那个还处在市场上、处在自己的形态变化过程中、现在作为商品资本存在和执行职能的部分。因此，这只是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是专门用于买卖商品的，因而只采取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而从来不采取生产资本的形式，并且总是处在资本的流通领域中——我们现在就资本的总再生产过程要考察的，也只是这种货币资本。

　　一旦生产者即麻布厂主把他的30 000码麻布卖给商人，得到了3 000镑，他就会用由此得到的货币购买必要的生产资料，他的资本就会再进入生产过程；他的生产过程就会继续进行下去，不会发生中断¹⁴⁶。对他来说，他的商品已经转化为货币。但是我们知道，对麻布本身来说，这种转化还没有发生。它还没有最终再转化为货币，还没有作为使用价值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原来由麻布生产者代表的同一商品资本，现在在市场上由麻布商人来代表了。对麻布生产者来说，形态变化的过程缩短了，但只是要在商人手中继续进行下去。

　　如果麻布生产者必须等待，直等到他的麻布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商品，已经转入最后的买者手中，即转入生产消费者或个人消费者手中，那么，他的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或者，为了使再生产过程不致中断，他就必须限制他的业务，把他的较小部分的麻布转化为麻纱、煤炭、劳动等等，总之，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而把他的较大部分的麻布作为货币准备金保存起来，以便在他的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的时候，另一部分能够使生产过程继续进行下去，因而，在这一部分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那一部分则以货币形式流回。他的资本的这种分割，不会由于商人的介入而消除。但是，如果没有商人的介入，流通资本中以货币准备金形式存在的部分，同以生产资本形式使用的部分相比，必然会不断增大，与此相适应，再生产的规模就会受到限制。而现在，生产者能够把他的资本中较大的部分不断地用于真正的生产过程，而把较小的部分用做货币准备金。

　　但是这样一来，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部分现在就以商人资本的形式不断地处在流通领域中。这个部分始终只是用来买卖商品。因此，看起来只是握有这种资本的人改换了。

　　如果商人不是把3 000镑用来购买麻布，然后把它再卖出去，而是自己把这3 000镑用于生产，那么，社会的生产资本似乎就会增大了。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麻布生产者当然就必须把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资本作为货币准备金保存起来；现在已经转化为产业资本家的商人也必须这样做。反之，如果商人仍然是商人，那么，生产者就可以把出售商品的时间节省下来用于监督生产过程，而商人则必须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出售商品。

　　只要商人资本没有超过它的必要的比例，那就必须承认：

　　1. 由于分工，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在这里，除了购买商品的货币以外，还包括在经营商业所必要的劳动方面和在商人的不变资本即仓库、运输等等方面必须支出的货币），小于产业资本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要的这种资本。

　　2. 因为商人专门从事这种业务，所以，不仅生产者可以把他的商品较早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商品资本本身也会比它处在生产者手中的时候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态变化。

　　3. 就全部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来看，商人资本的一次周转，不仅可以代表一个生产部门许多资本的周转，而且可以代表不同生产部门若干资本的周转。前一种情况是，例如，在麻布商人用他的3 000镑购买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以后，在这个生产者再把同量商品投入市场以前，他又去购买另一个或几个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这样也就对同一生产部门中的不同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后一种情况是，例如，在商人把麻布卖掉之后，接着买进生丝，从而对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

　　总的来说必须指出：产业资本的周转，不仅受流通时间的限制，而且也受生产时间的限制。商人资本在只经营某一种商品的时候，它的周转并不是受一个产业资本的周转的限制，而是受同一生产部门的一切产业资本的周转的限制。在商人购买一个生产者的麻布并把它卖掉以后，他可以在这个生产者再把商品投入市场以前，购买另一个生产者的麻布，并把它卖掉。因此，同一商人资本，可以依次对投入一个生产部门的各个资本的不同周转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周转和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不是一回事，因而它不只是代替这一单个产业资本家必须保存在手边的货币准备金。一个生产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自然要受这个生产部门的总生产的限制。但是，它不受该部门的单个资本的生产范围的限制，或单个资本由生产时间决定的周转时间的限制。假定A提供一种商品，它需要三个月才能生产出来。当商人比如说在一个月内买进这个商品并且把它卖出以后，他可以向另一个生产者购买同一种产品并把它卖掉。或者，比如说在他卖掉一个租地农场主的谷物以后，他可以用同一货币购买第二个租地农场主的谷物并把它卖掉，等等。他的资本的周转受他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一年内，能够依次买进和卖出的谷物总量的限制，而租地农场主资本的周转，撇开流通时间不说，则要受为期一年的生产时间的限制。

　　同一商人资本的周转，还可以同样有效地对不同生产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

　　只要同一商人资本，在不同的周转中用来使各个不同的商品资本相继转化为货币，即依次把它们买进和卖出，那它作为货币资本对商品资本完成的职能，就和货币通过它在一定时期内的多次流通对商品完成的职能相同。

　　商人资本的周转，与一个同样大小的产业资本的周转或一次再生产是不同的；相反地，它同若干个这种资本的周转的总和相等，而不管这种资本是属于同一生产部门还是属于不同生产部门。商人资本周转得越快，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小；商人资本周转得越慢，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大。生产越不发达，商人资本的总额，同投入流通的商品的总额相比，就越大；但是绝对地说，或者同比较发达的状态相比，则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因此，在这样的不发达状态下，真正的货币资本大部分掌握在商人手中，这样，商人的财产对于其他人的财产来说成为货币财产。¹⁴⁷

　　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1. 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互相衔接的速度；2. 消费的速度。

　　商人资本仅仅为了完成上述周转，不需要按自己的全部价值量先买进商品，然后再把它卖掉。商人同时完成这两种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商品资本构成，另一部分由货币资本构成。他在这里买东西，从而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他在那里卖东西，从而把另一部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一方面，他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流回他手中，另一方面，商品资本流到他手中。以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越大，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就越小。二者互相交替并互相平衡。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应用和由此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应用结合在一起，那么，商人资本的货币资本部分同这个商人资本完成的交易额相比，就会更加减少。如果我购买了价值1 000镑的葡萄酒，支付期是三个月，在三个月期满以前，我已经按现金交易把葡萄酒卖掉了，那么，进行这笔交易就一文钱也没有预付。在这种情况下也很清楚，这里充当商人资本的货币资本，无非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以货币的形式处在流回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本身。（至于以三个月为支付期出售价值1 000镑的商品的生产者，可以把票据即债务证书拿到银行家那里去贴现，这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并且同商品经营者的资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在这个期间比如说下降1/10，商人就不仅得不到利润，而且只能收回2 700镑，而不是3 000镑。为了支付，他必须添进300镑。这300镑只是执行准备金的职能，用来平衡价格差额。但是，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生产者。如果生产者自己按降低了的价格出售产品，那么，他同样会损失300镑，在没有准备资本的情况下，他就不能按原有规模重新开始生产。

　　麻布商人用3 000镑向工厂主购买麻布；工厂主从这3 000镑中比如说拿出2 000镑购买麻纱；他是向麻纱商人购买这些麻纱的。工厂主付给麻纱商人的货币不是麻布商人的货币；因为麻布商人已经用这些货币得到了等额价值的商品。这是工厂主自己的资本的货币形式。这2 000镑在麻纱商人手中现在表现为流回的货币资本；但是这2 000镑在怎样的程度上是这种流回的货币资本，而同作为麻布所抛弃的货币形式和麻纱所取得的货币形式的那2 000镑相区别呢？如果麻纱商人赊购麻纱，并在支付期满以前按现金交易把商品卖掉，那么，在这2 000镑中就丝毫没有包含同产业资本本身在它的循环过程中采取的货币形式相区别的商人资本。既然商品经营资本不是以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的形态处在商人手中的产业资本的单纯形式，那它无非就是属于商人自己的并且在商品的买卖中流转的那部分货币资本。这部分货币资本以缩小的规模代表着为生产而预付的资本中必须作为货币准备金和购买手段不断处在产业家手中，并且不断作为他们的货币资本来流通的部分。这个部分现在以缩小的规模处在商业资本家手中，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不断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它是总资本中——撇开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部分不说——那个必须不断作为购买手段在市场上流通，以便再生产过程能够继续进行的部分。而再生产过程进行得越迅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越发展，也就是说，信用制度越发展，这个部分同总资本相比就越小。⁽¹⁾

　　商人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任何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因而任何剩余价值也没有生产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价值量发生了形式变化。事实上不过是发生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系。如果说在生产的商品出售时实现了剩余价值，那是因为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该商品中；因此，在第二个行为，即货币资本同商品（各种生产要素）的再交换中，买者也不会实现任何剩余价值，在这里货币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交换只是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做了准备。相反地，既然这些形态变化要花费流通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根本不生产东西，因而也不生产剩余价值——，这个时间也就限制价值的创造，表现为利润率的剩余价值会正好和流通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因此，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说，它不直接创造它们。但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也就会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资本的积累。既然它缩短流通时间，它也就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既然它把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增大了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

(1) 为了能把商人资本归入生产资本，拉姆赛把它和运输业混为一谈了，并把商业叫做“商品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论财富的分配》第19页）在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4节［第32页］）和萨伊（《论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14、15页）那里，已经有同样的混淆。——赛·菲·纽曼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中说：“在社会的现有经济制度中，居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商人的真正业务，是把资本预付给前者，并得到产品作为报酬，然后把这个产品交给后者，由此把资本收回。这种交易既便利了社会的经济过程，也会把价值加入它所经营的产品。”（第174页）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因为商人的介入而节省了金钱和时间。这种服务需要预付资本和劳动，并且必须给予报酬，“因为它把价值加入产品；因为同一产品在消费者手里比在生产者手里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他完全和萨伊先生一样，认为商业“严格来说是一种生产行为”（第175页）。纽曼的这种见解是根本错误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消费者手中比在生产者手中大，是因为它只有在消费者手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以后，才能实现，才能发挥作用。它在生产者手中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但是，谁也不会为一个商品支付两次：先支付它的交换价值，然后又额外地支付它的使用价值。只要我支付了它的交换价值，我就占有了它的使用价值。至于商品是从生产者手里还是从中间商人手里转移到消费者手里去的，这个情况丝毫也不会增加商品的交换价值。¹⁴⁸
142 　关于大·李嘉图等人把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混淆起来的情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72—973页。——297。
14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01—115页。——297。
14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71—175页。——298。
14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16—137页。——299。
146 　本段和以下七段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65—967页。——305。
147 　从本段起至本章结束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68—971页。——309。
[148]　关于对赛·纽曼的分析，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075页。——311。

第十七章　商业利润

　　我们已经在第二册看到¹⁴⁹，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纯粹职能，——产业资本家首先为了实现他的商品的价值，其次为了把这个价值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所必须进行的活动，对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W′—G—W起中介作用的活动，也就是卖和买的行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相反，那里已经说明，为此所需要的时间，客观上对商品来说，主观上对资本家来说，都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形成界限。关于商品资本自身的形态变化所说的话，当然不会因为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取得商品经营资本的形态而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因为对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起中介作用的那些活动表现为特殊种类资本家的特殊业务，或表现为一部分货币资本的专门职能，而发生任何变化。如果商品的卖和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W′—G—W总是归结为这种行为——，是由产业资本家自己进行的、不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活动，那么它们也不可能因为不是由产业资本家而是由另一些人进行，就成为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活动。其次，如果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必须能够不断作为货币资本以供人支配，以便使再生产过程不致为流通过程所中断，能继续进行，——如果这部分货币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那么，即使它不是由产业资本家，而是由另一类资本家不断投入流通去执行同一职能，它也不会由此获得这种属性。至于商人资本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起间接生产的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以后还要进一步说明。

　　可见，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可以和它结合在一起的一切异质的职能，如保管、发送、运输、分类、分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但是，因为产业资本的流通阶段，和生产一样，形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必须和在各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提供年平均利润。如果商人资本比产业资本带来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润，那么，一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化为商人资本。如果商人资本带来更低的平均利润，那么就会发生相反的过程。一部分商人资本就会转化为产业资本。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身的用途，更容易改变自身的职能了。

　　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商人资本怎样从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中获得归它所有的那一部分呢？¹⁵⁰

　　认为商业利润是单纯的加价，是商品价格在名义上高于它的价值的结果，这不过是一种假象。

　　很清楚，商人只能从他所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中获得他的利润，更清楚的是，他出售商品时赚到的这个利润，必然等于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必然等于后者超过前者的余额。

　　商品在买进以后卖出以前可能会有追加费用（流通费用）加入商品，同样也可能没有这种费用加入商品。如果有这种费用加入，那就很清楚，出售价格超过购买价格的余额，就不只是代表利润了。为了使我们的研究简便起见，我们先假定，没有任何这种费用加入。

　　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他的商品的出售价格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就社会总资本来看，就是等于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又归结为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超过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量的差额。产业资本家购买的各种商品，在重新作为可以出售的商品再投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生产过程。商品价格中后来作为利润实现的组成部分，只是在生产过程中才生产出来的。商品经营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只有当商品处在它的流通过程中的时候，它才在商品经营者手里。他只是把由生产资本家开始的商品出售，即商品价格的实现，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不会让商品经历任何能够重新吸收剩余价值的中间过程。产业资本家只是在流通中实现在此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相反地，商人不仅要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来实现他的利润，而且要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才获得他的利润。这一点看来好像只有按下述方式才能做到：商人把产业资本家按商品生产价格，或者就总商品资本来看，按商品价值卖给他的商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即对商品价格实行名义上的加价，因而，就总商品资本来看，也就是高于它的价值出售，并且把商品的名义价值超过它的实际价值的这个余额攫为己有；一句话，就是商品卖得比它的原价贵。

　　这种加价的形式是很容易理解的。例如，1码麻布值2先令。如果我要从再出售中获得10%的利润，我就必须加价，也就是，按每码2先令便士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实际生产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便士。这就是2先令的10%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我卖给买者1码麻布的价格，实际上是码麻布的价格。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我按2先令卖给买者的麻布只有码，而把码为自己留下来了。事实上，如果每码麻布的价格按2先令便士计算，我可以用便士买回码麻布。因此，这不过是一条迂回的道路，为的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名义上的提高，来分享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

　　这就是从现象上最初表现出来的情形：商业利润通过商品加价而实现。事实上，认为利润来自商品价格的名义上的提高或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这整个看法，是从对商业资本的直觉中产生的。

　　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不过是假象。并且可以看到，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商业利润就不是以这个方式实现的。（在这里，我们谈的始终只是平均的情况，而不是个别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假定，商品经营者只有高于商品生产价格比如说10%出售商品，才能在他的商品上实现10%的利润呢？因为我们已经假定，这种商品的生产者，产业资本家（作为产业资本的人格化，对外界来说，他总是作为“生产者”出现）是按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人的。如果商品经营者支付的商品购买价格等于它的生产价格，归根到底，也就是等于它的价值，以致商品的生产价格，归根到底，也就是商品的价值，对商人来说代表成本价格，那么，商人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额——只有这个差额才是他的利润的源泉——，事实上就必然是商品的商业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因此，归根到底，商人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售一切商品的。但是，为什么假定产业资本家是按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人的呢？或者不如说，这个假定是以什么为前提的呢？这就是：商业资本（在这里，我们还只是把它看做商品经营资本）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在说明一般利润率时，我们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第一，因为商业资本本身那时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第二，因为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首先必须作为不同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实际生产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平均化来说明。但是，说到商人资本，我们考察的却是一种不参加利润生产而只分享利润的资本。所以，现在必须对以前的说明进行补充。

　　假定一年中预付的总产业资本＝720c＋180v＝900（比如说以百万镑为单位），m′＝100%。因而产品＝720c＋180v＋180m。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叫做W，它的价值或生产价格（因为就全部商品来说，二者是一致的）就＝1 080，总资本900的利润率＝20%。按照前面的阐述，这个20%是平均利润率，因为在这里剩余价值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具有特殊构成的资本计算的，而是根据具有平均构成的总产业资本计算的。因而W＝1 080，利润率＝20%。现在我们假定，在这900镑产业资本之外，还有100镑商人资本加入，它要按照自己大小的比例从利润中分得和产业资本相同的份额。按照假定，它是总资本1 000中的1/10。因此，它从全部剩余价值180中分得1/10；也就是按18%的比率获得一笔利润。因此，留下来要在其余9/10的总资本中进行分配的利润实际上只有162，对资本900来说也是18%。因此，产业资本900的所有者把W卖给商品经营者的价格＝720c＋180v＋162m＝1 062。因此，如果商人对他的资本100加上18%的平均利润，他就是按照1 062＋ 18＝1 080，也就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出售商品，或者就总商品资本来看，也就是按照商品的价值来出售商品，虽然他的利润只是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才获得的，只是由于他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额才获得的。不过，他还是没有高于商品的价值或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而正是因为他是低于商品的价值或低于商品的生产价格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购买商品的。

　　因此，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拿上述例子来说，平均利润率＝18%，所以，如果不是总资本有是商人资本，由此使一般利润率降低了，那么一般利润率就会＝20%。这样一来，关于生产价格也就出现一个更确切的有限制的规定。我们仍然要把生产价格理解为商品的价格，即＝商品的成本（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平均利润。但是，这个平均利润现在是由另外的方法决定的。它是由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总利润决定的；但不是按这个总生产资本来计算的，而是按总生产资本＋商业资本来计算的。在前一个场合，如果总生产资本如上所述＝900，利润＝180，平均利润率就会；在后一个场合，如果生产资本为900，商业资本为100，平均利润率就。因此，生产价格＝k（成本）＋18，而不是＝k＋20。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在内了。因此，总商品资本的实际价值或实际生产价格＝k＋p＋h（在这里，h代表商业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或者说产业资本家本人出售商品的价格，小于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或者，就商品的总体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的价值。这样，拿上述例子来说，900（成本）＋900的18%，即900＋162＝1 062。现在商人把他花费100的商品，按118出售，他当然加价18%；但是，因为他用100买来的商品本来值118，所以他并没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我们以后要在上述这个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生产价格这个用语。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产业资本家的利润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而和这种产业利润不同，商业利润等于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这个生产价格对商人来说就是商品的购买价格；但是，商品的实际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商业利润。正像产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利润作为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值中一样，商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产业资本在商品的价格中实现的并非全部的剩余价值或利润。⁽¹⁾因此，商人的出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

　　可见，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作了一种扣除。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2. 如果像第一篇已经说明的那样，利润率总是表现为一个小于实际剩余价值率的比率，也就是说，总是把劳动的剥削程度表现得过小，如以上述720c＋180v＋180m的情况为例，一个100%的剩余价值率仅仅表现为一个20%的利润率，那么，既然平均利润率本身在商人资本应得的份额计算进来时表现得更小，在这里，是18%，而不是20%，这个比率就相差得更大。因此，直接进行剥削的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所表现的利润率小于实际的利润率。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商人资本（但零售商人的资本例外，它是混合类的东西）的相对量，是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的，因此，也是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活力成反比的。在科学分析的进程中，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从产业资本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出发的，后来由于商人资本参加进来才得到校正、补充和修正。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情况却正好相反。使商品价格最先或多或少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是商业资本，而最先形成一般利润率的领域，是对再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最初是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起来，生产者自己成了商人之后，商业利润才被归结为由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的商业资本在全部剩余价值中应获得的适当部分。

　　在由于商人资本参加进来而得到补充的利润的平均化中，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来说，并没有在商品的价值中加入任何追加的要素；商人借以获得利润的价格追加额，只等于商品价值中没有被生产资本计算到商品的生产价格中去的部分，即它放弃的部分。这个货币资本的情况，和产业资本家的固定资本的情况相同，既然它没有被消耗，因此它的价值也就不会成为商品的价值要素。就是说，商人按照商品资本的购买价格，用货币来补偿商品资本的生产价格，＝G。他出售的价格，如上所说，＝G＋ΔG。ΔG表示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商品价格增加额。因此，如果他把商品卖掉了，那么，流回到他手中的，除了ΔG之外，还有他购买商品时预付的原有的货币资本。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他的货币资本无非是产业资本家的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商品资本。如果这个商品资本不是卖给商人，而是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那也不会影响这个商品资本的价值量。事实上，商人的货币资本不过是把最后消费者的支付提前了。但是这里所说的，只有在我们以前假定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商人不花任何费用，或者说，他除了向生产者购买商品而必须预付货币资本以外，无须在商品的形态变化过程中，在买卖的过程中，预付任何别的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可是正如我们在考察流通费用时（第二册第六章）看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些流通费用，一部分是商人要从别的流通当事人那里收回的费用，一部分则是直接从他的特有业务中产生的费用。

　　不管这些流通费用属于什么种类，不管它们是从纯粹的商人业务本身中产生的，因而属于商人的特有的流通费用，还是代表那些由事后在流通过程中加进的生产过程如发送、运输、保管等等所产生的费用，它们总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商人除了为购买商品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以外，总是还要预付一个追加的资本，用来购买和支付这种流通手段。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流动资本构成的，它就全部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它就按照自己损耗的程度，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不过，这样一个要素，即使它和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一样不形成商品价值的实际追加，也会作为一个形成名义价值的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但是，这全部追加资本不管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都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因而发送、运输、保管等费用除外），归结为这样一些费用：为了实现商品的价值，使之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或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必需的。在这里，我们把那些会在流通行为中继续进行的并且可以和商人业务完全分开的生产过程撇开不说。正像例如真正的运输业和发送业事实上可以是而且是和商业完全不同的产业部门一样，待买和待卖的商品也可以堆在码头或别的公共场所，由此引起的费用，如果必须由商人预付，会由第三者记在商人账上。这一切都会在真正的批发商业中发生。在批发商业中，商人资本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最少同其他职能交织在一起。运输业者、铁路经营者、船主，都不是“商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费用，是指买和卖方面的费用。以前已经指出，这种费用归结为计算、簿记、市场、通讯等方面的开支。为此必需的不变资本包括事务所、纸张、邮资等。另外一些费用则归结为可变资本，这是为雇用商业上的雇佣工人而预付的。（发送费用，运输费用，关税的预付等等，部分地可以这样看待：它们是商人在购买商品时预付的，因此，对商人说来，它们会加入购买价格。）

　　所有这些费用都不是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花掉的，而是在实现商品的价值时花掉的；它们是纯粹的流通费用。它们不加入直接的生产过程，但是加入流通过程，因而加入再生产的总过程。

　　在这些费用中，我们在这里唯一感兴趣的部分，是花费在可变资本上的那部分。（此外，本来还应当研究：第一，只有必要劳动才加入商品价值这个规律，在流通过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第二，积累在商人资本上是怎样表现的；第三，商人资本在实际的社会总再生产过程中是怎样执行职能的。）

　　这些费用是从产品作为商品的经济形式中产生的。

　　如果产业资本家自己互相直接出售商品时损失的劳动时间——从客观上说，也就是商品的流通时间——根本不会给这些商品加进任何价值，那么很清楚，这种劳动时间决不会因为由商人来花费而不是由产业资本家来花费，就获得另一种性质。由商品（产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生产资料）的转化，是产业资本的必要职能，因而是资本家——他事实上只是人格化的具有自己的意识和意志的资本——的必要活动。但是这种职能既不会增加价值，也不会创造剩余价值。当商人进行这些活动时，或者说，当商人在生产资本家不再执行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职能以后，继续执行这种职能时，他只是代替了产业资本家。这些活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是用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活动上的，但它不会加进任何价值。如果商人不去进行这些活动（因而也不花费这些活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他就不会作为产业资本的流通代理人来使用他的资本，也不会继续执行产业资本家的已经中断的职能，因此也就不会作为资本家，按照他所预付的资本的比例，分享产业资本家阶级所生产的利润量。因此，商业资本家为了分享剩余价值量，使自己预付的货币作为资本增殖，是无须使用雇佣工人的。如果他的业务和资本都很小，他自己也许就是他所使用的唯一工人。他得到的报酬，就是利润的一部分，对他来说，这部分来自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商人预付的资本量很小，他实现的利润可能丝毫不比一个报酬比较优厚的熟练雇佣工人的工资多，甚至还可能少。事实上，同商人一起执行职能的，还有产业资本家的直接商业代理人，如采购员、推销员、跑街，他们得到的收入同商人一样多，或者比商人还多，收入的形式或者是工资，或者是对每次出售所获得的利润的分红（佣金，分成）。在第一个场合，商人作为独立的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在第二个场合，一部分利润，在工资形式上，或者在产业资本家利润的一个比例部分的形式上，支付给办事员，即产业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他的直接代理人，而雇主自己在这个场合既把产业利润也把商业利润装入腰包。但是，在所有这些场合，尽管对流通代理人自己来说他的收入可能表现为纯粹的工资，表现为他所完成的劳动的报酬，并且尽管在这种收入不是表现为这种形式的地方，他的利润量可能只相当于报酬比较优厚的工人的工资，——在所有这些场合，他的收入都只是来源于商业利润。这是因为，他的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流通行为的延长意味着：1. 他的个人时间会受到损失，因为这会妨碍他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管理者去执行自己的职能；2. 他的产品会更久地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停留在流通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产品的价值不会增殖，并且直接的生产过程会被中断。要使直接的生产过程不被中断，就或者必须限制生产，或者必须预付追加的货币资本，以便生产过程不断按同一规模继续进行。这在每一次都会造成如下的结果：或者使原来的资本只取得较少的利润，或者必须预付追加的货币资本，以便取得原来的利润。即使商人代替了产业资本家，这一切仍然不变。这时，不是产业资本家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流通过程中，而是商人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流通过程中；不是产业资本家为流通预付追加的资本，而是商人预付追加的资本。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不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不断在流通过程中流转，而是商人的资本完全束缚在流通过程中；不是产业资本家生产的利润少了，而是他必须把他的利润的一部分完全让给商人。只要商人资本限制在必要限度以内，差别就只是在于：由于资本职能的这种划分，专门用在流通过程上的时间减少了，为流通过程预付的追加资本减少了，而且总利润中以商业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损失也比在没有这种划分的情况下减少了。拿我们上述720c＋180v＋180m的例子来说，如果在存在一个商人资本100的时候，给产业资本家带来的利润是162或18%，因此利润减少了18，那么，在没有这种独立的商人资本的时候，必要的追加资本也许会是200，因此，产业资本家的预付总额不是900，而是1 100了，这样，按剩余价值180计算，利润率只是16(1/4)%。

　　如果产业资本家同时又是自己的商人，他除了预付追加资本，以便在他的处在流通中的产品再转化为货币以前购买新的商品，还要为实现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也就是为流通过程预付资本（事务所费用和商业工人的工资），那么，这些支出固然会形成追加资本，但不会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它们必须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补偿；这些商品的一部分价值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流通费用；但由此不会形成任何追加的剩余价值。就社会总资本来看，这事实上无非就是说，总资本的一部分是那些不加入价值增殖过程的次一级的活动所需要的，并且社会资本的这个部分必须为这些目的而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对单个资本家和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来说，利润率会因此减少。对他们来说，每一次追加资本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只要这种追加是推动同量可变资本所必需的。

　　当这种和流通业务本身有关的追加费用由商业资本家替产业资本家担负起来的时候，利润率的这种减少也会发生，不过程度较小了，途径也不同了。现在，情况是这样：同没有这种费用时需要预付的资本相比，商人要预付更多的资本；这种追加资本的利润会增加商业利润总额，因此，会有更多的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一起参加平均利润率的平均化，也就是说，平均利润会下降。拿我们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在商人资本100之外，还要为所说的各种费用预付追加资本50，那么，全部剩余价值180现在就要按照生产资本900加上商人资本150，总共是1 050来分配了。因此平均利润率会下降到。产业资本家按照的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人，商人再按照1 130的价格（即1 080＋50的费用，这是他必须再收回的）把商品卖掉。此外，必须承认，随着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划分，会同时出现商业费用的集中，从而商业费用的减少。

　　现在要问：商业资本家即这里所说的商品经营者所雇用的商业雇佣工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一方面说，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任何另一个工人一样，是雇佣工人。第一，因为这种劳动是用商人的可变资本，而不是用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购买的；因此，购买这种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替私人服务，而是为了使预付在这上面的资本自行增殖。第二，因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他的工资，也和一切其他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由他特有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不是由他的劳动的产物决定的。

　　但是，在商业工人和产业资本直接雇用的工人之间，必然会出现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从而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之间出现的同样的差别。因为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因为他由自己的费用加到商品上的追加价值，不过是原先已有的价值的追加，尽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究竟怎样保持和保存他的不变资本的这个价值？），所以，他雇用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在这里，也像在生产工人的场合一样，我们假定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因此，商人不是靠克扣工资的办法来发财致富，也就是说，他不是把对劳动的一笔预付计入成本，却只支付这笔成本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他不是靠欺骗他的店员等等的办法来发财致富。

　　就商业雇佣工人来说，困难决不在于说明，他们怎样直接为他们的雇主生产利润，尽管他们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不过是它的转化形式）。这个问题通过对商业利润的一般分析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产业资本所以能获得利润，是由于它把包含在并实现在商品中的、但它没有支付等价物的劳动拿来出卖，同样，商业资本所以能获得利润，是由于它没有把包含在商品中的无酬劳动（只要投在这种商品生产上的资本是作为总产业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执行职能）全部支付给生产资本，相反地，在出售商品时却让人把这个还包含在商品中的、它未作支付的部分支付给自己。商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同于产业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产业资本通过直接占有无酬的他人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而商人资本使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产业资本手里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

　　商业资本只是由于它的实现价值的职能，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才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店员的无酬劳动越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商业资本家会把他的货币借以成为资本的职能本身，大部分交给他的工人去承担。这些店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能使他占有剩余价值；这对这个资本来说，就结果而言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对商业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¹⁵²

　　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

　　困难在于：既然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尽管这种劳动为他在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额），他用来购买商业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个可变资本是否应当作为成本支出而列入预付的商人资本中呢？如果不应当列入，那么，这看来是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相矛盾的；当一个资本家只能把100算做预付资本时，哪一个资本家会预付150呢？如果应当列入，那么，这看来是和商业资本的本质相矛盾的，因为这一类资本所以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并不是由于它像产业资本一样推动了他人的劳动，而是由于它自己进行劳动，也就是说，执行买和卖的职能，并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和通过这个途径，才把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自己手里。

　　（因此，应当研究下述各点：商人的可变资本；流通领域中的必要劳动的规律；商人劳动怎样保持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商人资本在总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最后，一方面，向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二重化，另一方面，向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二重化。）

　　如果每个商人所拥有的资本，只够他本人用自己的劳动来周转，那就会发生商人资本的无限分散；随着生产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中以越来越扩大的规模来进行生产，以越来越增大的量来进行活动，这种分散必然会越来越加剧。因此，商人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不平衡会越来越加剧。资本在生产领域内越集中，它在流通领域内就越分散。产业资本家的纯粹商人业务，从而他的纯粹商业支出，因此会无限制地扩大，因为现在他要和1 000个商人打交道，而不是和100个商人打交道了。这样，商业资本独立地进行活动的利益，就会大部分丧失掉。除了纯粹的商业费用之外，别的流通费用，如分类、发送等等的费用也会增加。这是就产业资本来说的。现在我们来考察商人资本。首先看看纯粹的商业劳动。计算大额数字并不比计算小额数字多花费时间。十次100镑的购买所花费的时间，等于一次1 000镑的购买所花费的时间的十倍。和十个小商人通信时在信件、纸张和邮费方面的支出，等于和一个大商人通信时的支出的十倍。商业工场内的严格规定的分工，一个人管簿记，另一个人管出纳，第三个人管文书，这个人管买，那个人管卖，另一个人管推销等等，会节省大量劳动时间，所以，批发商业所使用的商业工人的人数，和营业的相对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是因为，在商业中比在产业中会更多地出现这样的现象：同一职能，不管是大规模地完成还是小规模地完成，都要花费同样多的劳动时间。因此，从历史上来看，集中的现象在商人业务中比在产业工场中出现得早。其次，看看不变资本方面的支出。100个小事务所的费用比一个大事务所的费用多得无法比拟。100个小货栈的费用比一个大货栈的费用也多得无法比拟，等等。那种至少要作为预付费用加入商人业务中去的运输费用，也会因分散而增加。

　　这样，产业资本家就不得不在他的业务的商业部分上花费更多的劳动和流通费用。同一商人资本，如果分给许多小商人，由于这种分散就需要多得多的工人来完成它的职能；此外，为了使同一商品资本周转，也需要有更大量的商人资本。

　　如果我们把直接投在商品买和卖上的全部商人资本叫做B，把用来支付商业辅助工人报酬的相应的可变资本叫做b，那么，B＋b会小于在每个商人都自己经营，没有助手，因而也没有任何部分投在b上面时所需要的全部商人资本B。不过，我们还是没有解决困难。

　　商品的出售价格必须：1. 足以支付B＋b的平均利润。这一点，已经从下述事实中得到了说明，即B＋b本是原来的B的一种减少，它所代表的商人资本小于没有b的时候所必需的商人资本。但是，这个出售价格还必须：2. 除了补偿b的现在追加出现的利润之外，足以补偿所支付的工资，即商人的可变资本b本身。造成困难的就是这后者。b是价格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呢，还是仅仅是用B＋b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即只对商业工人来说表现为工资，而对商人自己来说表现为他的可变资本的单纯补偿呢？如果是后一种情形，商人从他预付的资本B＋b中获得的利润，就会只等于按照一般利润率应归B所有的利润，加上他以工资形式支付的但本身不会提供任何利润的b。

　　事实上，问题在于发现b的（数学意义上的）界限。我们首先要把困难准确地确定下来。我们把直接投在商品买卖上的资本叫做B，把在执行这个职能时消耗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叫做K，把商人投入的可变资本叫做b。

　　B的补偿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对商人说来，它只是已经实现的购买价格，对工厂主说来，它只是生产价格。商人支付这个价格，但在再出售时会把B作为他的出售价格的一部分收回；在这个B之外，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他还会得到B的利润。例如，商品值100镑。利润假定是10%。那么，商品就要卖110镑。这个商品原来就已经值100镑；商人资本100只是给它加进了10。

　　再说K。它至多和生产者在卖出和买进上所消耗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一样大，但事实上总是比后者小；然而这部分不变资本会形成生产者在生产上直接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一种追加。但无论如何，这个部分总是必须不断由商品的价格得到补偿，或者同样可以说，必须有一个相应部分的商品不断以这个形式支出，就社会总资本来看，也就是必须不断以这个形式再生产出来。这部分预付不变资本，和直接投在生产上的全部不变资本一样，会对利润率发生限制作用。只要产业资本家把他的业务的商业部分转交给商人，他就无须预付这部分资本。商人会代替他预付这部分资本。但这只是名义上的预付；商人既不生产也不再生产他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因此，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表现为某些产业资本家的专门业务，或者至少表现为他们的业务的一部分。这些产业资本家所起的作用，是和那些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提供不变资本的产业资本家所起的作用一样的。商人首先要得到这种不变资本的补偿；其次要取得这种不变资本的利润。因此，二者都会使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减少。不过，由于与分工相连的集中和节约，利润的减少，比在产业资本家必须亲自预付这种资本的情况下要小。利润率的减少比较小，因为这样预付的资本比较小。

　　因此，到现在为止，出售价格是由B＋K＋（B＋K的利润）构成的。出售价格的这个部分，根据以上所说，不会造成任何困难。但是，现在出现了b，即商人预付的可变资本。

　　这样一来，出售价格就变为B＋K＋b＋（B＋K的利润）＋（b的利润）。

　　B只是补偿购买价格，它除了把B的利润加入这个价格以外，再不会加进任何部分。K不仅会把K的利润，而且会把K本身加到这个价格中去；不过K＋K的利润，即以不变资本形式预付的那一部分流通费用＋相应的平均利润，在产业资本家手里，会比在商业资本家手里大。平均利润的减少，是以如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按照预付产业资本（不包括B＋K）计算出十足的平均利润，但是，从中为B＋K扣除出平均利润并支付给商人，于是这个扣除部分就表现为一种特殊资本即商人资本的利润。

　　但是，当我们说到b＋b的利润，在假定利润率＝10%的上述场合，也就是说到时，情形却不是这样。而真正的困难也就在这里。

　　商人用b购买的，按照假定，只是商业劳动，即只是对资本的流通职能即对W—G和G—W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但商业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对从商品到货币和从货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不创造价值。并且，只是由于一个资本执行了这些职能——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家用他的资本进行了这些活动，进行了这些劳动——，这个资本才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规定，也就是说，才从总利润中取得它的份额。不过在b＋b的利润中，看来要支付的是：第一，劳动的报酬（不管产业资本家是为商人自己的劳动支付报酬，还是为商人所雇用的店员的劳动支付报酬都一样）；第二，对这种劳动——本来应由商人自己完成的劳动——所作的支付额应获得的利润。商人资本第一会得到b的补偿物，第二会得到b的利润；因此，这是这样产生的：第一，它让人对那种使它得以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的劳动付给它报酬；第二，它让人付给它利润，因为它作为资本执行了职能，也就是说，因为它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完成了一种应得到利润作为报酬的劳动。因此，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假定B＝100，b＝10，利润率＝10%。我们还假定K＝0，以便使购买价格中这个与这里无关并且已经得到说明的要素不再不必要地重新加入计算中去。这样，出售价格＝B＋p＋b＋p（＝B＋Bp′＋b＋bp′，p′在这里代表利润率）＝100＋10＋10＋1＝121。

　　但是，如果商人不是把b投在工资上面，——因为b只是用来支付商业劳动的报酬，而这种劳动是实现由产业资本投入市场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必需的，——情形就会变成这样：商人只好花费自己的时间用B（＝100）从事购买或出售；我们假定，这是他能够支配的唯一时间。如果这个用b或10来代表的商业劳动不是通过工资而是通过利润来支付，那就要假定另外还有一个商人资本＝100，因为它按10%计算＝b＝10。这第二个B（＝100）不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但是这个10%却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因此，会有两个用100进行的业务，加起来＝200，这样，商品要按200＋20＝220来购买。

　　因为商人资本决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一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的独立化的形式，所以，一切和它有关的问题，都必须这样来解决：问题首先要在这样的形式上提出，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各种现象还没有独立地表现出来，而是还和产业资本直接联系在一起，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分支表现出来。在流通过程中，商业资本以与工场相区别的事务所形式继续执行职能。所以，现在成为问题的b，首先也要在这里，在产业资本家本人的事务所里进行研究。¹⁵³

　　这种事务所，同产业工场相比，从一开始就总是小到极点。此外，很清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产业资本的流通而必须不断进行的商业活动将会增加；而这些活动既是为了出售处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产品，也是为了把由此得到的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并对这一切进行计算。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动。生产规模越扩展，产业资本的商业活动，从而，为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而需要的劳动及其他流通费用也就越增加，虽然决不是按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业雇佣工人就成为必要了，他们组成真正的事务所。为雇用商业雇佣工人的支出，虽然表现为工资，但不同于购买生产劳动时耗费的可变资本。它增加了产业资本家的支出，增加了必须预付的资本的量，但不会直接增加剩余价值。因为这种支出所支付的劳动，只是用来实现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像任何别的这类支出一样，这种支出也会降低利润率，因为预付资本增加了，但剩余价值却没有增加。如果剩余价值m仍旧不变，但预付资本C增加到C＋ΔC，利润率就会变为较小的利润率。因此，产业资本家力图把这种流通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就像力图把他在不变资本上的支出减少到最低限度一样。因此，产业资本与自己的商业雇佣工人的关系，和它与自己的生产雇佣工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其他一切条件都不变时，它使用的生产雇佣工人越多，生产的规模就越大，剩余价值或利润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生产的规模越大，待实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越大，从而所生产的商品资本越大，事务所费用绝对地（虽然不是相对地）也就越增大，并且越会引起一种分工。利润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支出的前提，除了别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下事实上：当商业人员的薪金增加时，这种薪金的一部分往往用利润分红的办法来支付。理所当然，一种只是起中介活动作用的劳动，——它部分地同价值的计算，部分地同价值的实现，部分地同已经实现的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再转化有关，因此，它的规模取决于已经生产的和待实现的价值的量，——这种劳动不是像直接的生产劳动那样，作为这些价值的量的原因起作用，而是作为这些价值的量的结果起作用。其他各种流通费用有类似的情形。要多量、多称、多包装、多运输，就必须存在很多东西；包装劳动和运输劳动等等的量，以商品的量为转移，即以这些劳动的活动对象为转移，而不是相反。

　　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一种发挥，一种力的表现，一种消耗，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并不与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劳动——一部分是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有片面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的费用部分地说不需要资本家负担，工人的熟练程度会通过职能本身发展起来，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变得越是片面，它就发展得越迅速。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基础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而且，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¹⁵⁴只要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需要实现，资本家就会增加这种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的增加，总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²⁾

　　可见，发生了二重化。一方面，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因而进一步就是作为商业资本）的职能，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形式规定性。另一方面，特殊的资本，因而特殊种类的资本家，专门执行这些职能；这些职能因此也就变成了资本增殖的特殊领域。

　　商业职能和流通费用，只有就商业资本来说才是独立化的东西。产业资本面向流通的方面，不仅存在于它不断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存在中，而且也存在于与工场并列的事务所中。但就商业资本来说，这个方面已经独立化了。对商业资本来说，事务所就是它的唯一工场。以流通费用形式使用的那部分资本，在批发商人那里显得比在产业家那里大得多，因为，除了每个产业工场本身附设的真正商业事务所以外，本应由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这样来使用的那部分资本，被集中在各个商人手中了。这些商人负责流通职能的继续执行，并担负由此产生的流通费用的继续支出。

　　对产业资本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对商人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在一般利润率的前提下，他的利润和这种流通费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对商业资本来说，投在这种流通费用上的支出，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直接生产的。¹⁵⁵

(1) 约翰·贝勒斯。¹⁵¹
(2) 这个在1865年作出的关于商业无产阶级命运的预言，怎样为以后的事实所证实，关于这一点，成百上千的德国店员都有亲身体验。他们熟悉一切商业业务，掌握三四种语言，但在伦敦西蒂区却找不到一个每周挣25先令工资（远远低于熟练的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的工作。——手稿在此留下两页空白，表示对这一点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此外，可以参看第二册第六章（《流通费用》）第105—113页，在那里，各种与此有关的问题都涉及了。——弗·恩·
14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38—145页。——313。
150 　关于商人资本怎样从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中获得它自己的那一份，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73页。——314。
[151]　可能指约·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0页中的一段话：“商人们对一个国家来说，就像管事、办事员、管家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一样，他们为各郡和各地区提供所需要的产于其他地区的物品，并且将劳动人民生产的各种方便物品带进来；商人们从商业中得到的利润是他们的劳动所得的报酬……虽然商人们在分配领域是有用的，但只有穷人的劳动才能增加国家的财富……”——319。
152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笔记本第1030、1035页。——327。
153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笔记本第1032页。——333。
154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笔记本第1033—1034页。——335。
155 　以上三段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64页，第XVII笔记本第1034、1035页。——336。

第十八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产业资本的周转是它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因此包括整个生产过程。与此相反，商人资本的周转，因为事实上只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的运动，所以只是把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W—G，表现为一种特殊资本自我回流的运动；从商人来看的G—W、W—G，表现为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人先是买，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然后是卖，把同一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并且这样反复不断地进行下去。在流通中，产业资本的形态变化总是表现为W₁—G—W₂；把出售所生产的商品W₁而得到的货币，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W₂；这实际上是W₁和W₂相交换，因此，同一货币两次转手。货币的运动对两种不同商品W₁和W₂的交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在商人那里，在G—W—G′中两次转手的，却是同一商品；它只是对货币流回到商人手中起中介作用。

　　例如，有一个商人资本100镑，商人用这100镑购买商品，然后按110镑把这个商品卖掉，他的这个资本100就完成了一次周转，而一年中周转的次数则取决于G—W—G′这个运动在一年中反复进行的次数。

　　在这里，我们把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中可能包含的费用完全撇开不说，因为这些费用丝毫不会改变我们这里首先要考察的形式。

　　因此，一定量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在这里和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流通的反复，十分相似。正像同一个塔勒流通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一塔勒的商品一样，商人手中的同一货币资本，例如100，周转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00的商品，或者说，实现了价值10倍的总商品资本＝1 000。但是有一个区别：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进行流通时，同一货币要经过不同人的手，就是说，反复完成同一职能，因此流通的货币量由流通速度来弥补。但是，在商人那里，同一货币资本（不管它是由哪些货币单位构成），同一货币价值，却是按其价值额反复买卖商品资本，因而作为G＋ΔG反复流回同一个人手里，也就是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流回它的起点。这就是它的周转作为资本的周转所具有的特征。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是比投入流通的货币多。此外，不言而喻，随着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了货币的主要职能），同一货币量的流通也会加快。

　　但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反复周转，始终只是表示买和卖的反复；而产业资本的反复周转，则表示总再生产过程（其中包括消费过程）的周期性和更新。但这一点对商人资本来说，只表现为外部条件。产业资本必须不断把商品投入市场，并从市场再取走商品，商人资本才能保持迅速周转。如果再生产过程是缓慢的，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就是缓慢的。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但这只是就它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来说的。它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

　　但是（把商业界内部的周转撇开不说，在那里，一个商人总是把同一商品卖给另一个商人，在投机时期，这种流通会显得非常旺盛），第一，商人资本会缩短生产资本的W—G阶段。第二，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可以在已购买的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反复进行购买。在这里，无论是我们这个商人直接把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还是在这二者之间另有12个商人，都与问题无关。当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弹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商人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弹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 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

　　因此，在危机中发生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业中暴露和爆发的。

　　的确，工厂主可以把产品卖给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可以再把它卖给他的外国主顾；进口商人可以把他的原料卖给工厂主，工厂主可以把他的产品卖给批发商人，等等。但是，在某一个看不见的点上，商品堆起来卖不出去了；或者是一切生产者和中间商人的存货逐渐变得过多了。消费通常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兴旺到了极点，这部分地是因为一个产业资本家推动了一系列其他的产业资本家，部分地是因为他们雇用的工人由于充分就业，比平时支出多。资本家的支出也会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此外，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二册第三篇¹⁵⁶），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甚至把加速的积累撇开不说也是这样）。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由于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这种生产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然而，由于同一个商人资本的周转能够同时或依次对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商人资本周转的外在性和无概念性还会更大。

　　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不仅能够对不同产业资本的周转，而且还能够对商品资本形态变化的相反的阶段起中介作用。例如，商人向工厂主买麻布，并把它卖给漂白业者。在这里，同一个商人资本的周转——事实上是同一个W—G，即麻布的实现——，代表两个不同的产业资本的两个相反的阶段。只要商人是为生产消费而卖，他的W—G总是代表着一个产业资本的G—W，并且他的G—W总是代表着另一个产业资本的W—G。

　　如果我们像在本章中所做的那样，把流通费用K撇开不说，也就是把商人在购买商品时支出的金额以外预付的那部分资本撇开不说，那么，商人用这个追加资本获得的追加利润ΔK当然也就抛在一边了。当需要考察商人资本的利润和周转怎样对价格产生影响时，这是严格合乎逻辑的、数学上正确的考察方法。

　　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为1镑，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100磅砂糖。如果这是他在一年内买卖的数量，如果年平均利润率为15%，他就会在100镑上加进15镑，即在1磅的生产价格1镑上加进3先令。这样，他会按1镑3先令的价格出售1磅砂糖。现在，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下降到1先令，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2 000磅砂糖，并且会按每磅1先令1(4/5)便士的价格来出售。投在砂糖营业上的100镑资本的年利润仍旧＝15镑。不过在一个场合，他只要卖100磅，在另一个场合，他却要卖2 000磅。生产价格的高低，对利润率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每磅砂糖的出售价格中构成商业利润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说，对商人在一定量商品（产品）上的加价的多少，却有很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很小，商人预付在该商品的购买价格上的金额，即为一定量该商品预付的金额也就很小，因此，在利润率已定时，他从这个一定量廉价商品上获得的利润额也就很小。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商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一定量资本，例如100镑，买到大量这种便宜的商品，他从这100镑上获得的总利润15，会分成很小的份额，分配到这个商品量的每个单位上去。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完全取决于把商人所经营的商品生产出来的那个产业资本的生产率的大小。如果把商人是垄断者并且同时垄断着生产的情况，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¹⁵⁷当时的情况撇开不说，那么，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下面这种流行的看法更为荒唐的了，按照这种看法，就单个商品来说，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完全取决于商人自己。他的出售价格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是不由他做主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这也是不由他做主的。他能够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经营昂贵的商品还是经营便宜的商品；但即使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支配的资本量和其他一些情况也在起作用。因此，商人怎么干，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商人的愿望。只有像旧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垄断着生产的纯粹商业公司才能想象，在情况完全改变以后还可以继续采用至多只和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相适应的方法。⁽¹⁾

　　这种流行的偏见和一切关于利润等等的错误看法一样，是来自对纯粹的商业的直觉和商人的偏见，它所以能够保持下来，除了别的方面，还由于下列情况：

　　第一，竞争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只涉及商业利润在各个商人即全部商人资本的股份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例如，在一个商人为了击败他的对手而廉价出售商品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像罗雪尔教授这类经济学家，在莱比锡还居然想象得出，出售价格的变化，是由“明智和人道”引起的，而不是生产方式本身发生变革的结果¹¹²。

　　第三，如果生产价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因而出售价格也降低，那么，需求往往会比供给增加得更快，市场价格也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以致出售价格会提供大于平均利润的利润。

　　第四，某个商人可以压低出售价格（这始终不外是压低他加到价格中去的普通利润），以便在他的营业中有更多的资本更迅速地周转。所有这一切都只和商人本身之间的竞争有关。

　　我们在第一册已经指出¹⁵⁹，商品价格的高低，既不决定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不决定剩余价值率；虽然单个商品的价格的大小，从而这个价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的大小，要看一定量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相对量而定。每一个商品量的价格，只要它和价值相一致，都是由对象化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的总量决定的。如果少量劳动对象化在许多商品中，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低，包含的剩余价值就少。体现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怎样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从而这个价格中有多大的量代表剩余价值，这同这个劳动总量无关，因此也同商品的价格无关。但是，剩余价值率不是取决于单个商品价格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是取决于它的相对量，取决于它和该商品中包含的工资的比率。因此，虽然每一单个商品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很小，但剩余价值率却可以很大。每一单个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其次才取决于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分割。

　　对商业的出售价格来说，生产价格现在是一个既定的外部的前提。

　　在以往的时代，商业的商品价格高，是由于：1. 生产价格高，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低；2. 缺少一般利润率，商人资本从剩余价值中占有的份额，比它在资本可以普遍移动时应该得到的份额大得多。因此，从两方面来看，这种状况的消除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

　　在不同的商业部门，商人资本的周转有长有短，它在一年间周转的次数也就有多有少。在同一个商业部门，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周转也有快有慢。但是，根据经验可以找出平均的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的周转不同于产业资本的周转。这是由事物的性质造成的；产业资本周转的一个阶段，表现为一个独立商人资本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部分的完全的周转。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同利润的决定和价格的决定处于另一种关系。

　　就产业资本来说，一方面，周转表示再生产的周期性，因此它决定着一定时期内投入市场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流通时间形成一个界限，虽然是一个可以伸缩的界限，它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或多或少起着限制的作用，因为它对生产过程的规模发生着影响。因此，周转不是作为一个积极的因素，而是作为一个起限制作用的因素，参加决定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的形成。相反地，对商人资本来说，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商人资本不直接参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创造；它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分，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只是就这一点来说，它才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一个产业资本在第二册第二篇所说明的各种条件下周转的次数越多，它所形成的利润量也就越大。固然，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总利润在不同资本之间不是按照它们直接参加总利润生产的比例分配的，而是按照它们各自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也就是说，按照它们比例的大小分配的。但这种情况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总产业资本的周转次数越多，利润量或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利润率也就越高。商人资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对商人资本来说，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一方面由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决定，另一方面由总商业资本的相对量决定，即由总商业资本同预付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总额的数量关系决定。它的周转次数，当然会作为一个决定的因素影响它和总资本的比率，或影响流通所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相对量，因为很清楚，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它的相对量，即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就由它的绝对量决定。如果总资本是10 000，那么，在商人资本等于总资本的1/10时，就＝1 000；如果总资本是1 000，它的1/10就＝100。就这种情况来说，尽管商人资本的相对量仍旧不变，它的绝对量却不同了，按照总资本的量而不同了。在这里，我们假定它的相对量已定，比如说是总资本的1/10。但是，这个相对量本身又由周转决定。在周转快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1 000，在第二个场合＝100，因此，它的相对量＝1/10。在周转较慢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2 000，在第二个场合＝200。因此，它的相对量就由总资本的1/10，增加到总资本的1/5。各种会缩短商人资本平均周转的情况，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都会相应地减少商人资本的绝对量，从而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同以前的状况相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对商人资本产生双重影响：同量商品可以借助一个数量较小的实际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来周转；由于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和再生产过程速度的加快（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商人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比率将会缩小。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切生产都会变成商品生产，因而一切产品都会落到流通当事人手中。这里要补充一点，在以前那种小规模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下，撇开生产者自己直接以实物形式消费的大量产品和以实物形式缴纳的大量赋税不说，很大一部分生产者把他们的商品直接卖给消费者，或者为消费者的私人订货而生产。因此，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商业资本尽管同它所周转的商品资本相比来说较大，但是：

　　1. 绝对地说却较小，因为总产品中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是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必须作为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并且落到商人手中；它较小，因为商品资本较小。但是，相对地说，它同时又较大，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周转较慢，并且由于同它所周转的商品量相比是如此。它较大，还因为这个商品量的价格，从而预付在这个商品量上的商人资本，由于劳动生产率较低，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大，因而同一价值体现为较小的商品量。

　　2.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仅会生产出较大量的商品（在这里要考虑到这个商品量的价值的减少）；而且在同量产品（例如谷物）中，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商品量，也就是说，其中会有越来越多的部分进入商业。结果，不仅商人资本的量会增加；而且投在流通中的一切资本，例如投在航运、铁路、电报等等上面的资本都会增加。

　　3. 但是——这是一个要在“各资本的竞争”¹⁶⁰的范围内论述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随着商人资本容易挤进零售商业，随着投机的发展，随着游离资本的过剩，不执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会增加。

　　但是，假定商人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量是已定的，不同商业部门中周转的差别，就不会影响归商人资本所有的总利润量，也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商人的利润，不是由他所周转的商品资本的量决定的，而是由他为了对这种周转起中介作用而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决定的。如果一般年利润率为15%，商人预付100镑，那么，在他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就会按115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如果他的资本一年周转5次，他就会在一年中5次按103的价格出售他按购买价格100买来的商品资本，因而在全年内就是按515的价格出售500的商品资本。但是和前一场合一样，他的预付资本100所得到的年利润仍旧是15。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商人资本就会随着它的周转次数的增加，比产业资本提供高得多的利润，而这是和一般利润率的规律相矛盾的。

　　因此，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会直接影响商品的商业价格。商业加价的多少，一定资本的商业利润中加到单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上的部分的大小，和不同营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或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周转5次，而另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那么，前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就只有后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的1/5。

　　资本在不同商业部门的平均周转时间对出售价格的影响，可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同一个利润量（在商人资本的量已定时，这个利润量是由一般年利润率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以这个资本的商业活动的特殊性质为转移），会根据这种周转速度的快慢以不同的方式分配在同一价值的商品量上；例如，在一年周转5次的情况下，对商品价格的加价是15/5%＝3%，而在一年周转一次的情况下，对商品价格的加价是15%。

　　因此，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业利润的同一百分率，会依照这些部门周转时间的长短，按计算到商品价值上的完全不同的百分率，提高该商品的出售价格。

　　相反地，就产业资本来说，周转时间决不会影响所生产的单个商品的价值量，虽然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在一定时间内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量，因为它会影响被剥削的劳动的量。当然，一旦我们只注意生产价格，这种情况就被掩盖起来，并且表现为另一个样子，但这只是因为不同商品的生产价格按照以前已经说明的规律偏离了它们的价值。如果我们考察总生产过程，考察总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量，我们就会立即发现这个一般的规律得到了证实。

　　因此，就产业资本来说，如果我们更精确地考察一下周转时间对价值形成的影响，我们就会回到商品价值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个一般规律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来，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对商业价格的影响却会呈现出各种现象，如果不详细地分析各个中间环节，这些现象似乎是以价格的纯粹任意决定为前提，也就是说，所以这样决定价格，似乎只是由于资本已决定要在一年内获得一定量的利润。特别是由于周转的这种影响，似乎流通过程本身会在一定范围内不以生产过程为转移而独立地决定商品的价格。一切关于再生产总过程的表面的和颠倒的见解，都来自对商人资本的考察，来自商人资本特有的运动在流通当事人头脑中引起的观念。

　　既然像读者已经感到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细致的工作；既然把看得见的、只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么，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¹⁶¹商人、交易所投机者、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工厂主的观念由于他们的资本所经历的流通行为，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而被歪曲了。⁽²⁾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倒的作用。如果已知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界限，那就不难理解，资本的竞争如何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商业价格，如何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界限，那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竞争会把一般利润率限制为这个界限，而不是那个界限，限制为15%，而不是1 500%。竞争至多只能把利润率限制为一个水平。但是，竞争中绝对没有可以决定这个水平本身的任何要素。

　　因此，从商人资本的观点来看，周转本身好像决定价格。另一方面，虽然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由于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所剥削的劳动的多少，所以会对利润量、从而会对一般利润率起决定和限制的作用，但对商业资本来说，利润率是外部既定的，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完全消失。如果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同一产业资本一年内不是周转两次，而是周转四次，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就会增加一倍；并且，只要这个资本对那种会加速它的周转的改良生产方法拥有垄断权，这一点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相反地，不同商业部门的不同周转时间，却是表现在这样一点上：一定量商品资本周转一次获得的利润，同实现这个商品资本的周转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周转次数成反比。薄利快销，特别对零售商人来说是他原则上遵循的一个原则。

　　此外，不言而喻，商人资本周转的这个规律在每个商业部门中——撇开互相抵消的、较快的周转和较慢的周转交替出现的情况不说——，只适用于投入该部门的全部商人资本的平均周转。和资本B投在同一个部门内的资本A的周转次数，可能多于或少于平均周转次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资本的周转次数就会少于或多于平均周转次数。这丝毫也不会改变投在该部门的商人资本总量的周转。但是，这对单个商人或零售商人来说却有决定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赚到超额利润，正像在比平均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产业资本家会赚到超额利润一样。如果为竞争所迫，他可以卖得比他的伙伴便宜一些，但不会使他的利润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如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例如店铺的位置，那么，他就要为此付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1) “根据一般原理，不论价格有多高，利润总是一样；它像一个在涨落的浪潮中漂浮的物体一样，保持着一定的位置。因此，在价格上涨时，商人就会提高价格，在价格下跌时，商人就会降低价格。”（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20页）¹⁵⁸——这里和本书其他各处所说的，只是普通商业，而不是投机。投机以及一切与商业资本的分割有关的问题，都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商业利润是一个加到资本中去的、不以价格为转移的价值；后者〈投机利润〉却是以资本价值或价格本身的变动为基础的。”（同上，第128页）
(2) 下面这段话是一种非常天真而又非常正确的意见：“因此，同一商品可以从不同的卖者那里按根本不同的价格买到这种情况，当然往往是以不正确的计算为基础的。”（费勒和奥德曼《商业算术大全》1859年第7版［第451页］）这表明，价格的决定如何成了纯粹理论的即抽象的东西。
15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470—473页和第478—483页。——340。
157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2—1798年的荷兰贸易公司。它是荷兰在印度尼西亚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公司不仅控制贸易垄断权，而且具有政府职权。它用强制手段巩固和保存当地的奴隶占有制关系和封建关系，在为荷兰效劳的土著政权的封建官僚机构的帮助下，掠夺当地被征服的居民。公司从印度尼西亚运出农产品，通过销售这些产品获取巨额收入；后来，还强制性地引进新的农作物（特别是咖啡），其收获全部归公司占有。荷兰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引起印度尼西亚人民举行一系列大规模的起义，随着荷兰共和国的全面衰落，该公司于1798年宣告倒闭。——342、367。
[158]　托·柯贝特这句话，采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077页。——342。
159 　见《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93—606页）。——343。
160 　按照马克思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学理论结构计划，他把资本分成“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这几部分来研究。他写成的《资本论》大体上相当于“一般性”范围，而“各资本的竞争”应属于“特殊性”范围内详加研究的问题，因而不属于《资本论》的范围。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20、233—234页。——346、401。
16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55—356、367—368、621—622、656页。——348。

第十九章　货币经营资本

　　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把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动当做自己特有的运动承担起来）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当它们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做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就把这种资本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进一步说，还有商品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货币资本一般，而且要作为正在执行这些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现在，从总资本中有一定的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分离出来并独立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就像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场合一样，这里也是在流通过程中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分离出来，替其余的所有资本完成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活动。所以，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只有在资本新投入的时候，而且只是就此而言——在积累的场合，情况也是这样——，货币形式的资本才表现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但对每一个已经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来说，起点和终点都只表现为经过点。既然产业资本从离开生产领域到再进入生产领域必须通过形态变化W′—G—W，那正像我们在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已经指出的那样，G实际上只是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的最终结果，从而成为一个相反的、作为前一阶段的补充的阶段的起点。虽然产业资本的W—G对商业资本来说总是表现为G—W—G，但是对一个已经发生作用的商业资本来说，现实的过程总是W—G—W。不过，商业资本是同时完成W—G和G—W行为的。也就是说，并非单纯是一个资本处在W—G阶段，另一个资本处在G—W阶段，而是同一资本因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而在同一时间里不断地买和不断地卖；它在同一时间里总是不断地处在两个阶段上。当这个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以便随后再转化为商品时，它的另一个部分同时转化为商品，以便再转化为货币。

　　货币在这里是作为流通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这取决于商品交换的形式。在这两个场合，资本家都要不断地把货币支付给许多人，并且不断地得到许多人支付给他的货币。这种单纯技术性的收付货币业务，本身就构成劳动，它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使计算差额和结算的行为成为必要。这种劳动是一种流通费用，是一种不创造价值的劳动。由于这种劳动由一类特殊的代理人或资本家替整个其余的资本家阶级担负起来，这种劳动就缩短了。

　　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存在，这就是：购买手段的准备金，支付手段的准备金，一种在货币形式上等待使用的闲置的资本；而且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这种形式流回。除了收付货币和记账以外，这又使贮藏货币的保管成为必要，而这又是一种特殊的业务。也就是说，这种业务实际上是使贮藏货币不断分解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并且使出售得到的货币和到期的进款重新形成贮藏货币；这种与资本职能本身相分离的、作为货币而存在的资本部分的不断运动，这种纯粹技术性的业务，会引起特殊的劳动和费用——流通费用。

　　分工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些由资本的职能决定的技术性业务，尽可能由一类代理人或资本家当做专门的职能替整个资本家阶级来完成，或者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在这里，正像在商人资本的场合一样，发生了双重意义的分工。一种特殊的营业出现了，并且因为它作为特殊的营业是替整个阶级的货币机制服务的，所以它会集中起来，大规模地进行；在这种特殊的营业内部又发生了分工，既分成不同的互相独立的部门，又在这些部门内部形成了专门设施（庞大的事务所，人数众多的会计员和出纳员，细密的分工）。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已经同使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成为必要的那些行为分开，从而使预付在这些职能上的资本成为货币经营资本。¹⁶²

　　这些不同的业务——由于它们独立出来而成为特殊的营业，便产生了货币经营业——，是从货币本身的各种规定性中，从货币的各种职能中，从而也是资本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必须执行的各种职能中产生的。

　　我以前已经指出，货币一般说来最初是在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产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¹⁾

　　因此，货币经营业，即经营货币商品的商业，首先是从国际交易中发展起来的。自从各国有不同的铸币以来，在外国办货的商人，就得把本国铸币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换成本国铸币；或者把不同的铸币同作为世界货币的、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相交换。由此就产生了兑换业，它应被看成是近代货币经营业的自然发生的基础之一。⁽²⁾汇兑银行就是从兑换业发展而来的。在汇兑银行中，银（或金）与通用的铸币不同，是作为世界货币——而现在是作为银行货币或商业货币——执行职能的。如果说汇兑业只是指一国的一个汇兑业者通知另一国的一个汇兑业者付款给旅行者，那么，它早在罗马和希腊就已从本来的兑换业者的业务中发展起来了。¹⁶⁴

　　以金银作为商品（制造奢侈品的原料）的贸易，是金银贸易或促使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执行职能的那种贸易的自然发生的基础。以前已经讲过（第一册第三章第3节c），这些职能是双重的：货币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以平衡国际支付，并从资本的移动中谋取利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运动，就是货币从贵金属产地流到世界市场，并把贵金属的供给分配给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在英国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金匠还执行银行家的职能。在这里，我们完全撇开国际支付的平衡如何进一步发展为汇票交易等等，完全撇开一切和有价证券营业有关的事情；总之，完全撇开信用制度的一切特殊形式不谈，这些方面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

　　作为世界货币时，一国的货币就抛弃了它的地方性；一国的货币可以用另一国的货币来表现，因此，所有的货币都还原为它们的金或银的含量；同时，金和银这两种商品作为世界货币来流通时，又要归结为它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率。货币经营者把这种中介作用变成自己的特殊业务。所以，兑换业和金银贸易是货币经营业的最原始的形式，并且产生于货币的双重职能：作为一国铸币的职能和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

　　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同样从商业一般中——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下——都会产生如下结果：

　　第一，把货币作为贮藏货币，也就是说，现在是把那部分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充当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的准备金的资本积攒起来。这是货币贮藏的第一个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贮藏会以这个形式再现出来，并且通常会在商业资本的发展中至少为这种资本而形成起来。这两种情况既适用于国内流通，也适用于国际流通。这种贮藏货币不断地流动着，它不断地进入流通并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回。货币贮藏的第二个形式是在货币形式上闲置的、暂时不用的资本，其中也包括新积累的尚未投入的货币资本。由于这种货币贮藏本身而成为必要的一些职能，首先是货币的保管、记账等等。¹⁶⁵

　　第二，与此密切相连的还有购买时的支出货币，出售时的收入货币，支付中的付款和收款，支付的平衡等等。所有这一切最初都是由货币经营者作为单纯的出纳业者替商人和产业资本家完成的。⁽³⁾

　　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种情况即使在货币经营业的最初时期也总会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论述生息资本时再谈。

　　金银贸易本身，即把金或银从一国运到另一国，只是商品贸易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由表示国际支付状态和不同市场利息率状态的汇兑率决定的。从事金银贸易的商人，只是为这种结果作中介。

　　在考察货币，考察它的运动和形式规定性怎样从简单商品流通中发展起来时，我们已经看到（第一册第三章），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来流通的货币的量的运动，是由商品形态变化，由商品形态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的；现在我们又知道，这种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只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至于如何从产地取得货币材料金和银，那么，这归根到底是通过直接的商品交换，也就是通过金和银作为商品同其他商品的交换，因此，这就像取得铁或其他金属一样，是商品交换的一个要素。至于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的运动（在这里，只要这种运动表现的是由借贷造成的资本转移，也即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进行的转移，我们就不加以考察），那么，它完全是由国际商品交换决定的，正像作为国内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是由国内商品交换决定的一样。贵金属从一国的流通领域到另一国的流通领域的流出和流入，如果只是由于一国铸币贬值或复本位制¹¹引起的，就与货币流通本身无关，而只是对从国家方面任意造成的误差所作的纠正。最后，关于贮藏货币，如果它是用于国内贸易或对外贸易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并且，如果它同样是暂时闲置的资本的单纯形式，那么，它在这两个场合都只是流通过程的一种必然的沉淀物。

　　如果整个货币流通就它的规模、它的形式和它的运动来说，只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商品流通本身只表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里，就收入花费在零售商业中来说，既包括资本对收入的交换，又包括收入对收入的交换），那么，不言而喻，货币经营业就不只是对商品流通的这个单纯结果和表现方式，即对货币流通起中介作用。这个货币流通本身，作为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对货币经营业来说是既定的。货币经营业作为中介，担任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使之集中、缩短和简化。货币经营业不进行货币贮藏，而是提供技术手段，使自愿进行的这个货币贮藏（因而，既不是闲置资本的表现，也不是再生产过程紊乱的表现）减少到它的经济上的最低限度，因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在对它的管理是为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场合，不需要像它由每个资本家各自管理的场合那样大。货币经营业不购买贵金属，只是在商品经营业买了贵金属以后对它的分配起中介作用。就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来说，货币经营业会使差额的平衡易于进行，并且会通过各种人为的结算机制减少平衡差额所需要的货币量；但它既不决定各种互相支付的联系，也不决定它们的规模。例如，在银行和票据交换所内互相交换的汇票和支票，就代表完全独立的营业，是已经完成的各种活动的结果，问题只在于使这些结果的平衡在技术上更完善。就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而流通来说，买和卖的规模与次数就完全不以货币经营业为转移。货币经营业只能缩短买和卖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并由此减少这种周转所必要的货币现金量。

　　可见，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即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货币经营业，只与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即货币流通的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货币职能有关。

　　这是货币经营业在本质上区别于商品经营业的地方。商品经营业对商品的形态变化和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或者，甚至使商品资本的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由产业资本分离出来的资本的过程。因此，如果说商品经营资本表示一个独特的流通形式G—W—G，在其中，商品两次换位，货币由此流回（这和W—G—W相反，在其中，货币两次转手，由此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那么，在货币经营资本那里看不出这样的特殊形式。

　　只要对货币流通起这种技术上的中介作用的货币资本——这个资本以缩小的规模代表商人和产业资本家自己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必须为这个目的预付的追加资本——，是由特殊一类资本家预付的，资本的一般形式G—G′也就会在这里出现。由于G的预付，对预付者来说，就会产生出G＋ΔG。但是，在G—G′中作为中介的东西，在这里与形态变化的物质要素无关，而只与它的技术要素有关。

　　显然，货币经营者所操作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作为中介所实现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

　　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

　　像在商品经营业那里一样，在这里也发生了职能的二重化。因为，同货币流通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业务，有一部分必须由商品经营者和商品生产者自己去完成。

(1)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7页。¹⁶³
(2) “单是由于许多王侯和城市拥有铸币权，他们的铸币在重量、成色方面，以及在花纹方面都极不相同，而在商业必须用一种铸币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就到处产生了使用当地铸币的必要性。为了用现金支付，商人在国外市场旅行时，要携带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同样，在启程回国时，要把他们收进的当地铸币换成未铸币的银或金。因此，兑换业，即把贵金属兑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兑换成贵金属，就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1826—1829年波恩版第1卷第437、438页）“汇兑银行所以得名……不是因为它发行汇票，开办信汇，而是因为它兑换各种货币。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创立以前很久，在尼德兰各商业城市已经可以看到兑换业者，兑换所，甚至汇兑银行…… 这些兑换业者的业务，是把外国商人带入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铸币，换成当地法定通用的铸币。他们的业务范围后来逐渐扩大…… 他们变成了那时候的出纳业者和银行业者。但是，阿姆斯特丹政府认为，出纳业和兑换业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危险。为了应付这种危险，它决定建立一个赋有公开的全权去兼营出纳业和兑换业的大机构。这就是著名的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由于不断需要兑换各种货币，威尼斯、热那亚、斯德哥尔摩、汉堡也设立了汇兑银行，所有这些汇兑银行中，只有汉堡银行今天还存在，因为这个没有自己的造币制度的商业城市，仍然需要有这样一个机构，等等。”（西·菲瑟灵《实用国民经济手册》1860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部第247、248页）
(3) “出纳业者的制度，也许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尼德兰的商业城市中那样纯粹地保存着它最初的独立性质。（关于阿姆斯特丹出纳业的起源，见埃·卢扎克《荷兰财富》第3卷）他们的职能部分地与古老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职能相一致。出纳业者从那些利用他的服务的商人那里收到一笔货币，并在他的账簿中为商人开立‘贷方’的户头；商人还把他们的债权送交给他，由他替他们去收款，并把收到的钱也记在贷方栏内。另一方面，他要对这些商人所出的票据实行支付，并把支付的钱数记在商人的往来账上。他对这些收款和付款索取小额手续费，这是仅仅由于他在双方之间完成的周转额而得到的一个与他的劳动相当的报酬。如果和同一个出纳业者打交道的两个商人需要抵消他们的支付，那么，这样的支付通过对账就很容易了结，因为出纳业者逐日把他们互相间的债权进行抵消。因此，出纳业者的真正业务，就是这样给支付作中介；所以，这种业务不包括各种产业企业活动、投机和空头信用；因为这里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出纳业者为在他那里开立账户的商人支付的货币决不超过商人的存款额。”（菲瑟灵《实用国民经济手册》第243、244页）关于威尼斯的金库联合会，休耳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威尼斯的需要和地理位置，——在那里，现金的运送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不方便，——这个城市的批发商人，在妥善的保护、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组织了金库联合会。如果某个这种联合会的会员存入一定数额的款项，那么凭这笔存款，他们可以向他们的债权人开出支付凭证，然后在为此设置的账簿中把应付的金额从债务人的账页上注销，并把它转入同一账簿中债权人的存款。这就是所谓转账银行的萌芽。这种联合会是很古老的。但是，如果说它起源于12世纪，那就把它和1171年设立的国债机关混同起来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第453、454页）
162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V II笔记本第1036页。——353。
[16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3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有关于货币是交换过程的产物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6—107页。——353。
164 　关于罗马和希腊的汇兑业务，见卡·迪·休耳曼《中世纪城市》1826—1827年波恩版第442—450页。马克思《伦敦笔记》第X VII笔记本中有对该书作的摘录。——354。
165 　以上四段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笔记本第1037页，第XV笔记本第963、960—961页。——356。

第二十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货币积累的特殊形式，我们要在下一篇才考察。

　　从以上的说明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商人资本——不管它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出现——看做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就像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从而是产业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一样。只要简单地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产业资本，当它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的流通阶段时，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所执行的职能，恰好就表现为商人资本在它的两个形式上的专门职能，——只要看一看这个事实，就必然会使这种粗陋的见解站不住脚。相反地，作为生产资本的产业资本和处在流通领域中的同一资本之间的区别，所以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上独立起来，是因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暂时采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职能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分离出来的部分的独立形式和职能，并且完全同资本的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产业资本的转化形式，和不同生产部门各生产资本之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性质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区别，是有天壤之别的。¹⁶⁶

　　除了一般经济学家在考察形式区别时表现出的那种粗鲁态度（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这种区别的物质方面）以外，在庸俗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混淆还有以下两点作为基础。第一，他们没有能力就商业利润的特性来说明商业利润；第二，他们力图进行辩护，要把那些首先以商品流通、从而以货币流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形式所产生的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从而商品经营资本形式和货币经营资本形式，说成是生产过程本身必然产生的形态。

　　如果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同谷物栽培业的区别，不过像谷物栽培业同畜牧业和制造业的区别一样，那就很清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也就完全是一回事了，特别是社会产品在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分配（无论是用于生产消费还是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永远必须有商人和银行家作中介，就像要吃肉必须有畜牧业，要穿衣必须有服装业一样了。⁽¹⁾

　　由于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人考察的是资本的基本形式，是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而流通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事实上只是在它本身是每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才加以考察，因此，他们遇到商业资本这种独特种类的资本，就陷入了困境。考察产业资本时直接得出的关于价值形成、利润等等的原理，并不直接适用于商人资本。因此，他们事实上把商人资本完全搁在一边了，在提到它时，只是把它当做产业资本的一种。在他们特别论述商人资本的场合，例如在李嘉图论述对外贸易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证明，它不创造价值（因而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也适用于国内贸易。¹⁶⁹

　　以上我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来考察商人资本的。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货币经营业和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只需要批发商业的存在，进一步说，只需要商品经营资本的存在，就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考察的，也只是商品经营资本。

　　因为商业资本限制在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必要的条件，无非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商人资本为之作中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就像它们对货币和对货币的运动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一样。唯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在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

　　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们的运动，1. 在物质上由不同商品的互相交换构成；2. 在形式上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构成。而商人资本的职能就是归结为这些职能，即通过买和卖来交换商品。因此，它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过这种交换从一开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买和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不论以商人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的形式总是G—W—G′；货币，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是出发点，而增加交换价值是独立的目的。商品交换本身和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和生产相分离，并且由非生产者来完成——，只是不仅增加财富，而且增加一般社会形式的财富即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手段。动机和决定目的是把G转化为G＋ΔG；对G—G′行为起中介作用的G—W和W—G′行为，只表现为由G到G＋ΔG这个转化的过渡要素。这个G—W—G′，作为商人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不同于W—G—W，即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商品贸易，因为后者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使用价值。

　　因此，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为商人财产的独特形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就是说，一旦资本支配生产本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商人资本只是表现为执行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在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商人资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而生产越是为生产者本人直接生产生活资料，情形就越是如此。

　　因此，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1. 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2.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一个个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方面，商人资本的一切发展都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像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进一步叙述的那样，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利润的平均化，又把它的利润率化为一般的平均水平。它只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这里，随着商人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殊社会状态，不再具有决定的作用；相反地，在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这一点甚至适用于同一个国家，在那里，比如说，纯粹的商业城市就和工业城市完全不同，而呈现出类似过去的状态。⁽²⁾

　　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实现的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独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意味着流通过程离开它的两极而独立，而这两极就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这两极对流通过程仍保持独立，而流通过程对这两极也仍保持独立。产品在这里通过商业而变成商品。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在这里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的。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两极，即以流通为中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定在流通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领域起中介作用。使各个生产领域通过一个第三者而互相结合起来的这种流通过程的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做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两个情况都已发生。生产过程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而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要素，一个过渡阶段，不过是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实现及其作为商品而生产出来的各生产要素的补偿。在这里，直接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只表现为资本在它的再生产运动中的形式之一。¹⁷⁰

　　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个规律，在例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等经营的转运贸易（carrying trade）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在商业和一般经济不发达的各共同体间的产品交换中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³⁾在这个场合，商人资本是纯粹的，是同两极即以它作为中介的各个生产部门相分离的。这就是商人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源泉。但是，转运贸易的这种垄断权，从而这种贸易本身，是随着这样一些民族的经济发展而衰落下去的，这些民族从两方面受这种垄断的剥削，其不发达状况曾是这种垄断的存在基础。就转运贸易来说，这种衰落不仅表现为一个特殊商业部门的衰落，而且也表现为纯粹商业民族的优势的衰落和这些民族的以这种转运贸易为基础的商业财富的衰落。这只是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从属于产业资本这一事实借以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商人资本在它直接支配生产的地方是怎样干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一般的殖民地经济（所谓殖民制度），而且特别是旧荷兰东印度公司¹⁵⁷的经济，提供了鲜明的例证。

　　因为商人资本的运动是G—W—G′，所以商人的利润，第一，是通过只在流通过程中发生的行为获得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和卖这两个行为获得的；第二，它是在后一种行为即卖中实现的。因此，这是让渡利润，profit upon alienation114。乍一看来，只要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纯粹的、独立的商业利润好像是不可能的。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等价交换。这种交换中所包含的价值概念就是，不同商品都是价值，从而是货币；从质的方面来说，它们同样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但它们不是相等的价值量。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所以取得商品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同一个第三者的表现。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越来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种情况首先不适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适用于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额装入腰包的商人。商人通过自己的运动本身确立起等价。

　　商业资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并非由它创造的两个前提之间的中介运动。

　　正像货币不仅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且作为商品的从而财富的绝对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W—G—W中产生出来，并且货币作为货币而自行保存和增加成为目的本身一样，货币，贮藏货币，也会作为某种通过简单让渡而自行保存和自行增加的东西，从商人资本的简单流通形式G—W—G′中产生出来。

　　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¹⁷¹，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获得巨大发展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¹⁷²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越来越从属于交换价值，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再是仅仅掌握生产的余额，而且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整个的生产部门依附于它。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生产的共同体的性质。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撇开商业资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这方面来说，它促使商品价值均等化和使之确定下来）不说，上述这些生产方式造成了如下结果：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这一方面源于商人资本充当各个共同体之间的中介，这些共同体基本上还是生产使用价值，对于它们的经济组织来说，大体说来进入流通的那部分产品的出售，也就是大体说来产品按照其价值的出售，还居于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以往那些生产方式中，商人与之做生意的剩余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即奴隶主，封建地主，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主），代表供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来猎取，这一点在上面引用的亚·斯密有关封建时期的那段话中已经被正确地嗅出来了。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⁴⁾，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和世界化，使货币发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到处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同，有时也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存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相反，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

　　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会从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中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在古罗马，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工业的发展却没有什么进步；在科林斯，在欧洲和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城市，商业的发展却伴随有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

　　毫无疑问——并且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¹⁷⁴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倍增，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宝藏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它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拿荷兰同葡萄牙进行比较。⁽⁵⁾另外，如果说在16世纪，部分地说直到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那么，这种情况反过来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来比较一下。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公社的形式，这种农村公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图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⁶⁾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体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进程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没有直接政治权力的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⁷⁾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不论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作为过渡起过多大的作用——例如17世纪英国的呢绒商人曾经把那些仍然是独立的织布业者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把羊毛卖给他们，而向他们购买呢绒——，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做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例如，直到本世纪中叶，法国的丝织业以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只是名义上的工厂主，实际上只是商人，他让织布业者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的方式继续劳动，而他只是作为商人实行统治，织布业者实际上是为这种商人劳动。⁽⁸⁾这种习惯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支配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样的情况在伦敦一部分手工家具制造业上也可以看到，不过略有变化。这种制造业，特别在陶尔哈姆莱茨区¹⁷⁶，经营的规模非常大。整个生产分成许多互相独立的营业部门。一个部门只做椅子，另一个部门只做桌子，第三个部门只做柜子等等。这些部门本身或多或少都是按手工业方式由一个小老板带领几个帮工经营的。不过，如果是直接为了顾客个人而劳动，生产规模就未免太大了。它们的购买者是家具店主。每星期六老板都上家具店主那里去，并把产品卖给他们；这时进行讨价还价，就像在当铺内对这件或那件东西该当多少钱进行讨价还价一样。这些老板单是为了在下一周能够重新购买原料并支付工资，就需要逐周出售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质上只是商人和他们自己的工人之间的中介。商人是真正的资本家，他把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⁹⁾在那些过去用手工业方法经营，或者作为农村副业经营的部门向工场手工业过渡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随着这种独立的小本经营的技术发展——这种小本经营本身已经使用手工操作的机器——，也会发生向大工业的过渡；机器将改用蒸汽推动而不是用手推动；例如，最近英国织袜业中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¹⁷⁷

　　可见，这里发生了三重过渡：第一，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在各种以商业为基础的行业，特别是奢侈品工业中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工业连同原料和工人一起都是由商人从外国输入的，例如在15世纪，从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输入。第二，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介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第三，工业家成为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

　　波珀说得对，在中世纪，商人不过是行会手工业者或农民所生产的商品的“包买商”。¹⁷⁸商人成了工业家，或者不如说，他让那些手工业性质的小工业，特别是农村小工业为他劳动。另一方面，生产者成了商人。例如，呢绒织造业师傅不再是一小批一小批地逐次从商人那里获得羊毛，然后同帮工一起为商人劳动，而是自己购买羊毛或毛纱，并把他的呢绒出售给商人。各种生产要素，都作为他自己买来的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呢绒织造业者现在不是为个别商人或某些顾客生产，而是为商业界生产了。生产者自己就是商人。商业资本还要完成的只是流通过程。起初，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前提。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有时是因为它为产品创造了市场，有时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一开始就以商业为基础的生产部门，它们既以替市场和世界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场造成的生产条件为基础。一旦工场手工业相当巩固了，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而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会使现有市场商品充斥，因此，它不断扩大这个市场，突破它的界限。限制这种大量生产的，不是商业（就它仅仅反映现有需求而言），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以前，这种比较几乎完全是商人的事，这样就保证了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¹⁷⁹

　　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¹⁸⁰——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初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诚然，生息资本也是资本的古老形式。但为什么重商主义不从生息资本出发，反而对生息资本采取攻击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以后就会知道。

(1) 聪明的罗雪尔¹⁶⁷挖空心思地想出，既然有些人把商业说成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们”也同样能够把生产本身说成是消费的“中介”（在谁与谁之间？）。由此自然会得出结论：商业资本像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一样，是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因此，既然我们可以说，人只有以生产作中介才能保证自己的消费（一个人即使没有在莱比锡受过教育¹⁶⁸，也必须这样做），或者说，为了占有自然就必须劳动（人们可以把这叫做“中介”），由此自然会得出结论：由生产的一个特殊社会形式所产生的社会“中介”——因为是中介——具有同样的必然性的绝对性，具有同样的地位。中介这个词决定一切。此外，商人也并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暂时把那种有别于生产者的消费者，即不进行生产的消费者撇开不说）之间的中介，而是这些生产者互相进行产品交换的中介，只是一种交换的中间人，在成千成万的场合，这种交换没有这种中间人也在进行。
(2) 威·基瑟尔巴赫先生（《中世纪世界贸易史和欧洲社会生活的发展》1860年版）的头脑里实际上仍然充满着以商人资本为一般资本形式的那个世界的观念。他对资本的现代意义一无所知，就像蒙森先生在他的《罗马史》中谈论“资本”和资本统治时一样。在英国现代史上，真正的商业阶层和商业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它们同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来反对产业资本。例如，我们可以把利物浦的政治作用和曼彻斯特、伯明翰的政治作用比较一下。产业资本的完全统治，只是在废除谷物关税⁶⁸等等以后，才为英国的商人资本和金融贵族（moneyed interest）所承认。
(3) “商业城市的居民从一些富国运进精致的工业品和昂贵的奢侈品，因而助长了大地主们的虚荣心，这些大地主热衷于购买这种东西，并且用大量的本国原产品来支付。因此，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商业，都是一个国家用自己的原产品去交换一个工业比较进步的国家的工业品…… 一旦这种嗜好普遍流行，以致引起大量需求，商人为了节省运费，就开始在他们本国建立类似的制造业。”（亚·斯密［《国富论》1848年阿伯丁—伦敦版］第3卷第3章［第267页］）
(4) “现在，商人对贵族或盗匪非常埋怨，因为他们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他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么他们当然就成了圣人了……　但既然商人在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样多的不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么，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　国君应当对这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夺。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利用骑士和强盗，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他们应当成为上帝的魔鬼，就像上帝曾经用魔鬼来折磨或者用敌人来摧毁埃及和全世界一样。所以，他是用一个坏蛋来打击另一个坏蛋，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让人懂得，骑士是比商人小的强盗，因为一个骑士一年内只抢劫一两次，或者只抢劫一两个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以赛亚的预言正在应验：你的国君与盗贼作伴。因为他们把一个偷了一个古尔登或半个古尔登的人绞死，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并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小偷这句谚语仍然是适用的。罗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绸缎。但是对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他会像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铜熔化在一起，就像一个城市被焚毁时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人。”（马丁·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1527年¹⁷³）
(5) 撇开其他情况不说，由渔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打下的基础，对荷兰的发展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已经由18世纪的著作家说明了。我们可以参看例如马西的著作¹⁷⁵。——前人总是低估亚细亚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纠正这种看法的最好办法，是考察一下18世纪初英国的进出口，并把它们同今天的进出口相比较。不过就在当时，英国的进出口也比任何一个过去的商业民族大得不可比拟。（见安德森《商业史》［第261页和以下几页］）
(6) 如果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看做失败的和真正荒唐的（在实践上是无耻的）经济实验的历史，那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经营的历史了。在孟加拉，他们创作了一幅英国大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印度东南部，他们创作了一幅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西北部，他们又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把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印度经济公社，变成了它本身的一幅漫画。
(7) 自从俄国竭力发展完全依赖国内市场和接壤的亚洲市场的本国资本主义生产以来，这种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弗·恩·
(8) 莱茵地区的绦带编织业，丝辫编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克雷费尔德附近甚至还专门铺设一条铁路来沟通这些农村手工织工和城市“工厂主”之间的交易。但是后来机械棉织业使这一条铁路和手工织工一起失业了。——弗·恩·
(9) 从1865年以来，这个制度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详细情况可以参看《上院血汗制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1888年伦敦版。——弗·恩·
166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63页。——360。
[167]　威·罗雪尔把生产本身说成是消费的“中介”，见他的《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60节第103页。——361。
[168]　威·罗雪尔从1848年起任莱比锡大学教授，这里的“在莱比锡受过教育”，暗指听取罗雪尔的说教。——361。
169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672页，第XV笔记本第972—973页。——362。
170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47—947a页。——366。
171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368、677。
172 　本段和以下三段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47、949页。——368。
[173]　引自马丁·路德的《论商业与高利贷》，见《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第六部》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296、297页。——369。
174 　地理上的发现，指古巴、海地和巴哈马群岛的发现，北美大陆的发现，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的航路的发现以及南美大陆的发现，由此世界市场大大扩大，开始了殖民地掠夺，加速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地理发现后意大利北部热那亚、威尼斯等商业城市丧失了原有的作用，而葡萄牙、尼德兰、西班牙和英国由于地处大西洋沿岸而开始在世界贸易中起主要作用。——371、1022。
[175]　约·马西的匿名著作《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60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00页。——371。
176 　陶尔哈姆莱茨区是伦敦东市区。——373。
177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56页。——374。
178 　见约·亨·莫·波珀《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1811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70页。——374。
179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00页。——375。
180 　关于重商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7—168、181页。——375、886。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第二十一章　生息资本

　　在最初考察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时（本册第二篇），这个利润率还不是在它的完成形态上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平均化还只表现为投在不同部门的产业资本之间的平均化。这种情况已经在上一篇得到补充。在那里，我们说明了商业资本如何参加这个平均化，并且说明了商业利润。这样，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就表现在比以前狭窄的范围内了。在阐述的过程中，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时，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即只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因为这种利润率现在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是相同的，所以，在只考察这个平均利润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区分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了。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都会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

　　货币——在这里它被看做一个价值额的独立表现，而不管这个价值额实际上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能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由一个一定的价值变为一个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它会生产利润，也就是说，使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并把它据为己有。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以外，又取得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¹⁾

　　假定年平均利润率是20%。这时，一台价值100镑的机器，在平均条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动下当做资本使用，会提供20镑的利润。因此，一个拥有100镑的人，手中就有使100镑变成120镑，或生产20镑利润的权力。他手中有100镑可能的资本。如果这个人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为期一年，让后者把这100镑实际当做资本来使用，他也就给了后者生产20镑利润即剩余价值的权力。这个剩余价值对后者来说什么也不花费，他没有为它支付等价物。如果后者在年终把比如说5镑，即把所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付给这100镑的所有者，他就是用这5镑来支付这100镑的使用价值，来支付这100镑的资本职能即生产20镑利润的职能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做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一个特殊名称，一个特殊项目；执行职能的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资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100镑的所有权，使其所有者有权把利息，把他的资本生产的利润的一定部分据为己有。如果他不把这100镑交给另一个人，后者就不能生产利润，也就根本不能用这100镑来执行资本家的职能。⁽²⁾

　　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见注）说什么天然正义，这是毫无意义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这100镑作为资本——不管是作为产业资本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执行职能，因而生产20镑的利润。但是，作为资本执行这种职能的必要条件是，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也就是说，把货币支付出去购买生产资料（如果是产业资本）或购买商品（如果是商业资本）。但是，这100镑要被支出，就必须已经存在。如果这100镑的所有者A把这100镑用在自己的私人消费上，或者把它们作为贮藏货币保存起来，它们就不能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作为资本支出了。资本家B不是支出自己的资本，而是支出A的资本；但没有A的同意，他就不能支出A的资本。因此，把这100镑最初作为资本支出的实际上是A，虽然他作为资本家执行的全部职能只限于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在我们考察这100镑时，B所以会作为资本家执行职能，只是因为A把这100镑交给了他，从而把这100镑作为资本支出了。

　　我们先来考察生息资本的特有的流通。然后第二步再来研究它作为商品出售的独特方式，即它是贷放，而不是永远出让。

　　起点是A贷给B的货币。A把货币贷给B，可以有担保，也可以没有担保；前一种形式是比较古老的，不过用商品或用像票据、股票等等的债券做担保的贷款除外。这些特殊形式和我们这里无关。在这里，我们只是考察普通形式上的生息资本。

　　货币在B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完成G—W—G′运动，然后作为G′，作为G＋ΔG回到A手中，在这里，ΔG代表利息。为简便起见，我们在这里暂且把资本长期留在B手中并按期支付利息的情况撇开不说。

　　这样，运动就是：

　　G—G—W—G′—G′。

　　在这里，出现两次的是，1. 货币作为资本的支出；2. 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G′或G＋ΔG的流回。

　　在商业资本的运动G—W—G′中，同一商品转手两次，如果是商人卖给商人，那就要转手多次；但同一商品每次这样的换位，都表示一个形态变化，表示商品的买或卖，而不管这个过程在商品最后进入消费以前要反复进行多少次。

　　另一方面在W—G—W中，同一货币换位两次，却表示商品的一个完全的形态变化，先是商品转化为货币，然后再由货币转化为另一种商品。

　　相反，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的第一次换位，既不是商品形态变化的要素，也不是资本再生产的要素。它在第二次支出时，在用它来经营商业或把它转化为生产资本的那个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才变成这样的要素。在这里，G的第一次换位，无非表示它已经由A转移到或转交到B手中；这种转移通常在一定的法律形式和条件下进行。

　　与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双重支出——其中第一次支出只是由A转移到B——相适应的，是它的双重回流。它作为G′或G＋ΔG，从运动中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手中。然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B让它带着一部分利润，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G＋ΔG再转给A。在这里，ΔG不等于利润的全部，而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利息。它流回到B手中，只是作为B曾经支出的东西，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但它属于A所有。因此，要使它的回流完全起来，B就要把它再转给A。但除了资本额，B还要把他用这个资本额赚得的一部分利润在利息的名义下转交给A，因为A只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即作为不仅在运动中保存自己，而且为它的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交给B的。它只有在它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时候，才留在B手中。并且，只要资本到期流回，它就不再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而作为不再执行职能的资本，它就必须再转移到A手中，因为A一直是它的法律上的所有者。

　　在这里，资本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从这个规定中就已经可以得出这种商品即作为商品的资本所特有的贷放形式（不过这种形式在其他交易中也会出现），而不是出售形式。

　　这里我们必须作如下的区别。

　　我们已经说过（第二册第一章），并且在这里还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但是，在这两种形式上，资本不是作为资本变成商品的。

　　生产资本一旦转化为商品资本，它就必须投到市场上去，作为商品来出售。在这里，它是单纯地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这里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就像买者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一样。作为商品，产品必须在流通过程中，通过它的出售来实现它的价值，取得它的转化形态即货币。因此，这个商品是由一个消费者作为生活资料来购买，还是由一个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购买，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流通行为中，商品资本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是和简单商品不同的商品资本，因为：1. 它已经怀有剩余价值，因此，它的价值的实现同时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影响它单纯地作为商品，作为有一定价格的产品而存在；2. 它作为商品所执行的这种职能，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而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由于只是它所进行的过程的部分运动，同时就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但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成为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并不是由于卖的行为本身，而只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这个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资本所进行的总运动的联系。

　　同样，作为货币资本，它实际上也只是单纯地作为货币，也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要素）的购买手段来起作用。这种货币在这里同时是货币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也并不是由于购买的行为，不是由于它在这里作为货币执行的实际职能，而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资本总运动的联系，因为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

　　但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实际执行职能，在过程中实际发生作用时，商品资本仅仅起商品的作用，货币资本仅仅起货币的作用。在形态变化的无论哪一个要素上，就其本身来看，资本家都不是把商品作为资本出售给买者（虽然这种商品对他来说代表资本），他也不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给卖者。在这两个场合，他把商品单纯作为商品来让渡，把货币单纯作为货币，作为购买商品的手段来让渡。

　　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只有同整个过程联系起来，在出发点同时表现为复归点的时候，在G—G′或W—W′中，才作为资本出现（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出现，则是由于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由于生产剩余价值）。但在这种回流的时候，中介过程已经消失。这里存在的，是G′或G＋ΔG（不管这个增加了ΔG的价值额现在以货币的形式，以商品的形式，还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是一个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余额即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货币额。正是在这个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已经增殖的价值而存在的复归点上，在这样的形式上——这个复归点想象地或者现实地作为静止点固定下来——，资本从来不进入流通，而是相反地表现为从流通中退出来的东西，表现为整个过程的结果。如果它再被支出，它也决不是作为资本让渡给第三者，而是作为单纯的商品卖给他，或者作为单纯的货币，为购买商品而支付给他。它在自己的流通过程中从来不表现为资本，而只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在这里，这就是它对他人来说的唯一存在形式。商品和货币在这里成为资本，并不是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并不是由于它们对买者或对卖者的现实的关系，而只是由于它们的观念上的关系，无论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主观地说），或者作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来说（客观地说）都是如此。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

　　生息资本却不是这样。它的特有的性质也正在于此。要把自己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来增殖的货币占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为一种作为资本的商品；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作为资本，而且对他人来说也是作为资本；它不仅对把它让渡出去的人来说是资本，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交给第三者的，这就是说，是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在这里，也就是流回到货币占有者手中；因此，它不过暂时离开他，不过暂时由它的所有者的占有物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占有物，这就是说，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

　　作为资本贷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质，或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或是作为流动资本贷放。¹⁸¹货币可以在这两种形式上贷放。例如，如果它是在终身年金的形式上偿还，让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带着利息流回，它就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有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机器等等，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始终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放。不过，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的偿还会怎样受它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始终只是货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因为这里贷放的，总是一定的货币额，并且利息也是按这个金额计算的。如果贷出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流动资本，它就会按照固定资本流回的方式来偿还。贷出者定期得到利息，并得到固定资本自身的一部分已经消耗的价值，即周期损耗的等价物。贷出的固定资本中尚未消耗的部分，到期也以实物形式还回来。如果借贷资本是流动资本，它也就会按照流动资本流回的方式回到贷出者手中。

　　因此，流回的方式总是由自身得到再生产的资本及其特殊种类的现实循环运动决定的。但是，借贷资本的回流采取偿还的形式，因为它的预付、它的让渡，具有贷放的形式。

　　在这一章中，我们只研究本来意义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的其他形式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是双重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然后回流再进行一次，转移到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手中，偿还给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它的法律上的起点。

　　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只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为一系列的买和卖。总之，流通过程分解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如果我们考察的是再生产过程的整体，情形就不同了。如果我们从货币出发（从商品出发也是一样，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要从商品的价值出发，这样商品本身要作为货币形态来考察），那就会看到，有一个货币额被支出，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一个增长额流回来。预付的货币额得到补偿，并且加上了剩余价值。它经历一定的循环运动后，保存下来了，并且增加了。但是现在，作为资本贷放的货币，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会自行保存、自行增加的货币额贷出的，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附加额流回来，并且能够不断地重新通过相同的过程。它既不是作为货币，也不是作为商品支出的，也就是说，它作为货币预付时，不是去交换商品，它作为商品预付时，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它是作为资本支出的。这种自己对自身的关系，——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做整体和统一体时，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资本表现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在这里，不借助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运动，已经单纯地作为资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同资本结合在一起。而当资本作为货币资本贷放时，它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上让渡的。

　　蒲鲁东关于货币资本的作用所持的见解颇为奇特（《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在蒲鲁东看来，贷放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不是出售。取息的贷放

　　“是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第9页）。¹⁸²

　　货币、房屋之类的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不过蒲鲁东没有看到，当货币以生息资本的形式放出时，并没有得到等价物作为报酬。当然，在每一次买和卖的行为上，既然有交换过程发生，就一定有物品被让出去。所售物品的所有权总是要被放弃。但人们不会放弃它的价值。在卖的场合，商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货币的形式或以债务证书或支付凭证的形式被收回来，在这里，债务证书或支付凭证不过是货币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在买的场合，货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商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家都保有同一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在交换即物品交换发生时，不会发生价值变化。同一资本家总是握有同一价值。而在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不会发生交换；当交换发生时，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交换行为，而是考察资本的总循环G—W—G′，那么，在这里总是要不断预付一定的价值额，并且不断从流通中取回这个价值额加上剩余价值或利润。当然，这个过程的中介作用在单纯的交换行为中是看不见的。而贷出货币的资本家的利息，正是以作为资本的G的这个过程为基础，并产生于这个过程。蒲鲁东说：

　　“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第69页）

　　制帽业主在这里代表生产资本家，而同借贷资本家相对立。蒲鲁东显然没有弄清楚这个秘密：生产资本家怎么能够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如何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在这里，从他的见解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并由此除了取得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资本，还能取得利润。假定100顶帽子的生产价格＝115镑，并且这个生产价格恰好和帽子的价值相等，就是说，生产帽子的资本恰好具有社会平均构成。如果利润＝15%，制帽业主在他按照这些商品的价值115镑出售这些商品时，就会实现15镑的利润。他生产这些商品只花费100镑。如果他是用他自有的资本进行生产，他就会把这15镑余额全部装进腰包；如果他是用借入的资本进行生产，他也许就要拿出5镑作为利息。这样做决不改变帽子的价值，而只改变已经包含在这个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的分配。既然帽子的价值不受支付利息的影响，蒲鲁东下面的这些话就毫无意义了：

　　“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靠劳动生活的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第105页）⁽³⁾

　　在下面这句话里，蒲鲁东把一般资本的运动说成是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这说明蒲鲁东多么不理解资本的性质。他说：

　　“货币资本从交换到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不断流回到它的起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断由同一个人反复进行的贷放，会不断为同一个人带回利润。”［同上，第154页］

　　那么，在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中，什么东西对他来说还是不解之谜呢？是购买、价格、物品出让这几个范畴以及剩余价值在这里借以表现的没有中介的形式；总之，是这样一种现象：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出售已经变成贷放，价格已经变成利润的一部分。

　　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一般地说，是资本在它的总循环中的具有特征的运动。这决不只是生息资本的特征。作为生息资本的特征的，是它的表面的、已经和作为中介的循环相分离的流回形式。借贷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放出去，把它转给产业资本家时，没有得到等价物。放出资本根本不是资本现实循环过程中的行为，而只是为这个要由产业资本家去完成的循环做了准备。货币的这第一次换位，不表示形态变化的任何行为，既不表示买，也不表示卖。所有权没有被出让，因为没有发生交换，也没有得到等价物。货币由产业资本家手中流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不过是把放出资本这第一个行为加以补充。这个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通过循环过程，又以货币形式回到产业资本家手中。但因为资本支出时不是归他所有，所以流回时也不能归他所有。通过再生产过程这件事，并不会使这个资本变为产业资本家的所有物。因此，产业资本家必须把它归还给贷出者。第一次支出，使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手续，它与资本的现实的再生产过程无关，只是为这个再生产过程做了准备。资本的偿还，使流回的资本再由借入者手中转到贷出者手中，这是第二个法律上的交易手续，是第一个交易手续的补充。一个是为现实过程做了准备，另一个则是发生在现实过程之后的补充行为。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中介的运动，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身无关。即使资本本来就归产业资本家所有，因而作为他的所有物只流回到他手中，那么，对这个现实运动来说，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在第一个作为先导的行为中，贷出者把他的资本交给借入者。在第二个作为补充的结束行为中，借入者把资本还给贷出者。如果我们只考察二者之间的交易——暂时撇开利息不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考察贷出的资本本身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动，这两种行为（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把它们分开，资本的现实再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就已经包括这个运动的全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让渡的这种特有形式的运动。

　　一般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即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这个形态便是现实运动的形式。A把他的货币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资本放出去。在这里，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不过转手而已。它只是在B手中才实际转化为资本。但对A来说，单是把它交给B，它就成了资本。资本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际流回的现象，只有对B来说才发生。而对A来说，流回是在和让渡相同的形式上进行的。资本由B手中再回到A手中。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全部形式。贷出的货币作为资本所进行的现实运动，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易以外的事情。在双方进行的交易中，中介过程消失了，看不见了，不直接包含在内了。作为独特的商品，资本也具有它的独特的让渡方式。因此在这里，回流也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种特有的法律契约的结果。流回的时间取决于再生产的过程；而就生息资本来说，它作为资本的回流，好像只取决于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协议。因此，就这种交易来说，资本的回流不再表现为由生产过程决定的结果，而是表现为：好像贷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丧失货币形式。当然，这种交易实际上是由现实的回流决定的。但这一点不会在交易本身中表现出来。实际的情形也并不总是这样。如果现实的回流没有按时进行，借入者就必须寻求别的办法来履行他对贷出者的义务。资本的单纯形式——货币，它以A额支出，经过一定时间，除了这种时间上的间隔，不借助于任何别的中介，再以额流回——不过是现实资本运动的没有概念的形式。¹⁸³

　　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回流是流通过程的一个要素。货币先转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把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出售，它再转化为货币，并在这个形式上流回到那个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资本的资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资本来说，回流和放出一样，只是资本所有者和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一种法律交易手续的结果。我们看见的只是放出和偿还。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

　　但是，正因为作为资本预付的货币具有一种属性，要流回到那个把它预付出去即把它作为资本支出的人那里，正因为G—W—G′是资本运动的固有形式，所以，货币占有者能够把货币作为资本来贷放，作为这样一种东西来贷放，这种东西具有一种属性，即要流回到它的起点，并且要在它所通过的运动中作为价值来保存自己和增加自己。他把它作为资本放出，因为它在作为资本被使用之后，会流回到它的起点，也就是说，经过一定时间，能够由借入者偿还，而这正是因为它已经流回到借入者自身那里。

　　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贷放——以在一定时期以后流回为条件而放出货币——要有一个前提：货币实际上会当做资本使用，实际上会流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进行的现实的循环运动，就是借入者必须把货币偿还给贷出者的那种法律上的交易的前提。如果借入者不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来使用，那是他的事情。贷出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的，而作为资本，它必须执行资本的职能，包括货币资本的循环，直到它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

　　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货币或商品借以执行职能的流通行为G—W 和W—G′，只是中介过程，只是这个价值额的总运动中的各个要素。作为资本，这个价值额通过总运动G—G′。它作为货币或某种形式的价值额预付出去，又作为价值额流回。货币贷出者不把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在这个价值额以商品形式存在时，也不把它卖出去换取货币，而是把它作为资本，作为G—G′，作为经过一定时期又会流回到它的起点的价值预付出去。他不买也不卖，而是贷放。因此，这种贷放就是把价值作为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来让渡的适当形式。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贷放不可能也是那些和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无关的交易的形式。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借贷资本在它的所有者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运动。现在来研究利息。

　　贷出者把他的货币作为资本放出去；他让渡给另一个人的价值额是资本，因此，这个价值额会流回到他那里。但单是流回到他那里，还不是作为资本贷出的价值额的回流，而只是一个贷出的价值额的偿还。预付的价值额要作为资本流回，就必须在运动中不仅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价值量，也就是必须带着一个剩余价值，作为G＋ΔG流回。在这里，这个ΔG是利息，或者说平均利润中不是留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货币资本家手中的部分。

　　货币资本家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这就是说，货币必须作为G＋ΔG回到他那里。我们以后还要特别考察一种形式，按照这种形式，在贷出期内，利息按期流回，但资本不流回，它要等到一个较长的时期结束时才偿还。

　　货币资本家给予借入者即产业资本家的是什么呢？前者实际上让渡给后者的是什么呢？而只有这种让渡的行为，才使货币的贷放成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让渡，也就是说，成为作为商品的资本的让渡。

　　只是由于这种让渡的行为，资本才由货币贷出者作为商品交给另一个人，或者说，他所支配的商品才作为资本交给另一个人。

　　就通常的出售来说，让渡的是什么呢？那不是所出售的商品的价值，因为这个价值只是改变了形式。这个价值在它以货币形式实际地转到卖者手中以前，已经作为价格观念地存在于商品之中。在这里，同一价值，同一价值量，不过改变形式而已。在一个场合，它们以商品形式存在；在另一个场合，它们以货币形式存在。卖者实际让渡的，从而进入买者的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

　　货币资本家在借出期内让渡并出让给生产资本家即债务人的使用价值又是什么呢？是货币由于下面这一点而取得的使用价值：它能够转化为资本，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在它的运动中，它除了保存自己原有的价值量，还会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生产平均利润（在这里，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都表现为偶然的事情）。就其余的商品来说，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有一种特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

　　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出让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让渡给产业资本家。

　　在这个意义上，这样贷出的货币，同那种与产业资本家发生关系的劳动力，有某种类似的地方。不过，产业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价值是支付，而他对借贷资本的价值只是偿还。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当劳动力被使用的时候，它会比它本身具有的价值，比它所费的价值，生产更多的价值（利润）。这个价值余额，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同样，借贷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也表现为这种资本生产价值和增加价值的能力。

　　货币资本家事实上让渡了一种使用价值，因此，他所让出的东西，是作为商品让出的。从这方面来说，完全和商品本身相类似。第一，一个价值由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在简单的商品即商品本身的场合，在买者和卖者手中保留着的是相同的价值，只是形式不同；双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后拥有和他们让渡的价值相同的价值，不过一个以商品形式存在，一个以货币形式存在。区别在于：在贷放上，只有货币资本家在这种交易中让出价值；但他会由未来的偿还而保持住这个价值。在贷放上，只有一方得到价值，因为只有一方让出价值。第二，一方让渡现实的使用价值，另一方得到并且使用这个使用价值。但这个使用价值与普通商品不同，它本身就是价值，也就是由于货币作为资本使用而产生的那个价值量超过货币原有的价值量所形成的余额。利润就是这个使用价值。

　　贷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并且作为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⁴⁾

　　那么，产业资本家支付的是什么呢，借贷资本的价格又是什么呢？在马西看来：

　　“人们为了使用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⁵⁾

　　一个普通商品的买者所购买的，是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的，是这个商品的价值。同样，借款人所购买的，是货币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但他支付的是什么呢？那当然不是像在购买别的商品时那样，是它的价格或价值。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不像在买者和卖者之间那样，会发生价值的形式变化，以致这个价值在一个时候以货币形式存在，在另一个时候以商品形式存在。放出的价值和收回的价值的同一性，在这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价值额，货币，在没有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贷出者总是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即使在这个价值已经从他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也是这样。在简单商品交换中，货币总是在买者方面；但在贷放中，货币却是在卖者方面。他把货币放出去一定时期，资本的买者则把资本作为商品接受下来。但是，只有当货币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而被预付时，这才是可能的。借入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借来的。不过，和任何处在起点上，处在预付那一瞬间的资本一样，这个货币还不过是可能的资本。它通过使用才自行增殖，才作为资本来实现。但借入者必须把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即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利息）来偿还；而利息只能是他所实现的利润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因为对于借入者来说，这个货币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会替他生产利润。不然的话，贷出者就没有让渡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利润也不能全部归借入者。不然的话，他对于这种使用价值的让渡就没有支付什么，他把贷款还给贷出者时，就只是把它作为单纯的货币，而不是把它作为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来偿还了，因为它只有作为G＋ΔG，才是已经实现的资本。

　　贷出者和借入者双方都是把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支出的。但它只有在后者手中才执行资本的职能。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对两个人来说取得了双重的存在，这并不会使利润增加一倍。它所以能对双方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只是由于利润的分割。其中归贷出者的部分叫做利息。

　　按照前提，这全部交易发生在两类资本家之间，即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之间。

　　决不要忘记，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是商品，或者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商品是资本。因此，这里出现的一切关系，从简单商品的观点来看，或者从那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合理的。贷和借（不是卖和买）的区别，在这里是由商品——资本——的特有性质产生的。同样不要忘记，这里支付的，是利息，而不是商品价格。如果我们把利息叫做货币资本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矛盾。⁽⁶⁾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形式，它不过是对某个按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付的一定货币额；而按照价格的概念，价格等于这个使用价值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在这里，商品有了双重价值，先是有价值，然后又有和这个价值不同的价格，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资本首先不外是一个货币额，或者是作为一个货币额固定下来的一定量商品的价值。如果商品作为资本来贷放，这个商品就只是一个货币额的伪装形式。因为作为资本贷放的，并不是若干磅棉花，而是在棉花形式上作为棉花价值存在的若干货币。所以，资本的价格，即使不像托伦斯先生所说的那样（见注59），和作为通货的资本有关，也和作为货币额的资本有关。一个价值额怎么能够在它本身的价格之外，在那个要用它本身的货币形式来表示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呢？价格毕竟是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商品的价值（市场价格也是这样，它和价值的区别，不是质的区别，而只是量的区别，只与价值量有关）。和价值有质的区别的价格，是荒谬的矛盾。⁽⁷⁾

　　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它作为资本而实现的量方面的程度。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其比率或水平，——只能通过它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来计量。因此，生息资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能通过利息额，即总利润中归生息资本的部分，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来计量。因此，如果价格表示商品的价值，那么，利息则表示货币资本的增殖，因而表现为一个为货币资本而支付给贷出者的价格。由此可见，像蒲鲁东那样，把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即买和卖的简单关系直接运用到这里来，从一开始就是荒诞无稽的。根本的前提恰好是，货币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因而可以作为自在的资本，作为可能的资本，转给第三者。

　　但是在这里，资本本身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资本被提供到市场上来，并且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被让渡。它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利润。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占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资本的产物是利润。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是作为货币支出，还是作为资本预付，只是货币的不同的用途。货币或商品，自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正像劳动力在可能性上是资本一样。因为 1. 货币可以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并且实际上只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抽象表现，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存在；2. 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具有在可能性上已经是资本的属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存在着作为这些物质要素的补充物的对立面，也就是使这些要素变为资本的东西——雇佣劳动。

　　物质财富的对立的社会规定性——物质财富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之间的对立——，离开生产过程，已经表现在资本所有权本身中。这个要素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不断产生的结果，并且作为这样的结果又是它的不断存在的前提；这个要素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现在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货币，商品也一样，自在地，潜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它们能够作为资本出售，并且以这个形式支配他人的劳动，要求占有他人的劳动，因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这里也清楚地表明了：占有他人劳动的根据和手段，就是这种关系，而不是资本家方面提供的任何作为对等价值的劳动。¹⁸⁴

　　其次，资本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利润分割为利息和本来意义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这完全和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它们来调节的一样。但是在这里，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一样地明显。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和它的生产价格相一致，也就是说，这时它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律来调节，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因为供求的变动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这种偏离会互相抵消，所以从某个较长的时期来看，平均市场价格等于生产价格。一旦供求平衡，这些力量就不再起作用，互相抵消；决定价格的一般规律这时也就适用于个别的场合；市场价格这时就在它的直接存在上，而不只是作为市场价格运动的平均数，同由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规律调节的生产价格相一致。工资也是这样。如果供求平衡，供求的作用就会互相抵消，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货币资本的利息却不是这样。在这里，竞争并不是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除了由竞争强加的分割规律之外，不存在别的分割规律，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相反，我们把自然利息率理解为由自由竞争决定的比率。利息率没有“自然”界限。在竞争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它们的互相起反作用的力量达到均衡而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就是某种本身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在下一章，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一切都表现为外表的东西：资本的预付表现为资本单纯由贷出者手中转移到借入者手中；已经实现的资本的回流，表现为借入者单纯把资本连同利息归还或偿还给贷出者。这也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在固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利润率不仅由一次周转所获得的利润和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决定，而且也由这个周转时间本身的长短决定，也就是说，它是作为产业资本在一定期间内提供的利润来决定的。这一点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也表现为完全外表的东西，好像一定的利息是为一定的期间而支付给贷出者的。

　　浪漫主义的亚当·弥勒，以他观察事物内部联系的日常见解说道：

　　“决定物品价格时，无须考虑时间；决定利息时，主要的是考虑时间。”（《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第138页）

　　他没有看到，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怎样参加商品价格的决定，资本在一定周转时间内的利润率怎样也正好是这样决定的，而利息正好由一定时期的利润的决定来决定。在这里也和通常一样，他的深刻洞察力就在于，看到表面上的尘埃，就狂妄地把这层尘埃说成是神秘莫测的重要的东西。

(1) 在这里，可以引用几段话，来说明经济学家们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您〈英格兰银行〉是经营资本商品的大商人吗？”这个问题是在就《银行法报告》对证人的询问中向该行的一位董事提出的，见《银行法报告》（下院1857年［第104页］）。
(2) “一个用借款来牟取利润的人，应该把一部分利润付给贷放人，这是不言而喻的天然正义的原则。”（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1834年伦敦版第163页）
(3) 因此，照蒲鲁东说来，“房屋”、“货币”等等就不应当作为“资本”来贷放，而应当作为“商品……按照成本价格”（第43、44页）来让渡。路德比蒲鲁东高明一些。他已经知道，牟利与贷放或购买的形式无关“：从购买当中也能获得高利。但是现在要一口吃掉，那就太多了。现在必须先谈一种，即先谈放债的高利贷。等我们搞掉这个以后（在末日审判以后），我们再来谴责购买上的高利贷。”（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4) “收取利息的合理性，不是取决于借债人是否赚到利润，而是取决于它〈所借的东西〉如果使用得当，能够生产利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49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马西。）
(5) “富人不亲自使用自己的货币…… 而是把它贷给别人，让别人用这些货币去营利，并且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留给原主。”（同上［《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23、24页）
(6) “价值（value）这个用语用在通货上有三种意义…… 2. 将与以后某一天收进的同额的通货相比较的……手中现有的通货。这时，通货的价值要由利息率来计量，利息率则由借贷资本的总额和对它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决定。”（罗·托伦斯上校《论1844年银行法的实施对商业信贷的影响》1847年［伦敦］第2版［第5、6页］）
(7) “货币的或流通手段的价值这个用语，不加区别地既用来表示商品的交换价值，又用来表示资本的使用价值。由此产生的双重含义，是引起混乱的经常性根源。”（图克《通货原理研究》第77页）——但是，图克没有看到主要混乱（它包含在事情本身之中）：价值本身（利息）变成了资本的使用价值。
181 　关于货币的两种贷放形式，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33页。——384。
182 　引自《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9页上的这句话出自《人民之声报》编者之一沙·弗·舍韦的手笔。他是《无息信贷》一书中《第一封信》的作者。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36页。——386。
183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93—894页。——390。
184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04—905页。——398。

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这一章研究的对象，和所有要在以后说明的信用现象一样，不能在这里详细研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货币市场上由此造成的短暂变动，都在我们考察的范围之外。¹⁶⁰要说明利息率在产业周期中通过的循环，必须先说明产业周期本身，但这种说明同样不能在这里进行。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我们要在这里阐述的，只是生息资本的独立形态和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

　　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前提，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撇开利息事实上可能大于利润，因而不能用利润支付的个别情况不说，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全部利润减去其中可以归结为监督工资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以后加以说明）的余额，看做是利息的最高界限。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过这时候，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以上。

　　“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金额和这个资本本身之间的比率，表示利息率，这是用货币来计量的。”——“利息率决定于：1. 利润率；2. 全部利润在贷放人和借款人之间分割的比率。”（1853年1月22日《经济学家》）“因为人们为了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利息总是要由这种利润调节。”（马西，同上［《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49页）

　　首先让我们假定，总利润和其中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家的部分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利息会随着总利润而提高或降低，而总利润则由一般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例如，如果平均利润率＝20%，利息等于利润的，利息率就＝5%；如果平均利润率＝16%，利息率就＝4%。在利润率为20%时，利息尽可以提高到8%，而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仍会和利润率＝16%，利息率＝4%的时候一样，即12%。如果利息只提高到6%或7%，产业资本家仍会把较大部分的利润保留下来。如果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一个不变的部分，结果就是：一般利润率越高，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绝对差额就越大，因而总利润中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假定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10的是2；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8。20的＝ 4；差额＝20－4＝16。25的＝5；差额＝25－5＝20。30的＝6；差额＝30－6＝24。35的＝7；差额＝35－7＝28。在这里，4%、5%、 6%、7%这几个不同的利息率，都只代表总利润的或20%。因此，在利润率不同时，不同的利息率可以代表总利润中同一个部分，或总利润中同一个百分比部分。在利息有这样的不变的比率时，一般利润率越高，产业利润（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也就是说，假定利息和总利润之间的比率或多或少是不变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就能够并且也愿意与利润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较高或较低的利息。⁽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利息率的差别实际上表示利润率的差别，一个国家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样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成反比。我们以后会知道，情形并不总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并且，这种调节利息的方法，甚至也适用于利息的平均水平。

　　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我们现在就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利息和平均利润有关这个情况。当要在两个人之间分割一个已定的总量，例如利润的时候，当然首先要看这个有待分割的总量有多大，而这个总量，即利润的量，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假定一般利润率是已定的，也就是说，假定一定数量的资本比如说100的利润量是已定的，显然，利息的变动就和用借入的资本营业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所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的变动成反比。而那些决定有待分割的利润的量即无酬劳动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事情，和那些决定利润在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分割的事情，是极不相同的，并且往往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²⁾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对这种周期作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转向急转直下的阶段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³⁾从1843年夏季起，出现了明显的繁荣；在1842年春季仍然是的利息率，到1843年春季和夏季，已经降低到2%⁽⁴⁾；9月甚至降低到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66页）；后来在1847年的危机期间，它提高到8%和8%以上。

　　当然，另一方面，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适度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

　　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的是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⁵⁾

　　不过，利息率即使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也具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

　　I. “即使我们假定，借入资本除了用于生产之外，决不用于其他目的，那么，在总利润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利息率仍然可能变化。因为随着一个民族的财富不断增长，有一类人产生出来并不断增加，他们靠自己祖先的劳动占有一笔只凭利息就足以维持生活的基金。还有许多人，他们在青壮年时期积极经营，晚年退出，靠蓄积的钱的利息过安逸的生活。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两类人都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那些在开始时已有相当资本的人，比那些开始时只有少数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独立的财产。因此，在老的富有的国家，不愿亲自使用资本的人所占有的国民资本部分，在社会全部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垦殖的贫穷的国家大。在英国，食利者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1、202页）

　　II. 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中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

　　关于利息率的决定，拉姆赛说，利息率

　　“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profits of enterprise）的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资本的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受预期的总利润率的影响，但不是完全由它调节。⁽⁶⁾竞争所以不是完全由它调节，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人借钱并不打算用在生产上；另一方面又因为全部借贷资本的量随着国家的财富而变化，不以总利润的任何变化为转移。”（拉姆赛，同上［《论财富的分配》］第206、207页）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1. 算出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利息率的平均数；2. 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

　　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方面，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关于这一点，马西就已经完全正确地说过：

　　“在这里唯一会产生的疑问是，在这个利润中，多大一部分归借债人，多大一部分归放债人才算合理；这一般地只有根据借贷双方的意见来决定；因为，在这方面合理不合理，仅仅是双方同意的结果。”（［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49页）¹⁸⁵

　　供求平衡——假定平均利润率已定——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当我们在其他地方求助于供求平衡这个公式（在那些地方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正确的）时，它的用处是为了发现不以竞争为转移、而是相反地决定竞争的那个基本规律（起调节作用的界限或起界限作用的量）；特别是为了让那些为竞争的实践、为竞争的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观念所俘虏的人，对于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得到一个哪怕是很肤浅的观念。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要从伴随着竞争的各种变动中求得这些变动的界限。但对平均利息率来说却不是这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中等的竞争条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均衡，会使贷出者得到他的资本的3%、4%、5%等等的利息率，或得到总利润的一定的百分比部分，例如20%或50%。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时，这种决定本身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⁷⁾在1857年和1858年关于银行立法和商业危机的议会报告中，载有英格兰银行董事、伦敦银行家、各地银行家和职业理论家关于“实际产生的利息率”［real rate produced］的各种议论。再没有比听他们的高谈阔论更有趣的事了。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是老一套，例如：“付给借贷资本的价格，应随着这种资本的供给的变化而变化”，“高利息率和低利润率不能长期并存”，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⁸⁾在中等利息率不仅作为平均数，而且作为现实的量存在时，习惯和法律传统等等都和竞争本身一样，对它的决定发生作用。在许多法律诉讼中，当需要计算利息时，就必须把中等利息率作为合法的利息率。如果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中等利息率的界限不能从一般规律得出来，那么答复很简单：由于利息的性质。利息不过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同一资本在这里有双重规定：在贷出者手中，它是作为借贷资本；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它是作为产业或商业资本。但它只执行一次职能，本身只生产一次利润。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性质不起任何作用。这两种有权要求享有利润的人将怎样分割这种利润，本身是和一个股份公司的共同利润在不同股东之间按百分比分配一样，纯粹是经验的、属于偶然性王国的事情。利润率的决定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分割基础上的，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分割上，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起着决定的作用；那是两个独立的互为界限的可变数的函数；从它们的质的区别中产生了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分割。我们以后会知道，在剩余价值分割为地租和利润时，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但在利息上，却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我们立即就会看到，在这里，质的区别相反地是从同一剩余价值部分的纯粹量的分割中产生的。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并没有什么“自然”利息率。但是，如果从一方面来说，与一般利润率相反，那种和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同的中等利息率或平均利息率，其界限不能由任何一般的规律来确定，因为这里涉及的只是总利润在两个资本占有者之间以不同的名义进行的分配；那么，反过来说，利息率，不管是中等利息率还是各个特殊场合的市场利息率，都与一般利润率的情况完全不同，表现为同一的、确定的、明确的量。⁽⁹⁾

　　利息率对利润率的关系，同商品市场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关系相类似。就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总是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而不是由可能在特殊产业部门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润率决定，更不是由某个资本家可能在某个特殊营业部门内获得的额外利润决定。⁽¹⁰⁾因此，一般利润率事实上会作为经验的、既定的事实，再表现在平均利息率上，虽然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纯粹的或可靠的表现。

　　不错，利息率本身随着借款人提供的担保的种类不同，随着借款时间的长短不同，也经常会有所不同；但对每一种类来说，利息率在一定时刻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差别不会损害利息率的固定的、一致的形态。⁽¹¹⁾

　　中等利息率在每个国家在较长期间内都会表现为不变的量，因为一般利润率——尽管特殊的利润率在不断变动，但一个部门的变动会被另一个部门的相反的变动所抵消——只有在较长的期间内才会发生变动。并且一般利润率的相对的不变性，正是表现在中等利息率（average rate or common rate of interest）的这种或大或小的不变性上。

　　至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么，它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在每一时刻都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因为在货币市场上，全部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贷资本的供给和借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利息状况。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信用制度的集中，越是赋予借贷资本以一般的社会的性质，并使它一下子同时投到货币市场上来，情形就越是这样。与此相反，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在这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是这种平均化的运动——就在于，他们逐渐把资本从利润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抽出，并逐渐把资本投入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或是逐渐按不同的比例把追加资本分配在这些部门当中。对这些不同的部门来说，这是资本的投入和抽出的不断变动，从来不像决定利息率的场合那样，是资本总额同时发生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却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像普通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因此，市场利息率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在每一既定的时刻，都像商品在每个时候的市场价格一样，不断表现为固定的和一致的。货币资本家供给这种商品，职能资本家则购买这种商品，形成对它的需求。这种情况在利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时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一个部门的商品价格低于或高于生产价格（在这里要撇开每种营业所特有的、与工业周期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变动不说），那么，平均化就会通过生产的扩大或缩小来达到，也就是说，通过产业资本投到市场上来的商品量的扩大或缩小来达到，而这种扩大或缩小又通过资本在各特殊生产部门的流入和流出来实现。由于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通过这个办法而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特殊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得到纠正。这个过程从来没有也从来不能具有这样的表现：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本身，像生息资本那样，对买者来说是商品。就这个过程的表现来说，它不过表现为商品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的波动和商品市场价格到生产价格的平均化，而不是表现为平均利润的直接确定。事实上，决定一般利润率的是：1. 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2. 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价值的比率；3. 竞争，不过这里所说的竞争，是指这样的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投在各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力图按照各自相对量的比例，从这个剩余价值中取得相等的一份。因此，一般利润率的决定和市场利息率的决定不同，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中介决定的，一般利润率事实上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复杂得多的原因决定的，因而也不像利息率那样是明确的和既定的事实。不同生产部门的特殊利润率本身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但是，就它们的表现来说，所表现的并不是它们的一致性，而是它们的差别性。而一般利润率本身又不过表现为利润的最低界限，而不是表现为实际利润率的经验的直接可见的形态。

　　在我们着重指出利息率和利润率的这种区别时，我们还撇开了有利于利息率固定化的以下两种情况：1. 在历史上是先有生息资本，并且有一般利息率留传下来；2. 世界市场不以一个国家的生产条件为转移而对利息率的确定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比它对利润率的影响大得多。

　　平均利润不表现为直接既定的事实，而是表现为通过研究才能确定的各种相反变动的平均化的最后结果。利息率却不是这样。利息率就其至少在某一地区具有普遍适用性来说，是每天固定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甚至是它们从事活动时计算上的前提和项目。生出2%、3%、4%或5%，成了每100镑货币额普遍具有的能力。同记载气压和温度状况的气象报告相比，这种不是为这个或那个资本编制，而是为货币市场上现有的资本即整个借贷资本编制的记载利息率状况的证券交易所报告，其准确性毫不逊色。¹⁸⁸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互相对立。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资本因投在特殊生产部门或流通部门而具有的一切特殊形态，在这里都消失了。在这里，资本是以独立价值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而存在的。特殊部门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停止了；它们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式与它们全体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资本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间的运动和竞争中表现为一个阶级的自在的共有资本，那么，资本在这里则是现实地充分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这样的东西。另一方面，货币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也实际具有这样一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何，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一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身作为群体表现为借贷资本。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利润率同确定的利息率相比，表现为模糊不清的东西的一些原因。利息率的大小固然也会变动，但因为它对所有借款人来说都一样地发生变动，所以它在他们面前总是表现为固定的、既定的量。像货币的价值虽然发生变动，但并不妨碍它对一切商品来说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一样，像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每天发生波动，但并不妨碍它逐日被记录在行情表中一样，利息率的变动也不妨碍它作为“货币的价格”有规则地被记录下来。这是因为资本本身在这里是在货币形式上作为商品提供的；因此，它的价格的确定，和一切其他商品的情形一样，就是它的市场价格的确定；因此，利息率总是表现为一般利息率，表现为这样多的货币取得这样多的利息，表现为一个确定的量。相反地，利润率甚至在同一个部门内，在商品市场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也会由于各单个资本生产相同的商品时的条件不同而不同；因为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不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只是通过不断的变动，才能够先是在同一部门内，然后在不同部门之间达到平均化。

　　（为以后整理而作的备注。）信用的一个特殊形式：我们知道，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时，商品被让渡了，但它的价值要到以后才实现。如果支付要在商品重新卖出以后才进行，那么，这次卖就不是表现为买的结果，而是相反地，买通过卖而实现。或者说，卖成了买的手段。第二，债权证书，票据等等，成了债权人的支付手段。第三，债权证书的互相抵消代替了货币。

(1) “自然利息率是由各个人营业的利润决定的。”（马西，同上［《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1页）
(2) 这里在手稿上有一个注：“在阐述这一章的过程中发现，比较好的做法是，在研究利润如何进行分割的规律以前，先阐述一下量的分割怎么会变成质的分割。为了由前一章过渡到这一点，只需要先假定利息是利润的一个尚未精确规定的部分。”［弗·恩·］
(3) “在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紧接在营业不振时期后面的那个时期，货币充裕，但是没有投机；在第二个时期，货币充裕，投机盛行；在第三个时期，投机开始减弱，人们寻求货币；在第四个时期，货币奇缺，营业不振开始。”（吉尔巴特，同上［《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49页）
(4) 图克“用剩余资本的积累，即前几年资本缺乏有利用途时必然随之发生的现象，用贮藏货币的出笼，用对营业发展已恢复信心”，来解释这种现象。（《价格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第54页）
(5) “当一个老主顾以价值20万镑的有价证券作抵押，向一个银行家请求借款时，这个银行家拒绝了他；当这个老主顾准备离开，打算去宣布停止支付时，这个银行家告诉他，不一定非采取这个步骤不可，这个银行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愿意用15万镑来购买这些证券。”（［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第80页）
(6) 因为总的来说利息率由平均利润率决定，所以，异乎寻常的欺诈行为往往和低利息率结合在一起。例如1844年夏季的铁路欺诈就是这样。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只是到1844年10月16日才提高到3%。
(7) 例如，乔·奥普戴克在《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一书中，就完全徒劳地试图从永恒的规律来说明5%利息率的普遍性。¹⁸⁶卡·阿恩德先生在《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1845年哈瑙版）一书中，说得更加无比天真。在那里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在财物生产的自然进程中，只有一个现象——在已经充分开发的国家里——看来在一定程度内负有调节利息率的使命；那就是欧洲森林的树木总量由于树木的逐年增长而增加的比率。这种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说树木的增长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这是多么滑稽啊！〉，而按每100棵增加3—4棵的比率来进行。因此〈也就是因为，树木的交换价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树木的增长，但树木的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不能指望它〈利息率〉会下降到最富有的国家的现有水平以下。”（第124、125页）这种利息率应当称为“原始的森林利息率”。这种利息率的发现者在这同一著作中，还曾作为“犬税哲学家”¹⁸⁷对“我们的科学”作出贡献［第420、421页］。
(8) 英格兰银行按照金的流入和流出来提高或降低它的贴现率，虽然它这样做时，自然也总是考虑到公开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贴现率。“因此，由于预料到银行贴现率即将变动而进行的汇票贴现的投机，现在已经成为货币中心〈即伦敦货币市场〉巨头们的一半业务了。”（［亨·罗伊］《兑换理论》第113页）
(9) “商品的价格不断变动；商品各有不同的用途；货币则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商品，甚至同类商品，质量也各不相同；现金却总是有相同的价值或应当有相同的价值。因此，我们用利息这个词来表示的货币价格，比任何其他物品的价格具有较大的固定性和一致性。”（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法译本1789年版第4卷第27页）
(10) “不过，利润分割的这个规则，并非对每个单位的贷出者和借入者适用，而是从总体上说对贷出者和借入者适用……　特大的利润或特小的利润，是对业务熟练或缺乏营业知识的报酬，同贷出者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既不会由于一种情况而受损，也不会由于另一种情况而得利。我们就同一营业中各个人所说的情况，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营业部门；如果某一个营业部门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可以用他们借来的货币，获得比本国其他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所获得的普通利润更多的利润，那么，这种额外利润就属于他们自己，尽管这种额外利润的获得，只需要有普通的熟练和营业知识；这种额外利润不属于贷给他们货币的贷出者……因为贷出者把货币贷给某个营业部门时，是不会同意利息低于一般利息率的条件的，所以，不管用他们的货币获得多大的利益，他们都不应该得到更多的利息。”（马西，同上［《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0、51页）
(11) 银行贴现率......................................................................................5%
以60天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5/8)%
以3个月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1/2)%
以6个月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3(5/16)%
以一天为期的对汇票经纪人的贷款....................................1%—2%
以一周为期的对汇票经纪人的贷款..............................................3%
以14天为期的对证券经纪人贷款的最后的利息率........4(3/4)%—5%
存款利息（银行）..........................................................................3(1/2)%
存款利息（贴现公司）........................................................3%—3(1/4)%
上述伦敦货币市场1889年12月9日的利息率表可以证明，在同一天内，这种差别可以有多大。这个表是摘自12月10日《每日新闻》的金融消息。下限是1%，上限是5%。［弗·恩·］
185 　约·马西的这段话，采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00页。——406。
[186]　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86—87页上有一段话：“当一个人借钱给另一个人时，他通常会为这笔钱发挥的效用或用处而收取一定的报酬，名为利息。这种报酬一般是每年借款数的3%—9%，虽然在特殊情况下短期内会超出这个限度。因此，平均数大约是6%。但如果我们减去1%的税收和损失风险，剩下的每年5%就成为货币形式的资本的平均纯收入。因为货币和生产资本的每种其他形式可以互相交换，而且是按照它们所有者的意愿以相等的份额互相交换，所以每年的5%就是每一种生产资本的平均纯收入；又因为生产资本和土地也以相等的份额互相交换，所以土地的年纯收入也是5%。”——407。
[187]　马克思讽刺地把卡·阿恩德叫做“犬税哲学家”，因为这位作者在自己的著作的第88节中专门论证了犬税的正确性和合理性。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64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923页。——407。
188 　从本段起至本章结束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96—899页。——413。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我们在上两章已经看到，利息原来表现为，原来是并且实际上始终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即产业家或商人，在他不是使用自有的资本而是使用借入的资本时，必须支付给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贷出者的。如果他只使用自有的资本，利润的这种分割就不会发生；利润就会全部归他所有。事实上，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过程，他们也就不会参与决定利息率的竞争。这一点已经可以说明，利息的范畴——没有利息率的决定，就不可能有这个范畴——同产业资本本身的运动无关。

　　“利息率可以定义为：它是为在一年内或任何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使用一定数额的货币资本而经贷出者同意接受、并经借入者同意支付的比例金额……　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他就不能算在这样一种资本家里面，这种资本家和借入者人数之间的比例决定利息率。”（托·图克《价格史》1838年伦敦版第2卷第355、356页）

　　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产生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产生出利息率。

　　只要资本还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甚至假定它为产业资本家自己所有，因而无须偿还给贷出者——，产业资本家以私人资格支配的，就不是资本本身，而只是他可以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只要他的资本还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就属于再生产过程，就固定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是它的所有者，但只要他把它用做资本来剥削劳动，这种所有权就使他不能按别种方式去支配它。货币资本家的情形也是这样。只要他的资本贷出去，从而作为货币资本发生作用，它就为他带来利息，即利润的一部分，但他不能支配本金。例如，当他以一年或数年为期贷出资本，并按一定期间得到利息，但不收回资本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即使他收回资本，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如果他把资本收回，他也必须不断地重新把它贷出去，才能使资本对他发挥资本的作用，在这里也就是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只要资本留在他手中，它就不会生出利息，并且不会作为资本起作用；只要它生出利息，并且作为资本起作用，它就不会留在他手中。资本永久贷出的可能性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图克反对博赞克特时所作的如下评注是完全错误的。他引用博赞克特的话（《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第73页）：

　　“如果利息率压低到1%，借入的资本就会和自有的资本几乎处于同等地位。”

　　图克对这句话批评说：

　　“说按照这样的利息率或更低的利息率借入的资本，会和自有的资本几乎处于同等地位，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主张，如果不是出自一个如此智慧的并如此熟悉问题的各个细节的著作家之口，简直不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注意。难道他忽视了偿还是借贷资本的前提，或把这一点看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80页）

　　如果利息＝0，用借入资本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就会和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处于同等地位。二者会取得相同的平均利润；资本，不管是借入的还是自有的，只有在它生产利润的时候，才发挥资本的作用。资本必须偿还，这个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引起任何变化。利息率越是接近于零，例如降低到1%，借入的资本就越是和自有的资本接近处于同等地位。货币资本要作为货币资本存在，它就必须不断地再被贷出，并且要按现行的利息率，比如说1%，不断地再被贷给同一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只要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执行资本家的职能，用借入资本经营的资本家和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不过是一个需要支付利息，另一个不需要支付利息；一个把利润p全部装进腰包，另一个只得到p－z，即利润减去利息；z越是接近于零，p－z就越是接近于p，这两种资本就越是接近处于同等地位。一个必须偿还资本，并重新借入资本；而另一个，只要他的资本要执行职能，就同样必须不断地重新把资本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而不能在这个过程之外支配这个资本。此外，唯一剩下的不言而喻的区别是：一个是自己资本的所有者，另一个则不是。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利润分为纯利润和利息这种纯粹量的分割，怎么会转变为质的分割？换句话说，只使用自有资本，不使用借入资本的资本家，怎么也要把他的总利润的一部分，归入利息这个特殊的范畴，要特别把它作为利息来计算？从而进一步说，怎么一切资本，不管是不是借入的，都要作为生息的资本，和作为生出纯利润的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

　　我们知道，并不是利润的每一个偶然的量的分割，都会照这样转变为质的分割。例如，一些产业资本家合股经营企业，然后在他们中间按照合法的契约来分配利润；另一些资本家则不是合股，而是各自经营自己的企业。后者就用不着按两个范畴计算他们的利润，把其中一部分当做个人的利润，把另一部分当做并不存在的股东的利润。因此在这里，量的分割不会转变为质的分割。在所有者偶然地是由若干法人组成的场合，才会发生这种分割，否则是不会发生这种分割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谈一下利息形成的实际起点；也就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实际上互相对立，不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份，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或者说，在他们手中，同一资本实际上要通过双重的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只是把资本贷出去，另一个则把资本用在生产上。

　　对那种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生产资本家来说，总利润会分成两部分：利息和超过利息的余额。他必须把前者支付给贷出者，而后者则形成他自己所占的利润部分。如果一般利润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利息率决定；如果利息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一般利润率决定。其次，无论总利润即全部利润的实际价值量在每个具体场合可以怎样同平均利润发生偏离，其中属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仍然要由利息决定，因为利息是由一般利息率（撇开特殊的合法协议不说）确定的，并且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也就是在它的结果即总利润取得以前，已经当做预先确定的量了。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的真正的特有产物是剩余价值，进一步说，是利润。但对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来说，那就不是利润，而是利润减去利息，是支付利息以后留给自己的那部分利润。因此，这部分利润，对他来说必然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产物；这对他来说确实也是这样，因为他所代表的资本只是执行职能的资本。他在资本执行职能的时候，才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在它投在产业或商业中带来利润，并由它的使用者用来从事本营业部门要求的各种活动的时候，才执行职能。因此，同他必须从总利润中付给贷出者的利息相反，剩下归他的那部分利润必然采取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形式，或者用一个把二者包括在内的德语名词来表达，就是采取Unternehmergewinn［企业主收入］的形态。如果总利润等于平均利润，这个企业主收入的大小就只由利息率决定。如果总利润同平均利润相偏离，总利润和平均利润（在二者都扣除利息以后）的差额，就由一切会引起暂时偏离——不管这种偏离是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还是某个资本家在一定生产部门获得的利润同这个特殊部门的平均利润的偏离——的市场行情决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利润率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而且取决于许多其他情况：生产资料的购买价格，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方法，不变资本的节约，等等。并且撇开生产价格不说，资本家是否高于或低于并且按什么程度高于或低于生产价格购买或出售，因而在流通过程中占有总剩余价值的一个较大的或较小的部分，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市场行情，而就每一笔交易来说，取决于资本家的狡猾程度和钻营能力。但是不管怎样，总利润的量的分割在这里都会转化为质的分割，并且，由于这种量的分割本身还取决于供分割的东西是什么，取决于能动资本家怎样用资本来经营，取决于这个资本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就是说，资本家作为能动资本家执行职能，使他获得怎样的总利润，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里，职能资本家被假定为资本的非所有者。对他来说，代表资本所有权的是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因此，他支付给贷出者的利息，表现为总利润中属于资本所有权本身的部分。与此相反，属于能动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现在则表现为企业主收入，这一收入好像完全是从他用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完成的活动或职能产生出来的，特别是从他作为产业或商业企业主所执行的职能产生出来的。因此，利息对他来说只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表现为抽掉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的果实，即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对他来说则只是表现为他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表现为资本的运动和过程的果实，这种过程对他来说现在表现为他自己的活动，而与货币资本家的不活动，不参加生产过程相对立。总利润这两部分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分，即利息是资本自身的果实，是撇开了生产过程的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处在过程中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本的果实，因而是资本使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的果实，——这种质的区分决不仅仅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主观见解。这种区分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因为利息归货币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单纯所有者，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和生产过程之外单纯代表资本所有权的贷出者所有；企业主收入则归单纯的职能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非所有者所有。

　　对于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和不亲自使用自己的资本的货币资本家来说，总利润在两种不同的人，即在两种对同一资本，从而对由它产生的利润享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之间的单纯量的分割，都会因此转变为质的分割。利润的一部分现在表现为一个规定上的资本应得的果实，表现为利息；利润的另一部分则表现为一个相反规定上的资本的特有的果实，因而表现为企业主收入。一个单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另一个则表现为用资本单纯执行职能的果实，表现为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果实，或能动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总利润的这两部分硬化并且互相独立化了，好像它们出自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源泉。这种硬化和互相独立化，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资本来说，现在必然会固定下来。而且，不管能动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是不是借入的，也不管属于货币资本家的资本是不是由他自己使用，情况都是一样。每个资本的利润，从而以资本互相平均化为基础的平均利润，都分成或被割裂成两个不同质的、互相独立的、互不依赖的部分，即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二者都由特殊的规律来决定。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同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一样，把他的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利息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资本的所有者，是把资本贷给自己的贷出者，企业主收入也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能动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因此，对于这种质的分割来说，资本家实际上是否和另一个资本家共分，是没有意义的。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份，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他的资本本身，就其提供的利润范畴来说，也分成资本所有权，即处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本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处在生产过程以内的、由于在过程中活动而提供企业主收入的资本。

　　因此，利息固定下来，以致现在它不是表现为总利润的一种同生产无关的、仅仅在产业家用别人的资本从事经营时才偶然发生的分割。即使产业家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他的利润也会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因此，单纯量的分割变为质的分割；不管产业家是不是自己的资本的所有者，同这种偶然的情况无关，这种分割都会发生。这不仅是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利润的不同部分，而且还是利润的两种不同范畴。它们和资本有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和资本的不同规定性有关。¹⁸⁹

　　为什么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种分割，一旦转变为质的分割，就会对整个资本和整个资本家阶级保持这种质的分割的性质，现在理由变得很简单了。

　　第一，这是由于下面这种简单的经验的事实：大多数产业资本家都按照不同的比例兼用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来从事经营，并且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之间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是变动的。

　　第二，总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形式，就会使它的另一部分转化为企业主收入。一旦利息作为独特的范畴存在，企业主收入事实上就只是总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对立形式。对总利润怎样分化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全部研究，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总利润的一部分怎样一般地硬化为并且独立化为利息的研究。不过，从历史上说，生息资本是作为一种现成的、遗留下来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观念和利润观念存在以前很久，利息就作为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现成的从属形式存在了。因此，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货币资本，生息资本，至今仍被看做资本本身，看做真正的资本。因此，另一方面，就产生了直到马西那个时候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即认为货币本身是用利息支付报酬的东西。借贷资本不管是否实际作为资本使用，甚至在它只为消费而借的时候都会提供利息这个事实，使得关于这个资本形式具有独立性的看法固定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初期，利息对利润来说是独立的，生息资本对产业资本来说是独立的，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直到18世纪中叶，利息只是总利润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才（被马西，在他之后又被休谟¹⁹⁰）发现，而且竟然需要有这样一种发现。

　　第三，不管产业资本家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即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

　　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

　　从量的方面来看，形成利息的那部分利润，表现为不是同产业资本本身和商业资本本身有关，而是同货币资本有关，并且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的比率，即利息率，又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因为第一，利息率——尽管它取决于一般利润率——是独立地决定的；第二，利息率像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同不可捉摸的利润率相反，表现为在任何变动中都是固定的、一致的、明确的、总是既定的比率。如果全部资本都处在产业资本家手中，那就不会有利息和利息率。总利润的量的分割所采取的独立形式，产生了质的分割。如果产业资本家同货币资本家进行比较，那么，使前者区别于后者的只是企业主收入，即总利润超过平均利息而形成的余额，而平均利息则由于利息率而表现为经验上既定的量。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产业资本家同用自有资本而不是用借入资本来经营的产业资本家进行比较，那么，后者和前者的区别只在于：后者是把利息装进自己腰包而不必支付出去的货币资本家。在这两个场合，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总利润中和利息不同的那一部分都表现为企业主收入，利息本身则表现为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因而表现为资本不在生产中使用也会提供的剩余价值。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正确的。不管他的资本在起点上已经作为货币资本存在，还是先要转化为货币资本，他总可以进行如下的选择：或是把他的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出去，或是把他的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来亲自使它增殖。但如果普遍地看，也就是说，把它应用于全部社会资本，就像某些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甚至把它当做利润的根据，那当然是荒谬的。全部资本都转化为货币资本，而没有人购买和使用生产资料——全部资本除了其中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相对小的部分以外，都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并用来增殖价值，这当然是荒唐的。说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资本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即不创造剩余价值（利息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也会提供利息；说什么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会照样进行下去，那就更加荒唐了。假如大部分的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么，结果就会是货币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是事实。因此，甚至在他是用自有资本经营的场合，他也必然把他的平均利润中与平均利息相等的部分，看成是他的资本本身撇开生产过程而生出的果实；同这个独立化为利息的部分相反，他把总利润超过这个利息而形成的余额，看成是单纯的企业主收入。

　　第四，〔手稿这里是空白。〕

　　上面已经指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必须对所借入资本的单纯所有者支付的那部分利润，转化成一部分利润的独立形式，这部分利润是由全部资本本身，不管是借入的还是非借入的，在利息的名称下提供的。这个部分的大小，取决于平均利息率的高低。它的起源只是在下面这一点上还表示出来：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当他是自己资本的所有者时，不会参加——至少不会积极地参加——决定利息率的竞争。利润在两个对它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中间进行的纯粹的量的分割，已经转变为质的分割，这种质的分割好像是从资本和利润本身的性质产生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只要利润的一部分一般采取利息的形式，平均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或利润超过利息的部分，就会转化为一种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即企业主收入的形式。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两个形式，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因此，它们二者不是与剩余价值发生关系——它们只是剩余价值固定在不同范畴、不同项目或名称下的部分——，而是互相发生关系。因为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所以它的另一部分表现为企业主收入。

　　我们这里所说的利润，始终是指平均利润，因为个别利润的偏离或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偏离——即在平均利润或剩余价值分配上随竞争和其他情况而发生的忽上忽下的变动——，在这里完全与我们无关。这一点，总的说来适用于我们当前的全部研究。

　　用拉姆赛的话来说，利息就是资本所有权本身提供的纯利润¹⁹¹，不管它是提供给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的单纯贷出者，还是提供给亲自把自己的资本用于生产的所有者。它所以也为后者提供纯利润，并不是因为后者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而是因为他是货币资本家，他把自有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给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他自己。就像货币或一般地说价值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产生的结果一样，它作为资本而存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需要的前提。由于它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能力，它就不断支配着无酬劳动，并因而把商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转化为替它的所有者进行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利息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表现：价值一般——一般社会形式上的对象化劳动——，在现实生产过程中采取生产资料形态的价值，会作为独立的权力与活的劳动力相对立，并且是占有无酬劳动的手段；它所以是这样一种权力，因为它是作为他人的财产与工人相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的形式上，这种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却消失了；因为生息资本就它本身来说，不是以雇佣劳动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为自己的对立面；借贷资本家就他本身来说，直接与在再生产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相对立，而不是与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相对立。生息资本是作为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但是，资本在它不执行职能的时候，不剥削工人，也不是同劳动处于对立之中。

　　另一方面，企业主收入也不与雇佣劳动形成对立，而只与利息形成对立。

　　第一，假定平均利润已定，企业主收入率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利息率决定。企业主收入率的高低与利息率成反比。⁽¹⁾

　　第二，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资本的职能中，即同资本只是作为惰性的所有权而存在的规定性相对立的职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从而得出企业主收入本身。一旦他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因而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归两种不同的人所得，这种情形就会表现为直接存在的对立。企业主收入来自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来自于职能资本家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时所从事的那种活动或行动。但是，充当职能资本的代表，并不像充当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是领干薪的闲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是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宁可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

　　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他人的无酬劳动，相反，它本身就是工资，是监督工资，wages of superintendence of labour，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1. 因为这是较复杂的劳动，2. 因为是资本家给自己支付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

　　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代表他人所有的资本，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而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职能同在再生产过程外的资本的单纯所有权的对立，人们忘记了：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执行资本的职能。

　　事实上，利润即剩余价值的这两个部分作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所采取的形式，并不表示对劳动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只存在于劳动和作为这两个部分的总和、整体、统一体的利润，或更确切些说，剩余价值之间。利润分割的比率和进行这种分割所依据的不同的合法权，都以利润是现成的，利润已经存在为前提。因此，如果资本家就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他就会把全部利润或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对工人来说，资本家是把全部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还是把利润的一部分付给某个第三者，即法律上的所有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因此，利润要在两种资本家中间实行分割的理由，就不知不觉地变成有待分割的利润即剩余价值——不管以后如何分割，资本本身总会从再生产过程中把这个剩余价值取出来——存在的理由了。既然利息同企业主收入相对立，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相对立，二者互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相对立，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即利润，进一步说也就是剩余价值，是以什么为基础呢？是以这两个部分的互相对立的形式为基础！但是，在利润进行这种分割以前，在能够谈得上这种分割以前，利润已经生产出来了。

　　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利息是其中的一部分）时，才证明自己是生息资本。但这一点并不排除：生息这种属性，不管有没有生产过程，都同生息资本长在一起。劳动力也只有当它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被实现的时候，才证明它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但这一点并不排除：劳动力自在地，在可能性上，作为一种能力，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并且作为这样的活动，它不是从过程中才产生的，而相反地是过程的前提。它是作为创造价值的能力被人购买的。购买它的人也可以不让它去从事生产劳动，例如，把它用于纯粹私人的目的，用于服务等等。资本也是这样。借入者是不是把它作为资本来用，也就是说，是不是实际上使它所固有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属性发挥作用，那是借入者自己的事情。在这两种场合，他为之支付的，是那个自在地，在可能性上已经包含在资本商品中的剩余价值。¹⁹²

　　现在，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企业主收入。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特有的社会规定性的因素——具有支配他人劳动这一属性的资本所有权——已经固定下来，利息又因此表现为资本在这种关系中生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企业主收入——就必然表现为：它不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生出的，而是由同资本特有的社会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已经以资本利息这个名称取得特殊存在方式）相分离的生产过程生出的。但是，生产过程同资本分离开来，就是劳动过程一般。因此，同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本家，不是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甚至与资本无关的执行职能的人员，表现为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承担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者。¹⁹³

　　利息本身正好表明，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个人权力。利息把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手段。但是，它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规定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直接对立，而是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特殊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利息形式又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入，以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被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

　　在资本家的意识中，这里所说的情况同本册第二篇⁽²⁾论述利润平均化为平均利润时提出的各种补偿理由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在剩余价值分配上作为决定的要素起作用的补偿理由，在资本家的观念中，已被歪曲成为利润本身产生的理由和为利润本身辩护的（主观的）理由。

　　企业主收入是劳动的监督工资这种看法，是从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的对立中产生的，并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利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并且确实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或者不如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部分工资表现为利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亚·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¹⁹⁴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³⁾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⁴⁾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

　　在那些亲眼目睹奴隶制度的古代著作家的著作中，像在那些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绝对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样，监督劳动的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和在实践上一样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马上就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代奴隶制度的辩护士也懂得怎样把监督劳动用做替奴隶制度辩护的理由，就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懂得怎样把这种监督劳动用做替雇佣劳动制度辩护的理由一样。

　　关于卡托时代的斐力卡斯¹⁹⁵：

　　“庄园管事（villicus von villa）居于庄园奴隶（familia rustica）之首，他掌管收支、买卖，执行主人的命令，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还发布命令，执行惩罚……管事自然比别的奴隶较为自由；马贡农书¹⁹⁶建议允许管事结婚，生育子女，有自己的钱财；卡托也建议让男管事和女管事结婚。也只有这种管事可以指望在品行端正的情况下，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除此以外，他们的地位与奴隶一样…… 每一个奴隶，包括管事本身在内，每隔一段时间，按照规定的标准，从主人那里取得自己赖以维持生活的必需品…… 所得的数量以劳动为准，例如，管事的劳动比奴隶的劳动轻，所得的数量也比奴隶少。”（蒙森《罗马史》1856年第2版第1卷第809、810页）

　　亚里士多德：

　　“因为主人〈资本家〉不是通过获得奴隶〈通过使他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所有权〉，而是通过使用奴隶〈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者，在今天是使用雇佣工人〉，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这种学问并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过是，凡是奴隶必须会做的事情，主人应当会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这种荣誉就由管家来承受，而主人自己则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册第7章）

　　亚里士多德直率地说，在经济领域内和在政治领域内，统治权把各种统治的职能加在掌权者身上，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他们必须会消费劳动力。他还说，这种监督劳动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因此，主人一旦有了足够的财富，他就会把干这种操心事的“荣誉”让给一个管家。

　　指挥和监督的劳动，当它不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时，——不管这种劳动力是像奴隶制度下那样同劳动者本身一道被人买去，还是由工人自己出卖劳动力，因而生产过程同时表现为资本消费工人劳动的过程，——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常常被人们用做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对他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即占有，也同样常常被人们说成是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工资。但最妙不可言的，是美国奴隶制度的一个维护者奥康瑙尔律师，他在1859年12月19日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打着“为南方说几句公道话”的旗号发表高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道：

　　“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鼓掌）“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合于他生存的那种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利。”¹⁹⁷

　　现在，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去劳动，并且统治他。既然这种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成为前提，那么，雇佣工人被迫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并且在这个工资之外再生产监督工资，作为对统治和监督他而花费的劳动的补偿，“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就它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而言，因而就它为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共有而言，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离地同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Epitropos［古希腊的“管家”］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égisseur⁽⁵⁾［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manager）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⁶⁾关于企业的商业部分，我们已经在上一篇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一切。⁽⁷⁾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家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意味着，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¹⁹⁹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的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⁸⁾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其他的场合是偶然发生的，而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这完全像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根据英国各合作工厂公布的账目⁽⁹⁾，我们可以看到，在扣除经理的工资——这种工资同其他工人的工资完全一样，形成所投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时比私营工厂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但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里，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实际地并且明显地表现为一个同管理工资完全无关的量。因为在这里利润大于平均利润，所以企业主收入也大于通常的企业主收入。

　　在某些资本主义股份企业如股份银行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1863年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支付30%的年股息，伦敦联合银行等等支付15%的年股息。在这里，从总利润中除了扣除经理的薪水以外，还扣除了对存款支付的利息。这里的高额利润是由于缴入资本同存款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例如，1863年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缴入资本为1 000 000镑，存款为14 540 275镑。1863年伦敦联合银行缴入资本为600 000镑，存款为12 384 173镑。

　　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淆，最初是由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于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称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²⁰⁰不过，一方面，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¹⁰⁾，另一方面，随着导致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¹¹⁾，这样一来，上述这个要求对于理论上的粉饰来说就越发变得讨厌。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咖啡馆概述》（1845年伦敦版）一书中，看到极为有趣的详细记载。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银行家和商人参加八个或九个不同公司董事会得到了什么：蒂莫西·亚伯拉罕·柯蒂斯先生在他破产后提交破产法庭的私人账目表明，他在董事项目下每年的收入为800—900镑。因为柯蒂斯先生曾经是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所以每个股份公司都以能够争取他担任董事为荣。”（第81、82页）

　　这一类公司的董事每周出席一次会议，至少可得一个基尼（21马克）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

(1) “企业主收入取决于资本的纯利润，而不是后者取决于前者。”（拉姆赛，同上［《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14页。在拉姆赛的著作中，纯利润总是＝利息。）
(2) 见本卷第230—233页。——编者注
(3) “在这里〈在农民是土地所有者的地方〉，监督是完全不必要的。”（约· 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8、49页）
(4) “如果劳动的性质要求劳动者〈即奴隶〉分散在一个广阔的地面上劳动，监工的人数以及这种监督所需的劳动的费用就会相应地增加。”（凯尔恩斯，同上［《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4页）
(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的脚注（229）。——编者注
(6) 安·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版第1卷第67、68页。在这本书中，工厂主的这位平达同时还证明，大多数工厂主对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一窍不通。¹⁹⁸
(7) 见本卷第322—324页。——编者注
(8)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在1868年危机以后，有一个破产的工厂主，变成了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破产以后，工厂已经改组成工人的合作工厂，而由以前的工厂主担任经理。——弗·恩·
(9) 这里引用的账目最多是到1864年为止，因为上文是1865年写成的。——弗·恩·
(10) “师傅和他们的帮工一样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帮工的利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则截然相反。”（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7页）“这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教育已广为普及，这就使得几乎所有师傅和老板的劳动和技艺的价值日益降低，因为教育的广为普及，使拥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数增加了。”（同上，第30页）
(11) “习惯障碍的普遍削弱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不是使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提高，而是使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降低。”（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年伦敦第2版第1卷第479页）
189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16—917页。——421。
190 　见约·马西的匿名著作《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第49页；大·休谟《论利息》（1752年问世的这篇文章收入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64年伦敦新版第1卷第329—336页）。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93a、1294a页，第XXI笔记本第1300、1301页。——422。
191 　关于乔·拉姆赛的有关观点，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099页。——425。
192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14页。——428。
193 　关于与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本家，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16页。——429。
194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6章。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18页。——431。
195 　斐力卡斯（Villicus）即奴隶制庄园中的管事。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管事的劳动比奴隶的劳动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少”（见泰·蒙森《罗马史》1856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809、810页）。——432。
196 　马贡农书是迦太基作家马贡论述农业，特别是论述在迦太基很发达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业的著作。写作年月不详，共28卷。该著作在迦太基灭亡以后经罗马元老院批准译成拉丁文，并被官方推荐为合理组织罗马农业的模范著作。——432。
197 　见1859年1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22号。——433。
[198]　关于安·尤尔的这种说法，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50页。——434。
199 　关于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18、923页。——435。
200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18—919页。——437。

第二十四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商人资本G—W—G′上，至少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形式，虽然这种运动只处在流通领域内，因而利润只表现为让渡利润；但不管怎样，利润仍然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表现为单纯的物的产物。商人资本的形式，仍然表现一个过程，表现两个相反阶段的统一，表现一种分为两个相反行为即商品的买和卖的运动。在G—G′这个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运动就消失不见了。例如，资本家贷出1 000镑，利息率为5%，作为资本的这1 000镑的价值在一年内＝C＋Cz′；在这里，C代表资本，z′代表利息率，因而这镑。作为资本的1 000镑的价值＝1 050镑，就是说，资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量。它是一个数量关系，是作为一定价值的本金同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自身，即作为已经生产剩余价值的本金自身的关系。我们已经说过，对一切能动资本家来说，不管他们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执行职能，资本本身总是表现为这种会直接自行增殖的价值。

　　G—G′。在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的最初起点，G—W—G′公式中的货币，已归结为两极G—G′，其中G′＝G＋ΔG，即创造更多货币的货币。这是被缩简成了没有意义的简化式的资本最初的一般公式。这是已经完成的资本，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而是在一定期间内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资本。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性质是直接地表现出来的，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做中介。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的和富有自我创造力的源泉。现在，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已经是资本，资本表现为单纯的物；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自身具有的属性；究竟是把货币作为货币支出，还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取决于货币占有者，即处在随时可以进行交换的形式上的商品的占有者。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里显示的，不是货币到资本的实际转化，而只是这种转化的没有内容的形式。像在劳动力的场合一样，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创造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货币本身在可能性上已经是会自行增殖的价值，并且作为这样的价值被贷放，而贷放就是这种独特商品的出售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货币贷放人也是把他的货币作为这种可以生息的东西来出售的。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说过，甚至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也会这样表现，好像它并不是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作为资本自身，作为货币资本而提供利息。

　　下面这一点也是颠倒的：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利息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原初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和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生息形态，资本的这样一种简单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具有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

　　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即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它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取得了独立的存在。

　　资本只有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才变成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自行增殖的性质具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这个价格在每一场合都表示在当时的利息率上。

　　作为生息资本，而且正是在其作为生息货币资本的直接形式上（生息资本的其他形式同我们这里无关，这些其他形式也是由这个形式派生出来的，并以这个形式为前提），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的物神形式，即G—G′，一个主体，一个可出售的物。第一，这是由于资本作为货币的不断存在；在这样的形式上，资本的一切规定性都已经消失，它的现实要素也看不出来。货币正好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这个形式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别消失了，因而由这些商品和它们的生产条件构成的各种产业资本的差别也消失了；在这个形式上，价值——在这里也就是资本——是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而存在的。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形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要素，一个单纯的经过点。相反地，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总是以这个形式存在。第二，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这里又是在货币形式上——表现为资本本身应得的东西。像生长表现为树木固有的属性一样，生出货币（τóκος［利息和利子］）表现为资本在这种货币资本形式上固有的属性。²⁰¹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中介过程被省略了。因此，一个1 000的资本已确定为这样一种物，这种物本身＝1 000，经过一定时期变成1 100，好像窖内的葡萄酒，经过一定时期也会改善它的使用价值一样。资本现在是物，而作为物它是资本。货币现在“害了相思病”²⁰²。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或者投到再生产过程中去（这时，它会为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职能资本家，除提供企业主收入外还提供利息），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这样，在生息的货币资本（而且，一切资本就它的价值表现来说都是货币资本，或者现在被看成是货币资本的表现）上货币贮藏者的虔诚愿望得到了实现。

　　利息长在货币资本上就像长在一个物上一样（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事实在这里就是这样表现的），这就是路德在他反对高利贷的天真的狂吼中十分注意的事情²⁰³。路德作了如下的说明：当资本不能按规定期限偿还给贷出者，以致贷出者不能支付，因而受到损失时，或者当贷出者本来可以通过购买例如一座花园来获得利润，但由于资本不能按规定期限偿还给他而丧失获得这种利润的机会时，都可以要求利息。然后他接着说道：

　　“这样，我把它们〈100古尔登〉贷放给你，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也就是我在两方面都不得不受到损失，这就叫做双重损失：既遭受损失，又丧失利益…… 他们⁽¹⁾听说汉斯贷放100古尔登受了损失，并要求适当的赔偿，就急忙趁此机会对每100古尔登都索取这双重损失的赔偿，即为不能支付的损失和失去购买花园的机会所受的损失要求赔偿，好像每100古尔登都自然会生出这样双重的损失一样。因此，只要他们有100古尔登，他们就会贷放出去，并按照他们实际上没有受到的这样双重的损失来要求赔偿…… 既然谁也没有使你受损失，并且你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计算这种损失，你却从邻人手里取得货币来赔偿你虚构的损失，因此，你就是高利贷者。法学家把这种损失不是叫做实际的损失，而是叫做幻想的损失。这是各个人为自己而想象出来的损失…… 因此，说我可能会受损失，因为我可能既不能支付也不能购买，是不行的。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就是从偶然生出必然，就是无中生有，就是从未必会有的东西生出确实会有的东西。这种高利贷，要不了几年，不就会把整个世界吞掉了吗？…… 如果贷出者不以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而遭受偶然的损失，那他是应该得到补偿的，但在这种交易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费尽心机编造损失，让贫苦的邻人来赔偿，企图以此为生和发财致富，靠别人的劳动、忧患、危险和损失而使自己过着骄奢淫逸和荣华富贵的生活。我坐在火炉旁边，让我的100古尔登在国内为我搜集钱财。因为这是贷放出去的货币，所以终归要保存在我的钱袋里，没有任何危险，一点也不用担忧。朋友啊，谁不乐意这样做呢？”（马·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关于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会在再生产中自行增殖的价值，它由于天生的属性——也就是经院哲学家²⁰⁴所说的隐藏的质——，是一种永远保持、永远增长的价值，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赖斯博士生出许多荒诞无稽的幻想。它们已经远远超过炼金术士的幻想。对于这些幻想，皮特深信不疑，并且，他在制定还债基金²⁰⁵的条例时，把这些幻想当做他的财政政策的支柱。

　　“生复利的钱，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其速度就超出任何想象。一个便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5%的复利放出，到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15 000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可是如果以单利放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它至多只能变成7先令4(1/2)便士。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宁可用后一种方法而不用前一种方法来理财。”⁽²⁾

　　在《评继承支付》（1772年伦敦版）中，普赖斯更是想入非非：

　　“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6%的复利放出〈大概是投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假设它变成一个直径同土星轨道的直径相等的圆球——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因此，一个国家从来不会陷入困境；因为它只要有最小的积蓄就能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限内清偿最大的债务。”（第XIII、XIV页）

　　这对英国国债来说，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理论指导啊！

　　普赖斯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因为他完全不顾再生产和劳动的条件，把资本看做自行运动的自动机，看做一种纯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完全像马尔萨斯把人类看做是按几何级数增长一样²⁰⁶），所以他竟然以为，他已经在下述公式中发现了资本增长的规律：s＝c（1＋z）n。在这个公式中，s＝资本＋复利的总和，c＝预付资本，z＝利息率（表示在100的相应部分上），n代表过程进行的年数。

　　皮特十分认真地看待普赖斯博士的这种玄想谬说。1786年下院通过决议，为了公共利益举债100万镑。按照皮特所相信的普赖斯的说法，当然最好是向人民征税，来“积累”这个借到的金额，并且用复利的神秘法术来驱除国债。在下院通过这个决议后不久，接着就颁布了皮特提出的一项法律，规定积累25万镑，

　　“直至包括到期的终身年金在内的基金逐年增长到400万镑为止”（乔治三世二十六年第31号法令）。

　　皮特在他1792年提议增加还债基金金额的演说中，认为机器和信用等等也是使英国商业占优势的原因，但是，

　　“积累是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原因。这个原理在斯密这位天才的著作中已经得到完全的发挥和充分的说明……资本的这种积累得以实现，是因为人们至少把年利润的一部分再投回去以增加本金，而本金在次年按同样的方法被使用，连续地提供利润”。

　　这样，靠普赖斯博士的帮助，皮特就把斯密的积累理论变成一国人民通过债务积累而致富的理论，并且进入一个无限借债——为还债而借债——的愉快过程。

　　在柴尔德这个现代银行业之父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发现这样的话：

　　“100镑按10%的利息率以复利计算，经过70年，就会生出102 400镑。”（柴尔德《论商业》1754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第115页，1669年写成）

　　普赖斯博士的见解怎样不知不觉地混入了现代经济学中，可以由《经济学家》上的一段话得到说明：

　　“资本加上每部分储蓄资本的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　所有的地租现在也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1851年7月19日《经济学家》）²⁰⁷

　　就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属性来说，一切能生产出来的财富都属于资本所有，而资本迄今已经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资本的无所不吞的食欲的分期偿付。按照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这个摩洛赫！

　　最后，还有“浪漫主义的”弥勒的如下胡说：

　　“普赖斯博士所说的复利的惊人增长，或人的自行加速的力量的惊人增长，如果要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要以许多世纪不分割的或不中断的划一的顺序为前提。资本一旦分割开来，分成许多单个的自行生长的幼芽，力量积累的全过程就重新开始。自然赋予每个工人〈！〉增长力量的期间平均是20年到25年。过了这个期间，工人就离开人生道路，就要把那由劳动按复利积累起来的资本，转交给新的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给许多工人或儿童。这些工人和儿童在能由他们得到的资本取得真正的复利以前，必须先学会怎样去推动和运用这些资本。其次，市民社会所获得的巨额资本，即使在最活跃的共同体内也要经过多年才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且不是用来直接扩大劳动，而是相反地，一旦聚积成相当数额，就以贷放的名义，转移给另一个人，一个工人，一个银行或一个国家。然后接受的人在实际运用资本时从中收取复利，从而能够容易地向贷出者提出支付单利的保证。最后，如果只有生产或节约的规律发生作用，人的力量及其产物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消费、贪婪和浪费的规律会对这种增长起反作用。”（亚·弥勒，同上［《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3册第147—149页）

　　在少数几行内再也不能拼凑比这更多的令人恶心的胡言乱语了。且不说他可笑地把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力的价值和资本的利息等等混为一谈，他还说明，获得复利的原因在于，资本“贷放出去”，“在这之后”资本就带来“复利”。我们这位弥勒所用的方法，具有一切行业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它的内容是由日常的偏见构成的，是从事物最表面的假象取来的。然后，这种错误的平庸的内容被用神秘的表达方法“提高”和诗化了。

　　只有当利润（剩余价值）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即被用来吮吸新的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可以叫做利息的时候，资本的积累过程才可以看做是复利的积累。但是：

　　1. 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因此，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说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³⁾

　　2. 本册第三篇已经证明，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正好表现为可变资本部分同不变资本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当一个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增加为10倍时，要产生相同的利润率，剩余劳动时间也必须增加为10倍。这样，即使全部劳动时间，甚至一日24小时都被资本占有，也不够用。但利润率不会降低的观念，是普赖斯所说的级数的基础，并且总的说来，也是“复利资本无所不吞”这样一种说法的根据。⁽⁴⁾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设置了一个质的界限：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数目由人口限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相反地，如果剩余价值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么，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并且会超出任何想象。

　　但是，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按照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按几何级数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以致像《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积累的劳动产品，早已对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财富进行了贴现，依法据为己有。过去的劳动的产品，过去的劳动，在这里本身就孕育着现在的或未来的活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知道，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再生产出来，这实际上只是它们同活劳动接触的结果；其次，过去劳动的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配权，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过去劳动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并支配着活劳动——的时期内才存在。

(1) 指贪财的人。——编者注
(2) 理查·普赖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版［第19页］。他说得天真可笑：“我们必须用单利来借钱，以便用复利来使它增殖。”（见罗·汉密尔顿《关于大不列颠国债的产生和发展的调查》1814年爱丁堡［增订］第2版［第133页］）按照这种说法，借钱对私人来说也成了致富的最可靠的手段。但是，如果我按5%的年息借到比如说100镑，我就必须在年终支付5镑，假定这个借款继续一亿年，那我在这个期间每年总是只有100镑可以贷放出去，并且每年同样要支付5镑。这样一来，我永远不可能借入100镑，再贷出105镑。我靠什么来支付这5%的利息呢？只有靠新的借入；如果说的是国家，那就是靠课税。如果是产业资本家借钱，他就能够在获取例如15%的利润时，把5%支付利息，把5%用在消费上（虽然他的胃口会同他的收入一同增大），把5%变成资本。这就是说，必须以15%的利润为前提，才能不断支付5%的利息。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根据前面已经阐明的理由，利润率还会由比如说15%降低到10%。普赖斯完全忘记了5%的利息是以15%的利润率为前提的，并且假定这个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积累而继续下去。他完全不考虑现实的积累过程，只考虑把货币贷放出去，以便使它带着复利流回来。至于这是怎么来的，对他来说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那正是生息资本天生的性质。
(3) 见穆勒和凯里的著作，以及罗雪尔按其错误理解对此所作的注释。²⁰⁸
(4) “很清楚，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才智，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断地被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23页——霍吉斯金著）²⁰⁹
201 　从本章开始至此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91—899页。——443。
202 　“害了相思病”，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5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第2节《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7页）曾谈到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443。
203 　关于马丁·路德反对高利贷的观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37—938页已有论述。——443。
204 　经院哲学，也称烦琐哲学，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学院中形成的一种哲学。经院哲学家们通过烦琐的抽象推理的方法来解释基督教教义和信条，实际上把哲学当做“神学的婢女”。他们认为，一般概念（神创造的）对于个别事物来说是永恒的。对于任何事物的解释，在于找到“隐藏的质”，即天生的属性。——444。
205 　关于威·皮特的还债基金，详见马克思1858年4月写的《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一文。马克思对理·普赖斯关于复利的错误见解的批判，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47—4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54—255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V III笔记本第1066—1068页。——444。
206 　见托·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伦敦版第25—26页。——446。
207 　《经济学家》杂志上的这段话采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067页。——447。
[208]　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49年伦敦第2版第1卷第91—92页，亨·查·凯里《社会科学原理》1859年费城版第3卷第71—73页，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45节。——448。
[209]　托·霍吉斯金关于复利问题的观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79—889页有较详细的论述。——449。

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也在考察范围之外。

　　我以前已经指出（第一册第三章第3节b），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从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是怎样由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证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证概括为票据这个总的范畴。这种票据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票据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消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币了。就像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票据，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票据流通为基础。

　　威·利瑟姆（约克郡的银行家）在《关于通货问题的书信》（1840年伦敦增订第2版）中说：

　　“我认为，1839年全年票据的总额是528 493 842镑〈他认为外国的汇票约占总额的七分之一〉，该年同时流通的票据额是132 123 460镑。”（第55、56页）“汇票是通货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数额比其余一切部分加在一起的数额还要大。”（第3、4页）“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事情演变当中这个基础变得过分窄小，这个上层建筑的坚固性，甚至它的存在，就会处于危险境地。”（第8页）“如果估计一下全部通货〔他是指银行券〕和所有银行必须立即支付的债务额，那么我认为，可以依法要求兑换为金的总额是15 300万镑，而用来满足这种要求的金只有1 400万镑。”（第11页）“汇票没有别的办法加以控制，除非防止出现货币过剩，防止出现低利息率或低贴现率，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一部分汇票，并不致使汇票过度膨胀。要判断票据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融通票据构成，这是不可能的。融通票据，就是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签发另一张代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创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第43、44页）

　　詹·惠·博赞克特在《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1842年伦敦版）中说：

　　“每个营业日在票据交换所²¹⁰伦敦银行家互相交换他们所收的支票和到期的汇票的地方〕结清的平均支付额在300万镑以上，但每天为这个目的需用的货币额只略多于20万镑。”（第86页）〔1889年，票据交换所的周转总额为761 875万镑，在大约300个营业日中，平均每天为2 550万镑。——弗·恩·〕“如果汇票通过背书把所有权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它就毫无疑问是不以货币为转移的流通手段（currency）。”（第92、93页）“平均地说，可以假定每张流通的汇票都有两次背书，因而每一张汇票在到期以前都结清过两次支付。因此，单由背书一项，在1839年，通过汇票转移的所有权的价值就等于52 800万镑的两倍或105 600万镑，每天在300万镑以上。因此，没有疑问，汇票和存款加在一起，没有货币的帮助，单通过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每天至少完成1 800万镑货币的职能。”（第93页）

　　关于信用一般，图克说过如下的话：

　　“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如果资本是用货币贷放的，也就是用银行券，或用现金，或用一种对客户开出的支取凭证贷放的，那么，就会在还款额上加上百分之几，作为使用资本的报酬。如果资本是用商品贷放的，而商品的货币价值已经在当事人之间确定，商品的转移形成出售，那么，要偿付的总额就会包含一个赔偿金额，作为对资本的使用和对偿还以前所冒的风险的报酬。这种信用通常立有文据，记载着确定的支付日期。这种可以转移的债券或凭据成了一种手段，借助这种手段，当贷放人在他们持有的票据到期以前，发现有机会可以在货币形式上或在商品形式上利用他们的资本时，他们多半可以按较低的条件借到货币或较便宜地买到商品，因为他们自己的信用由于有了第二个人在票据上签字而得到加强。”（《通货原理研究》第87页）

　　沙·科克兰在《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见1842年《两大陆评论》第31卷［第797页］）中说：

　　“在任何一个国家，多数信用交易都是在产业关系本身范围内进行的……原料生产者把原料预付给从事加工制造的工厂主，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定期支付的凭据。这个工厂主完成他那一部分工作以后，又以类似的条件把他的产品预付给另一个要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加工的工厂主。信用就是这样一步步展开，由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一直到消费者。批发商人把商品预付给零售商人，他自己则向工厂主或代理商人赊购商品。每一个人都是一只手借入，另一只手贷出。借入和贷出的东西有时是货币，但更经常的是产品。这样，在产业关系之内，借和贷不断交替发生，它们互相结合，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正是这种互相借贷的增加和发展，构成信用的发展；这是信用的威力的真正根源。”

　　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展齐头并进。我们在前一篇（第十九章）已经看到，实业家的准备金的保管，货币出纳、国际支付和金银贸易的技术性业务，怎样集中在货币经营者的手中。同这种货币经营业相联系，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展起来。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一般地说，这方面的银行业务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银行拥有的借贷资本，是通过多种途径流到银行那里的。首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这样，这种基金就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商业界的准备金，由于作为共同的准备金集中起来，就可以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本来要作为准备金闲置起来的一部分货币资本也就会贷放出去，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第二，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行制度的特殊作用，应当把这种作用同银行在真正货币资本家和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区别开来。最后，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也会存入银行。

　　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票据的贴现——使票据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债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凭证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

　　银行家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向其他银行签发汇票、支票，开立同样的信用账户，最后，对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来说，是发行本行的银行券。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签发的、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最后这一种信用形式在外行人看来特别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为这种信用货币会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并在那里作为货币执行职能；还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的是，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但银行家也经营一切其他形式的信用，甚至贷放存在他那里的货币现金。实际上，银行券只形成批发商业的铸币，而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苏格兰的银行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不需要更详细地考察各种特殊的信用机构和银行本身的各种特殊形式。

　　“银行家的业务……可以分成两部分…… 1. 从那些不能直接运用资本的人那里收集资本，把它分配给或转移给能够运用它的人。2. 从顾客的收入接受存款，并在顾客需要把它用于消费的时候，如数付给他们。前者是资本的流通，后者是货币（currency）的流通。”“前者是一方面集中资本，另一方面分配资本；后者是为周围地区的地方需要而调节流通。”——图克《通货原理研究》第36、37页。

　　在第二十八章，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段话。

　　《委员会报告》第八卷，《商业危机》第二册第一部分，1847—1848年，附证词。——（以下引证时简称：《商业危机》，1847—1848年。）40年代，在伦敦进行汇票贴现时，通常不是用银行券，而是用一个银行向另一个银行签发的以21天为期的汇票（地方银行家约·皮斯的证词，第4636号和4645号）。同一个报告中说，在货币短缺时，银行家总是习惯于用这种汇票付给他的顾客。如果受款人想要银行券，他就只好把这种汇票再拿去贴现。对银行来说，这等于取得了造币的特权。琼斯·劳埃德公司“长期以来”，每当货币短缺，利息率达到5%以上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来支付。顾客也高兴接受这种银行家的汇票，因为琼斯·劳埃德公司的汇票比自己的汇票更容易贴现。此外，这种汇票往往经过了20个人到30个人的手。（同上，第901—905、992号）

　　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

　　“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增订第2版第38页。——“银行券是信用的零钱。”（第51页）

　　以下的话，引自詹·威·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1834年伦敦版）：

　　“银行的资本包括两部分：投资（invested capital）和借入的银行资本（ban-king capital）。”（第117页）“银行资本或借入资本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取得的：1. 接受存款；2. 发行本行的银行券；3. 签发汇票。如果有一个人贷给我100镑而不要任何报酬，我又把这100镑按4%的利息贷给另一个人，那我就会在一年中由这笔交易赚到4镑。同样，如果别人愿意接受我的保证支付的凭证〈I promise to pay［我保证支付］是英国银行券的普通公式〉，到年终时把它付还给我，再为此付给我4%的利息，像我真的曾经贷给他100镑一样，那我也会由这笔交易赚到4镑；又如果一个地方城市的某人交给我100镑，条件是21天以后我把这笔钱付给伦敦的某个第三者，那我在这个期间内能够由这笔钱赚到的利息都是我的利润。以上就是关于银行的经营和通过存款、银行券和汇票而建立银行资本的方法的一个概述。”（第117页）“一个银行家的利润，一般地说与他的借入资本或银行资本的数额成比例。要确定银行的实际利润，就必须从总利润中扣除投资的利息。余额就是银行利润。”（第118页）“银行家是把别人的货币贷给他的顾客。”（第146页）“正是那些不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家，用汇票贴现的方法来建立银行资本。他们借助贴现业务来增加自己的存款。伦敦的银行家只为自己的存户贴现。”（第119页）“那种向银行办理了汇票贴现并按汇票全部金额支付了利息的商行，至少要把这个金额的一部分留在银行手里而不取任何利息。用这个办法，银行家贷出货币的利息率比通行的利息率要高，并且靠这个留在自己手里的余额建立银行资本。”（第120页）

　　关于准备金、存款和支票的节约，他说：

　　“存款银行用转账的办法，节约了流通手段的使用，用小额实际货币来结清大额交易。这样腾出来的货币，再用贴现等办法，由银行家贷给他的顾客。因此，转账增进了存款制度的效果。”（第123页）“两个互相交易的顾客是与同一个银行家往来，还是与不同的银行家往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因为银行家会在票据交换所彼此交换他们的支票。这样，靠转账的办法，存款制度能够达到完全不使用金属货币的程度。如果每个人都在银行开户存款，并用支票来进行一切支付，这种支票就会成为唯一的流通手段。不过在这个场合，必须假定银行家手里有货币，否则，这种支票就会没有任何价值。”（第124页）

　　地方交易集中在银行手中，是通过：1. 支行。地方银行在本地区各小城市内设有支行；伦敦的银行也在伦敦各区设有支行。2. 代理处。

　　“每一个地方银行都在伦敦设有代理处，以便在伦敦兑付本行的银行券或汇票，并接受伦敦居民存入本地居民账户的各种款项。”（第127页）“每个银行家都收兑别家的银行券，但不再发行出去。在每个较大的城市中，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或两次，交换各人的银行券。差额就用在伦敦兑付的汇票来付清。”（第134页）“银行的目的在于便利营业。但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　在有银行的地方，都可以较容易和较便宜地获得资本。资本便宜会助长投机，就像牛肉和啤酒便宜会鼓励人们贪食嗜酒一样。”（第137、138页）“因为发行本行银行券的银行总是用这种银行券来支付，所以他们的贴现业务好像完全是用这个办法创造出来的资本进行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个银行家用本行的银行券来兑付一切他所贴现的票据，然而他所有票据的十分之九仍然可能代表实际资本。因为，他自己虽然只用本行的纸币来兑付这种票据，但这种纸币不必在流通中停留到票据到期的时候。票据也许要三个月才到期，而银行券可能三天内就流回来了。”（第172页）“存户透支是一项正常业务；实际上，发放现金贷款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发放现金贷款不仅有个人担保，而且也有有价证券的存入作为保证。”（第174、175页）“以商品作担保而贷给资本，和以票据贴现形式贷给资本所起的作用相同。如果某人用他的商品作担保借进100镑，那和他把这宗商品出售而取得100镑的票据，并把这张票据在银行家那里贴现是一样的。有了这种贷款，他就能使商品保存到市场状况较好的时候，并能避免为了取得急需的货币而不得不遭受的那种牺牲。”（第180、181页）

　　《通货论》第62、63页：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今天存在A处的1 000镑，明天会被支付出来，形成B处的存款。后天它又可能由B处再支付出来，形成C处的存款，依此类推，以至无穷。因此，这1 000镑货币，通过一系列的转移，可以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很可能，英国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九，除存在于银行家各自的账面上外，根本就不存在……　例如在苏格兰，流通的货币〔而且几乎完全是纸币！〕从来没有超过300万镑， 而银行存款却有2 700万镑。只要没有普遍的突然提取存款的要求，这1 000镑来回提存，就可以同样容易地抵消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我今天用来抵消我欠某商人债务的同一个1 000镑，明天又可以被用来抵消他欠另一个商人的债务，后天又可以被这个商人用来抵消他欠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这同一个1 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消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

　　〔我们已经看到，吉尔巴特在1834年就已知道：

　　“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

　　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仅仅为了获得这样的贷款而制造商品或把制成的商品投到远方市场去的尝试，也就越是增加。至于一个国家的整个商业界会怎样充满这种欺诈，最后结果又会如何，1845—1847年的英国商业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能够干些什么。为了阐明下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先作一些简短的说明。

　　1842年底，从1837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压在英国工业身上的压力开始减弱。在其后的两年中，外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得更多；1845—1846年是高度繁荣的时期。1843年，鸦片战争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的市场，给予当时已经存在的蓬勃扩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扩展以新的借口。“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3亿人提供衣服。”——当时曼彻斯特一位工厂主就是这样对笔者说的。但是，一切新建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都不足以吸收从兰开夏郡大量涌来的剩余价值。人们怀着扩充生产时具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铁路的建筑；在这里，工厂主和商人的投机欲望第一次得到满足，并且从1844年夏季以来已经如此。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股，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购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可想！当以后付款的期限来到时——按照《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1059号提问的记载，1846—1847年投在铁路上的资本，达到7 500万镑——，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本来的营业多半也只好为此而失血。

　　并且，这种本来的营业在大多数场合也已经负担过重。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银行贴现率低：1844年是1(3/4)%—23%；1845年直到10月，是在3%以下，后来有一个短时间（1846年2月）上升到5%，然后1846年12月，又下降到3(1/4)%。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为什么要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为什么不把我们所能制造的一切商品运往迫切需要英国工业品的外国市场上去呢？为什么工厂主自己不应该从在远东出售纱和布当中，并从在英国出售换回的货物当中获取双重的利益呢？

　　于是就产生了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²¹¹的制度。这种制度，像我们在以下的说明中将详细描述的那样，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

　　这次崩溃随着1846年农作物歉收而爆发了。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特别是谷物和马铃薯。但供给这些物品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量的英国工业品作为对这些物品的支付；必须付给贵金属；至少有900万镑的金流到国外去了。其中足有750万镑的金取自英格兰银行的库存现金，这就使英格兰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其他那些把准备金存于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和英格兰银行储备的是同一笔准备金的银行，也同样必须紧缩它们的货币信贷；迅速而流畅地集中到银行进行的支付现在陷于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银行贴现率在1847年1月还只有，在恐慌最初爆发的4月已上升到7%，然后在夏季再一次出现暂时的微小的缓和（），但当农作物再一次歉收时，恐慌就重新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英格兰银行官方规定的最低贴现率10月已经上升到7%，11月又上升到10%，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汇票只有支付惊人的高利贷利息才能得到贴现，或根本不能贴现；支付的普遍停滞使一系列第一流商行和许许多多中小商行倒闭；英格兰银行本身也由于狡猾的1844年银行法²¹²加给它的种种限制而濒于破产。政府迫于普遍的要求，于10月25日宣布暂停执行银行法，从而解除了那些加给英格兰银行的荒谬的法律限制。这样，该行就能不受阻碍地把库存的银行券投到流通中去；因为这种银行券的信用事实上得到国家信用的保证，不会发生动摇，所以货币紧迫的情况立即得到了决定性的缓和；当然，不少陷入绝境的大小商行还是破产了，但危机的顶点过去了，银行贴现率12月又下降到5%，并且还在1848年中，一个新的营业活跃期就已准备就绪了，它挫伤了1849年大陆上革命运动的锐气，并在50年代先是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工业繁荣，然后又引起了1857年的崩溃。——弗·恩·〕

　　I. 关于国债券和股票在1847年危机中大为贬值的情况，上院在1848年发表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提出说明。按照这种说明，1847年10 月23日与同年2月相比，价值降低的总额如下：

　　II. 在东印度贸易上，人们已经不再是因为购买了商品而签发汇票，而是为了能够签发可以贴现、可以换成现钱的汇票而购买商品。关于这种贸易上的欺诈，1847年11月24日《曼彻斯特卫报》有如下的记载：

　　伦敦的A托B向曼彻斯特工厂主C购买货物，准备运往东印度D那里去。B凭C向B签发的以6个月为期的汇票向C支付。B也用向A签发的以6个月为期的汇票使自己得到补偿。货物一经起运，A又凭提单向D签发以6个月为期的汇票。

　　“这样，购货人和发货人二者都在货物实际得到支付的几个月以前已经有了资金；并且这种汇票在到期时通常总是会再更新一次，借口是在这种‘长期贸易’中回流需要有一段时间。但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营业上的损失，并没有导致营业的收缩，而是恰恰导致营业的扩大。当事人越穷，就越需要购买，因为他们要通过购买得到新的贷款，以便补偿他们在以前投机中已经损失的资本。现在，购买已经不是由供求来调节，而是成了一个陷于困境的商行进行金融活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本国工业品输出上发生的现象，也在外国农产品购买和运输上发生了。印度的那些有足够信用可以拿汇票去贴现的商行所以购买砂糖、蓝靛、丝或棉花，并不是因为购买价格和伦敦最近的价格相比有利可图，而是因为从前向伦敦某商行签发的汇票快要到期，必须设法弥补。还有什么比购买一批砂糖，用向伦敦某商行签发以10个月为期的汇票来进行支付，并把提单邮寄伦敦的办法更为简单的吗？不到两个月，这批刚刚寄出的货物的提单，连同这批货物本身，就抵押到伦巴特街²¹³的银行去了，而伦敦的商行也在为这批货物签发的汇票到期以前8个月，就得到了货币。只要贴现公司还有充裕的货币可以凭提单和栈单提供贷款，并为印度商行向明辛街²¹⁴的‘著名’商行签发的汇票进行漫无限制的贴现，这一切就都会顺利进行，不会遇到阻碍和困难。”

　　〔在来往印度的商品必须绕过好望角用帆船运送的时候，这种欺诈办法一直流行着。但自从商品通过苏伊士运河并用汽船运送以来，这种制造虚拟资本的方法就丧失了基础：漫长的商品运输时间。而自从英国商人对印度市场的状况，印度商人对英国市场的状况能够在当日由电报得知以来，这个办法就完全行不通了。——弗·恩·〕

　　III. 下面是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商业危机》报告（1847—1848年）中的一段话：

　　“1847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英格兰银行通知利物浦皇家银行说，从现在起，该行对皇家银行的贴现业务将减少一半。这个通知起了很坏的作用，因为近来在利物浦用汇票支付比用现金支付的情况多得多；并且因为通常要带许多现金到银行去兑付本人承兑汇票的商人，近来可以只带他们出售棉花及其他产品所得的汇票。这种做法迅速扩大，营业困难也同时增加了。银行必须为商人支付的承兑汇票，多半是国外签发的，以前多半要用产品所得的进款来偿付。商人现在所携带的用来代替以前的现金的汇票，有不同的期限和不同的种类，相当大一部分是以三个月为期的银行汇票，大多数是为棉花签发的汇票。这种汇票，如果是银行汇票，总是由伦敦的银行家承兑，如果不是，就由在巴西、美国、加拿大、西印度等地的各行各业的商人承兑…… 商人不互相签发汇票，但在利物浦购买货物的国内顾客，会用向伦敦的银行，或向伦敦其他的商行，或向任何一个人签发的汇票来偿付。英格兰银行的通知，使那种为已出售的外国产品签发的汇票缩短了期限，以前这种汇票的期限往往在三个月以上。”（第26、27页）

　　如上所述，英国从1844年到1847年的繁荣时期，是和第一次大规模的铁路欺诈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次欺诈活动对一般营业所产生的影响，上述报告有如下的记载：

　　“1847年4月，几乎所有商行都由于它们的一部分商业资本投在铁路上而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第41、42页）“有人凭铁路股票按高利息率如8%向私人、银行家、保险公司借款。”（第66、67页）“这些商行给予铁路这么多投资，这使他们自己不得不再用汇票贴现的办法，向银行过多地借入资本来继续进行他们本身的业务。”（第67页）（问：）“您是说，铁路股票的缴款大大加强了〔1847年〕4月和10月〔货币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压力吗？”（答：）“我认为，那对4月份的压力未必会有什么影响。据我看，铁路股票的缴款，一直到4月，也许一直到夏季，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银行家的地位。因为货币的实际支出，完全不像货币的缴入那样迅速；因此，在该年初，大多数银行手里都有数额相当可观的铁路基金。〔这一点已经由银行家在《商业危机》（1848—1857年）中的许多证词所证实。〕这个铁路基金在夏季已逐渐消失，到12月31日已大为减少。10月份形成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手里铁路基金的逐渐减少；在4月22日和12月31日之间，我们手里的铁路基金余额已减少三分之一。铁路缴款在整个英国都有这种影响；它使银行存款渐渐枯竭。”（第43、44页）

　　赛米尔·葛尼（臭名昭著的奥弗伦—葛尼公司²¹⁵的经理）也说：

　　“1846年，铁路所需要的资本数额特别大，但利息率并没有提高。小额资本聚集成大额资本，而这种大额资本是在我们的市场上用掉的；因此，大体说来结果是，投在西蒂货币市场上的货币多于从西蒂货币市场上取走的货币。”［第159页］

　　利物浦股份银行的董事，亚·霍奇森曾经指出，汇票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成为银行家的准备金，他说：

　　“我们的习惯是，至少把我们的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九和我们从别人手里得到的全部货币，以一天天到期的汇票的形式保存在我们的票据箱内……所以在危机期间，每天到期的汇票额几乎和每天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付款的金额相等。”（第53页）

　　投机汇票。

　　（第5092号）“这种汇票〈为所出售的棉花而签发的汇票〉主要由什么人承兑呢？”〔罗·加德纳，本书多次提到的一个棉纺织厂主：〕“由商品经纪人承兑；一个商人买了棉花，把它交给一个经纪人，向这个经纪人签发汇票，并拿汇票去贴现。”——（第5094号）“这种汇票是交到利物浦银行，并在那里贴现吗？”——“是的，但也在别处…… 如果没有这种主要由利物浦银行办理的信贷，依我看，去年的棉花每磅就会便宜便士或2便士。”——（第600号）“您说过，大量流通的汇票是由投机家向利物浦的棉花经纪人签发的；除棉花以外，对于贵行为其他殖民地产品的汇票的付款，您的这种说法也是适用的吗？”——〔亚·霍奇森，利物浦的银行家：〕“一切种类的殖民地产品都是这样，棉花特别是这样。”——（第601号）“您作为一个银行家，要设法拒收这种汇票吗？”——“不；我们认为，这种汇票，只要适量就是完全合法的…… 这种汇票往往要延期。”

　　1847年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上的欺诈。——查理·特纳（利物浦一家从事东印度贸易的第一流商行的经理）：

　　“我们大家都知道毛里求斯商业上和类似的商业上发生的事情。经纪人习惯于不仅在商品抵埠以后，以这种商品作为抵押（这是完全合法的），和以提单作为抵押，取得贷款，来偿付凭这批商品签发的汇票…… 而且在产品起运以前，有些时候甚至在产品制造以前，就以产品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例如有一次，我在加尔各答买了6 000—7 000镑汇票；出售汇票所得的钱被送往毛里求斯，以便资助那里的甘蔗种植；汇票被送到英国时，其中半数以上被人拒收；原因在于，在本应用来兑付这种汇票的砂糖终于运到时，发现这些砂糖在起运以前，实际上几乎还在熬制以前，已经抵押给第三者了。”（第78页）“现在必须为运往东印度市场的商品向工厂主支付现金；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只要购买者在伦敦有一点信用，他就能向伦敦签发汇票，并把汇票在伦敦贴现，伦敦现在的贴现率并不算高；他把用这个方法得到的货币付给工厂主……向印度运送商品的人，至少要12个月，才能从那里收回货款…… 一个拥有10 000镑或15 000镑的经营印度贸易的人，会在伦敦一家商行那里得到巨额的信用；他给该商行1%的手续费，按如下的条件向它签发汇票：送往印度的商品所得的货款，将交到这家伦敦商行；双方默契，这家伦敦商行不必实际预付现钱，这就是说，汇票会延期，直到货款流回为止。这种汇票在利物浦、曼彻斯特、伦敦贴现，其中有不少保留在苏格兰的银行手里。”（第79页）——（第786号）“有一家商行最近在伦敦倒闭了。人们在查账时发现了如下的情况：在曼彻斯特有一家商行，在加尔各答另有一家商行；它们在这家伦敦商行开有20万镑信用的账户，这就是说，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运商品去委托加尔各答那家商行销售的这家曼彻斯特商行的营业伙伴，有权向该伦敦商行签发总额20万镑的汇票；同时还商定，该加尔各答商行也向该伦敦商行签发20万镑的汇票；这种汇票在加尔各答出售，卖得的钱则被用来购买别的汇票寄给伦敦那家商行，让它能够兑付最初由格拉斯哥或曼彻斯特所签发的汇票。这样，通过这种交易，就产生60万镑汇票。”——（第971号）“现在，如果加尔各答某商行〔为英国〕购买一船货物，用该行向伦敦代理商签发的汇票来支付，并把提单送往伦敦，那么，这种提单就会立即被他们拿到伦巴特街去获取贷款；因此，在他们的代理商必须兑付汇票以前，他们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利用这宗货币。”

　　IV. 1848年，上院一个秘密委员会开会研究1847年危机²¹⁶的原因。但是，为这个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到1857年才公布（《调查商业危机原因的上院秘密委员会证词记录》（1857年），本书引用时简称：《商业危机》，1848—1857年）。在那里，利物浦联合银行董事李斯特先生作证时说：

　　（第2444号）“1847年春，信用过度膨胀……　因为实业家已经把他们的资本由他们的营业转移到铁路方面去，但还是想维持原有的营业规模。每个人当初也许都认为，他可以出售铁路股票获得利润，由此弥补营业上需用的货币。也许他已经发觉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自己以前用现金支付的营业中，现在改用信用。这样一来，信用就膨胀了。”

　　（第2500号）“这种使承兑银行蒙受损失的汇票，主要是为谷物或棉花签发的吗？……　这是为各种产品，如谷物、棉花、砂糖和其他各种国外产品签发的汇票。当时几乎没有一种产品不跌价，也许只有油是例外。”——（第2506号）“只要没有充分的保证，包括对作为担保品的商品跌价的补偿，承兑汇票的经纪人就不会承兑它。”

　　（第2512号）“为产品而签发的汇票有两种。属于第一种的，是国外向进口商人签发的原汇票……　这种为产品签发的汇票，往往在产品抵埠以前已经到期。因此，在商品抵埠的时候，如果这个商人没有足够的资本，他就必须把商品送到经纪人那里去押款，直到他能把商品售出时为止。于是马上会由利物浦的商人用那宗商品作担保，向经纪人签发另一种汇票……　因此，要弄清经纪人那里是否有这宗商品，以及他为这宗商品提供了多少贷款，就成了银行家要做的事情。银行家必须弄清楚，经纪人是否有财产能够在蒙受损失时用来补偿损失。”

　　（第2516号）“我们也接受来自外国的汇票…… 某人在国外购买那种在英国兑付的汇票，并把它送到英国的一个商行。从这种汇票，我们看不出它签发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是代表产品还是只代表风。”

　　（第2533号）“您说，几乎每一种外国产品售出时都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您认为，这是由于在这类产品上进行了不当的投机造成的吗？——这是由于这类产品进口很多，但没有相应的消费可以吸收它们。无论从哪一点看，消费都非常显著地下降了。”——（第2534号）“10月间……产品几乎完全卖不出去。”

　　关于在崩溃最严重的时刻人们怎样普遍地“各自逃命”⁽¹⁾，一位第一流的行家，可敬的狡猾的贵格教徒，奥弗伦—葛尼公司的赛米尔·葛尼，在同一个报告中说：

　　（第1262号）“在恐慌笼罩着的时候，一个实业家不会自问，他把自己的银行券投放出去能获得多少，也不会问，他在出售国库券或利息率为3%的债券时会受1%的损失还是2%的损失。只要他一旦处于恐怖的影响之下，他就不再关心是赢利还是损失；他只求自身安全，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V. 关于两个市场互相造成商品充斥的问题，一个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商人亚历山大先生，曾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本书引用时简称：《银行委员会》，1857年）作证说：

　　（第4330号）“目前，如果我在曼彻斯特投下6先令，我将在印度收回5先令；如果我在印度投下6先令，我也将在伦敦收回5先令。”

　　这样，印度市场为英国商品所充斥，英国市场也同样为印度商品所充斥。而且，这是在1857年夏天发生的情况，和1847年的惨痛经验相距还不到10年！

(1) 法文成语，原文是Sauve qui peut，是战场上大溃败时喊的口号。——编者注
210 　票据交换所是1775年在伦敦伦巴特街（见注213）成立的，参与其业务的有英格兰银行和伦敦其他较大的银行，它的任务是为这些银行的票据和支票等互相间抵消债权。——451。
211 　委托销售（consignatio）是在国外代销商品的一种形式，由出口商（托售人）把商品运往外国商行（代销人）的货栈，委托后者依双方签署的书面协议中的条件代为出售。——459、556。
212 　关于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见本卷第34章《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460、476、490、537、608、640。
213 　伦巴特街是伦敦的金融中心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461、564。
214 　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461、564、635。
215 　奥弗伦—葛尼公司是19世纪中叶英国伦敦证券业和金融业中的大股份公司之一，曾被称为“银行家的银行家”。葛尼死后10年，1866年5月10日该公司因负债1100万镑而倒闭，引起了当时伦敦股票市场上有名的“黑暗的星期五”恐慌。关于葛尼的投机活动，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1855年7月6日前后写的文章《人民同警察的冲突。——论克里木事件》。——463。
216 　1847年危机的原因是由于40年代中期谷物歉收，英国的生活资料进口价格上涨，英格兰银行黄金大量外流。1847年4月，货币市场发生恐慌，与此同时，谷物市场商品充斥，要求大量的货币和信贷。1847年10月危机达到最高峰。由于停止执行1844年皮尔银行法（见本卷第34章），英格兰银行才获得了新的活动余地，迅速克服了货币危机，但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即生产过剩仍然存在。——465、471、549、629、670。

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在英国，正在发生追加财富的不断积累，其趋势是最终采取货币形式。但是，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下一个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么，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自从国债在1816年达到最高限度，不再起吸收器的作用以来，每年至少有2 700万在寻找别的投资场所。此外，还有各种的资本偿还…… 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打开出路。”（《通货论》1845年伦敦版第32—34页）

　　关于1845年，该书说：

　　“在很短的时期内，物价已经由萧条时期的最低点急剧回升…… 利息率3%的国债券几乎照票面价值买卖了…… 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黄金总额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储备额。各种股票的价格都高到几乎前所未闻的程度，而利息率却降到几乎只剩一个名义了…… 这一切都证明：在英国，又一次出现了闲置财富的沉重积累；不要多久，我们将又一次面临投机的狂热时期。”（同上，第36页）

　　“虽然金的输入不是对外贸易获利的可靠标志，但在没有另外一种说明方法的情况下，这种金的输入的一部分，显然代表着这样一种利润。”（约·盖·哈伯德《通货和国家》1843年伦敦版第40、41页）“假定在营业一直兴旺、价格有利、通货充足的时期，由于农作物歉收，需要输出500万镑金以输入同额价值的谷物。通货〔下面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不是指流通手段，而是指闲置的货币资本。——弗·恩·〕会按同额减少。私人手中掌握的流通手段也许还和以前一样多，但是，商人在他们的银行里的存款，银行在它们的货币经纪人手里的余款以及银行库存的准备金都会减少，而闲置资本额的这种减少的直接结果，将是利息率的提高，例如由4%提高到6%。因为营业状况良好，所以信任没有动摇，而信用会得到更高的评价。”（同上，第42页）“如果商品价格普遍下降，多余的货币就会以增加存款的形式流回银行，闲置资本的过剩就会使利息率下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较高的物价或比较活跃的营业使这种闲置的货币得到使用，或者，直到这种货币投在外国有价证券或外国商品上而被吸收掉。”（第68页）

　　以下摘录又是引自议会关于《商业危机》的报告（1847—1848年）。——由于1846—1847年的歉收和饥荒，必须大量进口粮食。

　　“因此，进口大大超过了出口……　因此，货币大量从银行流出，那些有汇票需要贴现的人越来越多地拥向贴现经纪人，经纪人开始仔细审查汇票。以前承诺提供的信贷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基础薄弱的商行倒闭了。完全依赖信用的人开始破产。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以前已经感到的不安；银行家等人发现，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把握地可以把他们的汇票和其他有价证券换成银行券，以偿还他们的债务；他们对信贷采取了更大的限制并且往往干脆加以拒绝；他们在许多场合把他们的银行券储藏起来，以便将来偿付他们自己的债务；他们宁愿根本不发出银行券。不安和混乱与日俱增。如果没有约·罗素勋爵那封信函，全面的破产恐怕已经发生了。”（第74、75页）

　　罗素的信函²¹⁷，使银行法暂停执行。——前面提到的那位查·特纳作证说：

　　“有些商行有巨额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他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蓝靛厂、制糖厂上了。当他们的债务达到50万—60万镑时，他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支付为此签发的汇票了；最后，他们只有靠他们的信用，而且是足够的信用，才能支付他们的汇票。”（第81页）

　　前面提到的那位赛·葛尼说：

　　［第1664号］“现在〈1848年〉到处都出现了交易缩减和货币大大过剩的现象。”——（第1763号）“我不认为，利息率提得这样高是由于缺少资本；这是由于惊慌，由于获得银行券的困难。”

　　1847年，英国为进口食物至少向外国支付了900万镑金。其中，750万镑来自英格兰银行，150万镑来自别的地方（第301页）。——英格兰银行总裁莫里斯说：

　　“1847年10月23日，公债券、运河股票、铁路股票已经贬值114 752 225镑。”（第312页）

　　同一个莫里斯在答复乔·本廷克勋爵时说：

　　［第3846号］“难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种证券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贬值了吗，原料、原棉、生丝和原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了吗，砂糖、咖啡和茶叶都被强制拍卖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食物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国家必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您是不是认为，与其忍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800万镑呢？——我不认为是这样。”

　　下面是对这种英雄主义所作的注释。迪斯累里向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和前任总裁威·柯顿先生问道：

　　“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得到多少股息？——那一年是7%。——1847年的股息是多少？——9%。——今年英格兰银行要替它的股东交所得税吗？——是的。——1844年也是这样吗？——不是。⁽¹⁾——这样看来，这个银行法〈1844年的银行法〉对股东非常有利了……　结果是，从新银行法实施以来，股东的股息已由7%增加到9%，此外，股东在以前必须交纳的所得税，现在由银行交纳了，是不是呢？——确实是这样。”（第4356—4361号）

　　关于1847年危机²¹⁶期间银行的货币贮藏，地方银行家皮斯先生说：

　　（第4605号）“因为银行不得不越来越提高它的利息率，人们普遍产生了忧虑；地方银行都增加了自己手中的货币额和银行券额；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平时也许只保留几百镑金或银行券，现在都立刻在钱柜和账桌抽屉里贮存了数千镑，因为大家对于贴现和汇票在市场上的流通力都感到极不可靠；结果普遍都贮藏货币。”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指出：

　　（第4691号）“所以，不管过去12年内原因是什么，结果总是更有利于犹太人和货币经营者，而不是更有利于一般的生产阶级。”

　　至于货币经营者曾经多么厉害地利用危机时期，图克说：

　　“沃里克郡和斯塔福德郡的金属制品业，1847年拒绝了许多订货单，因为工厂主拿汇票去贴现时必须支付的利息率，把他的全部利润吞掉还嫌不够。”（第5451号）

　　我们现在再引用一个以前已经引用过的议会报告：《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7年由下院向上院提出（以下引证时简称：《银行委员会》，1857年）。在这个报告中，“通货原理”²¹⁸派的巨星，英格兰银行董事诺曼先生，受到了如下的质问：

　　（第3635号）“您说，您认为利息率不是取决于银行券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资本的供求。您是否可以谈一谈，您所说的资本，除了银行券和硬币而外，还指什么？——我认为，资本的普通定义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第3636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是否把一切商品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生产上使用的一切商品都包括在内了。”——（第3637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您把这一切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是的。假定有一个棉纺织厂主，他的工厂需要棉花。他大概会用这样的办法弄到棉花：他先从他的银行家那里获得一笔贷款，带着这样得到的银行券到利物浦去购买。他真正需要的是棉花；他需要银行券或金，只是当做获得棉花的手段。或者，他需要资金，是为了给他的工人支付报酬；这样，他又要借银行券，用来支付工人的工资；而工人又需要食物和住所；货币就是对这些需要实行支付的手段。”——（第3638号）“但是对货币要支付利息吗？——当然，首先要支付利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假定他赊购棉花，没有从银行取得任何贷款；这时，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

　　这种自鸣得意的胡言乱语，只有“通货原理”派的这位台柱才说得出口。首先是天才的发现：银行券或金是购买某种物品的手段；人们借银行券或金，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由此要问，利息率是由什么东西调节的？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而我们以前只知道商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但是，完全不同的利息率，是和不变的商品市场价格并行不悖的。——往下似乎又显得很机智。“但是对货币要支付利息”这个正确的提法，当然包括如下的问题：根本不经营商品的银行家所得的利息，同这些商品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那些把货币投在各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也就是那些把货币投在生产上所使用的各种商品会遇到完全不同的供求关系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不是要按同一利息率得到货币吗？对于这个问题，这位可敬的天才的回答是：如果工厂主赊购棉花，“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刚好相反。现有的利息率——天才诺曼应当说明的正是这种利息率是如何调节的——才是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的尺度。首先，棉花是按照它的现金价格出售的，这个价格由市场价格决定，而市场价格本身由供求的状况调节。例如，价格＝1 000镑。就买卖而言，工厂主和棉花经纪人之间的交易由此就结束了。但是，还有第二种交易加进来。这就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易。1 000镑的价值是以棉花贷给工厂主的；他必须在比如说三个月内用货币偿还。这时，1 000镑在三个月内按市场利息率得到的利息，就是高于现金价格的加价。棉花的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但是1 000镑棉花价值在三个月内贷出的价格，是由利息率决定的。棉花本身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一事实，在诺曼先生看来，就是证明：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如果根本没有货币，那也就决不会有一般利息率了。

　　首先，资本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这种见解是一种庸俗的见解。在这些商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时，它们作为资本的价值，不同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价值，表现在由它们的生产用途或商业用途产生的利润中。并且，利润率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所购买商品的市场价格和它们的供求有某种关系，但它仍然由完全不同的事情决定。并且，毫无疑问，利息率一般说来是以利润率为它的界限的。但诺曼先生正是应当告诉我们，这个界限是如何决定的。它是由不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现在，可以进一步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在物质资本的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诺曼不向我们说清楚这一点，却向我们兜售这样一个哲言：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和对货币本身的需求不是一回事；并且所以兜售这个哲言，只是因为他、奥弗斯顿以及“通货原理”的其他先知们暗中总是不安好心，他们力图通过人为的立法的干涉，从流通手段本身造出资本，并且提高利息率。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奥弗斯顿勋爵，亦即赛米尔·琼斯·劳埃德，看他要怎样来解释下面这个问题：为什么由于国内“资本”如此缺少，他就要为他的“货币”取得10%的利息。

　　（第3653号）“利息率的波动，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由于资本价值的变动”，

　　（妙极了！一般地说，资本的价值，正好就是利息率！所以在这里，利息率的变动就是由于利息率的变动。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资本的价值”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别的理解。但是，或者奥弗斯顿先生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了。如果是这样，这位深刻的思想家就回到利息率由利润率调节这一点上来了！）

　　“或者是由于国内现有货币额的变动。利息率所发生的一切巨大的波动，不管是波动时间久的或者波动范围广的，都可以明确无误地归结为资本的价值的变动。1847年和最近两年〈1855—1856年〉利息率的提高，是这一事实的最显著的实际例证；现有货币额的变化所产生的较小的利息率波动，影响范围小，持续时间短。这些波动是经常发生的；并且波动越频繁，就越能达到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使奥弗斯顿之流的银行家发财致富。赛米尔·葛尼朋友⁽²⁾曾经非常天真地在上院委员会面前说到这一点（《商业危机》，1848［—1857年］）。

　　（第1324号）“您认为，去年发生的利息率的大波动是否有利于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呢？——我认为它们有利于货币经营者。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第1325号）“在利息率很高的情况下，银行家会不会由于他的最好的顾客陷于贫困而最终受到损失呢？——不会，我不认为这种影响已经达到值得注意的程度。”

　　这些话说得很明白。

　　关于现有货币额对利息率的影响，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指出，奥弗斯顿在这里又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误。1847年，对货币资本的需求（10月以前，人们对货币短缺的现象，对奥弗斯顿在前面指货币资本而言的“现有货币量”还没有产生任何忧虑），由于下列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增加了：谷物昂贵，棉价上涨，砂糖因生产过剩而卖不出去，铁路投机和破产，国外市场棉纺织品充斥，以及前面已经说到的旨在进行汇票投机而对印度的强制输出和从印度的强制输入。所有这些情况，工业生产过剩和农业生产不足，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即对信用和货币的需求的增加。货币资本需求的这种增加，可以在生产过程本身的进行中找到原因。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正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提高了利息率，即货币资本的价值。如果奥弗斯顿想说，货币资本的价值提高了，是因为它提高了，这是同义反复。但是，如果他在这里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的提高，把利润率的提高看做利息率提高的原因，我们就立即可以看到他的错误。尽管利润减少，但货币资本的需求，因而“资本的价值”还是可以提高；一旦货币资本的相对供给减少了，它的“价值”就会提高。奥弗斯顿想要证明：1847年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利息率，同“现有货币量”无关，也就是说，同他所鼓吹的1844年的银行法²¹²的规定无关。然而事实上它同这些规定是有关的，因为对银行准备金枯竭——奥弗斯顿的一个创造——的恐惧，使1847—1848年的危机加上了货币恐慌。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 由于营业范围同现有资金相比过度扩大，货币资本荒已经存在；由于农作物歉收、铁路投资过多、生产过剩特别是棉纺织品的生产过剩、在印度和中国的营业欺诈、投机、砂糖输入过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混乱，导致了货币资本荒的爆发。对于那些按每夸特120先令的价格购买了谷物的人来说，在谷物价格跌到60先令时所缺少的，就是他们多支付的60先令，以及以谷物为抵押在伦巴特街取得同额贷款的相应信用。妨碍他们按原价120先令把谷物转化成货币的，根本不是由于缺少银行券。对于那些过多地输入砂糖以致几乎卖不出去的人来说，情形也是这样。对于那些把流通资本（floating capital）²¹⁹固定在铁路上，因而要依靠信用来补充“正当”经营所需要的流通资本的先生们来说，情形也是这样。但在奥弗斯顿看来，这一切都好像是“对他的货币的已经提高的价值的道义上的承认”。但是，在货币资本的价值这样提高的同时，另一方面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货币价值正好下降。资本的价值在一种形式上提高了，是因为资本的价值在另一种形式上下降了。而奥弗斯顿却企图把不同种类的资本的这两种价值等同起来，把它们看做资本一般的唯一价值；他的手法是使二者都同流通手段缺乏，即同现有货币缺乏对立起来。但是，同额货币资本可以用极不相等的流通手段量贷放出去。

　　现在，我们拿他所说的1847年的例子来看。官方的银行利息率。3月大部分是4%。4月（恐慌）4%—7(1/2)%。5月5%—5(1/2)%。6月大体上说是5%。7月5%。8月5%—5(1/2)%。9月5%，但略有变动，5(1/4)%，5(1/2)%或6%。10月5%，5(1/2)%， 7%。11月7%—10%。12月7%—5%。——在这个场合，利息增加是因为利润减少和商品的货币价值大幅度下降。所以，如果奥弗斯顿在这里说，利息率在1847年提高了，是因为资本的价值提高了，那么，他所理解的资本的价值就只能是货币资本的价值，而货币资本的价值正好是利息率，不是别的。但后来露出了狐狸尾巴，原来他把资本的价值和利润率等同起来了。

　　至于1856年人们所付的高利息率，奥弗斯顿事实上不知道，这种高利息率部分地说正是一个征兆，表明那种不是用利润而是用别人的资本来支付利息的信用冒险家这一类人物出现了；他在离1857年危机²²⁰只有几个月前还断言，“营业情况非常良好”。

　　他还说：

　　（第3722号）“认为营业利润会由于利息率的提高而受损的看法是极端错误的。第一，利息率的提高很少持续很长时间；第二，如果它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幅度很大，那么按照事物的本性，它就是资本的价值的提高；而资本的价值为什么会提高呢？因为利润率提高了。”

　　在这里，我们终于弄清楚了“资本的价值”的含义是什么。不过，利润率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仍旧很高，但企业主收入下降而利息率提高，结果是利息吞掉了利润的大部分。

　　（第3724号）“利息率的提高是我国营业巨大发展和利润率大大提高的结果；如果有人抱怨说，提高了的利息率损害作为它自己的原因的上述两件事情，那是不合逻辑的说法，对此我们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

　　这种说法的逻辑性，就像他要说出下面这样的话一样：利润率的提高是商品价格由于投机而提高的结果，如果有人抱怨说，价格的提高损害它自己的原因，即投机，那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等等。一物最终能损害该物自身的原因这种说法，只有对那些热衷于高利息率的高利贷者来说，才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罗马人的强大是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损害了他们的强大。财富是奢侈的原因，但奢侈对财富有损害作用。好一个狡猾的家伙！这个百万富翁，这个暴发户贵族的“逻辑”竟博得了整个英国的尊敬，这是关于当今资产阶级世界的愚蠢的最好写照。此外，虽然高利润率和营业扩大可以是高利息率的原因，但高利息率决不因此就是高额利润的原因。而问题正好是：在高利润率早已消失之后，这种高利息率（这是危机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不是还继续下去，或者说，是不是才达到了它的顶点。

　　（第3718号）“至于贴现率的显著提高，那么，这个情况完全是资本的价值增加的结果，而资本的价值这种增加的原因，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十分清楚地指出来。我已经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银行法生效的13年内，英国的贸易由4 500万镑增长到了12 000万镑。想一想这个简单的数字材料所包含的一切事情吧，想一想商业如此巨大的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吧，同时再想一想对这种巨大需求提供供给的自然源泉，即国家逐年的积蓄，在过去三四年内被无利可图的战争开支吞食的情况吧。我承认，我感到惊讶的是，利息率怎么没有涨得更高；换句话说，我感到惊讶的是，由于这些巨大的影响，资本紧迫现象怎么没有比您已经看到的现象更严重得多。”

　　我们这位高利贷逻辑学家的用语混乱是多么令人吃惊啊!在这里，他再一次谈到了他所说的资本的价值的提高！他似乎认为，一方面发生了再生产过程的巨大的扩展，也就是现实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资本”，对这个资本产生了“巨大需求”，目的是实现商业的这种如此巨大增长!生产的这种巨大增长不就是资本的增长吗？如果它造成了需求，它不同时也就造成了供给，并且同时也就造成了货币资本供给的增加吗？如果利息率提得很高，那只是因为货币资本的需求比它的供给增长得更快，换句话说，是因为工业生产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经营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而扩大了。换句话说，实际的产业扩大，造成了对“信贷”需求的增加。后面这种需求，显然就是我们这位银行家所说的“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出口贸易之所以由4 500万镑增加到12 000万镑，当然不只是由于资本需求的扩大。其次，当奥弗斯顿说，克里木战争²²¹所消耗的国家的逐年积蓄，就是对这种巨大需求提供供给的自然源泉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在1792—1815年战争期间²²²（这是一场同小小的克里木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英国是用什么进行积累的呢？第二，如果自然源泉已经枯竭，资本是从什么源泉流出来的呢？大家知道，英国没有向外国借债。如果在自然源泉之外还有人为源泉，那么，把自然源泉用于战争，把人为源泉用于营业，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只有原有的货币资本，它能靠高利息率把它的作用提高一倍吗？奥弗斯顿先生显然认为，国家逐年的积蓄（但在这个场合据说已经被消耗掉了），只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提高和生产资料的增长，那么，债权在货币形式上的积累，对这种生产有什么好处呢？

　　奥弗斯顿把由高利润率引起的“资本的价值”的提高和由货币资本需求的增长而引起的提高混为一谈。这种需求的增长可以由那些和利润率完全无关的原因引起。他自己就举过一个例子：1847年这种需求的增长是由现实资本的贬值引起的。他根据自己的方便，把资本的价值一会儿说成是属于现实资本的，一会儿说成是属于货币资本的。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暴露了我们这位银行勋爵的不老实态度和他以教训的口吻强调的银行家的狭隘观点：

　　（第3728号。问：）“您说，在您看来，贴现率对于商人没有重要意义。您是否可以告诉我，您认为普通利润率是什么？”

　　奥弗斯顿先生声称，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是“不可能”的。

　　（第3729号）“假定平均利润率为7%—10%；这时，如果贴现率由2%变到7%或8%，就一定会对利润率发生重大影响，是不是？”

　　（这个问题本身把企业主收入率和利润率混为一谈，忽视了利润率是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共同源泉。利息率可以不影响利润率，但不能不影响企业主收入。奥弗斯顿回答说：）

　　“第一，实业家不会支付那种会吞掉大部分利润的贴现率；他们宁愿停止营业。”

　　（的确会这样，如果他们这样做而不至于破产。在他们的利润高的时候，他们要求贴现，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在利润低的时候，他们要求贴现，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

　　“贴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人要拿汇票去贴现呢？…… 因为他希望得到一个更大的资本”；

　　（且慢！那是因为他希望使他的已投下的资本提前实现货币回流，并避免他的营业的中止。因为他必须偿付到期的欠款。他只是在营业顺利，或者即使营业不顺利但用他人的资本进行投机的情况下，才要求增加资本。贴现决不仅仅是扩大营业的手段。）

　　“他为什么要得到对一个更大的资本的支配权呢？因为他要使用那个资本。他又为什么要使用那个资本呢？因为这样做可以赚钱；但是，如果贴现会把他的利润吞掉，这对他来说就无钱可赚了。”

　　这位自鸣得意的逻辑学家以为，汇票贴现只是为了扩大营业，而扩大营业是因为可以赚钱。第一个假定是错误的。一个普通实业家去贴现是为了提前实现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由此使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不是为了扩大营业或获得追加资本，而是为了要用他得到的信用来平衡他所提供的信用。如果他要靠信用来扩大他的营业，那么，汇票贴现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因为那只是已经处在他手中的货币资本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他宁可借一笔比较长期的固定贷款。当然，信用冒险家为了扩大他的营业，为了用一种骗人的营业来掩盖另一种骗人的营业，会把他的融通票据拿去贴现；但这不是为了赚得利润，而是为了占有别人的资本。

　　奥弗斯顿先生这样把贴现同借入追加资本等同起来（不是同代表资本的汇票转化为现金等同起来）以后，一碰到难题，就立即退却了。

　　（第3730号。问：）“已经开始营业的商人，不是要在一定时间内不顾利息率的暂时提高而继续进行他们的业务吗？”——（奥弗斯顿回答：）“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交易中，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低利息率而不是用高利息率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从这个有限的观点来看，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奥弗斯顿先生突然把“资本”仅仅理解为他的银行家资本，因而，把到他那里贴现汇票的人看做一个没有资本的人，因为这个人的资本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或者，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是一张汇票，要由奥弗斯顿先生把它转化为其他的货币形式，但这时，他的观点却是无限的了。

　　（第3732号）“关于1844年银行法，您能告诉我们利息率和银行的金准备之间的大概关系吗？有人说在银行金准备为900万镑或1 000万镑时，利息率为6%或7%，在银行金准备为1 600万镑时，利息率大约为3%到4%，对吗？”

　　（提问人的意图，是要迫使他用受资本的价值影响的利息率来解释受银行存金量影响的利息率。）

　　“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我认为，我们就必须采取比1844年法令更严厉的措施；因为，如果真是存金量越大，利息率就越低，那么，我们就必须按照这种观点来办事，把存金量增加到无限额，这时，我们就会把利息率降低到零。”

　　提问人凯利对这种拙劣的机智无动于衷，继续问道：

　　（第3733号）“如果事情是这样，假定有500万镑金流回银行，因此银行的存金量在以后6个月内达到约1 600万镑，再假定利息率因此下降到3%—4%，我们怎么能断定，利息率的下降是由营业的巨大收缩造成的呢？——我是说，近来利息率的大提高，而不是利息率的下降，和营业的大发展有密切联系。”

　　但是，凯利说的是：如果和存金量的减少一起发生的利息率的提高，是营业扩大的标志，那么，和存金量的增加一起发生的利息率的下降，也就一定是营业缩小的标志。对于这一点，奥弗斯顿没有回答。

　　（第3736号。〔问：〕）“我要指出，您〈原文总是说勋爵阁下〉说过，货币是获得资本的工具。”

　　（把货币理解为工具，是荒谬的；它是资本的形式。）

　　“当〔英格兰银行的〕存金量减少时，严重的困难不正好相反，是资本家不能获得货币吗？——〔奥弗斯顿答：〕不；想要获得货币的，不是资本家，而是非资本家。他们为什么想要获得货币呢？…… 因为有了货币，他们就对资本家的资本获得支配权，于是使营业由不是资本家的人来管理。”

　　在这里，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工厂主和商人不是资本家，资本家的资本只是货币资本。

　　（第3737号）“难道签发汇票的人不是资本家吗？——签发汇票的人可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

　　在这里，他搁浅了。

　　现在，他应当回答一个问题：商人的汇票是不是代表他们已经卖掉或已经运出的商品。他否认这种汇票完全像银行券代表金一样，代表商品的价值。（第3740、3741号）这真是有点厚颜无耻。

　　（第3742号）“商人的目的不是获得货币吗？——不是；获得货币不是签发汇票的目的；获得货币是汇票贴现的目的。”

　　签发汇票是使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而汇票贴现是使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即银行券。无论如何，奥弗斯顿先生在这里承认贴现的目的是获得货币。以前他却说，贴现不是为了使资本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是为了获得追加资本。

　　（第3743号）“在您的证词中提到的1825年、1837年和1839年发生的恐慌的压迫下，商业界最希望获得什么呢？他们的目的是想获得资本呢，还是想获得合法的支付货币呢？——他们的目的是想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营业。”

　　他们的目的是想在信用缺少的情况下获得支付手段，来偿付要由他们偿付的到期的汇票，以免被迫低于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如果他们自己根本没有资本，他们自然就在得到支付手段的同时也得到资本，因为他们没有付出等价物就得到了价值。对货币本身的渴求，始终只在于这样一种愿望：把价值由商品或债权的形式转变为货币形式。因此，即使把危机撇开不说，借入资本和贴现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贴现只是促成货币索取权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转化为现实的货币。

　　〔我——编者——在这里插进几段话。

　　在诺曼和劳埃德—奥弗斯顿看来，银行家总是“贷放资本”的人，他的客户总是向他要求“资本”的人。例如，奥弗斯顿说，一个人拿汇票去找银行家贴现，是“因为他希望得到资本”（第3729号），如果他“能够用低利息率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第3730号）。“货币是获得资本的工具”（第3736号），在恐慌时，商业界最希望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第3743号）。不管劳埃德—奥弗斯顿对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混乱，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他把银行家交给商业客户的东西称为资本，即这个客户原来没有的、作为对他原有资本的一种追加而贷给他的资本。

　　银行家已经习惯于通过贷放来充当货币形式上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的分配人，以致他每执行一次付出货币的职能，对他来说都表现为贷放。他付出的一切货币，在他看来都是贷款。如果货币直接用于贷放，那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货币用于汇票贴现，那么，在汇票到期以前，这对他自己来说实际上是贷款。因此，他的头脑里就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似乎他的一切支付无不都是贷款。这种贷款不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每次为赚取利息或利润而投下的货币，在经济学上都被看做该货币占有者作为私人向作为企业主的他自己提供的一笔贷款。而且是从下述特定意义上来说的：银行家用贷放的方式把一笔钱交给他的客户，使后者已有的资本中增加了这笔钱。

　　这种由银行营业厅传到政治经济学上来的观念，引起了混乱的争论：银行家以现金形式交给他的客户支配的东西，究竟是资本呢还是只是货币，流通手段，通货呢？为了解决这个本来非常简单的争论，我们必须站在银行客户的立场上。问题在于：这个银行客户要求什么，并且得到什么。

　　如果银行同意只凭客户的个人信用给予他一笔贷款，而不需要客户提供担保，那么，事情是很清楚的。客户无条件地获得了一定量价值的贷款，这是他原来已经使用的资本的追加。他是在货币形式上得到这笔贷款的，因此，他得到的不仅是货币，而且是货币资本。

　　如果他以有价证券等等为抵押得到这笔贷款，那么，这就是下面这种意义上的贷款：货币是在将来会偿还的条件下交付给他的。但这不是资本的贷放。因为，有价证券也代表资本，并且代表着比贷款更大的金额。因此，受款人得到的资本价值小于他拿去抵押的资本价值；这对他来说根本不是获得追加资本。他做这种交易不是因为他需要资本——他在自己的有价证券上已经有了这个资本——，而是因为他需要货币。因此，这里是货币的贷放，而不是资本的贷放。

　　如果贷款采取汇票贴现的形式，那就连贷款的形式也消失了。这是一种纯粹的买卖。汇票通过背书转为银行所有，货币则转为客户所有；客户方面已没有偿还的问题。如果顾客用一张汇票或类似的信用工具来购买现款，那么，这就像他用他的其他商品如棉花、铁、谷物来购买现款一样，不是贷款。在这里，更加谈不上什么资本的贷放。商人和商人间的每一次买卖，都是资本的转移。但是，只有在资本不是互相转移，而是单方面的并且是有期限的转移的时候，才发生贷放。因此，只有在汇票是一种融通汇票，根本不代表任何已经卖掉的商品的时候，对这种汇票的贴现才是资本的贷放；一旦银行家识破了它，他就不会要它。因此，在正常的贴现业务中，银行客户得到的决不是贷款，既不是资本贷款也不是货币贷款，他得到的是由卖掉的商品换来的货币。

　　因此，一种情况是客户向银行要求资本并获得资本，另一种情况是他仅仅获得贷给他的货币或向银行购买货币，这两种情况是显然不同的。既然劳埃德—奥弗斯顿先生通常只是在极少的情况下才不要担保而贷出他的基金（他曾经是为我在曼彻斯特的公司²²³开户的银行家），那么很清楚，他所说的关于宽宏大量的银行家把大量资本贷给缺少资本的工厂主的漂亮话，是纯粹的吹牛。

　　马克思在第三十二章⁽³⁾中也谈到了基本上相同的情况：“只要商人和生产者能够提供可靠的担保，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对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支付手段的贷放不仅给他们提供货币形式，而且也给他们提供他们所缺少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用于支付的等价物，那么，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在第三十三章⁽⁴⁾又说：“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集中在银行手中，银行至少在名义上贷放货币。这种贷放只与流通中的货币有关。这是通货的贷放，不是借助这些通货而流通的资本的贷放。”——应该知道这种情况的查普曼先生，也证实了上述的有关贴现业务的见解（《银行委员会》，1857年）：

　　“银行家有了汇票，银行家已经购买了汇票。”（证词第5139号）

　　我们还要在第二十八章⁽⁵⁾中再讨论这个问题。——弗·恩·〕

　　（第3744号）“您是否愿意谈一谈您把资本这个词实际理解为什么吗？——〔奥弗斯顿答：〕资本是由营业借以进行的各种商品构成的；有固定资本，有流动资本。你们的船舶，你们的码头，你们的造船厂是固定资本；你们的粮食，你们的衣服等等是流动资本。”

　　（第3745号）“金流出国外会给英国造成有害的后果吗？——不会，只要赋予这个词以合理的含义。”

　　（接着是李嘉图的那套旧的货币学说²²⁴。）

　　……“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下，世界的货币会按某些比例分配在世界各国之间；这些比例是这样的：在〔货币〕的这样分配下，任何一国和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交易，都是一种单纯的物物交换；但时而会有各种影响货币分配的干扰；在发生这种干扰的时候，某个国家的一部分货币就会流入别的国家。”——（第3746号）“您现在用了货币这个名词。如果我以前对您的话理解得正确的话，您曾把这叫做资本的损失。——我曾把什么叫做资本的损失？”——（第3747号）“金的流出。——不，我没有这样说。如果您把金当做资本，那么，这无疑是资本的损失；那是构成世界货币的贵金属的一定部分的放弃。”——（第3748号）“您以前不是说，贴现率的变动只是资本的价值的变动的一个标志吗？——是的。”——（第3749号）“贴现率一般说来不是和英格兰银行的金准备一起变动吗？——是的；但我已经说过，由一个国家内货币量〈因而，他在这里把货币量理解为实在的金的量〉的变化引起的利息率的变动，是微不足道的……”

　　（第3750号）“因此，您是不是想说，当贴现率在较长时间内、但仍然只是暂时地提高到通常的贴现率以上的时候，资本就减少了？——在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减少了。资本和对资本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动；但是，这种变动可能是由于对资本的需求的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于资本量的减少引起的。”

　　（但是，他刚才还说资本＝货币或金，更早一些，他还用由营业或资本的扩大，不是由它们的收缩所引起的高利润率来说明利息率的提高。）

　　（第3751号）“您在这里特别指哪一种资本呢？——这完全要看每人需要什么资本而定。这是国民为了继续从事他们的营业所必须支配的资本；如果营业扩大一倍，对继续从事营业所需要的资本的需求，就必然大大增加。”

　　（这位狡猾的银行家先让营业扩大一倍，然后让营业扩大一倍所需要的资本的需求也扩大一倍。他的眼中始终只有那种向劳埃德先生要求更多的资本以便把自己的营业扩大一倍的客户。）

　　“资本是和任何别的商品一样的〈但是，根据劳埃德先生的说法，资本不外是商品的总体〉；它根据供求的情况变动自己的价格。”

　　（因此，商品会两次变动价格，一次作为商品，另一次作为资本。）

　　（第3752号）“贴现率的变动，一般说来同英格兰银行金库的存金额的变动有联系。这就是您所说的资本吗？——不是。”——（第3753号）“您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英格兰银行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储备的同时，贴现率也很高？——英格兰银行积累的，不是资本，而是货币。”——（第3754号）“您说过，利息率取决于资本量；您是否愿意谈一谈您指的资本是什么？您能举出一个英格兰银行的金的储备额很大而同时利息率又很高的例子吗？——英格兰银行的金的积累和低利息率同时发生，是很可能的〈啊哈！〉，因为对资本〈指货币资本〉的需求减少的时期〈这里指繁荣时期1844年和1845年〉，是人们借以支配资本的手段或工具能够自然而然地积累起来的时期。”——（第3755号）“那么，您认为贴现率和英格兰银行金库的存金量之间没有联系吗？——可能有联系，但不是原则上的联系〈但是，他的1844年银行法给英格兰银行规定的原则正好是：按照它所拥有的金量来规定利息率〉；这些现象可以同时发生。”——（第3758号）“您的意思是说：我国商人在货币短缺时期，由于贴现率提高而碰到的困难，在于获得资本，而不是在于获得货币吗？——您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我可没有在这个形式上把它们连在一起。困难在于获得资本，困难也同样在于获得货币…… 获得货币的困难和获得资本的困难，是从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来看的同一个困难。”

　　在这里，鱼再一次搁浅了。前一个困难是进行汇票贴现，或者用商品作抵押来获得贷款。困难在于把资本或资本价值的商业符号转化为货币。这种困难，除了别的方面，还表现在高利息率上。但是，货币一经获得，那么后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如果问题只是要支付，难道有人在付出货币时会遇到困难吗？如果问题是要购买，难道有人在危机时期会遇到买进东西的困难吗？再假定这里说的只涉及谷物、棉花等昂贵的特殊情况，那么，这种困难不会表现在货币资本的价值即利息率上，而只能表现在商品的价格上；而这个困难由于我们的当事人现在已经有钱可以购买商品而得到了克服。

　　（第3760号）“但是，较高的贴现率不是增加了获得货币的困难吗？——它增加了获得货币的困难，但问题不在于获得货币；这只是获得资本更加困难这件事在文明状态的复杂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

　　（正是这种形式把利润装进了银行家的腰包。）

　　（第3763号）〔奥弗斯顿回答说：〕“银行家是中介人，他一方面接受存款，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存款，在资本形式上把它们委托于别人，而这些人……”

　　我们在这里终于明白了他所理解的资本是什么。当他把货币“委托”于人的时候，更不客气地说，就是当他把货币贷出去生息的时候，他就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奥弗斯顿先生以前说过，贴现率的变动同英格兰银行的金的储备额或同现有货币额的变动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而至多只是在时间上是一起发生的，然后，他重复说：

　　（第3805号）“如果国内的货币由于流出而减少，它的价值就会提高。英格兰银行必须适应货币价值的这种变化。”

　　（因此，必须适应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的变化，换句话说，必须适应利息率的变化，因为同商品比较，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仍旧不变。）

　　“用术语来说就是，英格兰银行会提高利息率。”（第3819号）“我从来没有把二者混在一起。”

　　这里指货币和资本，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从来没有把它们区别开来。

　　（第3834号）“为国家的必要生活资料〈1847年为购买谷物〉而必须付出的巨款，事实上就是资本。”

　　（第3841号）“贴现率的波动无疑同〔英格兰银行的〕金储备状况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金储备状况是国内现有货币量增加或减少的标志；货币的价值会按照国内货币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而下降或提高，而银行贴现率会适应这种情况。”

　　这样，他在这里承认了他在第3755号中曾经断然否定的情况。

　　（第3842号）“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

　　这就是说，在发行部的存金量和银行部的银行券准备金之间有密切联系。他在这里用货币量的变动来说明利息率的变动。但是他的话是错误的。准备金可以因国内流通货币的增加而减少。在公众取走更多的银行券而金属储备不减少时，情形就是这样。但这时，利息率会提高，因为这时英格兰银行的银行资本按照1844年银行法²¹²而受到限制。然而，他不敢说出这种情况，因为按照这个法令，银行的这两个部是完全分开的。

　　（第3859号）“高利润率总是会造成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对资本的巨大需求会提高资本的价值。”

　　因此，我们在这里终于看到了奥弗斯顿所想象的高利润率和资本需求之间的联系。例如在1844—1845年间，棉纺织业的利润率普遍很高，因为在对棉纺织品有强烈需求的时候，原棉却很便宜，并且一直很便宜。资本（在前面所引的一段话中，奥弗斯顿把每个人营业上所需用的东西都叫做资本）的价值，因而，在这里是原棉的价值，对工厂主来说并没有提高。尽管高利润率诱使不少的棉纺织工厂主设法弄到钱来扩大自己的营业，但由此增加的是他对货币资本的需求，而不是对其他东西的需求。

　　（第3889号）“金可以是货币，也可以不是货币,正像纸可以是银行券，也可以不是银行券一样。”

　　（第3896号）“您在1840年曾经主张，英格兰银行的流通银行券的变动，应该根据存金量的变动来调整。如果我对您理解得正确的话，您已经放弃了这个论点，是不是？——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我们还必须把留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准备金中的银行券加到流通银行券中去，就这一点来说，我是把这个论点放弃了。”

　　好极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相当于它的金库中拥有的金，此外再加上1 400万镑，这个任意的规定，当然要求银行券的发行随金储备的变动而变动。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已经可以使我们弄清楚，英格兰银行按上述规定能够印制的银行券数额（即由发行部交给银行部的银行券数额），这种在英格兰银行的两个部之间进行的并且随金储备的变动而变动的流通，并不决定英格兰银行以外的银行券流通的变动，所以，后一种流通，即现实的流通，现在也就与英格兰银行的管理无关了；只有英格兰银行的两个部之间的流通（它和现实的流通的区别会在准备金上反映出来）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对外界来说，这种流通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准备金会表明，英格兰银行离银行券的法定发行最高限额还相差多少，该银行的客户还能从银行部得到多少银行券。

　　关于奥弗斯顿的不老实，有一个鲜明的例子：

　　（第4243号）“您是否认为，资本量的逐月变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使资本的价值由此发生变动，就像最近数年我们在贴现率的变动上所看到的情形那样？——资本的供求之间的关系甚至在短时期内无疑也会发生变动…… 如果法国明天宣布，它想得到一笔巨额借款，这无疑会立即在英国引起货币的价值即资本的价值的巨大变动。”

　　（第4245号）“如果法国宣布，为了某种目的，它突然需要价值3 000万的商品，那么，用比较科学和比较简洁的语言来说，这就产生了对资本的巨大需求。”

　　（第4246号）“法国愿意用它的借款来购买的资本是一回事，法国用来购买这个资本的货币是另外一回事；是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价值，是货币不是？——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我相信，这个问题在学者的研究室里研究比在委员会的会议厅里研究更合适一些。”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但并不是走到研究室里去。⁽⁶⁾

(1) 这就是说，以前是先定股息，然后在付给各个股东时扣去所得税；1844年以后，是先从银行总利润中交纳税款，然后在分配股息时“免扣所得税”。因此，名义上相等的百分率，在后一个场合，就多了这个所得税的数额。——弗·恩·
(2) 赛·葛尼是贵格会成员，该会成员之间以朋友相称。——编者注
(3) 见本卷第583页。——编者注
(4) 见本卷第602页。——编者注
(5) 见本卷第516—518页。——编者注
(6) 关于奥弗斯顿在资本问题上的概念混乱，我们将在第三十二章的末尾作进一步的叙述。——［弗·恩·］
217 　指1849年10月25日约·罗素勋爵关于停止执行1844年皮尔银行法（见本卷第34章）的通告信。1847年，随着英国黄金储备的减少，英格兰银行券的发行量也急剧减少，该银行的发行部因发行量枯竭而濒临破产。罗素内阁于10月23日决定暂停执行皮尔银行法。罗素勋爵于25日以政府信函的形式对此作了正式通告。——469。
218 　“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学派”理论（Currency theory）是19世纪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1825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以大·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它以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为目的，认为银行券所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银行券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前提出发，“通货学派”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它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德（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货币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了金属货币以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称做“通货”。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包括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见本卷第34章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6—579页）。——472、506、622。
219 　关于流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86—188页。——476。
220 　关于1857年8月的危机，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7年12月的通信。——477、497、629、640。
221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479。
222 　1792—1815年战争即反雅各宾战争，是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为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而进行的长达23年的战争，也称二十三年战争。英国于1793年初加入反法同盟的联军，公开参战。战争期间，为对付劳动群众，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残酷的恐怖制度，镇压了多起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479、706。
223 　指欧门—恩格斯公司。——486。
224 　大·李嘉图的货币学说，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7章《论对外贸易》；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4页）。——487。

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们关于信用制度所作的一般评述，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I. 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的。

　　II. 流通费用的减少。

　　1. 一项主要的流通费用，就是货币本身，因为货币自身具有价值。通过信用，货币以三种方式得到节约。

　　A. 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

　　B. 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¹⁾这一点，和第2点中要说的，有部分共同之处。一方面，这种加速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在现实的、对消费起中介作用的商品流转额保持不变时，较小量的货币或货币符号，可以完成同样的服务。这是同银行业务的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信用又会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

　　C. 金币为纸币所代替。

　　2. 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准备金缩小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流通手段减少了；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缩减了。⁽²⁾

　　III.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1. 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以前曾经是政府企业的那些企业，变成了社会的⁽³⁾企业。

　　2. 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¹⁾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3. 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像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他人的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异化，生产资料已经作为他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①这里的“社会”、“社会的”，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Gesellschaftlich”，又有“公司”和“公司的”含义。——编者注

　　在我们作进一步阐述以前，还要指出一个经济上重要的事实：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

　　〔自从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产业经营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不断地变慢。大工业在几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竞争自由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不足。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这个形式，并恢复了竞争。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在美国，这个办法已经多次实行；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是联合制碱托拉斯。这个托拉斯把英国的全部碱的生产集中到唯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单个工厂——超过30家——原来的所有者，以股票的形式取得他们的全部投资的估定价值，共约500万镑，代表该托拉斯的固定资本。技术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来的人手中，但是营业方面的领导则已集中在总管理处手中。约100万镑的流动资本是向公众筹集的。所以，总资本共有600万镑。因此，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弗·恩·〕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

　　IV. 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随着它的扩大和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消灭着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做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⁴⁾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的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经手绝大部分社会产品的批发商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也变成荒唐的了，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如不久前整个法国为巴拿马运河的骗子总共节约了15亿法郎。巴拿马运河的全部骗局²²⁵在它发生整整20年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多么准确地描绘出来了。——弗· 恩·〕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²²⁶，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以上，我们主要联系产业资本考察了信用制度的发展以及在这一制度中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以下几章，我们将要联系生息资本本身来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对这种资本的影响和信用在这里所采取的形式；同时，我们还要作几点专门的经济学的评述。

　　在此之前，先谈谈下面这点：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在的、但会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⁵⁾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1) “法兰西银行银行券的平均流通额，1812年为106 538 000法郎；1818年为101 205 000法郎；而货币流通，即所有收支总额，1812年为2 837 712 000法郎；1818年为9 665 030 000法郎。所以，法国1818年的流通活动同1812年的流通活动相比为3∶1。流通速度的巨大调节器是信用……　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所受到的沉重压力，通常是和充实的流通同时并存。”（《通货论》第65页）——“1833年9月和1843年9月之间，
(2) “在银行设立以前，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所需要的资本额，任何时候都比实际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额大。”（1845年《经济学家》第238页）
(3) 这里的“社会”、“社会的”，德文原文为“Gesellschaft”，“Gesellschaftlich”，又有“公司”和“公司的”含义。——编者注
(4) 例如，我们可以在《泰晤士报》上看到1857年这样一个危机年²²⁰的破产表，并且把破产者自己的财产和他们的负债额比较一下。——“真的，那些有资本和信用的人的购买力，远非一个对投机市场毫无实际知识的人所能想象。”（图克《通货原理研究》第79页）“一个人，只要他有这种名声，即被公认为拥有充足的资本可以经营他的经常的营业，并且在同业中又享有良好的信用，如果他对他所经营的货物的行情看涨持有乐观的估计，而在投机开始和进行中又一切顺利，那么，他就可以按照一个比他的资本大得多的规模来购买。”（同上，第136页）——“工厂主、商人等等，都大大超过他们的资本来进行交易……现在，资本与其说是任何一种商业交易的界限，不如说是用来建立良好信用的基础。”（1847年《经济学家》第1333页）
(5) 托马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1832年格拉斯哥版］。
225 　巴拿马骗局又称巴拿马丑闻，指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场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借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真实的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的行为，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内、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贿赂。1893年，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被判罪的仅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骗局的代名词。恩格斯在1892年12月31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曾经谈到这一事件。——498。
226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10月）中对工人的合作工厂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伟大的社会试验”（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2页）。——499。

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图克⁽¹⁾、威尔逊等人指出的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在他们那里，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作为一般货币资本的流通手段和作为生息资本（英语是moneyed capital）的流通手段之间的区别，是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的——，可以归结为如下两点。

　　一方面，流通手段，就它对收入的花费，从而对个人消费者和零售商人之间的交易起中介作用来说，是作为铸币（货币）流通的。零售商人这个范畴，包括一切向消费者——与生产消费者或生产者相区别的个人消费者——出售商品的商人。在这里，货币是以铸币的职能进行流通的，虽然它不断地补偿资本。一个国家的货币的一定部分会不断执行这种职能，虽然这个部分是由不断变换的一枚一枚的铸币构成的。另一方面，就货币对资本的转移起中介作用来说，不管它是充当购买手段（流通手段）还是充当支付手段，它都是资本。所以，使它和铸币区别开来的，既不是它作为购买手段的职能，也不是它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即使在商人和商人之间，它也可以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只要他们彼此用现金进行购买；同时它也可以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只要出现信贷，从而收入可以先被消费，后被支付。因此，区别在于：在第二个场合，这个货币不仅为一方即卖者补偿资本，而且被另一方即买者作为资本来支出，来预付。因此，区别事实上是收入的货币形式和资本的货币形式之间的区别，而不是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因为货币的一定量部分，会作为中介在商人之间流通，同样也会作为中介在消费者和商人之间流通，所以在两种职能上，它都同样是通货。但是，在图克的见解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混乱，这是由于：

　　1. 混淆了职能上的规定；

　　2. 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合计需要多少流通货币量的问题；

　　3. 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从而在再生产过程的两个领域内流通的流通手段量互相保持相对比例的问题。

　　关于第1点：混淆职能上的规定，即分不清货币在一种形式上是通货（currency），在另一种形式上是资本。只要货币在这种或那种职能上发挥作用，不管是实现收入还是转移资本，它都是在买卖中或在支付中，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货币在它的支出者或接受者的计算中具有的进一步规定，即货币对他来说代表资本还是代表收入这个规定，绝对不会对这点有任何改变；并且这件事也从两方面表示出来了。虽然在两个领域内流通的货币属于不同的种类，但同一货币，例如一张五镑的银行券，会由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交替完成两种职能；单是因为零售商人只能在他从自己的买者那里得到的铸币的形式上赋予他的资本以货币形式，这个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假定，真正的辅币主要是在零售商业领域内流通；零售商人要不断用它来找零钱，并在他的顾客付款时不断把它收回。但他也接受货币，即接受充当价值尺度的金属的铸币，在英国就是接受金镑甚至银行券，例如5镑和10镑的小面额银行券。这种金币和银行券，再加上一些剩余的辅币，会每日或每周由他存入银行，然后根据他在银行里的存款开出支票来偿付他所购买的东西。可是这同一些金币和银行券，又会不断被作为消费者的全体公众，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例如工厂主在支付工资时使用的零钱）作为他们的收入的货币形式再从银行那里取走，并且不断流回到零售商人那里，从而使这些零售商人重新实现他们的资本的一部分，但同时也使他们重新实现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这后一种情况是重要的，可是完全被图克忽视了。只有当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来使用时，在再生产过程的开端（第二册第一篇²²⁷），资本价值才纯粹作为资本价值而存在。这是因为在生产出来的商品中不仅包含资本，而且已经包含剩余价值；这些商品不仅是可能的资本，而且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包含已同它合为一体的收入源泉的资本。因此，零售商人为了货币流回到他手中而出售的东西，即他的商品，对他来说，是资本加上利润，资本加上收入。

　　其次，当流通的货币流回到零售商人那里时，它会重新成为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

　　因此，把流通作为收入的流通和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区别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是完全错误的。图克所以会有这种说法，是因为他单纯站在发行自己的银行券的银行家的立场上。银行家的不断处在公众手中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的银行券的数额（虽然这个数额不断由不同的银行券构成），除了纸张和印刷方面以外，无须他花费分文。这是对他自己签发的流通债券（汇票），但它们会为他带来货币，因而会成为一种使他的资本增殖的手段。然而它们和他的资本有区别，不管是自有的资本还是借入的资本。因此，对他来说，在通货和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区别；不过，这种区别同概念规定本身毫无关系，至少和图克所提出的那些概念规定毫无关系。

　　这种不同的规定性——货币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还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首先不会改变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性质；不管货币在完成这个职能还是在完成那个职能，它都会保持这个性质。诚然，当货币以收入的货币形式出现时，它更多地是作为真正的流通手段（铸币、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因为这些买和卖的活动是分散的，并且因为大多数的收入花费者，工人，相对地说很少能够进行赊购；而在流通手段是资本的货币形式的那种商业界交易中，部分地由于集中，部分地由于信用制度起支配作用，货币主要是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和作为购买手段（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属于货币本身的区别；不是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因为在零售商业中流通的，多数是铜币和银币，在批发商业中流通的，多数是金币，所以银币和铜币为一方和金币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通货和资本的区别。

　　关于第2点：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合计需要多少流通货币量的问题。只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流通，——无论它在两个领域中的哪一个领域内流通，也不管它的职能是实现收入还是实现资本，——对于它的流通总量来说，我们以前在第一册第三章第2节b中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所阐明的各个规律都是适用的。流通速度，也就是同一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完成同一个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次数，同时进行的买卖或支付的总量，流通商品的价格总和，最后，必须在同一时间内结清的支付差额，在两个场合，都决定流通货币即通货的总量。这样执行职能的货币对支付者或接受者来说，究竟是代表资本还是代表收入，这是没有关系的，决不会使情况有任何变化。货币的总量是简单地由它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决定的。

　　关于第3点：关于在两种职能上，从而在再生产过程的两个领域内流通的流通手段量的相对比例的问题。两个流通领域具有一种内在联系，因为一方面，待花费的收入的量表示消费的规模，另一方面，生产和商业上流通的资本量的大小，表示再生产过程的规模和速度。尽管如此，同一些情况，对两种职能上或两个领域内流通的货币量，或英国人的银行用语所说的通货量，还是会发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这又为图克对通货和资本作出庸俗的区别提供了新的根据。“通货学派”²¹⁸先生们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一事实，决不是可以把它们表述为不同概念的理由。

　　在繁荣时期，在再生产过程大大扩张、加速并且充满活力的时期，工人会充分就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也会提高，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商业周期的其他时期工资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情形得到些补偿。同时，资本家的收入也会显著增加。消费会普遍提高。商品价格通常也会提高，至少在各个起决定作用的营业部门会提高。因此，流通的货币量会增加，至少在一定限度内会增加；之所以是一定限度，是由于较快的流通速度又会限制流通手段量的增加。因为由工资构成的那部分社会收入，本来是由产业资本家以可变资本的形式并且总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所以这部分社会收入的流通在繁荣时期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但是我们不应把它计算两次：一次当做可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另一次当做工人收入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货币，会在零售交易中被花费，并且在各个较小的循环中对各式各样的中间交易起中介作用之后，差不多每周都会作为零售商人的存款回到银行。在繁荣时期，货币的回流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是流畅的，因此，他们对货币信贷的需要，并不会因为他们必须支付更多的工资，需要更多的货币来使他们的可变资本流通，就增加起来。

　　总的结果是，在繁荣时期，用在收入的花费上的流通手段的量，将会显著增加。

　　至于资本转移所需要的通货，即资本家自身之间必需的通货，那么，这个营业兴旺时期同时也就是信用最具弹性和最易获得的时期。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流通的速度，直接由信用调节，因而，结算支付差额、甚至现金购买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会相应地减少。绝对地说，它可以增加；但相对地说，和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比来说，它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减少。一方面，较大额的支付，无须货币介入就可以了结；另一方面，在再生产过程非常活跃的时候，同量货币无论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都会以较快的速度运动。同量货币会对更多单个资本的回流起中介作用。

　　总的说来，在这样的时期，货币流通显得很充足，尽管第二部分（资本的转移）至少会相对缩小，而第一部分（收入的花费）会绝对扩大。

　　货币的回流表示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G—W—G′，这是我们在第二册第一篇考察再生产过程时已经看到的。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二者都会赊卖；因此，他们的商品，是在这些商品对他们来说再转化为货币之前，也就是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那里之前让渡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赊购；这样，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在实际转化为货币以前，在商品价格到期支付以前，对他们来说，已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在这样的繁荣时期，回流是容易而流畅的。零售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批发商人，批发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工厂主，工厂主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原料进口商人，等等。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但只要银行的客户付给银行的汇票多于货币，银行就会开始感到危险。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前面引证的利物浦银行董事所说的那些话，见第398页⁽²⁾。

　　在这里，还要插入一段我以前讲过的话：“在信用活跃的时期，货币流通的速度比商品价格增加得快，而在信用紧缩的时期，商品价格比流通速度降低得慢。”（《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83、84页²²⁸）

　　在危机时期，情形正好相反。第一种流通缩小，物价下降，工资也下降；就业工人的人数减少，交易的总额减少。另一方面，在第二种流通上，随着信用的紧缩，对货币信贷的需要增加了。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更详细地论述。

　　毫无疑问，在同再生产过程的停滞结合在一起的信用紧缩的情况下，第一种流通即收入的花费所需要的通货量就会减少，而第二种流通即资本的转移所需要的通货量则会增加。但是必须研究一下，这个原理在多大程度上和富拉顿等人提出的下述原理相一致：

　　“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不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³⁾

　　首先，很清楚，在上述两个场合的第一个场合，即流通手段量必须增加的繁荣时期，对流通手段的需求增加了。但是，同样清楚的是，如果一个工厂主因为要在货币形式上支出更多的资本，从他的银行存款中提取更多的金或银行券，那么，由此他对资本的需求并未增加，而只是他对支出自己资本的那个特殊形式的需求增加了。这种需求只涉及他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流通的技术形式。这正像例如在信用制度发展程度不等的情况下，同一可变资本或同量工资，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需要更大的流通手段量一样；例如，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大，在德国比在英格兰大。同样，在农业方面，在再生产过程中活动的同一资本，也会因季节不同而需要有不同的货币量来完成它的职能。

　　但是，富拉顿提出的那种对立，是不正确的。使停滞时期同繁荣时期区别开来的，并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对贷款的强烈需求，而是在繁荣时期，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在停滞发生之后，这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因此，作为两个时期的特征的，并不是贷款需求的数量差别。

　　正像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使两个时期互相区别的，首先是下述情况：在繁荣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流通手段的需求，在停滞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资本家之间的流通手段的需求。在营业停滞时期，前一种需求会减少，后一种需求会增加。

　　富拉顿等人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现象：在英格兰银行手中握有的有价证券——贷款抵押品和汇票——增加的时期，它的银行券的流通就减少；反过来，情形也就相反。但是，有价证券的多少所表示的是货币信贷的规模，即已贴现的汇票和以可流通的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的规模。因此，富拉顿在前面第436页注（90）⁽⁴⁾所引用的那一段话中说：英格兰银行拥有的有价证券，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这种现象证实了私人银行久已遵循的一条原则，即任何一个银行都不能使它的银行券的发行额超过它的客户的需要所决定的一定数额；如果它要超过这个数额发放贷款，它就必须用自己的资本来这样做，也就是说，或者使有价证券流通，或者是把本来打算投在有价证券上面的进款改用于这个目的。

　　但是，这里也表明了富拉顿把资本理解成什么。在这里，资本是指什么呢？是指银行不再能用自己发行的银行券，不再能用那种当然不花费它什么的支付凭据来发放贷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用什么来发放贷款呢？用出售作为准备金的有价证券，即国债券、股票和其他有息的有价证券所得到的进款来发放贷款。但是它出售这类证券是为了获得什么呢？是为了获得货币，即获得金或能充当合法的支付手段的银行券，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因此，银行贷出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货币。不过这种货币现在构成银行的资本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贷出的是金，这个情形是一目了然的。如果它贷出的是银行券，这些银行券现在就代表资本，因为银行为了获得银行券，让渡了一个实际的价值，即有息的有价证券。就私人银行来说，由于出售有价证券而流回到它们那里的银行券，大部分可能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或它们自己发行的银行券，因为别的银行券用来支付有价证券时很难被接受。如果英格兰银行本身这样做，那么，它由此收回的本行银行券，需要它耗费资本，即有息的有价证券。此外，它由此会把本行的银行券从流通中取出。如果它再发行这些银行券，或发行同额新券作为代替，它们现在就代表资本。而且，无论当它们被借给资本家的时候，还是在以后，当它们因对这种货币信贷的需求减少而被重新投在有价证券上的时候，它们总是代表资本。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这个词都只是在银行家的观点上使用的，即表示银行家被迫发放的贷款超过了他的单纯信用。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是用自己的银行券发放它的一切贷款的。尽管如此，如果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照例随着该行手里的贴现汇票和贷款抵押品的增加，从而随着该行所发放的贷款的增加而减少，那么，投入流通的银行券会怎么样呢？它们怎样流回英格兰银行呢？

　　首先，如果货币信贷的需求是由国家的支付逆差引起的，并由此引起金的流出，事情就非常简单。汇票会用银行券来贴现。银行券会在英格兰银行发行部兑换成金，而金被输出。这和英格兰银行在汇票贴现时直接支付金，而不用银行券作为中介是一样的。一个如此增大的需求——在某些场合，竟达到700万镑至1 000万镑——，当然不会把任何一张五镑的银行券加到国内的流通中去。如果我们说，在这个场合英格兰银行贷出的是资本，而不是流通手段，那么，这句话有双重意义。第一，它贷出的不是信用，而是实际的价值，即它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或存在它那里的资本的一部分。第二，它不是为国内流通，而是为国际流通贷出货币，它贷出的是世界货币；为了这个目的，货币必须总是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存在，以它的金属形体存在；在这个形式上，货币不仅是价值的形式，而且本身就等于以它为货币形式的价值。虽然这种金现在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对输出金的商人来说，代表资本，代表银行家资本或商人资本，但是对金的需求并不是作为对资本的需求，而是作为对货币资本的绝对形式的需求产生的。这种需求正是在外国市场充满不能实现的英国商品资本的时候产生的。所以，人们要求的东西，不是作为资本的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资本，是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资本，在这种形式上，货币是世界市场的一般商品，并且这就是作为贵金属的货币的原来形式。所以，金的流出，并不像富拉顿、图克等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资本问题”，而是“一个货币问题”，虽然在这里货币是处在一个特有的职能上。它固然不像“通货学派”的人们所主张的那样，是国内流通的问题，但这根本不能证明，它像富拉顿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资本问题”。这是货币充当国际支付手段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货币问题”。

　　“这个资本〔指国内谷物歉收后向国外购买的数百万夸特的小麦的价格〕是以商品形式转移出去还是以硬币形式转移出去，根本不影响营业的性质。”（富拉顿，同上，第131页）

　　但它对金是否流出的问题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资本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输出的，因为它在商品形式上输出要么是根本不可能的，要么是受到极大的损失。现代银行主义对金的流出感到的恐惧，超过了认为贵金属是唯一真正财富的货币主义²²⁹所梦想的一切。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英格兰银行总裁莫里斯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关于1847—1848年危机所提出的下述证词：

　　（第3846号。问：）“当我说储备品（stocks）和固定资本贬值时，难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种储备品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贬值了吗，原棉、生丝、原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了吗，砂糖、咖啡和茶叶都像在强制拍卖时那样亏本出售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粮食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国家必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第3848号）“您是不是认为，与其忍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800万镑呢？——不，我不认为是这样。”

　　在这里，金被当做唯一的真正的财富。

　　富拉顿引用过图克的如下发现，

　　“除了一两个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说明的例外，在过去半世纪，每一次伴随有金的流出的汇兑率的显著下降，总是和流通手段相对缺少的状况结合在一起的；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富拉顿，第121页）

　　这个发现证明，这种金的流出现象，多半是在活跃和投机的时期之后发生的，是

　　“崩溃已经开始的信号……表示市场商品充斥，外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停止，回流迟滞，而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商业丧失信用，工厂关门，工人挨饿，工业和企事业普遍停滞”。（第129页）

　　同时，这个发现当然最好不过地驳斥了“通货学派”的下述论断，

　　“通货充足会驱逐金，通货缺少会吸引金。”

　　相反，尽管英格兰银行在繁荣时期多半都有强大的金准备，但是，这个货币贮藏总是在继风暴之后的冷落停滞时期形成的。

　　可见，有关金的流出的全部高见，可以归结为：对国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与对国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不同（由此又自然得出结论：“金的流出，不一定包含对国内流通手段需求的减少”，这是富拉顿在第112页上所说的）；把贵金属从国内输出并投入国际流通，与把银行券或铸币投入国内流通，不是一回事。此外，我以前已经指出，作为国际支付准备金而集中的贮藏货币的运动，就它本身来说，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无关。²³⁰我曾经根据货币的性质阐明了贮藏货币的各种职能：它作为支付手段（国内已经到期的支付）的准备金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的准备金的职能；最后，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的职能。当然，当所有这些职能都由唯一的一个准备金承担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在某些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的金向国内流出的现象和它向国外流出的现象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还有那种任意加在这个贮藏货币上的新的职能，即在信用制度和信用货币发达的国家充当银行券兑换的保证金的职能。除此之外，最后还有，1. 国家准备金集中在唯一的一家大银行手中；2. 这个准备金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象。因此，富拉顿抱怨说（第143页）：

　　“在英国，只要英格兰银行的金贮藏好像快要完全枯竭，便会发生激烈的不安和惊慌。而在大陆各国，汇兑率的变动通常都是十分平静而轻易地发生的。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时，不能不对金属通货在这方面具有的巨大好处感到惊奇。”

　　现在，我们且把金的流出撇开不说，一个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如果不增加它的银行券的发行又怎么能够增加它所提供的货币信贷呢？

　　一切留在银行外面的银行券，无论它们是在流通中还是堆在私人贮藏库中，对银行本身来说，都是处在流通中，也就是说，都是处在银行的占有之外。因此，如果银行扩大它的贴现和抵押业务，即增加以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那么它为此目的发行的银行券必须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如果不这样，这些银行券就会使流通手段的总额增加，这正好是不应发生的情形。这种回流能够按照两个方法进行。

　　第一，银行把银行券支付给A，取得有价证券；A把这些银行券支付给B，以偿付到期的汇票；B再把这些银行券存入银行。这些银行券的流通到此就结束了，但是贷款依然存在。

　　（“贷款依然存在，而通货，如果不需要，就回到发行者那里。”富拉顿，第97页）

　　银行贷给A的银行券，现在回到银行那里；不过银行成了A的债权人，或成了A拿来贴现的那张汇票的兑付人的债权人，而就这些银行券所表示的价值额来说，银行又成了B的债务人，因此，B就取得了对银行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支配权。

　　第二，A支付给B，B自己或从B那里得到这种银行券的C，再用这种银行券直接地或间接地向银行偿付到期的汇票。在这个场合，付给银行的是它自己的银行券。这时交易由此就完成了（不过A还要向银行偿还贷款）。

　　那么，银行向A发放的贷款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看做是资本的贷放，在什么程度上只可以看做是支付手段的贷放呢？⁽⁵⁾

　　〔这取决于贷放本身的性质。在这里，需要研究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A凭他个人的信用，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没有为这种贷款提供任何担保。在这个场合，他获得的贷款不仅是支付手段，而且必定也是一笔新资本。这笔资本在归还银行之前，他可以作为追加资本用在他的营业上，并使之增殖。

　　第二种情形——A把有价证券、国债券或股票向银行抵押，从而比如按时价三分之二获得现金贷款。在这个场合，他获得的是他所需要的支付手段，而不是追加资本，因为他已经把一个比他从银行得到的价值更大的资本价值交给银行了。但是一方面，这个更大的资本价值已经不能用来满足他当前的需要，即充当支付手段，因为它已经为了获得利息而在一定形式上投下；另一方面，A也有理由不用出售的办法把这个资本价值直接转化为支付手段。他的有价证券本来还要用做准备资本；他现在就是让它执行准备资本的职能。所以，在A和银行之间，发生了一个暂时的互相的资本转移，A没有得到任何追加资本（正好相反！），但他得到了所需要的支付手段。相反地，对银行来说，这种营业是暂时把货币资本固定在一种贷款的形式上，是使货币资本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这种转化正是银行业务的重要职能。

　　第三种情形——A拿一张汇票向银行贴现，并在扣除贴水之后得到一笔现金。在这个场合，他是把一个非流动形式的货币资本卖给银行，而换成了一个流动形式的价值额；也就是把尚未到期的汇票卖掉而换成了现金。现在，这张汇票成了银行的财产。这一点不会因汇票无人偿付时最后一个背书人A要对银行负偿付责任而发生任何变化；A会同其他背书人和出票人一起分担这个责任，他可以及时向他们提出偿还的要求。所以，在这里，根本不是什么贷款，而只是通常的买和卖。因此A也不需要向银行偿还什么东西；汇票到期时，银行就会通过汇票兑现而得到补偿。在这个场合，在A和银行之间也发生了互相的资本转移，而且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买卖完全一样，正因为如此，A并没有获得任何追加资本。他所需要的和所得到的，是支付手段；他得到这种支付手段，是因为银行已经为他把他的货币资本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由汇票转化为货币了。

　　可见，只有在第一种情形下，才谈得上真正的资本贷放。在第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下，至多只是在每次投入资本都是“资本预付”的意义上，才能说是资本贷放。在这个意义上，银行把货币资本贷放给A了；但对A来说，货币资本至多在它是A所有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个意义上，是货币资本。他需要它，使用它，并不是专门把它当做资本，而是专门把它当做支付手段。不然的话，每一次可以使人们获得支付手段的通常的商品出售，也都可以被看做接受了一次资本贷放。——弗·恩·〕

　　对于发行银行券的私人银行来说，区别在于：如果它的银行券既不留在地方上的流通中，也不以存款的形式或支付到期汇票的形式流回到它那里，那么，这种银行券就会落到那些要求私人银行用金或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来兑换它的人手中。因此在这个场合，私人银行的银行券的贷放，事实上代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贷放，或者，——这对私人银行来说也是一样，——代表金的贷放，因而代表它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当英格兰银行本身，或任何一个别的受发行银行券的法定最高限额约束的银行，必须出售有价证券，以便从流通领域中收回它们自己的银行券，然后再把它们作为贷款发放出去的时候，以上所说同样适用；在这个场合，它们自己的银行券代表它们的可以动用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

　　即使通货纯粹是金属，也可能同时发生这样的情形：1. 金的流出〔这里所说的金的流出显然是指，至少有一部分金流到国外去。——弗·恩·〕使金库空虚；2. 因为银行要求金，主要是为了结算支付差额（即结清过去的交易），所以银行以有价证券为担保发放的贷款会大大增加，不过它们又会以存款的形式或支付到期汇票的形式流回银行；于是一方面，在银行手中掌握的有价证券增多时，银行的存金总额却会减少；另一方面，银行从前作为所有人持有的同一金额，现在由银行作为自己存款人的债务人持有；最后，流通手段的总量会减少。

　　以上我们都是假定贷款是用银行券发放的，因此，银行券的发行量至少会暂时增加，虽然这种增加又会立即消失。但是，事情并不是必须如此。银行可以不发行纸币，而为A开立一个信用账户，从而使银行的债务人A变成它的想象的存款人。A用向银行签发的支票来支付给他的债权人，受票人再把支票付给他自己的银行家，这个银行家用这种支票再在票据交换所交换那种要由他兑付的支票。在这个场合，没有任何银行券介入；全部交易只限于：银行用一张向它本身开出的支票来结清它必须履行的债务，而它实际得到的补偿则是它对A所持有的信用债权。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是把它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贷给A了，因为贷给A的是银行自己的债权。

　　如果说这种对货币信贷的需求就是对资本的需求，那也不过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从银行家的观点来看，是对资本的需求，也就是对金的需求——在金向国外流出的场合——或者对国家银行的银行券的需求；私人银行要获得这种银行券必须用等价物去购买，所以，它对私人银行来说代表资本。或者，最后，那些为了获得金或银行券而必须被卖掉的是有息的有价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但是，如果这是国债券，那就只是对它的买者来说是资本；它代表着买者支付的购买价格，代表着他投在国债券上的资本；它本身不是资本，而只是债权。如果这是地产抵押单，那它就只是有权获得未来地租的凭证。如果这是股票，那它就只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的所有权证书。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实际的资本，也都不是资本的组成部分，并且本身也不是价值。通过这一类交易，原来属于银行的货币也可以转化为存款，以致就这个货币来说，银行由所有人变成债务人，不过会在别的占有权名义下把这个货币保持在手中。虽然这一点对银行本身来说非常重要，但它丝毫不会改变国内储备的资本甚至货币资本的量。因此在这里，资本只是充当货币资本；如果它不是以实际的货币形式存在，那就作为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证书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银行资本的缺乏和对它的迫切需求，同实际资本的减少被混同起来了，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好相反，以生产资料和产品形式存在的实际资本却过多了，并给市场以压力。

　　可见，要说明在流通手段的总量不变或减少时，银行作为担保品得到的有价证券的量怎样增加的问题，因而要说明银行怎样能够满足对货币信贷的扩大了的需求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在这样的货币紧迫的时期，流通手段的总量的确会受到下述双重限制：1. 由于金的流出；2. 由于需要有货币作为单纯的支付手段，这时，已发行的银行券会立即流回，或者通过账面信用，用不着发行任何银行券就可以结清交易；因而，只需要一个信用交易来作为支付的中介，这个信用交易的唯一目的就是结清各种支付。货币的特点是，在它只是被用来结清各种支付的时候（而在危机期间，接受贷款是为了支付，而不是为了购买，是为了结束旧的交易，而不是为了开始新的交易），它的流通，甚至在结算不是通过单纯的信用业务，不是没有货币介入的地方，也只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当人们对货币信贷迫切需求时，大量的这种交易在不扩大流通手段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但是，在英格兰银行发放的货币信贷大量增加的同时，该行银行券的流通保持不变甚至减少这个简单的事实，显然决不能证明富拉顿、图克等人的看法：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的货币（银行券）的流通不会增加和扩大（富拉顿、图克等人错误地认为，货币信贷同接受借贷资本，接受追加资本是一回事）。因为作为购买手段的银行券的流通，在迫切需要货币信贷的营业停滞时期会减少，所以，尽管作为支付手段的银行券的流通能够增加，通货的总额，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执行职能的银行券的总额，还是能够保持不变甚至减少。作为支付手段并且会立即流回发行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根本不是流通。

　　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增加的程度，超过了它作为购买手段的流通减少的程度，那么，流通总额就会增加，虽然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的货币的总量已大大减少。这种情形在危机的某些时刻，即在信用已经完全崩溃的时候，确实会发生，这时，不仅商品和有价证券卖不出去，而且汇票也不能贴现，除了支付现金，或者像商人所说的支付现款以外，什么也不行。因为富拉顿之流不了解，作为支付手段的银行券的流通，正是这种货币荒时期的特征，所以他们把这种现象看做偶然的现象。

　　“为获得银行券而拼命竞争，是恐慌时期的特征。这种竞争有时，例如1825年底，导致发行额突然增大，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增大，甚至当金还在继续流出时也是如此。我认为，不应当把这样的例子看做是低汇兑率的自然的或必然的伴随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需求并不是对通货〈应当说：作为购买手段的通货〉的需求，而是对贮藏货币的需求。这是吓坏了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的需求，这种需求一般是在金的长期流出之后，在危机的最后一幕中产生的〈因而是对作为支付手段的准备金的需求〉，并且是危机即将结束的预兆。”（富拉顿，第130页）

　　在考察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时（第一册第三章第3节b），我们已经说明，在支付锁链被激烈破坏时，货币对商品说来，由价值的单纯观念的形式变成价值的实物的同时又是绝对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在该章注（100）和注（101）中提供了一些例子。这种破坏部分地是信用动摇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情况，如市场商品过剩、商品贬值、生产中断等等的结果，部分地又是它们的原因。

　　但是很清楚，富拉顿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区别，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虚假的区别了。在这里，作为基础的仍旧是银行家关于流通的狭隘观念。——

　　还可以问一下：在这样的紧迫时期，人们缺少的究竟是资本还是要作为支付手段来用的货币？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争论问题。

　　首先，如果紧迫情况表现在金的流出上，那么很清楚，人们需要的东西是国际支付手段。但是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来用的货币，是金属实体的金，是本身已是价值的实体，是价值量。它同时也是资本，但不是作为商品资本的资本，而是作为货币资本的资本，不是商品形式的资本，而是货币形式的资本（并且这里所说的货币，是那种崇高意义上的货币，即作为世界市场的一般商品而存在的货币）。在这里不存在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和对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对立。对立存在于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商品形式的资本之间。而这里所需要的形式，唯一能够执行职能的形式，是资本的货币形式。

　　把这种对金（或银）的需求撇开不说，我们不能说，在这样的危机时期，都会以某种方式发生资本短缺。在谷物昂贵、棉花奇缺等非常情况下，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些情形决不是危机时期必然会有或照例会有的伴随现象。因此，不能因为出现对货币信贷的迫切需求，立即就得出结论说，资本的这种缺少已经存在。恰好相反。市场已经商品过剩，商品资本已经过多。因此，紧迫无论如何不是由商品资本的缺少引起的。以后我们还要回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1) 这里，我们把第390页上曾经用德文摘引过的图克的话的原文抄录如下：“The business of bankers, setting aside the issue of promissory notes payable on demand,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branches, corresponding with the distinction pointed out by Dr.（ Adam） Smith of the transactions between dealers and dealers, and between dealers and consumers. One branch of the bankers’business is to collect capital from those who have not immediate employment for it, and to distribute or transfer it to those who have. The other branch is to receive deposits of the incomes of their customers, and to pay out the amount, as it is wanted for expenditure by the latter in the objects of their consumption... the former being a circulation of capital,the latter of currency.”［“银行家的业务，除了发行凭票即付的银行券以外，可以分成两部分，这同（亚当·）斯密博士指出的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二者的区别是一致的。银行家的业务，一部分是从那些不能直接运用资本的人那里收集资本，把它分配给或转移给能够运用它的人。另一部分是从顾客的收入接受存款，并在顾客需要把它用于消费的时候，如数付给他们……　前者是资本的流通，后者是货币的流通。”］（图克《通货原理研究》第36页）前者是“一方面集中资本，另一方面分配资本”，后者是“为周围地区的地方需要而调节流通”（同上，第37页）。——金尼尔的下面这段话，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货币被用来完成两种本质上不同的行为。作为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手段，它是使资本转移的工具；也就是使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同等量的商品形式的资本相交换。但是，为支付工资而支出的货币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买卖上支出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这是社会收入中用于日常开支的部分。这种货币在经常的日常开支上流通；只有这种货币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叫做流通手段（currency）。资本的贷放，完全取决于银行或其他资本所有者的意志，——因为借款人随时可以找到；但流通手段的总量，取决于社会需要。货币就是在社会范围内为日常开支的目的而流通。”（约·金尼尔《危机和通货》1847年伦敦版［第3、4页］）
(2) 见本卷第465—466页。——编者注
(3) “A demand for capital on loan and a demand for additional circulation are quite distinct things, and not often found associated.”（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版］第82页，第5章的标题。）——“认为对信贷的需求（即对资本的借贷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一回事，或者甚至认为这二者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每一种需求，都是在它特有的与别的需求极不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一切看起来都很繁荣的时候，在工资高，物价上涨，工厂繁忙的时候，通常都需要有流通手段的追加供给，以便完成各种同扩大和增加支付的必要性分不开的追加职能。而利息上涨，要求银行贷放资本的压力，主要是出现在商业周期的较晚的阶段，那时困难开始显露出来，市场商品充斥，回流延滞。当然，银行通常除了发行银行券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贷放资本，因此，拒绝发行银行券就是拒绝提供信贷。但是信贷一经提供，一切就都会和市场的需要相适应了；贷款会保留下来，流通手段如不需要，就会流回到发行者那里。所以只要粗略地翻一下议会报告，每个人都会相信，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的数额，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而不是按相同的方向变动的；并且相信，这个大银行的例子，不会是地方银行家们如此大力强调的下述原则的例外。这个原则是：任何一个银行，如果其流通的银行券数额已经适应于银行券流通的通常目的，它就不能扩大它的流通银行券的数额；如果银行要超过这个界限增发贷款，它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资本，必须出售一些作为准备的有价证券，或者停止把进款再投在有价证券上。我前面曾经提到的议会报告关于1833年到1840年这个期间编制的表，不断提供例子来证明这个真理。但其中有两个例子非常突出，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1837年1月3日，英格兰银行的资金，为了维持信用和应付货币市场上的困难而紧张到了极点，这时我们发现，该行用于贷款和贴现的金额异常惊人，达到17 022 000镑。这是［反雅各宾］战争以来很少见过的巨额，几乎等于发行的银行券的全部。那时，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变地固定在17 076 000镑这样一个低标准上。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1833年6月4日，银行券的流通额等于18 892 000镑，但银行持有的私人有价证券没有超过972 000镑，即使不是过去50年间最低的记录，也几乎是最低的记录。”（富拉顿，同上，第97、98页）——我们从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的下述证词中可以看出，货币信贷的需求根本不必与金（威尔逊、图克等人把它叫做资本）的需求相一致。他说，“汇票的贴现到这个程度为止〈接连三天，每天100万镑〉是不会使准备金〈银行券的准备金〉减少的，除非公众要求得到更大量的现实的通货。在汇票贴现时发出的银行券，会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而流回。因此，如果这种交易不是以金的输出为目的，如果国内没有笼罩着那样一种恐慌，以致公众不愿把银行券存入银行，而宁愿把它留在身边，银行的准备金就不会受到这种巨额交易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可以每天贴现150万镑，并且照这样继续做下去，而丝毫不会影响它的准备金。银行券会作为存款流回，所发生的唯一的变化是，它们由一个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241、500号证词）因此，在这个场合，银行券只是充当信用转移的手段。同扩大和增加支付的必要性分不开的追加职能。而利息上涨，要求银行贷放资本的压力，主要是出现在商业周期的较晚的阶段，那时困难开始显露出来，市场商品充斥，回流延滞。当然，银行通常除了发行银行券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贷放资本，因此，拒绝发行银行券就是拒绝提供信贷。但是信贷一经提供，一切就都会和市场的需要相适应了；贷款会保留下来，流通手段如不需要，就会流回到发行者那里。所以只要粗略地翻一下议会报告，每个人都会相信，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的数额，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而不是按相同的方向变动的；并且相信，这个大银行的例子，不会是地方银行家们如此大力强调的下述原则的例外。这个原则是：任何一个银行，如果其流通的银行券数额已经适应于银行券流通的通常目的，它就不能扩大它的流通银行券的数额；如果银行要超过这个界限增发贷款，它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资本，必须出售一些作为准备的有价证券，或者停止把进款再投在有价证券上。我前面曾经提到的议会报告关于1833年到1840年这个期间编制的表，不断提供例子来证明这个真理。但其中有两个例子非常突出，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1837年1月3日，英格兰银行的资金，为了维持信用和应付货币市场上的困难而紧张到了极点，这时我们发现，该行用于贷款和贴现的金额异常惊人，达到17 022 000镑。这是［反雅各宾］战争以来很少见过的巨额，几乎等于发行的银行券的全部。那时，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变地固定在17 076 000镑这样一个低标准上。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1833年6月4日，银行券的流通额等于18 892 000镑，但银行持有的私人有价证券没有超过972 000镑，即使不是过去50年间最低的记录，也几乎是最低的记录。”（富拉顿，同上，第97、98页）——我们从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的下述证词中可以看出，货币信贷的需求根本不必与金（威尔逊、图克等人把它叫做资本）的需求相一致。他说，“汇票的贴现到这个程度为止〈接连三天，每天100万镑〉是不会使准备金〈银行券的准备金〉减少的，除非公众要求得到更大量的现实的通货。在汇票贴现时发出的银行券，会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而流回。因此，如果这种交易不是以金的输出为目的，如果国内没有笼罩着那样一种恐慌，以致公众不愿把银行券存入银行，而宁愿把它留在身边，银行的准备金就不会受到这种巨额交易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可以每天贴现150万镑，并且照这样继续做下去，而丝毫不会影响它的准备金。银行券会作为存款流回，所发生的唯一的变化是，它们由一个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241、500号证词）因此，在这个场合，银行券只是充当信用转移的手段。
(4) 见本卷第508—509页。——编者注
(5) 原稿由此往下的文句和上下文联系起来无法理解。六角括号内的文句是编者重新改写过的。这一点，我曾联系别的问题在第二十六章中谈过了。——弗·恩·
227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1—74页。——504。
22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99页。——508。
229 　关于认为贵金属是唯一的真正财富的货币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2—554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1页。——513、649、670、887。
23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3—547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8—170页。——514。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下）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续）

第二十九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察一下银行资本是由什么组成的。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富拉顿等人把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如果考虑到金的流出，也是作为世界货币）的货币的区别，变成了通货和资本的区别。

　　资本在这里所起的特别作用，使得这种银行家的经济学千方百计地要人记住货币事实上是真正的资本，就像启蒙经济学曾经同样千方百计地力图要人记住货币不是资本一样。

　　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会说明，他们在这里是把货币资本和生息资本意义上的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混为一谈了。其实，前一种意义上的货币资本，始终只是同资本的其他形式相区别即同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相区别的资本的一种经过形式。

　　银行资本由两部分组成：1. 现金，即金或银行券；2. 有价证券。我们可以再把有价证券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商业证券即汇票，它们是流动的，按时到期的，它们的贴现已经成为银行家的基本业务；另一部分是公共有价证券，如国债券，国库券，各种股票，总之，各种有息的而同汇票有本质差别的证券。这里还可以包括地产抵押单。由这些物质组成部分构成的资本，又分为银行家自己的投资和别人的存款，后者形成银行营业资本或借入资本。对那些发行银行券的银行来说，这里还包括银行券。我们首先把存款和银行券撇开不说。很明显，银行家资本的这些现实组成部分——货币、汇票、有息证券——决不因为这些不同要素是代表银行家自有的资本，还是代表存款即别人所有的资本，而会发生什么变化。不论银行家只用自有的资本来经营业务，还是只用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来经营业务，银行家资本的上述区分仍然不变。

　　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货币收入首先转化为利息，有了利息，然后得出产生这个货币收入的资本。同样，有了生息资本，每个价值额只要不作为收入花掉，都会表现为资本，也就是都会表现为本金，而同它能够生出的可能的或现实的利息相对立。

　　事情是简单的：假定平均利息率是一年5%。如果500镑的金额转化为生息资本，一年就会生出25镑。因此，每一笔固定的25镑的年收入，都可以看做500镑资本的利息。但是，这总是一种纯粹幻想的观念，除非这25镑的源泉——不论它是单纯的所有权证书，即债权，还是像地产一样是现实的生产要素——可以直接转移，或采取一种可以转移的形式。我们以国债和工资为例。

　　国家对借入资本每年要付给自己的债权人以一定量的利息。在这个场合，债权人不能向债务人宣布解除契约，而只能卖掉他的债权，即他的所有权证书。资本本身已经由国家花掉了，耗费了。它已不再存在。对于国家的债权人来说，1. 他持有一张比如说100镑的国债券；2. 他靠这张国债券有权从国家的年收入即年税收中索取一定的金额，比如说5镑，或5%；3. 他可以随意把这张100镑的债券卖给别人。如果利息率是5%，国家提供的保证又很可靠，那么占有者A通常就能按100镑把这张债券卖给B，因为对B来说，无论是把100镑按年息5%借给别人，还是通过支付100镑而从国家的年赋税中保证每年得到5镑，是完全一样的。但在这一切场合，这种资本，即把国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资本，是幻想的虚拟的资本。这不仅是说贷给国家的金额已经不再存在。这个金额从来不是要作为资本支出的，不是要作为资本投下的，而只有作为资本投下，它才能转化为一个自行保存的价值。对于原债权人A来说，他在年税收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就像对高利贷者来说，他在挥霍浪费者的财产中所占有的部分代表着他的资本的利息一样，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贷出的货币额都不是作为资本支出的。国债券出售的可能性，对A来说，代表着本金流回的可能性。对B来说，从他私人的观点看，他的资本是作为生息资本投下的。但就事情本身来看，B只是代替了A，买进了A对国家的债权。不管这种交易反复进行多少次，国债的资本仍然是纯粹的虚拟资本；一旦债券不能卖出，这个资本的假象就会消失。然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种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

　　为了同国债资本对比，——在国债的场合，负数表现为资本；因为生息资本一般是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所以，在银行家的观念中，比如债券可以表现为商品，——我们现在来考察劳动力。在这里，工资被看成是利息，因而劳动力被看成是提供这种利息的资本。例如，如果一年的工资等于50镑，利息率等于5%，一年的劳动力就被认为是一个等于1 000镑的资本。资本家们思考方式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在17世纪下半叶（例如在配第那里²³¹），这已经是一种很流行的观念，但是一直到今天，一部分是庸俗经济学家，另一部分主要是德国的统计学家⁽¹⁾，还非常热衷于这个观念。在这里，不幸有两件事情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令人不快地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其实，他的劳动力的年价值只等于他的年平均工资，而他必须由他的劳动补偿给劳动力的买者的，却是这个价值本身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这个价值的增殖额。在奴隶制度下，劳动者有一个资本价值，即他的购买价格。如果他被出租，承租人就首先要支付这个购买价格的利息，此外要补偿这个资本的年损耗。

　　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做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一个资本会提供的收益，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例如，在年收入＝100镑，利息率＝5%时，100镑就是2 000镑的年利息，这2 000镑现在就被看成是每年取得100镑的法定所有权证书的资本价值。对这个所有权证书的买者来说，这100镑年收入实际代表他所投资本的5%的利息。因此，和资本的现实增殖过程的一切联系就彻底消灭干净了。资本是一个自行增殖的自动机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即使在债券——有价证券——不像国债那样代表纯粹幻想的资本的地方，这种证券的资本价值也纯粹是幻想的。我们上面已经讲过⁽²⁾，信用制度怎样产生出联合的资本。这种证券被当做代表这种资本的所有权证书。铁路、采矿、轮船等公司的股票代表现实资本，也就是代表在这些企业中投入的并执行职能的资本，或者说，代表股东所预付的、在这些企业中作为资本来用的货币额。这里决不排除股票也只是一种欺诈的东西。但是，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不过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A可以把这个证书卖给B，B可以把它卖给C。这样的交易并不会改变事物的性质。这时，A或B把他的证书转化为资本，而C把他的资本转化为一张对股份资本预期可得的剩余价值的单纯所有权证书。

　　这些所有权证书——不仅是国债券，而且是股票——的价值的独立运动，加深了这样一种假象，好像除了它们能够有权索取的资本或权益之外，它们还形成现实资本。这就是说，它们已经成为商品，而这些商品的价格有独特的运动和决定方法。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殖）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一方面，它们的市场价值，会随着它们有权索取的收益的大小和可靠程度而发生变化。假定一张股票的名义价值即股票原来代表的投资额是100镑，又假定企业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利息率是5%时，这张股票的市场价值就会提高到200镑，因为这张股票按5%的利息率资本化，现在已经代表200镑的虚拟资本。用200镑购买这张股票的人，会由这个投资得到5%的收入。如果企业的收益减少，情况则相反。这种证券的市场价值部分地有投机的性质，因为它不是由现实的收入决定的，而是由预期得到的、预先计算的收入决定的。但是，假定现实资本的增殖不变，或者假定像国债那样，资本已不存在，年收益已经由法律规定，并且又有充分保证，那么，这种证券的价格的涨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如果利息率由5%涨到10%，保证可得5镑收益的有价证券，就只代表50镑的资本。如果利息率降到，这同一张有价证券就代表200镑的资本。它的价值始终只是资本化的收益，也就是一个幻想的资本按现有利息率计算可得的收益。因此，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这种有价证券的价格会双重跌落；第一，是因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为这种有价证券大量投入市场，以便实现为货币。不管这种证券保证它的持有者取得的收益，可能像国债券那样是不变的，也不管这种证券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增殖，可能像在产业企业中那样会因再生产过程的扰乱而受到影响，在这两种场合，这种价格跌落的现象都是会发生的。只是在后一种场合，除了上述贬值以外，还会加上进一步贬值。一旦风暴过去，只要这种证券代表的不是一个破产的或欺诈性质的企业，它们就会回升到它们以前的水平。它们在危机中的贬值，会作为货币财产集中的一个有力的手段来发生作用。⁽³⁾

　　只要这种证券的贬值或增值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无关，一国的财富在这种贬值或增值以后，和在此以前是一样的。

　　“到1847年10月23日，公债以及运河和铁路股票已贬值114 752 225镑。”（《商业危机》，1847—1848年［第3800号］，英格兰银行总裁莫里斯的证词。）

　　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会因为名义货币资本这种肥皂泡的破裂而减少分文。

　　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它们的货币价值或资本价值，或者像国债那样不代表任何资本，或者完全不决定于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

　　在一切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都有巨额的所谓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moneyed capital）采取这种形式。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

　　银行家资本的一部分，就是投在这种所谓有息证券上。这本身是准备资本即不在实际银行业务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一部分。这些证券的最大部分，是汇票，即产业资本家或商人的支付凭据。对货币贷放者来说，这种汇票是有息证券；就是说，在他购买汇票时，会扣除汇票到期以前的利息。这就是所谓的贴现。因此，从汇票所代表的金额中扣除多少，这要看当时的利息率而定。

　　银行家资本的最后一部分，是他的由金或银行券构成的货币准备。存款，如果没有立据规定较长的期限，随时可由存款人支取。这种存款处在不断的流动中。在有人支取时，又有人会存入，所以，在营业正常进行时，存款的一般平均总额很少变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银行的准备金，总是表示贮藏货币的平均量，而这种贮藏货币的一部分本身又是自身没有任何价值的证券，只是对金的支取凭证。因此，银行家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是由债权（汇票）、国债券（它代表过去的资本）和股票（对未来收益的支取凭证）构成的。在这里，不要忘记，银行家保险箱内的这些证券，即使是对收益的可靠支取凭证（例如国债券），或者是现实资本的所有权证书（例如股票），它们所代表的资本的货币价值也完全是虚拟的，是不以它们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为转移的；既然它们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并不是代表资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要求权就会表现在不断变动的虚拟货币资本上。此外，还要加上这种情况：这种虚拟的银行家资本，大部分并不是代表他自己的资本，而是代表公众在他那里存入的资本——不论有利息，或者没有利息。

　　存款总是存入货币——金或银行券，或者存入对它们的支取凭证。除了根据实际流通的需要时而收缩时而扩大的准备金外，事实上，这种存款一方面总是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手里，他们的汇票靠这种存款来贴现，他们也是靠这种存款来取得贷款；另一方面，这种存款是在有价证券的交易人（交易所经纪人）手里，或者在已经出售有价证券的私人手里，或者在政府手里（例如在发行国库券和举借新债的场合）。存款本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它们会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因而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只是作为存款人提供的贷款记在银行的账簿上。另一方面，在存款人相互间提供的贷款由他们的存款支票互相平衡和互相抵消时，它们只是作为账面项目起作用；在这里，无论存款存在同一银行家那里，由他在各账户之间进行结算，或者存款存入不同的银行，由各该银行互相交换支票，而只是支付差额，情况都完全是一样的。

　　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⁴⁾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全部存款，除了准备金外，只不过是银行家账上的结存款项，但它们从来不是作为现金保存在那里。如果存款用在转账业务上，它们就会在银行家把它们贷出以后，对银行家执行资本的职能。银行家彼此之间通过结算的办法，来互相偿付他们对这种已经不存在的存款的支取凭证。

　　关于资本在货币借贷上所起的作用，亚·斯密曾说：

　　“即使在货币借贷上，货币也似乎只是一种凭证，这种凭证使某个所有者不使用的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这种资本，同作为资本转移工具的货币额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些货币可以连续用来进行许多次的借贷，正像可以用来进行许多次的购买一样。例如，A借给W1 000镑，W立即用来向B购买价值1 000镑的商品。B因为不需要用钱，所以又把这1 000镑借给X，X又立即用来向C购买价值1 000镑的商品。C又用同一方法，由于同一理由，把这1 000镑借给Y，Y再用来向D购买商品。因此，同一些金币或纸币，在数日之内，就可以用来借贷三次和购买三次，而每一次在价值上都和这个货币总额相等。A、B、C是三个有钱的人，W、X、Y是三个借钱的人，前者转给后者的是进行这种购买的权力。这些借贷的价值和效用都是由这种权力构成的。这三个有钱的人所贷出的资本，等于用这个资本所能够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所以等于购买时所使用的货币的价值的3倍。但是，只要这些债务人购买的商品使用适当，能及时收回同等价值的金币或纸币，并取得利润，那么，这些借贷仍然可以具有十分可靠的保证。就像同一些货币能够用做等于其价值3倍以至30倍的借贷的手段一样，它们也能够用做依次进行偿还的手段。”（第2篇第4章²³³）

　　既然同一货币额根据它的流通速度可以完成多次购买，它也可以完成多次借贷，因为购买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借贷不过是货币不以购买为中介而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对任何一个卖者来说，货币都代表他的商品的转化形式；而在每一个价值都表现为资本价值的今天，说货币在各次借贷中先后代表各个资本，其实只不过是以前那种认为货币能先后实现各个商品价值的说法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货币还充当流通手段，使那些物质资本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在借贷中，它并不是作为流通手段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只要货币在贷出者手里，那么货币在他手里就不是流通手段，而是他的资本的价值存在。在借贷中，贷出者就是在这个形式上把货币转给另一个人。如果A把货币借给B，B又把货币借给C，而没有以购买作为中介，那么同一个货币就不是代表三个资本，而只是代表一个资本，一个资本价值。它实际代表多少个资本，就取决于它有多少次作为不同商品资本的价值形式执行职能。

　　亚·斯密关于借贷一般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存款；因为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殊名称。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今天你在A那里存入的1 000镑，明天又会被付出，在B那里存入。后天又由B付出，在C那里存入，依此类推，以至无穷。这样，同一个1 000镑货币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转手，倍增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联合王国全部存款的9/10，除了记在银行家的账簿上，由他们进行结算外，很可能根本不存在。……例如苏格兰的情形就是这样，在那里，货币流通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但存款却有2 700万镑。如果不发生普遍向银行提取存款的风潮，只要同一个1 000镑反复流回，就能够同样容易地抵消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同一个1 000镑今天由某人用来抵消他对某个零售商人的债务，明天由这个零售商人用来抵消他对某个批发商人的债务，后天由这个批发商人用来抵消他对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同一个1 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消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通货论》第62、63页）

　　正如在这种信用制度下一切东西都会增加一倍和两倍，以至变为纯粹幻想的怪物一样，人们以为终究可以从里面抓到一点实在东西的“准备金”也是如此。

　　让我们再一次听听英格兰银行总裁莫里斯先生是怎么说的：

　　“私人银行的准备金，以存款形式存放在英格兰银行手里。金流出的影响首先好像只涉及英格兰银行；但它会同样对其他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影响，因为这也是它们存放在我们银行里的准备金的一部分的流出。它还会对一切地方银行的准备金发生同样的影响。”（《商业危机》，1847—1848年［第3639、3642号］）

　　可见，这些准备金最后实际上会并入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⁵⁾但是，这种准备金也有双重存在。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准备金，等于该行有权发行的银行券超过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额。该行银行券的法定最高限额＝1 400万镑（发行这个数额，不需要有金属准备；这个数额大约等于国家对该行所负的债务），加上该行的贵金属储备额。因此，如果贵金属的储备额＝1 400万镑，该行就可以发行银行券2 800万镑。而如果其中有2 000万镑在流通，银行部的准备金就＝800万镑。这时，这800万镑银行券按照法律就是该行可以支配的银行家资本，同时又是该行接受存款的准备金。如果现在金的流出使该行的金属储备额减少600万镑——因而必须销毁同样数额的银行券——，那么银行部的准备金也就会由800万镑减少到200万镑。一方面，该行将会大大提高它的利息率；另一方面，那些在该行拥有存款的银行以及其他存款人将会发现，作为他们自己在该行存款的保证的准备金已经大大减少。1857年，如果英格兰银行没有得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212的“政府信函”⁽⁶⁾，伦敦四家最大的股份银行就要强行提取它们的存款，从而会使银行部破产。因此，尽管发行部还有好几百万镑（例如1847年有800万镑）作为流通的银行券兑现的保证，银行部还是会像1847年一样垮台。不过，银行券兑现的这种保证也是幻想的。

　　“银行家自己不直接需用的存款的大部分，都转到‘bill-brokers’〈字面上是票据经纪人，事实上是半个银行家〉手里，他们把他们已经为伦敦或其他地方的人贴现的商业票据作为担保交给银行家，来获得银行的贷款。这种票据经纪人对银行家负责偿还这种随时可以提取的存款；这种交易的数额非常巨大，连现任〔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在作证时也说：‘我们知道某个经纪人有500万镑，并且我们有理由认为另一个经纪人有800万—1 000万镑；一个有400万镑，另一个有350万镑，第三个有800万镑以上。我说的是掌握在经纪人手里的存款。’”（《银行法委员会的报告》，1857—1858年第V页第8号）

　　“伦敦的票据经纪人……在进行巨额交易时，没有任何现金准备；他们指望陆续到期的汇票的收入，在紧急时，就指望用他们已贴现的汇票作担保向英格兰银行借款。”［同上，第VIII页第17号］——“1847年，伦敦有两家票据经纪人公司停止支付，后来又恢复营业。1857年它们再一次停止支付。其中一家在1847年的负债额约计为2 683 000镑，而资本为180 000镑；1857年的负债额为5 300 000镑，而资本也许不超过1847年的四分之一。另一家的负债额两次都在300万—400万之间，而资本却不超过45 000镑。”（同上，第XXI页第52号）

(1) “工人有资本价值，如果我们把他的常年服务的货币价值看做是利息收入，就会发现这个资本价值…… 只要……把平均日工资按4%的利息率资本化，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男性农业工人的平均价值：在德意志奥地利是1 500塔勒，在普鲁士是1 500，在英格兰是3 750，在法国是2 000，在俄国内地是750塔勒。”（弗·雷登《比较文化统计学》1848年柏林版第434页）
(2) 见本卷第494—495页。——编者注
(3) 〔二月革命²³²以后不久，当商品和有价证券在巴黎大跌特跌并且完全卖不出去时，利物浦有个瑞士商人茨维尔兴巴特先生（他是亲自对我父亲讲这件事的），把他一切能换的东西都换成货币 ，带着现金来到巴黎去找路特希尔德，向他提议合伙做一笔生意。路特希尔德凝视着他，走到他身边，抓住他的两个肩膀问：“你身边有钱吗？”——“有，男爵先生！”——“好吧，让我们合伙吧。”于是他们两个做了一笔漂亮的生意。——弗·恩·〕
(4) 〔在最近几年，资本这种增加一倍和两倍的现象，例如，已由金融信托公司大大发展了。这种金融信托公司，在伦敦的交易所报告内已占有特殊一栏。这种公司是为了购买某种有息证券，例如外国的国债券、英国的市政债券、美国的公债券、铁路股票等等而成立的。资本，比如说200万镑，是通过认股的方法筹集的。董事会买进了相应的有价证券，或在这上面多少主动地作一些投机，并且在扣去各项开支以后，把年利息收入作为股息分配给各个股东。——其次，还有些股份公司习惯于把通常的股票分为两类：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的利息率是确定的，比如5%，当然，这以总利润许可这样付息为前提。付息后如有剩余，就由普通股获得。这样，优先股的“可靠的”投资，就或多或少和普通股的真正的投机分开了。因为有些大企业不愿采用这个新办法，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公司，它们把100万镑或几百万镑投在这些企业的股票上，然后按这种股票的名义价值发行新的股票，其中一半为优先股，一半为普通股。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股票增加了一倍，因为它们是发行新股票的基础。——弗·恩·〕
(5) 〔此后，这种情况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用1892年11月伦敦15家最大银行的银行准备金公报（引自1892年12月15日《每日新闻》）来证明：在这大约2 800万镑的准备金中，至少有2 500万镑存入英格兰银行，至多有300万镑现金存放在这15家银行自己的保险箱内。但英格兰银行银行部的现金准备，在1892年同一个11月内，一直不满1 600万镑！——弗·恩·〕
(6) 〔1844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使英格兰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而不用考虑自己手中有多少金准备可以作为保证；这样，使它可以创造任何数量的纸票形式的虚拟货币资本，从而用来贷给各个银行和各个票据经纪人，并且通过他们，贷给商业界。［——弗·恩·］〕
231 　可能指威·配第《献给英明人士》第8页的一段话：“假如每年本国的资本或财富的收入只有1 500万镑，而支出达4 000万镑，那么不足的2 500万镑就要由人口的劳动来提供……　既然每年只生产1 500万镑收入的王2国0资本价值为25 000万镑，那么生产2 500万镑收入的人口价值就是416(20/30)万镑。”——528。
[232]　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二月革命在欧洲1848—1849年革命中具有重要影响。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531。
233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48年阿伯丁—伦敦版第236页。——534。

第三十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I

　　我们现在在考察信用制度时要遇到的仅有的几个困难问题是：

　　第一，真正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在什么程度上是资本的现实积累的标志，即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标志，又在什么程度上不是这种标志呢？所谓资本过剩［plethora］²³⁴，一个始终只用于生息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用语，仅仅是表现产业生产过剩的一个特殊方式呢，还是除此以外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呢？这种过剩即货币资本的供给过剩，是否与停滞的货币总量（金银条块、金币和银行券）的存在相一致，从而现实货币的这种过剩，是否就是借贷资本的上述过剩的反映和表现形式呢？

　　第二，货币紧迫，即借贷资本不足，又在什么程度上反映出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不足呢？另一方面，它又在什么程度上与货币本身的不足，即流通手段的不足相一致呢？

　　在以上考察货币资本和货币财产的积累的特有形式时，我们已经把这种积累的形式归结为对劳动的所有权要求的积累。前面已经说过，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¹⁾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这些为原来借入的并且早已用掉的资本而发行的债券，这些代表已经消灭的资本的纸制复本，在它们是可卖商品，因而可以再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下，对它们的占有者来说，就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公用事业、铁路、矿山等等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事实上是现实资本的证书。但有了这种证书，并不能去支配这个资本。这个资本是不能提取的。有了这种证书，只是在法律上有权索取这个资本应该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种证书也就成为现实资本的纸制复本，正如提货单在货物之外，和货物同时具有价值一样。它们成为并不存在的资本的名义代表。这是因为现实资本存在于这种复本之外，并且不会由于这种复本的转手而改变所有者。这种复本所以会成为生息资本的形式，不仅因为它们保证取得一定的收益，而且因为可以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能得到它们的资本价值的偿付。当这些证券的积累表示铁路、矿山、汽船等等的积累时，它们也表示现实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就像动产征税单的扩大表示这种动产的增加一样。但是，作为纸制复本，这些证券只是幻想的，它们的价值额的涨落，和它们有权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完全无关，尽管它们可以作为商品来买卖，因而可以作为资本价值来流通。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就这种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只不过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来说——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象的财富，就其原来具有一定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²⁾

　　由这种所有权证书的价格变动而造成的盈亏，以及这种证书在铁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质来说，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种想象的货币财产，不仅构成私人货币财产的很大的部分，并且正如我们讲过的，也构成银行家资本的很大的部分。

　　为了尽快地弄清问题，我们不妨把货币资本的积累，理解为银行家（职业的货币贷放者）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即私人货币资本家一方和国家、团体以及从事再生产的借款人另一方之间的中介人手中的财富的积累；因为整个信用制度的惊人的扩大，总之，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做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这些人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这类人的财产的积累，可以按极不同于现实积累的方向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都证明，他们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

　　让我们在较狭小的范围内来谈谈这个问题：国债券也像股票及其他一切有价证券一样，是借贷资本即用于生息的资本的投资领域。它们是资本贷出的形式。但它们本身不是投在它们上面的借贷资本。另一方面，就信用在再生产过程中起直接作用来说，必须指出下面一点：产业资本家或商人拿汇票来贴现或申请一笔贷款时所需要的，既不是股票，也不是国债券。他需要的是货币。所以，如果他不能用别的方法取得货币，他就把那些有价证券抵押或卖出去。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借贷资本的积累，而且，特别是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房屋、机器或其他固定资本的借贷。我们也不涉及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在商品上和在再生产过程范围内进行的借贷，虽然我们对于这点也要预先进行比较仔细的研究。我们这里只研究银行家作为中介人对产业资本家和商人发放的贷款。

　　因此，我们首先分析商业信用，即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互相提供的信用。这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它的代表是汇票，是一种有一定支付期限的债券，是一种延期支付的证书。每一个人都一面提供信用，一面接受信用。我们首先撇开银行家的信用不说，它是一个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要素。如果这些汇票通过背书而在商人自己中间再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由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中间没有贴现，那就不过是债权由A到B的转移，而这绝对不会影响整个的联系。这里发生的只是人的变换。即使在这种场合，没有货币的介入，也照样可以进行结算。例如，纺纱业者A要向棉花经纪人B兑付一张汇票，棉花经纪人B要向进口商人C兑付一张汇票。现在如果C又出口棉纱（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他就可以凭这张汇票购买A的棉纱，纺纱业者A又可以用这张由C支付而得到的、要经纪人B自己兑付的汇票，来偿付经纪人B。在这里，至多只有差额要用货币来支付。这全部交易只是棉花和棉纱相交换的中介。出口商人只代表纺纱业者，棉花经纪人只代表棉花种植业者。

　　在这种纯粹商业信用的循环中，需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这些互相的债权的抵消，取决于资本的回流；也就是说，取决于只是延期的W—G。如果纺纱业者从棉织厂主那里得到一张汇票，这个棉织厂主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把他投放市场的棉布出售，就可以兑付这张汇票。如果谷物投机商人向他的代理人签发一张汇票，这个代理人只要能在到期之前按预期的价格把谷物出售，就能够支付货币。因此，这种支付取决于再生产的顺畅进行，也就是说，取决于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顺畅进行。但由于信用是互相的，每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同时就取决于另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因为在签发汇票时，一个人不是指望他本人企业中的资本回流，就是指望在这期间要向他兑付汇票的第三者企业中的资本回流。把这种对资本回流的指望撇开不说，支付就只有依靠准备资本，这是由出票人自己支配，以便在回流延迟时偿付债务的。

　　第二，这种信用制度并不排除现金支付的必要。首先，支出的一大部分，例如工资、税款等等，总是要用现金支付。其次，例如B从C那里得到一张代替付款的汇票，但他本人在这张汇票到期之前就要向D兑付一张到期汇票，为此，他必须握有现金。一个如此完全的再生产循环，像我们上面假设的由棉花种植业者到棉纺纱业者、又由棉纺纱业者到棉花种植业者的循环，只能是一个例外，实际上这种循环总要在许多点上发生中断。我们在论述再生产过程时（第二册第三篇²³⁵）已经看到，不变资本的生产者彼此之间是用一部分不变资本进行交换的。这样一来，汇票就能或多或少地互相抵消。从生产的上行序列来看，棉花经纪人向纺纱业者，纺纱业者向棉织厂主，棉织厂主向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向进口商人（也许又是棉花进口商人）签发汇票的情况，也是这样。不过，并没有同时发生交易的循环，因而，并没有同时发生债权序列的逆转。例如，纺纱业者对织布业者的债权，就不能用煤炭供应商人对机器制造业者的债权来抵消；纺纱业者在他的营业中，对于机器制造业者，从来不会有相反的债权，因为他的产品，棉纱，从来不会成为机器制造业者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因此，这样的债权只有用货币来结算。

　　这种商业信用的界限就其自身来考察是：1. 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2. 这种回流本身。这种回流可能在时间上延迟，或者商品价格也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下降，或者在市场停滞时，商品还可能暂时滞销。首先，汇票的期限越长，准备资本就要越大，回流因价格下降或市场商品过剩而发生减少或延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最初的交易越是依赖对商品价格涨落的投机，回流就越没有保证。很明显，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1. 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2. 因而信用必须延长，并且3. 投机的要素必然越来越支配交易。大规模的和供应远地市场的生产，会把全部产品投入商业当中；但是，要使一国的资本增加一倍，以致达到商业能够用自有的资本把全国的产品买下来并且再卖掉，这是不可能的。在这里，信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信用的数量会随着生产的价值量一起增长，信用的期限也会随着市场距离的增大而延长。在这里是互相影响的。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扩展。

　　如果我们把这种信用同银行家的信用分开来进行考察，那就很清楚，这种信用随着产业资本本身的规模一同增大。在这里，借贷资本和产业资本是一个东西；贷出的资本就是商品资本，不是用于最后的个人的消费，就是用来补偿生产资本的不变要素。所以，这里作为贷出的资本出现的，总是那种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上的资本，它通过买卖，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不过它的代价要到后来才按约定的期限由买者支付。例如，棉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到纺纱业者手中，棉纱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到棉织厂主手中，棉布为换取一张汇票而转到商人手中，然后它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该商人手中转到出口商人手中，再为换取一张汇票而从出口商人手中转到一个在印度经商的商人手中，该印度商人把它出售，用以购买靛蓝等等。在这样转手的时候，棉花已经完成了它转化为棉布的过程，棉布最后运到印度，并同靛蓝交换，靛蓝被运到欧洲，在那里再进入再生产过程。在这里，再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都以信用为中介，纺纱业者没有对棉花支付现金，棉织厂主没有对棉纱支付现金，商人也没有对棉布支付现金等等。在过程的最初几个行为中，商品棉花通过了不同的生产阶段，而这种转移是以信用为中介的。但是，一旦棉花在生产中取得它的最后的商品形式，同一商品资本就只要经过各种商人之手，这些商人把它运到远方市场，最后一个商人才最终地把它卖给消费者，然后购买进入消费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其他商品。因此，在这里必须把两个时期区分开来：在第一个时期，信用在同一物品生产的各实际相继的阶段中起中介作用；在第二个时期，它只是在商人之间的转手（其中包括运输）中，即在W—G行为中起中介作用。但是，在这里，商品至少总还是处在流通行为中，所以总还是处在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中。

　　因此，在这里贷出的资本，决不是闲置的资本，而是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必须变更自己形式的资本，是对它的占有者来说只是存在于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也就是说，这是必须完成再转化，即至少必须先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可见，在这里，信用是商品形态变化的中介，即不仅是W—G，而且也是G—W和现实生产过程的中介。把银行家的信用撇开不说，再生产循环内大量的信用，并不意味着有大量闲置资本供贷出和寻找能获利的投资场所，而是表明资本在再生产过程内已被大量运用。所以，信用的中介作用在这里表现为：1. 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使产业资本由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使彼此有关和彼此衔接的各生产部门联系起来；2. 就商人来说，使商品由一个人手里运到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直到商品最终出售，变成货币，或者交换成其他商品。

　　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这些消费界限也会因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紧张而扩大：一方面这种紧张会增加工人和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另一方面这种紧张和生产消费的紧张是一回事。

　　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不过这种过剩是在产业资本不能执行自己的各种职能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有大量的固定资本，但由于再生产停滞，大部分闲置不用。信用将会收缩，1. 因为这种资本闲置不用，也就是停滞在它的再生产的一个阶段上，因为它不能完成它的形态变化；2. 因为再生产过程顺畅进行的信念已经遭到破坏；3. 因为对这种商业信用的需求已经减少。纺纱业者缩减了生产，并且还有大量卖不出去的棉纱堆在库房里，他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棉花；商人也无须通过信用来购买商品，因为他手中的商品已经过多了。

　　因此，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在危机中，因为每个人都要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所以，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地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作为商品充斥市场。因此，如果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无论就正常的、但是暂时紧缩的再生产规模来说，还是就已经萎缩的消费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此外，我们撇开价格的变动不说。这种价格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由信用发展起来的这种联系），这种价格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我们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不说。这样，危机好像只能由各个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然而实际情况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用。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普遍歉收——不管是主要食物歉收，还是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

　　不过，除了这种商业信用外，现在还要加上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间的信贷，同银行家和货币贷放者对他们的货币信贷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信贷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银行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现实的资本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人们使用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些商品交易专门以创造汇票为目的，于是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货币贷放者，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竟然还能平静地继续维持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奥弗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也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这种时刻，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²¹⁶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商品价格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这时，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无非是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委靡不振造成的。当商品价格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规模，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谈不上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充裕了。不过，正如以后将会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例如，1847年危机后，就流行着“交易紧缩，货币过多”的现象（《商业危机》，1847—1848年，证词第1664号）。因为“商业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投入货币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第45页，利物浦皇家银行董事霍奇森的证词）。这些绅士（而霍奇森还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为了说明这种现象而发表过什么谬论，从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看到：

　　“货币紧迫〈1847年〉是由国内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引起的，而这种减少部分地是由于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物必须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于流通资本（floating capital）转化为固定资本而造成的。”［同上，第63页］

　　流通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怎么会减少国内的货币资本，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拿铁路这个当时的主要投资项目来说，无论金或纸币都没有用来架设桥梁和铺设铁轨，并且购买铁路股票的货币，只要它的存入是为了交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银行存款完全一样地执行职能，正如上面指出的⁽³⁾，甚至还会暂时增加借贷货币资本；而这些货币在实际用在建筑上的时候，它们就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国内流通。固定资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由于不能出口，也就不会有出口货物换回的可供支配的资本，从而也就不会有现金或金银条块形式上的回流。只是就这一点来说，货币资本会由于流通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而受到影响。不过，当时英国的出口货物，在国外市场上也是大量堆积，卖不出去。当时曼彻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厂主，把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正常资本投在铁路股票上面，于是不得不靠借入资本来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他们来说，流通资本实际上已经固定下来，因此，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们把属于自己企业的资本提取出来，不是投到铁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说采矿业方面，并且采矿业的产品铁、煤、铜等等本身也是流通资本，其结果还是一样。——当然，由于歉收、谷物进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则是一件和铁路投机毫不相干的事情。

　　“为了把自己的货币投到铁路方面，几乎所有商行都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同上，第42页］——“各商行都把这样大量的货币贷给铁路，结果这些商行不得不通过汇票贴现的方式再向银行取得大量贷款，并以此来维持自己的营业。”（ 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67页）“在曼彻斯特，铁路投机使许多人遭到巨大损失。”（罗·加德纳，同上，证词第4884号。在第一册第十三章第3节c²³⁶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1847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无限度的欺诈。但是还有别的情况促使有关部门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产：

　　“它们有雄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它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靛蓝厂和制糖厂上了。后来，当它们的债务达50万—60万镑时，它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兑付它们的票据了，最后才发觉，为了兑付它们的票据，只有完全依靠它们的信用”（查·特纳，利物浦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人，同上，第730号）。

　　再看看加德纳的证词（同上，第4872号）：

　　“中国条约²³⁷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了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因此，除了我国已有的全部工厂外，还要加上这些工厂。”——（第4874号）“这种生意做得怎样呢？——倒霉透了，真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1844年和1845年对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收回；因为茶叶是主要的回头货，并且因为曾使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们工厂主都确信茶叶税会大大降低。”

　　请看英国工厂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

　　“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贸易，不是受国外市场购买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国内我们对作为我国工业品的回头货而得到的那些产品的消费能力的限制。”

　　（那些和英国通商的比较穷的国家，对任何数量的英国工业品当然都能够进行支付和消费，而遗憾的是，富有的英国竟不能消化作为回头货的产品。）

　　（第4876号）“起初我运出一些商品，出售时大约亏损15%，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代理商购买茶叶的价格，可以使我在英国转卖这些茶叶时，获得一笔足以补偿上述损失的利润；结果我非但没有获得利润，有时反而亏损25%，甚至50%。”——（第4877号）“工厂主出口是自负盈亏吗？——主要是这样的；商人好像不久就发觉，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们怂恿工厂主采取委托销售的办法，而不必亲自参与。”

　　可是，在1857年，损失和破产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为这一次是工厂主让商人对国外市场商品过剩承担了“自负盈亏”的责任。

　　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参看下面举出的关于伊普斯威奇地区的例子，在1857年以前的几年间，那里的租地农民的存款增加了三倍⁽⁴⁾），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由此出现低利息率。

　　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唯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可以说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回流容易并且具有规则性，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方向相反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位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⁵⁾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荣期——中位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投机盛行的时期，生产力伸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

　　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的可兑现性，取代了商品本身形态变化的地位，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商家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像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在任何地方显现出来的都不是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而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这么厉害。

　　关于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还要指出：商品资本自在地同时也是货币资本，是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的价值额。作为使用价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这些物品在危机期间出现过剩。但是，作为自在的货币资本，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它总是处在不断的扩张和收缩中。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商品资本就其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属性来说会收缩。商品资本对它的持有者和这些持有者的债权人（也包括作为汇票和贷款的担保）来说，同它被买进和用做贴现与抵押的依据的时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货币资本。如果这就是认为一国的货币资本在货币紧迫时将会减少的那种主张所说的意思，那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而价格的这种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涨相抵消。

　　非生产阶级和靠固定收入为生的人的收入，在同生产过剩和投机过度同时发生的价格猛涨期间，绝大部分还是保持不变。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会相对下降，同时他们对再生产总额中平常应归他们消费的那部分的补偿能力也会相对下降。他们的需求即使名义上保持不变，实际上也在减少。

　　关于进口和出口，应当指出，一切国家都会先后卷入危机，那时就会发现，一切国家，除了少数例外，出口和进口过多，以致支付差额对一切国家来说都是逆差，所以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支付差额方面。例如英国正苦于金的流出。它进口过多。但同时，所有别的国家堆积着过多的英国商品。所以，它们也进口过多或被输入过多。（当然，在凭信用出口的国家和不凭信用或只很少凭信用出口的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不过，后一类国家仍然会凭信用进口；只有在商品按委托销售²¹¹办法运到那里去的时候，情况不是这样。）危机也许首先是在英国，在这个提供信用最多而接受信用最少的国家爆发，因为支付差额，即必须立即结清的各种到期支付的差额，对它来说是逆差，尽管总的贸易差额对它来说是顺差。这后一情况的原因是：一方面它提供信用，另一方面又贷给外国大量资本，于是除了真正的贸易回头货外，还有大量商品流回本国。（但是，危机有时候也会先在美国，在这个从英国接受商业信用和资本信用最多的国家爆发。）在英国以金的流出作为开端并且伴随这种流出而发生的崩溃，使英国的支付差额所以得到结清，部分地是由于英国进口商人宣告破产（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部分地是由于在国外廉价抛售一部分英国商品资本，部分地是由于出售外国有价证券，买进英国有价证券等等。现在轮到另一个国家了。对它来说，支付差额暂时是顺差。但现在，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平时适用的期限，由于危机而废除或缩短；所有的支付都要一下子结清。因此，同样的事情也在这里重演了。现在英国有金流回，而另一个国家则有金流出。一国进口过剩，在另一国就表现为出口过剩，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是，一切国家都发生了进口过剩和出口过剩（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歉收等等，而是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都发生了生产过剩，而由于信用和随信用发生的物价的普遍上涨，这种过剩更加严重了。

　　1857年，美国爆发了危机。于是金从英国流到美国。但是美国物价的涨风一停止，危机接着就在英国发生了。金又由美国流到英国。英国和大陆之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普遍危机的时刻，支付差额对每个国家来说，至少对每个商业发达的国家来说，都是逆差，不过，这种情况，总是像排炮一样，按照支付的序列，先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并且，在一个国家比如在英国爆发的危机，会把这个支付期限的序列压缩到一个非常短的期间内。这时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切国家同时出口过剩（也就是生产过剩）和进口过剩（也就是贸易过剩），物价在一切国家上涨，信用在一切国家过度膨胀。接着就在一切国家发生同样的崩溃。于是金流出的现象会在一切国家依次发生。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恰好证明：1. 金的流出只是危机的现象，而不是危机的原因；2. 金的流出现象在不同各国发生的顺序只是表明，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算总账，什么时候会轮到这些国家发生危机，并且什么时候危机的潜在要素会轮到在这些国家内爆发。

　　英国的经济学著作家——而且自1830年以来，值得提到的经济学文献主要是论述通货、信用和危机的——，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单从英国的立场出发来考察危机时期贵金属的输出，不管汇兑率怎样变动，总是把这种输出看做纯粹一国的现象，完全闭眼不看如下的事实：如果他们的银行在危机时期提高利息率，那么，欧洲其他一切银行也会这样做，如果今天在英国对金的流出大声叫苦，那么，明天在美国，后天在德国和法国也会发出同样的叫喊。

　　1847年，“英国所负的债务〈极大部分是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应该偿还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用破产的办法偿还的。〈富裕的英国，竟然用破产的办法从它对大陆和美国的债务中脱身。〉不过，只要这些债务没有用破产的办法结清，就只有用输出贵金属的办法来偿还。”（《银行法委员会的报告》，1857年）

　　因此，就英国的危机由于银行立法而变得尖锐化来说，这种立法不过是一种手段，在饥荒时期先向谷物出口国骗取谷物，然后再赖掉它们谷物的货款。所以，那些本身也多少苦于物价上涨的国家在这个时候就禁止谷物出口，这是对付英格兰银行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手段，因为该行计划“用破产的办法”来“偿还”由于进口谷物而负的“债务”。谷物生产者和投机商为本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一部分利润，比他们为英国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资本要合算得多。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商品资本代表可能的货币资本的那种属性，在危机中和一般地说在营业停滞时期，将会大大丧失。虚拟资本，生息的证券，就它们本身作为货币资本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流通而言，也是如此。它们的价格随着利息的提高而下降。其次，它们的价格还会由于信用的普遍缺乏而下降，这种信用的缺乏迫使证券所有者在市场上大量抛售这种证券，以便获得货币。最后，就股票来说，它的价格下降，部分地是由于股票有权要求的收入减少了，部分地是由于它们代表的往往是那种带有欺诈性质的企业。在危机时期，这种虚拟的货币资本大大减少，从而它的所有者凭它在市场上获得货币的力量也大大减少。这些有价证券的行情的下降，虽然和它们所代表的现实资本无关，但是和它们的所有者的支付能力关系极大。

(1) “国家有息证券不过是一种想象的资本，它代表用来偿还国债的那部分年收入。与此相等的一笔资本已经消耗掉了；它是国债的分母，但国家有息证券所代表的并不是这笔资本，因为这笔资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财富必然会由产业劳动产生出来；而在这个财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预先指定给那些曾经贷出这个被消耗掉的财富的人；这个部分是用课税的方法从生产这些财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给国家债权人的。并且人们根据本国通行的资本和利息的比率，设想出一个想象的资本，这个资本的大小和能产生债权人应得年利的那个资本相等。”（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页）
(2) 一部分积累的借贷货币资本，事实上只是产业资本的表现。例如，1857年，英国向美国铁路和其他企业投资8 000万镑，这笔投资几乎完全是靠输出英国商品实现的。对于这些商品，美国人没有偿还分文。英国的出口商人凭这些商品开出在美国兑付的汇票，英国的认股人就购进这种汇票，寄到美国去缴付他们已经认购的股金。［——弗·恩·］
(3) 见本卷第529页。——编者注
(4) 见本卷第563页。——编者注
(5) 〔我曾在别的地方指出²³⁸，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10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二者之间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工业国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但这也许只是周期的持续时间拖长了。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5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10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像在预示这一点。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的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弗·恩·〕
234 　关于所谓资本过剩，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6—708页。——539、573。
23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470—473页。——544。
23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73页。——551。
237 　指1842年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551。
[238]　恩格斯在1885年初就指出了危机周期的改变（见他1885年2月中写的文章《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1886年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4—35页），1887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恩格斯再次谈到了危机周期的改变。——554。

第三十一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II（续）

　　关于以借贷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资本积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同现实的积累，即再生产过程的扩大相一致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探讨完。

　　货币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是一件比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更简单得多的事情。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以下两点区别开来：

　　1. 货币单纯地转化为借贷资本；

　　2. 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只有后一点，才能包含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相联系的、真正的借贷资本的积累。

1. 货币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只是由于和生产积累成反比而同生产积累有联系的那种借贷资本的堆积或过多，是能够发生的。这种情况发生在产业周期的两个阶段上：第一是在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两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已经收缩，也就是危机以后周期开始的时期；第二是在已经开始好转但商业信用还不大需要银行信用的时期。在前一种场合，以前用在生产和商业上的货币资本，表现为闲置的借贷资本；在后一种场合，货币资本以不断增长的规模被使用，但利息率很低，因为现在正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迫使货币资本家接受条件的时候。借贷资本的过剩，在第一种场合，表示产业资本的停滞，在第二种场合，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相对独立，这种情况，是以货币回流顺畅，信用期限短，经营主要靠自有资本进行为基础的。依赖他人信用资本的投机家，这时还没有出场；用自有资本进行经营的人，距离近乎纯粹的信用经营还很远。在第一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正好是现实积累的相反表现。在第二个阶段，借贷资本过剩同再生产过程的新扩大结合在一起，伴随着后者，但不是后者的原因。借贷资本的过剩已经减少，仅仅同需求相比还相对地过剩。在这两种场合，现实积累过程的扩大都会得到促进，因为在第一种场合同低廉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以及在第二种场合同缓慢上升的物价相结合的低微利息，都会增加利润中转化为企业主收入的部分。在繁荣时期的顶点，当利息提高到平均水平的时候，情况更是这样，因为这时利息虽然增加了，但是还比不上利润的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没有任何现实积累的时候，借贷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各种纯技术性的手段，如银行业务的扩大和集中，流通准备金或私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节约（因此，这些准备金在短期内就转化为借贷资本）而实现。虽然这种借贷资本——它因此又叫做“流动性资本”（floating capital）——始终只是在短期内保持借贷资本的形式（并且也只能用来进行短期贴现），但是它会不断地流入和流出。一个人把它提出，另一个人就把它存入。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总量（我们在这里说的完全不是定期若干年的贷款，而只是凭汇票和抵押品的短期贷款），实际上会在同现实积累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增加起来。

　　《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501号。问：）“您认为，流动性资本是什么？〔英格兰银行总裁魏格林先生：〕这是一种可以用来进行短期贷款的资本…… （第502号）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地方银行的银行券，以及国内现有的货币量。”——〔问：〕“根据委员会得到的报告，如果您认为‘流动性资本’就是能动的通货〔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那么，这种能动的通货似乎不会发生很显著的变动吧？”〔但是，这种能动的通货是由谁预付的，是由货币贷放者，还是由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自己，这有很大的区别。——魏格林答：〕“我把银行家的准备金包括在‘流动性资本’中，这种准备金会发生显著的变动。”

　　因此，这就是说，会发生显著变动的是银行家没有再贷放出去，而是留做他们的准备金——其中大部分在存入英格兰银行时也成为该行的准备金——的存款部分。最后，这位先生说：“流动性资本”就是bullion，即金银条块和金属货币（第503号）。十分奇怪的是，在货币市场上这种有关信用的费解的行话中，政治经济学上的一切范畴，都获得了另外的含义和另外的形式。在这种费解的行话中，“流动性资本”就表示“流通资本”——这后者当然是某种完全另外的东西——，而且还有，货币就是资本，金银条块就是资本，银行券就是通货，资本就是商品，债务就是商品，固定资本就是投在难于出售的证券上的货币！

　　“伦敦各股份银行……的存款，由1847年的8 850 774镑，增加到1857年的43 100 724镑…… 委员会现有的证据和证词，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这个巨大的金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以前不能用于这个目的的源泉；在银行家那里开个户头并把货币存到他那里去的习惯，已经扩大到以前不能用于这个目的的许多源泉；在银行家那里开个户头并把货币存到他那里去的习惯，已经普及到从前不这样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多阶级。被地方私人银行〔不同于股份银行〕协会派去向委员会作证的该协会主席罗德韦尔先生说，在伊普斯威奇地方，在该区租地农民和零售商当中，这样做的人最近增加了三倍；几乎所有租地农民，甚至那些每年只付地租50镑的人，现在都有了银行存款。大量的这种存款当然要在营业上寻找出路，特别是被吸引到伦敦这个商业活动中心去，在那里它们首先被用在汇票贴现上，或用在给伦敦银行家的客户发放的其他贷款上。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因银行家自己对它没有直接需要，而转到‘票据经纪人’手里，‘票据经纪人’则把他们已经为伦敦及各地的人贴现过一次的商业汇票交给银行家，作为贷款的担保。”（《银行委员会》，1858年第［V页］第8号）

　　当银行家凭票据经纪人已经贴现过一次的汇票，贷款给这个票据经纪人时，他事实上为这种汇票进行了一次再贴现；但实际上，许多这种汇票已经由票据经纪人再贴现过了，而银行家用来为票据经纪人的汇票进行再贴现的货币，又被票据经纪人用来再贴现新的汇票。由此引起的结果是：

　　“膨胀了的虚假信用，是由融通汇票和空头信用制造出来的。这样的事情所以非常容易，是因为地方股份银行为这样的汇票贴现以后，把它拿到伦敦市场的票据经纪人那里去再贴现，并且单凭银行的信用，而不顾汇票的其他性质。”（同上，［第XXI页第54号］）

　　关于这种再贴现，以及关于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单纯技术性的增加对信用欺诈所起的促进作用，《经济学家》的下面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

　　“过去许多年间，资本〈即借贷货币资本〉在国内某些地区积累得比人们能够使用的程度更快，但在其他地区，资本的用途比资本自身增加得更快。当农业区的银行家找不到机会把存款有利地、稳妥地投到本地区时，工业区和商业城市对资本的需要却超过了银行家所能提供的规模。由于不同地区的这种不同情况，近年来一种从事资本分配的新型商行产生了，并且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商行虽然通常叫做票据经纪人，但实际上是资本雄厚的银行家。这种商行的业务是，按约定的期限和商定的利息，从剩余资本找不到出路的地区的银行，吸收剩余资本，以及从各股份公司和大商行吸收暂时闲置的资金，并按更高的利息率，把这种货币借给对资本有更多需要的地区的银行；办法通常是对它们的客户的汇票再贴现…… 因此，伦巴特街²¹³就成了一个大中心，国内的闲置资本通过这个中心，就由不能有利地使用它的地方，转移到需要它的地方去；这种情形适用于国内各地区，也适用于处境与此相似的个人。这种业务原来几乎仅限于凭银行认为适合的抵押品来进行借贷。但是，随着国内资本的迅速增加，以及因银行的设立而带来的资本的日益节约，这种贴现公司所支配的基金已经变得很大，以致它们最初以栈单，后来以提单为担保来发放贷款。这种提单所代表的，是一种根本还没有到达的产品，虽然有时（即使不是经常地）以这种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已经签发给商品经纪人了。这种做法立即改变了英国商业的全部性质。伦巴特街这样提供的便利，大大加强了明辛街商品经纪人的地位；商品经纪人又把全部好处给予进口商人，后者已经十分广泛地享用这些好处，如果在25年前，凭提单甚至栈单为担保去借款，就会使一个商人的信用破产，但是近年来这种做法已经十分普遍，以致人们已经把它看做一种常规，而再不像25年前那样把它看做罕见的例外了。这个制度已经广泛推行，以致伦巴特街的巨额贷款，是凭那些以远方殖民地还在生长中的农产品为担保的汇票发放的。这种便利的结果是，进口商人扩大他们的国外营业，把他们以前营业用的流动性（floating）资本投放在最不可靠的部门，即他们不大可能或完全不能控制的殖民地种植园。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信用的直接锁链。在我国农业地区，积累的资本，作为小额存款存放在地方银行，并且集中在伦巴特街供人利用。但是，它首先被用来为我国各工矿地区的银行的汇票进行再贴现，以此扩大这些地区的营业；其次是被用来发放以栈单和提单为担保的贷款，为外国产品的进口提供更大的便利，使那些经营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商行的‘合法’商人资本能够游离出来，从而用到海外种植园这种最不可靠的投资部门去。”（1847年《经济学家》第1334页）

　　这就是信用的“美妙的”交错联系。农村的存款人以为自己只是在他的银行家那里存款，并且以为银行家贷款总是贷给银行家所认识的个人。他决没有想到，这个银行家会把他的存款交给伦敦一个票据经纪人去支配，对于这个经纪人的交易，他们两个都丝毫也不能控制。

　　我们已经看到，像铁路建筑那样大的公共企业，因为股东所缴纳的款项在实际使用前总会有一段时间留在银行手里，由银行支配，所以也能暂时使借贷资本增加。

　　但是，借贷资本的量和通货的量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这里所说通货的量，是指一个国家内一切现有的、流通的银行券和包括贵金属条块在内的一切硬币的总和。这个量的一部分，构成银行的数量不断变动的准备金。

　　“1857年11月12日〈1844年银行法暂停执行的日期〉，英格兰银行包括一切分行在内的准备金总额，只有580 751镑；同时存款额为2 250万镑，其中约有650万镑为伦敦各银行家所有。”（《银行法》，1858年第LVII页）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利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以商品形式通过商业信用在再生产当事人本身之间进行贷放的。

　　但是，这种借贷货币资本的量，终究不同于流通货币的量，并且是不以后者为转移的。

　　例如，如果20镑每天贷出5次，那么就有100镑的货币资本被贷出，这同时还意味着这20镑至少已经4次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因为，如果没有购买和支付作为中介，它就不会至少4次代表资本的转化形式（商品，其中也包括劳动力），从而不会构成一个100镑的资本，而只会构成5次各20镑的债权。

　　在信用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可供借贷的货币资本，都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货币贷放者手里。这个假定至少对整个营业来说是适用的。此外，在营业兴旺时期，在真正的投机尚未盛行之前，由于信用容易取得，信任不断增长，所以流通职能的大部分是通过简单的信用转移而完成的，无须金属货币或纸币介入。

　　在流通手段量较小时，是否能有巨额存款，仅仅取决于：

　　1. 同一货币所完成的购买和支付的次数；

　　2. 同一货币作为存款流回银行的次数。它反复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是通过它重新转化为存款来完成的。例如，一个零售商每周把货币100镑存到银行家那里去；银行家用它来支付工厂主存款的一部分；工厂主把它支付给工人；工人把它付给零售商；零售商重新把它存入银行。因此，零售商存入的100镑，第一，是用来支付工厂主的存款，第二，是用来支付给工人，第三，是用来支付给零售商自己，第四，是用来作为这个零售商的货币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存入银行；所以，经过20周后，如果他自己没有动用这笔存款，他就已经用这100镑在银行家那里存入2 000镑了。

　　这个货币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闲置不用，只有从银行准备金的流入和流出中才能看出。因此，1857年任英格兰银行总裁的魏格林先生得出结论说，英格兰银行的金是“唯一的”准备资本：

　　（第1258号）“照我看来，贴现率事实上决定于国内现有的闲置资本的总额。闲置资本的总额，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代表，这种准备金事实上就是金准备。因此，当金流出时，国内的闲置资本的总额就会减少，从而余下的部分的价值就会提高。”——（第1364号）［纽马奇：］“英格兰银行的金准备，实际上是国内整个营业借以进行的中央准备或现金贮藏…… 经常影响这种贮藏或准备的是外汇率。”（《银行法报告》，1857年）

　　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可以说明现实资本即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积累的规模。这些统计材料总是表明，对于英国工业的以10年为一个周期的发展时期（1815—1870年）来说，前一个繁荣时期在危机以前的最高点，每次都作为下一个繁荣时期的最低点而再现出来，然后又上升到一个高得多的新的最高点。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在繁荣的1824年，出口产品的实际价值或申报价值是40 396 300镑。1825年发生危机，出口总额降到这个数额以下，每年在3 500万镑到3 900万镑之间波动。1834年再度繁荣，出口总额超过了以前的最高水平，达到41 649 191镑，在1836年达到新的最高点53 368 571镑。1837年，出口总额又降到4 200万镑，以致新的最低点已经高于旧的最高点，然后在5 000万镑到5 300万镑之间波动。1844年恢复繁荣，出口总额增加到5 850万镑，已远远超过1836年的最高点。1845年出口总额达到60 111 082镑；随后在1846年下降到5 700多万镑，1847年约为5 900万镑，1848年约为5 300万镑，1849年增加到6 350万镑，1853年约为9 900万镑，1854年为9 700万镑，1855年为9 450万镑，1856年约为11 600万镑，1857年达到最高点，为12 200万镑。1858年出口总额下降到11 600万镑，但1859年增加到13 000万镑，1860年约为13 600万镑，1861年仅为12 500万镑（在这里，新的最低点再一次高于以前的最高点），1863年为14 650万镑。

　　当然，在标志市场扩大的进口方面，也可以举出同样的情况；但在这里我们要说的只是生产的规模。〔不言而喻，以上所述，对英国来说，只适用于它实际上占工业垄断地位的时期。但在世界市场还在扩大的时候，以上所述，对于拥有现代大工业的所有国家来说也是适用的。——弗·恩·〕

2. 资本或收入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再转化为借贷资本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资本的积累，既不是商业信用活动发生停滞的表现，也不是实际流通手段或再生产当事人的准备资本的节约的表现。

　　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货币资本的积累，还可以由于金的异乎寻常的流入而发生，例如1852年和1853年，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新金矿的发现²³⁹，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这种金被存入英格兰银行。存金人由此取去了银行券，但没有把这些银行券直接再存到银行家那里去。因此，流通手段异常地增加了。（魏格林的证词，《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1329号）银行企图通过把贴现率减低到2%的办法，来利用这种存金。积存在银行的金量，在1853年的6个月内，增加到2 200万—2 300万镑。

　　不言而喻，一切发放贷款的资本家进行的积累，总是直接以货币形式进行的积累，但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进行的现实积累，通常要由再生产中的资本本身的各种要素的增加来实现。²⁴⁰因此，只是信用事业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异常集中，就其本身来说必然会使借贷资本的积累，作为一个和现实积累不同的形式而加速进行。借贷资本的这种迅速发展是现实积累的结果，因为它是再生产过程发展的结果，而构成这种货币资本家的积累源泉的利润，只是从事再生产的资本家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同时也是对他人储蓄所得的利息的一部分的占有）。借贷资本靠同时牺牲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而进行积累。我们已经看到，在工业周期的各个不利阶段，利息率能够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暂时把一些处境特别不好的营业部门的利润全部吞掉。同时，国债券及其他有价证券的价格则会下降。这正是货币资本家大量购进这种贬值的证券的时机，而这种证券的价格，在以后的阶段，很快又恢复并超过它的正常水平。那时，它又被卖掉，因此公众的一部分货币资本就被他们占有了。没有卖出的部分则带来较高的利息，因为它是在降价时买进的。但是，货币资本家赚到的、由他们再转化为资本的全部利润，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它虽然是现实积累的产物，但和现实的积累不同——，甚至在我们只考察货币资本家，银行家等等的时候，就已经表现为这特殊一类资本家进行的积累了。并且，凡是在信用事业随着再生产过程的现实扩大而扩大时，这种积累也都必然跟着增加。

　　如果利息率低，那么货币资本的这种贬值，主要是由存款人承担，而不是由银行承担。在股份银行发展以前，在英国，全部银行存款的3/4是没有利息的。现在对这些存款也支付利息了，但至少比通常的利息率低1%。

　　至于谈到其他各类资本家的货币积累，我们要把投在有息证券上并以这种形式积累的部分撇开不说，只考察其中作为借贷货币资本投入市场的部分。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到不是作为收入来花费、而是要用于积累、但产业资本家最初还不能在他们自己的营业中利用的那部分利润。这个利润直接存在于商品资本中，构成商品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并且和商品资本一起实现为货币。现在，如果这个利润不再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要素（我们先把商人撇开，我们将专门来谈他们），那么，它就必须在货币形式上停留一段时间。甚至在利润率下降的时候，这部分利润的总量也会随着资本本身总量的增加而增加。要作为收入来花费的部分，是会逐渐消费掉的，但在消费以前的那段时间内，它会作为存款，构成银行家的借贷资本。因此，甚至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润部分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逐渐的不断反复的积累。用于积累的另一部分，也是这样。因此，随着信用事业及其组织的发展，甚至收入的增加，即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消费的增加，也表现为借贷资本的积累。并且，一切逐渐消费的收入，例如地租、高级工资、非生产阶级的收入等等，也是这样。它们都在一定时间内采取货币收入的形式，因此可以变为存款，并由此变为借贷资本。一切收入，不论是预定用于消费还是用于积累的，只要它存在于某种货币形式中，它就是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从而是现实积累的表现和结果，但不是生产资本本身。如果一个纺纱业主把他的棉纱换成棉花，但把其中构成收入的部分换成货币，那么他的产业资本的现实存在，就是已经转到织布业主或者例如私人消费者手中的棉纱，而棉纱不管是用于再生产还是用于消费，都既是它包含的资本价值的存在，又是它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存在。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棉纱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量。但剩余价值一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就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价值存在。而货币作为这种存在，就变成了借贷资本的要素。如果这个货币没有被它的所有者本人贷出，只要它变为存款，它就可以变成借贷资本的要素。但是，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个货币就必须先达到一定的最低限额。

239 　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金矿分别发现于1851年和1848年，这些金矿的开采，刺激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和证券交易所的发展。关于发现金矿所产生的影响，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0—141、860—861页。——568、601、641。
240 　关于产业资本家进行的现实积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53—887页。——568、887。

第三十二章　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 III（续完）

　　这样再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量，是大量再生产过程的结果，但就这些货币本身来看，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它们本身并不是再生产资本的量。

　　在以上的说明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用于消费的收入部分（这里撇开工人不说，因为工人的收入＝可变资本）的扩大，首先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因此，在货币资本的积累中，加入了一个本质上和产业资本的现实积累不同的要素，因为年产品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并不是资本。年产品的另一部分是补偿资本的，即补偿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的，但只要它实际转化为资本，它就会存在于这个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收入的实物形式上。代表收入、仅仅充当消费中介的同一货币，通常会在一段时期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只要这个货币表现工资，它同时就是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只要这个货币用来补偿消费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它就是他们的不变资本所暂时采取的货币形式，被用来购买他们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的各种实物要素。虽然它的数量和再生产过程的规模一同增长，它本身无论在这个形式上或在那个形式上都不表示积累。但它暂时执行借贷货币的职能，即货币资本的职能。因此，从这方面看，货币资本的积累所反映的资本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个人消费的扩大因为以货币为中介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积累，因为个人消费的扩大，为现实的积累，为开辟新的投资场所的货币，提供了货币形式。

　　因此，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部分地说，无非表示这样的事实：由产业资本在自己的循环过程中转化成的一切货币，不是采取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预付的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他们借入的货币的形式。因此，在再生产过程中必然发生的货币的预付，实际上都表现为借贷货币的预付。事实上，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一个人会把货币贷给在再生产过程中需用货币的另一个人。但现在这一点是采取这样的形式：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把货币贷给银行家，这个银行家又把货币贷给另一部分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因此，银行家就表现为恩赐者了；同时，对这种资本的支配权，就完全落到作为中介人的银行家手里了。

　　现在还要说一下货币资本积累的几种特殊的形式。例如，由于生产要素、原料等等价格的下降，资本会游离出来。如果产业家不能直接扩大他的再生产过程，他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就会作为过剩的货币资本从循环中排除出来，并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其次，特别是在商人那里，只要营业中断，资本就会以货币形式游离出来。如果商人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交易，现在由于这样的中断，要到以后才能开始新的一系列交易，那么，已经实现的货币，对他来说，就只代表贮藏货币，即过剩的资本。但是，这种货币同时也直接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货币资本的积累，表示再生产过程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的重复，表示以前被束缚的资本的一部分已发生现实的游离，表示再生产过程用同样多的货币资金就可以得到扩大。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它只是表示不断进行的交易的中断。但在这两种情况下，这种货币都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表现为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并对货币市场和利息率发生同样的影响，虽然在前一种情况下，它表示的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促进，在后一种情况下，它表示的却是对现实积累过程的阻碍。最后，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由一群发了财并退出再生产领域的人引起的。在产业周期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越多，这种人的人数就越多。这里，借贷货币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表示现实的积累（就它的相对规模来说）；另一方面只是表示产业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的程度。

　　至于利润的另一部分，即不是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部分，那么，它只有在不能直接用来扩大它从中产生的那个生产部门的营业的情况下，才会转化为货币资本。这可以有两个原因。或者因为这个部门的资本已经饱和，或者因为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积累必须首先达到该部门的新投资数量所要求的一定规模。因此，积累额首先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并用于扩大别的部门的生产。假定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用于再转化为资本的利润量，就取决于所获得的利润量，因而就取决于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但是，如果这种新的积累难于找到用途，缺少投资领域，就是说各生产部门资本充斥，借贷资本供给过多，那么，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²³⁴，不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接着而来的信用欺诈证明，对于这种过剩资本的应用来说，并不存在实际的障碍。所存在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货币资本本身的过剩，不是必然地表示生产过剩，甚至也不是必然地表示缺少投资领域。

　　借贷资本的积累只是在于，货币作为借贷货币沉淀下来。这个过程，和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是很不相同的；这只是货币在可能转化为资本的形式上所进行的积累。但这种积累，像已经证明的那样，可以表示各种和现实积累很不相同的要素。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仅仅由于这些和现实积累相独立、但和它相伴随的要素扩大了借贷资本的积累，就总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出现货币资本的过剩；并且这种过剩会随着信用的发达而发展。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同时，这种现象必然总是在引起反作用的各种形式上出现。

　　至于货币资本的积累还会来自地租、工资等等的问题，在这里就无须详述了。只需要着重指出这样一点：实际的节约和节欲²⁴¹——它们提供积累的要素——这种由货币贮藏者所做的事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已经让给那些只能得到这种要素的最小限额、并且还十分经常地丧失自己所节约的东西的人去做了，例如在银行倒闭时，工人们就是这样的人。一方面，产业资本家的资本不是他自己“节约”的，他不过是按照他的资本量支配他人节约的东西；另一方面，货币资本家把他人节约下来的东西变成他自己的资本，并且把进行再生产的资本家们互相提供的和公众提供给他们的信贷，变成他私人发财致富的源泉。于是，认为资本似乎是本人劳动和节约的果实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后幻想，也就破灭了。不仅利润来自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而且用来推动和剥削他人劳动的资本也来自他人的财产，这种财产是由货币资本家提供给产业资本家支配的，并且为此货币资本家也剥削产业资本家。

　　关于信用资本，还要作几点说明：

　　同一货币能够执行多少次借贷资本的职能，像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完全取决于：

　　1. 这个货币曾经多少次在出售或支付过程中实现商品的价值，也就是曾经多少次转移资本，进一步说，取决于它曾经多少次实现收入。因此，它曾经多少次作为资本或收入的已实现的价值转到他人手中，显然取决于实际交易的规模和数量；

　　2. 取决于支付的节约以及信用事业的发展和组织；

　　3. 最后，取决于信用的衔接和活动速度，这样一来，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

　　即使假定借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只是现实货币即金或银的形式，只是以自己的物质充当价值尺度的商品的形式，那么，这个货币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必然只是虚拟的，也就是说，完全像价值符号一样，只是价值的权利证书。当货币在资本循环中执行职能时，它虽然会暂时成为货币资本，但它不会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而是或者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或者在实现收入时作为流通手段付出去，因此，不可能为它的持有者转化为借贷资本。但是当它转化为借贷资本，并且同一货币反复代表借贷资本时，很清楚，它只是在一点上作为金属货币存在，而在所有其他点上，它只是以资本索取权的形式存在。按照假定，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由现实积累，也就是由商品资本等等的价值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虽然如此，这种索取权或权利证书本身的积累，既不同于它由以产生的现实积累，也不同于以贷放的货币为中介而实现的未来积累（新的生产过程）。

　　借贷资本起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存在⁽¹⁾，后来却作为货币索取权而存在，因为它原来借以存在的货币，现在已经以现实货币的形式处于借款人手中。对贷放人来说，它已经转化为货币索取权，转化为所有权证书了。因此，同一数额的现实货币，可以代表数额极不相同的货币资本。如果我们考察已经发展的信用制度的一般形式，那么，单纯的货币，不管是代表已经实现的资本，还是代表已经实现的收入，都会通过单纯的贷出行为，通过货币到存款的转化，而变为借贷资本。存款对存款人来说是货币资本。但在银行家手中，它可以只是可能的货币资本，现在它是闲放在银行家的保险柜里，而不是闲放在它的所有者的保险柜里。⁽²⁾

　　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货币资本家阶级也增长起来；第一，退出营业的资本家即食利者的人数和财富增加了；第二，信用制度更发展了，因此，银行家、货币贷放者、金融家等等的人数也增加了。——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发展，有息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的总量也发展了。但是，对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需求同时也增加了，因为在这些证券上搞投机活动的经纪人在货币市场上起着主要作用。如果这些证券的所有买卖都只是现实投资的表现，那么，说它们不会影响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似乎也是正确的，因为当A出售他的证券时，他所取出的货币，和B投在这种证券上面的货币刚好一样多。可是，甚至在证券虽然还存在，但是它原来代表的资本已不存在（至少不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情况下，它总是对这样的货币资本产生相应的新的需求。但无论如何，这时候它都是货币资本，以前由B支配，现在由A支配。

　　《银行法》，1857年（第4886号）：“如果我说，贴现率是由市场上可以用在商业票据（不同于其他有价证券）的贴现上的资本量来调节的，按照您的意见，这是不是对决定贴现率的原因的正确表述呢？”——〔查普曼：〕“不是。我认为，利息率会受到一切容易兑换的有价证券的影响；把问题只局限于票据贴现上，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像最近流行的那样，对货币的巨大需求，必须以统一公债甚至国库券〔为抵押〕，并且交付远远高于商业利息率的利息，那么，说我们的商业界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就是荒谬的；实际上它会因此受到非常重大的影响。”——（第4890号）“如果市场上有银行家承认的可靠的和通用的有价证券，所有者又愿意用它来取得货币，那它就一定会影响商业票据；例如，如果一个人能够以统一公债等等为抵押，按6%的利息把货币贷出，那我就不能同时指望他以商业票据为抵押，按5%的利息把他的货币贷给我；这种情况对我们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我能按6%的利息把我的货币贷出，谁也不能要求我按5.5%的利息为他的票据贴现。”——（第4892号）“关于那些用2 000镑，或5 000镑，或10 000镑来购买有价证券作为可靠投资的人，我们没有说他们是否在货币市场上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您向我问到以统一公债〔为抵押〕的贷款的利息率时，那么我指的是那些经营数十万镑生意的人，即所谓经纪人，他们认购或在市场上购买巨额的公债，而且必然会把这种证券保留到有利可图的时候把它出售；这种人必然会为这个目的去占有货币。”

　　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像伦敦那样的大的集中的货币市场就兴起了。这类货币市场，同时还是进行这种证券交易的中心。银行家把公众的货币资本大量交给这伙商人去支配，因此，这帮赌棍就繁殖起来。

　　1848年，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詹姆斯·莫里斯］在上院秘密委员会上作证时说：

　　“货币在证券交易所里通常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便宜。”（《商业危机》，1848年，1857年刊印，第219号）

　　在考察生息资本时已经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连续多年的长期平均利息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而不是由平均企业主收入率决定的，因为企业主收入本身不外是利润减去利息。⁽³⁾

　　我们在前面也曾指出，对商业利息（即货币贷放者在商业界进行贴现和贷放时确定的利息）的变动来说，在产业周期中，将会出现一个阶段，那时，利息率超过它的最低限度，达到中等平均水平（然后超过这个水平），而这种运动就是利润提高的结果。关于这点，以后还要进一步加以研究。

　　但是，这里需要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如果利息率长时期一直很高（这里我们说的是像英国那样的国家里的利息率，在那里，中等利息率是按较长的时期规定的，这种利息率也表现在为长期贷款所付的利息上，这种利息可称为私人利息），那么，这清楚地证明，在这个期间利润率也很高，但决不证明，企业主收入率也很高。这后一种区别，对那些主要是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来说，或多或少是不存在的；他们实现高利润率，因为他们是给自己支付利息的。长期持续高利息率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撇开货币真正紧迫的阶段不说，——是和高利润率一起出现的。但是，很可能，这个高利润率，除去高利息率之后，只留下一个低的企业主收入率。企业主收入率可以在高利润率持续存在时缩减。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企业一经开办，就必须继续下去。在这个阶段，营业在很大程度上单靠信用资本（他人的资本）来进行；而且高利润率有时可以是投机性的，预期性的。在利润率高但企业主收入减少时，高利息率也会有人支付。这种高利息率可以不用利润支付，而用借入的他人的资本支付。在投机时期部分地说就是这样，并且，这种情况还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第二，一种说法是，因为利润率高，所以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长，从而利息率提高；一种说法是，对产业资本的需求增长，因而利息率高。这两种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与此同时，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没有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相反地，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为了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所以，这时，要求借贷资本的，或者是产业资本家，或者是商人。产业资本家把借贷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当利息率是由利润率决定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本身，决不可能是利息率提高的原因。较高的工资决不是较高的利润的原因，虽然对产业周期某些特殊的阶段来说，较高的工资可以是较高的利润的结果之一。

　　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因为对劳动的剥削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进行而增加，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对可变资本需求的增加本身，不是使利润增多，而是相应地使利润减少。虽然如此，由于以上原因，对可变资本的需求会增加，因而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会增加，而这种情况能够提高利息率。这时，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就超过它的平均水平，就有超过平均数的工人就业，同时利息率也提高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这种商品像每种其他商品一样变贵，使它的价格上涨，但并没有使利润增多，因为利润恰恰主要是以这种商品相对便宜为基础的。但是同时——在上面假定的情况下——这种需求会提高利息率，因为它提高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如果货币资本家不是贷出货币，而是转化为一个产业家，那么，他必须对劳动支付较高的报酬这件事本身，并不会提高他的利润，而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利润。总的经济情况可能是：虽然如此，他的利润还是提高了，但这决不是因为他对劳动支付了较高的报酬。然而，只要这件事增加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就足以提高利息率。如果其他经济情况不利，工资却由于某种原因提高了，那么，工资的提高会使利润率下降，但是，会按照它所增加的对货币资本的需求程度使利息率相应地提高。

　　撇开劳动不说，奥弗斯顿叫做“对资本的需求”的，只是对商品的需求。对商品的需求提高商品的价格，而不管是需求超过了平均水平，还是供给低于平均水平。如果产业资本家或商人对自己从前付100镑的同一商品量，现在例如要付150镑，那么，他本来要借100镑，现在就要借150镑，因而在利息率为5%时，他本来要付5镑，现在就要付镑。他所支付的利息量会增加，因为借入的资本量增加了。

　　奥弗斯顿先生的全部尝试，就在于把借贷资本的利益和产业资本的利益说成是一致的，而他的银行法却正好打算利用这两种利益的差别，以利于货币资本。

　　在商品的供给低于平均水平时，对商品的需求所吸收的货币资本不比以前多，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为商品总价值支付的金额是一样的，也许更少，不过用同一金额得到的使用价值量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保持不变，因而利息率不会提高，虽然和商品的供给相比，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因而商品的价格会提高。只有当对借贷资本的总需求增加时，利息率才会受到影响；而在上面的假定中，情形并不是这样。

　　但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即一种商品的供给可能低于平均水平——例如，在谷物、棉花等歉收的场合——，可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却会增加，因为人们指望价格会进一步提高而进行投机，而提高价格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走一部分供给。为了支付买进的商品而不卖出商品，就要通过商业的“票据业务”获得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会增加，并且利息率也会由于市场上的商品供给受到这种人为阻碍而提高。这时，较高的利息率就表现出商品资本供给的人为的减少。

　　另一方面，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可以因为它的供给已经增长和它的价格低于它的平均价格而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保持不变，甚至会减少，因为用相同的货币额，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这里，也可能形成投机性的商品储备，这部分地是为了利用对生产有利的时机，部分地是为了等待以后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增加，而利息率的提高则表明，资本已经投在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的过剩储备中。这里，我们只考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受到商品资本供求的影响时的情况。以前已经说明，再生产过程在产业周期各个阶段中的变动状态，是怎样影响借贷资本的供给的。奥弗斯顿狡猾地把市场利息率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这个平凡的论点，和他自己所作的借贷资本和一般资本是同一个东西的假定掺和在一起，企图用这个办法把高利贷者转化为唯一的资本家，并把高利贷者的资本转化为唯一的资本。

　　在货币紧迫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是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再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不是对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同时，利息率能够提得很高，而不论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过剩还是不足。只要商人和生产者能够提供可靠的担保，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对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支付手段的贷放不仅给他们提供货币形式，而且也给他们提供他们所缺少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用于支付的等价物，那么，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流行的危机理论争论的双方各有正确和错误的地方。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担保的人，要么他们自己是一些蠢人，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断言只缺少资本的人，要么只是玩弄字眼，因为正是这时，由于输入过剩、生产过剩，有大量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资本存在，要么他们说的就只是那些信用冒险家，这些人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再也得不到他人的资本来经营业务的境地，因此要求银行不仅帮助他们补偿丧失的资本，而且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投机活动。

　　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了这样的材料，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的价值来衡量，它也因此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种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这一点必然会在两方面显示出来；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更是这样，在那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为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信用货币所代替。［第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但是，第二，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在金流出时，它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提高利息率等等。这种做法，可以由于错误的立法或多或少地被导致极端，这种立法是以错误的货币理论为依据，并且为了货币经营者奥弗斯顿之流的利益而强加于国家的。但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一个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兑现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唯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

　　在两个人之间，说他们在互相交易上都有支付逆差，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互相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那很清楚，只要他们的债权不能相抵，就余额说，必然会有一方是另一方的债务人。但国与国之间决不是这样。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虽然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最后必须相抵，但支付差额对一国来说可能是顺差或者逆差。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造成的，是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压缩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这种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是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清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出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签发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此外还有如下情况：对亚洲来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是它的债务国。一旦上述各种情况对另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个国家也会开始输出金银，一句话，支付期限接连到来，于是会重复同样一些现象。

　　在商业信用中，利息，作为信用价格和现金价格的差额，只是当汇票的流通期限比通常的期限长时，才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否则，就不会。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接受信用，另一手给予信用。〔这和我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弗·恩·〕但是，只要贴现以这种形式在这里出现，贴现就不是由这种商业信用调节，而是由货币市场调节。

　　如果决定利息率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像奥弗斯顿所断言的那样，和现实资本的供求是一回事，那么，利息就必然会因为我们考察的是不同的商品，或者是同一商品的不同阶段（原料、半成品、成品），而同时是低的又是高的了。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是在4%（1月到9月）、%—3%（11月到年终）之间变动的。1845年利息率为、3%（1月至10月），最后几个月是在3%和5%之间。优级奥尔良棉的平均价格，在1844年为便士。在1845年为便士。利物浦的存棉在1844年3月3日为627 042包；在1845年 3月3日为773 800包。按照棉花的低廉的价格判断，1845年的利息率必然是低的，而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也确实是低的。但是如按照棉纱来判断，利息率却必然是高的，因为棉纱的价格是相对高的，棉纱的利润是绝对高的。每磅价值4便士的棉花，1845年用4便士的纺纱费就可以纺成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这个棉纱一共只要纺纱者花费8便士，而在1845年9月和10月，他却可以按每磅10(1/2)便士或11(1/2)便士的价格出售（见下述怀利的证词）⁽⁴⁾。

　　整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如果借贷资本的供求要和资本一般的供求相一致（不过资本一般的供求这句话是荒谬的；对产业家或商人来说，商品是他的资本的一个形式，而他所要的从来不是资本本身，相反，他所要的始终只是这种特殊的商品本身，并且把它作为商品——谷物或棉花——来购买和支付，而不管它在他的资本循环中起什么作用），那就要假定没有货币贷放者，代替货币贷放者的是占有机器、原料等等的借贷资本家，他们像出租房屋一样，把这些东西贷给或租给那些自己也有一部分这些物品的产业资本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供给就会和对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相一致，会和对商人的商品的供给相一致。但是，很明显，这样，利润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分配，首先就会完全取决于贷出的资本和使用者所有的资本之间的比例。

　　按照魏格林先生的说法（《银行法》，1857年），利息率是由“闲置的资本量”决定的（第252号）；“只是寻找投资场所的闲置的资本量的指数”（第271号）；这种闲置的资本后来又叫做“流动资本”（第485号），他所说的流动资本也包括“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其他的流通手段，例如地方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现有的铸币……　我把各银行的准备金也列入了流动资本”（第502、503号）；后来把金条也列入了（第503号）。所以，同一个魏格林又说，“在我们〈英格兰银行〉手里实际握有绝大部分闲置的资本时”，英格兰银行对利息率会有巨大的影响（第1198号），而按照奥弗斯顿先生以上的证词，英格兰银行却“没有资本的位置”。魏格林还说：

　　“照我看来，贴现率是由国内闲置的资本量调节的。闲置的资本量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而这种准备金实际上是金属准备。因此，当金属贮藏减少时，就会使国内闲置的资本量减少，从而使现有的其余部分的价值提高。”（第1258号）

　　约·斯图亚特·穆勒说（第2102号）：

　　“银行为了要维持它的银行部的支付能力，必须竭力充实银行部的准备金；因此，它一旦发觉已有现金流出，它就必须使它的准备金得到保证，或者限制它的贴现，或者出售有价证券。”

　　如果只考察银行部，准备金就只是存款的准备金。按照奥弗斯顿的意见，银行部应该只作为银行家来经营业务，而不用考虑银行券的“自动”发行。不过，在真正的货币紧迫时期，英格兰银行就会不顾单由银行券构成的银行部准备金，而紧紧盯住金属贮藏；如果它不想破产，它就必须这样做。因为，随着金属贮藏消失，银行券的准备金也相应地消失；关于这一点，利用1844年银行法对这个问题作了英明处理的奥弗斯顿先生，应该比谁都清楚。

(1) 《银行法》，1857年，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证词：（第4516号）“您作为银行家，经营资本还是经营货币呢？——我们经营货币。”——（第4517号）“存款是怎样存入您的银行的？——用货币。”——（第4518号）“存款又是怎样付出的呢？——也是用货币。”——［第4519号。］“能说存款是不同于货币的某种东西吗？——不能。”
奥弗斯顿（见第26章）总是把“资本”和“货币”混淆起来。对他来说，“货币的价值”也是利息，而这个利息是由货币量决定的；“资本的价值”才应该是利息，这个利息是由对生产资本的需求以及由生产资本生出的利润决定的。他说：（第4140号）“资本这个词的使用是很危险的。”——（第4148号）“金从英国输出，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一般来说，货币量的减少自然会引起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因此，按照这种说法，不是资本市场上需求的增加〉。”——（第4112号）“货币从一国输出多少，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多少。国内现有货币量的减少，使这个货币的价值提高。〈在他的理论中，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同商品的价值相比，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由于通货收缩而提高；因此，货币价值的这种提高＝商品价值的下降。但因为在这期间甚至对他来说也无疑地证明了，流通货币量不决定价格，所以，现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减少，就应该提高它作为生息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息率。〉留下的货币的价值的这种提高，会制止货币的流出，并且，这种提高会继续下去，直到它带回足以恢复平衡的货币量时为止。”——奥弗斯顿的矛盾，下面我们再谈。
(2) 这里出现了混乱：存款作为一种要求银行家偿付的索取权和存入银行家手中的货币， 这二者都成了“货币”。银行家特韦尔斯在1857年银行委员会面前曾举出如下的例子：“我用10 000镑开始我的营业。我用5 000镑购买商品，堆在我的库房里。我把其余5 000镑存在一个银行家那里，以便需要时取出。但我仍然把10 000镑全部看做我的资本，虽然其中的5 000镑是处于存款或货币形式。”（第4528号）由此，引出了下面一场很妙的辩论：（第4531号）“您已经以银行券的形式把您的5 000镑给了某人吗？——是的。”——（第4532号）“这样，这个人就有了5 000镑存款吗？——是的。”——（第4533号）“您也有5 000镑存款吗？——完全正确。”——（第4534号）“他有5 000镑货币，您也有5 000镑货币吗？——是的。”——（第4535号）“那最终都是货币吗？——不是。”——这个混乱部分地是这样造成的：存入5 000镑的A，可以把这5 000镑提出，就像这5 000镑仍在他手里一样由他支配。就这一点来说，这5 000镑对他执行着可能的货币的职能。但他每一次提款，都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存款额。如果他取出现实的货币，而他原来的货币已经贷给别人，那么，他得到的就不是他自己的货币，而是另一个存款人存入的货币。如果他用一张向他的银行家签发的支票，来偿付他对B的债务，B把这张支票存放在自己的银行家那里，而A的银行家也有一张向B的银行家签发的支票，以致这两个银行家只要交换一下支票就行了，那么，由A存入的货币就执行了两次货币的职能：一次是在已经得到A所存入的货币的人手里，一次是在A自己手里。在第二次执行职能时，货币并没有介入，却抵消了债权（A对他的银行家的债权和这个银行家对B的银行家的债权）。在这里，存款执行了两次货币的职能：即作为现实的货币，然后又作为货币索取权。单纯的货币索取权，只能通过债权的抵消来代替货币。
(3) 见本卷第418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4) 见本卷第626页。——编者注
241 　关于节约和节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3—224、264、682—691页。——574。

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流通速度的巨大调节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上尖锐的紧迫状态，通常是和充实的流通同时并存。”（《通货论》第65页）

　　这一点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而另一方面，以一张500镑的银行券为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银行券在这里为购买或支付而流通的速度，是由它不断以存款的形式流回到某人手里，并以贷款的形式再转移到他人手里的速度所决定的。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在票据交换所里，在到期汇票的单纯交换上发展到了最高点，这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主要职能只是结清余额。但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如果这种信用减少了，票据，特别是长期票据的数目就会减少，因而这种结算方法的效力也会减小。这种节约是由于在交易上排除货币，完全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而这种职能又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这种节约只能有两种（撇开已或多或少发展的集中支付的技术不说）：汇票或支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债权，或是由同一个银行家结算，他只是把债权从一个户头转到另一个户头；或是由不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¹⁾把800万—1 000万的汇票集中在一个票据经纪人（例如奥弗伦—葛尼公司）手里，是在当地扩大这种结算规模的主要手段之一。流通手段的效力通过这种节约而提高了，因为单纯结算差额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变小了。另一方面，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又节约流通手段），完全取决于买卖的顺畅进行，在支付依次以货币进行时，也取决于各种支付的衔接。但信用会作为中介促进并从而提高流通速度。如果货币原来的持有者A向B买，B向C买，C向D买，D向E买，E向F买，也就是，货币只是以现实的买卖作中介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那么，同一货币就会比如说只流通五次，并且在每个人手里都会停留较长的时间，——这就是没有信用介入时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情形。但是，如果B 把A付给他的货币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的汇票贴现而把它付给C，C向D买，D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再把它贷给E，E向F买，那么，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购买手段）的速度本身，就是以多次信用活动为中介的：B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贴现，D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E贴现；就是说，是以这四次信用活动为中介的。如果没有这些信用活动，同一货币就不会在一定时间内依次完成五次购买。在没有现实的买卖作为中介的情况下，同一货币在存款和贴现上的转手，在这里，加快了它在一系列现实的买卖中的转手。

　　上面已经指出，同一张银行券怎样会在不同的银行家那里形成存款。同样，它也会在同一个银行家那里形成不同的存款。这个银行家用A存入的银行券，贴现B的汇票；B付给C，C再把同一张银行券存到发放它的那个银行家那里。

　　在考察简单的货币流通时（第一册第三章第2节），我们已经证明，已知流通的速度和支付的节约，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²⁴²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

　　下表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5镑和10镑券、20镑—100镑券和200镑—1 000镑的大额券——每年在公众手中的年平均额，以及每一栏银行券在流通的银行券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数字以千为单位，千以下的三位数字从略。

　　虽然进出口显示出来的营业额已增加一倍以上，但从1844年到1857年流通的银行券总额还是绝对减少了。这个表说明，5镑和10镑的小额银行券，已由1844年的9 263 000镑增加到1857年的10 659 000镑。并且，这是和正好在当时出现的金流通的猛烈增加同时发生的。相反地，大额券（200镑—1 000镑）却由1852年的5 856 000镑减少到1857年的3 241 000镑，即减少了250多万镑。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

　　“1854年6月8日，伦敦各私人银行家允许各股份银行参加票据交换所的组织，此后不久就由英格兰银行实行最后的票据交换。每天的结算都是通过各银行在英格兰银行所开的户头的转账来进行的。这个制度的采用，使各银行以前用来互相结算的大额券成为多余。”（《银行法》，1858年第V页）

　　在批发商业上，货币的使用已减少到多么小的最低限度，我们可以参看第一册第三章注（103）²⁴³所列的表。这个表是由莫里逊—狄龙公司（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零售商可以在那里买到十分齐全的各种商品以资备货）提供给银行委员会的。

　　根据威·纽马奇向银行委员会提出的证词（《银行法》，1857年第1741号），另外一些情况，如一便士邮政制、铁路、电报，总之，各种改进了的交通工具，也有助于流通手段的节约；因此，现在英国虽然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一样，却可以经营五倍甚至六倍的营业。但据他说，这主要也是由于10镑以上的银行券撤出了流通。在他看来，这就是对苏格兰和爱尔兰（在那里，甚至有一镑券流通）银行券的流通增加大约31%的理所当然的解释（第1747号）。联合王国银行券的流通总额，包括一镑券在内，据说为3 900万镑（第1749号）。金的流通额为7 000万镑（第1750号）。在苏格兰，银行券的流通额在1834年为3 120 000镑；在1844年为3 020 000镑；在1854年为4 050 000镑（第1752号）。

　　由此就可以看出，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不能兑现的纸币；不能兑现的银行券，只有在它实际上得到国家信用支持的地方，例如现在的俄国，才会成为一般的流通手段。因此，这种银行券受不能兑现的国家纸币的规律的支配，这些规律在以前就已经阐明过了。（第一册第三章第2节c《铸币。价值符号》）——弗·恩·〕

　　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是按照交易的需要来调节的，并且每一张多余的银行券都会立即回到它的发行者那里去。因为在英国，只有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是作为法定的支付手段通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略而不谈各地方银行的为数不多的、只有地方性质的银行券的流通。

　　英格兰银行总裁尼夫先生向1858年银行委员会作证说：

　　（第947号。问：）“您是说，无论您用什么办法，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都是一样，都大约是2 000万镑吗？——在平时，看来公众大约需要使用2 000万镑。在一年的某些季节，会增加100万镑或150万镑。我说过，当公众需要增加时，他们总是能够从英格兰银行得到它。”——（第948号）“您说过，在恐慌时期，公众不会允许您把银行券数额减少；您能说出理由吗？——我认为，在恐慌时期，公众完全有权得到银行券；当然，只要银行负有债务，公众就可以根据这种债务，从银行提取银行券。”——（第949号）“这样，看来任何时候都需要大约2 000万镑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2 000万镑在公众手里；它是有变动的。可以是1 850万、1 900万、2 000万等等；但平均可以说是在1 900万—2 000万之间。”

　　托马斯·图克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证词（《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3094号）：

　　“银行无权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扩大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它有权减少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但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才能办到。”

　　诺丁汉的一位有30年经验的银行家查·莱特，在详细说明了地方银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数量超过公众需要和要求的银行券保持在流通中以后，谈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2844号）：

　　“我不知道英格兰银行〈发行银行券〉有任何限制，但任何多余的通货都会转为存款，因此采取另一种形式。”

　　苏格兰也是这样。那里几乎只有纸币流通，因为在那里，像在爱尔兰一样，也准许一镑券流通，并且“苏格兰人讨厌金子”²⁴⁴。苏格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肯尼迪指出，银行从来不会减少它们的银行券流通，他“认为在国内交易需要银行券或金来完成时，银行家必须根据存户的要求，或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提供这些交易所需要的流通手段……　苏格兰各银行能够限制自己的营业，但不能控制银行券的发行”（同上，第3446、3448号）。

　　苏格兰联合银行的经理安德森持同样的意见（同上，第3578号）：

　　〔在苏格兰各银行之间〕“互相交换银行券的制度，会防止个别银行方面的银行券发行过度吗？——是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比交换银行券更为有效的办法〈事实上，这个办法和这里所说的事情毫无关系，虽然它保证每家银行的银行券可以在苏格兰全境流通〉，那就是苏格兰普遍实行的在银行开一个户头的做法。每个多少有些钱的人，都在银行开一个户头，并且每天把一切不是自己立即要用的钱都存入银行，所以，在每天营业结束时，除了各人身边的钱以外，所有的钱都在银行里。”

　　爱尔兰也是这样，可以看看爱尔兰银行总裁麦克唐奈和爱尔兰地方银行的经理默里向同一个委员会提出的证词。

　　银行券的流通既不以英格兰银行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该行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在地库中贮藏的金的数量为转移。

　　“1846年9月18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额为2 090万镑，它的金属贮藏为16 273 000镑。1847年4月5日，流通额为20 815 000镑，金属贮藏为10 246 000镑。所以，虽然贵金属输出了600万镑，但流通额没有缩小。”（约·金尼尔《危机和通货》1847年伦敦版第5页）

　　但是，不言而喻，这个结论只是在英国现在占支配地位的各种关系下才适用，并且它在那里之所以适用，也只是因为立法没有规定银行券发行和金属贮藏的另外的比例。

　　因此，只有营业本身的需要才会影响流通的货币即银行券和金的数量。这里首先要考察周期的变动。这种变动，不管一般的营业状况如何，每年都要重复一次，以致20年来，

　　“在某一个月，通货多，在另一个月，通货少，而在某第三个月，通货适中”（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650号）。

　　因此，每年8月都有几百万镑，大多数是金，从英格兰银行进入国内流通，以支付收获时期的各种费用；因为这主要是为了支付工资，工资在英国很少用银行券来支付。到年底，这些货币再流回英格兰银行。在苏格兰，几乎只用一镑券，不用索维林；因此，在苏格兰，在相应的情况下，银行券的流通会每年两次，即5月和11月，由300万镑增加到400万镑。14天后，就开始流回，一个月内几乎全部流回（安德森，同上［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3595—3600号）。

　　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因“债息”即国债的利息按季支付，也会每季经历一次暂时的变动。首先是银行券从流通中抽出，然后再投入公众手中；但它很快又会流回。魏格林（银行法，1857年第38号）估计，由此引起的银行券流通的变动，为数达250万镑。但声名狼藉的奥弗伦—葛尼公司的查普曼先生却估计，由此在货币市场上引起的风潮要大得多。

　　“你们为支付债息而从流通中取出600万镑或700万镑税收时，必然有人在这个期间把这个金额提供出来。”（《银行法》，1857年第5196号）

　　流通手段总额同产业周期的不同阶段相适应的变动，更显著也更持久得多。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听听该公司的另一个股东，可敬的贵格教徒赛米尔·葛尼的话（《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2645号）：

　　“〈1847年〉10月底，公众手中的银行券共有2 080万镑。那时，要在货币市场上获得银行券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担心由于1844年银行法的限制而得不到银行券。现在〈1848年3月〉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额为……1 770万镑，但是因为现在没有任何商业上的恐慌，所以，大大超过了需要的数额。在伦敦，没有哪个银行家或货币经营者不是持有比他能够使用的数额更多的银行券。”——（第2650号）“如果不同时把……商业界状况和信用状况考虑进去，英格兰银行以外的……银行券数额，就是流通的实际状况的一个十分不足的指数。”——（第2651号）“我们对公众手中现有的通货额所以产生绰绰有余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现在异常停滞的状态。如果物价高昂，营业活跃，我们就会对1 770万镑感到不足。”

　　〔在营业的状况使得贷款有规则地流回，从而信用依然没有动摇的时候，通货的扩张和收缩完全取决于工商业者的需要。因为至少在英国，金在批发商业上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撇开季节性的变动不说，金的流通又可以看成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几乎不变的量，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是这种变动的十分准确的测量器。在危机以后的消沉时期，通货额最小，随着需求的复苏，又会出现对流通手段的较大的需要。这种需要随着繁荣的增进而增加；而在过度扩张和过度投机的时期，流通手段量将达到最高点，——这时危机突然爆发了，昨天还是如此充足的银行券，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随着银行券的消失，汇票贴现者，要有价证券作担保的贷款人，商品购买者，也消失了。英格兰银行应该出来援助——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正是在全世界叫喊着要银行券的时候，在商品占有者卖不出去，但仍然要支付，因而准备不惜任何牺牲来获得银行券的时候，1844年的银行法强迫英格兰银行限制它的银行券的流通额。上面曾经提到的那位银行家莱特说（同上，第2930号）：

　　“在恐慌时期，国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起来了。”

　　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在于支付手段了。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而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赛米尔·葛尼（《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1116号）估计，在恐慌时期这样保藏起来的银行券，1847年10月一个月就有400万镑到500万镑。——弗·恩·〕

　　在这一方面，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葛尼的同事、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位查普曼于1857年向银行委员会作证时的证词。在这里，我把这个证词的主要内容归纳在一起引述如下，虽然其中涉及的某些论点我们以后才研究。

　　查普曼先生是这样说的：

　　（第4963号）“我还要毫不迟疑地说，货币市场竟听任某个资本家个人的支配（像伦敦有过的情况那样），让他能够在正是流通量很小的时候造成货币异常短缺和紧迫状态，我并不认为这是正当的…… 很可能……能够从流通中取出100万镑或200万镑银行券的不只是一个资本家，如果他们这样做可以达到一个目的的话。”

　　（第4965号）一个大投机家能够出售100万镑或200万镑统一公债，这样从市场取走货币。类似的情况不久以前还发生过，“这造成了货币的极度紧迫状态”。

　　（第4967号）这时，银行券当然是非生产的。

　　“但这没有关系，只要达到一个重要目的就行了；这个重要目的就是压低证券价格，造成货币紧迫，他完全有力量做到这一点。”

　　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天，证券交易所发生了巨大的货币需求；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某人向查普曼要求按7%的利息借5万镑。查普曼感到惊奇，因为他的利息率要低得多；他答应了。不久这个人又来了，按7.5%的利息率再借5万镑；后来，又按8%的利息率借10万镑，并且愿意按8.5%的利息率再借一些。这时候，甚至查普曼也感到惊慌不安。后来才明白已经有大量货币突然从市场被抽走。但查普曼说，“我已经按8%的利息率贷出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不敢再前进一步了；我不知道结果将如何”。

　　决不要忘记，公众手中的银行券，虽然被认为几乎经常是在1 900万—2 000万之间，但是这些银行券实际流通的部分同当做准备金闲置在银行中的部分，这两者互相之间是在不断地显著地发生变动的。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多，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少，那么，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这就是通货充足（the circulation is full, money is plentiful）；如果这个准备金很少，从而实际流通的通货很多，从货币市场的观点看，就叫做通货短缺（the circulation is low, money is scarce），也就是说，代表闲置的借贷资本的那部分，只有一个很小的数额。通货的实际的、与产业周期各阶段无关的膨胀或收缩，——因而公众需要的数额仍保持不变，——可以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产生的，例如在纳税或支付国债利息时就是这样。在纳税时，银行券和金流入英格兰银行超过通常的程度，所以实际上是不管对通货的需要如何而使通货收缩。在支付国债利息时，情况就恰好相反。在前一场合，人们向银行要求借款，以便获得流通手段。在后一场合，各私人银行的利息率将会降低，因为它们的准备金将会暂时增加。这同流通手段的绝对量无关，而只同把这种流通手段投入流通的银行有关，并且对银行来说，这个过程表现为借贷资本的出让，所以，它把由此而来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

　　在一个场合，流通手段只是发生暂时的位置变动，英格兰银行会在每季纳税和每季支付国债利息以前不久，按低息发放短期贷款，以便这种变动得到平衡。这些这样发行出去的过剩的银行券，首先会把纳税所造成的空隙填补；但由于要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支付国债利息而投到公众手中的过剩银行券又会立即流回银行。

　　在另一场合，通货的短缺或充足，始终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段在现款和存款（即借贷工具）之间的不同的分配。

　　另一方面，例如，如果由于金流入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的发行额相应增加，那么，这些银行券就会参加这个银行以外的贴现业务，并且会在贷款偿还的时候流回，所以，流通的银行券的绝对量只是暂时增加。

　　如果通货充足是由于营业的扩大（这在物价比较低的时候也是可能发生的），那么，由于利润增大和新的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通货短缺是由于营业收缩或信用非常活跃，那么，利息率在物价高的时候，也可能是低的（见哈伯德的著作⁽²⁾）。

　　通货的绝对量只有在紧迫时期，才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这时，对充足的通货的需求，只是表示由于信用缺乏（把货币流通的速度已经减慢和同一些货币不断转化为借贷资本的速度已经减慢的情况撇开不说）而产生了对贮藏手段的需求，例如1847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却足以使贮藏的银行券重见天日，投入流通。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实际上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例如1857年，银行法暂停执行后，通货实际上暂时增加了。

　　在另外的情况下，通货的绝对量不会影响利息率。第一，这是因为通货的绝对量——假定周转的节约和速度不变——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的总量决定的（这时候，一个要素通常会抵消另一个要素的作用），最后是由信用的状况决定的（而通货的绝对量决不会反过来决定信用的状况）；第二，这是因为在商品价格和利息之间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

　　在银行限制法²⁴⁵实施期间（1797—1820年），发生通货过剩，利息率始终比恢复兑现以来高得多。后来，随着银行券的发行受到限制和汇兑率提高，利息率迅速下降了。1822年、1823年、1832年，一般说来通货很少，利息率也低。1824年、1825年、1836年，通货很多，利息率也提高了。1830年夏，通货很多，但利息率低。自从金矿发现239以后，整个欧洲的货币流通都膨胀了，利息率却提高了。所以，利息率并不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

　　流通手段的发行和资本的贷放之间的差别，在现实的再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我们已经在以前（第二册第三篇）看到，生产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怎样进行交换的。例如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工人的生活资料，即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但这部分产品是用货币一点一点付给他们的。资本家必须预付这些货币，并且他能不能在下周再用他上周付出的那些货币来支付新的可变资本，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信用事业的组织。社会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换行为，例如消费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之间的交换行为，也是这样。我们已经知道，它们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必须由交换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预付。这时，这种货币会留在流通中，但交换完成后，总是又回到预付人的手里，因为这种货币是他在他实际使用的产业资本之外所预付的（见第二册第二十章²⁴⁶）。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集中在银行手中，银行至少在名义上贷放货币。这种贷放只与流通中的货币有关。这是通货的贷放，不是借助这些通货而流通的资本的贷放。

　　查普曼：

　　（第5062号）“可能有这样的时候，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目非常大，但是弄不到手。”

　　货币在恐慌时期仍是存在着的；但每个人都当心不让它转化为借贷资本，不让它转化为借贷货币；每个人都抓住它不放，以便应付实际的支付需要。

　　（第5099号）“农村地区的银行，会把它们的闲置的过剩部分，送到贵行和伦敦其他的银行去吗？——是的。”——（第5100号）“另一方面，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厂区，为了自己营业的目的而在贵行贴现汇票吗？——是的。”——（第5101号）“可见，通过这种方法，一个地区的过剩货币，可以用来应付另一地区的需要？——完全正确。”

　　查普曼说，银行用它的过剩的货币资本在较短期间内购买统一公债和国库券的习惯做法，近来已经大大减少，而发放随时可收回的贷款，已经成为习惯。他自己也觉得购买这种证券，对他的营业来说很不合算。因此，他把货币投在可靠的汇票上，这些汇票每天都有一部分到期，所以他始终知道，他每天可以指望得到多少现款。（第5101—5105号）——

　　甚至出口的增加，或多或少会对每个国家，特别是对提供信用的国家，表现为国内货币市场需要的增加，但是，只有在紧迫时期才会这样被人感觉到。在出口增加的时候，工厂主照例会凭委托销售的英国工业品，对出口商人签发长期汇票（第5126号）。

　　（第5127号）“是不是常有这样的事情，互相同意随时重新签发汇票？——〔查普曼：〕这件事他们对我们保密；我们是不会容许这种汇票的……当然，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但关于这类事情，我不能说什么。〈纯洁的查普曼啊。〉”——（第5129号）“如果出口大量增加，例如去年一年就增加了2 000万镑，那么，要贴现那些代表这种出口的汇票，不是自然而然会引起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吗？——这是毫无疑问的。”——（第5130号）“既然英国照例为它的一切出口对外国提供信用，那么，在信用延续的期间不是必定会吸收相应的追加资本吗？——英国提供巨额的信用；但它也为它的原料接受信用。人们在美国向我们签发的汇票总是以60天为期，另外一些地方签发的汇票是以90天为期。另一方面，我们也提供信用；我们把商品运往德国时，就提供以两个月或三个月为期的信用。”

　　威尔逊问查普曼（第5131号），是不是在这种进口原料和殖民地商品起运的同时，已经凭这些货物对英国签发汇票？是不是这种汇票会和提单同时寄到？查普曼相信是这样，但是他对这种“商人的”业务一无所知，建议我们去问内行的人。——查普曼说，在对美国的出口上，“商品在过境时被象征化了”［第5133号］；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的意思应当是说，英国出口商人凭他的商品向伦敦的一家美国大银行签发以四个月为期的汇票，这家银行则从美国得到支付。

　　（第5136号）“同远方各国的交易，不是照例由那些要等商品售出才有资本可用的商人经营吗？——一些商行拥有巨大的私人财富，它们能够投下它们自己的资本，而不需要靠商品来获得贷款；但这些商品大部分会通过某些著名公司的承兑而转化为贷款。”——（第5137号）“这些商行设在……伦敦、利物浦和其他地方。”——（第5138号）“所以，无论工厂主是自己出钱，还是在伦敦或利物浦找到一个商人来提供这种贷款，都没有差别；这不仍然是在英国作出的预付吗？——一点不错。工厂主只是在少数场合〈相反，在1847年几乎是在一切场合〉这样做。例如，一个经营工业品的商人在曼彻斯特购买商品，并且通过伦敦一家可靠的公司把商品装船运走；当伦敦这家公司确信一切都已按照合同办妥时，这个商人就会凭这批运往印度、中国或其他地方的货物，向伦敦这家公司签发一张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然后银行界参加进来，替他把这张汇票贴现；所以，当他必须对这些商品支付的时候，他已经通过汇票的贴现而拥有货币了。”——（第5139号）“那个人虽然有了货币，银行家不是必须贷出这些货币吗？——银行家有这张汇票；银行家购买了这张汇票；他就是在这个形式上，即在商业汇票的贴现上，运用他的银行资本的。”

　　〔可见，查普曼也认为汇票贴现不是发放贷款，而是购买商品。——弗·恩·〕

　　（第5140号）“这不仍然是对伦敦货币市场的需求的一部分吗？——毫无疑问；这是货币市场和英格兰银行的重要业务。英格兰银行和我们一样乐于得到这种汇票，它知道这是很好的投资。”——（第5141号）“是不是出口业越发展，对货币市场的需求就越增加？——随着国家繁荣的增进，我们〈查普曼之流〉也得到好处。”——（第5142号）“所以，如果这些不同的投资范围突然扩大，自然的结果就是利息率的提高？——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5143号）查普曼“不很了解，在我们的出口额十分巨大的时候，金对我们竟会有这么大的用处”。

　　（第5144号）尊敬的威尔逊问道：

　　“我们在我们的出口上提供的信用，是不是可能比我们在我们的进口上得到的信用多？——我自己对这一点是有所怀疑的。如果有人凭他运往印度的曼彻斯特商品来要求承兑，您是不能以少于10个月的期限给他承兑的。在印度对我们进行支付以前的一些时候，我们就必然要为美国的棉花而对美国进行支付，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要弄清这件事的影响究竟如何，却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第5145号）“如果我们像去年一样增加工业品的出口2 000万镑，那么，我们必须事先就大大增加原料的进口〈这已经表明，出口过剩和进口过剩，生产过剩和贸易过剩是一回事〉，以便生产这个增加的商品量吗？——这是没有疑问的。”——［第5146号］“我们必然要支付一个很大的差额；这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内，对我们来说一定是逆差，但久而久之，同美国之间的汇兑率是对我们有利的，并且较长时期以来，我们已经从美国得到了巨额贵金属的输入。”

　　（第5148号）威尔逊问那位高利贷大王查普曼，他是否认为他的高额利息是大繁荣和高额利润的标志。查普曼对这个献媚者的天真显然大吃一惊，他当然认为是这种标志，但十分坦白地加上一句保留的话：

　　“有些人别无他法；他们要还债，他们必须偿付债务，不管有没有利润；不过，只要它〔高利息率〕持续下去，它就会标志着繁荣。”

　　他们两人都忘记了，高利息率也可以标志着像1857年那样的情况：到处奔波的信用冒险家使国家陷于不安。他们能够支付高额利息，因为他们是从他人的钱袋掏出钱来支付的（而与此同时，也就参与决定对一切人适用的利息率），并在此期间，靠预期中的利润，过着阔绰的生活。同时，正是这种情况能够给工厂主等提供实际上极为有利的营业。回流由于这种借贷制度而变得完全不可靠了。这一点还说明了下述情况，这些情况对英格兰银行来说，是用不着加以说明的，因为在利息率高的时候，它会按比别人低的利息率来贴现。

　　（第5156号）查普曼说：“我尽可以说，我们的贴现额，在我们这样长期具有高利息率的现在，达到了最大限度。”

　　（查普曼是在1857年7月21日，崩溃之前几个月说这句话的。）

　　（第5157号）“1852年〈那时利息很低〉贴现额远不是这么大。”

　　因为那时候营业实际上正常得多。

　　（第5159号）“如果市场上货币显著过多……而银行贴现率又低，汇票就会减少…… 1852年我们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当时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同今天相比，简直等于没有。”——（第5161号）“在贴现率这样高的情况下，我们的贴现业务同1854年一样多〈当时利息为5%—%〉。”

　　查普曼的证词中，最可笑的是，这伙人实际上把公众的钱看做自己的财产，并且相信他们有权把他们所贴现的汇票随时换成现款。提问和回答都极为天真。立法有责任让这些已经由大公司承兑的汇票可以随时换成现款，让英格兰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为票据经纪人进一步再贴现。但是，1857年，三个这样的票据经纪人破产了，他们负债大约800万镑，而他们自己的资本，同这种债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第5177号）“您是想说，照您的意思，它们〈贝林公司或劳埃德公司承兑的汇票〉应该能够强制贴现，就像现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可以强制换成金吗？——我认为，如果这些汇票不能贴现，那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一个人因为他持有的斯密—佩恩公司或琼斯·劳埃德公司承兑的汇票不能贴现，以致不得不停止支付，那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第5178号）“贝林公司的承兑，不就是承担义务在汇票到期时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吗？——一点不错；但是贝林公司承担这种义务，是像任何一个承担这种义务的商人一样的，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将必须用索维林去兑付这张汇票；他们原以为，他们将在票据交换所兑付这张汇票。”——（第5180号）“那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必须设计出某种机制，使得公众由于有人必须为汇票贴现而有权在汇票到期之前得到货币？——不是这样；这不是承兑人的想法。但是，如果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有商业汇票贴现的可能，那么，我们就必然使事情全部改观。”——（第5182号）“因此，您是认为，它〔商业汇票〕必须能换成货币，正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必须能换成金？——在一定情况下，确实应当这样。”——（第5184号）“因此，您是认为，必须这样制定通货制度，以使那种确实稳当可靠的商业汇票能像银行券一样容易地随时换成货币？——我是这么想。”——（第5185号）“您是不是认为，英格兰银行或任何其他人，都应由法律强制来兑现这种汇票呢？——我的意思确实是说，在我们制定管理通货的法律时，我们应采取措施，以防止发生那种稳当可靠的国内商业汇票不能兑现的情况。”

　　这就是同银行券的兑现性相对比的商业汇票的兑现性。

　　（第5190号）“我国的货币经营者事实上只代表公众。”——

　　查普曼先生后来在审理戴维森案件的巡回法庭²⁴⁷上就是这样说的。见《金融大骗案》。

　　（第5196号）“每季〈付息的时候〉……我们都绝对必须向英格兰银行求助。你们因预备付息而从流通中取出600万镑或700万镑的国家收入时，必然有人在这个期间把这个金额提供出来。”

　　（可见，在这种场合，问题在于货币的供给，而不是资本或借贷资本的供给。）

　　（第5169号）“每一个熟悉我国商业界情况的人都必定知道，当我们处在国库券不能出售，东印度公司²⁴⁸的债券完全无用，最好的商业汇票也不能贴现这样的情况时，就必然会在这样一种人中间引起很大的不安，他们的营业使他们一遇到要求，就必须立即用国内通用的流通手段来支付，而这就是一切银行家的处境。其结果是，每个人都要有加倍的准备金。如果500左右的地方银行家每人都嘱咐他的伦敦代理人汇寄5 000镑银行券，您想一想，这在全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在我们十分荒谬地把这样小的金额当做平均数的时候，我们也要从流通中提出250万镑。那又怎样去补充呢？”

　　另一方面，拥有货币的私人资本家等等，不管利息多大，都不愿贷出货币，因为他们像查普曼那样说：

　　（第5195号）“我们宁可完全不要利息，也不愿担心在我们需要货币时不能把货币收回。”

　　（第5173号）“我们的制度是这样：我们有3亿镑债务，这笔债务可能在一个指定的日期被要求用国内通用的铸币偿付；而国内的这些铸币，即使全部用来还债，也不过等于2 300万镑或差不多这样大的一个数目；这不是随时都会使我们陷入动荡的一种状况吗？”

　　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

　　把危机时期的国内恐慌撇开不说，我们说到货币量，总只是指金属即世界货币。查普曼却恰好把这排除在外；他只提到2 300万镑银行券。

　　同一个查普曼还说：

　　（第5218号）“货币市场紊乱〔1847年4月以及后来的10月〕的最初原因，无疑是由于当年异乎寻常的大量进口需要大量货币来调节汇兑率。”

　　第一，世界市场货币的这个贮藏，当时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第二，它同时还是信用货币即银行券兑现的保证。这样，它就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起了。但是，这两种职能都是由货币的性质引起的，因为现实的货币总是世界市场货币，并且信用货币总是建立在世界市场货币的基础上。

　　1847年，如果不是暂停执行1844年的银行法²¹²，“票据交换所的业务一定已经不能进行了”。（第5221号）

　　查普曼对于日益迫近的危机毕竟是有一点感觉的：

　　（第5236号）“货币市场上会出现某种情况（并且现在离这种情况已不很远），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很难到手，人们必须求助于银行。”

　　（第5239号）“至于谈到我们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一即1847年10月19日、20日、22日从银行提出的金额，如果我们能够在下星期三把这些汇票收回，那我们就会感到太满意了；恐慌一过，货币就会立即流回我们手里。”

　　但是，星期二，10月23日，银行法暂停执行，危机就被制止了。

　　查普曼相信（第5274号），同时涌向伦敦的汇票，有10 000万—12 000万镑。各地区的地方汇票，还不包括在内。

　　（第5287号）“1856年10月，公众手中的银行券的数额，已经增加到21 155 000镑，但要获得货币还是非常困难，尽管公众手中有这么多货币，但我们无法得到。”

　　这是由于货币紧迫引起的恐惧所致。东方银行曾一度（1856年3月）处于这种紧迫状态中。

　　（第5290号）恐慌一过，

　　“一切靠利息得到利润的银行家，都立即开始使用他们的货币”。

　　（第5302号）查普曼认为，银行准备金减少时所以引起不安，并不是因为对存款有恐惧心理，而是因为一切有可能要突然支付巨额货币的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货币市场紧迫的时候，会被迫向银行寻求最后的支援；但是，

　　“如果银行只有一笔很小的准备金，它就不会高兴接待我们，而是相反”。

　　准备金作为实有的量是怎样消失的，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银行家为了他们当前的营业需要，持有一笔最低限额的准备金，一部分保存在自己身边，一部分保存在英格兰银行。票据经纪人持有“国内闲置的银行货币”，但没有准备金。英格兰银行对于存款负债，除了以公共存款等作保证外，只有以银行家和其他人的准备金作保证，它可以把这个准备金减低到最低点，比如说，200万镑。所以，在这200万镑纸币之外，除了金属贮藏，在货币紧迫时期（并且货币紧迫会减少准备金，因为为兑换流出的金属而流入的银行券必须报废），这全部欺诈活动绝对没有任何其他准备，因此，每一次因金的流出而引起的金属贮藏的减少，都会加深危机。

　　（第5306号）“如果没有货币用来结清票据交换所的差额，那么，除了大家凑到一起并用第一流的票据（向国库、斯密—佩恩公司等签发的票据）来支付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第5307号）“所以，如果政府不能供给你们流通手段，你们就要为自己创造一种流通手段吗？——我们有什么办法？公众进来，从我们手里取走流通手段；流通手段没有了。”——（第5308号）“所以，你们在伦敦做的事情，不过是人们每天在曼彻斯特做的事情吗？——是的。”

　　对凯利（伯明翰的阿特伍德派²⁴⁹分子）关于奥弗斯顿的资本观念所提的问题，查普曼的回答真是妙极了：

　　（第5315号）“有人向这个委员会作证说，在像1847年那样的紧迫时期，人们不是追求货币，而是追求资本；您对此有什么意见？——我不懂您的意思；我们只经营货币；我不懂您说的究竟是什么。”——（第5316号）“如果您把它〈商业资本〉理解为一个人在他的营业中属于自己所有的货币量，如果您把这叫做资本，那么，在大多数场合，这不过是他以公众给他的信用作中介而在他的营业中使用的货币的极小部分。”——也就是以查普曼之流作中介。

　　（第5339号）“是缺少财富使我们暂时停止兑现的吗？——根本不是；……我们并不缺少财富；但我们是在一种极其人为的制度下活动，以致在我们非常迫切需要流通手段的时候，可能出现一些情况妨碍我们去获得流通手段。全国的商业活动应当因此停顿吗？我们应当堵塞营业的一切门路吗？”——（第5338号）“如果有人提出问题说，我们应当维持兑现还是应当维持国内产业，我知道我应当放弃二者中的哪一个。”

　　至于贮藏银行券“以加剧紧迫状态并从中得利”（第5358号），他说，这很容易做到。只要有三家大银行就足够了。

　　（第5383号）“您这位熟悉我国首都各大营业的人，想必知道，资本家利用这种危机，从那些被作为牺牲品的人的破产中获得大量利润，不是吗？——这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查普曼先生的“从牺牲者的破产中获得大量利润”的企图，最终在商业上遭到失败，但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他说的这些话。因为，当他的同事葛尼说，营业上每一次变动都对那些熟悉内情的人有利时，查普曼却说：

　　“社会的一部分不熟悉另一部分；例如，向大陆出口工业品或从大陆进口原料的工厂主，一点也不熟悉那些做金条生意的人的情况。”（第5046号）

　　终于有一天，葛尼和查普曼本人因不“熟悉内情”而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银行券的发行并不是在一切场合都意味着资本的贷放。图克向上院商业危机委员会（1848年）提出的下述证词不过证明，资本的贷放即使是通过银行发行新券的办法来实行，也不一定就是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的增加。

　　（第3099号）“您认为，例如英格兰银行能够显著扩大它的贷款而不致引起银行券发行额的增加吗？——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1835年，当时英格兰银行把西印度的存款和向东印度公司的借款用于扩大对公众的贷款；同一时候，公众手中的银行券数额事实上却略有减少……　1846年在铁路存款缴入银行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贴现和存入的〉有价证券增加到大约3 000万镑；而公众手里的银行券数额，没有受任何显著的影响。”

　　但是除银行券之外，批发商业还有第二种而且对它来说是更重要得多的流通手段，这就是票据。查普曼先生曾经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正常的营业进程来说，如果可靠的票据能够到处并且在一切情况下都在支付上被人接受，那将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如果“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²⁵⁰这两种流通手段的互相关系是怎样的呢？

　　关于这点，吉尔巴特说：

　　“限制银行券的流通额，照例会增加票据的流通额。票据有两种——商业票据和银行家票据——……货币少的时候，货币贷放者就会说：‘向我们签发票据吧，我们会承兑。’并且，当一个地方银行家为一个客户的一张票据贴现时，他不是给他现金，而是给他一张自己的以21天为期并由他的伦敦代办处兑付的汇票。这些票据作为流通手段来用。”（詹·威·吉尔巴特《论1839年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第31页）

　　纽马奇略微改变一下说法，也确认这一点（《银行法》，1857年第1426号）：

　　“在流通的票据额的变动和流通的银行券数额的变动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唯一比较一致的结果是……只要货币市场稍微发生那种在贴现率提高时可以看到的紧迫现象，票据流通的规模就会显著增加；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不过，这时候签发的汇票，决不只是吉尔巴特所说的短期的银行票据。正好相反，那大部分是融通票据，它们不代表任何现实的营业，或只代表这样一种营业，它之所以被经营，不过为了要凭它签发汇票。关于这二者，我们已经举了充分的例子。所以，《经济学家》（威尔逊编）把这种票据的可靠性同银行券的可靠性加以比较时就说：

　　“随时可兑的银行券，决不会停滞在银行外面，处于过剩状态中，因为过剩额总会回到银行去兑换。以两个月为期的票据却可以有很大的过剩额，因为在它们到期以前，没有任何手段可以控制它们的发行，而在它们到期的时候，它们可能又已经被其他票据代替了。所以，一个国家对将来某一日期才兑付的票据的流通认为确实可靠，而对于随时可兑的纸币的流通却表示疑虑，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1847年《经济学家》第575页）

　　因此，流通的汇票的数量，和银行券的数量一样，完全是由交易上的需要决定的；50年代在联合王国，平时除了3 900万镑银行券之外，大约还有30 000万镑汇票流通着，其中10 000万—12 000万镑只是向伦敦签发的。汇票流通的规模对银行券流通的规模没有影响，并且，它也只是在货币短缺的时候，才受银行券流通的规模的影响，那时，汇票的数量将会增加，汇票的质量却会下降。最后，在危机期间，汇票流通会完全停止；没有人能够使用支付凭证，因为每个人都只接受现金支付；至少直到现在的英国，只有银行券还保持流通的能力，因为国家以其全部财富做英格兰银行的后盾。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查普曼先生这位1857年货币市场上的实力人物，也痛苦地抱怨说，伦敦有很多大的货币资本家，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一定的时候使整个货币市场陷于混乱，并从中极其无耻地榨取那些较小的货币经营者。这就是说，有这样一些大鲨鱼，他们能够抛售一二百万镑统一公债，从市场取走等额的银行券（同时也就是取走等额可供支配的借贷资本），因而使紧迫情况大大尖锐起来。只要三家大银行联合行动，就能够用同一手法把紧迫情况变为恐慌。

　　伦敦的最大资本势力，当然是英格兰银行。但它的半国家机关的地位，使它不可能用这样粗暴的方式，来显示它的统治力量。尽管如此，它还是清楚地知道要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来牟取私利，特别是从1844年银行法公布以来。

　　英格兰银行有14 553 000镑资本，此外还支配着大约300万镑“结余”即尚未分配的利润，以及政府在税收等名义下收入的全部货币，这些货币必须存入英格兰银行，直到需用的时候才提取。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存款（平时大约有3 000万镑）和没有准备金而发行的银行券的数目，我们就会觉得纽马奇的下述估计还是比较适中的，他说（《银行法》，1857年第1889号）：

　　“我相信，经常在〔伦敦〕货币市场上使用的基金总额大约有12 000万镑，在这12 000万镑中，英格兰银行支配着很大一部分，大约15%—20%。”

　　英格兰银行不用它的地库内的金属贮藏做准备金而发行银行券时，它创造了一些价值符号，它们不仅是流通手段，而且对英格兰银行来说，它们还按没有准备金的银行券的票面总额，形成了追加的——虽然是虚拟的——资本。并且这一追加的资本，会为它提供追加的利润。——银行法，1857年，威尔逊问纽马奇：

　　（第1563号）“银行本行的银行券流通，即保留在公众手中的平均数额，是该行有效资本的一种追加，是不是？——一点不错。”——（第1564号）“所以，银行从这个流通得到的全部利润，都是从信用产生，而不是从它实际握有的资本产生的吗？——一点不错。”

　　当然，这对发行银行券的私人银行来说也是适用的。纽马奇在他的回答（第1866—1868号）中认为，这些银行所发行的全部银行券的三分之二（对其余的三分之一，这些银行必须持有金属准备）是“同额资本的创造”，因为这个数额的硬币被节约下来了。银行家的利润，也许不会因此就比其他资本家的利润更大。事实仍然是，他们从硬币的这种国民节约中获得了利润。国民节约表现为私人获取利润，这丝毫也没有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因为利润本来就是对国民劳动的占有。例如，还有什么比1797年至1817年的英格兰银行的下述做法更荒谬的吗？它的银行券只是因为国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这些银行券由纸变为货币，然后贷给国家，也是国家给予它的权力；但是它却要国家，也就是公众，以国债利息的形式对这种权力付给报酬。

　　银行还有其他的创造资本的手段。根据同一个纽马奇的说法，各地方银行，正如上面谈到的，习惯于把它们的剩余基金（即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送到伦敦的票据经纪人那里去，而经纪人则把贴现的汇票送回给它们。银行用这种汇票来为它的客户服务，因为从当地客户手里接受的汇票，银行照例是不再发出的，以免客户的营业活动被客户周围的人知道。这种从伦敦得到的汇票，不仅会在客户不愿要银行本行签发的在伦敦兑付的汇票的时候，被用来发给那些要在伦敦直接支付的客户；它也被用来结算本地区的支付，因为银行家的背书，可以作为这种汇票在当地有信用的保证。例如在兰开夏郡，这种汇票已经把地方银行本行的全部银行券和英格兰银行的大部分银行券从流通中排挤出去。（同上，第1568—1574号）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各银行创造信用和资本的方法：1. 发行本行的银行券；2. 签发以21天为期在伦敦兑付的汇票，但在签发汇票时，立即收进现金；3. 付出已经贴现的汇票，这种汇票之所以有信用能力，至少对有关地区来说，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因为有了银行的背书。

　　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在营业正常进行的时候，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英格兰银行不能用提高贴现率的办法⁽³⁾，来防止金从它的金属贮藏中适度流出，因为对支付手段的需要，将从私人银行、股份银行和票据经纪人那里得到满足，这些银行和经纪人在过去30年中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资本权力。因此，英格兰银行只好使用其他手段。但对紧急时期说来，银行家格林（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的股东）在《商业危机》（1848—1857年）中的证词仍然适用：

　　（第1709号）“在国内货币非常紧迫的时候，英格兰银行会控制利息率。”——（第1710号）“在货币异常紧迫的时候……私人银行或经纪人的贴现业务比较受到限制，这种业务就会落在英格兰银行身上，于是它就有了确定市场利息率的权力。”

　　当然，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受国家保护并赋有国家特权的公共机关，是不可能像私人营业那样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权力的。因此，哈伯德也在银行委员会（《银行法》，1857年）面前说：

　　（第2844号。问：）“是不是贴现率最高的时候，就是英格兰银行以最低代价提供服务的时候；贴现率最低的时候，则是经纪人以最低代价提供服务的时候？——（哈伯德：）情况总是这样，因为英格兰银行从来不会像它的竞争者那样大幅度地降低贴现率，贴现率最高时，也从来不会像它的竞争者那样大幅度地提高贴现率。”

　　但是，尽管如此，如果英格兰银行在货币紧迫时期，如俗话所说，把螺丝拧紧，也就是把已经高于平均数的利息率再提高，那终究是营业生活上一件严重的事情。

　　“一旦英格兰银行把螺丝拧紧，一切为向外国出口而进行的购买都会停止…… 出口商人要等价格降到最低点时才购买，而不是在此之前购买。但当这一点达到时，汇兑率又已经调整了——金会在价格降到最低点以前停止输出。购买供输出用的商品，也许能带回一部分已经送往外国的黄金，但要防止金的外流，就未免太晚了。”（詹·威·吉尔巴特《论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1840年伦敦版第35页）“用外汇率来调节流通手段的另一个影响是，在货币紧迫时期造成很高的利息率。”（同上，第40页）“调整汇兑率的费用落在国内的生产性的产业上，而在这个过程的进行中，英格兰银行的利润却因它用较少量的贵金属来维持它的业务而实际增加了。”（同上，第52页）

　　但是，赛米尔·葛尼朋友却说，

　　“利息率的这些大波动对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有利——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

　　即使葛尼之流肆无忌惮地利用营业上的困难状况自肥，英格兰银行却不能同样自由地这样做，但它仍然可以取得十分可观的利润——至于自然而然落到那些有特别机会知道一般营业情况的董事先生们手里的私人利润就更不用说了。按照1817年恢复兑现时对上院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到1817年这整个时期内获得的利润如下：

　　这是11 642 400镑资本在19年中获得的利润总额。（丹·哈德卡斯尔《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第120页）如果我们按照相同的原则来估计也是在1797年暂停兑现的爱尔兰银行的总利润，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结果：

　　这是300万镑资本所获的总利润。（同上，第363、364页）

　　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1844年和1845年的法令，就是这伙包括金融业者和证券投机家的匪帮的权力日益增加的证据。

　　然而，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伙高贵的匪帮，只是为了生产和被剥削者自身的利益，而对国内和国际的生产进行剥削，那就请他读一读下面这段话，认识一下银行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吧：

　　“银行制度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不是往往由于害怕被他的银行家的警戒的、非难的眼睛看见而不敢结交吃喝玩乐的朋友吗？他渴望博得银行家的好评，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银行家皱皱眉头，也比朋友的忠告对他的作用更大；他总是提心吊胆，怕人说他是在骗人，或者有一点点不老实，以致引起怀疑，因而可能使银行家限制甚至取消对他的贷款！对他来说，银行家的忠告比牧师的忠告更为重要。”（苏格兰银行董事贝尔《股份银行业哲学》1840年伦敦版第46、47页）

(1) 一张银行券停留在流通中的平均天数：
（上表是英格兰银行出纳员马歇尔在《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II篇附件第300、301页上提出的。）
(2) 见本卷第623—624页。——编者注
(3) 在1894年1月17日伦敦联合银行股东大会上，主席里奇先生谈到，英格兰银行在1893年把贴现率由（7月）的2(1/2)%，提高到8月的3%—4%，尽管如此，在四星期之内还是损失了450万镑黄金，所以又把贴现率提高到5%，于是，金流回来了，银行贴现率也在9月下降到4%，在10月下降到3%。但这种银行贴现率是市场所不承认的。“当银行贴现率为5%时，市场贴现率为3(1/2)%，利息率为2(1/2)%；银行贴现率下降到4%时，市场贴现率为2(3/8)%，利息率为1(3/4)%；银行贴现率下降到3%时，市场贴现率为1(1/2)%，利息率更要低一些。”（1894年1月18日《每日新闻》）——弗·恩·
24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41—142、162—163页。——591。
24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4页。——593。
244 　“苏格兰人讨厌金子”这句话是苏格兰一家银行的经理威·肯尼迪向商业危机委员会作证时说的，参看本卷第637页。——595、670。
245 　银行限制法（Bank Restriction Act）是1797年5月由英国政府颁布的。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券的强制性的牌价，并且停止用银行券兑换黄金。1819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法令。实际上这种兑换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银行限制法生效时期是1799—1819年。马克思这里把该法实施期间写做1797—1820年。——601。
24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435—549页。——602。
247 　巡回法庭是英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定期巡回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法庭。——607。
248 　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经营垄断贸易，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该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印度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改变殖民统治的形式，于是公司被撤销，印度被宣布为英王的领地。——607。
249 　伯明翰的阿特伍德派通称伯明翰派或小先令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的伯明翰产生的一个经济学学派，他们宣扬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理论，把货币仅仅看做“计算名称”，否认货币的计算名称（例如镑、先令）与一定量的贵金属相联系。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以及理·斯普纳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别名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旨在减少流通中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使工业振兴，保证国家普遍繁荣。然而，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实际上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利益。关于马克思对伯明翰派的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6—477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272页。——610、634。
250 　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其中描写了中世纪天主教嘉布遣会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教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辩论中引用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嘉布遣会士回答说：“让《泰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愤怒的拉比高声叫道：“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哪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611。

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李嘉图从货币价值对商品价格的关系上所提出的货币价值的理论，已经在以前的一部著作中⁽¹⁾研究过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只就最必要的事情说一下。按照李嘉图的说法，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是由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只有在货币的数量同要交换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保持正确比例的时候才是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货币量超过这个比例，货币价值就会降低，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如果货币量降到这个正确比例以下，货币价值就会提高，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在第一个场合，金过剩的国家，会把跌到价值以下的金输出，并把商品输入；在第二个场合，金就会流往金的估价高于其价值的国家，而估价低的商品就会从那里输往它能获得正常价格的其他市场去。既然依照这些假定，“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身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那么显而易见，流通中的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实在价值符合于它的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而定…… 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金的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值，这是李嘉图的主要发现之一；奥弗斯顿勋爵之流利用了这一发现，把它用做1844年和1845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5页²⁵²）

　　前书对李嘉图这个学说的错误已经作了论证，这些论证用不着我们在这里重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把上述皮尔银行法强加于人的这一派银行理论家，是用什么方法对李嘉图的这些教条进行加工的。

　　“19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不是休谟眼中的16、17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说，也不是李嘉图眼中的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对策。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

　　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是货币同一切商品相比其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以说成是货币的相对价值跌落。两种说法都是叙述现象而不是解释现象……说法虽然不同，但课题并没有改变，正如这一课题从德文译成英文也并不改变一样。因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因为它赋予同义反复以因果关系的外貌。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上涨。反过来问，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上涨？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跌落。我们可以说，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就是由于价格的周期性涨跌，这同样是正确的……　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切就好办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性地上涨和跌落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如果有人证实，价格在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时上涨，在流通中的货币增加时跌落，那么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断言，由于流通中的商品量有了某种虽然在统计上完全无从证明的减少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有了虽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相对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已经知道，按照李嘉图的看法，价格的这种普遍波动就是在纯粹的金属流通中也必然发生，但由于涨跌的交替发生而抵消，例如，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商品价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国外输出，商品输出引起金输入，货币输入再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则相反，那时会输入商品和输出金。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暴力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却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金属流通以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作为补救手段；而贵金属是立即当做铸币进入流通的，因此，它们的流进或流出使商品价格跌落或上涨。对商品价格的这种作用，现在必须人为地由银行仿照金属流通规律来进行了。如果货币从国外输入，那么这就证明流通中货币不足，货币价值太高，商品价格太低，因而银行券必须同新输入的金成比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须同金的流出国外成比例地从流通中收回。换句话说，必须依照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或依照汇兑率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只是铸币，因此所有输入的金都增加着流通中的货币，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的金都减少着铸币，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的假定在这里变成了实际的实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弗斯顿勋爵（银行家琼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巴思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通货原理’²¹⁸派著称的著作家，不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1844年和1845年的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法把它变成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实验之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在信用学说中才能加以说明。”（同上，第165—168页²⁵³）

　　对于这个学派，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威尔逊（见1844—1847年的《经济学家》）和约翰·富拉顿曾进行过批判。但是他们对于金的性质的看法也有很多缺点，并且没有弄清货币和资本的关系。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多次，特别是在本册第二十八章中看到。在这里，我们再从1857年下院委员会关于皮尔银行法的调查报告（《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举几个事例。——弗·恩·〕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作证说：

　　（第2400号）“金的输出……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但它对有价证券的价格却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为随着利息率的变动，体现着这种利息的商品的价值，必然会受到强烈的影响。”

　　他列出了两个表，一个是关于1834—1843年的，一个是关于1844—1853年的。这两个表表明，15种最重要的贸易品的价格变动，完全同金的输出和输入以及利息率无关。但它们却表明，金（事实上是“我们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的代表”）的输出和输入同利息率有密切的联系。

　　［第2402号］“1847年，数额很大的美国有价证券流回美国，俄国的有价证券也流回俄国，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则流往向我们出口谷物的各国。”

　　哈伯德在下面两个表中所举的15种主要商品是：棉花、棉纱、棉织品、羊毛、呢绒、亚麻、麻布、靛蓝、生铁、白铁皮、铜、油脂、糖、咖啡、丝。

　　哈伯德对这两个表作出如下解释：

　　“如同1834—1843年的10年中一样，在1844—1853年，银行存金的变动，每次都伴有在贴现上贷出的货币的借贷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另一方面，国内商品价格的变动则表明，它和英格兰银行存金的变动所显示出来的通货量完全无关。”（《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2部分第290、291页）

　　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清楚，奥弗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或者更确切些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同对它的需求脱节）和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变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弗斯顿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第二十六章）。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么，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在同一个报告内，一家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行的经理纳·亚历山大，对50年代中期银向印度和中国的大量流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的内战²⁵⁴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部分地是由于欧洲丝蚕的疫病，使意大利和法国的养蚕业大大缩小）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第4337号）“究竟是向中国还是向印度流出呢？——人们把银运到印度，并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买了鸦片，全部运到中国去，以形成用来购买蚕丝的基金；印度〈尽管有银堆积在那里〉的市场状况是，把银运到那里去比把纺织品或其他英国工业品运到那里去，对商人们更为有利。”——（第4338号）“我们得到的银不是从法国大量流出来的吗？——是的，流出的量很大。”——（第4344号）“我们不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丝，而是把大量孟加拉丝和中国丝运往法国和意大利。”

　　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支付。按照通货理论，在出现这种进口的时候，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会（《商业危机》，1848—1857年）作证说：

　　（第1994号）“在1845年底，没有什么营业〔比棉纺业〕更为有利可图，能提供这样大的利润。存棉很多，而且适用的优质棉以每磅4便士的价格就能买到，用这种棉花可以纺成上等二号40支细纱，费用同样是4便士，所以纺纱业主总共支出大约8便士。这种棉纱在1845年9月和10月曾以每磅便士和便士的价格大量出售并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有时纺纱业主所赚得的利润和棉花的购买价格相等。”——（第1996号）“营业到1846年初还很赚钱。”——（第2000号）“1844年3月3日的存棉〔627 042包〕，为现有存棉〔1848年3月7日是301 070包〕的两倍多，但是每磅价格却要贵便士〔便士对5便士〕。同时，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到1847年10月也由—12便士，跌到了便士，到12月底又跌到了便士。棉纱是以纺成它的棉花的购买价格出售的。”（同上，第2021、2023号）

　　这一点说明奥弗斯顿对私利盘算很精明，在他看来，货币应该“昂贵”，因为资本“缺乏”。1844年3月3日，银行利息率为3%，1847年10月和11月上升为8%—9%，1848年3月7日，仍为4%。由于销售完全停滞和恐慌以及与此相应的高利息率，棉花价格跌到远低于和供给状况相适应的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1848年的棉花进口惊人减少，另一方面，美国棉花生产减少了；因此，1849年棉花价格重新上涨。按照奥弗斯顿的意见，商品太贵，是因为国内的货币太多了。

　　（第2002号）“最近棉纺织业状况的恶化，并不是由于原料缺乏，因为虽然原棉的储存已大大减少，但是价格降低了。”

　　但是，在奥弗斯顿那里，商品价格或价值同货币价值即利息率美妙地混淆了。怀利在答复第2026号的质问时，对通货理论——1847年5月卡德威尔和查理·伍德爵士曾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坚持必须贯彻1844年银行法的全部内容——提出了他总的评价：

　　“在我看来，这些原理是这样的：它们使货币具有人为的高价值，而使一切商品具有人为的使人破产的低价值。”

　　他还说到了这个银行法对于一般营业的影响：

　　“因为以四个月为期的票据，即工业城市向商人和银行家就所购买的运往美国的商品签发的通常的汇票，只有忍受巨大的牺牲，才能办理贴现，所以，在10月25日政府的信函通知〔暂停执行银行法〕恢复这种以四个月为期的票据的贴现以前，订货的履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阻碍。”（第2097号）

　　因此，这个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在各地方都起了解救的作用。

　　（第2102号）“去年〔1847年〕10月，几乎一切在这里购买商品的美国采购者，都立即尽可能地缩减了他们的订货；当货币昂贵的消息传到美国时，一切新的订货都停止了。”——（第2134号）“谷物和砂糖是特殊情况。谷物市场受到了预期的收成的影响，砂糖则受到了大量存货和进口的影响。”——（第2163号）“我们对美国的支付义务……有许多是由委托销售的商品的强制拍卖来结算的；还有许多恐怕是以这里发生的破产来注销的。”——（第2196号）“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国的证券交易所里1847年10月支付过70%的利息。”

　　〔1837年的危机带来了长期的痛苦后果，紧接着在1842年又发生了一次正规的后续危机，加上产业家和商人利令智昏，坚决不肯承认生产过剩，——因为庸俗经济学认为，这是荒谬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终于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致使通货学派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他们的教条。1844—1845年的银行法被通过了。

　　1844年的银行法把英格兰银行划分为一个发行部和一个银行部。前者持有担保品——绝大部分是政府债券——1 400万镑，并持有全部金属贮藏（其中银最多不得超过四分之一），并按二者的总和发行等额的银行券。一切不在公众手中的银行券都在银行部，再加上日常使用所必需的少数铸币（大约100万），形成银行部的常设准备金。发行部以金交换公众手里的银行券并以银行券交换公众手里的金；同公众的其他交易则由银行部办理。1844年已有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发行本行银行券的各私人银行，仍然保留这种权利，不过发行额已经限定。如果这些银行中有某个银行停止发行它本行的银行券，英格兰银行就可以按这个停止发行的限额的三分之二，增加它的没有准备金作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通过这个方法，到1892年，该行没有准备金保证的银行券发行额由1 400万镑增加到约1 650万镑（精确数字为1 645万镑）。

　　因此，每有5镑金从银行金库内流出，就会有一张5镑银行券流回发行部并被销毁；每有5索维林流入银行金库，就会有一张新的5镑银行券进入流通。这样，奥弗斯顿理想中的严格遵循金属流通规律的纸币流通，就实现了，按照通货学派的论断，危机因此就永远不可能了。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 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由于几乎每次危机都有一个金向国外大量流出的阶段，而且流出的金主要由银行的金属贮藏来补偿，所以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但在这个场合，每有5镑金流往国外，在国内流通中就被抽去一张5镑银行券，因此，正好是在最迫切需要最大量流通手段的时候，流通手段的量却减少了。这样，1844年的银行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即增加了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同时又限制它的供给，就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216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22011月12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打破了两次危机。在1847年，凭第一流的担保品就可能再得到银行券的信心，已足以使贮藏的四五百万镑银行券重见天日并回到流通中来；1857年，超过法定量发行的银行券，将近100万镑，但为时很短。

　　还应当提一下，1844年的立法显示出人们对于19世纪最初20年即银行停止兑现和银行券贬值时期的记忆的痕迹。担心银行券可能丧失信用的恐惧心理还很明显；这种恐惧心理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早在1825年，由于发行一批既存的已停止流通的旧的一镑券，而打破了一次危机，这就证明了，即使在最普遍最强烈的不信任时期，银行券的信用仍然没有动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实际上，这种价值符号是以全国的信用作为其后盾的。——弗·恩·〕

　　现在让我们听听关于银行法的影响的几种证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1844年的银行法曾抑制过度的投机。这个聪明人幸运地是在1857年6月12日说这话的。四个月后，危机就爆发了。他一本正经地向“银行董事们和整个商业界人士”祝贺，因为他们

　　“对商业危机的性质理解得比以往清楚得多，并且认识到他们因支持过度投机而使自己和公众受到极大的损害”（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2031号）。

　　聪明的穆勒认为，如果发行票面额一镑的银行券，

　　“把它作为给那些要支付工资的工厂主等等的贷款……这种银行券就不免要落到那些把它们用于消费目的的人手里，在这个场合，银行券本身就会形成一种对商品的需求，并可能暂时有促使物价上涨的趋势”。［第2066号］

　　难道穆勒先生认为，因为工厂主用纸而不用金来支付工资，所以他们将支付较高的工资吗？或者他认为，如果工厂主得到的贷款是票面额100镑的银行券，把这种银行券再换成金，那么，这个工资和直接用一镑券支付时相比，将形成较小的需求吗？难道他不知道，例如在某些矿区，工资是用地方银行券支付的，因而要好几个工人合起来才得到一张五镑券吗？这就会增加他们的需求吗？还是说银行家用小额券贷款给工厂主比用大额券更容易而且预付的货币更多吗？

　　〔如果穆勒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不是表现出一种在任何矛盾面前都毫不退缩的折中主义，那就无法解释他对于一镑银行券的这种特别的恐惧。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赞成图克，反对奥弗斯顿，另一方面他又相信，商品价格是由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因此他决不认为，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发行一张一镑银行券，就会有一个索维林回到银行金库里去；他担心的是，流通手段的量会增加，并因而贬值，也就是说，可能使商品价格上涨。隐藏在上述那种恐惧后面的无非就是这一点而已。——弗·恩·〕

　　关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为保证银行券兑现而采取的过分的预防措施，图克向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1848—1857年）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1847年的利息率比1837年和1839年变动得更大，这只是由于银行划分为两个部的结果（第3010号）。——银行券的保证不论是在1825年，还是在1837年或1839年，都没有受到影响（第3015号）。——1825年对金的需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填补因地方银行一镑券完全丧失信用而形成的空隙。在英格兰银行也发行一镑券以前，这种空隙只能用金来填补（第3022号）。——在1825年11月和12月，丝毫也不存在用于输出目的的对金的需求（第3023号）。

　　“至于银行在国内外信用的丧失，那么，停止支付债息和存款，同停止兑换银行券相比，会引起更严重得多的后果。”（第3028号）

　　（第3035号）“您是不是想说，任何最终会危害银行券的兑现的情况，都会在商业紧迫的时候引起新的严重的困难？——绝对不是。”

　　在1847年期间，“银行券发行额的增加，本来也许能有助于再充实银行的金贮藏，如在1825年就曾有过这样的情形”（第3058号）。

　　纽马奇向银行法委员会（1857年）说：

　　（第1357号）“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从而必须把金准备也划分为两部分的……第一个不良后果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业务，也就是使该行同全国商业发生直接联系的全部业务，只能用以前准备金的一半来进行了。由于准备金的这种划分，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只要银行部的准备金稍一缩减，银行就被迫提高它的贴现率。因此，这个减少了的准备金，引起贴现率的一系列突然的变动。”——（第1358号）“自1844年以来〈至1857年6月〉，大约发生过60次这样的变动，而1844年以前，在同样长的时期内，却不到12次。”

　　帕尔默——1811年以来一直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并曾一度担任总裁——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1848—1857年）提出的证词也特别有意思：

　　（第828号）“1825年12月，银行只剩下大约110万镑的金。如果这个法令〈1844年的法令〉那时已经颁布，银行一定会完全破产。我相信，银行曾经在12月份一个星期之内发行了500万或600万镑银行券，因而大大缓和了当时的恐慌。”

　　（第825号）“如果英格兰银行企图把它已经开始的交易进行到底，现行银行立法势必会垮台的第一个时期〈1825年7月1日以后〉应该是1837年2月28日；当时银行拥有390万镑至400万镑，而它所持有的准备金可能只有65万镑了。另一个时期是在1839年，由7月9日继续到12月5日。”——（第826号）“这一次的准备金是多少呢？9月5日，准备金共计缺少20万镑。11月5日增加到大约100万镑到150万镑。”——（第830号）“1844年的法令，如果在1837年，一定会使银行无法支持对美贸易。”——（第831号）“有三家经营对美贸易的最大的商行倒闭了……几乎每一家经营对美贸易的商行都丧失了信用，如果当时银行不出来援助，恐怕只有一两家商行能够维持下去。”——（第836号）“1837年的紧迫情况，不能和1847年的紧迫情况相比。1837年的紧迫情况，主要只限于对美贸易。”——（第838号）“〈1837年6月初，银行董事会讨论过怎样解决紧迫情况的问题〉那时有几位先生坚持这样的见解……认为正确的原则应是提高利息率，由此降低商品的价格；总之，是使货币昂贵，商品低廉，用这个办法来完成对外的支付。”——（第906号）“1844年的法令对银行权力所实行的人为限制，代替了银行权力的旧有的自然限制，即该行实有金属储备额的限制。这个办法造成了人为的营业上的困难，从而使商品价格受到影响，如果没有这个法令，这种影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第968号）“1844年的法令规定，银行的金属储备通常不得锐减到950万镑以下。这可能会造成对价格和信用的压力，这种压力又会引起外汇率的变动，致使金的输入增加，从而增加发行部的金的数额。”——（第996号）“在现在这样的限制下，当需要银来影响外汇率的时候，您〔银行〕就不可能支配足够的银。”——（第999号）“为了什么目的要规定银行的银储备只限于它的金属储备的五分之一呢？——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

　　目的是使货币更贵。撇开通货理论不说，把银行划分为两个部以及强制规定苏格兰和爱尔兰各银行必须为超过定额所发行的银行券保持金准备，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这样就使一国的金属贮藏分散，削弱了它纠正不利的汇兑率的能力。所有下面这一切规定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利息率：英格兰银行除了凭金准备外，发行银行券不得超过1 400万镑；银行部应作为普通银行来加以管理，在货币过剩时压低利息率，在货币紧迫时提高利息率；限制银储备，而后者是调整对欧洲大陆和亚洲的汇兑率的主要手段；对苏格兰、爱尔兰各银行发出指令，这些银行虽然从来不需要输出金⁽²⁾，而现在必须持有金，其借口是为它们的银行券维持一种事实上完全是幻想的兑现性。事实是，1844年的法令才第一次在1857年使苏格兰各银行发生了一次挤兑金的风潮。新的银行立法也没有把金向国外的流出和在国内的流出加以区别，虽然二者的作用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市场利息率不断发生激烈的变动。关于银，帕尔默曾两次（第992号和第994号）谈到，只有在汇兑率对英国有利，从而银过剩的时候，英格兰银行才可能用银行券来购买银；因为：

　　（第1003号）“在金属贮藏中保持很大一部分银的唯一目的是，在汇兑率对英国不利时，可以便于进行对外支付。”——（第1004号）“银是一种商品，因为它是世界其他各国的货币，所以它是实现这个目的〔对外支付〕的最适宜的商品……　只有美国近来已经完全用金。”

　　按照他的看法，只要没有不利的汇兑率使金向国外输出，银行在紧迫的时期，就用不着把利息率提高到5%的旧标准以上。如果没有1844年的法令，那么银行就能毫无困难地为它所接到的所有第一流汇票进行贴现（第1018—1020号）。但是，有了1844年的法令和在银行1847年10月所处的情况下，“不论银行向有信用的商行要求多高的利息率，商行都会情愿支付，以便维持自己的继续支付的能力”［第1022号］。

　　这种高利息率，正是这个法令的目的。

　　（第1029号）“我必须把利息率对国外〔对贵金属〕的需求会产生影响，和国内信用缺乏时为了防止银行所受压力而提高利息率这两件事严格区别开来。”——（第1023号）“在1844年的银行法制定以前，在汇兑率于英国有利，但国内普遍呈现不安甚至确实出现恐慌的时候，银行券的发行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只有如此才能使这种紧迫状态得到缓和。”

　　以上是一个曾任英格兰银行董事39年之久的人所说的话。现在，我们再来听听一个私人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话。他自1801年以来，就是斯普纳—阿特伍德公司的股东。在向1857年银行委员会作证的所有证人中，他是使我们能够看到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的唯一证人，并且只有他看到危机即将来临。就其他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一个伯明翰的“小先令派”²⁴⁹，和他的同伙、这个学派的创立者阿特伍德兄弟一样（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9页²⁵⁵）。他说：

　　（第4488号）“您认为，1844年的法令发生了什么影响呢？——如果我以银行家的身份回答您，那么，我就说，它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影响，因为它使银行家及各种〔货币〕资本家得到了丰富的收获。但对那些需要有稳定的贴现率，才有信心去安排业务的诚实而勤勉的商人来说，它已经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这个法令使货币借贷成为一种非常赚钱的营业。”——（第4489号）“它〔银行法〕使伦敦的股份银行能够支付给股东20%—22%的股息吗？——不久以前有一家支付18%，并且我相信还有一家支付20%；他们有一切理由要极其坚决地支持这个法令。”——（第4490号）“对那些没有大资本的小企业家和诚实商人…… 它的妨碍很大。……我看到他们的承兑票据没有被兑付的数量这么惊人，就使我认识到这一点了。这些承兑票据通常是小额的，大约是20—100镑，其中有许多没有被兑付，而且因无人兑付而被退回到国内各处，这常常是……零售商人窘困的一种标志。”

　　（第4494号）他声称，现在营业无利可图。他下面这段话很重要，因为谁都还没有预感到危机的时候，他已经看到潜在的危机了。

　　（第4494号）“明辛街214的商品价格还是相当稳定，只是什么也卖不出去，随便按什么价格，也卖不出去；我们保持着名义上的价格。”

　　（第4495号）他说到有这样一件事：一个法国人把一批价值3 000镑的商品交给明辛街一个经纪人，要他按一定的价格出售。经纪人卖不到要求的价格，这个法国人又不肯削价出售。商品就留在那里卖不出去，但这个法国人急需钱用，因此经纪人就用下述方式贷给他1 000镑，即由这个法国人以商品作为担保，向这个经纪人签发一张以三个月为期的1 000镑汇票。三个月后，汇票到期，而这宗商品却仍然卖不出去。经纪人这时必须兑付汇票，尽管他手里有价值3 000镑的担保品，但不能变卖，因而陷入了困境。一个人就是这样把另一个人拖垮的。

　　（第4496号）“至于说到巨额的输出……　如果国内营业不振，那么必然会引起巨额的输出。”——（第4497号）“您认为国内的消费已经减少了吗？——非常显著地……十分惊人地减少了……　零售商人是这里最好的证人。”——（第4498号）“但是，进口也很大；这不也表示消费很大吗？——如果您可以把这些东西卖出去，那就确实是这样；但有许多货栈都堆满了这些东西；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例子中，就进口了价值3 000镑的一宗商品，但是卖不出去。”

　　（第4514号）“如果货币昂贵，您就会说，资本是便宜的？——是的。”

　　因此，这个人决不会赞同奥弗斯顿把高利息率和昂贵资本混为一谈的意见。

　　关于业务现在是怎样经营的问题：

　　（第4616号）“另外一些人热衷于经营巨额的进出口业务，这种业务大大超过了他们的资本所许可的程度；关于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人可能很走运；他们也许会碰到某种运气而大发其财，并且把所欠的全部债务还清。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很大一部分营业所遵循的制度。这些人情愿在一次船运中损失20%、30%—40% ；下一次营业可以把它赚回来。但如果接连两次失败，他们就完了；这就是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情形；一些公司倾家荡产，倒闭了。”

　　（第4791号）“〔近10年来的〕低利息率固然对银行家有不利的影响，但如果不是把营业账簿放在您面前，我就很难对您说明白，现在的利润〔他自己的利润〕，究竟比过去高了多少。当银行券发行过多，因而利息率低的时候，我们有巨额的存款；当利息率高的时候，它就为我们带来了直接的利益。”——（第4794号）“如果货币可以按中常的利息率得到，我们对货币的需求就会更多；我们也会贷出更多；它的作用〔对我们银行家〕就是这样。如果利息率提高，我们就会得到比利息率低时更多的利益；我们会得到额外的利益。”

　　我们已经看到，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信用在一切专家看来是稳固的。尽管如此，银行法为了保证银行券的兑现，仍然绝对规定要有900万镑到1 000万镑的金。因此，维护这个金贮藏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和从前的货币贮藏者的情形完全不同的。利物浦的威·布朗作证说（《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2311号）：

　　“说到这些货币〈发行部的金属贮藏〉在当时的用处，就如同把它们扔到大海里去一样；因为要拿出其中最小的一个部分来用，就要违背议会的法令。”

　　我们以前曾提到的那位建筑业主爱·卡普斯——我们叙述伦敦的现代建筑制度时（第二册第十二章²⁵⁶）曾引用过他的证词——曾把他对1844年银行法的看法概括如下（《银行法》，1857年）：

　　（第5508号）“总的说来，您认为，现行〈银行立法〉制度是一种很巧妙的安排，其目的在于周期地把产业利润放到高利贷者的钱袋中去吗？——这是我的看法。我知道，它对建筑业的影响就是这样。”

　　上面曾经谈到，苏格兰各银行由于1845年的银行法而被迫采用一种和英格兰的制度近似的制度。它们必须拥有金准备，才能发行超过本行法定限额的银行券。这个制度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可以看一看下面几段证词（《商业危机》，1848—1857年）。

　　苏格兰一家银行的经理肯尼迪作证说：

　　（第3375号）“在1845年的法令实施以前，在苏格兰有什么可以叫做金流通的东西吗？——没有这一类东西。”——（第3376号）“那么在此以后，又有什么追加的金流通吗？——一点也没有；苏格兰人不喜欢金子。”——（第3450号）在他看来，1845年以后苏格兰各银行必须保持的大约90万镑金只有害处，而且“它把苏格兰资本中一个相等的部分吸收掉了，却没有带来任何利润”。

　　其次，苏格兰联合银行的经理安德森作证说：

　　（第3558号）“苏格兰各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取金的巨大需求，只是缘于外汇率吗？——是这样；这种需求也不会由于我们有金保存在爱丁堡而减少。”——（第3590号）“只要我们有同额的有价证券存在英格兰银行〈或英格兰的私人银行〉，我们就有和以前一样的权力，造成英格兰银行金的流出。”

　　最后，还要引用《经济学家》（威尔逊编）上的一篇文章：

　　“苏格兰各银行把闲置的现金存在它们的伦敦代办处；这些代办处又把它存在英格兰银行。这种情形使苏格兰各银行在这个金额限度内拥有对英格兰银行的金属贮藏的支配权。在有对外的支付时，它随时都可供人提取。”

　　这个制度被1845年的法令打乱了。

　　“由于针对苏格兰的1845年法令，近来发生了英格兰银行金币的大量流出，以便应付苏格兰境内只是可能发生但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需求……　从那时候起，就始终有一个巨大的金额保留在苏格兰，而且有另一个相当可观的金额不断地往返于伦敦和苏格兰之间。如果某一时期一个苏格兰银行家认为对他的银行券的需求将要增加，那么，就会有一箱子黄金从伦敦运来；这个时期一过去，同一个箱子常常是原封不动地又运回伦敦。”（《经济学家》1847年10月23日）

　　〔而银行法之父，银行家赛米尔·琼斯·劳埃德，也就是奥弗斯顿勋爵，对于这一切又说了些什么呢？

　　他早在1848年就向上院商业危机调查委员会一再说到，

　　“因缺少充足的资本而引起的货币紧迫和高利息率，不能用增发银行券的办法来缓和”（第1514号），

　　可是，1847年10月25日政府准许增发银行券的一个指令，就已经足以减轻了危机的尖锐程度。

　　他仍然坚持认为，

　　“高利息率和工厂工业不振，是用于工商业目的的物质资本已经减少的必然结果。”（第1604号）

　　但数月来工厂工业不振，正好是表现为物质商品资本过剩而堆在货栈内卖不出去，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所以物质生产资本全部或半数已闲置不用，为的是不致有更多的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生产出来。

　　他还向1857年银行委员会说：

　　“只要严格地一丝不苟地遵循1844年法令的原则，一切事情就都会有条不紊，非常顺利，货币制度就很可靠，不可动摇，国家的繁荣就不成问题，公众对1844年法令的信心就日益增强。如果委员会还要为这个法令所根据的原理的可靠性，以及它所保证的有益结果的可靠性，去寻找进一步的实际的证据，那么，切实而充分的回答就是：看看周围吧；看看我国现在的营业状况吧，看看人民的满足心情吧；看看社会各阶级的富裕和繁荣吧；这样做了之后，委员会就能作出决断：它是否要阻止继续执行这个取得了这样多成果的法令。”（《银行委员会》，1857年第4189号）

　　对于奥弗斯顿7月14日在委员会面前唱出的这首颂歌，回答的是同年11月12日一封给银行董事会的信中所唱的反调。政府为了挽救当时尚可挽救的事情，在这封信里决定暂停执行这个能创造奇迹的1844年法令。——弗·恩·〕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几页²⁵¹。
(2) 第一版中是“货币”，马克思的手稿中是“金”。——编者注
[25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4—574页。——619。
25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8—569页。——620。
25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7—579页。——622。
254 　指1851年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625。
25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6—477页。——634。
25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55—265页。——636。

第三十五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I. 金贮藏的变动

　　关于紧迫时期银行券的贮藏，应当指出，社会最原始状态下不安定时期出现过的贮藏贵金属的现象，在这里重新出现了。1844年法令²¹²的效果之所以令人注意，是因为它想把国内一切现有的贵金属转化为流通手段；它企图把金的流出和流通手段的收缩，金的流入和流通手段的膨胀等同起来。但实施这个法令的经验证明，情况正好相反。除了我们下面就要说到的唯一的例外，英格兰银行的流通券数额，自1844年以来，从未达到它有权发行的最高限额。另一方面，1857年的危机²²⁰又证明，这个最高限额在一定情况下是不够的。从1857年11月13日至30日，流通中超过这个最高限额的银行券，每日平均达488 830镑（《银行法》，1858年第XI页）。当时，法定的最高限额为14 475 000镑加上银行地库内贮藏的金属总额。

　　关于贵金属的流出和流入，必须指出：

　　第一，要区别以下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区域内流来流去，另一方面，金银从它们的产地流入其他各国，以及这个追加额分配在这些国家之间。

　　在俄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239发生影响以前，从19世纪初以来，供给一直只够补偿铸币的磨损，满足对奢侈品的通常需求，以及对亚洲的银的输出。

　　但是，从那个时期以来，首先，随着美洲和欧洲对亚洲的贸易的增长，对亚洲的银的输出大大地增加了。从欧洲输出的银，大部分是用追加的金来补偿的。其次，一部分新输入的金，为国内的货币流通所吸收。据估计，到1857年为止，英国的国内流通中增加的金大约已有3 000万镑。⁽¹⁾再次，自1844年以来，欧洲和北美所有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平均水平都提高了。国内货币流通的增加，同时导致以下的结果：在恐慌以后，在随之而来的消沉时期，银行准备金已经由于大量金铸币从国内流通中被排出并停滞下来，而更快地增加起来。最后，自从新金矿发现以来，用于奢侈品的贵金属的消费，由于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了。

　　第二，贵金属在不产金银的各国中间不断流来流去；同一个国家不断地把金银输入，又同样不断地把金银输出。因为这种只是摆来摆去并且往往平行的运动，大部分会互相中和，所以只有占优势的朝这一个方向或那一个方向的运动，才能最后决定流出还是流入。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在考虑这种现象的结果时，就忽视了这两种运动的经常性和整个说来并行的进程。人们总只是这样理解，好像贵金属的输入过多和输出过多，只是商品输入和输出对比关系的结果和表现，其实它同时还是和商品交易无关的贵金属本身输入和输出对比关系的表现。

　　第三，输入超过输出以及相反的现象，大体说来，可以用中央银行的金属准备的增加或减少来测量。这个尺度准确到什么程度，当然首先取决于整个银行业务已集中到什么程度。因为所谓国家银行的贵金属贮藏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一国的金属贮藏，就是取决于这一点。但是，假定情况真是这样，这个尺度也并不准确，因为在一定情况下，追加的输入可以由于国内的流通或用于制造奢侈品的金银的增加而被吸收掉；其次，因为没有追加的输入，也会为了国内的流通而取出金铸币，这样，虽然没有同时增加输出，金属贮藏仍会减少。

　　第四，如果减少的运动持续很长时间，以致减少竟表现为运动的趋势，并且银行的金属准备下降到显著地低于中等水平，几乎达到这个准备的平均最低限度，那么，金属的输出就会采取流出（drain）的形式。而这个平均最低限度多少是任意规定的，因为它是由有关银行券等等的兑现保证的立法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规定的。关于这种流出在英国能够达到的数量界限，纽马奇在《银行法》（1857年）的证词（第1494号）中曾说：“按经验判断，对外贸易的任何一种变动所引起的金属流出，都未必能超过300万镑或400万镑。”

　　1847年，英格兰银行10月23日金准备的最低水平，和1846年12 月26日相比，减少5 198 156镑，而和1846年（8月29日）的最高水平相比，减少6 453 748镑。

　　第五，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停滞而增大——有三个方面：1. 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一句话，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2. 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3. 是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的事情：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因此，这种金属准备会受到涉及这三种职能中每一种职能的事情的影响；就是说，作为国际基金，它会受支付差额的影响，而不管这种差额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不管这种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关系如何；作为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它会受这种流通的扩大或收缩的影响。第三种职能，即作为保证金的职能，虽然不决定金属准备的独立运动，但有双重的影响。如果发行银行券是为了在国内流通中代替金属货币（在以银作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也代替银币），那么，第二项中所说的准备金的职能就会丧失。而用在这上面的一部分贵金属，就会长期流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国内流通而取出金属铸币；同时，也不能由于一部分流通的金属铸币的停滞而暂时增加金属准备。其次，如果为了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最低限额的金属贮藏，那么，这种现象就会以独特的方式对金的流出或流入的结果发生影响；它会对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持的那部分贮藏，或对银行在另外时期作为无用的东西打算脱手的那部分贮藏发生影响。在纯粹是金属流通和银行业集中的情况下，银行还会把它的金属贮藏看做支付存款的保证，而在金属流出时，就可能发生像1857年在汉堡所发生的那样的恐慌。

　　第六，除了1837年也许是个例外，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逆转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

　　1825年，现实的崩溃就是在金的流出已经停止以后发生的。1839年金流出的现象发生了，但没有引起崩溃。1847年金的流出在4月停止，而崩溃在10月才发生。1857年金向国外的流出从11月初起就停止了，而崩溃到11月较晚的时候才发生。

　　这种情况在1847年危机中表现得特别清楚。那时，金的流出在引起了一个比较轻微的先兆危机以后，已于4月停止，然后到10月才爆发真正的商业危机。

　　以下的证词，是在1848年上院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上提出的。这个证词到1857年才印行（引用时也题为：《商业危机》，1848—1857年）。

　　图克的证词：

　　“1847年4月，紧迫情况发生了，严格说来，等于一次恐慌，但历时较短，并且没有同时发生任何重大的商业破产。10月，紧迫情况比4月的任何时候都厉害得多，商业破产事件几乎达到了前所未闻的数目。”（第2996号）——“4月间，汇兑率，特别是对美国的汇兑率，使我们不得不输出大量的金，以便对非常大量的进口货进行支付；只是通过非常艰巨的努力，银行才制止了金的流出，并提高了汇兑率。”（第2997号）——“10月，汇兑率对英国有利。”（第2998号）——“汇兑率的转变在4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开始。”（第3000号）——“7月和8月，汇兑率忽高忽低；从8月初起，它始终对英国有利。”（第3001号）——8月间金的流出，“是由于国内流通的需求造成的”［第3003号］。

　　英格兰银行总裁詹·莫里斯：虽然自1847年8月以来，汇兑率已对英国有利，因此已经有金输入，但银行的金属准备还是在减少。

　　“由于国内的需求，已经有220万镑金从银行流入国内。”（第137号）——这种情况，一方面要由铁路建筑工人就业的增加，另一方面要由“危机时期银行家都想握有自己的金准备的愿望”来说明。（第147号）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帕尔默（他从1811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684号）“从1847年4月中到暂停执行1844年银行法的那一天止，⁽²⁾这整个期间的汇兑率都对英国有利。”

　　因此，在1847年4月曾引起一次独立的货币恐慌的金属流出，在这里和往常一样，不过是危机的前奏，并且在危机爆发以前已经扭转。1839年，在营业严重不振时，为了支付谷物等等的款项，金属大量流出，但没有引起危机和货币恐慌。

　　第七，一旦普遍的危机结束，金和银——撇开新开采的贵金属从产地流入的现象不说——就会按金银在平衡状态下在各国形成特别贮藏的比例再行分配。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每个国家的相对储藏量，是由该国在世界市场上所起的作用决定的。贵金属会从存额超过正常水平的国家流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流出和流入的运动，不过是恢复金属贮藏在各国之间原来的分配。但是，这种再分配是通过各种条件的作用来实现的，这些条件，我们在讨论汇兑率时将会提到。一旦正常的分配得到恢复，从这时起，先是会出现增长，然后又会流出。〔最后一句话，显然只适用于作为世界货币市场中心的英国。——弗·恩·〕

　　第八，金属的流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对外贸易状况变化的象征，而这种变化又是情况再次逐步接近危机的预兆。⁽³⁾

　　第九，支付差额对亚洲来说可能是顺差，而对欧洲和美洲来说都是逆差。⁽⁴⁾

　　贵金属的输入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首先是在利息率低微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尾随危机之后，并且反映生产的缩小；然后是在利息率提高但尚未达到平均水平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资本回流容易实现，商业信用的规模很大，因而对借贷资本的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扩大。在借贷资本相对地说是富裕的这两个阶段，处于金银形式，即处于首先只能作为借贷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的过剩资本的回流，必然大大影响利息率，因而影响全部营业的状况。

　　另一方面，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而会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之前。

　　纽马奇被问道（《银行法》，1857年）：

　　（第1520号）“这么说来，流通的票据额，会随着利息率的提高而增加吗？——好像是这样。”——（第1522号）“在平静的通常时期，总账就是现实的交换工具；但在发生困难时，例如在我以上所说的情况下，银行的贴现率就会提高……　这时，交易自然变为签发汇票；这种汇票不仅更适合充当已经完成的交易的合法证据，而且也更便于进一步的购买，特别是作为信用手段来获得资本。”

　　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票据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普遍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首先是信用冒险家，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不论输入的还是输出的贵金属的量，都不单纯是作为量本身发生作用；而是第一，它发生作用，是由于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第二，它的作用，像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它发生作用，是由于它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时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500万镑到800万镑的金的流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发生重大的作用；资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7 000万镑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⁵⁾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⁶⁾我在第一册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229是必然的现象²⁵⁷。图克和劳埃德—奥弗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只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付不可避免的事情的问题。⁽⁷⁾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做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旦它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态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大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对象化的劳动量决定的。相反，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的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中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中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弗·恩·〕因此，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顺畅地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⁸⁾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 1.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

　　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票据、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

(1) 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行法》，1857年］（第1509号）“将近1853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9月，英格兰银行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　10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11月底以前，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500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1854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10月和11月输入了大约600万镑贵金属。1855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当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大约有800万镑贵金属在9月、10月和11月之间流入。1856年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
(2) 1857年11月12日。——编者注
(3) 在纽马奇看来，金流出可以有三个原因。1. 由于纯贸易上的原因，即由于输入超过输出，1836年到1844年间的情形，以及1847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主要是由于大量谷物的输入；2. 为了筹集资金，以便把英国资本投到国外，例如1857年，对印度铁路的投资；3. 用于国外的绝对支出，如1853年和1854年用于东方战争的支出。
(4) （第1918号）纽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如果您考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易，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种情况下，营业是三角贸易，结算是通过我们的中介进行的，——……那么，说贸易差额不仅对英国是逆差，并且对法国和美国也是逆差，是正确的。”——（《银行法》，1857年）
(5)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流出500万镑金就是减少500万镑资本。他要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现实产业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膨胀或收缩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直接把这些现象当做现实资本（即资本的物质要素）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来解释的企图，也同样是可笑的。
(6) 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364号）“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是中央准备金或中央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做中央的贮藏库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
(7) “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对付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至危险的〔法律的〕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1847年［12月11日］第1418页）
(8) “您完全同意，除了提高利息率，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缓和对金的需求吗？”——查普曼〔一家大票据经纪人商行奥弗伦—葛尼公司的股东〕说：“这是我的意见。如果我们的金下降到一定点，那么，我们最好是立即把警钟敲起来，并且说：我们是在走下坡路，凡是把金弄到外国去的，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法》，1857年证词第5057号）
25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1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62页。——649。

II. 汇兑率

　　〔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签发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用汇票来支付，而是由英国向德国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就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

　　如果贵金属的这种输出的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英国的银行准备金就会被动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货币市场就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高利息率。在金大量流出时，货币市场通常会出现困难，就是说，对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它的供给，因此，较高的利息率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英格兰银行所定的贴现率会适应于这种情况，并在市场上通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金属的流出不是由于普通的商贸关系，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向国外投资等等）引起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要实际提高利息率；于是，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借款，如通常所说，首先“使货币短缺”，以便人为地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好像利息的提高是有理由的，或者必要的。这种手法对英格兰银行来说，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弗·恩·〕

　　利息率的这种提高是怎样影响汇兑率的，这从下面几段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或《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可以看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第2176号）“营业困难时……有价证券的价格会显著下跌…… 外国人将托人在英国这里购买铁路股票，英国人也会把他们持有的外国铁路股票在国外出售…… 以便相应地制止金的输出。”——（第2182号）“各国利息率的平衡和商业气压的平衡，通常要由银行家和证券商人这样一个富有的大阶级来实现。这个阶级……总是窥伺时机，购进那种价格看涨的有价证券…… 而最适合他们购买有价证券的地方，就是那些把金送到外国去的地方。”——（第2184号）“这种投资在1847年曾大规模地进行，这足以减少金的流出。”

　　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他从1838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第2545号）“大量的欧洲有价证券……在欧洲一切不同的货币市场上流通。这种证券只要在一个市场上跌价1%或2%，就会立即被人买去，送到它的价值还维持原状的市场上去。”——（第2565号）“外国不是对英国商人负有大量的债务吗？——为数很大。”——（第2566号）“因此，单是这种债务的收回，不是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会有非常大量的资本积累吗？——1847年，我们最后就是由于结清了美国和俄国从前对英国所负的好几百万债款，才恢复了我们的地位。”

　　〔英国对美俄两国，也同时负有“好几百万”的谷物债款，但它也成功地通过英国债务人的破产，“结清”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见1857年的银行法报告，第30章第31页⁽¹⁾。〕

　　（第2572号）“1847年，英国和彼得堡之间的汇兑率很高。政府信函通知银行发行银行券可以不受〔金准备以外的〕1 400万镑限额的约束时，条件是贴现率必须维持在8%。那时候，按照当时的贴现率来说，把金从彼得堡运到伦敦，并在金运到时，在为所出售的金而签发的以三个月为期的票据到期以前，按8%利息把它贷出去，也是一种有利的营业。”——（第2573号）“在一切同金有关的交易上，有许多点要考虑到。这里是指汇兑率和人们在〔凭金签发的〕票据到期以前投放货币能够得到的利息率。”

　　对亚洲的汇兑率

　　下述各点是重要的，一方面，因为它们表明，当英国对亚洲的汇兑率处于不利地位时，它怎样必然从那些由亚洲输入商品、但要由英国作中介来进行支付的国家取得补偿。另一方面，还因为威尔逊先生在这里，再一次作了愚蠢的尝试，企图把贵金属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和一般资本的输出对汇兑率的影响等同起来；在这两个场合所说的，都不是作为支付手段或购买手段的输出，而是以投资为目的的输出。首先，不言而喻，为了在印度建筑铁路而投入的上千万镑，不管是用贵金属还是用铁轨输往印度，都只是同量资本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的不同形式；而且，这样一种转移不会进入普通的商业计算，对于这种转移，输出国除了期待以后每年由这些铁路的营业进款中得到收入以外，不会期望得到任何其他的收入。如果这种输出是以贵金属的形式进行的，那就虽然不是在一切情况下，至少在以前所说的情况下，一定会直接影响贵金属输出国的货币市场，从而影响其利息率，因为这是贵金属，而贵金属直接是借贷的货币资本，是整个货币制度的基础。它也会直接影响汇兑率。贵金属所以被输出，只是因为伦敦货币市场上供给的，例如对印度签发的汇票不能满足对这种额外汇款的需求，并且只是以此为限。这就是说，对向印度签发的汇票的需求超过供给，汇兑率因此暂时变得对英国不利，这并不是因为英国对印度负有债务，而是因为它要把异常大的金额输送到印度去。如果这样向印度输出贵金属的现象持续下去，就会使印度对英国商品的需求增加，因为它间接增加印度对欧洲商品的消费能力。相反，如果资本是用铁轨等等的形式输出，这就不会对汇兑率发生任何影响，因为印度用不着对此付款。由于同一原因，这也不应该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威尔逊企图证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说什么这种额外的支出会引起对贷款的额外需求，因此影响利息率。这是可能的；但如果认为在一切情况下都必然是这样，那就完全错了。不管这些铁轨运到哪里，铺在哪里，是在英国的土地上，还是在印度的土地上，都只是表示英国的生产在一定领域内的一定的扩大。认为生产的扩大，甚至在极为广泛的界限内，不提高利息率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看法是荒谬的。贷款可能增加，就是说，有信用活动参与的营业总额可能增长；但这种信用活动在利息率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增加。40年代在英国出现铁路热时，情况确实是这样。利息率并没有提高。而且很明显，如果考察的是现实资本，在这里也就是商品，那么不管这些商品是供输出还是供国内消费，货币市场所受的影响都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当英国的国外投资限制了英国的商业输出（这种输出应得到支付，因而会产生货币的回流），或者这种投资总的说来已经是信用过度膨胀或欺诈活动开始的象征时，才会出现区别。

　　以下是威尔逊问，纽马奇答。

　　（第1786号）“至于东亚对银的需求，您以前曾说，在您看来，尽管有大量金属贮藏不断输往东亚，英国对印度的汇兑率，仍然对英国有利。您的这种看法有什么根据呢？——当然有…… 我发现，1851年，联合王国向印度输出的实际价值是742万镑；此外，还要加上印度大厦的汇票，即东印度公司作为本公司经费从印度取来的基金。这种汇票在那年是320万镑；所以，由联合王国输出到印度的总额是1 062万镑。1855年……出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增加到1 035万镑；印度大厦的汇票为370万镑；所以，输出总额为1 405万镑。就1851年来说，我相信，我们无法确定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但1854年和1855年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却可以确定。1855年，英国从印度进口商品的实际价值总额是1 267万镑，而这个总额和1 405万镑相比，在两国的直接贸易中，出现一个有利于英国的差额，计138万镑。”

　　威尔逊于是指出，汇兑率也受间接贸易的影响。例如，印度向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出口，是用向伦敦签发的汇票来支付的，因此，这种出口对汇兑率发生的影响，就像印度直接向英国出口商品完全一样。其次，如果把印度和中国合起来计算，对英国来说就是逆差，因为中国必须为购买鸦片不断向印度进行大量支付，英国又必须向中国支付。这个金额就是这样迂回地流到印度的。（第1787、1788号）

　　（第1791号）威尔逊问道：汇兑率所受的影响，会不会由于资本“以铁轨和机车的形式输出，或者以金属货币的形式输出”而有所不同。纽马奇对此作了完全正确的回答：近几年为建筑铁路而输送到印度的1 200万镑，已经用来购买印度按规定期限应支付给英国的年金。

　　“至于说贵金属市场所受的直接影响，那么，这1 200万镑的投资，只有在必须输出金属进行现实的货币投资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

　　（第1797号）（魏格林问：）“如果这种铁〈轨〉没有带来任何货币回流，我们怎么能说，它会影响汇兑率呢？——我不相信，以商品形式输出的那部分投资，会影响汇兑率的状况……　我们只能说，两国间的汇兑率状况，受到一国提供的债券或票据的数量和另一国向它提供的债券或票据的数量之间的对比的影响；这是关于汇兑率的合理的理论。至于这1 200万镑的输出，那么，这1 200万镑首先要在英国筹集；现在，如果营业的状况是这样的，即这1 200万镑全部要以硬币形式投在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 那么，这种突然的需求就会强烈地影响银的价格和汇兑率，这就像东印度公司明天宣布把它的汇票由300万镑增加到1 200万镑一样。然而，这1 200万镑的半数，已经用来购买英国商品……铁轨、木材以及其他材料…… 这是英国资本投在英国本国，以便购买某些向印度输出的商品，而事情也就到此结束。”——（第1798号）（魏格林：）“但是，铁路建筑所需要的铁和木材等商品的生产，还要消费许多外国商品，而这会影响汇兑率吗？——当然会。”

　　威尔逊认为，铁大部分是代表劳动，而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则大部分代表进口商品（第1799号），接着又问道：

　　（第1801号）“但是一般说来：如果要靠消费这些进口商品才能生产出来的商品是按这样的方式输出的，即我们既不能以产品形式，也不能以别的形式得到回头货，这不会使汇兑率对我们不利吗？——这个原理正好是铁路大投资时期〔1845年〕在英国出现的”。“在接连三年、四年或五年内，你们把3 000万镑投在铁路上，并且几乎全部用在工资上。你们在三年期间，在铁路建筑、机车制造、车辆制造、车站建筑上维持的人数，比所有工厂区合起来还要多。这些人……用他们的工资购买茶叶、砂糖、酒及其他外国商品；这些商品都必须进口；但在进行这种大量支出时，无疑地，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汇兑率，并没有受到重大的干扰。贵金属没有流出，反而流入了。”

　　（第1802号）威尔逊认为，在英国和印度之间贸易差额彼此平衡和汇兑率保持平价时，铁和机车的额外输出“必然影响对印度的汇兑率”。纽马奇不认为是这样，因为铁轨是作为投资输出的，而印度并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这些铁轨进行支付；纽马奇还说：

　　“我同意这样一个原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在对所有同它通商的国家的汇兑率上，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对一个国家的不利的汇兑率，必然会产生出对另一个国家的有利的汇兑率。”

　　对此，威尔逊向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庸俗的见解：

　　（第1803号）“不论资本是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输出，不都同样是资本的转移吗？——如果是说债务，那确实是这样。”——（第1804号）“因此，不管您是输出贵金属，还是输出商品，印度建筑铁路对英国资本市场的影响不是一样吗，不是和全部用贵金属输出一样，会提高资本的价值吗？”

　　如果铁的价格没有提高，那么，无论如何都会证明，铁轨内包含的“资本”的“价值”并没有增加。而这里的问题在于货币资本的价值，在于利息率。威尔逊想把货币资本和资本一般混为一谈。简单的事实首先是，在英国，曾为建筑印度的铁路募集了1 200万镑。这是一件和汇兑率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至于这1 200万镑怎样使用，对货币市场来说，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货币市场情况良好，这就根本不会影响货币市场，就像1844年和1845年募集英国铁路股份没有影响货币市场一样。如果货币市场出现某些困难，利息率固然会因此受到影响，但也只是使利息率提高，而按照威尔逊的理论，这必然使汇兑率对英国有利，就是说，必然会阻止贵金属输出（即使不是向印度输出，也是向别的国家输出）的趋势。威尔逊先生从一件事情跳到另一件事情上。在回答第1802号的问题时，说受到影响的是汇兑率；在第1804号的问题中，说受到影响的是“资本的价值”，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利息率会影响汇兑率，汇兑率也会影响利息率，但汇兑率变动时，利息率可以不变，利息率变动时，汇兑率也可以不变。威尔逊不理解，在资本向外国输送时，输送的形式本身，已造成这样不同的影响；就是说，他不理解，资本的不同形式，首先是资本的货币形式，会具有这样的重要性，这是和启蒙经济学的说法完全相反的。纽马奇对威尔逊的答复是片面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指出，后者已经非常突然地并且毫无理由地从汇兑率跳到利息率上了。纽马奇在回答第1804号的那个问题时，没有把握地含糊其辞地说：

　　“毫无疑问，如果要筹款1 200万镑，这1 200万镑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材料形式送出，在我们考察一般利息率时，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但是，是一个美妙的过渡，目的是要说出恰恰相反的话〉我相信，这并不完全是不重要的〈它不重要，但是又不是不重要〉，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会有600万镑立即流回；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却不会这样迅速地流回。因此，这600万镑是在国内支出，还是全部都输出，是会有些〈多么明确啊！〉区别的。”

　　说600万镑会立即流回，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600万镑是在英国支出，那么，它们就会以铁轨、机车等形式存在，这些铁轨、机车等要送到印度去，但不会再从那里流回，并且它们的价值只能分期偿还，就是说只能非常缓慢地流回，而600万镑贵金属也许会非常迅速地以实物形式流回。如果这600万镑在工资上支出，那么，它们就被消费掉了；但是用来预付工资的货币，照旧在国内流通，或者形成准备金。铁轨生产者的利润和600万镑中补偿他的不变资本的部分，也是这样。因此，纽马奇用“流回”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只是为了避免直说：货币仍然留在国内，并且只要这些货币执行借贷货币资本的职能，对货币市场来说（撇开流通可能吸收较多的硬币不说）就只有以下区别：它将由A支付，而不是由B支付。这种以商品形式而不是以贵金属形式把资本转移到外国去的投资，只有当这种出口商品的生产需要其他外国商品的额外进口时，才会影响汇兑率（并不影响对得到投资的那个国家的汇兑率）。这时，这种生产不是用来抵消这种额外进口的。但是，同样的情况，在每一次以信用方式输出时都会发生，而无论它是作为投资，还是为了普通商业的目的。此外，这种额外进口也可以通过反作用，例如在殖民地或美国方面，引起对英国商品的额外需求。

　　纽马奇以前［第1786号］曾说过⁽²⁾，由于有东印度公司的汇票，英国对印度的出口已大于进口。查理·伍德爵士曾就这点对他进行反复盘问。英国对印度的出口之所以超过进口，实际上是由于英国没有对从印度来的进口支付等价物所引起的：东印度公司（现在是东印度政府）的汇票，成了从印度征收的贡赋。例如1855年，英国从印度的进口是1 267万镑；英国向印度的出口是1 035万镑。因此印度有顺差225万镑。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这225万镑就必须以某种形式汇往印度。但这时，印度大厦提出了要求。它宣称，它能对印度各管区签发总额达325万镑的汇票〈这个总额是为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的各种费用并为支付给股东的股息而征收的〉。这个数额不但抵消了225万镑的贸易差额，而且还提供了100万镑的余额。”（第1917号）

　　（第1922号）（伍德：）“因此，印度大厦的这种汇票的影响不是增加对印度的输出，而是相应地减少这种输出吗？”

　　（应当说：减少了下面这种必要性，即从印度的输入，必须用同等数额的向印度的输出来弥补。）纽马奇先生对此作了如下的解释：英国人为这370万镑，向印度输出了一种“德政”（第1925号）。曾任印度事务大臣、对于这种由英国输出到印度的“德政”十分熟悉的伍德，正确而挖苦地说（第1926号）：

　　“这样，正如您所说的，印度大厦汇票所引起的输出，不是商品的输出，而是德政的输出了。”

　　因为英国“用这种方式”为了“德政”和国外投资而输出了许多东西，——因此得到了一种完全和普通营业无关的输入品作为贡赋，即部分地作为输出“德政”的报偿，部分地作为在殖民地或其他地方投资的收入，也就是作为无须支付任何等价物的贡赋，——所以很清楚，如果英国不作相应的输出，只是吃光这种贡赋，汇兑率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因此也很清楚，如果英国不把这种贡赋投在英国，而是生产地或非生产地把它再投到国外，例如，英国凭这种贡赋向克里木运送军需品，那么，汇兑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要来自国外的输入品列入英国的收入，——当然，这种输入品必须得到支付，或者是作为无须等价物的贡赋，或者是通过同这种无偿的贡赋的交换，或者是通过普通的贸易往来而得到支付，——英国就可以或者把它消费掉，或者把它作为资本重新投入营业。但无论是这样做还是那样做，汇兑率都不会受到影响，而聪明的威尔逊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不论收入的一部分是由本国产品还是由外国产品形成（不过后一种情况要以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的交换为前提），这种收入的消费，不管是生产消费还是非生产消费，都丝毫不会改变汇兑率，虽然它会改变生产的规模。应当根据这一点来判断下面的问题。

　　（第1934号）伍德问他说，把军用物资运往克里木，是怎样影响对土耳其的汇兑率的。纽马奇回答说：

　　“我不理解，单是输出军用物资，怎么必然会影响汇兑率，不过输出贵金属确实会影响汇兑率。”

　　可见，在这里，他把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区分开了。但接着威尔逊问道：

　　（第1935号）“如果您大量输出某种商品，但没有相应的输入”，

　　（威尔逊先生忘记了，英国进行了非常大量的输入，而除了输出“德政”或以前为投资而输出资本以外，从来没有任何相应的输出；无论如何，这不是那种列入通常贸易活动的输入。但这种输入的物品会再用来交换比如说美国产品，至于美国产品又被输出，而没有相应的输入，那么，这丝毫不会改变以下的事实：这种输入品的价值可以被消费掉，而无须有任何等价物的外流。这种输入在没有相应的输出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因此，它也可以在不列入贸易差额的情况下被消费掉。）

　　“这样，您就无须偿还由于输入而欠下的外债。”

　　（但是，如果您例如通过国外信贷，已经事先对这种输入进行了支付，那也就不会因此欠债了，这个问题和国际差额根本无关；问题在于是生产支出还是非生产支出，而不管这样消费的产品是本国产品还是外国产品。）

　　“于是您必然会通过这种交易影响汇兑率，这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因为您的输出没有相应的输入，所以没有外债要偿还。——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正确的。”

　　威尔逊的说法就在于，凡是没有相应输入的输出，同时都是没有相应输出的输入，因为有外国的即进口的商品加入出口商品的生产。这里是假定，每一种这样的输出，都是以未支付的输入为基础的，或者都会产生未支付的输入，——因而产生外债。这个假定是错误的，即使把下述两种情况撇开不说：1. 英国有各种不支付任何等价物的、无偿的输入，例如从印度输入的一部分物品就是这样。英国可以用这些输入品交换美国的输入品，并且在没有相应输入的情况下把后者输出，无论如何，就价值方面来说，英国输出的都不过是它白白得到的东西。2. 英国可能已对形成追加资本的输入品，例如美国的输入品进行了支付；如果英国把它们非生产地消费掉，例如作为军用物资，那就不会形成对美国的债务，也不会影响对美国的汇兑率。纽马奇在第1934号和第1935号上是自相矛盾的，而关于这一点，伍德在第1938号提出的问题中已经指出了：

　　“如果制造那些我们用以输出而没有相应的回流的物品〈军事开支〉所使用的商品中，没有任何部分是从这些物品所输往的国家来的，这又怎么会影响对这个国家的汇兑率呢？假定和土耳其的贸易处于通常的平衡状态，英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汇兑率，又怎么会因为向克里木输出军用物资而受到影响呢？”

　　在这里，纽马奇失去了冷静；他忘记了，他在第1934号已正确地回答了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且说：

　　“在我看来，我们已谈完了实际的问题，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高深的形而上学的讨论的领域。”

　　〔威尔逊对于他的主张——资本每一次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不管这种转移是以贵金属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进行的，汇兑率都会受到影响——还有另一种解释。威尔逊当然知道，影响汇兑率的是利息率，特别是与互相的汇兑率有关的那两个国家之间的现行利息率的比例。如果他能证明，资本的过剩，首先是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过剩，也对利息率的决定发生影响，他就向他的目标接近了一步；要是这样，这个资本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向另一个国家的转移，就必然会在两国按相反的方向改变利息率，而这样一来，下一步也就改变两国之间的汇兑率。——弗·恩·〕

　　他在当时由他编辑的《经济学家》（1847年第574页）上写道：

　　“很清楚，像各种商品（包括贵金属在内）的大量储存所表示的那样的资本过剩，不仅必然引起一般商品的价格的下降，而且必然引起作为资本的使用报酬的利息率的下降（1）。如果我们手里的存货足以在今后两年内供应本国，那么，和存货刚够供应两个月相比，我们就能按低得多的利息率，获得对这些商品的在一定期间的支配权（2）。一切货币借贷，不论以什么形式进行，都不过是商品支配权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移。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3）。如果商品较富裕，和买者的人数相比，卖者的人数就会增加；并且按照商品量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程度，必然会有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保存下来，以备将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和有把握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把全部存货出售的时候不同，商品占有者会按较低的条件，用延期付款或赊卖的办法出售商品（4）。”

　　关于第（1）点，必须指出，贵金属可以在生产缩减的同时大量流入。危机过去以后那个时期的情况，就总是这样。在下一阶段，贵金属也可以从主要生产贵金属的国家流入；其他商品的输入，在这个时期通常由输出来平衡。在这两个阶段内，利息率是低的，并且只是慢慢地提高；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已经在前面说明了。这种低利息率，没有“各种商品的大量储存”的任何影响，也到处可以得到说明。而这种影响又是怎样发生的呢？例如，棉花的价格低廉，使纺纱业者等等有可能获得高利润。可是利息率为什么低呢？当然不是因为用借入的资本能够获得的利润高。而只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没有按这个利润增长的比例增长；就是说，只是因为借贷资本具有不同于产业资本的运动。《经济学家》所要证明的事情却正好相反；它要证明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是一致的。

　　关于第（2）点，如果我们退一步说这个荒谬的假定——有供应今后两年需要的存货——还有某种意义，那么，这个论点就是以商品市场发生过剩为前提的。这样就会引起价格下降。现在为一包棉花支付的货币比以前少了。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购买一包棉花所需的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这要看货币市场的状况。如果货币可以更便宜地弄到，那也只是因为商业信用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就是它对于银行信用的需要比平常少。充斥市场的商品，或是生活资料，或是生产资料。二者的价格低廉，都会提高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如果不是因为产业资本的充裕和对贷款的需求互相对立（不是互相一致），那价格低廉为什么会减低利息呢？情况是这样，商人和产业家能够更容易地彼此提供信用；因为商业信用易于获得，所以产业家和商人都只需要较少的银行信用；因此，利息率可以是低的。这个低利息率和贵金属的流入无关，虽然这两种现象可以并行，而且造成输入品价格低廉的原因，也可以造成输入的贵金属的过剩。如果进口市场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剩，这会证明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已经减少。这种需求的减少，在价格低廉时，只能解释成是国内工业生产缩减的结果；不过，这种缩减在价格低廉的输入过多时，又是不能解释的。这些十足荒谬的东西，是为了证明，价格的下降＝利息的下降。二者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只是表现产业资本运动方向和借贷货币资本运动方向的对立，而不是表现二者方向的一致。

　　关于第（3）点，为什么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会低这个问题，即使有了这种进一步的说明，也还是难于理解。如果商品便宜，为了购买一定量商品，我需要比如说1 000镑，而不是以前的2 000镑。但也许现在我花了2 000镑，用来购买比以前多一倍的商品，并且通过也许我必须借来的同量资本的预付，来扩大我的营业。现在我和以前一样，购买2 000镑的商品。因此，即使我对商品市场的需求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增加，我对货币市场的需求仍然不变。但如果对商品市场的需求减少，就是说，如果生产不是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扩大，——而这和《经济学家》所谈的全部规律相矛盾，——那么，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就会减少，虽然利润会增加。但这种利润的增加，会引起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并且，商品价格的低廉，可以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因为需求不足。这时，利息率低，是由于生产萎缩，而不是由于商品便宜，商品便宜只是生产萎缩的表现。或是因为供给大大超过需求。这可以是由于市场商品过剩等等造成的，而市场商品过剩会导致危机，并在危机时期和高利息率结合在一起。或是因为商品价值已经下降，以致同样的需求可以按较低的价格得到满足。在后一种情况下，利息率为什么会下降呢？是因为利润增加了吗？如果因为现在获得同量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比较少，那么，这只是证明，利润和利息互成反比。因此，在任何场合，《经济学家》的一般论点都是错误的。商品的货币价格低和利息率低，不是必然连在一起的。否则，在产品的货币价格最低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低；而在农产品的货币价格最高的那些最富有的国家，利息率也应该最高。一般地说，《经济学家》也承认，如果货币的价值下降，这就不会影响利息率。100镑仍然带来105镑；如果100镑所值较少，5镑利息所值也较少。这个比率不受原来金额增值或贬值的影响。作为价值来看，一定量的商品等于一定额的货币。如果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提高了，它就等于一个较大的货币额；如果它的价值下降了，结果也就相反。如果它＝2 000，5%就＝100；如果它＝1 000，5%就＝50。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利息率。在这里只有一点是对的：既然购买同量商品以前只需要1 000镑，现在需要2 000镑，因此需要更多的贷款。但这一点在这里不过表明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反比例。因为利润随着不变资本要素和可变资本要素的便宜而增长，而利息则下降。不过，相反的情形也能发生，并且经常发生。例如，棉花可以因为对棉纱和棉布没有需求而变得便宜；它也可以因为棉纺织业的大量利润对棉花产生大量需求而相对变得昂贵。另一方面，产业家的利润又可以正好因为棉花的价格低廉而提高。哈伯德的统计表证明，利息率和商品价格各自进行着完全独立的运动；而利息率的运动同金属贮藏和汇兑率的运动却正好是互相适应的⁽³⁾。《经济学家》写道：

　　“因此，商品过剩，货币利息就必然低。”但在危机时期情况正好相反；商品过剩，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利息率高。在周期的另一个阶段，对商品的需求大，因此回流容易，但同时商品价格提高，而由于回流容易，利息率较低。“它们〈商品〉不足，货币利息就必然高”。但是，在危机以后的松弛时期，情况又正好相反。商品不足，——绝对地说，不是同需求相对来说——，而利息率是低的。

　　关于第（4）点。在市场商品过剩时，和现有存货预期可以迅速卖完时相比，商品占有者——如果他能出售——将廉价抛售商品，这是十分明白的。但利息率为什么会因此下降，却不是很明白的。

　　如果市场上进口商品过剩，利息率可能提高，因为所有者不愿把商品倾销到市场上，而对借贷资本有更大的需求。但利息率也可能下降，因为商业信用活跃，对银行信用的需求就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上。

　　《经济学家》提到利息率的提高和货币市场所受的其他压力对1847年汇兑率的迅速影响。但是不要忘记，尽管汇兑率发生了逆转，一直到4月底，金还是继续外流；只是到5月初，才发生逆转。

　　1847年1月1日，银行的金属贮藏为15 066 691镑；利息率为3(1/2)%；3个月期的汇兑率，对巴黎为25.75；对汉堡为13.10；对阿姆斯特丹为12.3(1/4)。3月5日，金属贮藏减少到11 595 535镑；贴现率提高到4%；汇兑率对巴黎跌到25.67(1/2)，对汉堡跌到13.9(1/4)，对阿姆斯特丹跌到12.2(1/2)。金继续外流；见下表：

　　［《经济学家》1847年8月21日］

　　1847年，英国输出的贵金属总额为8 602 597镑。其中：

　　向美国输出...........................................................3 226 411镑

　　向法国输出...........................................................2 479 892镑

　　向汉撒各城市输出.................................................958 781镑

　　向荷兰输出..............................................................247 743镑

　　尽管3月底汇兑率发生了逆转，金的外流仍持续了整整一个月；也许是流向美国。

　　（1847年《经济学家》第954页中说） ：“在这里我们看到，利息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紧迫，在纠正不利的汇兑率，并使金的流动发生转向方面，起了多么迅速和显著的作用，结果金又流回英国。这种作用的发生，和支付差额完全无关。较高的利息率，使英国和外国的有价证券价格跌落，并由此造成了外国账户大量购买有价证券的局面。这种情况增加了由英国签发的票据的金额。但是另一方面，在利息率高时，获得货币很困难，以致在票据额增大时，对这种票据的需求却减少了。由于同样原因，对外国商品的订单取消了，英国人在外国有价证券上的投资实现了，货币又被送回英国进行投资。于是，例如在5月10日的《里约热内卢物价通报》上，我们看到：〔对英国的〕汇兑率发生了新的跌落，这主要是因为英国账户大量出售〔巴西〕公债所得的金额的汇寄对市场形成了压力而引起的。英国利息率极低时投在外国各种有价证券上的英国资本，因此会在利息率提高时重新流回。”

　　英国的贸易差额

　　单是印度就要为“德政”，为英国资本的利息和股息等等，向英国支付约500万镑的贡赋，这里还不包括每年寄回英国的汇款，其中部分是官吏积蓄的薪俸，部分是英国商人为在英国投资而寄回的一部分利润。每个英国殖民地，都由于同样的原因，不断地寄回大量汇款。澳大利亚、西印度、加拿大等地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用英国资本设立的，股息也必须付给英国。英国还拥有许多外国的国债券，即欧洲的、北美洲的和南美洲的国债券，从中都有利息可得。此外，英国还参与外国铁路、运河、矿山等事业，也有相应的股息。而所有这些项目的汇款，几乎完全是以超过英国输出额的产品的形式得到的。另一方面，因外国人持有英国有价证券和英国人居留国外需要消费而从英国流到国外的金额，对比之下，是微不足道的。

　　当问题只限于贸易差额和汇兑率时，它“在任何一定的时候，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通常……英国对它的输出品提供长期的信用，而对输入品则用现金来支付。有的时候，这种习惯上的区别对汇兑率发生重大的影响。在我们的输出大大增加时，如1850年，英国的投资就持续地增加……这样，1849年出口商品得到的款项，可能到1850年才汇回来。但是如果1850年的输出额超过1849年的输出额600万镑，实际的结果就必然是，这一年流出国外的货币比同年流回的要多；并且也就是以这种方式对汇兑率和利息率发生影响。但是，当我们的营业在危机中受到挫折，我们的输出大为减少时，因前几年输出较多而得到的到期汇款，就会大大超过我们输入物品的价值；汇兑率相应地变得对我们有利，资本迅速地在国内积累起来，利息率下降”（1851年1月11日《经济学家》）。

　　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

　　1. 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在战争等等场合所做的支出，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

　　2. 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如果现在1镑只代表从前代表的货币的一半，那它就自然不会算做25法郎，而只算做12.5法郎了。

　　3. 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么，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例如1850年的汇兑率就是这样：它对英国来说是不利的，虽然那时英国的输出大大增加了。不过当时并没有发生金的外流。这是银价值和金价值相比暂时提高的结果。（见1850年11月30日《经济学家》）

　　1英镑的汇兑率平价，对巴黎为25法郎20生丁；对汉堡为13银行马克10(1/2)先令；对阿姆斯特丹为11佛罗伦97分。只要对巴黎的汇兑率超过25.20，它就会相应地有利于对法国欠债的英国人，或有利于购买法国商品的人。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人都可以用较少的英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对那些遥远的不易获得贵金属的国家来说，如果汇票短缺，不够应付汇回英国的汇款，那么，自然的结果就是提高各种通常向英国输出的产品的价格，因为对这些用来代替汇票送往英国的产品，产生了更大的需求。在印度，情况往往就是这样。

　　当英国货币大量过剩，利息率低落，有价证券的价格提高时，不利的汇兑率，甚至金的外流就可能发生。

　　在1848年，英国从印度得到了大量的银，因为可靠的汇票不多，而普通的汇票由于1847年的危机²¹⁶和印度商业的大失信用而不受欢迎。这全部的银刚到英国，就流向大陆去了，在那里，革命²⁵⁸到处引起贮藏货币的现象。这些银在1850年大部分又流回印度，因为当时汇兑率的状况，使这种做法有利。

　　货币主义²²⁹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²⁴⁴。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²⁵⁹。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

(1) 见本卷第558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654—655页。——编者注
(3) 见本卷第623—624页。——编者注
258 　指1848年由法国二月革命（见注232）引起的欧洲大陆各国发生的一系列革命。——670。
259 　“信仰使人得救”，是套用了圣经中的一句话。见《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第16章第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670。

第三十六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做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²⁶⁰，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中。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职能上得到发展。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结在一起的。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²⁶¹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

　　商人借货币，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也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耗费。因此，即使在以前的各社会形式内，货币贷放者对于商人的关系，也完全和他对于现代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这种独特关系，天主教的各个大学已经感觉到了。

　　“阿尔卡拉、萨拉曼卡、因戈尔施塔特、布赖斯高的弗赖堡、美因茨、科隆和特里尔这些地方的大学先后承认，商业贷款的利息是合法的。这些承认书中最早的五份已归入里昂市政厅的档案，并刊载在里昂的布利塞—朋苏斯出版的《高利贷和利息概论》一书的附录中。”（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6页）

　　在奴隶经济（不是家长制的奴隶经济，而是后来希腊罗马时代那样的奴隶经济）作为致富手段存在的一切形式中，因而，在货币通过购买奴隶、土地等等而成为占有别人劳动的手段的一切形式中，货币正是因为可以这样使用，所以作为资本可以增殖，生出利息。

　　然而，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各时期具有特征的存在形式有两种。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在这里，它们不再是决定生息资本特征的形式了。这两种形式是：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

　　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像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

　　高利贷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是同小生产，自耕农和小手工业主占优势的情况相适应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的，工人无须作为生产者借钱。如果他借钱，例如到当铺去，那是为了个人生活的需要。但是，当劳动者实际上或名义上是他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所有者时，他却会作为生产者同货币贷放者的资本发生关系，这种资本作为高利贷资本和他相对立。纽曼对这一点讲得很庸俗，说什么银行家所以受人尊敬，而高利贷者所以受人憎恨和鄙视，是因为前者贷款给富人，而后者贷款给贫民。（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44页）他没有看到，这里的区别是两个社会生产方式之间以及和它们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之间的区别，并且这个问题是不能用贫富的对立来解决的。而且，榨取贫苦小生产者的高利贷是和榨取富裕大地主的高利贷携手并进的。一旦罗马贵族的高利贷把罗马的平民、小农彻底毁灭，这种剥削形式也就到了末日，纯粹的奴隶经济就取代了小农经济。

　　超过生产者最必要的生存资料（即后来的工资额）的全部余额，在这里能够以利息形式被高利贷者所侵吞（这部分后来表现为利润和地租）。因此，拿这个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非常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进行这种对比时，人们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凯里作这种荒谬的比较，是为了要说明，资本的发展和伴随而来的利息率的下降，对劳动者是多么有利。其次，如果高利贷者不满足于只榨取他的牺牲者的剩余劳动，而逐渐取得了对后者的劳动条件本身的所有权，即土地、房屋等等的所有权，并用这种办法不断地对后者进行剥夺，那么，又会从另一方面忘记这样一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这样完全被剥夺，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达到的结果，而是它作为出发点的现成的前提。雇佣奴隶和真正的奴隶一样，由于所处的地位，不能成为债务奴隶，至少作为生产者不能成为债务奴隶；他至多只是作为消费者才能成为债务奴隶。这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实际上会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不改变生产方式；在这里，生产者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个体小生产——是本质的前提；因而，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从而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像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

　　因此，一方面，高利贷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财富，对于古代的和封建的所有制，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破坏和毁灭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总之，破坏和毁灭生产者仍然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不是生产条件即他所耕种的土地、他所加工的原料等等的所有者。但是在这里，与生产条件同生产者的这种异化²⁶²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革。分散的劳动者联合在大工场内，从事有分工的但又互相衔接的活动；工具变成了机器。生产方式本身不再容许生产工具处于那种和小所有制结合在一起的分散状态，也不再容许劳动者自己处于孤立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高利贷不能再使生产条件同生产者相分离，因为二者已经分离了。

　　高利贷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把货币财产集中起来。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同时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即市民独立地位的基础。

　　在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或者剩余产品由封建主及其家臣消费，而奴隶主或者封建主陷入高利贷之中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仍旧不变；只是它对劳动者变得更加残酷。负债的奴隶主或封建主榨取得更厉害，因为他自己被榨取得更厉害了。或者，他最后让位给高利贷者，高利贷者本人像古罗马的骑士一样成为土地所有者或奴隶主。旧剥削者的剥削或多或少带有家长制的性质，因为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手段。现在代替旧剥削者出现的，则是残酷的拼命要钱的暴发户了。但生产方式本身仍旧不变。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样一些所有制形式，正是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以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建立着政治制度。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手段之一；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²⁶³

　　“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教会从一开始就禁止任何放债取息的行为。法律和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因为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所以就不得不去借钱，而且票据业务越是不发达，情况就越是这样。那时利息率相差很悬殊，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100%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1344年，在博登湖畔的林道，本地市民收取%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必须支付40%的利息，虽然从12世纪到14世纪，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20%。维罗纳规定%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规定10%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对于基督徒，他不想说什么。早在13世纪，10%已经是德国莱茵地区的普通利息率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第2卷第55—57页²⁶⁴）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在资产阶级经济中，在一些落后的产业部门或仍在拒绝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产业部门，这种关系也会重新出现。例如，如果我们想把英国的利息率和印度的利息率比较一下，那么就不要采用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而要采用比如那些把小机器租给家庭工业小生产者的人所收取的利息率。

　　高利贷同消费的财富相反，它本身作为资本的一个产生过程在历史上是重要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财产促进了不依赖于土地所有权的货币财产的形成。产品的商品性质越是不发达，交换价值越是没有占领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货币就越是表现为真正的财富本身，表现为一般财富，而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的有限表现方式相对立。货币贮藏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撇开作为世界货币和贮藏货币的货币不说，货币正是在支付手段的形式上表现为商品的绝对形式。而正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使利息从而使货币资本得到发展。奢侈和腐化的富者所要的，是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作为购买一切东西的手段的货币。（也是作为偿还债务的手段。）而小生产者需要货币，却首先是为了支付。（向地主和国家交纳的实物租和实物贡赋转化为货币租和货币税，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两个场合，货币都是作为货币使用的。另一方面，货币贮藏只有在高利贷中才是现实的，才会实现它的梦想。货币贮藏者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但是通过利息，他把这种贮藏货币为自己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手段，他依靠这种手段占有全部或部分剩余劳动，以及一部分生产条件本身，虽然对他来说这种生产条件名义上仍然是他人的财产。高利贷好像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¹⁷¹一样。商品形式越没有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货币就越难获得。因此，高利贷者除了货币需要者的负担能力或抵抗能力外，再也不知道别的限制。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来使用，主要是在劳动者由于偶然的事故或意外的变化丧失了生产条件的时候（在这些生产方式中，劳动者多半还是这些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或者至少是在劳动条件不能由通常的再生产过程得到补偿的时候。生活资料和原料是这些生产条件的基本部分。如果它们涨价，它们就不可能由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来补偿，就像单是歉收就使农民不能用实物来补偿他的谷种一样。罗马贵族不断进行战争，强迫平民服兵役，阻碍了他们的劳动条件的再生产，因而使他们变得贫穷（在这里，贫穷化，即再生产条件的萎缩或丧失，是主要的形式）而终于破产。正是这些战争使罗马贵族的仓库和地窖里藏满了掠夺来的铜，即当时的货币。贵族不是把平民所需的商品如谷物、马、牛等等直接给他们，而是把对自己没有用处的铜借给他们，而利用这个地位来榨取惊人的高利贷利息，使平民变为自己的债务奴隶。在查理大帝统治下，法兰克的农民也是因战争而破产的，他们除了由债务人变为农奴外，再没有别的出路。在罗马帝国，大家都知道，饥荒逼迫自由民出卖儿女和出卖自身去给富人当奴隶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以上所说的是一般的转折点。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么，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穷化，是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的机会。对小农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

　　但是，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是高利贷的真正的、广阔的和独有的地盘。每一笔在一定期限到期的交款，如地租、贡赋、赋税等等，都必须用货币来支付。因此，从古代罗马一直到现代，大量放高利贷的都是包税者，大包税人，收税人。然后，随着商业发展和商品生产普遍化，购买和支付越来越在时间上分离。货币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付出。这一点会造成一直到今天还使货币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彼此混淆不清的那种状况，这已由现代的货币危机所证明。但是，高利贷本身又是使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必要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因为它使生产者越来越深地陷入债务，使他因背上利息的重负而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再生产，从而使他失去了通常的支付手段。在这里，高利贷产生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而又扩大货币的这种职能，即扩大自己的本来的地盘。²⁶⁵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像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一点所表示的，恰好就是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

　　总的说来，在现代信用制度下，生息资本要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条件。高利贷本身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还摆脱了一切旧的立法对它的限制。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种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货币贷出者相对立的借入者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有能力和经营知识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或多或少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学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最好的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优秀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

　　因此，现代信用制度创始人的出发点，并不是把一般生息资本革出教门，而是相反，对它予以公开承认。

　　在这里，我们不谈那种企图使贫民摆脱高利贷的措施，如公立当铺²⁶⁶（1350年设立于弗朗什孔泰的萨尔兰，后来1400年和1479年设立于意大利的佩鲁贾和萨沃纳）。这种公立当铺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它表示了一种历史的讽刺：虔诚的愿望在实现时正好走向它的反面。按照审慎的估计，英国工人阶级对当铺这个公立当铺的后继者支付的利息为100%。⁽¹⁾这里也不谈例如那位休·张伯伦医师或约翰·布里斯科的信用幻想，他们在17世纪的最后10年，曾企图设立农业银行，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发行一种纸币，使英国贵族摆脱高利贷的盘剥。⁽²⁾

　　12世纪和14世纪在威尼斯和热那亚设立的信用组合，是由于海外贸易和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批发商业需要摆脱旧式高利贷的统治和货币经营的垄断而产生的。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么，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³⁾，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国家。因此，当计划设立英格兰银行时，托利党就抗议说：

　　“银行是共和国的制度。在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汉堡，银行很繁荣。但是，谁听说过有什么法兰西银行或西班牙银行呢？”

　　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和汉堡银行（1619年）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银行发出的本票，事实上只是存入的贵金属铸币和贵金属条块的收据，要有它们的持有人的背书才可以流通。但是，在荷兰，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已经随着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生息资本已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一点已经表现在利息率的低微上。然而，和现在的英国一样，17世纪的荷兰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以贫穷为基础的旧式高利贷的垄断，在那里已经自然而然地被推翻了。

　　整个18世纪都有一种呼声——立法也照此办理——，要以荷兰为例，强制压低利息率，来使生息资本从属于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而不是相反。主要倡议人是乔赛亚·柴尔德爵士，现代英国私人银行业之父。他抨击高利贷者的垄断，完全和摩西父子成衣批发公司叫嚣反对“私人裁缝”的垄断一样。这个乔赛亚·柴尔德同时又是英国证券交易业之父。因此，他这个东印度公司的独裁者，是以贸易自由的名义来为东印度公司的垄断作辩护的。他反对托马斯·曼利（《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²⁶⁹说：

　　“他作为一帮心惊胆战的高利贷者的卫士，把他的大炮台建筑在我认为最不坚固的地点上…… 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低利息率是财富的原因，而硬说这只是财富的结果。”（《论商业》1669年版。译自英文，1754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第120页］）“如果使一国富裕的是商业，而压低利息又使商业扩大，那么，压低利息或限制高利贷，无疑是足以使一国致富的主要原因。同一件事可以在一种情况下是原因，同时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结果，这种说法决不是荒谬的。”（同上，第155页）“鸡蛋是母鸡的原因，而母鸡又是鸡蛋的原因。利息降低，可以使财富增加，而财富增加，又可以使利息进一步大大降低。”（同上，第156页）“我是勤劳的辩护者，而我的反对者却为懒惰和游手好闲辩护。”（第179页）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这样一种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

　　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和18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一切论述银行制度的著作中，和在柴尔德的著作中一样，都可以看到反对高利贷的主张，看到使商业和工业以及国家摆脱高利贷盘剥的要求。同时可以看到，人们对于信用，对于贵金属失去垄断地位所起的奇迹般的作用，对于贵金属被纸代替等等，却发生了巨大的错觉。英格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的创始人，苏格兰人威廉·帕特森，简直就是罗一世。²⁷⁰

　　“一切金匠和典当业者都大肆咆哮”，反对英格兰银行。（麦考莱《英国史》第4卷第499页）

　　“在最初10年间，银行必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外界的敌视很强烈；银行券要远远低于名义价值，才被接受……　金匠〈在他们手中，贵金属的交易是一种原始银行业务的基础〉非常嫉妒银行，因为有了银行，他们的营业减少了，他们的贴现率压低了，他们同政府的营业转到他们的对手那里去了。”（约·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第73页）

　　在英格兰银行创立以前，在1683年已经有设立一家国家信用银行的计划，其中有一个目的是：

　　“让企业家在他们拥有大量商品时，能够依靠该行的支持，寄托他们的商品，而用这种保存的储备作为担保，取得贷款，以雇用他们的职工，扩大他们的营业，直到他们找到良好的市场，无须亏本出售为止”²⁷¹。

　　经过多次努力，这家信用银行终于在主教门街的德文郡大厦内成立。该银行以寄托的商品为担保，把商品价值的四分之三以票据形式贷给产业家和商人。为了使这种票据便于流通，每个营业部门都有一伙人结成公司，每个持有这种票据的人可以很容易地用票据从公司换取商品，就像用现金支付一样。这个银行的营业并不兴隆。机构太复杂，商品跌价时风险太大。

　　如果考察一下那些在理论上维护并鼓励在英国建立现代信用制度的著作的实际内容，那么，我们所发现的无非是这样一种要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如果我们只是抓住这些著作中的词句，那么，这些著作同圣西门主义者的银行幻想和信用幻想一直到用语上的一致，往往会使我们感到吃惊。

　　像重农学派所说的耕作者［cultivateur］不是指真正种地的农民，而是指大租地农场主一样，圣西门所说——他的学生也往往这样说——的劳动者［travailleur］也不是指工人，而是指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

　　“一个劳动者必须有助手，有帮伙，有工人；他寻求那种聪明的、能干的、忠实的人。他叫他们去劳动，而他们的劳动是生产的。”（［安凡丹］《圣西门宗教。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1831年巴黎版第104页）

　　总之，我们不要忘记，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他以前写的所有著作，事实上只是歌颂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社会，或者说，只是歌颂产业家和银行家，反对拿破仑时代的元帅和法律制造者。把这些著作和同时代的欧文的著作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它们之间有多大的差别！⁽⁴⁾在他的后继者的著作中，正如刚才的引文已指出的，产业资本家也仍然是真正的劳动者。如果我们批判地读读他们的著作，我们就不会因为他们的信用幻想和银行幻想的实现无非是前圣西门主义者埃米尔·贝列拉所创设的动产信用公司²⁷²而感到吃惊，这种形式也只有在法国这样一个信用制度和大工业都还没有发展到现代水平的国家，才会流行起来。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圣西门学说释义》（第一年卷，1828—1829年；1831年巴黎第3版）中的下面几段话，已经包含着动产信用公司的萌芽。显然，银行家的贷款可以比资本家和私人高利贷者更便宜。因此，这种银行家

　　“给产业家提供的工具比地主和资本家提供的可以便宜得多，也就是说，利息低得多，地主和资本家在选择借款人时很容易犯错误”。（第202页）

　　但是，作者们自己在注解中又说：

　　“由银行家在有闲者和劳动者之间作中介而必然会产生的利益，往往被抵消，甚至被消灭，因为我们这个无组织的社会使利己主义表现为各种招摇撞骗的行为；银行家往往钻到劳动者和有闲者中间，对双方进行榨取，因而使社会受到损害。”

　　在这里，劳动者是指产业资本家。此外，把现代银行支配的资金，单纯看做是有闲者的资金，这是错误的。第一，这是产业家和商人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暂时闲置的资本部分，即货币准备或尚未使用的资本；所以，是有闲的资本，而不是有闲者的资本。第二，这是一切收入和积蓄中永远或暂时用于积累的部分。这两点对于确定银行制度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

　　但是，决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

　　银行制度，就其形式的组织和集中来说，正如早在1697年出版的《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书已经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最人为的和最发达的产物。因此，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机构，对商业和工业拥有极大的权力，虽然商业和工业的现实运动仍然完全处在它的领域之外，而它对于它们的现实运动也是采取被动的态度。当然，银行制度同时也提供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分配的形式，但只是形式而已。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自己的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还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从而自在地，但也仅仅是自在地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无非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只有蒲鲁东这个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风靡一时的作家⁽⁵⁾，才会梦想出无息信贷²⁷⁴这种怪物，妄想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虔诚愿望。

　　《圣西门宗教。经济学和政治学》一书第45页上说：

　　“在一些人有产业工具，但没有能力或意志使用这种工具，而另一些人很勤勉，但没有劳动工具的社会内，信用的目的是用尽可能简便的方法把这种工具从占有工具的前一些人手里转到知道怎样使用工具的后一些人手里。应当指出，按照这个定义，信用是财产构成方法和方式的结果。”

　　因此，信用会和财产的这个构成一起消亡。下面在第98页上说：现在的银行“认为它自己的任务，是跟在它外面进行的营业的运动后面，而不是推动这种运动本身；换句话说就是，银行对那些得到它贷放的资本的劳动者来说，起着资本家的作用”。

　　认为银行本身应该负起领导责任，并“通过它所指挥的机构和它所开创的工作的数量和效用”（第101页）

　　来显示自己的特点，在这样的思想里面，已经潜藏着动产信用公司的主张。同样，康斯坦丁·贝魁尔也要求银行（圣西门主义者所说的总的银行制度）“统治生产”。总的说来，贝魁尔本质上是一个圣西门主义者，虽然更激进得多。他要求

　　“信用机关……统治一国生产的全部运动。”——“你们去办一个国家信用机关试试，让它贷款给那种没有财产但有才干和功劳的人，但不是强制地把这些借款人在生产和消费中密切联系在一起，而是与此相反，使他们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交换和生产。你们用这种办法能够做到的事情，就只是现在私人银行已经做到的事情，即无政府状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一些人突然破产，另一些人突然发财；因此，你们设立的机关，只能是为一些人带来若干幸福，而使另一些人遭受同样多的苦难…… 你们只不过是使那些受你们的贷款支持的雇佣工人，有可能像他们的资本家雇主现在所做的一样互相进行竞争而已。”（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1842年巴黎版第433、434页）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²⁶⁰。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性质，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由于这一点，甚至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产业资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例如在法国，也坚持认为生息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做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借贷形式在这里也占支配地位。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并且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土地和资本一样只是贷给资本家。当然，借贷也可以不用货币而用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厂房等等，但这时，它们代表的是一定的货币额，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还要支付补偿损耗的部分，那么，这是由于这些资本要素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特有的实物形式而引起的。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在这里，出售和借贷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区别。前面已经指出⁽⁶⁾，只有那些对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的人，才会把这种区别看做是本质的区别。

　　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²⁷⁵。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地重新对它进行剥削；高利贷是保守的，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越来越悲惨的境地。生产要素越是不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和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

　　货币财产作为特殊的财产来发展这一事实，就高利贷资本来说，意味着它是在货币索取权的形式上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的。一个国家的大量生产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

　　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占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中世纪的利息

　　“在中世纪，纯粹是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因此，在中世纪，反高利贷的法律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在一个农业国，一个人很少需要借钱，除非他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 亨利八世把利息限为10%，詹姆斯一世限为8%，查理二世限为6%，安女王限为5%……那时候，货币贷放者虽不是合法的垄断者，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所以，必须限制他们，就像限制其他的垄断者一样…… 在我们现代，利息率是由利润率调节的；而在那个时候，利润率却是由利息率调节的。如果货币贷放者要商人负担很高的利息率，那么，商人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商品的利润率。这样，大量货币就从买者的口袋里转到货币贷放者的口袋里。”（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第164、165页）

　　“有人对我说，现在每年在每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要收取10古尔登，就是说每100收取30。²⁷⁶有人还加上诺因堡集市，因此，每100要收取40，是否只是这样，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现在，在莱比锡，一个有100佛罗伦的人，每年可以收取4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农民或市民。如果他有1 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骑士或一个富有的贵族。如果他有10 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 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100 000佛罗伦（这是大商人必须具有的），每年就会收取40 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侯爵。如果他有1 000 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 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大的国王。为此，他不必拿他的身体或商品去冒险，也不必劳动，只是坐在炉边，烤苹果吃。所以，一个强盗坐在家里，可以在10年内吃掉整个世界。”（引自1540年出版的《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路德全集》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6册［第312页］）

　　“15年前我已经写过反对高利贷的文章，因为那时高利贷势力已经很大，我不抱任何改善的希望。从那时起，高利贷的身价高了，它已不愿被看做是丑恶、罪行或耻辱，而是让人作为纯粹的美德和荣誉来歌颂，好像它给了人民伟大的爱和基督教的服务似的。既然耻辱已经变为荣誉，丑恶已经变为美德，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　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我国原始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丹·哈德卡斯尔《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第19、20页）

　　“因此，威尼斯〈设立一家银行〉的先例，很快就有人模仿；一切沿海的城市，总之，一切因独立和商业而著名的城市，都设立了它们的最早的银行。这些城市的船舶的往返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给予贷款的习惯。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同美洲进行的通商使这种习惯进一步发展了。〈这是主要点。〉船舶运货，需要巨额贷款，在古代雅典和希腊已经是这样了。1308年，汉撒城市布吕赫已经有一个保险公司。”（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2、203页）

　　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在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以前，对地主，一般说来，也就是对享乐的富人放债，甚至在英国也很盛行。关于这一点，从达德利·诺思（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英国商人，而且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著作²⁷⁷中也可以看到：

　　“在我国，为生息而放的债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给商人营业用的，大部分是被借去买奢侈品以及供这样一些人花费，这些人虽然是大地主，但是，他们从地产所得到的还不够他们的花费；他们不愿把地产卖掉，宁愿拿地产作抵押。”（《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6、7页）

　　18世纪的波兰：

　　“华沙进行大量汇兑业务，但其主要基础和目的是该市银行家放高利贷。这种银行家为了要弄到货币，使他们能以8%或8%以上的利息率借给大肆挥霍的贵族，他们在外国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空头汇票信用，也就是说，一种不以任何商品交易为基础的信用。在这种空头汇票产生的汇款还不是无望到来时，外国的受票人只好承兑这种汇票。但是，由于达培尔和其他很有名望的华沙银行家的破产，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约·格·毕希《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论和实践》1808年汉堡第3版第2卷第232、233页）

　　教会由禁止取息得到的好处

　　“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期间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抵押给货币贷放者，使他们在占有期间能够作为贷款的补偿使用这种财产…… 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慈善机构，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十字军征讨时代。这就使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所谓‘死手’占有²⁷⁸，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犹太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放高利贷，因为占有这样固定的抵押品是无法掩盖的…… 不禁止取息，教会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同上，第55页）

(1) “因为在同一个月内不断地典押和赎回，而且典押一物是为了赎回另一物，二者相抵后所得货币很少，所以当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伦敦领有执照的当铺有240家，各地区约有1 450家。所用资本估计约有100万镑。这笔资本在一年内至少周转3次，每次平均取得33(1/2)%的利息；所以，英国的下层阶级，为了要获得这100万镑临时贷款，每年必须支付100%的利息。过期不赎所受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14页）
(2) 他们甚至在自己著作²⁶⁷的名称上也表明了自己的宗旨：“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免除贵族和绅士等的税务，增加他们的年收入等等”。按照他们的说法，受到损失的，只会是民族的最可恶的敌人高利贷者，这种人给贵族和自耕农²⁶⁸造成的危害比法国侵略军所能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3) “例如，英国查理二世就要付给‘金匠’〈银行家的先驱〉20%—30%的巨额高利贷利息和贴水。因为这种营业这样有利可图，所以‘金匠’给王室的贷款越来越多，他们预先得到国家的全部税收，把议会通过的每项拨款都作为抵押，还彼此争先购进或受押票据、付款通知单和借契，实际上，全部国家收入都经过他们的手。”（约翰·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30、31页）“设立一家银行的建议以前已经提出多次。设立一家银行毕竟是必要的。”（同上，第38页）“仅就遭受高利贷者盘剥的政府来说，要以议会的拨款作为担保获得适当利息的贷款，就已经有必要设立银行。”（同上，第59、60页）
(4) 如果马克思来得及修订这个手稿，他无疑会把这一段话大加修改。这一段话，是他看到那些前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所起的作用有感而发的。在法国，正是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这个学派的救世的信用幻想，由于历史的讽刺，作为规模空前的骗局得到了实现。后来，马克思说到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百科全书式的头脑。如果说圣西门在以前的著作中，忽视了资产阶级和法国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把资产阶级中从事生产的那部分人算做劳动者，那么，这同傅立叶想把资本和劳动融合起来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要由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来说明。如果说欧文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前进了一步，那只是因为他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即生活在产业革命和阶级对立已经尖锐化的时期。——弗·恩·
(5)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巴黎版。——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4页²⁷³。
(6) 见本卷第388—392页。——编者注
26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71、191、583、860页。——671、688。
26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3—158页。——671。
262 　关于“生产条件同生产者的异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已有论述。——674。
263 　以上四段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38—939页。——675。
264 　卡·休耳曼的这段叙述，采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44页。——676。
265 　以上三段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45、946、947b—948页。——678。
266 　公立当铺（Monts-de-piété）是14、15和16世纪在意大利和法国为了反对小高利贷者而创办的。创办者的设想是：这种当铺必须从事某种慈善事业，给贫民提供以财产为抵押的少量贷款。实际上公立当铺起了有利于高利贷者的作用。——680。
[267]　休·张伯伦《住在埃塞克斯街的休·张伯伦医师的建议：设立给予农村可靠的活期贷款的银行，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使贸易和商业的利益不减少》1695年伦敦版。
约·布里斯科《论百万基金法、彩票条例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取得的资金。指明这些资金对贵族和绅士是有害的，对国家贸易是毁灭性的。建议设立一个国家农业银行给陛下以优惠条件的贷款，免除贵族和绅士的税务，增加他们的年收入，并使王国所有臣民富裕起来》1696年伦敦第3版。——680。
[268]　自耕农是拥有人身自由、但在地主土地上垦殖的农民。关于英国的自耕农，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笔记本第1403、1406、1410、1452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9—833页。——680、911。
269 　《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或论证利息的降低是国家富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百分之六是王国当前条件下合适的利息率》于1668年在伦敦匿名出版。目前尚不能证实它的作者就是托·曼利。——682。
270 　暗指苏格兰财政经济学家约翰·罗，他认为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扩大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了硬币。结果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猖獗，1720年国家银行完全倒闭，“罗氏体系”也彻底破产。——682。
271 　引自《银行信用，或对信用银行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乡绅和伦敦商人的一次对话》一文，见约·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1848年伦敦第3版第1卷第39—40页。——683。
272 　动产信用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埃·贝列拉和伊·贝列拉兄弟俩于1852年创办并为同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及参与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其他各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企业的股票，另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其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当时这一反动时期特有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交易所的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国家也效仿动产信用公司纷纷建立类似的机构。马克思对动产信用公司所作的分析，参看他1856—1857年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题为《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的几篇文章。——684。
[273]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0—481页。——687。
274 　蒲鲁东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观点，见他的《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中关于“无息信贷”的理论。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55—257页。——687。
275 　关于高利贷只是剥削已有的生产关系的论述，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48页。——689。
276 　指借入100古尔登必须每年在莱比锡举办的三次博览会上各支付利息10%，因此总利息为30%。莱比锡从前每年举办三次博览会：新年、复活节（春季）和米迦勒节（秋季）。——690。
277 　马克思曾对达·诺思的著作《贸易论》作过摘录，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第1418—1420页。——691。
278 　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领主等往往向宗教团体或慈善团体转让不动产，而这种不动产转让给教会以后永远不能再向他人转让，因而被称为由所谓“死手”占有。——692。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²⁷⁹

279 　关于本篇的写作和编辑工作情况，见马克思1866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1870年1月24日给塞·德巴普的信、恩格斯1886年11月9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693。

第三十七章　导论

　　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和制造业完全一样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农业是由资本家经营；这种资本家和其他资本家的区别，首先只在于他们的资本和这种资本推动的雇佣劳动所投入的部门不同。对我们来说，租地农场主生产小麦等等，和工厂主生产棉纱或机器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支配农业这样一个假定，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统治生产的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部门，因此它的下列条件，如资本的自由竞争、资本由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转移的可能性、同等水平的平均利润等等，都已经完全成熟。我们所考察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土地所有权的一个独特的历史形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权或小农维持生计的农业（在后一场合，土地的占有是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条件之一，而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是他的生产方式的最有利的条件，即他的生产方式得以繁荣的条件）受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而转化成的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是以劳动者被剥夺劳动条件为前提，那么，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被剥夺土地并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因此，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从前曾经有过，或者说现在还有其他一些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农业形式，那么，这对我们的阐述来说，完全是毫不相干的指责。只有对那些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不是看做历史的范畴，而是看做永恒的范畴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指责才会有意义。

　　对我们来说，考察现代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要考察资本投入农业而产生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不作这种考察，对资本的分析就是不完全的。这样，我们的研究仅限于真正的农业上的投资，即人们赖以生活的主要植物性产品的生产上的投资。我们可以谈谈小麦，因为小麦是现代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各民族的主要食物（或者，不谈农业，而谈谈采矿业，因为规律是一样的）。

　　亚·斯密的巨大功绩之一在于：他说明了，用于生产其他农产品（例如亚麻、染料植物）和经营独立畜牧业等等的资本的地租，是怎样由投在主要食物生产上的资本所提供的地租决定的²⁸⁰。在斯密以后，这方面实际上并没有任何进步。我们可以指出的某些限制性的或补充性的东西，也是属于土地所有权的独立研究的范围，而不属于这里的范围。因此，凡是同用来生产小麦的土地无关的土地所有权，我们就不专门谈论，而只是为了举例子有时才提到。

　　为了全面起见，必须指出，在这里，只要水流等等属于一个所有者，是土地的附属物，我们也把它作为土地来理解。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做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¹⁾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用这些人使用或滥用一定量土地这样一种法律权力来说明问题，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土地的这种使用，完全取决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法律观念本身只是说明，土地所有者可以像每个商品占有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并且，这种观念，这种关于土地自由私有权的法律观念，在古代世界只是在有机的社会秩序解体的时期才出现²⁸²；在现代世界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出现。在亚洲这种观念只是在某些地方由欧洲人输入的。在论述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一册第二十四章），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生产方式的前提一方面是直接生产者从土地的单纯附属物（在依附农、农奴、奴隶等形式上）的地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土地被剥夺。在这个意义上，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历史前提，并且始终是它的基础，正像这种垄断曾是所有以前的、建立在对群众的这一或那一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一样。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时遇到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是同它不相适应的。同它相适应的形式，是它自己使农业从属于资本之后才创造出来的；因此，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克兰²⁸³的所有权，同马尔克公社²⁸⁴并存的小农所有权，不管它们的法律形式如何不同，都转化为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经济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成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凭经验的和刻板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²⁾，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这是他凭他的垄断权，从产业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那里征收来的；［它］使这种联系发生如此严重的解体，以致在苏格兰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土地所有者，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度过他的一生。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而这种附属物，像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及其理论代言人同土地所有权进行斗争的热潮中，曾被斥责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才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变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完全贫困化为代价而取得的。

　　在我们谈到本题以前，为了避免误解，还要作几点说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实际的耕作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受雇于一个只是把农业作为资本的特殊开发场所，作为对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投资来经营的资本家即租地农场主。这个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为了得到在这个特殊生产场所使用自己资本的许可，要在一定期限内（例如每年）按契约规定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他所开发的土地的所有者一个货币额（和货币资本的借入者要支付一定利息完全一样）。这个货币额，不管是为耕地、建筑地段、矿山、渔场还是为森林等等支付的，统称为地租。这个货币额，在土地所有者按契约把土地租借给租地农场主的整个时期内，都要进行支付。因此，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

　　资本能够固定在土地上，即投入土地，其中有的是比较短期的，如化学性质的改良、施肥等等，有的是比较长期的，如修排水渠、建设灌溉工程、平整土地、建造经营建筑物等等。我在别的地方，曾把这样投入土地的资本，称为土地资本⁽³⁾。它属于固定资本的范畴。为投入土地的资本以及为土地作为生产工具由此得到的改良而支付的利息，可能形成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的一部分⁽⁴⁾，但这种地租不构成真正的地租。真正的地租是为了使用土地本身而支付的，不管这种土地是处于自然状态，还是已被开垦。如果系统地论述土地所有权——这不在我们的计划以内——，土地所有者收入的这个部分是应该详加说明的。在这里，稍微谈一谈就够了。 在农业的通常的生产过程中，比较短期的投资，毫无例外地由租地农场主来进行。这种投资，和一般单纯的耕作一样——只要这种耕作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地进行，也就是说，不像以前美国奴隶主那样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不过为了防止这一点，土地所有者先生们得到契约的保证）——会改良土地⁽⁵⁾，增加土地产量，并使土地由单纯的物质变为土地资本。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自然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的价值。投入土地的较长期的，即经过较长时间才损耗尽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实体的即土地的不可分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土地所有者力图尽可能地缩短租期的原因之一。在签订新租约时，土地所有者把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加到真正的地租上，而不论他是把土地租给那个曾实行改良的租地农场主，还是租给另一个租地农场主。因此，他的地租就要上涨；或者，如果他要出卖土地——我们马上会看到，土地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土地的价值现在就要增加。他不单是出卖土地，而且是出卖经过改良的土地，出卖不费他分文的投入土地的资本。把真正地租的变动完全撇开不说，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土地所有者日益富裕，他们的地租不断上涨，他们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的秘密之一。这样，他们就把不费他们一点气力的社会发展的成果，装进他们的私人腰包——他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²⁸⁹的。但这同时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租地农场主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而且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不断地被谴责为合理农业的障碍，进行这种谴责的，在上一世纪有詹姆斯·安德森²⁹⁰（现代地租理论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又是实际的租地农场主，当时的著名农学家），在今天有英国现行土地制度的一些反对者。

　　关于这一点，阿·阿·沃尔顿在《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史》（1865年伦敦版第96、97页）中写道：

　　“只要耕作的改良使地产的价值和土地所有者的租金增加的程度，远远高于租地农场主或农业工人状况由此得到的改善，我国为数众多的农业机构的一切努力，就都不能在耕作改良的实际进展上产生很重要的或真正显著的结果。总的说来，租地农场主同土地所有者、他的收租人或者甚至农业学会主席一样，清楚地知道，排水良好，施肥充足，经营得当，加上更多地使用劳动来精耕细作，将会在改良土壤和增加产量方面产生惊人的结果。但是，这一切都需要有庞大的支出，而租地农场主也清楚地知道，不管他们怎样改良土地或提高土地的价值，土地所有者通过增加地租和提高土地价值的办法，结局总会占有由此得到的主要利益…… 他们十分敏锐地察觉到，那些发言人〈在农界宴会上发言的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收租人〉令人奇怪地总是忘记告诉他们，租地农场主进行的一切改良的绝大部分收益，最后总是要落入土地所有者的腰包…… 不论原来的租地人怎样改良了租地，他的后继人总是发现，土地所有者会按照土地价值因先前的改良而增加的程度来提高租金。”

　　在真正的农业中，这个过程还不像土地作为建筑地段使用的场合表现得那么明显。在英国，用于建筑目的而不是作为自由地出卖的土地的绝大部分，由土地所有者按99年的期限出租，或者有可能时按较短的期限出租。这个期限一满，建筑物就随同土地本身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

　　“他们〔租地人〕在租约满期时，在付清了满期以前的苛刻的地租以后，有义务把房屋在适宜住人的良好状态下移交给大土地所有者。租约一满期，土地所有者的代理人或检查人员就来查看你的房屋，让你把房屋收拾好，然后占有它，归入他主人的财产范围。事实是，如果听任这套办法更长时间地充分发挥作用，王国境内的全部房产，就会和农村地产一样，全部落入大地主的手中。整个伦敦西头²⁹¹，庙关²⁹²的北部和南部，几乎只属于大约六个大地主，全部按异常高的地租出租，而在租约还没有完全满期的地方，也很快就要陆续满期了。在王国的每个城市里，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然而，这套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贪婪做法甚至没有就此止步。我国沿海城市的船坞设备，几乎全都由于这样的掠夺过程而落入大土地鲸吞者手中。”（同上，第92、93页）

　　在这种情形下，很明显，如果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查明，总人口是20 066 224人，其中房产所有者是36 032人，那么，把小房产所有者和大房产所有者分别加以统计，则房产所有者对房屋数目和人口数目的比例就完全呈现为另一个样子。

　　这个有关建筑物所有权的例子是重要的，1. 因为这个例子清楚地指出了真正的地租和投入土地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它能够成为地租的追加部分——的区别。建筑物的利息，和农业上租地农场主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一样，在租约有效期间，属于产业资本家即建筑投机家或租地人，它本身和因利用土地而每年必须按一定期限支付的地租无关。2. 因为这个例子指出了，别人投入土地的资本，最终怎样和土地一起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并且这种资本的利息最终使他的地租上涨。

　　有些著作家，其中一些人作为土地所有权的代言人，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攻击，另一些人，如凯里，则竭力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说成是一种“和谐”的而并非对立的制度，他们全都企图把地租这种土地所有权的特殊经济表现，说成和利息一样的东西。好像这样一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就消失了。²⁹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人们曾有过相反的做法。那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土地所有权还被看做私有财产的原始的和受人尊重的形式，而资本的利息则被看做高利贷而受人指责。因此，达德利·诺思、洛克等人把资本利息说成一种类似地租的形式，这和杜尔哥由地租的存在推导出利息的合理性完全一样²⁹⁴。——这些近代的著作家忘记了（在这里把以下的事实完全撇开不说：地租可以以纯粹的形态，即以没有附加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的形态而存在，并且这样存在着），土地所有者用这个方法，不仅从不费他们分文的别人的资本获得利息，而且还无偿地得到别人的资本。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像我们以后会看到的那样⁽⁶⁾，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

　　地租还可能在另一种形式上和利息相混同，以致它的独特性质为人误解。地租表现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块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货币额。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做一个想象资本的利息。²⁹⁵例如，假定平均利息率是5%，那么一个每年200镑的地租就可以看做一个4 000镑的资本的利息。这样资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购买价格或价值，一看就知道，它和劳动的价格完全一样，是一个不合理的范畴，因为土地不是劳动的产品，从而没有任何价值。可是，另一方面，在这个不合理的形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生产关系。如果一个资本家用4 000镑购买的土地每年提供200镑地租，那么，他从这4 000镑得到5%的年平均利息，这和他把这个资本投在有息证券上，或按5%的利息直接借出去完全一样。这是一个4 000镑的资本按5%增殖。在这个假定下，他就会在20年内用他的地产的收入，补偿这一地产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英国，土地的购买价格，是按年收益若干倍来计算的²⁹⁶，这不过是地租资本化的另一种表现。实际上，这个购买价格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它是按普通利息率计算的。但是，地租的这种资本化是以地租为前提，地租却不能反过来由它本身的资本化而导出和说明。在这里，不如说，和出售无关的地租的存在，是出发的前提。

　　由此可见， 假定地租是一个不变量，土地价格的涨落就同利息率的涨落成反比。如果普通利息率由5%下降到4%，那么一个200镑的年地租就不是代表一个4 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而是代表一个5 000镑的资本的年增殖额，并且同一块土地的价格因此也由4 000镑上涨到5 000镑，或由年收益的20倍上涨到年收益的25倍。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就相反。这是和地租本身变动无关而只由利息率决定的土地价格的变动。但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所以，从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此外，即使撇开利润率不说，由于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利息率也有下降的趋势，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土地价格，即使撇开地租的变动以及土地产品价格（地租构成它的一个部分）的变动来看，也有上涨的趋势。

　　把地租本身和地租在土地购买者面前采取的利息形式混同起来，——这种混同是由于对地租的性质完全不理解，——必然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错误结论。因为一切古老国家都把土地所有权看做所有权的特别高尚的形式，并且把购买土地看做特别可靠的投资，所以，购买地租所依据的利息率，多半低于其他较长期投资的利息率，例如，土地购买者只得到购买价格的4%，而他用同一资本投在其他方面却能得到5%；这也就是说，他为地租付出的资本，多于他在其他投资上为等量年货币收入所付出的资本。根据这一点，梯也尔先生在他的整个说来非常拙劣的论述财产的著作（1848年他在法国国民议会上反对蒲鲁东的演说的单行本）²⁹⁷中得出结论说，地租是低的。其实这不过证明，地租的购买价格是高的。

　　资本化的地租表现为土地价格或土地价值，以及土地因此和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进行买卖这一事实，成了某些辩护士替土地所有权辩护的理由，因为购买者为土地所有权，像为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并且大部分土地所有权是按这个方式转手的。但这样一来，这个理由也可以用来为奴隶制辩护了，因为对于用现金购买奴隶的奴隶主来说，奴隶劳动的收益只代表用来购买奴隶的资本的利息。由地租的买卖引出地租存在的理由，也就是把地租的存在当做地租存在的理由。

　　为了科学地分析地租，即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摆脱一切使地租受到歪曲和模糊不清的附加物而去纯粹地考察地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理解土地所有权的实际作用，甚至为了从理论上了解同地租的概念和性质相矛盾但毕竟表现为地租的存在方式的大量事实，认识造成这种理论混乱的各种因素，也是同样重要的。

　　当然，租地农场主为了获得经营土地的许可而以租金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一切，实际上都表现为地租。这种贡赋不论是由什么组成部分构成，不论是由什么来源产生，都和真正的地租有一个共同点：对一块土地的垄断权，使所谓土地所有者能够去征收贡赋，课取租税。这种贡赋和真正的地租有一个共同点：它决定土地价格，如上所述，土地价格无非是出租土地的资本化的收入。

　　我们已经知道，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可能形成地租的这样一个外来的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必然会在一个国家的地租总额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大的追加部分。但是，把这种利息撇开不说，在租金里面还可能有一个部分，在一定场合可能是所有部分（也就是在完全没有真正地租的时候，因而在土地实际上没有价值的时候），都是来自平均利润中的扣除，或来自正常工资中的扣除，或同时是来自这二者中的扣除。利润或工资的这个部分在这里以地租形式出现，因为它不像平常那样归产业资本家或雇佣工人所有，而是以租金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上述利润部分或工资部分都不形成地租；但实际上它们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垄断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样。并且，和真正的地租一样，对于土地的价格也有决定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不谈这样一些情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存在，租地农民自己还不是产业资本家，或者他的经营方式还不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但是地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的方式，在形式上已经存在。例如，爱尔兰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租地农民一般都是小农。他作为租金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东西，往往不仅占去他的利润——即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他作为自己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对这个剩余劳动享有权利——的一部分，而且还占去他在其他情况下付出同量劳动本来会得到的正常工资的一部分。此外，对土地改良根本没有做一点事情的土地所有者，还把租地农民大部分通过自己的劳动投入土地的小额资本剥夺去，这和高利贷者在类似情况下的做法完全一样。不过，高利贷者在这样做的时候，至少要用他自己的资本来冒一点风险。这种不断的掠夺，成了爱尔兰土地立法上争论的对象，这种立法实质上是要强迫土地所有者在宣布解除同租佃者的租约时要对租佃者在土地上进行的改良或投入土地的资本给以补偿²⁹⁸。对于这个问题，帕麦斯顿通常总是恬不知耻地回答说：

　　“下院就是土地所有者的议院。”

　　我们也不谈以下的例外情况：甚至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土地所有者也能榨取高额的、与土地产量毫无联系的租金，例如，在英国工业地区，把小块土地租给工厂工人用做小菜园，或用于余暇时的作为业余爱好的耕种。（《工厂视察员报告》）

　　我们要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的农业地租。例如，在英国的租地农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小资本家，他们受制于和迫于教育、教养、传统、竞争以及其他条件，不得不作为租地农民把自己的资本投到农业上。他们被迫满足于平均利润以下的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地租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允许他们把资本投入土地，投到农业上。因为土地所有者到处都对立法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英国甚至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就会被利用来欺诈整个租地农民阶级。例如，1815年的谷物法⁶⁸，——这种加在国内居民身上的面包税，公开承认是为了保证有闲的土地所有者继续得到在反雅各宾战争²²²期间异常增大的地租收入，——除了个别例外的丰收年，确实起过这样的作用：把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谷物自由进口时会下降到的水平以上。但是，它没有能够把价格保持在主持立法的土地所有者作为外国谷物进口的法律界限而颁布的标准价格的水平上。可是，租约是在这种标准价格的影响下缔结的。一旦错觉破灭，就会制定新的法律，规定新的标准价格，这种新的标准价格和旧的一样，不过是贪得无厌的土地所有权幻想的无力表现。从1815年到30年代，租地农民一直就是这样受着欺诈。因此，在这整个时期，农业凋敝成为经常的话题。因此，在这个时期，整整一代租地农民遭到剥夺，归于灭亡，并被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所代替⁽⁷⁾。

　　但是，一个更普遍得多更重要得多的事实是，真正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以致工资的一部分由工人手中扣除下来，形成租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在地租的伪装下流到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工人的手中。例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几个位置有利的郡以外，情况一般就是这样。在英国实行谷物法以前成立的议会工资水平调查委员会的报告³⁰⁰，直到今天还是19世纪工资史的最有价值的、但几乎完全未被利用的文献，同时也是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竖立的耻辱柱；这些报告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地租率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土地价格的上涨，部分地只是仰仗从工资中作的扣除，以及工资甚至被压低到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下，也就是说，正常工资的一部分被交给了土地所有者。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如货币贬值，农业地区济贫法的实施³⁰¹等等，使这种做法成为可能，而与此同时，租地农场主收入异常增大，土地所有者大发横财。然而，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主张实行谷物关税的主要论据之一都是：从身体需要方面来说，已经不可能把农业短工的工资再降低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并且在英国和在欧洲各国一样，正常工资的一部分仍然是地租的组成部分。舍夫茨别利伯爵，当年人称阿什利勋爵，贵族慈善家之一，对于英国工厂工人的状况曾大为激动，于是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中充当他们在议会的代言人³⁰²，当时，工业家的代言人为了报复，公布了一份关于该伯爵所拥有的几个村庄的农业短工的工资统计材料（见第一册第二十三章第5节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³⁰³。这份统计材料清楚地表明，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一部分，不过是他的租地人替他从农业工人的工资中掠夺而来的。这个统计材料的公布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可以毫不犹豫地和1814年、1815年调查委员会³⁰⁴所揭露的最坏的事实相媲美。当情况迫使农业短工的工资暂时提高时，租地农场主就立即叫嚷说，要把工资提高到其他产业部门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时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并且这必然会使他们破产。因此，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自供：租地农场主以地租的名义，克扣一部分工资交给土地所有者。例如，1849—1859年，英格兰农业工人的工资由于下面的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情况而提高了：爱尔兰的人口外流断绝了从该地来的农业工人的供给；工厂工业异常大量地吸收农业人口；战争³⁰⁵需要兵员；异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不必在这里详细论述的原因。同时，除了1854—1856年歉收时期以外，这个期间的谷物平均价格下降了16%以上。租地农场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达到了目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这个要求并没有成功。他们只好求助于降低生产费用，如大量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新机器，这些机器，一方面代替了马，把马从经营上排挤出去，另一方面也把农业短工游离出来，造成了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并由此引起工资的再度下降。这10年来，尽管和总人口的增长相比，农业人口普遍地相对减少了，并且尽管某些纯农业区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了，但上述情况还是发生了。⁽⁸⁾1865年10月12日，当时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福塞特（1884年在邮政总长的任内去世），在社会科学会议³⁰⁷上也说过：

　　“农业短工开始向国外迁移，租地农场主开始抱怨说他们将无力像往常那样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因为向国外移民使劳动变得更贵了。”

　　因此，在这里，高地租和低工资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价格的水平取决于这种使地租增加的情况，土地的升值和劳动的贬值就是一回事，土地价格的昂贵和劳动价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

　　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租价上涨了，因为面包、葡萄酒、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上涨了，而劳动的价格却保持不变。如果老人们查看一下他们父辈的账目，——这将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一百年以前，——他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国农业地区一个工作日的价格，正好和现在一样。肉类价格从那时起却上涨了两倍……　谁是这种变化的牺牲者呢？是租地的所有者富人，还是耕种租地的穷人？……　租价上涨，是公众不幸的证明。”（莫·吕比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结构》1837年巴黎第2版第101页）

　　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地租一方面是对平均利润作扣除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平均工资作扣除的结果：

　　前面引述的地产经理人和农业技师摩尔顿³⁰⁸说：人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注意到，大租地农场的租金，比小租地农场的租金低，因为

　　“求租后者方面的竞争，通常比求租前者方面的竞争更激烈；并且因为小租地农民除了农业外，不大可能从事别的工作。他们迫于必须找到合适的工作，往往心甘情愿支付他们明知过高的租金”。（约翰·洛·摩尔顿《地产的资源》1858年伦敦版第116页）

　　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差别在英国正逐渐消失，他认为，正是小租地农民阶级向国外迁移，大大促进了这一点。同一个摩尔顿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租地农民自己的工资显然有一个扣除部分归入了地租，因而他所雇用的人的工资更加肯定是这样了。在那些不能使用双马犁的不到70—80英亩（30—34公顷）的租地农场，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租地农民不像别的劳动者那样凭自己的双手勤勉地劳动，他靠他的租地农场是无法生活的。如果他把工作交给他雇的人去做，而自己只从旁监督，那么，他很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他将无力支付自己的地租。”（同上，第118页）

　　摩尔顿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租地农民不是很穷，租地农场不致少于70英亩，那么，租地农民才养得起两匹到三匹马。

　　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研究院³⁰⁹院士和中央农业协会的会员）表现了非凡的才智。他在他的《英格兰的农村经济》（根据1855年伦敦版英译本引用）一书中，就牛（牛在法国干活，在英国不干活，因为已被马取代）的年收益，作了如下的比较（第42页）：

　　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材料，英国所以有较高的产值，是因为英国的牛奶价格比法国贵一倍，而牛肉价格他假定两国是相等的（第35页）；因此，如果英国的牛奶产值缩减到800万镑，那么，总产值也要缩减到2 800万镑，和法国一样。拉韦涅先生竟把产量和价格差额同时列入他的计算，以致当英国某些物品的生产比法国更昂贵（这充其量表示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得到更大的利润）时，这竟被看做英国农业的一个优点。他的这种做法确实有点过分。

　　拉韦涅先生不仅熟悉英国农业的经济成果，而且也相信英国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偏见。他在第48页中证明了这一点：

　　“种植谷物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它会使种植谷物的土地耗尽地力。”

　　拉韦涅先生不仅认为其他植物不会造成这种后果，而且他还认为饲料植物和块根植物会使土地肥沃。

　　“饲料植物会从大气中摄取它生长所需的各种主要养分，而它还给土地的，多于它从土地摄取的。因此，它从两方面，即直接地和通过它转化为厩肥，来补偿谷物及其他耗尽地力的作物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有一个原则：它至少应当和这些作物轮种。诺福克的轮作制就是这样形成的。”（第50、51页）

　　相信英国这种农村童话的拉韦涅先生，也相信自从废除谷物关税以来，英国农业短工的工资已经失去以前的反常现象，这是并不奇怪的。（见我们以前在第一册第二十三章第5节第701—729页关于这一点的论述。）³¹⁰我们不妨再听听约翰·布莱特先生1865年12月13日在伯明翰的演说。他在谈到500万户家庭在议会中完全没有代表以后，接着说：

　　“其中列入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不幸名册的家庭，在联合王国有100万户，或确切些说有100万户以上。另外有100万户家庭的处境比需要救济的贫民稍好些，但也随时有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危险。他们的现状和前途并不好一些。现在，请看一看社会的这个部分的无知的下层。请看一看他们受排斥的境遇，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完全绝望的处境。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奴隶制度占统治时期的南部各州，每个黑人也还相信欢乐的日子终有一天会来临。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对这些人来说，对我国最下层的这些群众来说，决不相信情况会发生某种好转，甚至连这样想也不敢想。诸位最近在报纸上是否读到过一篇关于多塞特郡一个农业短工约翰·克罗斯的报道？他每周劳动6天，深受他的雇主的好评，他按每周8先令的工资，替他的雇主干了24年活。约翰·克罗斯要靠这点工资在他的小屋养活一个有7个孩子的家庭。他为了给他生病的妻子和婴儿取暖，而拿走了——在法律上说，我认为，就是偷窃了——一个价值6便士的木栅栏。为了这个过失，他被治安法官判处14或20天的监禁。我可以告诉诸位，在全国，特别是在南部，可以找到好几千起和约翰·克罗斯情况类似的事件。他们的这种处境竟使得最正直的研究家都一直无法揭开他们怎样勉强维持生命的秘密。诸位请看一看全国，看一看这500万户家庭和这个阶层所处的绝望状态吧。难道不能如实地说，这些被剥夺选举权的国民大众从事苦役，不断从事苦役，几乎没有休息吗？请把他们和统治阶级对比一下，——但如果我这样做，人们就会给我加上共产主义的罪名……但是请把这些劳累不堪，没有选举权的国民大众，和可以看做统治阶级的那部分人对比一下。请看看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豪华，他们的奢侈。请看看他们的疲倦，——因为他们也有疲倦的时候，但这是享乐过度后的疲倦，——请看看他们如何忙着到处游荡，似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求新的欢乐。”（1865 年12月14日《晨星报》）

　　下面还要指出，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产品本身，怎样和地租，即剩余产品的这个至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在量和质的方面已经特别规定的部分相混同。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即剩余劳动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是：只须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产品等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而一切劳动首先并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动物同时还提供兽皮，供人在冷天保暖；此外，还有供人居住的洞穴等等。）

　　剩余产品和地租的这种混同，在达夫先生那里³¹¹，有不同的表现。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离的；后者同前者是连接在一起的。农业部落、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动，也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进的。狩猎、捕鱼、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织和纺等等当初是农业中的副业。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³¹²，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同样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劳动，可以看做剩余劳动。但是，必要劳动决不是只包括农业劳动，而且也包括生产其他一切必然进入工人平均消费的产品的劳动。并且，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一些人只从事必要劳动，是因为另一些人只从事剩余劳动，反之亦然。这只是他们之间的分工。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之间的分工一般来说也是这样。和一方面的劳动的纯工业性质相适应的，是另一方面的劳动的纯农业性质。这种纯农业劳动，决不是自然发生的，相反，它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是很现代的、决不是到处都已达到的产物，它是和一个完全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正像一部分农业劳动会对象化在只用做奢侈品，或只形成工业原料，但决不会用做食物，更不会用做大众食物的产品中一样，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业劳动也会对象化在用做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产品中。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工业劳动看做剩余劳动，是错误的。工业劳动的一部分和农业劳动的必要部分一样也是必要劳动。它只是以前和农业劳动自然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工业劳动的独立形式，是现在已经和工业劳动分离的纯农业劳动的必要的相互的补充物。（从纯粹物质方面看，例如，500个机器织布工人以高得多的程度生产剩余布匹，也就是说，生产比他们自己衣着所需的多得多的布匹。）

　　最后，在考察地租的表现形式，即为取得土地的使用权（无论是为生产的目的还是为消费的目的）而以地租名义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租金时，必须牢牢记住，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格，可以由一些结合在一起的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要出售一件东西，唯一的条件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

　　在研究地租时，有三个妨害分析的主要错误应当避免。

　　1. 把适应于社会生产过程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租形式混同起来。

　　不论地租的特殊形式是怎样的，它的一切类型有一个共同点：地租的占有是土地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而地租又是以土地所有权，以某些个人对某些地块的所有权为前提。土地所有者可以是代表共同体的个人，如在亚洲、埃及等地那样；这种土地所有权也可以只是某些人对直接生产者人格的所有权的附属品，如在奴隶制度或农奴制度下那样；它又可以是非生产者对自然的单纯私有权，是单纯的土地所有权；最后，它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在殖民地移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的场合那样，在劳动孤立地进行和劳动的社会性不发展的情况下，直接表现为直接生产者对一定土地的产品的占有和生产。

　　不同地租形式的这种共同性——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即不同的人借以独占一定部分土地的法律虚构在经济上的实现，——使人们忽略了区别。

　　2. 一切地租都是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产物。地租在它的不发达的形式即实物地租的形式上，还直接是剩余产品。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只要把剩余价值本身和利润本身的一般存在条件解释清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地租，——它始终是超过利润的余额，即超过商品价值中本身也由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构成的那个部分的余额，——剩余价值的这个特殊的独特的组成部分也就解释清楚了。这些条件是：直接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必须超过再生产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即再生产他们本身所需要的时间。他们总是必须完成剩余劳动。这是主观的条件。而客观的条件是：他们也能够完成剩余劳动；自然条件是，他们的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足以使他们自己作为生产者再生产出来和自我维持下去，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会耗费掉他们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自然的肥力是一个界限，一个出发点，一个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则是另一个界限，出发点，基础。更进一步考察就是，因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所以在这种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即经济学上最广义的农业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率，使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不致全被直接生产者的食物生产占去；也就是使农业剩余劳动，从而农业剩余产品成为可能。进一步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用在农业上的全部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须足以为整个社会，从而也为非农业劳动者生产必要的食物；也就是使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工业的人有实行这种巨大分工的可能，并且也使生产食物的农民和生产原料的农民有实行分工的可能。虽然食物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对他们自己来说也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但对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的只是生产食物所需的必要劳动。并且，不同于一个工场内部分工的整个社会内部的全部分工也是如此。这是生产特殊物品，满足社会对特殊物品的一种特殊需要所必要的劳动。如果这种分工是合乎比例的，那么，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进一步说，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或按照这样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由一般规律决定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论述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的分配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商品的价值的前提。这一点只有在这种比例的破坏使商品的价值，从而使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不能实现的时候，才会影响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例如，假定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尽管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实现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生产这个总产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动是过多了；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可见，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社会在既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如许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但是，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和一定的形式（不管是利润形式或地租形式）无关。这些条件对剩余价值本身起作用，而不管它采取什么特殊的形式。因此它们不能说明地租。

　　3. 正是在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中，在地租的发展中，有一点表现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获得者的参与所决定的，而是由他没有参与、和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因此，很容易把一切生产部门及其一切产品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确切地说，在资本主义生产（这种生产在它的整个范围内都是商品生产）基础上共有的现象，当做地租的（和农产品一般的）特征来理解。

　　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地租的量（从而土地的价值）作为社会总劳动的结果而增长起来。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产品的市场和需求会增大；另一方面，对土地本身的直接需求也会增大，因为土地本身对一切可能的，甚至非农业的生产部门来说，都是进行竞争的生产条件。确切地说，只是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地租以及土地价值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从而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因为在工业（狭义的工业）中，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的相对增加，是同可变资本的绝对增加结合在一起的，虽然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了；而在农业中，经营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则绝对减少，因此，只有在耕种新的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又以非农业人口的更大增加为前提。

　　其实，这并不是农业及其产品所特有的现象。不如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对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和产品来说都是适用的。

　　这些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而且是具有可以实现的、可以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成为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这些产品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是作为商品，即作为只有通过变为交换价值（货币），通过转让才变成使用价值的产品来生产的。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会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成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这决不是农产品的特征。

　　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确切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地租才能作为货币地租发展起来，并且按照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而发展起来；也就是，按照和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而发展起来；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当商品生产，从而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按照相同的程度发展起来。但随着后者的发展，土地所有权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按照相同的程度越来越能够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资本家在这个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展上还是一个能动的执行职能者。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这样无须他参与而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至于土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随着它们的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以及同土地产品相对立的商品世界的扩大，换句话说，也就是随着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产量的扩大，按相同的程度增加，这却不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但是，因为这个结果是没有土地所有者的参与就发生的，所以下面这种情况在他那里就表现为某种特有的东西：价值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向地租的转化，都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取决于商品生产一般的发展。因此，例如达夫这样的人，就想以此来说明地租。他说，地租不取决于农产品的量，而取决于它的价值³¹³；但这个价值，又取决于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和生产率。其实，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产品，因为产品只有随着构成它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系列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才作为商品发展起来。这一点在价值的一般论述中，已经指出了³¹⁴。一方面，一个产品的交换能力，一般说来，取决于在它之外存在的商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个产品本身能够作为商品来生产的数量，尤其取决于这种多样性。

　　任何生产者，不管是从事工业，还是从事农业，孤立地看，都不生产价值或商品。他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成为价值和商品。第一，只要这个产品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从而，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表现为整个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第二，他的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货币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由价格决定的普遍的可交换性，表现为他的产品所具有的社会性质。

　　因此，如果说一方面，被说明的不是地租，而是剩余价值，或者更狭隘地说是剩余产品一般，那么，另一方面，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作为商品和价值的一切产品具有的性质，说成是农产品特有的性质。这种说明，当从价值的一般规定，回溯到一定商品价值的实现时，变得更加肤浅。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值；它是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当时的市场条件。

　　因此，农产品发展成为价值，并且作为价值而发展的现象，也就是说，农产品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非农产品和作为商品的农产品相对立的现象，或者说，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表现而发展的现象，并不是地租的特征。地租的特征是：随着农产品作为价值（商品）而发展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的实现条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在这个未经它参与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不断增大部分的权力也发展起来，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

(1) 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如果这就是“人格”的规定，就是人作为人格的规定，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每个人都必定是土地所有者，才能作为人格而实现。土地的自由私有权——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据黑格尔说，不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79页）。²⁸¹首先，很明显，一个人格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硬说自己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不顾他人也要在这块土地上体现的意志。这里要有和善良的意志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人格”把实现自己意志的界限划定在什么地方，是把自己的意志的存在实现在整个一个国家内，还是要去占有一大批国家，以便“表示我的意志对物的至高无上”［第80页］，这是绝对看不出来的。黑格尔在这里是完全碰壁了。“占有完全是零星的；我不能占有比我的身体所接触到的更多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外界的东西比我所能把握的更为广大。因此我占有某物时，总有他物与之相联系。我用手占有，但手的范围可以扩大。”（第90、91页）但是，和这个他物相联系的，又有另一个他物。因此，我的意志作为灵魂注入土地的界限就消失了。“当我占有某物时，理智立即推想到，不仅我直接占有的东西是我的，而且与此有联系的东西也是我的。实在法必须作出各种规定，因为从概念中进一步已推导不出任何东西。”（第91页）这是“概念”的异常天真的自白，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对土地所有权的实际形成“毫无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把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一个完全特定的、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观念看做绝对的东西。同时其中还包含这样的自白：随着社会发展即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变化，“实在法”可以而且必须改变自己的各种规定。
(2) 非常保守的农业化学家，例如约翰斯顿承认，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²⁸⁵。那些专门为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辩护的著作家，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沙尔·孔德先生在他那两卷特意为私有制辩护的著作中就说过：“如果养活一国国民的土地的每一个部分，得不到最符合共同利益的应用，该国就不能达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种繁荣富强的程度。要使该国财富得到巨大的发展，就要有一个唯一的和首先是开明的意志，尽可能去掌握该国领土每一块土地的支配权，使每一块土地都有利于其他一切土地的繁荣。但是，这样一个意志的存在……和土地分为许多私人地块……和保障每个所有者都能够几乎绝对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是不相容的。”²⁸⁶约翰斯顿、孔德等人，在说明私有制和合理的农业的矛盾时，只注意到把一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耕种的必要性。但各独特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全体的利益。
(3) 《哲学的贫困》第165页²⁸⁷。我在那里曾把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区别开来。“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就可以在不增加土地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 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
(4) 我说“可能”，因为这种利息在一定条件下由地租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例如在自然肥力较高的新土地加入竞争时，这种利息就可能消失。
(5) 见詹姆斯·安德森和凯里的著作²⁸⁸。
(6) 见本卷第918页。——编者注
(7) 见几篇反谷物法的得奖论文²⁹⁹。可是，谷物法总是把价格维持在人为的高水平上。这对上层租地农民是有利的。他们从大多数租地农民（不管有没有理由，他们总是指望罕见的平均价格）因实行保护关税而陷入的停滞状态中得到了利益。
(8) 约翰·查·摩尔顿《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1859年在伦敦技艺协会³⁰⁶的报告。该报告所依据的是从苏格兰12个郡和英格兰35个郡近百个租地农场主那里搜集来的真实材料。
280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310—336页，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26—627页。——694。
[281]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79页第44节写道：“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因而使该物成为我的东西；人具有这种权利作为他的实体性的目的，因为物在其自身中不具有这种目的，而是从我意志中获得它的规定和灵魂的。这就是人对一切物据为己有的绝对权利。”——695。
282 　关于土地私有权的产生，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35页及以下几页。——696。
283 　克兰即氏族，在凯尔特民族中，除指民族外偶尔也指部落；在氏族关系解体时期，则指一群血缘相近且具有想象中的共同祖先的人们。克兰内部保存着土地公有制和氏族制度的古老习俗。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个别地区，克兰一直存在到19世纪。——696。
284 　马尔克公社是在原始共产主义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公社组织，是古代日耳曼人从氏族公社向土地私有制过渡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4—6世纪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后，曾在各地按照公社组织形式定居。此外，马尔克还存在于法兰西的北部、英格兰、瑞典、挪威和丹麦一带。参看恩格斯1882年写的《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64—584页）一文。——696。
[285]　见詹·韦·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爱丁堡—伦敦版第1卷第53—54页。——696。
[286]　见沙·孔德《论财产》1834年巴黎版第1卷第228页。——697。
[287]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4节《土地所有权或地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98。
[288]　见詹·安德森《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1801年伦敦第2版第35—36、38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笔记本第512—513页摘录了安德森的有关文字；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129页的观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笔记本第490a页。——699。
289 　“为享受果实而生”（Fruges consumere nati），见贺拉斯《书信集》第1卷第2、27封信。——700。
290 　詹·安德森在他于1777年匿名出版的《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中曾“顺便考察地租性质”，关于该书的评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笔记本第495—515页。安德森在后来的著作中，也讨论过地租问题，对他的这些著作，马克思作了摘录。——700。
291 　伦敦西头是伦敦的豪华住宅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住宅都集中在这里。——701。
292 　庙关是伦敦的一处历史文物，位于滨河路和弗利特之间的石头门，西蒂区和威斯敏斯特区的分界。1879年被拆除。——701。
293 　见亨·查·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规律》1837年费城版第129—130页。——702。
294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第1418—1419页指出，达·诺思和约·洛克的观点是以威·配第的观点为依据的，后者维护高利贷者而反对地主，并把“货币的租金”和“土地的租金”相提并论。与此有关的论点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章第19—27页，第5章第28页；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约·洛克《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雅·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欧·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73、85节）。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05—906页。——702。
295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68—678页。——702。
296 　约·肯宁安在《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1770年伦敦版第102页曾谈到，在1600年，土地购买价格相当于“12年的租金”，而在1688年相当于“18年的租金”。爱·斯密斯在《把纯租当做永恒收入的错误观点》1850年伦敦版中指出，土地价格当时在60年间一直维持在“28年租金到30年租金”之间。——703。
297 　指1848年7月26日阿·梯也尔针对蒲鲁东在法国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上的提案所作的演说（见《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第666—671页）。关于梯也尔的这一演说，并见马克思在1848年8月写的《蒲鲁东反对梯也尔的演说》一文。——704。
298 　1853年英国下院通过《租佃权法案》，该法案规定：租佃者在租佃期满时应当得到补偿金，以偿付他在土地上所进行的改良。有关情况，见马克思《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者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71—177页）。——706。
[299]　指《论农业和谷物法的三篇得奖论文》一书，由全国反谷物法同盟编，1842年在曼彻斯特和伦敦出版。收入该书的有乔·霍普、拉·格雷格和阿·摩尔斯的获得反谷物法同盟奖金的三篇论文。——707。
300 　指蓝皮书《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1、2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11月23日刊印。
蓝皮书（Blue 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707。 301 　济贫法是英国自16世纪中叶开始陆续颁布的有关救济贫民的一系列法律的总称。1601年颁布了第一个济贫法，根据该法，每个教区必须缴纳救济贫民的特别税，教区中无法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居民皆可通过济贫会得到救济。关于在农村中实施该法的情形，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76—777页。——708。
302 　安·舍夫茨别利伯爵（即阿什利勋爵）从1844年至1846年初在下院多次提出把工作日缩短到10小时的法律草案。在此之前，1840年曾根据阿什利的提案，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调查仍未实施1833年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1842年他提出了禁止妇女和13岁以下的儿童在矿井中劳动的法案。1845年，他又提出了在薄印花布厂中限制童工的法案。——708。
303 　关于这里所说的统计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78—781页。马克思曾提示材料来源引自1845年《经济学家》杂志第3卷上的文章《农业工人的工资》。——708。
304 　指英国上院工资水平问题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曾于1814—1815年召开会议。——708。
305 　指英国1849—1859年间进行的多场战争，其中包括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对中国的战争（1856—1858年，1859—1860年），对波斯的战争（1856—1857年），为征服印度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及1857—1859年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等。——708。
[306]　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 of Arts and 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促进技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酬劳那些“在解决穷人就业，扩大商业贸易，以及对国家财富增长等方面作出贡献的人”。1853年，该协会为了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称该协会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709。
307 　指英国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召开的一次会议。
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是于1857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的团体，它的成员有许多是议会议员。——709。

[308]　这里引用的是约·洛·摩尔顿的著作，而前面提到的是约·查·摩尔顿。——710。
309 　指法兰西研究院，它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1795年成立。——710。
310 　莱·德·拉韦涅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第147和156页提供了如下数据：英国农业中的工资在1800年每周平均为7先令3便士，在一些地方是9先令10便士。据说，在50年代初，在工业区周工资最高时平均为8—12先令。关于不列颠农业无产阶级的工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74—802页。——712。
311 　见帕·爱·达夫《政治学原理》1854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64页。——713。
31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9—251、267—268页。——713。
313 　见帕·爱·达夫《政治学原理》1854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79页。——719。
31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1—433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7—108页。——719。

第三十八章　级差地租：概论

　　在分析地租时，我们首先要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支付这种地租的产品，也就是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其总价格的一部分转化为地租的产品——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想到农产品或者甚至矿产品也就够了——，也就是说，土地和矿山的产品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就是说，它们的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要素（已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一个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按照预付总资本（包括已经消耗的和没有消耗的）计算的利润。因此，我们假定，这些产品的平均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生产价格。现在要问，在这个前提下，地租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就是说，利润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转化为地租，因而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

　　为了表明地租这个形式的一般性质，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工厂绝大多数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少数是用自然瀑布推动的。我们假定，在这些工业部门，一个耗费资本100的商品量的生产价格是115。15%的利润，不是仅仅按已经耗费的资本100计算的，而是按这个商品价值生产上曾经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前面已经指出⁽¹⁾，这个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是和它的各种波动相区别的平均市场价格。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正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形式，进一步说，正是通过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而表现出来。

　　因为所确定的数字比例在这里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要再假定，用水力推动的工厂的成本价格只是90，而不是100。因为这个商品量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115，其中有利润15%，所以靠水力来推动机器的工厂主，同样会按115，也就是按调节市场价格的平均价格出售。因此，他们的利润是25，而不是15；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会允许他们赚到10%的超额利润，并不是因为他们高于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按照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是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即在优于这个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平均水平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或者说，因为他们的资本是在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执行职能的。

　　这里立即表明两点：

　　第一，用自然瀑布作为动力的生产者的超额利润，和一切不是由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场价格的偶然波动引起的超额利润（我们在谈到生产价格时⁽²⁾，已经对这个范畴作了说明）首先是性质相同的。因此，这种超额利润，同样也就等于这个处于有利地位的生产者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这整个生产部门的一般的、社会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等于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余额。对这个余额起调节作用的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个别的成本价格，因而也就是个别的生产价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产价格。利用瀑布进行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比较小，因为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比较少，也就是说，因为以对象化形式即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生产的劳动比较少。这里所使用的劳动是生产率较高的，它的个别的生产力，比大量同类工厂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力要大。它的较大的生产力表现在：同别的工厂相比，它生产同量商品，只需要较少量的不变资本，只需要较少量的对象化劳动。此外，因为水车无须加热，所以它需要的活劳动的量也较少。所使用的劳动的这种较大的个别生产力，会减少商品的价值，但也会减少商品的成本价格，从而减少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工业家来说，这一点表现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小。他只须为较少的对象化劳动支付代价，也只须为所使用的较少的活的劳动力支付较少的工资。因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小，所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较小。对他来说，成本价格是90，不是100。所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只是103(1/2)，不是115（100∶115＝90∶103(1/2)）。他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以他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为界限。这是构成他的超额利润的界限的数量之一。另一个数量则是一般生产价格的大小，而参加形成一般生产价格的，有作为调节因素之一的一般利润率。如果煤炭变得便宜了，他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会缩小，因此他的超额利润也会减少。如果他必须按照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由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这个差额就会消失。这个差额是这样造成的：一方面，商品要按照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也就是按照竞争使个别价格平均化时形成的价格来出售；另一方面，他所推动的劳动的较大的个别生产力，不是给劳动者带来好处，而是和劳动的所有生产力一样，给他们的雇主带来好处，就是说，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因为这个超额利润的界限之一是一般生产价格的水平，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又是一般生产价格水平的因素之一，所以这个超额利润只能产生于一般生产价格和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因而只能产生于个别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差额。超过这个差额的余额的前提是，产品不是按这个由市场调节的生产价格出售，而是高于这个生产价格出售。

　　第二，到目前为止，那个用自然瀑布而不用蒸汽作动力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同一切其他的超额利润没有任何区别。一切正常的，也就是并非由于偶然的出售行为或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的超额利润，都是由这个特殊资本的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它调节着这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或者说这个生产部门所投总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区别。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工厂主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即由一般利润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对他个人提供的余额，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首先应该归功于一种自然力，瀑布的推动力。瀑布是自然存在的，它和把水变成蒸汽的煤不同。煤本身是劳动的产品，所以具有价值，必须用一个等价物来支付，需要一定的费用。瀑布却是一种自然的生产要素，它的产生不需要任何劳动。

　　但是，不仅如此。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工厂主，也利用那些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力，而且，只要这样会使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变便宜，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增加利润；因此，这些自然力，和由协作、分工等引起的劳动的社会自然力完全一样，是被资本垄断的。工厂主要对煤炭进行支付，但是对于水改变物态，变成蒸汽的能力，对于蒸汽的压力等等，却没有进行支付。对自然力的这种垄断，也就是对这种由自然力促成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实行的垄断，是一切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资本的共同特点。这种垄断可以增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只要它发生这样的作用，它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可是没有创造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说一种自然力如瀑布的利用，在这里创造出超额利润，那么，这不可能只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引起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这里还必须有其他一些引起变化的情况。

　　恰恰相反。自然力在工业上的单纯利用所以会影响一般利润率的水平，是因为它会影响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但它本身并不会造成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却正好是这种偏离。此外，个别资本通常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中所实现的超额利润——因为各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利润率的偏离会不断地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如果把纯粹偶然的偏离撇开不说，总是来自成本价格即生产费用的减少。这种减少，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资本的应用量大于平均量，以致生产上的杂费减少了，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般性原因（协作、分工等），也由于劳动场所比较宽广，而能够在更高的程度上，以更大的强度发生作用；或者是由于这一情况：把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撇开不说，由于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的发明、改良的机器、化学的制造秘方等等，一句话，由于采用新的、改良的、超过平均水平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法。成本价格的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超额利润，在这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投入方式造成的。它们的产生，或者是因为异常大量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中（这种情况在平均使用同样大的资本量的时候就会消失），或者是因为一定量资本以一种生产率特别高的方式执行职能（这种情况在例外的生产方式已经普遍应用，或者为更发达的生产方式所超过的时候也会消失）。

　　因此，在这里，超额利润来源于资本本身（包括它所推动的劳动）：或者是所用资本的量的差别，或者是这种资本的更适当的应用。本来没有什么事情会妨碍同一生产部门的全部资本按同样的方式来使用。相反地，资本之间的竞争，使这种差别越来越趋于平衡；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是通过商品变便宜和迫使商品按同样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的压力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但是，那个利用瀑布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却不是这样。他所用劳动的已经提高的生产力，既不是来自资本和劳动本身，也不是来自某种不同于资本和劳动、但已并入资本的自然力的单纯利用。它来自和一种自然力的利用结合在一起的劳动的较大的自然生产力，但这种自然力不像蒸汽的压力那样，在同一生产部门可供一切资本自由支配，所以并不是凡有资本投入这个部门，这种自然力的利用就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自然力是一种可以垄断的自然力，就像瀑布那样，只有那些支配着特殊地段及其附属物的人才能够支配它。但要像每个资本都能把水变成蒸汽那样，创造出这种使劳动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就完全不取决于资本了。这种自然条件在自然界只存在于某些地方。在它不存在的地方，它是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的。它不是同能够由劳动创造的产品如机器、煤炭等等结合在一起，而是同一部分土地的一定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不允许不占有瀑布的那一部分工厂主利用这种自然力，因为土地是有限的，而有水力资源的土地更是有限的。这并不排除：虽然一个国家自然瀑布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工业上可利用的水力的数量是能够增加的。为了充分利用瀑布的动力，可以对瀑布进行人工引流。有了瀑布，就可以改良水车，以便尽可能多地利用水力。在水流的状况不便于使用普通水车的地方，可以使用涡轮机等等。这种自然力的占有，在它的占有者手中形成一种垄断，成为所投资本有较高生产力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不能由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创造的⁽³⁾；能够这样被人垄断的这种自然力，总是和土地分不开的。这样的自然力，既不是相关生产部门的一般条件，也不是该生产部门一般都能创造的条件。

　　现在，我们假定瀑布连同它所在的土地，属于那些被认为是这一部分土地的所有者的人，即土地所有者所有。他们不许别人把资本投在瀑布上，不许别人通过资本利用它。他们可以允许或拒绝别人去利用它。但资本自己不能创造出瀑布。因此，利用瀑布而产生的超额利润，不是产生于资本，而是产生于资本对一种能够被人垄断并且已经被人垄断的自然力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也就是说，它落入瀑布的所有者手中。如果工厂主每年要为瀑布而付给瀑布的所有者10镑，工厂主的利润就是15镑；是当前场合他的生产费用100镑的15%；所以，他的情况会和本生产部门用蒸汽进行生产的所有其他资本家的情况一样好，甚至可能更好。如果资本家自己就拥有瀑布，那情况也不会有什么改变。他会照旧以瀑布所有者的身份，而不是以资本家的身份，占有这10镑超额利润。并且，正是因为这个余额不是由于他的资本本身而产生，而是由于支配一种可以和他的资本分离、可以垄断并且数量有限的自然力而产生，所以这个余额就转化为地租。

　　第一，很明显，这种地租总是级差地租，因为它并不作为决定要素加入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而是以这种生产价格为前提。它总是产生于支配着一种被垄断的自然力的个别资本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投入该生产部门的一般资本的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

　　第二，这种地租不是产生于所用资本或这个资本所占有的劳动的生产力的绝对提高。一般说来，这种提高只会减少商品的价值。这种地租的产生，是由于一定的投入一个生产部门的个别资本，同那些没有可能利用这种例外的、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自然条件的投资相比，相对来说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例如，尽管煤炭有价值，水力没有价值，但如果利用蒸汽能提供利用水力所达不到的巨大利益，而这种利益已足以补偿费用而有余，那么，水力就不会有人使用，就不会产生任何超额利润，因而也不会产生任何地租。

　　第三，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这就像使用价值总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但不是它的原因一样。如果一个使用价值不用劳动也能创造出来，它就不会有交换价值，但作为使用价值，它仍然具有它的自然的效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物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是没有劳动的这样一个自然的承担者，它也就没有交换价值。如果不同的价值不平均化为生产价格，不同的个别生产价格不平均化为一般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那么，通过使用瀑布而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单纯的提高，就只会减低那些利用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不会增加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部分，从另一方面说，这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如果资本不把它所用劳动的生产力（自然的和社会的），当做它自有的生产力来占有，那么，劳动的这种已经提高的生产力，就根本不会转化为剩余价值。

　　第四，瀑布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同剩余价值（利润）部分的创造，从而同借助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创造，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没有土地所有权，例如，即使瀑布所在的土地是作为无主的土地由工厂主来利用，这种超额利润也会存在。所以，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即瀑布的所有者，能够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的口袋里拿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也就是使这一部分利润或这一部分商品价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占有的原因。

　　第五，很明显，瀑布的价格，也就是土地所有者把瀑布卖给第三者或卖给工厂主本人时所得的价格，首先，虽然会加到工厂主的个别成本价格上，但不会加到商品的生产价格上，因为在这里，地租产生于用蒸汽机生产的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这种价格的调节和瀑布没有关系。其次，瀑布的这个价格完全是一个不合理的表现，在它背后却隐藏着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对象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价格通常不外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在没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表现。这种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土地所有权使所有者能够把个别利润和平均利润之间的差额占为己有。这样获得的逐年更新的利润能够资本化，并表现为自然力本身的价格。如果瀑布的利用对工厂主提供的超额利润是每年10镑，平均利息为5%，那么，这10镑每年就代表200镑资本的利息；瀑布使它的所有者每年能够从工厂主那里占有的10镑的这种资本化，也就表现为瀑布本身的资本价值。瀑布本身没有价值，它的价格只是被占有的超额利润在资本家的计算上的一种反映，这一点立即表现为这样：200镑的价格只是10镑超额利润乘以20年的积，尽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一瀑布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一个不定的时期内，比如说，30年内，100年内，或x年内，每年获得这10镑；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种新的不用水力的生产方法，使那些用蒸汽机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由100镑减低到90镑，那么，超额利润，从而地租，从而瀑布的价格就会消失。

　　我们在这样确定级差地租的一般概念之后，现在就要进而考察真正农业中的级差地租了。关于农业所要说的，大体上也适用于采矿业。

(1) 见本卷第193—221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219—221页。——编者注
(3) 关于额外利润，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一本反驳马尔萨斯的著作）。³¹⁵
[315]　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出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年伦敦版第105—109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 V笔记本第777页有对这一匿名著作作的摘录。——727。

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I）

　　李嘉图的下述论点完全正确：

　　“地租〈即级差地租；他认为，除了级差地租，根本不存在什么别的地租〉总是使用两个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产品量之间的差额。”（《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9页）

　　既然指的是地租，而不是超额利润，他本来应当加上一句：“在同量土地上。”

　　换句话说：如果超额利润是正常地产生的，不是由于流通过程中的偶然情况产生的，它就总是作为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的产品之间的差额而产生出来。如果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被使用在等面积土地上而产生的结果不等，这个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此外，这种超额利润并不是绝对必须从所用资本量相等而结果不等的情况中产生。在不同的投资中，也可以使用不等量的资本；这种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前提；而每笔资本中相等的一份，例如各自的100镑，则会产生不相等的结果；也就是说，利润率不同。这是超额利润在任何一个投资部门中都能够存在的一般前提。其次的一点是这种超额利润到地租形式（一般说就是租金，一种和利润不同的形式）的转化；这种转化在什么时候发生，怎样发生，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总是我们必须研究的问题。

　　其次，李嘉图的研究既然只限于级差地租，他的下述论点也是正确的：

　　“凡是使同一土地或新地上所得产品的差额缩小的事物，都有减低地租的趋势；凡是扩大这种差额的，必然产生相反的结果，都有提高地租的趋势。”（同上，第74页）

　　不过，在这些原因中，不仅包括一般的原因（肥力和位置），而且也包括：1. 赋税的分担，看这种分担是否均等；如果像英国那样不是由中央集中征税，而且是征收土地税，不是征收地租税，那么，这种分担就总是不均等的。2. 由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程度不同而引起的不平衡，因为这个产业部门，由于它的传统性质，要比工业更难于平衡。3. 资本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不平衡。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领农业，自耕农转化为雇佣工人，实际上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最后一次征服，所以这些不平衡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产业部门都大。

　　在作了这些事先的说明以后，我想简单地谈谈，我的阐述和李嘉图等人的不同之处。

　　我们首先考察等量资本在等面积的不同土地上使用时所产生的不相等的结果；或者，在面积不等时，考察按等量土地面积计算的结果。

　　这些不相等的结果，是由下面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 肥力。（关于这第1点，应当说明一下，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全部内容是什么，其中又包括哪些不同的要素。）2. 土地的位置。这一点对殖民地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并且一般说来，各级土地耕种的序列就是由此决定的。其次，很明显，级差地租的这两个不同的原因，肥力和位置，其作用可以是彼此相反的。一块土地可能位置很好，但肥力很差；或者情况相反。这种情况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向我们说明，一国土地的开垦为什么既可以由较好土地推向较坏土地，也可以相反。最后，很明显，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建立交通运输手段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一方面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以及由于另一方面农村的相对孤立化，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又会扩大。

　　但是，我们先不考察位置这一点，只考察自然肥力。撇开气候等要素不说，自然肥力的差别是由表层土壤的化学成分的差别，也就是由表层土壤所含植物养分的差别形成的。不过，具有相同的化学成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具有相等的自然肥力的两块土地，其现实的有效的肥力还会由于这种植物养分所处的形态而有所不同，因为在有的形态下这些养分容易被同化为、被直接吸收为植物养分，在有的形态下则不容易。因此，在自然肥力相同的各块土地上，同样的自然肥力能被利用到什么程度，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化学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农业中机械的发展。这就是说，肥力虽然是土地的客体属性，但从经济方面说，总是同农业中化学和机械的发展水平有关系，因而也随着这种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可以用化学的方法（例如对硬黏土施加某种流质肥料，对重黏土进行熏烧）或用机械的方法（例如对重土壤采用特殊的耕犁），来排除那些使同样肥沃的土地实际收成较少的障碍（排水也属于这一类）。或者说，甚至各级土地耕种的序列，也能由此发生变更。例如，在英国农业的某个发展时期，轻砂土和重黏土之间就发生过这种情形。这就再次表明，从历史上看——从耕种的发展过程来说——怎样既可以由比较肥沃的土地推向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同样也可以采取相反的做法。对土壤结构进行人工改造，或者只是改变耕作方法，都会产生这种效果。最后，当下层土壤也被纳入耕作范围，变成耕作层时，由于下层土壤状况的不同，土地等级便会发生变化，从而产生同样的效果。这一方面取决于应用新耕作方法（如饲草的种植），一方面取决于应用各种机械方法，即或者把下层土壤翻成表层土壤，或者使下层土壤和表层土壤混合，或者耕作下层土壤但不把它翻上来。

　　所有这些对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施加的影响，都归结为一点：从经济肥力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力的状态，这里指的是农业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学成分及其他自然属性一样，也是土地的所谓自然肥力的要素。

　　因此，我们假定农业处于一定的发展阶段。其次，我们假定，土地的等级是按照这种发展阶段评定的，对不同土地上同时进行的各个投资来说，情况当然也总是这样。这时，级差地租就可以用一个上升的或下降的序列来表现，因为，尽管就实际耕种的土地总体来说序列已经确定，但总是发生了一个形成这种序列的连续的运动。

　　假定有四级土地A、B、C、D。再假定小麦1夸特的价格＝3镑或60先令。因为这里地租还只是级差地租，所以这个每夸特60先令的价格，对最坏土地来说，就等于生产费用³¹⁶，也就是等于资本加上平均利润。

　　假定A是这种最坏土地。它由50先令的支出，生产了1夸特＝60先令；因此利润是10先令，或20%。

　　假定B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2夸特＝120先令。这就提供了70先令的利润，或者说，60先令的超额利润。

　　假定C由等额的支出，生产了3夸特＝180先令；总利润＝130先令，超额利润＝120先令。

　　假定D生产了4夸特＝240先令，超额利润就是180先令。

　　这样，我们就有了如下的序列：

　　各自的地租：对D来说＝190先令－10先令，即D和A之间的差额；对C来说＝130先令－10先令，即C和A之间的差额；对B来说＝70先令－10先令，即B和A之间的差额。而对B、C、D来说，总地租＝6夸特＝360先令，等于D和A、C和A、B和A之间的差额的总和。

　　表现一定状态下的一定产品的这种序列，抽象地考察（我们已经说明，为什么实际上也能出现这种情况），可以是下降的序列（由D到A，即由肥沃的土地下降到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也可以是上升的序列（由A到D，即由相对不肥沃的土地，上升到越来越肥沃的土地）；最后，还可以交替进行，时而下降，时而上升，例如由D到C，由C到A，再由A到B。

　　在下降的序列中，过程是这样的：1夸特的价格逐渐上涨，比如说由15先令上涨到60先令。一旦D所生产的4夸特（这可以设想为几百万夸特）已经不足时，小麦价格就会不断上涨，直到不足的供给能由C的生产来弥补时为止。也就是说，价格必须上涨到每夸特20先令。一旦小麦价格上涨到每夸特30先令，就可以耕种B，一旦上涨到60先令，就可以耕种A，而不至于使这里的投资不得不满足于20%以下的利润率。这样，对D来说就形成一种地租，起初是每夸特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20先令；然后是每夸特1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60先令；然后是每夸特45先令，对它所生产的4夸特来说是180先令。

　　如果D的利润率原来也＝20%，它由4夸特获得的总利润也就只是10先令。不过，这10先令在谷物价格为15先令时，比在价格为60先令时代表更多的谷物。但因为谷物会进入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且每夸特都有一部分必须补偿工资，另一部分必须补偿不变资本，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剩余价值较大，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利润率也就较高。（关于利润率问题，还应该特别地和更详细地加以研究。）

　　如果序列相反，过程是由A开始，那么，一旦必须开垦新的土地，每夸特的价格起初就会超过60先令；但因为必要的供给，即2夸特必要的供给是由B提供，所以价格会回跌到60先令；这是因为，B虽然按每夸特30先令生产，但是按60先令出售，因为它的供给正好只够满足需要。这样，对B来说就会形成一笔地租，目前是60先令，对C和D来说，会以同样方式形成一笔地租；我们总是假定，C和D虽然相对地说分别按20先令和15先令的实际价值提供1夸特，但是，因为A所提供的1夸特的供给仍然是满足总的需要所必要的，所以市场价格仍然是60先令。这时，如果需求的增长超过了首先是由A、然后是由A和B所满足的需要量，结果就会不是按顺序耕种B、C、D，而是一般扩大耕地，比较肥沃的土地只是后来才偶然地被耕种。

　　在第一个序列中，随着价格的提高，地租会增加，利润率则会降低。利润率的这种降低，可以全部或部分地受到起相反作用的各种情况的抑制；关于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不应忘记，一般利润率并不是均衡地由所有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决定。不是农业利润决定工业利润，而是相反。³¹⁷关于这点，以后再说。

　　在第二个序列中，所投资本的利润率不变；利润量会表现为较小量的谷物；但和其他商品相比，谷物的相对价格已经上涨。在利润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的增加额不是流入经营产业的租地农场主手中，不是表现为利润的增加，而是以地租的形式从利润中分离出来。不过，在假定的前提下，谷物价格仍旧不变。

　　因此，无论价格不变，还是价格上涨，无论由较坏土地不断推进到较好土地，还是由较好土地不断退向较坏土地，级差地租总是同样发展和增加。

　　到目前为止，我们假定：1. 价格在一个序列中提高，而在另一个序列中不变；2. 不断地由较好土地转到较坏土地，或者反过来，由较坏土地转到较好土地。

　　但现在我们假定，谷物的需要已经由原来的10夸特增加到17夸特；又假定，最坏土地A为另一块土地A所代替，后者将以60先令的生产费用（50先令的成本加上10先令即20%的利润）提供夸特的小麦，因此1夸特的生产价格＝45先令。或假定，旧的A级土地由于不断的合理化耕作已经得到改良；或由于例如种植苜蓿等等，已经可以用同样的费用，按较高的生产率来耕作，这样，在预付资本不变的情况下，产量却增加到夸特。我们还假定：B、C、D各级土地提供的产量不变，但已开垦了肥力介于A和B之间的新地A′，以及肥力介于B和C之间的新地B′、B″。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如下的现象。

　　第一，小麦1夸特的生产价格，或它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会由60先令下降到45先令，或下降25%。

　　第二，由比较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和由比较不肥沃的土地转到比较肥沃的土地，这两种过程会同时出现。土地A′比A肥沃，但不比以前耕种的B、C、D肥沃，并且B′和B″也比A、A′和B肥沃，但不比C和D肥沃。因此，行进的序列是相互交错的；不是去耕种同A等等相比绝对不肥沃的土地，而是去耕种同原来最肥沃的土地C和D相比相对不肥沃的土地；另一方面，也不是去耕种绝对肥沃的土地，而是去耕种同原来最不肥沃的土地A或A和B相比相对肥沃的土地。

　　第三，B的地租下降了；C和D的地租也下降了；但用谷物表现的地租总额已由6夸特增加到夸特；提供地租的耕地的数量增加，产品量也由10夸特增加到17夸特。利润虽然对A来说还是没有变，但用谷物来表现，它却增加了；利润率本身可能提高，因为相对剩余价值已经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活资料便宜了，工资即可变资本的支出，从而总支出都会减少。用货币表现的地租总额，会由360先令减少到345先令。

　　我们把这个新的序列列举如下：

　　最后，如果照旧只耕种A、B、C、D各级土地，而它们的收益能力已经提高，结果A不是生产1夸特而是生产2夸特，B不是生产2夸特而是生产4夸特，C不是生产3夸特而是生产7夸特，D不是生产4夸特而是生产10夸特，从而同样的原因在不同土地上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么，生产总额就会由10夸特增加到23夸特。假定由于人口增加和价格下降，需求会把这23夸特吸收掉，那就会产生如下的结果：

　　在这里，数字比例同其他各表一样是任意选择的，但所作的假定是完全合理的。

　　第一个并且主要的一个假定是，农业的改良在各级土地上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这里，在最好土地C和D上就比在A和B上效果大。经验已经表明，通常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果改良在较坏土地上比在较好土地上效果大，较好土地的地租就会减少，而不会增加。——不过，在这个表III中，随着各级土地肥力的绝对增长，我们同时假定较好土地C和D的较高的相对肥力也增长，因此，在投资相等时，产量的差额将增大，从而级差地租也将增大。

　　第二个假定是，随着总产量的增长，总需求也同步增长。第一，我们无须把这种增长看做是突然发生的，而应看做是逐渐进行的，一直到第III序列形成时为止。第二，认为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不会随着生活资料变得便宜而增长，是错误的。英国谷物法⁶⁸的废除，已证明相反的事实（见纽曼的著作³¹⁸），而相反的见解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单纯由气候引起的收获上的突然的巨大差别，会时而引起谷物价格的异常低落，时而引起它的异常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格的暂时的突然降低来不及对扩大消费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么，在价格降低是由于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本身的下降引起，因而带有持久性质的场合，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第三，一部分谷物可以以白兰地酒或啤酒的形式消费。并且，这两种商品的增长的消费，决不会局限于狭窄的界限内。第四，事情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增长，部分地也取决于以下事实：这个国家可以是一个出口谷物的国家（到18世纪中叶为止，英国还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以致需要不单纯是由国内消费的界限来调节。最后，小麦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费用的降低，可以促使小麦代替黑麦或燕麦成为人民大众的主要食物，这样一来，小麦的市场就会扩大，正如在产量减少和价格提高时，可以发生相反的情形一样。——因此，在这些前提下，按照以上假定的数字比例，第III序列就会得出以下结果：每夸特的价格由60先令下降到30先令，即下降50%，产量和第I序列相比，由10夸特增加到23夸特，即增加130%； B的地租不变，C的地租增加25%，D的地租增加33(1/3)%，地租总额则由18镑增加到22(1/2)镑，即增加25%。

　　以上三个表可以理解为社会一定状态下的几个阶段，例如并存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彼此衔接的阶段。比较这三个表（其中的第I序列要用两次，一次是由A上升到D，一次是由D下降到A），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序列在完成时（不管它的形成过程如何）总好像是一个下降的序列，因为人们在考察地租时，总是先从提供最高地租的土地出发，最后才谈到不提供地租的土地。

　　2. 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总是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虽然在构成上升序列的第I表中，只是因为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才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就A级土地保持调节作用的程度要取决于最好土地的产量这一点而言，最好土地所生产的谷物的价格是起调节作用的。如果B、C、D的产量超过需要，A就会失去调节的作用。施托尔希把最好土地选作起调节作用的土地时，他就是这样想的。³¹⁹美国的谷物价格也是这样调节英国的谷物价格的。

　　3. 级差地租是由于农耕发展各个阶段的各级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别而产生的（这里还是把土地的位置撇开不说），就是说，它的产生是由于最好土地面积有限，是由于等量资本必须投在对等量资本提供不等量产品的不同的各级土地上。

　　4. 级差地租和已划为某一等级的级差地租的存在，可以按下降的序列，即由较好土地到较坏土地的序列形成，也可以反过来，按上升的序列，即由较坏土地到较好土地的序列形成；还可以按两个方向相互交叉的序列形成（第I序列可以由D到A，也可以由A到D而形成。第II序列包括这两种运动）。

　　5. 按照级差地租的形成方式，级差地租在土地产品价格不变、上涨和下降时都可以形成。在价格下降时，总产量和总地租都可以增大，而且在迄今没有地租的土地上也能形成地租，虽然最坏土地A已经为较好土地所代替，或者它自身已经变为较好的土地，虽然另外一些较好土地，甚至最好土地的地租已经减少（表II）；这个过程，还可以和（货币）地租总额的减少结合在一起。最后，当价格因耕作普遍改进而下降，以致最坏土地的产量和产品价格降低时，一部分较好土地的地租可以保持不变或者减少，但最好土地的地租可以增长。各级土地和最坏土地相比的级差地租，在产量差额已定时，当然总是取决于例如小麦每夸特的价格。但在价格已定时，级差地租就取决于产量差额的大小，而在一切土地的绝对肥力都增进时，如果较好土地的肥力比较坏土地的肥力相对地说提高得更多，这个差额就会随着增大。因此，在价格为60先令时（表I），D的地租是由D对A的产量差额决定的，因而是由3夸特的余额决定的；所以，地租等于3×60＝180先令。但在表III（在那里，价格为30先令），它是由D超过A的产量的余额8夸特决定的；8×30＝240先令。

　　因此，在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³²⁰还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假定，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越来越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只是土地等级的不同。在涉及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

　　从18世纪初叶到中叶，在英国，尽管金和银的价格下降，谷物价格还是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就整个时期来说），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都增加了。这种情况是和形成上升序列的第II表组合在一起的第I表相符合的，但这样一来，最坏土地A或者进行改良，或者不再用于种植谷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土地不会用于其他农业或工业的目的。

　　从19世纪初（应更精确地指出日期³²¹）到1815年，谷物价格不断上涨，同时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也不断增加。这种情况是和形成下降序列的第I表相符合的。（这里应当引用一些关于当时耕种较坏土地的情况）³²²

　　在配第和戴韦南特时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对改良和开垦土地有怨言；较好土地的地租下降了，地租总额却由于提供地租的土地的面积扩大而增加。³²³

　　（关于这三点，以后应作进一步的引证；关于一国已耕土地的各个部分的肥力差别，也是一样。）

　　关于级差地租，一般应当指出：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例如，拿第I表来说，总产量10夸特会卖到600先令，因为市场价格是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每夸特等于60先令。但实际的生产价格是：

　　10夸特的实际生产价格是240先令；但它们要按600先令的价格出售，贵250%。实际平均价格是每夸特24先令；但市场价格是60先令，也贵250%。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 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无意的行为。这种行为必然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而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如果我们设想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已被扬弃，社会已被组成为一个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10夸特就会只代表一定量的独立的劳动时间，而和240先令内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因此，社会就不会按产品内所包含的实际劳动时间的二倍半来购买这种土地产品；这样，土地所有者阶级存在的基础就会消失。这样一来，结果就像从国外进口产品使产品价格便宜了同一数额完全一样。因此，如果说，维持现在的生产方式，但假定级差地租转归国家，土地产品的价格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保持不变，当然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由联合体代替以后，产品的价值还依旧不变，却是错误的。同种商品的市场价格的等同性，是价值的社会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以及一般说来在一种以个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基础上借以实现的方式。被当做消费者来看的社会在土地产品上过多支付的东西，社会劳动时间实现在农业生产上时形成负数的东西，现在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即土地所有者来说却成了正数。

　　第二种情况（这对于理解下一章对级差地租II的说明很重要）是：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不仅是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地租，不仅是每英亩的生产价格和市场价格间的差额，或每英亩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间的差额，而且是已耕种的各级土地各有多少英亩。在这里，直接说来，重要的只是地租总额的大小，即总耕地面积的总地租的大小；但这同时使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说明地租率的提高，虽然在这里价格既没有上涨，各级土地的相对肥力的差额在价格下降时也没有扩大。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出：

　　假定各级土地已耕的英亩数都增加一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

　　我们还要假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生产已在最坏的两级土地上扩大。这时，我们就得出下表：

　　最后，假定生产和耕地面积在四级土地上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首先，每英亩的地租，在所有这四种情况I，Ia，Ib，Ic中都是相同的，因为等量资本在每英亩同级土地上获得的结果实际上保持不变；这里只是假定，每一国家在每一定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占有的比例是一定的；而且假定，互相比较的两国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常有这种情况：总耕地面积分配于各级土地间的比例会有变动。

　　拿Ia同I比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四级土地的耕种面积按同一比例增加，总产量就会随着耕种的英亩数增加一倍而增加一倍，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一倍。

　　但如果我们先后拿Ib和Ic同I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下，耕地面积都增加了两倍。在这两种情况下，耕地面积都由4英亩增加到12英亩。不过，在Ib中，不提供地租的A，和只提供极少级差地租的B，在增加额中占有最大的部分，就是说，在新耕地8英亩中，A和B各占3英亩，合计6英亩；C和D只是各占1英亩，合计2英亩。换句话说，在增加额中，A和B占；C和D只占。在这个前提下，和I比较，Ib的耕地面积虽然已增加两倍，产量却没有相应增加两倍，因为产量没有由10夸特增加到30夸特，而只增加到26夸特。另一方面，因为增加额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不提供地租的A级土地，较好土地的增加额中又是大部分属于B级土地，所以谷物地租只是由6夸特增加到14夸特，货币地租由18镑增加到42镑。

　　再拿Ic同I比较。在Ic中，不支付地租的土地面积一点也没有增加，支付最少地租的土地的面积只是略有增加，增加的主要部分属于C和D。这时我们发现，耕地面积增加两倍时，产量会由10夸特增加到36夸特，即增加两倍以上；谷物地租也由6夸特增加到24夸特，或者说增加了三倍，同样，货币地租也由18镑增加到72镑。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土地产品的价格始终不变；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只要耕地的扩大不是仅仅限于那些不支付地租的最坏土地，那么，地租总额就会随着这种扩大而增加。不过，增加额是不同的。如果扩大的是好地，以致产量不只是按照土地扩大的比例增加，而是更迅速地增加，那么，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就会相应增加。如果是最坏土地和等级与此相近的土地在扩大耕地中占优势（假定最坏土地等级不变），那么，地租总额就不会随着耕地的扩大而相应增加。因此，假定有两个国家，它们的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状况相同，地租总额就同最坏土地和较坏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份额成反比，因而，也同等量资本投在相等的总面积上得到的产品总量成反比。因此，一国总土地面积内最坏耕地的量和较好耕地的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对地租总额的影响，同最坏耕地的质和较好及最好耕地的质之间的对比关系对每英亩的地租的影响，因而在其他情况相同的场合对地租总额的影响，这两者是相反的。这两个要素的混淆，是引起反对级差地租的各种奇谈怪论的原因。

　　可见，单是由于耕地的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土地上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地租总额就会增加。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按照假定，各级土地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的比例不变，因而和每英亩所投资本对比来看，地租率也是不变的，但是会出现下述情况：拿Ia同I比较——在Ia中，耕地的英亩数以及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额都已按比例增大——，我们就会发现，当总产量按照耕地面积扩大的比例增加，即二者都增加一倍时，地租总额也会增加一倍。英亩数由4增加到8，地租总额也由18镑增加到36镑。

　　让我们拿4英亩的总面积来说，这上面的地租总额是18镑，因而，把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也计算在内的平均地租是镑。例如，假定这4英亩全部归一个土地所有者所有，他就可以这样去计算；全国的平均地租也可以这样去统计。用10镑资本可以产生18镑的地租总额。我们把这两个数字之比叫做地租率；在这里，地租率是180%。

　　Ia中的地租率也是一样的，在这里，耕种的土地不是4英亩而是8英亩，但各级土地是按同一比例增加的。36镑的地租总额，在耕地为8英亩，投资为20镑时，会产生每英亩镑的平均地租和180%的地租率。

　　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Ib（在这里，主要是两种较坏土地增加了），我们就会发现，12英亩的地租是42镑，从而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镑。投资总额是30镑，所以地租率是140%。这样，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就减少了1镑，而地租率也由180%下降到140%。所以在这里，在地租总额由18镑增加到42镑时，按每英亩计算的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都下降了；这种下降和生产的增大是同时发生的，但不是按比例的。尽管各级土地的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所投的资本计算都保持不变，但平均地租还是下降了。这是因为耕地的增加额有属于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和提供最少地租的土地B。

　　假定在Ib的情况下，全部扩大只限于A级土地，我们面前的土地就是A级9英亩，B级、C级、D级各1英亩。地租总额仍旧是18镑，所以12英亩中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镑；30镑投资有18镑地租，因此，地租率是60%。平均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投资计算，都已大大减少，地租总额也没有增加。

　　最后，让我们拿Ic同I和Ib相比较。同I相比，土地面积增加了两倍，投资也增加了两倍。12英亩的地租总额是72镑，所以每英亩的地租是6镑，而在表I中是4(1/2)镑。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72镑∶30镑）是240%，而不是180%。总产量由10夸特增加到36夸特。

　　同Ib相比，耕地的英亩总数，所用的资本，各种耕地间的差额都没有变化，但分配不同。在这里产量已不是26夸特，而是36夸特，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不是3(1/2)镑，而是6镑，按等量的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是140%，而是240%。

　　不管我们是把Ia、Ib、Ic各表的不同状态，看做不同国家同时并存的状态，还是看做同一国家相继发生的状态，根据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谷物价格由于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产量不变而不变时，在各级耕地肥力的差额不变时，在各级耕地各相等部分（英亩）的等额投资的各自产量不变时，从而在各级土地每英亩地租间的比例不变，并且按同级土地的每个部分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第一，地租总额总是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因而也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耕地的全部增加只限于无租的土地，则是例外；第二，无论是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地租总额除以耕地的英亩总数），还是平均地租率（地租总额除以投资总额），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二者变化的方向相同，但是彼此的比例不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无租的土地A这种情况撇开不说，我们会发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农业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都取决于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部分，或者同样可以说，取决于投资总额在肥力不等的各级土地上的分配。不管耕地面积是多是少，从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A的情形除外）也不管地租总额是大是小，只要各级土地在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不变，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不变。尽管地租总额会随着耕地的扩大、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显著增加，但只要不提供地租和只提供少量级差地租的土地，比提供地租较多的较好土地扩大得快，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降低。相反地，要是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相对地占有较大的部分，因而在它们上面的投资相对地较多，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相应地提高。

　　因此，如果像统计学著作通常在比较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时所做的那样，对总耕地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平均地租进行考察，那么，就会看到，每英亩地租的平均水平，从而地租总额，会按一定的比例（虽然不是按同等的比例，而是按一种大得多的比例）和一国农业的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肥力相一致，也就是说，和该国在等面积上平均提供的产量相一致。因为，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部分越大，在等面积上同量投资所获得的产品量就越大，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地租好像不是由不同肥力之间的对比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绝对肥力决定的，这样一来级差地租的规律就被抛弃了。因此，有人就否认某些现象，或有人试图以谷物平均价格之间和耕地级差肥力之间并不存在差别来加以说明。而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不过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无租土地的肥力相等，从而生产价格相等，并且各级土地间的差额也相等时，地租总额对总耕地面积的对比关系，或对土地上的投资总额的对比关系，不只是由每英亩的地租决定的，也不只是由按资本计算的地租率决定的，而同样是由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数决定的，或者同样可以说，是由所用总资本在各级土地之间的分配决定的。奇怪得很，这个事实直到目前竟被人完全忽视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而这对我们研究的进程来说是重要的）：在价格不变，各种耕地的肥力差额不变，每英亩的地租不变，或按实际提供地租的各级土地每英亩的投资计算的地租率不变，即按一切实际提供地租的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每英亩平均地租的相对水平和平均地租率，或地租总额对土地投资总额的比率，可以由于耕作的单纯粗放的扩大而提高或降低。

　　关于已在第I项下考察的级差地租的形式，还必须作以下的补充。这种补充部分地对于级差地租II也是适用的。

　　第一，我们已经看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可以在耕作扩大、价格不变和耕地的级差肥力不变时提高。一旦一国的土地全部被占有，一旦土地投资、耕作和人口达到一定的水平——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并且也支配着农业，以上这些条件就会作为前提存在——，各种质量的未耕地的价格（假定只有级差地租存在），就是由具有相同质量和相等位置的已耕地的价格决定的。这种土地虽然不提供地租，但在除去所需的开垦费用之后，将会有相同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当然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但是，即使在已耕地的价格上面，人们支付的也只是未来的地租，例如在标准的利息率为5%时，预先一次付清的便是20年的地租。土地售出时，它是作为会提供地租的土地来出售的，并且地租（它在这里被视为土地的果实，其实，它只是从表面上看才是这样） 的预期性质不能把未耕地和已耕地区别开来。未耕地的价格，和它的地租（土地的价格是这种地租的简略的表现形式）一样，在土地未被实际利用时，完全是想象的。不过，这样一来，这种价格已经先验地决定，一旦找到买主，就会实现。因此，如果说一国的实际平均地租决定于该国实际的平均年地租总额及其对总耕地面积的对比关系，那么未耕地部分的价格则决定于已耕地部分的价格，所以只是已耕地上的投资及其结果的一种反映。因为除了最坏土地外，一切等级的土地都会提供地租（而且这种地租和我们在考察级差地租II时将要看到的一样，会随着资本量以及和这个量相适应的耕作的集约化一起增加），所以，对未耕地部分来说会形成一个名义价格，并且这种未耕地会变成一种商品，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变成财富的一个源泉。同时，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格，甚至未耕地的价格都会增长（奥普戴克³²⁴）。土地投机，例如，美国的土地投机，就只是以资本和劳动在未耕地上的这种反映为基础的。

　　第二，总的说来，耕地的扩大或者是向较坏土地发展，或者是根据既有的各级土地的现状按不同比例向各级土地发展。当然，向较坏土地发展，决不是任意选择的，而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价格上涨的结果，并且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下都只能是必然性的结果。但也并不是无条件的。较坏土地可以由于位置好，比那种相对较好的土地优先被人利用。在年轻的国家中，位置对于耕地的扩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且，尽管一个地带的土地从整体来说属于比较肥沃的一类，但是从局部来说，较好土地和较坏土地会参差交错在一起，并且由于较坏土地和较好土地连成一片，就不得不耕种较坏土地。如果有一块较坏土地处于较好土地的包围之中，那么这些较好土地就会使这块较坏土地同那些比较肥沃但不是和已耕地或可耕地连在一起的土地相比在位置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因此，密歇根州在美国西部各州中就成了最早输出谷物的州之一。虽然它的土地总的看来是贫瘠的，但因靠近纽约州，并且可以通过湖泊和伊利运河开辟水上运输，所以这首先就使它比那些土地天然肥沃但更加靠西的各州处于更优越的地位。这个州的例子，拿来和纽约州对照一下，也向我们显示了由较好土地向较坏土地推移的情形。纽约州特别是它的西部地区的土地，是无比肥沃的，特别有利于种植小麦。由于掠夺性的耕作，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得不肥沃了；现在，密歇根州的土地看起来更肥沃些。

　　“1838年，面粉是从布法罗装船，运往西部，而纽约州和上加拿大的小麦产区是主要的面粉供应地。现在，仅仅12年后，已有大量小麦和面粉从西部运来，沿伊利湖，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及其邻港布莱克罗克运往东部。由于1847年欧洲的饥荒，小麦和面粉的出口特别受到了刺激。因此，纽约州西部的小麦变得便宜了，种植小麦的收益减少了；这种情况使纽约州的农场主宁愿饲养家畜、生产奶制品和栽种果树等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些部门，西北部地区还没有力量直接同他们竞争。”（詹·韦·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伦敦版第1卷第222、223页）

　　第三，下面的假定是错误的：殖民地，一般来说年轻国家，可以按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口谷物，所以，那里的土地必然具有较大的自然肥力。在那里，谷物不仅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且低于它的生产价格，即低于由较古老的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

　　如果我们像约翰斯顿所说的那样（同上，第223页），“习惯于把每年向布法罗运来如此大量小麦的这几个新建州，同较大的自然肥力和广阔无边的富饶土地的观念联系在一起”，那么，这首先是取决于经济条件。一个像密歇根这样的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几乎全部人口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他们只能用这种产品来交换工业品和各种热带产品。所以，他们的剩余产品全部都是谷物。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以现代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殖民地国家，同以前的特别是古代的殖民地国家区别开来。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衣服、工具等等产品的，而在以前的情况下这些产品必须由这些国家自己生产。美国南部各州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棉花作为主要产品来生产。允许它们这样做的，是世界市场的分工。所以，从它们很年轻，人口比较稀少来看，它们好像能生产出非常多的剩余产品，但是，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土地肥沃，也不是由于它们的劳动富有成效，而是由于它们的劳动，从而体现它们的劳动的剩余产品，具有一种片面的形式。

　　另外，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在气候条件不是特别坏的环境下，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致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须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西部的大草原还有这样的好处：它们简直不需要任何开垦的费用，因为它们天然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¹⁾。这种比较不肥沃的地区会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因为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需极少的费用。在实行分成制的地方，如纽约、密歇根、加拿大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可以粗放耕作比如说100英亩。每英亩的产量虽然不大，但100英亩将提供相当多的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此外，不在人工牧场上，而在天然牧场上饲养牲畜，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这种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会或快或慢地消失，新土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产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

　　“但是，这样的土地最初仍然会提供好收成，甚至小麦的好收成。从这种土地获得第一次收益的人，能够把大量剩余小麦运到市场上去。”（同上，第224页）

　　在那些自古就从事耕作的国家，由于所有权关系，由于已耕地价格决定未耕地价格等等，不可能有这种粗放经营。

　　因此，和李嘉图所想象的相反，这种土地不一定是非常肥沃的，也不是只有肥力相等的土地才会被耕种。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1848年，密歇根州种植小麦465 900英亩，生产了4 739 300蒲式耳，每英亩平均10(1/5)蒲式耳；扣除麦种，每英亩略少于9蒲式耳。该州29县中，每英亩平均生产7蒲式耳的有2县，8蒲式耳——3县，9蒲式耳——2县，10蒲式耳——7县，11蒲式耳——6县，12蒲式耳——3县，13蒲式耳——4县，16蒲式耳——只有1县，还有1个县为18蒲式耳（同上，第225页）。

　　对实际的耕种来说，较高的土地肥力和这种肥力被立即利用的较大可能性是一回事。但是，土地肥力的这种立即被利用的可能性，在天然贫瘠的土地上比在天然富饶的土地上要更大些。移民首先着手耕种的正是这种天然贫瘠的土地，在缺少资本时，也不得不这样做。

　　最后，耕种扩大到较大的土地面积上，即扩大到由A到D的各级土地上，——先撇开以上考察的情况，即必须耕种比以往耕地更坏的土地的情况不说，——例如，耕种较大面积的B和C的土地，这从来不是以谷物价格的预先上涨为前提，就像例如棉纺业逐年的扩大，无须以棉纱价格的不断上涨为前提一样。虽然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涨落会影响生产的规模，但是，撇开这点不说，甚至在其水平既不阻碍生产、也不特别促进生产的平均价格下，农业（像资本主义经营的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一样）会不断发生一种相对的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本来和积累是一回事，并且在其他生产方式下，是直接由人口的增加引起，在殖民地，则是由不断的移民引起。需要不断增加，人们预见到这种情形，就不断向新的土地投入新的资本；虽然这要考虑到不同土地产品的种种情况。引起这种现象的，是新资本的形成本身。就资本家个人来说，他总是按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量来计算自己的生产规模，只要他自己对此还能进行监控的话。他所关心的是在市场上占到尽可能大的地盘。如果生产过剩了，他不会归咎于自己，而是归咎于他的竞争者。资本家个人可以通过在现有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份额，也可以通过扩大市场本身，来扩大自己的生产。

(1) 〔正好是这种大草原或干草原地带的开垦的迅速发展，近来使“人口压迫着生活资料”³²⁵这样一个轰动一时的马尔萨斯命题，变成了幼稚可笑的东西。相反地，它引起了地主们的下述怨言：如果不用暴力阻止那些压迫着人口的生活资料的增加，农业和德国就会同归于尽。但是这种干草原、大草原、潘帕斯草原、利亚诺斯草原等等的开垦，现在还不过刚刚开始；所以，它对欧洲农业的变革作用，将给人以全然不同于往昔的感受。——弗·恩·〕
316 　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在后面一些场合使用“生产费用”这一术语，指的是生产价格。——734。
317 　关于“不是农业利润决定工业利润，而是相反”这一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II笔记本第692页，第X IV笔记本第799—800页。——737。
318 　见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58页。——741。
319 　亨·施托尔希把最好的土地选做起调节作用的土地时，他的观点是：“肥力最大的土地决定所有其他与之竞争的土地的地租率。因此，只要肥力最大的土地的产品能够满足需求，处于竞争中的肥力较小的土地就不会被开发，或者至少不会提供地租。”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2卷第78—79页。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88页，第XII笔记本第591页。——742。
320 　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牛津大学学院一研究员著，1815年伦敦版；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札记作了大量补充，1836年伦敦第2版；托· 罗·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2章。——743。
321 　可能指1797年。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506页。——744。
322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笔记本第508页写道：“连威斯特也说：‘在农业改良了的情况下，用在旧制度下最好土地上用的那样少的费用，就能够在二等或三等质量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爱·威斯特《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98页）。”——744。
323 　威·配第在《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230页指出：“地主对排干沼泽、垦伐森林、圈围公有地、栽种驴喜豆和三叶草常出怨言，因为这些做法引起食品价格的下降。”
查·戴韦南特在《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1698年伦敦版第2部分第26—27页说：“地租可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郡内下降，但整个说来国内的土地仍然可以不断改良；比方说，如果公园和森林被垦伐，公有地被圈围，如果沼泽被排干，许多地段由于耕种和施肥而改良，那么，自然，这一定会使那些过去已经充分改良、现在已无法再改良的土地的价值减低；虽然某些私人的地租收入因此降低，但与此同时，王国的总地租却由于这些改良而提高。”他在第28页写道：“1666年至1688年期间，私人地租下降了，但王国的地租总额，在这期间比前几年有更大的增加，因为这段时间内土地的改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都普遍。”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笔记本第494页。——744。

[324]　见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88—98页以及第180等页。——754。
[325]　人口压迫着生活资料这个论点出自马尔萨斯。他在《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第48—49页写道：“但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不希望这种努力永远不变地坚持下去。作为权宜之计，这种努力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国家的居民在饮食上濒于绝境差不多。”——756。

第四十章　级差地租的第二形式（级差地租II）

　　以上我们只是把级差地租看做投在面积相等而肥力不同的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所以，级差地租是由投在最坏的无租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和投在较好土地上的资本的收益之间的差额决定的。在那里，我们假定若干资本同时投在不同的地块上，所以，每投入一笔新的资本，土地的耕作范围就会相应扩展，耕地面积就会相应扩大。但是，级差地租实质上终究只是投在土地上的等量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生产率的结果。那么，生产率不同的各资本量连续投在同一地块上和同时投在不同地块上，假定结果相同，这是否会有什么差别呢？

　　首先，不能否认，就超额利润的形成来说，这两种场合是毫无差别的：在一种场合下，投在A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1夸特，从而3镑成为1夸特的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投在B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2夸特，并提供一个3镑的超额利润，而投在C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3夸特，并提供6镑的超额利润，最后，投在D级一英亩土地上的3镑生产费用生产4夸特，并提供9镑的超额利润；在另一场合下，这12镑生产费用或10镑资本，以同样的收益按同一顺序投在同一英亩上，从而取得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一个10镑的资本，其依次投入的价值部分各为镑，不管它们是同时投在肥力不同的四英亩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英亩上。由于它们的产量不同，其中一部分不会提供超额利润，而其他各部分会按照它们的收益和不提供地租的投资的收益之间的差额提供超额利润。

　　资本各价值部分的超额利润和不同的超额利润率，在这两种场合都是按同样的方式形成的。地租无非是这个形成地租实体的超额利润的一种形式。但是，无论如何，在第二个方法上，超额利润到地租的转化，也就是使超额利润由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这种形式变化，会遇到各种困难。英国租地农场主所以顽强抗拒政府的农业统计，其原因就在于此。他们在确定他们投资的实际成果方面所以和土地所有者进行斗争，其原因也在于此（摩尔顿³²⁶）。地租是在土地出租时确定的，此后，在租约有效期间，由连续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落入租地农场主的腰包。正因为这样，租地农场主总是力争签订长期租约；但另一方面，由于地主占优势，每年都可解除的租约增加了。

　　因此，从一开始就很清楚：带来不同结果的各个等量资本，不管是同时投在同样大的各块土地上，还是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都不会影响超额利润的形成规律，但是，这对于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来说，却有重大的差别。后一个方法会把这种转化限制在一方面更为狭小，另一方面更不稳定的界限内。因此，在实行集约化耕作（在经济学上，所谓集约化耕作，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块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的各国，税务员的工作，正如摩尔顿在他所著的《地产的资源》一书中所说的，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复杂、困难的职业。如果土地改良的效果比较持久，那么，在租约满期时，人工增进的土地的级差肥力，就会和土地的自然的级差肥力合而为一，因此，地租的评定就会和肥力不同的各级土地之间的地租的评定重合起来。另一方面，就超额利润的形成决定于经营资本的量这点来说，一定量经营资本产生的地租额，会加算到一国的平均地租中去；因此也就要求新的租地农场主掌握足够的资本，以便按同样集约化的方法继续进行耕种。

　　在考察级差地租II时，还要强调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级差地租II的基础和出发点，不仅从历史上来说，而且就级差地租II在任何一定时期内的运动来说，都是级差地租I，就是说，是肥力和位置不同的各级土地的同时并行的耕种，也就是农业总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不同质的地块上同时并行的使用。

　　历史地看，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殖民地，移民只须投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每个家长都企图在他的移民伙伴们经营的场所旁边，为自己和家属开辟一个独立经营的场所。早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下，在真正的农业中一般说来必然是这种情形。在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的牧羊业或整个畜牧业中，或多或少都是共同利用土地，并且一开始就是粗放经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生产资料在事实上或法律上为耕者自己所有的旧生产方式上发展起来的，一句话，是从农业的手工业经营上发展起来的。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生产资料只是由此才逐渐走向集中，并逐渐转化为资本，而同转化为雇佣工人的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在这里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来说，这首先特别是发生在牧羊业和畜牧业上；所以，并不是发生在资本在较小规模土地范围内的集中上，而是发生在较大规模的生产上，这样就可以节省马的饲养费用及其他生产费用；事实上并不是由于在同一土地上使用了更多的资本。此外，按照耕作的自然规律，当耕作达到一定的水平，地力已经相应地耗尽的时候，资本（在这里同时指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就成为土地耕作的决定要素。在已耕地同未耕地相比只占较小面积，地力也还没有耗尽的时候（在真正的农耕和植物性食物占统治地位以前，当畜牧和肉食盛行的时期，情形就是这样），这种刚刚开始的新生产方式同农民生产的区别，首先就在于由一个资本家投资耕种的土地面积较大，也就是资本以粗放的方法投在较大的土地面积上。因此，一开始就要记住：级差地租I是作为出发点的历史基础。另一方面，级差地租II的运动，在任何一定的瞬间，都只是出现在这样一个领域内，这个领域本身又是级差地租I的形形色色的基础。

　　第二，在级差地租的第II形式上，除了肥力的差别，还有资本（以及获得信用的能力）在租地农场主之间的分配上的差别。在真正的工业中，对每个生产部门来说，都会迅速形成各自的经营规模上的最低限额和与此相应的资本的最低限额，资本达不到这个限额，单个的经营便不能顺利进行。同样，在每个生产部门中又会形成多数生产者所必须拥有并且实际也拥有的、高于这个最低限额的标准的平均资本量。大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会提供额外利润，而小于平均资本量的资本就得不到平均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缓慢地、非均衡地侵入农业，这是我们在英国这个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国家中可以看到的。如果没有谷物的自由进口，或者因自由进口的数量很小，影响有限，那么，市场价格就要由耕种较坏的土地的生产者来决定，就是说，要由在低于平均生产条件的较不利条件下进行经营的生产者来决定。用于农业的并且一般可以由农业支配的资本总量中的一大部分，就是掌握在这些生产者手中。

　　诚然，例如农民在他的小块土地上耗费了大量劳动，但是，这种劳动是孤立的，并且被剥夺了实现生产率的各种社会的和物质的客观条件。

　　这种情况使实际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能够把超额利润的一部分占为己有；如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也同在工业中一样均衡地发展，那么，至少就上述这点来说，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

　　让我们首先只考察级差地租II中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暂且不考虑这种超额利润能够转化为地租的条件。

　　这里很明显，级差地租II只是级差地租I的不同的表现，而实质上二者是一致的。在级差地租I中，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所以会发生影响，只是因为不同的肥力使投在土地上的各个资本在资本量相等时或就资本的比例量考察时，会产生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的产量。不论这种不同的结果是由相继投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还是由投在好几块等级不同的土地上的各个资本产生的，都不会使肥力的差别或它们的产量的差别发生变化，因此也不会使生产率较高的投资部分的级差地租的形成发生变化。在投资相等的情况下，土地仍然显示出不同的肥力，不过，在这里一个资本分成几个部分相继投在同一土地上所完成的事情，也就是级差地租I的场合下社会资本各等量部分投在各级土地上所完成的事情。

　　如果表I⁽¹⁾中由各个租地农场主以四个独立资本的形式（每个镑）分别投在四级土地A、B、C、D各一英亩上的这10镑资本，现在不投在原来的土地上，而相继投在D级土地的同一英亩上，结果第一次投资提供了4夸特，第二次投资提供了3夸特，第三次投资提供了2夸特，最后一次投资提供了1夸特（或者把这个序列反过来也行），那么，收益最小的资本部分所提供的1夸特的价格＝3镑，就不会提供级差地租，但是只要生产价格为3镑的小麦的供给仍有必要，它就会决定生产价格。既然按照假定生产是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因而在3镑价格中已经包含着资本镑一般都会提供的平均利润，那么，其他三个各镑的资本部分，都会依产品的差额而产生超额利润，因为它们的产品都不是按照自己的生产价格出售的，而是按照那个收益最小的镑的投资的生产价格出售的；这个收益最小的投资不提供地租，而且它的产品的价格是按照生产价格的一般规律决定的。超额利润的形成，将和表I相同。

　　这里再一次表明，级差地租II是以级差地租I为前提的。一个镑的资本提供的最低限额的产品，即在最坏土地上提供的产品，在这里被假定是1夸特。现在假定，D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除了投入镑，为他提供4夸特，并且他也要为此支付3夸特的级差地租以外，还在同一土地上投入镑，但只为他提供1夸特，和投在最坏土地A上的等量资本一样。在这种场合，这就会是一个不提供地租的投资，因为它只为这个农场主提供平均利润。这里没有任何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可是，另一方面，在D上的第二次投资的收益的减少，也不会对利润率有任何影响。这就如同2(1/2)镑新投在A级另一英亩土地上一样。这种情况决不会影响超额利润，所以也不会影响A、B、C、D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但对租地农场主来说，D级土地上这2(1/2)镑的追加投资，按照假定，也应和D级一英亩土地上原来的2(1/2)镑投资一样有利，虽然后者提供的是4夸特的产量。如果还有两个各2(1/2)镑的投资，第一个提供了3夸特，第二个提供了2夸特的追加产品，那么，和D级土地的第一次投资即生出4夸特因而提供3夸特超额利润的2(1/2)镑投资的收益相比，就又出现了减少的情况。但是，这只是超额利润量的减少。这既不会影响平均利润，也不会影响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只有在造成超额利润减少的追加生产使A级土地的生产成为多余，因而把A级的一英亩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时，才会发生这样的影响。在这种场合，D级一英亩土地上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的下降，势必引起生产价格的下降。例如，当B级一英亩土地成为调节市场价格的无租土地时，生产价格就会由3镑下降到1(1/2)镑。

　　D的产品现在＝4＋1＋3＋2＝10夸特，而在以前＝4夸特。但由B调节的每夸特的价格，下降到1(1/2)镑。D和B之间的差额＝10－2＝8夸特，按每夸特1(1/2)镑计算，＝12镑，但D的货币地租以前＝9镑。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尽管两个各2(1/2)镑的追加资本的超额利润率都下降了，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额还是增长33(1/3)%。

　　由此可见，尽管例如李嘉图对级差地租的论述极其片面，把它看做是很简单的事情⁽²⁾，可是，级差地租，特别是在它的同第I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第II形式上，会引起多么复杂的种种组合。例如，以上我们看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下降，而同时肥沃的土地的地租却增加，从而绝对产量和绝对超额产品都增加。（在级差地租I的下降序列中，每英亩的相对超额产品，从而地租，可能增加，虽然每英亩的绝对超额产品仍旧不变，甚至减少。）但是同时，在同一土地上相继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会减低，尽管其中大部分是用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从一个观点来看——就产量和生产价格来说——，劳动生产率是提高了。但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劳动生产率是下降了，因为对同一土地上的不同投资来说，超额利润率和每英亩的超额产品都减少了。

　　级差地租II，在连续投入的几个资本的生产率下降的场合，只有当这些资本只能投入最坏土地A的时候，才必然会引起生产价格的上涨和生产率的绝对降低。如果一英亩A级土地本来用镑的投资会提供1夸特，其生产价格为3镑，在追加投资镑，即总共投资5镑时，总共只提供夸特，那么，这夸特的生产价格就＝6镑，因此1夸特的生产价格就＝4镑。在投资增加时，生产率的每一次下降，在这里就表现为每英亩产量的相对减少，但在较好的各级土地上，则只表现为多余的超额的产品的减少。

　　但是，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发展集约化耕作，也就是说，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进行投资，这主要是或在较大程度上是在较好土地上进行的。（我们说的不是那种会使以前不能使用的土地变为有用土地的永久性改良。）因此，连续投资下的肥力的下降，必然主要是以上述方式表现出来。较好土地所以被人看中，是因为这种土地包含有肥力的大多数自然要素只待利用，最有希望为投在它上面的资本生利。

　　谷物法⁶⁸废除后，在英国，耕作是更加集约化了；以前种植小麦的大量土地被用在其他的目的上，特别是变成了牧场，另一方面，最适于种植小麦的肥沃土地，也进行了排水及其他的改良；因此，种植小麦的资本已经集中在更狭小的土地面积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而最好土地的最大超额利润和无租的A级土地的产量之间的种种可能的超额率，在这里不是和每英亩超额产品的相对增加，而是和它的绝对增加相一致——，新形成的超额利润（可能的地租）所代表的，并不是以前的平均利润中现在已经转化为地租的部分（以前代表平均利润的产品部分），而是追加的超额利润，它由这个形式转化为地租。

　　另一方面，只有在下述情况下，即在谷物需求增加，以致市场价格上涨到A的生产价格以上，从而A、B或任何其他一级土地的超额产品只能按高于3镑的价格来供应的情况下，A、B、C、D中任何一级土地上追加投资的收获的减少，才会引起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的上涨。只要这个情况长期继续下去并且没有出现耕种追加的A级土地（至少A级质量的土地）的现象，或者没有其他的影响使谷物的供给变便宜，那么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工资就会因面包价格上涨而上涨，利润率就会相应下降。在这个场合，增加的需求不管是通过耕种比A更坏的土地来满足，还是通过追加四级土地中任何一级土地上的投资来满足，都是无关紧要的。级差地租的增加都和利润率的下降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已耕地上以后追加的资本的生产率的下降，能够引起生产价格的上涨、利润率的下降和较高的级差地租的形成，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所有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都会增加，就好像现在已经由比A更坏的土地来调节市场价格一样。而李嘉图把这一种情况说成是唯一的情况，正常的情况，他把级差地租II的全部形成，都归结为这种情况。⁽³⁾

　　如果耕种的只是A级土地，在它上面的连续投资又没有引起产品的按比例的增加，情况也确实会是这样。

　　因此，在这里，在级差地租II的场合，级差地租I已经完全被人忘记了。

　　除了这种情况，即已耕地提供的供给已经不够，从而市场价格长期高于生产价格，直到来耕种新追加的较坏土地，或者，投在各级土地上的追加资本的总产品只能按高于以前的生产价格来供应，——除了这种情况，追加资本的生产率的按比例的下降，则不会影响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和利润率。此外，可能还有如下三种情况：

　　（a）如果A、B、C、D任何一级土地上的追加资本只提供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利润率，那么就不会形成任何超额利润，从而也不会形成任何可能的地租，正如耕种追加的A级土地时的情况一样。

　　（b）如果追加的资本提供较高的产量，那么，不言而喻，只要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保持不变，就会形成新的超额利润（可能的地租）。但也并不必然是这种情形，也就是说，如果这种追加生产把A级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从而把它从互相竞争的各级土地序列中排挤出去时，情形就不是这样。这时，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会下跌。如果这种下跌和工资的下降结合在一起，或者，如果比较低廉的产品成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利润率就会提高。如果追加资本的生产率的提高发生在最好土地C和D上，那么，价格的下跌和利润率的提高会以怎样的程度同更大的超额利润（也就是更大的地租）的形成结合在一起，这就完全取决于新追加的资本的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和新追加的资本的数量。工资不下降，利润率也可以因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而提高。

　　（c）如果追加的投资伴有超额利润的减少，但它的产量超过A级土地上的等量资本的产量而形成余额，那么，只要这个增加了的供给不致把A级土地从耕地中排挤出去，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形成新的超额利润，而且可以同时在D、C、B、A各级土地上形成新的超额利润。相反地，如果把最坏土地A从耕地中排挤出去，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会下跌，而以货币表现的超额利润从而级差地租是增加还是减少，就取决于每夸特价格的减少和形成超额利润的夸特数的增加这二者之间的对比关系。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值得注意：在各个连续投资的超额利润减少时，生产价格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必然上涨，而是可能下跌。

　　这些超额收益减少的追加投资，和如下的情况是完全符合的：例如，有四个各2(1/2)镑的新的独立的资本，投在其肥力介于A和B之间、B和C之间以及C和D之间的各种土地上，并分别生产出1(1/2)夸特、2(1/3)夸特、2(2/3)夸特和3夸特。在所有这几种土地上，所有这四个追加的资本都会形成超额利润，即可能的地租，虽然超额利润率同相应的较好土地上的等量投资的超额利润率相比是下降了。而且，不管这四个资本是全部投在D或其他土地上面，还是分配在D和A之间，都完全一样。

　　现在我们来谈谈级差地租的两种形式之间的一个本质区别。

　　在生产价格不变和差额不变时，就级差地租I来说，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可以同地租总额一起增加；但是，这个平均只是一个抽象。按每英亩或按资本计算的实际地租额，在这里仍然不变。

　　就另一形式来说，在相同的前提下，按英亩计算的地租额却可以增加，虽然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仍然不变。

　　我们假定，在A、B、C、D每一级土地上的投资不是镑，而是5镑，也就是说，总投资不是10镑，而是20镑，在它们的相对肥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增加一倍。这就如同耕种其中每一级土地不是一英亩而是二英亩但费用不变时的情况完全一样。利润率保持不变，它和超额利润或地租的比率也仍旧不变。但如果A现在提供2夸特，B提供4夸特，C提供6夸特，D提供8夸特，那么，因为这种增加不是由于资本不变时肥力增加一倍，而是由于资本加倍时肥力的比例不变，所以生产价格仍和以前一样是每夸特3镑。现在A的2夸特的费用是6镑，而以前是1夸特3镑。在所有这四级土地上，利润都增加一倍，但只是因为所投资本增加了一倍。地租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一倍；对B来说，地租不是1夸特，而是2夸特；对C来说，不是2夸特，而是4夸特；对D来说，不是3夸特，而是6夸特；与此相适应，B、C、D的货币地租，也分别是6镑、12镑、18镑。每英亩的货币地租和每英亩的产量一样增加一倍，因此，这个货币地租借以资本化的土地价格，也增加一倍。照这样计算，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从而土地价格，都提高了，因为作为计算标准的英亩，是一块大小不变的土地。相反，在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上，地租的比例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36镑的地租总额和20镑的投资之比，等于18镑的地租总额和10镑的投资之比。每一级土地的货币地租和它上面所投的资本之比，也是这样；例如，拿C级土地来说，12镑地租和5镑资本之比，等于以前6镑地租和

　　镑资本之比。在这里，在所投资本之间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差额，但是产生了新的超额利润，这只是因为追加资本投在任何一级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或投在各级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会按同样的比例提供产量。例如，如果加倍的投资只投在C上面，那么，C、B、D之间的按资本计算的级差地租仍旧不变；因为得自土地C的地租额增加一倍时，所投资本也增加一倍。

　　由此可见，在生产价格不变，利润率不变和差额不变（因而，按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或地租率也不变）时，每英亩的产品地租额和货币地租额，从而土地的价格，都可能提高。

　　在超额利润率下降，从而地租率下降时，也就是说，在那些仍旧提供地租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下降时，也能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第二个2(1/2)镑的投资没有使产量增加一倍，而是B只提供3(1/2)夸特，C只提供5夸特，D只提供7夸特，那么，这第二个2(1/2)镑投资的级差地租，对B来说就不是1/2夸特而只是1夸特，对C来说就不是2夸特而是1夸特，对D来说就不是3夸特而是2夸特。对两个连续投入的资本来说，地租和资本之比如下：尽管资本的相对生产率，因而按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下降，但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对B来说还是由1夸特增加到1(1/2)夸特（由3镑增加到4(1/2)镑）；对C来说还是由2夸特增加到3夸特（由6镑增加到9镑）；对D来说还是由3夸特增加到5夸特（由9镑增加到15镑）。在这个场合，各个追加的资本和投在A上面的资本相比的差额都已减少，生产价格则仍旧不变，但每英亩的地租增加了，因而每英亩的土地价格也提高了。

　　关于级差地租II（它的前提是以级差地租I作为自己的基础）的种种组合，我们下面来谈。

(1) 见本卷第746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731—732页。——编者注
(3) 见本卷第731—732页。——编者注
326 　指约·洛·摩尔顿《地产的资源。论农业的改进和地产的综合经营》1858年伦敦版。有关税务员的工作的论述，见该书第13章《地产的估价》即第209—242页。——760。

第四十一章　级差地租II——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这个前提意味着：市场价格仍由投在最坏土地A上的资本调节。

　　I. 如果投在任何一级提供地租的土地B、C、D上的追加资本，只和投在A级土地上的同量资本生产一样多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追加资本只按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来提供平均利润，不提供任何超额利润，那么，它对地租的影响就等于零。一切都照旧。这就等于，有任意英亩数的A级土地即最坏土地加入耕地面积。

　　II. 假定追加资本在每级土地上，都生产出和各自的量成比例的追加产品；也就是说，产量会依照各级土地特有的肥力，并按追加资本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我们在第三十九章的出发点是下表：

　　现在这个表已经变为：

　　在这里，没有必要像表中那样，使所有各级土地的投资都加倍。只要在一级或几级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使用了追加资本，不管比例是多少，规律总是一样。所需要的只是，每一级土地的产量都按资本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在这里，地租的提高只是土地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资本的这种增加成比例的。产量和地租的这种增加是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且是和投资的增加成比例的，就产量和地租量来说，这种增加就好像发生下述情形一样：提供地租的同质土地的耕种面积已经扩大，并且使用和过去在同级土地上投入的同样多的资本来进行耕种。例如，拿表II来说，如果把每英亩2(1/2)镑的追加资本分别投在B、C、D各级土地的另外一英亩上，那么，结果是一样的。

　　其次，这个例子的前提不是资本的使用更有效果，而只是在同一土地面积上以同一效益投入更多的资本。

　　在这里，一切比例关系都仍旧不变。当然，如果我们不考察比例差额，而只考察纯粹的算术差额，那么，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是会变动的。例如，我们假定，追加资本只投在B和D上。这样，D和A的差额就＝7夸特，而以前＝3夸特；B和A的差额就＝3夸特，而以前＝1夸特；C和B的差额是＝－1，而以前＝＋1，等等。这个算术差额，在级差地租I的场合，就它表示等量投资的生产率的差别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但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算术差额只是在每个相等资本部分在不同地块上的差额仍旧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追加或不追加的不同情况的结果。

　　III. 追加资本带来超额产品，因而产生超额利润，不过比率下降，不和追加资本的增加成比例。

　　在这第三种假定的情况下，追加投资即第二次投资是均等地还是不均等地分配在各级土地上，超额利润的生产是按相等的比率还是按不相等的比率下降，追加的投资是全部投在同一级提供地租的土地上，还是均等地或不均等地分配在各级提供地租的土地上，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这些情况对这里所要说明的规律都是无关紧要的。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对任何一种提供地租的土地的追加投资都会提供超额利润，但它提供的超额利润和资本的增加量之间的比率会下降。这种下降的界限，以上表为例来说，是在4夸特＝12镑（在最好土地D上第一次投资的产品）和1夸特＝3镑（在最坏土地A上同量投资的产品）之间变动。在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降低的情况下，对于任何一种提供超额利润的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所提供的产品来说，投在最好土地上的资本I的产量构成最高界限，投在不提供地租、没有超额利润的最坏土地A上的等额资本的产量构成最低界限。如果说第II种假定相当于发生如下情况：在较好土地中有新的同质地块加入耕种面积，耕地中某种耕地数量增加了；那么第III种假定则相当于发生这样的情况：有追加地块投入耕种，它们的等级不同的肥力分配在D和A之间，也就是分配在最好土地的地块和最坏土地的地块之间。如果连续投资只投在D级土地上，它们就能够包容D和A之间现有的差别，也包容D和C之间的差别，同样也包容D和B之间的差别。如果它们全部投在C级土地上，那就只会包容C和A之间或C 和B之间的差别；如果它们全部投在B级土地上，那就只包容B和A之间的差别。

　　规律是：在所有各级土地上，地租都会绝对增加，虽然这种增加并不和追加投资成比例。

　　不论就追加资本来说，还是就全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来说，超额利润率都降低了；但超额利润的绝对量却增加了；正如整个资本的利润率的下降通常总是和利润绝对量的增加结合在一起一样。例如，在B上面的投资的平均超额利润率＝资本的90%，而它的第一次投资的平均超额利润率却＝120%。但总的超额利润已经由1夸特增加到1(1/2)夸特，由3镑增加到4(1/2)镑。总地租，就它本身来看——不和预付资本的已经加倍的数量相联系——是绝对增加了。各级土地的地租的差额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比例在这里会发生变动；但差额的这种变动，在这里是各地租互相比较有所增加的结果，而不是这种增加的原因。

　　IV. 关于较好土地上的追加投资比原来的投资产量大的情形，不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不言而喻，在这种假定下，每英亩的地租会增加，并且增加的比例大于追加资本，不论这种资本投在哪一级土地上。在这个场合，追加的投资和土地的改良是结合在一起的。这里意味着一个较小的追加资本和从前一个较大的追加资本相比会产生同样或更大的效果。这种情况和上述情况不完全一致；而这种区别对一切投资来说都是重要的。例如，如果100提供的利润是10，而在一定形式上使用的200提供的利润是40，那么利润就由10%增加到20%；这就等于，如果50使用得更有效，它所提供的利润不是5，而是10。在这里，我们假定，利润的增加和产量的按比例增加结合在一起。不过，所不同的是，在一个场合，我必须把资本加倍，而在另一个场合，我用以前的资本获得加倍的效果。第一，我是用以前一半的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产品；或者第二，是用同量的劳动，生产出两倍于以前的产品；或者第三，是用加倍的劳动，生产出四倍于以前的产品，这几种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劳动以活的或对象化的形式游离出来，可以用在别的地方；对劳动和资本的支配能力将会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游离本身，就是财富的增加；其作用就像通过积累而获得这个追加资本是一样的，只不过节省了从事积累的劳动。

　　假定一个100的资本生产了10米长的产品。这100包括不变资本，也包括活劳动和利润。所以每米的费用是10。现在，如果我能够用同样一个100的资本生产20米，每米的费用就是5。但是，如果我能用资本50生产10米，1米的费用也是5；只要原来的商品供给是足够的，就会有50的资本游离出来。如果我必须投入资本200来生产40米，每米的费用也是5。在这里，在价值规定或甚至价格规定上，看不出什么区别；在产量和资本预付的比率上，也看不出什么区别。不过，在第一种情况下，会有资本游离出来；在第二种情况下，在需要加倍生产时，可以节省追加资本；在第三种情况下，只有增加预付资本才能得到增加的产品，虽然和增加的产品要由旧有生产力来提供的场合相比，预付资本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这属于第一篇。）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如果重视的不是剩余价值的增加，而是成本价格的下降，——在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仍旧不变时，甚至剩余价值形成要素即劳动上的费用的节省，也会使资本家得到这种好处，并为他形成利润，——那么，使用不变资本总是比使用可变资本更便宜。这实际上是以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信用发展和借贷资本的充裕为前提的。一方面，我使用100镑追加的不变资本，假定100镑就是5名工人一年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把100镑用在可变资本上。如果剩余价值率＝100%，5名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就＝200镑；相反，100镑不变资本的价值＝100镑，而作为资本，也许在利息率＝5%时，便＝105镑。相同的货币额，根据它们在生产上是作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量还是作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量来预付，从它们的产品来看会表现极不相同的价值。其次，至于商品的费用，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还有这样的区别：在100镑的不变资本中，在它是投在固定资本上面的时候，只有损耗部分加入商品的价值，而投在工资上面的100镑，却必须完全在商品的价值中再生产出来。

　　在殖民地移民那里，一般地说，在独立小生产者（他们完全没有资本，或付高额利息才能取得资本）那里，代表工资的那部分产品是他们的收入，而对资本家来说，这部分产品却代表资本预付。所以，前者会把这种劳动支出看做劳动收益的必要先决条件，而这种劳动收益也就是他首先考虑的事情。至于扣除必要劳动以后的剩余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实现在剩余产品中；只要他能够把这种产品出售，或者自己使用，他就会把它看做是不费他分文的产品，因为在它上面没有花费任何对象化劳动。对他来说，只有对象化劳动的耗费，才是财富的让渡。他当然想按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但对他来说，即使低于价值和低于资本主义生产价格出售，总还是有了利润，只要这种利润没有由于借贷、抵押等等而已经预先被人拿去。相反，对资本家来说，无论可变资本的支出，还是不变资本的支出，都是资本的预付。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时，预付的不变资本相对地较多，会减低成本价格，并且实际上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因此，虽然利润单纯来自剩余劳动，单纯来自可变资本的使用，但资本家个人仍然会认为，活劳动是他的生产费用中花费最大的、最需要缩减到最低限度的要素。这不过是以资本主义的歪曲的形式反映如下事实：使用过去的劳动相对多于活劳动，这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见，从竞争的观点看，一切都失真了，一切都颠倒地表现出来。

　　在生产价格不变的前提下，追加投资可以在生产率不变、提高或降低的条件下投在较好土地上，即B级以上的各级土地上。在我们的前提下，对A级土地的追加投资，只有在生产率不变时（在这个场合，A级土地仍旧不会提供地租），或在生产率提高时（在这个场合，投在A级土地上的资本有一部分会提供地租，但其余的部分不会），才有可能。但是，在假定A的生产力降低的场合，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时候生产价格已经不是不变，而是上涨。不过，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也就是说，无论各追加投资带来的超额产品是和投资的量保持原来的比例，还是高于这个比例，或低于这个比例，从而，在资本增加时，无论资本的超额利润率是不变，是上涨，还是下降，每英亩的超额产品以及与之相应的超额利润都会增加，从而地租，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按每英亩计算的超额利润（或地租）的单纯数量的增加，也就是，按一个不变单位（这里就是任何一定量的土地，一英亩或一公顷）计算的超额利润量的增加，在这里表现为增长的比例。所以，在这些情况下，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量的增加，只是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增加的结果。而且这个结果是在生产价格不变的时候发生的，无论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是不变，是降低，还是提高，都是一样。后面这些情况会影响每英亩的地租量增加的数目，但不会影响这个增加的事实本身。这就是级差地租II所特有的、使它同级差地租I区别开来的现象。如果追加的投资不是在时间上相继地投在同一土地上，而是在空间上并行地投在新的、质量相当的追加土地上，地租的总量将会增加，并且正如前面指出的，总耕地面积的平均地租也会增加，但每英亩的地租量不会增加。如果从总生产的和超额产品的总量和价值来看，结果保持不变，那么资本在较小土地上的积聚就会增进每英亩的地租量，而在相同的情况下，资本在较大土地上的分散，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却不会引起这个结果。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资本就越是积聚在同一土地上，所以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也就越提高。因此，如果有两个国家，它们的生产价格是一样的，各级土地间的差别是一样的，所投资本的总额也是相同的，但是其中一国主要采用在有限土地上连续投资的形式，另一国主要采用在比较广阔的土地上并行投资的形式，那么，每英亩的地租，从而土地的价格，在前一个国家就比较高，而在后一个国家就比较低，虽然地租总额在这两个国家是相等的。因此在这里，地租量的差别既不能由各级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差别来说明，也不能由所用劳动的数量来说明，而只能由不同的投资方法来说明。

　　在这里，我们说超额产品时，总是指产品中那个代表超额利润的相应部分。在其他地方，我们说剩余产品或超额产品时，却是指那个代表全部剩余价值的产品部分，在个别场合，也指那个代表平均利润的产品部分。我们在论述提供地租的资本时赋予这个名词的特殊意义，正如以前表明的，是会引起误解的。

第四十二章　级差地租II——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当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生产价格都可能下降。

I. 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这个情况假定：各级土地的产量，会按照土地的质量，随着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增加而按同一程度增加。这意味着：在各级土地的差别不变时，超额产品按投资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所以，这个情况排除了A级土地上任何一个会影响级差地租的追加投资。A级土地的超额利润率＝0；因此，它现在仍然＝0，因为已经假定，追加资本的生产力不变，因而超额利润率也不变。

　　在这些假定的条件下，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能够下跌，只是因为起调节作用的已经不是A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而是较好一级的B级土地的生产价格，或任何一种比A好的土地的生产价格；这样，资本就会从A级土地上抽出，或者，如果是C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起调节作用，因而一切较坏土地都从种植小麦的土地的竞争中退出来，资本就会从A和B两级土地上抽出。在上述的假定下，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追加投资的追加产品足以满足需要，以致较坏土地A等等的产品对于保证供给已经成为多余。

　　我们拿表II来说，但假定满足需要所需的是18夸特，而不是20夸特。这时，A会退出；B和它的每夸特30先令的生产价格将起调节作用。因此，级差地租会取得如下的形式：

　　因此，和表II相比，总地租已经由36镑减少到9镑，谷物地租也已经由12夸特减少到6夸特；总产量只减少2夸特，由20夸特减少到18夸特。按资本计算的超额利润率，却已经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由180%减少到60%。所以在这个场合，随着生产价格的下降，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减少。

　　和表I相比，只是货币地租减少了；谷物地租在两个场合都是6夸特；不过在一个场合＝18镑，在另一个场合＝9镑。对C级土地来说，谷物地租和表I相比是一样的。事实上，通过作用相等的追加资本所完成的追加生产，A的产品被排除出市场，因而A级土地被排除出竞争的生产要素之列，一个新的级差地租I已经形成，在这种地租上，较好的B级土地起着从前较坏的A级土地所起的同一作用。因此，一方面，B的地租没有了；另一方面，按照假定，B、C和D之间的差额不会因为投入追加资本而发生变化。因此，转化为地租的产品部分就减少了。

　　如果出现上述结果——即把A级土地除外，仍能满足需求——，是因为投在C或D或这两级土地上的资本已经增加一倍以上，那么，情形就会不同。例如，如果在C上面有了第三次投资，我们就会得到下表：

　　和表IV相比，在这里，C的产量由6夸特增加到9夸特，超额产品由2夸特增加到3夸特，货币地租由3镑增加到4(1/2)镑。但同表II（在那里，C的货币地租是12镑）和表I（在那里，C的货币地租是6镑）相比，C的货币地租已经下降。谷物地租总额＝7夸特，和表II（12夸特）相比已经下降，但和表I（6夸特）相比已经增加；货币地租总额（镑）和两表（18镑和36镑）相比都已经下降。

　　如果第三次投资中镑是投在B级土地上，那么，生产量固然会发生变化，但地租不受影响，因为按照假定，各个连续的投资不会在同级土地上造成任何差额，并且B级土地不会提供任何地租。

　　相反，假定第三次投资是投在D级土地上，而不是投在C级土地上，我们就会得到下表：

　　在这里，总产量是22夸特，比表I增加一倍还多，虽然预付资本只是镑比10镑，增加还不到一倍。和表II相比，总产量多2夸特，虽然表II的预付资本更大，是20镑。

　　和表I相比，D级土地的谷物地租已经由3夸特增加到6夸特，货币地租仍旧不变，还是9镑。和表II相比，D级土地的谷物地租仍旧是6夸特，但货币地租由18镑减少到9镑。

　　再说总地租，表IVb的谷物地租＝8夸特，比表I的6夸特多，也比表IVa的7夸特多，但比表II的12夸特少。表IVb的货币地租＝12镑，比表IVa的10(1/2)镑多，比表I的18镑少，也比表II的36镑少。

　　在表IVb的各种条件下，在B没有地租后，要使地租总额仍然和表I的地租总额相等，我们必须再有6镑的超额利润，也就是必须再有4夸特，每夸特的新的生产价格是1(1/2)镑。这样，我们就会又有一个18镑的地租总额，和表I相同。为此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量，要看我们是把这个资本投在C上还是投在D上，还是分开投在这两种土地上而有所不同。

　　对C来说，5镑资本会提供2夸特的超额产品，所以10镑追加资本将会提供4夸特的追加超额产品。对D来说，5镑的追加额，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这一在这里作为基础的前提下，已经足够生产4夸特的追加谷物地租。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果。

　　货币地租总额恰好是表II（在那里，追加资本是在生产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投入的）的货币地租总额的一半。

　　最重要的是，把以上二表和表I相比。

　　我们看到，当生产价格下降一半，由每夸特60先令跌到30先令时，货币地租总额不变，仍旧是18镑，谷物地租则相应地增加一倍，由6夸特增加到12夸特。B的地租没有了；C的货币地租在表IVc增加一半，在表IVd则减少一半；D的货币地租在表IVc仍旧＝9镑，在表IVd则由9镑增加到15镑。产量已经由10夸特增加到表IVc的34夸特和表IVd的30夸特；利润已经由2镑增加到表IVc的镑和表IVd的镑。总投资在一个场合由10镑增加到镑，在另一场合由10镑增加到镑，所以在这两个场合都增加一倍以上。地租率，即按预付资本计算的地租，对每级土地来说，在从表IV到表IVd的所有的表上都是一样。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如下假定中：每一级土地上两个连续投资的生产率不变。但是，和表I相比，无论就所有各级土地的平均情况来说，还是就每级土地的个别情况来说，地租率都已经下降。在表I，地租率平均＝180%，而在表IVc，平均＝，在表IVd，平均＝100＝80%。每英亩的平均货币地租已经增加。它的平均数以前在表I是按全部4英亩计算，每英亩4(1/2)镑，现在在表IVc和表IVd，按3英亩计算，每英亩6镑。按提供地租的土地计算，货币地租的平均数以前是每英亩6镑，现在是每英亩9镑。所以每英亩地租的货币价值已经提高，并且现在代表比以前多一倍的谷物产品；但是现在12夸特谷物地租还不到总产量34夸特或30夸特的一半，而在表I，6夸特已经代表总产量10夸特的3/5。所以，地租作为总产量的一部分来看虽然已经减少，按所投资本计算，也已经减少，但它的货币价值按每英亩计算已经增加，它的产品价值增加得更多。我们拿表IVd中的D级土地来说，这里生产费用＝15镑，其中所投资本＝12(1/2)镑。货币地租＝15镑。在表I，同一个D级土地的生产费用＝3镑，所投资本＝2(1/2)镑，货币地租＝9镑，后者等于生产费用的三倍，几乎等于资本的四倍。在表IVd，D的货币地租是15镑，恰好与生产费用相等，只比资本大1/5。不过每英亩的货币地租已经大2/3，不是9镑，而是15镑。在表I，3夸特的谷物地租＝总产量4夸特的3/4；在表IVd，谷物地租是10夸特，等于D级土地一英亩的总产量（20夸特）的一半。由此可见，每英亩地租的货币价值和谷物价值能够增加，虽然它只形成总收益中变小的一部分，和预付资本相比也已经减少。

　　表I的总产量的价值＝30镑，地租＝18镑，超过总产量的价值的一半。表IVd的总产量的价值＝45镑，其中地租是18镑，不到总产量的价值的一半。尽管每夸特的价格下降镑即50%，尽管参加竞争的土地由4英亩减少到3英亩，但总货币地租却仍然保持不变，而谷物地租还增加一倍，按每英亩计算的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都增加，其原因就在于已经生产出更多夸特的超额产品。谷物价格下跌50%，超额产品增加100%。但是，要得到这个结果，在我们现在假定的条件下，总产量必须增加两倍，较好土地上的投资也必须增加一倍以上。较好土地上的投资必须按怎样的比例增加，首先取决于追加投资在较好土地和最好土地之间是怎样分配的；这里总是假定，资本在每级土地上的生产率，都会同资本量成比例地增加。

　　如果生产价格下降的程度较小，产生同额货币地租所需要的追加资本就会较少。如果要把A从耕地中排挤出去所必需的供给——这不只取决于A每英亩的产量，而且也取决于A在全部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已经更大了，因而比A好的各级土地所必需的追加资本量已经更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地租和谷物地租就会增加得更多，虽然二者在B级土地上都已不复存在。

　　如果从A级土地抽出的资本＝5镑，那么要在这里加以比较的两个表就是表II和表IVd。总产量已经由20夸特增加到30夸特。货币地租却只有一半，是18镑而不是36镑；谷物地租仍旧不变＝12夸特。

　　如果在D级土地上44夸特的总产量＝66镑可以用镑资本生产出来——按照D原有的比率计算，每个镑的资本都有产品4夸特——，那么，地租总额就会重新达到表II的水平，并且表的形式如下：

　　这里的总产量是54夸特，表II的总产量却是20夸特；货币地租仍旧一样，＝36镑。但这里的总资本是37(1/2)镑，而表II是20镑。全部预付资本几乎增加一倍，产量几乎增加两倍；谷物地租已经增加一倍，但货币地租仍旧不变。所以，如果价格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在提供地租的较好土地（即一切比A好的土地）上投入追加的货币资本而下降，总资本就会有一种不是同产量和谷物地租按同一比例增加的趋势；因此，价格下降所引起的货币地租的损失，又可以由谷物地租的增加得到补偿。这一规律也表现在下面一点上：如果预付资本投在C上的比投在D上的多，也就是说，投在提供地租较少的土地上的，比投在提供地租较多的土地上的多，预付资本就必须相应地增多。简单说来就是，为了使货币地租保持不变或增加，必须生产出超额产品的一定的追加额；为此所需的资本，在提供超额产品的土地的肥力越大时，将越小。如果B和C之间，C和D之间的差额更大，所需的追加资本就会更小。这个一定的比例，第一，要取决于价格下降的比例，即现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B和以前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之间的差额；第二，取决于B以上各级较好土地之间的差额的比例；第三，取决于新投入的追加资本的量；第四，取决于这个追加资本在各级土地上的分配。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规律所表示的，不过是在谈第一种情况时已经阐明的事情：生产价格已定时，不管它的量是多少，地租都会因追加投资而增加。这是因为，由于A已被排挤出去，现在就有了一个新的级差地租I，它以B为最坏土地，以每夸特镑为新的生产价格。这适用于表IV，也适用于表II。规律是一样的，只是现在作为出发点的不是土地A，而是土地B，不是3镑的生产价格，而是镑的生产价格。

　　这里重要的一点只是：既然需要有若干追加资本，才能使资本从土地A抽出，并使供给在没有A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满足，这就表明，在这种情况发生的同时，每英亩的地租可以仍旧不变、增加或减少，即使不是在所有土地上都是这样，至少在某些土地上和就已耕地的平均情况来说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变动是不均衡的。只是由于传统，谷物地租在经济学上才仍然具有某种作用。我们同样也可以举出这样的情况：比如说，一个工厂主现在用他5镑的利润买到的棉纱可以比以前用他10镑的利润买到的棉纱多得多。不过，这无论如何已经说明，地主老爷们如果同时又是制造厂、制糖厂、酿酒厂等等的厂主或股东，在货币地租下降的时候，他们作为本人所需的原料的生产者，仍然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¹⁾

(1) 以上IVa至IVd各表由于包含一个贯串全部的计算上的错误而必须重新计算。这诚然不会影响这些表所阐明的理论观点，但关于每英亩的产量，这些表部分地包含着十分畸形的数值。这其实也是无关紧要的。在一切立体地形图和纵剖面地形图上，人们采用的垂直比例尺度总是显著地大于水平比例尺度。不过，如果有人觉得他的农民感情由此受到损害，他尽可以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数字，去乘英亩数。在表I，我们可以用每英亩10蒲式耳、12蒲式耳、14蒲式耳、16蒲式耳（8蒲式耳＝1夸特）来代替每英亩1夸特、2夸特、3夸特、4夸特。由此推出的其他各表的数字，仍然在概率的范围内；我们将会发现，其结果，即地租的增加和资本的增加之比，将会完全一样。下章由编者加进的各表就是这样编制的。——弗·恩·

II. 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

　　这个情况不会引出什么新的东西，只要在这里假定，同刚才考察过的情况一样，生产价格所以能够下降只是因为追加资本投在比A好的土地上，A的产品已经变为多余，因而资本已经从A抽出，或A已经用在别种产品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已经在上面详细论述过了。已经指出，在相同的情况下，每英亩的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可以增加、减少或者不变。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先把表I抄在下面：

　　现在我们假定B、C、D在生产率降低时提供的16夸特，已经足以把A从耕地中排挤出去，表III就会变成下表：

　　这里，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但各级土地上的降低额不等，同时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由3镑下降到镑。投资增加了一半，由10镑增加到15镑。货币地租差不多降低一半，由18镑降到镑，谷物地租却只减少，由6夸特减少到夸特。总产量由10夸特增加到16夸特，增加了60%。谷物地租占总产量三分之一强。预付资本和货币地租之比为，以前为10∶18。

III. 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

　　这个情况和本章开头论述的变例I——生产价格在生产率不变时下跌——的区别只是在于：当需要一定数量的追加产品把A级土地排挤出去时，这种情况在这里可以更快地发生。

　　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和提高的场合，追加投资都会依照它们在各级土地间的分配情况而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这种不同影响使差额减缓或扩大，各级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从而地租总额，也将会按比例减少或增加，这和级差地租I中已经看到的情形一样。此外，一切取决于和A一起被排挤掉的土地面积和资本的数量，以及在生产率提高时为提供追加产品以满足需求所必需的预付资本的相对量。

　　在这里，只有一点值得我们研究，而且实际上也是这一点使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这个级差利润是如何转化为级差地租的，这就是：

　　在第一种情况即生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中，投在A级土地上的追加资本和级差地租本身无关，因为A级土地仍旧不提供地租，它的产品的价格不变，并且继续起调节市场的作用。

　　在第二种情况的变例I（生产价格在生产率不变时下跌）中，A级土地必然会被排挤掉，在变例II（生产价格在生产率降低时下跌）中更是这样；因为，否则A级土地的追加投资必然会提高生产价格。但在这里，在第二种情况的变例III（生产价格因追加资本的生产率提高而下跌）中，这个追加资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投在A级土地上，也可以投在各级较好土地上。

　　我们假定，投在A上的追加资本2(1/2)镑，不是生产1夸特，而是生产1(1/5)夸特。

　　这个表，除了要和基本的表I相比较，也要和表II（在那里，投资加倍，生产率不变，生产成果和投资成比例）相比较。

　　按照假定，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下降了。如果它不变，还是＝3镑，那么，以前仅投资镑时不提供任何地租的最坏土地A，现在也就会提供地租了，尽管并没有更坏的土地被人耕种；而这是因为同一土地的生产率已经增加，但只是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是这样，对原有资本这是不适用的。第一个3镑的生产费用生产1夸特；第二个3镑的生产费用生产夸特；但全部产品夸特现在是按照它的平均价格出售的。因为生产率随着追加投资而增加，所以这必然包含着某种改良。这可以是这样：一般地说，在每英亩上使用更多的资本（更多的肥料，更多的使用机械的劳动等等）。也可以是这样：一般地说，只是由于这个追加资本，才有可能实现一个质上不同的、生产效率更大的投资。在这两个场合，都是每英亩花费5镑资本，得到2(1/5)夸特的产量，而用这个资本的一半即2(1/2)镑，那就只会得到1夸特的产量。把暂时的市场状况撇开不说，只有在A级土地的相当大的面积上继续只用每英亩2(1/2)镑/的资本来耕种，A级土地的产品才能继续按较高的生产价格，而不是按新的平均价格出售。但是，每英亩投资5镑的新比例以及改良的经营方法一旦普遍实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必然会下降到2(8/11)镑。这两个资本部分之间的差别就会消失，于是A级土地一英亩如果仍只用2(1/2)镑来耕种，事实上就是非正常的，是与新的生产条件不相适应的。这时，问题不再是同一英亩上的资本不同部分的收益的差别，而是每英亩总投资是充足还是不充足的差别。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相当多租地农场主（必须是相当多，因为如果人数少，他们就只得被迫低于他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手中的不充足的资本，同各级土地本身在下降序列中存在的差别，起着完全相同的作用。较坏土地的低劣耕种，将会使较好土地的地租增加；它甚至会在质地同样坏但耕作已改良的土地上创造出地租，而这种土地往常是不会提供地租的。第二，我们看到，级差地租在它是由同一个总面积上的连续投资产生时，实际上会化成一个平均数，在这个平均数上，不同投资的作用已经不再能够辨认和区别，因此不会在最坏土地上生出地租；而是第一，它们会使比如说A级土地一英亩总收获的平均价格，成为新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第二，它们会表现为新条件下充分耕种土地所必要的每英亩资本总量的变动，并且在资本总量中，各个连续投资及其各自的作用已经不可区分地混在一起。较好土地的个别的级差地租也是这样。总之，在增大的投资现在已成为标准的条件下，在每个场合，级差地租都是由该级土地提供的平均产量同最坏土地的产量相比而形成的差额决定的。

　　没有一块土地是不用投资就提供产品的。甚至就简单的级差地租即级差地租I来说，也是这样；我们说一英亩A级土地即调节生产价格的土地会按某种价格提供若干产品，较好的B、C、D级土地会提供若干级差产品，因而在那个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下会提供若干货币地租，这时，我们总是假定，这里投入的是现有生产条件下已被看做标准的一定资本额。正如在工业中一样，每个营业部门都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资本，才可以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生产商品。

　　如果由于在同一土地上有了和各种改良结合在一起的、连续的投资，这个最低限额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也是逐渐发生的。例如，在A级土地还有一定的英亩数尚未取得这种追加的经营资本时，由于生产价格不变，A级土地中那些耕种得比较好的英亩就会产生出地租，一切较好土地如B、C、D的地租也会提高。但新的经营方法一旦普及，成为标准的经营方法，生产价格就会下降；较好土地的地租就会再下降，而尚未具有现在的平均经营资本的那部分A级土地，就只好低于它的个别生产价格，因而低于平均利润出售它的产品。

　　在生产价格下跌时，这种情况甚至在追加资本的生产率降低的时候也会发生，只要所需的总产量，由于投资的增加，已经可以由较好土地来提供，从而，例如，经营资本从A级土地上抽出，也就是说，A级土地不再参加这种产品（例如小麦）的生产上的竞争。现在平均投在新的起调节作用的较好的B级土地上的资本量就成为标准；当我们说土地的不同肥力时，也是假定每英亩使用了这种新的标准的资本量。

　　另一方面，很清楚，这种平均投资，例如英国1848年以前每英亩8镑，1848年以后每英亩12镑，在缔结租约时会当做标准。对投资超过标准的租地农场主来说，超额利润在租约有效期间是不会转化为地租的。租约满期后，它会不会转化为地租，取决于那些能够进行同样的额外投资的租地农场主的竞争。这里不谈那种永久性的、在资本支出相等甚至减少时也能继续保证产量增加的土地改良。这种改良虽然是资本的产物，但起着和土地性质的自然差异完全相同的作用。

　　因此，我们知道，在级差地租II中，有一个因素必须加以考虑，这个因素在级差地租I本身中没有表现出来，因为不管每英亩标准投资额有怎样的变动，级差地租I都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这个因素，一方面，在于起调节作用的A级土地上的各个投资的各个结果变得模糊不清；A级土地的产量，现在不过表现为每英亩的标准平均产量。另一方面，在于每英亩投资的标准最低限额或平均量发生变动，以致这种变动表现为土地的特性。最后，在于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形式的方式有了差别。

　　其次，同表I及表II相比，表VI现在表明，谷物地租比表I增加一倍以上，比表II增加1(1/5)夸特；货币地租和表I相比，增加一倍，和表II相比，却没有变化。如果（在其他各种假定相同的条件下）追加资本有更大的部分投在较好的各级土地上，另一方面也就是说，如果追加资本在A级土地上所发生的作用减少，以致A级土地每夸特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提高，那么，货币地租就会显著增加。

　　如果资本追加所带来的肥力的提高在各级土地上发生不同的作用，那就会引起各级土地级差地租的变动。

　　无论如何已经证明，在生产价格因追加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而下降时——也就是在这种生产率提高的比例大于资本预付增加的比例时——，每英亩的地租，例如在投资增加一倍时，不只是能够增加一倍，而且能够增加一倍以上。但是，如果生产价格因A级土地的生产率提高得更快而下降得更低，那么，每英亩的地租也可能下降。

　　例如我们假定B和C的追加投资不是和A的追加投资按相同的比例提高生产率，以致对B和C来说比例差额减少，产量的增加就弥补不了价格的下降，这样，和表II相比，D的地租将会增加，B和C的地租则会减少。

　　最后，如果在肥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的条件下，在较好土地上比在A级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追加资本，或者，如果在较好土地上的各追加投资的生产率提高，那么，货币地租就会增加。在这两个场合，差额都会增加。

　　如果由追加投资引起的改良会全面或部分减少差额，并且对A的影响大于对B和C的影响，那么，货币地租就会下降。最好土地的生产率的增加越小，它就下降得越多。谷物地租是增加、下降还是不变，则取决于影响的不平衡的程度。

　　如果各级土地的追加肥力的比例差额不变，但在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比在无租土地A上，在提供地租较多的土地上比在提供地租较少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资本，或者如果追加资本相等，但和A级土地相比，较好土地和最好土地上的肥力增加得更多，那么，货币地租就会提高，谷物地租也会提高，提高的程度同较高级土地上肥力增加超过较低级土地上肥力增加的程度成比例。

　　但是，在所有情况下，如果增长的生产力是资本增加的结果，不单纯是投资不变时肥力提高的结果，那么，地租就会相对地提高。这是绝对的观点，它表明，在这里和以前的所有情况一样，地租和每英亩的已经增加的地租（和级差地租I中就全部耕地面积计算的平均总地租的量一样），都是土地上投资增加的结果，而不管这种投资是在价格不变或下降时以不变的生产率发生作用，还是在价格不变或下降时以降低的生产率发生作用，还是在价格下降时以提高的生产率发生作用。因为，我们假定，价格在追加资本的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不变，或价格在生产率不变、降低或提高时下降，而这个假定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假定：价格不变或下降时追加资本的生产率不变，价格不变或下降时生产率降低，价格不变和下降时生产率提高。虽然在所有这一切场合，地租可以不变和下降，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资本的追加使用不是肥力增加的条件，地租就会下降得更厉害。因此，资本追加总是地租相对高昂的原因，虽然地租会绝对地下降。

第四十三章 级差地租II—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结论

　　〔生产价格的上涨是以不支付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率的降低为前提的。只有当投在A上面的镑所生产的不到1夸特，5镑所生产的不到2夸特时，或者必须耕种比A更坏的土地时，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才会高于每夸特3镑。

　　在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或提高时，上述情况只有在第一次镑投资的生产率已降低的场合，才是可能的。这样的情况是经常会发生的。例如，因浅耕而地力枯竭的表土，用旧的耕作方法，只会提供不断减少的收获，这时用深耕方法犁起深层土，通过比较合理的耕作，就会提供比以前多的收获。但严格地说，这种特殊情况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对较好土地来说，甚至假定那里发生类似情况时，第一次镑投资的生产率的下降，也会引起级差地租I的下降；但在这里，我们只考察级差地租II。不过，如果不是假定存在着级差地租II，以上这种特殊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并且这种情况事实上表现为级差地租I的一种变形对级差地租II的反作用，所以，我们要举例说明。

　　货币地租和货币收益，都和表II一样。已提高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恰好弥补减少了的产量；因为二者按相反的比例变动，所以，二者的积不变。

　　上例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力比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高。如果我们假定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只和第一次投资原有的生产率相同，情况还是一样，如下表：

　　在这里，生产价格按同一比例上涨，这也使得生产率的降低在收益和货币地租方面都充分得到补偿。

　　第三种情况，只有在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下降，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时（在第一和第二两种情况下，我们总是这样假定），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出现。在这里，级差地租I不受影响，只是由级差地租II产生的那个部分有变化。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在第一例中，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到原来的；在第二例中，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到原来的。

　　表IX和表VIII相同，不过在表VIII中是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在表IX中是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表X中的总收益、货币地租和地租率，也和表II，表VII，表VIII中的相同，因为产量和售价又按相反的比例变动，而投资不变。

　　生产价格上涨时的另一种可能的情况，即一向不值得耕种的较坏土地现在已被开垦的情况，又怎样呢？

　　我们假定有这样一种土地（我们用a来表示）参加竞争。因此，那个一向无租的土地A也将提供地租，于是以上的表VII、表VIII和表X，将取得如下的形式：

　　由于a级土地的加入，产生了一种新的级差地租I，因此在这个新的基础上，级差地租II也会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上述三表的每一个表中，a级土地各有不同的肥力；按比例增加的肥力序列，只是从A级土地开始。地租的上升序列，也与此相适应。从前无租而现在有租的最坏土地的地租，形成一个不变数，被简单地加在一切较高的地租上；只有减去这个不变数，才会清楚地表现出一切较高地租上的差额的序列，以及这种序列和各种土地的肥力序列的平行状态。在所有这些表上，由A到D的肥力之比是1∶2∶3∶4；与此相应，各级地租的比：

　　，在表Xa中是。

　　总之，如果A的地租＝n，并且肥力较高一级的土地的地租＝n＋m，序列就是：n∶n＋m∶n＋2m∶n＋3m等等。——弗·恩·〕

　　〔因为上述第三种情况，在手稿上只有一个标题，没有详细阐述，所以编者的任务，是像上面那样尽力予以补充。此外，编者还要根据以上关于级差地租II包含的三种主要情况和九种派生情况的全部研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但手稿所举的各例是不大适合这个目的的。第一，这些例子中加以比较的各级土地，在面积相等时它们的收益之间的比是1∶2∶3∶4；因此，差额一开始就已经过分夸大，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作出各种假定和计算时，会导出十分不近情理的数值。第二，这些例子会引起完全错误的假象。如果肥力程度成1∶2∶3∶4之比，地租成0∶1∶2∶3的序列，人们立即就会认为，可以从第一个序列推出第二个序列，并以总收益的二倍、三倍等等来说明地租的二倍、三倍等等。但这是完全错误的。甚至当肥力程度的比是n∶n＋1∶n＋2∶n＋3∶n＋4时，地租的比也会是0∶1∶2∶3∶4；地租之比和肥力程度之比并不成比例，而是和以无租土地作为零计算的肥力差额之比成比例。

　　手稿上的表是为说明正文而必须列举的。但为了给以下的研究结果提供一个一目了然的根据，我在下面举出一系列新表，在这些表中，收益是以蒲式耳（夸特或36.35公升）和先令（＝马克）计算的。

　　第一个表（表XI）相当于以上的表I。其中列举五级土地A—E的收益和地租，第一次投资50先令，加上利润10先令，形成每英亩的总生产费用＝60先令。谷物收获量定得很低，每英亩10、12、14、16、18蒲式耳。由此得到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是每蒲式耳6先令。

　　以下的13个表相当于本章及前二章论述的级差地租II的三种情况，假定同一土地每英亩的追加投资为50先令，生产价格不变，下降，或上涨。这三种情况中的每一种情况，又按照第二次投资和第一次投资相比时生产率1. 不变，2. 降低，或3. 提高的不同情况分别加以说明。这里得出了几个还特别可以用图表来说明的变例。

　　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这时我们得到：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II）。

　　变例2：生产率降低。这种情形只能发生在A级土地上没有第二次投

　　资的时候。这样一来，或者

　　（a）B级土地也不提供地租（表XIII），或者

　　（b）B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表XIV）。

　　变例3：生产率提高（表XV）。这个情况也排除A级土地上的第二次投资。

　　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我们得到：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VI）。

　　变例2：生产率降低（表XVII）。

　　这两个变例都假定A级土地退出竞争，B级土地变成无租土地，并且调节生产价格。

　　变例3：生产率提高（表XVIII）。在这里A级土地仍起调节作用。

　　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这时可能有两种方式：或者A级土地仍然是无租的，并且仍然起调节价格的作用；或者比A级更坏的土地加入竞争，并调节价格，因此A级土地也提供地租。

　　第一种方式：A级土地仍然起调节作用。

　　变例1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IX）；在我们的假定下，这个情况只有在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时才会发生。

　　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表XX）；这种情况并不排除第一次投资生产率不变的现象。

　　变例3：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表XXI）；这又假定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第二种方式：一种较坏的土地（以a表示）加入竞争；A级土地提供地租。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表XXII）。

　　变例2 ：生产率降低（表XXIII）。

　　变例3 ：生产率提高（表XXIV）。

　　这三个变例都符合问题的一般条件，无须进一步加以说明。

　　现在列表如下：

　　在同一土地上有第二次投资时：

　　第一种情况：生产价格不变。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A级土地没有第二次投资。

　　1. B级土地变为无租土地：

　　2. B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

　　变例3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A级土地在这里也没有第二次投资。

　　第二种情况：生产价格下降。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A级土地退出竞争，B级土地变为无租土地。

　　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A级土地退出竞争，B级土地变为无租土地。

　　变例3：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A级土地仍参加竞争。B级土地提供地租。

　　第三种情况：生产价格上涨。

　　A. A级土地仍然是无租的，并仍起调节价格的作用。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这要假定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变例2 ：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这并不排斥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变例3：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按照假定，这要求第一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B. 一种较坏的土地（用a表示）起调节价格的作用，因而A级土地也提供地租。这种情形，对所有的变例来说，都允许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变例1：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不变。

　　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下降。变例3：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提高。

　　从以上各表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把没有地租的起调节作用的土地作为零点，地租序列恰好与肥力差额序列成比例。对地租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绝对的收益，而只是收益的差额。无论各级土地每英亩分别提供1、2、3、4、5蒲式耳，还是提供11、12、13、14、15蒲式耳产品，地租在这两种情况下形成的序列，都是0、1、2、3、4蒲式耳或与此相应的货币额。

　　但是，这个结论，就同一土地上反复进行投资的总地租额来说，是更重要得多的。

　　在以上研究的13例中，有5例地租总额都在投资增加一倍时增加一倍。不是10×12先令，而是10×24先令＝240先令。这五例是：

　　第一种情况，价格不变，变例1：生产按等速度增长（表XII）。

　　第二种情况，价格下降，变例3：生产按加速度增长（表XVIII）。

　　第三种情况，价格上涨，第一种方式（A级土地仍起调节作用）所包括的所有3个变例（表XIX，XX，XXI）。

　　有4例地租增加一倍以上。这4例是：

　　第一种情况，变例3，价格不变，但生产按加速度增长（表XV）。地租总额增加到330先令。

　　第三种情况，第二种方式（A级土地提供地租）所包括的所有3个变例（表XXII，地租＝15×30＝450先令；表XXIII，地租＝5×20＋ 10×28＝380先令；表XXIV，地租＝先令）。

　　有一例地租总额增加了，但不是增加第一次投资提供的地租额的一倍：

　　第一种情况，价格不变，变例2：第二次投资的生产率降低，不过是以B级土地不是完全没有地租为条件的（表XIV，地租＝4×6＋6× 21＝150先令）。

　　最后，只有3例是，一切土地合计的地租总额，在进行第二次投资时，和第一次投资时（表XI）一样。在这几例中，A级土地退出竞争，B级土地成了起调节作用的无租土地。因此，不仅B级土地的地租会消失，而且这一地租还会从地租序列中每一后续等级中扣减；结果就是由此而来的。这几例是：

　　第一种情况，变例2，那里的条件是，A级土地要被排挤（表XIII）。地租总额是6×20，因而＝10×12＝120，和表XI一样。

　　第二种情况，变例1和变例2。在那里，按照假定，A级土地也必然被排挤（表XVI和表XVII），地租总额也是6×20＝10×12＝120先令。

　　这也就是说，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中，就大多数情况来说，由于土地投资增加，每英亩有租土地的地租，特别是地租总额都会增加。在我们研究过的13例中，只有3例地租总额不变。在这3例中，最坏的、一向无租的、起调节作用的土地退出竞争，高一级的土地代替了它的位置，成为无租土地。但就在这3例中，最好的土地的地租同第一次投资产生的地租相比也增加了。当C的地租由24先令减少到20先令时，D和E的地租则由36先令和48先令增加到40先令和60先令。

　　总地租下降到低于第一次投资的地租水平（表XI）的情形，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A级土地和B级土地都退出竞争，C级土地起调节作用并且变为无租土地。

　　可见，只要已耕种的土地仍有竞争能力，土地上使用的资本越多，一国的农业和整个文明越发展，每英亩的地租和地租总额就增加得越多，社会以超额利润形式付给大土地所有者的贡赋也就越多。

　　这个规律说明了大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可惊的顽强生命力。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浪费；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竟有权要求维持一种传统的“适合身份”的奢侈生活，而不管挥霍掉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也不像他们那样可以放心大胆地负债累累。他们总会再站住脚，因为别人在土地上的投资为他们提供地租，并且这种地租远远超过资本家从土地取得的利润。

　　但是，这个规律也说明，为什么大土地所有者的这种顽强生命力会逐渐枯竭。

　　当英国谷物关税⁶⁸在1846年废除时，英国的工厂主们都以为，这样一来，他们会把土地贵族变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但实际不是这样，土地贵族反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非常简单。第一，从那以后，租地农场主必须按照契约每年对每英亩投资12镑，而不是8镑。第二，在下院也拥有很多代表的地主们，批给自己一笔巨大的国家补助金，用于土地的排水及其他永久性的改良。因为最坏土地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至多不过改为别的用途，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也只是暂时的现象，所以，地租就与投资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了，土地贵族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了。

　　但是，一切都是短暂的。横渡海洋的轮船，南北美洲和印度的铁路，使一些十分特别的地带能够参加欧洲谷物市场上的竞争。一方面，有北美的大草原、阿根廷的潘帕斯草原，这些草原是天然宜于开垦的；这些处女地，甚至用原始的耕作方法，不施肥料，也能够连年得到丰收。此外，还有俄罗斯和印度的共产主义公社³²⁸的土地，这些公社为了获得纳税的钱（这种税是暴虐的国家专制制度经常用酷刑逼迫它们交纳的），必须卖掉它们的一部分产品，并且这部分产品越来越增多。出售这种产品，不考虑生产费用的多少，而是按照商人出的价钱，因为在支付期限到来时，农民无论如何要得到货币。欧洲的租地农场主和农民在地租维持原样的情况下，当然竞争不过这种草原处女地以及屈服于赋税重压的俄罗斯和印度的农民。一部分欧洲土地就从种植谷物的竞争中完全退出来；地租到处都在下降；我们列举的第二种情况的变例2（价格下降，追加投资的生产率也下降）成了欧洲的通例。因此，从苏格兰到意大利，从法国南部到东普鲁士，到处都听得到地主的怨言。值得庆幸的是，所有草原还远没有全被开垦；还留有足够数量的草原可以使欧洲所有大地主以及小地主遭到破产。——弗·恩·〕

　　对地租进行考察的各个项目如下：

　　A. 级差地租。

　　1. 级差地租的概念。以水力作为例解。过渡到真正的农业地租。

　　2. 由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产生的级差地租I。

　　3. 由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产生的级差地租II。关于级差地租II，要研究以下各种情况：

　　（a）生产价格不变；

　　（b）生产价格下降；

　　（c）生产价格上涨。

　　还要研究：

　　（d）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4. 这一地租对利润率的影响。

　　B. 绝对地租。

　　C. 土地价格。

　　D. 关于地租的结论。

　　对级差地租进行的考察，可以得出如下一般的结论：

　　第一，超额利润可以按不同的途径形成。一方面，是以级差地租I为基础，也就是说，以全部农业资本投入由肥力不同的各级土地构成的土地面积为基础。其次，作为级差地租II，是以同一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有不同的级差生产率为基础，也就是说，在这里，和最坏的、无租的、但调节生产价格的土地上的等量投资相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例如，表现为若干夸特小麦。但是，不论这种超额利润是怎样产生的，它所以转化为地租，从而由租地农场主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总是具有下列先决条件：各个连续投资的各部分产品所具有的不同的实际的个别生产价格（与一般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无关），已事先平均化为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一英亩产品的一般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超过其个别的平均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形成每英亩的地租，并成为每英亩地租的尺度。就级差地租I来说，级差结果本身就是可以区别的，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互相分开的、彼此靠近的土地上，在假定每英亩进行标准投资以及与此相应地进行标准耕种的情况下形成的。就级差地租II来说，必须使级差结果先变成可以区别的，实际上必须使它再转化为级差地租I，而这一点只有按照上述的方法才能做到。例如，我们来看第226页⁽¹⁾上的表III。

　　B级土地第一个镑的投资每英亩产生2夸特，第二个同样大的投资每英亩产生夸特；在同一英亩上合计产生夸特。就这个从同一土地产生的夸特来看，看不出其中哪一部分是第一个投资的产物，哪一部分是第二个投资的产物。事实上，它们是总资本5镑的产物；实际情况只是，一个镑的资本产生2夸特，一个5镑的资本却不是产生4夸特，而是产生夸特。即使5镑产生4夸特，从而两个投资的产量相等，或者甚至产生5夸特，从而第二个投资产生1夸特的余额，情形也完全一样。前2夸特的生产价格是每夸特1(1/2)镑，后1(1/2)夸特的生产价格是每夸特2镑。因此3(1/2)夸特总计的费用是6镑。这是总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平均计算是每夸特1镑14(2/7)先令，就是说约为1(3/4)镑。按A级土地决定的一般生产价格3镑计算，这一个别生产价格会提供每夸特1(1/4)镑的超额利润，3(1/2)夸特合计4(3/8)镑。按B级土地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这体现在约11夸特中。也就是说，B级土地的超额利润体现在B的一部分产品中，即1(1/2)夸特中，而这就是以谷物来表现的地租；按一般生产价格计算，这些谷物要卖4(1/2)镑。但是相反地，B级土地一英亩比A级土地一英亩多余的产品，并不直接就是超额利润的表现，因此也并不直接就是超额产品的表现。按照假定，B级土地每英亩生产3(1/2)夸特，A级土地每英亩只生产1夸特。所以，B级土地一英亩的多余的产品是2(1/2)夸特，但超额产品却只是1(1/2)夸特；因为B级土地上的投资，比A级土地上的投资多一倍，生产费用也多一倍。如果A级土地同样有5镑投资，生产率不变，它的产品就是2夸特，而不是1夸特，由此可见，实际的超额产品，并不是由3(1/2)和1比较，而是由3(1/2)和2比较得出来的。所以，超额产品不是2(1/2)夸特，而只是1(1/2)夸特。其次，如果B级土地的第三个投资2(1/2)镑只生产1夸特，因而和A级土地的情况一样，这1夸特要费3镑，它的出售价格3镑就只够弥补生产费用，只提供平均利润，而不提供超额利润，因此也就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转化为地租。任何一级土地每英亩的产量和A级土地每英亩的产量相比较时，既看不出它是同额投资的产品还是较大投资的产品；也看不出，追加产品是只够补偿生产价格，还是产生于追加资本的较高的生产率。

　　第二，在我们考察新的超额利润的形成时，追加投资的界限是只够补偿生产费用的投资，就是说，这个投资生产1夸特的费用和A级土地一英亩上同额投资生产1夸特的费用相等，按照假定是3镑。在追加投资的生产率降低时，根据前面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B级土地每英亩总投资不再提供地租的界限是，B级土地每英亩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已上涨到A级土地每英亩的生产价格。

　　如果B级土地上追加的投资只能补偿生产价格，而不提供超额利润，也不形成新的地租，这虽然会提高每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但不会影响以前投资所形成的超额利润或地租。因为平均生产价格总是低于A级土地的生产价格，并且当每夸特价格的余额减少时，夸特数将按相同的比例增加，所以价格的全部余额仍然不变。

　　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最初两个投资5镑在B级土地上生产夸特，因而按照假定，地租是夸特＝镑。如果有第三个投资镑加进去，它只生产出追加的1夸特，那么，总生产价格（包括20%的利润）夸特＝9镑，每夸特的平均价格＝2镑。所以，B级土地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已由镑增加到2镑，和A级土地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相比，每夸特的超额利润也已由镑减少到1镑。但镑，和以前镑完全一样。

　　假定再有第四个和第五个追加的投资各镑投在B级土地上，这两个投资只是按一般的生产价格各生产1夸特，那么，每英亩的总产量现在就是夸特，它的生产费用是15镑。对B级土地来说，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已由2镑再增加到镑，和A级土地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相比，每夸特的超额利润，已由1镑再减少到9/13镑。但这9/13镑现在是按6(1/2)夸特计算，而不是按4(1/2)夸特计算。9/13×6(1/2)＝1×4(1/2)＝4(1/2)镑。

　　首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情况下，不必提高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就可以在各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投入追加资本，甚至直到追加资本完全不提供超额利润，而只提供平均利润时为止。其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这里，不管每夸特的超额利润怎样减少，每英亩的超额利润总额还是不变；这种减少，会不断由每英亩生产的夸特数目的相应增加而得到补偿。要使平均生产价格提高到一般生产价格的水平（因此，在这里，对B级土地来说，就是上涨到3镑），必须追加投资，而这种追加资本的产品的生产价格要高于3镑这一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但是，我们将看到，单是这样也不足以直接使B级土地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提高到和一般生产价格3镑相等的程度。

　　我们假定B级土地：

　　1. 按以上所说的生产价格6镑，生产3(1/2)夸特。这是两个各2(1/2)镑的投资；这两个投资都形成超额利润，不过是按下降的水平形成的。

　　2. 再按3镑生产1夸特；这个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相等。

　　3. 再按4镑生产1夸特；这个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比起调节作用的价格高33(1/3)%。

　　这样，我们已由10(7/10)镑的投资，按13镑，每英亩生产5(1/2)夸特；投资额比原来的投资额增加了三倍，但产量比第一个投资的产量增加还不到两倍。夸特按13镑计算，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是镑。所以，在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为3镑时，每夸特有镑的余额可以转化为地租。按起调节作用的价格3镑出售，夸特卖镑，减去生产费用13镑，还有超额利润或地租镑。这镑，按B级土地现在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也就是按每夸特镑计算，代表夸特。货币地租下降了1镑，谷物地租下降了大约夸特，但是，尽管B级土地上的第四个追加投资不仅不生产超额利润，而且达不到平均利润，可是超额利润和地租仍然存在。我们假定，不仅第三个投资，而且第二个投资也是按照超过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的价格进行生产的，因此总生产是：按6镑生产夸特＋按8镑生产2夸特，总共按14镑生产费用生产夸特。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是镑，还留下镑的余额。这夸特按3镑出售，得镑；减去14镑的生产费用，还留下镑作为地租。按B现在的平均生产价格计算，这等于夸特。所以，总还是留有地租，虽然比以前少。

　　无论如何，这种情况表明，在有追加投资的较好土地上的产品的费用超过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时，地租不会消失，至少在实践上允许的界限以内是这样，不过必然会减少，并且这种减少一方面同这种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在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成比例，另一方面同这种资本的生产率的降低成比例。这种资本的产品的平均价格，总还是低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所以总还是会留下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额利润。

　　现在我们假定，由于连续四次投资（镑，镑，5镑，5镑）的生产率的逐步降低，B每夸特的平均价格和一般的生产价格是一致的。

　　在这里，租地农场主是按照每夸特的个别生产价格出售每一夸特的，所以，夸特总数额是按照每夸特的平均生产价格出售的，而这个平均生产价格是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3镑一致的。所以，他仍然为他的15镑资本取得了20%的利润＝3镑。但地租已消失。当每夸特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这样拉平时，余额到哪里去了呢？

　　第一次投资2(1/2)镑的超额利润是3镑；第二次投资2(1/2)镑的超额利润是1(1/2)镑；因此预付资本的1/3即5镑的超额利润，总计为4(1/2)镑＝90%。

　　第三次投资5镑不但没有产生超额利润；它的产品1(1/2)夸特，按照一般生产价格出售，还会产生1(1/2)镑的负数。最后，第四次投资5镑的产品1夸特，按照一般生产价格出售，又会产生3镑的负数。所以，这两次投资一共产生4(1/2)镑的负数，同第一次和第二次投资产生的超额利润4(1/2)镑相等。

　　超额利润和负利润互相抵消了。因此，地租消失了。但事实上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剩余价值中形成超额利润或地租的要素，现在已经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租地农场主靠牺牲地租，才由15镑赚到3镑或20%的平均利润。

　　B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平均化为A的一般的调节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的：前几次投资的产品的个别价格低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而形成的差额，越来越为以后几次投资的产品的个别价格高于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而形成的差额所抵消，最后完全拉平。前几次投资的产品本身出售时表现为超额利润的东西，会逐渐变为它们的平均生产价格的一部分，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直到最后完全被平均利润所吸收。

　　如果投在B上面的资本不是15镑，只是5镑，并且上表中追加的夸特，是由于按每英亩投资镑新耕种A级土地英亩而生产出来的，那么，投入的追加资本就只是镑，因而，为生产这6夸特而用在A和B上面的总支出也只是镑，而不是15镑，这6夸特的总生产费用（包括利润）也只是镑。这6夸特仍然总共卖18镑，不过投资已减少镑，而B的地租仍然是每英亩镑。如果追加的夸特必须靠比A更坏的土地，例如A-1，A－2来生产，情况就会不同，这样一来，对A-1级土地的夸特来说，每夸特的生产价格＝4镑，而对最后1夸特，即A-2级土地所生产的1夸特来说，生产价格＝6镑。这时，6镑就会成为每夸特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B级土地的夸特就会卖21镑，而不是镑，所提供的地租就会是15镑，而不是镑；以谷物计算，是夸特，而不是夸特。同样，A级土地每夸特现在也会提供3镑的地租＝夸特。

　　在我们进一步论述这点以前，还要指出一点。

　　只要总资本中生产1(1/2)夸特余额的部分，为总资本中生产1(1/2)夸特负额的部分所抵消，B级土地1夸特的平均价格就会通过互相拉平而形成，而与由A调节的一般的生产价格每夸特3镑相一致。至于这种平均化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或者说，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有多少资本以不足的生产力投在B级土地上，那么，在前几次投资的超额生产率已定的情况下，这取决于以后几次投资的生产率同最坏的起调节作用的土地A上的等量投资相比相对不足的情况，或者说，取决于以后几次投资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相比的情况。

　　根据以上所述，首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只要各追加资本是以超额生产率投在同一土地上，即使这种生产率越来越下降，每英亩的绝对的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也会增加，虽然相对地即和预付资本相比（即超额利润率或地租率）会降低。在这里，界限是由这样一种追加资本形成的，这种追加资本只提供平均利润，或它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是一致的。在这些情况下，生产价格将不变，除非比较坏的土地的生产由于供给增加而变为多余。甚至价格下降时，这些追加资本在一定界限内仍然能生产超额利润，虽然是减少了的超额利润。

　　第二，只生产平均利润、其超额生产率＝0的追加投资，决不会改变现有的超额利润量，从而也不会改变地租量。因此，较好的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将会提高；每夸特的余额减少了，但提供这个减少了的余额的夸特数却增加了；因此，二者的积将不变。

　　第三，如果追加投资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超过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因此，追加投资的超额生产率不仅＝0，而且比零小，是一个负数，也就是说，比同额投资在起调节作用的A级土地上的生产率还小，那么，追加投资就会使较好土地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价格越来越接近一般生产价格，因而越来越减少二者间形成超额利润或地租的差额。原来形成超额利润或地租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多地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但投在B级土地一英亩上的总资本将继续提供超额利润，虽然它会随着生产率不足的资本的总量的增加而减少，并且会按生产率不足的程度而减少。在资本增加，生产增加时，这里每英亩的地租将绝对下降，而不是像在第二种情况下那样，只是相对地即同投资的增加量相比会下降。

　　只有当较好土地B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一致时，地租才会消失。这时，生产率较高的前几次投资的超额利润，就会全部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

　　每英亩地租的下降是以地租归于消失的那个点为最低界限的。但是，并不是一当追加投资以不足的生产率进行生产时就达到了这个点，而是在下述情况下才达到这个点，即生产率不足的追加投资已够多了，以致它们的作用足以抵消前几次投资的超额生产率，所投总资本的生产率已经和A级土地的资本的生产率相等，B级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已经和A级土地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相等。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地租已经消失，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每夸特3镑，仍然不变。只是或者由于追加资本生产率不足的程度已经增加，或者由于具有同一不足生产率的追加资本量已经加大，才必然会使生产价格的提高超过这个点。例如，在前面第265页⁽²⁾的那个表内，如果在同一土地上按每夸特4镑生产出来的是2(1/2)夸特，而不是1(1/2)夸特，那么，合计7夸特的生产费用就是22镑；每夸特的费用就是3(1/7)镑，比一般生产价格贵1/7镑。因此，一般生产价格必须提高。

　　因此，直到最好土地的每夸特的个别平均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变得相等，直到后者超过前者的余额完全消失，从而超额利润和地租完全消失以前，还可以长时期使用生产率不足的、甚至生产率越来越不足的追加资本。

　　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当较好土地的地租消失时，它们的产品的个别平均价格只不过和一般生产价格一致，因此一般生产价格仍不需要提高。

　　在以上的例子中，在较好土地B——但它在较好土地或有租土地的序列中处于最低的等级——上，3(1/2)夸特是由一个具有超额生产率的5镑资本生产出来的，2(1/2)夸特是由一个具有不足生产率的10镑资本生产出来的，合计6夸特；所以，5/12是由后面这些生产率不足的资本部分生产出来的。并且只有达到这个点，这6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才提高到每夸特3镑，因此和一般的生产价格一致。

　　但是在土地所有权规律的支配下，后面这2(1/2)夸特是不能用这种方式按每夸特3镑生产的，除非它们能在2(1/2)英亩新的A级土地上生产出来。追加资本尚能按一般生产价格来进行生产的情况形成一个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同一土地上的追加投资就必须停止。

　　这就是说，租地农场主一旦要对前两次投资支付4(1/2)镑的地租，他就要继续支付这个地租，并且每夸特生产费用高于3镑的每次投资，都会使他的利润减少。这样一来，在生产率不足的场合下，个别平均价格的平均化就遇到阻碍。

　　我们再就上例来研究一下这种情形。在这个例子中，A级土地每夸特3镑的生产价格，对B级土地来说，起着调节价格的作用。

　　前两次投资所生产的夸特的生产费用，对租地农场主来说，同样是每夸特3镑，这时他要支付镑的地租，结果，他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不是流进他的腰包。因此，对他来说，前两次投资的产品的价格余额，不能用来弥补第三次投资和第四次投资产量上的不足。

　　第三次投资所产生的夸特的费用，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是6镑（包括利润在内）；但在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为每夸特3镑时，他只能把这夸特卖镑。所以，他不仅会失掉全部利润，而且除此以外还要损失镑，即所投资本5镑的10%。就第三次投资来说，他的利润和资本的损失是镑；就第四次投资来说，他的利润和资本的损失是3镑，合计是4(1/2)镑，恰好和前面两次较好的投资的地租相等。但前面那两次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不能作为平均化因素进入B的总产品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因为它的余额要继续作为地租交给另一个人。

　　如果为了满足需要，有必要由第三次投资来生产追加的1(1/2)夸特，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必须上涨到每夸特4镑。由于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的这种提高，B的第一次投资和第二次投资的地租将增加，并且A也会形成地租。

　　因此，级差地租虽然只是超额利润到地租的一种形式上的转化，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把超额利润从租地农场主手里转到自己手里，但是我们还是会发现，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或者说同一地块上投资的增加，在资本的生产率下降和起调节作用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将会更早得多地遇到它的界限，就是说，由于超额利润到地租的纯粹形式上的转化（这是土地所有权的结果）而在事实上或多或少遇到一种人为的界限。因此，在这里，一般生产价格的上涨（在这里，这种上涨在界限比往常变得更狭小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不仅是级差地租上涨的原因，而且级差地租作为地租的存在同时又是一般生产价格更早、更迅速地上涨的原因。通过这种上涨，便保证了已成为必要的追加产品的供给。

　　此外，还要说明一点：

　　如果A级土地通过第二次投资提供的追加产品低于4镑，或者，如果有一种比A更坏的新的土地加入竞争，它的生产价格虽然超过3镑，但低于4镑，那么，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就不能由于在B级土地上追加资本而像上例中那样提高到4镑。所以我们看到，级差地租I虽然是级差地租II的基础，但它们同时互为界限，这使得资本有时连续投在同一块土地上，有时并行地投在新追加的土地上。在别的情况下，例如在有较好土地加入序列时，它们也同样会互为界限。

(1) 见本卷第776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827页。——编者注
[327]　恩格斯在此表和第VIII、IX和X表中得出的240%这一结果，是按B、C、D三类土地的地租率平均计算的。如果按A、B、C、D四类土地计算，这一平均数字为180%。见本卷第811页上的表I。——803。
328 　关于印度公社的情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13—415页。——820、889、993。

第四十四章　最坏耕地也有级差地租

　　假定对谷物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且供给只能通过提供地租的土地上生产率不足的连续投资，或者通过A级土地上生产率也不断降低的追加投资，或者通过比A更坏的新地上的投资来满足。

　　让我们把B级土地，作为提供地租的土地的代表。

　　追加的投资，要求市场价格提高到一向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每夸特3镑）以上，以便使1夸特（在这里，它可以代表100万夸特，1英亩可以代表100万英亩）的追加生产在B级土地上成为可能。这样，在C和D等地租最高的各级土地上也能得到追加产品，但只是在超额生产力不断减低的情况下得到的，可是我们假定，B的1夸特是满足需求所必需的。如果这1夸特通过B上的资本追加来生产，能够比通过A上的等量资本追加，或通过耕种更坏的A₋₁级土地来生产更便宜（例如A₋₁级土地只能按4镑生产1夸特，而A上的追加资本已能按3(3/4)镑生产1夸特），那么B上的追加资本，就会调节市场价格。

　　A和以前一样已经按3镑生产了1夸特。B也和以前一样已经按个别生产价格总共6镑，总共生产了3(1/2)夸特。如果现在再要生产1夸特，在B上必须追加4镑生产费用（包括利润），而在A上用镑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不言而喻，这1夸特将由A来生产，而不是由B来生产。因此，我们假定，这1夸特在B上可以用镑追加生产费用生产出来。在这个场合镑就成为整个生产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这样，B就可以按镑出售自己的产品夸特了。其中有前夸特的生产费用6镑和后1夸特的生产费用镑，共计镑。剩下来作为地租的超额利润＝镑，而以前只是镑。在这个场合，A一英亩也会提供地租镑；但是，调节生产价格镑的，已不是最坏土地A，而是较好土地B了。这里当然是假定，和以前已耕的土地有同样有利位置的新的A级土地，已经没法弄到，因此必须按更大的生产费用，对已耕的一块A级土地进行第二次投资，或耕种更坏的土地A-1。只要级差地租II通过连续的投资而产生出来，上涨的生产价格的界限，就能够由较好土地来调节；这时，构成级差地租I的基础的最坏土地也能够提供地租。因此，单纯就级差地租来说，所有的已耕地都会提供地租。这样，我们就会得出如下两个表，其中我们把生产费用理解为预付资本加20%的利润之和，也就是每镑资本加镑利润，合计3镑。

　　这是B级土地上还没有投入那个只提供1夸特的3(1/2)镑新投资以前的情况。有了这个投资以后，情况如下：

　　〔这里的计算，又是不完全正确的。B的租地农场主为4(1/2)夸特付出：第一，9(1/2)镑生产费用，第二，4(1/2)镑地租，合计14镑；平均每夸特＝3(1/9)镑。因此，他的总生产的这个平均价格，成了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按此计算，A的地租就是1/9镑，而不是1/2镑；B的地租和以前一样仍然是4(1/2)镑。4(1/2)夸特按每夸特3(1/9)镑计算＝14镑，其中9(1/2)镑是生产费用，剩下4(1/2)镑作为超额利润。由此可见，尽管数字必须改变，这个例子已经表明，已提供地租的较好土地，能够通过级差地租II来调节价格，因而所有的土地，包括以前无租的土地，都能够变成提供地租的土地。——弗·恩·〕

　　只要谷物的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上涨了，也就是说，只要起调节作用的土地上1夸特谷物变贵了，或某一级土地上起调节作用的投资增加了，那么，谷物地租就必然会增加。这就像各级土地都变得比较不肥沃了，例如用镑的新投资，都只生产出夸特，而不是生产出1夸特。这些土地上用同额投资多生产出来的谷物，都转化为体现超额利润从而体现地租的超额产品了。假定利润率仍然不变，租地农场主用他的利润所能买到的谷物就减少了。如果工资没有提高，那利润率可以仍然不变，这或是因为工资被压低到身体的最低限度，也就是说，被压低到劳动力的正常价值以下；或是因为工人的由工业供应的其他消费品相对地变得便宜了；或是因为工作日延长或强化，因而非农业生产部门的、但调节农业利润的利润率即使不提高，也保持不变；或是因为在农业上虽然投入同额的资本，但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

　　我们考察了第一种方法，即不耕种更坏的土地，地租也可以在以往最坏的土地A上产生的方法；也就是说，地租的产生是由于土地A的以往起调节作用的个别生产价格，和最后追加的资本以不足的生产力在较好土地上提供必要追加产品时所形成的新的更高的生产价格相比，有一个差额。

　　如果追加产品必须由A-1级土地来提供，而这种土地只能按4镑的费用提供1夸特，那么，A每英亩的地租就会提高到1镑。但是在这个场合，A-1就代替A成为最坏的耕地，而A就成为提供地租的土地序列中的最低一级。级差地租I也就发生变化。因此，这种情形不属于级差地租II的考察范围之内。级差地租II是由同一块土地上连续投资的不同生产率产生的。

　　但是，除此以外，级差地租还可以在A级土地上由两种方式产生。

　　一个场合是，在价格（任何一种价格，甚至和以前的价格相比已经下降的价格）保持不变时，追加的投资产生出超额生产率。很明显，正是在最坏土地上，在达到某一点以前，必然总是发生这种情形。

　　第二个场合是，与此相反，在A级土地上连续投资的生产率降低。

　　在这两个场合都假定，生产的增加是需求状况所决定的。

　　但是，在这里，从级差地租的观点来看，由于以前说明过的规律，即总生产（或资本总支出）中1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总是起决定的作用，所以产生了一个特别的困难。但A级土地与较好土地不同，对它来说，在其外部并不存在一个生产价格，使得各个新的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的平均化受到限制。因为A的个别生产价格，恰好就是调节市场价格的一般生产价格。

　　我们假定：

　　1. 在连续投资的生产力提高时，在A一英亩上，用5镑预付资本，相应地也就是6镑生产费用，可以生产出3夸特，而不是2夸特。第一次投资2(1/2)镑提供1夸特，第二次投资2(1/2)镑提供2夸特。在这个场合，6镑生产费用提供了3夸特，所以每夸特平均花费2镑；如果3夸特各按2镑出售，A就仍然不提供地租，发生变化的只是级差地租II的基础；2镑代替3镑成为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现在一个2(1/2)镑的资本，在最坏土地上，平均生产1(1/2)夸特，而不是1夸特了，并且现在对一切有2(1/2)镑投资的比较高级的土地来说，这是公认的生产率。从现在起，这些土地以前的超额产品，就有一部分要加入它们的必要产品的形成，而它们的超额利润有一部分要加入平均利润的形成。

　　另一方面，如果像在较好土地上那样进行计算（在那里，平均计算不会影响绝对的余额，因为对这种土地来说，一般生产价格是作为投资的界限规定的），那么， 第一次投资提供的1夸特就花费3镑，第二次投资提供的2夸特就不过各花费镑。因此，在A上就产生1夸特的谷物地租和3镑的货币地租，而3夸特是按旧价格共9镑出售的。如果再投入生产率和第二次投资相等的第三个资本镑，那么，用9镑生产费用就可生产总共5夸特。如果起调节作用的，仍然是A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那么，每夸特现在就必须按镑出售。平均价格就会再度下降，这并不是由于第三个投资的生产率有了新的提高，而只是由于加进了一个和第二次投资有相等的追加生产率的新的投资。A级土地上几个生产率较高但保持不变的连续投资，不会像在提供地租的土地上那样提高地租，但会相应地降低生产价格，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应地降低其他各级土地的级差地租。相反地，如果按3镑生产费用生产1夸特的第一次投资本身仍起调节作用，那么，这5夸特就会按15镑出售，A级土地以后的投资的级差地租就会等于6镑。把追加资本加到A的一英亩上，不论在什么形式上进行，在这里都会是一种改良，并且追加资本也会使原来的资本部分有更高的生产率。说资本的生产了1夸特，而其余生产了4夸特，那是荒谬的。每英亩9镑总是生产5夸特，而原来3镑只生产1夸特。至于这里会不会产生地租，产生超额利润，完全要看情况而定。通常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必然会下降。如果这种改良的、但需要更多费用的耕作方法所以会在A级土地上采用，只是因为在较好土地上也采用了这种耕作方法，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农业发生了普遍的革命，那么，情况就会是这样。因此，现在说到A级土地的自然肥力时，就要假定它是用6镑或9镑而不是用3镑来进行耕种的。如果提供该国大量供应品的A级土地的已耕地大多数采用了这种新的方法，那情况就更是这样。但是，如果这种改良最初只在A的一小部分面积上采用，那么，这个耕作得比较好的部分，就会提供超额利润，土地所有者就会迅速地把它的全部或一部分转化为地租，并把它作为地租固定下来。因此，如果需求和增长的供给齐头并进，地租就会随着这种新的耕作方法在A级土地的全部面积上的逐步推广，逐渐在一切A级土地上形成，超额生产率的成果就会根据市场状况，全部或部分地被没收。因此，在资本支出增大时，A的生产价格平均化为它的产品的平均价格，会由于这个增大的投资的超额利润被固定为地租而受到阻碍。在这个场合，和我们以前在较好土地上，在追加资本的生产力降低时所看到的情形一样，又是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介入会把生产价格提高，因此，级差地租就不单纯是由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引起的。对A级土地来说，这个情况会阻碍这两种价格的一致，因为它会阻碍A级土地的平均生产价格起调节生产价格的作用；因此它会保留一个高于必要水平的生产价格，并由此创造出地租。甚至在从国外自由输入谷物的时候，同样的结果也会发生或继续保持下去，因为租地农场主被迫把那种不提供地租，在由国外决定的生产价格下也能够在谷物生产上进行竞争的土地，用于其他用途（例如用做牧场），因此只有那种提供地租的土地，也就是每夸特的个别平均生产价格低于由国外决定的生产价格的土地，才会用在谷物生产上。总的说来，我们假定，在上述场合，生产价格将会降低，但不是一直降低到它的平均价格水平，而是比平均价格高，但低于最坏耕地A的生产价格，这样A级新地的竞争就会受到限制。

　　2.在追加资本的生产力降低时。假定A₋₁级土地只能按4镑来生产追加的1夸特，A级土地却能按3(3/4)镑，也就是按更便宜的费用生产追加的1夸特，但和它的第一次投资所生产的1夸特相比，还是贵了镑。在这个场合，A所生产的2夸特的总价格就＝镑；因此每夸特的平均价格就＝镑。生产价格将会提高，但只提高镑；如果把追加资本投入按镑生产1夸特的新的土地上，那么，生产价格就会再提高镑，达到镑，从而引起一切其他级差地租的相应提高。

　　因此，A每夸特镑的生产价格，就会平均化为A投资增加时的平均生产价格，并起调节的作用；它不会提供地租，因为没有超额利润。

　　但如果这个由第二次投资生产的1夸特按镑出售，那么，A级土地现在就会提供镑的地租，并且A级土地中没有进行追加投资，因而仍按3镑生产1夸特的各英亩，也会提供镑的地租。只要A还有未耕的地块存在，价格就只能暂时提高到镑。A的新地块加入竞争，将会把生产价格维持在3镑上，直到因位置有利而可以按少于镑的费用生产1夸特的A级全部土地都已耕种为止。这正是我们所要假定的，虽然土地所有者在有一英亩土地提供地租的时候，是不会让租地农场主不付地租就租到另一英亩土地的。

　　是生产价格平均化为平均价格，还是第二次投资的个别生产价格镑变成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这又取决于第二次投资在现有的A级土地上所达到的普遍程度。只有土地所有者赢得时间，把在需求满足以前以每夸特镑的价格所得到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固定下来，镑变成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这一情况才会发生。

　　关于在连续投资时土地生产率降低的情形，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³²⁹。我们已经看到，投资的超额生产力的递减，在生产价格不变的时候，会不断增加每英亩的地租，甚至在生产价格下降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但是一般地说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如果为了获得同一产品而必须投资，必须对以前无须付费的东西付费，那么，这个产品就总会变得相对昂贵。因为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补偿，只是指表现为一定生产资料的价值的补偿。作为要素加入生产但无须付代价的自然要素，不论在生产中起什么作用，都不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产，而是作为资本的无偿的自然力，也就是，作为劳动的无偿的自然生产力加入生产的。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无偿的自然力，像一切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如果这样一种本来无须付代价的自然力加入生产，那么，只要利用它提供出来的产品足以满足需要，它在价格的决定上就不会计算进去。但是，如果在发展的进程中，必须提供的产品比利用这种自然力所能生产出来的还要多，也就是说，如果必须在不利用这种自然力的情况下，或者说必须在人或人的劳动的协助下生产出这个追加产品，那么，一个新的追加的要素就会加入到资本中去。因此，要获得这个产品，就需要付出相对来说比较多的资本。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就会变得昂贵。

　　〔以下采自一本标明“开始于1876年2月中旬”的笔记本。³³⁰〕

　　级差地租和地租只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

　　所谓永久性改良，——这种改良通过各种方法来改变土地的物理性质，部分地也改变土地的化学性质，这是要花费资本的，可以看做是把资本并入土地，——几乎可以说，就是使一块位于一定的有限的地段上的土地，拥有另一块位于别的地段（往往就在邻近）上的土地所天然具备的那种属性。一块土地天然是平坦的，另一块必须加以平整；一块土地有天然的排水沟，另一块则需要人工排水；一块土地天然有很深的泥土层，另一块则必须用人工去加深；一块黏性土地天然含有适量的砂，另一块则只有靠人工造成这种情况；一块草地天然能保持湿润或覆盖一层湿土，另一块则必须通过劳动，或者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用语来说，必须通过资本，才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种确实令人发笑的理论，认为在一块靠人工获得相对优越性的土地上，地租是利息，而在另一块天然具有这种优越性的土地上，地租却不是利息。⁽¹⁾（事实上，问题被曲解为这样：因为在一个场合地租和利息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在另一个场合，当它们实际上不一致时，就必须把地租称做利息或谎称为利息。）但是土地在投资以后会提供地租，并不是因为已经在土地上进行了投资，而是因为这种投资已经使土地变成一个比以前有更高生产率的投资场所。假定一国的全部土地都需要这种投资，那么，每一块还没有得到这种投资的土地，就都必须首先通过这个阶段，而一块已经具有这种投资的土地所提供的地租（它在这种情况下提供的利息）也是级差地租，就像这块土地天然具有这种优越性，而另一块土地则必须靠人工才能获得这种优越性一样。

　　一旦投入的资本分期偿还，这种可分解为利息的地租也就会变成纯粹的级差地租。否则，同一个资本就必然要作为双重的资本而存在了。

　　一个最可笑的现象是，凡是反对李嘉图，反对只由劳动决定价值的人³³¹，在谈到由土地差别产生的级差地租时，认为在这里决定价值的是自然，而不是劳动；同时认为，土地的位置具有这种决定作用，甚至进一步认为，在耕作中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也有这种决定作用。相同的劳动使一定时间内创造的产品具有相同的价值；不过，这个产品的大小或量，从而属于这个产品的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部分，在劳动量已定时，只取决于这个产品的量，而这个产品的量又取决于这个既定劳动量的生产率，而不是取决于这个劳动量的大小。至于这种生产率来源于自然还是来源于社会，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只有在这种生产率本身要花费劳动，也就是说要花费资本的时候，它才会使生产费用增加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而在它单纯来源于自然的时候，却不是这样。

(1) 见本卷第701—702页。——编者注
329 　在马克思1865年的摘录笔记中，有采自尤·李比希《霍亨海姆的埃米尔·沃尔夫博士先生和农业化学》（1855年）的如下摘录：“在每摩尔根施肥110磅的情况下，1磅鸟粪可增产土豆25(1/2)磅，在施肥220磅的情况下，1磅鸟粪只增产12(1/2)磅，在施肥330磅的情况下，1磅鸟粪只增产2(1/2)磅，在施肥440磅的情况下，1磅鸟粪只增产1(3/4)磅。”——842。
330 　马克思在该札记本的绿色封皮内页标明：“第XI笔记本（1876年）。（5月中旬开始，第1页除外）（第1页起的内容是：（1）关于级差地租I的札记）”。
笔记本第9页被马克思编为页码“1”，并写有“开始于1876年2月中旬”字样，接下来是关于级差地租的一般论述。正文从“级差地租和地租只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开始，到本章结束，便是恩格斯采自该札记本的这几段论述。——843。

[331]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提到的“反对李嘉图，反对只由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论点的人有赛·贝利、沙·加尼耳、约· 拉·麦克库洛赫、托·罗·马尔萨斯、詹·穆勒、让·巴·萨伊和罗·托伦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58—359、370页，第XI笔记本第523—524、525、527、536—537页，第XIII笔记本第757页，第XIV笔记本第814—815、827、834、836—837、844—845页。——845。

第四十五章 绝对地租

　　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我们是从最坏的土地不支付地租这一前提出发的；或者用更一般的说法就是：只有这样一种土地才支付地租，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因此，就产生了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首先必须指出，级差地租本身的规律和这个前提的正确与否完全无关。

　　如果我们把调节市场的一般生产价格叫做P，那么，P是和最坏土地A的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这种价格将补偿生产中消耗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加上平均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

　　地租在这里等于零。较好一级土地B的个别生产价格＝P′，而P＞P′；也就是说，P可以补偿B级土地的产品的现实生产价格而有余。现在假定P－P′＝d ；因而d，即P超过P′的余额，就是B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这个d转化为必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假定第三级土地C的现实生产价格是P″，而P－P″＝2d；这2d也会转化为地租；同样，假定第四级土地D的个别生产价格是P′″，而P－P′″＝3d，后者也会转化为地租，等等。现在，我们假定，对A级土地来说，设定地租＝0，因而产品的价格＝P＋0这个前提是不对的。相反，A级土地也会提供地租＝r。这时，我们就会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不是由它的生产价格来调节，而包含着一个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即＝P＋r。既然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正常状态，也就是说，既然假定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这个余额r，不是从工资中扣除的，也不是从资本的平均利润中扣除的，那么，他能够支付这个余额，就只是因为他的产品高于生产价格出售，因此，如果他不把这个余额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他的产品就会给他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样，各级土地在市场上的全部产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不是资本一般在一切生产部门都会提供的那个生产价格（等于费用加上平均利润），而是生产价格加上地租了，不是P，而是P＋r了。因为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一般来说代表起调节作用的一般市场价格的界限，即代表使总产品能够得到供给的那种价格的界限，并且就这一点来说，调节着这个总产品的价格。

　　但是第二，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土地产品的一般价格会发生本质的变化，但级差地租的规律决不会因此就失去作用。既然A级土地产品的价格，从而一般市场价格＝P＋r，那么，B、C、D等各级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也同样＝P＋r。但对B级土地来说，因为P－P′＝d，所以，（P＋r）－（P′＋r）同样＝d。对C级土地来说，P－P″＝（P＋r）－（P″＋r）＝2d；最后，对D级土地来说，P－P′″＝（P＋r）－（P′″＋r）＝3d，等等。因此，虽然地租会包含一个和级差地租规律无关的要素，并且会随土地产品的价格同时得到普遍的增加，但是，级差地租仍然不变，并且受同一规律调节。由此可见，不管最不肥沃的土地的地租的情况怎样，级差地租的规律都不仅和这种地租无关，而且理解级差地租性质的唯一方法，就是假定A级土地的地租＝0。不管它恰好＝0，还是＞0，在我们考察级差地租时，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事实上也不在我们考虑的范围之内。

　　因此，级差地租的规律是和以下的研究结果无关的。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一下，最坏土地A的产品不支付地租这一前提的基础是什么？那么，答复就必然是这样：如果土地产品（例如谷物）的市场价格所达到的高度能使投在A级土地上的追加的预付资本达到普通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为资本提供普通的平均利润，那么，这个条件就足以使追加资本投到A级土地上。这就是说，这个条件已足以使资本家投入新的资本而得到普通利润，并进行正常的资本增殖。

　　这里应当指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格也必然高于A的生产价格。这是因为一旦有了追加的供给，供求关系显然就会发生变化。以前是供给不足，现在是供给充足了。因此，价格必然会下跌。要使价格能够下跌，它必须已经高于A的生产价格。但是，由于新耕种的A级土地的肥力较差，所以价格不会再下跌到和B级土地的生产价格调节市场的时候一样低。A的生产价格，并不是市场价格暂时提高的界限，而是市场价格比较持久的提高的界限。——另一方面，如果新耕种的土地比一向起调节作用的A级土地肥沃，但也只够满足追加的需求，那么，市场价格就保持不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对最低级土地是否支付地租的研究，和我们这里正进行的研究也是一致的，因为在这里，A级土地不支付地租这个前提，也要由以下事实来说明：市场价格已足以使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恰好用这个价格来补偿已经用掉的资本加上平均利润；简单说来就是，市场价格对他提供了他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无论如何，只要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作为资本家可以作出决断，他就尽可以在这些情况下耕种A级土地。资本正常增殖的条件在A级土地上现已存在。但是，即使假定租地农场主不能支付地租，现在只能够按资本增殖的平均条件在A级土地上进行投资，从这个前提出发也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属于A级的土地，现在会立即让租地农场主去支配。租地农场主不支付地租而能按普通利润来增殖他的资本这一事实，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决不是把土地白白借给租地农场主并如此慈善地给这位营业伙伴以无息信贷的理由。这样一个前提，意味着土地所有权被抽象掉，土地所有权被废除。而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正好是对投资的一个限制，正好是对资本在土地上任意增殖的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决不会由于租地农场主单纯有下面这种想法而消失：如果他不支付地租，也就是说，如果他实际上能把土地所有权看做是不存在的，那么，谷物价格的水平就使他能够通过利用A级土地的办法从自己的资本中取得普通的利润。但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作为资本的限制的土地所有权，是级差地租的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垄断，超额利润就不会转化为地租，就不会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会落到租地农场主手里。甚至在作为级差地租的地租并不存在的地方，也就是，在A级土地上，作为限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继续存在。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在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中，资本可以投在土地上而不付地租的各种情况，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情况都意味着土地所有权的废除，即使不是法律上的废除，也是事实上的废除。但是，这种废除只有在非常有限的、按其性质来说只是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第一，当土地所有者自己就是资本家，或资本家自己就是土地所有者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市场价格已经提高，足以使他从现在的A级土地上得到生产价格，即资本的补偿加上平均利润，他就会亲自经营他的土地。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土地所有权不会构成对他的投资的限制。他可以把土地视为简单的自然要素，因而决定他行动的只是对他的资本的增殖的考虑，即资本主义的考虑。这种情形在实践中是会发生的，但只是例外。正如土地的资本主义耕种要以执行职能的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作为前提一样，这种耕种作为常规也排除土地所有者自己的经营。显然，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如果对谷物的需求的增加要求耕种的A级土地多于自己经营的土地所有者所拥有的该级土地，也就是说，如果为了耕种所有A级土地，必须出租其中的一部分，那么，关于土地所有权对投资构成的限制已被废除⁽¹⁾这一假设马上就会站不住脚。这是一个荒谬的矛盾：先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和土地的分离、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分离出发，然后又反过来假定，凡是在土地所有权没有独立于资本而存在，因而资本从土地的耕种上得不到地租的场合和一切地方，作为常规都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见以下引用的亚·斯密关于矿山地租所说的话。⁽²⁾）土地所有权的这种废除是偶然的。它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

　　第二，在一整片租地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个别的地块，它们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水平不能支付地租，因此实际上是无偿出租的，但是土地所有者对此却不是这样看的，因为他所看到的，只是这片租地的地租总额，而不是其中个别地块的特别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对租地农场主来说，如果考虑的是租地中那些无租的地块，那么，作为投资限制的土地所有权就消失了，并且是由于他和土地所有者本人订立的契约而消失的。但是，他所以能不支付这些地块的地租，只是因为他支付了把这些地块作为附属部分包含在内的那片土地的地租。这里的前提恰好是一种复杂的情况：为了弥补供给的不足而不得不使用的较坏的A级土地，不是一个独立的新的生产场所，这种土地只是掺杂在较好土地中间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而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情形，却正好是A级地块必须独立经营，也就是说，必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下独立出租。

　　第三，一个租地农场主可以把追加资本投在同一租地上，虽然这样取得的追加产品，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只会为他提供生产价格，为他提供普通利润，而不能使他支付追加的地租。这样，对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一部分来说，他支付地租，而对另一部分来说，则不支付。但是，这个假定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什么帮助，这一点从下面就可以看出：如果市场价格（同时还有土地的肥力）使他能用追加的资本获得较大的收益，这个较大的收益，和旧有的资本一样，除了生产价格外，还给他提供一个超额利润，那么，在租约未满期间，他就会把这个超额利润据为己有。为什么？因为在租约未满期间，土地所有权对他在土地上投资的限制并不存在。但是，要保证能得到这个超额利润，就应当有追加的较坏土地被独立地开垦和独立地租用，而这一简单的事实就无可反驳地表明，在旧有土地上追加投资，已不足以保证必要的增加了的供给。一个假定排斥另一个假定。诚然，现在可以说，最坏土地A的地租，不论和土地所有者自耕（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的例外）的土地比较，还是和投在不提供任何地租的旧租地上的追加投资比较，它本身都是级差地租。但是，第一，这个级差地租不是由于各级土地肥力的差别而产生的，因而不是以A级土地不支付地租，其产品按生产价格出售这一点为前提。第二，同一租地上的追加投资是否提供地租的问题，和新耕种的A级土地是否支付地租的问题完全无关，这正像下面这种情况一样，例如，对于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工厂企业来说，同一企业部门的另一工厂主是把不能在本企业中充分增殖的资本部分投在有息证券上，还是用来实行某种扩大，即给他带来的所得虽然达不到充足的利润但会高于利息的那种扩大，这是完全无关的。这对他来说是次要的事情。另一方面，追加的新企业必须提供平均利润，并且正是希望得到平均利润才建立的。当然，旧租地上的追加投资和A级新地的追加耕种会互相成为限制。追加资本能在比较不利的生产条件下投到同一租地上去的界限，是由A级土地上进行竞争的各个新的投资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一级土地所能提供的地租，也受到旧租地上进行竞争的各个追加投资的限制。

　　不过，这一切错误的辩解，都解决不了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假定谷物（我们在这种研究中以谷物代表一切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已足以使部分A级土地得到耕种，已足以使这些新土地上的投资得到产品的生产价格，即资本的补偿加上平均利润。也就是说，假定资本正常增殖的条件在A级土地上已经存在。这就够了吗？这时，这个资本是否就能实际投入呢？或者，市场价格还必须上涨到使最坏土地A也提供地租的程度呢？这就是说，土地所有者的垄断是否会对投资施加那样一种限制，即从纯粹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这种垄断就不复存在的限制？从提出问题本身所依据的条件就可以看出：如果旧租地上例如已经有了追加投资，这种投资按照当前的市场价格不提供地租，只提供平均利润，那么，这种情况根本没有解决资本是否能够真正投入同样只提供平均利润但不提供地租的A级土地的问题。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耕种A级新土地的必要性已经证明，不提供地租的追加投资满足不了需求。如果A级土地的追加耕种只有在这种土地提供地租，从而提供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时才会发生，那么，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市场价格所达到的水平，应足以使旧租地上最后的追加投资也提供超额利润，而不管这个超额利润是被租地农场主拿去，还是被土地所有者拿去。这时，价格的这种上涨和最后的追加投资所产生的这种超额利润，是由于A级土地不提供地租就不可能被耕种而造成的。因为，如果生产价格，单纯平均利润的提供已足以使A级土地得到耕种，那么，价格就不会上涨到这个地步；并且，一当这些新土地只不过提供这种生产价格时，它们的竞争就已经开始了。这时，A级土地上同样不提供地租的投资，就会和旧租地上不提供地租的追加投资发生竞争。——或者，旧租地上的最后投资并不提供地租，但市场价格已上涨到足以使A级土地有可能被耕种并提供地租。在这种情况下，不提供地租的追加投资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A级土地不可能被耕种，直到市场价格使它能够支付地租时为止。没有这个条件，A级土地的耕种早在价格较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旧租地上以后那些需要有高的市场价格才会提供普通利润、但不提供地租的投资，也就不会发生了。这些投资甚至在高的市场价格下也只提供平均利润。因此，随着A级土地的耕种而作为A的生产价格来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如果较低，这些投资就不会提供这种利润，也就是说，在这个前提下，这些投资就根本不会发生。诚然，和旧租地上这些不提供地租的投资相比，A级土地的地租会形成一种级差地租。但是A级土地所以会形成这种级差地租，只是由于，它们如果不提供地租，就根本不可能被耕种；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种本身不是由土地差别决定的地租已成为必要，并且这使得旧租地上可能的追加投资受到限制。在这两种情况下，A级土地的地租都不是谷物价格上涨的简单的结果，相反地，最坏土地必须提供地租才会让人耕种这一事实，却是谷物价格上涨到使这个条件得以实现的原因。

　　级差地租有这样一个特点：土地所有权在这里仅仅取去超额利润，否则这种超额利润就会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而在一定情况下，在租约未满期间，实际上也是被租地农场主据为己有。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只是商品价格中一个未经它本身参与就产生（确切些说，是由于调节市场价格的生产价格决定于竞争这一点产生的）并转化为超额利润的部分发生转移的原因，即价格的这个部分由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由资本家手里转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的原因。但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并不是创造这个价格组成部分的原因，也不是作为这个组成部分的前提的价格上涨的原因。然而，如果最坏土地A——虽然它的耕种会提供生产价格——不提供一个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即地租，就不可能被耕种，那么，土地所有权就是引起这个价格上涨的原因。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产生地租。即使现在A级土地支付的地租，和这里分析的第二种情形一样，同旧租地上最后的只支付生产价格的追加投资相比，构成一个级差地租，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因为，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如不上涨到足以使A级土地也提供一个地租，A级土地就不可能被耕种，这一事实而且只有这一事实，才是市场价格在这里所以会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的原因，在这种程度上，旧租地上的最后投资固然只收回自己的生产价格，不过这是这样一种生产价格，它同时还提供A级土地的地租。在这里，A级土地总得支付地租这一事实，就是A级土地和旧租地的最后投资之间所以会产生级差地租的原因。

　　在谷物价格由生产价格调节的前提下，凡是我们说A级土地不支付地租，那我们是在地租这个词作为范畴的含义上说的。如果租地农场主支付的租金是一种扣除，不管是从他的工人的正常工资中做的扣除，还是从他自己的正常平均利润中做的扣除，那么，他支付的并不是地租，并不是他的商品价格中一个不同于工资和利润的独立组成部分。我们早已指出，这种情形在实践中经常发生。只要一个国家农业工人的工资普遍地被压低到工资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从而工资的一个扣除额，工资的一部分普遍地加到地租上，那么这对最坏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来说也并不能例外。在那种使最坏土地有耕种可能的生产价格中，这种低微工资已经是一个构成要素，所以，产品按生产价格出售，不会使这种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支付地租的能力。土地所有者也可以把他的土地出租给一个工人，这个工人情愿把出售价格超过工资部分的全部或绝大部分以地租形式付给别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虽然都支付了租金，但没有支付真正的地租。但是，在存在着各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关系的地方，地租和租金必然是合而为一的。而这里要研究的，也正是这种正常的关系。

　　以上考察的情形，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土地上的投资实际上可以在不提供地租的情况下发生，——如果说这种情形也无助于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么，引用殖民地的关系就更没有用了。殖民地之所以成为殖民地——在这里，我们只是就真正的农业殖民地而言——，不只是由于它拥有尚处于自然状态的大量肥沃的土地。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这些土地还没有被人占有，还没有受土地所有权的支配。就土地来说，造成旧的国家和殖民地之间巨大区别的，是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不存在。这一点韦克菲尔德⁽³⁾曾正确地指出过³³²，而在他以前，老米拉波（重农学派）和另外一些老一辈的经济学家也很早就发现了。不管殖民地移民是无条件地占有土地，或者实际上只是以土地的名义价格的名义支付给国家一笔费用，才取得对土地的合法权利，在这里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已经定居的移民是土地的法律上的所有者这一情况，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并不构成对投资的限制，也不构成对没有资本的劳动的投入的限制；先来定居的移民已经占有一部分土地，这并不排斥新来的人也能把新的土地变为他们的资本或他们的劳动的使用场所。因此，当我们要研究土地所有权在它使土地作为投资场所受到限制的地方，将对土地产品的价格和地租发生怎样的影响时，却谈什么自由的资产阶级的殖民地，这是极为荒谬的，因为在那里，既不存在农业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不存在和它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在那里，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例如，李嘉图在论地租的那一章³³³就是这样做的。他起初说，要研究土地的占有对土地产品价值的影响，但紧接着他却以殖民地为例，假定那里的土地相对地说还处于原始状态中，土地的利用也没有受到土地所有权垄断的限制。

　　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创造任何地租。但这种所有权使他有权不让别人去使用他的土地，直到经济关系能使土地的利用给他提供一个余额，而不论土地是用于真正的农业，还是用于其他生产目的，例如建筑等等。他不能增加或减少这个就业场所的绝对量，但能增加或减少市场上的土地量。所以，正如傅立叶曾指出的，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在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始终无人耕种。³³⁴

　　因此，假定需求状况要求开垦新的土地，比如说，要求开垦不如一向耕种的土地那样肥沃的土地，那么，土地所有者会因为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已上涨到足以使这种土地上的投资为租地农场主提供生产价格，从而提供普通利润，就白白地把这些土地出租吗？绝对不会。投资必须给他提供地租。只有能够向他支付租金，他才会把土地租出去。所以，市场价格必须涨到生产价格以上，达到P＋r，才能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因为按照假定，土地不出租，土地所有权就没有任何收益，在经济上就没有价值，所以，市场价格只要稍稍超过生产价格，就足以使新的最坏的土地进入市场。

　　现在产生了这样的问题：由于最坏土地也提供地租，即这种不可能来自于肥力差别的地租，是不是就得出结论说，土地产品的价格必然是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价格，或者说，必然是一种使地租像在赋税那样的形式上被包含在内的价格，只不过这种赋税由土地所有者征收，而不是由国家征收呢？这种赋税有自己的一定的经济上的界限，这是不言而喻的。旧租地上的追加投资，外国的土地产品——假定土地产品可以自由进口——的竞争，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互相竞争，最后，消费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都会使这种赋税受到限制。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最坏土地支付的地租，是否像税金加到课税商品的价格中去一样，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按照假定，它调节着一般的市场价格）中去，也就是说，是否作为一个和商品价值无关的要素加到这种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中去。

　　这决不是必然的结论，而所以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只是因为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别一直没有被人理解。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决不是一回事，虽然商品的生产价格，就商品的总和来看，只是由商品的总价值来调节，虽然不同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变动，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完全是由这些商品的价值的变动决定的。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可以高于它的价值，或低于它的价值，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和它的价值相一致。所以，土地产品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决不证明它们也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正如工业品平均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决不证明它们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一样。农产品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但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的现象是可能的；另一方面同样可能的是，许多工业品只是因为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才提供生产价格。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的比率，完全是由生产它所用的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即由生产它所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决定的。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中的资本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也就是说，如果该资本中投在工资上的可变部分，和投在物质劳动条件上的不变部分的比率，大于社会平均资本中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那么，它的产品的价值就必然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这就是说，一个这样的资本，因为使用了更多的活劳动，所以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情况下，将会比社会平均资本的一个同样大的部分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生产出更多的利润。因此，它的产品的价值，就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因为这个生产价格等于资本的补偿加上平均利润，而平均利润则小于这个商品上生产的利润。社会平均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比这种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要小。如果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高于社会平均资本，情形就会相反。它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会低于这些商品的生产价格；一般来说，最发达的工业部门的产品的情况就是这样。

　　如果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那么，这首先只是用另一种说法表现以下事实：这个特殊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低于平均水平；因为生产力已经达到的程度表现在不变资本部分对可变资本部分的相对优势上，或表现在一定量资本投在工资上的那个部分的不断减少上。反过来，如果资本在一定生产部门内的构成较高，那么，这就表示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平均水平。

　　撇开真正的艺术家工作不说（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这种艺术家工作的考察不属于我们讨论的问题之内），不言而喻，不同生产部门，按照它们的技术特点，需要有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同比率，所以活劳动在一些部门必然占有较多的位置，而在另一些部门必然占有较少的位置。例如，在必须与农业严格区别的采掘业中，原料作为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已完全不存在，甚至辅助材料也只是有时才有重要作用。可是不变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即固定资本，在采矿业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就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增长来衡量发展的进步程度。

　　真正农业上的资本构成如果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这首先表示，在生产发达的各国，农业的发展程度没有达到加工工业的水平。撇开其他一切经济状况，并且一部分有决定作用的经济状况不说，这个事实已经由下述情况得到说明：力学各科，特别是它们的应用，同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它们在农业上的应用的较晚的，并且部分地还十分幼稚的发展比较起来，发展得比较早，而且比较快。此外，一个不容置疑并早已为人所共知的⁽⁴⁾事实是，农业本身的进步，总是表现在不变资本部分同可变资本部分相比的相对的增长上。在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例如英国，农业资本的构成是否低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这是一个只能用统计来确定的问题，并且，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对此也没有必要进行详细的探讨。无论如何，在理论上已经确定的是：农产品的价值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也就是说，农业上一定量的资本，与同等数量的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相比，会生产较多的剩余价值，或同样也可以说，会推动和支配较多的剩余劳动（因此，也就是使用较多的活劳动一般）。

　　因此，这个假定，对我们这里所研究的并且只有在这个假定下才会出现的地租形式来说，是足够了。在这个假说不成立的地方，和这个假说相适应的地租形式也就不成立。

　　但是，单是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无论如何不足以说明一种同各级土地的不同肥力或同一土地上各连续投资的不同生产率无关的地租的存在，一句话，即在概念上不同于级差地租，因而可以称为绝对地租的那种地租的存在。许多工业品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的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但它们不会因此就提供一个可以转化为地租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或超额利润。恰好相反。生产价格以及它所包含的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和概念，是建立在单个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生产价格是由商品价值的平均化产生的。这种平均化在不同生产部门各自耗费的资本价值得到补偿以后，使全部剩余价值不是按各个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从而包含在其产品中的剩余价值所占的比例来进行分配，而是按各个预付资本的量所占的比例来进行分配。只有这样，平均利润和以平均利润为特征要素的商品生产价格才会产生。资本的不断趋势是，通过竞争来实现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配的这种平均化，并克服这种平均化的一切阻碍。所以，资本的趋势是，只容许这样一种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在一切情况下都不是来自于商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而是来自于调节市场的一般生产价格和与它相区别的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所以超额利润不是发生在两个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而是发生在每个生产部门之内；因此，它不会影响不同生产部门的一般生产价格，也就是说，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反而以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以一般利润率为前提。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前提是建立在社会总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不断变动的成比例的分配上，建立在资本的不断流入和流出上，建立在资本由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可能性上，总之，建立在资本在这些不同生产部门（对社会总资本各独立部分来说，就是同样多的可使用的投资场所）之间的自由运动上。在这里，我们假定，例如，在商品的价值高于其生产价格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某一生产部门中，没有任何限制，或者只有偶然的暂时的限制，会妨碍资本的竞争把价值化为生产价格，从而把这个生产部门的超额剩余价值成比例地分配于资本所开发的一切部门。但是，如果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如果资本遇到了一种外力，对这种外力，资本只能局部地克服或完全不能克服，这种外力限制资本投入一些特殊生产部门，只有在完全排斥或部分地排斥剩余价值一般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条件下才允许资本投入这种特殊生产部门，那么很明显，在这种生产部门中，由于商品的价值超过其生产价格，就会产生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将会转化为地租，并且作为地租能够与利润相对立而独立起来。当资本投在土地上时，土地所有权或者说土地所有者，就作为这样一种外力和限制，出现在资本或资本家面前。

　　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就是障碍。因此，不纳税，也就是说，不交地租，就不能对从前未耕种或未出租的土地投入任何新的资本，虽然新耕种的土地是一种不会提供任何级差地租的土地，并且如果没有土地所有权，只要市场价格略微上涨，它就已被耕种，以致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使这种最坏土地的耕种者只能得到他的生产价格。但是，因为有了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市场价格必须上涨到一定的程度，才使土地除了生产价格外，还能支付一个余额，也就是说，支付地租。但是，因为按照假定，农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所以，这个地租（除了我们立即就要研究的一种情形外）就是价值超过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或这个余额中的一部分。地租究竟是等于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还是仅仅等于这个差额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这完全取决于供求状况和新耕种的土地面积。只要地租不等于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这个余额中的一部分便总会参与所有剩余价值在各单个资本之间的一般平均化和成比例的分配。一旦地租等于价值超过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超过平均利润的这全部剩余价值，就会被排除于这个平均化之外。但是，无论这个绝对地租等于价值超过生产价格而形成的全部余额，还是只等于其中的一部分，农产品总是按垄断价格出售，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的价格高于它们的价值，而是因为它们的价格等于它们的价值，或者，因为它们的价格低于它们的价值，但又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农产品的垄断在于：它们不像价值高于一般生产价格的工业品那样，会平均化为生产价格。因为无论在价值中还是生产价格中都有一个部分，是一个事实上已经确定的不变量，是成本价格，即生产上已消耗的资本＝k，所以，它们的差别在于另一个部分，在于可变的部分，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在生产价格中＝p，即利润，也就是等于按社会资本和每个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部分的单个资本计算的总剩余价值，但它在商品价值中等于这个特殊资本所生产的实际的剩余价值，并成为这个特殊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商品的价值高于它的生产价格，那么，生产价格就＝k＋p，价值则＝k＋p＋d，因而，p＋d＝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所以，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d，即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超过按一般利润率分配给这个资本的剩余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在达不到它们的价值的情况下，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其次，可以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格，在达到它们的价值以前，可以持续上涨，直到一定点为止。还可以得出结论说，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所以能成为它们的一般市场价格的决定要素，只是因为有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种情况下，产品价格上涨不是地租的原因，相反地地租倒是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如果最坏土地单位面积产品的价格＝P＋r，一切级差地租就都会按r的相应倍数增加，因为按照假定，P＋r成了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

　　如果非农业的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85c＋15v，剩余价值率100%，生产价格就＝115。如果农业资本的构成＝75c＋25v，剩余价值率相等，产品的价值和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就＝125。如果农产品同非农产品互相平均，化为平均价格（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这两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看做是相等的），总剩余价值就＝40，也就是资本200的20%。一个部门的产品就会和另一个部门的产品一样都按120来出售。所以，在平均化为生产价格时，非农产品的平均市场价格就会高于它们的价值，农产品的平均市场价格就会低于它们的价值。如果农产品按照它们的全部价值出售，那么，和平均化的场合相比，它们就要提高5，而工业品就要减少5。如果市场情况不允许农产品按它们的全部价值出售，不允许它们按超过生产价格的全部余额出售，那么，结果就会介于两极之间；工业品将略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农产品将略高于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

　　虽然土地所有权能使土地产品的价格超过它们的生产价格，但市场价格将在多大程度上高于生产价格，接近于价值，因而农业上生产的超过既定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将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地租，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的一般平均化，这都不取决于土地所有权，而取决于一般的市场状况。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来自于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的绝对地租，都只是农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都只是这个剩余价值到地租的转化，都只是土地所有者对这个剩余价值的攫取；正像级差地租来自于超额利润到地租的转化，来自于土地所有权在起调节作用的一般生产价格下对这个超额利润的攫取一样。这两个地租形式，是唯一正常的地租形式。除此以外，地租只能以真正的垄断价格为基础，这种垄断价格既不是由商品的生产价格决定，也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购买者的需要和支付能力决定。对垄断价格的考察属于竞争学说的范围，在那里，将研究市场价格的现实运动。

　　如果一个国家的可耕地已全部出租——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正常状况普遍存在——，那么，就没有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但是可能有的投资，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个别部分，并不提供地租；因为一旦土地出租，土地所有权对必要的投资就不再起绝对限制的作用了。但就是在这以后，土地所有权仍然会起相对限制的作用，因为投入土地的资本最终转归土地所有者所有，这就给租地农场主造成了极为确定的界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地租才会转化为级差地租，这个级差地租已不是由土地质量的差别决定，而是由一定土地上的最后投资所产生的超额利润和租赁最坏土地时支付的地租这二者之间的差额决定。只有在必须向土地所有者纳贡才允许把土地作为投资场所时，土地所有权才作为绝对的限制而发生作用。一旦土地被允许当做投资场所使用，土地所有者就不能再对既定地块上的投资数额施加绝对的限制了。一般来说，第三者对建筑地段的土地所有权，也对房屋建筑构成限制。但是，一旦为了建筑房屋租下这一土地，承租人想在这一地段上建筑的房屋的高低，就完全由他自己决定了。

　　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等于或高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那么，上述意义上的绝对地租，也就是既和级差地租不同，又和以真正垄断价格为基础的地租不同的地租，就会消失。这样，农产品的价值就不会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农业资本和非农业资本相比，就不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也就不会实现更多的剩余劳动。如果随着耕作的进步，农业资本的构成已和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相等，那么，这样的现象就会发生。

　　乍一看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假定农业资本的构成提高，也就是说，它的不变部分比它的可变部分相对地增大，另一方面又假定土地产品的价格上涨到足以使新的、比以往耕种的土地更坏的土地也能支付地租，而这种地租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来自市场价格超过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余额，简单地说，只能来自产品的垄断价格。

　　在这里必须作出以下区别。

　　首先，我们在考察利润率的形成时已经看到，从技术上看构成相等的各个资本，也就是说，相对于机器和原料而言所推动的劳动是一样多的各个资本，仍会因不变资本部分有不同的价值而有不同的构成。原料或机器在一种情况下，可能比在另一种情况下要贵。为了推动同量劳动（按照假定，这是对同量原料进行加工所必要的），在一种情况下必须比在另一种情况下预付较大的资本，因为，比如说，如果必须从资本100中支付的原料在一种情况下花费40，而在另一种情况下花费20，那么，我用资本100就不能推动同样多的劳动。但是，只要较贵的原料的价格下降到较贱的原料的价格，这些资本的技术构成相等这一事实，就会立即表现出来。这时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这些价值比率就会相等，虽然所用的活劳动同所用劳动条件的量及性质的技术比率，并没有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从单纯价值构成的角度来看，一个有机构成较低的资本，只是由于它的不变部分的价值的提高，表面上可能和一个有机构成较高的资本处于同一阶段上。假定有一个资本＝60c＋40v，因为它使用的机器和原料比使用的活劳动力多，另一个资本＝40c＋60v，因为它使用的活劳动多（60%），使用的机器少（比如说10%），并且同使用的劳动力相比，使用的原料少，而且便宜（比如说30%）。只要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由30上涨到80，两个资本的构成就会相等，从而第二个资本现在有机器10，原料80，劳动力60，即90c＋60v，按百分比计算，也是＝60c＋40v，同时技术构成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有机构成相等的各个资本，可以有不同的价值构成；价值构成的百分比相等的各个资本，可以处于有机构成的不同阶段上，从而可以表示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单是农业资本在价值构成上已经达到一般水平这一情况，并不证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在农业资本中已经发展到同样高的水平。这也许只能表明，农业资本本身的产品（这种产品会重新成为它的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变贵了，或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原先随手可得，而现在必须从远地运来，等等。

　　但是，除了这点以外，还要考虑到农业的独特性质。

　　假定节省劳动的机器、化学的辅助材料等等，在农业中的应用扩大了，因而不变资本同所用劳动力的量相比，在技术方面，即不仅在价值方面，而且在量方面已经增大。而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仅涉及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涉及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低——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的作用——，所以，尽管技术发展，产品还是不会便宜，只是产品的价格不致上涨得更高而已。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在谷物价格上涨时，产品的绝对量减少，而相对的超额产品却增加。当主要由机器或牲畜构成的、只有损耗部分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相对增大，而投在工资上面的、必须不断由产品来全部补偿的可变资本部分相应减少时，就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在技术辅助手段尚处于较低阶段时，较坏土地本来必须有市场价格的较大的上涨，才能被耕种并提供地租，但随着农业的进步，只要市场价格稍微超过平均价格，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例如，在大规模的畜牧业中，和作为牲畜本身存在的不变资本相比，所用劳动力的数量是非常微小的，这一情况也许可以看做下述说法的有力反驳：按百分比计算，农业资本比非农业的社会平均资本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不过，这里应当指出，我们在阐明地租时，是把农业资本中生产主要植物性食物，即总的说来生产各文明国家中主要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当做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并以此为出发点。亚·斯密已经证明（这是他的贡献之一），在畜牧业中存在着完全另一种价格决定方法，并且总的说来，就一切不是为生产主要生活资料（例如谷物）而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平均状况来说，也是这样。在这里，价格是这样决定的：例如，一块土地用做畜牧业的人工牧场，但这块土地同样也可以变成有一定质量的耕地，那么，这块土地的产品的价格必须提高到足够的程度，才能使这块土地提供和一块质量相等的耕地所提供的一样多的地租³³⁷；在这里，谷物地的地租就会参与决定牲畜的价格。因此，拉姆赛曾正确指出，这样一来，通过地租，通过土地所有权的经济表现，也就是，通过土地所有权，牲畜的价格就被人为地提高了³³⁸。

　　“由于耕作的扩大，天然牧场的面积对于提供食用牲畜已经不够了。很大一部分耕地必须用来饲养牲畜，所以牲畜的价格必须提高到不仅足以对饲养牲畜使用的劳动进行支付，并且要和这种土地作为耕地时一样，使土地所有者能够得到地租，租地农场主能够得到利润。荒野地上饲养的牲畜，就会和最好的耕地上饲养的一样，在同一市场上按其重量和质量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种荒野地的所有者从中得到利益，并按照牲畜价格相应地提高自己土地的地租。”（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章第1节）

　　因此，在这里，与谷物地租不同，级差地租是有利于较坏土地的。

　　绝对地租说明了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乍看起来使人感到，地租只是由垄断价格引起的。为了进一步说明亚·斯密举的例子，我们可以拿挪威的某一森林的所有者来说，这种森林没有经过任何人工营造，因而不是造林活动的产物。如果这种森林的所有者从一个比如为了英国的需求而采伐木材的资本家那里得到地租，或者他自己作为一个资本家来采伐木材，那么，在木材上，他除了得到预付资本的利润外，还得到一个或大或小的地租。这个地租就好像是这个纯粹自然产物的纯粹的垄断加价。但是事实上，资本在这里几乎只是由投在劳动上的可变资本构成，因此也比其他的同量资本推动更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和那些构成较高的资本的产品相比，木材价值中包含着无酬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个更大的余额。所以从这种木材上可以获得平均利润，并可以有一个相当大的余额以地租的形式归森林所有者所有。反过来说，也要设想，在木材的采伐很容易扩大，也就是说，木材的产量能够迅速增加的情况下，需求必须有非常显著的增加，木材的价格才会和它的价值相等，无酬劳动的（超过其中作为平均利润归资本家所有的部分的）全部余额，才会以地租的形式归森林所有者所有。

　　我们曾假定，新耕种的土地，质量比最后耕种的最坏土地还要差。如果新耕种的土地较好，它就会提供级差地租。但是我们这里研究的，正好是地租并不表现为级差地租的情况。在这里，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新耕种的土地比最后耕种的土地差些，或者和最后耕种的土地一样。如果差些，那么，这个问题已经研究过了。因此，还要研究的，只是两者一样的情况。

　　我们在考察级差地租时已经阐明，随着耕作的进步，一样的或甚至更好的土地，也和较坏的土地一样，同样能成为新的耕地。

　　第一，因为在级差地租上（以及在地租一般上，因为甚至在非级差地租上，也总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土地的肥力，和另一方面，土地的位置，是否允许这块土地的耕种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下能提供利润和地租），两种条件发生方向相反的作用，它们时而互相抵消，时而交替地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市场价格的上涨，——假定耕作的成本价格没有下跌，换句话说，假定技术上的进步没有成为新耕作的一个新增加的要素，——能够促使人们去耕种那些以前由于位置而被排挤在竞争之外的比较肥沃的土地。或者，就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来说，市场价格的上涨，能够使它的位置的优越性提高到令它的较低的生产能力得到补偿。或者，没有市场价格的上涨，位置也能通过交通工具的改良，使较好土地进入竞争，例如，我们在北美拥有大草原的各州，就可以到处看到这种情况。在老的文明国家，这种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虽然在程度上不能和殖民地相比。韦克菲尔德曾正确指出，在殖民地，位置有决定的作用。³³⁹所以，首先，位置和肥力的互相矛盾的影响和位置因素的可变性（位置因素会不断被抵消，会发生不断的、累进的、起抵消作用的变化），会交替地使同样的、较好的或较坏的土地同旧的耕地发生新的竞争。

　　第二，随着自然科学和农艺学的发展，土地的肥力也在变化，因为可以使土地的各种要素立即被利用的各种手段发生变化。因此，法国以及英格兰东部各郡以前被视为坏地的砂质土地，最近已上升为头等土地。（见帕西的著作³⁴⁰）另一方面，有的土地所以被看做坏地，并不是由于它的化学构成，而只是由于某些机械的、物理的障碍妨碍它的耕作，所以，一旦发现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它就变为好地了。

　　第三，在所有老的文明国家中，各种历史的和传统的旧关系，例如在国有地、公有地等的形式上，使大片大片的土地纯粹偶然地被排除在耕种之外，这些土地只是逐渐地被耕种。它们被投入耕种的次序，既不取决于它们的土质，也不取决于它们的位置，而是取决于一些完全外在的情况。只要研究一下英国公有地的历史，看看这种公有地怎样通过圈地法³⁴¹陆续转化为私有财产而被开垦，那就再没有比下面这种怪诞的假想更为荒唐可笑的了：似乎有个现代农业化学家，例如李比希，指导着这个序列的选择，似乎他标明了某些土地由于其化学性质而适于耕种，而其他的土地则被排斥在外。其实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贼偷方便的机会，即为大地主们的占有提供的似是而非的法律借口。

　　第四，人口增长和资本增长所达到的每一发展程度会给土地耕作的扩大带来一定的、即使是有弹性的限制；有些偶然状况的作用会暂时影响市场价格，如连年的丰收和歉收就是这样，——撇开这些情况不说，土地耕作面积的扩大总是取决于一国资本市场和营业状态的整个情况。在资本紧迫时期，即使未耕地能给租地农场主（不管他付不付地租）提供平均利润，也不足以使追加资本投入农业。在资本过剩时期，即使市场价格不上涨，只要其他方面具备了正常的条件，资本就会涌到农业上来。那些比以往耕种的土地还要好的土地，事实上只是由于位置的原因，或者由于从前不能打破的那些使它被排除在外的限制，或者由于偶然的因素，而被排挤在竞争之外。因此，我们只好经营那些和最后耕种的土地质量相同的土地。但在新的土地和最后耕种的土地之间，始终存在着开垦费用上的差别，并且它们是否会被开垦，还要取决于市场价格和信用关系的状况。只要这种土地以后实际进入竞争，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市场价格又会下降到它以前的水平，于是，新耕种的土地提供的地租就会和质量相当的旧土地提供的是一样的。认为这种土地不会提供地租这一假定，在这一假定的支持者那里，是用他们尚待证明的假定，即最后的土地不提供地租这一点去证明的。那倒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证明，最后建成的房屋即使租出去，却除了提供本来的房租以外，不提供任何地租。事实上，它在提供房租以前，在往往长期空着的时候就已经提供地租。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能提供相应的追加收益，因而能提供和第一次投资一样的地租，同样，那些和最后耕种的土地质量相同的土地，也能以相同的费用，提供相同的收益。否则,我们就根本无法理解，质量相同的土地怎么会陆续被耕种，而不是要么全部耕种，要么一块也不耕种，以免引起普遍的竞争。土地所有者总想取得地租，也就是说，总想不花代价而获得什么东西；但资本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满足他的愿望。因此，土地互相之间的竞争，不是取决于土地所有者是否让它们去进行竞争，而是取决于有没有资本可以在新的土地上同其他的资本进行竞争。

　　只要真正的农业地租单纯是垄断价格，那么，这种垄断价格只能是微小的；同样，无论产品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是多少，在正常条件下，绝对地租也只能是微小的。因此，绝对地租的本质在于：不同生产部门内的各等量资本，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或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时，会按它们的不同的平均构成，生产出不等量的剩余价值。在工业上，这些不同的剩余价值量，会平均化为平均利润，平均分配在作为社会资本的相应部分的各个资本上。在生产上要用土地时，不论是用在农业上还是用在原料的开采上，土地所有权都会阻碍投在土地上面的各个资本的这种平均化过程，并攫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否则这一部分剩余价值是会进入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过程的。这样，地租就成了商品价值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成了商品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过它不是落入从工人那里把它榨取出来的资本家阶级手中，而是落入从资本家那里把它榨取出来的土地所有者手中。这里的前提是，农业资本比非农业资本的一个同样大的部分推动更多的劳动。差额有多大，或者这个差额一般是否存在，这取决于农业和工业相比的相对发展程度。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随着农业的进步，这个差额必然会缩小，除非工业资本中可变资本部分同不变资本部分相比减少的比例，比在农业资本中更大。

　　这种绝对地租，在真正的采掘工业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那里，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即原料是完全不存在的；并且在那里，除了其中很大一部分资本是由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构成的部门以外，占统治地位的必然是最低的资本构成。正是在那里，在地租似乎只是由垄断价格产生的地方，需要有非常有利的市场状况，才能使商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售，或使地租同商品的剩余价值超过商品生产价格的全部余额相等。例如，渔场、采石场、野生林等等的地租，就是这样⁽⁵⁾。

(1) 1894年版中是“见解”，马克思的手稿中是“废除”。——编者注
(2) 见本卷第876页。——编者注
(3) 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参看《资本论》第1册第25章。
(4) 见东巴尔³³⁵和理·琼斯³³⁶。
(5) 李嘉图对这点的考察非常肤浅。参看他在有关挪威的森林地租问题上反驳亚·斯密的言论，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2章开头。³⁴²
332 　见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125页：“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的，而且必须是能够变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856。
333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2章。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560—561页。——856。
334 　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29年巴黎版第402页。——857。
[335]　见马·东巴尔《罗维尔的农业年鉴，或关于农业、农业经济和农业法的各种材料》1828年巴黎版第4分册第301—330页。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49页。——860。
[336]　见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伦敦版第227页。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21—1130页。——860。
337 　亚·斯密关于土地产品价格变动的分析，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181—198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32—635页对此有评价。——868。
338 　见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78—279页。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01页。——868。
339 　见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214—215页：“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澳大利亚，在所有的新居住地，几乎没有道路，为得到靠近市场的土地或通向市场的道路，竞争十分激烈，以致所有适宜的地段，只要不是完全不毛之地，就被视为比远离市场的最为肥沃的土地还有价值。”——870。
340 　指伊·菲·帕西《地租》，见《政治经济学词典》1854年巴黎版第2卷。帕西在该书第515页写道：“在上世纪末由于不会利用而仍然遭到轻视的土地，花费很少费用就成为最有肥力的土地。那些在英国曾被称为贫瘠的土地，在法国曾被称为瘠薄的干旱土地，如今已成为极易开发和租金最高的土地。”——870。
341 　关于圈地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32—836页。——870。
[342]　大·李嘉图有关挪威森林地租问题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53—55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I笔记本第564—567页对此有评价。——873。

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矿山地租。土地价格

　　凡是存在地租的地方，都有级差地租，而且这种级差地租都遵循着和农业级差地租相同的规律。凡是自然力能被垄断并保证使用它的产业家得到超额利润的地方（不论是瀑布，是富饶的矿山，是盛产鱼类的水域，还是位置有利的建筑地段），那些因对一部分土地享有权利而成为这种自然物所有者的人，就会以地租形式，从执行职能的资本那里把这种超额利润夺走。至于建筑上使用的土地，亚·斯密已经说明，它的地租的基础，和一切非农业土地的地租的基础一样，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调节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章第2、3节）。这种地租的特征在于：首先，位置在这里对级差地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这对葡萄种植业和大城市的建筑地段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其次，所有者显然具有完全的被动性，他的主动性（特别是在采矿业）只在于利用社会发展的进步，而对于这种进步，他并不像产业资本家那样有过什么贡献，冒过什么风险；最后，在许多情况下垄断价格占有优势，特别在对贫穷进行最无耻的榨取方面是这样（因为贫穷对于房租，是一个比波托西银矿³⁴³对于西班牙更为富饶的源泉⁽¹⁾），并且这种土地所有权一旦和产业资本结合在一个人手里，便会产生巨大的权力，使得产业资本可以把为工资而进行斗争的工人从他们的容身之所地球上实际排除出去⁽²⁾。在这里，社会上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人要求一种贡赋，作为后者在地球上居住的权利的代价，因为土地所有权本来就包含土地所有者剥削地球的躯体、内脏、空气，从而剥削生命的维持和发展的权利。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房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即使有凯里那样的强烈愿望³⁴⁶，也不可能把房租（就其作为投在房屋上的资本的利息和折旧来说）同单纯土地的地租混为一谈，特别在土地所有者和建筑投机家完全是不同的人的时候（例如在英国）。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作为空间和地基的土地的价值，而对土地的各种可用做建筑材料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³⁾。

　　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内，特别是在像伦敦那样按工厂大规模生产方式从事建筑的地方，建筑投机的真正主要对象是地租，而不是房屋。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第二册第十二章第215、216页，用1857年伦敦一个大建筑投机家爱德华·卡普斯向银行法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作为例子加以说明了。³⁴⁸他在那里说（第5435号）：

　　“我相信，一个人要想发迹，单靠公平交易是不行的…… 除此以外，他还必须从事建筑投机，而且必须大规模地进行；因为，建筑业主从建筑本身取得的利润是很小的，他通过提高地租取得他的主要利润。例如，他租用一块地皮，每年付租300镑；当他按照精密的建筑计划，在这块地皮上面建筑起适当等级的房屋时，他每年就能由此得到400镑或450镑，而他的利润与其说来源于在许多情况下他几乎完全不加考虑的建筑物利润，不如说来源于每年增加100镑或150镑的地租。”

　　在这里不要忘记，在通常以99年为期的租约期满以后，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建筑物，以及在租佃期内通常增加一两倍以上的地租，都会从建筑投机家或他的合法继承人那里，再回到原来那个土地所有者的最后继承人手里。

　　真正的矿山地租的决定方法，和农业地租是完全一样的。

　　“有一些矿山，它们的产品仅够支付劳动的报酬，并补偿其中所投的资本以及普通利润。它们能给企业主提供一些利润，但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它们只有由土地所有者开采才能带来利益，这种土地所有者作为自己的企业主，从自己投入的资本中得到普通利润。苏格兰的许多煤矿就是这样开采的，并且也只能这样开采。土地所有者不允许别的什么人不支付地租就去开采这些煤矿，可是没有人能为此支付地租。”（亚·斯密，第1篇第11章第2节³⁴⁹）

　　我们必须加以区别，究竟是因为产品或土地本身有一个与地租无关的垄断价格，所以地租才由垄断价格产生，还是因为有地租存在，所以产品才按垄断价格出售。当我们说垄断价格时，一般是指那种只决定于购买者的购买欲和支付能力的价格，它既与一般生产价格所决定的价格，也与产品价值所决定的价格无关。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小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由于这个垄断价格（它超过产品价值的余额，只决定于高贵的饮酒者的财富和嗜好），葡萄种植者将实现一个相当大的超额利润。这种在这里由垄断价格产生的超额利润，由于土地所有者对这块具有独特性质的土地的所有权而转化为地租，并以这种形式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因此，在这里，是垄断价格造成地租。反过来，如果由于土地所有权对在未耕地上进行不付地租的投资造成限制，以致谷物不仅要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出售，而且还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那么，地租就会造成垄断价格。一些人所以能把社会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作为贡赋来占有，并且随着生产的发展，占有得越来越多，只是由于他们拥有土地所有权，而这个事实却被以下的情况掩盖了：资本化的地租，也就是说，正是这个资本化的贡赋，表现为土地价格，因此土地也像任何其他交易品一样可以出售。因此对购买者来说，他对地租的索取权，好像不是白白得到的，不是不付出劳动，不冒风险，不具有资本的企业精神，就白白得到的，而是支付了它的等价物才得到的。像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⁴⁾，在购买者看来，地租不过表现为他用以购买土地以及地租索取权的那个资本的利息。对已经购买黑人的奴隶主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他对黑人的所有权，好像不是靠奴隶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商品的买卖而获得的。不过，这个权利本身并不是由出售产生，而只是由出售转移。这个权利在它能被出售以前，必须已经存在；不论是一次出售，还是一系列这样的出售，不断反复的出售，都不能创造这种权利。总之，创造这种权利的，是生产关系。一旦生产关系达到必须蜕皮的地步，这种权利的和一切以它为依据的交易的物质的、在经济上和历史上有存在理由的、从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源泉，就会消失。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

　　在以下有关土地价格的研究中，我们要撇开一切竞争波动，一切土地投机，甚至小土地所有制（在这里，土地是生产者的主要工具，因此生产者不管按什么价格都必须购买它）。

　　I. 土地价格可以在地租不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即：

　　1. 单纯由于利息率的下降，结果，地租按更贵的价格出售，因此，资本化的地租，土地价格，就增长了；

　　2. 因为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增长了。

　　II. 土地价格可以因地租增加而提高。

　　地租可以因土地产品的价格提高而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最坏耕地的地租是高、是低、还是根本没有，级差地租率都会提高。我们把地租率理解为转化为地租的剩余价值部分和生产土地产品的预付资本之间的比率。这个地租率，和超额产品对总产品的比率是不同的，因为总产品不包括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说，不包括继续与产品并存的固定资本。不过，这里的意思是：在提供级差地租的各级土地上，产品中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多余的超额产品。在最坏土地上，土地产品价格的提高才造成地租，并从而造成土地价格。

　　但是，地租也可以在土地产品价格没有提高时增加。土地产品价格可以保持不变，甚至下降。

　　地租在土地产品价格保持不变时所以会增加（撇开垄断价格不说），或者只是因为在旧地的投资量不变的情况下，耕种了质量较好的新地，但这种新地只够满足已经增长的需求，因此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仍然不变。在这个场合，旧地的价格不会提高，但新耕地的价格，会提高到旧地的价格以上。

　　地租所以会提高，或者是因为在相对肥力和市场价格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经营土地的资本的量已经增长。因此，虽然和预付资本相比，地租仍然不变，但地租量，比如说，会因资本本身增加一倍而增加一倍。既然价格没有下降，第二次投资也就会和第一次投资一样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个利润在租佃期满后，也会转化为地租。这时，地租量增加了，因为产生地租的资本的量增加了。有人断言，同一地段上连续投入的各个资本，只有当它们的收益不等，从而产生级差地租的时候，才会生出地租，这个断言和下面的说法是一样的：如果有两个各1 000镑的资本投在两块肥力相等的土地上，尽管这两块地都属于提供级差地租的较好土地，但其中只有一块能提供地租。（因此，地租的量，一个国家的地租总额，会在个别地段的价格，或者地租率，或者甚至个别地段的地租量都不增加的情况下，随着投资的量一起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地租的量会随着耕种面积的扩大而增加。这种增加，甚至可能和个别土地的地租的下降结合在一起。）不然的话，这个断言就和另一种说法一样：两块相邻的不同土地上的投资所遵循的规律，不同于同一块土地上的连续投资。但我们正好是从这两种情况的规律的同一性，从不管是同一地段还是不同地段上的投资的生产率的增加，引出级差地租的。在这里存在的并被人忽视的唯一差异是：在对不同地段的土地连续进行投资时，这种投资会受到土地所有权的限制，而在对同一地段连续进行投资时，情况就不是这样。因此，也就产生了相对立的作用，使这些不同的投资形式在实践中互相限制。在这里，资本始终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资本构成不变，剩余价值率也不变，那么，利润率也就不变，因此在资本增加一倍时，利润量也增加一倍。同样，在所假定的情况下，地租率也保持不变。如果1 000镑的资本提供的地租是x，那么，在所假定的情况下，2 000镑的资本提供的地租就是2x。但按土地面积（土地面积不变，因为按照假定，加倍的资本是投在同一土地上的）计算，由于地租的量增加，地租的水平也提高了。以前提供2镑地租的同一英亩，现在提供4镑。⁽⁵⁾

　　拿一部分剩余价值即货币地租——因为货币是价值的独立表现——同土地相比较，这本身就是荒谬的、不合理的；因为这里互相比较的量是不可通约的，一方面是一定的使用价值，是若干平方英尺的土地，另一方面是价值，具体地说是剩余价值。这种比较事实上不过表示，在既定的情况下，若干平方英尺土地的所有权，使土地所有者能攫取一定量的无酬劳动，这种无酬劳动是由像在马铃薯堆里拱来拱去的猪一样在这若干平方英尺内拱来拱去的资本实现的〔在手稿中这里有一个括号，括号中写着：李比希³⁵¹，但又画掉了〕。显然，这种说法的意义，就如同拿一张五镑银行券同地球的直径相比较一样。然而，表现并在实际上概括一定经济关系的那些不合理形式的中介作用，同这种关系的实际承担者的日常事务毫不相干；并且，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在这种关系内活动，所以他们一点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别扭的地方。一个完全的矛盾，对他们来说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他们对于那些没有内在联系并且孤立地看是荒唐的表现形式感到如此自在，就像鱼在水中一样。黑格尔关于某些数学公式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他说，普通常识认为不合理的东西，其实是合理的，而普通常识认为合理的东西，其实是不合理的。³⁵²

　　因此，就对土地面积本身的关系来看，地租量的增加和地租率的增加表现得完全一样；因此，如果能够说明其中一种情况的条件对于另一种情况却不存在，那倒是令人感到困惑了。

　　但是，甚至在土地产品价格下降时，土地价格也能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级差的扩大，较好土地的级差地租从而土地价格可以增加。或者，在情况不是这样时，土地产品的价格在劳动生产力增加时可以下降，但生产的增加，除抵消价格的下降外还有余。假定1夸特原来的费用是60先令。如果同一英亩用同一资本生产出2夸特，而不是1夸特，并且1夸特的价格下降到40先令，那么，2夸特就提供80先令，所以，虽然每夸特的价格下降了1/3，同一资本在同一英亩上的产品的价值还是提高了1/3。至于在产品不高于它的生产价格或价值出售的场合，怎么可能产生这种情况，我们在分析级差地租时已经说明了。事实上，这一点只能靠两种方法来实现。或者是，较坏土地已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但是较好土地的价格提高了，如果级差地租增大了，就是说普遍实行的改良在各级土地上产生了不同的效果，情况就是如此。或者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最坏土地上，同一生产价格（以及同一价值，如果支付绝对地租的话）表现为较大量的产品。产品仍然代表同一价值，但它的每个相应部分的价格下降了，而这些部分的数目却增加了。如果使用同一资本，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同一价值会在任一数量的产品上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有一个追加资本用来购买石膏、鸟粪等等，总之，去进行那种在很多年内都能收效的改良，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可能的。条件是：1夸特的价格固然下降了，但不是随着夸特数的增加而按同一比例下降。

　　III. 这些使地租提高，从而使一般土地价格或各类别土地价格提高的不同条件，可以部分地发生竞争，部分地互相排斥，并且只能交替地发生作用。但是，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不能从土地价格的增加直接得出地租增加的结论，也不能从地租的增加（这种增加总会引起土地价格的增加）直接得出土地产品增加的结论⁽⁶⁾。

　　人们不去研究地力枯竭的现实的合乎自然规律的原因（所有对级差地租有所论述的经济学家，由于当时农业化学的状况，都不认识这些原因），而竟然求助于一种肤浅的见解：在一块空间有限的土地上，并不是任何数量的资本都可以投入。例如《爱丁堡评论》在反驳理查·琼斯时写道，不能靠耕种索霍广场³⁵⁴来养活整个英国。³⁵⁵如果把这看做农业的一种特别的缺陷，那么，事实的真相却正好相反。在农业中，各个连续的投资是会有成果的，因为土地本身是作为生产工具起作用的。而就工厂来说，土地只是作为地基，作为场地，作为操作的空间基地发生作用，所以情况就不是这样，或只在很狭窄的界限内才是这样。当然，和分散的手工业相比，人们可以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集中巨大的生产设施，大工业就是这样做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的既定阶段上，总是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并且建筑物在高度上也有它一定的实际界限。生产的扩大超过这种界限，也就要求扩大土地面积。投在机器等等上的固定资本不会因为使用而得到改良，相反地，它会因为使用而受到磨损。新的发明在这里也会引起一些改良，但在生产力的既定发展阶段上，机器只会日益陈旧。在生产力迅速发展时，全部旧机器必然会被更有利的机器所取代，也就是说，必然会丧失作用。与此相反，土地只要处理得当，就会不断改良。土地的优点是，各个连续的投资能够带来利益，而不会使以前的投资丧失作用。不过这个优点同时也包含着这些连续投资在收益上产生差额的可能性。

(1) 兰格；纽曼。³⁴⁴
(2) 克劳林顿的罢工。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307页。³⁴⁵
(3) “伦敦街道铺砌石头路面，使苏格兰海滨一些不毛岩石的所有者，可以从一向没有用的石头地得到地租。”（亚·斯密，第1篇第11章第2节³⁴⁷）
(4) 见本卷第702—704页。——编者注
(5) 洛贝尔图斯——他那本关于地租的重要著作³⁵⁰，我们将在本书第四册再加以讨论⁸⁶——的功绩之一，是阐述了这一点。他的错误只是在于，第一，他假定，对资本来说，利润的增加总是表现为资本的增加，因而在利润量增加时，比率仍然不变。但这是错误的，因为在资本构成发生变化时，尽管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利润率正是会由于不变资本部分价值同可变资本部分价值的比率的下降而提高。——第二，他的错误在于，他把货币地租对一定量土地（例如一英亩土地）的比率，看做是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地租增减时的一般前提。这又是错误的。古典经济学在对地租的实物形式进行考察时，总是就地租和产品的关系来看地租率；在它把地租作为货币地租进行考察时，总是就地租和预付资本的关系来看地租率，因为事实上这些都是合理的表现。
(6) 关于在地租增加的情况下土地价格下降的事实，见帕西的著作³⁵³。
343 　波托西银矿是玻利维亚南部的丰富的银矿地区，于1545年发现，17世纪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中心，它提供的银产量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一半。——874。
[344]　指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兰格在该书第150页写道：“任何情况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29—130页也有关于贫民和房租等情况的描写。——875。
[345]　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矿业无产阶级》一节。——875。
346 　暗喻亨·查·凯里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可以实现阶级和谐的观点，见注72。——875。
[347]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204—205页。——875。
348 　见《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1857年伦敦版第509页。——876。
349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207页。——876。
[350]　指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45—522页对洛贝尔图斯地租的理论作了详尽的批判分析。——880、905。
351 　尤·李比希在《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中有一段文字：“马铃薯由于根系四处扩张，就像一头猪一样，使土地得到翻松，甚至使较贫瘠的土地也能长出好庄稼。”马克思在1865年曾对该书作过摘录。——881。
352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黑格尔在该书第404页写道：“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场合一样，在术语上常常发生颠倒，即被称做合理的东西，是理智的东西，而被称做无理的东西，却是理性的开端和迹象。”——881。
[353]　指伊·帕西《地租》，见《政治经济学词典》1854年巴黎版第2卷。帕西关于地租的观点，见该书第511页。——882、886、888、892。
354 　索霍广场是伦敦索霍区的豪华地区。——882。
355 　指《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评论理·琼斯刚出版的《论财富的分配》一书的未署名文章，见《爱丁堡评论》1831年8—12月第54卷第94—95页。——882。

第四十七章 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

I. 导论

　　我们必须弄明白，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的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地租研究上的困难究竟在哪里。这一点甚至一大批近代的著作家也还没有理解，他们一再重新试图对地租作“新”的说明，就是证明。在这里，所谓新，几乎总是倒退到早已被驳倒的观点上去。困难不在于说明农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和与之相适应的剩余价值一般。这个问题不如说已经在对一切生产资本——不管它是投在什么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分析中得到解决了。困难在于证明，在剩余价值已经在各个资本之间平均化为平均利润之后，即各个资本在一切生产部门的全部社会资本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中分得与它们的相对量相适应的比例部分之后，也就是说，在这种平均化之后，在待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看来都已分配完毕之后，从哪里又会冒出这种剩余价值的超额部分，由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即使把促使现代经济学家作为产业资本反对土地所有权的代言人去研究这个问题的实际动机——在论述地租史的一章，我们将较详细地论述这些动机——完全撇开不说，那么这个问题对于作为理论家的他们来说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认为在投入农业的资本上出现的地租，是来自这个投资部门本身的一种特别的作用，是来自地壳本身具有的各种特性，这就是放弃价值概念本身，因而也就是放弃在这个领域内取得科学认识的一切可能性。甚至那种简单的感觉，即以为地租是从土地产品的价格中支付的，——甚至在地租是以实物形式支付的地方，只要租地农场主应当得到自己的生产价格，也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就已经表明，用农业的自然生产率高于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来解释这个价格超过普通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解释农产品的相对比较贵，这是多么荒唐；因为，恰好相反，劳动的生产效率越高，它的产品的每一部分就越便宜，因为体现同量劳动从而体现同一价值的使用价值的量就越大。

　　因此，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难在于，要说明的是农业利润超过平均利润而形成的余额，即不是说明剩余价值，而是说明这个生产部门所特有的超额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是说明“纯产品”，而是说明这个纯产品超过其他产业部门的纯产品而形成的余额。平均利润本身是在十分确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下发生的社会生活过程的一个产物，一个形成物，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个产物要以极为复杂的中介过程为前提。要能够谈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这个平均利润本身必须已被确立为标准，并且已被确立为生产的调节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就是这样）。在资本尚未执行强行榨取一切剩余劳动，并直接占有一切剩余价值这一职能，从而资本还没有使社会劳动或只是偶尔使社会劳动从属于自己的社会形式中，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的地租，谈不上作为超过平均利润即超过每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所占比例部分而形成的余额的地租。可是，例如帕西先生就很幼稚（见下面），他说什么在原始状态下地租就已经是超过利润即超过剩余价值的一个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而形成的余额，所以按帕西先生的说法，在没有任何社会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形式也几乎一样能够存在。³⁵³

　　老的经济学家们只是刚刚开始分析当时还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他们来说，地租的分析或者毫无困难，或者困难的性质完全不同。配第、康替龙，总之，那些离封建时期比较近的著作家们，都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一般的正常形式³⁵⁶，而对他们来说，利润还模糊地和工资混在一起，充其量也不过表现为这个剩余价值中由资本家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强行取走的部分。可见，他们是从下述状态出发的：第一，农业人口还占国民的绝大部分；第二，土地所有者还表现为这样的人，他凭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能够把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直接占为己有，土地所有权因此也还表现为生产的主要条件。因此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还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即反过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出发去研究，土地所有权怎么能把资本所生产的（也就是从直接生产者手里夺取的）、并且已经由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从资本手里夺走。

　　在重农学派³⁵⁷那里，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他们作为资本的实际上最早的系统代言人，试图分析剩余价值一般的性质。对他们来说，这个分析和地租的分析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地租是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唯一形式。因此，在他们看来，提供地租的资本或农业资本，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它所推动的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从资本主义的观点出发，完全正确地把这种农业劳动看做是唯一的生产劳动。他们完全正确地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做是决定性的事情。他们的巨大贡献，除了其他一些将在本书第四册⁸⁶加以论述的以外，首先是，他们和重商主义¹⁸⁰相反，从只是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回到了生产资本。重商主义以它那种粗浅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当时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在后者的实际利益面前，配第及其后继者们作出的科学分析的开端，完全被抛诸脑后。在这里，我们在批判重商主义时，只是附带谈到它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见解。以前已经指出，货币主义²²⁹把为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以及产品到商品从而到货币的转化，正确地宣告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²⁴⁰当它以重商主义继续向前发展时，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商品价值到货币的转化，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了，但这是从流通领域的没有概念的观点出发的，同时这种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就表现为剩余货币，表现为贸易差额中的余额。但是，下列事实准确地表现了当时有利害关系的商人和工厂主的特征，并且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相适应的。这就是：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可以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达到。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从时间上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这同时还会在自然国民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和产业方式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因此，重商主义的民族性质，不只是其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他们借口仅仅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去代替旧的神圣国家。不过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民实力和国民优势的基础。

　　其次，重农学派的正确之点在于，剩余价值的全部生产，从而资本的全部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使社会中一个越来越增大的部分，脱离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且像斯图亚特所说的那样，转化为自由人手³⁵⁸，使他们可以在别的部门任人剥削。

　　但是，那些较近的经济学著作家，例如德尔³⁵⁹、帕西³⁵³等等，他们在整个古典经济学趋于没落，甚至即将终结的时候，又重捡起了关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一般的自然条件的最原始的观点，并且在地租早已被人阐明为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式和特殊部分之后，还自以为对地租提出了某种新的和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些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当那种在一定的已经过去的发展阶段上是新颖的、创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已变成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又把它们重新捡起来。这样，它也就供认，它对于古典经济学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毫无所知。它把这些问题，和那些只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才能提出的问题混为一谈。至于他们无休止地、自以为是地反复咀嚼重农学派关于自由贸易的论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些论点，尽管在实践上还使某些国家发生兴趣，却早已失去任何理论意义了。

　　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见万萨德《法国劳动和劳动者的历史》）。在这种经济中，大领地的产品和剩余产品，决不单纯是农业劳动的产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劳动的产品。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这个基础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在传统组织至今还没有遭到破坏的印度公社³²⁸中，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消灭了这种联系；对于这个过程，人们特别可以根据18世纪最后30多年的英国进行广泛的研究。那些在或多或少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内成长的思想家，例如赫伦施万德，甚至在18世纪末，还把农业和工业的这种分离，看做是一种有勇无谋的社会冒险，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冒险的生存方式。甚至在那种同资本主义农业具有最大相似点的迦太基和罗马的古代农业中，这种农业同种植园经济相似的地方，也超过同那种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形式相似的地方。⁽¹⁾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相似，而对于已经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不是例如像蒙森先生⁽²⁾那样把任何货币经济都揭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来说，这种相似从所有本质之点来看都完全是一种错觉。这种相似之处在古代意大利大陆上是根本找不到的，也许只有在西西里可以找到，因为这个岛是作为对罗马的农业进贡地而存在的，因此，农业基本上是以出口为目标。在那里，可以找到现代意义上的租地农场主。

　　有一种关于地租性质的错误见解，是以下述情况为基础的：实物形式的地租，自中世纪的自然经济以来，并且是在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完全矛盾的情况下，部分地作为教会什一税，部分地作为由旧的契约长久保存下来的古董，一直沿袭到现代。由此就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地租不是由农产品的价格产生的，而是由它的量产生的，因而不是由社会关系产生的，而是由土地产生的。我们以前已经指出³⁶³，虽然剩余价值体现在超额产品上，但是反过来，超额产品作为产品量的单纯增加额并不就表示剩余价值。它可以表示价值的减少。不然的话，1860年的棉纺工业，和1840年相比，必然表示一个巨额的剩余价值；其实恰好相反，棉纱的价格已经下降。地租也可以由于农作物的连年歉收而大大增加，因为谷物的价格将会上涨，尽管这个超额价值将会体现在一个数量绝对减少而价格已经更贵的小麦的量中。反过来，地租也可以由于农作物连年丰收而下降，因为价格将会下降，尽管这个已经下降的地租将会体现在一个数量已经增加而价格已经比较便宜的小麦的量中。关于产品地租，首先应该指出，它只是一个由过时的生产方式遗留下来的并作为遗迹残存的传统，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表现在：它可以由于私人的契约而自行消失，而在立法可以进行干涉的场合，例如拿英国的教会什一税来说，它还可以作为一种不合理的东西被强制取消。³⁶⁴第二，产品地租在它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继续存在的地方，它只是并且也只能是货币地租穿上中世纪的外衣的一种表现而已。例如，假定小麦每夸特40先令。在这一夸特中，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其中包含的工资并被卖掉，以便能够把它重新投下；另一个部分也必须卖掉，以便支付摊到这一夸特上的那部分赋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社会分工也随着发展了的地方，种子，甚至一部分肥料，都会作为商品进入再生产过程，因此必须购买它们，以便补充；为了提供这方面所需的货币，这一夸特又有一部分必须卖掉。如果它们无须真正当做商品购买，而是以实物形式从产品中取出来，重新作为生产条件进入小麦的再生产——这种情况不仅在农业中发生，而且也在许多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中发生——，它们就要列入计算，用计算货币来表示，并且作为成本价格的组成部分予以扣除。机器和固定资本本身的损耗必须用货币来补偿。最后，还有利润，它是按这个用现实货币或计算货币表示的成本总额计算的。这个利润体现在总产品的一个确定的部分中，后者是由总产品的价格决定的。余下的部分便形成地租。如果契约规定的产品地租大于这个由价格决定的余额，它就不是地租，而是对利润的扣除了。由于这种可能性，不以产品价格为依据的产品地租——因而它可以大于或小于现实的地租，所以不仅可以成为利润的扣除，而且也可以成为资本补偿部分的扣除——，已经是一个过时的形式。事实上，产品地租在它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质上是地租的时候，完全要由产品价格超过它的生产费用的余额决定。不过它要假定这个可变量是一个不变量。但是，认为产品在实物形式上首先应足够供养劳动者，然后足以使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得到多于自身需要的食物，而在这以外的余额就形成实物地租，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多么亲切的观念。这和一个棉布工厂主生产20万码布的情况完全一样。这若干码布不仅足以使他的工人有衣服可穿，使他的妻子儿女和他自己有衣服可穿而有余，使他在此以外还有布可卖，最后还用布来支付巨额的地租。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只要从20万码布中减去生产费用，就必然会剩下布的一个余额作为地租。但是，不知道布的售价，就从20万码布中减去比如说1万镑生产费用，从布中减去货币，从使用价值本身中减去交换价值，然后去确定若干码布超过若干镑的余额，这事实上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这种想法比化圆为方还要荒唐，因为后者至少还以极限的概念作为基础，而在极限上，直线和曲线变得模糊了。但这个想法正好是帕西先生的药方³⁵³。布在头脑中或实际上转化为货币以前，从布中要减去货币！余额就是地租，但这个地租要在实物形式上（例如见卡尔·阿恩德的著作³⁶⁵），而不是用“诡辩”的邪术去掌握！实物地租的这种完全复辟，不过是这样一种蠢举：从若干舍费耳小麦中扣除生产价格，从一个容量中扣除一个货币额。

(1) 亚·斯密曾着重指出，在他那个时候地租和利润尚未分开³⁶⁰（并且对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来说，热带和亚热带的种植园经济的情况也还是这样），因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就是资本家，例如，就像卡托在他的领地上那样³⁶¹。但是这种分离正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并且，奴隶制的基础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也是完全矛盾的。
(2) 蒙森先生在他的《罗马史》中，完全不是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社会的意义上来使用资本家这个词，而是按照通俗的观念去使用它³⁶²。这种观念作为反映过去状况的古旧传统，在英美两国已经不再流行，但在欧洲大陆仍然继续流行着。
356 　威·配第关于地租是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的观点，见他的《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3—2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详细分析了配第的观点，见该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18、346—347、364页，第XXII笔记本第1348—1351、1397—1399页。
理·康替龙在他的《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中发表的类似观点，见他的《政论集》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3卷第175—177页。——886。 357 　对重农学派在有关问题上的贡献及其体系的矛盾的评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3、681—682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 I笔记本第222—233页。——886。
358 　“自由人手”是詹·斯图亚特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中所使用的术语，特指由于农业的发展而为工业生产游离出来的劳动力。他在该书第1卷第30—31、48、151、153及396页上多次谈到了自由人手。
马克思于1851年在他的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中详细地摘引了斯图亚特的著作。他在第12页上把斯图亚特关于“自由人手”的一段引文概括如下：“不是必须从事食品生产的那部分人口，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手，因为他们的工作，在农民过剩的情况下通过与社会需要相适合的劳动为自己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会随着这些社会需要的不同而变化，而社会需要又会随着时代精神的不同而变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6页也引用了斯图亚特著作第1卷第396页上的有关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85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一般地叙述了斯图亚特的经济学观点，特别是叙述了斯图亚特关于“自由人手”在历史上出现的条件的思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5页考察斯图亚特的观点时，特别强调了斯图亚特对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作出的贡献。——888。
359 　见欧·德尔《绪论》，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参看本卷第909—910页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 I笔记本第229页。——888。
[360]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64页。——889。
[361]　这一事实马克思采自泰·蒙森的《罗马史》1856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806页和第807页的注。——889。
[362]　泰·蒙森在《罗马史》1856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807、832页写道：“只有当罗马资本家开始大规模据有海外领地的时候，租佃才会真正有价值……资本家提供借贷不再是为了利息，这已经不够了，因为小业主已经得不到多大的利润。而且，这不仅仅已经完全不够，不如说，资本家们要去购买耕地，并且最好是把它们变成由承租人管理的产业，使用奴隶来进行生产。”——889。
36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5—266、655—656、719—720页。——890。
364 　指英国1836—1860年实施的什一税折现法令，该法令废除了以实物交纳教会什一税的办法，改为定期交纳货币地租。——890。
365 　见卡·阿恩德《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附与本书有关的资料的评述》1845年哈瑙版第126—137、461—462页。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5页。——892。

II. 劳动地租³⁶⁶

　　如果我们考察地租的最简单的形式，即劳动地租——在这个场合，直接生产者以每周的一部分，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所有的劳动工具（犁、牲口等等）来耕种实际上属于他所有的土地，并以每周的其他几天，无代价地在地主的土地上为地主劳动——，那么，事情还是十分清楚的，在这里，地租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在这里，无酬剩余劳动所借以表现的形式是地租，而不是利润。在这里，劳动者（自给自足的农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一个超过他自己的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料的余额，即超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我们称之为工资的余额，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取决于他的劳动时间是按什么比例划分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地主从事徭役劳动的时间。因此，超过必要生存资料的这个余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表现为利润的东西的这个萌芽，完全是由地租的多少决定的。在这里，地租不仅直接是无酬剩余劳动，并且也表现为无酬剩余劳动；这是替各种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所进行的无酬剩余劳动。在这里，这些生产条件和土地是一回事，并且就它们和土地有区别而言，只是被当做土地的附属物。徭役劳动者的产品在这里必须在补偿他的生存资料之外，足够补偿他的各种劳动条件，这一点对一切生产方式来说始终是一样的，因为这并不是一切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的结果，而是一切连续不断的和再生产的劳动的自然条件，也就是任何继续进行的生产的自然条件，这种生产同时总是再生产，因而也是它本身的作用条件的再生产。并且很清楚，在直接劳动者仍然是他自己的生存资料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的“占有者”的一切形式内，财产关系必然同时表现为直接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因而直接生产者是作为不自由的人出现的；这种不自由，可以从实行徭役劳动的农奴制减轻到单纯的贡赋义务。在这里，按照前提，直接生产者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所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这种独立性，不会因为这些小农（例如在印度）相互组成一种或多或少带有自发性质的生产公社而消失，因为这里所说的独立性，只是对名义上的地主而言的。在这些条件下，要从小农身上为名义上的地主榨取剩余劳动，只能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采取什么形式⁽¹⁾。使这种小农和奴隶经济或种植园经济区别开来的是，奴隶要用别人的生产条件从事劳动，并且不是独立的。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本来意义的依附制度。同直接生产者直接相对立的，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是像在亚洲那样，是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的国家，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任何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状态下，对于依附关系来说，无论从政治上或从经济上说，除了面对这种国家的一切臣属关系所共有的形式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用益权。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中生长出来的，并且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从生产关系本身中生长出来的经济共同体的全部结构，从而这种共同体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关于劳动地租这个最简单的和最原始的地租形式，有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在这里，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并且和剩余价值是一致的。但是，此外，剩余价值和别人无酬劳动的一致性在这里不需要加以分析，因为这种一致性还以其可以看得见的明显的形式而存在着，直接生产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他为地主的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还是分开的，他为地主的劳动直接表现在为另一个人进行的强制劳动的野蛮形式上。同样，土地所具有的提供地租的“属性”，在这里，也归结为一种明显的公开的秘密，因为被束缚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力，以及迫使劳动力的所有者不得不超过满足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的程度来尽量使用劳动力的那种所有权关系，也包括在提供地租的自然之中。地租直接就是土地所有者对劳动力的这种超额耗费的占有；因为直接生产者在此以外没有向他支付任何地租。在这里，不仅剩余价值和地租是一致的，而且剩余价值还明显地具有剩余劳动的形式，同时地租的自然条件或界限也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因为它们就是剩余劳动一般的自然条件和界限。直接生产者，第一，必须有足够的劳动力；第二，他的劳动的自然条件，从而首先是他所耕种的土地的自然条件，必须有足够的肥力，一句话，就是他的自然劳动生产率足以使他在满足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所必需的劳动之外，有可能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可能性不会创造地租。只有变这种可能性为现实性的强制，才创造地租。但这种可能性本身，是同主观的和客观的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这也完全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如果劳动力是微小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是贫乏的，那么，剩余劳动也是微小的，但是，这时候，一方面生产者的需要，另一方面剩余劳动剥削者的相对人数，最后，这种收益很小的、为少数从事剥削的私有者进行的剩余劳动借以实现的剩余产品，也都是微小的。

　　最后，就劳动地租来看，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直接生产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自己的状况，使自己富裕起来，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存资料的余额，或者，如果我们愿意预先使用资本主义的表达方法，那就是他是否能够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自己提供一个利润，即超过他自己所能生产的工资的一个余额，这完全取决于剩余劳动或徭役劳动的相对量。在这里，地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的、吞并一切的、可说是合法的形式，而远不是超过利润的余额，也就是说，在这里远不是超过工资以外的任何别的余额之上的余额；这样一种利润，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不仅其大小，甚至其存在，都取决于地租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强制地为土地所有者进行的剩余劳动的大小。

　　某些历史学家感到惊异的是，虽然直接生产者不是所有者，而只是占有者，并且他的全部剩余劳动实际上依照法律都属于土地所有者，可是在这种关系下，负有徭役义务的人或农奴竟能有财产和——相对地说——财富的独立发展。但是，很清楚，在作为这一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基础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不发达的状态中，传统必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次，很清楚，在这里也和一贯的情形一样，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人的利益，总是要把现状作为法律加以神圣化，并且要把现状的由习惯和传统造成的各种限制，用法律固定下来。撇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说，只要现状的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自然产生；并且，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取得社会固定性和不以单纯偶然性与任意性为转移的社会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种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生产。如果这种再生产持续一个时期，那么，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但是，因为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即徭役劳动，是建立在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的不发展，劳动方式本身的原始性的基础上，所以和发达的生产方式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相比，它自然只会在直接生产者的总劳动中，占有一个小得多的部分。例如，我们假定为地主进行的徭役劳动原来是每周两天。这每周两天的徭役劳动因此会固定下来，成为一个不变量，而由习惯法或成文法在法律上规定下来。但是直接生产者自己支配的每周其余几天的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可变量。这个可变量必然随着他的经验的增多而得到发展，正如他所认识的新的需要，他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他对他这一部分劳动力的支配的越来越大的保证，都会刺激他去提高自己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在这里，不要忘记，这种劳动力的使用决不限于农业，也包括农村家庭工业。因此，这里已经有了某种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要取决于环境的适宜、天生的种族性格等等。

(1)在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征服者紧接着要做的总是把人也占有。参看兰盖³⁶⁷。并见默泽³⁶⁸。

366 　从此以下至第912页第三段为止的论述，马克思依据的是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伦敦版）一书中的材料。马克思在1851年就对此书作了详细摘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615—640页）。在这部长达300页的内容丰富的著作中，有一半篇幅的内容涉及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地租形式的历史，其中包括“劳役地租或农奴地租”、“分成制地租”、“小屋贫农地租”以及“租地农场主地租”。马克思经过仔细分析后强调指出，琼斯在历史细节上虽然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不影响他在区分地租的各种历史形式方面所作的重大贡献。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21—1133页。——892。
[367]　见尼·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两卷集），该书第1卷第309页写道：“最初的征服者们，只是为了不受惩罚地过游手好闲的生活，才实行统治；他们成为国王，只是为了拥有生存资料。”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438—440页。——893。
[368]　见尤·默泽《奥斯纳布吕克史》1780年柏林—斯德丁版第4卷第164—167页。——893。

III. 产品地租

　　劳动地租转化为产品地租，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说，丝毫没有改变地租的本质。就我们这里考察的几种形式来说，地租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唯一的占统治地位的和正常的形式。而这又表现为：地租是占有本人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条件的直接生产者必须向这一状态下无所不包的劳动条件即土地的所有者提供的唯一的剩余劳动或唯一的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也只有土地才作为别人所有的、和直接生产者相独立的、人格化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条件而出现在直接生产者面前。在产品地租是地租的占统治地位的和最发达的形式的时候，它又总是或多或少伴随有先前的形式的残余，即直接用劳动即徭役劳动来交付地租的形式的残余，而不管地主是私人还是国家。产品地租的前提是直接生产者已处于较高的文明状态，从而他的劳动以及整个社会已处于较高的发展阶段。产品地租和先前的形式的区别在于，剩余劳动已不再在它的自然形态上，从而也不再在地主或地主代表者的直接监督和强制下进行。驱使直接生产者的，已经是各种关系的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强制，是法律的规定，而不是鞭子，他已经不得不自己负责来进行这种剩余劳动了。剩余生产，是指直接生产者超过本人必不可少的需要而在实际上属于他自己的生产场所之内即他自己耕种的土地之内进行的生产，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是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之旁和之外的领主庄园中进行的生产。这种剩余生产，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常规。在这种关系中，直接生产者或多或少可以支配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的使用，虽然这个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原来几乎是它的全部剩余部分）仍然是无偿地属于土地所有者；只是后者现在已经不是直接在劳动时间的自然形式上得到它，而是在它借以实现的产品的自然形式上得到它。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所造成的非常麻烦的、依徭役劳动的不同管理方式而程度不同地起着干扰作用的中断（参看《资本论》第一册第八章第2节《工厂主和领主》），在产品地租以纯粹形式出现的地方不再发生了，或者在某些徭役劳动仍然和产品地租并存的地方，至少也压缩为一年中几次短暂的间歇。生产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他为土地所有者的劳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已不再明显分开。纯粹的产品地租虽然也可以残存在已经进一步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内，但它的前提仍然是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营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经济自身中生产的，并直接从经济自身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形成地租的剩余产品，是这个农工合一的家庭劳动的产品，而不管这个产品地租是像中世纪常见的情况那样，或多或少包括工业品在内，还是只以真正的土地产品来交纳。在这个地租形式上，体现剩余劳动的产品地租，根本不需要把农民家庭的全部剩余劳动吮吸光。相反，和劳动地租的场合相比，生产者已经有了较大的活动余地，可腾出时间来从事剩余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同满足他的最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产品一样，归他自己所有。这个形式也会使各个直接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出现较大的差别。至少，已经有这样的可能性，并且，有可能这些直接生产者也获得再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但这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是产品地租的纯粹形式。总的说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研究使不同地租形式可以结合和混杂在一起的无穷无尽的各种组合。由于产品地租形式同一定种类的产品和生产本身相联系，由于对这种形式来说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结合是必不可少的，由于农民家庭这样一来实现了几乎完全的自给自足，由于它不依赖于市场和它以外那部分社会的生产运动和历史运动，总之，由于自然经济本身的性质，这种形式也就完全适合于为静止的社会状态提供基础，如像我们在亚洲看到的那样。在这里，和在以前的劳动地租形式上一样，地租是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从而也是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即直接生产者不得不无偿地，实际上也就是在强制下——虽然对他的这种强制已经不是旧的野蛮的形式——为他的最重要的劳动条件即土地的所有者完成的全部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利润（如果我们把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中由他自己占有的部分暂时先名不副实地叫做利润）并不决定产品地租，倒不如说这种利润是在产品地租的背后发生的，并且以产品地租的大小为自己的自然界限。产品地租所达到的规模可以严重威胁劳动条件的再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再生产，使生产的扩大或多或少成为不可能，并且迫使直接生产者只能得到身体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当这个形式为一个从事征服的商业民族所发现、所利用时，例如像英国人在印度所做的那样，情况尤其是这样。

IV. 货币地租

　　在这里，我们把货币地租——它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产业地租或商业地租不同，后者只是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理解为单纯由产品地租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地租，就像产品地租本身只是已经转化的劳动地租一样。在这里，直接生产者不是把产品，而是把产品的价格付给他的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国家还是私人）。因此，一个实物形式的产品余额已经不够；它必须由这个实物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虽然直接生产者仍然要继续亲自生产至少是他的生存资料的绝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转化为商品，当做商品来生产。因此，整个生产方式的性质就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生产方式失去了它的独立性，失去了超然于社会联系之外的性质。现在由或多或少的货币支出所构成的生产费用所占的比率有了决定性的意义；无论如何，总产品中超过一方面必须重新用做再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必须用做直接生存资料的部分而要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余额，现在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但这种地租的基础，虽然已日趋解体，还是和在那种构成出发点的产品地租的场合下一样。直接生产者仍旧是继承的或其他传统的土地占有者，他必须向他的这种最重要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即地主，以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形式，提供剩余的强制劳动，也就是没有报酬、没有得到等价的劳动。对那些和土地不同的劳动条件，即对农具和其他动产的所有权，在先前的各种形式下就已经先是在事实上，然后又在法律上，转化为直接生产者的所有权；这一点对货币地租形式来说，更是先决条件。起初只是偶然的，尔后或多或少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要以商业、城市工业、一般商品生产、从而货币流通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为前提。这种转化还要以产品有一个市场价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价值出售为前提，而在先前的几种形式下，却不需要如此。在欧洲东部，我们现在也还可以局部地看到这种转化过程。没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这种转化是不能实现的，下述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罗马帝国屡次试图实行这种转化都遭到了失败，本来打算至少把实物地租中作为国税而存在的那部分转化为货币地租，可是后来又恢复了实物地租。又如在法国革命³⁶⁹前，货币地租和先前各种地租形式的残余混杂在一起，也表明了这种转变的困难。

　　但是，作为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并和它相对立的货币地租，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种地租，即作为剩余价值的和向生产条件所有者提供的无酬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的地租的最后形式，同时又是它的解体形式。纯粹形式的货币地租，和劳动地租、产品地租一样，不代表超过利润的余额。从概念上说，它吞并利润。只要利润实际上是作为剩余劳动的一个特殊部分产生于地租之旁，那么货币地租也和先前各种形式的地租一样，仍然是这种萌芽状态的利润的正常限制。这个萌芽状态的利润，只有当体现为货币地租的剩余劳动完成以后，仍有可能使用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别人的劳动时，才能发展起来。如果利润确实产生于这个地租之旁，那么，不是利润限制了地租，相反地，是地租限制了利润。但是，上面已经讲过，货币地租同时就是以上考察的那种显然同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一致的地租的解体形式，即作为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和统治形式的地租的解体形式。

　　货币地租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撇开一切中间形式，例如撇开小农租佃者的形式不说——必然或者使土地变为自由的农民财产，或者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导致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地租。

　　在实行货币地租时，占有并耕种一部分土地的隶属农民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传统的合乎习惯法的关系，必然转化为一种由契约规定的、按实在法的固定规则确定的纯粹的货币关系。因此，从事耕作的占有者实际上变成了单纯的租佃者。一方面，这种转化在其他方面均适宜的一般生产关系下，会被利用来逐渐剥夺旧的农民占有者，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另一方面，这种转化又使从前的占有者得以赎免交租的义务，转化为一个对自己耕种的土地取得完全所有权的独立农民。此外，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时，不仅与此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新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境况较佳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行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富裕的依附农自己又拥有依附农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些旧式的、亲自劳动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形成了培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如果像在16世纪的英国那样，由于出现了特别有利的情况，对他们起了促进作用，例如，当时由于货币不断贬值，传统的长期租约使土地所有者蒙受损失，却使租地农场主发了财，那么，租地农场主就会特别迅速地发展起来。

　　此外，地租一旦取得货币地租的形式，同时，交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一旦取得契约关系的形式，——这种转化一般只是在世界市场、商业和工业已有一定的比较高的发展程度以后才有可能，——也就必然出现租赁土地给资本家的现象。这些资本家一向置身在农村范围之外，现在却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资本和城市中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即产品只是作为商品，并且只是作为占有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生产的形式，带到农村和农业中来。这个形式只有在那些在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支配着世界市场的国家，才能成为一般的常规。一旦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土地所有者和实际从事劳动的农民之间，一切从农村旧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关系就会解体。租地农场主成了这种农业工人的实际指挥官，成了他们的剩余劳动的实际剥削者，而土地所有者现在只和这种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发生直接关系，而且是单纯的货币关系和契约关系。因此，地租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不仅是实际的和偶然的（这在以前各种形式上已经部分地发生过），而且是正常的，是在它的公认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上发生的。它已经由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下降为这个剩余劳动超过从事剥削的资本家以利润形式占有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并且全部剩余劳动，即利润和超过利润的余额，现在都直接由他榨取，以总剩余产品的形式由他取得，并转化为货币。现在，他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是他用他的资本直接剥削农业工人而榨取的这个剩余价值的一个超额部分。他要交给土地所有者多少，平均说来，其界限是由资本在非农业生产部门提供的平均利润和由后者调节的非农业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因此，现在地租就由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正常形式，变为这个特殊生产部门即农业生产部门所特有的、超过被资本当做应优先归自己所有并且通常也归自己所有的东西而要求取得的那部分剩余劳动而形成的余额。现在，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已经不是地租，而是利润，地租已经不是剩余价值一般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而只是剩余价值的一个分支即超额利润在特殊情况下独立化的形式。至于生产方式本身的逐渐的变化是怎样和这种变化相适应的，则不必深入研究了。这一点从下述事实已经可以得到说明：对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来说，土地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已经成了正常现象；以前只有超过他的生存资料的余额才转化为商品，而现在这种商品相对说来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直接转化为他的生存资料。现在，已经不是土地使农业劳动直接从属于自身和自身的生产率，而是资本使农业劳动直接从属于自身和自身的生产率。

　　平均利润和由它调节的生产价格，是在农村关系之外，在城市商业和工业的范围内形成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的利润，不会进入利润平均化的过程，因为他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不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当他赚到利润，也就是说，当他靠自己的劳动，或靠剥削别人的劳动，而实现一个超过本人必要生存资料的余额时，这件事是在正常的关系背后发生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利润的量并不决定地租，相反地，它本身是由作为它的界限的地租决定的。中世纪的高利润率，不只是由于资本的构成很低，即其中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要素占优势造成的。这种高利润率是由于农村中盛行的欺诈，由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中及其隶属农民的收入中有一部分被占有而造成的。如果说在中世纪，在封建制度没有像在意大利那样被例外的城市发展所破坏的地方，到处都是农村在政治上榨取城市，那么，城市则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毫无例外地通过它的垄断价格、它的赋税制度、它的行会、它的直接的商业诈骗和它的高利贷在经济上剥削农村。

　　人们也许会认为，单是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农业生产上这一点就会证明，从来就要以这一或那一形式支付地租的那些土地产品的价格，至少在租地农场主出现在农业生产上时，必然是高于工业的生产价格的，而无论这是因为土地产品的价格已经达到垄断价格的水平，还是因为这一价格已经上涨到土地产品价值的高度，并且土地产品的价值实际上高于由平均利润调节的生产价格。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按土地产品的现有价格，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似乎就不可能首先由这些产品的价格来实现平均利润，然后从同一个价格中再以地租形式支付一个超过这个利润的余额。人们也许会由此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在同土地所有者订立租约时所遵循的一般利润率，在形成时是没有把地租包括在内的，所以，一旦一般利润率在农业生产上开始起调节作用，这个余额就会被发现，并被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例如，洛贝尔图斯先生就是用这种传统的方法来说明问题的³⁵⁰。但是：

　　第一，资本在农业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和主导的力量，并不是一下子普遍出现的，而是逐渐出现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内。它首先占领的不是真正的农业，而是畜牧业特别是牧羊业之类的生产部门。牧羊业的主要产品羊毛在工业兴起之际所提供的市场价格最初经常会超过生产价格而形成一个余额，只是到后来才被拉平。例如，16世纪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最初只是偶然出现的，所以，不可能提出任何论据来反对下述假定：资本主义生产首先只控制那些由于有特殊的肥力或特别有利的位置而一般说来能够支付级差地租的土地。

　　第三，即使假定，在这种生产方式（事实上，它以城市需求比重的增加为前提）出现时，土地产品的价格高于生产价格，例如，17世纪最后30多年英国的情况毫无疑问就是这样，那么，只要这种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从农业单纯从属于资本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并且只要同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结合在一起的农业改良和生产费用的降低已经发生，土地产品价格高于生产价格的情况，就会由于反作用，即由于土地产品价格的下降而趋于平衡，例如，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³⁷⁰

　　因此，用这种传统的方法，是不能说明作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的地租的。不论地租最初是出现在怎样的历史情况下，它一旦扎下根来，就只能在前面已经阐述过的现代条件下发生。

　　最后，关于产品地租到货币地租的转化，还应该指出：资本化的地租即土地价格，从而土地让渡的可能性和土地的让渡，会随着这种转化而变为本质的要素，因此，不仅从前有交租义务的人能够转化成独立的农民所有者，并且城市的以及其他的货币所有者也能购买土地，再把土地租给农民或资本家，并把地租当做他这样投入的资本的利息形式而加以享用；因此，这种情形也会促使以前的剥削方式，所有者和实际耕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地租本身发生变革。

369 　指1789—1794年法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901。
370 　詹·安德森在《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1801年伦敦版第11页上确认：“从1700到1750年，小麦的价格不断下降，从每夸特2镑18先令1便士降到1镑12先令6便士。”相应的资料及统计表格，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507—512页。——906。

V. 分成制和农民的小块土地所有制

　　在这里，我们就要结束我们对地租的一系列研究。

　　在劳动地租、产品地租、货币地租（只是当做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这一切地租形式上，支付地租的人都被假定是土地的实际耕作者和实际占有者，他们的无酬剩余劳动直接落入土地所有者手里。甚至在最后一个形式即货币地租上——只要它是纯粹的，也就是说，只是产品地租的转化形式——，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

　　分成制可以看成是由地租的原始形式到资本主义地租的过渡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经营者（租地农民）除了提供劳动（自己的或别人的劳动），还提供经营资本的一部分，土地所有者除了提供土地，还提供经营资本的另一部分（例如牲畜），产品则按一定的、不同国家有所不同的比例，在租地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在这里，从一方面说，租地农民没有足够的资本去实行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从另一方面说，土地所有者在这里所得到的部分并不具有纯粹的地租形式。它可能实际上包含他所预付的资本的利息和一个超额地租。它也可能实际上吞并了租地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或者从这个剩余劳动中留给租地农民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但重要的是，地租在这里已不再表现为剩余价值一般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只使用本人劳动或者也使用别人劳动的租地人，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一部分劳动工具的所有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要求产品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土地所有者也不只是根据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并且也作为资本的贷放者，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¹⁾。

　　古代土地公有制的残余，在过渡到独立的农民经济以后，还在例如波兰和罗马尼亚保留下来。这种残余在那些地方成了实现向比较低级的地租形式过渡的借口。土地一部分属于单个农民，由他们独立耕种。另一部分则共同耕种，形成剩余产品，一部分用于公社的开支，一部分用做备荒的储存等等。剩余产品的最后这两部分，以及最终全部剩余产品连同生长这个剩余产品的土地，都逐渐为国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夺；原来的有义务共同耕种这种土地的自由的农民土地所有者，这样就变为有义务从事徭役或交纳产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夺者则变为不仅是被掠夺的公有地的所有者，并且也是农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

　　我们用不着在这里深入研究真正的奴隶经济（它也要经历各个阶段，从主要为自身需要而从事经营的家长制，一直到为世界市场而从事经营的真正种植园制度），也用不着深入研究大地主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土地所有者自己出资进行耕种，占有一切生产工具，并剥削不自由的或自由的、付给实物报酬或货币报酬的雇农的劳动。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生产工具的所有者，从而包括在这些生产要素里的劳动者的直接剥削者，是合而为一的。地租和利润也是合而为一的，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的分离是不存在的。劳动者的在这里体现为剩余产品的全部剩余劳动，都直接被全部生产工具（其中包括土地，在奴隶制度的原始形式下也包括直接生产者本身）的所有者所榨取。在资本主义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例如在美国的种植园里，这全部剩余价值被看成是利润；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存在，同它相适应的观念也还没有从资本主义国家传入的地方，这全部剩余价值就表现为地租。无论如何，这个形式都不会引起什么困难。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不论把它叫什么），即他所占有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剩余产品，在这里是直接占有全部无酬剩余劳动的正常的和主要的形式，而土地所有权是这种占有的基础。

　　再看一看小块土地所有制。在这里，农民同时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土地则是他的主要生产工具，是他的劳动和他的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在这个形式下，不支付任何租金；因而，地租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一个分离出来的形式，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常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同其他生产部门比较，它也会表现为超额利润，不过这种超额利润，和劳动的全部收益一样，为农民所得。

　　土地所有权的这个形式的前提是：正如在先前各种更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下一样，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有巨大优势，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常已取得统治地位，但相对地说还不大发展，从而在其他生产部门内，资本的积聚也是在狭小界限内进行的，资本的分散仍占优势。按照事物的本性，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在这里必然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由它的生产者即农民本人消费，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额，才作为商品进入同城市的贸易。在这里，土地产品的平均市场价格不管是怎样决定的，级差地租，即质量较好的土地或位置较好的土地所得到的商品价格的余额部分，在这里显然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样，必然是存在的。即使这个形式是出现在一般市场价格根本还没有发展起来的社会状态内，这个级差地租也是存在的；这时，它表现为超额的剩余产品。不过它是流入了那些在比较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实现自己劳动的农民的口袋。正是在这种形式下，土地价格也会作为一个要素，加入农民的实际生产费用，这是由于，随着这个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或者在分配遗产时土地会作为一定的货币价值来接受，或者在全部财产或其构成部分的不断变动中土地会由耕种者自己购买，所需的钱则大部分用抵押的方法得到；因此，在这里，土地价格这个无非是资本化的地租就成了一个作为前提的要素，从而地租也就好像同土地的肥力和位置上的任何差别无关而独立存在着，——但正是在这里，一般说来，我们要假定绝对地租不存在，就是说最坏土地不支付地租；因为，绝对地租的先决条件或者是产品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以上的已经实现了的余额，或者是超过产品价值的垄断价格。但因为在这里，农业的经营大部分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土地对大多数人口来说是他们的劳动和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动场所，所以，产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达到它的价值；但是，由于活劳动的要素占优势，这个价值照例高于生产价格，虽然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这个余额，也会因盛行小块土地经济的国家中非农业资本的构成也很低而受到限制。对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来说，一方面，就他是小资本家而言，资本的平均利润并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另一方面，就他是土地所有者而言，地租的必要性也不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对于他作为小资本家来说，只有他扣除实际成本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表现为绝对的界限。只要产品的价格足以补偿他的这个工资，他就会耕种他的土地；并且直到工资下降到满足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他往往也这样做。至于他作为土地所有者，那么，对他来说，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已经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限制只有和同它分离的资本（包括劳动）相对立，才会表现出来，这是由于它阻碍资本的投入。当然，土地价格的利息（通常还要付给一个第三者，即抵押债权人）也是一种限制。但这个利息可以由将会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形成利润的那一部分剩余劳动来支付。所以，在土地价格中和在为土地价格而支付的利息中已经预先包含了地租，它只能是超过维持农民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劳动以上的、已经资本化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不过这个剩余劳动不会实现为商品价值中一个与全部平均利润相等的部分，更不会实现为超过这个实现为平均利润的剩余劳动的一个余额，即超额利润。地租可以是平均利润中的扣除额，甚至可以是平均利润中唯一实现的部分。要使这种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能够耕种他的土地，或购买土地进行耕种，没有必要像在正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那样，使土地产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到足以向他提供平均利润的水平，更没有必要提高到足以提供一个超过平均利润的固定在地租形式上的余额的水平。所以，市场价格无须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这就是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所以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劳动的农民，他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给了社会，它既不参与生产价格的调节，也不参与价值一般的形成。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正常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在现代各民族中，我们又发现它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解体所产生的各种形式之一。英国的自耕农268，瑞典的农民等级，法国的和德国西部的农民，都属于这一类。在这里，我们没有谈到殖民地，因为那里的独立农民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对小生产来说，也就是对下述生产方式来说，显然是土地所有权的最正常的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劳动者对本人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一个条件；在这种生产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还是一个隶属农民，总是独立地，作为单独的劳动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权是手工业生产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样。在这里，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性发展的基础。它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点。这种土地所有权衰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消灭；处在这种耕作下的土地逐渐贫瘠和地力枯竭；公有地（这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块土地经济的第二个补充物，并且只是因为有了公有地，小块土地经济才有可能饲养牲畜）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作为种植园经营的大农业或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加入竞争。农业上的各种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产品的价格，另一方面要求较大的投资和更多的物质生产条件，这些也促进了上述土地所有权的灭亡，例如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情况就是这样。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对科学的累进的应用。

　　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到处使这种所有制陷入贫困境地。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互相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越来越恶化和生产资料越来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规律。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好年成也是一种不幸。⁽²⁾

　　小农业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弊病之一，来自于耕者必须投入一笔资本购买土地。（这同样适用于这样一种过渡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大土地所有者首先投入一笔资本购买土地，然后作为自己的租地农场主来从事经营。）由于土地在这里作为单纯的商品取得了可动性，财产的变动也就增加了⁽³⁾，这样一来，对每个新的一代来说，在每次分配遗产时，从农民的观点看来，土地都要重新作为投资出现，也就是说，成为他所购买来的土地。因此，土地价格在这里也就在各项虚假的生产费用中，或在单个生产者的产品成本价格中构成一个压倒一切的要素。

　　土地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因而是预期的地租。如果农业是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地租，租地农场主对土地除了支付这个年租外，不再支付别的什么，那么，很清楚，土地所有者自己为了购买土地而投入的资本，对他来说虽然也是生息的投资，但与投在农业本身上的资本毫无关系。它既不是在农业上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也不是在农业上执行职能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⁴⁾；它不过为买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权利，但是和这个地租的生产绝对无关。土地的买者把这个资本正好是付给出卖土地的人，于是卖者就放弃他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这个资本不再作为买者的资本存在；它已不再为他所有；所以，这个资本已经不属于他能以某种方式投在土地本身上的资本。无论他是用高价或低价购买土地，或者白白得到土地，都不会使租地农场主投在农业经营上的资本发生改变，也不会使地租发生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只是：对他来说，这个地租是表现为利息还是表现为非利息，或者是表现为较高的利息还是表现为较低的利息。

　　例如，拿奴隶经济来说。在这里，为购买奴隶而支付的价格，不过是预期的、资本化的、将从奴隶身上榨出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购买奴隶付出的资本，不属于用来从奴隶身上榨出利润或剩余劳动的资本。恰好相反。这是奴隶主转让出去的资本，是他在现实生产上可使用的资本中的扣除额。对他来说，这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如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对农业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一样。最好的证明是：这个资本要在奴隶主或地主再把奴隶或土地卖掉的时候，才会重新出现在他们手里。不过，这时对买者来说，同样的情况将会出现。他已经购买奴隶的事实，还不能使他立即剥削奴隶。他只有进一步投资到奴隶经济本身中去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同一个资本不能双重地存在，既在土地卖者手中，又在土地买者手中。它从买者手里转移到卖者手里，事情就此完结。买者现在没有资本，而有了一块土地。这个新的土地所有者，会把由这块土地上的实际投资所生出的地租，算做不是投在土地上而是为取得土地所付出的资本的利息，这一情况丝毫也不会影响土地这个因素的经济性质，正如某人曾经为购买利息率为百分之三的统一公债而付出1 000镑这一情况，和那个用其收入来支付国债利息的资本完全无关一样。

　　事实上，购买土地的货币，和购买国债券的货币完全一样，只是自在的资本，正如每一个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是自在的资本，是可能的资本一样。为土地而支付的东西，和为国债券而支付的东西，为所购买的其他商品而支付的东西一样，是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是自在的资本，因为它可以转化为资本。卖者得到的货币是否实际转化为资本，取决于他对货币的使用。对买者来说，这个货币和他已经最终支出的任何其他货币一样，再也不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了。按照他的计算，这个货币是作为生息资本执行职能的，因为他把他在地租或国债利息形式上的收入，算做他为购买这种收入的索取权而花费的货币的利息。只有通过再卖掉，他才能把这个货币当做资本来实现。但这时，又有另一个新的买者处在和他过去一样的情况中，这样支出的货币，对支出者来说，决不会通过转手而转化为现实的资本。

　　在小土地所有制的情况下，有一种错觉要更顽固得多：似乎土地本身具有价值，所以完全和机器或原料一样作为资本加入产品的生产价格。但我们已经看到，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地租，从而资本化的地租即土地价格，才能作为决定的因素加入土地产品的价格。第一种情况是，由于农业资本（这个资本和购买土地的资本毫无共同之处）的构成，土地产品的价值高于它的生产价格，市场情况又使土地所有者能够实现这个差额。第二种情况是存在垄断价格。这两种情况，在小块土地经济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场合，都很少发生，因为正是在这里，生产的很大部分都是为满足本身的需要，并且生产的进行不受一般利润率的调节。甚至在这种小块土地经济是在租地上进行的地方，租金比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包括利润的一部分，甚至包括工资的一种扣除；在这种场合，它只是名义上的地租，不是那种同工资和利润相对立的作为独立范畴的地租。

　　因此，为购买土地而支出货币资本，并不是投入农业资本。这其实是相应地减少了小农在他们的生产领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资本。这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缩小了再生产的经济基础。这使小农遭受高利贷的盘剥，因为在这个领域内，真正的信用一般说来是比较少的。这种支出是农业的一个障碍，即使进行这种购买的是大田庄，也是如此。这种支出实际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矛盾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土地所有者是否负债，他的土地是继承来的，还是买来的，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他究竟是自己收取地租，还是必须再把它付给一个抵押债权人，这不会在租地农场本身的经营上引起任何变化。

　　我们已经知道，在地租已定时，土地价格是由利息率调节的。如果利息率低，土地价格就高；反过来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高的土地价格必然和低的利息率相并行，结果，农民如果由于利息率低而按高价支付土地，那么同一个低利息率，也必然使他能以有利的条件通过信用取得经营资本。但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地方，情况实际上不是这样。第一，信用的一般规律并不适用于农民，因为这个规律要以生产者是资本家为前提。第二，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在这里不谈殖民地 ——和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是国民的主体的地方，资本的形成，也就是说，社会的再生产，相对地说是微弱的，而前面已经说明过的意义上的借贷货币资本的形成，则更加微弱。这要以积聚和一个富有的有闲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作为前提（马西³⁷⁵）。第三，在这里，土地所有权是绝大部分生产者的生活条件，是他们的资本的不可缺少的投资场所，所以，土地价格上涨是由于对地产的需求超过其供给，而和利息率无关，并且往往和利息率一起上涨。在这里土地按小块出售的价格比在大块出售的场合要高得多，因为在这里，小块土地的买者的人数是多的，大块土地的买者的人数是少的（黑帮³⁷⁶，吕比雄³⁷⁷，纽曼³⁷⁸）。由于这一切原因，在这里土地价格也会在利息率相对高的情况下上涨。在这里，农民从用来购买土地的投资上取得的利息是相对较低的（穆尼哀³⁷⁹），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反过来对抵押债权人支付的高利贷利息却是很高的。爱尔兰制度³⁸⁰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因此，土地价格这个和生产本身无关的要素，在这里可以提高到使生产不能进行的程度（东巴尔）。

　　土地价格起这样一种作用，土地的买卖即土地作为商品的流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因为在这里，商品已经成为一切产品和一切生产工具的一般形式。另一方面，这些现象却又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还很有限，还没有展开它的全部特性的地方才会发生；因为这些现象正好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农业不属于或尚未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属于一种由已经消亡的社会形式遗留下来的生产方式。因此，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点，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者对于自己产品的货币价格的依赖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充分所产生的缺点是一回事。农民变成了商人和产业家，但没有具备那些让他能够把自己的产品当做商品来进行生产的条件。

　　土地价格对生产者来说是成本价格的要素，但对产品来说不是生产价格的要素（即使地租会参加决定土地产品的价格，但预付20年或更多年数的资本化的地租，决不会参加决定土地产品的价格）。这种冲突，不过是体现着土地私有权同合理的农业、同土地正常的社会利用之间的矛盾的形式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土地私有权，从而对直接生产者的土地的剥夺——一些人拥有土地私有权，意味着另一些人丧失土地所有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在这里，对小农业来说，土地价格，即土地私有权的形式和结果，表现为对生产本身的限制。对大农业和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大地产来说，这种所有权也是一种限制，因为它会限制租地农场主所进行的、最终不是对他自己有利而是对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产投资。在这两个形式上，对地力的榨取和滥用（撇开这种榨取不是取决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而是取决于生产者个人的偶然的不同的境况这一点不说）代替了对土地这个人类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财产，即他们不能出让的生存条件和再生产条件所进行的自觉的合理的经营。在小所有制的场合，发生这种情况是由于缺乏应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和科学。在大所有制的场合，却是由于这些手段被用来尽快地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在这两个场合，都是由于对市场价格的依赖。

　　一切对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后都归结为把私有权当做农业的限制和障碍来批判。一切对大土地所有制的反批判也是这样。当然，在这两个场合，都把政治的次要的考虑撇开不说。一切土地私有权对农业生产和对土地本身的合理经营、维护和改良所设置的这种限制和障碍，在这两个场合，只是展开的形式不同罢了，而人们在争论有关弊病的这些特殊形式时，却忘记了弊病的终极原因。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社会劳动，而是孤立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和再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再生产的物质条件还是精神条件的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条件。在另一个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³⁸¹）。

　　如果说小土地所有制创造出了一个半处于社会之外的未开化的阶级，它兼有原始社会形式的一切粗野性和文明国家的一切贫困痛苦，那么，大土地所有制则在劳动力的天然能力借以逃身的最后领域，在劳动力作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备力量借以积蓄的最后领域，即在农村本身中，破坏了劳动力。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

(1) 参看比雷、托克维尔、西斯蒙第。³⁷¹
(2) 见图克引用的法国国王的演说。³⁷²
(3) 见穆尼哀和吕比雄的著作。³⁷³
(4) 马龙博士先生（《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马克思没有引用关于这本小册子的其他材料〕）是从他所反驳的那些人的错误假定出发的。³⁷⁴他认为，用于购买土地的资本是一种“创业资本”，然后在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的定义上，也就是，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定义上进行争辩。他关于资本一般的非常幼稚的观念（鉴于德国“国民经济学”的状况，这对一个非经济学家来说，是可以原谅的），使他无法知道，这个资本既不是创业资本，也不是经营资本，正如某人在证券交易所中投下的用来购买股票或国债券的资本，对这个人来说，代表一种投资，但并不是“投”在任何生产部门。
[371]　见安·比雷《政治经济学教程》1842年布鲁塞尔版；亚·托克维尔《旧制度和革命》1856年巴黎版；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908。
[372]　托·图克和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两卷集），即《价格史。1792年到现在》第5、6卷。图克引用的法国国王的演说，见该书1857年伦敦版第6卷第29—30页。——912。
[373]　见穆尼哀《论法国农业。根据官方文件。附吕比雄的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2卷；莫·吕比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结构》1837年巴黎新版第47页及以下几页，第64、105页。——913。
[374]　马龙在《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农业经营学的一章》1859年奥珀伦版第5—6页上写道：“我们这些处于不幸境地的后裔一清二楚地知道，为了得到允许把自己的劳动用在一块土地上，我们首先必须付出一笔资本（按照国民经济学的说法，就是积累劳动）。这笔预付资本我们称之为创业资本，而必须用来使这笔资本或其等价物（物品）获得收益的劳动，或者说用来支付这一劳动的资本，我们通常则称之为经营资本。在着手写这本小书之际，我以为，‘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这样的概念，在各类农民的意识中理应是经过精确界定的。可是，这期间我为此目的只须浏览一下公众所能见到的各种经营学说，就不能不相信，在这里既见不到统一的通用概念，也见不到有关这些概念的统一的术语（如果说还有这样的术语的话）。”——913。
375 　见约·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X I笔记本第1300页曾对该书作了摘录。——916。
376 　黑帮（Bandes Noires）是一个投机家社团，19世纪成立于法国。黑帮大规模收购在法国革命期间被宣布为国家财产的田庄、地产和修道院，在对小块地的需求大大超过对大块土地的需求，因而小块地的价格大大提高时，就把大地产分成小块出售，以获取高利。——917。
377 　见莫·吕比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结构》1837年巴黎新版。——917。
378 　见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80—181页。——917。
379 　见穆尼哀《论法国农业。根据官方文件。附吕比雄的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267—273、295—297页。——917。
380 　关于爱尔兰制度，见本卷第705—706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03—819页。——917。
381 　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292—302页。——919。

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³⁸²

382 　本篇采自马克思手稿第七章《各种收入及其源泉》的稿本。其中有一部分是以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 V笔记本第891—944页中的《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为依据的。——921。

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

⁽¹⁾I[383

　　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形式。

　　其次，因为正如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²⁾，利息表现为资本所固有的、独特的产物，与此相反，企业主收入则表现为不以资本为转移的工资，所以，上述三位一体的形式可以进一步归结为：

　　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在这个形式中，利润，这个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特征的剩余价值形式，就幸运地被排除了。

　　如果我们现在更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经济上的三位一体，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每年可供支配的财富的各种所谓源泉，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彼此之间毫无相同之处。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就像公证人的手续费、甜菜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一样。

　　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社会某一部分人所垄断的生产资料，同活劳动力相对立而独立化的这种劳动力的产品和活动条件，通过这种对立在资本上人格化了。不仅工人的已经转化为独立权力的产品，作为其生产者的统治者和购买者的产品，而且这种劳动的社会力量及未来的……〔？这里字迹不清〕形式⁽³⁾，也作为生产者的产品的属性而与生产者相对立。因此，在这里，对于历史地形成的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我们有了一个确定的、乍一看来极为神秘的社会形式。

　　现在，与此并列，又有土地，这个无机的自然界本身，这个完全处在原始状态中的“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³⁸⁴。价值是劳动，因此，剩余价值不可能是土地。土地的绝对肥力所起的作用，不过是使一定量的劳动提供一定的、受土地的自然肥力所制约的产品。土地肥力的差别所造成的结果是：同量劳动和资本，也就是同一价值，表现在不等量的土地产品上；因此，这些产品具有不同的个别价值。这些个别价值平均化为市场价值，促使“肥沃土地同较坏的土地相比所提供的利益……从耕种者或消费者手里转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李嘉图《原理》第62页）

　　最后，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³⁸⁵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们就……〔这里字迹不清〕来说⁽⁴⁾，只是指人借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人类一般的生产活动，它不仅已经脱掉一切社会形式和性质规定，而且甚至在它的单纯的自然存在上，不以社会为转移，超越一切社会之上，并且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是尚属非社会的人和已经有某种社会规定的人所共同具有的。

(1) 以下三个片断，分散在第六篇的手稿的不同地方。——弗·恩·
(2) 见本卷第23章。——编者注
(3) 根据辨认，这里是“这种劳动的社会力量及其有关的形式”。——编者注
(4) 根据辨认，这里是“如果我们就它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来说”。——编者注
383 　恩格斯编辑的第四十八章的分节和编排顺序，同马克思的原稿不完全一致。原稿开头部分是以恩格斯作脚注（49）的地方为开端（见本卷第926页），恩格斯编为本章第I、II节的文字，应接在恩格斯注明“手稿缺了对开纸一页”的地方（见本卷第931页）。第III节的全部一长段文字（见本卷第925—926页），原是马克思写在手稿第六篇中的一段插论（位置在本卷第881页第一段末尾）。——921。
384 　“粗糙的混沌一团的天然物”（Rudis indigestaque moles）是奥维狄乌斯《变形记》第1章第7行的诗句。——922。
385 　“第三个同盟者”，出自席勒的叙事诗《人质》，是暴君狄奥尼修斯要求加入两个忠实朋友的同盟时说的话。——923。

II

　　资本—利息；土地所有权，土地私有权，而且是现代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私有权—地租；雇佣劳动—工资。这样，各种收入源泉之间的联系尽在这个形式之中。像资本一样，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权也是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一个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另一个是被垄断的土地的社会形式。而且二者都是与资本相适应的、属于同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形式。

　　在这个公式中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在资本旁边，在一个生产要素的属于一定生产方式、属于社会生产过程一定历史形态的这个形式旁边，在一个与一定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并且表现在这个社会形式上的生产要素旁边，一方面直接排上土地，另一方面直接排上劳动，即直接排上现实劳动过程的两个要素，而这二者在这种物质形式上，是一切生产方式共同具有的，是每一个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而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无关。

　　第二，在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公式中，资本、土地和劳动，分别表现为利息（代替利润）、地租和工资的源泉，而利息、地租和工资则是它们各自的产物，它们的果实。前者是根据，后者是归结；前者是原因，后者是结果；而且每一个源泉都把它的产物当做是从它分离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三种收入，利息（代替利润）、地租、工资，就是产品价值的三个部分，总之，就是价值部分，或者用货币来表示，就是一定的货币部分，价格部分。虽然资本—利息这个公式是资本的最无概念的公式，但终究是资本的一个公式。但土地怎么会创造一个价值，即一个社会地规定的劳动量，而且恰恰又是它自己的产品中形成地租的那个特殊价值部分呢？在生产一种使用价值、一种物质产品例如小麦时，土地是起着生产要素的作用。但它和小麦价值的生产无关。就小麦上体现着价值来说，小麦只是被看做一定量的对象化社会劳动，和这种劳动借以体现的特殊物质或这种物质的特殊使用价值完全无关。这同下述情况并不矛盾：1. 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小麦的贵贱取决于土地的生产率。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并且由于自然条件的生产率不同，同量劳动会体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产品或使用价值。体现在一舍费耳中的劳动量究竟有多大，取决于同量劳动所提供的舍费耳的数量。在这里，价值体现在多少产品中，取决于土地的生产率；但这个价值是已定的，同这种分配无关。价值体现在使用价值中，而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的一个条件；但是，如果在一个方面摆上一个使用价值，即土地，在另一个方面摆上一个价值，而且是一个特殊的价值部分，借此形成一个对立，那是愚蠢的做法。2. 〔手稿至此中断。³⁸⁶〕

386 　实际上手稿并未中断，而是换另种稿纸继续写下去，下接以“……级差地租是和土地的相对肥力结合在一起的”（见本卷第931页）这句话为开端的论述。——925。

III

　　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做教义来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因此，我们并不感到奇怪的是，庸俗经济学恰好对于各种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现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各种经济关系显然是荒谬的，完全矛盾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感到很自在，而且各种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越是隐蔽，这些关系对普通人的观念来说越是习以为常，它们对庸俗经济学来说就越显得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庸俗经济学丝毫没有想到，被它当做出发点的这个三位一体：土地—地租，资本—利息，劳动—工资或劳动价格，是三个显然不可能组合在一起的部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没有价值的使用价值土地和交换价值地租：于是，一种当做物来理解的社会关系，竟被设定在同自然的一种比例关系上；也就是说，让两个不能通约的量互相保持一种比例。然后是资本—利息。如果资本被理解为一定的、在货币上取得独立表现的价值额，那么，说一个价值是比它的所值更大的价值，显然是无稽之谈。正是在资本—利息这个形式上，一切中介都消失了，资本归结为它的最一般的、但因此也就无法从它本身得到说明的和荒谬的公式。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庸俗经济学家宁愿用资本—利息这个公式，而不用资本—利润这个公式，因为前一个公式具有价值和它自身不相等这一神秘性质，而后一个公式却和现实的资本关系较为接近。不过，由于庸俗经济学家不安地感到，4不是5，因而100塔勒不可能是110塔勒，所以他又抛开作为价值的资本，而求助于资本的物质实体，求助于资本的作为劳动生产条件的使用价值，如机器、原料等等。这样一来，为了代替前一个无法理解的4＝5的关系，就又重新搬出一个完全不能通约的关系，即一方是使用价值，是物，另一方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剩余价值；这就像在土地所有权的场合见到的情形一样。对庸俗经济学家来说，只要他达到了这种不能通约的关系，一切就都清楚了，他就不感到还有进一步深思的必要了。因为，他正好达到了资产阶级观念上的“合理”了。最后，劳动—工资，劳动的价格，像我们在第一册⁽¹⁾中所证明过的那样，这种说法显然是和价值的概念相矛盾的，也是和价格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一般说来，价格只是价值的一定表现³⁸⁷；而“劳动的价格”是和“黄色的对数”一样不合理的。但在这里，庸俗经济学家才感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他现在终于达到了资产者认为他为劳动支付了货币这一深刻见解，并且因为恰好这个公式和价值概念的矛盾使他免除了理解价值的义务。

　　我们⁽²⁾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社会生产过程一般的一个历史地规定的形式。而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特殊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因而生产和再生产着这个过程的承担者、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他们的互相关系即他们的一定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过程。因为，这种生产的承担者同自然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体，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像它以前的所有生产过程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但是，这些物质条件同时也是各个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这些物质条件，和这些社会关系一样，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创造物；它们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生产和再生产的。我们还看到，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这种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剩余劳动一般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应当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像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做积累），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是必要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因此，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式中，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因为，依照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情况，剩余劳动可以在一个小的总工作日中成为大的，也可以在一个大的总工作日中成为相对小的。如果必要劳动时间＝3，剩余劳动＝3，总工作日就＝6，剩余劳动率就＝100%。如果必要劳动＝9，剩余劳动＝3，总工作日就＝12，剩余劳动率就只＝%。不过，在一定时间内，从而在一定的剩余劳动时间内，究竟能生产多少使用价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社会的现实财富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大的可能性，并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剩余劳动的生产率和进行这种剩余劳动的生产条件的优劣程度。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如果我们把分配上的偶然波动撇开不说，只考察分配的调节规律，分配的起规范作用的界限——是作为一份份的股息，按照社会资本中每个资本所占的份额的比例，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在这个形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应得的平均利润。这个平均利润又分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并在这两个范畴下分归各种不同的资本家所有。但资本对于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这种占有和分配，受到土地所有权方面的限制。正像职能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吸取剩余劳动，从而在利润的形式上吸取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一样，土地所有者也要在地租的形式上，按照以前已经说明的规律，再从资本家那里吸取这个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部分。

　　因此，当我们在这里说利润是归资本所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时，我们所指的是平均利润（等于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它已经由于从总利润（在数量上和总剩余价值相等）中扣除地租而受到限制；地租的扣除是前提。因此，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两个特殊组成部分，不过是剩余价值因属于资本或属于土地所有权而区别开来的两个范畴，两个项目。它们丝毫也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本质。它们加起来，就形成社会剩余价值的总和。资本直接从工人身上吸取体现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可以被看做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土地所有权却和现实的生产过程无关。它的作用只限于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资本的口袋里转移到它自己的口袋里。不过，土地所有者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起某种作用，不仅因为他对资本施加压力，也不仅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前提和条件（因为大土地所有制是对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进行剥夺的前提和条件），而且特别因为土地所有者表现为最重要的生产条件之一的人格化。

　　最后，工人作为他个人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和出售者，在工资的名义下得到一部分产品。这部分产品体现着他的劳动中被我们叫做必要劳动的那个部分，也就是维持和再生产这个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部分，而不管这种维持和再生产的条件是较贫乏的还是较富裕的，是较有利的还是较不利的。

　　不管这些关系在其他方面看起来多么不一致，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资本逐年为资本家提供利润，土地逐年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劳动力——在正常条件下，并且在它仍然是可以使用的劳动力的时期内——逐年为工人提供工资。每年生产的总价值中的这三个价值部分，以及每年生产的总产品中和它们相适应的部分——在这里我们先撇开积累不说——，可以每年由它们各自的所有者消费掉，而不致造成它们的再生产源泉的枯竭。它们好像是一棵长生树上或者不如说三棵长生树上的每年供人食用的果实，它们形成三个阶级即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的逐年收入。这些收入，是由职能资本家作为剩余劳动的直接吸取者和一般劳动的使用者来进行分配的。因此，资本家的资本，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工人的劳动力或者不如说他的劳动本身（因为他实际出售的只是表现出来的劳动力，而且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劳动力的价格必然会对他表现为劳动的价格），对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工人来说，表现为他们各自特有的收入，即利润、地租和工资的三个不同的源泉。它们从下述意义上讲确实是收入的源泉：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汲取剩余劳动的永久的抽水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块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汲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吸引过来；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使工人在工资的名义下取得他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取得社会产品中由这部分价值来计量的一个部分，即必要生活资料。其次，它们从下述意义上讲是收入的源泉：资本会把价值的一部分，从而把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固定在利润的形式上，土地所有权会把另一部分固定在地租的形式上，雇佣劳动会把第三部分固定在工资的形式上，并且正是由于这种转化，使它们变成了资本家的收入、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但是并没有创造转化为这几个不同范畴的实体本身。相反，这种分配是以这种实体已经存在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年产品的总价值为前提的，而这个总价值不外就是对象化的社会劳动。但在生产当事人面前，在生产过程的不同职能的承担者面前，事情却不是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相反地以一种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在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进一步说明。对那些生产当事人来说，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劳动，表现为三个不同的、独立的源泉，每年生产的价值——从而这个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就是从这些源泉本身产生出来的；因此，不仅这个价值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各特殊因素所分得的收入的不同形式，是从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而且这个价值本身，从而这些收入形式的实体，也是从这些源泉产生出来的。

　　〔这里，手稿缺了对开纸一页。〕

　　……级差地租是和土地的相对肥力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和土地本身产生的各种属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第一，就它是以不同等级的土地的产品的不同的个别价值为基础来说，这不过就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那个规定；第二，就它是以不同于这些个别价值的起调节作用的一般市场价值为基础来说，这是一个通过竞争来实现的社会规律，既和土地无关，也和土地肥力的不同程度无关。

　　看来，似乎至少在“劳动—工资”这个公式中可能表现着某种合理的关系。但是，它像“土地—地租”一样没有表现这种关系。就劳动形成价值，并体现为商品的价值来说，它和这个价值在不同范畴之间的分配无关。就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来说，它不形成价值。整个说来，我们以前已经指出，工资或劳动的价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不合理的说法；并且，这种劳动力出售时所处的一定的社会条件同作为一般生产要素的劳动无关。劳动也对象化在商品的一个价值部分即那个作为工资构成劳动力价格的价值部分中；它创造产品的这个部分，和创造产品的其他部分一样；不过，它对象化在这个部分中，和对象化在形成地租或利润的那些部分中相比，不会更多些，也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整个说来，当我们把劳动确定为形成价值的要素时，我们不是从它作为生产条件的具体形式上来考察它，而是从一种和雇佣劳动的社会规定性不同的社会规定性上来考察它。

　　甚至“资本—利润”这个说法，在这里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仅从资本生产剩余价值这方面来说，也就是，从资本对工人的关系，即资本通过对劳动力即对雇佣工人的强制来榨取剩余劳动的关系来说，那么，这个剩余价值，除了包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之外，还包括地租，总之，包括全部没有分割的剩余价值。相反，在这里，资本作为收入的源泉，只和归资本家所有的那部分有关。这不是资本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而只是资本为资本家榨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一旦这个公式转化为“资本—利息”的公式，一切联系就更看不出来了。

　　如果说，第一，我们考察的是这三个源泉的不可比拟性，那么，第二，现在我们看到，它们的产物，它们的幼仔，即各种收入，反而全都属于同一个范围，即价值的范围。但是，这种不可比拟的情况（这不仅是不能通约的量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完全不一致的、彼此毫无关系的、不能互相比较的物之间的关系）会因下述缘故而等同起来：事实上，资本也像土地和劳动一样，只是就它的物质实体来看的，因而是单纯作为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来看的；这时，它作为同工人的关系以及作为价值的性质都被抽象掉了。

　　第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利息（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个公式，显示出一种匀称一致的不一致性质。事实上，既然雇佣劳动不是表现为劳动的社会地规定的形式，而是一切劳动按其性质都表现为雇佣劳动（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人，就是这样看的），那么，对象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对于雇佣劳动所采取的一定的特有的社会形式（它们反过来又以雇佣劳动为前提），也就直接地和这些劳动条件的物质存在，换句话说，和它们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普遍具有的形态，即不以这个过程的每一历史地规定的社会形式为转移的、甚至不以其任何社会形式为转移的形态合而为一了。因此，劳动条件的这种和劳动相异化的、和劳动相对立而独立化的、并由此形成的转化形态——在这种形态下，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已转化为资本，土地已转化为被垄断的土地，转化为土地所有权——，这种属于一定历史时期的形态，就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土地在生产过程一般中的存在和职能合而为一了。这种生产资料就其本身来说天然是资本，资本则不外是这种生产资料的纯粹“经济学名称”；同样，土地就其本身来说也天然是若干土地所有者所垄断的土地。正像在资本和资本家——他事实上不外是人格化的资本——身上，产品成为生产者面前的独立权力一样，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土地也人格化了，也会用后腿站立起来，并且作为独立的权力，要求在它帮助下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占有自己的一份；所以，不是土地得到了产品中归土地所有的那一部分，用来恢复和提高土地的生产率，而是土地所有者得到了这个产品的一部分，用来高价售卖和挥霍浪费。很清楚，资本是以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为前提的。但是，同样很清楚，如果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是出发点，以致劳动一般和雇佣劳动合而为一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那么资本和被垄断的土地，也就必然会表现为劳动条件的自然形式，而与劳动一般相对立。现在，资本表现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形式，从而表现为纯粹物的性质和由劳动资料在一般劳动过程中的职能所产生的性质。因此，资本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就变成了同义词。同样，土地和被私有权垄断的土地也变成了同义词。因此，天然就是资本的劳动资料本身也就成了利润的源泉，土地本身则成了地租的源泉。

　　劳动本身，就它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这个简单的规定性而言，不是同作为社会形式规定性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而是同作为物质实体、作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生产资料发生关系。这些生产资料也只是在物质方面，作为各种使用价值来互相区别，即土地是作为非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而其余的东西是作为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而互相区别。因此，如果劳动和雇佣劳动合而为一，那种使劳动条件和劳动对立起来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也就会和劳动条件的物质存在合而为一。这样，劳动资料本身就是资本，土地本身也就是土地所有权了。这些劳动条件在劳动面前所显示出来的形式上的独立，它们在雇佣劳动面前所具有的这种独立化的特殊形式，也就成了它们作为物，作为物质生产条件所具有的不可分离的属性，成了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必然会有的、内在地固有的性质了。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具有的为一定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社会性质，也就成了它们的自然的、可以说是一向就有的、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天生固有的物质性质了。因此，土地作为劳动的原始活动场所，作为自然力的王国，作为一切劳动对象的现成的武库在一般生产过程中所起的那份作用，以及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工具、原料等等）在一般生产过程中所起的那份作用，似乎必然表现在它们作为资本和土地所有权各自应得的份额上，也就是表现在它们的社会代表在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形式上应得的份额上，同样，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那份作用，会以工资的形式表现在工人应得的份额上。因此地租、利润、工资，好像是由土地、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在简单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产生的；甚至我们把这个劳动过程看做只是人和自然之间发生的过程，并把一切历史规定性撇开不说，也是这样。如果说体现雇佣工人为自己完成的劳动的产品，即体现他的收益，体现他的收入的产品，只是工资，只是价值（因而是用这个价值来计量的社会产品）中代表他的工资的部分，那么，这又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同一件事情。因此，如果雇佣劳动和劳动一般合而为一，工资也就会和劳动的产品合而为一，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部分也就会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一般合而为一。但是这样一来，其他的价值部分，即利润和地租，也就会同工资相独立，并且它们应当由它们自己的、和劳动根本不同并且不以劳动为转移的源泉产生；它们应当由那些共同起作用的生产要素产生，而它们就是属于那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这样，利润就是由生产资料，即资本的物质要素产生的，地租就是由土地所有者所代表的土地或由自然产生的（罗雪尔³⁸⁸）。

　　因此，土地所有权、资本和雇佣劳动，就从下述意义上的收入源泉，即资本使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吸取他从劳动中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土地的垄断使土地所有者以地租的形式吸取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劳动使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取得最后一个可供支配的价值部分这种意义上的源泉，也就是从这种作为中介使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润形式，使第二部分转化为地租形式，使第三部分转化为工资形式的源泉，转化成了真正的源泉，这个源泉本身产生出这几个价值部分和这几个价值部分借以存在或可以转化成的各相关产品部分，因而是产生出产品价值本身的最后源泉⁽³⁾。

　　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和在构成其占统治地位的范畴，构成其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的资本那里，这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就会更厉害得多地发展起来。如果我们首先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考察资本，把它看做是剩余劳动的吸取者，那么，这种关系还是非常简单的，实际的联系会强加于这个过程的承担者即资本家本身，并且还被他们意识到。为工作日的界限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甚至在这个没有中介的领域内，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直接过程的领域内，事情也不会如此简单。随着相对剩余价值在真正的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发展，——与此同时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也发展了，——这些生产力以及劳动在直接劳动过程中的社会联系，都好像由劳动转移到资本身上了。因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然后流通过程插进来了。资本的甚至农业资本的一切部分，都会随着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被卷入流通过程的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中去。这是原始价值生产的关系完全退居次要地位的一个领域。早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就已经同时作为商品生产者，作为商品生产的指挥者进行活动。因此，对他来说，这个生产过程决不单纯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但是，不管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吸取的并且体现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究竟如何，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得到实现。于是，生产上预付的价值的收回，特别是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似乎不是单纯在流通中实现，而是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这个假象特别由于以下两个情况而更加强化：首先是让渡的利润，这种利润取决于欺骗、狡诈、知情、机灵以及市场行情的千变万化；其次是这样一个情况，即除了劳动时间以外，在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决定的要素，即流通时间。流通时间虽然只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起消极限制的作用，但是它具有一种假象，好像它和劳动本身一样是一个积极的原因，好像它会带来一个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的、不以劳动为转移的规定。在第二册中，我们对于这个流通领域当然只能就它所产生的各种形式规定进行说明，论证资本的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在这个领域中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因此，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此外，现实的生产过程，作为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又产生出种种新的形态，在这些形态中，内部联系的线索越来越消失，各种生产关系越来越互相独立，各种价值组成部分越来越硬化为互相独立的形式。

　　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既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也同样是由流通过程决定的。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不再和它从中产生的投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发生关系，而是和总资本发生关系。利润率受它本身的各种规律调节；这些规律，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允许利润率发生变化，甚至决定着利润率的变化。这一切使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越来越隐蔽，从而也使资本的实际的驱动机构越来越隐蔽。由于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转化为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市场价格，情况就更是这样了。在这里，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插进来了。这就是资本的平均化过程。这个过程使商品的相对平均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分离，使不同生产部门（完全撇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内的单个投资不说）的平均利润同特殊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剥削相分离。在这里，不仅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商品的平均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因而不同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并且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同于这个资本从它所雇用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商品的价值还只是直接地表现在变化的劳动生产力对生产价格的涨落，对生产价格的运动——而不是对生产价格的最后界限——产生的影响上。利润还只是表现为由对劳动的直接剥削附带地决定的东西，因为对劳动的这种直接剥削使得资本家可以在似乎不以这种剥削为转移的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下实现一个偏离平均利润的利润。正常的平均利润本身好像是资本所固有的，不以剥削为转移的；过度的剥削，或者，甚至十分有利的例外条件下的平均剥削，好像只决定对平均利润的偏离，并不决定平均利润本身。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更不用说这中间还要插进商业利润和货币经营业利润了，这两种利润都是以流通为基础，好像完全是从流通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的），就完成了剩余价值形式的独立化，完成了它的形式对于它的实体，对于它的本质的硬化。利润的一部分与它的另一部分相反，完全从资本关系本身中分离出来，并且表现为不是来自剥削雇佣劳动的职能，而是来自资本家本身从事的雇佣劳动。与此相反，利息则好像和工人的雇佣劳动无关，也和资本家自己的劳动无关，而是来自作为其本身的独立源泉的资本。如果说资本起初在流通的表面上表现为资本物神，表现为创造价值的价值，那么，现在它又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的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由于这个原因，“资本—利息”这个公式，作为“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之外的第三个环节，也就比“资本—利润”这个公式彻底得多了，因为在利润的场合，人们总还想起它的起源；而在利息的场合，不仅想不到它的起源，而且让人想到的是和这个起源完全相反的形式。

　　最后，在作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的资本之旁，出现土地所有权，它是对平均利润的限制，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这样一个阶级手里，这个阶级既不亲自劳动，又不直接剥削工人，也不像生息资本那样可以说出一些在道义上宽慰自己的理由，比如说什么贷放资本要冒风险和作出牺牲。在这里，因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好像不是直接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而是直接和一个自然要素即土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互相异化和硬化的形式就完成了，内部联系就最终割断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就完全被掩盖起来了，而这正是由于和生产过程的不同物质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各个生产关系已经互相独立化了。

　　在资本—利润（或者，更恰当地说是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中，在这个表示价值和财富一般的各个组成部分同其各种源泉的联系的经济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古典经济学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一致起来；此外，把流通过程当做单纯的形式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它就把上面那些虚伪的假象和错觉，把财富的不同社会要素互相间的这种独立化和硬化，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然而，甚至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从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只能是这样——，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另一方面，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些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感到很自在，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庸俗经济学无非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因此，它会在这个消灭了整个内部联系的三位一体中，为自己的浅薄的妄自尊大，找到自然的不容怀疑的基础，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同时，这个公式也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它宣布统治阶级的收入源泉具有自然的必然性和永恒的合理性，并把这个观点推崇为教条。

　　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外，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

　　在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下，这种经济上的神秘化主要只同货币和生息资本有关。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这种神秘化在下述场合是被排除的：第一，生产主要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本人的直接需要；第二，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在那里，生产条件对生产者的统治，已经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所掩盖，这种关系表现为并且显而易见是生产过程的直接动力。在自然发生的共产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原始公社中，甚至在古代的城市公社中，公社本身及其条件表现为生产的基础，而公社的再生产表现为生产的最终目的。甚至在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中，无论资本还是劳动都不是不受束缚的。相反，它们的关系由公会制度，由各种与这一制度相联系的关系，各种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关于职业义务、师徒制度等等的观念所决定。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⁴⁾

(1) 指《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2) 按照手稿，这才是第四十八章的开始。——［弗·恩·］
(3)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亚当·斯密³⁸⁹）——“因此，物质生产的原因，同时就是现有各种原始收入的源泉”。（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259页）
(4) 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387 　关于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3—622页。——926。
388 　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936。
[389]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63页。马克思对斯密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观点以及关于价值源泉的观点的详细分析，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51—265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19章第II节《亚当·斯密》。——936。

第四十九章　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我们在以下的研究中可以把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区别撇开不说，因为像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当我们考察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的价值时，这种区别就不存在了。

　　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不外是商品剩余价值的各个特殊部分所采取的独特形式。剩余价值的大小，是剩余价值可以分割成的各个部分的总和的界限。因此，平均利润加上地租就等于剩余价值。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从而一部分剩余价值，有可能不直接加入形成平均利润的平均化过程；这时，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就根本不会在商品的价格中表现出来。不过，第一，这种情况将会由于下述事实得到补偿：或者是在低于价值出售的商品形成不变资本的要素时，利润率会提高，或者是在低于价值出售的商品作为个人消费品加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价值时，利润和地租会表现为更多的产品。第二，这种情况在平均运动中会抵消。无论如何，即使商品价格中没有表现出来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在形成价格时消失了，平均利润加上地租的总和在其正常形式上决不会大于全部剩余价值，虽然会小于全部剩余价值。它的正常形式是以与劳动力的价值相适应的工资为前提的。甚至垄断地租，只要它不是对工资的扣除，因而不形成任何特殊的范畴，它就必然间接地总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像级差地租那样，是包含地租的那种商品本身的价格超过商品本身的生产费用的那部分余额；也不像绝对地租那样，是包含地租的那种商品本身的剩余价值超过商品本身按平均利润计算的剩余价值部分的那部分余额，但毕竟是同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行交换的其他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平均利润加上地租的总和，决不会大于分成这两部分而在这种分割以前就已存在的量。因此，不管商品的全部剩余价值，即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剩余劳动，是否都在商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这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没有关系的。由于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变动，生产某个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量也会不断变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商品总是要在不正常的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总是要低于自己的个别价值出售，单是由于这一原因，剩余劳动就已经不会全部实现。但无论如何，利润加上地租等于全部已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而对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已实现的剩余价值可以看做同全部剩余价值相等；因为利润和地租就是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总的说来，也就是加入商品价格的剩余价值，因而实际上也就是形成这个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全部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工资，即收入的第三个独特形式，总是等于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不是用于劳动资料，而是用来购买活劳动力，用来支付工人的报酬的组成部分。（靠人们花费收入来支付报酬的那种劳动本身，是从工资、利润或地租中支付的，因而它不形成用来支付它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部分。因此，在分析商品价值及其分割成的各个组成部分时，这种劳动可以不必考察。）这是工人的总工作日中用来再生产可变资本价值，从而再生产劳动价格的那部分工作日的对象化，是工人用来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他的劳动的价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工人的总工作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为了再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必须完成的劳动量；这是他的总劳动中的有酬部分，是他的劳动中为维持他自己和再生产他自己所必要的部分。工作日中整个其余的部分，是工人在他的工资价值中实现的劳动以外完成的全部剩余劳动量，这是剩余劳动，是无酬劳动，表现为他的全部商品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因而表现为剩余商品量）；这个剩余价值又分为几个名称不同的部分，分为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

　　可见，商品中代表工人在一天或一年内所追加的总劳动的总价值部分，即年产品中由这个劳动所创造的总价值，分为工资价值、利润和地租。因为，这个总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无酬的剩余劳动，工人通过必要劳动创造出作为报酬支付给自己的产品价值部分即工资，通过无酬的剩余劳动创造出代表剩余价值的产品价值部分，而这一部分后来又分为利润和地租。除了这个劳动之外，工人再没有完成什么劳动；除了这个采取工资、利润、地租形式的产品总价值之外，工人再没有创造什么价值。年产品中体现工人在一年内新追加的劳动的价值，等于工资（或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分为利润和地租的形式。

　　因此，年产品中由工人在一年内创造的总价值部分，表现为三种收入的年价值总额，也就是表现为工资价值、利润和地租。因此很明显，在一年所创造的产品价值中没有再生产出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因为工资只等于生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地租和利润只等于剩余价值，即超过预付资本的总价值（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可变资本的价值）而生产的价值余额。

　　转化为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剩余价值，有一部分不是作为收入来消费，而是被用于积累，这种情况与我们这里要解决的困难完全没有关系。其中作为积累基金积蓄下来的部分，是用来形成新的追加资本，而不是用来补偿旧的资本，既不是用来补偿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面的组成部分，也不是用来补偿旧资本中投在劳动资料上面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假定，收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困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各种收入（工资、利润、地租）借以消费的年产品价值中，包含一个等于加入其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部分。这个年产品价值，除了包含分解为工资的价值部分和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部分以外，还包含这样一个价值部分。因此，其价值＝工资＋利润＋地租＋C（代表其中的不变价值部分）。只同工资＋利润＋地租相等的一年内生产的价值，怎么能够买到一个价值等于（工资＋利润＋地租）＋C的产品呢？一年内生产的价值，怎么能够买到一个比这个价值本身有更大价值的产品呢？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不变资本中没有加入产品的部分，因而在商品的年生产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但是价值已经减少的部分撇开不说，也就是，如果我们把那个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固定资本暂时撇开不说，那么，预付资本中以原料和辅助材料形式存在的不变部分，就会完全加入新产品，而劳动资料的一部分会完全消费掉，另一部分只是部分地消费掉，因此，它的价值只有一部分会在生产中消费掉。所有这些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部分，都必须在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劳动生产力不变，它就要花费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量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必须用一个相等的价值来加以补偿。如果不是这样，再生产本身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进行。但是，谁应当去完成这种劳动，又是谁完成这种劳动的呢？

　　关于第一个困难：谁应当支付产品中包含的不变价值部分，并且用什么来支付？这里的前提是，在生产中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作为产品价值部分再现出来。这个前提和第二个困难的前提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在第一册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已经指出：新劳动的单纯追加，虽然并不再生产旧的价值，而只是给旧的价值创造一个追加额，只是创造一个追加的价值，但同时旧的价值会保存在产品中；不过，保存旧价值靠这种劳动，并不是因为它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是劳动一般，而是靠它的作为一定生产劳动的职能。因此，为了在收入即一年内创造的全部价值借以花费的那些产品中保存不变部分的价值，并不需要任何追加劳动。但是，为了补偿过去一年在价值和使用价值两方面消费的不变资本，当然需要新的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补偿，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继续进行。

　　新追加的全部劳动表现为一年内新创造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又会分解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因此，一方面，没有留下任何多余的社会劳动用来补偿已经消费的不变资本，这一资本的一部分必须在实物和价值两方面再生产出来，一部分则只需要在价值方面（作为固定资本的单纯损耗）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每年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并以这些形式来花费的价值，看来不足以支付或购买年产品中除了这些收入的价值之外还必然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

　　我们看到，这里提出的问题已经在第二册第三篇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解决了。我们在这里回过来谈这个问题，首先是因为在那里剩余价值还没有在它的收入形式上即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和地租形式上加以阐明，因而还不能在这些形式上加以研究；其次还因为正是在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的分析上，包含着一个从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令人难以置信的错误。³⁹⁰

　　在那里，我们把全部资本分成两大部类：第I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第II部类生产个人消费资料。某些产品（例如马、谷物等）既可以供个人消费又可以用做生产资料的事实，丝毫也不会排除这种分类的绝对正确性。这种分类实际上不是假说，而只是事实的表现。我们拿一个国家的年产品来说。这个产品的一部分，尽管能够充当生产资料，却进入个人消费。这是工资、利润和地租借以花费出去的产品。这个产品是社会资本的一定部类的产品。这同一资本也可能生产属于第I部类的产品。只要这样做，那么，提供那些属于第I部类的、供生产消费的产品的，就不是这个资本中耗费在第II部类产品即真正属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上的那个部分。第II部类的全部产品，即进入个人消费的全部产品，从而收入借以花费出去的全部产品，是耗费在它上面的资本加上所生产的余额的存在形式。因此，它是只投在消费资料生产上的资本的产品。同样，年产品中充当再生产资料（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第I部类，尽管在其他场合在实物形式上也能够充当消费资料，但它是只投在生产资料生产上的资本的产品。构成不变资本的绝大部分产品，从物质方面来看也是处在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上。即使它能够进入个人消费，例如农民可以吃掉他的谷种，可以杀掉他的役畜，可是经济上的限制给农民带来的感觉就和这个部分好像处在不能消费的形式上完全一样。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考察这两个部类时，都把不变资本中那个从实物和价值两方面来看都不以两个部类的年产品为转移而继续独立存在的固定部分撇开不说。

　　在第II部类——工资、利润和地租就是花费在这个部类的产品上，总之，收入就是耗费在这个部类的产品上——，从价值方面来看，产品本身也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中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第二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中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即支付工资的资本部分的价值；最后，第三个组成部分等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利润＋地租。第II部类产品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既不能为第II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消费，也不能为土地所有者所消费。它不是他们的收入的部分，它必须在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而为了能够进行这种补偿，就必须把它卖掉。相反，这个产品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等于这个部类所创造的各种收入的价值，即＝工资＋利润＋地租。

　　在第I部类，从形式上看，产品是由同样几个组成部分构成的。但是，在这里形成收入的部分，工资＋利润＋地租，总之，可变资本部分＋剩余价值，并不是在第I部类产品的实物形式上消费，而是在第II部类的产品上消费。因此，第I部类各种收入的价值，必须消费在第II部类中形成第II部类待补偿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上。第II部类中必须用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会在它的实物形式上，被第I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消费。他们把他们的收入用在第II部类的这个产品上。另一方面，代表第I部类收入的第I部类的产品，也会在其实物形式上，由第II部类用在生产消费上，因为它会在实物形式上补偿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最后，第I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部分，会用该部类自己的产品，即恰好由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等等构成的产品来补偿，这部分地是通过第I部类的资本家互相之间进行交换，部分地是通过这些资本家中的一部分人又可能把自己的产品直接当做生产资料来使用。

　　让我们再来看看以前的简单再生产的公式（第二册第二十章第II节）³⁹¹：

　　按照这个公式，第II部类的500v＋500m＝1 000会由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作为收入来消费；剩下的2 000c需要补偿。这个部分会被第I部类的工人、资本家和收租人消费掉，他们的收入＝1 000v＋1 000m＝2 000。这样消费的第II部类的产品，是由第I部类作为收入来消费的，而表现为不能消费的产品的第I部类的收入部分，则由第II部类作为不变资本来消费。因此，剩下来要计算的是第I部类的4 000c。这要由第I部类自己的产品＝6 000，或者不如说＝6 000－2 000来补偿；因为这2 000已经转化为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了。必须指出，数字当然是任意假定的，因此，第I部类的收入的价值和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之间的比例，似乎也是任意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再生产过程正常进行，并且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撇开积累不说，那么第I部类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总额，就必须等于第II部类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否则，不是第II部类不能补偿它的不变资本，就是第I部类不能把它的收入由不能消费的形式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形式。

　　因此，每年的商品产品的价值，和一笔单独投资的商品产品的价值以及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完全一样，会分解成两个价值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补偿预付不变资本价值的A；另一个部分是表现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收入形式的B。既然前一个价值部分A在其他条件不变时，1. 决不采取收入的形式，2. 总是以资本的形式，而且正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流回，所以，后一个价值部分B会和前一个价值部分A形成一种对立。但是，后一个组成部分B本身又包含着对立。利润和地租同工资的共同之处在于：三者都是收入的形式。尽管如此，它们有着本质的区别：利润和地租体现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工资则体现着有酬劳动。产品中代表已经支出的工资的价值部分，即补偿工资的价值部分，并且在我们假定再生产按相同的规模并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时候会再转化为工资的价值部分，首先会作为可变资本，作为必须重新预付在再生产上的资本的组成部分流回。这个组成部分执行双重职能。它先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作为资本和劳动力相交换。在工人手里，它转化为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所取得的收入，并且作为收入转化为生活资料并被消费掉。这个双重的过程，是以货币流通作为中介表现出来的。可变资本要用货币预付，作为工资支付出去。这是它作为资本的第一个职能。它和劳动力相交换，并转化为这种劳动力的表现，即转化为劳动。这是从资本家方面来看的过程。但是第二，工人会用这个货币来购买自己生产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用这个货币来计量的，并且由工人作为收入来消费。如果我们在想象中把货币流通撇开，那么工人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以现成资本的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资本家把这个部分作为资本来预付，把它付给工人以换取新的劳动力；而工人则直接地或者通过同其他商品的交换，把它作为收入来消费。因此，在再生产中要转化为工资，转化为工人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价值，首先以资本的形式，更确切地说，以可变资本的形式，流回资本家手中。它以这种形式流回，是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生产过程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重新再生产出来的一个重要条件。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必须把总收益和纯收益同总收入和纯收入区别开来。

　　总收益或总产品是再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把固定资本中曾被使用但是没有消费掉的部分撇开不说，总收益或总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剩余价值。或者，如果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而是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产品，那么，总收益等于构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加上表现为利润和地租的那种剩余产品的物质要素。

　　总收入是总生产中扣除了补偿预付的、并在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以后，总产品所余下的价值部分和由这个价值部分计量的产品部分。因而，总收入等于工资（或预定要重新成为工人收入的产品部分）＋利润＋地租。但是，纯收入却是剩余价值，因而是剩余产品，这种剩余产品是扣除了工资以后所余下的，实际上也就是由资本实现的并与土地所有者瓜分的剩余价值和由这个剩余价值计量的剩余产品。

　　我们已经知道，每一个商品的价值和每一个资本的全部商品产品的价值，都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虽然本身有一部分会作为可变资本流回，因而会以资本的形式流回，却预定要全部转化为总收入，并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这三者的总和就是总收入。我们还知道，一个社会的年总产品的价值也是这样。单个资本家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之间的区别只在于：从单个资本家来看，纯收入不同于总收入，因为后者包括工资，前者不包括工资。如果考察整个社会的收入，那么国民收入是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也就是总收入。但是，这也只是一种抽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整个社会是站在资本主义的立脚点上，因而只把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收入看做纯收入。

　　但是，如果像萨伊先生那样，认为全部收益，全部总产品，对一个国家来说都分解为纯收益，或者同纯收益没有区别，因而这种区别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不复存在，那么，这种幻想不过是亚当·斯密以来贯穿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荒谬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即认为商品价值最终全部分解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¹⁾这样一种教条的必然的和最后的表现。³⁹⁴

　　就每个单个资本家来说，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撇开再生产的扩大或积累不说），不仅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这种资本本身又要再转化为工人的收入，因而要转化为一种收入形式），而且要转化为不变资本（这种资本决不能转化为收入），要认识到这一点自然是非常容易的。最简单地观察一下生产过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只有从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过程时才发生困难。作为收入即以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消费的（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都一样）全部产品部分的价值，实际上在分析时会完全归结为由工资加上利润加上地租所构成的价值总和，也就是归结为三种收入的总价值，虽然这个产品部分的价值和不加入收入的产品部分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包含一个价值部分＝C，即这些产品部分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此，显而易见，它不可能只以收入的价值为限。以上这种情况，一方面在实际上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另一方面在理论上又是同样不可否认的矛盾，这是一个困难。要绕过这个困难，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断言：商品价值只是在表面上，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才包含另外一个和以收入的形式存在的部分不同的价值部分。说什么对一个人表现为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会形成资本，这样的空话倒是使人们免去一切进一步的思考。但是，如果全部产品的价值都可以以收入的形式消费，旧资本又怎么能够得到补偿；每一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怎么能够等于三种收入加上C（不变资本）的价值总和，而所有资本的产品价值加起来的总和却等于三种收入加上零的价值总和。这一切当然表现为无法解决的谜，并且不得不这样来解释：这种分析根本不可能揭示价格的各种简单要素的秘密，不如说只好满足于恶性循环和无穷无尽的推论。结果是，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表现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商品价值，又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依此类推，无穷无尽。⁽²⁾

　　商品价值最终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地租这样一个根本错误的教条，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消费者最终必须对总产品的全部价值实行支付。或者这样来表述：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货币流通，最终必须同生产者彼此之间的货币流通相等（图克³⁹⁷）。所有这些论点，都和它们所依据的那个根本论点一样是错误的。

　　导致这种错误的并且显然是荒谬的分析的各种困难，可以概述如下：

　　1. 不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基本关系，所以也不理解剩余价值的性质，从而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个基础。资本的每个部分产品的价值，每个商品的价值，都包含：一个价值部分＝不变资本，一个价值部分＝可变资本（它转化为工人的工资）和一个价值部分＝剩余价值（它后来分为利润和地租）。因此，工人用他的工资，资本家用他的利润，土地所有者用他的地租，怎么能够购买这样一些商品，它们每一个都不仅包含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包含所有这三个组成部分？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收入源泉加在一起形成的价值总和，怎么能够购买进入这各种收入的获得者的总消费中去的这样一些商品，它们除了包含这三个价值组成部分以外，还包含又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部分？他们怎么能够用一个由三部分构成的价值购买一个由四部分构成的价值？⁽³⁾我们在第二册第三篇已经作了分析。

　　2. 不理解劳动在追加新价值时，以何种方式在新形式上把旧价值保存下来，而不是把这个旧价值重新生产出来。

　　3. 不理解再生产过程从总资本而不是从单个资本来看时所表现出来的联系。不理解这样一个困难：工资和剩余价值，从而一年内新追加的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借以实现的产品，怎么能补偿它的不变价值部分，同时又分解为仅限于各种收入的价值；进一步说，新追加劳动的总额既然只实现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只表现为二者的价值总和，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在物质和价值两方面怎么能够由新的东西来补偿。主要的困难正在于此，正在于对再生产以及再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从物质性质和价值关系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4. 此外，还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在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表现为互相独立的各种收入的形式时会更加棘手。这个困难就是：收入和资本这两个固定的规定会互相交换、互换位置，以致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出发，它们似乎只是相对的规定，而在考察整个生产过程时，它们似乎消失了。例如，生产不变资本的第I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在价值和物质两方面补偿生产消费资料的第II部类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因此，人们可以用这样一种观念来避开困难：对一个人来说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是资本，因此，这些规定和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独立化毫无关系。其次，最终要形成收入借以花费的物质要素即消费资料的那些商品，在一年内要通过不同的阶段，例如毛纱、毛织品。在一个阶段上，它们形成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在另一个阶段上，它们供个人消费，因而完全加入收入。这样，人们就可以像亚当·斯密一样认为，不变资本只是商品价值的一个表面的要素，它会在总的联系中消失。⁴⁰¹而且，这样就会发生可变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工人用他的工资购买商品中形成他的收入的部分。因此，他同时也就使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得到了补偿。最后，形成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产品，会以实物形式或者通过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互相之间的交换而得到补偿；这是一个同消费者毫无关系的过程。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产生一种假象，似乎消费者的收入会补偿整个产品，因而也补偿不变的价值部分。

　　5. 除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所造成的混乱以外，由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各个特殊的、互相独立的并且同各个生产要素有关的收入形式，即转化为利润和地租，还会出现进一步的混乱。人们已经忘记：商品的价值是基础；至于这个商品价值分成各个特殊的组成部分，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进一步发展成各种收入形式，转化为不同生产要素的不同所有者对这些个别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关系，并按一定的范畴和名义在这些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价值决定和价值决定的规律本身。利润的平均化即全部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之间的分配，和土地所有权部分地（在绝对地租的场合）对这个平均化过程造成的障碍，会使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偏离它的个别价值，这种情况也丝毫不会改变价值规律。这种情况又只会影响剩余价值加到不同商品价格上去的增加额，但是不会把剩余价值本身取消，也不会把作为这些不同价格组成部分的源泉的商品总价值取消。

　　这就是我们将要在下一章考察的混乱；这种混乱必然同价值来源于它本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假象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说，商品的不同价值组成部分，首先会在各种收入上取得独立的形式，并且作为这样的收入，它们不是把商品的价值当做自己的源泉，而是把各个特别的物质生产要素当做自己的源泉。它们同这些生产要素确实有关，不过不是作为价值组成部分，而是作为收入，作为归这些特定类别的生产当事人即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所有的价值组成部分。现在人们可以设想，这些价值组成部分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分解而成，相反，由于这些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商品的价值，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美妙的恶性循环：商品的价值来自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总和，而工资价值、利润和地租，反过来又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等等⁽⁴⁾。

　　在再生产的正常状态下，只有一部分新追加的劳动用在不变资本的生产上，因而用在不变资本的补偿上；这就是用来补偿生产消费资料即收入的物质要素时用掉的不变资本的那个部分。这种情况会由于这个不变部分不需要第II部类花费任何追加劳动而得到平衡。但是，这个不变资本（从整个再生产过程来看，就是说其中已经包含了第I部类和第II部类之间的这种平衡）并不是新追加劳动的产品，尽管这个产品没有这个不变资本就不可能生产出来——这个不变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此外，从价值方面来看，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这个不变资本也可能贬值；但这种情况只与单个资本家有关。）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在这里，这个保险基金是不是由保险公司作为一种单独的业务来管理，这丝毫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入来消费也不必用作积累基金的唯一部分。它是否事实上用做积累基金，或者只是用来补偿再生产上的损失，取决于偶然的情况。这也是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来积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当然，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通常由直接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不再限于它目前的最低水平。除了为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或者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而从事的剩余劳动以外，一切为养活不劳动的人而从事的劳动都会消失。如果我们想一想社会开始时的情况，那么，当时还不存在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因此，也不存在其自身价值会进入产品中去并在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时必须由产品以实物形式和按照其价值决定的量来补偿的不变资本。但是在那里，自然界已经直接提供了生活资料，起初不需要人们去生产它们。因此，自然界也就使那些只有很少需要必须满足的野蛮人，除了为占有自然界已有的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劳动以外，有时间把另一些自然产物变成弓箭、石刀、独木舟之类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去利用还不存在的生产资料进行新的生产。野蛮人的这个过程，单从物质方面来看，完全相当于剩余劳动再转化为新资本的过程。在积累过程中，剩余劳动的这种产品转化为资本的现象还会不断发生；而一切新资本都来自利润、地租或收入的其他形式，即来自剩余劳动这一事实，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好像商品的全部价值都来自收入。相反，更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由利润到资本的再转化倒是表明了如下事实：不断地以收入形式表现出来的追加劳动，并非用来保持或再生产旧的资本价值，而是用来创造新的多余的资本，只要这一劳动不是作为收入被消费掉。

　　全部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新追加的劳动，只要它所创造的价值不归结为工资，就表现为利润——利润在这里被理解为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也就是表现为一个价值，这个价值不费资本家分文，因而当然无须用来为资本家补偿任何预付的东西，补偿任何资本。因此，这个价值存在于可供支配的追加财富的形式上，总之，从单个资本家来看，存在于他的收入的形式上。但是，这个新创造的价值既可以用于生产消费，也可以用于个人消费，既可以作为资本来用，也可以作为收入来用。按照它的实物形式来说，它的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消费。因此很明显，年追加劳动既创造资本，也创造收入；这一点也表现在积累过程上。但是，用来新创造资本的那部分劳动力（因而，同野蛮人的那部分不是用来获取食物，而是用来制造获取食物的工具的工作日相似），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剩余劳动的全部产品首先表现为利润的形式；而这个规定实际上同这个剩余产品本身毫无关系，而只是涉及资本家同他装进腰包的剩余价值的私自关系。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实际上要分为收入和资本，也就是说，分为消费资料和追加的生产资料。但是，上年留下来的旧的不变资本（把受到损坏、因而相应报废的部分撇开不说，也就是就旧资本无须再生产而言，并且，再生产过程遇到的这种干扰是属于保险的项目），从价值方面来看，并不是由新追加的劳动再生产的。

　　我们还看到，新追加劳动的一部分总是被吸收来再生产和补偿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尽管这种新追加的劳动只是分解为各种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但在这里有两点被忽视了：1. 这个劳动的产品有一部分价值并不是这个新追加劳动的产品，而是已有的并且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代表这个价值部分的产品部分，也不转化为收入，而是以实物形式补偿这个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料；2. 真正代表这个新追加劳动的价值部分，不是在实物形式上作为收入被消费，而是补偿另一个部门的不变资本，在那里，不变资本被转化成了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但是这个实物形式也不完全是新追加劳动的产品。

　　当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时，每一个已经消费掉的不变资本要素，即使不是在数量上和形式上，至少在效率上要以实物形式得到相应种类的新物品的补偿。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变，那么，这种实物形式的补偿，就意味着不变资本在其旧形式上所具有的同一价值得到补偿。但是，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以致同一物质要素可以用减少的劳动再生产出来，那么，产品价值的一个减少的部分，就能够在实物形式上充分补偿不变部分。这时，余下的部分就可以用来形成新的追加资本，或者可以使增大部分的产品采取消费资料的形式，或者可以使剩余劳动减少。相反，如果劳动生产力降低了，那么，必须用增大部分的产品来补偿旧的资本；剩余产品就会减少。

　　由利润，或一般说来，由剩余价值的任何形式再转化为资本的事实——我们撇开历史地规定的经济形式不说，只把这种转化看做新生产资料的单纯形成——表明：劳动者除了要用劳动来获得直接生活资料以外，还要用劳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状况始终会存在。利润转化为资本，无非就是把一部分剩余劳动用来形成新的追加的生产资料。而这一过程以利润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出现，无非表示，支配着这种剩余劳动的不是工人，而是资本家。至于这种剩余劳动必须首先经过一个表现为收入（而例如在野蛮人那里，它却表现为直接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剩余劳动）的阶段，那也只是表示，这种劳动或它的产品是由非劳动者占有。但是，实际上转化为资本的东西，不是利润本身。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只是表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不是被资本家当做收入用在个人消费上。实际上这样转化的东西，是价值，是对象化劳动，是直接体现这个价值的产品，或者是这个价值先转化为货币，然后交换来的产品。即使利润再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的这个特定形式，利润，也不是这个新资本的源泉。这时，剩余价值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但是，使它变为资本的，并不是这种形式转化。现在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是商品及其价值。但是，对商品价值没有进行支付这一点——只是由于这一点，这个价值才成为剩余价值——，同劳动的对象化，同价值本身毫无关系。

　　误解在各种形式上表现出来。例如有人认为，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同样包含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个要素。又如有人认为，对一个人来说代表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则代表资本，因此，这只是主观的关系。比如说，纺纱业主的棉纱就包含着一个对他来说代表利润的价值部分。因此，如果织布业主购买棉纱，他就把纺纱业主的利润实现了，但是这个棉纱对他自己来说，只是他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

　　除了我们在前面就收入和资本的关系已经作过的说明以外，在这里还应指出：从价值方面来看，同棉纱一起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织布业主的资本的东西，是棉纱的价值。不管这个价值的各部分对纺纱业主本人来说怎样分解为资本和收入，换句话说，怎样分解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这同商品本身的价值决定完全没有关系（撇开平均利润所引起的各种变化不说）。在这里，背后总是隐藏着这样一种看法：利润或一般说来剩余价值，是超过商品价值的余额，只有通过抬高价格、互相欺骗和让渡利润才能产生出来。在商品的生产价格或者甚至价值得到支付时，表现为商品出售者收入形式的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到支付。不言而喻，这里谈的不是垄断价格。

　　其次，说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组成部分，像其他所有商品价值一样，对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来说可以归结为那些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部分，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不过是下面这样一个事实的资本主义的表现形式：全部商品价值都只是一个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尺度。但是，我们已经在第一册中指出⁴⁰²，这种情况根本不会妨碍任何一个资本的商品产品分割为各个单独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只代表不变资本部分，另一部分只代表可变资本部分，第三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

　　施托尔希下面这段话，也表达了许多其他人的意见。他说：

　　“形成国民收入的各种可出售的产品，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考察：在对个人的关系上应看做价值；在对国民的关系上应看做财富；因为国民的收入，不是像个人的收入那样，按照它的价值来估计，而是按照它的效用，或者说按照它所能满足的需要来估计。”（《论国民收入的性质》第19页）

　　第一，将一个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建立在价值基础上，进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看成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国民需要而工作的总体，这是错误的抽象。

　　第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但社会生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会在下述意义上起支配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的生产类别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1) 对于萨伊这样一个缺乏思考力的人，李嘉图非常中肯地评论说：“关于纯产品和总产品，萨伊先生有这样一种说法：‘生产出来的全部价值是总产品；这一价值扣除生产费用后就是纯产品!’（第2卷第491页）³⁹²这样说来，就不可能有纯产品了，因为根据萨伊先生的说法，生产费用是由地租、工资和利润构成的。在第508页上他又说：‘因此，如果一切都任其自然的话，产品的价值，生产性服务的价值和生产费用的价值，都是性质相同的价值。’从全部取去全部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剩下的了。”（李嘉图《原理》第32章第512页注）——此外，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³⁹³，李嘉图也从来没有反驳过亚当·斯密对商品价格的错误分析，斯密把商品价格分解为各种收入的价值总和。李嘉图对这种分析的错误并不介意，并且在他自己进行分析时，认为只要把商品价值的不变部分“抽象掉”，这种分析就是正确的。有时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思考方法。
(2) “在任何一个社会内，任何一个商品的价格最终都要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即工资、利润、地租〉或其中的某一部分…… 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饲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应当说工资〉和利润。”（亚当·斯密³⁹⁵）我们以后还要指出，亚当·斯密自己也感到了这个遁词的矛盾和缺陷。³⁹⁶因为，斯密把我们推来推去，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举出这样一个实际的投资，在这种投资下，产品价格最终全部分解为这三个部分而不再有别的东西，结果这不外仍是一种遁词。
(3) 蒲鲁东提出下面这个狭隘的公式，表明他没有能力理解这一点，这个公式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³⁹⁸但是，欧仁·福尔卡德先生是怎样纠正他的呢？³⁹⁹福尔卡德说：“如果蒲鲁东的不同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意见不仅涉及资本的利润，而且会消灭产业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工人生产某物只得到80，却被迫要支付100来购买该物，如果他的工资只能从产品中买回他加进产品的价值，这就等于说，工人不能买回任何物品，工资支付不了任何物品。事实上，成本价格除了包含工人的工资以外，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出售价格除了包含企业主的利润以外，也总是包含某种别的东西，例如包含原料的价格，这种价格是往往要支付给外国的……　蒲鲁东忘记了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他忘记了这种增长对一切工作者都是确凿无疑的，不仅对企业主如此，对工人也是如此。”（《两大陆评论》1848年第24卷第998、999页）⁴⁰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贫乏以最适合于它的智慧形式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首先，福尔卡德先生相信，如果工人在他所生产的价值之外得不到更多的价值，他就活不下去；其实正相反，如果工人真正得到他所生产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可能存在了。第二，他正确地概括了蒲鲁东只是从狭隘的角度提出的那个困难。商品价格不仅包含超过工资的余额，而且也包含超过利润的余额，即不变的价值部分。因此，按照蒲鲁东的说法推论，资本家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买回商品。福尔卡德又怎样解开这个谜呢？用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资本会增长。因此，资本的不断增长据说从下述事实也可得到证明：在资本为100时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商品价格的分析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为10 000时这种分析就成为多余的了。如果一个化学家对于土地产品怎么会比土地包含更多的碳素这样一个问题回答说，这是由于土地生产的不断增长，人们关于这个化学家将说些什么呢？在庸俗经济学中，想把资产阶级世界看成是可能有的最美好世界的善良愿望，代替了爱好真理和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一切必要。
(4) “用在材料、原料和成品上的流动资本本身，是由商品构成的。这些商品的必要价格，是由同样的要素构成的。因此，在考察一个国家商品的总体时，把这部分流动资本算在必要价格的要素内，就是把同一个东西计算两次。”（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卷第140页）——施托尔希把流动资本的这些要素（固定资本不过是改变了形式的流动资本）理解为不变价值部分。“不错，工人的工资同企业主利润中由工资（如果我们把工资当做一部分生活资料来看）构成的部分一样，也是由那些按市场价格购买的、本身包含工资、资本利息、地租和企业主利润的商品构成的……这种看法不过证明，要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同上，第140页注）施托尔希在他的《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一书中反驳萨伊时，固然已经看出，把商品价值仅仅分解为各种收入的错误分析，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并且不是从单个资本家的立场，而是从一个国家的立场，正确地指出了这些结论的荒诞无稽，但是他自己在分析“必要价格”时并没有前进一步。关于必要价格，他在他的《教程》一书中说，要把它分解为它的现实要素，而又不陷入错误的无止境的循环中去，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第134、135页）……　“难道一家人〈一个自耕农民的家庭〉能够住自己的粮仓或畜棚，吃自己的谷种和饲料，穿自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乐品吗？按照萨伊先生的论点，对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第135、136页）……　“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本，那么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第147页）“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第150页）
390 　关于经济学家们的这一错误的评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97—598页。——948。
39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438—442页。——949。
[392]　见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1819年巴黎第4版第2卷。——953。
[393]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66页。——953。
394 　关于商品价值最终全部分解为收入这一观点的批判，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0—682页。——953。
[395]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卷第60—61页。——954。
[396]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65—269页。——954。
397 　见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1卷第36页。——955。
[398]　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第201—202页上写道：“但是无论职业有多少，经济规律始终是相同的：要使生产者能够维持生活，就必须使他的工资能够买回他的产品。那些经济学家不能不知道他们所谓科学的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固执地保卫所有权、工资的不平等和高利贷的合法性以及利润的公正性呢？这一切事项都是违背那个经济规律并使交易成为不可能的。一个企业家用10万法郎买原料，5万法郎付工资，然后希望从产品中取得20万法郎的代价，即希望在原料上和雇员的劳动上获取利润；但如果原料的供应者和工人用他们加在一起的工资不能买回他们为企业家所生产的产品，那么他们怎能维持生活呢?”——955。
[399]　关于欧·福尔卡德对蒲鲁东的“纠正”，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0—211页，第VII笔记本第275页。——955。
[400]　见欧·福尔卡德《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载于1848年《两大陆评论》（巴黎）新辑第24卷。——956。
401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55—257页。——957。
40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5页。——964。

第五十章 竞争的假象

　　以上已经指出，商品的价值或由商品总价值调节的生产价格，分解为如下几个部分：

　　1. 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代表生产商品时以生产资料的形式用掉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部分；一句话，就是加入商品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价格。在这里，我们从来不是说单个商品，而是说商品资本，即资本的产品在一定期间例如一年内借以表现的形式，单个商品只是商品资本的要素，这一要素从价值来看同样也分割为同一些组成部分。

　　2. 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这部分计量工人的收入，对工人来说，转化为工资；因此，工人就是以这个可变价值部分的形式再生产他的工资的；总之，在商品生产中新加到第一部分即不变部分上去的劳动的有酬部分，就是体现在这个价值部分上。

　　3. 剩余价值，即商品产品中体现无酬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价值部分。这个最后的价值部分，又采取各种独立的形式，这些形式同时又是收入的形式：资本利润（资本本身的利息，和资本作为职能资本的企业主收入）和地租（属于参与生产过程的土地的所有者所有）的形式。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即不断采取工资（只不过它总是要先通过可变资本的形式）、利润和地租这些收入形式的价值部分，和第一部分即不变部分的区别在于：由新加到不变部分即商品生产资料上的劳动所对象化成的全部价值，都分解为上述收入形式的价值部分。如果把不变价值部分撇开不说，下述说法就是正确的：商品价值就其代表新追加的劳动来说，不断分解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形成三种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¹⁾，它们各自的价值量，即它们各自在总价值中所占的部分，是由不同的、特有的、以前已经说明过的规律决定的。但是反过来，说工资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率是构成价值的独立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如果把不变部分撇开不说）就是由这些要素结合而成，却是错误的；换句话说，说它们是商品价值或生产价格的组成部分，是错误的⁽²⁾。

　　我们立即可以看出这里的区别。

　　假定资本500的产品价值＝400c＋100v＋150m＝650；这150m再分为利润75＋地租75。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困难，我们再假定，这个资本具有平均构成，因而它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是一致的；当我们把这单个资本的产品看做总资本中一个与该资本的量相当的部分的产品时，这种一致性总是会发生的。

　　在这里，由可变资本计量的工资，占预付资本的20%；按总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占预付资本的30%，即利润占15%，地租占15%。商品中由新追加的劳动对象化成的整个价值部分，等于100v＋150m＝250。它的量与它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没有关系。我们从这几个部分互相间的比例看到，用货币100，比如说100镑来支付的劳动力，会提供一个体现为250镑货币额的劳动量。从这里我们看到，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劳动，等于他为自己所完成的劳动的倍。如果工作日＝10小时，他就是为自己劳动4小时，为资本家劳动6小时。因此，被付给100镑的工人的劳动，体现在250镑的货币价值中。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不外就是这250镑价值。这就是新加到生产资料价值400上的全部价值。因此，这样生产的、由其中对象化劳动的量决定的商品价值250，就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能以收入形式，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形式，从这个价值取出的各份额的界限。

　　假定一个有机构成相同，也就是说，所使用的活的劳动力和所推动的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同的资本，不得不为推动不变资本400的同一劳动力支付150，而不是支付100镑；再假定利润和地租也按不同的比例来分配剩余价值。因为已经假定150镑的可变资本，和以前100镑的可变资本推动同量的劳动，所以，新生产的价值仍旧＝250，总产品的价值也仍旧＝650。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400c＋150v＋ 100m；并且这100m也许要分为利润45和地租55。新生产的总价值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比例极不相同；预付的总资本的量也不相同，虽然它所推动的劳动总量还是一样。工资占预付资本的27(3/11)%，利润占预付资本的8(2/11)%，地租占预付资本的10%；因此，总剩余价值略多于预付资本的18%。

　　由于工资的提高，总劳动中的无酬部分改变了，因而剩余价值也改变了。在10小时的工作日中，工人为自己劳动6小时，而只为资本家劳动4小时。利润和地租的比例也不同了。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按改变了的比例进行分配。最后，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仍旧不变，而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增加了，所以，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会表现为一个减少得更多的总利润率。在这里，我们把总利润率理解为总剩余价值对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

　　工资价值、利润率和地租率的变动，不管调节这些部分互相间的比例的各种规律会起什么作用，总只能在新创造的商品价值250所划定的界限内进行。只有在地租以垄断价格为基础时，才会产生例外。这不会使规律有丝毫改变，只不过使考察复杂化。因为，在这种场合，如果我们只考察产品本身，不同的就只是剩余价值的分割；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它和其他商品比较而言的相对价值，区别就只在于，其他商品里包含的剩余价值，将会有一部分转移到这种特殊的商品上来。

　　让我们扼要地复述一下：

　　首先，剩余价值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由150减为100。利润率下降略多于三分之一，由30%下降到18%，因为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要按已经增加的预付总资本来计算。但它并不和剩余价值率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剩余价值率由下降到，即由150%下降到%，而利润率只由下降到，即由30%下降到%。因此，利润率按比例来说比剩余价值量下降得多，但比剩余价值率下降得少。其次，我们看到，如果使用的劳动量和以前相同，尽管预付资本由于它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而增大，产品的价值和总量却仍旧不变。预付资本的这种增大，对一个开始新营业的资本家来说，确实是件令人不安的事情。但是，从整个再生产来看，可变资本的增加只不过表示，在由新追加的劳动新创造的价值中，要有一个更大的部分转化为工资，因而要首先转化为可变资本，而不是转化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因此，产品的价值仍旧不变，因为它一方面受不变资本价值400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一个体现新追加的劳动的数字250的限制。这二者都没有改变。这个产品，只要它本身再加入不变资本，就会和以前一样，在同一价值量中，代表同样大的使用价值量；因此，同一数量的不变资本要素保持着相同的价值。如果工资提高不是因为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一个更大的部分，而是相反，工人得到自己劳动的一个更大的部分，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已经降低，那么，情况就会不同。这时，体现同一劳动即有酬劳动加上无酬劳动的总价值仍旧不变；但体现这个劳动量的产品量将会减少，因而产品的每个相应部分的价格就会提高，因为每个部分代表了更多的劳动。已经提高的工资150不会比以前的工资100代表更多的产品；已经减少的剩余价值100，和以前相比，也只代表以前的产品的，即以前表现为100的产品或使用价值量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产品加入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就会变贵。但这不是工资提高的结果，相反，工资提高是商品变贵的结果，是同量劳动的生产率降低的结果。这里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工资提高使得产品变贵；但实际上，在这里，工资的提高，并不是商品价值变化的原因，而是这种变化的结果，而商品价值的变化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所引起的。

　　相反，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因而所使用的同一劳动量仍旧体现为250，但劳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提高了或降低了，那么，同量产品的价值就会按这种提高或降低的同一数量提高或降低。450c＋100v＋150m使产品价值＝700；而350c＋100v＋150m则使同量产品的价值只等于600，而不是等于以前的650。因此，如果推动同量劳动的预付资本增加了或减少了，而这种增加或减少是由于不变资本部分价值量发生变化，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产品的价值就会提高或降低。相反，如果预付资本的增加或减少，是由于在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时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量发生变化，那么，产品的价值就仍旧不变。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不会由相反的运动得到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前提下，会由剩余价值的相反的运动得到补偿，以致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劳动新追加到生产资料上并新体现在产品中的价值仍旧不变。

　　相反地，如果可变资本或工资的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是商品涨价或跌价的结果，也就是说，是这种投资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降低或提高的结果，那就会影响产品的价值。不过在这里，工资的涨落，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

　　与此相反，如果在上例中，在不变资本400c保持不变时，由100v＋150m到150v＋100m的变化，即可变资本的提高，不是该特殊部门例如纺纱业中劳动生产力降低的结果，而是为工人提供食物的农业中劳动生产力降低的结果，从而是这些食物变贵的结果，那么，产品的价值就保持不变。650的价值，就会和以前一样体现在同一数量的棉纱中。

　　其次，从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在那些产品可供工人消费的生产部门内，由于节约等等，不变资本的支出减少了，那么，这就会和所使用的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提高一样，由于使工人的生活资料便宜，引起工资的减少，从而引起剩余价值的增加。因此，在这里，利润率的增长有双重原因：一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二是剩余价值增加。在考察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时，我们曾假定工资不是降低，而是保持不变，因为在那里，我们要撇开剩余价值率的变动来研究利润率的变动。此外，我们在那里说明的规律是普遍的规律，并且这些规律也适用于不提供工人消费的产品的各种投资，也就是其产品的价值变化对工资没有影响的各种投资。

　　因此，每年由新追加的劳动新加到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部分上的价值，分化并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些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不会改变价值本身的界限，不会改变分为这些不同范畴的价值总和；同样，这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比例的变化也不会改变这些部分的总和，不会改变这个既定的价值量。100这个既定数始终是100，而不管它是分为50＋50，还是20＋70＋10，还是40＋30＋30。产品中分割为这几种收入的价值部分，完全和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一样，是由商品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在各该场合商品中对象化的劳动量决定的。因此，第一，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商品价值量是已定的，也就是说，商品各价值部分的总和的绝对界限是已定的。第二，就各个范畴本身来说，它们的平均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界限也是已定的。工资是各个范畴的这种界限的基础。一方面，工资由自然规律调节；工资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在身体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规定的，也就是由一定量的商品规定的。这些商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从而是由新追加到生产资料上的那部分劳动决定的，或者是由工作日中工人为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物所需要的部分决定的。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6小时的平均劳动，工人就必须每天平均为自己劳动6小时。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会偏离身体上的这个最低限度；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但在每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个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工资都是一个已定的量。因此，其他一切收入的价值就有了一个界限。这个价值总是等于总工作日（在这里，它和平均工作日相一致，因为它包括社会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总量）借以得到体现的价值减去总工作日中体现工资的部分。因此，这个价值的界限是由无酬劳动所借以表现的价值的界限决定的，也就是由这个无酬劳动的量决定的。如果工人用来再生产自己的工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的最后界限，是他的工资的身体上的最低限度，那么，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代表他的剩余劳动的部分，即表示剩余价值的价值部分——的界限，就是工作日的身体上的最高限度，即工人在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的情况下每天一般可以提供的劳动时间的总量。因为在当前的探讨中，说的是每年新追加的总劳动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分配，所以在这里，可以把工作日看成是一个不变量，并且假定它是一个不变量，而不管它会以怎样程度上下偏离它的身体上的最高限度。因此，形成剩余价值并分解为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部分的绝对界限是已定的，是由工作日的有酬部分以外的无酬部分决定的，因而是由总产品中体现这个剩余劳动的价值部分决定的。如果我们像我已经做过的那样，把这些在界限上已定的并且按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叫做利润，那么，这个利润按绝对量来说，就等于剩余价值，因而它的界限也和剩余价值的界限一样，都是按照规律来决定的。但利润率的高度，同样也是一个要保持在确定的、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界限以内的量。利润率是全部剩余价值对生产上预付的社会总资本的比率。如果资本＝500（假定单位是百万），剩余价值＝100，那么20%就是利润率的绝对界限。社会利润按这个比率在不同生产部门的投资之间进行分配，就产生偏离商品价值的生产价格，这就是现实中起调节作用的平均市场价格。但是这种偏离，既没有使价值决定价格的性质消失，也没有使利润的合乎规律的界限消失。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商品时用掉的资本加上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商品的生产价格则等于生产商品时用掉的资本k加上按一般利润率归于它的剩余价值，例如在生产该商品所预付的资本（包括已经用掉的资本和单纯使用的资本）上加上20%。但是这个20%的追加额本身，是由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剩余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率决定的，因此它是20%，不是10%，也不是100%。因此，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没有取消利润的界限，只是改变了它在构成社会资本的各个不同的特殊资本之间的分配，按照这些资本在这个总资本中所占的价值部分的比例，把它均等地分配给这些资本。市场价格固然会高于或低于这个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但是这些变动会互相抵消。如果我们考察较长时期的物价表，把商品实际价值因劳动生产力变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和生产过程因自然事故或社会事故而受到干扰的情况撇开不说，我们将感到惊奇的是：第一，各次偏离的界限比较狭窄，第二，这各次偏离的平衡具有规律性。在这里，我们也将发现凯特勒在社会现象上论证过的那种起调节作用的平均数的统治作用⁴⁰⁴。如果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没有遇到障碍，地租就都是级差地租，也就是说，地租就以超额利润的平均化为限，这种超额利润本来是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使一部分资本家得到的，而现在为土地所有者占有。因此，在这里，地租的确定的价值界限，就是生产价格通过一般利润率实现的调节作用所引起的个别利润率的偏离。如果土地所有权阻碍商品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并占有绝对地租，那么，绝对地租就会受到土地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因而受到土地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按一般利润率应归各个资本所有的利润而形成的余额的限制。这个差额于是形成地租的界限；地租仍然只是既定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确定部分。

　　最后，如果各不同生产部门中剩余价值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遇到人为的垄断或自然的垄断的障碍，特别是遇到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障碍，以致有可能形成一个高于生产价格和高于受垄断影响的商品的价值的垄断价格，那么，由商品价值规定的界限也不会因此消失。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会改变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这种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进入工人的必要的消费，那么，在工人照旧得到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情况下，这种商品就会使工资提高，并从而使剩余价值缩小。它也可能使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但是工资只不过要高于身体上的最低限度。在这种场合，垄断价格就要通过对实际工资（即工人靠同量劳动而得到的使用价值的量）的扣除和对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的扣除来支付。垄断价格能够在什么界限内影响商品价格的正常调节，是可以确定和准确计算出来的。

　　因此，正如新追加的并且一般会分解为收入的商品价值的分割，会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上遇到既定的和起调节作用的界限一样，剩余价值本身分割为利润和地租，也会在调节利润率平均化过程的各个规律上遇到这种界限。就利润分割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来说，平均利润本身就是二者总和的界限。平均利润提供一定量的价值由它们去分割，并且也只有这个量能够由它们去分割。在这里，特定的分割比例具有偶然性，这就是说，完全要由竞争关系来决定。在其他场合，供求相抵等于消除市场价格同它的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的偏离，即等于消除竞争的影响，而在这里，竞争则是唯一的决定的要素。为什么呢？因为同一个生产因素即资本，必须把归它所有的剩余价值部分，在这个生产因素的两个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至于平均利润的分割在这里没有确定的合乎规律的界限，这并不会使它作为商品价值部分所具有的界限消失；就像一个企业的两个股东，由于各种不同的外在条件而不等地分配利润，这丝毫不会影响这个利润的界限一样。

　　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中体现新追加到生产资料价值上的劳动的部分，会分解成以各种收入形式取得互相独立的形态的不同部分，那么，决不能因此就把工资、利润和地租看做这样一些构成要素，从这些要素的结合或总和中会产生出商品本身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自然价格”，“必要价格”），因而，商品价值，在扣除不变价值部分后，不是一个原始的会分成这三部分的统一体，相反，这三部分中每一部分的价格都是独立地决定的，只要这三个独立的量相加，就形成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商品价值是一个已定的量，不管工资、利润、地租相互间的相对量如何，商品价值总是它们的全部价值的整体。而按照上述错误的见解，工资、利润、地租是三个独立的价值量，它们的总量产生、限制和决定商品价值量。

　　首先，很清楚，如果工资、利润、地租构成商品的价格，那么，这种情况既会适用于商品价值中的不变部分，也会适用于商品价值中体现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其余部分。因此，这里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个不变部分，因为构成这个不变部分的各种商品的价值，也会归结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的总和。正如已经指出的，这种见解甚至否认这样一个不变价值部分的存在。

　　其次，很清楚，价值的概念在这里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如下意义上的价格的观念：把一定数量的货币支付给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但货币是什么呢？货币不是物，而是价值的一定的形式，因而又以价值为前提。因此，我们就说，用一定量的金或银来支付这些生产要素，或者说，在头脑中让这些生产要素和一定量的金或银相等。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本身也是商品（启蒙经济学家以有这种认识而感到骄傲）。因此，金银的价格，也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让工资、利润和地租与一定量的金银相等的办法来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因为被当做它们的等价物而用来对它们进行估价的金银的价值，正是应该首先由它们决定，而与金银无关，也就是说，与每一商品中正好作为上述三因素的产物的价值无关。因此，说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在于它们与一定量的金银相等，那不啻是说，它们与一定量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相等。

　　我们首先拿工资来说。因为，即使按照这种见解，我们也必须从劳动开始。工资的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即工资的市场价格围绕着波动的那个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呢？

　　我们不妨说，这是由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但这里说的是对劳动力的什么样的需求呢？说的是资本提出的需求。因此，对劳动的需求就等于资本的供给。要能谈得上资本的供给，我们首先就必须知道什么是资本。资本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拿它的最简单的表现来说，是由货币和商品构成的。但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一种形式。因此，资本是由商品构成的。但是，按照假定，商品价值首先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价格即工资决定的。在这里，工资是前提，并且被看成是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于是，这个价格要由所提供的劳动对资本的比例来决定。资本本身的价格等于构成资本的商品的价格。资本对劳动的需求等于资本的供给。资本的供给等于具有一定价格的一个商品量的供给，这个价格首先由劳动的价格调节，而劳动的价格，又等于为交换工人的劳动而付给工人的构成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构成这个可变资本的商品的价格，首先又是由劳动的价格决定的，因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格决定的。因此，我们不能以资本为前提来决定工资，因为资本本身的价值是由工资参与决定的。

　　此外，把竞争带到问题中来，丝毫也不能帮助我们。竞争使劳动的市场价格提高或降低。假定劳动的需求和供给相抵，那么工资又由什么决定呢？由竞争决定。但我们正好假定不再由竞争决定，假定竞争已经由于它的两种相反的力量的平衡而不起作用。我们正是要找出工资的自然价格，即不由竞争调节而是反过来调节竞争的劳动价格。

　　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使劳动的必要价格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决定。但这种生活资料也是有价格的商品。因此，劳动价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而生活资料的价格，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首先是由劳动价格决定。因此，由生活资料价格决定的劳动价格，还是要由劳动价格决定。劳动价格由劳动价格决定。换句话说，我们不知道劳动价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这里，劳动有价格，是因为它被当做商品。因此，要谈劳动价格，我们就必须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但用这种方法，我们恰恰无法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假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就是按这种令人满意的方法决定的。但形成商品价格第二要素的平均利润，即每个资本在正常条件下的利润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平均利润应当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平均利润率又是怎样决定的呢？由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决定吗？但这种竞争已经以利润的存在为前提。它假定同一个生产部门或不同的生产部门有不同的利润率，因而有不同的利润。竞争之所以能够影响利润率，只是因为它影响商品的价格。竞争只能使同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以相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并使不同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者按照这样一个价格出售商品，这个价格使他们得到相同的利润，得到已经部分地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的同一比例的加价。因此，竞争只能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要使不等的利润率平均化，利润作为商品价格的要素必须已经存在。竞争不创造利润。利润的水平，在平均化过程发生的时候便形成了。竞争不过使它提高或降低，但并不创造它。并且，当我们说必要利润率时，我们正是想要知道那种不以竞争的运动为转移却反而调节竞争的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是在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势均力敌的时候出现的。竞争可以造成这种均势，但不能造成在这种均势下出现的利润率。当这种均势形成的时候，一般利润率为什么会是10%、20%或100%呢？是由于竞争吗？正好相反，竞争消除了那些造成与10%或20%或100%相偏离的原因。它导致某一商品价格，在这一价格下，每个资本都比例于它的量提供相同的利润。但这个利润本身的量与竞争无关。竞争只是使一切偏离不断地归于这个数量。一个人和其他人竞争；竞争迫使他和其他人一样按同一价格出售商品。但这个价格为什么是10或20或100呢？

　　这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利润率，从而利润，解释为一个以无法理解的方式决定的加价，它被加到在此之前已经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竞争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是，这个利润率必须是一个已定的量。而我们在说一般利润率和利润的“必要价格”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一点了。

　　把这个荒谬的推论过程搬到地租上来重新探讨一番，是完全不必要的。无须重新探讨就可以看到，如果把这个过程多少贯彻下去，就会使利润和地租表现为由一些无法理解的规律决定的单纯加价，它们被加到首先由工资决定的商品价格上去。一句话，竞争必须说明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一切东西，其实正好相反，经济学家必须说明竞争。

　　有一种幻想，认为利润和地租这两个价格组成部分是由流通创造出来，也就是说是通过出售产生的。在这里，如果我们撇开这种幻想不说——而流通永远不会提供事先没有向它提供的东西——，那么，事情就可以简单地归结为：

　　假定一个商品由工资决定的价格＝100；利润率为工资的10%，地租为工资的15%。这样，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决定的商品价格就＝125。这个25的加价不可能由商品的出售产生。因为所有互相出售商品的人，每人都把只值工资100的商品，按125卖给对方，结果就像大家都按100来卖一样。因此，这个行为必须脱离开流通过程来考察。

　　如果三者分享现在值125的商品本身——假定资本家先按125把商品卖出，然后把100付给工人，把10付给自己，把15付给地租所得者，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工人就得到价值和产品的4/5＝100。资本家得到价值和产品的2/25，地租所得者得到价值和产品的3/25。在资本家是按125而不是按100来出售的时候，他也只是把体现工人劳动的产品的4/5付给工人。如果他付给工人80，留下20，把其中的8归自己，12归地租所得者，那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他似乎是按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的，因为这些加价事实上只是一些和商品价值（按照假定已经由工资价值决定）无关的提价。这是通过迂回的道路归结为这样一点：按照这个见解，工资这个词，即100，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等于体现这一定量劳动的货币额；但是这个价值又不同于实际工资，因此它留下一个余额。不过，这个余额在这里是由于名义上的加价产生的。因此，如果工资等于110，不是＝100，利润就必须＝11，地租就必须＝16(1/2)，因而商品的价格也必须＝137(1/2)。比例仍旧不变。但是，因为分配总是通过加在工资上的百分之几的名义上的加价而实现的，所以价格会随工资而涨落。在这里，工资首先被假定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然后又和它区别开来。实际上，这是通过毫无概念的迂回道路把问题归结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工资的价值则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余额形成利润和地租。

　　商品扣除它生产上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这个既定的、由对象化在商品产品中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量，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它们作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取得独立的、互不相关的收入形式。这种分割，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显露出来的表面上，因而也在那些受这种表面现象束缚的当事人的观念中，总是颠倒地表现出来。

　　假定某一个商品的总价值＝300，其中200是商品生产上所消耗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这样，剩下的100便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加到这个商品上的新价值的总额。这个新价值100就是可以用来分为这三种收入形式的全部数额。我们假定工资＝x，利润＝y，地租＝z，那么，在我们所说的场合，x＋y＋z的和就总是＝100。但在工业家、商人和银行家的观念中，以及在庸俗经济学家的观念中，事情则完全不是这样。在他们看来，不是商品扣除它生产上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后的价值＝100，然后这100分为x、y、z。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格只是由不以商品的价值为转移并互相独立地决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价值量合在一起构成的，因此，x、y、z中每一个本身都是独立地提供和决定的，并且，这几个价值量的总和，不管可能大于100还是小于100，形成商品本身的价值量，这个价值量就是由这几个形成商品价值的要素相加的结果。这种混乱之所以必然产生，是因为：

　　第一，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作为独立的收入互相对立的，并且它们作为独立的收入，是与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彼此完全不同的生产要素发生关系，因而好像它们就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三者的所有权，就是商品的这些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会分别属于各自的所有者，并转化为他们的收入的原因。但价值并不是因它转化为收入而产生的，它在能够转化为收入，能够取得这种形式以前，必须已经存在。这三个部分的相对量是由彼此不同的规律决定的，它们和商品价值本身的联系以及它们受商品价值本身限制的事实，决不会在表面上显现出来，所以，颠倒的假象必然更具有迷惑作用。

　　第二，我们已经说过⁽³⁾，工资的一般提高或降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使一般利润率发生方向相反的变动，因而会改变不同商品的生产价格，按照各有关生产部门的资本平均构成的不同情况，使其中一些上涨，另外一些下降。因此，在这里，在某些生产部门无论如何会有这样的经验：工资上涨，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上涨，工资下跌，商品的平均价格就下跌。至于不以工资为转移的商品价值对这种变动的隐蔽的调节作用，却是“经验”说明不了的。相反，如果工资的上涨是局部的，只是在特殊生产部门内由于特殊的情况才发生的，这些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就会相应地提高。这时，一种商品与自身包含的工资保持不变的其他商品相比相对价值上的这种提高，便只是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平均分配遭到局部干扰的反应，只是一个使特殊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手段。这里“经验”说明的，仍旧是价格由工资决定。因此，在这两种场合经验说明的，都是工资决定商品价格。经验说明不了的，则是这种联系的隐蔽的原因。其次，劳动的平均价格，即劳动力的价值，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决定的。后者上涨或下跌，前者也会随着上涨或下跌。在这里，经验再一次说明，工资和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原因可以表现为结果，结果也可以表现为原因，这种情况在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时也可以看到。这时，与工资提高到平均工资以上的现象相对应的，是同繁荣时期联系在一起的市场价格提高到生产价格以上的现象，而与随后而来的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以下的现象相对应的，则是市场价格降低到生产价格以下的现象。撇开市场价格的波动不说，工资提高，利润率就降低，工资降低，利润率就提高的经验，显然必定总是和生产价格受商品价值制约这一点相符合。但我们说过⁽⁴⁾，利润率可以由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来决定，而与工资变动无关；因此，工资和利润率可以不按相反的方向，而按相同的方向变动，二者可以一同提高，或一同降低。如果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直接一致的，这种情况就不可能发生。在工资由于生活资料价格提高而提高时，利润率也能因劳动强度加大或工作日延长而保持不变，甚至提高。所有这些经验，都证实了由于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具有独立的颠倒的形式而引起的假象，好像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是工资，或工资加上利润。只要在工资上产生了这样的假象，似乎劳动的价格和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一致的，那么，不言而喻，对于利润和地租来说，这样的假象也会产生。因此，利润和地租的价格即它们的货币表现的调节，就必然和劳动以及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无关。

　　第三，假定商品价值或不过表面看来和商品价值无关的生产价格，直接地和不断地表现为和商品的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不只是通过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的不断的平衡来充当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再假定，再生产总是在同一些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在资本的一切要素上劳动生产率都保持不变。最后，假定每个生产部门的商品产品中通过把新的劳动量从而新生产的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价值上而形成的价值部分，总是按照不变的比例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以致实际支付的工资总是和劳动力的价值直接相一致，实际实现的利润总是和总剩余价值中按平均利润率应归总资本的各个独立执行职能的部分所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直接相一致，实际的地租也总是和在这个基础上地租通常不能超出的界限直接相一致。一句话，假定社会价值产品的分割和生产价格的调节，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但在排除竞争的情况下进行的。

　　在这各种假定下——商品的价值不变，并且也表现为不变；商品产品分解为收入的价值部分始终是一个不变的量，并且总是表现为一个不变的量；最后，这个已定的不变的价值部分又总是按不变的比例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甚至在这各种假定下，现实的运动也必然会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好像不是一个预先已定的价值量分为具有互相独立的收入形式的三部分，而是反过来，好像这个价值量是由构成这个价值量的各个独立地、分别地决定的要素的总和，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形成的。这种假象必然会产生，因为在单个资本及其商品产品的现实运动中，不是商品价值表现为这种分割的前提，而是相反，它所分成的各个组成部分表现为商品价值的前提。首先，我们已经说过，对每个资本家来说，商品的成本价格表现为一个已定的量，并且在现实的生产价格上总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已定的量。但成本价格等于不变资本即预付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劳动力的价值，而后者对生产当事人来说表现为劳动价格这一不合理的形式，以致工资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收入。劳动的平均价格是一个已定的量，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它的再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就商品中这个分解为工资的价值部分来说，它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采取了工资这个形式，不是因为资本家以工资这个表现形式把工人在他自己的产品中所得的部分预付给工人，而是因为工人生产了一个和他的工资相当的等价物，也就是说，因为他用日劳动或年劳动的一部分生产了包含在他的劳动力价格内的价值。但工资在与它相当的价值等价物被生产出来以前，已经由契约规定。因此，工资作为一个在商品和商品价值生产出来以前数量已定的价格要素，作为成本价格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表现为一个以独立的形式从商品总价值中分离出来的部分，而是相反，表现为已定的量，它预先决定商品的总价值，也就是说，是价格或价值的形成要素。平均利润在商品生产价格上所起的作用，和工资在商品成本价格上所起的作用相类似，因为生产价格等于成本价格加上预付资本的平均利润。这个平均利润在实践中所以会在资本家本人的观念和计算上成为一个起调节作用的要素，不仅因为它会决定资本由一个投资部门到另一个投资部门的转移，而且因为它对一切涉及较长期再生产过程的销售和契约来说，都起着调节的作用。但是，平均利润只要起这种作用，它就是一个预先存在的量，实际上和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关，因而更和这些部门内任何一个投资所生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无关。从现象上看，平均利润不是价值分割的结果，相反，是一个和商品产品的价值无关的、在商品生产过程中预先存在并决定着商品本身的平均价格的量，也就是说，是价值的形成要素。并且剩余价值由于其不同部分分解为彼此完全独立的形式，还以更为具体的形式，表现为形成商品价值的前提。平均利润中采取利息形式的那一部分，在职能资本家面前，就是作为商品和商品价值的生产上一个预先存在的要素独立出现的。利息量尽管变动很大，但在任何一个瞬间，对任何一个资本家来说，总是作为一个已定的量，加入这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农业资本家以契约规定的租金的形式和其他企业家以营业场所的租金的形式支付的地租，也是这样。剩余价值所分成的这些部分，因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作为成本价格的要素是已定的，所以反而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成要素；它们表现为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的形成要素，就像工资表现为商品价格的另一个部分的形成要素一样。这些由商品价值的分割带来的产物所以不断地表现为价值形成本身的前提，其秘密简单说来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任何别的生产方式一样，不仅不断再生产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再生产社会的经济关系，即再生产物质产品形成上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因此，它的结果会不断表现为它的前提，像它的前提会不断表现为它的结果一样。单个资本家正是预先把同一些关系的这种不断再生产当做不言而喻的、毫无疑问的事实。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继续存在，新追加的劳动的一部分就会不断地化为工资，另一部分就会不断地化为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第三部分就会不断地化为地租。在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订立契约时，这是前提，并且，不管相对的数量关系在各个场合发生多大变动，这个前提总是实在的。各个价值部分在相互对立中采取的一定的形式所以是前提，是因为这一定形式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它所以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是因为它不断地成为前提。

　　诚然，经验和现象也都表明，市场价格（资本家实际上只把市场价格的影响看做价值决定），从量的方面来看，决不取决于这些预先的东西；市场价格不以契约所定的利息或地租的高低为转移。但市场价格只有通过变动才成为不变的；它们在较长期间内的平均数，恰好就形成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各自的平均数，后者表现为不变的、归根到底支配着市场价格的量。

　　另一方面，下面这种想法好像很简单：如果工资、利润和地租成为价值的形成要素，是因为它们表现为价值生产的前提，并且是单个资本家的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的前提，那么，其价值作为已定量加入每种商品生产的不变资本部分，也是价值的形成要素。但不变资本部分不外是一些商品的总和，因而不外是一些商品价值的总和。因此，我们就得到荒谬的同义反复：商品价值是商品价值的形成要素和原因。

　　但是，如果资本家出于某种利益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一个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来思考问题，只取决于他的利益和他的利己动机——，经验就会告诉他，他自己生产的产品，会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其他的生产部门，而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也会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他的产品。因为对他来说，在只涉及他进行的新的生产的情况下，价值的追加表面看来是由工资、利润、地租的量形成，所以，这也适用于由其他资本家的产品构成的不变部分。因此，不变资本部分的价格，从而商品的总价值，最终都会归结为由几个独立的、按不同规律调节的和由不同源泉形成的价值形成要素，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相加而成的价值总额，虽然这种归结方法的秘密并不是完全不可认识的。

　　第四，商品是否按照价值出售，因而价值决定本身，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价值决定，一开始就已经是某种在他背后，靠各种和他无关的关系的力量来进行的过程，因为在每个生产部门，成为起调节作用的平均价格的，不是价值，而是和价值不同的生产价格。价值决定本身之所以会使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单个资本家和资本感到兴趣，并对其有决定的作用，不过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使商品生产上必要的劳动量减少或增加，这在一种情况下，使他按现有的市场价格能够得到额外的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使他不得不提高商品的价格，因为已经有更多的工资，更多的不变资本，因而也有更多的利息，加入单位产品或单个商品。价值决定之所以会使他感到兴趣，只是因为对他自己来说，它会提高或降低商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它会使他处于特殊的地位。

　　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工资、利息和地租，不仅对于他作为职能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部分（即企业主收入）能据以实现的那种价格来说，是起调节作用的界限，而且对于为保证再生产能够继续进行而必须作为商品出售依据的那种价格来说，也是起调节作用的界限。只要他在工资、利息和地租为他个人所确定的成本价格以外，从价格中还能获得普通的或较大的企业主收入，那么，他在出售时能否实现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因此，撇开不变资本部分不说，在他看来，工资、利息和地租就是商品价格的起限定作用的、因而起创造作用和决定作用的要素。例如，如果他能够成功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即压低到工资的正常水平以下，按较低的利息率获得资本并低于地租的正常水平支付租金，那么，他是否低于产品的价值，甚至是否低于一般生产价格出售产品，因而白白地放弃商品中包含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以上所说，甚至也适用于不变资本部分。例如，如果一个产业家能够低于原料的生产价格购买原料，那么，即使他再低于生产价格出售这种原料制成的产品，他也还是能不受损失。只要商品价格超过必须予以支付、必须用等价物来偿付的各种要素而形成的余额保持不变或者增加，他的企业主收入就会保持不变甚至增加。但是，除了作为已定的价格量加入他的商品生产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外，作为起限定作用和调节作用的价格量加入这种生产中的东西，正是工资、利息和地租。因此，在他看来，它们好像是决定商品价格的要素。从这个观点来看，企业主收入也就好像取决于那个以偶然的竞争关系为转移的市场价格超过由上述价格要素决定的商品内在价值而形成的余额；或者，就企业主收入本身作为决定要素加入市场价格来说，它本身又好像取决于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

　　在单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竞争和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作为不变的和起调节作用的量加入到计算中去的，是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已定的和预先存在的量。这个量不变，不是指它们的量不会变化，而是指它们在每一单独场合都是已定的，并且对不断波动的市场价格来说形成不变的界限。例如，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竞争中，问题仅仅在于：在工资、利息和地租已定时，按照或低于既定的一般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是否能够得到利益，也就是说，能够实现相当的企业主收入。如果一个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说来不发展，因而工资和土地价格低廉，资本的利息却很高，而另一个国家的工资和土地价格名义上很高，资本的利息却很低，那么，资本家在前一国家就会使用较多的劳动和土地，在后一国家就会相对地使用较多的资本。在估计两个国家之间这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发生竞争时，这些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因此在这里，经验从理论方面，资本家的利己盘算从实践方面表明：商品价格由工资、利息和地租决定，由劳动的价格、资本的价格和土地的价格决定；这些价格要素确实是起调节作用的价格形成要素。

　　当然，这里总有一个要素不是预先存在的，而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产生的。这就是超过由工资、利息和地租这几个要素相加得出的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余额。这第四个要素，在每一单独场合，都表现为由竞争决定，在把各个场合加以平均的情况下，则是由平均利润决定。这个平均利润又是由同一个竞争来调节，不过这是在较长期间内的事情。

　　第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很清楚，体现新追加的劳动的价值会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几种收入形式，因此，这个方法（不说我们论述地租时作为例证所举的各个过去的历史时期）在这几种收入形式的存在条件自始就不具备的地方，也会被人应用。这就是说，一切都会通过类比而被归入这些收入形式之中。

　　如果有一个独立劳动者——假定是一个小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收入形式都可以应用——是为自己而劳动，并且也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他首先就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雇主（资本家），把自己当做工人来使用，并且会被看成是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把自己当做自己的租佃者来使用。他把自己当做雇佣工人支付给自己工资，把自己当做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利润，把自己当做土地所有者支付给自己地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既然被假定为一般的社会的基础，那么，就这个独立劳动者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靠对生产资料——在这里，生产资料一般已经采取资本的形式——的占有而能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来说，这种归类方法是正确的。其次，只要他是把他的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因而要依赖于这个产品的价格（甚至在不是这样的时候，这个价格也是可以估计的），他能够实现的剩余劳动的量，就不是取决于剩余劳动自身的量，而是取决于一般利润率；同样，可能超过由一般利润率所决定的剩余价值份额而形成的余额，也不是由他所提供的劳动量决定，而他能够占有这个余额，只是因为他是土地的所有者。正因为这样一种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相适应的生产形式可以被归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几种收入形式之中——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不正确的——，所以，资本主义关系好像是每一种生产方式的自然关系这一假象，就更加具有迷惑作用。

　　当然，如果我们把工资归结为它的一般基础，也就是说，归结为工人本人劳动产品中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个部分从资本主义的限制下解放出来，把它扩大到一方面为社会现有的生产力（也就是工人自己的劳动作为现实的社会劳动所具有的社会生产力）所许可，另一方面为个性的充分发展所必要的消费的范围；如果我们再把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缩小到社会现有生产条件下一方面为了形成保险基金和准备金，另一方面为了按照社会需要所决定的程度来不断扩大再生产所要求的限度；最后，如果我们把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总是为社会中还不能劳动或已经不能劳动的成员而进行的劳动的量，包括到1. 必要劳动和2. 剩余劳动中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此外，这种归类方法，也为以前各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如封建的生产方式所固有。那些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完全不相适应、完全处于这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生产关系，也被归入封建关系之中。例如英国的自由农民保有地［tenures in common socage］（与骑士保有地［tenures on knight’s service］相反）就是这样。这种自由农民保有地只不过有缴纳货币的义务，只不过在名义上是封建的。⁴⁰⁵

(1) 在加到不变资本部分上的价值分割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场合，不言而喻，这些都是价值的部分。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是存在于体现这个价值的直接产品中，即存在于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如纺纱业的工人和资本家所生产的直接产品棉纱中。但是实际上，它们体现在这个产品中，和体现在任何一个有相同价值的商品中或物质财富的任何一个有相同价值的组成部分中是一样的，不多也不少。并且，工资实际是用货币支付的，也就是说，是用纯粹的价值表现支付的；利息和地租也是这样。对资本家来说，他的产品转化为纯粹的价值表现，的确非常重要；在分配上，这种转化已经成为前提。这些价值是由某种产品或商品的生产产生的，但它们是否再转化为相同的产品或商品，工人是买回他直接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还是购买别人的不同种劳动的产品，这与问题本身没有关系。洛贝尔图斯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绞脑汁是徒劳无益的。⁴⁰³
(2) “只要指出这样一点就够了：调节原产品和工业商品的价值的一般原则同样适用于各种金属；金属的价值不取决于利润率，不取决于工资率，也不取决于为矿山而支付的租金，而是取决于获得金属并把它运上市场所必需的劳动总量。”（李嘉图《原理》第3章第77页）
(3) 见本卷第222—226页。——编者注
(4) 见本卷第120—137页。——编者注
[403]　见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第27页及以下几页。——967。
404 　参看阿·凯特勒《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975。
405 　参看查·尼特《关于地产的历史和现状的两篇讲演》，1859—1860年在牛津大学发表的系列讲演的头两篇，1860年伦敦—牛津版第22页。——992。

第五十一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可见，由每年新追加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从而，年产品中体现这个价值并且能够从总收益中取出和分离出来的部分——，分成三个部分，它们采取三种不同的收入形式，这些形式表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地产的所有者。因此，这就是分配的关系或形式，因为它们表示出新生产的总价值在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中间进行分配的关系。

　　按照通常的看法，这些分配关系被认为是自然的关系，是从一切社会生产的性质，从人类生产本身的各种规律中产生出来的关系。诚然，不能否认，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出现过其他的分配方式，但是，人们把那些方式说成是这种自然分配关系的未发展的、未完成的、被伪装了的、没有被还原为最纯粹表现和最高形态的、具有异样色彩的方式。

　　这种见解中唯一正确的一点是：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例如，自然发生的印度公社³²⁸的社会生产，或秘鲁人的多半是人为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个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而不问这种剩余产品怎样分配，也不问谁执行这种社会需要的代表的职能。在这里我们撇开用于生产消费的部分不说。这样，不同分配方式的同一性就归结到一点：如果我们把它们的区别和特殊形式抽掉，只抓住同它们的区别相对立的一致，它们就是同一的。

　　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¹⁾，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

　　相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个既定的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既定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最后，分配关系本质上和这些生产关系是同一的，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所以二者共有同样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在考察分配关系时，人们首先是从年产品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种所谓的事实出发。但是，把事实说成这样是错误的。产品一方面分为资本，另一方面分为各种收入。其中一种收入，工资，总是先以资本形式同工人相对立，然后才取得收入的形式，即工人的收入的形式。生产出来的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总是作为资本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这个事实，从一开始就意味着：物质劳动条件和工人相对立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在生产本身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之间，并且工人彼此之间，是处在一定的关系中。这些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这个事实，又意味着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土地，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如果产品的一部分不转化为资本，它的另一部分就不会采取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形式。

　　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么，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

　　当然，可以说，资本（以及资本作为自身的对立物而包括进来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已经以这样一种分配为前提：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条件，这些条件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另外一些个人对土地拥有排他的所有权，总之，就是存在着论原始积累的那一部分（第一册第二十四章）已经说明过的全部关系。但是，这种分配完全不同于人们把分配关系看做与生产关系相对立而赋予它以一种历史性质时所理解的那种东西。人们谈到这种分配关系，指的是对产品中归个人消费的部分的各种索取权。相反，前面所说的分配关系，却是在生产关系本身内部由生产关系的一定当事人在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中所执行的那些特殊社会职能的基础。这种分配关系赋予生产条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会的质。它们决定着生产的全部性质和全部运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

　　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这首先意味着，工人自己也只是表现为商品的出售者，因而表现为自由的雇佣工人，这样，劳动就表现为雇佣劳动。有了以上说明，已无须重新论证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怎样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

　　这种性质，即1. 产品作为商品和2. 商品作为资本产品的性质，已经包含着一切流通关系，即产品必须通过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的社会过程；同样，这种性质也包含着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着他们的产品的价值实现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但是，即使撇开这点不说，从上述两种性质，即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或商品作为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性质，就会得出全部价值决定和价值对全部生产的调节作用。在这个十分独特的价值形式上，一方面，劳动只作为社会劳动起作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劳动的分配，它的产品的互相补充，它的产品的物质变换，它从属于和被纳入社会的传动机构，这一切却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者个人偶然的、互相抵消的冲动去摆布。因为这些人不过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每个人都企图尽可能以高价出售商品（甚至生产本身似乎也只是由他们任意调节的），所以，内在规律只有通过他们之间的竞争，他们互相施加的压力来实现，正是通过这种竞争和压力，各种偏离得以互相抵消。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的偶然波动中，实现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其次，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进而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上面怎样建立起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一种生产方式，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而发展的，并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就是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不过在这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只是表现为资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取得的权威，他作为生产的领导者和统治者而担任的社会职能，同建立在奴隶生产、农奴生产等等基础上的权威，有重大的区别。

　　尽管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于直接生产者大众来说，他们的生产的社会性质是以实行严格管理的权威的形式，并且是以劳动过程的完全按等级组织的社会机制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权威的承担者，只是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不是像在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中那样，是作为政治的统治者或神权政体的统治者得到这种权威的，——但是，在这种权威的承担者中间，在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中间，占统治地位的却是极端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的社会联系只是表现为对于个人随意性起压倒作用的自然规律。

　　只是由于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这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才表现为利润（地租），表现为资本家的赢利，表现为可供支配的、归他所有的追加的财富。但也只是由于一部分价值这样表现为他的利润，用来扩大再生产并构成一部分利润的追加生产资料，才表现为新的追加资本，并且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才表现为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

　　尽管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对整个过程的面貌和生产本身的特殊方式有决定的作用，雇佣劳动却并不决定价值。在价值的决定上所涉及的，只是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只是社会一般可以支配的劳动量，而不同的产品在这个劳动量中所吸收的相对量，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些产品的各自的社会比重。当然，社会劳动时间在商品价值上作为决定要素起作用的一定形式，从下述意义上说是同劳动作为雇佣劳动的形式，以及生产资料作为资本这一相应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商品生产才成为生产的一般形式。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这种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因此，这些一定的分配形式是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当事人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

　　现在我们来谈利润。剩余价值的这种一定的形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新形成生产资料的前提；因而是一种支配再生产的关系，虽然在资本家个人看来，好像他真正能够把全部利润当做收入来消费掉。但他会在这方面碰到限制，这些限制以保险基金和准备金的形式，以竞争规律等形式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在实践中向他证明，利润并不只是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范畴。其次，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由产品的价格来调节的。可是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本身，又是由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与之相适应的资本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来调节的。因此，在这里，利润不是表现为产品分配的主要因素，而是表现为产品生产本身的主要因素，即资本和劳动本身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因素。利润分割为企业主收入和利息，这表现为同一收入的分配。但这种分割的发生，首先是由于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发展，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过程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发展。这种分割从它本身发展出了信用和信用制度，因而也发展出了生产的形式。在利息上等等，所谓的分配形式是作为决定的生产要素加入价格的。

　　至于地租，它能够表现为只是分配的形式，因为土地所有权本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执行职能，至少不执行正常的职能。但是1. 地租只限于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2. 土地所有者从生产过程和整个社会生活过程的操纵者和统治者降为单纯土地出租人，单纯用土地放高利贷的人，单纯收租人，——这些事实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的历史产物。土地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土地所有权取得允许农业实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形式，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的产物。人们尽可以把其他社会形式中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称为地租。但那种地租和这个生产方式中出现的地租有本质的区别。

　　可见，所谓的分配关系，是同生产过程的历史地规定的特殊社会形式，以及人们在他们的人类生活的再生产过程中相互所处的关系相适应的，并且是由这些形式和关系产生的。这些分配关系的历史性质就是生产关系的历史性质，分配关系不过表现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资本主义的分配不同于各种由其他生产方式产生的分配形式，而每一种分配形式，都会随着它由以产生并且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的生产形式的消失而消失。

　　只把分配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刚开始进行还带有局限性的批判时的见解。⁴⁰⁶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也必须完成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分配关系，从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同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旦有了广度和深度，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²⁾。

(1) 约·斯图亚特·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
(2) 见论竞争和合作的著作（1832年版?）。⁴⁰⁷
406 　关于分配关系的这种见解，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76—78页，第XIV笔记本第775、790页，第XV笔记本第920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6—97页。——1000。
[407]　指《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1000。

第五十二章　阶级

　　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

　　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达到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一些中间的和过渡的阶层也到处使界限规定模糊起来（虽然这种情况在农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不过，这种情况对我们的考察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趋势和发展规律，是使生产资料越来越同劳动分离，使分散的生产资料越来越大量积聚在一起，从而，使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使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适应于这种趋势，土地所有权同资本和劳动相分离而独立⁽¹⁾，换句话说，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首先要解答的一个问题是：是什么形成阶级？这个问题自然会由另外一个问题的解答而得到解答：是什么使雇佣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成为社会三大阶级的成员？

　　乍一看来，好像就是收入和收入源泉的同一性。正是这三大社会集团，其成员，形成这些集团的个人，分别靠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生活，也就是分别靠他们的劳动力、他们的资本和他们的土地所有权来生活。

　　不过从这个观点来看，例如，医生和官吏似乎也形成两个阶级，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所有者，耕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者，——似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

　　〔手稿至此中断。〕

(1) 弗·李斯特说得对：“大领地上盛行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不过证明还缺少文明、交通工具、国内工业和富裕城市。因此，我们在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梅克伦堡到处都看见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前在英国，这种经济也很盛行；但是，随着商业和工业的勃兴，它们就分成一些中型农场，被租佃制代替了。”（《农业制度、小农经济和移民》1842年版第10页）

弗·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册增补⁴⁰⁸

　　《资本论》第三册自从交给公众评判以来，已经遇到许多不同的解释。这并没有出乎意料。在编辑出版时，我最关心的是要编成一个尽可能真实的文本，即尽可能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马克思新得出的各种成果。只是在绝对不可避免的地方，并且在读者一点也不会怀疑是谁在向他说话的地方，我才加进自己的话。这样做曾经遭到指责。人们认为，我应该把摆在我面前的材料变成一本系统地整理好的书，像法国人所说的，en faire un livre，换句话说，就是为了读者的方便而牺牲原文的真实性。但是，我不是这样来理解我的任务的。我没有任何权力作这样的改写。像马克思这样的人有权要求人们听到他的原话，让他的科学发现原原本本按照他自己的叙述传给后世。其次，我也丝毫不愿意擅自侵犯这样一位卓越的人的遗著；那样做对我来说就是失信。第三，那样做也根本没有用处。对于那些不会读或不愿意读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在读第一册时就已经不是花费必要的力气去正确理解它，而是花费更多的力气去曲解它的人来说，无论你下多少功夫都是徒劳无益的。而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正好是原著本身；对于这些人来说，我的改写顶多只有解说的价值，而且是对某种没有出版的和没有机会见到的东西进行的解说。但是，在初次争论时，就必然要查对原著；在一而再、再而三进行争论时，全部出版原著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样的争论，对于一部包含着这样多新东西，但却只有一个匆忙写成的、有的地方还留有缺口的初稿的著作来说，是很自然的。在这里，为了排除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把一些重要的、其意义在原文中没有充分强调的观点提到更重要的地位，并且为了根据1895年的形势对1865年写成的原文作个别较为重要的补充，我插进来说几句当然会有用处。事实上已经有两点，在我看来需要作一简短的说明。

408 　恩格斯的这篇文章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写的。恩格斯在1895年5月21日写给卡·考茨基的信中说，他打算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共两篇论文。第一篇论文《价值规律和利润率》是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围绕着《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的所谓“矛盾”掀起的喧闹写的。这篇论文在恩格斯逝世后不久，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新时代》上。关于第二篇论文，恩格斯只就他打算在这篇论文中考察的最重要问题，写了一个七点的提纲。手稿的标题是《交易所。〈资本论〉第三卷补充说明》。——1003。

I. 价值规律和利润率

　　这两个因素之间的表面矛盾的解决，在马克思的原文发表之后会和发表之前一样引起争论，本来是预料中的事。有些人曾经期待出现真正的奇迹，因此，当他们看到面前出现的不是所期待的戏法，而是对于对立的一种简单合理的、平淡无奇的解决时，就感到失望了。当然，最乐于感到失望的，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阿基米德的支点⁴⁰⁹，凭借这个支点，像他这样一个小妖居然能把马克思建立的坚固大厦举到空中，摔得粉碎。他愤怒地叫道：什么，这就是解决办法吗？简直是故弄玄虚！经济学家们谈论价值，指的是那种实际上在交换中确定的价值。

　　“但是，任何一个稍有点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而且将来也不会去研究这样一种价值，商品既不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n è possono vendersi mai）…… 当马克思主张，从未充当商品出售依据的价值，是比例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来决定的时候，难道他不是以相反的形式重复正统派经济学家的下述论点：充当商品出售依据的价值，不是比例于商品中耗费的劳动？…… 马克思说，虽然个别价格会偏离个别价值，但全部商品的总价格始终和它们的总价值一致，或者说始终和商品总量中包含的劳动量一致，这样说也无济于事。因为价值既然不外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所以单是总价值这个观念，就已经是荒谬的，是胡说……是形容语的矛盾。”

　　洛里亚还说什么，马克思在这部著作开头就说过，交换所以能使两种商品相等，只是因为它们里面包含有一个同种的并且同样大的要素，这就是同样大的劳动量；现在马克思又极其庄重地否定了自己的主张，断言商品不是按照它们里面包含的劳动量的比例，而是按照完全另外一种比例进行交换。

　　“什么时候见过这样十足的谬论，这样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什么时候见过这样大吹大擂的、这样庄重的科学上的自杀行为？”（《最新集萃》1895年2月1日第477、478和479页）

　　请看，我们的洛里亚真是大喜过望了。他不是有理由把马克思当做和他一样的人，当做下流的骗子吗？请看，马克思完全像洛里亚一样在愚弄他的读者，完全像这位渺小到极点的意大利经济学教授一样靠故弄玄虚来过活。不过，这位杜尔卡马腊尽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精通此道。而笨拙的北方人马克思却完全陷入了窘境，说了一些胡言乱语和荒谬的话，最后只落得一个庄重的自杀。

　　我们暂且把商品从未按照也不能按照由劳动决定的价值来出售这个武断的说法留到以后再谈。在这里，我们只看一看洛里亚先生的这个论断，“价值不外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所以单是商品的总价值这个观念，就已经是荒谬的，是胡说……”

　　要是这样，两个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纯粹是一种偶然的，从外部飞到商品上面来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一公担小麦是和一克金交换还是和一公斤金交换，丝毫不取决于小麦或金所固有的条件，而是取决于一些和它们二者全然无关的情况。因为不然的话，这些条件也必然在交换中发生作用，大体上支配着交换，并且还无视交换而独立存在，这样才能谈得上商品的总价值。但是，大名鼎鼎的洛里亚却认为这是胡说。不管两个商品按什么比例互相交换，这个比例就是它们的价值，这就是一切。因此，价值和价格是同一的。每一个商品有多少种价格，就有多少种价值。而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如果有人还要进一步提出问题，并期望得到答案，那他就是一个傻瓜。

　　不过事情终究还有一点小小的麻烦。在正常情况下，需求和供给是平衡的。因此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全部商品分成两半，一类代表需求，同样大的另一类代表供给。假定每一类商品所代表的价格都是10 000亿马克、法郎、镑或任何其他货币单位。按照亚当·里斯的算法把它们加起来，就是20 000亿的价格或价值。但是洛里亚先生却说：胡说，荒谬。这两类商品加在一起，可以代表20 000亿的价格。但是，说到价值，情况就不同了。如果我们说的是价格，那就是10 000＋10 000＝20 000。但是，如果我们说的是价值，那就是10 000＋10 000＝0。至少在这里谈到商品总体时情形是这样。因为在这里，双方中每一方的商品之所以值10 000亿，是由于双方中每一方都愿意并且能够对另一方的商品给予这个数额。但是，如果我们把双方的商品全部集中在第三者手里，那么第一个人手里就不再有价值了，第二个人也不再有价值了，第三个人更没有了——结果是谁也没有。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南方人卡利奥斯特罗如此这般把价值概念化为乌有的拿手好戏，不禁要再一次惊叹起来。这就是庸俗经济学的完成！⁽¹⁾

　　在布劳恩的《社会立法文库》第七卷第四期上，韦尔纳·桑巴特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总的说来作了出色的描述。第一次由一位德国大学教授，做到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大体上看出马克思真正说的是什么，声称对马克思体系的评论不应当是反驳——“让政治野心家去这样干吧”——，而只应当是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桑巴特也在研究我们现在的题目。他研究了价值在马克思体系中具有什么意义的问题，并且得出了如下结论：价值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不会表现出来；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是不存在的；它不是经验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在马克思那里，价值概念按其物质规定性来说，不外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构成经济存在的基础这样一个事实的经济表现；价值规律最终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过程，并且对这种经济制度来说普遍具有这样的内容：商品价值是最终支配着一切经济过程的劳动生产力借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特有的历史形式。——以上就是桑巴特的说法。这样理解价值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意义，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理解未免太空泛了，还可以提出一个比较严密、比较确切的说法；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并没有包括价值规律对于那些受这个规律支配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全部意义。

　　在布劳恩的《社会政治中央导报》（1895年2月25日第22期）上，也有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三卷的精辟论文，作者是康拉德·施米特。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中论证了，马克思怎样从剩余价值中引出平均利润，从而第一次回答了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这个平均利润率的水平是怎样决定的，比如说为什么是10%或15%，而不是50%或100%。自从我们知道，首先由产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是产业利润和地租的唯一源泉以来，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施米特的论文的这一部分可以看做是直接为洛里亚之流的经济学家写的，如果使那些什么也不愿意看的人睁开眼睛并不是白费力气的话。

　　关于价值规律，施米特也有他的一些形式方面的思考。他把价值规律叫做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一种科学假说；这个假说甚至在表面上同它完全矛盾的竞争价格现象面前，也被说成是必要的理论上的出发点，是说明这些现象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他认为，没有价值规律，就不可能有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活动的任何理论认识。而在一封他同意我引用的私人信件中，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⁴¹²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大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

　　无论桑巴特还是施米特——至于那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我在这里顺便提到他，只是把他当做逗人笑的庸俗经济学的陪衬——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上）第154页⁽²⁾上的一段话：“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做商品来交换，而是当做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为了说明这种区别，我们现在假定，工人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他们平均劳动时间一样长，劳动强度一样大，并且互相直接交换他们的商品。这样，两个工人在一天内通过他们的劳动加到他们的产品上的新价值就一样多，但是，每个人的产品却会由于以前已经体现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不等而具有不同的价值。已经体现在生产资料中的价值部分代表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变资本；新追加的价值中用在工人生活资料上的部分代表可变资本；新价值中余下的部分代表剩余价值，这部分价值在这里属于工人。因此，两个工人在扣除只是由他们预付的“不变”价值部分的补偿以后，会得到相等的价值；但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同生产资料价值的比率——它相当于资本主义的利润率——对二者来说却是不同的。不过，因为他们每个人在交换时都使生产资料的价值得到了补偿，所以这件事情也就完全无关紧要了。“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 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看做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这也符合我们以前所说的见解，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公社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的。这一点，正像它适用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状态，同时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组织，只要它处于这样一种情况：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很不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部门的互相关系就好像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一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上）第155、156页⁽³⁾）

　　如果马克思来得及把这个第三册再整理一遍，他毫无疑问会把这段话大大加以发挥。现在这段话，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所要说的内容的一个大概轮廓。因此，我们要较为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在社会的初期，产品是由生产者自己消费的，这些生产者自发地组织在或多或少是按共产主义方式组织起来的公社中；用这些产品的余额和外人进行交换，从而引起产品到商品的转化，是以后的事，这种交换起先只是发生在各个不同的氏族公社之间，但后来在公社内部也实行起来，于是大大地促进公社分解为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但即使在这种解体发生之后，进行交换的家长也仍旧是劳动的农民；他们靠自己家庭的帮助，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一个家庭不仅从事农业和畜牧业，而且还把农牧业产品加工成现成的消费品，有些地方甚至还用手磨磨粉，烤面包，把亚麻和羊毛纺成纱，染上色并织成织物，鞣皮，建造并修缮木头房子，制造工具和器具，不少地方还从事木工活和铁工活，以致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

　　一个这样的家庭要向其他家庭交换或购买的少数物品，在德国，甚至直到19世纪初，还主要是手工业生产的物品。农民并不是不会生产这些物品，他所以自己不生产这些物品，只是因为得不到原料，或者因为买到的物品要好得多或便宜得多。因此，中世纪的农民相当准确地知道，要制造他换来的物品，需要多少劳动时间。村里的铁匠和车匠就在他眼前干活；裁缝和鞋匠也是这样，在我少年时代，裁缝和鞋匠们还挨家挨户地来到我们莱茵地区的农民家里，把各家自备的原料做成衣服和鞋子。农民和卖东西给他的人本身都是劳动者，交换的物品也是他们各人自己的产品。他们在生产这些产品时耗费了什么呢？劳动，并且只是劳动。他们为补偿工具、为生产和加工原料而花费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如果不按照花费在他们这些产品上的劳动的比例，他们又能怎样用这些产品同其他从事劳动的生产者的产品进行交换呢？在这里，花在这些产品上的劳动时间不仅对于互相交换的产品量的数量规定来说是唯一合适的尺度；在这里，也根本不可能有别的尺度。不然的话，难道可以设想，农民和手工业者竟如此愚蠢，以致有人会拿10小时劳动的产品来和另一个人1小时劳动的产品交换吗？在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内，只可能有这样一种交换，即互相交换的商品量趋向于越来越用它们所体现的劳动量来计量。自从货币进入这种经济方式的时候起，一方面，适应价值规律（注意，指马克思所表述的价值规律！）的趋势变得更明显了，但另一方面，这种趋势又由于高利贷资本和苛捐杂税的干扰而受到了破坏；价格平均起来达到几乎完全接近价值的程度就需要更长的期间了。

　　以上所说，也适用于农民的产品和城市手工业者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起初，这种交换是在没有商人作中介的情况下，在城市的集日里直接进行的。农民就在集市上卖出买进。在那里，不仅农民知道手工业者的劳动条件，而且手工业者也知道农民的劳动条件。因为手工业者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一个农民，他不仅有菜园和果园，而且往往还有一小块土地，一两头母牛、猪、家禽等等。因此，中世纪的人能够按照原料、辅助材料、劳动时间而相当精确地互相计算出生产费用——至少就日常用品来说是这样。

　　但是，在这种以劳动量为尺度的交换中，对于那些需要较长劳动时间、劳动又为不规则的间歇所中断、劳动的成果也不确定的产品来说，例如对于谷物或牲畜来说，这个劳动量又怎样——即使只是间接地、相对地——计算呢？而且不会算的人又怎么办呢？显然，只有通过一个漫长的、往往是在暗中不断摸索、经过曲折才逐渐接近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像在别处一样，人们只有吃一堑才能够长一智。但是，每个人必须大体上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而且，进入交易的物品的种类不多，这些物品的生产方法往往几百年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切又使得上述目的比较容易达到。其实要使这些产品的相对价值量相当近似地确定下来，决不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一点，单是由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得到证明：像牲畜这样的商品，由于每头牲畜的生产时间很长，它的相对价值似乎是最难确定的，但它却成了最早的、几乎得到普遍承认的货币商品。要使牲畜成为货币商品，牲畜的价值，它对一系列其他商品的交换比率，必须已经具有比较不寻常的、在包含有许多部落的区域内已经得到一致承认的确定性。当时的人——不管是牲畜饲养者还是他们的买主——肯定都已相当精明，他们不会在交换中得不到等价物而把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白白送给别人。相反，人们越是接近商品生产的原始状态——例如俄国人和东方人——，甚至在今天，他们就越是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持久的、互不相让的讨价还价上，去为他们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争得充分的代价。

　　从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出发，全部商品生产，以及价值规律的各个方面借以发生作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发展起来了，这在《资本论》第一册第一篇中已作了叙述；也就是说，特别是那些使劳动成为形成价值的唯一因素的条件发展起来了。而且，这些条件是在当事人并未意识到的情况下起作用的，只有通过辛勤的理论研究才能从日常实践中把它们抽象出来，也就是说，它们是按自然规律的方式起作用，而马克思也已证明，这一切都是从商品生产的本性中必然发生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进步，是向金属货币的过渡。但是这种过渡也造成了如下的后果：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事实，从此在商品交换的表面上再也看不出来了。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货币已经成了决定性的价值尺度；而且，进入交易的商品种类越是繁多，越是来自遥远的地方，因而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越是难以掌握，情况就越是这样。此外，货币本身最初多半来自外地；即使本地出产贵金属，农民和手工业者一方面仍然无法近似地估计出花费在贵金属上的劳动，另一方面，对他们来说，由于习惯于用货币进行计算，关于劳动是价值尺度这种属性的意识已经变得十分模糊；货币在人民大众的观念中开始代表绝对价值了。

　　总之，只要经济规律发生作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对于整个简单商品生产时期来说便是普遍适用的，也就是说，直到简单商品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出现而发生变形之前是普遍适用的。在此之前，价格都以马克思的规律所决定的价值为重心，并且围绕着这种价值而波动，以致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得越是充分，一个不为外部的暴力干扰所中断的较长时期内的平均价格就越是与价值趋于一致，直至量的差额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从开始出现使产品转化为商品的那种交换时起，直到公元15世纪止这个时期内，在经济上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商品交换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就开始了。在埃及，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也许是5000年；在巴比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也许是6000年；因此，价值规律已经在长达5000年至7000年的时期内起支配作用。现在，我们可以来欣赏一下洛里亚先生的彻底的深思精神了。洛里亚先生竟然把这个时期内普遍和直接适用的价值叫做这样一种价值，商品从未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并且说任何一个稍有点健全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去研究它！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从前一切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在这样的社会中，农民不仅把他的份地，而且也把他作为自由的私有者、自由的或依附的佃农或农奴的地位，世袭地和几乎不可转让地继承下来，城市手工业者则把他的手工业和他的行会特权，世袭地和几乎不可转让地继承下来，而且他们每一个人还会把他的买主、他的销售市场以及他自幼作为祖传职业学到的技能继承下来。现在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但是，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相反，他与这个世界骨肉相连。中世纪的商人决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像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的是从原始共产主义中生长起来的马尔克公社。起初，每个农民都有同样大小的份地，其中包括面积相等的每种质量的土地，并且每个人在公共马尔克中也相应地享有同样大小的权利。自从马尔克公社变为闭关自守的组织，没有新的份地可以分配以来，份地由于继承遗产等等原因而发生了再分割，与此相适应，马尔克的权利也发生了再分割；但是，由于仍旧以每份份地作为一个单位，结果产生了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份地，以及相应地在公共马尔克中分享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权利。以后的一切同业公会，都是按照马尔克公社的样子建立起来的，首先就是城市的行会，它的规章制度不过是马尔克的规章制度在享有特权的手工业上而不是在一个有限的土地面积上的应用。整个组织的中心点，是每个成员都同等地分享那些对全体来说都有保证的特权和利益。这一点还非常清楚地表现在1527年的埃尔伯费尔德和巴门的“纺纱业”特权上。（图恩《下莱茵的工业》第2卷第164页及以下几页）以上所说也适用于矿业劳动组合。在那里，每个股份都享有同等的一份利益，并且像马尔克成员的份地一样，每个股份的权利和义务也可以一道分割。以上所说也完全适用于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公会。亚历山大里亚港或君士坦丁堡港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他们每一个“民族”都在各自的商馆（Fondaco，除中心办事处之外，还包括宿舍、餐馆、仓库、展览厅和售货厅）建立了完整的商业公会；它们的成立是为了对付竞争者和顾客；它们按照内部确定的价格来出售商品；它们的商品都有一定的质量，要经过公开的检验并且往往盖上印记作为保证；它们还共同规定了向当地居民购买产品时许可支付的价格等等。汉撒同盟的人在挪威卑尔根的德意志桥上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荷兰和英国的竞争者也是这样做的。凡是低于价格出售或高于价格购买的人都要倒霉！这种人受到的联合抵制在当时意味着必然的毁灭，更不用说商会对违反规章的人所直接给予的惩罚了。此外，还有为一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更狭窄的商业团体，例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多年控制着小亚细亚的福西亚明矾矿和希俄斯岛的明矾矿的热那亚的“摩阿那”。又如，从14世纪末就同意大利和西班牙做生意并在那里设立了分支机构的巨大的拉文斯贝格贸易公司；又如奥格斯堡的富格尔、韦尔泽、弗林、赫希斯泰特尔等和纽伦堡的希尔施福格尔等创立的德国公司，曾以66 000杜卡特的资本和三艘船，参加1505年至1506年葡萄牙对印度的远征，获得了150%（根据另一种材料，是175%）的纯利润。（海德《黎凡特⁽⁴⁾贸易史》第2卷第524页）此外，还有一系列别的“垄断”公司，对于它们，路德曾经表示了极大的愤怒。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遇到了利润和利润率。而且是商人有意识地和自觉地力图使这个利润率对所有参加者都均等。威尼斯人在黎凡特各国，汉撒同盟的人在北方各国，购买商品时每人所支付的价格都和邻人一样，商品花费的运费也一样。他们出售商品得到的价格以及购买回头货时支付的价格，都和本“民族”的所有其他商人一样。因此，利润率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均等的。对大贸易公司来说，利润要按照投资份额的比例来分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像马尔克的权利要按照含权份地所占比例来分配，或者矿业的利润要按照股份所占比例来分配一样。因此，相等的利润率，在其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后结果之一，而这里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却表明是资本的历史出发点之一，甚至是马尔克公社直接生出的幼枝，而马尔克公社又是原始共产主义直接生出的幼枝。

　　这个原始的利润率必然是很高的。经商所冒的风险非常大，这不仅因为海盗异常猖獗；而且因为各竞争民族一有机会，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最后，销售和销售条件要依靠外国君主的特许，而违背或撤销特许的事情又经常发生。因此，利润中必须包含一笔很高的保险金。此外，周转是迟滞的，营业的进行是缓慢的，而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当然，这种时候很少是长久的），营业又是获得垄断利润的垄断贸易。当时通行的利息率很高，这也证明利润率平均是很高的，因为利息率整个说来总是要低于普通商业的利润率的。

　　但是，这种由商会的共同行动造成的、对一切参加者来说都相等的高利润率，只是在本商会的范围内，在这里也就是在一个“民族”的范围内才有效。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汉撒同盟的人、荷兰人——每个民族都各有特殊的利润率，甚至每个销售区域当初都或多或少各有特殊的利润率。这些不同的团体利润率的平均化，是通过相反的道路，即通过竞争来实现的。首先，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市场上的利润率得到平均化。如果威尼斯的商品在亚历山大里亚得到的利润大于在塞浦路斯、君士坦丁堡或特拉佩宗特得到的利润，那么，威尼斯人就会把更多的资本投入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贸易，而把相应的资本从其他市场的贸易中抽出。然后，在向同一些市场输出同种商品或类似商品的各民族之间，也必然会逐渐发生利润率的平均化，其中有些民族往往会被压垮， 从而退出舞台。但是，这个过程不断为政治事件所中断，例如，整个黎凡特贸易由于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便因而归于衰落。1492年以来地理和商业上的大发现¹⁷⁴，只是加速并最后完成了这个衰落过程。

　　接着而来的销售区域的突然扩大，以及与此相连的交通线的巨大改变，起初并没有引起商业经营方式的任何重大的变化。起初，同印度和美洲进行贸易的也仍然主要是这些商会。不过，首先，站在这些商会背后的是一些较大的民族。经营美洲贸易的整个大联合的西班牙代替了经营黎凡特贸易的卡泰罗尼亚人；除西班牙外，还有英国和法国这样两个大国；甚至最小的荷兰和葡萄牙，也至少像前一个时期最强大的商业民族威尼斯一样强大。这种情况对16世纪和17世纪的行商、商业冒险家提供的支持，使那种对自己的成员实行武装保护的商会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了，从而使商会的费用直接成为多余的负担。其次，财富在个人手里的积累现在已经显著加快，以致单个商人很快就能够在一个企业中投下像以前整个公司所投的那样多的资金。商业公司在它们还继续存在的地方多半都变成了武装的团体，它们在祖国的保护和庇护下，对新发现的整块土地实行征服，并进行垄断的剥削。但是，在新的地区主要也是以国家名义建立的殖民地越多，商会贸易就越会让位于单个商人的贸易，从而利润率的平均化就会越来越成为只是竞争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我们只了解了商业资本的利润率。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只有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产业资本只是在这以后才发展起来。生产主要还是掌握在自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手里，因而他们的劳动不为任何资本提供剩余价值。如果说他们必须无代价地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第三者，那就是以贡赋的形式交给封建主。因此，商人资本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只能从本国产品的外国购买者那里，或者从外国产品的本国购买者那里赚取利润；只是到了这个时期的最后，对意大利来说，也就是随着黎凡特贸易的衰落，外国的竞争和销路的困难才迫使制造出口商品的手工业生产者把商品低于价值卖给出口商人。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国内单个生产者之间进行的零售贸易中，商品平均说来是按照价值出售的，但是在国际贸易中，由于上面所说的理由，通常都不是如此。这种情况完全和现在的世界相反。现在，生产价格适用于国际贸易和批发商业，但在城市零售贸易中，价格的形成则是由完全不同的利润率来调节的。例如，现在牛肉从伦敦批发商人转到伦敦消费者个人手中时增加的价格，要大于从芝加哥批发商人转到伦敦批发商人手中时增加的价格（包括运费在内）。

　　在价格的形成上逐渐引起这种变革的工具是产业资本。产业资本的萌芽早在中世纪就已形成，它存在于以下三个领域：航运业、采矿业、纺织业。意大利和汉撒同盟各沿海共和国所经营的那种规模的航运业，没有水手即雇佣工人（他们的雇佣关系，可能被实行分红的组合形式所掩盖）是不行的，而且当时的大桡船，没有摇桨工即雇佣工人或奴隶也是不行的。原来由合伙的劳动者构成的矿业组合，几乎到处都变成了靠雇佣工人进行开采作业的股份公司。在纺织业中，商人已经开始让小织造工匠直接为自己服务，他供给他们纱，并且付给他们固定的工资，让他们把纱织成织物；总之，他已经由一个单纯的购买者变成所谓的包买商了。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剩余价值形成的开端。矿业组合作为闭关自守的垄断团体，我们可以把它撇开不说。就航运业主来说，很明显，他们的利润至少应等于本国的普通利润加上保险费、船舶损耗费等等额外费用。而至于纺织业的包买商，他们最先把那种直接为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拿到市场上来，并同手工业者自己生产的同类商品进行竞争，他们的情况又怎样呢？

　　商业资本的利润率早已存在。它也已经平均化为近似的平均率，至少对当地来说是这样。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商人去承担包买商这一特别的业务呢?唯一的原因是：在出售价格与别人相等的情况下可望获得更大的利润。他已经有了这种前景。当他雇用小织造工匠来为自己服务时，他就打破了生产者只能出售自己制成的产品而不能出售别的东西这样一种传统的生产限制。商人资本家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这样，他就保障了织工经常有活干，却因此也就能够压低织工的工资，使他们完成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得不到报酬。因此，包买商就成了超过他原来的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当然，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去购买纱等物品并让它们留在织工手里，直到织成织物为止。而在以前，他只是在采购织物的时候才支付全部价格。但是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必须把一笔额外资本预付给织工，因为织工通常只有在无力偿债而陷于农奴地位的条件下才会屈从于新的生产条件。第二，即使撇开这点不说，计算总是采取如下的形式：

　　假定我们这个商人用资本30 000杜卡特、策欣、镑或任何其他货币单位来经营他的出口业务。其中10 000用来采购国内商品，20 000用在海外销售市场上。资本每两年周转一次。年周转额＝15 000。现在假定我们这个商人要自己经营织造业，成为包买商。为此他必须追加多少资本呢？我们假定他所出售的那批织物的生产时间平均为两个月（这段时间当然是很长的）。我们再假定一切都要用现金支付。因此，他必须追加足够的资本，以便为他的织工提供两个月的纱。因为他的年周转额是15 000，所以他在两个月内用来购买织物的是2 500。假定其中2 000代表纱的价值，500代表织工的工资。这样，我们这位商人就需要有追加资本2 000。我们假定他用新方法从织工那里占有的剩余价值只等于织物价值的5%，这当然只是一个很低的剩余价值率25%（2 000c＋500v＋125m；m’＝125/500＝25%，p’＝125/2500＝5%） 。这样一来，我们这位商人从他的年周转额15 000中会赚到额外利润750，因此，只要年他就可以把他的追加资本捞回来了。

　　但是，为了加快销售和周转，从而使同一资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赚到同样多的利润，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比以前赚到更多的利润，他会把他的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赠给买者，也就是说，会比他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一些。这些竞争者也会逐渐变成包买商，这时，额外利润对所有的人都会变为普通利润，甚至对于所有人的已经增加的资本来说，还会变为更低的利润。利润率的均等再一次形成了，虽然所形成的利润率的水平可能不一样了，因为国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已经有一部分让给国外的买者了。

　　产业从属于资本的下一步，是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场手工业使得在17世纪和18世纪还多半是自己充当自己的出口商人的工场手工业者（在德国直到1850年几乎普遍都是这样，甚至到今天有些地方也还是这样），有可能比他的落后的竞争者即手工业者按比较便宜的方法从事生产。同一个过程又发生了。工场手工业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价值使得他或者同他分享剩余价值的出口商人，能够比自己的竞争者卖得便宜一些，直到新的生产方式得到普遍推广为止，这时平均化就又重新出现。已有的商业利润率，即使它只是在局部地区实现了平均化，仍然是一张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以它为标准，超额的产业剩余价值都会被毫不留情地砍掉。

　　如果说工场手工业由于产品变得便宜而迅速发展起来，那么大工业就更加如此。大工业通过它的不断更新的生产革命，使商品的生产费用越降越低，并且无情地排挤掉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它还由此为资本最终地征服了国内市场，使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陷于绝境，把小生产者间的直接交换排挤掉，使整个民族为资本服务。它还使不同商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一个一般的利润率，最后，它在这个平均化过程中保证工业取得应有的支配地位，因为它把一向阻碍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绝大部分障碍清除掉。这样，对整个交换来说，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就大致完成了。可见这种转化是在当事人的意识或意图之外，依照客观规律进行的。至于竞争会使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利润降为一般水平，因而会从最初的产业家占有者手里把超过平均水平的剩余价值重新夺走，这在理论上完全没有困难。而在实践上却很困难，因为占有超额剩余价值的各生产部门，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较多而不变资本较少，因而资本构成较低的各生产部门，按照它们的性质来说，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恰恰是最晚的，而且是最不充分的；首先是农业。相反，至于把生产价格提高到商品价值以上，——而这是为了把资本构成较高的部门的产品中所包含的不足的剩余价值提高到平均利润率水平所必需的，——这在理论上看来好像是非常困难的，而在实践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却是最容易和最先办到的。因为，这类商品在刚开始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并加入资本主义商业中去的时候，会同那些按照资本主义以前的方法生产的、因而比较贵的同类商品进行竞争。这样，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即使放弃一部分剩余价值，也仍然能够获得当地通行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本来和剩余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之前，也就是在产业利润率成为可能之前，这种利润率早已从商业资本中产生了。

(1) 这位“因为有名声所以被人知道”的先生（用海涅的话来说）后来也觉得，对于我为第三卷所作的序言，——在这篇序言已经在1895年《评论》第1期上用意大利文发表之后，——非作出答复不可。答复登载在1895年2月25日的《社会改革》上。他先对我奉承了一番，这在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正因为如此，也就加倍令人讨厌。然后他声明说，他从来没有想要把马克思在唯物史观方面的功劳据为己有。他说他早在1885年就承认了这些功劳，那是在一篇杂志论文中附带地提了一下。但是，正是在应当表示承认的地方，即在他的那本涉及这个问题的著作中，他却更加顽固地闭口不谈这些功劳。在这本书中，直到第129页才提到马克思的名字，而且只是在说到法国的小土地所有制时才提到。而现在他却大胆宣布，马克思根本不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如果说这个理论不是由亚里士多德早就大体上提了出来，那么至少哈林顿在1656年已经明确无误地宣布了它，并且在马克思之前很久，已经有一连串历史学家、政治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理论作了阐述。这就是在洛里亚著作的法文版中可以读到的一切。总之，马克思是一个十足的剽窃者。在我使他不可能再从马克思那里剽窃什么来大吹大擂之后，他就厚起脸皮说，马克思完全和他一样，也是用别人的羽毛来装饰自己。——关于我在其他方面对他的抨击，洛里亚只提到这样一点，即他原来曾以为，马克思根本没有打算写《资本论》第二卷，更谈不上第三卷。“现在恩格斯得意扬扬地把第二卷和第三卷扔在我面前作为答复……妙极了！这两卷书使我感到这么大的愉快，我由此得到了这么多精神上的享受，以致从来没有一个胜利像今天的失败——如果这真是失败的话——这样使我觉得如此可喜。但是，这真是失败吗？马克思真的为了发表而写下这么一大堆不连贯的笔记，好让恩格斯怀着虔敬的友谊把它们编在一起吗？真的可以设想，马克思……以为这些文稿会成为他的著作和他的体系的王冠吗？真的可以相信，马克思会发表关于平均利润率的那一章吗？在这一章里，好多年前就答应要提出的解决，被归结为最无聊的故弄玄虚和最庸俗的文字游戏。这至少是可以怀疑的……　在我看来，这证明马克思在发表他的光辉（splendido）著作以后就没有打算写什么续卷。说不定，他原来就是想把他的巨著交给他的继承人去完成，而自己不担负什么责任。”
在第267页上就是这样写的。海涅关于他的庸俗的德国读者说过一句最轻蔑不过的话：“作者终于和他的读者搞熟了，好像读者是有理性的生物了。”⁴¹⁰大名鼎鼎的洛里亚又要把他的读者看成什么呢？最后，又向我这个倒霉的人倾注了一大堆新的恭维话。在这样做时，我们的斯加纳列尔很像巴兰，他本来是去诅咒人的，但是他的嘴却不听使唤，竟说出了“祝福和爱戴的话”。善良的巴兰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他骑着一头比主人还要聪明伶俐的驴。可是这一回，巴兰显然把他的驴留在家里了。⁴¹¹
(2) 见本卷第196页。——编者注
(3) 参看本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4) 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
409 　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坚实的支点，我将把地球彻底翻转过来。”——1006。
[410]　见海涅诗集《〈罗曼采罗〉后记》。——1012。
[411]　关于圣经传说中巴兰的故事，见《旧约全书·民数记》第22—24章。——1012。
412 　康·施米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的观点，见他于1895年3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恩格斯在1895年3月12日给施米特的信中对这种错误观点作了批判性分析。——1013。

II. 交易所

　　1. 从第三卷第五篇，特别是第［二十七］章可以看出，交易所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有怎样的地位。但是，自从1865年写作本书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使今天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

　　2. 1865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国债券代表着交易所证券的主要部分，它们的数量也还比较少。此外，股份银行在大陆和美国虽已盛行，但它们在英国却刚刚在着手并吞贵族的私人银行。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少。第三，铁路股票和现在相比也还比较少。直接生产事业还很少采取股份形式。这种形式像银行一样，大多数出现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国家，如德国、奥地利、美国等等。当时，“老板的监督”还是一种不可克服的迷信。

　　因此，当时交易所还是资本家们互相夺取他们积累的资本的地方，它同工人所以直接有关，不过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普遍的败坏道德的影响的新证据，并且是下述加尔文教义的证实：在这个世间，福与祸，富与贫，即享乐和权力与穷困和受奴役，都是上帝预先决定的，或者说是碰运气。

　　3. 现在情况不同了。自1866年危机以来，积累以不断加快的速度进行，以致在所有的工业国，至少在英国，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已经不能在扩大自身营业方面全部用掉；英国的棉纺织业在1845年就已如此，还有铁路投机。但是随着这种积累的增长，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这种人对营业上经常出现的紧张已感到厌烦，只想悠闲自在，或者只揽一点像公司董事或监事之类的闲差事。第三，为了便于这样流来流去的大量货币资本得到使用，现在又在以前没有设立过有限公司的地方，到处都设立了合法的新式有限公司。以前负无限责任的股东的责任，也或多或少地减轻了（1890年德国的股份公司。认股额的40%！）。

　　4. 此后，工业逐渐转变为股份企业。一个部门接着一个部门遭到这种命运。首先是现在需要巨额投资的铁业（在此以前是采矿业，不过还没有矿业股票）。然后是化学工业，以及机器制造厂。在大陆，有纺织业，在英国，还只有兰开夏郡的少数几个地方（奥尔德姆的纺纱业，伯恩利的织布业等等，缝衣合作社，但后者只是准备阶段，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又会落到老板手里），啤酒厂（数年前，有几家美国啤酒厂卖给了英国资本，然后有基尼斯、巴斯、奥尔索普等公司）。然后有托拉斯。这种托拉斯创立了实行共同管理的巨大企业（例如联合制碱托拉斯）。普通的独家商号只不过越来越成为使营业扩大到足以“建立股份公司”地步的准备阶段。

　　商业也是这样。里夫公司、帕森斯公司、摩利公司、莫里逊公司、狄龙公司，全都建立股份公司了。现在，甚至零售商店都已如此，而且不单是徒具“百货商店”之类的合作商店的虚名。

　　在英国，银行和其他信用机构也是这样。——大批新设的，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甚至像格林银行等一些老银行，也从原来只有七个私人股东变成有限公司了。

　　5. 在农业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大大扩充的银行，特别是在德国（在各式各样的官僚名义下），日益成为抵押土地的持有者；连同这些银行的股票一起，地产的实际的最高所有权被转移到了交易所手中；而在田庄落入债权人手里的时候，情形就更是如此。在这里，开垦草原所引起的农业革命，产生了强烈影响；长此以往，总有一天，英国和法国的土地也都会控制在交易所手中。

　　6. 现在，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如果只讲英国：美国的铁路、北与南（参看证券行情表）、戈尔德贝格等等。

　　7. 然后是开拓殖民地。现在，这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物。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法国人征服了突尼斯和东京⁽¹⁾。非洲已被直接租给各个公司（尼日尔，南非，德属西南非和德属东非）。马绍纳兰和纳塔尔也为了交易所的利益而被罗得斯占领了。

(1) 越南北部的旧称。——编者注

人名索引

　　A

　　阿巴思诺特，乔治（Arbuthnot, George 1802—1865）——英国财政部官员；经济学著作家；通货原理的拥护者，罗·皮尔爵士的私人秘书。——622。

　　阿恩德，卡尔（Arnd, Karl 1788—187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407、892。

　　阿基米德（Archimedes 公元前287前后—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1006。

　　阿什利——见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阿特伍德，马赛厄斯（Attwood, Matthias 1779—1851）——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以“小先令派”闻名的伯明翰派代表人物。——634。

　　阿特伍德，托马斯（Attwood, Thomas 1783—1856）——英国银行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610、634。

　　安·斯图亚特（Anna［Ann, Anne］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690。

　　安德森，亚当（Anderson, Adam 1692前后—1765）——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关于贸易史方面的著作。——371。

　　安德森，詹姆斯（Anderson, James 1739—1808）——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699、700。

　　安德森，詹姆斯·安德鲁（Anderson, James Andrew）——英国银行家，19世纪中叶为苏格兰银行经理。——595、596、637。

　　安凡丹，巴泰勒米·普罗斯佩（Enfantin, Barthélemy-Prosper人称安凡丹老爹Père Enfantin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同巴扎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40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684。

　　奥德，威廉·密勒（Ord, William Miller 1834—1902）——英国医生。——110、 111。

　　奥德曼，卡尔·古斯塔夫（Odermann, Karl Gustav 1815—1904）——德国教育家，写有许多贸易教科书。——349。

　　奥弗伦—葛尼公司（Overend, Gurney and Co.）——伦敦的一家大贴现银行。——463、466、590、596、650。

　　奥弗斯顿勋爵——见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

　　奥康瑙尔，查理（O’Conor, Charles 1804—1884）——美国律师和政治家，民主党人。——433。

　　奥普戴克，乔治（Opdyke, George 1805—1880）——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407、754。

　　奥日埃，马利（Augier, Marie 19世纪中叶）——法国新闻工作者，财政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672、691。

　　B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47。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169。

　　拜比吉，查理（Bab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19、129。

　　贝恩斯，约翰（Baynes, John）——英国政论家，布莱克本市议会议员；1857年发表了两篇关于棉花贸易的论文。——139—140。

　　贝尔（Bell, G. M.）——苏格兰银行经理（19世纪上半叶）；写有一些论述银行业和货币流通的著作。——618。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52—1858）。——153。

　　贝克，罗伯特（Baker, Robert）——英国工厂视察员（1878年以前）。——104、106、138—139、141、143。

　　贝克尔，伊曼努尔（Bekker, Immanuel 1785—1871）——德国语言学家，整理并出版了古典古代著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著作。——432。

　　贝魁尔，康斯坦丁（Pecqueur, Constantin 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生。——688。

　　贝勒斯，约翰（Bellers, John 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财富形成的意义；曾提出一些空想的社会改革方案。——319。

　　贝列拉，雅克·埃米尔（Péreire, Jacques-Émile 1800—1875）——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弟伊·贝列拉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684。

　　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 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500。

　　贝林（Baring）——英国金融和银行家族。——606。

　　贝色麦，亨利（Bessemer, Henry 1813—1898）——英国工程师和化学家；曾发明较节约的炼钢方法。——84。

　　本廷克，乔治（Bentinck, George 1802—184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保护关税主义的拥护者。——470。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见迪斯累里，本杰明。

　　比雷，安东·欧仁（Buret, Antoine-Eugène 1811—1842）——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西斯蒙第的信徒，空想社会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908。

　　毕希，约翰·格奥尔格（Büsch, Johann Georg 1728—1800）——德国经济学家，基本上持重商主义观点。——692。

　　波珀，约翰·亨利希·莫里茨·冯（Poppe, Johann Heinrich Moritz von 1776—1854）——德国数学家和工艺学家。——374。

　　博赞克特，詹姆斯·惠特曼（Bosanquet, James Whatman 1804—1877）——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除写有一些经济学著作外，还发表过一系列有关圣经年表的著作。——416。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712。

　　布朗，威廉（Brown, William 1784—1864）——英国商人和银行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636。

　　布劳恩，亨利希（Braun, Heinrich 1854—1927）——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新时代》杂志创办人之一，《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等刊物的编辑，帝国国会议员；阿·布劳恩的哥哥。——1011— 1012。

　　布里斯科，约翰（Briscoe, John）——英国企业家（17世纪末），曾提议成立农业银行，以摆脱高利贷盘剥；议会议员。——680。

　　C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I, 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675、677、889。

　　查理二世（Charles II 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681、690。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 Thomas 1780—1847）——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274、500。

　　查普曼，大卫·巴克利（Chapman, David Barcly）——奥弗伦—葛尼公司的代表（19世纪上半叶）。——486、578、596、598—599、602—611、613、650。

　　柴尔德，乔赛亚（Child, Josiah 1630—1699）——英国商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重商主义者；东印度公司董事长。——446、681—682。

　　茨维尔兴巴特（Zwilchenbart, R.）——瑞士商人（19世纪上半叶）。——531。

　　D

　　达夫，帕特里克·爱德华（Dove, Patrick Edward 1815—1873）——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713、719。

　　戴韦南特，查理（Davenant, Charles 1656—1714）——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商主义者。——744。

　　戴维森，丹尼尔·米切尔（Davidson, Daniel Mitchell）——英国商人，1854年因贸易诈骗被揭露，不得不逃出英国。——607。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24。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 Louis-François-Eugène 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888。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470。

　　东巴尔，克里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马蒂约·德（Dombasle, Christophe-Joseph-Alexandre-Mathieu de 1777—1843）——法国农学家。——860、917。

　　杜尔哥，安娜·罗伯尔·雅克，洛恩男爵（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baron de l’Au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的学生；财政总监（1774—1776）。——702。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 Adolphe-Jules-César-Auguste 1777—1857）——法国诗人、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118。

　　E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531。

　　F

　　法尔曼，彼得（Fireman, Peter 生于1863年）——美国化学家和工厂主，生于俄国，住在德国和美国，写有关于平均利润率的文章。——17、18、26。

　　菲瑟灵，西蒙（Vissering, Simon 1818—1888）——荷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354、356。

　　费尔贝恩，威廉（Fairbairn, William 1789—1874）——英国厂主，工程师和发明家。——105。

　　费勒，弗里德里希·恩斯特（Feller, Friedrich Ernst 1800—1859）——德国语言学家，许多词典的编纂者。——349。

　　弗兰西斯，约翰（Francis, John 1810—1866）——英格兰银行官员，庸俗经济学家，写有银行史方面的著作。——681、683。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 1194—1250）——西西里国王，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12—1250）。——676。

　　弗林（Vöhlin）——15—16世纪奥格斯堡的商人和银行世家。——1021。

　　福尔卡德，欧仁（Forcade, Eugène 1820—1869）——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两大陆评论》的编辑。——955。

　　福塞特，亨利（Fawcett, Henry 1833—188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信徒，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709。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84、857。

　　富格尔（Fugger）——15—16世纪奥格斯堡的商人和银行世家。——1021。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 John 1780—1849）——英国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455、501、508—511、513—516、520—522、525、622。

　　G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105。

　　格雷格，罗伯特·海德（Greg, Robert Hyde 1795—1875）——英国大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22、123。

　　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Glyn, Mills, Currie & Co.）——英国一家银行。——616。

　　格林，乔治·格伦费尔，沃尔弗顿男爵（Glyn, George Grenfell, Baron Wolverton 1824—1887）——英国银行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秘书长（1868—1873）。——616。

　　葛尼，赛米尔（Gurney, Samuel 1786—1856）——英国银行家、伦敦大贴现银行经理。——463、466、470、474、597—598、611、617。

　　H

　　哈伯德，约翰·盖利布兰德（Hubbard, John Gellibrand 1805—1889）——英国政治家和金融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1859—1868和1874—1887），英格兰银行董事之一（1838）。——469、600、616、622、624、652、666。

　　哈德卡斯尔，丹尼尔（Hardcastle, Daniel）——英国经济学著作家，《银行和银行家》（1842）一书的作者。——617、691。

　　哈林顿，詹姆斯（Harrington, James 1611—1677）——英国政论家，新贵族思想家。——1011。

　　海德，威廉（Heyd, Wilhelm 1823—1906）——德国历史学家，写有中世纪商业史方面的著作。——1021。

　　海涅，亨利希（Heine, 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011。

　　汉密尔顿，罗伯特（Hamilton， Robert 1743—1829）——苏格兰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445。

　　赫伦施万德，让（Herrenschwand, Jean 1728—1812）——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889。

　　赫希斯泰特尔（Höchstetter）——15—16世纪奥格斯堡的商人和银行世家。——1021。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5、56、695、881。

　　亨德森（Henderson）——英国布莱克本济贫法委员会主席（19世纪下半叶）。——150。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690。

　　怀利，亚历山大·亨利（Wylie, Alexander Henry）——英国商人（19世纪中叶）。——587、626—627。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437、449。

　　霍纳，伦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9），维护工人利益。——104、105、112、140、143。

　　霍奇森，亚当（Hodgson, Adam）——英国银行家，19世纪40年代任利物浦股份银行董事。——463、464、550、551。

　　J

　　基瑟尔巴赫，威廉（Kiesselbach, Wilhelm）——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19世纪下半叶）。——365。

　　吉尔巴特，詹姆斯·威廉（Gilbart, James William 1794—1863）——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写有许多有关银行业的著作。——379、404、455、458、612、616、690。

　　吉尔克里斯特，珀西（Gilchrist, Percy）——英国化学家，同悉·托·吉尔克里斯特一起研究出一种新的炼钢法。——84。

　　吉尔克里斯特，悉尼·托马斯（Gilchrist, Sidney Thomas 1850—1885）——英国冶金专家和发明家。——84。

　　加德纳，罗伯特（Gardner, Robert）——英国棉纺厂厂主，1844年将开设在普雷斯顿各企业的工作日从12小时缩减到11小时。——463、551。

　　加尔文，让（Calvin, Jean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1028。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50—60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进军；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和1866），在普法战争中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70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24。

　　杰文斯，威廉·斯坦利（Jevons, William Stanley 1835—188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中数理学派的代表人物。——14。

　　金凯德，约翰（Kincaid, John 1787—1862）——英国官员，1850年起为苏格兰工厂和监狱视察员。——105。

　　金尼尔，约翰（Kinnear, John G.）——英国经济学家，《危机和通货》（1847）一书的作者。——502、596。

　　K

　　卡德威尔子爵，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Viscount 1813—1886）——英国政治活动家，最初归属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领袖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贸易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627。

　　卡利奥斯特罗，亚历山大罗（Cagliostro, Alessandro 原名朱泽培·巴尔萨莫Giuseppe Balsamo 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神秘主义者和大骗子；178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008。

　　卡普斯，爱德华（Capps, Edward）——英国建筑业主（19世纪中叶）。——636、876。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t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监察官（公元前184）；《论农业》的作者。——369、432、889。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Cairnes, John Elliot 1823—187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431。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129、169、448、673、699、701、875。

　　凯利，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Cayley, Edward Stillingfleet 1802—1862）——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482、610。

　　凯特勒，阿道夫·朗贝尔·雅克（Quételet, Adolphe-Lambert-Jacques 1796—1874）——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平均的个人”论的创立者。——975。

　　坎伯尔男爵，约翰（Campbell, John, Baron 1779—1861）——英国法学家和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王座法院首席法官（1850—1859），大法官（1859—1861）；1858年曾审理西蒙·贝尔纳的案件。——104。

　　康替龙，理查（Cantillon, Richard 1680—1734）——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农学派和亚·斯密的先驱；《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作者。——886。

　　柯贝特，托马斯（Corbet, Thomas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追随者。——186、191、204、232、342。

　　柯蒂斯，蒂莫西·亚伯拉罕（Curtis, Timothy Abraham）——英格兰银行董事，19世纪40年代为东印度公司董事。——438。

　　柯顿，威廉（Cotton, William 1786—1866）——英国商业家和银行家；英格兰银行董事（1821—1865）；称量黄金的自动天平的发明者。——470。

　　柯里（Currie 19世纪）——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合伙人。——616。

　　科克兰，沙尔（Coquelin, Charles 1803—185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452。

　　克莱，威廉（Clay, Sir William 1791—1869）——英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32—1857），“通货原理”的拥护者。——622。

　　克罗斯，约翰（Cross, John 19世纪）——英国农业短工。——712。

　　肯尼迪，普里姆罗斯·威廉（Kennedy, Primrose William）——英国银行家，19世纪中叶为苏格兰银行经理。——595、637。

　　孔德，弗朗索瓦·沙尔·路易（Comte, François-Charles-Louis 1782—1837）——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和庸俗经济学家。——696、697。

　　L

　　拉德克利夫，约翰·内坦（Radcliffe, John Netten 1826—1884）——英国医生，流行病学家，流行病协会名誉秘书长（1862—1867）和会长（1875—1877），枢密院卫生视察员（1869—1883）。——111。

　　拉姆赛，乔治（Ramsay, 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47、53、311、405、425、426。

　　拉韦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洛·德（Lavergne, Louis-Gabriel-Léonce-Guilhaud de 1809—18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写有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710、711。

　　莱克西斯，威廉（Lexis, Wilhelm 1837—191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12、14。

　　莱特，查理（Wright, Charles）——英国银行家（19世纪中叶）。——594、598。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 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99、893。

　　兰格，赛米尔（Laing, Samuel 1810—1897）——英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曾任英国铁路公司某些高级职务。——875。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Loyd, Samuel Jones, Baron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议会议员（1819—1826）。——474—484、486—491、549、576、581—584、586—588、610、620、622、624、625、626、627、628、630、635、638、649。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 Alexander 1818—1894）——英国官员，曾任工厂视察员（1878年以前）。——114、150、152。

　　雷登男爵，弗里德里希·威廉·奥托·路德维希（Reden, Friedrich Wilhelm Otto Ludwig Freiherr von 1804—1857）——德国统计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28。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 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842、871、881、919。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2、19、46、54、76、122、130、200、204、220、225—226、249、264、265、269—271、277、288、361—362、487、619—622、731—732、743、757、765、767、845、856、873、923、953、967。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 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1001。

　　李斯特，詹姆斯（Lister, James 约生于1802年）——英国银行家，利物浦联合银行的董事。——465。

　　里奇，查理·汤姆生（Ritchie, Charles Thomson 1838—1906）——英国银行家（19世纪末）。——615。

　　里斯，亚当（Riese［Ries］, Adam 1492—1559）——德国数学家，安娜贝格的官员，编写过第一批实用数学教科书，这批教科书直至17世纪都很流行，于是“按照亚当·里斯的算法”成了一句习惯用语。——1008。

　　利瑟姆，威廉·亨利（Leatham, William Henry 1815—1889）——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诗人，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451。

　　卢扎克，埃利（Luzac, Elie 1723—1769）——荷兰哲学家、律师和经济学家。——356。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369、388、443—444、678、691、1021。

　　路特希尔德男爵，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531。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18。

　　吕比雄，莫里斯（Rubichon, Maurice 1766—1849）——法国庸俗经济学家。——709、913、917。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 John 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500、682。

　　罗得斯，塞西尔·约翰（Rhodes, Cecil John 1853—1902）——英国政治活动家，帝国主义的辩护士，英国进行殖民掠夺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030。

　　罗德韦尔，威廉（Rodwell, William）——英国银行家（19世纪中叶）。——563。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469。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250、343、361、448、936。

　　罗伊，亨利（Roy, Henry）——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405、408。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12、155、880、905、967。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394、702。

　　洛里亚，阿基尔（Loria, Achille 1857—1943）——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0—24、1007、1008、1011—1013、1019。

　　M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43、47、53、56、190、213、220、446、727、743、756。

　　马贡（Mago 公元前550前后—500）——迦太基的执政者，迦太基强国的奠基人之一，写有28卷论述农业的书，这些书被译成希腊文和拉丁文。——432。

　　马龙（Maron, H.）——关于农业问题的小册子《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1859）一书的作者。——913。

　　马西，约瑟夫（Massie, Joseph 死于1784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371、394、402、403、406、409、422、916。

　　马歇尔（Marshall）——英格兰银行出纳员。——590。

　　迈内尔特，泰奥多尔·海尔曼（Meynert, Theodor Hermann 1833—1892）——奥地利医生，神经病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4。

　　麦考莱，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印度总督所属参事室参事（1833—1838） ；曾主持制定印度刑法典，这部法典于1860年被批准为法律。——682。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76、249、265。

　　麦克唐奈，约翰（MacDonnell, John）——英国银行家，爱尔兰银行总裁（19世纪中叶）。——595。

　　曼利，托马斯（Manley, Thomas 1628—16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著作家，重商主义者。——682。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198。

　　门格尔，卡尔（Menger, Carl 1840—1921）——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4。

　　蒙森，泰奥多尔（Mommsen, Theodor 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柏林大学教师；写有关于古罗马史的著作。——365、432、889。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üller, Adam Heinrich, Ritter von Nitterdorf 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399、447。

　　米尔斯（Mills 19世纪）——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合伙人。——616。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 Victor Riqueti, marquis de 1715—1789）——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的父亲。——856。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Morton, John Chalmers 1821—1888）——英国农学家，《农业报》编辑（1844—1888），写有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709—710。

　　摩尔顿，约翰·洛克哈特（Morton, John Lockhart 19世纪中叶）——英国农学家，《地产的资源》（1858）一书的作者。——710、760。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98。

　　摩西父子公司（Moses & Son）——英国伦敦的一家成衣店，1850年为世界较大的服装公司。——681。

　　莫里斯，詹姆斯（Morris, James）——英格兰银行总裁（1848）。——470、513、531、535、579、644。

　　莫里逊—狄龙公司（Morrison, Dillon ＆Co.）——英国一家贸易公司。——593。

　　默里，罗伯特（Murray, Robert）——英国银行家（19世纪中叶）。——595。

　　默泽，尤斯图斯（Möser, Justus 1720—1794）——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德国保守派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893。

　　穆尔，赛米尔（Moore, Samuel 1838—1911）——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8。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438、448、588、630、652、994。

　　穆尼哀（Mounier, L.）——法国历史学家（19世纪中叶）。——913、917。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684。

　　内史密斯，詹姆斯（Nasmy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112。

　　尼夫，设菲尔德（Neave, Sheffield）——英格兰银行总裁（1858）。——538、594。

　　纽马奇，威廉（Newmarch, William 1820—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566、593、596、612—614、631、641、642、646—648、654—661。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 Francis William 1805—1897）——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写有一些关于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著作。——673、741、875、917。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Newman, Samuel Philips 1797—1842）——美国哲学家、语文学家和经济学家。——311。

　　诺曼，乔治·沃德（Norman, George Warde 1793—1882）——英国经济学家；英格兰银行董事（1821—1872），“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写有关于货币流通和赋税的著作。——472—473、484、622、625。

　　诺思，达德利（North, Dudley 1641—169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代表人物。——691。

　　O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83。

　　P

　　帕尔默，约翰·霍斯利（Palmer, John Horsley 1779—1858）——英国财政学家，1811年起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830—1832年为英格兰银行总裁，后在财政机关任多种职务。——631、633、645。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105、706。

　　帕芒蒂耶，安东·奥古斯坦（Parmentier, Antoine-Augustin 1737—1813）——法国农学家，药剂师，慈善家；写有一些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118。

　　帕特森，威廉（Paterson, William 1658—1719）——苏格兰商人，英格兰银行和苏格兰银行的创建人。——682。

　　帕西，伊波利特·菲利贝尔（Passy, Hippolyte-Philibert 1793—188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曾数度入阁，第二共和国时期任财政部长（1848—1849）。——870、882、885—886、888、892。

　　配第，威廉（Petty, 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394、528、744、886、887。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 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620、622。

　　皮斯，约瑟夫（Pease, Joseph）——英国银行家。——455、471。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444、446。

　　平达（Pindaros 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434。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47、386—388、397、687、704、956。

　　普赖斯，理查（Price, Richard 1723—1791）——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444—447、449。

　　普林尼（老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Gaius Plinius Secundus Major 23—79）——古罗马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博物学家，《博物志》（共37卷）的作者。——118。

　　Q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446。

　　琼斯·劳埃德公司（Jones Loyd ＆ Co.）——苏格兰一家银行。——455、606。

　　琼斯，理查（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295、860、882。

　　S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311、953、959。

　　桑巴特，韦尔纳（Sombart, Werner 1863—1941）——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活动初期为讲坛社会主义者，晚年转向法西斯主义立场。——1012。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 Antoine-É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178。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708。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83、684。

　　施米特，康拉德（Schmidt, Conrad 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一度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5—17、20、22、26、1013。

　　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U njlq，>ialb⁄ G]lgj_es 原名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 Heinrich Friedrich von Storch 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204、742、936、959、964。

　　斯蒂贝林，乔治·克里斯蒂安（Stiebeling, George Christian 1830—1895）——美国统计学家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德国人，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国际；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写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24—26。

　　斯密—佩恩公司（Smith, Payne & Co.）——英国一家银行。——606、610。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59、213、220、238、250、265、361、366、369、430、446、534—535、694、850、868、873—876、889、936、948、953、954、957。

　　斯密斯，爱德华（Smith, Edward 1818前后—1874）——英国医生，枢密院卫生顾问和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的医务专使，济贫法委员会委员。——108。

　　斯普纳（Spooner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634。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409、888。

　　T

　　塔克特，约翰·德贝尔（Tuckett, John Debell 1786—1864）——英国政论家。——680。

　　特纳，查理（Turner, Charles）——英国利物浦一家商行的经理，19世纪上半叶经营印度贸易。——464、469、551。

　　特韦尔斯，约翰（Twells, John）——英国银行家（19世纪中叶）。——577、634。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704。

　　图恩，阿尔丰斯（Thun, Alphons 1853—1885）——德国历史学家。——1020。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397、404、415—416、452、455、471、497、501—506、509、513、520、549、594、611、622、631、644、649、912、955。

　　托克维尔，沙尔·亚历克西斯·昂利·莫里斯·克莱雷勒·德（Tocqueville, Charles-Alexis-Henri-Maurice Clérel de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正统主义者和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908。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46、47、53、122、396、622。

　　W

　　万萨德，皮埃尔·德尼（Vinçard, Pierre-Denis 1820—1882）——法国工人和政论家，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曾参加卢森堡宫委员会；合作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写有一些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国际巴黎支部成员。——889。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 James 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印度财政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501、509、603、604、612、614、622、637、653—657、659—662。

　　威尔逊—帕滕，约翰（Wilson-Patten, John 1802—1892）——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105。

　　威斯特，爱德华（West, Edward 1782—1828）——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地租问题。——270、743。

　　韦尔泽家族——15—16世纪奥格斯堡的商人和银行世家；曾贷款给欧洲许多国家的君主。——1021。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856。

　　韦里，彼得罗（Verri, Pietro 1728—1797）——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最初批评者之一。——311。

　　魏格林，托马斯（Weguelin, Thomas）——英国商业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57年为英格兰银行总裁。——509、562、566、568、587、596、648、655。

　　沃尔顿，阿尔弗勒德·阿姆斯特朗（Walton, Alfred Armstrong 生于1816年）——英国民主运动活动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建筑师；改革同盟盟员，全国改革同盟主席，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0），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从诺曼人征服到目前为止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史》（1865）一书的作者。——700。

　　沃尔弗，尤利乌斯（Wolf, Julius 1862—193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19、20、23—24。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627、659—662。

　　伍尔夫，阿瑟（Woolf, Arthur 1766—1837）——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113—114。

　　X

　　西门子，弗里德里希（Siemens, Friedrich 1826—1904）——德国工程师和企业家；1856年设计蓄热式高炉，这种高炉在1867年经过改良后首先用于炼钢。——84。

　　西蒙，约翰（Simon, Sir John 1816—1904）——英国医生，枢密院医官，曾对英国的保健事业进行改革。——106、109、111。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41、53。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540、908。

　　希尔施福格尔（Hirschvogel）——15—16世纪纽伦堡的商人世家。——1021。

　　肖伯纳，乔治（Shaw, George Bernard 1856—1950）——英国剧作家和政论家，1844年起为费边社社员。——14。

　　休耳曼，卡尔·迪特里希（Hüllmann, Karl Dietrich 1765—1846）——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一些中世纪史方面的著作。——354、356、676。

　　休谟，大卫（Hume, 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422、620。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432、1011。

　　亚历山大，纳撒尼尔（Alexander, Nathaniel）——英国商人，商行经理，19世纪上半叶经营印度贸易。——466、625。

　　伊壁鸠鲁（Epikouros 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368、677。

　　尤尔，安德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95、119、434。

　　约翰斯顿，詹姆斯·芬利·韦尔（Johnston, James Finlay Weir 1796—1855）——英国化学家，写有农业化学方面的著作。——696—697、755。

　　Z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1567年起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690。

　　张伯伦，休（Chamberlain ［Chamberlayne］, Hugh 1630—1720）——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曾提出成立农业银行的计划，以摆脱高利贷盘剥。——680。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B

　　巴兰——据圣经传说，是预言家，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巫师，巴勒召他来诅咒以色列人，他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巴兰的驴”已成为一句谚语，比喻平常沉默驯服，突然开口抗议的人。——1012。

　　D

　　杜尔卡马腊——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滑头和骗子的典型。——24、1007。

　　M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447。

　　P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1026。

　　S

　　斯加纳列尔——莫里哀的喜剧《不得已的医生》及意大利民间假面喜剧中的人物，说大话的庸人和胆小鬼的典型。——24、1012。

　　Y

　　以赛亚——圣经中的先知，据传说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作者。——369。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369。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687、698。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 1. Berlin 1859）。——203、353、508、514、619—622、634、687、719。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Manuskript 1861—1863）。——12、188、886。

　　《资本论》，约·鲁瓦先生译，译文经作者审定，1872—1875年巴黎版（Le capital. Trad. de M. J. Roy, entièrement rev. par l’auteur. Paris 1872—1875）。——21。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l. from the 3rd German ed., by S. Moore and E. Aveling and ed. by F. Engels. Vol. 1. 2. London 1887）。——3、8。

　　《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3册（Das Kapital. Ökonomisches Manuskript 1863—1865. Buch 3）。——8—12、84。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7、11、16、17、21。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2. verb. Aufl. Hamburg 1872）。——11、29、38、41、45、46、48、49、53、88、97、106、107、110、149、159、180、182、202、275、292、354、450、505、521、551、591—594、649、671、680、688、696、708、712、719、856、898、926、947、964、995、1018。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3. verm. Aufl. Hamburg 1883）。——11、29、38、41、45、46、48、49、53、88、97、100、106、107、110、149、159、163、180、182、202、275、292、354、450、505、521、551、591—594、649、671、680、696、708、712、719、856、898、926、947、964、995、1018。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弗·恩格斯编，1890年汉堡修订第4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1. Buch 1: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4. durchges. Aufl.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90）。——551、591—594、649、671、680、696、708、712、719、856、898、926、947、964、995、1018。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2. Buch 2: Der Circ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85）。——3—7、12、16、22、29、52、58、59、83—85、87—89、133、182、297、299、313、321、335、340、344、382、504、507、544、602、636、876、937、947、949、955—956。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上、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弗·恩格斯编，附恩格斯的《增补》，1894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 3. Buch 3: Th.1. 2. Der Gesammtproc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Hrsg. von F. Engels. Hamburg 1894. Engels’ Erg.）。——1005、1011、1014、1015。

　　弗·恩格斯

　　《编者序》（《〈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载于卡·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卷（Editor’s preface. In: K. Marx: 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ransl. from the 3rd German ed., by S. Moore and E. Aveling and ed. by F. Engels. Vol. 1. London 1887）。——3、8、554。

　　《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序言》，载于1895年1月《评论》（那不勒斯）（“Capitale” di C. Marx. Prefazione al 3. volume di Frederico Engels. In: La Rassegna. Neapel. Januar 1895）。——1011。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875。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92年斯图加特第2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2. Aufl. Stuttgart 1892）。——875。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恩德，卡·《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附与本书有关的资料的评述》1845年哈瑙版（Arndt, K.: Die naturgemässe Volkswirthschaft, gegenüber dem Monopoliengeiste und dem Communismus, mit einem Rückblicke auf die einschlagende Literatur. Hanau 1845）。——407、892。

　　阿什利，安·《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Ashley, A.: Ten hours’factory bill. Th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riday, March 15th，1844. London 1844）。——708。

　　安德森，亚·《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两卷集）1764年伦敦版第1卷（Anderson, A.: An historical and chronological deduction of the origin of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accounts to the present time. Containing an history of the great commercial interes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With an app. In 2 vols. Vol. 1. London 1764）。——371。

　　安德森，詹·《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1777年爱丁堡版（Anderson, J.: 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the corn-laws; with a view to the new corn-bill proposed for Scotland. Edinburgh 1777）。——700。

　　安德森，詹·《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1801年伦敦第2版（Anderson, J.: A calm investig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led to the present scarcity of grain in Britain: Suggesting the means of alleviating that evil, and of preventing the recurrence of such a calamity in future. 2. ed. London 1801）。——699、700。

　　安德森，詹·《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六卷集）1799—1802年伦敦版（Anderson, J.: Recreations in agriculture, natural-history, arts, and miscellaneous literature. Vol. 1—6. London 1799—1802）。——700。

　　安德森，詹·《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三卷集）1796年爱丁堡版第3卷（Anderson, J.: Essay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Vol. 1—3. Vol. 3. Edinburgh 1796）。——700。

　　安德森，詹·《迄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1779年爱丁堡版（Anderson, J.: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that have hitherto retarded the advancement of agriculture in Europe: with hints for removing the circumstances that have chiefly obstructed its progress. Edinburgh 1779）。——700。

　　安凡丹，巴·普·——见巴扎尔，圣阿芒/巴·普·安凡丹《圣西门学说释义》。

　　安凡丹，巴·普·《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学（圣西门宗教）》1831年巴黎版（Enfantin, B.-P.: Économie politique et politique. Articles extraits du Globe. Paris 1831. Religion Saint-Simonienne）。——684、687。

　　奥德曼，卡·古·——见费勒，弗·恩·/卡·古·奥德曼《商业算术大全》。

　　奥康瑙尔，查·《拯救联盟大会》，载于1859年12月2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822号（O’Conor, Ch.: Grand Union-Saving Meeting. The Academy of music crowded. Speeches by Mayor Tiemann… Charles O’Conor… In: New York Daily Tribune. Nr. 5822, 20. Dezember 1859）。——433。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Opdyke, G.: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51）。——407、754。

　　奥日埃，马·《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Augier, M.: Du crédit public et de son histoire depuis les temps anciens jusqu’à nos jours. Paris 1842）。——672、691。

　　B

　　巴师夏，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astiat, F. / P. -J. Proudhon: 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386—388、687。

　　巴扎尔，圣阿芒/巴·普·安凡丹《圣西门学说释义》第1年卷，1828—1829年，1831年巴黎第3版（Bazard， Saint-Amand / B. -P. Enfantin: Doctrine de Saint-Simon. Exposition. 1. année. 1828—1829. 3. éd.,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1831）。——684—685。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Babbage, Ch.: 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 London 1832）。——119、129。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Babbage, Ch.: 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 Trad. de l’anglais sur la 3. éd., par Éd. Biot. Paris 1833）。——119、129。

　　贝尔，G. M. 《股份银行业哲学》1840年伦敦版（Bell, G. M.: The philosophy of joint stock banking. London 1840）。——618。

　　贝魁尔，康·《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Pecqueur, C.: Théorie nouvelle d’économie sociale et politique, ou études sur l’organisation des sociétés. Paris 1842）。——688。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Bellers, J.: Essays about the poor, manufactures, trade, plantations, and immorality. London 1699）。——319。

　　比雷，安·欧·《政治经济学教程》1842年布鲁塞尔版（Buret, A.-E.: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2）。——908。

　　毕希，约·格·《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论和实践》（两卷集），由G. P. H. 诺曼插入补充，1808年汉堡增订和修订第3版第2卷（Büsch, J. G.: Theoretischpraktische Darstellung der Handlung in ihren mannichfaltigen Geschäften. 3. verm. und verb. Ausg. mit Einschaltungen und Nachträgen von G. P. H. Normann. B. 1. 2. B. 2. Hamburg 1808）。——692。

　　波珀，约·亨·莫·《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三卷集）1807—1811年格丁根版第1卷（Poppe, J. H. M.: 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en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 1—3. B. 1. Göttingen 1807—1811）。——374。

　　博赞克特，詹·惠·《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及其数量和价值的调节手段》1842年伦敦版（Bosanquet, J. Wh.: Metallic, paper, and credit currency, and the means of regulating their quantity and value. London 1842）。——416、451。

　　博赞克特，詹·惠·《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及其数量和价值的调节手段》1842年伦敦版。引自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Bosanquet, J. Wh.: Metallic, paper, and credit currency, and the means of regulating their quantity and value. London 1842. Nach: Th. Tooke: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2. ed. London 1844）。——416。

　　布里斯科，约·《论百万基金法、彩票条例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取得的资金。指明这些资金对贵族和绅士是有害的，对国家贸易是毁灭性的。建议设立一个国家农业银行给陛下以优惠条件的贷款，免除贵族和绅士的税务，增加他们的年收入，并使王国所有臣民富裕起来》1696年伦敦第3版（Briscoe, J.: A discourse on the late funds of the million-act, lottery-act, and Bank of England. Shewing, that they are injurious to the nobility and gentry, and ruinous to the trade of the nation. Together with proposals for the supplying their majesties with money on easy terms, exempting the nobility, gentry &c from taxes, enlarging their yearly estates, and enriching all the subjects in the Kingdom, by a national landbank. 3. ed., with an app. London 1696）。——680。

　　C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Chalmers, Th.: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nexion with the moral state and moral prospects of society. 2. ed. Glasgow 1832）。——274、500。

　　柴尔德，乔·《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69年和1689年伦敦版（Child, J.: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rade, and that in particular of the East-Indies. London 1669 und 1689）。——681—682。

　　柴尔德，乔·《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低所产生的利益。附托·卡耳佩珀所写的〈略论反对高利贷〉》，译自英文，1754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Child, J.: Traité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les avantages qui résultent de la réduction de l’interest de l’argent; avec un petit traité contre l’usure; par Th. Culpeper. Trad. de l’anglois. Amsterdam, Berlin 1754）。——446—447、681—682。

　　D

　　达夫，帕·爱·《政治学原理》（共两册），第一册《方法论》，第二册《学说》，附英国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安·耶伦顿的报告，1854年爱丁堡—伦敦版（Dove, P. E.: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2 books. Book 1. On method. Book 2. On doctrine. With an account of A. Yarranton, the founder of English political economy. Edinburgh, London 1854）。——713、719。

　　戴韦南特，查·《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两卷集)1698年伦敦版第2卷（Davenant, Ch.: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 and on the trade of England. In 2 pt. Pt. 2. London 1698）。——744。

　　德尔，欧·《绪论》，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Daire, E.: Introduktion.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1. Paris 1846）。——888。

　　东巴尔，马·《收入、分配的调节。对前一篇文章的增补》，载于《罗维尔的农业年鉴》1828年巴黎版第4卷（Dombasle, M.: Des baux à partage de fruits. Addition à l’article précédent. In: Annales agricoles de Roville. Livr. 4. Paris 1828）。——860、917。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杜尔哥全集》，欧·德尔新编，1844年巴黎版第1卷（Turgot, A. R. J.: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In: Œuvres. Nouv. éd. par E. Daire. T. 1. Paris 1844）。——702。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第1卷（Dureau de la Malle, A. -J.: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 1. 2. T. 1. Paris 1840）。——118。

　　《对英格兰利息的几点看法》，一位商业爱好者著，1697年伦敦版（Some thoughts of the interest of England. By a lover of commerce. London 1697）。——686。

　　F

　　法尔曼，彼·《马克思价值理论批判》，载于1892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耶拿）第3辑第3卷（Fireman, P.: Kritik der Marx’schen Werttheorie. 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3. Folge. B. 3. Jena 1892）。——17、18、19、26。

　　菲瑟灵，西·《实用国民经济手册》（共三部）1860—1862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部（Vissering, S.: Handboek van Praktische Staathuishoudkunde. Dln. 1—3. Dl. 1. Amsterdam 1860—1862）。——354—356。

　　费勒，弗·恩·/卡·古·奥德曼《商业算术大全》1859年莱比锡增订及修订第7版（Feller, F. E./C. G. Odermann: Das Ganze der kaufmännischen Arithmetik. Für Handels-, Real- und Gewerbschulen, so wie zum Selbstunterricht für Geschäftsmänner überhaupt. 7., verm. und in Folge der im Münz- und Gewichtswesen eingetretenen Veränderungen z. Th. umgearb. Aufl. Leipzig 1859）。——349。

　　弗兰西斯，约·《英格兰银行史，它的时代和传统》1848年伦敦第3版第1—2卷（Francis, J.: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its times and traditions. 3. ed. Vol. 1. 2. London 1848）。——681—683。

　　福尔卡德，欧·《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载于1848年《两大陆评论》（巴黎）第18年卷新辑第24卷（Forcade, E.: La guerre du socialisme. II. L’économie poli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sociale.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 année. Nouv. sér. T. 24. Paris 1848）。——955—956。

　　福塞特，亨·《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伦敦版（Fawcett, H.: The economic position of the British labourer. Cambridge, London 1865）。——709。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29年巴黎版（Fourier, Ch.: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Paris 1829）。——857。

　　富拉顿，约·《论通货的调整。原理的分析，根据这些原理提出在某些固定的范围内限制英格兰银行和全国其他银行机构将来的贷款发行活动》1845年伦敦增订第2版（Fullarton, J.: On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cies; being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n which it is proposed to restrict, within certain fixed limits, the future issues on credit of the Bank of England, and of the other banking establishmen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2. ed. with corr. and add. London 1845）。——455、508—509、510、513—516、520—522。

　　G

　　《高利贷和利息概论》。引自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6页（Traité de l’usure et des intérêts. Nach: M. Augier: Du crédit public etc. Paris 1842, p. 206）。——672。

　　格雷格，罗·海·《从工人健康和道德影响看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对英国及其他国家工业的影响》1837年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Greg, R. H.: The factory question,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its effects on the health and morals of those employed in factories. And the “Ten Hours Bill”, in relation to its effects upon the manufactures of England, and those of foreign countries. London 1837.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8. London 1849）。——122。

　　H

　　哈伯德，约·盖·《通货和国家》1843年伦敦版（Hubbard, J. G.: The currency and the country. London 1843）。——469。

　　哈德卡斯尔，丹·《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Hardcastle, D.: Banks and bankers. 2. ed., with an app., comprising a review of the failures amongst private and joint stock banks. London 1843）。——617—618、691。

　　哈林顿，詹·《托兰的“大洋洲”及其他著作集》1747年伦敦第3版（Harrington, J.: The Oceana and other works collected, etc. by Toland. 3. ed. London 1747）。——1011。

　　海德，威·《中世纪黎凡特贸易史》（两卷集）1879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Heyd, W.: Geschichte des Levantehandels im Mittelalter. B. 1. 2. B. 2. Stuttgart 1879）。——1021。

　　汉密尔顿，罗·《关于大不列颠国债的产生和发展、偿还和现状以及管理的调查》1814年爱丁堡增订第2版（Hamilton, R.: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rise and progress, the redemption and present state, and the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debt of Great Britain. 2. ed., enl. Edinburgh 1814）。——445。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40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 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d. Gans. 2. Aufl.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8）。——695。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Hegel, G. W. F.: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h. 1: Die Logik. Hrsg. von L. von Henning. Berlin 1840.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6）。——881。

　　霍吉斯金，托·《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个工人著，1825年伦敦版（Hodgskin, Th.: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or, the unproductiveness of capital prov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combinations amongst journeymen. By a labouer. London 1825）。——437、449。

　　J

　　基瑟尔巴赫，威·《中世纪世界贸易史和欧洲社会生活的发展》1860年斯图加特版（Kiesselbach, W.: Der Gang des Welthandels und die Entwicklung des europäischen Völkerlebens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860）。——365。

　　吉尔巴特，詹·威·《论1839年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1840年伦敦版（Gilbart, J. W.: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of the pressure on the money market during the year 1839. London 1840）。——612、616。

　　吉尔巴特，詹·威·《银行实用业务概论》（两卷集）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Gilbart, J. W.: A practical treatise on banking. 5. ed. In 2 vols. Vol. 1. London 1849）。——404。

　　吉尔巴特，詹·威·《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1834年伦敦版（Gilbart, J. W.: The history and principles of banking. London 1834）。——379、455—458、690。

　　金尼尔，约·G.［约·加德纳］《危机和通货。附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制度的对比》1847年伦敦版（Kinnear, J. G.［ J. Gardiner］: The crisis and the currency. With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Scotch systems of banking. London 1847）。——502、595—596。

　　《金融大骗案》——见赛·兰格《科尔、戴维森和戈登公司金融大骗案新辑》。

　　K

　　凯尔恩斯，约·埃·《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试论涉及美国冲突的实际争论问题》1862年伦敦版（Cairnes, J. E.: The slave power. Its character, career, & probable designs. 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e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American contest. London 1862）。——431。

　　凯里，亨·查·《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Carey, H. Ch.: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Philadelphia 1848）。——699。

　　凯里，亨·查·《社会科学原理》（三卷集）1859年费城—伦敦—巴黎版第3卷（Carey, H. Ch.: 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 In 3 vols. Vol. 3. Philadelphia, London, Paris 1859）。——448。

　　凯里，亨·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规律》1837年费城版（Carey, H. Ch.: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t. 1. Of the laws of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Philadelphia 1837）。——701。

　　凯特勒，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首次译成英文，1842年爱丁堡版（Quételet, A.: A treatise on m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faculties. Now first transl. into English. Edinburgh 1842）。——975。

　　康替龙，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译自英文，载于《政论集》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3卷（Cantillon, R.: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 Trad. de l’anglois. In: Discours politiques. T. 3. Amsterdam 1756）。——886。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两卷集）1841年伦敦版（Corbet,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s and modes of the wealth of individuals; or the principles of trade and speculation explained. In 2 pt. London 1841）。——186、191、204、232、342。

　　科克兰，沙·《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载于1842年《两大陆评论》（巴黎）第4辑第31卷（Coquelin, Ch.: Du crédit et des banques dans l’industrie.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4. sér. T. 31. Paris 1842）。——452。

　　肯宁安，约·《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的劳动价格的影响》1770年伦敦版（Cunningham, J.: An essay on trade and commerce.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axes, as they are supposed to affect the price of labour in our manufactories. Together with some interesting reflections on the importance of our trade to America. London 1770）。——703。

　　孔德，沙·《论财产》1834年巴黎版第1—2卷（Comte, Ch.: Traité de la propriété. T. 1. 2. Paris 1834）。——696、697。

　　L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Ramsay, G.: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dinburgh, London 1836）。——47、53、311、405—406、426、868。

　　拉韦涅，莱·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4年巴黎版（Lavergne, L. de: Essai sur l’économie rurale de l’Angleterre, de l’Écosse et de l’Irlande. Paris 1854）。——710—711。

　　拉韦涅，莱·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译自法文，并附署名苏格兰农场主的注释，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Lavergne, L. de: The rural economy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Transl. from the French with notes by a Scottish farmer. Edinburgh, London 1855）。——710—711。

　　莱克西斯，威·《货币本位问题的批判分析》，载于1881年《德意志帝国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莱比锡）第5年卷第1册（Lexis, W.: Kritische Erörterungen über die Währungsfrage. In: Jahrbuch für Gesetzgebung, Verwaltung und Volkswirthschaft im Deutschen Reich… Hrsg. von G. Schmoller. Leipzig. Jg. 5. 1881. H. 1）。——14。

　　莱克西斯，威·《马克思的资本理论》，载于1885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耶拿）新辑第11卷（Lexis, W.: Die Marx’sche Kapitaltheorie. 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eue Folge. B. 11. Jena 1885）。——12—15。

　　兰盖，西·尼·昂·《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2卷（Linguet, S. -N. -H.: 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 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 T. 1. 2. Londres 1767）。——99、893。

　　兰格，赛·《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Laing, S.: National distress; its causes and remedies. London 1844）。——875。

　　兰格，赛·《科尔、戴维森和戈登公司金融大骗案新辑》1856年伦敦版（Laing, S.: A new series of the great city frauds of Cole, Davidson ＆ Gordon. London 1856）。——607。

　　雷登，弗·威·《欧洲各大国领土和人口关系的比较文化统计学》1848年柏林版（Reden, F. W.: Vergleichende Kultur-Statistik der Gebiets- und Bevölkerungsverhältnisse der Gross-Staaten Europas. Berlin 1848）。——528。

　　李比希，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两卷集）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Liebig, J.: Die Chemie und ihre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 7. Aufl. In 2 Th. Th.1. Braunschweig 1862）。——842、919。

　　李比希，尤·《农作自然规律导论》1862年不伦瑞克版（Liebig, J.: Einleitung in die Naturgesetze des Feldbaues. Braunschweig 1862）。——881。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122、130、200、204、220、226、264、288、731、732、743、765、856、873、923、953、967。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载于《李嘉图全集》，附约·拉·麦克库洛赫关于作者生平和著作的评论，1852年伦敦第2版（Ricardo, D.: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In: The works of Ricardo. With a notice of the live and writings of the author, by J. R. MacCulloch. 2. ed. London 1852）。——200、249、265。

　　李斯特，弗·《农业制度、小农经济和移民》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List, F.: Die Ackerverfassung, die Zwergwirthschaft und die Auswanderung. Stuttgart, Tübingen 1842）。——1001。

　　利瑟姆，威·《关于通货问题的书信》1840年伦敦修订和增订第2版（Leatham, W.: Letters on the currency, addressed to Charles Wood… ascertaining for the first time, on true principles, the amount of inland and foreign bills of exchange in circulation for several consecutive years, and out at one time. 2. ed., with corr. and add. London 1840）。——451。

　　卢扎克，埃·《荷兰财富》（四卷集）1782年莱顿版第3卷。引自西·菲瑟灵《实用国民经济手册》（共三册）1860—1861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册（Luzac, E.: Hollands Rijkdom. Dln. 1—4. Dl. 3. Leyden 1782. Nach: S.Vissering: Handboek van Praktische Staathuishoudkunde. Dln 1—3. Dl. 1. Amsterdam 1860—1861）。——356。

　　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Luther, M.: An die Pfarrherrn wider den Wucher zu predigen. Vermanung. Wittenberg 1540）。——388、443—444、690、691。

　　路德，马·《论商业与高利贷》，载于《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6部（Luther, M.: Von Kauffshandlung und Wucher. In: Der Sechste Teil der Bücher des Ehrnwirdigen Herrn Doctoris Martini Lutheri. Wittemberg 1589）。——369。

　　吕比雄，莫·《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结构》1837年巴黎新版（Rubichon, M.: Du mécanisme de la société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 Nouv. éd. Paris 1837）。——709、913、917。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出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年伦敦版（An inquiry into those principles,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dem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umption, lately advocated by Mr. Malthus, from which it is concluded, that tax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unproductive consumers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wealth. London 1821）。——216、727。

　　《论农业和谷物法的三篇得奖论文》，全国反谷物法同盟编，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The three prize essays on agriculture and the corn law. Publ. by the National Anti-Corn-Law League. Manchester, London 1842）。——707。

　　罗雪尔，威·《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Roscher, W.: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3. verm. und verb. Aufl. Stuttgart, Augsburg 1858. Roscher: System der Volkswirthschaft. B. 1.）。——250、343、361、448、936。

　　罗伊，亨·《兑换理论。1844年银行法》1864年伦敦版（Roy, H.: The theory of the exchanges. 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 The abuse of the metallic principle to depreciation. London 1864）。——405、408。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1851年柏林版（Rodbertus-Jagetzow, J. K.: 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 Dritter Brief: Widerlegung der Ricardo’schen Lehre von der Grundrente und Begründung einer neuen Rententheorie. Berlin 1851）。——155、880、905、967。

　　洛克，约·《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77年伦敦第8版第2卷（Locke, J.: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1691. In: The works of Locke. 8. ed. In 4 vols. Vol. 2. London 1777）。——702。

　　洛里亚，阿·《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1886年罗马—都灵—佛罗伦萨版（Loria, A.: La teoria economica della costituzione politica. Roma, Torino, Firenze 1886）。——20、21、1008。

　　洛里亚，阿·《卡尔·马克思》，载于1883年4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罗马）第2辑第38卷第7期（Loria, A.: Karl Marx. In: Nuova antologia. Rivist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Roma. Ser. 2. Vol. 38. Nr. 7, 1. April 1883）。——20。

　　洛里亚，阿·《卡尔·马克思的遗著》，载于1895年2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罗马）第3辑第55卷第3期（Loria, A.: L’opera postuma di Carlo Marx. In: Nuova antologia. Rivist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 Roma. Ser. 3. Vol. 55. Nr. 3, 1. Februar 1895）。——1006—1008。

　　洛里亚，阿·《评康拉德·施米特博士〈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1889年斯图加特版》，载于1890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耶拿）新辑第20卷（Loria, A.: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lage des Marx’schen Wertgesetzes. Von Dr. Conrad Schmidt. Stuttgart 1889. 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Neue Folge. B. 20. Jena 1890）。——22—23。

　　M

　　马尔萨斯，托·罗·《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progress of rent, and the principles by which it is regulated. London 1815）。——743。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兼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述家的观点》1798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446、756。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preced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rules which ought to guid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their terms; with remarks on the deviation from these rules in their writings. London 1827）。——44。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附约·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1853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preced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rules which ought to guid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their terms; with remarks on the deviation from these rules in their writings. A new ed. with a preface, notes, and supplementary remarks by J. Cazenove. London 1853）。——47。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1820年伦敦版。引自《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London 1820. Nach: Observations on certain verbal disputes in political economy. etc. London 1821）。——213、743。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札记作了大量补充，1836年伦敦第2版（Malthus, Th. 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2. ed., with considerable add. from the author’s own manuscript and an orig. memoir. London 1836）。——43、190、220。

　　马龙《粗放经营还是集约经营？农业经营学的一章》1859年奥珀伦版（Maron: Extensiv oder intensiv? Ein Kapitel aus der landwirthschaftlichen Betriebslehre. Oppeln 1859）。——913。

　　马西，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Massie, J.: An essay on the governing caus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 wherein the sentiments of Sir William Petty and Mr. Locke, on that head, are considered. London 1750）。——371、394、402、403、406、409、422、916。

　　麦考莱，托·巴·《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五卷集）1855年伦敦版第4卷（Macaulay, Th. B.: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the Second. Vol. 1—5.Vol. 4. London 1855）。——682—683。

　　曼利，托《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或论证利息的降低是国家富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百分之六是王国当前条件下合适的利息率》1668年伦敦版（Manley, Th.: Interest of money mistaken, or a treatise, proving, that the abatement of interest is the effect and not the cause of the riches of a nation, and that six percent is a proportionable interest to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is Kingdom. London 1668）。——682。

　　毛勒，格·路·《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 1—4. Erlangen 1869—1871）。——198。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四卷集）1862—1863年埃朗根版（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Fronhöfe, 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 1—4. Erlangen 1862—1863）。——198。

　　毛勒，格·路·《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198。

　　毛勒，格·路·《德国乡村制度史》（两卷集）1865—1866年埃朗根版（Maurer, G. L.: 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 1—2. Erlangen 1865—1866）。——198。

　　毛勒，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 G. L.: 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 Hof-, 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 München 1854）。——198。

　　蒙森，泰·《罗马史》（三卷集）1856—1857年柏林第2版第1卷（Mommsen, Th.: Römische Geschichte. 2. Aufl. B. 1—3. B. 1. Berlin 1856—1857）。——365、432、889。

　　弥勒，亚·亨·《治国艺术原理》（共三册）1809年柏林版第2、3册（Müller, A. H.: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Oeffentliche Vorlesung, vor Sr. Durchlaucht dem Prinzen Bernhard von Sachsen-Weimar und einer Versammlung von Staatsmännern und Diplomaten, in Winter von 1808 auf 1809, zu Dresden, gehalten. Th. 1—3. Th. 2. 3. Berlin 1809）。——399、447。

　　摩尔顿，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载于1859年12月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368期。引自1860年1月21日《经济学家》（伦敦）第856期，标题：《农业的进步和工资》（Morton, J. Ch.: On the forces used in agriculture.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 Nr. 368, 9. Dezember 1859. Nach: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856, 21. Januar 1860. U. d. T.: Agricultural progress and wages）。——709。

　　摩尔顿，约·洛·《地产的资源。论农业的改进和地产的综合经营》1858年伦敦版（Morton, J. L.: The resources of estates. Being a treatise on the agricultural improvement and general management of landed property. London 1858）。——710、761。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 L. H.: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198。

　　默泽，尤·《奥斯纳布吕克史》（四卷集）1780年柏林—斯德丁版第4卷（Möser, J.: Osnabrückische Geschichte. Th. 1—4. Th. 4. Berlin, Stettin 1780）。——893。

　　穆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Mill, J. S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994。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49年伦敦第2版第1卷（Mill, J. 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2. ed. Vol. 1. London 1849）。——438、448。

　　穆尼哀，L.《论法国农业。根据官方文件。附吕比雄的评注》（两卷集）1846年巴黎版第1卷（Mounier, L.: De l’agriculture en France, d’après les documents officiels. Avec des remarques par Rubichon. T. 1. 2. T. 1. Paris 1846）。——913、917。

　　N

　　尼特，查·《关于地产的历史和现状的两篇讲演。1859—1860年在牛津大学发表的系列讲演的头两篇》1860年牛津—伦敦版（Neate, Ch.: Two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and conditions of landed property. Being the first of a series delivered in the years 1850—1860,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London 1860）。——992。

　　纽曼，弗·威·《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Newman, F. W: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51）。——673、741、875、917。

　　纽曼，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Newman, S. Ph.: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over, New York 1835）。——311。

　　诺思，达·《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年伦敦版（North, D.: Discourses upon trade; principally directed to the cases of the interest, coinage, clipping, increase of money. London 1691）。——691、702。

　　P

　　帕西，伊·菲·《地租》，载于《政治经济学词典》（两卷集）1854年巴黎版第2卷（Passy, Hi. -Ph.: De la rente du sol. In: Dictionna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1. 2. T. 2. Paris 1854）。——870、882、886、888、892。

　　配第，威·《爱尔兰的政治解剖。附〈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伦敦版（Petty, W.: 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To which is added Verbum sapienti. London 1691）。——528。

　　配第，威·《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Petty, W.: 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London 1667）。——886。

　　配第，威·《政治算术》，载于威·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Petty, W.: Political arithmetic, or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extent and value of lands, people, buildings. In: W. Petty: 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 London 1699）。——744。

　　皮特，威·《尊敬的财政大臣威廉·皮特的演说》。引自詹·梅·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1808年巴黎版（Pitt, W.: The speech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William Pitt,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on Friday, the 17th day of February 1792 on proposing the application of an additional sum for the reduction of the public debt, and the repeal of certain duties on malt, on female servants, on carts and waggons, on houses, and on candles. Nach: J. M. Lauderdale: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richesse publique, et sur les moyens et les causes qui concourent à son accroissement.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E. Lagentie de Lavaîsse. Paris 1808）。——444—446。

　　《评理查·琼斯的〈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伦敦版》，载于1831年8—12月《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第54卷第107期（Rezension zu: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n the sources of taxation. By the Rev. Richard Jones, London 1831. In: 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 August to December 1831. Nr. 107. Art. 4. Vol. 54）。——882。

　　《评斯蒂贝林先生〈论资本密集对工资和劳动剥削的影响〉》，载于1887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5年卷第3期（Bemerkung zu dem Aufsatze des Herrn Stiebeling: “Ueber den Einfluß der Verdichtung des Kapitals auf den Lohn und die Ausbeutung der Arbeit”.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5. 1887. H. 3）。——24。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Observations on certain verbal disputes in political economy, particularly relating to value, and to demand and supply. London 1821）。——204、213—214。

　　蒲鲁东，皮·约·——见巴师夏，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引自欧·福尔卡德《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载于1848年《两大陆评论》（巴黎）第18年卷新辑第24卷（Proudhon, P.-J.: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Premier mémoire. Paris 1841. Nach: E. Forcade: La guerre du socialisme. 2. L’économie politique revolutionnaire et sociale.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 année. Nouv. sér. T. 24. Paris 1848）。——955—956。

　　普赖斯，理·《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第2版（Price, R.: An appeal to the public, on the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debt. 2. ed. London 1772）。——445。

　　普赖斯，理·《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第2版（Price, R.: 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 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 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 on the method 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 and on the national debt. 2. ed. London 1772）。——445。

　　普林尼《博物志》。引自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Plinius: Naturalis historia. Nach: Dureau de la Malle: Économie politique des Romains. T. 1. Paris 1840）。——118。

　　Q

　　琼斯，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伦敦版（Jones, R.: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the sources of taxation. London 1831）。——860。

　　琼斯，理·《1833年2月27日在伦敦国王学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大纲》1833年伦敦版（Jones, R.: An introductory lecture on political economy, delivered at King’s College. London, 27th February 1833. To which is added a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lectures on the wages of labor. London 1833）。——295。

　　S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两卷集）1817年巴黎第3版第1卷（Say, J.-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3. éd. T. 1. 2. T. 1. Paris 1817）。——311。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1819年巴黎修订及增订第4版第2卷。引自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4. éd., corr. et augm. T. 2. Paris 1819. Nach: D. Ricardo: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952。

　　塞克斯比，爱·《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1657年版（Sexby, E.: Killing no murder. O. O. 1657）。——105。

　　桑巴特，韦·《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批判》，载于1894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柏林）第7卷第4期（Sombart, W.: Zur Kritik des ökonomischen Systems von Karl Marx. In: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 Berlin. B. 7. H. 4. 1894）。——1012。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第2版

　　（Cherbuliez, A.: Richesse ou pauvreté. Exposition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e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2. éd. Paris 1841）。第1版1840年以《富人或穷人》（Richeu ou pauvre）为书名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178。

　　圣西门，昂·《新基督教》1825年巴黎版（Saint-Simon, H.: Nouveau christianisme. Dialogues entre un conservateur et un novateur. Premier dialogue. Paris 1825）。——684。

　　施米特，康·《平均利润率和马克思的价值规律》，载于1892—1893年《新时代》

　　（斯图加特）第11年卷第1册第3—4期（Schmidt, C.: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und das Marx’sche Wertgesetz.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11. 1892—1893. B. 1. H. 3—4）。——17。

　　施米特，康·《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1889年斯图加特版（Schmidt, C.: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lage des Marx’schen Werthgesetzes. Stuttgart 1889）。——15—17。

　　施米特，康·《〈资本论〉第三卷》，载于1895年2月25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柏林）第4年卷第22期（Schmidt, C.: Der dritte Band des “Kapital”. In: 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 Berlin. Jg. 4. H. 22. 25. Februar 1895）。——1013。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Storch, H.: Considération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 Paris 1824）。——959、964。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六卷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 1—6. T. 1—2. St.-Pétersbourg 1815）。——204、742、936、959。

　　斯蒂贝林，乔·《价值规律和利润率》1890年纽约版（Stiebeling,G.: Das Werthgesetz und die Profitrate. Leichtfaßliche Auseinandersetzung einiger wissenschaftlicher Fragen. Mit einem polemischen Vorwort. New York 1890）。——25。

　　斯蒂贝林，乔·《论资本密集对工资和劳动剥削的影响》，载于188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4年卷第11期（Stiebeling, G.: Ueber den Einfluß der Verdichtung des Kapitals auf den Lohn und die Ausbeutung der Arbeit. In: 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 4. 1886. H. 11）。——24。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两卷集）1776年伦敦版（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2 vols. London 1776）。——159、265、366、534、694、850、868、874—876、889、936、954。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第1—3卷（Smith,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 nouv., 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s; par G. Garnier. T. 1—5. T. 1—3. Paris 1802）。——220、431、694。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48年阿伯丁—伦敦版（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memoir of the author’s life. Complete in 1 vol. Aberdeen, London 1848）。——366、369、534。

　　斯密斯，爱·《把纯租当做永恒收入的错误观点》1850年伦敦版（Smith, E.: The error mistaking net rental for permanent income. London 1850）。——108。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3 vols. Vol. 1. Dublin 1770）。第1版1767年在伦敦出版。——888。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五卷集）1789年巴黎版第4卷（Steuart, J.: Recherche des principe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ou essai sur la science de la police intérieure des nations libres. T. 1—5. T. 4. Paris 1789）。第1版1767年在伦敦出版。——409。

　　T

　　塔克特，约·德·《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两卷集）1846年伦敦版第1卷（Tuckett, J. D.: A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state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including the progress of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Vol. 1. 2. Vol. 1. London 1846）。——680。

　　梯也尔，路·阿·《财产论》1848年巴黎版（Thiers, L. A.: De la propriété. Paris 1848）。——704。

　　梯也尔，路·阿·《1848年7月26日在国民议会反对蒲鲁东的演说》，载于《国民议会会议记录》1849年巴黎版第2卷（Thiers, L. A.: Rede in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gegen Proudhon am 26. Juli 1848. In: Compte rendu des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Exposés des motifs et projets de lois présentés par le gouvernement; rapports de MM. les représentants. T. 2. Du 17 Juin ou 7 Août 1848. Paris 1849）。——704。

　　《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论政府干涉苏格兰现存银行制度的危险》，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The currency theory reviewed; in a letter to the Scottish people on the menaced interference by government with the existing system of banking in Scotland. By a banker in England. Edinburgh 1845）。——457—458、468、493、494、535、589。

　　《同印度的贸易。曼彻斯特［通讯］，1847年11月24日星期三》，载于1847年11月24日《曼彻斯特卫报》（The trade with India. ［Korrespondenz aus:］ Manchester, Wednesday, November 24, 1847. In: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24. November 1847）。——461。

　　图恩，阿·《下莱茵的工业及工人》（两卷合订本）1879年莱比锡版第2卷：《贝格地区的工业》（Thun, A.: Die Industrie am Niederrhein und ihre Arbeiter. Zwei Theile in einem Bande. Th. 2: Die Industrie des bergischen Landes. Solingen, Remscheid und Elberfeld-Barmen. Leipzig 1879）。——1020。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年》（两卷集）1838年伦敦版第2卷（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preceded by a brief sketch of the state of the corn trade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In 2 vols. Vol. 2. London 1838）。——415、549。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附通货问题概述》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urrency question, and remark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 London 1848）。——404。

　　图克，托·《通货原理研究，通货与价格的关系》1844年伦敦第2版（Tooke, Th.: 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 the connection of the currency with prices, and the expediency of a separation of issue from banking. 2. ed. London 1844）。——397、416、452、455、497、501—502、955。

　　图克，托·/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两卷集），载于《价格史。1792年到现在》1857年伦敦版第5、6卷（Tooke, Th./W. Newmarc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during the nine years 1848—1856. In 2 vols.; forming the 5. and 6. vol. of the History of prices from 1792 to the present time. Vol. 5. 6. London 1857）。——912。

　　托克维尔，亚·《旧制度和革命》1856年巴黎版（Tocqueville, A.: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Paris 1856）。——908。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Torrens, R.: 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With an app., 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re applied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is country. London 1821）。——46、122。

　　托伦斯，罗·《论1844年银行法的实施对商业信贷的影响》1847年伦敦第2版（Torrens, R.: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 as it affects commercial credit. 2. ed. London 1847）。——396。

　　W

　　万萨德，皮·德·《法国劳动和劳动者的历史》1845—1846年巴黎版第1、2卷（Vinçard, P. -D.: Histoire du travail et des travailleurs en France. T. 1. 2. Paris 1845—1846）。——889。

　　威斯特，爱·《谷物价格和工资，并论斯密博士、李嘉图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关于这些问题的学说》1826年伦敦版（West, E.: Price of corn and wages of labour, with observations upon Dr. Smith’s, Mr. Ricardo’s, and Mr. Malthus’s doctrines upon those subjects; and an attempt at an exposi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fluctuation of the price of corn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London 1826）。——743。

　　威斯特，爱·《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牛津大学学院一研究员著，1815年伦敦版（West, E.: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capital to land, with observations shewing the impolicy of any great restriction of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and that the bounty of 1688 did not lower the price of it. By a fellow of University College, Oxford, London 1815）。——270、743。

　　韦克菲尔德，爱·吉·《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两卷集）1833年伦敦版（Wakefield, E. G.: England and America. A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 In 2 vols. London 1833）。——856、870。

　　韦里，彼·《政治经济学研究》，附乔·里·卡尔利的注释，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彼·库斯托第编，1804年米兰版第15卷（Verri, P.: Meditazioni sulla economia politica. con annotazioni di G. -R. Carli.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rsg. P. Custodi. Parte moderna. T. 15. Milano 1804）。——311。

　　沃尔顿，阿·《从诺曼人征服到目前为止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土地占有史。献给联合王国国民》1865年伦敦版（Walton, A.: History of the landed tenure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the Norman conquest to the present time, dedicated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1865）。——700—701。

　　沃尔弗，尤·《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载于1891年《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耶拿）第3辑第2卷（Wolf, J.: Das Rätsel der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bei Marx. In: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 3. Folge. B. 2. Jena 1891）。——19、20。

　　沃尔弗，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1892年斯图加特版（Wolf, J.: Sozialismus und 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sordnung. Kritische Würdigung beider als Grundlegung einer Sozialpolitik. Stuttgart 1892）。——24。

　　X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eonard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 Ashworth, Mr. Thomp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41、53。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两卷集）1827年巴黎第2版（Sismondi, J.-Ch.-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s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2. éd. T. 1. 2. Paris 1827）。——540、908。

　　休耳曼，卡·迪·《中世纪城市》（四卷集）1826—1827年波恩版第1、2卷（Hüllmann, K. D.: Städtewesen des Mittelalters. Th.1—4. Th. 1. 2. Bonn 1826—1827）。——354、356、675—676。

　　休谟，大·《论利息》，载于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64年伦敦新版第1卷《道德、政治和文学概论》（Hume, D.: Of interest. In: Hume: 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 A new ed. Vol. 1. 2. Vol. 1: Containing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London 1764）。——422。

　　Y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ristoteles: De republica libri VIII et economica. Politica. In: Opera. Ex rec. I. Bekkeri. T.10. Oxonii 1837）。——43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原文依据伊·贝克尔文本作了新的校订并译成德文，另附完整的考证资料和译者阿·施塔尔编制的人名索引，1839年莱比锡版（希腊文德文对照）（Aristoteles: Politik in acht Büchern; Der Urtext nach I. Bekkers Textesrec. auf’s Neue berichtigt und in’s Deutsche übertr., so wie mit vollst. krit. Apparate und einem Verz. der Eigennamen vers. von A. Stahr. Leipzig 1839. Text: griech., dt.）。——432。

　　《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A prize essay on the comparative merits of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London 1834）。——1000。

　　伊文思，戴·莫·《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咖啡馆概述》1845年伦敦版（Evans, D. M.: The city; or, the physiology of London business; with sketches on exchange, and at the coffee houses. London 1845）。——438。

　　《银行信用，或对信用银行有效性和可靠性的研究。乡绅和伦敦商人的一次对话》。引自约·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1848年伦敦第3版第1卷第39—40页（Bank Credit; or the Usefulness and Security of the Bank of Credit examined, in a Dialogue between a Country Gentleman and a London Merchant. Nach: J. Francis: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 3. ed. Vol. 1. London 1848. P. 39—40）。——683。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学。附英国各工厂使用的各种机器的描述》，译文经作者审定，1836年巴黎版第1卷（Ure, A.: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 de la laine, du lin et de la soie, avec la description des diverses machines employées dans les ateliers anglais. Trad. sous les yeux de l’auteur. T. 1. 2. T. 1. Paris 1836）。——95、119、434。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修订第2版（Ure, A.: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2. ed. corr. London 1835）。——95、119。

　　约翰斯顿，詹·芬·韦·《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两卷集）1851年爱丁堡—伦敦版第1卷（Johnston, J. F. W.: Notes on North America, agricultural, economical, and social. In 2 vols. Vol. 1. Edinburgh, London 1851）。——696、697、755、757。

　　Z

　　张伯伦，休·《建议设立一种普通银行：这个银行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英格兰农业银行》1695年伦敦版（Chamberlain, H.: A proposal for erecting a general bank. Which may be fitly called the Land Bank of England. London 1695）。——680。

　　张伯伦，休·《有益的反思——关于简要说明拟议中的英格兰银行的小册子。附张伯伦医师对他设想的银行的简单描述》1694年伦敦第2版（Chamberlain, H.: Some useful reflections upon a pamphlet called a brief account of the intended Bank of England, whereunto is annexed a short description of Doctor Chamberlain’s bank. 2. ed. London 1694）。——680。

　　张伯伦，休·《住在埃塞克斯街的休·张伯伦医师的建议：设立给予农村可靠的活期贷款的银行，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使贸易和商业的利益不减少》1695年伦敦版（Chamberlain, H.: A Proposal by Dr. Hugh Chamberlain, in Essex-Street, for a bank of secure current credit to be founded upon land, in order to the general good of landed men, to the great increase of the value of land, and the no less benefit of trade and commerce. London 1695）。——680。

　　《租佃权法案。1853年》（Pächterentschädigungsbill. 1853）。——706。

　　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D

　　《调查商业危机原因的上院秘密委员会证词记录。1857年》（Minutes of Evidence, taken before the Secre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of Distress etc. 1857）。——465、644。

　　G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截至184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6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5. London 1846）。——140。

　　—《截至184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6. London 1847）。——140、141。

　　—《截至184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8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7. London 1848）。——141—142。

　　—《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8. London 1849）。——92、123。

　　—《截至184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49. London 1849）。——142。

　　—《截至1849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49. London 1850）。——142。

　　—《截至185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0. London 1850）。——125、143。

　　—《截至1850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1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0. London 1851）。——139、143。

　　—《截至185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1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1. London 1851）。——139。

　　—《截至1852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2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2. London 1852）。——112—114。

　　—《截至1853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3. London 1853）。——143。

　　—《截至185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3. London 1854）。——143。

　　—《截至1854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4. London 1854）。——143。

　　—《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 London 1856）。——104。

　　—《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8. London 1858）。——91、137—138。

　　—《截至185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9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59. London 1859）。——144。

　　—《截至1859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9. London 1860）。——144。

　　—《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0. London 1860）。——144。

　　—《截至1860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0. London 1860）。——144。

　　—《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1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1. London 1861）。——106、145、146。

　　—《截至1861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2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1. London 1862）。——145、146。

　　—《截至1862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2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2. London 1862）。——106、147。

　　—《截至1862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2. London 1863）。——92、117、145—148。

　　—《截至1863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3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3. London 1863）。——148。

　　—《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63. London 1864）。——104、115—116、125、145—153。

　　—《截至1864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4年伦敦版（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64. London 1864）。——146、150—151。

　　《公共工程法令。1863年》（Public Works Act. 1863）。——149。

　　《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附附录》1864年伦敦版（Public health. Sixth report of the medical officer of the Privy Council. With app. 1863. London 1864）。——106—111。

　　《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1、2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11月23日刊印，1814年伦敦版（Reports respecting grain, and corn laws. Viz.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from The Lords Committee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state of the growth, commerce, and consumption of grain, and all laws relating thereto;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3. November 1814. London 1814）。——707。

　　《关于每一季度末拨给委员们一定量的款项用来减少国债的法令（乔治三世二十六年第31号）》。引自詹·梅·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1808年巴黎版（An act for vesting certain sums in commissioners, at the end of every quarter of a year, to be by them applied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national debt. Anno vicesimo sexto Georgii III regis, cap. 31. Nach: J. M. Lauderdale: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richesse publique. Paris 1808）。——446。

　　K

　　《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42年4月21日刊印，1842年伦敦版。引自1842年7—10月《威斯敏斯特评论》（伦敦）第38卷（First report of the Children’s Employment Commissioners: Mines and collierie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21 April 1842. London 1842. Nach: The Westminster Review. London.Vol. 38. Juli to Oktober 1842）。——103。

　　M

　　《煤矿事故。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5月3日的质询摘要》，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6日刊印（Coal mine accidents. Abstract of return to an address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 dated 3 May 1861.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6 February 1862）。——103。

　　S

　　《商业危机秘密委员会第1号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6月8日刊印，1848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from the secret committee on commercial distress.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8 June 1848. London 1848）。——9、11、455、461、462—466、469—472、513、531、536、550—552。

　　《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调查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以及随时能兑现的银行券发行管理法对该阶级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1857年重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cre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appointed to inquire into the causes of the distress which has for some time prevailed among the commercial classes, and how far it has been affected by the laws for regulating the issue of bank notes payable on demand.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n app.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8 July 1848. Reprinted,1857. London 1857）。——11、459、462—463、465、466、474、579、594—599、610—612、615—616、626、627、631—634、636、644。

　　《上院血汗制特别委员会第1号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88年8月11日刊印，1888年伦敦版（First 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on the sweating system.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ppendi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1 August 1888. London 1888）。——374。

　　W

　　《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1814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petitions relating to the corn laws of this Kingdom. Together with the minutes of evidence, and an app. of accounts.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26 July 1814. London 1814）。——707。

　　Y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30 July 1857. Pt. 1. 2. London 1857）。——12、378、407、466、471—472、474、477—483、486—492、509、549、558、562、566、568、576—578、587—588、590、593、596—599、602—612、614—616、622—626、630—632、634—636、638、641、642、645—649、651—652、654—662、877。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8年7月1日刊印，1858年伦敦版（Report from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bank acts. Together with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mmittee, minutes of evidence, app. and index. Ordered,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to be printed, 1 July 1858. London 1858）。——12、407、537—538、549、562—563、565、593—595、640。

　　《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1年》1862—1863年伦敦版（Census of England and Wales for the year 1861. London 1862—1863）。——701。

　　文学著作

　　A

　　奥维狄乌斯《变形记》。——922。

　　B

　　巴尔扎克《农民》。——47。

　　G

　　歌德《浮士德》。——443。

　　H

　　海涅《〈罗曼采罗〉后记》。——1012。

　　海涅《自白》。——1011。

　　海涅《宗教辩论》。——611。

　　贺拉斯《书信集》。——226、700。

　　T

　　《泰斯维斯—钟托夫》。——611。

　　忒伦底乌斯《安德罗斯岛的姑娘》。——249。

　　X

　　席勒《人质》。——923。

　　圣经

　　—《旧约全书·民数记》。——1012。

　　—《旧约全书·以赛亚书》。——369。

　　—《新约全书·马可福音》。——670。

报刊索引

　　A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The Edinburgh Review, or Critical Journal）——英国的一家杂志，自由派的文学、政治刊物；1802—1829年在爱丁堡和伦敦出版。——882。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 Star）。——712。

　　G

　　《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und Statistik）——德国的一家经济学杂志，由布·希尔德布兰德创办，约·康拉德编辑出版，1863—1897年以半月刊形式在耶拿出版。——12、17、18、19、20、22。

　　J

　　《技艺协会和联合会机关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英国的一家周报，1852年在伦敦创办，主要刊登技艺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709。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402、447、449、494、497、563—564、612、622、638、649、662—666。

　　K

　　《康拉德年鉴》——见《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

　　《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Nuova Antologia di scienze, lettere ed arti）——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杂志；1866—1877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1878—1943年在罗马出版，每月两期。——20、1007。

　　L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法国的一家历史、政治、文学、艺术和经济学问题的半月刊；1828—1944年在巴黎出版。——452、956。

　　M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461。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威·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亨·约·林肯、总编辑约·鲁滨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斯·霍奇森。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一，另一个所有者为赛·莫利；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410、537、615。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433。

　　《农业、工业、商业、文学、政治、艺术评论》（La Rassegna Agraria, Industriale, Commerciale, Litteraria, Politica, Artistica）——意大利的一家双周刊，1892—1895年在那不勒斯出版。——1011。

　　S

　　《社会改革》（La Riforma Sociale）——意大利的一家自由派月刊，1894年起在都灵和罗马出版。——1011。

　　《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德国一家进步的政治经济杂志，出版人是亨·布劳恩，1892—1903年在蒂宾根和柏林以季刊形式出版。——1012。

　　《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刊，1892—1895年由亨·布劳恩在柏林出版；1895年同《社会实践报》（Blätter für Soziale Praxis）合并后改名为《社会实践》（Soziale Praxis）。——1012。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 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497。

　　X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Die Neue Zeit. Revue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chen Leben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出版，每月一期，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一期；1883—1917年10月由卡·考茨基担任编辑，1917年10月—1923年秋由亨·库诺担任编辑，从90年代初起，弗·梅林为该杂志撰稿；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帮助杂志编辑部端正方向，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在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杂志开始经常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17、24、1003。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

（资本论手稿选编）

目录

  相关作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0卷（1857-1858经济学手稿前半部分）
\n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8-001　　第八卷说明
MEA8-002　　《资本论》手稿选编
MEA8-003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
MEA8-004　　［M—1］A. 导言
MEA8-005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MEA8-006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MEA8-007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MEA8-008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MEA8-009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MEA8-010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
MEA8-011　　［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MEA8-012　　［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性质］
MEA8-013　　［资本的历史使命］
MEA8-014　　［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MEA8-015　　［资本的二重倾向：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
MEA8-016　　［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
MEA8-017　　［异化劳动和资本。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原始积累］
MEA8-018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8-019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8-020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8-021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8-022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8-023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8-024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8-025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8-026　　［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
MEA8-027　　［剥削社会中的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
MEA8-028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
MEA8-029　　［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
MEA8-030　　［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
MEA8-031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摘选
MEA8-032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选
MEA8-033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
MEA8-034　　［危机问题］
MEA8-035　　［V—190］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V—190］（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MEA8-036　　［V—190］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V—190］（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MEA8-037　　［V—190］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V—190］（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MEA8-038　　［V—190］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V—190］（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MEA8-039　　［V—190］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V—190］（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MEA8-040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
MEA8-041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
MEA8-042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
MEA8-043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44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45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46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47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48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49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50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51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52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53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MEA8-054　　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摘选
MEA8-055　　《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摘选
MEA8-056　　［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MEA8-057　　［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MEA8-058　　［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MEA8-059　　［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MEA8-060　　第二册［第I稿］ 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
MEA8-061　　第二册［第I稿］ 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
MEA8-062　　第二册［第I稿］ 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
MEA8-063　　第二册［第I稿］ 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
MEA8-064　　第二册［第I稿］ 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
MEA8-065　　第二册［第I稿］ 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
MEA8-066　　第二册［第I稿］ 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
MEA8-067　　人名索引
MEA8-068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EA8-069　　文献索引
MEA8-070　　报刊索引

第八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节选了马克思的三部经济学手稿，即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5年手稿的重要内容，作为对《资本论》的理论观点的补充和阐发。

　　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付出了毕生的精力。1857年7月—1858 年6月，他写了一部50印张的手稿，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附有一篇总的《导言》。这部手稿被认为是《资本论》的第一稿。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了23个笔记本的手稿，共计200印张。这部手稿被认为是《资本论》的第二稿。1862年马克思决定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发表自己的著作。1863年8月—1865年底，他分别写了《资本论》三册的手稿：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第I稿）《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态》。这部手稿被认为是《资本论》的第三稿。

　　本卷从1857—1858年手稿中摘选13个片断，并全文收入附在这部手稿中的《导言》。马克思在《导言》中详细地论述了他所从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分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则把生产提到首位，指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是出发点和决定因素，因此，政治经济学应当主要研究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马克思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马克思批判地分析和借鉴经济学史上有关建立经济学体系的方法，创立了自己构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方法以现实为依据，从简单的抽象规定开始，逐步上升到越来越具体的规定，从而在理论上使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发展过程得到科学的说明和再现。马克思还阐发了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文学艺术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在本卷摘选的1857—1858年手稿的13个片断中，马克思论述了人的历史发展的三种社会形式：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等等；剖析了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本质和矛盾；评述了机器体系的发展及其应用的重大意义；阐明了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生产力；还预测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征。

　　本卷从1861—1863年手稿中摘选了4个片断。在论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片断中，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生产劳动问题不能只从物质生产的内容来考察，而应从社会形式即一定的社会关系来考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是指和资本相交换并为资本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灭亡后，当工人创造的价值超过自己消费的价值而有余额时，这种劳动就是真正的生产劳动。在论述危机问题的片断中，马克思对经济危机作了系统的阐述，揭示了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存在的危机可能性怎样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为现实的过程。在论述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的片断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机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它对社会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科学的应用、机器的发明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最终会引起工人生活方式的改变。他论述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在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印刷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为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在论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的片断中，马克思具体论述了未来社会中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问题，指出在未来社会中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

　　本卷从1863—1865年手稿中选收了起初为《资本论》第一卷而写但后来未收入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章原是《资本论》第一册的总结和向第二册的过渡。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论述了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和作为资本前提的商品相比所具有的许多新的特点，指出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量是资本的转化形式，这个商品量的价值能否实现是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否实现的条件。本卷还摘录了未收入《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二册第I稿中论述流通和再生产问题的片断。在这里，马克思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可变因素”，指出固定资本、劳动力、科学等等都是再生产过程中的“可变因素”，只要充分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力，即使不追加投资，再生产的扩大也是可能的。马克思还分析了再生产过程中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互相影响和互为前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指出它们彼此具有平行性、相继性和循环的关系。这些理论是对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补充。

　　本卷引文出处中的［P.］、［B.］、［L.］、［Zh.］，分别指马克思的《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伦敦笔记》、《引文笔记》。

《资本论》手稿选编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

［M—1］A. 导言¹

1 　《导言》是马克思为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总的导言”。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手稿。马克思在《导言》中详细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并列起来，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往往把分配提到首位，当做政治经济学的首要研究对象。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马克思认为生产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他把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指出他研究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他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统一和相互作用，指出它们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生产是出发点和决定因素，而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另一种表现。马克思还仔细地考察了经济学史上经济学家们建立理论体系的方法，批判地吸收了他们的积极成果，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创立了自己构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方法以现实为依据，从简单的抽象规定开始，逐步上升到越来越具体的规定，从而在理论上使客观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内部联系得到科学的说明和再现。马克思说，只有这种方法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发展进程总的说来是同现实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马克思还说明了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文学艺术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导言》写于1857年8月下旬，在稿本上标明字母“M”，并附有日期：“1857年8月23日”。马克思在8月底中断了写作。他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序言中关于《导言》写道：“我把已经起草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8页）
在稿本“M”的封面上，马克思除了注明日期和“写于伦敦”之外，还写明了《导言》的标题目录。在这个目录上，《导言》的分节标题与《导言》正文中相应的标题略有不同。写在稿本“M”封面上的目录如下：“A. 导言（1）生产一般
（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4）生产资料（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导言》的这些标题比《导言》正文中某些节的标题更确切地反映出《导言》的逻辑结构，可以设想，这是马克思在起草了《导言》正文以后才写上的。《导言》最早的中译文是李一氓翻译的，收在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中。《导言》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上册（1979年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1995年版）。收入本卷的中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中文第2版的译文是在中文第1版译文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重新校订的。——5。

I.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²

2 　标题《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稿本“M”封面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的前两节，即《生产》一节（在稿本“M”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确切的标题《生产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I”，在《导言》往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和它相连接。——5。

1. 生产

　　（α）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³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⁴，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⁵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⁶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⁷，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和蒲鲁东⁸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M—3］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⁹），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

　　（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摆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这些要素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2）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¹⁰。要把这些在亚·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这种研究超出本题的范围，而这种研究同本题有关的方面，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M—4］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¹¹），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做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活的土地所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的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财产，（2）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对此要极简短地答复一下：

　　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而且还以对立的形式即无财产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却表明，共同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凯尔特人等等那里的共同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

　　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M—5］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做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3 　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做出发点的观点，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评注，1835—1839年伦敦版）一书的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3节。——5。
4 　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是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5。
5 　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这一术语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5。
6 　氏族（或部落）的原文是“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Gens）和“部落”（Stamm）两个概念。另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科学中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作为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层单位的意义。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新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于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氏族纽带的解体，才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全面阐述了这些新见解。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07页）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脚注（50a）。——6、51、65、123。
7 　政治动物原文是“Zϖου πολιτιχóυ”，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一篇开头给人下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中指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他并在该章脚注（13）中写道：“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9页）——6、147。
8 　法国经济学家弗·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都是庸俗经济学家，他们尽管在许多方面有所区别，但都主张“和谐论”，对经济关系的分析都是反历史的，说什么生产最初都是由孤立的个人进行的，然后才有分工、交换等，从而形成为社会。马克思在1857年写了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巴师夏和凯里》，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18页）。
至于皮·约·蒲鲁东，他在自己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中也坚持与巴师夏和凯里类似的错误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对蒲鲁东的这些错误理论，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一书中曾专门进行了分析批判，特别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开头,分析了蒲鲁东如何编造从孤立的个人开始进行交换等等，在第三节末尾则分析了蒲鲁东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谬论。——6。

[9]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1篇《生产》第1章，所加的标题就是《生产的要素》。——10。
10 　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篇第8章和第11章结束语。——10。
11 　关于生产不同于分配的内容，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25—26页。——11。

2. 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

　　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¹⁾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交换决定个人拿分配给自己的一份［M—6］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或者低于他们。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做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这样一种经济观点，即把分配当做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a）［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自然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形状和特性。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做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就是否定”¹²。

　　［M—7］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M—8］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1）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2）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3）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国民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M—9］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一点在经济学中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

　　（3）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做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只是由于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只是由于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上升为熟练技巧；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做需要创造出来。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¹³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例如，萨伊说，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如此。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他说，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¹⁴此外，把社会当做一个单一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M—9’］¹⁵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做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

　　那么，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处于生产之外呢？

　　（b）［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开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因此，利息和利润本身，就它们作为资本增长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生产本身的要素来说，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的分配形式［M—10］——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劳动一般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

　　因此，像李嘉图那样一些经常被人责备为只看到生产的经济学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¹⁶因为他们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于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做］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劳动像社会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M—11］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做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地产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

　　［M—12］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同样也可以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例如，蒙古人根据他们生产即放牧的特点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因为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放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行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地产的积聚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掠夺生活。但是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掠夺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的方式。例如，掠夺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掠夺一个游牧民族一样。

　　在奴隶的场合，生产工具直接被掠夺。但在这种情况下，掠夺奴隶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使用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¹⁷）。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地产同社会生产处于和谐中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地产，但经营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地产就被革命打碎了。但是，土地分成小块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财产却又积聚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规定。

　　［M—13］（c）最后，交换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第一，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¹⁸，不仅从它的组织方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1) 原手稿中是“人”。——编者注
12 　规定就是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他在1674年6月2日给别人的信中用这一命题来表示“限定就是否定”（见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1674年6月2日致雅·耶勒斯）。马克思此处是按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来援引的，强调任何一个有规定的存在，即任何“某物”，内部都固有否定的要素。见《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180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逻辑学》第1部《客观逻辑》第1编《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117页（《黑格尔全集》第3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33年柏林版第294页（《黑格尔全集》第13卷）。——14。
13 　社会主义美文学家，指的是这样一些庸俗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卡·格律恩，以及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有关的内容，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第4节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末尾。——17。
14 　对让·巴·萨伊和安·卡·施托尔希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观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70—272页上作了专门的评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81—85页）。——18、94。
15 　在这一页上，马克思标重了页码，结果出现了两个［M—9］。——18。
16 　大·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19。
17 　这里除了指南美洲之外，可能还包括美国南部各州。——22。
18 　马克思所说的“所谓实业家之间（zwischen dealers und dealers）的交换”，指的是亚·斯密把整个流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领域是只在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另一个领域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个人之间的流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83b页上直接摘录了斯密这一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06—107页）。——23。

［M—14］3.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M—15］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做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¹⁹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做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M—16］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²⁰。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做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²¹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做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做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做产品一般，看做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做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M—17］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例如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其次，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M—18］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M—19］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这样就规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M—20］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²²）（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19 　关于黑格尔把占有看做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见他的《法哲学原理》第40、45、49—52节。——26。
20 　关于秘鲁被西班牙征服以前不存在任何货币的材料，马克思采自美国历史学家威·希·普雷斯科特的著作《秘鲁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1850年伦敦第4版第1卷第147页。马克思从这一著作第1卷所作的摘录，包含在马克思1850—1853年期间在伦敦写的经济学摘录笔记（简称《伦敦笔记》，下同）的第XIV笔记本中。
《伦敦笔记》是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侨居伦敦重新研究经济学时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作的经济学摘录笔记，写于1850年9月至1853年8月期间，共24个笔记本，总共1250页（超过100印张），其中共摘录了三百多部著作和众多的报刊资料。这些资料后来经过进一步加工，被应用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写作中。——27。

[21]　马克思在1857年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较多地谈到了军队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了货币在军队中的发展。——27、117。
22 　皮·约·蒲鲁东的观念顺序的历史，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特别是第1卷第145—146页，马克思曾摘录并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方法》中的《第一个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还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39—24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9—40页）。——32。

［M—21］4. 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²³，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²⁴。（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3）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

　　（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1）²⁵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M—22］我们例如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²⁶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²⁷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²⁸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卡·马克思写于1857年8月下旬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1902—1903年《新时代》第21年卷第1册第23—25期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分册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2卷翻译

23 　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来看，他在1852—1853年期间阅读并在他的第XIX、XX和XXI笔记本中做了摘录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1）威·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1850年莱比锡版第1部，1851年莱比锡版第2部；（2）威·德鲁曼《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3）古·克列姆《人类文化通史》1847年莱比锡版第6卷，1849年莱比锡版第7卷。——33。
24 　这里指以德国历史学家莱·冯·兰克为代表的学派，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政治史和外交史，声称对外政策高于国内政策，忽视社会关系的历史，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
兰克（1795—1886）的观点是在哲学唯心主义和新教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兰克的观点，宗教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体现在国家中的政治思想。他的历史观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欧洲中心论。——33。

[25]　这个（1）的内容没有写完，马克思还打算在其中谈论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但未能实现。在写完对希腊艺术的评论以后，马克思随即中断了《导言》的写作，因而也没有写以后各点。——34。
26 　曼彻斯特的罗伯茨公司，是英国发明家理·罗伯茨从1843年起主持生产各种工具、机器和机车的公司。罗伯茨是19世纪机械方面的发明家之一，自动走锭纺纱机就是他发明的。——35。
27 　动产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埃·贝列拉和伊·贝列拉兄弟俩于1852年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及参与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其他各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另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其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当时这一反动时期特有的产物。在这个时期，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国家也效仿动产信用公司纷纷建立类似的机构。——35。
28 　印刷所广场（Printing House Square）是伦敦一个不大的广场，英国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所在地，因此印刷所广场也就成了以优秀报业组织闻名于19世纪中叶的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的代名词。——35。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²⁹

29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是《资本论》的最初草稿，被称为《资本论》第一稿。这部手稿篇幅巨大，总计50印张以上，在《资本论》创作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第一个里程碑。马克思在1858年11月12日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67页）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实现了他一生中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手稿的内容十分丰富，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资本论》中许多基本原理的制定过程和对一些原理的详细阐释，还可以看到《资本论》中没有包括的许多精辟思想。本卷从这部手稿中摘选了13个片断作为对《资本论》理论的补充和阐发，摘选的内容主要包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论述；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三种社会形式的论述；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本质和矛盾的分析；对机器体系的出现和应用所作的评价；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预测，等等。
这部手稿包含在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注明I—VII的七个手稿笔记本中。在最后的一个笔记本即第VII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认为是全部手稿的总标题，标题后面圆括号中的“1857—1858年手稿”，是后来出版这部手稿时编者加的，以便与其他年代写的同一标题的手稿相区别。手稿没有注明写作日期，据考证，很可能写于1857年第4季度—1858年5月底。这部手稿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它的结构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思想进程往往为各种插论所打断。手稿一开始是第二章《货币章》，内容是针对蒲鲁东主义者路·达里蒙的银行改革理论论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和货币的本质问题。接着是篇幅很大的第三章《资本章》，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三大部分。在手稿的最后一页上，马克思起草了第一章的开头，虽然这一章以《价值》为标题，但内容是分析商品问题的。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部手稿一直没有发表，1939—1941年才在莫斯科第一次用德文原文出版，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从此这部手稿就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闻名于世。这部手稿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6卷上下册（1979、1980年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31卷（1995、1998年版），中文第2版的译文是在中文第1版译文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2分册重新校订的。本卷各段摘录的中译文采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37。

［货币的产生和本质］³⁰

　　商品a＝1先令（即＝1/x银）；商品b＝2先令（即2/x银）。因此，商品b＝商品a的价值的两倍。a和b之间的价值比例是通过两者与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银相交换的比例得到表现的，而不是通过与一个价值比例相交换的比例得到表现的。

　　每一个商品（产品或生产工具）都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它的价值，即它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或其他商品与它相交换的比例，等于在它身上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例如，如果一个商品＝1小时劳动时间，那么，它就可以同都是1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整个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交换价值＝市场价值；实际价值＝价格。）

　　商品的价值和商品本身不同。商品仅仅在交换（实际的或想象的）中才是价值（交换价值）：价值不仅是这种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是这种商品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的指数，同时是这种商品在生产中已经与其他商品（物化劳动时间）相交换的比例的指数；价值是量上一定的［I—13］可交换性。例如，1码棉布和1升油，作为棉布和油来看，这些商品自然互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属性，要用不同的尺度来计量，是不可通约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因此全都可以按一定的量的比例互相计量和互相替换（互相交换，可以互相兑换）。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一本有一定价值的书和一个有同一价值的面包相交换，它们是同一价值，只是材料不同罢了。作为价值，商品按一定的比例同时是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

　　但是，因为商品——或者确切地说，产品或生产工具——和作为价值的自身不同，所以，作为价值，它和作为产品的自身不同。它作为价值的属性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同时取得一个和它的自然存在不同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商品作为价值彼此只是在量上不同，所以每种商品必然在质上和自身的价值不同。因此，商品的价值也必然取得一个在质上可以和商品区别的存在，并且在实际交换中，这种可分离性必然变成实际的分离，这是因为商品的自然差别必然和商品的经济等价发生矛盾，两者所以能够并存，只是由于商品取得了二重存在，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还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

　　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在它的自然存在中，它却不是这样。作为价值，商品无论经历多少形态变化和具有多少存在形式，都保持不变；在实际中，商品进行交换，只是因为它们不相同并且适合于各种不同的需要。作为价值，商品是一般的，作为实际的商品，商品是一种特殊性。作为价值，商品总是可交换的；在实际的交换中，只有当商品符合特殊的条件，商品才是可交换的。作为价值，商品的可交换性的尺度决定于商品本身；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正是这个商品换成其他商品的比例；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只有在和自己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并且和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可交换的。

　　（总之，当做货币的特殊属性列举的一切属性，都是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属性，是产品作为价值——不同于价值作为产品——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同商品本身并列的特殊存在，是货币；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它是一切商品向之转化，而本身又转化为一切商品的那种形式；是一般等价物。）

　　任何时候，在计算，记账等等时，我们都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把商品当做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象掉。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单纯的抽象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的中介，一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商品在其自然属性上，既不总是可交换的，也不是可同任何其他商品交换的；它可以和其他商品交换，并不是由于它和自身在自然上等同，而是由于它被设定³¹为和自身不等同，设定为和自身不同的东西，设定为交换价值。我们首先必须把商品转变为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然后才能拿这个交换价值和其他交换价值进行比较和交换。

　　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当两种商品互相交换时，每一种商品首先等于一个表现出它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例如，在西非海岸的某些黑人那里，等于x金属条块³²。一种商品＝1金属条块；另一种商品＝2金属条块。它们按照这个比例交换。在商品互相交换之前，先在头脑中和在语言上把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在商品相交换以前，就要对它们估价，而要对它们估价，就必须使它们彼此处于一定的数字比例中。要使它们处于这样的数字比例中，使它们可以通约，它们就必须具有同一名称（单位）。（金属条块具有一个单纯想象的存在，正如一般说来，一种关系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取得一个特殊的化身，才能使自身重新个体化。）为了抵偿在交换中一个价值超过另一个价值的余额，为了进行结算，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就像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中一样，要求用货币支付。

　　产品（或者活动）只是作为商品相交换；在交换本身中，商品只是作为价值而存在；只有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才进行比较。为了确定我用一码麻布能交换的面包的重量，我先使一码麻布＝自己的交换价值，也就是＝1/x劳动时间。同样，我使一磅面包＝自己的交换价值＝1/x或2/x等等劳动时间。我使每一个商品＝某个第三物；也就是说，［I—14］使它和自身不相同。这个第三物不同于这两种商品，因为它表现一种关系，所以它最初存在于头脑中，存在于想象中，正如一般说来，要确定不同于彼此发生关系的主体³³的那些关系，就只能想象这些关系。

　　当一种产品（或活动）成为交换价值时，它不仅转化为一定的量的比例，转化为比例数——也就是说，转化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表明若干量的其他商品和它相等，是它的等价物，或者说，它按什么比例是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而且同时还必须在质上转化，变为另一种要素，以便两种商品变成具有同一单位的名数，也就是说，变成可以通约的。

　　商品首先必须转化为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转化为某种在质上和它不同的东西（其所以在质上不同，（1）因为商品不是作为劳动时间的劳动时间，而是物化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不是处于运动形式，而是处于静止形式；不是处于过程形式，而是处于结果形式；（2）因为商品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只是和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而是一定的、自然规定的、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的劳动的一定结果），然后才能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量即一定的劳动量，和其他的劳动时间量即其他的劳动量相比较。

　　为了对产品进行单纯的比较——估价，为了在观念上决定产品的价值，只要在头脑中进行这种形态变化就够了（在这种形态变化中，产品单纯作为量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而存在）。在对商品进行比较时，这种抽象就够了；而在实际交换中，这种抽象又必须对象化，象征化，通过一种符号来实现。这种必然性的出现是由于：（1）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两个待交换的商品，是在头脑中转化为共同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从而互相进行估价的。但是，它们要在实际中进行交换，它们的自然属性就同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和单纯名数的规定发生矛盾。它们是不能够随意分割的，等等。（2）在实际交换中，总是特殊的商品和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每一个商品是否可交换，以及它可交换的比例怎样，要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等条件。

　　但是，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并不是使这个商品和一定的其他商品相等，而是表明这个商品是等价物，表明这个商品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在头脑中一下子就作出的这种比较，在实际中只是在一定的、由需要决定的范围以内实现的，并且只是相继实现的。（例如，我用100塔勒的收入，按照我的需要的顺序交换总共等于100塔勒交换价值的一系列商品。）

　　可见，要使商品一下子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并使它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作用，它只和一种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是不够的。商品必须和一个第三物相交换，而这第三物本身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象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因而，可以说，它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一张纸或一张皮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个可除部分。（这样一种象征是以得到公认为前提的；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象征；事实上，它只表现一种社会关系。）

　　这种象征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些可除部分，代表这样一些可除部分的交换价值：它们通过简单的算术组合，能够表现出各交换价值互相间的一切比例。这种象征，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是交换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的实现。（事实上，被用做交换中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商品的一个象征又可能代替这种商品本身。这种商品现在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

　　因此，过程简单地说是这样：产品成为商品，也就是说，成为单纯的交换要素。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为了使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相等，商品换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代表作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商品。然后，作为这种象征化的交换价值，商品又能够按一定的比例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由于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产品开始在头脑中取得了二重存在。这种观念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相分离的存在。

　　［I—15］可见，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在列举货币的通常的属性时，还要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表现这种象征的材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材料。社会的发展，在产生出这种象征的同时，也产生出越来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一种象征如果不是任意的，它就要求那种表现它的材料具有某些条件。例如，文字符号有自己的历史，拼音文字等等。）

　　这样，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出同产品并存的货币。因此，货币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乱和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的形式而消除的（尽管可以用较高级的货币形式来避免较低级的货币形式所具有的困难），同样，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才能认识到货币改革和流通革新可能改造生产关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界限。

　　货币的属性是：（1）商品交换的尺度；（2）交换手段；（3）商品的代表（因此是契约的对象）；（4）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所有这些属性都单纯来自货币是同商品本身相分离的和对象化的交换价值这一规定。（货币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货币的这种属性，使货币同时成为资本的已实现的和始终可以实现的形式，成为资本的始终有效的表现形式。这个属性在金银外流时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属性使资本在历史上最初只以货币的形式出现；最后，这个属性说明了货币和利息率的关系以及货币对利息率的影响。）

　　生产越是发展到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产品越是在实际上成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越是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那么，货币关系以及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产品同作为货币的自身的关系的内在矛盾就必然越是发展。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

　　（要详细说明一切关系转化为货币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义务兵制转化为雇佣兵制，总之，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纯粹的雇佣劳动。）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商品的这个货币属性作为货币同商品相脱离，取得了一个同一切特殊商品及其自然存在形式相分离的一般社会存在；产品对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的关系，成为产品对同它并存的货币的关系，或者说，成为一切产品对在它们全体之外存在的货币的关系。正像产品的实际交换产生产品的交换价值一样，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货币。

　　现在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货币同商品并存，是否从一开始就掩盖了随着这种关系本身而产生的矛盾？

　　第一，商品二重地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一方面商品作为一定的产品存在，而这个产品在自己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观念地包含着（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作为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货币）存在，而这个交换价值又抛弃了同产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切联系，——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I—16］矛盾。商品作为产品的特殊性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产生了二重设定商品的必要性，即一方面表现为这种一定的商品，另一方面表现为货币——商品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同商品的一般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商品的可交换性作为同商品并存的物存在于货币上，作为某种和商品不同的东西，不再和商品直接同一的东西而存在。一旦货币成为同商品并存的外在的物，商品同货币的可交换性马上就和可能出现或可能不出现的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受外部条件的支配。

　　在交换中要得到商品，是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由于需要（商品是需要的对象）。相反，要得到货币只是由于它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因此，商品是否能够转化为货币，是否能够同货币相交换，它的交换价值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本来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毫不相干的、不以它为转移的各种情况。商品转化的可能性取决于产品的自然属性；货币转化的可能性是和货币作为象征化的交换价值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商品在它作为产品的一定形式上，不再能同它的一般形式即货币相交换和相等同。

　　因为商品的可交换性是作为货币存在于商品之外，所以它就成为某种和商品不同的东西，对商品来说是异己的东西；商品还必须和这种东西等同，可见，商品最初是和这种东西不等同的；而等同本身取决于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是偶然的。

　　第二，正像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交换货币，货币交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性就终止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可能出现彼此不协调。固然，它们不断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在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是不断的平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

　　第三，随着买和卖的分离，随着交换分裂为两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互相独立的行为，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关系。

　　正像交换本身分裂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一样，交换的总运动本身也同交换者，商品生产者相分离。为交换而交换同为商品而交换相分离。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这个阶层只是为卖而买，只是为再买而卖，这种活动的目的，不是占有作为产品的商品，而只是取得交换价值本身，取得货币。（在单纯的物物交换中，也可能形成一个商人阶层。但是，因为他们支配的只是双方生产的剩余物，所以他们对生产本身的影响以及他们总的来说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完全次要的。）

　　交换价值脱离产品而在货币形式上独立化，与此相适应，交换（商业）则作为脱离交换者的职能而独立化。过去，交换价值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但是，商品交换的目的是直接占有所交换的商品，是消费这种商品（不论这种消费是把商品当做产品来直接满足需要，还是又把商品本身当做生产工具）。

　　现在，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由于交换的这种二重化——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协调。商人在交换中只受商品的买和卖之间的差额支配；而消费者则必须最终补偿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即商人阶层内部的交换，与流通的结局即商人阶层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尽管归根到底必然是互相制约的，但它们是由完全不同的规律和动机决定的，彼此可能发生最大的矛盾。在这种分离中已经包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因为生产是直接为了商业，只是间接为了［I—17］消费，所以生产既造成了商业同为消费而交换之间的不一致，同样又受这种不一致的影响。（供求关系完全颠倒。）（从真正的商业中又分离出货币经营业。）

　　警句。（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³⁴分工越发达，直接产品就越不再是交换手段。必须有一种一般交换手段，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不依赖于每一个人的特定生产的交换手段。在货币上，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开。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不是每一种物品都能和任何一种物品相交换，一定的活动只能和一定的产品相交换。货币所以能够克服物物交换中包含的困难，只是由于它使这种困难一般化，普遍化了。被强制分离的而本质上是同属一体的各要素，绝对必须通过暴力的爆发，来证明自己是一种本质上同属一体的东西的分离。统一是通过暴力恢复的。一旦敌对的分裂导致了爆发，经济学家就指出本质上的统一，而把异化抽象掉。他们的辩护才智就在于，在一切紧要关头忘记他们自己的规定。作为直接的交换手段的产品，（1）和自己的自然的质还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受这种质的各种方式的限制；例如，它可能变坏，等等；（2）和别人对这种产品或我对别人的产品有没有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一旦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受交换的支配，它们同自己的占有者分离的时刻也就来临。它们是否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从这种分离重新回到它们自己的占有者手中，这是偶然的。因为货币加入交换，我不得不用我的产品交换一般交换价值或一般交换能力，所以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不再是产品。）

　　第四，正像交换价值在货币上作为一般商品与一切特殊商品并列出现一样，交换价值因此也作为特殊商品在货币上（因为货币具有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其他一切商品并列出现。问题不仅在于，货币由于只存在于交换之中，因而作为一般交换能力同商品的特殊交换能力相对立，并且直接使后者消失，尽管如此，它同商品又应当始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样便产生了不一致；问题还在于，货币由于以下原因而同它本身以及它的规定发生矛盾：它本身是一种特殊商品（即使只是符号），因此在它同其他商品的交换中又受特殊交换条件的支配，这些条件是同它的绝对的一般可交换性相矛盾的。（这里还完全没有说到货币固定在一定产品的实体上，等等。）

　　交换价值除了在商品上的存在以外，还在货币上取得自身的存在，它之所以同自身的实体分离，正是因为这个实体的自然规定性同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规定发生了矛盾。作为交换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和其他商品等同（或可以相比较）（在质上：每一种商品只代表量上或多或少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这种等同，它们的这种统一，不同于它们的自然差别，从而在货币上，既表现为商品共同的要素，又表现为与商品相对立的第三物。但是，一方面，交换价值自然仍旧是商品固有的质，然而它同时却存在于商品之外；另一方面，货币不再作为商品的属性，不再作为商品的一般性质存在，而是与商品并列而个体化了，因此它本身成为一种与其他商品并列的特殊商品（可以通过供求来决定；分为各种特殊的货币，等等）。

　　货币成了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同时又不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货币虽然有它的一般规定，它仍然是一种与其他可交换物并列的可交换物。货币不仅是一般交换价值，同时还是一种与其他特殊交换价值并列的特殊交换价值。这里就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新的根源。（在货币经营业从真正的商业分离出来时，货币的特殊性质再次显现出来。）

　　由此可见，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商品相对立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I—18］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些困难；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换，就使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与生产者相对立而独立。

30 　这一片断写在手稿第I笔记本第12—18页上，属于《货币章》的内容，它集中地论述了货币的产生和本质以及货币的内在特点。本段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88—101页。——37。
31 　设定，被设定的（das Gesetzte）是黑格尔的哲学术语，指的是和无条件的、原初的、第一性的东西相区别的某种受制约的东西，不以本身为根据而以他物为根据的某种东西。关于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设定的东西，还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14—839页。——39。
32 　金属条块（bars）最初指铁块。马克思在下列一些作者的著作中读到过有关金属条块的论述：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326—327页；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6年伦敦版第112页。——39、61。
33 　“主体”这一术语，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马克思是在伊·康德以前的意义上使用的，即指宾词、属性、规定、特征、关系的担当者。——40。
34 　从马克思对《伦敦笔记》进行加工而形成的笔记《完成的货币体系》（1851年）第19页可以看出，“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这句话是从威·配第《政治算术》中概括出来的。——47。

［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性质］³⁵

　　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亚当·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³⁶，倒是历史的产物。

　　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³⁷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

　　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这种情况实际上同下述情况截然不同：个人或者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为家庭和氏族⁶（以后是共同体）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I—21］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见我的笔记本第XII本第34b页）³⁸。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见我的《经济学评论》第V（13、14）页）³⁹。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

　　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然性本身证明了两点：（1）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做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因此，正像前面谈到发行小时券的银行时看到的那样，设想在交换价值，在货币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那是再错误再荒谬不过的了。

　　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相互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不管这种统治和从属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这种联合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这一点在这里就不进一步论述了。）

　　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聚、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这些制度的簿记［I—22］至少可以使私人交换进行结算。虽然每个民族的私人利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等等。谁也不会因此认为，通过交易所改革就可以铲除对内或对外的私人商业的基础。但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我们已经看到，虽然交换价值＝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而货币又＝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种交换价值或货币关系中，包含着商品同它的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包含着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同货币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劳动货币形式直接创造商品的摹本的银行，是一种空想。因此，虽然货币仅仅是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而且只是由于这种交换价值要使自身在纯粹形式上确定下来的趋势，货币才得以产生出来，但商品却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的真凭实据，并不能在交换价值世界中充当商品的价格。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对于货币的一种形式——指货币充当交换手段（而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这里指的是货币表现为抵押品，一个人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商品，就必须把这种抵押品留在别人手里。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每一种别的抵押品对抵押品持有者可以直接作为抵押品来用，而货币对于他只作为“社会的抵押品”⁴⁰来用，但货币所以是这种抵押品，只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象征性的）属性；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

　　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普遍的统计等等的可能性。）

　　（此外，这应当在考察“价格、需求和供给”这些范畴时加以阐述。这里只须指出一点，在行情表上实际呈现出来的整个商业和整个生产的概况，事实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表明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I—23］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

　　比较代替了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

　　（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⁴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这里可以用单个人对科学的关系作例子。）

　　（把货币比做血液——“流通”一词为这种比喻提供了理由——这大体上就像梅涅尼·阿格利巴把贵族比做胃⁴²一样不正确。）

　　（把货币比做语言⁴³同样不正确。观念不是这样转化为语言：观念的特性消失了，而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就像价格同商品并存一样。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必须先从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可作较多的类比；但是这种类比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的异族性。）

　　（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就是说，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收买、普遍贿赂是一回事。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莎士比亚对货币就有过这样中肯的理解⁴⁴。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致富欲本身；其他的一切积累和积累欲，表现为自然发生的、有限的、一方面受需要、另一方面受产品的有限本性制约的东西（万恶的求金欲⁴⁵）。）

　　（货币制度的发展，显然已经以其他的一般发展为前提。）

　　如果考察的是产生出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它们的不发达程度与自身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叫做——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似乎是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I—24］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的自由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把它们全部加以克服。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

　　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一定的，只不过除掉一切错觉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当然，对于封建时代的“纯粹人的关系”等等的错觉，一刻也不能忘记：（1）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例如，从纯粹军事隶属关系到地产关系的发展就表明这一点；但是（2）由这些关系没落而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并列获得特殊的存在，即商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1）它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2）因而成为一般商品，它的自然特性消失了；（3）它的交换能力的尺度已经确定，即它与其他一切商品赖以相等的一定比例已经确定，它是作为货币的商品，而且不是作为货币一般，而是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的商品，因为，要表现交换价值的一切差别，货币必须是可以计数的，在量上是可分的。

　　货币，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转化成的共同形式，一般商品，其本身必须作为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并存，因为商品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必须用货币来计量，而且在实际交换中必须与货币相交换和相兑换。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留待其他地方去阐述。正像国家一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是交换的产物。

　　最初充当货币的商品——不是作为需要和消费的对象，而是为着用它再去交换其他商品而换进来的商品——是最经常地作为需要的对象换进来的，即进行流通的商品；因而能够最可靠地用来再去交换其他特殊商品；因而在当时社会组织下最能代表财富，是最普遍的供求的对象，并且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盐、毛皮、牲畜、奴隶。这样的商品在其作为商品的特殊形态上，实际上比其他商品更符合于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遗憾的是，德语中没有合适的词来表达denrée和marchandise的区别⁽¹⁾）。

　　商品的特殊有用性，不管是作为特殊的消费品（毛皮），还是作为直接的生产工具（奴隶），在这里给商品打上货币的烙印。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恰好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就是说，那种最不容易直接成为消费品或生产工具的商品反而最适于代表这一方面：它为交换本身的需要服务。在前一种［I—25］情况下，商品由于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而成为货币；在后一种情况下，商品由于充当货币而获得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特别适于充当货币。同时，它们构成从货币的最初形式开始的自然过渡。在生产和交换的略高一些的阶段上，生产工具比产品重要；而金属（起初是石块）是最初的和最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就在古代人的货币中扮演了重大角色的铜来说，充当生产工具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与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包括交换手段）的规定相适应的其他属性，在它身上还是结合在一起的。

　　以后，贵金属又从其他金属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不氧化等等，质地均匀等等，其次，贵金属更适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因为它们对消费和生产的直接有用性降低了，而它们由于稀少却能更好地代表纯粹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它们一开始就表示剩余，即财富最初表现的形式。而且人们更乐意用金属换金属，而不是换其他商品。

　　货币的最初形式是与交换和物物交换的低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货币更多地还是出现在它作为尺度而不是作为实际的交换工具的规定上。在这个阶段上，尺度还能够纯粹是想象的（不过在黑人那里，金属条块³²指的是铁）。（但贝壳等等更适于以金银为末端的那个系列。）

　　由于商品成为一般交换价值，结果交换价值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交换价值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一种特殊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而获得代表或象征它们的交换价值的特权，即成为货币的特权。一种特殊商品与一切商品的货币属性相对立，作为货币主体而出现——这是由交换价值自身的本质产生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货币的交换价值又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材料，脱离货币实体的存在，如纸币，但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权并没有消失，因为这种特殊的存在必须继续从这种特殊商品那里得到自己的名称。

　　因为商品是交换价值，所以它可以同货币交换，同货币相等。它同货币相等的关系，即它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是它转化为货币的前提。特殊商品同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即一定的商品量可以转化成的货币量，决定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的体现，商品是交换价值；在货币上，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份额，不仅被计量，而且包含在它的一般的、符合概念的、可以交换的形式中。货币是这样一种物质中介：交换价值隐藏在其中，从而取得了一种符合自己一般规定的形态。亚当·斯密说，劳动（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⁴⁶如果考察的是生产行为，那么这始终是正确的（就相对价值的规定来说，也始终是正确的）。在生产中，每个商品总是不断地同劳动时间相交换。

　　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一定份额的劳动时间不应当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产品上，而应当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产品上，即表现在与含有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一切产品相等和可以相兑换的那种特殊产品上；这种劳动时间不是包含在一种商品中，而是同时包含在一切商品中，因而包含在代表其他一切商品的一种特殊商品中。

　　劳动时间本身不能直接成为货币（换句话说，这等于要求每个商品直接成为它自己的货币），正是因为劳动时间（作为对象）实际上始终只是存在于特殊产品中：作为一般对象，劳动时间只能象征性地存在，它恰好又存在于被设定为货币的那种特殊商品中。劳动时间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的自然特殊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相隔绝）的交换对象而存在。然而，要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劳动时间又必须作为这样的交换对象而存在。正是劳动（从而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对象化，使劳动的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赋予商品以货币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又意味着有一个独立存在于商品之外的货币主体。

　　一定的劳动时间对象化在具有特殊属性并与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一定的特殊商品中；而作为交换价值，劳动时间必须对象化在这样一种商品中，这种商品只表现劳动时间的份额或量而同劳动时间的自然属性无关，因而可以变形为——即交换成——对象化着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任何商品。作为对象，它们必须具有这种一般性质，［I—26］而这种性质是与它们的自然特殊性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矛盾本身的对象化才能解决，即只有使商品成为双重的东西才行：一方面处于自己自然的直接形式中，另一方面处于作为货币的间接形式中。这后一种情况要成为可能，只有某种特殊商品成为比如说交换价值的一般实体才行，或者说，只有把商品的交换价值跟某一区别于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实体，跟某一特殊商品视为同一个东西才行。也就是说，商品必须先同这种一般商品，同劳动时间的象征性的一般产品或化身相交换，然后才能作为交换价值随便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变形为任何其他商品。

　　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由于调节交换价值，它实际上就不仅是交换价值内在的尺度，而且是交换价值的实体本身（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没有任何其他实体，没有自然属性），并且还能直接充当交换价值的货币，即提供使交换价值本身得以实现的因素；如果说这一切看来十分简单，那么，这种简单的外表是骗人的。实际情况正相反，交换价值关系——商品作为彼此相同和彼此可以相等的劳动时间化身的关系——包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在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上取得了自己的物的表现。

　　在亚当·斯密那里，这种矛盾还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东西。除了特殊的劳动产品（作为特殊对象的劳动时间）以外，劳动者还必须生产某些数量的一般商品（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斯密认为，交换价值的两种规定是在外部同时并存的⁴⁷。整个商品的内在实质显得尚未被矛盾所贯穿和浸透。这是与他所处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劳动者还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中取得一部分自己的生存资料；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或斯图亚特的类似说法⁴⁸）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而且家长制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织布和纺纱）也是这样。只有剩余物才在国内大范围内进行交换。交换价值及由劳动时间来决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展起来。

　　（附带说明：如果认为商品的消费只能随着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而增加，这种看法对金银来说比对任何其他商品来说更不正确。不如说，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金银的使用专门代表财富、富裕、奢侈，因为它们本身代表一般财富。撇开作为货币使用不谈，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供给突然增加，即使生产费用或它们的价值并没有相应降低，它们也会找到迅速扩大的市场，从而会阻碍它们的贬值。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⁴⁹而发生的许多问题，对于那些认为金银的消费完全取决于它们生产费用的降低的经济学家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总是兜圈子，现在这些问题得到说明了。这正好是同金银代表财富相联系的，即同它们充当货币的属性相联系的。）

　　（我们在配第的著作中看到的作为永久商品的金银同其他商品的对立⁵⁰，早在色诺芬的著作《雅典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谈到大理石和银时就已有论述：

　　“这块国土不仅就每年成长和凋谢的作物来说是上等的，而且还有长久的利益。它丰产石头〈即大理石〉…… 有这样的土地，播种后毫无收成，但如深挖下去，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⁵¹）

　　（应当指出，不同的部落6或民族之间的交换——交换的最初形态正是这种交换，而不是私人交换——起初是开始于从未开化部落那里购买（骗取）剩余物，这不是它的劳动产品，而是它所占领的土地和自然界的自然产物。）

　　（由于货币必须通过一定的商品而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于是就要说明这种商品本身（金等等），说明由此产生的通常的经济矛盾。这是第二。其次，一切商品为要作为价格确定下来，必须与货币相交换，而不管这种交换是实际地进行还是仅仅想象地进行，因此就要确定金或银的量同商品价格的比例。这是第三。很明显，单是用金或银来计量，金银的量并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然而，只要货币真正充当流通工具，由于实际的交换，困难就产生了；供求关系等等。但是，凡是影响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的价值的因素，显然也会影响作为尺度的货币。）

　　［I—27］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从劳动时间本身可以交换（本身是商品）来说，它不仅在量上被规定了，而且在质上也被规定了，并且，不仅在量上不相同，而且在质上也不相同；它决不是一般的、自我等同的劳动时间；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不相符合一样。

　　亚·斯密认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特殊商品以外，还必须生产一般商品，换句话说，还必须赋予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以货币形式，总之，只要他的商品对于他自己不是充当使用价值，而是充当交换价值，就要赋予它们以货币形式，⁴⁷——这种论点从主体方面来表达无非是说：劳动者的特殊劳动时间不能直接同任何其他特殊劳动时间相交换，它的这种一般交换能力还需要通过中介而取得，它必须采取与本身不同的、对象的形式，才能获得这种一般交换能力。

　　从生产行为本身来考察，单个人的劳动就是他用来直接购买产品即购买自己特殊活动的对象的货币；但这是一种只能用来购买这种特定产品的特殊货币。为了直接成为一般货币，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但在这种前提下，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单个人的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单个人的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参与。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最初在生产中发生的交换——这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是由共同需要，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一开始就意味着单个人参与共同的产品界。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决不会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的中介。当然，中介必定是有的。

　　在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第一种情况下——不管这些独立生产通过自己的互相联系而在事后怎样确立和发生形态变化——，中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系的表现。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提本身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也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有一般性质。在这里，不存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而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在事后成立。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的。

　　因此，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就是说，也使他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把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的要求，只有在不再能提出这种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直接具有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对象的中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I—28］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各单个人的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

(1) 法语“denrée”和“marchandise”不同，前者指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后者指作为贸易品的商品。——编者注
35 　这个片断，写在手稿第I笔记本第20—28页上，属于《货币章》的内容。其中除集中论述了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系的性质以及货币的必然性之外，还谈到了人类社会联系发展的三大形式，谈到了在未来的社会中，时间节约的规律将成为首要的经济规律等重要思想。这个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05—123页，标题是编者加的。——50。
36 　指亚·斯密在《国富论》第1卷第6章开头所提出的论断：“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对斯密这一论点的评述，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43—2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45—53页）。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使用的“生产费用”有三种含义，一种含义是“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8页），即（c＋v＋m）；另一种含义是等于资本家预付的生产费用，即（c＋v）；第三种含义是等于生产价格，“由平均利润决定的价格，也就是由预付资本的价格加平均利润决定的价格，可以叫做生产费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19—932页），即（c＋v＋平均利润）。在这里，生产费用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的。——50。 37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50。
38 　马克思的这个笔记本至今尚未找到。——52。
39 　马克思的这篇手稿至今尚未找到。——52。
40 　马克思把货币称为“抵押品”或“社会的抵押品”，一方面是指亚里士多德的用语（见《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卷第8章第14节），另一方面是指英国经济学家约·贝勒斯对货币下的定义（见约·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马克思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11页）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脚注（88）中引用了贝勒斯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4页。
马克思在1851年期间对《伦敦笔记》进行加工而形成的笔记《完成的货币体系》第LX节中简短地概括了约·格·毕希的论点：“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抵押品。”（见约·格·毕希《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基尔第2版第1卷第298—299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VI笔记本中还摘录了约·洛克1691年的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关于“货币是抵押品”的说法（见《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版第2卷第15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10页。——55。
41 　指与资本主义形成对照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个人地位的浪漫描述。亚·亨·弥勒在《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下册第72—217页，托·卡莱尔在《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49—80页都有这类描述。——57。
42 　阿格利巴把贵族比做胃，这一比喻源于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为了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抗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四肢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阿格利巴把当时的社会比做有生命的机体，把平民比做机体的手，把贵族比做供养这个机体的胃。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57。
43 　所谓把货币比做语言，显然是指约·弗·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第141页上的比喻。——57。
44 　莎士比亚对货币的中肯理解，见他的《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第3节脚注（91）（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5页）、《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三章第6节（B）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II的《货币》一节中（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都曾直接引用过莎士比亚这段话。——57。
45 　万恶的求金欲是罗马诗人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卷第57行的用语。——57。
46 　亚·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5章的原话是：“劳动是第一性的价格，是用来购买一切物品的最初的货币。”——62。
47 　亚·斯密关于交换价值由特殊劳动产品量和一般商品量两方面决定的论断，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4章：“有思虑的人……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64、65。
48 　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88页中，把农业分成两种：“作为商业部门的农业”和“作为生产直接生存资料的农业”。——64。
49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欧洲和美洲向这些地方大批移民，这就是所谓的“黄金热”。“黄金热”引起商品价格猛涨，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者趁机进行投机而发财。
1850年1月，在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后18个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了这些发现对欧洲、美洲、亚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商业发展，以及对新兴国家的殖民，都将有巨大的意义，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1850年1—2月》和《时评。1850年5—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67—281、575—621页）。——64。

[50]　威·配第在《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178—179页上说：“商业的伟大的和最后的成果，不是一般财富，而主要是充裕的白银、黄金和珠宝。充裕的葡萄酒、谷物、家禽、肉类等等是财富，但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因此，生产这些商品和从事这种贸易，以保证国家获得金银，这比其他活动更为有利。”——64。
51 　这段引文摘自色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第1章第4节和第5节。载于《色诺芬文存》，约·哥·施奈德编，1815年莱比锡版第6卷第143页。——64。

［资本的历史使命］⁵²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

　　在1857年11月份的《泰晤士报》上，一位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发出了十分可爱的叫嚣。⁵³这位辩护士像发表主张恢复黑人奴隶制的辩护词那样满腔激愤地诉说，这些黑鬼（牙买加的自由黑人）只满足于生产他们自己消费所绝对必需的东西，除了这种“使用价值”以外，他们把游手好闲本身（放纵和懒惰）视为真正的奢侈品；他们对糖和投在种植园中的固定资本满不在乎，却幸灾乐祸地嘲笑那行将破产的种植园主，甚至把传授给他们的基督教只用来为这种幸灾乐祸和懒惰辩护。

　　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但并没有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自给自足的、为自己十分有限的消费而劳动的农民。对他们来说，资本不是作为资本而存在，因为独立的财富只有靠直接的强制劳动即奴隶制，或者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与直接的强制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统治关系。因而在直接的强制劳动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的也只是这种统治关系，对这种关系来说，财富本身只有享乐的意义，而没有作为财富本身的意义，因而这种关系［III—24］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产业。（我们以后还要谈奴隶制和雇佣劳动的这种关系。）

52 　这个片断写在手稿第III笔记本第23—24页上，属于《资本章》中《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内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86—287页，标题是编者加的。——69。
53 　指匿名论文《黑人和奴隶贸易》，该论文以“一个专家”（Expertus）写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刊登于1857年11月21日的《泰晤士报》。——70。

［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⁵⁴

　　可见，价值的增加是资本自行增殖的结果；不管这种自行增殖是绝对剩余时间的结果，还是相对剩余时间的结果，或者说，不管是绝对劳动时间实际增加的结果，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增加的结果，即工作日中规定为维持劳动能力的必要劳动时间，规定为一般必要劳动的那个可除部分减少的结果。

　　活的劳动时间再生产出来的只是对象化劳动时间（资本）的这样一部分，这一部分表现为对活劳动能力⁵⁵的支配权的等价物，因而，作为等价物，它必须补偿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补偿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必须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活。活的劳动时间在此之外生产的，不是再生产，而是新的创造，并且是新的价值创造，因为这是新的劳动时间在一个使用价值中的对象化。至于原料和工具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被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并不是劳动的量的结果，而是劳动作为劳动的质的结果；而且劳动的一般的质，并不是劳动的特殊技能，不是特别规定的劳动，而在于劳动是作为劳动的那种劳动，——这种质是不用特别支付报酬的，因为资本在同工人的交换中已经购买了这种质。

　　然而，这种质（劳动的特有使用价值）的等价物，是单纯用生产这种质的劳动时间的量来计量的。工人把工具当做工具使用，赋予原料以形式，从而首先给原料和工具的价值追加上和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的新劳动量；此外工人所追加的，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但是，由于这样一种简单的关系，即工具被用做工具，原料成为劳动的原料；由于这样一种简单的过程，即工具和原料同劳动接触，成为劳动的手段和对象，从而成为活劳动的对象化，成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结果，原料和工具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体上被保存下来，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实体就是对象化劳动时间。对象化劳动时间不再以片面的对象的形式存在，从而不再作为单纯的物被化学等等过程分解，这是因为对象化劳动时间成了活劳动的物质存在方式——手段和对象。

　　从单纯对象化劳动时间，发展出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在对象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只是作为消失了的东西，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而存在，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对象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像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对象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在物质上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的分解，也会使形式遭到分解。可是，当原料和工具成为活劳动的条件时，它们本身又复活了。对象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上作为外在的、漠不相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对象化劳动本身又成为活劳动的要素，成为活劳动对处在某种对象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成为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对象条件）。

　　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像在死的对象中那样是创造作为物质的外在物，作为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的形式）——，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就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III—41］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

　　如果棉花变成纱，纱变成布，布变成印染布等，印染布再变成比如说衣服，那么，（1）棉花的实体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得到了保存（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等等）；（2）在所有这些连续的过程中，物质取得越来越有用的形式，因为它取得越来越适合于消费的形式；直到最后，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对象的形式，这时物质的消耗和它的形式的扬弃成了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的使用本身。棉花的物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得到了保存，它在使用价值的一种形式上消失，是为了让位给更高级的形式，直到对象成为直接的消费对象。

　　但是，当棉花变成纱的时候，棉花就被置于同下一种劳动的一定关系之中。如果下一步劳动不进行，那么，不仅已经赋予棉花的形式没有用处，也就是说，以前的劳动没有得到新劳动的确认，而且连物质也要腐坏，因为这种物质在纱的形式中只有再经加工才有使用价值：只有被下一步劳动使用，它才是使用价值；只有它的纱的形式被扬弃而代之以布的形式，它才是使用价值；而棉花在作为棉花的存在中则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下去。

　　可见，如果没有下一步劳动，棉花和纱的使用价值，材料和形式，就会损坏；这种使用价值就会被消灭，而不是被生产出来。材料和形式，物质和形式，由于下一步劳动而被保存，——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直到它们取得一种其使用就是消费的使用价值形态。因而，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形就是：生产的前一阶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由于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或者说，旧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作为使用价值被提高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发生了变化。正是活劳动通过使未完成的劳动产品成为下一步劳动的材料，才保存了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但是，活劳动保存这种产品，也就是说，使它免于报废和毁灭，只是由于按照劳动的目的对它进行了加工，总之，使它成了新的活劳动的对象。

　　旧使用价值的这种保存，并不是在用新劳动增加旧使用价值或使旧使用价值完美化的过程之外发生的过程，而是由提高使用价值的这一新劳动本身来实现的。由于织布劳动把纱变成布，也就是把纱当做织布（一种特殊的活劳动）的原料（而且纱只有用来织布才有使用价值），织布劳动就保存了棉花本身所具有的并且在棉纱这种特殊形式中所保存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由于把劳动产品变成新劳动的原料而保存了这种产品，但是，它（1）并没有为此追加新劳动；（2）同时以另一种劳动保存了原料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通过把纱织成布而保存了棉花作为纱的有用性。（所有这些已经属于论述生产一般的第一章的内容。）织布劳动通过织布保存棉花。由于劳动产品成为新劳动的原料，重新被当做有目的的活劳动的物质对象性，作为产品的劳动便得到保存，或者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便得到保存，这种保存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就已存在。就使用价值来说，劳动具有下面这样的属性：它保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而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把现有使用价值变成一种由最终目的所决定的新的劳动的对象；即从无所谓的存在形式重新变成劳动的对象材料形式，变成劳动的躯体形式。

　　（工具的情况也是这样。纱锭只有用于纺纱，才能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否则，由于铁和木头在这里所具有的一定形式，无论是创造这种形式的劳动，还是劳动使之具有这种形式的物质，就都会毁坏而不能使用。只是由于纱锭成为活劳动的手段，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对象存在要素，木材和铁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形式才得以保存。纱锭作为劳动工具的使命，就是要被消耗，但要在纺纱过程中被消耗。纱锭赋予劳动的更高的生产率，会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会补偿工具被消费时所消耗掉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农产品］直接作为生活资料和使用价值，最容易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表现为使用价值，因为最初便是如此。如果一个农民使用锄头获得的谷物比不用锄头时多一倍，那么他生产锄头本身所需的时间就比较少；他有足够的粮食来置备一个新锄头。）

　　现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以材料形式存在，另一部分以工具形式存在——对于工人，即对于活劳动来说（因为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作为活劳动而存在），不是表现为价值，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简单要素，表现为供劳动用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劳动发挥作用的对象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劳动的对象的要素。而工人把工具当做工具来使用，赋予原料［III—42］以更高形式的使用价值，从而把工具和原料保存下来，这是劳动本身的性质。但是，这样保存下来的劳动的使用价值，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交换价值；而它们作为这种交换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生产费用，由它们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的量决定的。（同使用价值有关的，只是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质。）对象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对象化劳动通过同活劳动相接触，它的质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

　　棉花的使用价值以及棉花作为纱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是由于棉花作为纱被织成布，是由于棉花［作为纱］在织布时是对象的要素之一（此外还有纺车）。因此棉花和棉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也就被保存下来。同一种情况，在简单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过去劳动的质的保存，因而表现为体现过去劳动的那种材料的保存，而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则表现为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量的保存。对于资本来说，这是对象化劳动量通过生产过程而得到的保存；对于活劳动本身来说，这只是已经存在的、为劳动而存在的使用价值的保存。

　　活劳动追加一个新的劳动量；但是它保存已经对象化的劳动量并不是由于这种量的追加，而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或者说，是由于它作为劳动同那些包含过去劳动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但是，活劳动被支付报酬，又不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具有的这种质——如果它不是活劳动，根本就不会有人购买它——，而是由于它自身包含的劳动量。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得到支付的，只是劳动的使用价值的价格。活劳动具有的特殊的质，即通过在已经对象化的劳动量上追加新的劳动量，同时把对象化劳动在其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质中保存下来这样一种质，是不被支付报酬的，而且也不花费工人什么，因为这是工人劳动能力的自然属性。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对象的存在要素——工具和材料——的分离被扬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这种分离的扬弃——因为不扬弃就根本不能进行劳动——，资本并不支付报酬。（这种扬弃也不是通过同工人的交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身来实现的。但是，作为这种当前的劳动，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因而，劳动的这种保存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力。工人只是追加了新劳动；过去的劳动——只要资本存在——作为价值具有永恒的存在，完全不以价值的物质存在为转移。对资本和工人来说，事情就是如此。）如果资本对于这种分离被扬弃，也必须支付报酬，那么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这种扬弃完全有赖于劳动按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物质作用，有赖于劳动的使用价值。

　　但是，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属于资本家；作为单纯的交换价值属于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活的质，即通过把对象化劳动时间变成活劳动的对象的存在方式来保存对象化劳动时间的这种质，同工人毫不相干。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这种占有，事实上同下述情况相矛盾：劳动是无对象的，或者说，劳动只有在工人身上作为直接的生命力才是现实的；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却在资本中作为自为存在的东西存在着。（这一点，以后要回头来谈。）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是通过简单生产过程并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是靠活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合乎自然的关系。但是，只要活劳动进入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存在，而是为资本而存在；活劳动本身已经是资本的要素。

　　由此可见，资本家通过同工人的交换过程——由于资本家事实上为包含在工人劳动能力中的生产费用向工人支付了等价物，也就是说，给了工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的资料——，资本家就占有了活劳动，他无偿地得到了双重的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同时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但是，这种保存并不是由于活劳动增大了对象化劳动的量，创造了价值，而只是由于活劳动在追加新劳动量时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处于一种由生产过程决定的内在关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而作为这样的质，活劳动本身是简单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它不要资本家花费什么，就像纱和纱锭除了它们的价格以外，并不由于它们也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而要资本家再花费什么一样。

　　例如在商业等等的停滞时期，如果工厂停工，事实上就可以看到，机器和纱一旦中断了同活劳动的关系，机器就会生锈，纱就会成为无用的赘物，而且还会腐坏。如果说资本家让工人劳动只是［III—43］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为了创造还不存在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资本家不再让工人劳动，就连他的已有的资本也会丧失价值，可见，活劳动不仅追加新价值，而且正是通过在旧价值上追加新价值的行为，也保存了旧价值，使其永久化。

54 　本片断写在手稿第III笔记本第40—43页上，是属于《资本章》中《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内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27—334页，标题是编者加的。——71。
55 　“劳动能力”原文是Arbeitsvermögen，它和“劳动力”（Arbeitskraft）的含义是一样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5页）在早期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较多地使用“劳动能力”的术语，只有少数场合使用了“劳动力”的术语。——71、221、369。

［资本的二重倾向：扩大所使用的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⁵⁶

　　〔注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总资本的同一百分比可以表现资本创造它的剩余价值即创造相对的或绝对的剩余劳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如果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对可变价值部分（与劳动相交换的部分）的比例是：后者＝总资本的1/2（即资本100＝50（不变资本）＋50（可变资本）），那么，同劳动相交换的部分只要增加50%就能给资本提供25%利润；这就是说，50＋50（＋25）＝125；而在上例中是75＋25（＋25）＝125；因此，同活劳动相交换的部分要增加100%才能给资本提供25%。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比例不变，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基金对总资本的比例不变，如像上例中那样是1/4，那么，不管资本是大还是小，利润对总资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变。就是说，100提供125，80提供100，1 000提供1 250，800提供1 000，1 600提供2 000等等，利润总是＝25%。如果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同、因而生产力也不同的各个资本，为总资本提供同一百分比，那么，实际的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中必然极不相同。〕

　　〔因此，在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把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同生产力提高以前的同一资本相比较，例子是正确的。

　　资本100，50用做不变价值，50＝劳动基金。假定劳动基金增加50%，即1/2；总产品就＝125。假定50塔勒劳动基金使用10个工作日，每日支付5塔勒。因为新价值等于劳动基金的1/2，所以剩余时间必然＝5个工作日；这就是说，工人本来只需要劳动10个工作日就能生活15天，现在必须为资本家劳动15个工作日才能生活15天；他的5天剩余劳动构成资本的剩余价值。用小时来表示，如果工作日＝12小时，剩余劳动就＝每日6小时。因此，在10天或120小时内工人多劳动了60小时＝5天。

　　但是，如果［IV—13］生产率提高一倍，100塔勒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就会是75比25，即同一资本只须使用5个工人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125；因此，5个工作日就＝10个工作日；即增加一倍；也就是支付5个工作日，生产出10个工作日。工人只需要劳动5天就能生活10天（在生产力提高以前，他必须劳动10天才能生活15天；因此，如果他劳动5天，就只能生活7(1/2)天）；但是，他必须为资本家劳动10天才能生活10天；因而资本家赚到了5天；每支付一天就赚到一天。

　　或者用天数来表示，工人以前必须劳动1天才能生活1/2天（即必须劳动6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现在他只需要劳动1/4天（即3小时）就能生活1天。以前，他劳动一整天，就能生活2天；他劳动12小时，就能生活24小时；他劳动6小时，就能生活12小时。但是现在，他必须劳动12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他只需要劳动1/2天，就能生活1天；但是，他必须劳动2×1/2＝1天，才能生活1天。在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下，他必须劳动10天才能生活15天，或者必须劳动12小时才能生活18小时；或者必须劳动1小时才能生活1(1/2)小时，或者必须劳动8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也就是说，必须劳动2/3天才能生活3/3天。但是，现在他必须劳动3/3天才能生活3/3天，即必须多劳动1/3天。

　　生产力提高一倍使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比例从1∶1(1/2)（即50%）提高到1∶2（即100%）。⁵⁷按照以前劳动时间的比例，工人需要劳动8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即必要时间占整个工作日的2/3；现在他只需要劳动1/2天即6小时就能生活12小时。因此，资本现在只雇用5个工人而不再雇用10个工人。如果以前10个工作日（花费50塔勒）生产出75塔勒，那么现在［5个工作日花费］25塔勒，生产出50塔勒；即前者只生产出50%［剩余价值］，后者则生产出100%。工人和以前一样劳动12小时；但是在前一场合资本购买了10个工作日，现在只购买5个工作日。

　　因为生产力提高了一倍，所以5个工作日现在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因为在前一场合，10个工作日只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而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从50%提高到100%，所以5个［工作日］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在前一场合，120个劳动小时（＝10个工作日）生产出180个小时，在后一场合，60个［劳动小时］生产出60个小时［剩余时间］，也就是说，在前一场合，剩余时间等于全天的1/3（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50%）；（即在12小时中剩余时间占4小时，必要时间占8小时）；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等于全天的1/2（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100%）（即在12小时中剩余时间占6小时，必要时间占6小时）；因此，在前一场合是10天提供5天剩余时间（剩余劳动），在后一场合是5天提供5天剩余时间。（因此，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了一倍；与前一场合的比例相比较，相对剩余时间只是从1/3增长到1/2；即增长了1/6，也就是16(4/6)%。）〕

　　因为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是资本的前提，所以资本是建立在下面这样的基本前提上的：在维持个人和繁殖其后代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一个余额；例如一个人只需要劳动6小时就能生活1天，或只需要劳动1天就能生活2天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在减少，因而剩余时间在增加。或者也可以说，一个人可以为两个人劳动等等。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 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仅仅足以供养全部人口，那就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 一个国家只有在没有任何利息存在的时候，或者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查·迪尔克］《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伦敦版第4、6和23页］，［L．］XII，27、28）

　　财产。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如果每个人只能为自己一个人生产，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那就不可能有财产……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么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 财产由于生产方法的改良而增加……（皮尔西·莱文斯顿硕士《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11页］）“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和非生产劳动的能力的增长，这就是资本。”［第13页］“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使他们集合起来劳动…… 现在英国不到1/4的人口生产出［IV—14］供全体消费的一切东西。而例如在征服者威廉一世的统治下，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数曾比有闲者多得多。（莱文斯顿，［L．］IX，32）⁵⁸

　　如果说一方面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那么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也是资本存在的前提。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它首先从必要劳动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比例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会变化的。在较原始的交换阶段上，人们交换的不过是自己的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他们交换的尺度，因而交换也只涉及剩余产品。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以创造剩余劳动时间为条件。首先，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类产生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就是说，必要劳动时间之所以有限，并不是因为劳动有生产效率，而是因为需要少。其次，在一切生产阶段上都存在着劳动的某种共同性，即劳动的社会性质，等等。以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等等。（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回头来谈。）

　　剩余时间是作为工作日中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以外的余额而存在的；其次，是作为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即劳动人口的增加而存在的。

　　（剩余时间的产生也可以通过强制地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其自然界限的办法；通过把妇女和儿童纳入劳动人口的办法，——不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只能顺便提一下，它属于工资那一章。）

　　一日中的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最初比例，可以而且也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结果是必要劳动限于越来越小的部分。人口的情况相对地说也是这样。比如说，可以把600万劳动人口看做一个600万×12即7 200万小时的工作日；因此在这里也可以应用同一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只有推动必要劳动即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资本的趋势是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因此，关于过剩人口和剩余资本的理论是正确的。）

　　资本的趋势也是既要使人的劳动过剩（相对来说），又要使人的劳动无限增加。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但是，前提总是并且始终是劳动一般，剩余劳动只是和必要劳动相比较而存在，因而只有在必要劳动存在时它才存在。因此，资本必须不断地推动必要劳动，才能创造出剩余劳动；资本必须增加必要劳动（即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增加剩余额；但是，资本同样必须把这种劳动作为必要劳动来扬弃，才能把它变为剩余劳动。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看，过程当然很简单：（1）把工作日一直延长到自然所允许的界限；（2）使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越来越缩短（也就是无限地提高生产力）。但是，如果从空间方面来看工作日——从空间方面来看时间本身——，那就是许多工作日同时并存。资本越是能同时与更多的工作日进行交换，即用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资本同时增殖的价值就越大。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种阶段是不断变化的，但这不会使事情本身有任何改变），资本只有在一个工作日之外，同时使用另外一个工作日，从空间方面增加更多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超越一个人的活的工作日所形成的自然界限。

　　例如，我只能把A的剩余劳动延长3小时，但是，如果我再加上B、C、D等等的工作日，那它就变成12小时。我创造出的剩余时间就不是3小时，而是12小时了。因此，资本要求人口增加，而且减少必要劳动的过程本身使资本有可能使用新的必要劳动（从而剩余劳动）。（这就是说，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或者随着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的相对减少，工人的生产变得便宜起来，用同一时间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工人。这是同一个命题。）

　　（这还没有把以下情况考虑在内，即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IV—15］自然力。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社会力量叫做自然力。所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

　　另一方面，资本的趋势，像以前考察单个工作日时一样，现在涉及许多同时并存的必要工作日时（这些工作日只就价值来考察时，可以看做一个工作日），也是要把必要工作日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即把尽可能多的工作日数变成不必要的，并且，像以前考察单个工作日时资本的趋势是减少必要劳动小时一样，现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减少必要工作日数对全部对象化劳动时间的比例。（如果为了生产12个剩余劳动小时需要使用6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会极力设法使之仅仅需要4个工作日。或者，6个工作日可以被看做一个72小时的工作日；如果资本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24小时，那就会省去2个必要工作日，即2个工人。）

　　另一方面，创造出来的新的剩余资本，只有再同活劳动相交换，才能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由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增加人口本身就是减少其中必要部分的主要手段。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单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占比例的应用。因此，这里已经包含着现代人口理论中虽然还不被理解，但是已经作为矛盾表述出来的全部矛盾。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设定，同样并且同时既是必要劳动的设定又是必要劳动的非设定；资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必要劳动既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

　　〔以下问题虽然不属于这里的范围，但是已经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剩余劳动在一方创造出来，与此相适应，负劳动，即相对的懒惰（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非生产劳动）则在另一方创造出来。不言而喻，这首先适用于资本，其次也适用于同资本分享［剩余价值］的其他阶级，因而适用于靠剩余产品过活的需要救济的贫民、侍从、食客等等，总之，一整批仆从，适用于不是靠资本生活，而是靠收入生活的那部分仆役阶级。

　　这种仆役阶级同劳动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社会的发展进程决不在于：因为一个人满足了自己的迫切需要，所以才创造自己的剩余额；而是在于：因为一个人或由许多个人形成的阶级被迫去从事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以外的更多的劳动，也就是因为在一方创造出剩余劳动，所以在另一方才创造出非劳动和剩余财富。

　　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扬弃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同时满足了另一个人的迫切需要，并且为后者创造了超过这种需要的余额时，才能满足他本人的迫切需要。在奴隶制度下，这是以粗暴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这才导致了产业，导致了产业劳动。

　　因此，马尔萨斯在剩余劳动和剩余资本以外，还要求有只消费而不生产的剩余有闲者，或者说，鼓吹挥霍、奢侈、浪费等等的必要性，他这样做倒也是前后完全一贯的。〕

　　如果必要工作日对全部对象化工作日的比例本来＝9∶12（因而剩余劳动＝1/4），那么资本就会力图把这个比例降到6∶9（即2/3，因而剩余劳动＝1/3）。（这一点以后再详细阐述；不过这里是一些基本要点，因为这里谈的是资本的一般概念。）

56 　这一片断写在手稿第IV笔记本第12—15页上，属于《资本章》中《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内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72—380页，标题是编者加的。——79。
57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提高一倍，是指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即从50%提高到100%，而不是像在其他各处所指的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增加一倍。——81。
58 　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IX笔记本的页码，那里他用自己的话转述了皮·莱文斯顿在《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6页上的下述论点：“在需要九个人劳动来养活十个人的地方，只有总产品的十分之一能够用做地租。在一个人的劳动足以养活五个人的地方，就会有产品的五分之四用做地租，或者用于只有靠剩余劳动产品来满足的国家的其他需要。前一种情况大概在征服时期的英国存在过，后一种情况在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农业的今天可以看到。”——82。

［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⁵⁹

　　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这样，即使剩余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的可能性而存在。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如果说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这里却表现为变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就这一点来说，流通本身已经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

　　当然，一切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会减少交换者的人数，也会减少投入流通的交换价值总额，而首先是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

　　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IV—19］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¹⁾，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做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像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存在着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因此，他们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比西斯蒙第这样一些强调消费限制和对等价值现有范围限制的经济学家更正确和更深刻，虽然西斯蒙第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对它的消极的片面性的理解比较深刻。李嘉图比较理解资本的普遍的趋势，西斯蒙第比较理解资本的特殊的局限性。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IV—20］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当然，李嘉图也曾猜想，交换价值没有交换就不是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它是价值；但是，他认为生产由此而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着克服这些限制的可能性，不过他的阐述往往是荒谬的；而西斯蒙第则相反，他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因此，他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另一方面，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

　　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内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或者，例如请看麦克库洛赫的著作⁶⁰，为了挽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把这种生产的一切特有属性、它的概念规定全都抛开，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生产。本质的关系完全被抽象掉了。事实上，为了清除这种生产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这种生产抛弃和否定了。或者，例如像穆勒那样⁶¹（庸俗的萨伊就是模仿他的），做得更机灵了：说什么供给和需求是同一的，因而必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

　　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混乱：（1）供给的这种同一性，从而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这只有在供给是交换价值，即等于一定量对象化劳动时，才是真实的。只有如此，供给才是自身的需求的尺度——这是就价值来说的。但是作为这样的价值，供给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取决于（2）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取决于对它的现有需求量，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决不是由对象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是用一种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尺度来计量的。

　　或者，进一步的说法是，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这个价值就表现在所需要的产品量上）。因此，如果供给的产品卖不出去，那就证明，供给的商品太多，而供给者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得太少了。因此，不会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只会存在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生产过剩，而另一些商品则会生产不足。可是在这里人们又忘记了，从事生产的资本所要求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而是自为存在的价值，即货币——不是在流通手段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或者说，它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复归到它原来的休眠状态的形式。

　　至于断言货币生产得太少，实际上这不过是断言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或者同样可以说，这是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不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是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货币魔术师们（蒲鲁东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幻想：由于货币昂贵而流通手段短缺，因此必须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并见伯明翰派，例如《双子座书简》⁶²。）

　　或者，人们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因此绝对不会出现过剩，或两者之间发生不协调。在这里，社会的观点是指这样一种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施托尔希当时在反驳萨伊时就很正确地指出，很大一部分消费不是供人们直接使用的消费，而是生产过程中的消费，例如机器、煤、油、必要的建筑物等等的消费。这种消费［IV—21］同这里所说的消费决不是一回事。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也正确地指出，例如工人的消费本身对于资本家来说决不是充分的消费。⁶³在把生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个要素完全抛弃了，并把生产和消费简单地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把直接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做前提了。

　　或者，按照社会主义的说法：劳动以及劳动的交换，即生产以及产品的交换（流通），这就是全部过程；既然如此，除非是由于错误，由于结算不正确，否则怎么会出现不协调呢？在这里，劳动没有被看做雇佣劳动，资本也没有被看做资本。一方面承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否认这种结果的前提和条件——必要劳动是通过剩余劳动并且为了剩余劳动而存在的劳动。

　　或者，例如李嘉图⁶⁴断言，因为生产本身由生产费用调节，所以生产会自行调节，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不增殖价值，那么就会有一定量的资本从这个部门被抽出，投入另一个需要资本的地方。但是，即使撇开这种平衡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调为前提，因而是以矛盾为前提不谈，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

　　最后，按比例的生产⁶⁵（这一点李嘉图等人早已提到过）只不过表示，如果说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那么，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

　　（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正如韦克菲尔德先生在他为斯密的著作所加的注释⁶⁶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大肆空谈过自由竞争，但从来还没有阐明过，尽管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整个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自由竞争只是被否定地理解，即被理解为对垄断、行会、法律调节等等的否定，被理解为对封建生产的否定。但是，它总还必须是某种自为存在的东西，因为单纯的零是空洞的否定，是抽象掉界限，这种界限例如在垄断，自然垄断等等的形式下会立即重新恢复起来。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既是按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在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外部的要求，这种要求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同时，一个生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促使所有生产部门都超出这种比例，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还没有谈到资本作为流动资本的规定，我们还在一方面研究流通，另一方面研究资本，也就是说，我们还把生产看做流通的前提，或产生流通的根据），就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流通已经同消费和生产都有关系，换句话说，剩余劳动表现为对等价值，而且劳动的专业化的形式越来越丰富。

　　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只是指出了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情形；它们在内部是互相制约的，在外部是互相寻求的；但是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IV—22］种种矛盾的基础。

　　但是，这还决不是问题的全部。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按其概念来说就是这两者的统一——还必须从更加内在的方面去理解，而不应单纯看做一个过程的或者不如说各个过程的总体的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表面上互相独立的现象。

　　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而资本本身，如果理解得正确，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使生产力守纪律，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完全像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这些内在的界限必然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这些必然的限制是：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

　　（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同样可以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

　　（4）同样又可以说，无非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

　　另一方面，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在简单流通中表现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独立的必然性，因而不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界限和限制），资本忘记和不顾下列各点：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

(1)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篇第5章脚注（2）。——编者注
59 　本片断写在手稿第IV笔记本第18—22页上，属于《资本章》中《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内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87—397页，标题是编者加的。——88。
60 　约·拉·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90页上说：“如果想要丝绸的人得不到丝绸，不能用它们来交换布匹或其他不同于他们拥有的或能够生产的物品，那么他们手中就有大量的物品。他们可以放弃他们不需要的物品的生产，去从事他们所需要的物品的生产。”关于包括麦克库洛赫在内的庸俗经济学家力图抹杀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倾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4—706页、716—719页、721—726页，第XIV笔记本第810—814页、840—844页，第XV笔记本第919—932页。——92。
61 　詹·穆勒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购买量和销售量之间的经常和必要的平衡的论述，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86—19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对穆勒最早在1808年伦敦出版的《为商业辩护》这本小册子里提出的这个观点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2章（a）末尾；《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4—706页、708—712页、721—726页；第XIV笔记本第791—799页、800—802页、810—814页。——92。
62 　伯明翰派亦称小先令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伯明翰产生的一个经济学学派。他们宣扬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理论，把货币仅仅看做“计算名称”，否认货币的计算名称（例如镑、先令）与一定量的贵金属相联系。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以及理·斯普纳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别名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振兴，保证国家普遍繁荣。然而，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实际上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脚注（36）和第三卷第三十三、三十四章，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6—477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9页和第7卷第610、634页）。
《双子座书简》是指托·莱特和约·哈娄二人以“双子座”（Gemini）这一笔名发表的著作《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作者赞成托·阿特伍德及其伯明翰派的观点。——93。

[63]　见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1836年伦敦第2版第405页（编者注）、《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258—259页和西斯蒙第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61页。——94。
64 　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0—8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对李嘉图关于资本生产过剩的观点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689—694页、704—712页、721—726页）。——94。
65 　“按比例的生产”是约·格雷在他的著作《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中喜欢用的表达方式，见该书第67、108、123、142—148页。——94。
66 　爱·吉·韦克菲尔德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见该书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44—246页。——95。

［异化劳动和资本。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原始积累］⁶⁷

　　［IV—42］这样，新价值⁽¹⁾本身又表现为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进入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过程，并因此分为不变部分——劳动的客观条件即材料和工具——和劳动的主观条件，即活劳动能力生存的条件，也就是工人的必需品，生活资料。当资本在这种形式上第二次出现时，问题都清楚了，而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即它表现为从价值的规定过渡到资本的规定的货币时，这些问题还完全不清楚。现在，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过程本身对这些问题作了解释。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前提条件本身表现为从外部由流通中来的，对资本的形成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不是由资本的内在本质产生的，也不能用资本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这些外在的前提条件现在表现为资本本身运动的要素，因此资本本身预先要求这些条件成为它自身的要素——不论这些条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

　　资本强制压榨出来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表现为剩余劳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但是，活劳动不可能从无中创造出任何东西，所以它要找到它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剩余劳动以对象化的形式表现为剩余产品，而这种剩余产品为了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又分为两种形式：劳动的客观条件——材料和工具；劳动的主观条件——现在必须开始工作的活劳动的生活资料。

　　一般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当然是价值这种一般的形式，即对象化劳动，而且是来自流通的对象化劳动。其次，整个剩余产品，即整个客体化的剩余劳动，现在表现为剩余资本（与开始这一周转之前的原有资本相对而言），也就是说，表现为把活劳动能力作为自己的特有的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立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并且作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来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一切要素，现在表现为活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

　　第一，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这个新价值，即作为独立的、与活劳动相交换的价值，作为资本而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价值，是劳动的产品。它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处于客体形式上的，因而表现为价值的那个余额。

　　第二，因此，这个价值为了重新增殖，即为了变为资本而必须采取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作为原料和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行为期间劳动的生活资料——同样只是剩余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原料和工具是由这种剩余劳动本身按以下比例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种剩余劳动本身是按以下比例在客观上表现为原料和工具的。这种比例不仅允许一定量的必要劳动即再生产生活资料（它们的价值）的活劳动可以在这种剩余劳动的结果中对象化，并且不断地对象化，因而会不断重新分裂为活劳动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产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且，这种比例还允许活劳动在完成自己的物质条件的这种再生产过程时，同时按下述比例生产出原料和工具，这种比例使活劳动能够作为剩余劳动，即作为超过必要劳动的劳动实现在这些原料和工具中，因而能够把它们变为新的价值创造的材料。可见，剩余劳动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要受到超出必要劳动需要以上的原料和工具的一定比例的限制，而必要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其客体性的范围内分为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分为劳动的物质要素和主观要素（活劳动的生活资料）——现在表现为即设定为剩余劳动本身的产品、结果、客观形式、外部存在。相反，在最初，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和生活资料具有的规模必须不仅能够使活劳动作为必要劳动，而且还能够作为剩余劳动得到实现这种情况，却表现为同活劳动本身无关，表现为资本方面的行为。

　　第三，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价值的独立的自为存在——从而价值作为资本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IV—43］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即异己性——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条件以资本家的人格的形式，即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财产即劳动的物质条件同活劳动能力的这种绝对的分裂或分离——以致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另一个法人的实在，作为这个法人的意志的绝对领域，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同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或者说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从而劳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上述这种分裂，现在同样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对象化，客体化。因为通过新的生产行为本身——这种行为只是证实了在它之前发生的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以至劳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同活劳动能力相独立的和与之无关的交换价值，或把活劳动能力只当做自己的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立的交换价值。

　　劳动能力占有的只是必要劳动的主观条件——从事生产的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劳动能力单纯作为同它的实现条件相分离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而且劳动能力使这些条件本身变成以他人的、实行统治的人格化的形式而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物，价值。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殖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总之，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

　　这一切都来源于工人用自己的活劳动能力换取一定量对象化劳动的交换；但是，现在这种对象化劳动，这些存在于劳动能力之外的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和这些物质条件在劳动能力之外的独立存在，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它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既表现为劳动能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身被客体化为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

　　在剩余资本中，一切要素都是他人劳动的产品，即转化为资本的他人的剩余劳动：必要劳动的生活资料；必要劳动能够再生产出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同它自身相交换的那一价值所必需的客观条件，即材料和工具；最后，实现新的剩余劳动，或者说创造新的剩余价值所需的必要数量的材料和工具。

　　在这里，初次考察生产过程时还存在的那种假象，即资本本身似乎会从流通中带来一些价值的假象消失了。相反，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表现为劳动的产品——无论就这些条件是价值一般来说，还是就它们是用于生产的使用价值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做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

　　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劳动作为创造价值或增殖价值的单纯可能性返回到自身，因为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IV—44］得以变为现实性的现实条件，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

　　只要剩余产品被当做剩余资本重新用来增殖价值，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和价值自行增殖过程，那么它就分为：（1）用来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这部分资本被称为劳动基金，这种劳动基金是资本中用来维持劳动能力的部分——而且是累进地维持劳动能力，因为剩余资本不断增长——，这部分现在也同样表现为他人劳动的产品，即对资本来说是他人的劳动的产品；（2）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再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并获取剩余价值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其次，如果考察这个剩余资本，那么，资本划分为不变部分——劳动之前早就存在的部分，即原料和劳动工具——和可变部分，即可以同活的劳动能力相交换的生活资料，这纯粹是形式上的划分，因为这两部分同样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且同样都被劳动当成劳动本身的前提。资本本身内部的这种划分现在倒是这样表现出来：劳动本身的产品——客体化的剩余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即分解为（1）重新实现劳动所需要的客观条件，（2）维持这种活劳动的可能性，即把活劳动能力作为活的能力来加以维持所需要的劳动基金，——不过是这样分解的：劳动能力只是在它不仅再生产自身的价值，而且还增殖一部分新资本的情况下，即代表实现新的剩余劳动和剩余生产，或生产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客观条件的那部分新资本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占有它本身的成果中——即客体形式上的它本身的存在中——用做劳动基金的那一部分，才能从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的形式中取得那一部分。劳动本身创造了使用新的必要劳动所需要的新的基金，或者说维持新的活劳动能力即新的工人所需要的基金，但与此同时，劳动还创造了这样的条件：这种基金只有在剩余资本的其余部分会吸收新的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能被使用。因此，在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资本——剩余价值中，新的剩余劳动的现实必然性同时也就被创造出来，这样，剩余资本本身同时就是新的剩余劳动和新的剩余资本的现实可能性。

　　这种情况表明，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劳动本身通过创造剩余资本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一再地去创造新的剩余资本，等等，等等。

　　同最初的非剩余资本相比较，劳动能力的状况发生了以下变化：（1）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是由这种劳动本身再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从流通中归于劳动的，而是劳动本身的产品；（2）在原料和工具的形式上代表实现活劳动所需要的现实条件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同时，因为任何使用价值就其本性来说都是由非永久材料构成的，而交换价值只有在使用价值中才存在，才具有，所以这种保存等于防止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的灭亡，或者说等于否定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的非永久性质，因而等于把这些价值变成自为存在的价值，长久的财富。因此，这种最初的价值额也只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活劳动才变为资本。

　　现在从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只要考察的是剩余资本，那么，资本家通过单纯占有他人的劳动就代表自为存在的价值，即在货币的第三个要素上的货币，财富，这是因为剩余资本的每一种要素，即材料、工具、生活资料，都归结为资本家不是通过同现有价值的交换，而是不经过交换就占有的他人的劳动。当然，对于这种剩余资本来说，作为最初的条件表现出来的，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一部分价值，或者说资本家所占有的一部分对象化劳动，同他人的活劳动能力相交换。

　　对于剩余资本I——我们这样称呼从最初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资本——的形成来说，也就是对于占有他人劳动即占有对象化的他人劳动来说，作为其条件表现出来的，是资本家方面占有价值，资本家用这种价值中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我们说“在形式上”，是因为活劳动必须再把它所交换的价值归还给资本家，偿还给资本家。无论如何，对于剩余资本I的形成来说，也就是说，对于占有他人劳动或占有对象化着这种劳动的价值来说，作为其条件表现出来的，是归资本家所有的、由他投入流通并由他提供给活劳动能力的价值的交换，——这种价值不是从资本家［IV—45］同活劳动的交换中产生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作为资本同劳动的关系中产生的。

　　现在我们设想，剩余资本又投入生产过程，又在交换中实现了它的剩余价值，并在第三次生产过程开始时又作为新的剩余资本出现。这个剩余资本II的前提和剩余资本I的前提不同。剩余资本I的前提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并由他投入流通的价值，更确切地说，由他在同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中投入的价值。剩余资本II的前提无非就是剩余资本I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个前提：资本家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他人劳动。这使资本家能够不断地重新开始过程。固然，为了创造剩余资本II，资本家必须用剩余资本I的一部分价值在生活资料的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但是，他这样拿去进行交换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他从自己的基金中投入流通的价值，而是他人的对象化劳动，他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了这种对象化劳动，并且现在又用它来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同样，这种新的劳动借以实现自己并创造剩余价值的材料等等，不经过交换，通过单纯的占有便落入资本家的手中。

　　对他人劳动的过去的占有，现在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新占有的简单条件；换句话说，他人的劳动以客观的形式，以现有价值的形式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种情况是使资本家能够重新占有他人的活的劳动能力，因而占有剩余劳动即没有得到等价物的劳动的条件。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这是资本家不仅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而且作为不断增长的资本越来越多地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或者说，这是资本家扩大他的权力，扩大他的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作为资本的存在，而另一方面，一再地把处于主体的贫穷中，即丧失物质实体的贫穷中的活劳动能力重新变为活劳动能力的唯一条件。

　　对过去的或客体化了的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表现为进一步占有现在的或活的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由于剩余资本I是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简单交换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简单交换是完全根据等价物按其本身包含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规律进行的，并且，由于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前提无非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从而，剩余资本II同剩余资本I的关系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我们看到，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做他人财产的义务。所有权在一方面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另一方面则转化为必须把自身的劳动的产品和自身的劳动看做属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

　　不过，作为在法律上表现所有权的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现在发生了变化：对一方来说只是表面上进行了交换，因为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第一，本身是没有支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他人的劳动，第二，它必须由劳动能力附加一个剩余额来偿还，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资本实际上并没有交出去，而只是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可见，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存在了，或者说，成了纯粹的假象。

　　其次，所有权最初表现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现在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不能占有它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同劳动之间，进一步说，财富同劳动之间的完全分离，现在表现为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结果。

　　最后，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旦成为前提——确切地说，只有当第一个生产过程再生产出资本和新生产出剩余资本I而结束时，货币才转化为资本；但是，只有当剩余资本I生产出剩余资本II，也就是说，只有当正在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那些还处于现实资本的运动之外的前提已经消失，因而资本本身根据自己的内在本质，事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做出发点的那些条件本身时，剩余资本I才设定为即实现为剩余资本——，那么，这样一个条件，即资本家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把通过他本人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式（只要不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过去的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IV—46］投入流通这样一个条件，就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

　　例如，如果说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制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之一，那么这决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件，决不是它的现实的要素，而是城市制度的过去的前提，是城市制度形成时的前提，这些前提在城市制度存在时已被扬弃。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在生成；因此，这些条件和前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在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如果说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最初生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资本家时所实现的一定积累——即使是靠节约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等等——为前提，因此，如果说货币生成为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产生的一定的外在的前提，那么，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

　　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是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是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在创造剩余资本I之前存在的条件，或者说表现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范围，而是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处于资本以前的时期，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这就是说，个别资本仍然可能例如通过贮藏而产生。但是贮藏只有通过剥削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做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

　　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如果我们现在首先考察已经形成的关系，考察变成资本的价值和作为单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因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那么，问题简单表现为，活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材料，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工具，［IV—47］以及为了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为了防止这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质的那些生活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为他人的独立的存在或他人的人格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力也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东西，成为坚持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构成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因而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只是表现为另一种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同客观条件相区别）。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生产过程怎样生产这种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产和它们的价值增殖，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

　　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体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相反，劳动能力仅仅作为把这些条件当做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来增殖和保存的条件，而从生产过程中出来。⁶⁸

　　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对象化在不属于他的东西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对象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做他人的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不让它劳动，劳动能力是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见，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就像材料和工具一样是他人的——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面来看，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总是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主体的劳动能力而重新开始自己的苦工。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

　　本质的条件本身已经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1）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中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2）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或对象化劳动，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对象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对象条件，为［IV—48］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3）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中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而且，它不能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而是必须向工人本人购买劳动，换取劳动；最后，（4）其中的一方——以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形式表现劳动的对象条件的那一方——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自行增殖，创造货币当做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使用价值当做最终目的。

　　只要双方仅仅以对象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同样，如果活劳动能力本身是另一方的财产，也就是说，它不是进行交换的人，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在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这种情况与上述论点并不矛盾。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

　　这种关系先前得以表现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生成这种关系的历史前提的那些条件，乍一看来表现出某种二重性：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⁶⁹是活劳动的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

　　首先第一个前提，是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的消灭。活劳动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格互相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

　　至于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这一点在考察法律关系时表现为处于这种关系之外的东西。自由工人所出卖的，始终只是一定的、特定量的力的表现；劳动能力作为总体是处于每个特殊表现之上的。工人把力的特殊表现出卖给某个特殊的资本家，工人独立地同这个作为单个人的资本家相对立。很明显，这不是工人同作为资本的资本的存在，即同资本家阶级的关系。但是，就单个的、现实的人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在农奴制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只不过是活的工作机，因而它对别人来说具有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价值。对于自由工人来说，他的总体上的劳动能力本身表现为他的财产，表现为他的要素之一，他作为主体支配着这个要素，通过让渡它而保存它。这个问题在以后研究雇佣劳动时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一方面还不构成资本，另一方面也还不构成雇佣劳动。整个所谓的服务阶级，从擦皮鞋的到国王，都属于这个范畴。不论在东方公社，还是在由自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西方公社，凡是这些组织由于人口增长、战俘释放、各种偶然性造成个人贫穷和丧失独立劳动的客观条件，以及由于分工等原因，而分解为一些单个要素的地方，我们到处都可零散地见到自由的短工，他们也属于上述范畴。

　　如果A用某一价值或货币，即对象化劳动，交换B的某种服务，即活劳动，那么这可能属于：

　　（1）简单流通的关系。双方互相交换的，实际上只是使用价值；一方用来交换的是生活资料，另一方用来交换的是劳动，即他方所希望消费的服务；这或者是直接的个人服务，或者是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材料等，后者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自己劳动的对象化，用这些材料等创造出一种使用价值，创造出供前者消费的使用价值。例如，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农民把一个走乡串里的裁缝领到自己家里，供给他衣料要他为自己做衣服。或者我给一个医生一些钱，要他给我治病。在这些场合，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⁷⁰，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人为我缝衣服，为此我向他提供材料，他给我使用价值。但他不是立即以物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而是以活动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我给他一种现成的使用价值，他为我制造另一种使用价值。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不论B是自己生产他用来维持生存的食品，还是从A那里取得这些食品，即他不直接生产食品而生产衣服，用衣服从A那里换得食品，这实际上只表现为由分工和交换所引起的形式上的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只有付给A一种等价物，才能占有属于A的使用价值，而这种等价物归根到底总是他自己的活劳动，不论这种活劳动在交换完成以前还是由于这次交换而采取什么样的对象化形式。现在衣服不仅包含一种特定的赋予形式的劳动，即由劳动的运动赋予衣料的特定效用形式，而且还包含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而且包含价值一般，价值本身。但这种价值对A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消费衣服，而不是服装商人。因此，他交换来的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活动。

　　［IV—49］在提供个人服务的情况下，这种使用价值是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没有从运动形式转变为实物形式。如果像在简单关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提供服务的人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直接的使用价值本身，那么，这样一种假象，即似乎对这一方或另一方来说具有意义的是与使用价值不同的价值的假象，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即使假定A用货币支付服务费，这也不是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而是把货币当做换取消费品即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单纯流通手段。因此，这种行为也不是生产财富的行为，反而是消费财富的行为。在这里，对于A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裁缝B的］劳动本身，一定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客体化于衣料中，而在于满足一定的需要。当A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式变为使用价值形式时，他的货币并没有增殖价值，反而丧失价值。劳动在这里不是当做生产价值的使用价值，而是当做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本身，当做供消费的价值交换进来的。A重复交换的次数越多，他就越穷。这种交换对他来说不是发财致富的行为，不是创造价值的行为，而是使现有的、归他所有的价值丧失的行为。A在这里用来交换活劳动——现实的服务或客体化于某种实物中的服务——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被用做流通手段的货币，是只具有转瞬即逝的价值形式的货币，不是那种想通过购买劳动来保存自己并且增殖自己价值的货币。货币作为收入，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决不可能使货币变为资本，因而也决不可能使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消费货币不是生产货币，这一点用不着详细解释。在大部分剩余劳动是农业劳动，因而土地所有者既是剩余劳动又是剩余产品的所有者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构成了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基金，构成了与农业劳动者相对立的工业（这里指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基金。

　　同手工业劳动者相交换，是土地所有者的一种消费形式，他的另一部分收入则通过换取个人服务——往往只是服务的假象——直接分给他的一群侍从。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土地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图亚特的用语）⁷¹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这种关系尽管可能而不是必然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对立，但它同雇佣劳动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在劳动组织的所有各种不同形式下一再重复出现。如果这种交换是由货币作中介的，那么价格规定对双方都是重要的，但对A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A不愿意为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支付过多，而不是因为他关心劳动创造的价值。这种最初多半是习惯造成的和世代沿袭的价格，逐渐由经济来决定，先是由供求之间的比例，最后则由能够创造出这类活服务的出卖者本身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这种情况毫不改变关系的本质，因为同以前一样，价格规定对于单纯使用价值的交换来说仍然只是形式上的要素。但是，这种价格规定本身是由其他的关系，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般的、可以说是在这种特殊交换行为背后实现的那些规律以及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规定产生的。

　　军队是古代共同体中最先采用这种发薪饷方法的形式之一。²¹普通士兵的薪饷也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只由他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费用决定。但是，他用自己的服务交换来的是国家的收入，而不是资本。

　　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个人服务——也包括为个人消费进行的劳动，烹调、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直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个范畴。所有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最低下的到最高级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中的一份。但是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资本家用自己的收入同这类服务相交换，即通过自己的个人消费，会使自己成为资本。相反，由于这种交换，他花掉自己资本的果实。收入同这类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本身决定于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一点丝毫不改变关系的性质。

　　正如我们在货币章⁽²⁾已经谈到的，在这里真正设定价值的宁可说是提供服务的人；他把一种使用价值——一定种类的劳动、服务等等——换为价值，换为货币。因此在中世纪，同从事消费的土地贵族相反，从这方面，从活劳动方面，部分地出现了追求生产和积累货币的人；他们进行了积累，因而有可能在以后某个时期变成资本家。资本家有一部分是由被解放的农奴变成的。

　　因此，领取报酬的人究竟是得到短工工资，酬金，还是王室费，——而且，他比对他的服务支付报酬的人是显得高贵些还是卑下些，——这也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取决于所提供的服务的自然特性。

　　在资本作为统治力量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关系当然或多或少会被玷污。但这里还不应讨论这些个人服务丧失神圣光彩的问题——不管传统等等赋予这种个人服务多么崇高的性质。

　　由此可见，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这两种劳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两种不同的规定，即两种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种劳动是客观形式上的规定，另一种劳动是主观形式上的规定——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作为自身保持的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

　　［IV—50］在货币同劳动或服务相交换以便用于直接消费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总是现实的交换。双方交换一定的劳动量，这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使双方能够互相衡量劳动的特殊效用形式。这只涉及交换的形式，而不构成其内容。在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情况下，价值不是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尺度，而是交换的内容本身。

　　（2）在资产阶级以前的各种关系解体的时期，零散地出现一些自由劳动者，购买这些人的服务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生产；但是，第一，即使规模很大，这也只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生产价值；第二，例如，如果说贵族除了自己的农奴，还使用自由劳动者，并把他们创造的一部分产品又拿去出售，因而自由劳动者为他创造了价值，那么这种交换只涉及多余的产品，并且只是为了多余的产品，为了奢侈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因而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把他人劳动用于直接消费或用做使用价值而对这种劳动进行的伪装的购买。然而，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家长制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等等，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真正雇佣劳动的要素。但这种自由的奴仆，像在波兰等地那样，也可能出现以后又消失，而生产方式并未改变。

　　〔为了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表述为所有权的关系或规律，我们只需要把双方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行为表述为占有的过程。例如，剩余劳动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意味着：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反过来说，他人的劳动表现为资本的财产。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这第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³⁾转变来的，并通过继承权等等而长期存在下去，不受单个资本家的易逝性的影响；它同第一条规律一样被承认为规律。第一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

　　实际上，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正如在进一步考察这一过程时将更加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毫不相干，所以，总劳动作为总体不是单个工人的事情，而且，即使说它是不同工人的共同的事情，也只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它实际上是实行联合者，它决不是作为工具同单个工人发生关系，相反，工人却作为有灵性的单个点，作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

　　所以，结合劳动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自在的结合，这种结合既不表现为共同劳动的个人互相发生的关系，也不表现为这些个人支配其特殊的或孤立的职能，或支配劳动工具。因此，如果说工人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看做是他人的产品，那么他也把结合劳动看做是他人的劳动；正如他把自己的劳动看做虽然属于他自己，但对他来说却是异己的、被强制的生命活动，因此，亚当·斯密等人把这种生命活动看成是辛苦、牺牲等⁷²。正像劳动的产品一样，劳动本身作为特殊的孤立的劳动者的劳动被否定了。被否定的孤立劳动，实际上是被肯定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转化为客体的静止形式，同时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的东西，——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因此，资本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孤立劳动，从而也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财产，既代表劳动，也代表劳动的产品。所以，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而与这些要素并存。因此，资本从自己方面看来，表现为扩张着的主体和他人劳动的所有者，而资本的关系本身就像雇佣劳动的关系一样，是完全矛盾的关系。〕

(1) 指新创造的剩余价值。——编者注
(2) 这个地方不在货币章而在资本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3) 指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律。——编者注
67 　这个片断写在手稿第IV笔记本第42—50页上，内容论述的是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以及资本的原始积累。在论述原始积累的开头，马克思强调指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看做永恒的生产形式相反，他的方法包含着对生产方式进行历史考察的必然开始之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41—464页，标题是编者加的。——98。
68 　马克思有时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某些段落转抄或经过修改转述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这里的这句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XII笔记本第1396页上被改为：“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再生产出来，而是仅仅作为增殖和保存这些条件自身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111。
69 　方括号中由编者加的这些文字，所依据的是马克思1861—1863年手稿第XXII笔记本第1397页的内容，马克思在那里转述了这一整段文字。——113。
70 　这是罗马法中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Do ut facias，facio ut facias，facio ut des，do ut des。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章末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20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25—1336页中也引用了这些公式。——115、409、529。
71 　詹·斯图亚特关于“自由人手”的说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40、396页。马克思在本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6页上引用了该书第396页上的有关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货币章〉和〈资本章〉的补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七章第1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888页）、《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2—226页、第XIII笔记本第735—736页中都提到了这一用语。——117。
72 　亚·斯密把劳动看做是辛苦、牺牲等，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5章。——121。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⁷³

　　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¹⁾解体。

　　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做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具有对象的存在。个人把自己当做所有者，当做自身现实性的条件［IV—51］的主人。个人看待其他个人也是这样，并且，根据这个前提是从共同体出发，还是从组成公社的各个家庭出发，个人或是把其他个人当做财产共有者即公共财产的体现者，或是把其他个人当做同自己并存的独立的所有者即独立的私有者，而在这些独立的私有者之外，原来囊括一切和包罗所有人的公共财产本身，则作为特殊的公有地⁽²⁾与这些为数众多的土地私有者并存。

　　在这两种形式中，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做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做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产品，即剩余产品——，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1) “所有制”原文是“Eigentum”，在本节中，按上下文分别译为“财产”、“所有”、“所有权”、“所有制”；与土地相联时，则分别译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土地财产”、“地产”。——编者注
(2) “公有地”原文是“ager publicus”，指古罗马的国有土地。——编者注
73 　这是马克思在《原始积累》之后写的独立的一节，写在手稿第I V笔记本第5 0 —5 3页和第V笔记本第1 —1 5页上。标题采自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为手稿第I V笔记本第5 0 —5 3页及其后续部分所加的提示。在这个《提要》中，马克思还为手稿第V笔记本第1 —1 5页加了另一标题：《资本关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积累以前的过程》。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 0卷第4 6 5 —5 1 0页。——1 2 2 。

［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游牧，总而言之迁徙，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定的地方，而是哪里有牧草就往哪里放牧（人类不是生来就定居的；除非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做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下进行的，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为基础的形式，本身可以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例如，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所以统一体本身能够表现为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而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各个个别的人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属于他的条件，看做他的主体的以无机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观躯体这样一种关系——对这个别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总的统一体，以这些特殊的公社为中介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

　　因此，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公社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这类公社财产，只要它在这里确实是在劳动中实现的，就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劳动，一方面用于公共储备，可以说是为了保险，另一方面，用于支付共同体本身的费用，即用于战争、祭祀等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等等地方，才第一次出现最原始意义上的领主的财产支配权。在这里奠定了向徭役制过渡的基础等等）；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能够使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能够成为整套制度，例如在墨西哥，特别是在秘鲁，在古代凯尔特人那里，在印度的某些部落中就是这样。

　　其次，部落体内部的共同性还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

［古代的所有制形式］

　　［IV—52］［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它也像第一种形式一样，曾经在地域上、历史上等等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它也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但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这第二种形式不是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以城市作为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经建立的居住地。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而不是［像在第一种形式中那样］村庄表现为土地的单纯附属物。

　　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做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做他的工作场所，当做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和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处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

　　部落体本身导致区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氏族，这种区别又由于［胜利者］与被征服部落相混合等等而更加发展起来。

　　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即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产分开的。在这里，单个人的财产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财产，在第一种情况下，单个人的财产并不是同公社分开的个人的财产，相反，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

　　单个人的财产在事实上只靠共同劳动来利用——例如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的可能性越少，部落的纯粹自然形成的性质由于历史的运动、迁徙而受到的破坏越大，部落越是远离自己的原来住地而占领异乡的土地，因而进入全新的劳动条件并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部落的共同性质越是对外界表现为并且必然表现为消极的统一体——，那么，单个人变成归他和他的家庭单独耕作的那小块土地——单独的小块土地——的私有者的条件就越是具备。

　　公社（作为国家），一方面是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他们对抗外界的联合，同时也是他们的保障。在这里，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的。公社成员的身份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做就是土地，同时又看做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而保持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也正是保持公社的存在，反过来也一样，等等。虽然公社（在这里它已经是历史的产物，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人们的意识里也是如此，因而是一个产生出来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土地财产的前提，也就是说，表现为劳动主体把劳动的自然前提看做属于他所有这种关系的前提，但是，这种“属于”是由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作中介的，是由国家的存在，因而也是由那被看做神授之类的前提作中介的。

　　集中于城市而以周围土地作为领土；为直接消费而从事劳动的小农业；作为妻女家庭副业的那种手工业（纺和织），或仅在个别生产部门才独立起来的手工业（fabri⁷⁴等等）。

　　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的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他们把自己看做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者；但这些条件还必须不断地通过个人本人的劳动才真正成为个人人格的、即个人本人劳动的条件和客观因素。

　　另一方面，这个小的军事的共同体的趋向，又促使它越出这些限制等等（罗马、希腊、犹太人等等）。

　　尼布尔说：“当占卜官的预言使努玛相信神认可了他的当选的时候，这位虔诚的国王首先关心的不是神庙的礼拜，而是人。他把罗慕洛在战争中获得的并交给他占领的土地分配了，制定了特尔米努斯的祭礼。所有古代的立法者，首先是摩西，他们维持善行、公正和美德的法规所以取得成就，其基础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取得土地所有权，或者，至少要保证尽可能多的公民有世袭的土地占有权。”（［尼布尔］《罗马史》［1827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245页）

　　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

　　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员的再生产，他们的剩余时间正是属于公社，属于战争事业等等。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由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即对一块耕地的所有权来作中介的，而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则是由公社的存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又是由公社成员的服兵役等等形式的剩余劳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在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现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财产是魁里特⁷⁵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为罗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

74 　fabri（古罗马的匠人），指加工硬质材料的木工、锻工等。——128。
75 　魁里特（quiritarium）是古罗马全权公民的正式名称，它是从古罗马平民（Quiriten）这个词派生出来的。——129。

［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

　　［IV—53］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他们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制的第三种形式，是日耳曼的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公社成员本身既不像在东方特有的形式下那样是共同财产的共有者（在财产仅仅作为公社财产而存在的地方，单个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定土地的占有者，或是继承的，或不是继承的，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单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人，也就是说，属于同公社直接统一而不是同公社有别的人。因此，这种单个的人只是占有者。只有公共财产，只有私人占有。对公共财产的这种占有方式可以发生十分不同的历史的、地域的等等变化，这要看劳动本身是由每一个私人占有者孤立地进行，还是由公社来规定或由凌驾于各个公社之上的统一体来规定）；也不像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下那样，土地为公社所占领，是罗马的土地；一部分土地留给公社本身支配，而不是由公社成员支配，这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地；另一部分则被分割，而每一小块土地由于是一个罗马人的私有财产，是他的领地，是实验场中属于他的一份，因而都是罗马的土地；但他之所以是罗马人，也只是因为他在一部分罗马的土地上享有这样的主权。

　　〔“在古代，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受蔑视，而农业则受尊敬；在中世纪则相反。”［（尼布尔，同上，第418页）］〕

　　〔“通过占有公社土地而使用公社土地的权利，最初属于贵族，以后贵族把这种公社土地授予自己的被保护民⁷⁶；从公有地中分给财产只适用于平民；一切财产的配与都有利于平民，并且是对某一份公社土地的补偿。除了城墙周围的地带之外，真正的土地财产最初只在平民手里”［（同上，第435—436页）（］后来有被接受［加入罗马籍］的农村公社）。〕

　　〔“罗马平民的本质就在于，像在他们的魁里特所有制中所表现的那样，它是农民的总体。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自由民的本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在农业中保存着民族的古老部落，而在外地商人和手工业者定居的城市里这个民族则起了变化，同样，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凡有奴隶制的地方，被释放的奴隶都力图从事这一类职业来谋生，后来往往积蓄大量财富。所以在古代，这些行业总是在他们手里，因而便被认为是不适合公民身份的事情；于是，人们认为允许手工业者获得全权公民的身份是危险的（在更早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手工业者通常被排斥在全权公民之外）。‘任何罗马人都不许作为商人或手工业者谋生’⁷⁷。像中世纪城市史中那种受人尊敬的行会，古代人是根本不懂的；而且在中世纪城市史中，随着行会逐渐压倒氏族，甚至作战精神也趋于消沉，最后竟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各城市在外界所享有的尊崇以及它们的自由，也消失了。”［（同上，第614—615页）］〕

　　〔“古代各国的部落是按两种方式建立的：或按氏 族，或按地区…… 氏族部落比地区部落古老，而且几乎到处都被后者排挤。它们的最极端的、最严格的形式是种姓制度，一个种姓同另一个种姓互相隔离，没有通婚的权利，各个种姓按其地位来说完全不同；每一个种姓有自己专一的、不变的职业……

　　地区部落最初是同地方划分为区和村相适应的，所以，在实行这种划分时，在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阿提卡地区，凡已经是一个村的居民的人，都以该村的德莫特⁷⁸的资格而编入该村所在地区的部落⁷⁹之内。德莫特的子孙，不问其居住地何在，照例仍旧属于同一个部落和同一个德莫，这样，这种划分就具有按家世划分的外表……［（同上，第317、318页）］

　　这种罗马的氏族并不是由血缘的亲族组成的。在共同的姓氏之外，西塞罗还要把他们的祖先是自由民作为特殊的标志。罗马的氏族成员有共同的圣地，它后来〈早在西塞罗时代〉就没有了。保存得最久的是对那些既无近亲又无遗嘱的已故同氏族人的财产的继承。在最古时代，帮助遭到非常事故的贫困的同氏族人，是氏族成员应尽的义务。（这最初在日耳曼人中广为流行，而在迪特马申人⁸⁰中保留得最久。）［（同上，第326、328、329、331页）］氏族是联合团体。在古代世界，比氏族更普遍的组织是没有的…… 例如，在盖尔人⁸¹中，名门望族的坎伯尔家族便和自己的家臣组成一个克兰⁽¹⁾。”［（同上，第333、335页）］〕

　　因为贵族在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公有地的占有者，并且通过自己的被保护民等等来利用公有地（后来便逐渐地据为己有）。

　　日耳曼的公社并不集中在城市中；而单是由于这种集中——即集中在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作为农民的居住地、同样也作为军事指挥中心的城市中——，公社本身便具有同单个人的存在不同的外部存在。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做王公的营垒，看做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V—1］⁸²当联合在城市中的时候，公社本身就具有了某种经济存在；城市本身的单纯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在这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在日耳曼人那里，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从外表来看，公社也只有通过公社成员的每次集会才存在，虽然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包含在他们的亲缘关系、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之中。

　　因此，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因此公社事实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里那样，作为国家、作为国家组织而存在，因为它不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为了使公社具有现实的存在，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举行集会，而例如在罗马，除了这些集会之外，公社还存在于城市本身和掌管城市的官吏等等的存在中。

　　诚然，在日耳曼人那里，也有一种不同于单个人的财产的公有地，公社土地或人民土地。这种公有地，是猎场、牧场、采樵地等等，这部分土地，当它必须充当这类特定形式的生产资料时，是不能加以分割的。可是，这种公有地却又不像例如在罗马人那里那样，表现为与私有者并列的国家的特殊经济存在，以致这些私有者只有当他们像平民那样被取消即被剥夺公有地的使用权时，才会成为真正的私有者。

　　相反，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做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不是单个人的财产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财产的存在表现为以他物为中介，也就是说，表现为独立主体互相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手工业只是妇女的家庭副业等等）。

　　在古代世界，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而在日耳曼世界，单个的住地就是一个经济整体，这种住地本身仅仅是属于它的土地上的一个点，并不是许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为独立单位的家庭。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在古代民族那里（罗马人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现的形式最纯粹，最突出），存在着国有土地财产和私人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结果是后者以前者为中介，或者说，国有土地财产本身存在于这种双重的形式中。因此，土地私有者同时也就是城市的市民。从经济上说，国家公民身份就表现在农民是一个城市的居民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上。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这种形式的基础是孤立的、独立的家庭住宅，这一基础通过同本部落其他类似的家庭住宅结成联盟，以及通过在发生战争、举行宗教活动、解决诉讼等等时为取得相互保证而举行的临时集会来得到保障。在这里，个人土地财产既不表现为同公社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也不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而是相反，公社只存在于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公社财产本身只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

　　［日耳曼的］公社既不是使单个的人只表现为偶然因素的那种实体［像在东方公社中那样］；也不是［像在古代公社中］那样的一般物，那种一般物本身，无论是在单个人的观念中，还是从城市的存在和公社的城市需要不同于单个人的存在和需要来说，或者从公社的城市土地这种公社特殊存在不同于公社成员的特殊经济存在来说，都是一个存在着的统一体。与此相反，［日耳曼］的公社本身，一方面，作为语言、血统等等的共同体，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但另一方面，这种公社只存在于公社为着共同目的而举行的实际集会中，而就公社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存在（表现为共同使用猎场、牧场等等）而言，它是被每一个个人所有者以个人所有者的身份来使用，而不是以国家代表的身份（像在罗马那样）来使用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所有者的共同财产，而不是在城市中另有其特殊存在而与单个人相区别的那种个人所有者联合体的共同财产。

(1) 即氏族。——编者注
76 　被保护民是依附于古罗马贵族的受保护的贫民，按其阶级性来说，处于自由民与被解放的奴隶之间。——130、145、153。
77 　“任何罗马人都不许作为商人或手工业者谋生”，这句话出自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古代罗马史》第9册第25页。马克思转引自巴·格·尼布尔《罗马史》1827年柏林第2版（全部改写的）第1卷第615页第390注。——130。
78 　德莫特，在古希腊居住在德莫（自治区）内、享有充分权利的全体公民，与奴隶和异邦人不同，都被称做德莫特（意即希腊人民）。在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后，德莫是阿提卡的最小行政单位，它在农村中包括一两个村庄，在雅典则包括一个城区。——130。
79 　部落（Phyle，指地区部落）是希腊人在氏族制度中对各氏族联合体的名称，它由好几个氏族分支组成，形成一个宗教团体，拥有自己的祭司和官员。在阿提卡，克利斯提尼实行改革时，把4个老的部落改为10个区域选区，即地区部落，这些地区部落各由10个德莫组成（参看注78）。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缘部落不同，它们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五　雅典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130。
80 　迪特马申人是指迪特马申的居民。迪特马申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地区，曾是自由民的一个要塞。自由民曾长期保留公社制度，反抗德国和丹麦封建主的征服。到14世纪，迪特马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三个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年丹麦国王征服迪特马申，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一直保存到19世纪下半叶。——131。
81 　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凯尔特人后裔。——131。
82 　从这里开始为手稿笔记本的第V本，第一页上注明：“笔记本V（资本章。续）”。扉页上写着：“笔记本V。1858年1月。伦敦。（1月22日开始。）”——131。

［公社制的生产关系的局限性］

　　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存在着以下的特点：

　　（1）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做是自己的东西，看做是使自己的主体性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V—2］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

　　（2）但是，这种把土地，把大地当做劳动的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的关系——因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表现为单纯劳动的个人，不表现在这种抽象形式中，而是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他的活动的简单结果，这就和他的皮肤或他的感官一样是他的活动的前提，这些东西在他的生命过程中虽然也被他再生产并加以发展等等，但毕竟作为前提存在于再生产过程本身之前——，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中介。

　　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诚然，他能够像动物一样，把土地作为实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把土地当做财产，这种关系总是要以处在或多或少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发展了的形式中的部落或公社占领土地（和平地或暴力地）为中介。在这里，个人决不可能像单纯的自由工人那样表现为单个的点。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因为他对土地的关系是以公社为中介的。他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份为中介的；另一方面，公社的现实存在，又由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所有制的一定形式来决定。不管这种以公社成员身份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现为公共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还是这种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决定于前者，因而只有国家公民才是并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时具有特殊的存在）；最后，还是这种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础，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于公社成员的集会中和他们为共同目的的联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不管怎样，公社成员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的关系，即对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自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现在实际上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以所有者的身份对待土地，就是说，通过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土壤利用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由迁移、历史事件等等引起的变动。

　　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被作为前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如果单个人改变自己对公社的关系，他也就在改变公社，破坏公社，同样也破坏公社的经济前提；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前提也发生变化——由于本身的辩证法而发生变化，贫穷化等等。尤其是由于战争和征服的影响，例如在罗马，这本质上属于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作为公社基础的实际纽带遭到破坏。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被作为前提的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地或又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对同部落人等等的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前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在罗马人那里，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关系、征服等等，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虽然所有这些因素在达到某一定点以前似乎还和基础相容，部分地似乎只是无害地扩大着这个基础，部分地似乎只是从这个基础中生长出来的恶习。这里，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但是，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V—3］哪一种土地所有制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问题在于，一方面，财富是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另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也好。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蒲鲁东对财产的起源问题的错误看法］

　　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他所理解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非经济起源的那种东西⁸³，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

　　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之前，还要指出下面一点：好样的蒲鲁东不但能够，而且一定会同样振振有词地给作为财产形式的资本和雇佣劳动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因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东西、作为资本出现，和工人在资本家方面作为无财产者、作为抽象工人出现，——价值同活劳动之间发生的交换，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虽然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本身再生产着这种关系，并且在其客观的广度上以及深度上都发展着这种关系），这种历史过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

　　换句话说：财产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可是，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及其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

　　生产的原始条件（或者同样也可以说：由于两性间的自然过程而增多的人的再生产的原始条件；因为这种再生产，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为客体的塑形，客体从属于主体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V—4］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当做只是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他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

　　换句话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的自然生存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做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自然生存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部落、特里布斯⁸⁴等等——它们后来和别的家庭、部落、特里布斯等等相混合、相对立，而在历史上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一个成员而存在，并且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当做是自身的无机存在，当做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天然的成员，他分享公共的财产，并占有自己单独的一份；正如他生来是罗马公民，对公有地有（至少是）观念上的要求权，而对于若干罗马亩的土地则有实际上的要求权一样，等等。

　　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做属于他的，看做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是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的。（共同体的抽象，即其成员除语言等等而外几乎毫无共同的东西，甚至语言也不一定是共同的，这显然是晚得多的历史状况的产物。）例如，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做是自己的。把语言看做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

　　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像人们在秘鲁所看到的那种共同生产和公有制，显然是一种派生形式，它们是由一些征服者部落所引入的和传输进来的，这些部落在其故乡所熟悉的是一种古老的更简单的——如在印度和斯拉夫人那里所存在的——公有制和共同生产。同样，例如在威尔士的凯尔特人那里我们所遇到的那种形式，看来是传输到他们那里去的，也是派生的，是由征服者引入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部落的。这些制度是由一个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并系统地造成的，这证明它们的形成较晚。正如引入英格兰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一样。〕

　　〔在游牧的畜牧部落——所有畜牧民族最初都是游牧的——那里，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一样，是以原始的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亚洲的草原和亚洲高原的情形就是这样。土地被用做牧场等等，在土地上放牧畜群，畜牧民族则靠畜群生存。他们把土地当做自己的财产，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财产固定下来。在美洲蒙昧的印第安部落中，狩猎地区便是这一类财产；部落把某一地区认做自己的狩猎地盘，并用强力保护它免受其他部落侵犯，或者是设法把其他部落从他们所占有的地盘上赶走。在游牧的畜牧部落中，公社事实上总是聚集在一起的；这是旅行团体，是结队旅行者，是游牧群，而上下级从属关系的形式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条件中发展出来。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在每一处停留地上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用的。〕

　　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如果我们立即来考察定居的民族）——当做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做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卫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

　　（在这里，事实上我们可以仅限于论述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因为在畜牧民族那里，对天然的土地产品——例如绵羊——的所有，同时也就是对他们所游牧的草地的所有。一般说来，土地财产也包括土地上的有机产物财产在内。）

　　〔如果把人本身［V—5］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简单的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

　　所以，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做是属于他的、看做是自己的、看做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做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

　　这些自然生产条件的形式是双重的：（1）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因而，也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其原始形式是部落体，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的部落体；（2）以共同体为中介，把土地看做自己的土地，公共的土地财产对个人来说同时又是个人占有物；或者是这样：只有［土地的］果实实行分配，而土地本身及其耕作仍然是共同的。（但住所等等，哪怕是西徐亚人的四轮车，也总是由个人占有。）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这一点就已经是例如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他的主体存在本身要以此为条件，正如他的这种存在同样要以他把土地看做是自己的实验场为条件一样。

　　（诚然，财产最初是动产，因为人起先占有的是土地的现成果实，其中也包括动物，特别是可驯养的动物。但是，甚至这样的情况，狩猎、捕鱼、游牧、以采集树木果实为生等等，也总是以占有土地为前提，或者是把土地作为固定住地，或者是供往来游动，或者是用做动物的牧场等等。）

　　可见，财产意味着：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意味着在其中有着主客体的存在），并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做是它的无机体这种关系为中介，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因为土地同时既是原料，又是工具，又是果实）看做是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做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为什么不是对消费条件的关系呢？个人的生产行为最初难道不是限于占有现成的、自然界本身业已为消费准备好的东西来再生产他自身的躯体吗？即使在那些只须找到、发现这些东西的地方，也很快就要求个人做出努力、付出劳动（如狩猎、捕鱼、游牧），要求主体生产出（也就是发展）某些能力。再说，人们可以取用现有的东西，而无须使用任何工具（工具本身已经是预定供生产之用的劳动产品），无须改变现有东西的形式（这种改变甚至在游牧中就已发生了）等等的这样一种状态，是非常短暂的，在任何地方也不能被认为是事物的正常状态，甚至也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原始状态。此外，原始的生产条件当然包括不经劳动而直接可以消费的物品，如果实、动物等等；所以说消费储备本身就是原始生产储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员。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一，共同体把这些条件看做是自己的东西。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少。这种财产形式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土地财产、农业独占统治的地方不同，征服［其他共同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所以他本身实质上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而奴隶制在这里既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

83 　皮·约·蒲鲁东关于财富的起源问题的看法，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2卷第269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四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引用并批判了这种看法。——138。
84 　特里布斯是古罗马的行政区单位。从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王实施改革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起，罗马的城区划分为四个特里布斯。同时，还有几个郊区的特里布斯。每个特里布斯中凡占有土地的自由民都列入该特里布斯的户籍簿。在按地区划分特里布斯之前，更古老的方法是按部落和氏族划分，每一特里布斯包括一百个氏族。这种划分方法是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140。

［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

　　［V—6］其次，很清楚：

　　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做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并宣布为法律和加以保证的），也就是说，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才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这些条件实际上成为的主体活动的条件。

　　可是同时也很清楚：这些条件是改变着的。一块地方只是由于部落在那里打猎才成为狩猎地区；土地只是由于耕作才成为个人身体的延伸。在罗马城建起来而其周围的土地被罗马公民耕种之后，共同体的条件便和以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但是，这种再生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例如，在每一个人均应占有若干亩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就给这样做造成了障碍。要想消除这种障碍，就得向外殖民，要实行殖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这样就有奴隶等等。还有，例如，公有地扩大了，这样代表共同体的贵族就增加了等等。

　　可见，旧共同体的保持包含着被它当做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持会转向对立面。例如，如果设想，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等（在旧的传统的耕作方式下，这种发展恰好是最缓慢的）而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每天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农业上等等，而这又会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方式在农业中保持得很久，在东方的那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越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共同体本身，也就越是稳固。

　　凡是公社成员作为私有者已经同作为城市公社以及作为城市领土所有者的自身分开的地方，那里也就出现了单个的人可能丧失自己的财产的条件，也就是丧失使他既成为平等公民即共同体成员，又成为所有者的那种双重关系。在东方的形式中，如果不是由于纯粹外界的影响，这样的丧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他是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其原因也在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市（乡村）和土地的结合。

　　在古代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是有害的职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⁷⁶、外地人干的事情）等等。生产劳动的这种发展（这种劳动作为只是为农业和战争服务的自由人的家庭劳动，或者作为为宗教仪式和共同体服务的工业，如建造房屋、修筑道路、兴建庙宇等等，而从单纯从属于农业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是必然会有的，这是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体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交换也起同样的作用；还有债务等等。

　　共同体（部落体）的特殊形式和与它相联系的对自然界的所有权这二者的原始统一，或者说，把生产的客观条件当做自然存在，当做以公社为中介的单个人的客观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这种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的一定的能动的关系，［V—7］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这种劳动方式总是表现为家庭劳动，常常是表现为公社劳动）。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

　　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再生产。然后，便转入解体。

　　因此，财产最初（在它的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形式中）意味着，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做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因此，它也将依照这种生产的条件而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生产本身的目的是在生产者的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中并连同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一起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个人把劳动条件看做是自己的财产（这不是劳动即生产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是以个人作为某一部落体或共同体的成员的一定的存在为前提的（他本身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共同体的财产）。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只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因而，财产就不再是亲身劳动的个人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

　　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地设想一下，有个体力超群的大力士，起先捉野兽，后来便捉人，迫使人去捉野兽，总之，像利用自然界中任何其他生物一样，也把人当做自然界中现有的条件之一，用于自己的再生产（这时他自己的劳动就归结为统治等等）。可是，这样的看法是荒谬的——尽管它就某一个部落体或共同体来看是很对的——，因为它是从孤立的人的发展出发的。

　　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⁷。交换本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然而，一旦事情变成这样，即人作为孤立的个人只和自己发生关系，那么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就又变成使自己普遍化和共同化的东西。在这种共同体里，单个的人作为所有者（比如说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客观存在就是前提，而且这又是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些条件把单个的人锁在这个共同体上，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之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

　　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

　　至于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在现代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再现的问题，这本身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我们将在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一篇中加以论述。

　　［V—8］（这一切还要回头来进行更深入和更详细的分析。）

［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谈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关系，或者说，劳动对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个历史过程曾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了解体。

　　因此，首先指的是：

　　（1）劳动者把土地当做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做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做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这种所有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样一种共同体为前提的，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彼此间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都是所有者。所以，这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共同所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它发展成为对立物，但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

　　（2）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正如上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现实的共同体为前提一样，劳动者对他的工具的这种所有制，是以手工业劳动这一工业劳动发展的特殊形式为前提的；同这种劳动形式相联系的是行会同业公会制度等等。（古代东方的工业在考察上述第一点时就可以加以分析。）在这里，劳动本身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本身等等。师傅制。资本家自己还是师傅。特殊的劳动技能也保障着劳动工具的占有等等。劳动方式以及劳动组织和劳动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的。中世纪的城市。劳动还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片面能力的一定的自足的发展等等。

　　（3）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劳动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有作为生产者来生活——也就是在生产期间即在完成生产以前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作为土地所有者，他直接拥有必要的消费储备。作为行会师傅，他继承、赚得、积蓄这种消费储备，而作为徒弟，他不过是一个学徒，还完全不是真正的、独立的劳动者，而是按照家长制寄食于师傅。作为（真正的）帮工，他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师傅所有的消费储备。这种储备即使不是帮工的财产，按照行会的法规和习惯等等，至少是他的共同占有物等等。（这个问题将进一步论述。）

　　（4）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关系也同样发生解体，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是奴隶或农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一方面，要找到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作为丧失客体条件的、纯粹主体的劳动能力，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生产的客观条件相对立，所需要的历史前提便是这些。另一方面，要问：工人要找到同自己相对立的资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在资本的公式中，活劳动对于原料、对于工具、对于劳动过程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关系，都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即把这一切都当做非财产来发生关系，——这种资本的公式，首先包括非土地财产，或者说，否定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劳动的个人把土地看做是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劳动、而生产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不仅是作为劳动者同土地发生关系，而且是作为土地所有者同作为劳动主体的自身发生关系。土地财产潜在地包含着对原料，对原始的工具即土地本身，以及对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的所有权。在最原始的形式中，这意味着把土地当做自己的财产，在土地中找到原料、工具以及不是由劳动所创造而是由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只要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那么，派生的工具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土地的果实，就显得是包含在原始形式的土地财产中的东西。因此，这种历史状态作为较完全的财产关系，也就在工人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中首先被否定了。这是第一种历史状态，它在工人同资本的关系中被否定了，或者说作为历史上已经解体的东西而成为前提。

　　第二，［V—9］只要存在着对工具的所有权，或者说劳动者把工具看做是他自己的东西，只要劳动者作为工具所有者来进行劳动（这同时意味着工具包括在他个人的劳动之内，也就是意味着劳动生产力处在特殊的有限的发展阶段上），只要劳动者表现为所有者或表现为从事劳动的所有者的这种形式，已经成为一种与土地财产并存并且存在于土地财产之外的独立形式——这就是劳动在手工业中和城市中的发展，这种发展已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是土地财产的附属品，包括在土地财产之内；因此，原料和生活资料成为手工业者的财产，只是以他的手工业，以他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中介——，凡是在这样的地方，就已经有了与第一个历史阶段并存并且存在于第一个历史阶段之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而第一个历史阶段本身，由于上述第二类财产或第二类从事劳动的所有者独立出来，就必然以大大改变了的面貌出现。

　　因为工具本身已经是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构成财产的要素已经是由劳动创造的要素，所以在这里，共同体（指这个第二类财产借以建立的共同体），就不能再像第一种情况下那样以一种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了，共同体本身已经是被生产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由劳动者本身生产出来的共同体。显然，凡是在工具的所有权表现为把劳动的生产条件看做财产这样一种关系的地方，工具在实际的劳动中仅仅表现为个人劳动的手段；那种使他实际上占有工具并把工具作为劳动资料来使用的技艺，表现为劳动者的特殊技能，这种特殊技能使他成为工具所有者。总之，行会同业公会制度（即把劳动主体确立为所有者的那种手工业劳动）的基本性质，应该归结为把生产工具（劳动工具）看做是财产这样一种关系，这与把土地（原料本身）看做归自己所有是不同的。这种对生产条件的这一个要素的关系，把劳动的主体确立为所有者，使他成为从事劳动的所有者，这是第二种历史状态，它按其本性只有作为第一种状态的对立物，或者可以说，同时作为已经改变的第一种状态的补充物，才能存在。这第二种历史状态，在资本的第一个公式中也同样被否定了。

　　第三种可能的形式，就是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生活资料表现为劳动主体的自然条件，而无论是土地，还是工具，甚至劳动本身，都不归自己所有。这种形式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公式，在工人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的关系中，它也同样被否定了，表现为在历史上已经解体的状态。

　　所有制的各种原始形式，必然归结为把各种制约着生产的客观因素看做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原始形式构成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同样它们又以一定形式的共同体作为前提。这些形式由于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制）之内而在本质上发生变化，于是属于第一种状态的一切财产形式的单纯肯定性质便丧失了，发生变化了。它们全都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因而包含着这种对自身的扬弃。至于第二种状态，特殊种类的劳动，其中的师傅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对工具的所有＝对生产条件的所有，这种状态虽然不包含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可以在种姓制度的形式中得到类似的否定的发展。〕

　　〔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第三种形式——如果不是归结为奴隶制和农奴制——不可能包含劳动的个人对生产条件，因而对生存条件的关系。因此，它只能是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的这样一些成员的关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财产，但还没有达到第二种财产形式；面包和娱乐时代⁸⁵的罗马平民的情形就是这样。〕

　　〔侍从对他们的领主的关系，或者说个人服务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个人服务实质上仅仅构成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生存方式，这种土地所有者已经不再从事劳动，而他的财产则把劳动者本身作为农奴等等包括在生产条件之内。在这里，统治关系表现为本质的占有关系。对于动物、土地等等，实质上不可能通过占有而发生任何统治的关系，虽然动物服劳役。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因此，没有意志的东西，例如动物，虽然能服劳役，但这并不使所有者成为领主。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统治关系和隶属关系也属于生产工具占有的这种公式之内；而这些统治关系和隶属关系构成所有原始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发展和灭亡的必要酵母，同时它们又表现出这些关系的局限性。诚然，在资本中，它们被再生产出来（以间接的形式），因而也构成资本解体的酵母，同时也是资本的局限性的标记。〕

　　［V—10］〔“在贫困时出卖自己和自己近亲，这种权限不幸曾是人们普遍的权利；这在北方各地，在希腊人中，在亚洲都很流行；债主有权把不还债的负债人充当自己的奴仆，而且有权用负债人的劳动或通过出卖其人身（只要这是可能的）来抵偿债务，这种权利也是几乎到处流行的。”（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600页）〕

　　〔尼布尔在一个地方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在奥古斯都时代写作的希腊作家是难以了解的，他们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同保护人和被保护民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这是由于他们

　　“写作的那个时代，富者与贫者都是唯一真正 的公民阶级；那时贫穷的人，无论出身怎样显贵，也需要有保护人，而百万富翁，即使曾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也成了受欢迎的保护人。在他们那里，世袭的从属关系，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同上，第1卷第620页）。〕

　　〔“在两个阶级——麦特克⁸⁶和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后裔——中，有手工业者，他们的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而抛弃了农业的平民则享有这种公民权利。但手工业者也没有丧失拥有自己合法的联合团体的荣誉；他们的行会受到很大的尊敬，以致人们称努玛为这些行会的创立者；行会有九个：笛师、金匠、木匠、染匠、马具匠、制革匠、铜匠、制陶匠以及包括其他一切手工业的第九种行会…… 他们之中有些是独立的城关市民⁸⁷，是不受任何保护人庇护的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在有这种权利的情况下）；也有的是农奴的后裔，他们的从属关系由于他们的保护人的氏族灭绝而中断了；当然，他们对于旧的公民与公社⁸⁸间的纠纷，一直是漠不关心的，正如佛罗伦萨的行会对于奎耳夫和吉贝林两派间的争斗漠不关心一样；可能农奴仍然完全处于贵族的支配之下。”（同上，第1卷第623页）〕

　　一方面，前提是这样一些历史过程，这些历史过程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处于一种即使最初不是真正的自由工人的地位，无论如何也是可能的自由工人的地位，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所有生产的客观条件作为他人财产，作为这些个人的非财产，和这些个人相对立，但同时这些客观条件作为价值是可以交换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活劳动占有。这种历史上的解体过程，既是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地主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因而这实质上是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的过程；也是使劳动者成为自耕农⁸⁹、成为自由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或佃农（隶农⁹⁰）、成为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解体〔公共所有制和现实共同体的更古老形式的解体，就不用说了〕；也是以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并且把作为一定手工业技能的劳动本身当做财产（而不仅仅是当做财产的来源）的那种行会关系的解体；同样也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的解体，在这些关系中，非所有者作为自己主人的仆从表现为剩余产品的共同消费者，并且以此为代价，穿着自己主人的仆役的制服，参加主人的争斗，从事想象的或实际的个人服务等等。

　　在所有这些解体的过程中，只要更详尽地考察便可发现：在发生解体的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即以直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交换价值及其生产，是以另一种形式占优势为前提的；因此，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实物贡赋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但这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只要更仔细地考察，同样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这里首先与我们有关的是：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变为可能的自由雇佣工人（只是由于没有财产而被迫劳动，并出卖自己劳动的个人）这一解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所要求的，不是这些个人先前的收入来源和部分财产条件的消失，相反地，只是它们的使用有所不同，它们的存在方式改变了，它们作为自由基金转入他人手里，或者部分地仍然保留在这些个人手里。但同样明显的是，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仍然存在，但却以另一种形式，作为自由基金而存在，在这种形式上一切原有的政治等等的关系都已经消失，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已经只是以价值的形式，以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财产的个人相对立。

　　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V—11］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客观条件与这些变为自由工人的阶级的分离，必定同样会在相反的一极表现为这些条件本身的独立化。

　　如果不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看做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支配整个生产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而预先存在的资本，就是雇佣劳动自身的产物，并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被雇佣劳动本身当做前提，它作为雇佣劳动本身的前提是由雇佣劳动本身创造出来的。〕而是看做正在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考察货币向资本的最初转化，考察一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资本与另一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自由工人之间的交换过程，那么，自然会得出为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简单结论：作为资本而出现的一方，必定拥有原料、劳动工具以及使工人在生产期间直到生产完成以前能够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

　　而且，事情仿佛是这样：在资本家那里，必定已经有了一种积累——出现在劳动之前并且不是来自劳动的积累——，它使资本家能够驱使工人劳动，维持他们的活动能力，把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能力维持下去。〔一旦资本和雇佣劳动成为它们自身的前提，即成为先于生产本身而存在的基础，事情首先就会是这样：资本家除了拥有工人用来再生产自身、创造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实现必要劳动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以外，他还拥有使工人实现剩余劳动，即实现资本家的利润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进一步分析会表明，工人不断地为资本家创造出，或者说以资本的形式创造出双重的基金，这种基金的一部分不断地补充工人本身存在的条件，另一部分不断地补充资本存在的条件。我们已经看到，在剩余资本——同资本对劳动的原始关系相比的剩余资本——中，所有现实的、现有的资本，它的每一要素，都同样是对象化的、被资本占有的他人劳动，是不经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被占有的。〕然后，这种不依赖于劳动的、不是由劳动完成的资本的行为，就从资本的形成史中被搬到现代来，变成资本的现实性和它的作用、它的自我形成的一个要素。最后，就由此得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的结论，或者不如说，从简单而“公正的”等价物交换规律中引申出资本的赢利方式。

　　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只是由于而且只有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才可能用来交换劳动的客观条件。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货币可以单纯通过等价物交换而积累起来；但这是在历史上不值一提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来源（即假定货币是通过本人的劳动而换得的）。其实，正是由高利贷（特别是对土地财产贷放的高利贷）和由商人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动产，即货币财富，才转化为本来意义的资本，即产业资本。这两种形式，就它们不是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较早的财富形式即资本的前提来说，我们在后面还有机会更详细地谈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形成，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的。这里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的。因此，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在这种场合，至多是来自租地农民，只要他是农产品商人），也不是来自行会（虽然在这种场合有这种可能性），而是来自商人的和高利贷者的财富。可是，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而与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时候，这种财富才找到购买这种自由劳动的条件。也只有这时候，这种财富才有可能购买这些条件本身。例如，在行会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如果它本身不是行会的、不是行会师傅的货币，就不可能买到织机，用来织布；一个人可以使用多少织机等等，是预先规定好的。总之，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还表现为活劳动所支配的领域，以致工具还没有真正进入流通。

　　要使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和材料等等，这些生活资料和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是那些现已丧失自己客观条件的人们的财产，现在同样也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了。

　　而另一种劳动条件——一定的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工具等等——是货币财富在资本的这个准备时期或最初时期发现的现成的东西，它们部分地表现为城市行会制度的结果，部分地表现为家庭工业即作为农业的附属物的工业的结果。这个历史过程不是资本的结果，而是资本的前提。经过这个历史过程，资本家才在土地财产或一般财产同劳动之间作为中间人（历史地）插了进来。历史根本不知道什么资本家和工人结成联盟［V—12］等等的美妙幻想，在资本概念的发展中也没有这种迹象。在某些地方，在依然完全属于另一个时期的范围内，偶尔会有手工工场发展起来，例如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手工工场曾经同行会并存。但是要成为整个时代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资本的条件就必须不仅局部地，而且是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当行会解体时，或许有个别的行会师傅转化为工业资本家，但这样的情形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很少的。整个来说，哪里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哪里的行会制度、师傅和帮工就消失了。）

　　不言而喻——而且在更详细考察这里所谈到的历史时代时，就可以看到——，以前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的以前方式的解体时期，无疑同时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一方面货币财富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广度，另一方面，由于有加速这种解体的同一环境，货币财富迅速地增长和扩大起来。货币财富本身同时就是这种解体的动因之一，而这种解体又是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可是，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的历史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而告终了，或者确切些说，从此就会开始新的历史了。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

　　资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积累了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一句话，积累了同土地相分离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客观条件。

　　〔一看就可以明白，下述说法是很荒谬的循环论证：一方面，工人，即资本必须使之劳动才能使它自己确立为资本的那些工人，首先必须通过资本的积累创造出来，产生出来，等待着资本的呼唤：“变出来”！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如无他人劳动，便不能积累，或最多只能积累它自身的劳动，也就是说，它本身只能以非资本和非货币的形式存在，因为在资本存在之前，劳动只能实现在手工业劳动、小农业等等的形式中；简言之，这是完全不可能积累或者只能有很少积累的形式；这种形式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这种积累的概念，我们还必须作更详尽的研究。〕

　　决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

　　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已具备了。它们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解体过程，正是这一个过程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就货币在历史上也起促进作用来说，只有当货币本身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加入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货币促使被剥夺光的、丧失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形成的时候，货币才起这种促进作用。但是，这当然不是由于货币为这些工人创造他们生存的客观条件，而是由于货币加速这些工人同这些条件的分离，——使工人丧失财产。

　　例如，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遣散了那些曾经与他们共同消费剩余农产品的侍从；其次，他们的租佃者赶走了小屋贫农等等，这样一来，首先有大量的活劳动力被抛到劳动市场上，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他们最初力图走后一条路，但是被绞架、耻辱柱和鞭子从这一条路上赶到通往劳动市场的狭路上去；由此可见，政府，如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等等的政府，⁹¹是作为历史上解体过程的条件而出现的，并且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另一方面，从前被土地所有者及其侍从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等等，现在由货币支配，货币要买到它们，以便用它们来购买劳动。货币既未创造、也未积累这些生活资料；它们本来就已存在，在它们以货币为中介而被消费和再生产之前，它们已经被消费和再生产了。发生变化的只不过是：这些生活资料现在被抛到交换市场上了，同那些侍从等等的嘴脱离了直接的联系，并由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因而落入货币财富的势力范围［V—13］和统治之下。

　　劳动工具的情况也是一样。货币财富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纺车和织机。但是，纺工和织工一旦同自己的土地相分离，他们就连同自己的纺车和织机一起落入货币财富等等的统治之下了。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资本的实在的积累；就是在各个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积累起来。关于这个问题，将在考察所谓资本的积累问题时再详细谈。

　　货币财富——作为商人财富——当然促使旧的生产关系的推进和解体，并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例如像亚·斯密⁹²已经出色地指出的那样，拿自己的谷物、牲畜等等去交换来自异乡的使用价值，而不是跟他的侍从一起把他自己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挥霍掉，也不是把自己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同他分享消费的侍从的人数上。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租佃者那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交换价值的发展——以商人等级的形式存在的货币促进了这种发展——瓦解着主要是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劳动对它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因而导致劳动市场的形成（当然要同奴隶市场区别开）。但是，就是货币的这种作用，也只有在那种不是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上，而是建立在行会的劳动组织等等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城市劳动本身创造了这样一些生产资料，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来说，行会变成了障碍，就像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对于改良了的农业成为障碍一样，这种改良了的农业本身部分地又是农产品在城市里的销路扩大等等的结果。其他的情况，例如16世纪时使流通的商品量和货币量增多，造成新的需要，因而提高了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等等，抬高了价格等等的情况，——所有这一切，一方面促进了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加速了劳动者或有劳动能力的非劳动者与其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分离，这样就促进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可见，如果把资本的这种原始形成理解为似乎是资本积累了并创造了生产的客观条件——生活资料、原料、工具——并且替那些已经被剥夺掉这些条件的劳动者提供了这些条件，那就再荒谬不过了。相反，货币财富部分地助长了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劳动力被剥夺掉这些条件；这种分离过程部分地又是在没有货币财富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当资本的原始形成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货币财富便能够作为中介出现在这样变成自由的客观生活条件与变成自由的但已是一贫如洗的活劳动力二者之间，并且能够借助于一方去购买另一方。至于货币财富本身在转化为资本之前的形成问题，那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的史前时期的问题。高利贷、商业、城市以及与这一切同时兴起的国库，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租佃者、农民等的积蓄也起过作用，不过作用程度较小。

　　这里同时又可以看到，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这种交换价值到处以商业为中介，或者说它的中介可以称为商业；货币在商人等级中保持独立的存在，同样，流通在商业中保持独立的存在——，一方面导致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劳动本身属于生产客观条件的这些关系的解体；而所有这些关系既表明使用价值和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占优势，也表明那种本身还直接作为生产前提而存在的现实的共同体占优势。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的共同体——尽管像我们在论货币的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们会造成一种外观，仿佛财产仅仅是劳动的结果，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有是［劳动的］条件——，以及作为财富的一般条件的劳动，都是以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并且产生出这种分离。这种等价物的交换是存在的，不过，它仅仅是这样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如果把它同资本分开来考察，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做独立的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不过这是必然的假象。

　　因此，现在已经毫不奇怪的是，交换价值制度，以劳动为尺度的等价物的交换，会转化为不通过交换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转化为劳动与财产的完全分离，或者更确切地说，会把这种情况当做这一制度的隐蔽背景而显示出来。因为，交换价值本身和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前提是：［V—14］他人的劳动能力本身是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或劳动能力对自己的客体性的关系——成了对他人的财产的关系；一句话，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成了对资本的关系。只有在封建制度衰亡但还进行着内部斗争的时期，例如14世纪和15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才是劳动自我解放的黄金时代。为了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做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这种私人交换制度，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造成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因而导致不通过交换而占有活劳动。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在历史上往往非常明显地表现成这样：例如商人让许多以前以农村副业的形式从事纺织的织工和纺工为他劳动，把他们的副业变成他们的本业。这样，商人就掌握了他们，并把他们变成受他支配的雇佣工人。后来他们又必须离开家乡，联合在一个作坊里——这是第二步。很明显，在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商人既没有为织工和纺工预备原料，也没有为他们预备工具、生活资料。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渐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之内，这种劳动使他们依赖于出售，依赖于买者，依赖于商人，最终他们就只是为他而生产，并通过他而生产。最初，商人只是通过购买他们的产品来购买他们的劳动；一旦他们只限于生产这种交换价值，从而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全部用来换取货币，才有可能继续生存，这时他们便落入商人的支配之下，最后就连他们好像是把产品出卖给商人的那种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或者是为了减低商人自己的生产费用而把劳动工具留给他们作为徒有其名的财产。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属于这种原始的历史形式的，一方面，是本来意义上的手工工场（还不是工厂）。手工工场产生在为出口、为国外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地方，也就是说以大宗海陆贸易为基础，产生在贸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弗兰德和荷兰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罗纳等等。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除那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在这些地方，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是国外市场，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以交换价值为目标，也就是说，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手工工场、造船业本身等等——，除这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在乡村中，建立在没有行会等等的农村中。农村副业包含着工场手工业的广阔基础，而城市工商业为了能够按照工厂方式经营，则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包含着这种基础的，还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如玻璃厂、金属加工厂、锯木厂等等，它们一开始就都要求劳动力更加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产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集中。造纸厂等等也是一样。

　　另一方面，又有租地农场主的出现和农业人口向自由短工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在农村中彻底完成并达到它的最纯粹形式为期最晚，但它在那里开始的时间是最早的。

　　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达到大工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农村整个地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玻璃厂、造纸厂、炼铁厂等等，是不能以行会的方式经营的。它们要求大规模的生产、广泛市场的销路、操在企业家手中的货币财富——这并不是说，企业家创造了条件，他既不创造主观条件，也不创造客观条件，但在旧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下，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

　　然后，农奴制依附关系的解体，以及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逐渐地使一切劳动部门转变为资本经营的部门。当然，城市本身也在非行会的短工和粗工等等形式上包含着形成本来意义的雇佣劳动的一个要素。

　　［V—15］如果说我们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在以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消灭手工业劳动、从事劳动的小土地所有制等等，甚至也消灭了那种处在不与劳动相对立的形式上的资本本身，即小资本和介于旧生产方式（或在资本的基础上更新的旧生产方式）同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资本生产方式之间的中间类型、混合类型。

　　在资本产生时作为前提的唯一积累，是货币财富的积累，这种货币财富从本身来看完全是非生产的，它仅仅从流通中产生出来而且仅仅属于流通。资本迅速为自己创造国内市场，是通过消灭所有的农村副业，从而为一切人纺织，为一切人供应衣服等等，一句话，使以前作为直接使用价值而生产的商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形式，这是一个由于劳动者与土地以及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甚至也许是依附者的所有权）相分离而自然产生的过程。

　　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而且只是缓慢地扩大着。

　　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⁹³——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

　　但是，这种错误丝毫不比谈论古代的资本，谈论罗马、希腊的资本家的那些语言学家所犯的错误大。这只不过是以另一种说法表明在罗马和希腊劳动曾是自由的，不过这一点是这些先生们未必想说出的。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畸形物而存在的。

　　如果谈到在古代人那里还没有出现的“资本”这个词（虽然在希腊人那里，不加息的原始资本一词相当于拉丁语的借贷的本金［principalis summa rei creditae］。⁹⁴）那么至今还带着自己的牲畜群在亚洲高原的草原上放牧的游牧民，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最初的含义是牲畜，所以至今在法国南部，往往由于缺乏资本而订立的分成租佃制契约恰恰例外地被称为：牲畜租赁契约［Bail de bestes à Cheptel］。假如用说得很蹩脚的拉丁语来表达，那么，我们的资本家或首脑人物［Capitales Homines］便成了应交纳人头税的人［qui debent censum de capite］⁹⁵。

　　当规定资本的概念时，会遇到在规定货币概念时所没有遇到的困难。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但是，它同时又是作为一种与资本家不同的资本家存在要素，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资本。我们还将看到，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就资本概念来说看来并不包含的含义。例如人们说，把资本借出去，把资本积累起来等等。在所有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但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将在论述过程中得到解释。

　　（顺便当做笑话说一下：勇敢的亚当·弥勒以极其神秘的眼光看待一切比喻，他也听说日常生活中的活资本是与死资本相对立的，并用神智学来加以解释。⁹⁶在这方面，阿瑟尔斯坦王的说法倒可以开导他：我把我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既包括活的牲畜，也包括死的土地果实，献给神。）⁹⁷

　　货币始终具有同一形式，同一基质；因此很容易认为货币只是一种物。但是，同样的东西，商品、货币等等，或者可以代表资本，或者可以代表收入等等。甚至经济学家们也明白：货币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同样的物，有时可以包括在资本的规定中，有时可以包括在另外的、对立的规定中，因此，它或者是资本，或者不是资本。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

85 　“面包和娱乐”（panes et circenses），出自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10节第81行。马克思说的面包和娱乐时代，指的是罗马奴隶制国家的繁荣时期，那时丧失社会地位的平民被排除于生产领域之外，主要靠国家和富有的奴隶主的施舍来生活。发放钱粮和大搞竞技比赛，是公元前1世纪以来罗马官吏为防止平民闹事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153。
86 　麦特克即在古希腊城邦定居的外来移民。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没有雅典的公民权利。他们不能参加人民大会，不能担任公职和占有不动产，不许和雅典公民通婚等，他们可以从事手工业、商业等职业并参加祭祀庆祝活动，他们必须交纳特别的捐税和服兵役，必须有全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在法庭上也只能由全权公民代为辩护。公元前5—前4世纪，麦特克成为阿提卡城市人口中的重要部分，在阿提卡的经济生活，尤其是贸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54。
87 　城关市民是指中世纪居住在原城区界桩以外的居民，城市往往为提高防御能力而给他们以公民权。——154。
88 　奎耳夫和吉贝林两派是中世纪德意志皇帝和罗马教皇斗争中的两个派别，奎耳夫派拥护教皇，吉贝林派拥护施陶芬皇帝，意大利北部各城中这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在霍亨施陶芬王朝之后仍在进行，并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154。
89 　自耕农是拥有人身自由、但在地主土地上垦殖的农民。英国的自耕农是英国独立的（自由的）农民，由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特别是由于所谓圈用公有地，土地被大地主强行没收，这些农民大约于1750年消失。自耕农被小农场主——租佃者所取代。自耕农曾是熟练的弓箭手，直到枪炮广泛传播之前，他们通常是英国军队的基本力量；他们以自己在战斗中坚定勇敢而著称。马克思曾经写道，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他们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奥·克伦威尔的主力。在英国的文艺作品和科学文献中都反映了自耕农个人的勇敢精神、他们的作战艺术以及他们作为“英国民族”独立的真正支柱和捍卫者的作用。
“骄傲的英国自耕农”（“proud yeomenry of England”）看来是莎士比亚“好农民”，“战吧，英国人！勇敢战吧，农民们！”（“good yeomen”，“fight gentlmen of England，fight boldly yeomen”）的同义语（见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3幕第1场；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5幕第3场）。——154、378、515。

[90]　隶农是古罗马大庄园中半自由的小租地农民或世袭的佃农。——154。
91 　关于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及其他英国国王和女王的立法的作用，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43—851页）。——160。
92 　亚·斯密关于土地所有者不再把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挥霍掉的叙述，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篇第4章。——161。
93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在论述英国社会主义者托·霍吉斯金的那一节中，概括地评述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这一观点（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75—879页）。在未写完的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约·布雷的那一节中，马克思从布雷的著作《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第59页上引用了他的这样一段话：“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像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同上，第X笔记本第442页）——166。
94 　借贷的本金（principalis summa rei creditae）在希腊曾被称为不加息的原始资本（α`ρχαι˜α）。沙·迪·迪康热在他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中曾对资本这个词的语源进行研究，见该书1842年巴黎版第2卷第139—141页。——167。
95 　首脑人物（Capitales homines）便成了应交纳人头税的人（qui debent censum de capite），这句话马克思引自沙·迪·迪康热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第2卷第141页。迪康热在那里进一步解释说：这些人当时并不是完全地而是有条件地获得自由，他们承担劳役、提供服务或负有交纳年税的义务。——167。
96 　见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1册第226—241页。——168。
97 　“我把我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既包括活的牲畜，也包括死的土地果实，献给神”，这句话马克思引自沙·迪·迪康热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第2卷第140页，迪康热在那里举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阿瑟尔斯坦的一段法律条文作为例证，说明“活的财产”这个词是在“活的牲畜”这一含义上使用的。——168。

［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⁹⁸

　　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如果不把劳动时间看做单个工人的工作日，而是看做人数不定的工人的不定的工作日，那么这里就要加进所有人口关系，因此，人口的基本原理，也和利润、价格、信用等的基本原理一样，包含在论资本的这第一章里。）

　　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V—28］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因此，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古代人那里，财富被直接当做使共同体解体的东西加以抨击。封建制度也由于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由于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¹⁾，［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表现为同共同体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因而同个人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这种个人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特性，即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而这个前提本身又是生产力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既是财富的，也是创造财富的方式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共同体的目的，个人的目的——以及生产的条件——是再生产这种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个人，既是单个的，也是处于他们的社会分离和社会联系之中的个人，即作为这些条件的活的承担者的个人。

　　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价值并不排斥使用价值，因而不把特殊种类的消费等等，特殊种类的交往等等，当做绝对条件包括进来；同样，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等的任何发展程度，对资本来说都只是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它的前提本身——价值——表现为产品，而不是表现为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更高的前提。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做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做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

　　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做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做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1) 见本卷第134—148页。——编者注
98 　这一片断写在手稿第V笔记本第27—28页上，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一部分内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38—541页，标题是编者加的。——169。

［剥削社会中的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⁹⁹

　　〔亚当·斯密的观点是，劳动决不改变自己的价值，所谓不改变，是指一定量的劳动对工人来说始终是一定量的劳动，也就是说，在亚·斯密看来，始终是同样数量的牺牲。不管我一个劳动小时得到的报酬是多还是少——这取决于一个劳动小时的生产率和其他种种情况——，我已劳动了一小时。不管这一个劳动小时的结果有什么变化，我必须为我的劳动结果，为我的工资付出的东西，始终是同样的一个劳动小时。

　　“等量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于完成这一劳动的工人必定具有相同的价值。在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况下，在工人能够掌握通常的技能和技巧的条件下，他总要牺牲同样多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他所支付的价格总是不变的，不管他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得到的商品量有多少。诚然他用这个价格能买到的这些商品的量，有时多有时少，但这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商品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可见，劳动本身的价值永远不变。由此看来，劳动是商品的实际价格，而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加尔涅［的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64—66页，［P.］7）

　　“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¹⁾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做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

　　不过，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¹⁰⁰。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不过，斯密所想到的仅仅是资本的奴隶。例如，甚至中世纪的半艺术性质的劳动者也不能列入他的定义。然而，在这里我们首先感兴趣的不是分析斯密对劳动的见解，不是他的哲学见解，而是经济学因素。把劳动单纯看做牺牲，而且，因此把它看做设定价值的东西，看做是对物所支付的价格，而且按照各物所花费的劳动的多少来决定它们的价格，这纯粹是消极的规定。因此，例如西尼耳先生竟会把资本看成和劳动具有同样意义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源泉，价值生产的源泉，因为资本家似乎也作出牺牲，即节欲的牺牲，他没有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吃光，而是用它来发财致富。¹⁰¹单纯消极的东西什么也不创造。例如，如果劳动使工人愉快——正像西尼耳所说的节欲无疑会使守财奴得到愉快一样——，那么，产品不会失掉丝毫价值。进行生产的只有劳动；它是价值这种产品的唯一实体。

　　〔蒲鲁东的公理是：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¹⁰²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多么不理解。他所否认的属于资本的东西，都被他变为劳动的自然属性。可是，关键在于，满足绝对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留下了自由时间（它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进行剩余劳动，就能创造剩余产品。目的是要消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本身；这样，剩余产品本身就表现为必要产品了¹⁰³，最后，物质生产也就给每个人留下了从事其他活动的剩余时间。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了。最初，大自然的赐予是丰富的，或者说，顶多只要去占有它们就行了。联合体（家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工和协作，一开始是自然产生的。其实在最初，需求也是极少的。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

　　因此，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在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就是价值的尺度。工人之间质的差别只要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由性别、年龄、体力等等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差别实际上表现的不是劳动的质的价值，而是分工，劳动的分化——，那么，这种差别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结果，而且对大多数劳动来说这种差别又会被消除，因为大多数劳动是简单劳动；而质上较高的劳动在经济上可以通过同简单劳动相比来找到它的尺度。

　　劳动时间，或劳动量，是价值的尺度，——这无非是说，劳动的尺度就是价值的尺度。两个东西只有当它们具有同样性质的时候，才能用同样的尺度来计量。各种产品能够用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来计量，只是因为它们按性质来说都是劳动。它们是客体化的劳动。产品作为客体具有各种形式，它们作为劳动的存在固然可以表现在这些形式上（作为从外面赋予它们的目的性；但是，例如在公牛身上就看不出这一点，在一切再生产出来的自然产品上看不出这一点），但是，它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产品只有作为活动而存在的时候，才作为等同的东西［VI—18］存在。活动是由时间来计量的，因此，时间也成为客体化劳动的尺度。我们将在别的地方探讨，这种计量同交换，同没有组织的社会劳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有多大联系。

　　使用价值同作为产品源泉的人的活动没有关系，同产品由人的活动来创造这一点没有关系，而是同产品为人的存在有关系。要说产品有它自己的尺度，那就是自然尺度，作为自然物的产品的尺度，那就是：重量、分量、长度、体积等等，效用的尺度等等。但是，产品作为创造产品的力量的效果或这种力量的静态存在，它只能由这种力量本身的尺度来计量。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仅仅因为各种产品是劳动，所以它们能用劳动的尺度，即劳动时间来计量，或用消耗在它们上面的劳动量来计量。对安逸的否定，作为单纯的否定，作为禁欲主义的牺牲，不创造任何东西。一个人可以像僧侣之类那样整天灭绝情欲，自己折磨自己等等，但是他所作出的这些牺牲不会提供任何东西。物的自然价格不是为这些物所作的牺牲。这倒使人想起那种非产业的观点，即认为向神灵供献牺牲就能获得财富。除开牺牲之外，还需要有某种别的东西。所谓牺牲安逸，也可以称做牺牲懒惰、不自由、不幸，即否定某种消极状态。

　　亚·斯密是从心理方面来考察劳动的，是从劳动使个人愉快或不愉快这方面来考察的。但是除了个人对自己的活动在情绪方面的关系以外，劳动毕竟还是某种别的东西，首先，对他人来说是这样，因为A的单纯牺牲，对B没有什么好处；其次，是个人本身对他所加工的物和对他自己的劳动才能的一定关系。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的尺度——时间——自然不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尺度无非是一种单位，它的一定数目表示劳动的相应部分。由此当然不应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换句话说，只有在相同的劳动量都是相同的尺度量这个意义上才是固定不变的。

　　以后在进一步探讨时还可以弄清楚，产品的价值不是用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来计量，而是用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来计量的。因而，作为生产条件的不是牺牲，而是劳动。等价把产品再生产的条件表现为经过交换而得出的产品条件，也就是说，把生产活动更新的可能性表现为由生产活动本身的产品造成的东西。〕

(1) 《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第19节。——编者注
99 　这一片断写在手稿第VI笔记本第17—18页上，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一部分内容。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614—619页，标题是编者加的。——173。
100 　沙·傅立叶把劳动看做娱乐和消遣的观点，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傅立叶全集》1848年巴黎第3版第6卷第245—252页）。——174。
101 　纳·威·西尼耳把资本也看做一种独特的生产源泉的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836年巴黎版第309—335页。——175。
102 　皮·约·蒲鲁东关于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的说法，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弗·巴师夏和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00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第三节《劳动的剩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中分析了蒲鲁东这一论点。——175。

[103]　关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变为必要劳动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第IV节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将会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05页）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第III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6—929页）中也有这方面的论述。——175。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¹⁰⁴

　　〔因为竞争从历史上看在一国内部表现为把行会强制、政府调节、国内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消，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把闭关自守、禁止性关税或保护关税废除，总之，从历史上看它表现为对作为资本的前导的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的否定；因为竞争在历史上曾被重农学派完全正确地称为自由放任¹⁰⁵并且［VI—30］加以提倡，所以，对竞争也就只是从它的这种单纯否定方面，单纯历史方面来考察的，而另一方面，又得出一种更荒谬的看法，就是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

　　如果说自由竞争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方式来说却是它们自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到足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本原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在这里，资本决不是废除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而只是废除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尽管这些界限从更高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会由于资本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变成这种限制——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正如行会工业在它的繁荣时期在行会组织中完全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自由，即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样。行会工业正是从它自身中产生出这些生产关系并使它们作为自己的内在条件发展起来的，因而根本不是把它们当做外在的、束缚性的限制。资本通过自由竞争对行会制度等等所作的否定这个历史方面只不过意味着，足够强大的资本借助于与它相适应的交往方式，摧毁了束缚和妨碍与资本相适应的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

　　但是，竞争决不仅仅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或者仅仅是这样的否定的东西。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历史准备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倾向——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在与它相适应的形式上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

　　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符合资本本性，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各资本在竞争中相互之间施加的、以及资本对劳动等等施加的那种相互强制（工人之间的竞争仅仅是各资本竞争的另一种形式），就是财富作为资本取得的自由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发展。这甚至使最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们，例如李嘉图，都把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作为前提，以便有可能研究和表述资本的那些相适应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时表现为统治着资本的生死攸关的趋势。

　　但是，自由竞争是与资本生产过程相适应的形式。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例如，李嘉图以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为前提，这就不由自主地承认了资本的历史本性和自由竞争的局限性，而自由竞争恰恰只不过是各资本的自由运动，也就是说，资本已不是在属于解体了的准备阶段的条件中运动，而是在资本本身的条件中运动。资本的统治是自由竞争的前提，就像罗马的皇帝专制政体是自由的罗马“私法”的前提一样。

　　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看起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但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同时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性现实地表现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因此，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即使是最初的范畴，例如价值规定，要成为实际的东西，都不能不通过自由竞争，也就是说，不能不通过资本的实际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各资本以及其他一切由资本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

　　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资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无非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的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发生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不过，一旦把竞争看做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错觉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做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

104 　这段话是马克思写在手稿第VI笔记本第29—30页上的，属于《资本章》中《资本的流通过程》的一段插论，它集中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竞争和“个人自由”的问题。这段话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0—44页，标题是编者加的。——178。
105 　“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
重农学派（见注118）也主张自由放任，他们认为，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调节的，国家不得对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和监督；国家用各种规章进行干涉，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他们要求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178、232。

［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化］¹⁰⁶

　　“机器分为：（1）生产动力的机器；（2）单纯传送动力和完成工作的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0—21页］，［B.］10）

　　“工厂的标志是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一切工厂，只要它的机械不形成连续不断的体系，或不受同一个发动机推动，都不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属于后一类工厂的例子，有染坊、铸铜厂等。——这个术语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18—19页］，［B.］13）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逐渐消费的资本，或者说固定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生产资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整个生产过程和它的每一个要素，以及流通的每一个要素——从物质方面来看——只是资本的生产资料，对资本来说，只有价值才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从物质本身方面来看，原料也是产品的生产资料，等等。

　　但是，固定资本作为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逐渐耗尽的资本，其使用价值的规定就是：固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作为手段被使用，并且它本身只是作为使原料变为产品的作用物而存在。作为这样的生产资料，它的使用价值可以归结为：它只是生产过程运行的工艺条件（生产过程运行的场所），例如建筑物等等，或者，它是真正的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的直接条件，例如一切辅助材料。无论建筑物还是辅助材料，又只是进行整个生产过程的物质前提，或者只是使用和保存劳动资料的物质前提。而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只是在生产范围内并为了生产才被使用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使用价值。

　　最初，当我们考察价值向资本的过渡时，劳动过程不过包括在资本里，而资本，按其物质条件，按其物质存在来看，表现为这个过程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并和这个过程相应，分为一定的、质上不同的各个部分，即劳动材料（正确的概念是劳动材料，而不是原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¹⁾。一方面，资本按其物质组成来看，分成这三种要素；另一方面，这些要素的运动的统一是劳动过程（或者说这些要素共同加入这一过程），它们的静止的统一是产品。在这种形式中，物质要素——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只表现为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过程本身的基本要素。而这个物质方面——或资本作为使用价值和现实过程的规定——同资本的形式规定完全不相符合。在资本的形式规定自身中，

　　（1）在资本同劳动能力交换以前，在实际的过程以前，这三个要素只是表现为资本本身在量上的不同的部分，表现为价值量，而作为总和的资本本身则构成这些部分的统一体。这些不同的部分借以存在的那种物质形式，使用价值，丝毫没有改变这一规定的同质性。从形式规定方面看，它们只是这样表现的：资本在量上分为几个部分。

　　（2）在过程本身内部，从形式来看，劳动这个要素和另外两个要素相互区别的地方只是：后两个要素是不变的价值，而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东西。但就使用价值上的差别来说，就物质方面来说，这种差别完全不属于资本的形式规定之内。但是现在，在流动资本（原材料和产品）［VI—44］和固定资本（劳动资料）之间的差别上，作为使用价值的各要素之间的差别，同时表现为作为资本的资本在形式规定上的差别。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过去只是量的关系，现在则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质的差别，表现为决定资本的总运动（周转）的东西。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这个中和的沉淀物——作为原材料和产品，从物质方面来看，也已经不再是劳动的材料和产品，而是资本本身在各个阶段上的使用价值。

　　只要劳动资料仍然是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像它在历史上直接地被资本纳入资本价值增殖过程时的情形那样，它所经受的就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它不仅从物质方面来看表现为劳动的资料，同时还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表现为固定资本。

　　但是，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做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资本和资本一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

　　机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机器的特征决不是像［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在工人的活动作用于［劳动］对象方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在机器的运转，机器作用于原材料方面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工人把工具当做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料），就像工人消费食物一样。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

　　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在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这种意义上的劳动过程了。相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这一点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²⁾，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在作为机器体系存在的固定资本中，资本作为把创造价值的活动占为己有的价值这样一种关系，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与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的关系。

　　其次，对象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个前提，同它相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由于机器体系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产，产品同生产者的直接需要的任何联系也都消失了，从而同直接使用价值的任何联系也都消失了。产品生产的形式和产品生产的关系已经意味着：产品只是作为价值的承担者被生产出来，而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条件。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做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

　　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另一方面，就固定资本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中这一点来看，它是不符合资本的概念的，因为作为价值来说，资本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它可以把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弃。从这方面来看，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比表现为资本的适当形式。

　　其次，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的积累、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这里无须详细地研究机器体系的发展；而只要求从一般的方面考察；只要劳动资料变为固定资本，就从自己的物质方面失去了自己的直接形式，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对象化劳动。只要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³⁾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

　　［VII—1］⁽⁴⁾因此，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而且扬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同价值转化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

　　因此，资本作为固定资本来发展时所达到的数量和效能（强度），一般说来，表明资本作为资本，作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的发展程度和资本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程度。从固定资本表现对象化生产力和对象化劳动的积累这方面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说资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以及固定资本的其他物质存在形式如铁路等等中（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以后再谈）才取得自己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使用价值的适当的形式，那么这决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正像黄金不再是货币时，它不会丧失黄金的使用价值一样，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

　　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

　　因此，如果说，一方面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务的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如果说，单个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相反，它只有在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劳动中才是生产的，而直接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这种上升，表现为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那么，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由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并存劳动¹⁰⁷来维持，则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属性。

　　在小流通¹⁰⁸中，资本把工资预付给工人，工人用工资交换他的消费所必需的产品。工人得到的货币所以具有这种力量，仅仅是因为在他以外同时还有人在劳动；而且，仅仅因为资本占有这个工人的劳动，资本才会以货币形式付给他支取他人劳动的凭证。本人劳动和他人劳动的这种交换，在这里不是以他人同时并存的劳动为中介和条件，而是以资本所作的预付为中介和条件。工人在生产期间能够实现他的消费所必需的物质变换这件事，表现为转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的属性，并表现为流动资本一般的属性。这一情况不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而是表现为资本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存在。

　　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在固定资本中体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在物质上）不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而在流动资本中，一方面，工人本身有重复自己劳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劳动的交换以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为中介，——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实行预付，另一方面资本又造成各个劳动部门的同时并存。（后面这两个规定其实属于积累。）在流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表现为不同工人之间的中介。

　　固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料（机器体系是生产资料的最适合的形式）的规定中，只是从两方面生产价值，即增加产品的价值：（1）由于固定资本具有价值，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形式上的一定的劳动量；（2）由于固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力，使劳动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大量的维持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从而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可见，说什么由于资本家利用固定资本（况且，固定资本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并且不过是被资本占有的他人劳动的产品）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相反，资本家利用机器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一切独立性和吸引力），或者使工人劳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工人就和资本家分享劳动产品了，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

　　相反，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的确，通过这个过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使最大限度的劳动价值增殖。第一个方面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由此可见，罗德戴尔把固定资本说成是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立的价值源泉，是何等荒谬。¹⁰⁹固定资本只有从它本身是对象化劳动时间来说，并且从它创造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才是这样的源泉。机器体系本身［VII—2］的采用——见前面莱文斯顿的论述⁽⁵⁾——在历史上要以多余的人手为前提。只是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机器体系才出现，以便代替劳动。只有在经济学家的想象中，机器体系才对单个工人有帮助。只有使用大量工人，机器体系才能发生作用，而对资本来说，工人的积聚，正如我们看到的⁽⁶⁾，是资本的历史前提之一。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只有在劳动能力大量存在的地方，机器体系才会出现。（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返回来谈。）

　　罗德戴尔断言，机器体系不增加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不过是代替了劳动，或者说做那种劳动本身用自己的力量不能做的工作，他认为这是他的伟大发现。而属于资本概念的东西却是：增长了的劳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弱。劳动资料使工人独立——使他变成所有者。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则使工人不独立，使他成为被占有者。机器体系所以发生这种作用，只是由于它变成固定资本，而机器体系所以变成固定资本，只是由于工人是以雇佣工人的身份，而且总的说来，从事活动的个人只是以工人的身份同它发生关系。

　　如果说，在此以前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仅仅表现为资本的不同的暂时的规定，那么，现在它们却硬化为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并且在固定资本之旁出现流动资本。现在有了资本的两个特殊种类。如果就一定生产部门的一笔资本来看，这笔资本就分成这两个部分，或者说按一定比例分成资本的这两个种类。

　　生产过程内部的区别，最初本来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最后是劳动产品，现在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和固定资本［劳动资料］。资本单纯按其物质方面所作的划分，现在被包括在资本的形式本身中，并且表现为使资本分化的东西。

　　罗德戴尔之流认为资本本身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因而也可以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对这种观点来说，固定资本——特别是以机器体系为其物质存在或使用价值的资本——是最能使他们的肤浅谬论貌似有理的形式。同他们相反，例如，在《保护劳动》¹¹⁰中指出，是道路的修建者，而不是“道路”本身，可以分享道路的使用者所得到的利益。

　　至于流动资本，既然要以它确实经过不同的阶段为前提，那么即使流通不中断，流通时间的增减，长短，经过不同流通阶段的难易，也会使一定时间内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减少，——这或是因为再生产［周期］的次数减少了，或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资本量缩减了。在两种情况下，预先存在的价值都没有减少，而是价值增长的速度减慢了。但是，一旦固定资本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正如过去所指出的，固定资本的这种规模是一般大工业发展的尺度，因而也就随大工业的生产力（固定资本本身是这些生产力的对象化，它就是作为预先存在的产品的这种生产力本身）按相同的程度增长——，从这时起，生产过程的任何中断所起的作用都直接使资本本身减少，使资本的预先存在的价值减少。

　　固定资本的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才再生产出来。固定资本不被利用，就丧失它的使用价值，没有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因此，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意义上，固定资本发展的程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就越成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在的强制性条件。

　　在机器体系中，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从下面这一方面来看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

　　但是，这并不是机器体系在整体上产生时所经过的道路，更不是机器体系在细节上不断进展时所走过的道路。机器体系的这种道路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关于力的节省。）因此，在这里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由于这种转移，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就贬值了。由此产生了工人反对机器体系的斗争。过去是活的工人的活动，现在成了机器的活动。所以，带着粗暴情欲同工人对立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好像害了相思病”¹¹¹似地吞噬活劳动的资本。

　　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二者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作为财富生产决定因素的已耗费的劳动量。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例如，农业将不过成为一种物质变换的科学的应用，这种物质变换能加以最有利的调节以造福于整个社会体。

　　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情况，同样适用于人们活动的结合和人们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VII—3］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生死攸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除了耗费在直接生产上面的时间以外，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查·迪尔克《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伦敦版第6页］¹¹²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再从另一方面看，固定资本的发展也表明财富一般发展的程度，或者说资本发展的程度。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直接生产的需要。

　　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的劳动上去。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比的。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活劳动时间和对象化劳动时间——的大小取决于用于直接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

　　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的条件。这就是说，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必定相对说来很大，超出了这些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再生产的直接需要。固定资本直接带来的成果越少，越少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这种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直接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机器的场合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必定多些。由此（我们以后将回过来谈这一点）就产生出——通过现代工业经常生产过剩和经常生产不足的形式——这样一种状态：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有时过多有时过少，这种不平衡状态经常波动和痉挛。

　　〔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VII—4］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只够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那就不会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假定人们在一年中所生产的足够维持他们两年的生活，那就或者是一年的消费资料必须毁掉，或者是人们必须停止一年的生产劳动。但是，剩余产品——或者说资本——的所有者……会把人们用于某种不是直接生产的工作，例如用来装配机器等等。如此反复不已。”（《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伦敦版第4—5页）

　　〔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

　　“当分工发达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劳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工人不能指任何东西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托·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5页］，［L.］XI，1、2）

　　在直接的交换中，单个的直接劳动实现在某个特殊的产品或产品的一部分中，而它［单个的直接劳动］的共同的、社会的性质——劳动作为一般劳动的对象化和作为满足一般需要的［手段的］性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被肯定。相反，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于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另一个基础也消失了。〕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和用于生产流动资本的时间的关系，就像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一样。为满足直接需要的生产越是具有生产率，就越能有更大的一部分生产用来满足生产的需要本身，换句话说，用来生产生产资料。既然固定资本的生产，甚至从物质方面来看，其直接目的不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也不是为了生产资本的直接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即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又相对地代表使用价值的价值；相反地，固定资本的生产是为了生产创造价值的手段，就是说，它不是为了取得作为直接对象的价值，而是为了创造价值，为了取得价值增殖的手段这一生产的直接对象——从物质上看，价值的生产以生产对象本身的形式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对象化这一目的，资本生产价值的能力对象化这一目的——，既然如此，那么，正是在固定资本的生产中，和在流动资本的生产中相比，资本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因此，从这方面来看，固定资本的规模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在整个生产中所占的规模，也是以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

　　“工人人数取决于允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人数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托·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0页］）

　　上面从一些不同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摘录的引文⁽⁷⁾，都把固定资本看做是固着在生产过程中的那部分资本。

　　“在巨大的生产过程中，流动资本是被消费的；而固定资本只是被使用。”（［1847年11月6日］《经济学家》［第219期第1271页］，［L.］VI，1）

　　这是错误的，这仅仅适用于本身被固定资本消费的那部分流动资本——辅助材料。如果把“巨大的生产过程”当做直接生产过程来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费的仅仅是固定资本。但是生产过程内的消费，事实上就是使用，磨损。

　　其次，固定资本的较大的耐久性也不应单纯从物质上来理解。制造我睡觉的床所用的铁和木材，或者建造我居住的房屋所用的石头，或者装饰宫殿用的大理石雕像，这一切都像用来制造机器的铁和木材等等一样耐久。但是耐久性所以是工具、生产资料的条件，这不仅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即金属等等是一切机器的主要材料，而且是由于工具要在不断重复的生产过程中反复地起同一种作用。作为生产资料，它的耐久性，是它的使用价值的直接要求。生产资料越是需要时常更新，费用就越大，就越是需要把更大一部分资本无益地花费在它上面。它的耐久性就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存在。它的耐久性就是它的生产力的提高。相反地，流动资本如果不变为固定资本，它的耐久性就同生产行为本身毫无关系，因而就不是概念上所包含的要素。在投入消费储备的各种物品当中，有些物品由于是很缓慢地被消费的，并且能被许多个人轮流消费，因而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这种情况涉及到一些进一步的规定（租赁代替出售，利息等等），关于这些规定，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谈到。

　　［VII—5］⁽⁸⁾“自从在不列颠的制造业中普遍运用无生命的机器以来，除了少数的例外，人都被当做次要的和附属的机器，人们对于改善木材和金属等原料远比对于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要重视得多。”（罗·欧文《论人性的形成》1840年伦敦版第31页）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¹¹³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做生产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此外，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对象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只要劳动像在农业中那样要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体锻炼。

　　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那样，它的自我否定也是如此，而这种否定便是它的最终结果。我们现在研究的还是直接的生产过程。如果我们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对象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

　　［……］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生产力（固定资本）所以能把价值转给［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是因为它具有价值，因为它本身是被生产出来的，本身是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但是，这里还要加上自然作用物，例如水、土地（特别是这土地）、矿藏等等，它们被占有，从而具有交换价值，因此作为价值列入生产费用。总之，这就是要加上土地所有制（包括土地、矿藏、水）。本身不是劳动产品的那些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还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因为这些生产资料不是从考察资本本身得出来的。对于资本来说，它们首先表现为现成的历史的前提。作为这种前提，我们这里把它们撇开不谈。只有与资本相适应而变化了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或者作为决定价值的量的自然作用物——，才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考察的范围。在我们目前的分析阶段上，对于考察资本来说，把土地等看做固定资本的形式丝毫不会使问题发生变化。

　　因为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个意义上的固定资本，作为生产的作用物，会增加一定时间内创造的使用价值的量，所以，如果它加工的原料不增加，它本身就不可能增加（在加工工业中就是这样。在采掘工业中，例如渔业和采矿业，劳动只是为了克服获取和占有原产品或原始产品所遇到的障碍。这里的生产不是加工原料，而只是占有现存的原产品。相反地在农业中，原料就是土地本身；流动资本就是种子等等）。可见，在更大的规模上使用固定资本，是以扩大由原料构成的那部分流动资本为前提的；因而总的说来，是以资本的增加为前提的。同样，是以减少（相对减少）同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为前提的。

　　在固定资本中，资本不仅也在物质上作为充当新劳动的手段的对象化劳动而存在，而且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而存在，这种价值的使用价值就是新价值的创造。可见，固定资本的存在主要地是它作为生产资本的存在。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已经达到的发展程度——换句话说，资本本身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它自己的生产的前提条件，即以自身为前提——，是以固定资本的现有规模来衡量的；不仅是以固定资本的量，而且是以固定资本的质来衡量的。

　　最后，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相反地，在流动资本中，劳动的交换，不同劳动部门的交换，它们的交错连结和形成体系，生产劳动的并存，表现为资本的属性。

(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56—257页。——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06页。——编者注
(3)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4) 马克思在手稿的此处注明：“本笔记本从1858年2月底开始使用”。——编者注
(5) 见本卷第82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7—88页。——编者注
(6)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87—593页。——编者注
(7)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5—88页。——编者注
(8) 在这一页手稿的开头，马克思亲笔注明了日期：“1858年3月”。——编者注
106 　这部分关于机器体系和科学应用的发展的论述写在手稿第V I笔记本第4 3页—第V I I笔记本第6页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也论述了机器体系和科学应用的发展问题。和《资本论》不同的是，本手稿是在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分析固定资本时论述这个问题的。手稿中的这部分比《资本论》中的相关论述内容更为广泛。这部分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 1卷第8 8 —1 1 1页，标题是编者加的。——1 8 2 。
107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分析托·霍吉斯金的观点时，对并存劳动的概念作过类似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即表现在不同种类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68页）——191。
108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小流通和大流通区分开。大流通是指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在内的整个流通过程；小流通则是指与生产过程并列的单纯的流通过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68—73页。——191。
109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62—265页，第IX笔记本第398—399页， 也曾对詹·罗德戴尔关于利润的观点加以考察，相关内容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86—88页。——193。
110 　指托·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这本小册子第16页上说：“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道路修建者应当得到一部分只有道路使用者才能从道路得到的利益；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这些利益都应当属于道路本身，并且由那些既不修建道路也不使用道路的人以他们的资本的利润为名据为己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863—890页，第XIII笔记本第670a页，第XVIII笔记本第1084—1086页对托·霍吉斯金的观点作了更详细的评价。——194。
111 　“害了相思病”，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5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第2节《价值增殖过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7页）中曾谈到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它以“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劳动”。——195、487。
112 　马克思认为《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本小册子“包含一个超过大·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页中对小册子的作者关于剩余价值源泉等问题的观点所作的评价。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小册子中的引文是带解释性的意译，是用马克思的术语对作者的思想所做的转述。——197。
113 　生产费用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这里是在“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8页）这一意义上使用的，而不是指只支付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的资本家所耗费的生产费用（并见注36）。——203。

［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¹¹⁴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无非是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就能创造较多的产品，从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条件——，这一事实，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劳动）成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¹⁾，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做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对象化过程实际上从劳动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外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过程，——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被确立为这样的财产，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使个人在他们的生活的再生产中，在他们的生产的生活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工人丧失所有权，而对象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因此，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下述说法是极端荒谬的（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年伦敦第2版第240页）¹¹⁵：

　　“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物理真理的性质…… 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是人间制度的事情。”（第239、240页）

　　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总的说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

　　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做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才能作为与活劳动相异化的财产和与它敌对的力量产生出来；也就是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作用物。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57年底—1858年5月

　　1939—1941年第一次用德文以单行本形式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2分册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42卷翻译

(1) 异化，外化，外在化的原文分别是Entfremdetsein, Entäußertsein, Veraüßertsein。——编者注
114 　这段摘录属于马克思对于手稿正文中的论述所作的一些增补材料，写在手稿第VII笔记本第44页上。这部分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3—246页，标题是编者加的。——207。
115 　马克思在这里注明的出处是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年伦敦第2版第239、240页，但实际上这两个页码是1848年伦敦第1版的页码。这段引文在第2版的页码是245和246，不过两个版本中的这段文字是完全一样的。——209。

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摘选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选¹¹⁶

116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是马克思继1857—1858年手稿之后写的第二个经济学手稿，被称为《资本论》第二稿。这部手稿是《资本论》创作史和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它在理论部分对《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作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阐发，在理论史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了系统批判并在批判中提出了许多科学创见。有关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成了《资本论》第四卷（理论史）的唯一稿本。
本卷从这部手稿中摘选了四个片断：（一）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二）经济危机问题；（三）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四）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在摘选的这些部分中，马克思结合对亚·斯密的批判，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不能只从劳动的物质内容来看，而应从社会形式即从一定的生产关系来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是指和资本相交换并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当工人创造的价值超过自己消费的价值而有余额时，这种劳动就是真正的生产劳动。马克思还对经济危机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揭示了危机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存在的可能性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为现实的过程。马克思还详细分析了机器发展的过程和它对社会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科学的应用、机器的发明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从而引起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最终会引起工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还论述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发明在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在论述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这一部分中，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之后的未来社会的所有制问题时指出，未来社会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把资本家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见本卷第386页）
这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写于1861年8月—1863年7月，共计23个笔记本。最初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而写的。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其中只包含《商品》和《货币》两章，是“绪论性章节”。马克思接着准备写第二分册，按照计划，第二分册应包括第三章即“资本一般”。马克思在1859年1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认为这个分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这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78页）1861年夏天，马克思开始写作第二分册《资本一般》。他先拟定了一个《资本章计划草稿》，把资本章分为四大部分：I. 资本的生产过程；II. 资本的流通过程；III. 资本和利润；IV. 其他。然后，马克思把自己以前的手稿的内容分别列入这四大部分的各项之中。这样，《资本论》各卷的结构就有了一个轮廓。马克思在写1861—1863年手稿的最初阶段就是以这个计划草稿为依据的。
这部手稿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61年8月—1862年春，这一阶段所写的手稿内容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前半部（到机器为止）和《资本论》第三卷前三篇，即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第二个阶段是1862年春—12月，这一阶段所写的手稿是《剩余价值理论》以及《资本论》第三卷后半部分的内容，如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地租等，此外还有《资本论》第二卷的一些理论片断。马克思在1862年12月底产生了新的想法，他在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说，他将先把“资本一般”这一部分写成一部独立著作出版，书名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第三个阶段是1863年1—7月，马克思写成了主要涉及《资本论》第一卷后半部分内容和再生产问题的手稿。
这部手稿理论部分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7、48卷（1979、1985年版）。理论史部分即《剩余价值理论》最早的中译本是郭大力根据考茨基编的德文单行本翻译的，于1949年5月由上海实践出版社出版，书名《剩余价值学说史》。《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的中译文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6卷第I、II、III册（1972、1973、1974年版）。本卷所收的各段摘录都根据德文原文重新作了校订。——213。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¹¹⁷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谈分析亚·斯密的观点时必须加以考察的最后一个争论点，即［VII—300］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

　　［……］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亚·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他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给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称为生产劳动的东西总有两种定义混淆在一起。我们先来考察第一种正确的定义。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雇佣劳动，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这就是说，雇佣劳动把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它归还的劳动大于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劳动。因而，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是生产的。）

　　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但不是以绝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是以相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如果一个工作日只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也就是说，只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VII—301］那么，绝对地说，这一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够再生产即不断补偿它所消费的价值（这个价值额等于它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从资本主义意义上来说，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它实际上不生产任何新价值，而只补偿原有价值；它以一种形式消费价值，为的是以另一种形式把价值再生产出来。人们也是在这种意义上说：一个劳动者，如果他的生产等于他自己的消费，他就是生产劳动者，如果他消费的东西多于他再生产的东西，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

　　这种生产率是以相对的生产率为基础的，即工人不仅补偿原有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他在自己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比维持他作为一个工人生存所需的产品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要多。这种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存在的基础。

　　〔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对于这样的劳动才可以说，这个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它创造新价值。〕

　　对生产劳动的这种观点，是从亚·斯密对剩余价值的起源的看法中，因而是从他对资本的实质的看法中，自然而然地得出来的。只要他对生产劳动持有这种观点，他就是沿着重农学派¹¹⁸甚至重商学派¹¹⁹走过的方向走，不过使这个方向摆脱了错误的表述方式，从而揭示出它的内核。尽管重农学派错误地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的，但是他们坚持了正确的见解，即认为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只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土地所有者创造“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因为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时间是对象化在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的。（重农学派对“纯产品”又理解错误。他们所以把它当做纯产品，是因为例如收获的小麦比工人和租地农场主吃掉的要多；可是生产出来的呢绒也比呢绒生产者即工人和企业主的衣着所需的要多。）他们对剩余价值本身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对价值有不正确的看法，他们把价值归结为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归结为劳动时间，不是归结为没有质的差别的社会劳动。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一个正确的定义：雇佣劳动只有当它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它本身所花费的价值的时候才是生产的。亚·斯密使这个定义摆脱了错误的表述方式，而在重农学派那里，这个定义是同错误的表述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再从重农学派追溯到重商学派。在重商学派那里也有对生产劳动的同样见解的一面，尽管他们对这一点是无意识的。重商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劳动只有在产品出口带回的货币多于这些产品所值的货币（或者多于为换得这些产品而必须出口的货币）的那些生产部门，因而只有在使国家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分沾当时新开采的金银矿的产品的那些生产部门，才是生产的。他们看到，在这些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财富和中间阶级迅速增长的情况。金的这种影响事实上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商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工资下降了，从而相对剩余劳动增加了，利润率提高了，但这不是因为工人的生产能力更大了，而是因为绝对工资（即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总额）降低了，总之，因为工人的状况恶化了。这样一来，在这些国家里，对劳动的雇用者来说，劳动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更大了。这个事实和贵金属的流入有关，这也就是促使重商学派把这种生产部门使用的劳动称为唯一的生产劳动的原因，虽然这个原因仅仅是隐约地被意识到的。

　　［VII—302］“最近五六十年以来，几乎在整个欧洲都发生了［人口］惊人增加，其主要原因也许是美洲矿山生产率的增长。贵金属的大大过剩〔这当然是它们的实际价值下降的结果〕，使商品的价格比劳动的价格提高得更多；它使工人的状况恶化，同时却使雇主的利润增加，因此雇主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来雇用工人，这就促进了人口的增加…… 马尔萨斯指出，美洲矿山的发现，使谷物价格提高了两三倍，而使劳动的价格只提高了一倍…… 供国内消费的商品的价格〈例如谷物价格〉不是马上跟着货币的流入就提高的；但由于农业中的利润率同工业中的利润率相比下降了，资本就从农业转到工业。这样，一切资本都开始获得比以前更高的利润，而利润的提高总是等于工资的下降。”（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9页及以下几页）

　　因此，第一，按巴顿的说法，16世纪最后30多年和17世纪曾推动重商学派的那个现象，在18世纪下半叶重新出现了。第二，因为只有出口的商品才按金银的已经降低的价值衡量，而供国内消费的商品仍按金银的原有价值衡量（直到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把这种用两个不同尺度衡量的现象消除为止），所以在为出口服务的生产部门中的劳动，由于把工资压低到原有水平之下，就表现为直接生产的劳动，即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斯密对于生产劳动所阐述的第二种见解即错误的见解，同正确的见解完全交错在一起，以致这两种见解在同一段文字中接二连三交替出现。所以，为了说明第一种见解，我们不得不把引文分割开来加以引述。

　　“有一种劳动加到对象上，就能使这个对象的价值增加，另一种劳动则没有这种作用。前一种劳动因为它生产价值，可以称为 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可以称为非生产劳动。例如，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把 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润， 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么，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价值中又被偿还给主人了。相反，家仆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一个人，要是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富；要是维持许多家仆，就会变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2篇第3章第93页和以下几页）

　　在这段话中——而在下面我们就要引用的紧接着的那段文字里，相互矛盾的定义更是交错在一起——生产劳动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劳动，它除了再生产“自己的〈即雇佣工人的〉生活费”的价值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他的主人的利润”。如果制造业工人除了他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以外，不再加进剩余价值，工业家也就不能由于“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而变富。

　　但是，第二，亚·斯密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一般“生产价值”的劳动。我们暂且不谈这［VII—303］后一种解释，先引证另外几段话，那里斯密的第一种见解有的地方被重复了，有的表述得更鲜明，并且主要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如果把非生产劳动者……消费的那个数量的食物和衣服，分配给生产劳动者，后者就会把他们所消费的东西的全部价值连同利润一起再生产出来。”（同上，第2篇第3章第109页）

　　这里，生产劳动者十分明确是指这样的劳动者，他不仅把包含在工资中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而且把这个价值“连同利润一起”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但是，商品或货币之所以变为资本，是因为它们直接同劳动能力交换，而且这种交换的目的，只是为了有一个比它们本身包含的劳动更多的劳动来补偿它们。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不在于它的实际使用价值，不在于这种特殊的具体劳动的效用，不在于它是纺纱劳动、织布劳动等等，正如这种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并不使资本家感兴趣一样，因为产品在他看来是商品（并且是第一形态变化之前的商品），而不是消费品。使资本家对商品感兴趣的仅仅是：商品具有的交换价值大于资本家为商品支付的交换价值。因此，劳动的使用价值在他看来就是：他收回的劳动时间量大于他以工资形式支付的劳动时间量。自然，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最近的英国官方工厂报告¹²⁰“十分明确地”把在工厂中和工厂办事处中使用的所有人员，除了工厂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雇佣劳动者的范畴（见这个臭报告临近结尾部分的话）。

　　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¹²¹，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批判中所做的区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参与分享资本家利润者的各个项目，如利息和地租相交换的劳动）。凡是在劳动一部分还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农民的农业劳动），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换（例如亚洲城市中的制造业劳动）的地方，不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因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的规定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么，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在后一种劳动中收入被消费了。

　　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谬论调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竟然问道：妓女、仆役等等的劳动，或服务，或职能，会不会带来货币？

　　［……］

　　［VII—304］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

　　体现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劳动的这种物质规定性同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毫无关系，相反，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

　　另一方面，假定资本已掌握了全部生产，也就是说，商品（必须把它同单纯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已不再由拥有这个商品本身的生产条件的劳动者来生产，因而只有资本家才是商品（只有一种商品即劳动能力除外）的生产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必须或者同完全由资本来生产和出卖的商品交换，或者同这样一种劳动交换，购买它和购买那些商品一样，是为了消费，换句话说，仅仅是为了这种劳动所固有的物质规定性，为了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为了这种劳动以自己的物质规定性给自己的买者和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VII—305］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象。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并不是不付代价地从收入（工资和利润）中取得自己的一份，从生产劳动生产的商品中取得自己的一份，他们必须购买这一份，但是，他们同这些商品的生产毫无关系。

　　但在任何情况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花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上的收入（工资和利润）越多，能花在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上的收入就越少，反过来也是一样。

　　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例如，饭店里的厨师和侍者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这些人作为家仆，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我没有从他们的服务中创造出资本，而是把自己的收入花在这些服务上。但是，事实上，这些人，对我这个消费者来说，即使在饭店里也是非生产劳动者。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始终只直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它只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而直接用来构成收入的那部分，不管作为利润还是作为地租，则既可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也可以用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同上，第98页）“一个人无论把自己的哪一部分基金用做资本，他总是希望这部分基金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因此，他只用它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为资本家执行了资本的职能之后，便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每当资本家用他的一部分基金来维持任何一种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便立即从他的资本中抽出，加入他用于直接消费的基金。”（同上［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98页］）

　　显然，随着资本日益掌握全部生产，从而随着家庭工业和小工业——总之，为本身消费进行生产而产品不是商品的那种工业——逐渐消失，非生产劳动者，即以服务直接同收入交换的劳动者，绝大部分就只提供个人服务，他们中间只有极小部分（例如厨师、女裁缝、缝补工等）生产物质的使用价值。他们不生产商品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商品本身从来不是直接的消费对象，而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条件下，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只有极小部分能够直接参加物质生产。这一部分人只有用自己的服务同收入交换，才参加物质生产。正如亚·斯密所指出的，这不妨碍这些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价值通过并且可以通过决定生产劳动者的价值的同样方法（或类似方法）来决定。这就是说，由维持他们的生活或者说把他们生产出来所需的生产费用来决定。这里还牵涉到别的一些不归这里考察的情况。

　　［VII—306］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⁵⁵，对他本人来说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是这样。但是，生产劳动者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买者生产商品。而非生产劳动者为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是，他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 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 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94—95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形式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形式借以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在一种情况下劳动同资本交换，在另一种情况下劳动同收入交换。在一种情况下，劳动转化为资本，并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支出，是花费收入的一个项目。例如，钢琴制造厂主的工人是生产劳动者。他的劳动不仅补偿他所消费的工资，而且在他的产品钢琴中，在厂主出售的商品中，除了工资的价值之外，还包含剩余价值。相反，假定我买到制造钢琴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者甚至假定工人自己就有这种材料），我不是到商店去买钢琴，而是请工人到我家里来制造钢琴。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匠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劳动直接同我的收入相交换。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随着资本在越来越大程度上掌握全部生产——因而一切商品的生产是为了买卖，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劳动生产率也相应地增长——，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物质差别也就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前一种人，除极少数以外，将仅仅生产商品，而后一种人，也是除极少数以外，将仅仅从事个人服务。因此，第一种人将生产直接的、物质的、由商品构成的财富，生产一切不是由劳动能力本身构成的商品。这就是促使亚·斯密除了作为基本定义的第一种特征以外，又加上另一些特征的理由之一。

　　这样，由于斯密的各种不同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就有了下面这一段话：

　　“家仆的劳动〈与制造业工人的劳动不同〉……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家仆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一个人，要是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富；要是维持许多家仆，就会变穷。然而后者的劳动也同前者的劳动一样， 有它的价值，理应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固定和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而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 至少还存在若干时候。可以说，这是积累并储藏起来，准备必要时在另一场合拿来利用的一定量劳动。这个对象，或者可以说，这个对象的价格，后来到必要时，能够把一个同原先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相等的劳动量推动起来。相反，家仆的［VII—307］劳动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他 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 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 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同上，第93—94页）

　　我们在这里看到，用来说明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的有以下这些定义，这些定义同时显露了亚·斯密内在思想进程的各个环节：

　　“〈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不生产任何价值”，“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它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相反，“他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最后，“它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在这种看法中，“生产价值”和“不生产价值”这些术语是在和原来不同的意义上说的。这里谈的已经不是本身就包含着为已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一个等价的剩余价值生产。这里谈的是：一个劳动者，只要他用自己的劳动把他的工资所包含的那样多的价值量加到某种材料上，提供一个等价来代替已消费的价值，他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里就越出了形式规定的范围，越出了用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来给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从第四篇第九章（亚·斯密在这里批判了重农学派的学说）可以看出，斯密走入这条歧途，是因为他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一方面反对重农学派，另一方面又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如果工人在一年内只补偿自己工资的等价，那么，他对资本家来说就不是生产劳动者。固然，他会给资本家补偿自己的工资即自己劳动的购买价格。但是这笔交易就好比资本家购买这个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一样。资本家支付了商品的不变资本和工资所包含的劳动。他现在以商品形式占有的劳动和以前以货币形式占有的劳动是同一个量。他的货币没有因此而转化为资本。这种情况，就好比工人本人是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占有者一样。他每年必须从自己年产品的价值中留出生产条件的价值，以便补偿它们。他一年内消费的，或者说，可以消费的，就会［＝］他的产品中等于他当年加在自己不变资本上的新劳动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了。

　　亚·斯密把这种劳动称为“生产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重农学派把它称为“不结果实的”和“不生产的”。

　　斯密在这一章里对我们说：

　　“第一，［重农学派］承认，这个阶级〈即不从事农业的那些工业阶级〉每年再生产出自己的年消费价值， 并且至少保持使他们能够就业和生存的基金或资本…… 诚然，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除了使他们能够就业和生存的资本以外，每年还再生产出一个纯产品，即土地所有者的纯地租…… 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劳动，无疑要比商人、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但是，一个阶级的产品超过另一个阶级的产品，并不能使另一个阶级成为不结果实的和不生产的。”（同上，［加尔涅的法译本］第3卷第530页）

　　可见，亚·斯密在这里回到重农学派的［VII—308］观点上去了。农业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是生产“纯产品”的真正的“生产劳动”。斯密放弃了自己的剩余价值观点，接受了重农学派的观点。同时他又反对重农学派，提出制造业劳动（他认为还有商业劳动）也还是生产的，尽管不是就这个词的最突出的意义来说的。因此，斯密越出了形式规定的范围，越出了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给“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来反对重农学派：不从事农业的阶级，工业阶级，会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因而就是把一个等于他的消费的价值生产出来，从而“至少保持使他们能够就业的基金或资本”。这样，在重农学派的影响下，同时在反对重农学派的情况下，便产生了他对“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

　　亚·斯密说：“第二，因此，像看待家仆那样来看待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是根本不正确的家仆的劳动不能保持使他能够就业和生存的基金。 家仆完全是靠他主人的开支来就业和维持生活的， 他所完成的劳动不是那种能补偿这些开支的劳动。他的劳动是服务， 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它不固定和不实现在一个能够补偿他们的生活费和工资的价值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相反，手工业者、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却自然地固定和实现在可以出卖。 或交换的对象中。正因为如此，我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一章中，把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算做生产的劳动者，而把家仆算做不结果实的和不生产的劳动者。”（同上，第531页）

　　一旦资本掌握了全部生产，收入只要同劳动交换，它便不是直接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交换，而是同单纯的服务交换。收入的一部分同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交换，一部分同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服务本身交换。

　　和劳动能力本身不同的一切商品，是以物质形式同人对立着的物，它对人有一定的效用，在它身上固定了、物化了一定量的劳动。

　　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实质上已经包含在第一点中的定义：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商品的工人是生产的，并且这个工人消费的商品不多于他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的劳动所值。他的劳动固定和实现在“可以出卖或交换的对象中”，“一个能够补偿他们〈即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的生活费和工资的价值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生产工人生产商品，从而把他以工资形式不断消费的可变资本不断再生产出来。他把支付给他的“使他能够就业和生存的”基金不断生产出来。

　　第一，亚·斯密自然把直接耗费在物质生产中的各类脑力劳动，算做“固定和实现在可以出卖或交换的商品中”的劳动。斯密在这里不仅指直接的手工工人或机器工人，而且指监工、工程师、经理、伙计等等，总之，指在一定物质生产领域内为生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一切人员的劳动，这些人员的共同劳动（协作）是制造商品所必需的。的确，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劳动加到不变资本上，并使产品的价值提高这么多。（这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银行家¹²²等人呢？）

　　［VII—309］第二，亚·斯密说，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通常”不是这样。亚·斯密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资本掌握了物质生产，因而家庭工业基本上消失了，直接到消费者家里为他创造使用价值的小手工业者的劳动消失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叫到家里来缝制衬衣的女裁缝，或修理家具的工人，或清扫、收拾房子等等的仆人，或烹调肉食等等的女厨师，他们也完全和在工厂做工的女裁缝、修理机器的机械师、洗刷机器的工人以及作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在饭店干活的女厨师一样，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这些使用价值，从可能性来讲，也是商品：衬衣可能拿到当铺去当掉，房子可能卖掉，家具可能拍卖等等。因此，上述人员从可能性来讲，也生产了商品，把价值加到了自己的劳动对象上。但他们是非生产劳动者中极少的一部分人，他们的情况对广大家仆、牧师、政府官吏、士兵、音乐家等等则是不适用的。

　　然而，不管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人数有多少，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清楚的（斯密也承认这一点，为此他说了一句起限制作用的话：“这些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那就是：使劳动成为“生产的”或“非生产的”劳动的，既不一定是劳动的特殊形式，也不一定是劳动产品的表现形式。同一劳动可以是生产的，只要我作为资本家、作为生产者来购买它，为的是使它增殖；它也可以是非生产的，只要我作为消费者，作为收入的花费者来购买它，为的是消费它的使用价值，而不管这个使用价值是随着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还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

　　对于一个以资本家身份购买女厨师的劳动的人来说，即对于一个饭店老板来说，女厨师在饭店里是生产商品。羊肉饼的消费者应当对她的劳动付钱，而这个劳动为饭店老板补偿（撇开利润不谈）他用以继续支付女厨师的基金。相反，如果我购买女厨师的劳动，让她为我烹调肉食等等，不是为了把这个劳动当做劳动一般来增殖，而是为了把它当做这种特定的具体劳动来享用、使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虽然这种劳动也固定在物质产品中，而且同样可能成为（从结果来看）可以出卖的商品，就像它对饭店老板来说确实是商品一样。可是，这里仍然有重大的差别（实质上的差别）：女厨师并不补偿我（私人）用以支付她的基金。因为我购买她的劳动，不是把它作为构成价值的要素，而完全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她的劳动不补偿我用以支付她的基金，即不补偿我给她的工资，这就好比我在饭店里吃的一顿午餐本身，不能使我再购买和吃一顿相同的午餐一样。但这种差别在商品中间也是存在的。资本家为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而购买的商品（例如棉布，假如他是一个棉布印花厂主），会以印花布形式补偿自己的价值。相反，如果资本家购买这个商品是为了自己消费印花布，那么，这个商品就不会补偿他的开支。

　　其实，社会上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人——工人阶级——都必须为自己进行这种非生产劳动；但是，工人阶级只有先进行了“生产的”劳动，才能从事这种非生产劳动。工人阶级只有生产了可以支付肉价的工资，才能给自己煮肉；工人阶级只有生产了家具、房租、靴子的价值，才能把自己的家具和住房收拾干净，把自己的靴子擦干净。因此，从这个生产工人阶级本身来说，他们为自己进行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如果他们不先进行生产劳动，这种非生产劳动是决不会使他们有能力［VII—310］重新进行同样的非生产劳动的。

　　第三，另一方面，剧院、歌舞场、妓院等等的老板，购买对演员、音乐家、妓女等等的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权（事实上通过了迂回的途径，这个途径只有从经济形式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它不影响过程的结果）；他们购买这种所谓“非生产劳动”，它的“服务一经提供随即消失”，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一个“耐久的〈换句话说，“特殊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在这些服务本身以外）。把这些服务出卖给公众，就为老板补偿工资并提供利润。他这样买到的这些服务，使他能够重新去购买它们，也就是说，这些服务会自行更新用以支付它们的基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例如律师在他的事务所雇用的书记的劳动，所不同的只是，书记的服务大部分还体现在十分庞大的“特殊对象”上，即大堆的文件这个形式上。

　　不错，对老板本身来说，这些服务是由公众的收入支付的。但同样不错的是，一切产品，只要它们用于个人消费，情况也完全是这样。固然，国家不能出口这些服务本身；但它能出口提供这些服务的人。例如，法国出口舞蹈教员、厨师等等，德国出口学校教师。当然，随着舞蹈教员和学校教师的出口，也出口了他们的收入，可是舞鞋和书本的出口，却给国家带来回报。

　　因此，从一方面说，所谓非生产劳动有一部分体现在物质的使用价值中，这些使用价值同样可能成为商品（“可以出卖的商品”），从另一方面说，一部分纯粹的服务（它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某一商品），能够（由直接购买劳动的人）用资本来购买，能够补偿自己的工资并提供利润。总之，这些服务的生产有一部分从属于资本，就像体现在有用物品中的劳动有一部分直接用收入来购买，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一样。

　　第四，整个“商品”世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劳动能力；第二，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有一些服务用于训练、保持劳动能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总之，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产业上必要的”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提供“可以出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服务，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不过，亚·斯密知道，“教育”费在工人群众的生产费用中是微不足道的。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的服务都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¹⁾。可以把它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假定工资和利润由于某种原因同时下降，从总价值来看例如由于民族变懒下降了，从使用价值来看也由于歉收等等引起的劳动生产能力的降低而下降了；总之，假定由于上一年加进的新劳动减少和追加的劳动的生产能力降低，产品中价值等于收入的那一部分减少了。这时，如果资本家和工人还想以物质产品的形式消费原先那样大的价值量，他们就要少购买医生、教师等等的服务。如果他们对医生和教师必须继续花费以前那样大的开支，他们就要减少对其他物品的消费。因此，很明显，医生和教师的劳动不直接创造用来支付他们报酬的基金，尽管他们的劳动加入创造一切价值的那个基金的生产费用，即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

　　［VII—311］亚·斯密继续写道：

　　“第三，说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不对的。例如，即使我们像这个体系所做的那样假定，这个阶级每日、每月、每年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它当日、当月、当年生产的价值，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劳动丝毫没有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一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实际价值。例如，一个手工业者在收获后六个月内完成了价值10镑的劳动，即使他在这段时间也消费了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他事实上也已给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了10镑价值。他把价值10镑的半年收入消费在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上，同时又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了一个相等的价值，用这个价值可以为他本人或任何别人购买同样多的半年收入。因此，这六个月内所消费和生产的价值不等于10镑，而等于20镑。当然，完全可能，在任何时候现有的这个价值都不超过10镑。但是，如果手工业者消费的这价值10镑的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由士兵或家仆来消费，那么，到六个月末存在的这部分年产品的价值，就会比由于有手工业者的劳动而实际存在的少10镑。可见，即使假定手工业者生产的价值从来没有超过他消费的价值，但在任何时候市场上现有的商品的总价值，都会由于有他的劳动而比没有他的劳动时要大。”（同上，［加尔涅的法译本第3卷第4篇第9章］第531—533页）

　　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现有的商品的［总］价值，不是由于有“非生产劳动”而比没有这种劳动时要大吗？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除了小麦、肉类等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士兵、政治家等等吗？这帮男女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资料并不是无代价的。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因此，消费品的总额，任何时候都比不存在可消费的服务的时候要大。其次，价值也大了，因为它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值。要知道，在这里就像每次商品和商品相交换一样，是等价物换等价物，因而同一价值具有二重的形式：一次在买者一方，另一次在卖者一方。

　　〔亚·斯密关于重农学派继续写道：

　　“当这一体系的拥护者断言，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时，他们大概仅仅是指这一情况：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或者说，维持他们生存的基金， 等于这个价值。〔”即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同上，第533页）

　　如果把工人和企业主放在一起来看，重农学派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在企业主的利润中，地租只是一个特殊项目。〕

　　［VII—312］〔亚·斯密在同一个场合，即在批判重农学派的场合——第四篇第九章（加尔涅的译本第3卷）——指出：

　　“一个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只能用两种办法增加：第一， 改善当时在这个社会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能力；或者第二， 增加这种劳动的量。要使有用劳动的生产能力有所改善或增长，就必须改进工人的技能或改进他用来劳动的机器…… 当时在社会上使用的有 用劳动的量的增加，完全取决于把这种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的增加， 而这种资本的增加， 又必定恰好等于管理这一资本的人或把资本借给他们的另一些人从自己的收入中节约下来的数额。（”第534—535页）

　　这里是双重的循环论证。第一，年产品的增加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手段〔只要这种提高不是由自然的偶然情况，如特别有利的天气等等引起的〕都要求增加资本。但是，要增加资本，又必须增加劳动的年产品。这是第一个循环论证。第二，年产品可以通过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来增加。但是，只有先增加“把这种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才能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是第二个循环论证。斯密试图靠“节约”来摆脱这两个循环论证。节约一词，他指的是收入转化为资本。

　　把全部利润看成资本家的“收入”，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要求把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当单个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即作为资本职能的执行者行动的时候，把一部分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这在他本人看来可能表现为一种节约，但对他本人来说，这种转化也是以必须有准备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劳动量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工人人数，而且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因而，即使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不增加，劳动的量也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也无须增加机器等等的数量（虽然机器磨损得快一些，但并不会使这里的问题有所改变）。唯一必须增加的，是用做种子等等的那部分原料。同时，这一点仍然是对的：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把对外贸易撇开不谈），剩余劳动首先必须投入农业，然后在从农业取得原料的那些工业部门中剩余劳动才可能出现。一部分原料——煤、铁、木材、鱼（例如，用鱼作为肥料）等等，总之，一切非动物性的肥料，可以用单纯增加劳动（工人的人数不变）的办法取得。因此，这些原料是不会缺乏的。另一方面，前面已经指出，生产率的提高最初总是只以资本的积聚为前提，而不是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¹²³但以后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补充的。〕

　　〔斯密在下面一段话里正确地指出了促使重农学派宣传自由放任¹⁰⁵，即自由竞争的原因：

　　“两个不同的居民集团〈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贸易，归根到底，是一定量的原产品同一定量的制造业产品交换。因此，后者越贵，前者越贱，凡是在一个国家里能提高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东西，都会降低土地的原产品的价格，从而使农业发展缓慢。”但是，加在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上的一切约束和限制，都会使制造业产品等等变贵。因此，等等。（斯密，同上［加尔涅的法译本第3卷］，第554—555页）〕

　　［VII—313］这样，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更确切地说，同上述他的另一种见解交错在一起的见解）可归结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斯密不否认，这两种劳动都是商品。请看前面讲的⁽²⁾：“后者的劳动也同前者的劳动一样，有它的价值，理应得到报酬”（就是说，从经济学来看；无论对这种劳动还是那种劳动，都谈不上从道德等等观点来看）。商品的概念意味着劳动体现、物化和实现在自己的产品中。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上，不能直接看做商品，只有劳动能力才能被看做商品，劳动本身是劳动能力的暂时表现。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阐明真正的雇佣劳动以及“非生产劳动”，而亚·斯密到处都用生产“非生产劳动者”所必需的生产费用来给非生产劳动下定义。于是，商品必须被看做一种和劳动本身不同的存在。这样，商品世界就分为两大类：

　　一方面是劳动能力；

　　另一方面是商品本身。

　　但是，对劳动的物化等等，不应当像亚·斯密那样按苏格兰方式去理解。如果我们说商品——在它的交换价值意义上——是劳动的化身，那仅仅是指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商品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或货币。使商品产生出来的那种具体劳动，在商品上可能不留任何痕迹。从制造业商品来说，这个痕迹保留在原料所取得的外形上。而在农业等等部门，例如小麦、公牛等等商品所取得的形式，虽然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而且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补充的劳动的产品，但这一点在产品上是看不出来的。还有这样的产业劳动部门，在那里，劳动的目的决不是改变物的形式，而仅仅是改变物的位置。例如，把商品从中国运到英国等等，这时在物本身上谁也看不出运输时花费的劳动所留下的痕迹（除非有人想起这种东西不是英国货）。因此，决不能按这种方式去理解劳动在商品中的物化。（这里所以产生迷误，是因为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形式。）

　　虽然如此，商品表现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个说法还是对的，因而，如果它不表现为物的形式，它就只能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形式，但永远不能直接表现为活劳动本身（只有通过某种迂回的途径，才能表现为活劳动本身，这种途径在实践上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在确定各种不同的工资的时候，则不然）。由此可见，生产劳动原本或者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或者是直接把劳动能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亚·斯密把后一种劳动排除在他的生产劳动项目之外；他是任意这样做的，但他是受某种正确的本能支配，意识到，如果他在这里把后一种劳动包括进去，那他就为各种冒充生产劳动的谬论敞开了大门。

　　因此，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艺术和科学的一切产品，书籍、绘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但是，其次，劳动产品必须是这种意义上的商品：它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也就是还需要通过形态变化的、处在最初形态上的商品。（假定一个工厂主买不到一部现成的机器，他可以自己制造一部机器，不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把它当做使用价值来利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机器当做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来使用，因而他是以机器协助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形式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机器出卖的。）

　　［VII—314］可见，虽然家仆的某些劳动完全可能表现为商品（从可能性来讲），从物质方面来看，甚至可能表现为同样的使用价值，但这不是生产劳动，因为实际上他们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直接生产“使用价值”。而有些劳动，对它们的买者或雇主本身来说是生产的，例如演员的劳动对剧院老板来说是生产的，但这些劳动看起来像是非生产劳动，因为它们的买者不能以商品的形式，而只能以活动本身的形式把它们卖给观众。

　　如果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么［按照斯密的第二个定义］，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前一种劳动表现为某种可以出卖的物品；后一种劳动在它进行的时候就要被消费掉。前一种劳动（创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除外）包括一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也包括书籍；后一种劳动包括一切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的劳动，甚至违背个人意志而强加给个人的劳动。

　　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基本的元素形式。因此，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比起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劳动来，符合更基本得多的观点。

　　亚·斯密的反对者无视他的第一种解释即符合问题本质的解释，而抓住第二种解释，并强调这里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不一贯的地方。而且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的物质内容上，特别是集中在劳动必须固定在一个比较耐久的产品中这样一个规定上，以此来使自己的论战变得容易些。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场论战究竟是由什么特别的原因引起的。

　　还要先指出一点。亚·斯密认为，提出下面这个论点，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巨大功绩：

　　“各国的财富不在于不可消费的金和银，而在于每年由社会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可消费的货物。”（［加尔涅的法译本］第3卷第4篇第9章第538页）

　　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的来源。如何给剩余价值下定义，自然取决于所理解的价值本身具有什么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货币；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密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重农学派只要接触到价值实体，就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使用价值（物质、实物），正如重商学派把价值仅仅归结为价值形式，归结为产品借以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的那种形式即货币一样。在亚·斯密那里，商品的两个条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合并在一起，所以在他看来，凡是表现在一种使用价值即有用产品中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表现在有用产品中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一观点，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这个产品同时等于一定量的一般社会劳动。亚·斯密同重农学派相反，重新提出产品的价值是构成资产阶级财富的实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价值摆脱了在重商学派看来价值借以表现的纯粹幻想的形式——金银的形式。任何商品自在地就是货币。不可否认，亚·斯密在这里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回到重商学派关于这些或那些劳动产品的“耐久性”（实际上是“非消费性”）的观点上去。这里使人想起配第的一段话（见我的第一分册第109页¹²⁴，那里引用了配第《政治算术》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配第说，财富是按照它不会毁坏的程度、或大或小的耐久程度来估价的，归根结底，金银被当做“不会毁坏的财富”而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阿·布朗基说：“斯密把财富的范围仅仅限于固定在物质实体中的那些价值，这样就把无限多的非物质价值，文明国家的精神资本之女，全都从生产的账本中勾销了，等等。”（《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152页）

　　反对亚·斯密提出的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论战，主要是由二流人物（其中施托尔希还算是最出名的人物）进行的；我们在任何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那里，［VII—315］在任何一个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上有所发现的人那里，都没有看到这种论战；然而这种论战对于第二流人物，特别是对于充满学究气的编书家和纲要编写者，以及对于在这方面舞文弄墨的业余爱好者和庸俗化者来说，却是一种嗜好。反对亚·斯密的这场论战，主要是由以下几种情况引起的。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这一批人来说，在经济学上同丑角、家仆被列入同一类别，被说成是靠真正的生产者（更确切地说，靠生产当事人）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就像资产阶级本身在其发家时期一样，曾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国家机器等等。后来它理解到——这在它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并且根据经验认识到，所有这些阶级（其中有一部分是完全非生产的阶级）的后天形成的社会结合的必要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如果上述“非生产劳动者”不生产享受，因此对他们的［服务的］购买完全取决于生产当事人想如何花掉自己的工资或利润；相反，如果他们成为必要，或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部分地是因为人们存在肉体上的伤病（如医生）或精神上的虚弱（如牧师），部分地是因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如政治家、一切法学家、警察、士兵）；如果这样，那么，在亚·斯密看来，就像在产业资本家本身和工人阶级看来一样，他们就表现为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因此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非生产费用缩减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尽可能地使它便宜。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因此，对这个社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的。

　　但是，第二，有一部分生产当事人（物质生产本身的当事人），时而被这一些经济学家，时而被那一些经济学家称为“非生产的”。例如，代表工业资本的那部分经济学家（李嘉图）把土地所有者称为“非生产的”。另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凯里）把本来意义的商人称为“非生产的”劳动者。后来甚至又有一些人把“资本家”本人也称为非生产的，或者至少企图把资本家对物质财富的要求归结为“工资”，即归结为一个“生产劳动者”所取得的报酬。脑力劳动者中间的许多人，看来都赞同这种怀疑观点。因此，已经是作出妥协并且承认不直接包括在物质生产当事人范围内的一切阶级都具有“生产性”的时候了。大家互相帮忙，并且，像在《蜜蜂的寓言》¹²⁵中那样，应当证明，即使根据“生产的”、经济学的观点，资产阶级世界连同它的所有“非生产劳动者”一起，也是所有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何况一些“非生产劳动者”从自己方面已经对那些根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¹²⁶阶级的生产性，或者对那些如土地所有者那样无所事事的生产当事人等等作出了批判的考察。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应当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秩序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第三，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证科学（自然科学）被用做物质生产手段的时候——，［VII—316］政治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须加以推崇，并且进行辩护说，这些领域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它们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把他说成是“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

　　［……］

　　［IX—417］在结束关于亚当·斯密的部分之前，我们还要引用他书中的两段话：在第一段话中，他发泄了自己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恨；在第二段话中，他力图证明，为什么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劳动为前提。关于斯密对牧师的憎恨！¹²⁷

　　第一段话说：

　　“因此，国王和大臣们要求监督私人的节约，并以反奢侈法令或禁止外国奢侈品进口的办法来限制私人开支，这是他们最无耻、最专横的行为。他们自己始终是并且毫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大的浪费者。他们还是好好地注意他们自己的开支吧，私人的开支尽可以让私人自己去管。如果他们自己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破产，那么，他们臣民的浪费也决不会使国家破产。”（第二篇第三章；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122页）

　　再引下面这段话⁽³⁾：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像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它有价值，因而值一个等价，但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实现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 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94—95页）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像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别的人勤劳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一方面，它同古典古代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在古典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动被看做仅仅是有闲的市民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于中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或贵族立宪君主国的见解形成尖锐的对立，就连孟德斯鸠自己都还拘泥于这种见解，他天真不过地把它表达如下（《论法的精神》第7篇第4章［第171页］）：

　　“富人不多花费，穷人就要饿死。”

　　相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做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的人的勤劳来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越来越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加尔涅等人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这些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

　　［IX—418］第二段话讲到奴隶制，他在第四篇（第九章；加尔涅的译本第549—550页）中说：

　　“这类职业〈手工业者和制造业劳动者的职业，在许多古代国家〉被看做只适宜于奴隶，而市民则不准从事这类职业。就连没有这种禁令的国家如雅典和罗马，事实上人民也不从事今天城市居民的下层阶级通常所从事的各种职业。在罗马和雅典，富人的奴隶从事这些职业，而且他们是为了主人的利益从事这些职业的。富人有钱有势，并且得到保护，这就使贫穷的自由民在自己的制品和富人奴隶的制品竞争时，几乎不可能为自己的制品找到销路。但是奴隶很少有发明；工业上一切减轻劳动和缩短劳动的最有利的方法，无论是机器还是更好的劳动组织和分工，都是自由民发明的。即使有的奴隶想出了并且提议实行这类方法，他的主人也会认为这是懒惰的表现，是奴隶企图牺牲主人的利益来减轻自己的劳动。可怜的奴隶不但不能由此得到报酬，还多半会遭到辱骂，甚至惩罚。因此，同使用自由民劳动的制造业相比，使用奴隶劳动的制造业，为了完成同量的工作，通常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因此，后一类制造业的制品通常总要比前一类制造业的制品贵。孟德斯鸠指出，匈牙利矿山虽然不比邻近的土耳其矿山富，但是开采起来始终费用较小，因而利润较大。土耳其矿山靠奴隶开采，奴隶的双手是土耳其人想到使用的唯一机器。匈牙利矿山是靠自由民开采的，他们为了减轻和缩短自己的劳动使用了大量的机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希腊和罗马时代制造业的产品价格的不多的资料，精制的制造业产品看来是非常贵的。”（同上，第3卷）

　　亚·斯密自己在第四篇第一章（同上，第3卷第5页）中¹²⁸写道：

　　“洛克先生曾指出货币和其他各种动产的区别。他说，其他一切动产按其性质来说是这样容易消 耗，以致由这些动产构成的财富是极不可靠的…… 相反，货币却是一个可靠的朋友等等。”（同上，第3卷第5页）

　　接着在同一章第24—25页上说：

　　“有人说，消费品很快就消灭了，而金和银按其性质来说比较耐久，只要不把这些金属不断输出国外，这些金属就可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积累起来，使一国的实际财富得到难以置信的增加。”

　　货币主义者醉心于金银，因为金银是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的存在，是交换价值的可感觉的存在，而且只要不让它们成为流通手段这种不过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它们就是交换价值的不会毁坏的、永久的存在。因此，积累金银，积蓄金银，贮藏货币，成了货币主义的致富之道。正像我引用配第的话所指出的那样，¹²⁴连其他商品也只是根据它们的耐久程度，即根据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多久来估价的。

　　现在，第一，亚·斯密是在重复他在一个地方曾说过的关于商品耐久程度相对大小的意见，在那里他曾说，消费对于财富的形成究竟是较有利还是较不利，要看消费的是存在时间较长的消费品还是存在时间较短的消费品。¹²⁹因而，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货币主义观点，而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即使在直接消费时，人们也始终盘算着使［IX—419］消费品继续是财富，是商品，因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而这又取决于使用价值的耐久程度，因而取决于消费是否只是逐渐地、缓慢地使这个使用价值失去作为商品或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可能性。

　　第二，斯密在他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上，完全回到——在更广泛的形式上——货币主义的区分上去了。

　　生产劳动“固定和实现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在若干时候。可以说，这是积累并储藏起来，准备必要时在另一场合拿来利用的一定量劳动”。相反，非生产劳动的结果或非生产劳动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第二篇第三章；［麦克库洛赫版］第2卷第94页）

　　可见，斯密区分商品和服务，就像货币主义区分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斯密在这里也是从积累的角度来区分的，不过积累已经不再被看做货币贮藏的形式，而是被看做再生产的实际形式了。商品在消费中消失，但同时它会重新生出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来，或者，如果不这样使用，商品本身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价值。劳动产品本身的属性是：它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耐久的，因而可以再让渡出去的使用价值存在，它作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存在，即它是可以出卖的商品，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商品自身，或者说，实质上是货币。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不会再变成货币。我对律师、医生、教士、音乐家等等，政治家、士兵等等的服务支付了报酬，但是，我既不能用这些服务来还债，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商品，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些服务完全像容易消失的消费品一样消失了。

　　可见，斯密所说的实质上同货币主义所说的一样。货币主义者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生产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在斯密看来，只有为自己的买者生产货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所不同的只是，斯密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们具有的货币性质，不管这种性质在商品中怎样隐蔽，而货币主义则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的商品中才看出这种性质。

　　这种区分是以资产阶级生产本身的本质为基础的，因为财富不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才是财富。货币主义不懂得，这些货币的创造和增加，是靠商品的消费，而不是靠商品变为金银，商品以金银的形式结晶为独立的交换价值，但是，商品在金银的形式上不仅丧失了它们的使用价值，而且不改变它们的价值量。

(1) 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在一定条件下又非有不可的辅助费用。——编者注
(2) 见本卷第222页。——编者注
(3) 见本卷第221、222—223页。——编者注
117 　这个片断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中分析亚·斯密的理论时写的，写作时间大约是1862年上半年。后来，马克思还在本手稿的第XXI笔记本第1317—1331页中更深入地分析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见本卷第393—421页）。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35—163、363—368页。——213。
118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亦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的理解的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没有看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214。
119 　重商主义（Merkantilismus）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入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214。
120 　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11日刊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7—1198、1215—1218页上分析了这个文件中所提供的事实。——218。
121 　指托·罗·马尔萨斯评价亚·斯密的一句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斯密著作的基石，是他的论述的主要思路的基础（见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4页）。——218。
122 　关于银行家和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第三十二章《货币资本和现实资本。III（续完）》和第三十三章《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都有论述。——226。
123 　关于资本的积累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初条件，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V笔记本第171—1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35—338页）。——232。
124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24页）。——236、242。
125 　指英国作家贝·曼德维尔的讽刺作品《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该书第1版于1705年出版，第3版于1724年出版。——238。
126 　“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出自罗马诗人贺拉斯《书信集》。——239。
127 　关于亚·斯密对牧师的憎恨，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章脚注（7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3页）。——239。
128 　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4篇第1章中考察了重商主义（见注118）的一般理论观点。——242。
129 　马克思指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3章最后六段文字。涉及的问题是：收入以何种方式支出对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作用比较大，以何种方式支出则作用比较小。斯密认为这取决于消费品的不同性质，取决于它们的耐久程度。相关观点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41页。——243。

［危机问题］¹³⁰

　　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们要指出：

　　在单纯的商品形态变化中¹³¹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XIII—713］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

　　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危机的可能性表现为：

　　首先，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在观念上以价格形式作为交换价值存在的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W—G。如果这个困难已经解决，已经出卖，那么，购买，G—W，就再没有什么困难了，因为货币可以同一切东西直接交换。必要的前提就是，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是有用的，否则它就根本不是商品。其次，假定商品的个别价值＝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就其在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中的表现来说，仅仅来自以下情况，即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阶段——第一，必须是相互补充的形式和阶段，第二，尽管有这种内在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却是过程的互不相干地存在着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开的、彼此可以分离并且已经分离的、互相独立的部分和形式。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只在于卖和买的分离。只是在商品的形式上商品必须经受这里所遇到的困难。一旦它具有货币形式，就渡过了这种困难。但是，往前走，又是卖和买的分离。如果商品不会以货币形式退出流通，或者说，不会推迟自身到商品的再转化，如果——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就是这样——买和卖相重合，那么，上述假定下的危机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因为已经假定商品对别的商品占有者来说是使用价值了。在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形式中，商品只有当它不是使用价值，或者在对方没有别的使用价值可以同它交换的时候，才不能进行交换。因此，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不可能进行交换：或者是一方生产了无用之物，或者是对方没有有用之物可以作为等价物同前者的使用价值交换。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本不会发生交换。然而只要发生交换，它的因素就不是彼此分离的。买者就是卖者，卖者就是买者。所以，既然交换就是流通，从交换形式产生的危机因素就消失了，如果我们说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那只不过是说，在这种形式本身包含着本质上相互补充的因素彼此割裂和分离的可能性。

　　但是，这也涉及到内容。在进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时候，从生产者方面来说，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或者，到分工有了一些发展以后，是为了满足他所知道的他的协作生产者的需要。作为商品拿来交换的是剩余品，而这个剩余品是否进行交换，一直是不重要的。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产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直接生产已成为过去。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商品（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货币，即转化为抽象一般的社会劳动的困难，在于货币不是作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出现，在于已经卖掉了商品而现在持有货币形式的商品的人并不是非要立刻重新买进、重新把货币转化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不可。在物物交换中不存在这种对立。在那里不是买者就不能是卖者，不是卖者就不能是买者。卖者——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困难仅仅来自于买者可以轻易地推迟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来自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货币却不必立即转化为商品，因此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以暴力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对它们彼此的独立性发生作用的暴力来实现。［XIII—714］此外，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阶段以暴力方式实现统一。

　　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它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动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始终是生命攸关的因素。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始终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而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的起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

　　这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是重要的。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做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和暴力方式的平衡。因此，在这些危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出现并得以展开。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盾的各个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象的形式会再现在并包含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得到证明。

　　总之，可以说：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

　　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间上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

　　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具体些。

　　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时，首先要指出，上述两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地再现，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资本从那一时刻起，即从它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以便重新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的那一时刻起所经历的运动。如果我们这里把所有对内容的进一步的规定撇开不谈，那么，总商品资本和它包含的每一单个商品都要经历W—G—W过程，都要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因此，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么包含在这个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本的运动中。此外，从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的相互联系可以得出，一种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因为另一种商品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因此，买和卖的分离在这里进一步表现为：一笔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形式，一笔资本发生第一形态变化，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发生第二形态变化，一笔资本离开生产过程，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回到生产过程。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这种相互联结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于分工而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又是偶然的，因此，危机的内容规定已经扩大了。

　　但是，第二，至于由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产生的危机的可能性，那么，在资本的场合，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更现实得多的基础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织布厂主必须支付全部不变资本，这种不变资本的要素是由纺纱厂主、亚麻种植业者、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等提供的。只要后面这些人生产的不变资本，只加入不变资本的生产而不加入最后商品——布，他们就是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互相补偿各自的生产条件。现在假定［XIII—715］织布厂主把布卖给商人，作价1 000镑，但用的是一张票据，所以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这个织布厂主又把这张票据卖给银行家，用它比如说偿付对银行家的一笔什么债务，或者银行家给他办理了票据贴现。同样，亚麻种植业者凭票据卖给纺纱厂主，而纺纱厂主又凭票据卖给织布厂主，同样，机器制造厂主凭票据卖给织布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凭票据卖给机器制造厂主，煤炭业者凭票据卖给纺纱厂主、织布厂主、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此外，制铁厂主、煤炭业者、木材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之间也用票据互相支付。现在，如果商人支付不出，织布厂主就不能用自己的票据向银行家进行支付。

　　亚麻种植业者开出了由纺纱厂主支付的票据，机器制造厂主开出了由织布厂主和纺纱厂主支付的票据。纺纱厂主不能支付，因为织布厂主不能支付，他们两人都不能向机器制造厂主支付，而机器制造厂主则不能向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支付。他们由于都没有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就全都不能使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得到补偿。这样就要发生普遍的危机。这不过是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场合所展现的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可能性可能发展成为现实性的相互债权和债务之间、买和卖之间的联系。

　　在所有情况下：

　　如果买和卖不是使彼此的对立固定起来，因而没有必要以暴力方式加以平衡，另一方面，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使彼此的债权互相抵消，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只要买和卖不彼此脱离，不发生矛盾，或者只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所包含的矛盾不表现出来，因而，只要危机不是同时在简单的形式即买和卖的矛盾中，在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矛盾中表现出来，那就不可能发生危机。但是，这终究是危机的单纯形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因而也是现实危机的形式，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存在以这些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形式，并且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但是，这还不是有了根据的内容。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起危机——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是可能存在的，并且是这样现实存在的。因此，单单用这些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把它们的危机的方面表现出来，为什么这些形式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经济学家的极端的庸俗，他们在再也不能用推理来否定生产过剩和危机的现象时，就安慰自己说，上述形式包含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以，是否发生危机是偶然的，因而危机的发生本身表现为纯粹偶然的事：

　　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追踪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要就危机来自资本作为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包含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单纯存在中的那些资本形式规定，来进行这种考察。

　　［XIII—716］资本的单纯的（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不能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为了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存在，就得假定存在着这一过程的条件。因此，在论资本的第一篇——在论直接生产过程的那一篇，并未增添危机的任何新的要素。这里潜在地包含着危机的要素，因为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因而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这一点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这里不仅谈不上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上剩余价值的实现。

　　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显露出来。

　　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必须在叙述完成的资本——资本和利润——之前叙述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因为我们不仅要叙述资本如何进行生产，而且要叙述资本如何被生产出来。但是，实际运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身开始并以自身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因此，关于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论述再生产的］本部分中甚至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需要在《资本和利润》一章¹³²中加以补充。

　　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的流通阶段的统一，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身的不同阶段来经历的过程。这里已包含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可能性或危机的抽象形式。因此，否认危机的经济学家们只坚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如果这两个阶段仅仅彼此分离而不成为某种统一的东西，那就不可能有它们的统一的暴力恢复，就不可能有危机。如果它们仅仅是统一的而彼此不会分离，那就不可能有暴力的分离，而这还是危机。危机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

　　［XIII—770a］¹³³因此：

　　（1）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中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就是买和卖的分离；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这两个时刻互相分离。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么，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去，货币就不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在这里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相互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

　　这就是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

　　因此，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么，一旦货币发展成为支付手段，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这第二种形式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因此，在研究为什么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变为现实性时，在研究危机的条件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形式，是完全多余的。正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学家们乐于举出这个不言而喻的形式作为危机的原因。（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是同信用和信用过剩的发展相联系而言，当然应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但是这里还不是这样说明的地方。）

　　（2）只要危机是由同商品的价值变动不一致的价格变动和价格革命引起的，它当然就不能在考察资本一般的时候得到说明，因为在考察资本一般时假定价格同商品的价值是一致的。

　　（3）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但是这决不是危机的原因。因为这无非是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即危机本身的最一般的表现。但是，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危机的原因，那么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4）危机的一般条件，只要不取决于和价值波动不同的价格波动（不论这种波动同信用有无关系），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

　　第一个因素。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前提是生产或再生产达到一定阶段。这里，可以把固定资本看成既定的、不变的，它不加入价值增殖过程。既然原料的再生产不仅取决于花费在其中的劳动，而且取决于这一劳动的同自然条件有关的生产率，那么，甚至［XIV—771a］¹³³同一劳动量的产品量也可能减少（在歉收时）。于是原料的价值增加，原料的量则减少。为了以原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例被破坏了。用于原料的部分必须增加，剩下用于劳动的部分就减少，因此就不能吸收和以前相同的劳动量。第一是物质上不可能，因为原料不足；第二是因为产品价值中必须有比原来更大的一部分用于原料，因而只能有较小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再生产不能按原有规模重新进行。一部分固定资本要闲置起来，一部分工人会被抛到街头。利润率会下降，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增加了，使用的可变资本减少了。以利润率和劳动剥削率不变为前提而预先规定的固定缴款——利息、地租——仍旧不变，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发生危机。劳动危机和资本危机。可见，这就是由于要靠产品价值来补偿的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其次，虽然利润率下降，产品却会涨价。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其他生产领域，那么这种产品的涨价在这里会使再生产发生同样的混乱。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活资料加入一般消费，那么，它或者也加入工人的消费，或者不加入工人的消费。如果是前者，它的后果同后面要讲的可变资本发生混乱时产生的后果一样。但是，在这种产品加入一般消费的情况下，由于这种产品涨价（如果这种产品的消费不减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因而其他产品就不能再转化为相当于其价值的货币额，这样，其他产品的再生产的另一方面——不是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而是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就会遭到破坏。无论如何，这个部门的利润量和工资量会减少，从而其他生产部门出卖商品所得的一部分必要收入也会减少。

　　但是，即使不受季节的影响，或者说，即使不受提供这种原料的劳动的受自然制约的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原料不足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就是说，如果某个生产部门花费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剩余价值，那部分追加资本过多，那么，虽然按原来的生产规模原料是够的，但按新的生产规模就不够了。因此，这种情况是由于追加资本不按比例地转化为它的不同要素而产生的。这是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情况，它所产生的现象正好同第一种情况［即原料歉收时］所产生的现象完全一样。（见前一页）

　　［XIV—861a］¹³³［……］封页⁽¹⁾。

　　［……］由可变资本的价值革命，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

　　［……］可变资本推动的价值量。同时，这种涨价

　　［……］其他一切商品，一切不进入消费的商品……减少

　　［……］这些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它们的再生产的第一阶段

　　［……］带来的报酬，第一阶段其他部门的危机。转化

　　［……］不论这种原料是作为材料加入不变资本还是作为生活资料

　　［……］。

　　或者，它们［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因而，是以流动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不足为基础的。

　　因为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都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没有什么比那些承认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经济学家否认商品生产过剩更为可笑了。

　　（5）由于再生产的第一阶段遭到破坏，也就是由于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发生障碍，或者说由于出卖发生障碍而产生的危机。在发生第一种［由于原料涨价而引起的］危机的情况下，危机是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的回流发生障碍而产生的。

　　［XIII—716］在开始考察危机的新形式之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李嘉图的著作和前面举过的例子⁽²⁾。

　　（危机可能发生在下述场合：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第二，］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原料发生价值变动，如棉花收成减少。它的价值由此增加。我们这里涉及的还不是价格，而是价值。）

　　只要棉织厂主进行再生产和积累，他的工人也就是他的一部分产品的买者，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花费在棉布上。正因为棉织厂主进行生产，所以，工人们就有购买他的一部分产品的钱，就是说，工人们部分地给他提供了出卖产品的可能性。工人作为需求的代表所能购买的，只是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为他不是自己使用自己的劳动，因而也不是自己占有实现自己劳动的条件——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所以，这一点已经把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地方就是工人本身）排除在消费者、买者之外了。他们不购买原料和劳动资料，他们只购买生活资料（直接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此，说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不过的了，因为对于很大数量的生产部门——所有不生产直接消费品的部门——来说，大多数参加生产的人是绝对被排斥于购买他们自己的产品之外的。他们决不是自己的这很大一部分产品的直接消费者或买者，虽然他们支付包含在他们购买的消费品中的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者”这个词是模糊不清的，把“消费者”这个词同“买者”这个词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从生产消费的意义来说，恰恰是工人消费机器和原料，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它们。但是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机器和原料，因此，也就不是机器和原料的买者。对于工人来说，机器和原料不是使用价值，不是商品，而是一个过程的客体条件，而工人本身则是这个过程的主体条件。

　　［XIII—717］可是有人会说，工人的雇主在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时是工人的代表。但是，雇主代表工人的条件与工人自己代表自己的条件是不同的。也就是说，雇主是在市场上代表。雇主必须出卖体现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商品量。要是工人的话，就只须出卖把生产中预付的价值——以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工资的价值的形式——再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因此，雇主需要的市场会比工人需要的市场大。而且，雇主认为市场条件对于着手再生产是否充分有利，这取决于雇主而不是工人。

　　因此，对于一切不是必须用于个人消费而是必须用于生产消费的物品来说，即使再生产过程不遭到破坏，工人也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

　　因此，为了否定危机而断言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费者（买者）和生产者（卖者）是一回事，这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只是就3 000个生产者之中的一个，即对资本家来说，才谈得上是一回事。反过来，说消费者也就是生产者，这同样是错误的。地主（收取地租的人）不生产，可是他消费。所有货币资本的代表也是这种情况。

　　否认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它们想要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因此，说它们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可以说：它们证明，如果它们在想象中排除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那就不会存在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存在着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他们在想象中排除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据。在想象中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的矛盾的宣示，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

　　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有东西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可供消费。或者他们的劳动会停止，或者他们的劳动会缩减，或者，他们的工资无论如何会降低。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生产水平不变——他们消费的就不是他们生产的等价物。但是，这时他们之所以缺少钱，不是因为他们生产得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得到的太少。

　　因此，如果把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关系，那就忘记了从事生产的雇佣劳动［者］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生产者，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了。这里又是用把生产中实际存在的对立撇开的办法来否定对立。单单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就包含着：

　　（1）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是他们的很大一部分产品，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非消费者（非买者）；

　　（2）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即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他们所消费的产品的等价物时，即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产品时，才可能消费这个等价物。他们始终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须超过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XIII—718］自己的这些需要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³⁾

　　因此，就这个生产者阶级来说，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种论调，无论如何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

　　如果李嘉图说，需求的唯一界限是生产本身，而生产只受资本的限制，¹³⁵那么，如果剥去错误假定的外衣，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只以资本作为自己的尺度，同时这里所说的资本也包括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之一并入资本（为资本所购买）的劳动能力。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资本本身是否也是消费的界限。无论如何从消极意义上说它是消费的界限，就是说，消费的东西不可能多于生产的东西。但问题是，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不是消费的界限，是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多少，就能够或者必须消费多少。如果对李嘉图的论点作正确的分析，那么，这个论点所说的恰恰同李嘉图想说的相反，——就是说，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而这一点确实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

　　因此，根据假定，市场上比如说棉织品充斥，以致一部分或者全部都卖不出去，或者要大大低于它的价格才卖得出去。（我们暂且说价值，因为在考察流通或再生产过程时，涉及的还是价值，而不是费用价格，更不是市场价格。）

　　此外，在整个这一考察中，不言而喻的是：不可否认，有些部门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个一般形式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正如商品按其价值出卖的条件是商品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对于资本的某一整个生产领域来说，这种条件就是，花费在这个特殊领域中的只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部分，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在这个领域中花费多了，即使每个单个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单个商品的总量所包含的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单个商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单个商品的总量在既定的前提下却会丧失它的一部分使用价值。

　　可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前面已经说过⁽⁴⁾，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可能是平衡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的。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¹³⁶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生产即大量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

　　在考察再生产时，首先假定生产方式不变，并且在生产扩大时生产方式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不变。这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所以增加，是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更有生产成效地使用了资本。但是单单资本的量的增加［XIII—719］同时也就包含了资本的生产力的增加。如果说资本的量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以一个更广阔的、扩大了的资本主义基础为前提。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进行的再生产即积累，即使它最初只表现为生产在量上的扩大（在同样的生产条件下投入更多的资本），但在某一点上也总会在质上表现出来，即表现为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具有更大的效率。因此，产品量的增加不是单纯地同扩大再生产即积累中资本的增长成比例。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那个棉布的例子。

　　由于棉布充斥而造成的市场停滞，会使织布厂主的再生产遭到破坏。这种破坏首先会影响到他的工人。于是，工人对于织布厂主的商品棉布和原来加入他们消费的其他商品来说，现在只在更小的程度上是消费者，或者根本不再是消费者了。当然，他们对棉布有需要，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李嘉图的忠告，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也好，“生产别的东西”¹³⁷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他们现在代表着暂时的人口过剩的一部分，代表着工人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就是棉布生产者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因为市场上出现的是棉布的生产过剩。

　　但是，除了投入织布生产的资本所直接雇用的工人以外，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商人（或棉花种植业者）、机器制造业者（纱锭和织机等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都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他们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生意顺遂的棉布工业所要求的和证明是合理的数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所有这些生产部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不是把自己的收入（工资和利润，只要利润是作为收入来消费，而不是用于积累）用在它们自己的产品上，而是用在那些生产消费品，其中包括生产棉布的生产领域的产品上。这样，正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对于棉布的消费和需求就会减少。但是，对于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花费收入来购买的作为消费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的需求也会减少。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用来购买棉布和其他消费品的钱所以会受到限制和减少，就是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这也影响到其他商品（消费品）。它们现在突然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用来购买它们的钱减少了，从而对于它们的需求减少了。即使这些生产领域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过多，现在也要发生生产过剩。

　　如果不仅棉布，而且麻布、丝绸和呢绒都发生生产过剩，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些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物品的生产过剩怎样引起整个市场上的多少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一方面，出现在市场上的是数量过多的再生产的各种条件和卖不出去的各种商品；另一方面，资本家遭到破产，工人群众忍饥挨饿，一贫如洗。

　　可是，这一论证是两面的。如果说，一些主导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怎样必然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现象，这是容易理解的，那么这决不是说就已经明白，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会是怎样发生的。因为，普遍生产过剩的现象不仅仅是从这些工业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的相互依存中得出来的，而且也是从为这些部门的产品生产各种先行要素，即生产这些部门的不同阶段的不变资本的一切生产部门的相互依存中得出来的。就后面这些部门来说，生产过剩是结果。但是，在前面那些部门中，生产过剩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因为，只要前面那些部门继续生产，后面这些部门也就会继续生产，而随着生产的这种继续进行，收入的普遍增长，从而这些部门本身的消费的普遍增长似乎也就有了保证。

　　［XIII—720］（当发明了纺纱机的时候，同织布业比较，曾经出现纱的生产过剩。一旦织布业采取机械织机，这种比例失调就消除了。）

　　如果我们说，不断扩大的生产〔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使用资本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各种改良在积累着，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着〕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么，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在其抽象形式上，而是在其现实形式上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而是进行扩大再生产，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假如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扩大步伐一致，就不会有市场商品充斥，不会有生产过剩。

　　但是，只要承认市场必须同生产一起扩大，在另一方面也就是承认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一个国内市场同一个既是国内的又是国外的市场相比是有限的，而后者和世界市场相比也是有限的，世界市场在每一定时刻也是有限的，但是潜在地有扩大的能力。因此，如果承认为了不发生生产过剩，市场必须扩大，那也就是承认生产过剩是可能发生的，因为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所以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界限对于生产来说可能扩大得不够快，或者说，新的市场——市场的新的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

　　因此，李嘉图一贯否定市场随着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增长而扩大的必要性。照李嘉图看来，一个国家现有的全部资本，也可以在这个国家里有利地加以使用。因此李嘉图反驳亚·斯密，因为亚·斯密一方面提出过同他（李嘉图）一样的观点，另一方面以自己惯有的理性本能也反对过这个观点。斯密还不知道生产过剩的现象以及从生产过剩产生的危机。他所知道的仅仅是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实际上，他把资本积累看做普遍的国民财富和福利的绝对增加。另一方面，他认为，单单从国内市场发展为国外市场、殖民地市场和世界市场，就证明国内市场上存在着所谓相对的（潜在的）生产过剩。

　　值得把李嘉图反驳斯密的话引在这里：

　　“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运输业时，他们总是出于自由选择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些部门中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中要大一些。

　　亚当·斯密曾正确地指出：‘每一个人对于食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

　　〔亚·斯密这里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不把农业中生产的奢侈品包括在食物内〕，

　　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和家具方面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欲望似乎是没有限制或确定的界限的’。”

　　李嘉图继续说：“因此，自然界对于一定时间内可以有利地用在农业上的资本的量，必然作了限制。”

　　〔不是因此而有出口农产品的民族吗？好像人们不会不顾自然而把一切可能的资本投入农业，以致例如会在英国去生产甜瓜、无花果、葡萄之类、花卉、飞禽走兽之类？难道工业的原料似乎不是农业资本生产的吗？〕

　　“但是，自然界对于能用来生产生活上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资本的量却没有规定什么界限〈好像自然界真是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似的！〉。人们 所考虑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得到这些物品。只是由于对外贸易或运输业可以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人们才宁愿从事对外贸易或运输业，而不愿自己在国内生产所需要的商品或其代用品。但是，如果由于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投资于对外贸易或运输业，那么，虽然获利较少，我们也会投资于国内；既然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和［XIII—721］家具方面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欲望’是没有界限的，那么除了使我们维持生产这些物品的工人的能力受到限制的界限以外， 用来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本是不可能有任何界限的。

　　但是，亚当·斯密却说成好像从事运输业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而是迫不得已；好像投入这一部门的资本如果不这样使用就会闲置起来；好像国内贸易中的资本不限制在一定量之内就会过剩。他说：‘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增加到已经无法全部用来供应本国的消费并维持本国的生产劳动时〈这一段话的着重号是李嘉图自己加的〉，资本的剩余部分就自然流入运输业，被用来为其他国家执行同样的职能’…… 但是，大不列颠的这部分生产劳动难道不能用来生产其他种类的商品并用以购买国内有更大需求的物品吗？如果不能这样，那么，虽然获利较少，难道我们不能用这种生产劳动在国内生产这些有需求的商品或者至少生产其代用品吗？如果我们需要天鹅绒，难道我们不能自己试制吗？如果试制不成，难道就不能生产更多的呢绒或我们需要的某种其他物品吗？

　　我们制造商品并用来在国外购买其他商品，是因为这样做比在国内生产能获得数量更多的商品〔没有质量的差别！〕。如果我们进行这种贸易的可能性被剥夺，我们马上就会重新开始为自己制造这些商品。但是，亚当·斯密的这种看法和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一般论点是矛盾的。‘如果某个外国〈李嘉图引用斯密的话〉供应我们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商品便宜，那就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劳动用于我们有某种优越性的部门，而用我们自己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向这个国家购买这种商品。国家的劳动总量由于总是与使用它的资本成比例〔极不相同的比例〕〈这句话的着重号也是李嘉图自己加的〉，它就不会因此而减少，只不过需要找到能够最有利地使用它的部门而已。’

　　他又说：‘所以，那些拥有的食物多于其消费量的人，总是愿意拿这部分多余的食物，或者可以说，这部分食物的价格，去交换其他种类的能满足需要的物品。在满足了这种有限的欲望以后剩下的一切，就被用来满足那些永远不能得到满足并且看来根本没有止境的欲望。穷人为了获得食物，就尽力满足富人的嗜好，为了更有把握获得食物，他们就互相在自己报酬的低廉和工作的熟练方面竞争。工人人数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加或者随着农业的改良和耕地的扩大而增加。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允许实行极细的分工，他们能够加工的材料数量比他们的人数增加得快得多。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材料，凡是人类的发明能够把它用来改善或装饰住宅、衣服、车马或家具的，都产生了需求；对于地下蕴藏的化石和矿物，对于贵金属和宝石，也都产生了需求。’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需求是无限的， 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 润， 资本 的使用也是无限的， 无论资本怎样多，除了工资提高以外，没有其他充分原因足以使利润降低。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使工资提高的唯一充分而经常的原因，就是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提供食品和必需品的困难越来越大。”（同上，第344—348页）

　　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不是生产者的需要。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的，其次，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物物交换，交换价值在这里只是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货币只是形式上的流通手段；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规定的东西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因此，李嘉图也就不能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即在危机中，特别是在生产过剩——危机的基本现象——中暴露出来的界限。

　　［XIII—722］李嘉图从他引用、赞同并因而复述的斯密论点中看到，追求各种各样使用价值的无限“欲望”，总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基础上得到满足，在这种状态中，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或少局限于获得“食品”和“必需品”，局限于必要的东西。因此，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

　　当然，后一种情况在古代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也是存在的，并且更加如此。但是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资本。至少只是小规模地这样做过。（古代人盛行本来意义上的财宝贮藏，这说明他们有许多剩余产品闲置不用。）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的和公共的建筑。他们的生产更难说是以解放和发展物质生产力（即分工、机器、将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于私人生产）为方向。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没有超出手工业劳动。因此，他们为私人消费而创造的财富相对来说是少的，只是因为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且这少数人不知道拿它做什么用，才显得很多。如果说因此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发生生产过剩，那么，那时有富人的消费过度，这种消费过度，到罗马和希腊的末期就成为疯狂的浪费。古代人中间的少数商业民族，部分地就是靠所有这些实质上贫穷的民族养活的。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的基础是：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李嘉图和其他人为反对生产过剩等而提出的全部难题的基础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做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做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社会好像按照计划，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限度，来分配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到为满足相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这种虚构，一般说来，来自于不懂得资产阶级生产这一特殊的形式，而所以不懂，又是由于沉湎于资产阶级生产，把它看成一般生产。正像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外都是邪教。

　　相反，倒是应该问一问：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每个人都为自己而劳动，而特殊劳动必须同时表现为自己的对立面即抽象的一般劳动，并以这种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地消除经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一点在人们谈到竞争的平衡作用时就已经得到承认，因为这种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

　　因此，李嘉图也承认个别商品有可能充斥市场。他认为，不可能的只是同时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因此，他并不否认任何特殊生产领域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他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和由此而来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在一切生产领域同时发生。（“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这个词总是应该有保留地来理解，因为在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时候，有些领域的生产过剩始终只是主导的交易品生产过剩的结果、后果，始终只是相对的，只是因为其他领域存在着生产过剩才成为生产过剩。）

　　辩护论恰好把这一点颠倒过来了。按照这些辩护论者的说法，只有主导的交易品（一般说这是只能大规模地和用工厂方式进行生产的物品，在农业上也一样）才表现出主动的生产过剩，而主导的交易品所以成为生产过剩，是因为那些表现出相对的，或者说，被动的生产过剩的物品存在着生产过剩。按照这种看法，生产过剩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生产过剩不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相对性，即一些领域中现实的生产过剩引起另一些领域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被表述如下：普遍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因为，如果生产过剩是普遍的，一切生产领域相互之间的比例就会保持不变；就是说，普遍的生产过剩＝按比例生产，而按比例生产是排除生产过剩的。据说，这就驳倒了普遍的生产过剩。［XIII—723］就是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扬弃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虽然现实的生产过剩所以存在，只因为它不是这样的生产过剩。

　　这种可怜的诡辩如果更详细地加以考察，可以归结如下：

　　假定铁、棉布、麻布、丝绸、呢绒等等发生生产过剩，那么不能说，例如煤生产得太少，因而造成了上述生产过剩；因为铁等等的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煤的生产过剩，正如棉布的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棉纱的生产过剩一样。〔和棉布相比，棉纱可能生产过剩，和机器等相比，铁可能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总是不变资本的相对生产过剩。〕因此，就下述物品来说谈不上生产不足，这些物品的生产过剩所以被包含进来，是因为它们作为组成要素即原料、辅助材料或生产资料加入另一些物品（加入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¹³⁸）,而这另一些物品的主动的生产过剩正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事实。因此，谈得上生产不足的是其他一些物品，它们直接归属的生产领域，既不属于根据假定要发生生产过剩的主导交易品的生产领域，也不属于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由于为主导交易品进行中间生产，其生产规模必须至少同产品最后阶段的规模一样，——不过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这些领域的生产本身扩大，因此在生产过剩内部又发生生产过剩。例如，虽然煤生产的数量必须使一切以煤作为必要生产条件的工业部门都能进行生产，因而铁、棉纱等等的生产过剩已经包含了煤的生产过剩（即使煤生产的数量只与铁和棉纱的生产成比例），但是，生产出来的煤也可能比铁、棉纱等的生产过剩所要求的还多。这种情况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煤和棉纱的生产，以及其他所有仅仅为那些必须在别的领域完成的产品提供条件或充当准备阶段的领域的生产，都不是依据直接的需求，不是依据直接的生产或再生产，而是依据它们自身不断扩大的程度、限度、比例来进行的。不言而喻的事情是，在这种考虑中目标可能被超过。由此可见，生产不充分，生产不足的［不是上述那些产品，而］是其他物品，例如钢琴、宝石等。〔当然，也会发生这样的生产过剩，在那里，非主导物品的生产过剩不是结果，相反，生产不足倒是生产过剩的原因，例如在谷物歉收或棉花歉收等的情况下。〕

　　当这种［关于生产不足的］说法被应用到国际范围——就像萨伊¹³⁹和继萨伊之后的其他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的时候，就更加暴露其荒谬了。例如，说英国没有生产过剩，而说意大利生产不足。如果，第一，意大利有足够的资本来补偿以商品形式输出到意大利的英国资本；第二，意大利用自己这笔资本生产英国资本所需要的固有物品，后者需要这些物品部分地是为了自我补偿，部分地是为了补偿它所带来的收入，这样，也就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因此，实际地——对意大利的实际生产来说——存在着的英国的生产过剩这个事实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想象的意大利的生产不足这个事实；其所以说是想象的，是因为它假定在意大利存在着那里并不存在的［XIII—724］资本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是因为它还作了同样空想的假定，就是这笔在意大利并不存在的资本用得恰好符合需要，使英国的供给和意大利的需求、英国的生产和意大利的生产能互相补充。换句话说，这无非是意味着：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如果资本在一切生产领域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恰好使得一种物品的生产就包含着另一种物品的消费，因而也就包含着它自身的消费，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一方］不发生生产过剩，那么生产过剩就不会［在另一方］发生。但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某些领域、在一定的条件下无限制地自由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因为在这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绝对的］生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

　　因此，一方面，这种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的观点无非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也就是说，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领域具有进行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样的可能性，如分工、机器、向遥远的市场输出等等、大规模生产，如果互相贸易的一切国家具有进行生产（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生产）的同样的能力，也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因此，如果发生生产过剩，那是因为所有这些虔诚的愿望没有实现。或者更抽象地说：如果到处都均匀地发生生产过剩，那就不会在一处发生生产过剩。但是，现在资本没有大到足以使生产过剩成为普遍的，因此就［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

　　如果更仔细地考察这个幻想：

　　承认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根据前面的解释，唯一能够同时防止在一切部门发生生产过剩的情况，是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就是说，求助于假定存在的是物物交换的条件。但是通向这种遁辞的道路恰好被切断了：商品流通不是物物交换，因此一种商品的卖者不必同时又是另一种商品的买者。可见，这整个遁辞的基础是撇开货币，并且撇开这样一点：这里的问题不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流通，而对于商品流通来说，买和卖的分离具有重大的意义。

　　〔资本流通本身包含着破坏的可能性。例如，在货币再转化为资本的生产条件时，问题不仅在于货币重新转化为同样的（按种类来说）使用价值，而且，为了使再生产过程重复进行，十分重要的是能够按原来的价值（或者按更低的价值，那当然更好）得到这些使用价值。但是，这些再生产要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原料组成，它们可能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涨价：第一，如果生产工具的数量增加的比例高于既定时间内能够得到的原料数量增加的比例。第二，由于季节具有易变性。因此，正如图克正确地指出过的¹⁴⁰，气候在现代工业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这同样适用于与工资有关的生活资料。）因此，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完全同商品转化为货币一样，也可能遇到困难，也可能造成危机的可能性。如果考察的是简单流通而不是资本流通，那就不会发生这些困难。〕（还有许多因素即危机的条件、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分析更加具体的关系，特别是分析资本的竞争和信用时，才能加以考察¹⁴¹。）

　　［XIII—725］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却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资本本身就是由商品组成的，或者说，如果资本由货币组成，它就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或那种商品，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什么叫做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或者，从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地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

　　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预定用做收入加以消费，而是预定用来赚取货币（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预定用来满足它的所有者的私人需要，而是预定用来为它的所有者创造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币，创造更大的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权力。这是一方的说法。（李嘉图否认这一点。⁽⁵⁾）而另一方用什么来解释商品的生产过剩呢？就用生产不够多种多样，某些消费品生产规模不够大来解释。很清楚，这里不可能涉及生产消费的问题；因为工厂主生产过多的麻布，他对纱、机器和劳动等的需求必然因而增加。因此，这里涉及的是私人消费的问题。麻布生产得太多了，但是橙子也许就生产得太少了。起初否定货币，是为了把买和卖的彼此分离说成是［并不存在的］。现在否定资本，是为了把资本家说成是完成W—G—W这个简单操作并且为了个人消费而进行生产的人，而不是把他看做以发财为目的、以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资本家。但是，资本太多这句话无非是说，作为收入被消费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可能被消费的产品太少。（西斯蒙第¹⁴²。）那么，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要求谷物生产者消费更多的麻布，或者谷物生产者要求麻布生产者消费更多的谷物呢？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剩余价值）实现在麻布上，而租地农场主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实现在谷物上呢？就每一个人单独来说，人们承认，他们的资本化的需要妨碍这样做（且不说需要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就全体总起来说，人们就不承认这一点了。

　　（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了由于商品的再生产比原来商品的生产便宜而产生的危机因素。而市场上的现有商品的贬值就是由此而来的。）

　　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爆发，而在特殊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特殊的）危机中只是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爆发。

　　至于生产过剩，它只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以生产力为尺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XIII—726］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总是被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总是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

(1) 在手稿中，这一页的左上角缺损。结果原文前九行只留下六行的右半截，全文不可能完全恢复，但是可以猜测，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由可变资本的价值革命”而产生的危机。由比如说歉收引起的“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会导致用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支出增加。“同时，也会导致对其他一切商品、即一切不加入”工人的“消费的商品”的需求“减少”。因此“这些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就成为不可能，“它们的再生产的第一阶段”，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就遭到破坏。于是，生活资料的涨价“导致其他生产部门发生危机”。
这一页缺损的部分的最后两行中包含着总结这全段议论的思想：“不论这种原料是作为材料加入不变资本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加入工人的消费，由于原料涨价都可能发生危机。——编者注
(2) 见本卷第245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3) （李嘉图把货币仅仅［看成］流通手段，这同他的下述看法是一回事：他把交换价值仅仅看成转瞬即逝的形式，看成是资产阶级生产或资本主义生产中仅仅形式上的东西；因此，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是唯一的生产方式。）¹³⁴
(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28—233页。——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64页。——编者注
130 　这个片断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中分析批判大·李嘉图的理论时写的。其中对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到现实的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本片断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556—606页，标题是编者加的。——245。
131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2章第2节中的（a）《商品的形态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2—493页）。——245。
132 　指关于《资本一般》研究的第三部分，在马克思有可能是1861年夏天起草的《资本章计划草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83—593页）中，它的标题是《III．资本和利润》。稍后，马克思不再称“第三章”（Drittes Kapitel），而称“第三篇”（Dritter Abschnitt）（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22页）。后来又把它称做第三册（见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
这一章的开头部分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第973—1021页和第XVII笔记本第1022—1028页。从《资本论》第三部分或第三篇的计划（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39页）来看，马克思原本计划在这一章里写两篇关于利润理论的历史补充材料。其实，在本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马克思已经详细地批判分析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利润的看法，揭示了那种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混淆而产生的理论谬误。——251。 133 　在写完关于危机问题的片断之后不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70a页和第XIV笔记本第771a和861a页上写了关于危机形式的短评，并注明：“对第716页的补充”。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提示，这几页文字被收入这里。——252、254、255。
[134]　这是一小段关于大·李嘉图对货币和交换价值的观点的插话。马克思把这段插话放在括号中，并注明：这段话对叙述的直接联系有妨碍，应该移到别处去。本卷以脚注形式把它放在这里。——259。
135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9页上有关的论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5页上已经引用过。李嘉图在该书第347页上有关“需求是无限的……　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论点，马克思在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6—707页上也引用过。——259。
136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三章《资本一般》中的《资本的生产过程》，见该手稿第I—V笔记本第1—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7—407页），特别是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两节。——261。
137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42页上有关于要得到钱，只有增加生产的论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12页上已经引用过。李嘉图在该书第339—340页上有关于“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的论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10页上也引用过。——262。
138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41—342页上有关于商品生产过多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的观点，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08、711、712页上曾多次引用过。——270。
139 　指让·萨伊在他的《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5页的下述论断：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么，原因就在于能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一论断见其匿名著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381页和第X笔记本第400页也分析了萨伊的如下论点：“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少引起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286和326页。——271。
140 　见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1857年伦敦版第1—6卷，特别是第4卷第1部分第3—35页，谈到气候条件对价格的影响。——273。

[141]　马克思在1857—1859年写作经济学手稿期间，逐步形成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计划：第一册考察“资本”；第二册——“土地所有制”；第三册——“雇佣劳动”；第四册——“国家”；第五册——“对外贸易”；第六册——“世界市场”。第一册“资本”是最基本的一册，它又分为四篇，分别考察“资本一般”、“竞争”、“信用”、“股份资本”。对竞争的专门研究属于第一册“资本”第二篇的内容，即《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它应在第一篇“资本一般”之后论述（见马克思1858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
后来，当马克思写《资本论》第三卷手稿时，他把与竞争有关的某些一般性论述放在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那一篇，即第二篇《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59—234页）。——273。
142 　西斯蒙第用“生产和消费之间日益不成比例”来解释危机（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371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75页又回过头来谈到西斯蒙第对危机的观点，既指出西斯蒙第的概念中积极的因素，又指出它所固有的根本缺点。
后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三节《生产》中指出，“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03页），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恩格斯从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引了下面一段话作为西斯蒙第观点的例证：“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小，工业就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更大的变革的威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23页脚注（3））。——274。

［V—190］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V—190］（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¹⁴³

14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第一次把对机器的考察放在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相对剩余价值》这一章中进行，并且确立了这一章分为“协作”、“分工”和“机器”这样的三分结构，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对机器的考察是放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为固定资本进行分析的。在本手稿第V笔记本第189页上，马克思写的是“分工”部分的最后的内容，下半页空了三分之一左右没有写字，然后在新的一页即第V笔记本第190页的开头，开始写论述机器的部分，一直写到第V笔记本的末尾。大概是在1862年3月，马克思中断了关于“机器”的论述，转而写作《剩余价值理论》，在关于机器的这前半部分中，马克思主要论述的是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直到《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部分写完之后，大约到1862年末或1863年初，马克思才重新回来接着写“机器”的后半部分。因此，“机器”部分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写成的（见注161）。——276。

［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312页，第2版（1849年）第314页）］

　　他应该说：任何从事劳动的人每天的辛劳。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使用机器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或缩短工人每天的辛劳。

　　“商品便宜了，但它们是人的血肉造成的。”（［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2页）

　　使用机器的目的，一般说来，是减低商品的价值，从而减低商品的价格，使商品变便宜，也就是缩短生产一个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但无论如何不是缩短工人从事这种变便宜的商品的生产的劳动时间。实际上，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缩短工作日，而在于——凡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场合都是如此——缩短工人为再生产其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就是缩短工人为生产其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因而缩短工人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他的劳动时间的有酬部分，并通过缩短这一部分而延长他无偿地为资本劳动的工作日部分，即工作日的无酬部分，他的剩余劳动时间。为什么随着机器的使用，侵吞别人劳动时间的贪欲到处都在增长，而工作日——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之前——不是缩短了，相反地却延长到了超过它的自然界限，不仅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而且总劳动时间也增加了。这种现象我们将在第三章¹⁴⁴中考察。

　　［V—196］¹⁴⁵“但是，与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工人的辛劳也增加了。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页）

　　［V—190］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直接降低工资，尽管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用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成年男子劳动。商品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使用新的机器时，如果大量生产还继续以旧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资本家就可以把商品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出售，虽然他是把商品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即高于他在新生产过程条件下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出售。因此，这里情况似乎是，对资本家说来，剩余价值来源于出售——对其他商品占有者的欺骗，来源于商品的价格哄抬得高于它的价值，而不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但是，这不过是一种假象。由于劳动在这里获得了与同一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力，它已成为比平均劳动高的劳动；例如，这种劳动的一个劳动小时等于平均劳动的四分之五劳动小时，是自乘的简单劳动。但是，资本家仍按平均劳动付给工资。因此，少量的劳动小时［在新的条件下］，等于多量的平均劳动的劳动小时。资本家对于自己的工人的劳动是按平均劳动付酬的，但是按它的实际情况，即按较高的劳动出售的，而一定数量的这种劳动等于较多的平均劳动。

　　因此，根据假定，为了生产同一价值，工人只需要从事比平均工人较少的时间的劳动就够了。［V—191］所以，实际上，他花费比平均工人较少的劳动时间，就生产了自己的工资的等价物，或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他就把较多的劳动小时作为剩余劳动给了资本家；只有这种相对剩余劳动，才使资本家在出售商品时得到高于它的价值的价格余额。资本家只有出售时，才能实现这种剩余劳动时间，或者说，实现这种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并不是来源于出售，而是来源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而相对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甚至当使用新机器的资本家支付的工资高于平均工资时，他能够实现超过正常剩余价值即超过同一生产部门其他资本家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余额，也只是由于工资并非按照这种劳动超过平均劳动的同一比例增加，因而剩余劳动时间总是相对增加。因此，这种情况也受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这个一般规律的支配。

　　机器——一旦被资本主义使用，已经不再处于其原始阶段，大部分已经不再只是比较有力的手工业工具——必须以简单协作为前提，而且简单协作（我们将会在下面看到）¹⁴⁶对机器说来，比对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来说，是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因素，在工场手工业中，简单协作只表现在实行简单的倍数原则，也就是说，不仅把各种不同的操作分配给各种不同的工人，而且也有人数比例，即把一定数量的小组工人分配到各种操作上，而每一个这样的小组工人都从属于某一种操作。

　　在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最发达的形式即机械工厂中，主要的是许多人在那里制作同一的产品。这甚至是它的基本原则。其次，机器的使用最初是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作为自己存在的先决条件的；因为机器本身的制造——从而机器的存在——是以充分实行分工原则的工场为基础的。只有在进一步发展的阶段，机器本身的制造才在采用机器的基础上——在机械工厂中完成。

　　“在力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制造厂展示了有许多等级的分工；锉刀、钻头、车床各有其相应技能的工人。但是，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人的技能现在却被刨床、切槽床和钻床所代替，而切削金属的车工的技能却被自动车床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第1卷第30—31页）

　　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分工在机械工厂内部重新出现，虽然规模很小；另一方面，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机械工厂又把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最重要的原则废除了。¹⁴⁷最后，机器的使用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加了特殊生产部门和独立生产领域的数量。

　　使用机器的基本原则，在于以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从而也在于把大量工资降低到平均工资的水平，或把工人的必要劳动减低到平均最低限度和把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减低到简单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的水平。

　　［V—192］通过简单协作和分工来提高生产力，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它们是资本统治下所具有的一定形式的社会劳动的无偿自然力。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不同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这里已不用说在机器的真正工作部分（即直接用机械或化学方法加工原料的部分）中起作用的力学定律的运用了。但是，上述增加生产力，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形式的特点在于，所使用的单纯自然力的一部分，在它被使用的这一形式上是劳动产品，例如把水变成蒸汽时就是这样。在动力，例如水，是自然形成的瀑布等等的地方〔顺便指出，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法国人在18世纪使水产生水平作用，而德国人则总是造成人工落差〕，¹⁴⁸把水的运动传到机器本身的媒介，例如水轮，就是劳动产品。而直接加工原料的机器本身也完全是这样。

　　因此，机器与工场手工业中的简单协作和分工不同，它是制造出来的生产力。机器具有价值；它作为商品（直接作为机器，或间接作为必须消费掉以便使动力具有所需要的形式的商品）进入生产领域，在那里，它作为机器，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而起作用。机器和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一样，把它本身包含的价值加到产品上，也就是说，它使产品由于加进生产它本身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变贵。

　　因此，虽然我们在本章中专门考察可变资本和它自身赖以再生产的那个价值量之间的比例，换句话说，就是耗费在某一生产领域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因而我们有意识地不考察剩余价值和不变资本以及和预付资本总额之间的比例；但是，机器的应用，迫切要求在考察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同时，也考察资本的其他部分。的确，下述原则，即使用提高生产力的手段能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从而也使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则的依据是，由于应用了发明，使生产力提高了，即同等人数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了更多的使用价值，这样商品变便宜了，因而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但是，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结果，只是靠更大量的投资，靠消费已有的价值，靠加进某种［新的］因素，因而，这种因素按自己本身的价值额增加了产品即商品的价值量。

　　首先，拿原料来说，自然，无论用什么方法对它进行加工，它的价值仍然和原来一样，也就是说，仍然和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价值一样。

　　［V—193］其次，使用机器会使一定量原料所吸收的劳动量减少，或使在一定劳动时间内转化为产品的原料数量增加。

　　如果考察一下这两个因素，那么，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不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它代表较小的价值量，它比较便宜。但是，这种结果，只有通过商品——以机器形式存在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加进产品中去——的工业消费才能够达到。

　　可见，不管是否使用机器，原料的价值仍然不变，而一定量原料转化为产品，从而转化为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随着机器的使用而减少了，因此，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变便宜，只取决于唯一的一种情况：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能力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入商品［价值］的机器的价值，要小于（即等于较少的劳动时间）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而这后一种价值等于劳动能力的价值，它的使用量由于应用机器而减少了。

　　随着机器脱离自己的幼年时期，在规模上和性质上不同于它们最初所代替的手工业工具，它们日益增大和昂贵，需要更多的劳动时间来进行自身的生产，提高了自己的绝对价值，虽然相对说来，它们变得便宜，就是说，效率高的机器按它的功效来算比效率低的机器便宜，也就是说，生产机器本身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在增长程度上远远小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量。但是，无论如何，它的绝对价值却不断提高，因而它把绝对增大的价值加进了它所生产的商品，特别是同手工业工具，或者，甚至同机器在生产过程中所代替的简单的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具相比较。

　　因此，要使借助于较昂贵的生产工具生产的商品，比不用这种工具生产的商品较为便宜，要使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时间，就需要具有两个条件：

　　（1）随着机器功效的增长，随着它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使一个工人可能完成许多工人的工作的程度，用机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的量，从而商品的量，也增加了。因此，再现机器的价值的商品的量增加了。

　　机器的总价值只是在机器作为劳动资料参加生产的那些商品的总量中再现出来。这种总价值在单个商品之间分为相应的部分，单个商品的总和构成商品的总量。因此，这个商品总量越大，在单个商品中再现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就越小。尽管机器同手工业工具或简单劳动工具之间存在着价值差额，但是，由于机器价值分到产品即商品的一个更大的总量上，加进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能力的价值部分。

　　花费同一劳动时间将1 000磅棉花加工成棉纱的纺纱机，再现在1磅棉纱中的只是它的价值的1/1000，而如果在同一时间内，它只能将100磅棉花加工成棉纱，那么在1磅棉纱中再现出来的，是它的价值的1/100。所以，在后一种情况下，1磅棉纱本身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包含的劳动时间多9倍，价值大9倍，贵9倍。［V—194］因此，只有在可以大批生产即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机器才能（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得到应用。

　　［V—201］¹⁴⁹“只有在使各个小组的工人都能充分工作并带来巨大成果的企业中，才有可能实行分工和使用大功率的机器。企业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大，用于工具和机器的相应支出就越小。如果两台功率相同的机器在同一段时间内进行生产，一台生产10万米布，而另一台生产20万米同样的布，那么，可以说，第一台机器比第二台机器昂贵一倍；第一类企业使用的资本比第二类企业多一倍。”（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34页，［Zh.68］）

　　［V—194］（2）早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手工业等中一样，劳动工具（以及劳动条件的其他部分，例如建筑物）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或者作为劳动资料直接进入劳动过程，或者作为完成劳动过程所需要的劳动条件（例如建筑物）间接进入劳动过程。但是，这些劳动工具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它们在劳动过程中被用掉的那一部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们的交换价值是同它们的使用价值一起在劳动过程中被耗费的。它们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是，它们的使用价值在一个时期内仍然保存下来，这个时期包括一系列劳动过程，它们在这些劳动过程中反复地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服务，也就是作为新的劳动的劳动资料不断反复地为加工新的材料服务。作为这种劳动资料的劳动工具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这种或长或短的持续时期的末尾才被耗费掉；在这个时期内，同一劳动过程不断反复出现。因此，劳动工具的交换价值只有在商品总量中才全部再现出来，劳动工具从进入劳动过程到离开这个过程的整个时期都是为生产这些商品服务的。所以，加进每一单个商品中的，只是劳动工具价值的一定的相应部分。如果一种工具能用90天，那么，每一天所生产的商品中再现出来的就是这个工具价值的1/90。在这里，有必要在想象中进行某种平均计算，因为工具价值只有在它被全部耗费掉的那些劳动过程的整个时期内才能完全再现出来，因而，工具的全部价值只有在工具参加这个时期生产的商品总量中才能完全再现出来。因此，要计算出，工具的使用价值平均每天都有多大的相应部分被耗费（这是假定），也就是说，在这一天生产的产品中再现出工具价值的多大的相应部分。

　　由于使用机器，劳动资料具有巨大的价值量，而且表现为庞大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的上述差别日益增大，并且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特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在安装着能使用12年的机械织机的工厂中，机器等的磨损在一天的劳动过程中是很小的；因此，在单个商品或者甚至在全年的产品中再现出来的机器价值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很小的。在这里，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大量地进入劳动过程，而资本的这部分只有相对来说很小的一部分在这个劳动过程中耗费掉了，即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因而作为价值的一部分再现在产品之中。因此，不论进入劳动过程的机器以及同它一起被利用的建筑物等等所表现的价值量多么大，同这个价值总量相比，其中进入每天的［V—195］价值增殖过程，从而进入商品价值的那个部分相对来说是很小的；它使商品相对地变贵，但并不显著，而且比机器所代替的手工劳动使商品变贵的程度要小得多。所以，同样，不论用于机器的资本部分，和用于把这些机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的活劳动的资本部分相比是多么大，如果把再现在单个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和同一商品消耗掉的活劳动相比，这个比例仍然是很小的。机器和劳动加进单个产品中的价值部分，和原材料本身的价值相比，也是很小的。

　　只有使用机器，大规模的社会生产才有力量使代表大量过去劳动的产品（即巨大的价值量）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使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全部进入劳动过程；而进入在单个劳动过程内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只是它们的相应的较小部分。以这种形式进入每一个单独的劳动过程的资本是大量的，但是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它的使用价值被消耗和用掉的部分，从而应该补偿的价值部分，是比较小的。机器作为劳动资料是全部地发挥作用，但是，它加进产品的价值只是它在劳动过程中丧失的那一部分，而丧失的这种价值取决于机器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磨损的程度。

　　可见，要使较昂贵的工具生产的商品比那种较便宜的工具生产的商品便宜，或者说，要使机器本身包含的价值小于它所代替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就要具备（1）和（2）两项所列举的［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条件，这些条件可归结为以下要求。第一个条件——这就是大批生产；它取决于一个工人在同一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的商品数量比他不使用机器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大多少；换句话说，取决于机器取代劳动达到何等程度；即取决于用于生产既定数量产品的劳动能力的数量是否已缩减到尽可能达到的程度，机器是否已代替了尽可能大量的劳动能力，以及用于劳动的资本部分是否比用于机器的资本部分相对地小。第二个条件是，不论包含在机器中的资本部分多么大，再现在单个商品中的机器价值部分，即机器加进单个商品的价值部分，仍比包含在同一商品中的劳动和原材料的价值部分小；这是因为在某一既定的劳动时间内，机器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它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却只是比较小的部分。机器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但［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始终只是机器总价值的某一相应部分。

　　因此，必须修正李嘉图的下列批判：

　　“李嘉图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机器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上。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如果我们说的是一双袜子——，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织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Zh.13］）

　　［V—196］［在使用机器时］用于原材料的资本部分，同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相比，比在简单分工时增长得无比迅速。此外，这里还要加上用于劳动资料、机器等等的新的和较大的资本量。因此，随着工业的进步，资本的辅助部分¹⁵⁰与它用于活劳动的那一部分成比例地同时增长。

　　［V—197］当新机器在使用它的生产部门占统治地位以前，采用新机器的初步结果之一是，延长那些仍然使用旧的不完善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尽管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是高于自己的个别价值，即高于它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量出售的，但仍然是低于同类产品过去的、社会的、一般的价值出售的。由此可见，减少了的是生产这种特定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那些使用旧生产工具劳动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因此，如果［现在］再生产出这种工人的劳动能力需要10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么，他在10小时内生产的产品已不再包含10小时的必要劳动时间（即在新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而可能只包含6小时。因此，如果他劳动14小时，那么，他这14小时就只代表1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14小时内，只有10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得到实现。所以，他的劳动产品也只具有10小时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产品的价值。如果工人独立地劳动，他就必须延长自己的劳动时间。如果他作为雇佣工人，从而必须提供剩余时间，那么，凡是在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情况下，资本家所以能够取得平均剩余劳动，只是由于工人的工资降低到过去的平均水平以下，这就是说，在工人的已经增加的劳动时数内，他自己占有的部分更小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效率提高，而是因为效率变得更低；不是因为工人在较少的劳动时间内制造出同量的产品，而是因为归他所有的那一部分产品的数量减少了。

　　资本通过使用机器而产生的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

　　“根据贝恩斯的计算，建成一座头等棉纺厂，并装备机器、蒸汽机和煤气锅炉，用款少于10万镑是不行的。一台100匹马力的蒸汽机带动5万个日产62 500英里的细棉线的纱锭。在这种工厂中，1 000个工人纺出的棉线相当于不使用机器的25万个工人所纺出的棉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伦敦版第75页，［Zh.23］）¹⁵¹

　　在这种情况下，［用于一个工人的］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被节省下来的250个工人的劳动，而是来源于代替他们的一个工人的劳动；不是来源于被代替的25万个工人的劳动，而是来源于1 000个在业工人的劳动。实现在剩余价值中的正是他们的剩余劳动。机器的价值并不是由机器的使用价值（它代替人的劳动就是它的使用价值）决定的，而是由生产机器本身所必需的劳动决定的。机器在它被使用以前，在它进入生产过程以前具有的这种价值，是它作为机器加进产品的唯一的价值。资本家购买机器时支付的，就是这种价值。

　　假定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售，那么，资本通过机器和通过使用可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降低单个产品价格的一切其他组合所创造的相对剩余价值，就仅仅在于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变便宜了，因此，劳动能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只是作为包含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的劳动时间缩短了，从而［V—198］在同样长的总工作日内，剩余劳动时间延长了（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引起变化的情况，将在下面谈到）。上述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其结果是有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并且普遍地减少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因为，根据假定，机器生产的商品总是进入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但是，这一点，即没有给资本家个人带来特殊利益的一般的结果，对于资本家来说，并不是促使他使用机器的动机。

　　第一，机器的应用，不论是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例如在纺纱业方面），从而首先使某种工业部门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还是使从前只是以分工为基础的某种工场手工业发生革命（如像在机器制造厂中那样），最后，也不论是用更完善的机器把以前的机器排挤掉，还是将机器的应用推广到某一个工厂中以前未采用机器的局部操作上，——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正如上面所指出的，机器的应用，使仍旧受旧生产方式支配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延长了，也使他们的总工作日延长了。

　　但是，另一方面，机器的应用，却使新采用机器的工厂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地缩短了。如果在采用机械织机以后，手工织工的两个劳动小时，只等于社会必要劳动的一个小时，那么，现在，在还没有普遍采用机械织机织布以前，使用这种织机的织工的一个劳动小时，将会大于必要劳动的一个小时。它的产品比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具有更高的价值。这就等于简单劳动自乘了，即在这种劳动中实现了更高质量的织布劳动。这种情况是发生在下面这个范围内的：采用机械织机的资本家，尽管出售一个小时的产品时低于从前一个劳动小时的水平，低于它以前的社会必要价值，但却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即高于他自己用机械织机制作这种产品所必需耗费的劳动时间。因此，工人为了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只要从事较少时数的劳动就够了；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随着他的劳动在同一部门中成为较高质量的劳动而按同一程度缩短了；因此，他的一劳动小时的产品出售时，就可能高于旧生产方式仍占统治地位的工厂中两小时劳动的产品。因此，如果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保持不变，还是那样长，那么，在这里，剩余劳动时间就增加了，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甚至在工资提高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始终必须假定，在新的情况下，工人为了补偿自己的工资，或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不需要耗费和从前同样大的相应的工作日部分。当然，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只是暂时的，一旦机器在这个部门普遍应用，使得商品价值重新归结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这种情况也就消失了。但是，这样同时又刺激资本家采用日益翻新的小改进，使他使用的劳动时间高于同一生产领域内的一般必要劳动时间的水平。无论在什么生产部门使用机器，并且不管机器生产的商品是否进入工人自身的消费，情况都是这样。

　　第二，从普遍的经验中可以知道，一旦机器开始被资本主义应用——即一旦机器摆脱它们最初在许多部门出现时所处的发展的幼年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们只是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效率较高的形式，不过，后者在旧的生产方式下还是［V—199］由独立的工人及其家庭来使用的——，一旦这些机器作为资本的形式成为同工人对立的独立的权力，绝对劳动时间即总工作日，不是缩短，而是延长了。我们将在第三章¹⁴⁴中考察这种情况。但在这里应该指出其要点。在这里必须把两个因素区别开来。第一：工人所处的、而且使得资本家有可能强制延长劳动时间的新条件。第二：促使资本这样做的动机。

　　关于第一点。首先——劳动形式改变了，劳动看来很容易，工人的全部肌肉力以及技能都转移到机器上了。由于肌肉力的减轻，劳动时间的延长起初在体力上还不是不可能的。而由于工人的技能已转移到机器上，工人的反抗遭到破坏，现在工人失去了在工场手工业条件下还占支配地位的技能，他们不能奋起抵抗，而资本则能以非熟练的，因而也更受它支配的工人来代替熟练工人。其次，现时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进入［生产过程］的新的一类工人，改变了整个工厂的性质，而且就其天性来说，在资本的专制面前是比较顺从的。这个因素就是女工和童工。一旦工作日由于习惯被强制延长，那就会像在英国一样，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工人才能重新把工作日恢复到正常界限。因此，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它的自然界限——夜工，是工厂制度的结果。

　　“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贫民习艺所〉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11页，［Zh.23］）

　　“‘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这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糊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的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根源。”（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上述引文的作者菲尔登说：

　　“随着机器的改进，工厂主的贪欲使得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要求自己的工人付出比他们可能承担的更多的劳动。”（同上，第34页，［Zh.23］）

　　对别人劳动（剩余劳动）的贪欲，并不是使用机器的人的独特本性，它是推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因为现时工厂主正处于追求这种欲望的有利地位，所以他们贪得无厌，是很自然的。还必须指出以下一点：动力，如果它来源于人（甚至来源于牲畜），那么，从身体上说只能在一天的一定时间内发挥作用。蒸汽机等则不需要休息。它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工作。

　　但是，这里还应加上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特别刺激上述欲望的特殊情况。

　　［V—200］机器等等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实现自身的价值，在这个时期内，为了生产新的商品，同一劳动过程不断地反复进行。这个时期是根据对机器总价值向产品转移所作的平均计算来确定的。通过把劳动时间延长到超过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就可以缩短用总产品补偿投在机器上的资本的时期。假定按每天劳动12小时计算，这个时期是10年。如果工人每天劳动15小时，即工作日延长1/4，那么，一周就延长了工作日的1(1/2)，即18个劳动小时。按照假定，一周包含90个劳动小时；18/90是一周的1/5。这样一来，10年就可以节省1/5即2年。因此，投在机器上的资本经过8年就可以得到补偿。如果在这个时期内，机器实际上已损耗，那么，再生产过程就会加速；如果不是这样，而机器还能使用，那么，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比率就会增大，因为后者继续进入劳动过程，但是不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因此，即使剩余价值没有增加（由于延长劳动时间，它一般来说已经增加），这种剩余价值同投资总额的比率，即利润［率］也增加了。这里还应当加上这样一种情况：在采用新的机器时，会不断地进行改良。因此，在机器的周转期结束之前，即它们的价值再现于商品价值之前，往往是大部分旧机器或者部分地贬值，或者变得完全无用。它们的再生产时期越短，这种危险就越小，资本家就越是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收回机器的价值之后，使用新的改良的机器，并廉价出售旧机器，而别的资本家使用这种旧机器仍有利可图。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较小的价值量进入他的生产。（关于这一点，在探讨固定资本时，还要更详尽地考察，也要引用拜比吉的例证。）¹⁵²

　　以上所述，不仅适用于机器，而且也适用于作为使用机器的结果和条件的全部固定资本。

　　但是，对资本家说来，问题决不是单纯地为了要尽可能快地收回投入固定资本的价值量，防止它贬值以及重新使它处于可供支配的形式，而首先是使用这种资本来赢利——这种数量很大的资本采取了这样的形式：一旦资本与活劳动的接触中断（对活劳动来说，它就是固定资本），它作为交换价值就会损失，而作为使用价值就变得无用。由于投入工资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尤其是同固定资本相比大大减少，由于剩余价值量不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同一时间内使用的工作日日数，而利润取决于这种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因此利润率就下降了。当然，制止这种下降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尽可能地延长绝对剩余劳动，从而把固定资本变为获取最大限度的无酬劳动量的手段。如果一个工厂停止生产，那么，工厂主就认为工人偷窃了他的东西，因为在固定资本中他的资本取得了直接索取他人劳动的形式。所有这一切，西尼耳先生曾十分天真地表达过。他早在1837年就认为，［V—201］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工作日——因而绝对劳动时间——必须不断增长。

　　西尼耳在引用尊敬的权威人士阿什沃思的话时说：

　　“世界各地的棉纺织厂和其他企业之间到处存在的劳动时间的差别，来源于两个原因：（1）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工作日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1页，［L.XI，4］）

　　随着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的不断增加，

　　“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唯一手段。阿什沃思先生告诉我：‘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同上，第14页）。¹⁵³

　　工人使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要知道，机器之所以存在，在机器上之所以投入这样大量的资本，恰恰是为了通过这一资本来榨取工人的劳动。工人一离开厂房，实际上就是对价值10万镑的资本犯了大罪。

　　因此，最初实行了夜工，后来“我们的工厂通常每周开工80小时”（［L.XI,5, Zh.23］）。

　　“一台蒸汽机或别种机器，每天只工作几小时或每周只工作几天，这就损失了功率。如果它们整个白天工作，那就会生产得多一些；如果日夜生产，就会生产得更多。”（让·古·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48页）

　　“生产网布的第一批机器很昂贵，最初的售价是1 000镑到1 200镑［或1 300镑］。这些机器的所有主认为，机器生产的产品是多些，但是因为工人的劳动时间限定为8小时，所以他们在产品的价格方面不可能同旧的生产方式竞争。这个缺点是由于最初购置机器时花费了大量资本造成的。但是，工厂主很快就发现，只要使用原来的同一资本，而稍微增加一点流动资金，他们就能使这些机器一昼夜工作24小时。”（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79页）

　　［V—206］“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 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材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64页）¹⁵⁴

　　总之，延长劳动时间的好处就在于：节约了用于建筑物和机器的追加开支。

　　［V—201］第三，一旦机器的应用缩短了生产同一商品的劳动时间，就会使这个商品的价值减少，使劳动效率更高，因为这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产品量更多了。在这种情况下，机器只影响正常劳动的生产力。而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仍然表现在同一个价值量上。所以，一旦竞争把用机器生产的商品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水平，机器的应用所以能够增加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V—202］利润，只是由于商品变便宜而使工资价值或劳动能力价值即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减少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不延长工作日，使用机器就可以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从而增加绝对剩余价值。这是通过所谓浓缩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实现的，这时，每一分一秒都充满了更多的劳动；劳动强度提高了。由于采用机器，不仅劳动生产率（从而劳动质量）提高了，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劳动量也增加了。时间的间隙由于所谓劳动紧凑而缩小了。因此，一个劳动小时所提供的劳动量，可能等于完全不使用机器或使用不那么完善的机器的平均劳动条件下的6/4个劳动小时的劳动量。

　　在已经采用机器的地方，由于对机器进行改良，同所生产的商品量和同所使用的机器数量相比，工人人数减少了，而与此同时，在使用已改良的机器的情况下，代替一个或两个工人的一个工人的劳动增加了，也就是说，只有在机器迫使工人增加自己的劳动和使他每一分一秒更紧张地劳动时，才能使一个工人完成以前两个或三个工人所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同一劳动小时内，劳动能力被更快地消耗掉了。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工厂工人状况报告的起草者们在各个不同时期关于劳动量随机器的改良而增加这一点说了些什么。劳动的这种增加，一方面是由于工人必须跟上机器的更快的速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作业量增大了，例如，走锭精纺机的纱锭数增加了，再加上使用的是双排纱锭，或者，一个织布工人要看管的不是一台而是两台或三台机械织机。

　　“同30年或40年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让儿童照看的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注意，更多地活动。”（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Zh.23］）

　　这是1836年的情况。约翰·菲尔登本人就是工厂主。

　　阿什利勋爵（现在是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他于1844年3月15日所作的关于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演说中确认：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三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同上，第6页）“1815年，工人——按12小时工作日计算——来回看管两台纺40支纱的走锭精纺机，必需步行8英里。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两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精纺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但是，照看走锭精纺机的工人所消耗的劳动量，不仅限于行走。他们还要做许多事情。1835年，一个纺纱工人每天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820次；一个工作日看管两台走锭精纺机的牵伸总数是1 640次。1832年⁽¹⁾，一个纺纱工人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 200次，合计是4 400次；1844年根据有经验的纺纱工人提供的报告，一个工人在同一段时间内在每台走锭精纺机上牵伸2 400次，合计［V—203］每个工作日内牵伸4 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同上，］第6—7页）

　　“我这里有一份22个曼彻斯特纺纱工人签名的文件，他们证实20英里是他们必需步行的最低限度的距离，同时他们断言，这一距离通常还要大得多。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 年。向我提供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它的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此外，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加工起来更困难。”（同上，第8—9页）

　　“在梳棉间，劳动量也大大增加了；现在，一个人要干以前由两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工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量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 000绞；1843年达到21 000绞。1819年，机械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因为现在对所完成的工作要更加细心和更加注意。”（同上，第9页）

　　〔当机器使某个工厂主有可能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时，下面这种说法（即说明甚至在这时剩余价值也是来自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它本身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也是适用的：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提高商品的货币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而不管其他商品是否涨价。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49—50页）（此书作者是马尔萨斯主义者¹⁵⁵。）〕

　　工厂视察员报告表明，在（截至1860年4月为止）受工厂法约束的、从而每周工作时间依法缩短到60小时的工业部门中，工资不是降低而可以说是提高了（如果以1859年同1839年相比）；而在下述工厂中工资无疑降低了，在这些工厂里当时

　　“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劳动尚未受到限制”。

　　这里指的是

　　“印花厂、漂白厂和染厂中的情况，直到1860年，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仍然和20年以前一样，这些工厂的受工厂法保护的工人往往被迫一天劳动14或15小时”。⁽²⁾

　　在第一类［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中，生产比以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扩大了，同时，工厂主的利润也增加了，工厂的迅速发展就是证明。

　　“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特别是在既定时间内提高机器速度方面。这种改进以及工人劳动的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在较长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一样多。”（《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10页。并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30页及以下几页）

　　［V—204］尽管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缩短了工作日，却没有减少英国工厂主的利润，这种现象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1）因为英国的一个劳动小时超过了大陆的一个劳动小时，前者是比后者更复杂的劳动，也就是说，英国工厂主同别国工厂主的关系，就像采用新机器的工厂主同自己的竞争对手的关系一样。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60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72 —80小时的工作日。而且英国的运输工具使工厂主几乎在厂内就可以把商品交给铁路托运，在厂内几乎就可以直接装船出口。”（《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 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第65页）

　　（2）因缩短绝对劳动时间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劳动时间的浓缩得到了补偿，所以，现在一个劳动小时实际上等于6/5个劳动小时，或者还要多些。正如工作日的绝对延长超出一定界限（工作日的自然界限）就会遇到自然障碍一样，浓缩的工作日也有自己的界限。因此，现在工厂在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约束下所实现的劳动量，能否在比如说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始终以相同的劳动强度提供出来，那是大可怀疑的。

　　“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

　　（不愿意在本厂使用两班各工作半日，即6小时的13岁以下的童工。）

　　“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使雇用童工成为完全多余的了。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去完成了…… 半日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第42—43页）。

　　不管怎样，缩短绝对劳动时间的这一结果向我们表明，工厂主怎样想方设法延长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同时，它还向我们表明，机器不仅使单个工人有可能完成许多工人的劳动，而且还把他必须完成的劳动量增大了，这就使他的劳动小时具有较高的价值，并从而相对地减少了工人自身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V—205］如上所述，这是通过提高机器的运转速度和增加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工作机的台数而实现的。这部分地又是靠改变产生动力的机器的结构达到的，由于这种改变，重量相等的机器在费用相对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减少的情况下，可以推动更多的机器，并且速度也更快了。

　　“因此，官方报告揭露的事实证明：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虽然按马力计算需要同过去一样的人手数量， 但同机器比较起来， 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完成的劳动量增加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20页）

　　“霍纳先生在他的截至1852年10月为止的报告中……摘引了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的来信，信中解释了蒸汽机最新改良的性质，由于这些改良，同一发动机在燃料消耗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做更多的功…… 并且在这封信里说：‘不大容易提供确切的材料，来说明同一些发动机经过某些改良或全部改良后所做的功增加的情况。但是我确信，如果能够得到确切的报告，那么，结果将会表明，由蒸汽机推动的并且重量和过去相同的机器，现在比以前平均至少多做50%的功…… 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

　　霍纳（《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的报告》）指出：“在1838年的报告中，列举了蒸汽机和水轮机的数目及其马力。那时所列的数字对于实际利用功率的估计，比1850年或 1856年报告中的数字要准确得多。在这些报告中，所有关于发动机和水轮机的功率的材料，都按额定马力计算，而不是按实际利用马力或可能利用马力计算。100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由于锅炉容积和结构等，能比以前发挥大得多的功率。所以，现代工厂蒸汽机的额定功率只能当做可以计算出实际功率的指数。”（同上，第13、14页）

　　第四，机器体系代替简单协作。

　　正如机器体系消灭或改变了发展为分工的协作一样，它在许多场合下也消灭或改变了简单协作。例如，当需要同时使用许多工人的收割、播种等等作业被播种机或收割机代替时，就是如此。当压榨机代替脚来压榨葡萄汁时，情形也是一样。当蒸汽机被用来将建筑材料提升到建筑物顶部或所需要的［V—206］高度时，也是这样。

　　“兰开夏郡的建筑工人的罢工（1833年）引起了蒸汽机的奇妙的应用。现在，后者在某些城市中被用来代替手工劳动，用来把各种建筑材料提升到要使用它们的建筑物的顶部。”（［塔夫内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第109页）

　　［V—206］第五，为了抵制罢工等等和抵制提高工资的要求而发明和应用机器。

　　罢工大部分是为了阻止降低工资，或者是为了迫使提高工资，或者是为了规定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同时，这里的问题总是关系到限制绝对的或相对的剩余劳动时间量，或者关系到把这一剩余时间的一部分转给工人自己。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棉纺业中的走锭纺纱机、梳棉机，取代了手摇并纱机的所谓搓条机（在毛纺业中也有这种情况），等等，——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

　　［V—207］同样，正是

　　“在这种专制的联合会〈即工人联合会〉压力的影响下，才发明了印染和洗涤纺织品的自动装置”。

　　（这里指的是使用蒸汽力推动的雕刻滚筒的印花业；借助这种滚筒，可以同时印出四到六种颜色的图案。）

　　在谈到新式织机的发明时，尤尔接着说：

　　“这样一来，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他们已被从侧翼包围，现代机器战术使他们的防御手段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142页）

　　［V—206］发明这些新式机器的结果，或者是使以前的劳动成为完全多余的（例如，由于发明走锭纺纱机，纺纱工人就成为多余的了）；或者是减少所需要的工人的数目，以及使新的劳动比以前的劳动简化（例如，使用精梳机，梳毛工的劳动被简化了）。

　　“棉纺织工业中最常见的罢工原因，是采用改良的机器，尤其是扩大走锭纺纱机，结果，一个纺纱工人看管的纱锭数不断增多…… 工厂主在自己的企业中使用这种改良机器时，同自己的工人商定，减少单位产品的工资，不过，由于机器功率的提高，他们的周工资不致减少，而得到提高…… 但是，这种契约却给未使用这种改良机器的那些工厂的厂主和工人带来损失。”（［塔夫内尔］《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第17—18页）

　　“1829年发生了大罢工。在这以前不久，某些工厂主安装了一些有400—500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由于有了这些机器，在这些机器上操作的纺纱工人虽然生产一定产品量得到的工资只是以前的3/4⁽³⁾，但是，他们挣得的工资至。 少。和在旧机器上操作的工人所挣的一样多。这次罢工使21家工厂停工，并使1万人失业达6个月之久。”（同上，第19页）

　　“海因兹和德勒姆公司（约克郡西部）工人的罢工（1833年），是发明梳毛机的原因，这种机器完全代替了在这次罢工中带头闹事的那一伙人的劳动；这种机器给予他们的组织以致命的打击。”（［同上，］第61—62页）

　　［V—207］同样，“蒸汽的应用是人力的 对头（”彼·加斯克尔（外科医生《）手工业工人和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页）。

　　“工人人口的过剩使工厂主有可能降低工资的水平，但是，他们深信，在工资的任何一次大幅度降低后，紧接着就会由于罢工、长时间停工以及面临的其他重重困难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即使改良机器能使生产增加两倍，并且不需要增加工人，他们也宁愿放慢这种改良的进程。”（同上，第314页）¹⁵⁶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粗工六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

　　在谈到“铁人”（自动走锭纺纱机¹⁵⁷）时，尤尔说道：

　　“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从而不断地迫使反叛的工人就范。”［（尤尔《工厂哲学》第2卷第140页）］

　　“扩大纺纱机规模的需要，即工联的决议所引起的这一需要，不久前激起了从未有过的发展力学的强烈愿望…… 厂主把自己的走锭纺纱机的规模扩大一倍，就可以除掉那些不太好的或反叛的工人,而重新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这就给他带来很大的好处。”（［同上，］第134页）

　　这种手段的目的在于：

　　“提高每个纺纱工人的工资，或者至少保持原来的工资水平，不过同时减少生产同一商品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结果，留用工人生活宽裕，而大批工人却受穷。”（同上，第133—134页）

　　“铁人是……恢复工人阶级中间的秩序……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

　　“完全依靠手工劳动的先前的工厂主，周期地遭到自己的工人的反抗精神所带来的直接的重大损失，后者利用行情特别不好的时机，提出自己的要求…… 迅速来临的危机阻碍了工厂事业的发展，但是，蒸汽及其在机器生产中的应用，使事变的进程立即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展。”（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第34—35页）

　　［V—208］第六，工人要求享有因采用机器而使自己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部分果实。

　　“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企图分享改良机器而获得的利润…… 他们因为缩短了劳动而要求较高的工资…… 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建立产业改良税。”（《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Zh.68］）

　　“按厂主可能得到的利润来调整工资的原则，即要求在机器改良的情况下付给劳动以较高报酬的原则，是决不能接受的。何况，这一原则决不会只限于某一种利润。例如，1824年8月7日染色工人举行了罢工；他们在标语牌中宣称：他们的主人因提高染色的价格而得到的，要比工人所要求增加的相应数额高得多…… 这样一来，工资就完全改变了本身的性质，它或是吞没利润，或是变为利润税。”（同上，第43—44页）

　　第七，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废料的利用等等。如果借助机器能提供更多的原料，在最后阶段就可以制造出更多的产品。

　　劳动的连续性总是随着机器（一般说也就是固定资本）的应用而增大。

　　其次，机器向一些工业部门提供更丰富的劳动材料，对于这些工业部门说来，这种机器的产品就是原材料。例如，18世纪手工织布工人常常苦于无法获得他要加工的材料（棉纱）。由于这种原因，经常发生长时间的停工，使他们陷于“贫困”。

　　“现在，由于改进纺纱机而得到的好处，不在于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在于市场通常供应不足，以及棉纱生产不断增长，可以使工人做全日工。”（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第27页）

　　采用机器的主要结果之一是：

　　“在同一部门中可以经常做全日工。”

　　对于自己劳动的小业主说来，这就使他有可能做全日工。对于资本家说来，这就使他可以迫使别人做全日工。［Zh.23—24］

　　这里，纺纱机解决了向织工供应棉纱的问题，而1793年（康涅狄格州的）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则解决了向纺纱工人供应棉花的问题。种植场主有足够的黑人来大量种植棉花，但是，要把棉纤维和棉籽分离开则感到人手不足。因此，这种情况大大减少了所生产的原料的数量，而且提高了比如说一磅棉花的价值。

　　“把一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平均需要一个工作日…… 惠特尼的发明使他的这种机器的所有者用一个工人一天就可以把［100］磅棉纤维和棉籽完全分离开；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有更大的提高。”¹⁵⁸

　　［V—209］在印度也有同样的情形。

　　“对印度说来，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是掉在地上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人手，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年7月22日）

　　“使用普通的手工轧棉机［Churca］，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使用福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两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孟买商会1859—1860年年度报告》第171页）“16台〈上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推动，每天能轧一吨棉花，也就是完成以前750人一天平均的轧棉量。”（《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1年4月17日在技艺协会所作的报告》）¹⁵⁹

　　使用机器可以加工那些用手工加工效果很差的材料。

　　“对便宜商品的需要〈约克郡西部的毛织品〉，给予这种生产以强大的推动力，而这种生产的节约，主要不是靠改良机器和节省劳力，而是靠使用劣等毛纤维和废毛料，后者用大功率的机器重新加工成原来样子的毛，然后或是再加工成织造低级呢绒用的毛纱，或是掺入新羊毛，加工成织造较高级呢绒用的毛纱。这种生产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英国那样盛行，虽然在比利时也相当普遍。”（《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第64页）

　　“大量节约材料，也屡见不鲜；例如，从使用手斧劈木板过渡到用锯来锯木板，就是这样。另一方面，自然的要素所完成的工作如此便宜，以致许多本来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现在却引起注意，因为目前赋予它们一种价值形式会是有利的。”（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72—73页）

　　其次，大规模生产时产生的废料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本身可以很容易地重新成为农业及其他生产部门的交易品。

　　［V—210］第八，代替劳动。

　　“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彼·库斯托第编，1803年米兰版第158［—159］页，［Zh.15］）

　　这一点适用于机器，同样也适用于简单协作和分工。制造一种产品使用“更少的人”和“更短的时间”，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内可以做他以前在两小时内所做的工作，那么，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以前两个人所做的工作；而以前完成这项工作，却需要两个同样时间的工作日。因此，缩短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的一切手段，同时也就使生产同样成果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减少。在使用机器时，是仅仅在上述工人人数减少的程度上有差别，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

　　斯图亚特（詹姆斯爵士）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说：

　　“我把机器看做（潜在地）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第1卷［第1分册］第19章［第123页］）¹⁶⁰

　　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同上［，第122页］）

　　［……］

　　［V—211］¹⁶¹机器、建筑物等等在不使用时的花费。有一个纺纱厂主，他的棉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全部开工，约需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130包美国棉花。他曾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诉苦说¹⁶²，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约为6 000镑（每周约合120镑）。他指的首先是同我们这里无关的（但实际上是很重要的）那些固定的开支，即地租，这是一笔最大的固定开支项目，无论机器是否开动都要交纳（在上述场合，地租＝2 450镑）；其次，是保险费（在上述场合，工厂和机器的火灾保险＝477镑；生产过程中的棉花的保险费为123镑）；这笔财产的税款〔根据1861年统计，工厂和机器的税款（包括济贫税在内）为310镑〕；再次，是经理、会计和经纪人的薪金（在上述场合为625镑）；接着是看门人、守夜人、工程师和临时修理机器的工人的工资（250镑，这种修理机器的临时工作属于机器保养费）；还有，用于厂房取暖和临时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150镑）；最后，“机器的折旧费”（1 200镑，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关于最后一项花费，这位兰开夏郡的纺纱厂主指出：

　　“许多人可能以为，既然工厂和机器停工，它们就不会磨损…… 这里所说的价值的补偿，不包括一般的磨损，这类磨损由每个工厂主在他的工厂开工时常备的机工修配组修复，如把刀再磨快。这里指的是有时不可能修复的那种磨损，例如拿刀来说，这种磨损会使一把刀最后弄到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磨了。’⁽⁴⁾这里所说的还包括对这样一些损失的补偿，这些损失常常是由于旧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造成的。由于这两个原因，人们都清楚地知道，工厂的机器设备至少每15年或20年就完全更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期间内，发明也没有停止，并总是在遇到困难时获得新的推动。同样，天气和自然破坏力并不因蒸汽发动机停止使用而不发生影响。”

　　这个家伙说：

　　“毫无疑问，许多工厂主拥有可供使用的雄厚储备，但是，大多数兰开夏郡工厂主却没有闲置资本。平常他们一获得利润，立即就用来扩充自己的工厂和购置机器，所以，他们通常感到流动资本不足，而不是有余。”（《泰晤士报》1862 年11月26日第12版）⁽⁵⁾

　　［V—212］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¹⁶³（从日内瓦版翻印）。

　　〔不言而喻，新资本中也有用于工人生活资料基金的支出。舍尔比利埃在这里谈的，只是被机器代替的那些工人的生活资料基金。〕

　　“在这两栏中，不应把看管和控制机器运转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计算在内。旧资本同它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按正比增加。如果使用一定数目的工人时这一资本为100，那么，工人人数增加一倍，它就变为200。新资本则不受这种增长规律的支配，因为用于机器所使用的动力的费用，同这种机器代替的工人人数相比，并没有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按比例增长。因此，在工人人数不变的情况下，新资本无论怎样超过旧资本，这种超过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量的方面总是落后，即赶不上机器所代表的和机器所代替的工人人数增长的比例。一台代替两个工人的机器，也许昂贵一些；要是代替4、10、20个工人，机器就变得越来越便宜了。这种有利的结果，只是在拥有大量已积累的资本时，即在这一资本足以装备用来代替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机器和足以储备与这些工人相适应的原料数量时才能取得。这里正如在某种新的分工的情况下一样，节约又同追加资本的提前实现联系在一起财富的任何积累， 都为加速进一步的积累提供手段。（”同上，第［28］—29页）

　　〔第一，在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时，必须考虑资本积累的条件。在这里，应当指出，正如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一样，资本主义生产又是积累的原因。

　　第二，机器或者是实际代替一定数目的工人，即取代他们的位置（这总是发生在这种场合：此项劳动不是新开始的，而且从前不是用机器完成的），或者是潜在地代替某一数量的工人，这一数量将是我们取代这种机器所必需的。例如，当我们说，要生产出棉纺织工业今日的产品量，需要成百万的工人（见霍吉斯金的著作）¹⁶⁴，这时我们指的是取代机器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而当我们说，由于使用动力织机，某一数量的织布工人被抛向街头，这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时，指的是被机器代替的工人。这是很大的区别。机器一旦被用做某一生产部门的基础（而且已不再有来自工场手工业的竞争），机器就只是随着自己的改良而把工人排挤出去。但是，生产是在机器已实行某些改良而这种改良尚未达到更高程度的基础上扩大的。

　　例如，如果过去在手工织机上操作的是10个人，现在在动力织机上操作的是20个人，如果一台动力织机代替10台手工织机，那么，这20个人生产的就等于以前200个人生产的。但是，这20个人并没有排挤即没有取代这200个人。第一台动力织机排挤了10台手工织机［和9个工人］。但是其余19台动力织机上有19个人在劳动。因此，不能以不采用动力织机［要完成新的生产量］会需要200个工人为理由，断言生产力［的增长］使180个人被代替。只是生产力增加了9倍而已。

　　如果发明了一种新的动力织机，在这种织机上10个人可以做旧织机上20个人所做的工作，那么，这20个人就被10个工人所代替，也就是说，有10个人被抛到街头。如果这种动力织机的台数又增加到20台，那就又要有20个人来操作，而按照过去的规模［要完成新的工作量］则需要40个人。如按照最初的规模，就需要400个工人。但是，并没有400个人被代替，这些人从来没有存在过。第一台动力织机排挤了10台手工织机，第二台只排挤了两台［最初的动力织机］。因此，生产力增长的比例是20∶1。

　　可见，不管怎样，生产力增长了19倍。如果在所有部门中都取得这样的发展，那么，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就会缩短19/20。因此，如果原来这需要［12个小时中的］11个小时，那么，现在则需要11/20小时，而他所余下的全部工作日，即11(9/20)小时，则属于资本家了。但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不是均衡的和普遍的。

　　其次，必须注意下列情况：剩余劳动量不取决于机器所代替的工人，而取决于机器所使用的工人。舍尔比利埃恰恰忘记了这一点。机器的生产率（以及机器的便宜），不仅取决于它所代替的工人人数，而且取决于劳动中它所辅助的工人人数。或者，这些说法在［V—213］一定意义上是一样的。〕

　　〔一旦机器劳动缩短了生产一定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就可能发生两种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这种商品进入工人的消费。那时，撇开我们以前曾谈到过的情况¹⁶⁵，可以用于生产不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劳动量，即用于生产代表剩余劳动的商品的劳动量增加了。可能产生人数更多的上层阶级的基础扩大了，同时这个阶级的享受也随着扩大了。但是，可能产生人数更多的工人阶级的基础也扩大了，即活材料的量也增长了，上层阶级就是靠这种活材料竭力劳动而生长起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上述商品不进入工人消费，那么，或者是［上层阶级的］享受变得便宜，或者是劳动被游离出来而投入使用它的新领域。〕

　　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价值在已生产的商品总量中的分配。¹⁶⁶

　　不变资本就其价值的相对量（与总资本成比例）参与利润率的决定来说，在考察剩余价值本身时完全不应该考虑在内。因此，无论是在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的部分里，还是在论述协作、分工等部分里，我们是把它作为无差别的量C来考察的。¹⁶⁷而在考察机器时，我们却不得不专门研究不变资本。不过这丝毫也不矛盾。这里应该指出以下两个因素：

　　（1）相对剩余价值只有在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即这些商品的价值或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减少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但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a）包含在生产商品所消费的劳动资料和原料（如果有原料的话）中的过去的劳动时间；（b）最后追加的活劳动，简单地说，就是借助这些劳动资料而实现在这种原料中的劳动。

　　旨在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减少商品价值的一切方法，都不影响进入生产的原料的价值（至多在劳动的规模扩大时，原料得到节约）。因此，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考虑进入商品价值中的这一部分过去劳动。上述一切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了对过去劳动发生作用的活劳动。

　　这样一来，我们要考察的，只剩下过去劳动中由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例如建筑物等等）构成的部分。这部分过去劳动在简单协作和分工的条件下并没有增加。（相反，劳动工具和劳动条件由于它们的集中和共同使用而变得便宜了。）但是，在使用机器时，事情却不同了。这时出现了某种特有的情况。在这里，活劳动的减少是建立在这部分不变资本的革命上的，粗略地说，就是复杂的、大型的和昂贵的生产工具代替了简单的便宜的生产工具。因此，如果商品由于使用机器而变贵的程度，同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加速［生产过程］和减少［在不变资本上］追加的活劳动而变便宜的程度一样（或更大一些），那么，商品的价值就不会降低。商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降低了，正是因为另一部分提高了。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没有减少，因此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没有［发生变化］。由于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这种方法是建立在不变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革命上的，与其他方法不同，所以这一点在这里应当特别加以考察。如果对这个问题作最一般的考察，那么它可以这样来解决：使用机器生产的商品总量［V—214］大为增加，以致分摊到每一单个商品上的机器、建筑物以及为机器工作所必需的辅助材料的价值组成部分（损耗部分），比用旧的方法即用手工劳动和旧的手工工具生产同一商品时要少。而要实现这一条件，又取决于下列情况：

　　（α）取决于单个工人在某一既定时间内，例如在一个工作日内，使用机器可以生产的商品量；

　　（β）取决于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如果上述比例已定）操作的工人人数：工人人数越多，全部机器中分摊到每一个工人身上的价值部分就由于工人人数多而相应减少；

　　（γ）取决于机器参加劳动过程的时期和机器参加价值增殖过程的时期之间的差别。例如，如果一台机器的寿命为15年，那么，在这15年中，每一年它都全部加入劳动过程，而每年加入价值增殖过程的却只有1/15。因此，商品形式的年总产品本身所包含的无论如何不会超过机器价值的1/15。

　　（2）一个问题是不变资本以怎样的程度影响利润率（这就是撇开预付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职能来研究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价值的比率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不变资本的一定形式（机器等），以怎样的程度减少单个商品的价格或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这两个问题有着很大的差别。当然，这两个问题就其内容说来，是同一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同一现象是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的。在一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商品是怎样变便宜的〔以及它一旦进入工人消费，劳动能力又是怎样变便宜的〕，即生产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过去劳动和活劳动）总量是怎样减少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研究的是，资本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和价值比例的革命，怎样影响剩余价值与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利润率）。对后一个问题的研究，要以剩余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也就是以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以及流通过程）的存在为前提。研究第一个问题的前提无非是我们关于商品价值的一般规律，和由此而产生的劳动能力价值的规律，以及剩余价值和劳动能力价值之间的比例的规律。

　　（3）把生产单个商品（或商品总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问题，一方面同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比例问题混淆起来，另一方面又同资本的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价值比例和量的比例问题混淆起来，是造成重大错误的根源。

　　首先，主要的错误。如果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会知道，生产某一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工人生产这种变便宜的商品所要花费的总的时间延长，这决不是矛盾的。相反地，有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确实是不可理解的矛盾，因为他们认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不是为了缩短工人为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是为了缩短工人完全作为自己工资的等价物而必须付出的劳动时间。这特别是因为，他们一方面用机器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来解释利润，另一方面他们（西尼耳¹⁶⁸等人）又证明，似乎应用机器就一定要延长这种劳动时间。

　　第二，至于谈到工人本身的劳动时间，那么，他的有酬劳动时间［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变便宜］因而缩短了，而无酬劳动时间却延长了。这一结论［V—215］根据下述情况就可得出：包含在某种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及其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比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资本家把某种商品卖得便宜一些，那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在商品上得到的利润减少了，实现的剩余价值减少了。情况往往正好相反。对于这一点，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不应把单个商品，而应把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总量看做资本的产品。

　　在工厂制度的条件下绝对劳动时间的延长。¹⁶⁹

　　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体系相适应的劳动组织，就是工厂制度，这种制度甚至在现代的大农业中——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特点而或多或少发生一些变形——也占统治地位。

　　主要之点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来源，不是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而是在机器的基础上所使用的劳动。

　　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每一单个工人的被剥削率，或分摊到单个工人一个工作日上的剩余劳动量；第二，受这一资本剥削的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采用机器，减少了后一个因素的作用，却增加了前一个因素的作用。采用机器，使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但是，却使一定资本在同一时间内剥削的工人人数减少了。由此可见，同一个方法，既有提高剩余价值率的趋势，同时又有削弱对剩余价值量也起决定作用的另一因素的相反趋势。

　　如果20个工人每人劳动12小时，其中2小时构成剩余价值，那么，剩余价值量＝2×20＝40劳动小时（＝3个12小时工作日再加4小时）。如果10个工人每人劳动12小时，其中4小时构成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同以前一样＝40小时。但是，6个各提供6小时剩余劳动的工人，却只创造36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同一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下雇用20个工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雇用6个工人，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

　　以机器为基础的剥削的这种对抗趋势，会促使增加绝对劳动时间。例如，如果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14小时，其中8小时是剩余劳动，那么，剩余价值量就＝6×8＝48小时。

　　使劳动时间绝对延长，使绝对剩余劳动增加，使工作日延长的上述原因，是资本家及其辩护士所完全没有认识到的。一旦机器生产由于竞争而充分地推广和发展，利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就降低到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水平，因而资本家已不可能再把这种差额据为己有，这时，就会看到这种现象。

　　［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延长工作日的］上述动机，同由机器和建筑物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殖完全无关，这个增殖的动机更容易觉察，直接存在于资本家及其辩护士的意识之中⁽⁶⁾。

　　这种动机很简单，而且对一切剩余劳动来说都是共同的，但是，当耗费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资本量达到巨大数额时，它却有了特殊的意义。

　　首先，不管是劳动12小时还是24小时，在机器和建筑物上并不需要追加开支；但是，如果要同时吸收更多的劳动，那么，建筑物、机器［V—216］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还有产生动力的那些机器，就必须增加。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使商品变便宜，因为，不管是通过大量工人同时在这类机器上并排劳动而使机器价值在空间上分配到大量的劳动上，或者这一点是在时间上实现的，也就是同一数量的工人在同样一些机器上不是劳动12小时，而是劳动24小时，这两者是没有区别的。

　　建筑物作为生产条件实际进入劳动过程，不管是12小时，还是24小时，它的绝对的再生产时间都大体保持不变。

　　机器本身的再生产时间不是随它的有效服务时间的延长而按同一程度缩短的。但是，它的价值的再生产时间却是按同一程度缩短的。

　　由于所有这一切，在某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得到的利润增加了，一般说来，利润是根据某一定流通期间内，例如一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计算的。

　　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减低了，因为［机器和建筑物占］不变资本的绝大部分。

　　最后谈到的这一切看法属于利润学说。

　　机器代替劳动工具。

　　这里应当指出，机器不仅代替了活劳动，而且还代替了劳动者及其手工工具。当然，手工工具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缝纫机代替一般缝纫劳动的场合就是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不是代替，而是原来的劳动工具又重新出现在机器本身上，尽管这些工具的数量无限增多，它们本身在机械构造上多少有些变化。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工人的集结。

　　以后我们将更详尽地研究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出现的，既不同于简单协作，也不同于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那种协作的特点。¹⁷⁰

　　在这里，首先应当指出，发达的机器——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以工人集结在同一个地点，以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资本家的指挥下为前提。这种集中是机器生产的条件。（见摘自莱文斯顿著作的引文¹⁷¹）

　　产生动力的机器，以及分配和传送这种动力的传动机构，变得相对便宜了，并且它们越是运用于更大的机器体系，就越是便宜。同样，用于建筑物、取暖设备和监督等等的费用，简言之，用于大量工人共同使用的、他们所必需的一切客观劳动条件的费用，也相对地降低了。同时工作的机器体系必须有同时工作的工人大军来相配合，这部分地是为了实现机器体系所特有的特殊分工，部分地是为了实现它所特有的简单协作制度，实现对完成同种作业的许多工人的同时使用。因此，虽然一定量资本使用的工人人数，以及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减少了，但在单个资本家指挥下同时工作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在空间和时间上协同动作的工人的集中扩大了。

　　在工厂制度条件下，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资本采取了巨大数量的社会财富（虽然也是属于单个资本家所有）的形态，这种财富形态与单个人可能具有的工作能力和生产率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同样，协同动作的工人体系也采取了大规模的社会结合的形式。

　　［V—217］劳动的浓缩。¹⁷²

　　如果用字母V表示可变资本，C表示不变资本，x表示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再假定全部不变资本都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并且要考察的是绝对剩余价值，那么，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C＋V＋x。

　　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决不会使这个公式发生任何变化。换句话说，这种方法不会提高总产品的价值。不变资本C可能增长，因为原料量从而原料价值增长了，同时机器的价值也增长了。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变资本C的价值是不变的。它只是再现在产品中。x也同样不变。可变资本V在劳动过程中转换为V＋x，其中V代表V所体现的劳动时间，而x则代表超过这一时间的余额。V＋x代表总工作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不会改变这个工作日。或者，换句话说，这些方法无论怎样增加在一个工作日内生产的产品量，它们的价值不会增大，虽然由于产品变便宜，从而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资料变便宜，在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划分上发生了变化。（例如，一个工作日中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价值可能增大：可以把更多的棉花等加工为纱；简单地说，这是由于同一时间消费的不变资本更多了。）

　　不过，也有一种例外的情况，它的发生仅仅与机器劳动有关。这就是劳动的浓缩，或者是这样一种现象：由于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强度——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在某一特殊生产领域达到异常的程度并成为劳动的完全固定的特征，以致一个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一个比较松弛的劳动小时＋x。从一定的时刻起，在外延量上有所得，必然会在内含量上有所失。反过来也是一样。在这些情况下，以强度代替数量，决不是毫无根据的抽象议论。在存在上述事实的地方，完全可以用实验方法对它进行检验。例如，常有这样的情况：工人在身体上不能在整整一周内有规律地在12小时中［每小时］完成他现在在10小时或10(1/2)小时中［每小时］所完成的同等数量的劳动。由于劳动浓缩程度提高，其中包括更大的注意力，神经更加紧张，同时体力上也更加紧张，于是，就有必要缩短正常工作日或总工作日。随着要看管的机器的速度和规模（数量）这两个因素的增长，必然出现一个转折点，达到这一点，劳动的强度和长度就不可能同时增长，而是必然会互相排斥。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绝对劳动时间缩短了，剩余劳动不仅仍能保持不变，而且还能增加。这是由于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也就是由于决定相对剩余价值的那个一般规律的作用；其次是，因为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现在被看做它本身那样的劳动小时，也就是说，它的产品例如＝以前的生产方式下1(1/2)个松弛的劳动小时所生产的价值。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在这里不是什么偶然的和个别的现象，而是某种特殊生产领域中通常的、一般的规律——，现在它被看做它实际上是的东西，即被看做是较大的劳动量，是不同于较松弛的劳动时间的浓缩劳动时间。当劳动的强度和绝对劳动时间的长度同时增加时，工人不仅过度地劳动，而且是加倍过度地劳动，然而强度较大的劳动小时却没有被当做这样的小时来看。只有在提高了的劳动强度表现为劳动延长的现实的、明显的和既定的界限时，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这正说明，为什么随着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实施，不仅在实施这一法令的英国工业部门中生产率提高了；而且这些部门所创造的价值量也增加了，甚至工资与其说下降了，［V—218］不如说也提高了。¹⁷³

　　不言而喻，应当时刻记住，一旦在我们面前出现某种具体的经济现象，决不能简单地和直接地用一般的经济规律来说明这种现象。例如，在考察上述事实时，必须考虑到离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对象很远的许多情况；而且，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对那些比我们这里现有的关系远为具体的关系进行研究，就连解释这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例如，自从发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¹⁷⁴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事件以来，世界市场扩大了，需求也增长了；恰恰是在发生上述现象的这个时期，原料（棉花）等供应的价格低廉和数量巨大，对这些工业部门中的个别工业部门产生了影响；最后，还有这种情况：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但是，英国的工厂报告不顾这一切而一致证实了以下两个事实：（1）自从实行十小时工作日（随后改为10(1/2)小时工作日［每周前五天］）法以来，机器上的细小的和局部的改进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多、更经常；（2）单个工人必须看管的机器的速度和数量使他消耗更多的精力和肌肉力。

　　其次，这些报告毫不怀疑其他两个事实：（1）没有十小时工作日法，不限制绝对工作日，工业生产中就不会出现上述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剥削工人的外在极限的必然结果；（2）如果没有已经达到的工艺发展的高水平，同样，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已达到的现阶段所普遍拥有的辅助资料，上述实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会那么快就取得那么好的效果。

　　如果一切工业部门都受到［对工作日长度的］这种限制，而且劳动强度都同样顺利地获得了同样的提高，那么，这种强度就会被看做是常规，而不是某一特定劳动部门的特点。那时就只会确立起新的平均正常工作日。总工作日就会缩短，各个不同生产部门中的总工作日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剩余劳动时间也同样会（平均说来）缩短。（英国长度为10(1/2)小时的工作日，不仅生产效率较高，而且可能包含相当于莫斯科棉纺织厂24小时劳动的劳动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使劳动时间浓缩，或使一定时间内提供的劳动量增加，例如，使1个小时或12个小时内实际完成的劳动量增加。实际上，这等于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增强单个工人劳动的连续性（只是指单个工人劳动的连续性，而这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即同生产过程在全部时间内的不断进行无关）。即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也会造成上述劳动强度，这正像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监工的鞭子会造成这种情况一样。这种强度通过协作，特别是通过分工，更多的是由于机器而更加提高了；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单个人的连续不断的活动是同统一整体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并受这一活动制约的，单个人只是整体的一个环节，这个整体如在机械工厂中那样，是以死的自然力即某种铁的机构的有节奏而均匀的速度和不知疲倦的动作而工作着。在这里，某种一定的平均劳动强度——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实际劳动量——，而且是比非资本主义的生产中或只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劳动强度相对说来更高的强度〔虽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实际情况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说来是总的前提。当人们谈到作为工人劳动尺度的时间和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时，这种强度对所有劳动来说都是前提。然而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不是这一点。

　　同样，这里谈的也不是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的更高的（或不同的）效率问题，这种效率取决于通过分工和手艺的传承而达到的技能等等，或取决于靠机器提高产量的程度。这两方面都关系到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过实际劳动量事实上仍然不变，而（在机器生产条件下）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

　　［V—219］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劳动紧张程度随生产力的发展而提高的问题；这样，在同一时间内不仅生产的东西更多了，而且付出的劳动也更多了，耗费的劳动力更多了，并且超过了平均程度，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只有对劳动时间的长度实行限制，这种紧张程度已经提高的劳动才能正常地逐日地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创造着相对剩余价值，而且创造着绝对剩余价值，在这种强度成为普遍的强度之前，一直是这样。不过，这同样要以普遍缩短工作日为前提。

　　可是，劳动强度也像劳动长度一样有自己的界限。而这种界限表现在：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只有通过缩短长度才能提高。因此，例如，假使10小时是一个正常的平均工作日，并且具有相应的劳动强度或劳动时间的浓缩程度，以及每时每刻所提供的相应的劳动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使劳动不是更紧张而是更有成效的一切发明，就只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果由于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劳动时间再一次浓缩，结果在同一时间内不仅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而且劳动量也增加了，那很快就会达到总工作日必须再度缩短的时刻。

　　只是由于资本无耻地、肆无忌惮地贪求骇人听闻地超越劳动时间的自然界限——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也不知不觉变得强度更大和更加紧张——，这种情况迫使甚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也不得不为正常工作日的长度强制规定硬性的界限（其中主要推动因素，自然是工人阶级本身的反抗）。这种情况初次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经历了它本身的粗野时期、躁动时期并建立起自身物质基础的时期。资本通过使劳动更加浓缩的办法来回答对劳动时间的这种强制限制，而劳动浓缩本身到一定时刻又会导致绝对劳动时间的新的缩短。这种以提高劳动强度来代替松弛劳动的趋势，只有在生产发展的较高阶段才会出现。这是社会进步的一定条件。这种办法也为工人创造了自由时间，而且一定劳动的强度，决不排除另一方面活动的可能性；相反，可以反过来表现为休息。因此，［缩短工作日的］上述过程——如统计学所证明的——对于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的状况，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¹⁷⁵

　　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已经一再指出，我们的出发点始终是，商品从而劳动能力是按其本身的价值来支付的，我们只是从这一基础出发来考察剩余劳动的变化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没有谈到由竞争造成的工资的实际削减等问题。例如，由于加班加点，不用增加工人人数就可以增加劳动供给；或者，一部分工人加班加点，而另一部分工人完全无事可做或只做半工。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劳动供给过剩，而且，这种由于另外一些工人过度劳动而造成的失业工人的劳动供给，又总是会使工资（其中也包括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

　　另一方面，这也是英国受工厂法约束的那些部门中工资提高而不是降低的原因之一。因为，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对商品的需求增加了，而且，按照资本家的看法，这种需求的增加幅度还要更大得多，结果，对劳动的需求也就增加了，而这种需求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靠人为地增加劳动的供给而得到满足，或者说，这种需求对工资的影响，已经不可能靠这种人为地增加劳动供给来消除。

　　人手的供给大大地减少了，这部分地也是由于从英格兰向外移民，部分地是由于爱尔兰人大批向外移民和爱尔兰发生瘟疫。¹⁷⁶

　　［XIX—1159］⁽⁷⁾可以从非工厂劳动领域中举出伦敦的缝纫业作为劳动浓缩的例子。在一年的几个月内，不但工作日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而且要狂热地赶着做活。⁽⁸⁾在一年的其他时间内，工人大部分完全没有工作或工作很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工资，不是由这个劳动兴旺时期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是按平均劳动时间计算，因此，［在劳动浓缩和延长的月份内］这样得到的工资，就占了全年工资的很大部分。在这里，劳动的浓缩是同工作日的延长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全部这种劳动时期不超过例如几个月或几周。这是对劳动进行剥削的最可怕的形式之一。狂热的劳动时期之后，往往是经常没有多少活干和失业。

(1) 原稿如此，似应为1839年。——编者注
(2) ［V—204］接第203页。下列资料大体表明，随着最近20年来工业的进步，工厂生产的各部门中的工资大大下降了。
(3) 塔夫内尔的著作中是：3/5。——编者注
(4) 在此后的两句话的旁边，马克思画了一道竖线并写了“固定资本”几个字。——编者注
(5) 马克思在这段话的旁边画了一道竖线并写了一句话：“用贷款支付改良机器的费用”。——编者注
(6) 自本段起以下几段的旁边，马克思画了一条竖线并写了“利润”两字。——编者注
(7) 马克思在第XIX本笔记本的封面上亲笔写着：“1863年1月”，并注明这一笔记本是“第V本笔记本的继续”。——编者注
(8) 在这句话的旁边马克思用铅笔写了一个批注：“在所有季节性的部门中”。——编者注
144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第三章”，是指他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这一章的草稿已经包含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15—25页中；在那里，它是《资本章》的“第三篇”。而在这里，马克思称为“第三章”，后来又改称“第三篇”或“第三部分”。再往后，他把这第三章称做“第三册”（见马克思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笔记本中对此作了更加详尽和系统的阐述。关于工作日因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延长的问题，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和第三卷第五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63—470页和第7卷第91—119页）中进行了考察。——277、289。
145 　根据马克思的提示：“接第190页”，第196页上的部分正文移到这里。——277。
14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37—1238页上，再次论述了这个问题。——278。
147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6—1187页。——279。
148 　见约·波珀《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63页。马克思在1851年的《伦敦笔记》第XV笔记本第11—37页对该书作了摘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6页抄录了该书的有关段落。——280。
149 　根据马克思的提示：“接第194页开头部分”，引自佩·罗西著作的这段引文移到这里。——282。
150 　“辅助部分”这个术语马克思引自理·琼斯的著作《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48页，并参看第XVIII笔记本第1130—1133页）。在这里，马克思用琼斯的术语“辅助资本”（auxiliary Capital）来表示不变资本。——286。
151 　马克思引用的是赛·兰格著作第75页上的脚注。兰格提到的出处是：“贝恩斯的棉纺厂；约·拉·麦克库洛赫的不列颠帝国统计资料”。另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42页。——287。
152 　见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375—378页，即第29章《机器的持续时间》。在1832年英文第1版中，《机器的持续时间》是第27章。1845年秋，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广泛摘录了这一章，马克思在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第VII笔记中的摘录笔记第178页有一处提到了上述第29章，而在摘录笔记第184和185页马克思再一次摘录了英文第1版中的观点。——292。
153 　纳·威·西尼耳运算时没有用预付资本总量10万镑，而是用每个工人所占的份额100镑。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XI笔记本中概要地摘录西尼耳著作时作了纠正。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b）节《工作日的延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63—470页）中又采用了这个数字。——293。
154 　根据马克思的提示：“接第201页”，引自托伦斯著作的这段引文移到这里。——293。
155 　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卡泽诺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78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45—346页中对这部匿名著作作了详尽的剖析。——296。
15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43页上引用了彼·加斯克尔的同一段引文。——302。
157 　这里指的是1825年英国工程师理·罗伯茨发明的自动走锭纺纱机。工人们把这种纺纱机叫做“铁人”，因为它自动地完成了以前纺纱工人用手工完成的许多操作。安·尤尔在他的著作《工厂哲学》第2卷第138页上写道：“工人们正确地称呼的‘铁人’正是出自我们的现代普罗米修斯之手……”。——302、354、359、362。
158 　这段引文的出处不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中描述了类似的情况，在那里马克思也谈到了伊·惠特尼的轧棉机。——304。
159 　约·克劳弗德在1861年4月17日举行的技艺协会第18次大会上作了以《论棉花的供应》为题的报告，在对该报告进行的讨论中，约·福·沃森作了这个论述。这段引文马克思引自他1859—1862年在伦敦作的第VII笔记本中的摘录笔记第207页；沃森的论述载于1861年4月19日的《技艺协会杂志》。马克思的摘录笔记中将1861年误写为1860年。——304。
160 　在马克思收藏的这本书中，这段文字的页边画了线。——306。
161 　1862年3月，马克思中断了他对相对剩余价值中机器的论述，开始详细分析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理论，也就是开始在第VI—XV和第XVIII笔记本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正文，以及在第XVI—XVII笔记本中写作商业资本等内容。写完这些内容之后，在1862年末和1863年初，时隔9个月之后，马克思又回过来接着分析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应用，并写了第V笔记本的最后几页，以及第XIX和XX笔记本。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马克思在1863年1月24日和28日给恩格斯的信。因此，按照写作时间，第V笔记本的一部分被包括进本节。在第XX笔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着“1863年3月”，后来又加上：“4月、5月”。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正在对论述机器的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99页）这标志着，这时马克思对机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较深入地研究了机器本身的发展。——306。
162 　马克思这里摘自1862年11月26日伦敦《泰晤士报》上一篇文章的大段引文，证明《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的最后几页（第211—219页，也许还有第210页下半页）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862年11月的最后几天——那时马克思已经写完包含在第VI—XV和第XVIII笔记本中《剩余价值理论》的正文以及在第XVI和第XVII笔记本中的商业资本等理论。——306。
163 　安·舍尔比利埃《富人或穷人》1840年巴黎—日内瓦版。这里提到的著作是舍尔比利埃的《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307。
164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第72页。马克思在1851年的《伦敦笔记》第IX笔记本中有下述一段话：“1826年，棉纺织工业所使用的各种机器使一个人能完成150个人的工作。如果现在棉纺织工业使用28万人，那么，半个世纪以前它就需要使用4 200万人。”——308。
165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I笔记本第126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66页及以下几页）。——309。
166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92—195页（本卷第279—285页）。——310。
167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I笔记本第95—124页、第IV笔记本第143—148页、第IV笔记本第149页—第V笔记本第18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92—264、289—298、301—349页）。——310。
168 　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第11—14页；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79页。——313。
169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98—199页（本卷第287—291页）。——313。
170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6—1187页、第1238—1239页、第XX笔记本第1247页。——316。
171 　指引自皮·莱文斯顿的著作《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 8 2 4年伦敦版第4 5页的一段话：“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 8 5 7 —1 8 5 8年手稿）》中引用了这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 0卷第3 7 6页）。——3 1 6 。
172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2页（本卷第294—295页）。——316。
173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3页及以下几页（本卷第295页及以下几页）。——318。
174 　指1848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和1850年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见注49）。——318。
175 　马克思得出这个结论是分析了英国工厂视察员每半年一次报告的结果。这里指截至1859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的报告，1860年伦敦版第47—48、52页。——322。
176 　关于这方面的状况，见马克思在1859—1863年在伦敦作的第VII笔记本中的摘录笔记（第VII笔记本第193页）。马克思是从《1861年爱尔兰人口调查》中摘录这些材料的。可以看到，在1851—1861年期间，爱尔兰有1 230 986人向外移民。其中的部分原因是1846—1847年马铃薯枯萎病造成的饥荒。在此次饥荒中大约死了100万爱尔兰人。1861年，爱尔兰的总人口是5 764 543人，比1851年减少了787 842人。——322。

分工和机械工厂。工具和机器¹⁷⁷

　　“在谈到［动植物的］较低级器官时，我指的是执行各种特殊职能的区别不大的器官；因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60年伦敦版第149页］）

　　分工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同类用途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孔工具、破碎工具等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只要想一想，例如刀所获得的无穷无尽的不同形式就会清楚了，为了每一种特殊的使用方式，它都要具有适于这一特殊目的，而且是专门适于这一特殊目的的形式！同一种劳动，更确切些说，为了生产一定产品即特殊商品而竞相使用的不同种劳动，一旦分配给不同的工人来做，那就会发现，完成这些不同种劳动的难易程度，取决于过去执行不同职能的工具是否有一定的改变。究竟应该在哪方面进行这种改变，则要根据经验和由于形式不改变而造成的特殊困难来确定。可见，劳动资料的这种分化、专门化和简化，是与分工本身一起自然产生的，并不要求预先认识力学的规律等等。达尔文对生物的器官专门化和分化的问题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见上面引文）

　　分化就是形式的区别和这些形式的固定化。专门化就在于，仅仅适合特殊用途的工具，只有掌握在本身已被分化了的那种劳动的手中，才能成为有效的工具。无论是分化或是专门化，本身都包括工具的简化，这种工具现在应该是只完成某种简单操作和同类操作的手段。

　　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这种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而机器的发展则是使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革命化的因素之一。［XIX—1160］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拜比吉的下列意见是正确的：

　　“如果由于分工，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那么，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3年巴黎版［第230页］）

　　我们在这里特别指出的，不仅是“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而且还有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后果，即分工导致了这些简单工具的创造。

　　就像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中一样，在英国的力学中，可以遇到这样一种观点，即机器与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工具是简单的机器，而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或者说，两者只有简单机器与复杂机器之分。¹⁷⁸从这种意义上说，甚至机械的要素形式，如杠杆、斜面、滑轮、螺旋、楔、轮子等，也被叫做机器。

　　但是，在上述引文中，拜比吉并不是从这种意义上把“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叫做机器，他所说的，不是刚才列举的那些机械的各种要素形式的简单组合。几乎没有一种简单工具不是由几个这样的形式组合而成的。相反，拜比吉在这里所说的，是所有这样一些不同工具的结合即组合，例如，是在同一种商品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中用来完成不同的独立操作的，因而由不同的工人使用的那些工具的组合。并且他所说的是，由一个发动机推动这一整套工具，而不论这个发动机是什么样的：是人的手和脚、畜力、自然力，还是自动机（机械动力）。

　　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机器与工具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畜力、机械力等等，总之，是异己的（不是作为人的特性而为人所固有的）自然力。根据这种观点，例如，普通的犁是机器，而珍妮机、走锭精纺机（用自动机械推动的走锭精纺机除外）、缝纫机等机器，以及最复杂的机械织机，如果是由人本身推动的，就都不是机器。

　　首先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不是［工具与机器之间］在工艺上的确切区分，而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因此，在当前的场合，所说的正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那种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革命。

　　从历史上看，必须区别向机器劳动过渡的两个阶段。

　　机器决不是到处都从工场手工业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决不是到处都从把生产一定的商品的劳动分解成由不同的个人分担的各种手工劳动这一点产生的。对机器来说，这仅仅是两个出发点之一。第二，机器是从那些以手工业生产为前提的工具中产生的，这些工具在城市工场手工业繁荣时期所获得的进一步发展，最多只不过是为数很多的这些工具和使用这些工具的工人一起，集中在一个场所，并采用简单协作的形式；在那里，生产费用的降低，主要有下列原因：（1）由于资本强制工人服从的纪律；（2）由于共同利用像建筑物、工具等这样一些一般的劳动条件；（3）由于大量采购原材料等等。

　　通过上述不同途径产生的机器的两个典型例子：

　　一方面，是从最古老的劳动工具（虽然逐渐地经过某些改进）中产生出纺纱机和织布机，而无须任何进一步的分工把这些工具所完成的操作分得更细。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分工，是指作为工场手工业基础的那种分工，而不是指把某一部门分成各种独立的手工业的那种划分。（就后一种意义来说，如织造业就有很细的分工。）

　　另一方面，是利用机器制造机器本身。［XIX—1161］这是从我们所知道的以分工为基础的最完善的工场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并以这种工场手工业作为自己的基础，就像制造纺纱业等等中的机器以这种工场手工业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样。

　　从历史上看，工业的变革起源于第一个例子中所说的机器。在使用机器生产商品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利用机器生产机器本身的需要才变得明显起来，这是很自然的。

　　在用脚的动力推动轮子，用轮子推动纱锭的脚踏式纺车上，直接与羊毛这种材料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即纱锭，具有独立的存在，它实际上是一种与接受动力的轮子不同的工具。开毛和把羊毛捻成线，实质上也就是纺纱，原来是用手进行的，并且只有在这些手工操作完成以后，羊毛才被绕在线轴上。从工具本身承担了以前用手完成的操作的时候起，也就是说，从工具本身开始纺毛，即同一动力既推动轮子，同时又让工具本身纺毛，而工人的作用因而简化为推动轮子，调整并照看由工具所进行的纺毛过程（例如接断纱），——从这时起，脚踏式纺车便转化为机器，虽然是转化为手工业机器，即在手工业范围内采用的机器，也就是单独一人能够操作的机器，它最初还可以在手工业作坊中，或在家庭劳动中，或在农民家中（作为农业人口的副业）使用。从这时起，纱锭的数量也增加了；虽然工作机本身仍然由人力来推动，但是，不论是这种力的传送方式，还是机器中这个夹持材料和改变材料形状的部分的直接动作，与工人的体力、他的技巧，与那些在工具承担操作以前要用工人的手作中介来完成的操作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相反，在这里，工人的手只是用来纠正工具的差错。工具变成了纺工，而推动轮子的同一动力则把进行“纺纱”的运动传给机器的工作部分。因此，产品的量与作为动力的脚的体力强度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另一方面，手虽然在事后从事操作，但不是介入操作。在这里，大量的纱锭同时参与纺纱过程。因此，劳动工具本身现在是由同一动力推动的、许多原来独立的纱锭的组合。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工业革命，正是起源于同加工的材料直接接触的那一部分工具的变革，并且为把每台走锭纺机上安装的纱锭数量从6个增加到1 800个铺平了道路。在脚踏式纺车时期，只有个别的技术能手（一些奇人），能够双手纺纱。只是在大量的这种机器，这种机器的组合开始用水推动，进而用蒸汽推动以后，纺纱机才得以完善起来。依靠机器体系的劳动组织和劳动结合，只有在整个机器体系由一台自动机推动的机械工厂中才得以完成。

　　但是，工业革命首先涉及到的是机器上进行工作的那一部分。动力在这里一开始还是人本身。不过，以前需要由技术能手运用工具来完成的那些操作，现在是这样来完成的：把直接由人的最简单的机械动作（转动手柄，踩动轮子的踏板）所产生的运动转变成工作机的精细运动。

　　［XIX—1162］自从人对生产的直接参与仅仅在于作为简单的动力起作用的时候起，所要完成的工作的原理便开始由机器来决定了。现在有了机械；而动力以后可以用水、蒸汽等来代替。

　　继这第一次工业大革命以后，采用蒸汽机作为产生运动的机器，则是第二次革命。

　　如果不正视这种情况，而仅仅着眼于动力，那就会恰恰忽视在历史上曾经是转折点的东西。

　　很久以来，人们就拥有了牲畜这种活的自动机。利用牲畜作为拖拉、搬运重物、乘骑和运输等等的动力，比人使用大多数手工工具要早。因此，如果以此作为决定性的标准，那么机器在西徐亚人⁽¹⁾那里似乎比在希腊人那里更为发达，因为西徐亚人至少是更多地采用了这种活的发动机。用来使被加工的材料产生某种机械变化的劳动工具，最早是以牲畜为动力，如犁；只在很晚的时候才以水（在更晚的时候才是风）为动力，如磨。第一种形式是文明的很早阶段就已固有的，那时尚未发展到工场手工业，而仅仅达到了手工业生产。同样，水磨也没有引起工业革命；在中世纪，水磨与手工业生产共存，而晚些时候又与工场手工业等共存。的确，利用水力来推动一定的机构，作为一条特殊的原理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一点从下述事实可以明显看出：后来出现的工厂称为“磨坊”，现在在英国还用磨坊［mill］一词来表示工场和工厂。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所说的仅仅是一种最简单的机械操作——待加工材料的破碎问题，在一种情况下是指［谷物的］磨碎，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指［土壤的］疏松。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取代了以前的工具的那些机器，无论取代的是手工业生产的工具，还是工场手工业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机器中改变材料形状的那个特殊部分，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以前的工具构成，即由锭子、针、锤、锯、刨、剪刀、刮刀、梳子等等构成，即使这些工具由于要作为机构的各个部分来起作用而在形状上发生变化，情况也是如此（但用于产生运动，用于移动位置的那些机器，也就是铁路和轮船等运输用的机器则是例外）。它们的主要区别，或者在于：以前曾是独立的工具，现在仅仅作为一整套同类工具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起作用；或者在于：随着动力功率的增大，现在的工具获得了大得无比的规模。而任何一种机构的本来的任务，始终只是改变由动力产生的初始运动，把它变成与一定的劳动目的和把动力传给工作机相符合的另一种形式。

　　“织造的机器：总的来说，它们类似普通的织机，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由同时开动的许多织机组成的。它们只不过具有用来摆动筘或综片，投梭和打纬的特殊装置。那个把纬纱从经纱中穿过去的梭子，很久以来所发生的变化并不太大。形状基本上仍保持原样。”（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79、280页］）¹⁷⁹

　　磨［见波珀著作，同上，第1卷第104—110页］：

　　“最早是把谷物粉碎。起先是用石头把谷物砸碎。以后，开始采用容器或臼，把谷物放在里面用杵捣碎。后来人们发现研碎比捣碎更好。因此，人们使杵在臼内作旋转运动。这最好是用一个手柄来完成，手柄固定在杵杆上，并由人来转动，和我们现在用的咖啡磨差不多一样。手磨就是这样发明的。开始是由女奴隶来磨，后来是由农奴来磨。以后，人们把杵做得更重，用辕杆代替手柄，把马、犍牛以及驴子套在辕杆上。这些牲畜被蒙上眼睛不断地转圈，以转动磨碎谷物的杵。这样，就有了［XIX—1163］马拉磨（用役畜、驴拉的磨［molae jumentariae, asinariae］），其效率比手磨高。接着，马拉磨得到了改进，杵有了更为合理的、最初是圆锥形的形状；杵在其中旋转的臼也变得更为方便了。以后，人们把杵改成大而重的圆柱形石块，它在另一大石块上转动，以磨碎谷物。上面的石块称为上磨盘，下面的石块称为下磨盘。在圆柱形的上磨盘中央有一个孔，谷物从孔倒入，在上磨盘与下磨盘的表面之间磨成粉……

　　水磨是米特拉达悌、尤利乌斯·凯撒、西塞罗时代发明的（这些水磨是从亚洲传入罗马的）。第一批水磨是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前不久，在罗马的台伯河上建成的。维特鲁威描述了其中一台……

　　齿轮和传动装置与水轮的轴相联，把水轮的运动传到磨碎谷物的磨盘上。”（波珀，［同上］）

　　犁完全不包含新的原理，而且根本不能引起工业革命。它完全适合于小生产的范围。在这里，牲畜的作用和以前一样，是搬运和拖拉重物，也就是作为活的动力。牲畜和人一样，其活动有随意性，而人早已学会使牲畜的意志服从人的指挥。单是由于地形造成的困难，活动就是不规则的。人不仅要经常驾驭牲畜，而且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帮助牲畜，例如在大车陷入泥里出不来的时候。动力和工作机的结合也同样不包含新的原理。把犍牛或马套在犁上，或者套在大车上，是同样容易的。在单纯采用畜力的情况下，随意运动的原理仍然占主导地位，纯机械动作隐藏在随意运动的外表之下，因而不引人注意。然而，例如在磨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牲畜被蒙住眼睛牵着或赶着绕圈行走。在这里，运动已经表现为反自然的，并且形成有规律的机械的路线，形成圆圈。对于新、老农民来说，正如冯·哈勒先生在其《国家学的复兴》¹⁸⁰［1816—1834年］一书中所认为的那样，牲畜表现为“助手”，而决不是机械。牲畜一般只是人的最古老的工具，杜尔哥就曾经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¹⁸¹。蒸汽犁不仅要求有大规模的农业，而且要求有平整的土地，正如机车要求有路轨一样。

　　相反，磨可以被看做是最先应用机器原理的劳动工具。在磨中应用机器原理，要比在纺纱机和织造的机器等等上容易，因为机器的工作部分本身，即用来克服阻力和夹持加工对象的部分本身，一开始其动作就与人手无关，并且不需要人进一步干预。无论我把干燥的谷物用杵在臼内捣碎或者研碎，手在这里仅仅起简单的动力的作用。在发现研碎比捣碎更为有利，也就是说，旋转运动比上下运动更为有利之后，人们逐步弄明白：杵不一定要用手直接抓住，在杵与手之间可以装上一个使杵旋转的装置。随着杵的体积与重量的增加，就要对杵施加更大的力量，曲柄的尺寸也增大了，逐渐变成了辕杆，辕杆先是由人推着转动，后来由牲畜推着转动。当然，与此同时杵和杵在其中转动的臼的形状也改变了；但是，经历了很长时间，臼和杵才被两块［圆形］石头所代替，其中一块在另一块的上面转动；并且经历了更长时间，这个运动才由水的自然降落来产生。随着水磨的建造，力学原理——应用机械动力并利用机械装置来传递这一动力——才真正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应用，因为水轮（水落在它上面），水轮的轴（它通过齿轮和传动装置系统将运动传给磨盘），包括了机械运动的完整体系。

　　［XIX—1164］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磨的历史可以研究力学的全部历史。

　　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找到按一定顺序相继采用的，而在很长时间内又是同时并用的所有种类的动力：人力、畜力、水力、船磨、风磨、马车磨（磨装在马车上，靠马车的运动来带动，在战争等时候使用），最后是蒸汽磨。

　　同时，在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从罗马时期由亚洲传入第一批水磨时起（奥古斯都时代以前不久），直到18世纪末美国大量建造第一批蒸汽磨为止，经历了极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的进步只是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的大量积累，而且这一进步的成果在以后也只是被零散地利用，并没有推翻旧的生产方式。从单个的机器发展到机器体系，即几台磨用同一个动力来推动，这一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这部分地是由面粉磨坊作为农村副业的性质本身决定的，部分地也是由产品的性质决定的。在美国佬的国家里，面粉贸易第一次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

　　在罗马［波珀在上述著作第1卷第110页中指出］，水磨还是一种例外的现象。

　　“目前，还不是所有的手推磨和马拉磨都被水磨所代替。”（同上）

　　在536年（贝利萨留时期），出现了第一批船磨。水磨从罗马流传到其他国家。［同上，第111、112页］

　　从磨的历史还可以探索机器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以前与磨碎谷物本身分开并且成为独立工序的工作，后来开始用同一个动力来完成，从而与磨碎工作在机械上连成一体。

　　“最初人们没有想到把面粉与谷皮或麸子分开。后来人们用手摇筛子筛净磨碎的谷物。很久以来，磨碎的谷物一从磨盘底下出来，就收集在一个特殊的箱子里，这个箱子后来称为筛粉箱。以后，在这些箱子里装上筛子并且构成这样的装置：筛子能够由曲柄带着晃动。这样一直持续到16世纪初，在德国才发明了真正的细磨细罗装置，在这种装置内装有拉成筛子形状的网，靠磨本身而发生震动。细磨细罗装置的发明，使得有必要生产一种特殊的织品，即以后由工厂生产的所谓罗底布。”

　　〔这就是机器的采用和改进如何引起社会内部新的分工的例证。〕

　　［……］

　　［由此可见，］在罗马帝国存在的初期，水磨就从小亚细亚传入了罗马；从那时起，磨在自己的发展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中世纪。手磨、畜力磨和水磨。（风磨是10世纪或11世纪德意志发明的。只是从12世纪起，风磨才开始广泛应用。在16世纪中叶以前只是使用风磨。）具有特征意义的是，德意志贵族，然后是牧师们，竟把风宣布为自己的财产。在1159年，弗里德里希一世把磨宣布为自己的特权，后来又把这种特权扩大到空气。老爷们的特权磨或强制使用的磨。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¹⁸²。但是，德意志基督教老爷们却说：“在农奴劳动的时候要把一块大木板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让他们不能伸手把面粉送到嘴里”。¹⁸³

　　水磨的唯一改进：很久以来，面粉一从磨盘底下出来，就收集在一个特殊的箱子里；现在在这种箱子里装上手摇筛子（以前人们用它来筛磨碎的谷物）并使筛子能够由曲柄带着晃动。

　　16世纪。16世纪初期：拉成筛子形状的网，细磨细罗装置，靠磨本身而发生震动。

　　16世纪上半叶，风磨在荷兰非常普遍。它们从德意志的风磨变成荷兰的风磨。在这个世纪的中叶，荷兰人已经应用风翼来抽水。风磨的活动顶盖。磨的石头建的台基。可以立刻停止磨的工作的制动装置。按风向调整顶盖方向的机械装置（磨的篷），但还很不完善。这是按下述方式做成的：通过顶盖的转动，［XIX—1168］风翼随风向调整。安装在滚轮上的顶盖靠杠杆等等来转动（换方向）。在16世纪末叶，为军事上的需要而发明了活动磨，即可以用牛车从一处运到另一处的行军磨、马车磨或畜力磨。

　　17世纪。有些不以水为动力的磨（手磨）由人一推一拉的连杆获得自己的运动。在这里作用于它们的动力是很不均匀的。为了使运动轻快和更加均匀，（在曲轴上）安装了飞轮。关于飞轮、飞翼和一般飞轮运动的某些理论研究。

　　18世纪。用一个水轮来推动两台磨（这在17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即水轮转动主轴，主轴又转动两个上磨，这样就推动了两台磨；水轮是靠平行轴、齿状传动装置和中间传动装置来对上述两台磨发生作用（参见前文⁽²⁾）。但是，现在需要更大的动力。发展了关于摩擦的学说。外摆线形轮齿、轴颈等等。

　　研究动力本身即水的更好利用；水的调节。测定流动水力的必要性；它的一定数量是否足以达到既定的目标，是否需要全部地或仅仅部分地利用它。关于水的运动、水的速度、水的阻力的理论著作。测定水的速度所用的流量计。总之，首先，动力的测量。

　　其次，承认水准测量或水位测定（即河流、水溪、水渠等等底部坡降或坡度的测定）是重要的（这种看法早在17世纪就有，而其不完善的形式实际上好像更早）。18世纪出现了水准仪或水准器。

　　人工坡降。水槽。从18世纪中叶起出现了水槽理论。上射水轮和中射水轮的水槽形状是抛物线。关于水是以自己的速度还是以自己的重量发生作用的问题。关于水的阻力或压力的理论。牛顿、马里奥特、伯努利家族、达兰贝尔、欧拉等人（测定压力强度的定律）。关于水轮最合理形状的研究。水轮理论很难懂。在这里，实践只是缓慢地跟在理论后面。

　　18世纪下半叶。无水轮和无针状齿轮的水磨是靠轻快地旋转的、顶端开口的圆筒来转动；在这个圆筒的底部装有大量的水平管子，这些管子的顶端封闭着，每一根管子都在靠近管端的地方，从侧面开一个小孔，水能够经过小孔沿水平方向流出。这里的原理是：水对管壁产生均匀的压力。如果水是从它没有遇到阻力的那一面流出，那么在相反的那一面，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压力得到平衡，因此推动着管子。原理实际上与蒸汽机是一样的，——由于动力平衡的消失而产生运动。

　　用蒸汽机推动的磨。与此同时，在这里产生了机器体系。英国伦敦阿尔比昂磨坊的20台磨用两台蒸汽机推动（阿尔比昂磨坊在1791年被烧毁）。

　　18世纪末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水磨成为［机器］体系，——不仅利用六台磨的组合，而且沿着梯子自动地（借助于阿基米德螺旋）把谷物送上顶楼，再通过与磨联接的机械把谷物弄净以后，从那里经过磨上的漏斗把谷物倒入磨盘，然后，当面粉冷却时，机器自动把它送到放着面粉桶的地方，并自动装进桶内。这种磨是由托马斯·埃利科特在弗吉尼亚州的奥科库安河上建造的。现在有了磨的自动机器体系。

　　［XIX—1169］由于国内河流缺乏大的水力坡降，促使荷兰人（自1579年成为联合省而脱离西班牙）利用风力。〔在荷兰，完全没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矿。在这里未出现过任何规模的锻工场和冶金工场。〕〔在这里现有的工场手工业中，最完善的是毛、丝和亚麻等手工工场，油坊和锯木厂，造纸厂和染料工厂。早在17世纪末，几乎所有这些生产部门都已达到自己发展的最高水平。从这时起，它们的发展就走下坡路了。〕〔烟草工厂。〕

　　美利坚合众国。它同西印度的贸易（谷物和面粉等的输出）。特别是谷物和面粉向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出口，在革命战争时期（1793—1807年等等）增加了。对美国面粉的需求［增大了］，（而在此以前，需要它供应面粉的只有西印度）。1791年，美国出口的面粉为619 681桶，而1793年为1 074 639桶。〔在这里也像以前在荷兰人那里一样，最初出现的是与贸易和航运有密切联系的生产部门。〕〔在中世纪极其有限的谷物贸易，在17世纪已具有一定的意义，在18世纪和19世纪发展起来。可以说，世界市场范围内的面粉贸易正是美国首先进行的。〕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而水（风）磨和钟表，这是过去传下来的两种机器，它们的发展还在工场手工业时代就已经为机器时期做了准备。因此，人们用“磨”［“Mühlen，mills”］这个词来表示一切由自然力推动的劳动工具，甚至表示那些以手作为动力的较复杂的工具。在磨中，已经具备或多或少独立的和发展了的、相互并存的机器基本要素：动力；动力作用于其上的原动机；处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传动机构——轮传动装置、杠杆、齿轮等等。

　　钟表是建立在手工艺生产和标志资产阶级社会黎明时期的学术知识基础上的。钟表提供了关于自动机和在生产中采用自动运动的观念。与钟表的历史齐头并进的是匀速运动理论的历史。在商品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因而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具有决定意义的时代，要是没有钟表，会是怎样的情景呢？

　　［……］

　　工场手工业是从手工业中按两种方式产生的：

　　（1）简单协作。许多从事同类工作的手工业者连同他们的手工工具集中在同一个场所。这方面的典型是旧的织呢工场手工业和旧的呢绒加工工场手工业。在这里几乎没有分工。即使有，至多不过是在某些辅助工作方面，这些工作部分是准备工作，部分是整理工作。在这里达到的节约，主要是由于共同使用那些共同的劳动条件，如建筑物、取暖设备等，工厂主的最高监督（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特有的要素）。

　　在《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二卷中，尤尔谈到：

　　“但是，应该指出，手工劳动或多或少地受的损失在于工人任意停工，因此，它所生产的一年的或一周的平均产品，永远不能同由不变的均匀的动力推动的机器所生产的相应产品相比。所以，在家里劳动的织工到周末时所生产的产品，很少能够超过他们的织机在他们加速工作时所达到的那种速度下每天不停地开动12—14个小时所能生产的产品的一半。”（第83—84页）

　　这当然是指同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相对立的机械工厂。在机械工厂中，机器（原动机）的运动和速度支配人的劳动，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中，情况则相反。不过，这（即使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指同手工业相对立的工场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中，手工业者多少还是个劳动着的人，而在工场手工业中，他却是自身作为工人属于别人的、并且只是作为工作机而使别人感兴趣的工人。

　　［XIX—1199］（2）分散为许多独立部门的手工业联合为一个工厂。在手工业生产中已经有分工，但是每一部分工作都是作为独立的手工业进行的。在这里，第一件事是消灭这种孤立和独立。现在与手工业不同之点表现在，特殊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特殊商品，而只是某一商品的组成部分。独特的产品本身不再是商品。一旦从前分散的手工业这样联合起来，它的进一步分工就在自发地形成的工场手工业——它的组成部分过去都是分散的和独立操作的——的基础上发展。同分散的手工业这样联合为工场手工业相一致的是，在大工业中，制造半成品的一类工厂和把半成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的另一类工厂联合起来。纺纱和织造就是这样。这种联合的前提是，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部门都已经靠机器生产方法来经营。

　　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形成上，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相互截然分开的。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在个别过程中，已经采用机器了。后面这一点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更是如此，工场手工业在个别过程中采用了水力和风力（或者还采用了只是作为水力和风力的代替者的人力和畜力）。但是，这种情况是个别的，不说明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的性质，不形成像傅立叶所说的这一时期的“枢纽”¹⁸⁴。最伟大的发明——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属于手工业时期，如同钟表（一种最奇异的自动机）也属于这个时期一样。哥白尼和开普勒在天文学方面最天才的和最革命的发现，同样也属于所有机械观测工具都还处于幼年阶段的时代。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制造也同样是以制造这些机器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以及在上述时期已有所发展的力学科学等等为基础的。

　　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技术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机器劳动这一革命因素是直接由于需要超过了用以前的生产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的可能性而引起的。而需求超过［供给］这件事本身，是由于还在手工业基础上就已作出的那些发明而产生的，并且是作为在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所建立的殖民体系和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个体系所创造的世界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一旦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这一革命表现在工艺技术方面——，生产关系也就会发生革命。

　　只要工场手工业使用机器，与之相适应的就是机器制造的手工业方式或以工场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机器制造。一旦机器生产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它的生产资料（它所使用的机器和工具）本身就应当是用机器生产的。

(1) 西徐亚人——希腊作家对公元前7世纪至1世纪居住在黑海北岸的居民的总称。——编者注
(2) 见本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5页上引用的波珀《工艺学历史》第145—155页的引文。——编者注
177 　参看马克思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注161）。马克思在信中概括地谈了他在手稿第XIX笔记本头30页所写的内容。很有可能，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理·琼斯的观点的研究（见第XVIII笔记本第1133页及以下几页），是导致马克思论述工具和机器的本质区别的直接原因。——325。
178 　马克思在这里很可能是指查·赫顿《数学教程》1841—1843年伦敦版第174—175页。另见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61页及以下几页。——326。
179 　从这里开始，包括以下几段摘引自约·波珀著作的引文，均包含在马克思1851年所做的摘录笔记《伦敦笔记》第XV笔记本中。——331。
180 　卡·哈勒《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332、378页。——332。
181 　见雅·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杜尔哥全集》，欧·德尔新编，1844年巴黎版第1卷第34—35页。
杜尔哥相关的引文见马克思的《引文笔记》第65页。还可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笔记本第5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09页）和第VI笔记本第23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2页）。——332。

[182]　见《旧约全书·申命记》第25章第4节。——335。
183 　根据约·波珀《工艺学历史》第1卷第105页的说明，这个典故出自荷马《奥德赛》第7卷第103页和第20卷第105页。——335。
184 　沙·傅立叶把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本质特征称做“枢纽”，即一切围绕着转的支点（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见《傅立叶全集》1841—1845年巴黎版第3卷第140、171页）。——340。

［机器。工厂制度。工人状况］

　　［XIX—1223］在考察工厂在业工人人数的增加时，始终应该区别出下列三种原因：这种增加（a）或是由于使用机器的现有工业扩大了（例如棉纺厂）；（b）或是由于迄今仍然进行手工业生产的领域从属于机器生产了（特别是，当某种生产如棉纺或棉织由机器进行时，这种机器生产会逐渐推广到纺和织的一切形式）；（c）最后，或是由于某些用机器生产的部门进入工厂生产之列，而这些部门以前是不属于工厂的，并且是用手工方法经营的。例如，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中联系上述附表（在这些《报告》中自然没有1861年的材料）写道：

　　［XIX—1224］“棉纺织工业中机械织机数的增长〈从1838年往后〉是生产扩大的结果，而不是从前只用手工生产的某种织品现在使用机械力来生产的结果〈可见，这是a项的例证〉；但是，在其他工厂中我们发现，生产地毯、 绦带和麻布的织机现在却使用机械力，迄今为止机械力的这种使用是非常有限的。对于这三种产品来说，为了使织机适于使用蒸汽力， 曾需要进行复杂的经过仔细考虑的改革〈后面这一点是b项的例证〉。”（同上，第16页）

　　“在‘精梳机’，尤其是‘ 李斯特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 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 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极为普遍的是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需要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少得多，所以 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同上，第16页）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男子人数 的增加，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随着梳毛机的采用，现在‘梳毛’过程十分普遍地在工厂内进行〈可见，这是c项的例证〉；而毛纺织厂在业男子所占的比例大，则是因为 上浆和加工整理工厂使用的材料笨重，因而工作繁重。”（同上，第19—20页）

　　“数字表明，从1835年起，在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大大减少了，而在精梳毛纺织厂，他们的数目却逐渐增多了。毛纺织厂和亚麻厂儿童数目减少的原因应该是，现在迅速地推广使用机器， 完全排挤了童工〈这是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结果〉。目前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的增加，不是由于对未成年劳动的需求增长了，而是近20年来 精梳毛纺织生产大量发展的结果…… 精梳毛纺织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多——他们的数目比棉纺织厂多一倍——，而亚麻厂在业儿童数目最少。”（同上，第19页）

　　因为只有丝纺织厂和精梳毛纺织厂是我们在对比1856年和1861年的材料时发现的在业工人数绝对（不仅是相对）减少的工厂，所以这一事实值得更仔细地考察。

　　不过，在我们这样做之前，再从上述报告中摘引关于机器推广，或者更确切地说，关于使用机械力的机器推广方面的说明如下。

　　“把机械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 几乎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动力，改进产品， 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 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 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XIX—1225］，这种改良有时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同上，1856年10月31日的报告第15页）

　　同一报告中还说：

　　“近年来，任何一种机械发明。都没有像‘ 珍妮’ 纺纱机和翼锭精纺机那样， 在生 产方式上，并且归根到底， 在工人的生活方式上，引起如此大的 改变。（”同上，第15页）

　　这里，正确地表达了实际的联系。“机械发明”，它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XX—1255a］（α）首先，这里应该撇开关于利润的一切考虑。凡是在商品价格由于机器代替工人而降低的场合，都会用机器代替工人——无论是独立的手工业者，或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工人。而每当作为机器的损耗而转移到单个商品上去的价值部分小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追加到商品上去的价值时，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因为一旦机器代替劳动，不言而喻，分摊到单个商品上的只是较少量的活劳动，或者说，较少量的活劳动会生产出和以前同样多的或比以前多的商品量。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单个商品的价格就降低了，因为它＝在商品中消耗掉的机器价值＋追加劳动的价值；一定量的活劳动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越大，追加劳动的价值就越小。这里不必说原材料的价值，因为对于新旧两种生产形式来说，它都是不变的。原材料是作为既定量的价值进入这两种生产形式的。

　　但是，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按其价值来说］并不大于较昂贵地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换句话说，如果同一劳动时间（对象化劳动＋活劳动）会生产出比以前多一倍的商品，那么，这数量多一倍的商品现在的价值就只等于这个数量的一半以前所具有的价值。通过机器使商品变便宜，这本身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和过去一样，剩余价值仍然＝剩余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但是，因为——使用机器的结果——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所以，这个资本所推动的活劳动总量也减少了。这样，剩余价值要保持不变，就应该相对地增长，也就是，?在较少的劳动总量中应当有比以前大的部分构成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较少量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应当和以前较大量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那时，剩余价值仍然不变，但相对来说，它还是增长了，因为工资降低了，从而可变资本也减少了。现在剩余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有较大的部分，这只意味着，必要劳动即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缩减了。尽管剩余价值相对地增长，并且工资降低，但资本家装进腰包的剩余价值并不比以前多，因为剩余价值率仅仅是按工人人数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的；这样，剩余价值量＝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的乘积，仍然保持不变。由此可见，在资本既定的情况下，为了让机器的应用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必须绝对地增长，就是说，工人人数少了，但他们完成的剩余劳动量不仅应当和以前工人人数多时一样，而且应当比那时更多。

　　然而——撇开机器的应用使熟练劳动成为简单劳动不说——工资下降，只是因为用机器生产出来的较便宜的商品进入工人消费，从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变得便宜，即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因而表现为价值较低［XX—1256］的工资。

　　但是，第一，很清楚，这种由机器引起的工资下降，并不是和采用机器同时发生的，而只是逐渐形成的；然而，一旦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在价值上普遍降低，剩余价值就不仅在采用机器的部门中，而且还在一切生产部门中增长起来，因为构成劳动能力价值的一个要素普遍减少了。在未采用机器的部门中剩余价值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了，因为这些部门使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但付给他们的工资却比以前少了。可见，这不可能是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的动机。

　　第二，在某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机器只是使自己特殊的产品变便宜；不过，这种产品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项目进入劳动能力的价值或进入工人的消费；这种产品只是根据它形成工人生活资料的要素的比例来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劳动能力的贬值——或者说由此而产生的剩余价值——与机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比例，或减少生产一定量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工人人数的比例不成比例。

　　第三，然而，很清楚，在采用机器后——因而是在采用机器的那些生产部门——，数量较少的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只能绝对地增长到一定的限度，或甚至可以等于采用机器以前数量较多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比如说，假定一个工作日＝12小时，而机器用2个工人代替了24个工人，原来剩余劳动是1小时，那么，24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量就＝24小时，或2个工作日；因此，这也就等于现在2个工人提供的包括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在内的总劳动量。机器越是大幅度地减少一定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就越不可能使余下的那部分工人比被排挤的工人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量，或和被排挤工人提供一样多的剩余劳动量，无论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

　　但是，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在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首先在特殊的生产部门中采用机器的资本家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少。所以，他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因此，只要机器还没有在该生产部门中占统治地位，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出售的商品即使低于社会价值，仍然可以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只要他们的工人的劳动表现为高于平均劳动的较高的劳动，这种劳动的产品也就具有较高的价值。所以，实际上，对于采用机器的资本家来说，数量较少的工人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比数量较多的工人所生产的更多。

　　假定2个工人代替了12个工人。这2个工人生产的和12个工人生产的一样多。12个工人每人应当劳动1小时的剩余时间，因此，全部剩余劳动时间是12小时。如果资本家现在按原有的全部劳动时间24小时（其中22小时是必要劳动，2小时是剩余劳动）＋被排挤掉的10个工人的全部剩余时间10小时来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产品中的原料价值量仍然不变。假定每年进入产品的机器损耗（为了进行对比，还必须从产品中扣除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损耗）＝排挤了10个工人的机器的1/10。¹⁸⁵以前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总额等于12×12小时＝144小时＋原材料＋旧的手工业工具的损耗。用机器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总额则＝24小时＋10小时＋120/10＝12＝46小时。因此，单个商品的价格大大降低了。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都可以不去考虑原材料。可见，从24小时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资本家获得12小时剩余价值。¹⁸⁶换句话说，2个工人每人给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都和以前6个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结果就等于资本家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6小时，他用半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就购买整整一个工作日。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采用机器所造成的一定量资本推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即构成剩余价值的一个因素的减少，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恰恰是机械工厂所特有的趋势，即延长绝对劳动时间的趋势，也就是，迫使原来每天只劳动12小时的2个工人比如说劳动16或17小时。由于机器的特点，这一趋势获得了各种可能的实现条件，并且除了上述动机外，这种趋势又引起了新的动机，这个新的动机在以后（在谈到利润的时候，并且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决定）再加以论述。

　　［XX—1257］一旦本部门普遍采用机器，从而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了，那么，用绝对延长工作日的办法来增加由于工人人数减少而减少了的剩余价值量的上述趋势，自然就会增强，从而，从人数已经减少的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绝对劳动量的趋势就会增强。

　　一旦这种趋势受到一定限制，并且正常的工作日确立了，就会产生增加劳动强度和把这种强度较大的劳动当做高于简单劳动水平的劳动使之增殖的趋势。这一点前面已经谈到。¹⁸⁷

　　至于机器会引起它们所使用的工人工资的直接降低，例如，由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的［就业］需求增加了，机器就使在业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考察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属于工资学说。¹⁸⁸在这里，我们研究的出发点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得到了支付，因此，工资下降，仅仅是由于劳动能力贬值，或同样可以说，是由于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变便宜。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平均工资的价值降低了，而只是工资降到工资原有的平均水平以下（表现为使用价值量），即平均水平本身降低了，也就是劳动价格降到了它的价值以下。

　　当然，下列各点是属于这里研究的问题：

　　第一点。资本通过直接剥削那些不得不为自己挣工资的妇女和儿童的劳动，取得了工人全家更多的劳动量，——首先，一定量人口供资本可剥削的劳动总量增加了，因而，从这个工人人口中可榨取的剩余劳动量也增加了；其次，成年工人的劳动能力贬值了。从前，他的工资是能够养活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他的妻子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是为资本家劳动，孩子们只有长得更大些以后才开始自己去挣他们的消费品的等价物。成年的一家之主的工资不仅不需要妻子儿女的补充劳动就能养活他们，而且还能负担发展他们的劳动能力的费用，而由于采用机器，这种发展几乎等于零。

　　相反，现在妇女和儿童不仅要再生产他们自己的消费品的等价物，同时还要生产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全家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劳动量——必要劳动＋剩余劳动——，不得不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才能为全家挣得原来的平均工资。

　　第二点。由于机器使用同一的、简单的、最多不过在年龄和性别上有区别的劳动，去代替有手艺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劳动专业化，它就把一切劳动能力都变为简单的劳动能力，把一切劳动都变为简单劳动，结果，劳动能力的总量就贬值了。

　　所有这一切都指的是用机器来操作的工人。以后我们将谈谈那些不得不同新的机器工人或在已改进了的机器上操作的工人进行竞争的工人。⁽¹⁾

　　（β）现在我们还必须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机器的作用同分工和简单协作的作用有多大差别；第二，机器对被它所抛弃、所排挤的工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劳动的结合的特点是：它们缩短了生产商品的必要时间，从而也减少了生产一定量商品（以及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过，只有在机器生产中和在以使用新的发展的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中，才能用一部分不变资本（重新成为劳动资料的那部分劳动产品）去代替工人，并且工人过剩的形成，普遍地表现为十分明显的和有意识的趋势，大规模发生作用的趋势。在这里，过去劳动表现为代替活劳动或减少工人人数的手段。在这里，人的劳动的这种减少表现为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

　　（实际上，只有在机器生产的商品作为生活资料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劳动能力再生产的要素时，才能发生这种情况。然而，由于在最初阶段，在普遍采用机器以前，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XX—1258］是和它们的社会价值有差别的，由于单个资本家把这一差额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就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

　　只有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工人才把资本所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当做与工人本身，即与活劳动相对抗的原则，而开始同它进行直接的斗争。工人破坏机器和普遍反对采用机器，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的首次宣战。在实行简单协作和分工的情况下是看不到这类现象的。相反，工场手工业范围内的分工在某种程度上再生产了各种手工业之间的分工。我们在这里从行会和中世纪劳动组织方面看到的唯一反对措施是：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超过所规定的最高限额，至于不是师傅的单纯商人则根本不准使用工人。这种反对措施的矛头本能地指向唯一可以使手工业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基础——也就是许多工人在一个师傅的指挥下进行协作——，同样，也指向大规模生产，虽然这种大规模生产所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力，以及活劳动的贬值或甚至被过去劳动的产品所代替，所有这些在这里还不可能被意识到。

　　分工和简单协作从来不是直接建立在取代劳动或造成工人过剩的基础上的，因为，它们的基础一方面是工人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这种集中而形成的活的机器或机器体系。的确，这样就造成了劳动的相对过剩。例如，如果有一个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工场，有30个工人劳动，他们所生产的锁比30个独立劳动的锁匠所能生产的多x倍，那么，这时不仅独立劳动的锁匠将在他们不得不与手工工场竞争的地方被排挤，而且要增加锁的生产，已不再像从前那样需要按比例增加锁匠的人数了。但是，这种情况，与其说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由于资本和科学的应用而被排挤，倒不如说表现为行会师傅和他们的帮工变为资本家和工人。前一种形式较为少见，因为在机器发明以前就存在的手工工场，只是偶然出现的，决没有普及到所有的部门，而且它们出现的时候，正是大规模的工业劳动和以此为基础的需要开始发展的时候。更晚一些时候和机器一起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即使还只能局部地使用机器，但却以使用机器为前提，这种工场手工业是以机器生产所造成的和不断更新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

　　因此，亚·斯密还能把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和工人人数的增加看成是一回事。（见有关引文¹⁸⁹）

　　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的条件下］，基本的形式始终是，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减少了，因为劳动量减少了，或者说，同一工人人数所生产的东西更多了（从而在扩大生产时对劳动的需求也相对减少了），但同时，为了造成生产力的这种相对提高，必须使用更多的工人。在这里，可以觉察得到的和看得见的形式，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减少，而不是所使用劳动的绝对减少，因为，在这里，基础始终是活的工人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这尤其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正是在需要、进入交换的商品量和对外贸易（实际上是相对的世界市场）突然大幅度地增加的时候出现的。因此，我们看到，工场手工业只是同手工业生产进行斗争，而决不是同雇佣劳动本身进行斗争，后者最初只是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被广泛采用（在城市中）。

　　在这里，必要劳动时间发生了变化，但只是由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并且根本上是由于工业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同手工业和农业的家长制生产分开了。但是，在这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的基础，始终是工人和工人专门技艺的提高。当然，在与工场手工业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经营的农业中，情况却完全不同。这种农业一开始就造成了机器生产［在工业中］所造成的同样后果，但这种情况的发生，实质上只是由于在这里（无论是在把耕地变成牧场的场合，或是在使用优良的工具和马匹的场合）也和在机器生产中一样，过去劳动成了代替和减少活劳动的手段。

　　［XX—1259］机器，相反：

　　在以机器为基础建立起新的生产部门的地方，当然谈不到用机器代替工人。但是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只能发生在机器已经推广，即以机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比较发达的时期，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无论我们把这些新部门的产品同机器排挤了人的劳动而生产的商品相比，或者同取代了原先完全用手工劳动生产的商品的那些商品相比，这些新部门的规模都是微不足道的。

　　最先使用机器的总是那些原来使用手工业方式或工场手工业方式进行生产的部门。因而机器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一般生产方式的革命。机械工厂一旦建立，不断地改进机器就成为目的；这种改进，或者使工厂中那些尚未从属于机器体系的环节受机器体系的支配，或者减少在业工人人数，或者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最后，或者比工场手工业更大程度地（因此工人是直接感觉到这点的）提高同一数量的工人的生产力，从而相对地减少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工人人数。

　　使用机器的公式在于：不是相对地缩短单个工作日，缩短它的必要部分，而是缩减工人人数，即缩减由许多同时进行的工作日组成的总工作日，缩减这个总工作日的必要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把一定量的工人当做剩余劳动的生产上过剩的人而抛弃和除掉，更不用说消灭由于分工而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以及因此而引起劳动能力的贬值了。过去劳动——以及劳动的社会循环——在这里被有意识地当做使活劳动变为过剩劳动的手段。在另一种形式中，必要劳动时间是发展剩余劳动的基础。在这里则相反，人们盘算的是如何通过占有一定量的必要劳动来获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

　　资本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发展成为完全的矛盾，因为，资本不仅是使活的劳动能力贬值的手段，而且也是使它变为过剩的手段：或者对于一定的过程来说使它成为完全过剩的；或者在整体上把它缩减到最低数量。在这里，必要劳动一旦不是提供剩余劳动所必需的，它就会直接变成过剩的劳动，变成过剩人口。

　　前面¹⁹⁰已经指出，资本如何因此在实际上——违反自己的意愿——减少一定资本可以生产的剩余劳动量。而由此又产生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迫使相对说来数量不大的、真正在机器上操作的工人去完成最大数量的绝对剩余劳动，也就是扩大绝对工作日。

　　因此，大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们¹⁹¹反对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占优势的一种偏见，即认为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似乎符合国家——在这里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相反，这里的任务是：尽可能减少生产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工人人数和制造过剩人口。

　　（γ）对于工人来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消灭他们的专长和使他们的劳动能力贬值，而且还要消灭经常变动的那一部分工人的唯一商品——劳动能力，这一劳动能力由于机器［的采用］而成为过剩的；这或是由于一部分劳动完全由机器完成，或是由于看管机器的工人人数大大减少，而那些与机器竞争的属于过去生产方式的工人破产了。这些工人生产商品的个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已不再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的劳动在16—18小时中所创造的价值仅仅是［XX— 1260］在机器生产的条件下只要6或8小时的劳动就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由于劳动时间延长到超出一切正常界限，同时劳动时间的报酬减少了——因为价值是由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这些工人就同机器展开斗争，并且一直斗到自身被毁灭。（见补充笔记本中关于织布工人的例子¹⁹²。）

　　可见，机器一方面具有不断抛出工人的趋势，——无论是从机械工厂本身中抛出，还是从手工业企业中抛出，——另一方面机器还具有不断吸收工人的趋势，因为，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剩余价值只有靠增加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办法才能提高。对工人的这种吸收和排斥，因而，工人生活的经常波动，是特有的现象。

　　在罢工中还出现这种情况：应用和发明机器是为了同活劳动的要求直接相对抗，机器成了压制和破坏活劳动的要求的工具。（见李嘉图关于机器和活劳动之间不断对立的论述¹⁹³。）

　　因此，正是在这里存在着劳动的客观条件——过去劳动——与活劳动相异化的情况，这种异化是直接的对立，也就是说，过去劳动，其中包括劳动的一般社会力，自然力和科学，直接表现为一种武器，这种武器部分是用来把工人抛向街头，把他变成多余的人，部分是用来剥夺工人的专业和消除以专业为基础的各种要求，部分是用来使工人服从工厂中精心建立的资本的专制制度和军事纪律。

　　因此，在这种形式中，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中产生的、并由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同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在形式上改变劳动过程，而且使劳动过程的全部社会条件和工艺条件发生变革；资本在这里不仅表现为不属于工人的劳动物质条件，即原材料和劳动资料，而且表现为同单个工人相对立的工人共同劳动的社会力和形式的化身。

　　在这里，过去劳动——在自动机和由自动机推动的机器上——似乎是自动的、不依赖于［活］劳动的；它不受［活］劳动支配，而是使［活］劳动受它支配；铁人¹⁵⁷反对有血有肉的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奠基石已经埋好。死劳动被赋予运动，而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在这里，协作不再是整个工厂的活的相互联系的基础，而是机器体系构成由原动机推动的、包括整个工厂的统一体，而由工人组成的活的工厂就受这个统一体支配。这样一来，这些工人的统一体就获得了显然不依赖于工人并独立于工人之外的形式。

　　现在还需要引述的，一方面是尤尔和其他人的著作的有关部分，另一方面是某些关于科学和自然力的论述。

　　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工厂不断排挤所需要的工人，而又把这些被排挤的工人重新吸引来执行机器本身所确定的职能。例如，假定50个工人中有40个被排挤出去，这决不妨碍现在在新的生产水平上把这40个工人重新吸收进来。但是，要更详尽地考察这个问题，会涉及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而这不是这里所要分析的。经济学家们念念不忘地要证明，建立在使用机器的基础之上的大工业最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把过剩人口吸收进来，这是很可笑的。他们最初想证明机器是好的，因为机器节约劳动，后来，又证明机器仍然是好的，因为机器不节约劳动，而是使在一个地方被它代替了的手工劳动得以在另一个地方又作为手工劳动被使用。［XX—1261］资产阶级经济学为了安慰工人，特别列举出那些不用机器完成的、但却由于使用机器而成为必要的辅助劳动。可见，这种安慰无非是说，机器仅在表面上消除沉重劳动，实际上机器不过创造出同这种劳动的旧形式并存的新形式。换句话说，既然这里涉及的是在机械工厂中工作的工人，那么，这种安慰无非是说：尽管有了机器——并且尽管由于使用机器而使单个［机器］工人遭受的折磨加重了——，但是，注定要担负上述沉重劳动的工人人数却在增加。然而，这里不是更详细地考察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要求对资本的现实运动进行研究，而在这里这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在上面引用的例子已足以把这种情况说清楚，即机器可以从两个方面起作用。这里同样也没有必要更详尽地说明，机器不仅暂时地而且绝对地造成人口过剩的这种趋势怎样在农业中必定取得优势。

　　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

　　试问，既然全部劳动，无论是机器直接完成的劳动，或是被机器当做前提条件的劳动，自始至终应当＜以前未使用机器时所生产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使用机器——撇开资本和劳动的游离不说——，怎么能够直接使新的和更多的劳动成为可能呢。例如，尽管机器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未用机器时生产的1码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生产1码麻布，现在用机器生产1 000码，可是，劳动，即消耗在亚麻的栽培、运输以及一切中间工作上的劳动，却没有什么增加。这种劳动的增加不是发生在1码麻布所包含的劳动量上，而是发生在同织造本身无关的大量准备工作上，1 000码所需要的这种准备工作，不管就劳动的准备过程来说，还是就流通过程（运输）来说，都不同于1码所需要的准备工作。由于用机器操作，每1码麻布变便宜了，虽然1 000码麻布所推动的辅助劳动是过去1码所推动的辅助劳动的1 000倍。

　　大生产——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在农业中，在其资本主义前的形式中，人类劳动只不过表现为它所不能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助手。）这些自然力本身没有价值。它们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自然力，而机器是有价值的，它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因此，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

　　由于这些自然因素没有价值，所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却并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们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能力，但并不提高产品的价值，不增加商品的价值。相反，它们减少单个商品的［价值］，因为它们增加了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量中每一相应部分的价值。只要这些商品参与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劳动能力的价值就减少了，或者说，再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缩短了，而剩余劳动则增加了。可见，资本之所以占有自然力本身，并不是因为它们提高商品价值，而是因为它们降低商品价值，因为它们进入劳动过程，而并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只有在大规模地应用机器，从而工人相应地集结，以及这些受资本支配的工人相应地实行协作的地方，才有可能大规模地应用这种自然力。

　　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并入资本——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XX—1262］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

　　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传统的手艺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头还没有分离。

　　豪威耳先生（工厂视察员）在《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 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53［—54］页中说：

　　“按照这方面很有权威的人士的意见，显然，工厂中的劳动是不需要智力有很大发展的一种沉重劳动。”

　　他还引用了厂主自己的以下说法：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任何一个普通的工人六个月就可以学会。”（《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¹⁹⁴

　　（关于工厂这个词，在1844年工厂法的解释条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第七年通过的工厂法第15章第73条）中说：

　　“工厂一词……应指可以在其中或在其院内使用蒸汽、水或其他一切机械力来推动或运转机器，以进行棉花等的预先清理，加工，或整理，或从事与制造有关的任何过程的一切建筑物和房屋……”¹⁹⁵

　　在这里，在给工厂下定义时，是以棉花、毛、鬃毛、丝、亚麻、大麻、黄麻或麻絮为对象的，这种情况当然只有局部意义，同工厂的实质无关。）

　　在这里，机器被说成是“主人的机器”，而机器职能被说成是生产过程中（“生产事务”中）主人的职能，同样，体现在这些机器中或生产方法中，化学过程等等中的科学，也是如此。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而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用以分析生产过程，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科学的应用是建立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同单个工人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分离的基础上的，正像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集中和发展以及这些条件转化为资本是建立在使工人丧失这些条件，使工人同这些条件相分离的基础上的一样。况且，工厂劳动使工人只能获得某些操作方法的知识；因此，随着工厂劳动的推广，学徒法废除了；而国家等为争取童工至少学会写字和阅读的斗争表明，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上述应用和在这一过程中压制任何智力的发展，这两者是一致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一小批较高级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XX—1263］另一方面，下述两种情况也是明显的：

　　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

　　“这一发明〈铁人¹⁵⁷〉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资本招募科学为自己服务， 从而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140页）

　　非常可爱的是，尤尔在这里告诉我们，科学为资本服务，就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据他说，由罢工引起的发明就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可是同一个尤尔又向工人呼吁：

　　“上帝给改良的进程规定的使命是，把工人的肉体的职能从牲畜般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让工人有空闲时间运用自己的智力去思考自身永恒的利益。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3页）

　　尤尔在这里直率地向我们宣称，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使劳动受资本支配，就是这个尤尔又说：

　　“机械物理学使社会普遍得到的好处，以及它在改善人类命运方面所蕴藏的手段，人们很少注意；可是，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甘受富有的资本家的支配，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并要求工人以过高的速度劳动。”（同上，第1卷第10页）

　　在官方人士中，尤尔实际上最正确地表达了工厂制度的精神，即整个现代工业的精神，因此，在这里我们想把他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作一简短的对比。

　　“这类工人虽然也在工厂做工，其实并不是工厂工人，因为他们同自动机械无关，这类工人是使棉纺织厂和其他工厂受到严厉指责的主要根源。”（同上，第13页）

　　真正的机器工人的这些助手，似乎不是工厂制度的必然产物。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越不适合整个机械体系，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整个体系造成巨大的损害。所以，对于当代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科学与他们的资本的结合，把他们的工人的任务归结为让他们表现出机警和动作麻利。这样一些品质， 如果把他们固定在一点上，这些品质在少年时期就能很快培养起来。”（同上，第30、31页）

　　“因此，这种对能力的约束，这种对思想的限制，这种身体被束缚的状况——道德家把这一切归咎于分工，不是没有道理的——，在平均分配劳动的条件下，这一切通常是不可能存在的。（”同上，第34页）

　　“机器的一切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的确是要完全取消 人的劳动，或者说，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 以粗工的劳动代替有技能的手工业者的劳动，从而 降低劳动的价格。”（同上，第［34—］35页）

　　“所以，自动体系的原则是：［XX—1264］用机械技巧代替手工劳动，把生产过程分成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的分工。”（同上，第30页）

　　“为了适应劳动等级制，要经过几年学徒，直到眼和手学会完全能够进行某些机械操作；可是，在自动体系下，却把生产过程分解开，把它划分为若干组成部分，使所有这些部分都服从于自动机器的运动，可以把这些十分简单的作业交给能力最平庸的单个工人去做，只须预先使他接受短期训练。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经理甚至可以随意把他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同上，第32、33页）

　　尤尔对我们说，使用机器的一贯目的，是使劳动贬值和用粗工的劳动排挤有技能的劳动〔因为现在技巧已转移到机器上去了，而且机械技巧的应用代替了单个工人的知识〕，随后，他指出机器的优越性之一是：

　　“机器用十分完善的劳动代替了几乎没有技巧的劳动。”（同上，第46页）¹⁹⁶

　　在同一个地方他还说：

　　“它们使工人比从前完成更多的工作；同时，时间〔即不是工人应当劳动的时间，而是完成更多的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劳动〔这是不对的，随着机器速度的加快，劳动强度增大了〕和产品质量却照样不变。”（同上，第46页）

　　机器迫使工人连续劳动：

　　“同样，要使他放弃过去那种随意中断它〈劳动〉的特权，因为这种中断会打乱整个企业的进程。”（同上，第2卷第4页）

　　尤尔告诉我们，机器生产的趋势是使劳动过剩或者使劳动贬值，然后接着说：

　　“他们不应该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抱怨自己主人的兴旺，并采取极端手段以图阻止进一步的兴旺，他们应该心怀感激之情并且为了切身利益而对在他们协助下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业制度的发展比以前还要迅速，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比以前还要大。”（同上，第5—6页）

　　这样说来，工人举行罢工等等就害了自己；因为他们妨碍了机械工厂的更迅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尤尔又反过来责备工人，说他们的罢工、联合等引起了各种发明和扩大了工厂制度，加速了这个制度的发展，因而害了自己。（在前面他说，工人应当放弃“中断劳动的特权”。现在他声称，“工厂劳动似乎是连续不断的”（同上，第50页），这种说法是撒谎。因为他认为看管机器的劳动不是劳动，只有工人用手指操作时才是劳动。）

　　“对大不列颠各工业城市的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器的改良是逐渐实现的，或者，至少机器的利用只是逐渐普及的。（”同上，第68页）

　　一方面，尤尔大肆颂扬由于工人的联合和罢工而引起的发明，指出它们大大发展了工厂制度——生产力，同时它们使这一制度完善化。例如，尤尔把铁人¹⁵⁷颂扬为

　　“使劳动阶级恢复秩序和使大不列颠 保持棉纺织工业 帝国这种地位的一个创造”（同上，第138页）。

　　在印花厂中应用机器（染色印花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于是，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 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同上，第141页）

　　（工人没有头脑和意志，他们只是作为工厂躯体的肢体而存在，这是资本的合法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才作为头脑而存在。）

　　尤尔详尽地说明，工人由于自己的反叛而“加速了”工厂制度的发展，从而使自己毁灭。

　　“这种反叛表明［XX—1265］人们的目光短浅，因为他们具有非常可鄙的性格，竟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刽子手。如果工人温顺地服从改良的进程，他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同上，第142—143页）

　　尤尔还证明，“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在资本与劳动的一切冲突中虽然迫使工人“无条件投降”（同上，第142页），并保证资本享有“合法权利”，来充当工厂头脑并把工人降低到工厂的没有头脑的、没有意志的肢体的地位，然而资本招募来的科学并没有被用来压制“被压迫阶级”。

　　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

(1) 见本卷第353—354页。——编者注
185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机器的价值等于10个被排挤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量，也就是等于120小时。因此，这些机器每年的磨损等于12小时。——346。
186 　这个剩余劳动时间是由2个工人提供的2剩余小时和10个被排挤的工人的10剩余小时组成的。首先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凭借这个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把这10剩余小时加到自己产品的价值上。——346。
187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1—205页（本卷第292—300页）。——347。
188 　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9年期间形成的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结构计划，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将分为六册（见注141）。在这里，马克思是指他将在第三册《雇佣劳动》中讨论有关工资的具体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节和第23章第3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92页及以下几页和第725页及以下几页）。——347。
189 　见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第IX笔记本第394—39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17页）。——350。
190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90页及以下几页（本卷第277页及以下几页）；并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IV笔记本第1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76—380页）。——352。
191 　马克思指的是那些与大·李嘉图差不多同时代以及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如约·斯·穆勒、托·罗·马尔萨斯、让·巴·萨伊、西斯蒙第、罗·托伦斯、理·琼斯、托·霍吉斯金等人。——352。
192 　“补充笔记本”是马克思在写作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过程中，为进一步收集有关经济学史方面的资料而建立的一套摘录笔记，留传下来的共八本，分别标有字母A、B、C、D、E、F、G、H。马克思在1863年5月29日写信给恩格斯说，1863年春，他在这些补充笔记本中“摘录了同我已写好的部分有关的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材料”。这些摘录的材料，被马克思使用在手稿第XXI、XXII和XXIII笔记本的写作中。这里指的是《补充笔记本》A第5页包含有从《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中引用的例子。在1861—1863年手稿后面第XXI笔记本第1343页上，马克思又一次引用了这个例子。——353。
193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79页。还可参看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第XIII笔记本第74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647—649页）。——353。
194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89页）。——357。
195 　这段引文出自1844年6月6日《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这段引文马克思采自他1859—1863年期间在伦敦作的第VII笔记本中的摘录笔记部分第163页。马克思把这段引文放在双重方括号内以示强调，并在引文之后写道：“这段话对于理解机器劳动这一概念本身十分重要，也就是说，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某种机械力的、而不是人力的动力。”——358。
196 　在英文原文中的说法相反：“机器实现了用熟练程度较低的劳动代替熟练程度较高的劳动。”（安·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第2版第30页）。——361。

［机器大生产和农业］

　　［XX—1277］在工业中，工人被抛向街头是断续的，而在农业中却是经常的。

　　关于现代农业，琼斯说：

　　“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500英亩（也许还要多）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现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1831年伦敦版第191页［Zh.23］）

　　“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Zh.23］）

　　马、役畜等也是属于农业上使用的机器。这种机器（和仅仅消费煤的机器不同）本身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

　　西尼耳和托伦斯等等先生们断言，用来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机器，总是使工资提高。

　　西尼耳说：

　　只有在两种场合，一般工资率才会由于使用机器而降低：“［第一，］制造机器所用的劳动，就是原来用于生产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劳动；第二，机器本身（如马、役畜等等）所消费的商品，就是原来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而且这种机器所消费的商品数量，大于它本身所生产的商品数量。”（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40页）

　　［XX—1278］托伦斯也说：

　　“机器工作，但并不吃饭。机器在排挤劳动和消除对劳动的需要时，同时也就排挤了即消除了对劳动赖以生存的实际工资的需要，即对食物和衣着的需要维持劳动的总基金却并不因此而减少。（”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39页［Zh.23］）

　　所有这些论断，都是建立在对可变资本的错误认识上的。可变资本，从它的物质要素来看，实际上是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即生活资料。但无论如何不能因此就反过来说，这些商品或生活资料一定要进入工人消费，或构成可变资本，好像工人人数和生活资料总量之间存在着固定的比例似的。（甚至李嘉图有时也犯这样荒谬的错误。）上述的生活资料也要被其他阶级消费，而且可能消费得更多。这些生活资料可能被非生产劳动者（士兵、仆人等）消费。它们可以用来出口和换取奢侈品。制造必要的因而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产业部门生产效率越高，生产完全不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工人就越多；在这些部门中机器对工人的排挤越厉害，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其他部门的工人的工资也会降低。

　　“从前资本耕种每英亩土地花费5—6镑就够了，但是现代高水平的农业要求花费的数额几乎增加一倍。”（威·约翰斯顿《英国状况》1851年伦敦版第1卷第14页）

　　麦克库洛赫在上面引用过的那本书（《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66页）中说：

　　“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 。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这里假定机器属于工人。

　　“在工厂中……资本和土地所占的比重比劳动和技艺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资本和土地所有者得到的纯收入也多得多。但是机器的或资本的这种优势本身又引起了在其他过程中，即在维修工厂和维修机器以及建立新的工厂和制造新的机器等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和技艺的必要性等等…… 几乎在从事创造生产资本的每一个部门中，勤劳都占优势…… 如果我们看一下用来生产 贵重饰物和其他奢侈品（ 对这些物品的需求是由资本利润产生的）的手段，那么就会发现，这些物品的价值几乎完全由劳动和技艺所提供的服务构成…… 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技艺（在服务和收入中）所占的优势，引起了在另一个或其他几个过程中相应地提高劳动的必要性，反之亦然…… 增长了的资本利润¹⁹⁷， 引起了大量的欲望，从而增加了对具有可消费形式的价值的需求和创造。（”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98页及以下几页）

　　这话有一部分是说对了。大生产有可能把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一方面投入奢侈品的生产（这里的劳动报酬有时更低），另一方面投入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的固定资本（铁路等等）的生产。

　　农业中不同的生产率。

　　“在大不列颠，小麦生产每英亩约32蒲式耳；在法国，根据官方统计，平均只有14蒲式耳，很少超过20蒲式耳。可见，法国比大不列颠花费的劳动多一倍，收获却少一半。在爱尔兰也大体如此。”（《经济学家》1851年11月8日［第1231页］）

　　在英格兰，1/7的农民是独立农民和小屋贫农¹⁹⁸，1/7是租地农场主，5/7是农业工人。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中］1/13是雇工人的，6/13是小屋贫农，6/13是工人。在英格兰，28%［XX—1279］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在爱尔兰是63%。不过，爱尔兰一英亩土地收获的产品只有英格兰的一半。（《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1836年第3号报告［Zh.5］）⁽¹⁾

　　可见，在爱尔兰，从事农业的人比英格兰多一倍，而生产出来的粮食却少一半。爱尔兰的劳动生产率只是英格兰的劳动生产率的1/4。（见1848年《经济学家》）

　　“没有知识的劳动是微不足道的。¹⁹⁹在发达的社会中职业和劳动本身进一步分为不同的种类，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同劳动已远远地分离，以致应该对知识进行单独考察。”（威·汤普森《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2页）

　　“科学未来发展的希望，正是随着科学的传播而增大的。”（同上，第275页）

　　“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劳动和科学是互相伴随着的，因为两者都很简单。”（同上）

　　“搞科学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科学不再是劳动的助手，不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劳动相对立…… 知识的占有者和权力的占有者到处都力图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第一位…… 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 工具。”（同上，第274页［Zh.33］）

　　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

　　“工人与工业企业主的联合是真正的协作。”（亚·拉博尔德伯爵《论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131页［Zh.55］）

　　这位拉博尔德还是经济谐和的一位真正发明家。此人没有给自己提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性质的协作！²⁰⁰

　　“十个农民家庭被赶走了，为的是在新的制度下让位于不是农民的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只是运用自己的资本和知识来参加生产；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的状况越好，为他完成田间劳动的人的状况就越糟。前者保有运用意志、选择和知识的权利，这也就意味着，他不承认自己的工人和奴仆有这种权利。他所要求于他们的，只是运用他们的肌肉力，并且尽可能把他们降到机器的水平。”（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130—］131页［Zh.55］）

　　“物质世界的知识和在劳动中运用这种知识的本领，这是财富的源泉。”（《经济学家》1851年8月30日［第953—954页］）

　　18世纪，数学、力学、化学领域的进步和发现，无论在英国、法国、瑞典、德国，几乎都达到了相同的程度。发明也是如此，例如在法国就是这样。然而，在当时它们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只发生在英国，因为只有在那里，经济关系才发展到使资本有可能利用科学进步的程度。（当时，特别是英国的农业关系和殖民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运用资本和劳动设置障碍或消除障碍的一切措施〔因而也包括民政设施、治安保证、运输工具等等〕，都必然影响生产，即使工人人数［XX—1280］和资本数量保持不变。”（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55页［Zh.73］）

　　在小生产的制度下，在劳动中对生产者有帮助的

　　“只是为了生计而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所能掌握的那种知识和那样一种数量的机械力”。（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43页［Zh.77］）²⁰¹

　　“在［最近］两个世纪，科学进步和科学所使用的仪器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各国的工业》，第2部，1855年伦敦版第286页）

　　“实际上，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以前，特别是在化学实验中，贵重的和复杂的仪器并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这里许多事情取决于研究者个人的观察能力和综合能力。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科学家要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自己的仪器。”（同上，第288页）

(1) 《爱尔兰贫困阶层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3号报告，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向议会两院提出》1836年伦敦版。——编者注
197 　乔·奥普戴克这里的原文是“增长了的产业利润”（“the augmented profits of industry”），马克思在引用时改成“增长了的资本利润”（“the augmented profits of Capital”）（《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103页）。奥普戴克在他的书中第99页指出，他把“产业”（“industry”）理解为劳动（labor）和技能（skill）的结合，而把利润理解为一切形式的收入。——365。
198 　小屋贫农（cottagers，Cottiers）是英国的一种农业雇佣工人，他们自己由于无地或少地而被迫接受极为苛刻的条件租佃土地，为获得一小块土地和一间小屋而替大地主或租地农场主从事繁重的劳动。小屋贫农的地位接近于农业短工。详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第2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3—842页）。——365。
199 　这是马克思对威·汤普森的话所做的概括。汤普森的原话是：“说到劳动，我们总是把……知识……包括在内，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劳动就不过是毫无用处的无理性的力量。”——366。
200 　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6章脚注（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10页）。——367。
201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剩余价值理论》部分分析理·琼斯的一章中，也引用了这段话，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52页。——367。
[202]　“哲学仪器”（“philosophical instruments”, “the instruments of philosophy”），在《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中有一整章（第7章）对此作了介绍。指的是这样一些科学仪器，如精密天平、温度计、气压计、流量计、经纬仪、望远镜、显微镜等。“哲学仪器”这一用语是从“自然哲学”
（“philosophia naturalis”, “Natural philosophy”）一词派生出来的。这个词，在英国长时间地用来表示最广义的理论物理学，除狭义物理学外，也包括天体力学、天文学、天体演化等，有时也包括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368。
[203]　见威·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第36页。下面关于“农业的改良方法”的一段话，也间接引自同一著作第36、42页。——368。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²⁰⁴

　　［XXI—1301］⁽¹⁾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这两种形式，同时还指出了它们两者的相互联系，以及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绝对剩余价值达到了极限。我们已经看到，两种形式的划分造成了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比例上的不同。²⁰⁵在生产力的发展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总是表现为绝对剩余价值，就是说，只有通过总工作日的变化，它才可能发生变化。在工作日是已定的前提下，剩余价值就只能作为相对剩余价值来发展，即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发展。

　　但是，绝对剩余价值的单纯存在，无非以那样一种自然生产力为前提，以那样一种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即一个人无须把全部（可能的）（每日的）劳动时间都用来维持他自己的生存，或用来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能力⁵⁵。其次，对这件事还只应当再补充一点，即他被迫——对他来说存在着外部强制——超过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劳动，强制进行剩余劳动。但是，对象化着剩余劳动的剩余产品的那种身体上的可能性，明显地取决于两种情况：如果需要很少，那么即便劳动的自然生产力低，只要一部分劳动时间就能够满足需要，其他部分就可以留做剩余劳动，从而形成剩余产品。另一方面，如果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如果土地、水等等的自然生产力只需使用不多的劳动就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如果考察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力，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所起的作用自然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一样。自然产生的高度的劳动生产力是和人口即劳动能力的迅速增加，从而是和作为剩余价值来源的那种材料的迅速增加联系在一起的。相反，如果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力低，因而连满足简单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很长，那么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的发展，大体上说，只有在一个人同时剥削很多人的情况下，才可能造成他人的财富。［XXI—1302］假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11(1/2)小时，工作日等于12小时，那么一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等于1/2小时。但是，由于维持一个工人的生活就需要23/2小时，于是便得出如下的计算：

　　1个工人提供1/2小时剩余劳动

　　23个工人提供23/2小时剩余劳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仅养活一个不劳动而只过工人生活的人，就需要23个工人。如果要使他的生活好三四倍，此外还能够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那就可能需要有23×8＝184个工人为他一个人劳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个人拥有的实际财富还是很少的。劳动生产力越高，非工人和工人相比数量就越多，不从事必要生活资料生产或完全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的数量就越多，或者最后，直接构成剩余产品所有者的人数的那些人，或者甚至构成既不从事体力劳动也不从事脑力劳动，而是提供“服务”，由剩余产品占有者将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付给他们作为报酬的那些人的数量就越多。

　　无论如何，和两种剩余价值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如果就其本身单独来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总是先于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两种单独的形式，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单独的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总是第二种形式的先驱，尽管第二种更发达的形式又可能成为在新的生产部门中采取第一种形式的基础。

(1) 在第XXI笔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下：“1863年5月”。——编者注
204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这一部分属于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后半部分的内容。从1861年8月到1862年春天，马克思写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前半部分，即第I—V笔记本，分别是《资本论》第一册的前三章。写到第三章《相对剩余价值》中论机器的前半部分就中断了。然后，从1862年春天到年底或1863年初，在手稿第VI—XVIII笔记本中，马克思写了《剩余价值理论》和第三篇《资本和利润》中的各部分。大约在1863 年1月，马克思在第XVIII笔记本第1139和1140页上分别写了《资本论》第三部分（第三册）和第一部分（第一册）的计划草稿。其中第一册的计划是：“（1）导言：商品，货币。（2）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
（4）相对剩余价值：（a）简单协作；（b）分工；（c）机器等等。（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韦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7）生产过程的结果……（8）剩余价值理论。（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在此计划的基础上，从1863年1月到7月，马克思在第XIX—XXIII笔记本上紧接着一年前在第V笔记本上中断了的关于机器问题的论述往下写，在写完篇幅很大的机器问题之后，马克思在XX笔记本第1283页上写了（h）《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是继上述第三章之后的第四章的内容。在这之后，马克思在第XXI笔记本第1301页上写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这一节。在这一节之后，马克思接着在第XXI笔记本第1316页上写了下一节《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可见，这两节同属于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后半部分。——369、392。

[205]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83—1291页。——369。

［（a）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我把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形式叫做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它同如下这些其他生产方式，即实际的生产者提供剩余产品，提供剩余价值，也就是超过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劳动，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其他人进行劳动的这些生产方式，只有形式上的区别。

　　施行强制的方式，即用来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的那种方法，是另一类方式。我们只有在下一节，在关于积累的一节²⁰⁶中,才考察确定的区别。在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中，本质的东西是：

　　（1）工人作为他自己的人身的所有者，从而作为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所有者，以暂时被使用的这种劳动能力的卖者的身份，同拥有货币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他们双方作为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和买者而互相对立，这样，他们双方在形式上是自由人，他们之间除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其他关系；不再存在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

　　（2）在这第一种关系里包含着如下内容——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工人无须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原料，劳动工具，从而还有劳动时的生活资料）²⁰⁷完全地或者至少部分地不属于工人，而属于工人劳动的买主和消费者，因而作为资本和工人自身相对立。这些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越是和工人充分对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也就越是充分，从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也就越是充分。

　　这里，在生产方式本身中还没有区别。劳动过程从工艺来看完全和过去一样进行，只是现在它成了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不过，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先前关于这点所说的一切，只有在这里才适用〕²⁰⁸，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第一，由于发生了资本家对劳动能力的消费，因而是在资本家的监督和管理之下进行这种消费，所以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发展起来了；第二，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发展起来了。

　　如果说这种统治和从属关系的产生代替了奴隶制、农奴制、臣仆制、家长制的从属关系，那么所发生的只是形式上的转化。从属的形式变得更自由些，因为从属只是物质性的，在形式上是自愿的，涉及的只是工人和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地位。这也正是过去农奴或奴隶一经变为自由雇佣工人时在农业中所发生的那种形式变换。

　　［XXI—1303］²⁰⁹或者，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代替了生产过程中的从前的独立性，例如在只给国家或地主交纳实物地租的一切自给自足的农民、农场主的场合，在农村家庭副业或独立手工业的场合。因此，在这里生产过程中的从前的独立性丧失了，统治和从属关系本身是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最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能够代替行会师傅、帮工和学徒的关系，这是城市工场手工业在其产生时部分地经过的一种过渡。中世纪的行会关系——它在雅典和罗马也以类似的形式在狭隘的范围内得到了发展，它在欧洲一方面对于资本家的形成，另一方面对于自由工人阶层的形成，都有决定的重要性——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一种狭窄的、尚不适合的形式。在这里，一方面存在着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被支付的是工资，师傅、帮工和学徒作为自由人互相对立。这种关系的工艺基础是手工业生产；在这种生产中掌握劳动工具的技巧的高低，是生产的决定性要素；独立的个人劳动，从而这种劳动要经过较长或较短学习时间而达到的职业提高，在这里都决定着劳动的结果。在这里，师傅当然占有生产条件，手工工具，劳动材料〔尽管手工工具也可以属于帮工〕，因而产品是属于师傅的。在这个意义上师傅就是资本家。但是作为资本家他不是师傅。第一，他本人首先是手工业者，并且他在他自己的手工业中应是师傅，这一点是前提。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他像自己的帮工一样表现为手工业者，他只是把手工业的秘密传授给他的学徒。他对自己学徒的关系完全跟教授对自己学生的关系相同。因此，他对学徒和帮工的关系，并不是资本家本身的关系，而是手工业师傅的关系，他作为手工业师傅在同业工会中，从而在对帮工和学徒的关系上，处于较高的等级地位，这种地位是以他自身的手工业技艺为基础的。所以，他的资本无论就物质形态来说，还是就价值量来说，都是被束缚的资本，它还完全没有取得资本的自由形态。它不是这样一种一定量对象化劳动，不是价值一般：这种对象化劳动或价值在资本为了占有剩余劳动而任意同这种或那种活劳动形式相交换时，能够采取并且会任意采取这种或那种劳动条件形式。只有当师傅通过了事先规定的学徒阶段、帮工阶段，等等，自己提供出了本行的典范作品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一定的劳动部门中，即在自己所在的手工业中，把货币部分地转化为手工业的客观条件，部分地用来雇用帮工和维持学徒。只有在自己的手工业中，他才能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是说，不仅把这些货币用做他自身劳动的手段，而且把它用做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他的资本被束缚在使用价值的一定形式上，因而不作为资本与他的工人相对立。他所使用的劳动方法，不仅是单凭经验，而且是行会所规定的，这种劳动方法被认为是必然的，因而从这方面来看，表现为最终目的的也不是劳动的交换价值，而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提供这种质量或那种质量的劳动，并不取决于他的意愿，整个行会经营就是为了提供特定的质量。正像劳动的方法不取决于他的意愿一样，劳动的价格也不取决于他的意愿。其次，阻碍他的财产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狭隘形式表现在：实际上为他的资本的价值规定了最高限额。他不能拥有超过一定数目的帮工，因为行会必须保证所有的师傅都能从自己的手工业得到一定份额的收益。最后是作为同一行会成员的这个师傅同其他师傅之间的关系；师傅作为这种成员，是属于一个具有一定的共同生产条件（行规²¹⁰等）、政治权利、参与市政管理等等的同业工会的。他是按照订货工作——除去为商人工作以外——，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与此相应，师傅的人数也是被规定了的。他并不是作为纯粹的商人同自己的工人相对立。商人更不可能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商人只能“转移”商品，不能亲自生产商品。在这里，表现为剥削他人劳动的目的和结果的，是与他的地位相当的生活，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不是发财致富本身。在这里，决定性的东西是工具。在很多劳动部门（例如缝纫业）中，原料是师傅的顾客供给师傅的。把生产限制在整个现有的消费之内，在这里是一条规律。因此，生产决不是由资本本身的界限所调节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这种界限随着政治的、社会的束缚的消失而消失了，而在这里，资本还是在这些束缚中运动着，因此还不表现为资本。

　　［XXI—1304］²¹¹［……］在迦太基和罗马，它受民族的限制，其中迦太基人［……］发展了商业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因而甚至使交换价值本身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或者，如像在罗马人那里，通过把财富特别是地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生产必然已经不是被用来满足本身的需要，而是用来创造交换价值，从而掌握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方面。因为，富有的罗马人的目的是挥霍，是花费尽量多的使用价值，他只有增加出售产品的交换价值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关键在于从奴隶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货币，也就是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

　　同那些为偶然的买主而工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相比，为资本家工作的工人［劳动的］连续性，当然会增加；因此，这种工人的劳动不受推动这种劳动的偶然需要及其大小的限制；相反，工人经常地多少正规地逐日为资本所雇用。和奴隶相比，这种工人的劳动由于强度更高和更不间断而生产率更高，因为奴隶只有在外界威胁的鞭策下才劳动，而不是为了自身生存而劳动，这种生存并不属于他；反之，自由工人倒是受自身需要的驱使而劳动。自由地自己决定自己这种意识²¹²即自由的意识，以及责任感，使这种工人成为比奴隶好得多的劳动者；因为，如果他不想被同种商品的另一些卖者所排挤，他就得像每个商品卖者一样要对自己提供的商品负责，并且必须提供一定质量的商品。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的连续性，是通过直接强制来保持奴隶的一种关系。反之，自由工人必须自己保持自己的关系，因为他作为工人而存在，取决于他不断重复地把自身的劳动能力出卖给资本家。工人和奴隶不同，也和徭役农民不同，他得到自己劳动的等价物，因为我们已经看到²¹³，工资——虽然事实上工资所支付的只是必要劳动，实际上工人的剩余劳动也像徭役或者像奴隶超过再生产他的生活费所必需的时间而从事的那些劳动一样，没有得到报酬——表现为工作日的价值，价格。差别在这里可能只在于无酬劳动时间的量，虽然这种量的差别不是必然的，倒不如说取决于劳动能力日常价值的高度。但是，无论自由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是多还是少，无论平均工资是高还是低，无论他的总工作日和他的必要劳动时间每次的比例如何，——对于他来说，事情总是采取这样的形式：他为了他的工资，为了货币而劳动，如果他劳动12小时而只得到8小时劳动的等价物，那么劳动这12小时只是为了赎回8小时劳动的等价物。奴隶的情况不是这样。甚至他为自己完成的那部分劳动，即用来补偿他自己的生活费的那部分劳动，在他面前也表现为他为奴隶主完成的劳动，而在自由工人那里，即便是他完成的剩余劳动，也表现为他为自己的利益完成的劳动，即表现为购买自己工资的手段。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买和卖的——货币关系掩盖着无酬劳动，而在奴隶劳动的情况下，奴隶属于其主人所有的那种所有权关系掩盖着为自己的劳动。如果工作日等于12小时，那么必要的、从而工资所代表的劳动时间可能等于6、7、8、9、10、11小时，而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相应地等于6、5、4、3、2、1小时，这种比例使工人经常认为，似乎他为了一定的、虽然是变化不定的价格而出卖12小时的劳动，因此，似乎他仍然只是为自己劳动，完全不是为自己的主人劳动。

　　［XXI—1305］［……］这种劳动能力的较高价值必须支付给工人本人并表现为较高的工资。因此在这里，按照特殊劳动是否要求发展得比较高的、需要较多生产费用的劳动能力这样一些不同情况，工资普遍发生了很大的差别，从而一方面给个人差别开辟了活动余地，另一方面给劳动能力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刺激。毫无疑问，大量的劳动必定由或多或少的非熟练劳动组成，从而大量的工资也必定由简单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来决定；然而单个的工人借助于特殊的能力、天才等，仍然可能上升到较高的劳动领域，这正像某个工人本身有成为资本家和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抽象可能性完全一样。奴隶属于某个一定的主人；工人固然一定要把自己卖给资本，但并不是卖给某个一定的资本家，他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把自己卖给谁，他可以换主人。所有这些已经改变的关系，都使自由工人的活动比奴隶的活动强度更高、更有连续性、更灵活、更熟练；至于这些关系使自由工人本身能够完成完全不同的历史行动，那就不必说了。奴隶以实物形式（它无论在形式上或在数量上都是固定的），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来获得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自由工人则是以货币的形式，以交换价值的形式，以财富的抽象社会形式取得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虽然工资在实际上无非是必要生活资料的银化的、金化的、铜化的或纸币化的形式，工资必须不断地化为必要生活资料——货币在这里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转瞬即逝的形式，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执行职能——，但是，在观念中，工人劳动的目的与结果仍然是抽象的财富，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特定的、受到传统和地方限制的使用价值。工人本人把货币转变为任意的使用价值，用货币购买任意的商品；他作为货币占有者，作为商品买者，像所有其他的买者一样，同商品卖者处于完全同样的关系中。不言而喻，工人生存的条件——同工人所挣的货币的价值量完全一样——迫使工人把货币花在十分有限的生活资料范围内。但是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他可以稍微节省一些、积蓄一些。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工资挥霍在饮酒上等等。但是，他作为自由人这样行动时，他本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他必须为他花费自己工资的方式负责。他和需要一个主人的奴隶不同，他要学会自己管自己。当然，这一点只有当考察农奴或奴隶转化为自由雇佣工人时才有意义。资本主义关系在这里表现为提高到较高的社会阶段。在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地方，情况正好相反。在莎士比亚所描写的“骄傲的英国自耕农”⁸⁹和英国农业短工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呀！因为雇佣工人劳动的目的只是工资、货币、一定量交换价值，而在交换价值中，使用价值的任何特殊性都消失了，所以雇佣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从而对自己活动的特殊方式都是无所谓的；但是这种活动在行会制度和种姓制度中却认为是合乎天职的活动，而对于奴隶来说，就像对于役畜一样，却只是某种特定的、强加给他的、传统的活动方式，即他的劳动能力的实现方式。因此，只要分工没有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自由工人对于自身劳动能力和自己劳动活动的预示着较好工资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XXI—1306］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正像经常流入城市的农村过剩人口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如果说成年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适应这种改变，那么他认为新的一代总是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新的正在成长的一代工人往往是可以参加到新的劳动部门或特别繁荣的劳动部门中去并得到使用的。在雇佣劳动不受旧行会制度等残余的束缚而得到最自由发展的北美，这种变动性，对劳动的特定内容和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所持的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也表现得特别明显²¹⁴。因此，一切美国著作家也都把这种变动性与奴隶劳动的单调的、传统的性质的对立，强调为北方自由雇佣劳动不同于南方奴隶劳动的最大特征，因为奴隶劳动不是按照生产的需要而发生变化的，恰恰相反，它要求生产适应于一经形成即因袭不变的劳动方式（见凯尔恩斯²¹⁵）。劳动的新方式的不断形成，这种经常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是使用价值的多样化，因而也是交换价值的现实发展——，从而整个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分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分工开始于这样一种自由的手工业方式的行会企业，在这种企业里，分工不会因任何特定经营部门本身的固定化而受到限制。

　　在只存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从属的情况下，对剩余劳动的强制，从而一方面，对创造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强制，以及对创造超过工人传统需要的产品量的强制——也是创造不以物质生产为转移的用于发展的自由时间——，和以往的生产方式下相比，只是具有另一种形式，不过这种形式提高劳动的连续性和强度，增加生产，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从而促进劳动种类和谋生方式的多样化，最后，把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和工人本身之间的关系变成新的买卖关系，并使剥削关系摆脱一切家长制的和政治的混合物。当然，在生产关系本身中，包含着来自资本对并入资本的劳动拥有所有权和来自劳动过程本身性质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资本主义生产超出这种形式关系越少，这种关系便越不发展，因为这种关系仅以小资本家为前提，这些小资本家在构成方式和职业方式上和工人本身只有很小的差别。

　　从工艺上讲——在这种较早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这种转变起初只表现为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从而表现为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和劳动能力的占有者之间的买卖关系的地方——，实际的劳动过程不变，而它发挥职能的性质取决于它从中发展出来的那种关系。农业仍然未变，虽然短工代替了雇农；在手工业生产从行会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手工业生产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统治和从属关系上的差别，还没有涉及到生产方式本身，最明显地表现在这样的地方：农业，或一切家庭副业，或仅为家庭需要而经营的副业劳动，转变为特有的资本主义经营的劳动部门。

　　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和过去使用劳动的方式不同的地方，在这里表现在这一点上：一个资本家使用的资本量的规模本身增加了，从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工人的数目增加了。只有当拥有某一最低限额的资本时，资本家本人才不再是工人，他留给自己的只是领导工作，并且用已生产出来的商品做买卖。另一方面，现在要考察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也可能只表现在下述场合：一定量的资本直接掌握了生产，这或是由于商人成了生产者，或是由于在真正生产的内部逐渐形成了较大的资本。

　　“自由工人通常可以自由地更换自己的主人；这种自由把奴隶和自由工人区别开来，正像把英国军舰上的水手跟商船上的水手区别开来一样…… 工人的地位高于奴隶的地位，因为工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不管这个信念多么错误，它对居民的性格……是有不少影响的。”（托·娄·埃德蒙兹《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伦敦版第［56—］57页）“推动自由人去劳动的动机比推动奴隶去劳动的动机要强烈得多：自由人要在［为自己和家庭进行］沉重的劳动［和饥饿之间，而奴隶要在沉重的劳动］［XXI—1307］和一顿饱打之间进行选择。”（同上，第56页）“在货币制度下，奴隶的状况和工人的状况之间的差别是很微小的……奴隶的主人很懂得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不会用少给奴隶食物的办法来使奴隶衰弱；而自由人的主人则给自由人尽可能少的食物，因为对工人的这种损害不是落在这个主人自己的头上，而是落在整个主人阶级的头上。”（同上）

　　“在古代，只有靠奴隶制才能迫使人们超过自己的需要进行劳动，迫使一国的一部分人白白地为养活另一部分人而工作；因此曾经普遍地实行过奴隶制。奴隶制在当时曾经是发展生产所必要的，正如奴隶制在目前必然是对生产的破坏一样。道理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不强制人们进行劳动，他们就会只为自己劳动；如果他们的需要少，他们的劳动也会少。但是当国家形成并需要空闲人手来保卫自己不受自己敌人的暴力时，无论如何也必须给那些不劳动的人取得食物；因为，按照假定，劳动者的需要是小的，所以必须找出一种方法把他们的劳动增加到他们的需要量以上。奴隶制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或者像在斯巴达那样强迫奴隶耕种土地以养活奴隶和空闲的自由人双方；或者由奴隶来充任现在自由人所充任的一切卑贱职务并像在希腊和罗马一样用奴隶来向从事国家所需要的职业的人提供工业品。因此，在这里为迫使人们为获得食物而劳动，使用了暴力的方法…… 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要的奴隶。”（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8—40页）［Zh.4］

　　〔在农业中，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即一方面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另一方面以购买劳动为目的的生产的发展，劳动强度增加，而工人的人数却大大减少，工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随着劳动强度的这种增长而相应地提高。

　　“在16世纪，一方面领主辞退自己的家臣”，已经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农场主也辞退空闲的人口”。

　　农业从谋生的手段变成了一种营业。其后果正如斯图亚特所说：

　　“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从小农中……被排挤出来，因此，农民不得不提高劳动强度而在小块土地上用重劳动取得了与大面积土地上轻劳动相同的效果（”同上，第105页）。

　　〔甚至在城市手工业中，虽然那里产品向来是直接作为商品生产的，因为它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才能使它转化为生活资料，尽管这样，生产依然主要是生存资料。〕（致富本身并不是它的直接目的。）〕

206 　根据马克思1862年底或1863年1月在本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40页上制定的《资本论》第一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的计划草稿，论述积累问题的下一节，应是：（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韦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见注204）。——371。
207 　参看马克思1863—1865年期间写的《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第473页《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补充》（本卷第506—507页），在那里，马克思把生产资料称为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把生活资料称为工人的“主观劳动条件”。——372。
208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笔记本第49—5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03—108页）。——372。
209 　马克思在1863—1865年期间写作《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时，把这一页手稿剪下来直接贴在了那里的手稿上。于是，这一页成了那一手稿的第475页（见本卷第509—512页）。——372。
210 　这里显然是指行会中为防止各成员之间进行竞争而订立的规章制度。内容包括：行会成员间关于生产的问题定期进行协商，全体成员应拥有同等的生产条件，应共同保证原料、产品价格和质量等方面的一致，等等。——374。
211 　马克思在1863—1865年写作《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时，把1861—1863年手稿的第1305页和第1306页剪了下来，直接贴到了第六章的手稿中，形成了第六章手稿的第477页（见本卷第513—516页）。由此造成手稿第1304页残缺，正文中的省略号表明马克思剪贴时把一部分文字剪掉了。——375。
212 　马克思在1863—1865年写作《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时，在手稿第476页上论述到同一问题，他在“意识”这个词后面加了：“（或者不如说，想象）”（见本卷第512页）。——375。
213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88—1291a页。——375。
214 　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第M笔记本第17页（见本卷第28—29页）。——378。
215 　指的是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第44页。参看《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的手稿第477页（见本卷第513—516页），并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1章《协作》脚注（21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6页）。——378、385、515。

［（b）］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因为生产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人的生存，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一切不生产剩余劳动的必要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都是多余的和没有价值的。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家的国家。这个观点还可以这样表述：只补偿工人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基金）而不生产纯产品的那全部总产品，都是多余的，正如不生产纯产品或剩余价值的工人本身的生存是多余的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工人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是生产剩余价值所必要的，那么在进一步发展阶段上对生产这种剩余价值就变成多余的。或者说，只有能给资本带来利润的人数是必要的。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家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从一个私人资本家的利益来看，只要他的20 000镑资本的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降低到2 000镑以下”，那么他的资本无论“推动100人还是1 000人”都无关紧要〉，只要这个国家的纯收入和实际收入不变，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那么不管它是由100万人组成，还是由1 200万人组成，［XXI—1308］²¹⁶不也是无关紧要吗？…… 如果500万人能够生产1 0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那么这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如果生产同样多的纯收入需要700万人，就是说，如果生产1 2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需要使用700万人的劳动，那么国家还能得到什么利润呢？纯收入将仍然是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417页］

　　甚至连慈善事业也不能对李嘉图的这个观点提出什么异议。因为在1 000万人中只有50%的人充当500万人的单纯生产机器，总比在1 200万人中有700万人或58(1/3)%的人充当500万人的生产机器要好些。）

　　“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像古罗马初期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7页）

　　〔工厂中的劳动：

　　“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 德·莫利纳里《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第49页］）〕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这决不排斥这些形式在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同时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维持生活的农业……转变为交易的农业……国土的改良……跟这种变化是成比例的。”（阿·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9页注）〕

　　〔工资的最低额：

　　“拥有财产和对财产的某种追求，是保证普通非熟练工人不陷入一个按最低市场价格买入的机器部件地位所必需的，这是可以生产出这一机器部件的价格，就是说，这是工人可以生存并繁殖自己的族类的价格；当资本与劳动的利益完全不同而仍然由供求规律的唯一作用来调节这种利益的时候，工人迟早必然要被降低到这个最低市场价格。”（赛米尔·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第45—46页）［Zh.19］〕

　　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在工艺过程，劳动过程中发生了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切变化，与这些变化同时，工人对自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并且只有随着这些变化一起，才有可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因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只是现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一种已经改变了的物质生产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改变构成了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因此与资本关系完全适合的形态只是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上面我们已经考察过，工人在生产本身中的从属关系怎样因此而采取新的形态。这是应当强调的第一点。劳动生产率的这种提高和生产规模的这种扩大，部分地是资本关系发展的结果，部分地是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

　　第二点，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现在完全抛掉了为生活而生产的形式，变成了为贸易而生产，而且无论是自己的消费，无论是已有的买者们的直接需要，都不再是生产的界限；只有资本本身的量才是这种界限。另一方面，因为一切产品都变成了商品（甚至例如在农业中，产品部分地以实物形式重新加入生产，也是如此），所以产品的一切要素都作为商品从流通转入生产活动。

　　［XXI—1309］最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这些形式的共同点是：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便要求交换价值的最低额，货币的最低额，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最低额不断增加，以便使取得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成为社会必要劳动，也就是说，使生产单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等于在平均条件下必要劳动的最低额。为了使对象化劳动——货币——能够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在这里单个资本家手里必须拥有这一对象化劳动的某种最低额，——这个最低额大大超过劳动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所要求的最高额。资本家必须是某一社会规模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由一个人集中占有的这个价值量同个人或单个家庭世世代代通过私人货币贮藏尚能积累起来的那个价值量越来越不能相提并论。由此可见，所要求的劳动条件的规模再也不能和个别工人在顺利的时候通过节约等等办法所能占有的相比。一个经营部门在资本主义方面越发达，这个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劳动的社会生产率或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发展得越高，这种资本的最低额也就越高。在规模相同的情况下，资本的价值量必须增加，必须采取可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规模，因此，资本必然会丧失一切个人的性质。正是生产率，从而这种生产方式所增加的产量、人口量以及过剩人口量，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游离出来的劳动一道，不断造成新的经营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又能够以小的规模活动，并且重新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直至在这些新的经营部门中，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劳动将以社会规模得到使用，与此相适应，资本将表现为大量社会生产资料在一些人手中的集中。这一过程是始终不断的。

　　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

　　只有最简单的形式，简单协作的形式，才可能也存在于较早的生产关系下（见早期的埃及等等）〔在那里，这种简单协作不是在修建铁路时使用，而是在建筑金字塔等等时使用〕²¹⁷，也存在于奴隶制关系下（关于这点参看后面²¹⁵）。在这里,通过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从属关系几乎又被贬低到奴隶制关系（参看斯图亚特的著作²¹⁸）。

　　对于所有这些生产形式来说，除生产所需要的不断增长的资本最低额外，共同之处是：许多联合起来的工人劳动的共同条件保证这些共同条件得到节约，这同小规模生产情况下这些条件的分散情况正好相反，因为这些共同生产条件的效力看来与通过协作、分工、机器等等来提高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无关，它不要求同样增加这些生产条件的数量和它们的价值。共同地同时使用生产条件使它们的相对价值降低，虽然它们所体现的绝对价值量提高了。

　　〔这里的积极结果是：为生产已增加的生活资料的量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这一结果是由劳动的社会形式获得的；个别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诚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情况是，资本家即非工人是这种社会大量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实际上，在对工人的关系方面，他决不代表他们的联合，不代表他们的社会团结。因此，这一对立形式［XXI—1310］一旦消除，结果就会是他们社会地占有而不是作为各个私的个人占有这些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生产资料的这种社会所有制的对立的表现，即被否定的单个人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从而对产品的所有制，因为产品不断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对立的表现。同时可以看出，这种转化要求物质生产力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例如对于小农来说，他所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就是他的。对这块地的所有权也像对他的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一样是他的劳动的必要刺激和条件。手工业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大农业中，也像在大工业中一样，这种劳动和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不需要事先分离，它们已经在事实上分离了；西斯蒙第²¹⁹为之痛哭的所有权和劳动的这种分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的必要的经过点。如果单个工人作为单独的人要再恢复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那只有将生产力和大规模劳动发展分离开来才有可能。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的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自然，认为产品是生产者的所有者的那种拜物教，也就同时结束，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也就摆脱把它们全都加以歪曲并表现在对立形式上的那种对立，——例如，劳动时间的缩短不是表现为所有的人都劳动6小时，而是表现为6个人各劳动15小时就足以养活15个人⁽¹⁾。〕²²⁰

　　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任何事先决定的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以后将更详细地说明，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这件事虽然作为一种趋势也竭力追求达到目的²²¹，但还是和它自己的界限相矛盾的。因为，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是迄今为止一切生产方式中最有生产效力的，但它由于自身的对立性质而包含着生产的界限，它总是力求超出这些界限，由此就产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另一方面，为生产而生产因而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物。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生产。

　　在最抽象的形式上，用来发展相对剩余价值、从而发展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方法，可以归结为，这种生产方式力图把单个商品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因而，在既定的劳动时间里生产尽可能多的商品，或者在最短的劳动时间里以尽可能少的劳动量把劳动对象转化为产品。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无非是用最少的劳动生产出最多的产品，或者把最少的劳动时间实现在最多的产品中，也就是把单个产品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下面这一点看起来是矛盾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和受交换价值支配的生产竭力追求单个产品的最小价值。但是产品的价值本身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它的目的是要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不是由单个产品的价值，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由商品中代表可变资本的部分同这一部分的变化量，即同产品中包含的超过可变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的比例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在于单个产品从而产品总量包含尽可能多的劳动，而是在于它们包含尽可能多的无酬劳动。这种矛盾重农学派已经感觉到了。见魁奈²²²。补充笔记本C（第29（下半页）、31页）。

　　［XXI—1311］第二：

　　商品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也就是使商品尽可能便宜，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直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些商品作为必要生活资料进入工人的消费，因而它们的变便宜和劳动能力的变便宜是一样的，也就是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从而和有酬劳动时间的缩短是一样的，如果考察整个工作日，这一点像我们已经看到的²²³，又表现为劳动价值或劳动价格的下跌。

　　但是这一规律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定的领域有效，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竭力逐渐支配和使之从属于自己的生产方式的那一切生产领域都有效。我们已经看到²²⁴，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他生产的单个商品的生产更便宜并不直接使劳动能力变便宜（至少，他的产品这样变便宜不会使劳动能力变便宜），并且，当做到这一步时，并不是给这一个别资本家带来好处，而是给整个资本——资本家阶级——带来好处，因为这造成劳动能力普遍便宜。

　　但是，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该生产阶段上生产商品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用超过该生产阶段平均水平的更有生产效率的劳动方法作为例外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这个商品的一般的或社会的价值。因此，如果它以低于同类商品的社会价值而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也就是说，按一种不把它的个别价值和它的普遍价值之间的差别拉平的价值出售，那么它便是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售，或者说，包含在其中的劳动和通常生产它的平均劳动相比成了当时较高级的劳动。但是在生产它时所使用的工人的劳动能力并没有得到较高的报酬。这一差额因而落入资本家的腰包并形成他的剩余价值。这种建立在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上的剩余价值是一个暂时的量，一旦新的生产方式成为普遍的并且本身变成平均的生产方式时，这种剩余价值便等于零。但是，这一暂时的剩余价值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直接结果。因此它成了资本家的直接动机，因此这一动机在资本所掌握的一切生产领域中同样地占统治地位，而不以它们生产的使用价值为转移，从而不以该种产品是否进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或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为转移。不过这种剩余价值形式是暂时的；它只能同个别资本家有关，而与总资本无关，它虽然在个别部门造成劳动能力的相对贬值或劳动价格下降，但不是因为这种价格下降，而是因为它没有提高。这种形式因此并不涉及整个的剩余价值，因为它既没有引起它自己的部门的劳动价格的持久的（相对）下降，也没有引起劳动能力普遍变便宜，从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它的产品不进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但是其次，因为在这些生产部门中，由于上述动机的作用，逐渐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在这里也像在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门里一样，所使用的劳动被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与此同时联系在一起的是延长绝对工作日的趋势。因此，在这里也像在其他部门中一样，劳动能力发生完全相同的贬值，这种贬值并不是由于生活资料变便宜，而是由于劳动变简单，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

　　如果工人劳动12小时，例如10小时为自己，2小时为资本家，不管这10小时是较高级的或较低级的劳动，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不变。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劳动［复杂性的］程度一起提高或降低，因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不变。

　　采用机器劳动等等，为延长绝对劳动时间提供了新的刺激，同时使这种延长变得容易起来，因为这使劳动丧失了它所固有的所谓独特性。采用机器劳动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完全不取决于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也不取决于［XXI—1312］这一部门的产品是否进入工人的消费。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控制了农业，矿业，主要衣着布匹的生产，以及运输，交通工具，它便随着资本的发展，或是逐渐征服只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经营的其他部门，或是逐渐征服还由独立手工业者经营的其他部门。这就是资本的趋势。在考察机器问题时²²⁵已经指出，一个部门采用机器会造成其他部门采用机器，同时造成同一部门的其他种生产采用机器。例如，机器纺纱造成了机器织布，棉纺织业的机器纺纱造成了毛、麻、丝业的机器纺纱等等。由于矿井、棉纺织厂等等使用机器增加，就有必要在机器制造业本身实行大生产。至于这种生产方式大规模需要的交通工具的增加就不用说了，只是由于机器制造业本身中采用机器——特别是大功率的原动机等等——，才使轮船，蒸汽机车和铁路成为可能（特别是彻底改变了整个造船业）。大工业的采用把大量的人投入尚未从属于它的那些部门，或者在这些部门中引起相对过剩人口，这些大量的人或相对过剩人口是手工业或小的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转化为大工业所需要的，而大工业也经过不同的阶段，并且不断游离出资本来。所有这一切实质上并不是属于这里要谈的。²²⁶但是像在这里所做的，应当用几句话来指出大工业的传播和它逐步征服一切生产领域。（在修建铁路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建筑铁路线，——只是一方面表现出资本积聚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出工人的协作。机器本身的采用在这里是很不重要的。）

(1) 在手稿中，马克思写的是“20个人”。——编者注
216 　马克思在1863—1865年写作《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时，把1861—1863年手稿第1308页的前几段剪下来直接贴到了《第六章》的487页上，成为该页的一部分内容（见本卷第531—533页）。——382。
217 　见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77、78页。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89—294页。——385。
218 　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7—168页或1770年都柏林版第39—40页。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1章《协作》脚注（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86页）。——385。
219 　指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版第2卷第434页。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脚注（2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3页），在那里马克思引用了西斯蒙第的原话。——386。
220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六角括号中的这段话旁边画了一道竖线，写了一句话：“社会劳动的对抗形式”。——387。
221 　见马克思的手稿《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一节，在该手稿第479—480页上论述了这个问题（见本卷第519—523页）。——387。
222 　指弗·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1766年），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29页。在马克思的《补充笔记本》C的第23、29—31页上，载有马克思从《重农学派》上摘录的魁奈这一著作的引文。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0章末尾，在那里马克思引用了魁奈的话并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72页）。关于“补充笔记本”，见注192。——388。
223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四章《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即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83—1291a页。——388。
224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90—191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63—364页）。——388。
225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190—219页和第XIX笔记本第1159页—第XX笔记本第1282页。特别是该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59页—第XX笔记本第1251页。——390。
226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问题，应当在论述资本的积累过程时再谈。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7—819页）。——390。

²⁰⁴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²⁰⁴

［（a）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

　　［XXI—1317］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看到了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作为一种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关系，是怎样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²²⁷一方面，资本改变生产方式的形态，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这种被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这种特殊发展阶段，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基础和条件，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前提。

　　因为活劳动——由于资本同工人之间的交换——被并入资本，从劳动过程一开始就表现为属于资本的活动，所以社会劳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就和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在货币上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的情况完全一样。同样，现在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式，即对象化劳动的，物的劳动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这里，我们又遇到关系的颠倒，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²²⁸

　　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在意大利式簿记中，他作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这一作用，总是同他作为单纯的个人相对立，而他作为单纯的个人就是仅仅表现为私人消费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的债务人。）

　　资本的生产性——即使是仅仅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首先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这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更加有利于生产的方式实行和采用这种强迫的。

　　即使是考察这种单纯形式上的关系，考察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一般形式，那么生产资料，物的劳动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表现为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资本。资本使用劳动。²²⁹对工人来说，它们不是生产产品的手段，不论这些产品采取直接生存资料的形式，还是采取交换手段，商品的形式。相反，工人对它们来说倒是一个手段，它们依靠这个手段，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使自己的价值增殖，也就是说，使价值增大，吸收剩余劳动。

　　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而只是作为“资本”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

　　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显得更加神秘，是因为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这些直接物质的东西——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它们是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物的条件和劳动产品；从交换价值来看，它们是对象化的一般劳动时间或货币——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且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以及作为机器的劳动产品的应用，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单纯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

　　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XXI—1318］²³⁰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从属于资本，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下述情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的形式。这些情况是：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上述社会形式而发生了形态变化，以致它在独立存在时，也就是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联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

　　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上，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它们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²³¹）。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劳动的剥削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在这种行为面前不仅单个工人是被动的，而且这种行为的进行是与单个工人对立的。

　　因为资本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资本本身具有二重性：

　　（1）交换价值（货币）；但是，它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因为它是价值——创造价值、作为价值而增大、取得一个增量的价值。这归结为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较大量活劳动的交换。

　　（2）使用价值；这里，资本是按照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定关系出现的。但是，正是在这里，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

　　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

　　［……］

　　［XXI—1320］可见，资本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

　　（1）作为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

　　（2）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

　　试问：既然劳动的生产力已经转给了资本，而同一生产力不能计算两次，一次作为劳动的生产力，另一次作为资本的生产力，那么，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怎样或为什么表现为生产的，或者说表现为生产劳动呢？〔劳动的生产力＝资本的生产力。而劳动能力所以是生产的，是由于它的价值和它的价值增殖之间有差别。〕

227 　见上一节《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中的论述，即《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06—1316页（见本卷第378—391页）。——392。
228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对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1—443、549—550页），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4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8—102页）。——392。
229 　“资本使用劳动”引用的是大·李嘉图的说法：“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的手段”。在另一个地方，李嘉图说资本使工人阶级“就业”，是“使用这个阶级的基金”。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了李嘉图的这些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476页）。——393。
230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第1318页（除去最后9行以外）从第XXI笔记本上剪下来，贴在《第六章》手稿的第490页上作为该页正文的继续（见本卷第536—539页）。——394。
231 　安·尤尔《工厂哲学》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66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论述机器时，曾引用尤尔的话证明，工厂主在机器的构造问题上是“无知”的；还可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章脚注（10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44页）。——395、538。

［（b）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劳动］

　　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做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或一般说来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

　　［第一，］只有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使可变资本成为可变的量，因而使［整个资本C］等于C＋Δ⁽¹⁾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如果可变资本在同劳动交换之前等于x，这样，我们得到等式y＝x，那么，把x变为x＋h、把等式y＝x变为等式y′＝x＋h的那种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是需要说明的一点。这里谈的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作为使资本能够形成剩余价值，因而能够表现为资本，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因素来为资本服务的劳动。

　　第二，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它表现为作为物的资本所具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涉及交换价值。无论是100个工人一起劳动，还是他们各自单独劳动，他们的产品的价值都等于100个工作日，不管这些工作日表现为许多产品或很少产品；也就是说，与劳动生产率无关。

　　［XXI—1321］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只在一个方面涉及交换价值。

　　举例来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在某一个劳动部门有了发展，例如用动力织机代替手工织机来生产布，已经不是例外的情况，用动力织机织1码布所需的劳动时间，只是用手工织机织1码布所需的劳动时间的一半，那么，一个手工织工的12小时就不再表现为12小时的价值，而只是表现为6小时的价值，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现在缩短为6小时了。手工织工虽然同以前一样劳动12小时，但他的12小时现在只等于6小时的社会劳动时间。

　　但是，这里谈的不是这一点。相反，如果我们拿另一个生产部门例如排字来看，在这里还没有使用机器，那么这个部门中的12小时创造的价值，同机器等等最发达的生产部门中的12小时创造的价值完全一样多。因此，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劳动总是单个工人的劳动，不过表现为一般劳动。因此，生产劳动，作为生产价值的劳动，总是作为单个劳动能力的劳动、单个工人的劳动同资本相对立，而不管这些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参加什么样的社会结合。所以，同工人相对立的资本，代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而同资本相对立的工人的生产劳动，始终只代表单个工人的劳动。

　　第三，如果说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看来是资本的自然属性，因而表现为从资本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属性，那么，反过来说，把劳动自己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把劳动自己的剩余产品表现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资本的自行增殖，看来就是劳动的自然属性。

　　这三点现在要详细探讨一下，并从中得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

　　关于第一点。资本的生产性在于劳动作为雇佣劳动同资本相对立，而劳动的生产性在于劳动资料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是说，一定的交换价值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交换价值，转化为价值加剩余价值，是由于这个交换价值有一部分转化为在劳动中用做劳动资料的商品（原料、工具，总之，劳动的物的条件），而另一部分则用于购买劳动能力。但是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不是货币和劳动能力的这种最初的交换，或者说，不是单纯购买劳动能力这一事实。这种购买把被使用的劳动能力在一定时间内并入资本；换句话说，使一定量的活劳动成为资本本身的存在方式之一，可以说，成为资本本身的隐德来希⁽²⁾。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活劳动转化为资本，是由于活劳动一方面把工资再生产出来，也就是把可变资本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创造一个剩余价值；由于这个转化过程，整个［预付的］货币额就都转化为资本，虽然这个货币额中直接发生变化的部分，只是投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如果原先价值等于c＋v，那么它现在等于c＋（v＋x），或者同样可以说，（c＋v）＋x⁽³⁾；换句话说，原来的货币额，原来的价值量，已经增殖，表现为既保存自己同时又增大自己的价值。

　　（必须指出：只有资本的可变部分才带来资本的增量，这种情况丝毫也不改变以下事实，即通过这个过程，全部原有价值发生了价值增殖，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量；因此，仍然是全部原有的货币额都转化为资本。因为原有价值等于c＋v（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过程中，这个价值转化为c＋（v＋x）；v＋x是再生产出来的部分，是通过活劳动转化为对象化劳动产生的，而这个转化是由v同劳动能力的交换，或者说，由可变资本转化为工资所决定和引起的。但是，c＋（v＋x）＝（c＋v）（原有资本）＋x。此外，v所以能转化为v＋x，也就是说，（c＋v）所以能转化为（c＋v）＋x，只是由于货币的一部分已转化为c。一部分货币所以能转化为可变资本，只是由于另一部分货币转化为不变资本。）

　　劳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实际上转化为资本，但是，这个转化是由货币同劳动能力的最初交换决定的。只是由于劳动直接转化为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的对象化劳动，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就连已经取得生产资料即劳动条件的形式的那一部分货币也是这样。在此以前，货币不论以它本身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那种可以充当生产新商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商品（产品）的形态存在，都只不过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

　　［XXI—1322］只有这种对劳动的一定关系才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只有由于自己对生产条件的上述关系（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有一定的行为同这个关系相适应）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使那种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化了的对象化劳动的价值保存并增殖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占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

　　因此，我们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社会地规定了的劳动，这种劳动包含着劳动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个完全特定的关系。

　　虽然劳动能力的买者手中的货币或商品（生产资料和工人的生活资料），只有经过上述过程才成为资本，只有在上述过程中才转化为资本，因而这些东西在进入过程之前并不是资本，而只是必将变成资本，但是，它们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它们所以是资本，是由于它们在独立形态上同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劳动能力也在独立形态上同它们相对立，这是一种关系，它决定着并保证着它们同劳动能力的交换以及随后发生的劳动实际上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在这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一开始就具有与工人相对立的社会规定性，这种社会规定性使它们变成资本，给它们以支配劳动的权力。因此，它们作为同劳动相对立的资本是前提。

　　因此，生产劳动可以说是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的劳动，或者说，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不过是前一说法的简化），也就是直接同这样的货币交换的劳动，这种货币从可能性来说就是资本，预定要执行资本的职能，换句话说，作为资本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劳动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并使这些货币在实际上转化为资本。从直接性这一规定产生什么后果，现在就要作更详细的说明。

　　因此，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为工人仅仅再生产出事先已经确定了的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反过来，它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却增殖资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它把它所创造的价值作为资本同工人本身相对立。

(1) 马克思用希腊字母Δ表示剩余价值，在后面正文中用拉丁字母h表示同一意义。——编者注
(2)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用语，含义是：将潜能变为现实的能动本源。——编者注
(3) 马克思在这里和后面用x代表剩余价值。——编者注

［（c）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²³²已经看到，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应该区别两个互相制约但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第一，劳动同资本的最初交换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其中资本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在这第一个过程中，劳动能力的出卖是观念上或法律上的出卖，尽管劳动要等到完成之后，也就是要在一日、一周等等末了才支付报酬。这种情况丝毫不改变出卖劳动能力的交易。这里直接被出卖的，不是劳动已经实现在其中的商品，而是劳动能力本身的使用，因此，实际上是劳动本身，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就是它的活动——劳动。也就是说，这里不是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劳动交换。如果A把靴子卖给B，那么他们两人交换的是劳动，一个换出的是实现在靴子中的劳动，另一个换出的是实现在货币中的劳动。但这里拿来交换的，在一方，是一般社会形式的，即作为货币的对象化劳动，另一方，是还只是作为能力而存在的劳动；在这里，虽然被出卖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劳动的价值（一个不合理的用语），而是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被买卖的对象却是这个劳动能力的使用，也就是劳动本身。因此，这里发生的是对象化劳动同实际上化为活劳动的劳动能力的直接交换，也就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交换。因此，工资——劳动能力的价值——如前所说²³³，就表现为劳动的直接的购买价格，表现为劳动的价格。

　　在这第一个环节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是商品的卖者和买者的关系。资本家支付劳动能力的价值，即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

　　但是，同时，劳动能力所以被购买，只是因为这个劳动能力能够完成和有义务完成的劳动比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更大；因此，这个劳动能力所完成的劳动，表现为一个比劳动能力的价值大的价值。

　　［XXI—1323］第二，资本同劳动的交换的第二个环节，实际上同第一个环节毫无关系，严格地说，这个环节根本不是交换。

　　在第一个环节中是货币同商品相交换——等价物相交换；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仅仅作为商品占有者彼此对立。交换的是等价物（就是说，交换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发生，并不会使这个关系有丝毫改变；劳动的价格究竟高于或低于劳动能力的价值，还是等于劳动能力的价值，并不会使这个交易有丝毫改变。因此，这个交易可以按照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来进行）。

　　在第二个环节中根本不发生任何交换。货币占有者不再是商品的买者，而工人也不再是商品的卖者。货币占有者现在执行资本家的职能。他消费他所购买的商品；工人则提供这个商品，因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使用就是他的劳动本身。通过前一个交易，劳动本身变成了物质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完成这个劳动，但是他的这个劳动是属于资本的，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职能而已。因此，这个劳动是在资本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之下完成的；而这个劳动对象化而成的产品，是资本借以表现的新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实际上借以实现为资本的新形式。因此，劳动通过第一个交易已经在形式上被并入资本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就直接对象化，直接转化为资本。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的劳动，比以前投入购买劳动能力的资本数量要大。在这个过程中，一定量的无酬劳动被占有了，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货币才转化为资本。

　　虽然这里事实上没有发生交换，可是，如果撇开中介不谈，那么，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把两个环节合在一起来看——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同较大量的活劳动相交换。整个过程的结果表现为：在自己产品中增大了的劳动，大于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因而大于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对象化劳动；换句话说，在实际过程中，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而且得到了一个完全是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劳动同资本的直接交换在这里意味着：（1）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变成生产过程中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2）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跟等量的活劳动加上一个不经过交换而占有的活劳动追加量相交换。

　　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个说法，包括上述所有环节，它不过是从下面这个论点派生出来的提法：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它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相交换；因而，它也决不是简单地作为不带特殊社会规定性的劳动同作为单纯生产条件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

　　这里包含着：（1）货币和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彼此对立的关系，货币占有者和劳动能力占有者之间的买和卖；（2）劳动直接从属于资本；（3）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或者同样可以说，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这里发生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双重的交换。第一种交换只表示对劳动能力的购买，所以，实际上就是对劳动的购买，因而也是对劳动产品的购买。第二种交换是活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或者说，作为资本的实现的活劳动的对象化。

232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22页—第III笔记本第13页《资本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32—262页）；《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笔记本第49页—第II笔记本第55页《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03—116页）。——401。
233 　见《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笔记本第21—28页《劳动能力的价值。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平均工资》一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46—59页）。——402。

［（d）生产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不是商品，即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它的结果，它的产品，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而，是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而在生产过程之前，货币或商品仅仅从自己的目的来说，从可能性来说，从自己的使命来说，才是资本。生产过程吸收的劳动比购买的劳动数量大。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吸收、［XXI—1324］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目的；因为资本作为资本（从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生产的，既不是直接供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用来转化为货币、进而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所以得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这种独特的产品，只是由于同劳动交换，因此这种劳动被称为生产劳动。

　　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必须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必须表现为某种使用价值。所以，只有表现为商品、也就是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才是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是不言而喻的前提。但是，不是劳动的这种具体性质，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不是由于劳动是例如裁缝的劳动、鞋匠的劳动、纺纱、织布等等——不是这一点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有使用价值，不是这一点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打上生产劳动的印记。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有使用价值的，不是劳动的一定的有用性质，也不是劳动借以对象化的产品的特殊有用性质。劳动对资本的特有使用价值，是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要素的性质，是这种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性质；但是，问题不在于劳动一般地代表着这种一般劳动的一定量，而在于劳动代表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量更大的量。

　　对资本来说，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劳动能力提供的劳动量超过对象化在劳动能力本身、因而为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量以上的余额。劳动当然是在它作为特殊的有用劳动（如纺纱劳动、织布劳动等等）所固有的一定形式上来提供这些量的。但是，劳动的这种使自己能表现为商品的具体性质，不是劳动对资本的特有使用价值。对资本来说，劳动的这种特有使用价值，在于劳动作为劳动一般的质，并且在于它所提供的劳动量超过构成劳动费用的劳动量所形成的余额。

　　一定的货币额x变成资本，是由于它在它的产品中表现为x＋h，也就是由于它作为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大于它原来包含的劳动量。而这是货币同生产劳动相交换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那种在同对象化劳动交换时能使对象化劳动表现为一个增大了的对象化劳动量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单纯是商品生产。它是一个吸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使生产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变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首先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弥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5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原因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5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使资本增殖价值才进行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¹⁾

(1) 见本卷第526—527页。——编者注

［（e）非生产劳动是提供服务的劳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服务的购买。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看成服务的交换的庸俗观点］

　　［XXI—1325］这里应当把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

　　我是买一条现成的裤子呢，还是买布请一个裁缝到家里来做一条裤子，我对他的服务（即他的缝纫劳动）支付报酬，——这对我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裤子本身。我不请裁缝到家里来，而是到成衣商那里去买裤子，是因为前一种方式花费大，而缝纫业资本家生产的裤子，比裁缝在我家做的裤子，花费的劳动少，也就便宜。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是把我买裤子的货币变成资本，而是变成裤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我来说，都是把货币单纯用做流通手段，即把货币转化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虽然在一种情况下，货币同商品交换，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但是，货币在这里都不是执行资本的职能。它只是执行货币的职能，确切些说，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另一方面，这个裁缝不是生产劳动者，虽然他的劳动给我提供产品——裤子，而给他自己提供他的劳动的价格——货币。可能，这个裁缝提供的劳动量，大于他从我这里得到的价格中包含的劳动量；这甚至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作为生产劳动者的裁缝所取得的价格决定的。但是，这对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价格一经确定之后，他劳动8小时还是劳动10小时，对我都一样。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只是使用价值——裤子，并且，不论我用前一种方式或后一种方式购买裤子，我所关心的当然是尽量少支付；但是，一种情况下比另一种情况下支付得应当不多也不少，换句话说，只应当支付它们的正常价格。这是用于我的消费的一笔支出，这不是我的货币的增加，倒是我的货币的减少。这决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正如用于我个人消费的任何一笔货币支出，都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一样。

　　保尔·德·科克小说中的一位学者²³⁴会对我说，如果没有这种购买，就像不购买面包一样，我就不能生活，因而也就不能发财致富；因此，这种购买是我发财致富的一个间接手段，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条件。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我的血液循环和我的呼吸过程也是我发财致富的条件。但是，无论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过程，就其本身而论，都决不能使我发财致富，相反，两者都是以代价昂贵的新陈代谢为前提的，如果完全不需要这种新陈代谢，世界上也就没有穷人了。因此，货币和劳动之间的单纯的、直接的交换，既不会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也不会使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

　　什么是这种交换的特征呢？这种交换与货币和生产劳动之间的交换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这里货币是作为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支出的，这个交换价值应该转化为某种使用价值，生活资料，个人消费品。因此，货币不变成资本，相反，为了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它不再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另一方面，劳动只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把布做成裤子的服务，作为依靠它的一定有用性质给我提供的服务，才使我感到兴趣。

　　相反，成衣商雇用的同一个裁缝向他这个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决不在于他把布做成裤子，而在于对象化在裤子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等于12小时，而裁缝所得的工资只等于6小时。因此，裁缝向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在于他无偿地劳动了6小时。这件事以缝制裤子的形式出现，只是掩盖了实际的关系。因此，成衣商一有可能就设法把裤子再转化为货币，就是说，转化为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缝纫劳动的一定性质完全消失，而已经提供的服务就不是表现为［XXI—1326］由一定货币额代表的6小时劳动时间，而是表现为由加倍的货币额代表的12小时劳动时间。

　　我购买缝纫劳动，是为了取得它作为缝纫劳动所提供的服务，来满足我穿衣的需要，也就是为我的一种需要服务。成衣商购买缝纫劳动，是把它当做使一个塔勒变成两个塔勒的手段。我购买缝纫劳动，是因为它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提供一定的服务。资本家购买缝纫劳动，是因为它提供的交换价值额大于花在它上面的费用，是一个用较少劳动交换较多劳动的单纯手段。

　　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服务这个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像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给；⁷⁰在这里是同一关系的、意义完全相同的几种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给为了你做这个形式所表示的，是被付出的对象化价值同被占有的活的活动之间极为独特的关系。因此，既然对服务的这种购买中完全不包含劳动和资本的独特关系——在这里，这个关系或者完全消失了，或者根本不存在——，那么，对服务的购买，自然成为萨伊和巴师夏之流最喜欢用来表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形式。²³⁵

　　这些服务的价值如何确定，这个价值本身如何由工资规律决定，这是同我们当前研究的关系完全无关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在工资那一章考察。²³⁶

　　由此可见，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另一方面，这种劳动的内容最初是无关紧要的。

　　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他购买的服务，可以是相当必要的，也可以是不太必要的：例如，他可以购买医生的服务，也可以购买牧师的服务，就像他可以购买面包，也可以购买烧酒一样。工人作为买者，即作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换成商品形式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这些服务的价格怎样决定，这种价格同真正的工资有什么关系，它在什么程度上受工资规律的调节，在什么程度上不受工资规律的调节，这些问题，应当在研究工资时加以考察，同当前的研究完全无关。

　　可见，如果说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还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那么，劳动的内容、它的具体性质、它的特殊效用，看来最初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同一个裁缝的同样的劳动，在一种情况下表现为生产劳动，在另一种情况下却表现为非生产劳动。

　　某些服务，或者说，作为某些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使用价值，体现为商品，相反，另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或者说，这些服务的结果不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例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这些服务本身，同我买的商品一样，可以是确实必要的，或者仅仅看来是必要的，例如士兵、医生和律师的服务，——或者它们可以是给我提供享受的服务。但是，这丝毫不改变它们的经济规定性。如果我身体健康，用不着医生，或者我有幸不必去打官司，那我就会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免把货币花在医生或律师的服务上。

　　［XXI—1328］²³⁷服务也可以是强加于人的，如官吏的服务等等。

　　如果我自己购买，或者别人为我购买一个教师的服务，其目的不是发展我的才智，而是让我学会赚钱的本领，而我又真的学到了一些东西（这件事就它本身来说，完全同对于教师的服务支付报酬无关），那么，这笔学费同我的生活费完全一样，应归入我的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但是，这种服务的特殊效用丝毫不改变现有的经济关系；这不是我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系，换句话说，这个提供服务的人即教师，并没有把我变成资本家，变成他的主人。因此，医生是否把我的病治好了，教师的教导是否有成效，律师是否使我打赢了官司，对于这种关系的经济规定性来说，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被支付报酬的是服务本身，而就服务的性质来说，其结果是不能由提供服务的人保证的。很大一部分服务，属于商品的消费费用，如女厨师、女佣人等等的服务。

　　一切非生产劳动的特点是，支配多少非生产劳动——像购买其他一切供消费的商品的情况一样——是同我剥削多少生产工人成比例的。因此，在所有的人中，生产工人支配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最少，虽然他们对强加于他们的服务（国家、赋税）支付报酬最多。相反，我使用生产工人的可能性，同我使用非生产劳动者决不是成比例地增长；相反，这里是成反比例。

　　对我来说，甚至生产工人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者。例如，如果我请人来把我的房子裱糊一下，而这些裱糊工人是承揽我的这项任务的那个老板所雇的雇佣工人，那么，这个情况对我来说，就好比是我买了一所裱糊好的房子，好比是我把货币花费在一个供我消费的商品上。可是，对于叫这些工人来裱糊的那位老板来说，他们是生产工人，因为他们为他生产剩余价值。

　　［XXI—1333］如果一个工人虽然生产了可以出卖的商品，但是，他生产的数额仅仅相当于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因而没有为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那么，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来，这种工人不是生产的，这一点，从李嘉图的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他认为，这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累赘。²³⁸这就是资本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资本的理论，以及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看来，都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38页）

　　［XXI—1336］资本的生产过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生产过程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剩余劳动的吸收，因而是资本的生产过程。货币和劳动之间或者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换行为，仅仅从可能性来说是通过对象化劳动对他人的活劳动的占有。实际的占有过程只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完成的，对这个生产过程说来，资本家和工人单纯作为商品占有者相互对立、作为买者和卖者彼此发生关系的那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因此，一切庸俗经济学家，例如巴师夏，都只停留在这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上，其目的正是要用欺骗手法摆脱独特的［资本主义］关系。在货币同非生产劳动的交换中，这个区别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里，货币和劳动只作为商品相互交换。因此，这种交换不形成资本，这种交换是收入的支出。

234 　指索西萨尔——法国小说家沙·保·德·科克的轻浮小说《拜月者》中的人物，是个老滑头和酒鬼的典型，他以特殊的方式把一个软木栓射向空中而自称为“学者”。马克思在《流亡中的大人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330页）一文中也曾引用这一形象。——407。
235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III笔记本第2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83—284页）；《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60页和第XXI笔记本第133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27页）。——409。
236 　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9年期间形成的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结构计划，全部著作应由六册组成（见注141），这里指第三册《雇佣劳动》。——409。
237 　这里，马克思把手稿页码“1327”误写为“1328”。——410。
238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5—417页第26章《论总收入与纯收入》。——412。

［（f）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

　　［XXI—1328］那些不雇用工人因而不是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的独立的手工业者或农民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在农民的场合经常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比方说，我在家里雇用的园丁却不是这样〕——可以是商品生产者，而我向他们购买商品，至于手工业者按订货供应商品，农民按自己资金的多少供应商品，这些情况并不会使问题有丝毫改变。在这种场合，他们是作为商品的卖者，而不是作为劳动的卖者同我发生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在这里也就用不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畴。但是，他们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可能，这些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者，不仅再生产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并且，他们的地位容许他们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因为其余部分以税收等形式从他们那里拿走了）。这里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一定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但是还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切生产关系都从属于它。例如，在封建社会中，连那些同封建主义的实质相距很远的关系，也具有封建的外貌（这一点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封建制度是现成地从诺曼底移进英国的，而它的形式给英国固有的、许多方面都和它不同的社会制度打上了印记）。例如，同领主和陪臣相互间的亲身服务毫无关系的单纯货币关系，也具有了封建的外貌。例如，小农把自己的土地作为封地来占有，也是这样一种虚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情况也完全一样。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分裂为两重身份。

　　“在小企业中……企业主常常是他自己的工人。”（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242页）

　　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因此，他作为资本家，自己给自己支付工资，从自己的资本中取得利润，就是说，他剥削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他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向自己支付那应由劳动向资本交付的贡物。同样，也许他还向作为土地占有者的自己支付第三个部分（地租），就像我们后面要看到的那样²³⁹，工业资本家在自己企业中使用自己的［XXI—1329］资本，向自己支付利息，并且把这种利息看成他不是作为工业资本家而是单纯作为资本家本身所应得的东西。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它们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社会规定性同这些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是这样地不可分离，以致这种规定性（范畴的规定性）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生产资料只有当它独立化，作为独立的力量来与劳动相对立的时候，才成为资本。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场合，生产者——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有者。因此，这些生产资料不是资本，而劳动者也不是同这些生产资料相对立的雇佣工人。然而，这些生产资料被看做资本，而劳动者自己分裂为两重身份，结果就是他作为资本家来使用他自己这个工人。

　　这种表现方式，初看起来虽然很不合理，可是从下述意义来看，实际上还是表现了某种正确的东西。在我们考察的场合，生产者的确创造他自己的剩余价值〔假定生产者按商品的价值出卖他的商品〕，或者说，对象化在全部产品中的，只是他自己的劳动。但是，他能够自己占有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他的产品价值超过他的比如说一天劳动的平均价格²⁴⁰的余额没有被第三者即老板占有，这并不是靠他的劳动（就这方面来说，他同其他工人毫无区别），而是仅仅靠他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仅仅由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自己的剩余劳动才归他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他自己的资本家同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发生关系。

　　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分离表现为正常的关系。因此，在实际上没有发生分离的地方，也假定有分离，并且像刚才已经指出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例如，和古罗马或挪威的状况不同）（也和美国西北部的状况不同）在这里，结合表现为偶然的东西，分离却表现为正常的东西，因此，即使在各种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分离还是被作为一定的关系来坚持。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资本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职能，工人本身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职能。并且这是一条规律：经济的发展把这些职能分配在不同的人身上，而且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不是逐渐变成剥削他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起初出现的可能是这后一种情况，即使他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名义上的所有者，例如在用土地进行抵押借款的场合就是这样〕，变成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趋势。

239 　马克思指的是，他将在后面论述“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的部分涉及这一问题。还可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23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15—439页）。——414。
240 　马克思这里的“平均价格”，是指“生产价格”。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用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73页；第34卷第100—101页。——415。

［（g）关于生产劳动的补充规定：生产劳动是实现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

　　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接近这个情况；这是过程的基本方向，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达到最高点〕，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假定表现出极限，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精确性。按照这个假定，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这些生产领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实现在商品中，实现在物质财富中。这样一来，生产劳动，除了它那个与劳动内容完全无关、不以劳动内容为转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之外，又得到了与这个特征不同的第二个规定，补充的规定。

［（h）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

　　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

　　（1）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态，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总之，所有与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非常有限地被运用，例如，一个作家在编一部多人的共同著作百科全书时，把其他许多作家当做助手来剥削。［XXI—1330］这里的大多数情况，都还是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形式，就是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者，工匠或专家，为共同的商人资本即书商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在这些过渡形式中，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大，但这一点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

　　（2）产品同生产行为不可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而且按照事物的性质只能在某些部门内发生。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数量很多。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用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如此。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i）从物质生产总过程的角度看生产劳动问题］

　　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商品；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些在工厂中打下手的辅助工人²⁴¹，同原料的加工毫无直接关系；监督直接进行原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监工，就更远一步；工程师又具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用自己的头脑劳动，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虽然使用的劳动数量大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的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就像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同资本交换，把资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就是说，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自行增大的价值再生产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产品对象化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

241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38—1239页上提到的工厂中打扫卫生、清运炉灰等的辅助工人，主要是儿童。——418。

［（k）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运输业中的生产劳动］

　　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在自己的发展中，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生产阶段：手工业生产阶段、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机器生产阶段。这就是运输业，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在这里，生产劳动者对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同其他物质生产领域是完全一样的。其次，在这里，劳动对象发生某种物质变化——空间的、位置的变化。至于客运，这种位置变化只不过表现为企业主向乘客提供的服务。但是，这种服务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像纱的卖者和买者的关系一样，同生产工人对资本的关系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如果我们就商品来考察这个过程，那么［XXI—1331］这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商品，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它的位置改变了，从而它的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因为这个使用价值的位置改变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加了，增加的数量等于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这种变化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一部分决定于不变资本的损耗，即加入商品的对象化劳动量，另一部分决定于活劳动量，这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情况是一样的。

　　商品一到达目的地，它的使用价值所发生的这个变化也就消失，这个变化只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商品变贵了。虽然在这里，实在劳动在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是这个劳动已经实现在这个物质产品的交换价值中。可见，凡是适用于其他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同样适用于运输业：在这个领域里，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下任何可见的痕迹。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还只是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只是用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后面我们还要谈到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只有到后面研究资本作为商业资本所采取的特殊形态时，才能答复这样的问题：商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在什么范围内是生产的，在什么范围内是非生产的。²⁴²

　　卡·马克思写于1861年8月—1863 年7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6卷第I、II、III册和第47、48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3卷第1—6分册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6卷第I、II、III册翻译

242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论述商业资本的部分（第XV笔记本第933—973页、第XVIII笔记本第1029—1038页、第XVIII笔记本第1075—1084页），还可参看《资本论》第3卷第17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313—336页）。——420。

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摘选

《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摘选²⁴³

243 　 《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是马克思继1857—1858年手稿和1861—1863年手稿之后写成的《资本论》第三个手稿，由三册组成：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第I稿）《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第一册手稿没有完全保存下来，流传至今的只有最后一章即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其他一些章的片断。第二、三册的手稿是完整的。本卷摘选的是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第二册第I稿第三章《流通和再生产》中的若干节。
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资本论》第一册的总结和向第二册的过渡。在这一章中，马克思第一次详细分析了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指出这种商品不同于作为资本前提的商品，它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量是“资本的转化形式”，这个商品量的价值能否实现是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否实现的条件。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这种生产“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资本增殖的过程同时表现为“工人贫困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第二册第I稿的第三章《流通和再生产》，比《资本论》第二卷更详细地论述了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可变因素”。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是既定的量，又是可变的量，科学则是另一个可变要素；撇开积累不说，每年应该补偿的现有的固定资本会“以更具有生产效率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这些可变因素也形成积累或扩大再生产的自然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即使不追加投资，再生产的扩大也是可能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是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决定因素之一。马克思还分析了社会各生产领域之间互相影响和互为前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提出它们彼此具有“平行性”、“相继性”和循环的关系。这些论述是对再生产理论的重要补充。1863年8月，马克思开始写这部手稿。他最先写的是第一册，从“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章开始写。第一册的写作一直持续到1864年夏天，这时马克思写完了第一册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一册的第一章《商品和货币》这时还没有写。1866年马克思在把这一册作为《资本论》第一卷整理付排时，才补写了第一章，同时把第六章撤了下来。1864年上半年—1865年下半年，马克思写了第二册（第I稿）和第三册手稿。恩格斯后来在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时，没有采用第二册的第I稿，而是采用了马克思以后写的更加成熟的第II稿和其他的片断稿。虽然第二册第I稿的论述还有许多地方具有草稿性质，但已为第二册的内容和结构打下了基础。1863—1865年期间分三册写的《资本论》手稿，大约到1865年底完成，历时两年半。
第一册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和第二册第I稿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9卷（1982年版）。收入本卷的中译文都根据德文原文重新作了校订。——423。

［第一册］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²⁴⁴

　　［441］本章要考察三个问题：

　　（1）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

　　（2）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3）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是使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资本主义特征的整个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为付印而最后加工的时候，这三节中的第一节将放在最后，而不是放在最前面，因为它是向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过渡。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这里从第一节开始论述。

244 　马克思的手稿《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马克思1863年夏天至1864年夏天期间写的《资本论》第一册手稿的最后一章。《第六章》的内容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的论述。第二部分论述剩余价值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分别分析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以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等问题；第三部分论述的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第六章》和其他一些散页的手稿于1933年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和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II（VII）卷上。本卷收载的第六章的全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9卷译文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1册重新校订的。——423。

（1）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

　　商品，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曾经是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商品现在表现为资本的产物。

　　我们叙述的这种顺序，是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对于这种历史发展来说，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是产生条件之一，而这个产生条件本身又是在这样一些不同生产阶段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这些不同生产阶段的共同之处是：在这些生产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还完全不存在，或者还只是零星地存在。另一方面，发达的商品交换和作为产品的一般必要的社会形式的商品形式本身，又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那么在这些社会中，商品既表现为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

　　商品和货币两者是资本的元素前提，但是它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发展为资本。资本的形成，除非在商品流通（包含货币流通）的基础上，从而除非在商业的既定的、发展到一定范围的阶段上，是不能发生的；相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却决不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如我过去已经阐述过的⁽¹⁾，不如说属于“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442］可是，另一方面，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变为产品的一般形式，所有产品才必须采取商品的形式，买和卖才不仅支配了生产的剩余，而且支配了生产的实体本身，各种生产条件本身才广泛地表现为从流通进入生产过程的商品。所以，如果说一方面商品表现为资本形成的前提，那么另一方面，就商品是产品的一般元素形式而言，它在本质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和结果。在以前的各生产阶段中，产品是部分地采取商品的形式。而资本却必然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²⁾。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的发展，关于商品的一般规律，例如涉及价值的各种规律，也是在货币流通的各种形式中实现的。

　　这里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各种特殊的历史的性质。

　　从本身只是商品转化形式的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只能发生在劳动能力对工人本身来说已经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从而只能发生在商品贸易的范畴已经征服从前不包括在这个范畴中或者只是偶尔包括在这个范畴中的领域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或者本身不再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或者本身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不再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相反地出卖自己的劳动本身，或者更确切些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时候，生产才在其整个范围内，在其整个深度和广度内，变成商品生产，一切产品才转化为商品，每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件本身才作为商品进入该生产部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例如，如果资本还没有征服农业，那么一大部分产品还将直接作为生存资料来生产，而不是作为商品来生产，一大部分劳动人口还不会变为雇佣工人，一大部分劳动条件还不会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社会内部偶然表现出来的发达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彼此制约和交互产生。因为商品作为产品的必要形式，从而产品转让作为占有产品的必要形式，要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为前提；而另一方面，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从而也只有在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基础上，所有产品才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从而一切生产者才必然是商品生产者。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中介。

　　三点。

　　（1）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商品成为一切产品的一般形式。

　　（2）只有在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奴隶制，农奴制），或者原始共同体（印度）不再是基础的时候，商品生产才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从劳动力本身普遍地成为商品的时刻起。

　　（3）资本主义生产扬弃了商品生产的基础，扬弃了孤立的、独立的生产和商品占有者的交换或等价交换。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变成了形式上的。

　　从这种观点来看，生产条件本身无论以何种形式加入劳动过程，——无论生产条件，例如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机器等等，只是把自己的价值逐渐转移到产品上去，还是例如原料，在物质上加入产品；无论［443］产品的一部分，例如农业中的种子，是直接被生产者本人再用做劳动资料，还是起初先卖出去，然后再转化为劳动资料；——无论怎样，都是没有差别的。所有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除去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用途，现在同时作为价值增殖过程的要素发挥职能。这些劳动资料如果没有被转化为实在货币，它们就被转化为计算货币，被看做交换价值，它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加到产品上去的价值要素会得到准确的计算。例如，随着农业变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工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把自己的地盘扩张到农村——，随着农业为市场而生产，生产商品，即生产为了售卖而不是为了自己直接消费的物品，农业就以相同的程度计算其费用，把费用的每一项都看做商品（不管农业是把它从第三者买入，还是从自己本身即从生产中买入），从而看做货币，因为商品被看做独立的交换价值。因此，由于小麦、干草、牲畜、各种种子等等，都作为商品出卖（如果不出卖，它们就不能被认为是产品），也作为商品或作为货币进入生产。随着产品变为商品，生产条件即产品要素（它们是跟那些产品相同的东西）也以同样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变成商品，而且只要考察的是价值增殖过程，它们就以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作为货币量进入计算。在这里，直接生产过程总是不可分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正像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即商品一样。除去这个形式上的方面以外，随着例如租地农场主要通过购买才能得到他所投入的东西这一事实的发展，种子贸易、肥料贸易、种畜贸易等也就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他通过出售才能实现自己的收入；因此，对单个租地农场主来说，事实上这些生产条件也是从流通进入他的生产过程的，流通实际上变成了他的生产的前提，因为这些生产条件越来越是现实地买来的商品（或者是能够买来的商品）。即使并不如此，这些生产条件，作为同时构成他的资本的价值部分的物品，劳动资料，对他来说也已经是商品。（所以，在他把这些生产条件以实物形式又提供给生产的时候，他是把这些生产条件算做卖给他这个生产者自身的东西。）而且正是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从而农业越来越按工厂方式进行经营，这种情况也按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

　　商品作为产品的一般必要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专有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造成的大规模生产中，表现在产品的片面性和数量庞大上；这就使产品必然具有一种社会的性质和同社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性质，但又使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同满足生产者需要之间的直接关系，表现为某种完全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和无足轻重的东西。这种大量产品必须实现为交换价值，必须通过商品的形态变化，这不仅是为维持以资本家身份进行生产的生产者的生存所必需，而且是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更新和连续所必需。因此，这种大量产品也进入了商业的范围。它的买者不是［444］直接消费者，而是把商品的形态变化当做自己业务来经营的商人⁽³⁾。最后，产品发展了自己作为商品的性质，从而发展了自己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因为生产部门的多种多样，从而产品能够进行交换的范围，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不断扩展⁽⁴⁾。

　　〔我们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的商品，从产品的这个特殊社会形式出发。我们来看一看单个产品，分析它作为商品所包含的、并给它打上商品烙印的形式规定性。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大部分产品不是作为商品来生产，没有成为商品。因此，另一方面，进入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不是商品，它们不是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的。产品转化为商品只不过发生在个别地方，只涉及到生产的剩余或个别生产部门（制造业产品）等等。产品既没有整个地作为交易品进入过程，也没有普遍地作为交易品走出过程⁽⁵⁾。然而，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我们把商品看做这样的前提，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的元素出发。但另一方面，商品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结果。起初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的东西，以后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且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一切生产的组成部分也就越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²⁴⁸

　　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商品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元素的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的商品，是有不同规定的。我们过去的出发点是作为独立物品的单个商品，其中对象化着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从而是具有一定量的交换价值的独立物品。

　　现在，商品表现为从两方面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

　　（1）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谈，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是一定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在商品本身中完全不能确定（而事实上这是无关紧要的）这个对象化劳动是从谁那里来的等等，而作为资本的产物的商品包含一部分有酬劳动，一部分无酬劳动。前面曾经指出，既然劳动本身不直接买卖，这种说法就是不确切的。但是，在商品中对象化着一个劳动总额。这个对象化劳动的一部分（不变资本除外，因为对它已支付了等价），是用工资的等价来交换的，另一部分则被资本家不付等价而占有。两部分都是对象化的，因而都作为商品价值部分存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一个称为有酬劳动，另一个称为无酬劳动。

　　［445］（2）单个商品不仅在物质上表现为资本的总产品的一部分，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大量产品的一个可除部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决不再是单个的独立的商品，单个的产品。表现为过程的结果的，不是各单个的商品，而是一个再现着预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即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商品量，并且每一单个商品都是资本的价值和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劳动——由于对不变资本中单纯作为损耗而进入总产品价值的那部分采用平均计算，即观念上的估价，由于一般地对共同消费的生产条件采用平均计算，即观念上的估价，最后，由于劳动是直接社会的劳动并且平均化为和估价为许多协作的个人的平均劳动——，已经完全不能再计算出来。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劳动，只被看做是它们各自分摊到一份并在观念上进行估价的那个总劳动的可除部分。在规定单个商品的价格时，单个商品表现为资本得以再生产出来的总产品的一个单纯观念上的部分。

　　（3）商品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同于最初独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商品，它是资本总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承担者——，作为资本的产物，实际上作为已经自行增殖的资本的转化形式，现在出现在为了实现旧资本价值以及上面讲到的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所必然要发生的出售范围，出售领域中。而旧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是决不能通过各单个商品或一部分单个商品按自己的价值出售来达到的。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商品为了准备进行流通必须取得双重的存在方式。商品不仅仅必须作为具有一定有用属性的物品，作为满足一定需要（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的一定使用价值而同买者相对立。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取得一种与其使用价值不同的、特殊的、独立的、尽管是观念上的形式。商品必须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但同时又必须在这种统一中表现为这种二重物。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在商品的价格中取得这种独立的、与其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表现为物化社会劳动时间的单纯存在的形式的；在价格这个表现中，交换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即表现为货币，并且它因此就表现在计算货币上。

　　实际上有一些个别商品，例如铁路、巨大建筑物等等，它们一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另一方面规模又如此之大，以致预付资本的全部产品表现为一个单一的商品。因此，在考察单个商品时已经揭示的那个规律，即商品价格无非是表现在货币上的价值，在这里仍然有效。资本总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就包含在这种单一的商品内并表现在计算货币上。这种商品的价格规定与以前提出的关于单个商品的价格规定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资本的总产品在这里实际上作为单一的商品存在。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它。

　　可是，大多数商品都具有可分的性质（甚至连不可分的商品大多在观念上都可以看做是可分的量）；也就是说，如果把大多数商品看做一定物品的量，那么大多数商品，按照它们作为特殊使用价值通常适用的尺度，都是可分的；［446］例如，a夸特小麦，b公担咖啡，c码麻布，x打刀子等等，在这里，单个商品本身就表现为计量单位。

　　现在我们首先来研究这样的资本的总产品，这个总产品，不管它有多大，不论它可分还是不可分，总是可以看做一个单一的商品，一个单一的使用价值，因而它的交换价值也表现在总价格上，即这个总产品的总价值的表现。

　　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的时候已经表明：一部分预付不变资本，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只是把它在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所消耗的一定价值份额转移到产品上去；这部分不变资本任何时候都不以自己本身的使用价值形式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它在较长时期内继续在劳动过程中服务；这部分不变资本在一定时期内转移给该时期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部分，是按照这个一定时期与总时期——即这部分不变资本作为劳动资料被耗尽，从而丧失自己的全部价值，并把自己全部价值都转移给产品的那一整个时期——之比来估价的；例如，如果这部分不变资本可以使用10年，那么按照平均计算，它转移到一年的产品上的，就是自己价值的1/10，它把自己1/10的价值加到资本的年产品上去。只要这部分不变资本在生产出一定产品量之后还继续作为劳动资料使用，还按上述平均估价继续代表一定的价值，就这部分而言，它并不加入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量的价值形成。这部分不变资本的总价值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量（这部分不变资本已经使用于该产品量的生产）的价值所以起决定作用，只是因为这部分不变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所转移的价值是作为它的总价值的可除部分来估价的，是由它已经提供服务并把它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出来的时间同它要提供服务并把它的全部价值都转移到产品上去的总时间之比来决定的。此外，这部分不变资本中仍继续存在的价值，在确定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的价值时是不加考虑的。因此，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的价值来说，可以认为这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等于零。或者，像下面这样做也是一样，即为了当前的目的，出于简便的考虑，可以把问题看成这样：总资本，也包括总资本的不变部分中只有在较长的生产期间才会全部进入该时期产品中去的那一部分在内，都全部包含在，溶解在我们所考察的总资本的产品中。

　　因此，我们假定，总产品＝1 200码麻布。预付资本＝100镑，其中80镑代表不变资本，20镑代表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100%，因而工人是半个工作日为自己劳动，另外半个工作日是白白地为资本家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20镑，1 200码麻布的总价值＝120镑，其中80镑代表由不变资本加上去的价值，40镑代表新加劳动，在这40镑里，一半补偿工资，另一半代表剩余劳动［447］或形成剩余价值。

　　因为除去新加劳动以外，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本身已经作为商品，从而以一定的价格进入生产过程，所以由不变资本加上去的价值已经作为价格被确定，例如，在上述情况下，80镑代表亚麻、机器等等。但是，如果讲到新加劳动，那么，当必要生活资料决定的工资＝20镑，而剩余劳动同有酬劳动相等的时候，新加劳动的价格就一定是40镑，因为代表这种追加劳动的价值取决于这种劳动的量，而决不取决于这种劳动被支付的比例。因此，100镑资本所生产的1 200码麻布的总价格就＝120镑。

　　现在，怎样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在这里即一码麻布的价值呢？显然，我们要用按照一定的尺度划分为可除部分的产品的数目去除全部产品的总价格，要用使用价值的尺度单位的数目去除产品的总价格，例如，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120镑/1 200码；由此得出，一码麻布的价格是2先令。如果把用做麻布尺度的码，进一步作为一种标准继续展开，进一步把它划分为可除部分，那么我们同样还可以进一步决定半码等等的价格。可见，单个商品的价格是这样决定的：把它的使用价值作为总产品的可除部分来计算，把它的价格作为由资本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相应的可除部分来计算。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的程度不同，同一劳动时间表现为极其不同的产品量，或者说，同样大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量。假定在当前情况下，织麻布的劳动的生产率增加为四倍。被表现为40镑的劳动所推动的不变资本即亚麻、机器等等，过去等于80镑。如果这种织布劳动的生产率增加为四倍，那么它就要推动四倍的不变资本，即值320镑的亚麻等等。码数也会增加为四倍，从1 200码增加到4 800码。可是，新加的织布劳动还同以前一样表现为40镑，因为织布劳动量仍然不变。于是，4 800码的总价格现在等于360镑，一码的价格＝360镑/14 800码＝每码1(1/2)先令。一码的价格从2先令或24便士，下降到1(1/2)先令或18便士，即降低了1/4，因为包含在一码中的不变资本在它转化为麻布时少吸收1/4的追加活劳动，或者说，同量织布劳动被分在更大的产品量上。可是，为了当前的目的，举下面这个例子更好些，即预付总资本保持不变，可是劳动生产力由于单纯的自然条件，比如年景的好坏，而表现为同一使用价值例如小麦的极其不同的量。［448］假定花费在每英亩土地上的劳动量，例如在小麦的生产中，表现为7镑，其中4镑代表新加劳动，3镑代表已经对象化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按照假定的比例剩余劳动/必要劳动＝100/100，4镑中就有2镑工资和2镑剩余劳动。而收获则随年景的改变而改变。

　　 预付在每英亩上的5镑资本的总产品的价值或价格，在这里始终保持不变，等于7镑，因为对象化劳动和新加活劳动的预付额保持不变。但是这同一劳动却表现在极其不同的夸特数上，因此每一夸特即总产品的每一相同的可除部分，有极其不同的价格。但是，同一资本生产出来的单个商品的价格上的这种变化，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不会改变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或整个工作日分为有酬劳

　　动和无酬劳动之比。代表新加劳动的总价值仍然不变，因为追加到不变资本上去的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同一活劳动量，剩余价值同工资之比，或劳动的有酬部分同无酬部分之比，仍然不变，不管在劳动生产率不同［增长］的条件下，一码是值2先令还是1(1/2)先令。在个别码上发生的变化，是追加于其上的织布劳动总量；而这个总量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对于包含在个别码内的这个总量的每一可除部分来说，则仍然不变，不管这个可除部分是较大还是较小。同样，在既定的前提下，在第二种场合，一夸特的价格随着劳动生产率降低而提高这种情况，新加劳动被分配在较少的夸特数上，从而较多的新加劳动量被分配在各个夸特上这种情况，［449］完全不会改变各个夸特所吸收的这个或多或少的劳动量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既不会改变资本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也不会改变包含在各个夸特价值中的剩余价值的可除部分（这部分一般来说同新加到各个夸特上去的价值成比例）。假如在既定的前提下，较多的活劳动追加到一定量劳动资料上去，那么较多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就以同一比例追加到它上面去；假如较少的活劳动追加到劳动资料上去，那么较少的有酬劳动和较少的无酬劳动就以同一比例追加到它上面去；然而，新加劳动的这二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却仍然不变。

　　撇开个别破坏性的影响（考察这些影响与当前的目的毫无关系）不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和结果就在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从而被同一追加劳动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不断增加，也可以说，新加劳动不断地被分配在更多的产品量上，从而单个商品的价格降低，或者商品价格普遍变便宜。但是，商品价格的这种便宜化本身，既丝毫不会改变同一可变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完全不会改变单个商品中所包含的新加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或在单个商品中实现的剩余价值率。如果一定量亚麻、纱锭等等为了把自己转化为一码麻布吸收了比较少的织布劳动，那么，这丝毫不会改变这个较多或较少的织布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新加到一定量已经对象化的劳动上去的活劳动绝对量，丝毫不会改变单个商品内这个时而变大时而变小的劳动量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因此，不管由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商品价格怎样变化，或者说，不管这种商品价格怎样降低和商品怎样变便宜，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总之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率，可以仍然不变。如果不是新加到劳动资料上去的劳动的生产力发生变化，而是创造劳动资料的劳动的生产力发生变化，从而劳动资料的价格上升或下降，那么同样清楚的是，这样引起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并不会改变包含在商品价格中的追加活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不变的划分。

　　反过来说，如果说商品价格的变化并不排除不变的剩余价值率，不排除追加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不变的划分，那么商品价格的不变，也不排除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不排除新加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划分的变化。为了使问题简化，我们假定，在我们讲到的劳动部门中，它的劳动的生产力都不发生变化，例如，在上述情况下就是织布劳动的生产率不发生变化，或提供亚麻、纱锭等等的劳动的生产率不发生变化。按照以前的假定，80镑用于不变资本，20镑用于可变资本。假定这20镑代表20个织工的20日（例如周工作日）。按照假定，他们生产了40镑，也就是说，他们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我们再［450］假定工作日过去等于10小时，现在延长到12小时，那么每人就要增加2小时剩余劳动。总工作日就要增加1/5，从10小时增加到12小时。因为10∶12＝16(2/3)∶20，所以为了推动同一不变资本80镑，从而生产1 200码麻布，现在就只需要16(2/3)个织工。（因为20人劳动10小时，是劳动200小时；16(2/3)人劳动12小时，也是劳动200小时。）换句话说，假如我们像以前一样保持20个工人不变，那么他们现在追加的就不是200小时劳动，而是240小时劳动。因为200小时的价值一周内每天表现为40镑，240小时的价值一周内每天就表现为48镑。然而，因为劳动生产力等保持不变，因为40镑要有80镑不变资本，所以48镑就要有96镑不变资本。可见支出的资本共计116镑，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价值＝144镑。但由于120镑＝1 200码，所以128镑＝1 280码。因此，一码值128镑/1 280＝1/10镑＝2先令。一码的价格不变，因为它还是像过去一样花费了那么多对象化在劳动资料中的劳动和新加的织布劳动的总量。然而每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却增加了。过去1 200码中有20镑剩余价值，因此一码中有20镑/1000＝2/120＝1/60镑＝1/3先令＝4便士。现在1 280码中有28镑剩余价值，一码中有5(1/3)便士⁽⁷⁾，因为5(1/3)便士乘以1 280＝28镑，这就是1 280码中所包含的实际剩余价值额。同样，追加的8镑剩余价值也等于80码（每码2先令），码数实际上从1 200增加到1 280。

　　在这里，商品价格保持不变；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投在工资上的资本保持不变。但是，剩余价值额却由20增加到28，或者说增加8，它是20 的2/5；因为8×5/2＝40/2＝20，即增加了40%。这就是总剩余价值增加的百分数。但是，如果谈到剩余价值率，那么它原来是100%，现在是140%。

　　这些讨厌的数字在以后可以订正精确。暂时它足以说明：剩余价值在商品价格不变时［451］会增加，因为同一可变资本推动了更多的劳动，从而不仅生产出具有同一价格的更多的商品，而且生产出包含更多无酬劳动的更多的商品。

　　正确的计算已表示在下列对照表中，对此还要事先作以下说明：

　　如果起初20v＝20个十小时工作日（可以把它作为周工作日而乘以6，情况也不会变），一个工作日＝10小时，那么这个总劳动就＝200小时。

　　如果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小时（剩余劳动从5小时延长到7小时），那么20日总劳动就＝240小时。

　　如果200小时劳动表现为40镑，那么240小时劳动就表现为48镑。

　　如果200小时推动不变资本80镑，那么240小时就推动不变资本96镑。

　　如果200小时生产1 200码，那么240小时就生产1 440码。

　　下面就是这个对照表：

　　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就是说，由于工作日的延长，使用的劳动总量［有酬部分和无酬部分之间］的比例从5∶5提高到7∶5，从100%提高到140%，并且这个比例同样也表现在各个码当中。但是，剩余价值总量决定于在这个提高了的比率下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如果工人人数由于工作日的延长而减少——如果只使用同从前一样数量的劳动，就是说，由于工作日的延长而使用较少的工人人数——，那么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仍然不变，但这并不是说剩余价值绝对额的提高仍然不变。

　　我们现在反过来假定工作日保持不变，等于10小时，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既不是织布劳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劳动生产率增加，也不是织布劳动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而是那些生产进入工资中的产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必要劳动从5小时减少到4小时，于是工人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劳动5小时，而是6小时，不是为自己劳动5小时，而是4小时。［452］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过去是5∶5＝100/100，即100%，现在是6∶4＝150∶100＝150%。

　　像从前一样，使用20个人工作10小时，即200小时；像从前一样，推动不变资本80镑。总产品价值像从前一样＝120镑，码数＝1 200，一码的价格＝2先令，因为生产价格完全没有改变。一个工人的全部产品（按价值）过去等于2镑，而20个工人的全部产品等于40镑。但是，如果一周内每日5小时等于20镑，那么一周内每日4小时就等于16镑，现在工人用这笔钱购买与从前同样数量的生活资料。现在每个工人每天只完成4小时必要劳动，20个工人的报酬不是等于从前的20镑，而是等于16镑。可变资本从20镑下降到16镑，但是它像从前一样还是推动同样多的绝对劳动量。然而这个劳动量却有了不同的划分。从前是1/2有报酬，1/2没有报酬。现在是10小时中4小时有报酬，6小时没有报酬；就是说2/5有报酬，3/5没有报酬；或者说，比例6∶4代替了比例5∶5，即剩余价值率150%代替了剩余价值率100%。剩余价值率提高了50%。一码中有3(1/5)便士的有酬织布劳动，4(4/5)便士的无酬织布劳动；这就是24/5∶16/5或24∶16，同上面一样。所以，我们得出：

　　在这里可以看到，剩余价值额只有24镑，而不是像在表II中那样等于28镑。但是，如果在表III中支出同一可变资本20镑，那么使用的劳动总量将会增加，因为，如果支出16镑可变资本，使用的劳动总量就保持不变。于是，使用的劳动总量增加了1/4，因为20镑比16镑多1/4。使用的劳动总量增加了，不仅剩余劳动同有酬劳动的比例提高了。因为在这个新的比率下，如果16镑提供40镑，那么20镑就提供50镑，其中30镑是剩余价值。如果40镑等于200小时，那么50镑就等于250小时。如果200小时推动80c，那么250小时就推动100c。最后，如果200小时生产1 200码，那么250小时就生产1 500码。所以，计算如下：

总之要指出，如果由于工资的降低（在这里，这是生产力增长的结果），只需要较少的可变资本就可以使用同量的劳动，也就是说，使用同量劳动会给资本带来更大的好处，因为同量劳动的有酬部分与无酬部分相比减少了，那么，当资本家继续投入同量可变资本的时候，资本家就会得到双重好处，因为他不仅从同一总量得到一个提高了的剩余价值率，而且按照这个提高了的剩余价值率剥削更多的劳动量，尽管他的可变资本在量上没有增加。 ［453］这样，我们就已说明：

　　（1）在商品价格改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可以仍然不变；

　　（2）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可以发生变化。

　　正如在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所阐述的那样，商品价格只有当它进入劳动能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到劳动能力本身价值的时候，才影响到剩余价值；这种影响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被相反的影响所抵消。

　　从（1）得出，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降低，商品的变便宜——撇开这样一部分商品不谈，这些商品通过自己的变便宜能使劳动能力本身变便宜（反之，这些商品通过自己的涨价能使劳动能力涨价）——虽然意味着，单个商品中物化着较少劳动，或者同量劳动表现在较多商品量中，从而劳动的较小的可除部分分配在单个商品上；但是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包含在每一单个商品中的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划分会发生变化。已经阐明的两个规律对所有商品都有效，因此对这样一些商品也是有效的，这些商品并不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从而它们的便宜或涨价与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规定无关。

　　从（2）得出，——（见表III和表III（a））——虽然商品价格保持不变，并且直接使用在以这种商品为结果的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的生产力保持不变，但是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可以增长。（反过来同样可以得出，当总工作日缩短，或者必要劳动时间由于其他商品涨价而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的时候，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可以下降。）情况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定量可变资本可以使用具有一定生产力的极其不等的劳动量（而在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时候，商品价格保持不变），或者说，变量的可变资本使用着具有一定生产力的等量劳动。简言之，具有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决不总是推动同量活劳动；因此，只要把可变资本看做是它所推动的劳动量的单纯标志，［可变资本］也就是一种变量的标志。

　　后面这个意见——（关于（2）和规律（2））表明：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作为资本的可除组成部分，作为这样的资本，即已经自行增殖，从而包含着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个可除部分的资本的承担者，我们必须把它看做是与我们以前在开始阐述单个的独立的商品时所考察的商品不同的东西。

　　（当我们讲商品价格的时候，在这里总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资本所生产的商品量的总价格等于该商品量的总价值，因此单个商品即可除部分的价格等于这个总价值的可除部分。在这里，价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到目前为止，与价值不同的价格尚未包括在我们的阐述中。）

　　［454］（〔从本章第（2）和（3）节过渡到我们在这里暂时作为第I节来论述的第（3）节。²⁴⁹（参看第444页⁽⁸⁾）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它作为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积累的条件下），同时又是资本的生产，并且是整个资本关系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剩余价值只是作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被生产出来，它也表现为一定量商品或剩余产品。资本只有作为商品的生产者才生产剩余价值和再生产自己本身。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再来研究作为资本的直接产物的商品。但是，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商品就其形式（商品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来看，是不完全的结果。在商品能再作为财富（或者以货币的形式，或者作为使用价值）执行职能以前，商品先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转化——商品必须重新进入交换过程，在交换过程中通过这种形式转化。因此，我们现在要更详细地考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最直接结果的商品，然后再考察商品所通过的进一步的过程。〕）（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商品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是资本在生产过程的终点上得以再现的形式。）

　　各单个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事实上作为再生产出来的并且已经增殖的资本的元素部分——同我们过去作为资本形成的前提而由以出发的单个商品的差别，同独立考察的商品的差别，除了前面所考察的关于价格规定这一点以外，还表现在：当商品按照自己价格出售的时候，预付在商品生产中的资本的价值没有实现，由这个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没有实现。作为资本的单纯承担者，不仅物质上作为资本由以构成的使用价值部分，而且作为资本由以构成的价值的承担者，商品可以按照与商品价值相一致的价格出售，但却是低于作为资本产物，作为总产品——已经自行增殖的资本首先存在于这个总产品中——组成部分的商品价值出售。

　　在我们上面的例子中，100镑资本再生产为具有120镑价格的1 200码麻布。按照以前所提出的说明，因为我们有，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80镑不变资本表现为800码或总产品的2/3；20镑可变资本或工资表现为200码或总产品的1/6；20镑剩余价值也同样表现为200码或总产品的第二个1/6。如果现在不是一码按其价格出售，而是例如800码按其等于80镑的价格出售，而其他两部分卖不出去，那么100镑原有资本价值本身就只有4/5再现出来。800码作为总资本的承担者，也就是说，作为100镑总资本的唯一现实的产品，是低于其价值出售的，而且低于其价值1/3，因为总产品的价值等于120镑，80镑只等于总产品的2/3，而不足的价值量40镑则等于这个总产品的其余的1/3。这800码就其自身来看也可以高于其价值出售却依然是作为总资本的承担者按其价值出售，例如，当800码本身按90镑出售，而其余400码只按30镑出售的时候就是如此。但是，我们要完全撇开商品量的个别份额高于或低于其价值出售的情况，因为按照假设，商品一般是按其价值出售的。

　　［455］这里不仅是说，像在独立的商品的情况下那样，商品按其价值出售；而且是说，商品作为预付于该商品生产中的资本的承担者，从而作为资本的总产品的可除部分，按其价值（价格）来出售。如果在等于120镑的这个总产品1 200码中只卖出去800码，那么这800码就不是代表总价值的2/3可除部分，而是代表全部总价值；因此它是代表120镑的价值，而不是代表80镑的价值；单个商品不是等于80/800＝8/80＝4/40＝2/20镑＝2先令，而是＝120/800＝12/80＝3/20＝3先令。因此，如果单个商品不是卖2先令，而是卖3先令，那么它就是贵卖了50%。单个商品作为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可除部分，必须按其价格出售，从而作为已售出的全部产品的可除部分出售。它一定不是作为独立的商品出售，而是例如作为全部产品的1/1200出售，从而作为对其余1199/1 200的补充来出售。关键在于：单个商品是按它们的价格乘以这样一个数目出售的，这个数目是该商品作为可除部分的分母。

　　（在这里已经可以自然地得出：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随着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商品的变便宜，商品量增加了，必须出售的商品数增加了，所以市场的不断扩大是必要的，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需要。不过，这一点最好在下一册论述。²⁵⁰）〔由此也得出：例如，如果资本家按2先令供给1 200码，那么他就不能按这个价格供给1 300码。为什么呢？因为追加的100码也许需要不变资本等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追加生产1 200码的情况下会提供上述价格，而不是在追加生产100码的情况下，等等。〕

　　由此可见，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与独立考察的单个商品是多么不同；我们越是往下跟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种差别就越来越明显，也就越来越影响商品现实的价格规定，等等。

　　但是，我在这里还特别要提出下面这样一点：

　　在这个第一册第II章第3节²⁵¹中已经看到，一方面，资本产品的不同价值部分（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以自己的各个比例部分表现在，重复出现在作为生产出来的总使用价值的可除部分和作为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可除部分而存在的每一单个商品中；另一方面，总产品可以分为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即物品的一定份数、份额，其中一部分只代表不变资本价值，另一部分只代表可变资本价值，最后，第三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尽管这两种表现像过去说明的那样在事实上是相同的，但它们在表现方式上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在后一种解释中，例如，属于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仅仅再生产不变资本价值——的单个商品似乎只代表在生产过程以前就已经对象化的劳动。因此，例如，800码等于80镑，等于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它只代表已经消费的棉纱、机油、煤炭、机器等的价值，而不代表新加织布劳动的价值部分；然而另一方面，就使用价值来看，每一码麻布，除去其中包含的亚麻等以外，还包含着恰好使它具有麻布形式的一定量织布劳动；在每一码麻布的2先令价格中，包含着麻布内消耗的不变资本的再生产16便士、工资4便士和物化在麻布中的无酬劳动4便士。这个表面上的矛盾——以后将要看到，不能解决这个矛盾，是分析中所以会发生根本错误的原因——，乍一看来，使只着眼于单个商品价格的人陷于混乱，就像前面刚刚提出的下述论点使人陷于混乱一样：单个商品或总产品的一定份额，即使是按其价格出售也还是可以低于其价格出售，即使是高于其价格出售也还是可以按其价格出售，甚至即使是高于其价格出售也还是可以低于其价格出售。这种混乱的一个例子就是蒲鲁东。（见反面）²⁵²

　　（在上述例子中，一码的价格不是孤立地决定的，而是作为总产品的可除部分来决定的。）

　　［456］（上面所说的价格规定，我以前曾经像下面这样叙述过（以前叙述中的个别说法⁽⁹⁾也许应该插入到这里）：

　　起初，我们是把单个商品独立地理解为一定量劳动的结果和直接产物。现在，当商品是资本的结果的时候，问题就在形式上发生了如下变化（以后会在生产价格中实际地发生变化）：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量代表一个劳动量，这个劳动量等于包含在并消耗在产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不变资本转移给产品的物化劳动量的价值）加上同可变资本相交换的劳动量的价值，其中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另一部分构成剩余价值。如果包含在资本中的劳动时间以货币来表现等于100镑，其中40镑是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等于50%，那么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总量就表现为120镑。在商品能够流通以前，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先转化为价格。因此，如果总产品不是单一的不可分的物，从而整个资本不被再生产为单一的商品，例如一座房屋，那么资本就必须计算单个商品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把单个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计算货币上。按照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现在总价值120镑会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产品上，因而单个商品的价格会同商品总数成反比，各自表现为120镑的一个较大或较小的可除部分。例如，如果总产品＝60吨煤炭，那么60吨就＝120镑＝每吨2镑＝120/60镑；如果产品等于75吨，一吨就＝120/75＝1镑12先令；如果产品＝240吨，一吨就＝120/240＝12/24＝1/2镑等等。所以，单个商品的价格＝产品总价格/产品总数，即产品总价格除以产品总数，而产品总数又是按照不同的尺度、按照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计量的。

　　因此，如果单个商品的价格＝100镑资本所生产的商品量（吨数）的总价格除以商品总数（在这里即吨的总数），那么另一方面，总产品的总价格就等于单个商品的价格乘以生产出来的商品总数。如果商品量随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那么商品数就会增加，而单个商品价格就会下降。生产率降低时，情况就相反，这时一个要素即价格提高了，另一个要素即商品数就减少了。只要劳动支出量不变，劳动支出量就表现为同样的120镑总价格，不管其中有多少分配在数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单个商品上。

　　如果由于产品数量较大，也就是说，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单个产品分担的价格部分——总价值的可除部分——比较小，那么单个产品分担的剩余价值部分也比较小，即体现剩余价值20镑的并同产品相联系的总价格可除部分也比较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会改变单个商品中代表剩余价值的价格部分同商品中代表工资即有酬劳动的价格部分之间的比例。

　　其实，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时候已经表明——撇开工作日的延长不谈——，随着那些决定劳动能力的价值、进入工人必要消费的商品变便宜，存在着劳动能力本身变便宜的趋势，因此，在工作日的长短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着劳动的有酬部分缩短和无酬部分延长的趋势。

　　因此，根据以前的假定，单个商品的价格构成总价值可除部分时占何种比例，它包含的总价格部分占何种比例，它包含的剩余价值部分也就占何种比例；而现在，尽管产品的价格下降，这个价格中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却会增长。然而，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只是因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价值在产品总价格中占有更大的比例部分。同一原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同量劳动，同一120镑价值表现为更大的产品量，从而使单个商品价格下降，这就会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在劳动生产率降低时情况相反〕。因此，虽然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虽然包含在单个商品中的总劳动量减少，从而单个商品的价值减少，但是，这个价格中由剩余价值组成的比例构成部分却增加；或者说，同以前劳动生产率较低、产品量较少、单个商品价格较高的时候相比，单个商品（例如一吨）所包含的总劳动量较少，而它包含的无酬劳动量却较大。现在，120镑总价格包含着更多的无酬劳动，因而这120镑的每一可除部分也包含着更多的无酬劳动。

　　［457］类似的谜把蒲鲁东弄糊涂了，因为他只看到单个的独立的商品的价格，没有把商品看做是总资本的产品，从而也没有考察总产品及其各个相应的价格在观念上划分的比例。

　　“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这只是具有特殊名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加到工人的工资上， 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自食其力的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105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弄清问题，我们假定，这里所说的工人，即“I’ouvrier”，就是整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的和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等等的周货币额，是花费在这样一个商品量上的：这个商品量的价格，就每一个个别商品来看和所有商品作为整体来看，除去等于工资的那一部分以外，都包含等于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蒲鲁东所说的利息也许只构成这个剩余价值的一个相对来说较小的比例部分。现在，工人阶级要用只等于工资的周收入去购买等于工资加上剩余价值的商品量，怎么可能呢？因为周工资，就整个工人阶级来看，只等于一周的生活资料额，因此很明显，工人不能用获得的货币额购买必要的生活资料。因为工人所获得的货币额等于周工资，即支付给他的自身劳动的周价格，而每周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则等于包含于其中的劳动的周价格加上代表无酬剩余劳动的价格。因此，“……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所以，在这种前提下，“自食其力”就是含有“矛盾”的。从表面上看，蒲鲁东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如果他不是独立地考察商品，而是把商品看做资本的产物，那么他就会发现，一周的产品分为这样两个部分：一部分的价格＝工资＝一周内支出的可变资本，它不包含剩余价值等；另一部分的价格只＝剩余价值等等；虽然商品的价格包含所有这些元素等，但是工人所能买回的正好仅仅是这个第一部分（不过，工人在这种买回中可能受欺骗以及他受到小店主的欺骗等等情况，这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没有什么关系）。

　　蒲鲁东的貌似深奥莫测的经济怪论，一般说来不过如此。这个怪论就在于：蒲鲁东把经济现象在他头脑中所造成的混乱说成是这种现象的规律。

　　（实际上他的论点还要糟糕，因为它包含下述假定：商品的真正价格等于包含在商品中的工资，等于包含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量，而剩余价值，利息等等则只是超过商品的这个真正价格的任意附加。）

　　但更糟糕的是庸俗经济学对蒲鲁东的批判。例如，福尔卡德先生（在这里⁽¹⁰⁾要引用这个地方）²⁵³不仅指出，蒲鲁东的观点一方面证明得太过分了，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工人阶级根本不能生活；而且指出，另一方面，蒲鲁东在这个怪论的表述上又做得远远不够，因为工人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除了工资加上利息等以外，还包括原料等等（简单地说就是：不变资本的价格要素）。福尔卡德完全正确。但下一步呢？福尔卡德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比蒲鲁东所提出的问题还要困难，——这就是福尔卡德甚至不能在蒲鲁东提出这个问题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以空洞的废话回避它的理由²⁵⁴（见脚注（1））。

　　［458］实际上，这是蒲鲁东手法的好的方面：蒲鲁东同庸俗经济学家们相反，带着诡辩的自负公开地说出经济现象的混乱；而这些庸俗经济学家则力图抹杀这种混乱，但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它，从而把自己理论上的贫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威·修昔的底斯·罗雪尔²⁵⁵先生就把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说成是“混乱的东西和引起混乱的东西。”²⁵⁶“引起混乱的东西”一语表现出庸俗经济学在这种混乱面前无能为力的情绪。庸俗经济学甚至没有能力以蒲鲁东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那种混乱的、浮浅的与诡辩的形式（蒲鲁东以这种形式弄昏了庸俗经济学的头脑）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庸俗经济学只好撇开它在理论上不能克服的诡辩，求助于“普通的”常识，说什么事情总是会按常规进行下去的。这对于所谓的“理论家”倒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注意：整个关于蒲鲁东的这一段话，大概放在第二册第III章或者再后一些比较好。〕

　　现在同时解决了第I章²⁵⁷中所讲到的那个困难。如果成为资本的产物的商品，按照由它的价值决定的价格出售，从而整个资本家阶级都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那么每一资本家也就实现了剩余价值，就是说，他卖出了他什么也没有花费、什么也没有支付的那个商品价值部分。因此，资本家们彼此得到的利益，并不是通过互相欺骗而得到的——这只能是一个人从别人那里夺走属于别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由于彼此高于商品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而是由于按照商品价值互相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得到的。商品按照与其价值相适应的价格出售这个前提，也是下一册所要进行的研究的基础。

　　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最直接的结果，它的产物，是这样一种商品，在这种商品的价格中不仅补偿了生产商品时所消费的预付资本的价值，而且同时使生产商品时所消费的剩余劳动物化为，对象化为剩余价值。资本的产品，作为商品，必须加入商品交换过程，因而它不仅要进入实际的物质变换，而且同时要通过我们曾作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加以叙述的那种形式转化。只就形式转化（这些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来说，这个过程在我们称为“简单流通”（商品本身的流通）的地方已经阐述过了。但是现在，这些商品同时是资本的承担者；它们是已经增殖的、孕育着剩余价值的资本本身。而从这一方面来说，这些商品的流通现在同时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因此包含着商品流通的抽象考察所没有涉及的进一步规定。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商品流通作为资本流通过程来考察。这将在下一册中进行。²⁵⁸

(1)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74页。
(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161页］。²⁴⁵
(3)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1—82页］。
(4) 参看［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17页。并见韦克菲尔德。²⁴⁶
(5) 参看1752年前后出版的一部法国著作，它断言，在法国小麦从来没有被看做交易品。²⁴⁷
(6)［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08页。
(7) 在手稿中写的是5(1/4)便士，可能是笔误。——编者注
(8) 见本卷第430—431页。——编者注
(9) 见本卷第432—434页。——编者注
(10) 福尔卡德［《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245]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73—274页）。——427。
[246]　指爱·吉·韦克菲尔德在他所出版的亚·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64页上所加的注释：“只有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商品种类的无限多样性，才使对财富的贪欲成为无止境的和永远无法满足的。”有关论述还可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84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8页。——430。
[247]　见昂·古达尔《法国在农业、人口、金融、贸易、海运及工业等诸多领域尚未明确的利益》，一个公民著，1757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这部著作曾被查·斯密斯《关于谷物贸易和谷物法的三篇论文》（1766年伦敦第2版）提到过。马克思在自己的“补充笔记本”B中摘引了斯密斯的著作，并写了这样的话：“谷物被认为是食物和商品这两种东西。”（这种说法包含在所有古老的契约中）“本王国的议会通常认为它是食物和商品这两种东西。《法国利益》一书的作者直到1660年都不这样看（不看做商品），但是法规证明事实正相反。”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这里留下了进行补充的空白。——430。
248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07页。——431。
249 　这个注表明，马克思打算以后把第（2）节改成第（1）节，把第（3）节改成第（2）节，把第（1）节改成第（3）节。——444。
250 　指《资本论》第二册（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446。
251 　在这里以及在这一手稿的其他地方，当马克思说第一册及其各个部分（章）时，都是指当时已经写好了的《资本论》第一册（第一卷）手稿。这个手稿留下来的只有第六章。第一册的第六章和前面的各章都还没有反映出《资本论》第一版的最终结构。——447。
252 　在手稿的这个地方，马克思写了一个注：“见反面”。在手稿这一页的反面（下一页）即第457页上（见本卷第450—452页），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皮· 约·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蒲鲁东的经济怪论”）。——448。
253 　指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欧·福尔卡德的《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文章）中的一个地方。该文载于《两大陆评论》杂志新辑第24卷（1848年巴黎版）第998—999页。福尔卡德在文章中批判了皮·约·蒲鲁东的如下论点：“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本价格上的利息”（这个论点包含在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第4章第5节中）。——452。
254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75—276页和《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九章脚注（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55—956页），对欧·福尔卡德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进行了详细批判。——452。
255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地用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的底斯的名字来称呼威·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2页，并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7章脚注（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51页）。——452。
256 　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33页。——452。
257 　指《资本论》第一册手稿的第I章（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章第2节《总公式的矛盾》中的内容）。——453。
258 　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马克思把这个《第六章》撤掉了，但是，第一节的最后这几句话成了第一册（即第一卷）的最后结尾，以便过渡到第二册。从德文第二版（1872—1875年）起，这段话也被删掉了。——453。

［459］（2）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当资本还只是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即商品或货币的时候，资本家也表现为商品占有者或货币占有者这种众所周知的特征形式。但因此，正像商品和货币本身不是资本一样，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本身也不是资本家。正像商品和货币只是在一定前提下才转化为资本一样，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也只是在同样的前提下才转化为资本家。

　　资本起初表现为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或者说，表现为还仅仅在可能性上是资本的货币。

　　经济学家们一方面犯了把资本的这些元素形式——商品和货币——本身跟资本等同起来的错误，他们另一方面又犯了把资本的使用价值存在方式——劳动资料——本身说成就是资本的错误。

　　在资本的最初的（可以说是）暂时的形式即货币（资本形成的起点）上，资本还只是作为货币存在着，从而还只是在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即其货币表现中作为一个交换价值额存在着。但是，这个货币必须自行增殖。交换价值必须用来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价值量必须增加，就是说，现有价值不仅要保存自己，而且它还必须创造出一个增量，∆价值，一个剩余价值，从而使已知的价值即已知的货币额表现为流动量，使增量表现为流数²⁵⁹。我们在考察资本流通过程的时候，还将返回来谈资本的这个独立的货币表现。在这里，当我们还只是同货币这个直接生产过程的起点打交道的时候，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资本在这里还只是作为一个一切使用价值都已消失不见的已知的价值额＝G（货币）存在着，从而是以货币的形式存在着。这个价值额的量，受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额的大小或数量的限制。这个价值额所以变成资本，是由于它的量会增大，由于它会转化为一个变动的量，由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会产生流数的流动量。这个货币额所以自在地是资本，也就是说，按其使命来说是资本，只是因为它被使用、被支出的方式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只是因为它被支出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这一点，就现有价值额或货币额来说，表现为它的使命，它的内在动力，趋势，而就资本家即这个货币额的占有者（这个货币额在他的手中必须执行这种职能）来说，则表现为意图，目的。但是，在资本（或者说要生成的资本）的这个最初的简单的价值表现或货币表现中，对使用价值的一切关系都抽象掉了，消失了，因而，实际生产过程（商品生产等等）的一切破坏性干扰以及后来出现的引起混乱的偶然因素也都消失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的特殊性质，也以同样抽象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说原来的资本是等于x的价值额，那么，其目的就是使这个x通过转化为x＋Δx而成为资本，即转化为一个等于原有价值额加上这个原有价值额的余额的货币额或价值额，转化为已知的货币量加上追加的货币，转化为既定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于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原预付价值的保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驱动利益和最终结果，表现为使原有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种东西。无论怎样达到这一点，这种x转化为x＋Δx的实际程序决不会使这个过程的目的和结果发生任何改变。当然，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x也可以转化为x＋Δx；不过这种转化就不是发生在这样既定的条件和前提下，即参加竞争的社会成员作为这样一些人互相发生关系，他们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彼此对立，并且仅仅作为商品占有者彼此接触（这种情况不包括奴隶制等等）；其次，这种转化也不是发生在另外的条件下，即社会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上述条件排斥所有这样一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对于直接生产者来说，使用价值是主要目的，最多是产品的剩余等转化为商品）。

　　［460］其次，x转化为x＋Δx的过程的这个目的，表明了研究必须经历的途径。这个式子必须是变量的函数，或者在过程中转化为变量的函数。起初，x作为已知的货币额，是一个常量，因而它的增量是0。因此，x必须在过程中转化为含有可变因素的另一个量。而问题就在于找出这个组成部分，同时指出通过什么中介过程使原来的常量变为变量。因为，正如在考察实际生产过程时所进一步表明的那样，x的一部分会反过来再转化为常量，即转化为劳动资料，因为x价值的一部分只是处于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形式中，而不是处于这种使用价值的货币形式中，就这一部分是交换价值来说，不能改变价值量的不变性质的那种变化，也决不能使这一部分发生改变；所以，x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c常量）＋v（变量）＝c＋v。但是现在，差额Δ（c＋v）＝c＋（v＋Δv），并且，由于c的差额＝0，所以差额Δ（c＋v）＝（v＋Δv）。因此，起初表现为Δx的，实际上是Δv。而且原x量的这个增量同x的这一部分（原x量的增量实际上就是这一部分的增量）的比例，必定是（Δv＝Δx（因为Δx＝Δv）），Δ x/v＝Δ v/v，这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率的公式。

　　因为总资本C＝c＋v，其中c是常量，v是变量，所以C可以看做是v的函数。如果v增加一个Δv，那么C就变成＝C′。

　　于是得出：

　　（1）C＝c＋v。

　　（2）C′＝c＋（v＋Δv）。

　　从等式（2）减去等式（1），即得C′－C的差，C的增量＝ΔC。

　　（3）C′－C＝c＋v＋Δv－c－v＝Δv。

　　（4）可见，ΔC＝Δv。

　　于是得出（3），从而（4）ΔC＝Δv。但是，C′－C＝C已经变化的量（＝ΔC），＝C的增量或ΔC，因此得出（4）。换句话说，总资本的增量＝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量，因此Δc或资本的不变部分的变化＝0。所以，在研究ΔC或Δv时，可以假设不变资本＝0，就是说，必须撇开不变资本不谈。

　　v增长的比率＝Δ v/v（剩余价值率）。C增长的比率＝ Δv/C＝Δ v/(c＋v)（利润率）。

　　因此，资本作为资本所固有的独特职能，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如以后将要表明的那样，这不外是实际生产过程中剩余劳动的生产，对无酬劳动的占有，而这种无酬劳动表现为，对象化为剩余价值。

　　其次得出，为了使x转化为资本，转化为x＋Δx，价值或货币额x必须转化为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首先是转化为实际劳动过程的各要素。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一部分生产资料（劳动对象）虽然有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不是商品。在这种情况下，x的一部分只转化为生产资料，而劳动对象［除外］，并且就x的转化即用x购买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而言，就是仅限于购买［劳动对象之外的］生产资料。就价值而言，劳动过程的一个要素即劳动对象，在这里等于0。但是我们要在劳动对象也是商品的完全的形式中来考察问题。在劳动对象不是商品的情况下，就价值而言，应该使这个要素等于零，以便修改计算。

　　正像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一样，生产过程即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直接统一。正像商品，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作为结果，作为产物从这个过程中出来一样，商品也作为构成要素加入这个过程。任何东西不以生产条件的形式进入生产过程，它也就根本不可能从生产过程中出来。

　　预付货币额即必须增殖和必须转化为资本的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过程的要素，这是商品流通的行为，交换过程的行为，它分解为一系列的购买。因此，这种行为还是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它只是引起直接生产过程，但它是直接生产过程的必要前提；当我们考察的不是直接生产过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和连续性的时候，从货币到生产过程各要素的这种转化，生产资料和劳动能力的购买，本身又构成总过程的内在要素。

　　［461］如果我们现在来考察直接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形态，那么资本就如同简单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形态。但是在这种二重形式中却包含着与独立考察的简单商品的规定不同的进一步规定，即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性。

　　首先就使用价值来说，使用价值的特殊内容，使用价值的进一步的规定性，对于商品的概念规定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品要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必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因而必须具有某种有用属性。如此而已。至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进一步地加以规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这是从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因此——就生产资料来说——使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规定。在这里，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²⁶⁰本身，对于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范畴的发展，成为本质的事情。

　　但是其次，加入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划分为两个在概念上有严格区别的要素和对立物（同上面所说的物的生产资料的情况完全一样）：一方面是物的生产资料，客观的生产条件，另一方面是活动着的劳动能力，有目的地发挥出来的劳动力，主观的生产条件。从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使用价值而言，这种划分是资本的进一步的形式规定性。在简单商品中，一定的合乎目的的劳动——纺纱、织布等等——体现在、对象化在纱中，布中。产品的合乎目的的形式，是有目的的劳动所留下的唯一痕迹；而当产品具有自然产品的形式，如牲畜、小麦等等的时候，这个痕迹本身可能会消失。在商品中，使用价值表现为某种可见的现存的东西，这种现存的东西在劳动过程中只表现为产品。单个商品，事实上是完成的产品，它的产生过程看不见了，在它身上，特殊有用劳动体现在、对象化在产品中的那个过程实际上消失了。商品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商品不断地作为产品离开生产过程，所以产品本身只表现为生产过程的要素。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借以体现的一部分使用价值，是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而它表现为具有一定的、与生产资料的特殊使用价值相适应的特性的劳动能力，表现为发挥作用的劳动能力，有目的地发挥出来的劳动力，它使生产资料成为它发挥作用的物的要素，从而把生产资料从其使用价值的最初形式转化为新的产品形式。因此，使用价值本身在劳动过程中经历一个实际的转化过程，不管这个过程具有机械的性质，还是具有化学的、物理的性质。在商品中使用价值是具有一定属性的既定的东西，然而现在，使用价值却从作为原料和劳动资料执行职能的物即使用价值，借助于通过原料和劳动资料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活劳动（这个活劳动就是活动中的劳动能力），转化为改变了形态的使用价值——产品。所以，资本在劳动过程中作为使用价值所采取的形态分为：第一，在概念上既互相分开又互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第二，在［462］概念上从劳动过程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划分，即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和主观劳动条件，合乎目的地起作用的劳动能力，即劳动本身。但是第三，就过程的整体来看，资本的使用价值在这里表现为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生产资料在这种过程中按照这个特殊规定性，是作为合乎目的地起作用的、与生产资料的特定性质相适应的独特劳动能力的生产资料来执行职能的。换句话说，总劳动过程本身，在其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的活的交互作用中，表现为使用价值的总形态，即表现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在形态。

　　资本生产过程就其实际方面来考察——或者把它当做通过有用劳动用使用价值形成新使用价值的过程来考察——，它首先就是实际劳动过程。作为这样的劳动过程，它的各要素，它的概念上特定的各组成部分，是一般劳动过程，每个劳动过程的要素和组成部分，不管这种劳动过程发生在何种经济发展阶段上，发生在何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因为资本存在的实在形态或客观使用价值形态，资本的物质基体，必然是用来生产新产品的生产资料形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又因为在流通过程中，在商品形式中，也就是在作为商品占有者的资本家的占有中，这些使用价值在它们按其特有目的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以前就已经存在（在市场上）；也就是说，因为资本——就它表现为客观劳动条件来说——从其使用价值看是由生产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工具，建筑物，机器等等构成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一切生产资料都是可能的资本，而就它们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来说，又都是实际的资本；所以，撇开劳动过程的一切历史形式不谈，资本是人类劳动过程一般的必要要素，从而是某种永恒的和由人类劳动性质决定的东西。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说，因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就是劳动过程，所以劳动过程本身，一切社会形式下的劳动过程，必然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于是，资本就被看成这样一种物，它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某种物的作用，起着它作为物应有的作用。根据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因为货币是金，所以金本身就是货币；因为雇佣劳动是劳动，所以一切劳动都必然是雇佣劳动。由此可见，同一性是这样证明的：把与一切生产过程的特殊差别相区别的它们的共同东西固定下来。同一性是通过抽去差别来证明的。在本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回过头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问题。⁽¹⁾在这里暂时只谈谈下列内容：

　　第一，资本家购买的、为了在生产过程中或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的商品，是资本家的财产。这些商品实际上只是资本家的转化为商品的货币，它们同货币一样是资本家的资本的存在；而且它们在更强的意义上是资本家的资本的存在，因为它们存在于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它们现实地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也就是说，作为价值创造、价值增殖即增大价值的手段执行职能。因此，这些生产资料是资本。另一方面，资本家又用预付货币额的其他部分购买劳动能力，工人，或者如第IV章²⁶¹所阐述的，这表现为资本家购买活劳动。所以，正像劳动过程的客观条件属于资本家一样，这种活劳动也同样属于资本家。但是，在这里总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差别：实际的劳动是工人作为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等价物，作为劳动的［463］购买价格的等价物而实际地给予资本家的东西。这是工人生命力的支出，是他的生产能力的实现，是他的活动，而不是资本家的活动。作为个人的职能来看，在劳动的现实性中，劳动是工人的职能，而不是资本家的职能。从交换的观点来看，它是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从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同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因此这就形成了同客观劳动条件的对立，这种客观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并因而作为资本家的存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同主观劳动条件即劳动本身相对立，或者不如说，同进行劳动的工人相对立。由此可见，不论是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工人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存在，作为地道的资本，都同劳动即预付资本所转化成的另一个要素相对立，因此，生产资料即使在生产过程以外也在可能性上表现为资本的独特存在方式。正像以后将要表明的，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性质（由于生产资料在这种过程中作为活劳动的吸收器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机器等变成活劳动的实际统治者），这种情况将会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上，资本在生产资料形式上存在的使用价值和作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资本的这些生产资料即这些物的规定，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这正像在这种生产方式内，对于局限于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人来说，产品本身就被当做是商品一样。这一点构成了政治经济学家的拜物教的一个基础。

　　第二，生产资料是作为一定的商品，比如棉花、煤炭、纱锭等等，从流通进入劳动过程的。这些生产资料是以它们还在作为商品进行流通时就具有的那种使用价值形态进入劳动过程的。它们在进入劳动过程以后，就以与它们的使用价值相符的属性，以它们作为物在物质上应有的属性，如棉花作为棉花的属性等，来执行职能。但是，说到我们称之为可变资本的这部分资本，情况就不同了，这部分资本，只有借助于同劳动能力相交换，才实际地转化为资本的可变部分。就实在形态来看，这个货币——即资本家在购买劳动能力时所支出的这个资本部分——不过表现为存在于市场上的（或在一定条件下投到市场上的）、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货币只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转化形式，工人得到货币以后就把这种转化形式再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转化，正像这些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后来被消费一样，也是同直接生产过程（更进一步说即劳动过程）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过程，确切些说，是处于劳动过程以外的过程。资本的一部分，从而总资本，所以转化为可变量，恰恰是由于换进来的不是货币（不变的价值量），或代表货币的生活资料（同样是不变的价值量），相反，是活的劳动能力这样一个要素，这个要素是创造价值的，它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是可以变大或变小的，可以表现为变量，在任何情况下，它作为因素进入生产过程，都只是作为流动的量，作为正在生成的量，——从而是作为在不同的界限内正在生成的量，而不是作为已经生成的量。当然，工人对生活资料的消费本身，实际上可以包括在（包含在）劳动过程中，正像例如机器对辅助材料的消费包含在劳动过程中一样；所以，工人不过表现为资本所购买的工具，这种工具为了执行它在劳动过程中的职能也需要消费，也需要加上一定份额的生活资料作为自己的辅助材料。这种情形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对工人剥削的规模和残酷性。但是，它在概念上并不是以这样狭隘的方式（这一点我们在关于（3）²⁶²总关系的再生产中，会进一步看到）包括在资本关系中。在通常情况下，工人消费自己的生活资料，是在直接劳动过程间断的时候，而机器消费自己的生活资料则是在机器开动的时候（动物？）。但是，就整个工人阶级来看，这些生活资料有一部分是被尚不能劳动或者已经不再能劳动的家庭成员消费的。实际上，就辅助材料及其消费来看，工人和机器的差别，在实践中可以归结为动物和机器的差别。然而，这并不是必要的，因此不属于资本的概念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支出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一旦采取自己的实在形态，即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形态，那么，形式上都表现为已经不再属于资本家的部分，而是属于工人的部分。因此，［这部分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以前作为商品——作为生活资料——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形态，完全不同于它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形态，不同于表现为活动的劳动力的形态，从而活的劳动本身的形态。这样，就把这部分资本跟［464］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专门地区分开来了，而这又成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为什么地道的生产资料会表现为跟生活资料不同的，并且与之相对立的资本本身的根据。这种错觉（把以后要发挥的东西撇开不谈）仅仅由于下述事实就破灭了：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形式，是产品的形式，而这种产品既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着，又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着，因此两者都同样是作为资本存在着，从而也都同活的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存在着。

　　我们现在来分析价值增殖过程。

　　从交换价值来看，商品和处于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资本之间的差别，又呈现了出来。

　　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交换价值，比已经投入市场的或已经预付的资本的交换价值小，因为，作为价值进入生产过程的，仅仅是作为生产资料进入过程的那些商品的价值，即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现在我们所有的，不是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而是作为过程的价值增殖，是实际地处于价值增殖中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断地实现为价值，而且还超出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而不断地进行新的价值创造。

　　至于现在首先谈到旧价值的保存，即不变部分的价值部分的保存，那么这种保存取决于：进入过程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比必需的数量大，就是说，构成生产资料的商品，例如厂房、机器等等，只包含为了生产目的而对象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资本家在购入这些生产资料时所要注意的事就是：这些生产资料，无论是原料，还是机器等等，作为使用价值，它们为了形成产品应具有适合于平均水平的品质，从而以平均的品质执行职能，不给劳动即活的要素造成异常的障碍，例如原料的品质；属于这方面的还有：所使用的机器等等转移到商品上的不应大于平均损耗，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事情。然而其次，不变资本价值的保存取决于：不变资本要尽可能只是生产地被消费，而不是被浪费，否则，产品中包含的对象化劳动部分就会大于社会必要的量。这种保存部分地也取决于工人本身，资本家的监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资本家知道用计件工资制和克扣工资来为自己保证这一点。）再其次，还取决于：劳动要有秩序有目的地进行，生产资料到产品的转化要适当地进行，表现为目的的使用价值要作为结果实际地以成功的形式产生出来。在这里，又出现了资本家的监督和纪律。最后，取决于：生产过程不被破坏，不被中断，在由劳动过程及其物的条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时间（期间）内实际地不断提供产品。这部分地取决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的劳动连续性。然而部分地也取决于外部的不能控制的偶然情况。就这一点而言，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会随着每一生产过程而遇到风险，但是（1）这些价值在生产过程之外也会遭受风险，（2）这种风险每一种生产过程都会遇到，不仅资本的生产过程才会遇到。（资本通过联合来使自己免遭风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直接生产者，也会受到同样的风险。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有的东西。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风险落到资本家头上，那只是因为他篡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至于谈到价值增殖过程的活的要素，那么（1）要通过补偿、再生产可变资本的价值，就是说，通过给生产资料追加上一个同可变资本价值或工资价值一样大的劳动量，来保存可变资本的价值；（2）要通过把超过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量的剩余劳动量即追加劳动量对象化到产品中去，来创造可变资本价值的增量即剩余价值。

　　在这里，预付资本的使用价值或预付资本借以存在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同资本在劳动过程中的使用价值形态之间的差别，［465］与预付资本的交换价值同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交换价值的表现之间的差别在如下方面是相对应的：在前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不变资本，是以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以前就有的同一使用价值形式进入过程的，而代替构成可变资本的现成使用价值进入过程的，则是在新使用价值中自行增殖的劳动力活的要素，现实劳动的活的要素；在后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的价值，它们本身进入价值增殖过程，而可变资本的价值则完全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被创造价值的活动所代替，表现为作为价值增殖过程而存在的活的要素的活动。

　　为了使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其持续时间成比例地生产价值，这种时间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说，工人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合乎目的的劳动的正常社会量，所以资本家要强制工人，使工人的劳动起码具有正常的社会平均强度。资本家力图把劳动强度尽可能提高到这个最低限量以上，并且力图在一定时间内从工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因为超过平均强度的任何劳动强度都会给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其次，资本家力图尽可能延长劳动过程，使之超过为了补偿可变资本价值即工资所必须进行的劳动的界限。资本家在劳动过程的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力图尽量延长劳动过程的长度，在劳动过程的长度已定的情况下力图尽可能提高劳动过程的强度。资本家强制工人把自己的正常劳动强度提到尽可能高的程度；而且资本家强制工人尽可能把自己的劳动过程延长到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上。

　　由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这个特有的性质，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在形态，资本作为使用价值的形态，也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第一，生产资料不仅必须有足够吸收必要劳动，而且也必须有足够吸收剩余劳动的数量。第二，实际劳动过程的强度和外延量改变了。

　　工人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当然是资本家的财产；因此，如上所述，这些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的劳动，即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相对立的。但另一方面，正是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在实际劳动过程中，工人把劳动资料作为自己劳动的传导体来消费，把劳动对象作为表现自身劳动的材料来消费。正因为如此，他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合乎目的的产品形式。可是，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并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并不是活劳动实现在作为自己的客观机体的对象化劳动中，而是对象化劳动通过吸收活劳动来保存自己和增大自己，并由此成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成为资本，并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生产资料只表现为尽可能多的活劳动量的吸收器。活劳动只表现为增殖现有价值的手段，从而使现有价值资本化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把以前所讲的撇开不谈——，生产资料又在本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表现为资本的存在，而且现在表现为过去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活劳动正好作为形成价值的东西不断地并入对象化劳动的价值增殖过程。劳动，作为生命力的消耗，作为生命力的支出，是工人的个人活动。但是，只要工人进入生产过程，他的劳动作为形成价值的东西，作为处于自身对象化过程中的东西，就是资本价值的存在方式，被并入资本价值之中。可见，这个保存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是资本的力量，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过程，并且宁可说表现为工人贫困化的过程，因为工人是把他所创造的价值同时作为与自身相异化的价值创造出来的。

　　［466］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对象化劳动转化为资本的这种能力，即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支配和剥削活劳动的手段的能力，表现为属于生产资料本身的东西（这种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已经潜在地跟生产资料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同生产资料分不开的东西，从而表现为属于作为物，作为使用价值，作为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属性。因此，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就表现为资本，从而资本——它表现生产条件的占有者在生产中同活的劳动能力发生的特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正像价值表现为物的属性，物作为商品的经济规定表现为物的物质性质完全一样²⁶³，正像劳动在货币中获得的社会形式表现为物的属性完全一样。（2）实际上，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不过是独立化的劳动条件、独立于工人的劳动条件（除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生产资料——以外，保持劳动力和使劳动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即生活资料，也属于劳动条件）对工人本身的统治，尽管这种关系只有在这样一种实际生产过程中才得以实现，而这种实际生产过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质上是包括旧价值的保存在内的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预付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在流通中，资本家和工人只是作为商品出卖者互相对立，可是由于他们互相出卖的商品品种的特殊对立性质，工人必然要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组成部分，作为资本的现实存在和价值存在的组成部分进入生产过程，尽管这种关系只有在生产过程内部才得以实现，而且，只有当工人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而终于转变为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受资本支配的时候，作为劳动购买者仅仅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资本家才变成实际的资本家。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不过是用意识和意志来执行的资本本身的职能——通过吸收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职能。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资本表现为人，而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这种劳动对于工人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消耗，而它作为创造财富和增大财富的实体属于资本家，劳动本身事实上就是以这种实体的形式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被并入资本的要素，表现为资本的活的可变因素。因此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历史地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情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情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²⁶³。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就生产过程同时是实际劳动过程，而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指挥者必须在实际生产中执行职能来说，他的活动［467］实际上获得了特殊的、多样的内容。但是，劳动过程本身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正像产品的使用价值只表现为产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完全一样。因此，资本的自行增殖——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家的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压倒一切的目的；资本家行动的绝对欲望和内容，实际上只是货币贮藏者的合理化了的欲望和目的，——这是非常贫乏和抽象的内容，它从另一方面使资本家完全同工人一样地处于资本关系的奴役之下，尽管是在另一方面，在对立的一极上。

　　最后的关系，即未来的资本家为了使货币价值资本化，从工人那里购买劳动（从第IV章²⁶¹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说，而不用说劳动能力），同时工人为了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出卖对自己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出卖自己的劳动，——这个最初的关系是那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系的必要的引子和条件，而在那种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系中，商品占有者变成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工人对于资本来说变成劳动的单纯人格化。正像双方在外表上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的这种最初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一样，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和产物⁽²⁾。但是，这两件事此后必须彼此区分开。前者属于流通。后者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直接统一，正像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一样。可是，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即无酬劳动的对象化过程。生产过程的整个性质就是由这一点专门规定的。

　　如果我们从两种不同的观点——（1）劳动过程，（2）价值增殖过程——来考察生产过程，那么这就意味着，生产过程只是单一的、不可分的劳动过程。劳动并没有进行二次：一次是为了创造合乎目的的产品，创造一种使用价值，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另一次是为了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为了增殖价值。劳动只能在其一定的、具体的、特有的形式、方式、存在方式上来追加，在这种形式和方式上劳动是目的确定的活动，这种活动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一定的产品，例如，把纱锭和棉花转化为棉纱。被追加的劳动只是纺纱劳动等等，这种劳动通过它的追加而不断生产出更多的棉纱。从这种实在劳动具有正常的一定强度来说（或者仅仅就这种实在劳动具有正常的一定强度来计算），并且从这种具有一定强度的实在劳动以一定的、按时间计算的量物化在产品中来说，这种实在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如果劳动过程在以纺纱等形式追加的劳动量与工资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时就停下来，那就没有生产出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也表现在剩余产品上，在这里即表现在超过一定量棉纱，即其价值和工资价值相等的那一定量棉纱以上的剩余棉纱量上。因此，劳动过程所以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是由于：在劳动过程中所追加的具体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按其强度），它等于一定的社会平均劳动量；并且由于：这个劳动量除了工资所包含的劳动量以外还代表一个追加的劳动量。这是特殊的具体劳动作为必要的社会平均劳动在量上的计算，而与这种计算相适应的现实要素，首先是正常的劳动强度（为了生产一定量产品只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劳动过程超过补偿可变资本价值所必要的持续时间以上的延长。

　　［468］从以上的阐述可以得知，“对象化劳动”这个用语以及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资本同活劳动的对立，能够引起很大的误解。

　　我以前⁽³⁾已经讲过，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模棱两可的、不完全的。把商品归结为“劳动”是不够的，而是应当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它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必要劳动以交换价值进行计算。从前一种观点来看，一切都取决于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劳动的特有性质，正是这种性质给劳动所创造的使用价值打上了特有的印记，并使它成为不同于其他使用价值的具体使用价值，成为这种一定的物品。反之，只要把劳动作为形成价值的要素来计算，或者说，把商品作为劳动的对象化来计算，那么劳动的特殊有用性，劳动的特定性质、方式和方法就完全被抽象掉了。这种劳动本身是无差别的、社会必要的、一般的劳动，同一切特殊内容完全无关，因此这种劳动在自己的独立表现即货币中，在商品的价格中，取得了一切商品所共有的、仅仅在量上有差别的表现。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事情表现在商品的一定使用价值上，表现在商品的一定的物的存在上；从第二个方面来看，事情表现在货币上，不管它是作为货币存在，还是在商品价格中作为单纯计算货币存在。从第一个方面来看，事情只涉及劳动的质；从第二个方面来看，事情只涉及劳动的量。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具体劳动的差别表现在分工上；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则表现在劳动的无差别的货币表现上。在生产过程中，现在这种差别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差别并不是我们制造的，而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造成的。

　　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差别，表现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例如棉花与纱锭等，是体现着一定的有用具体劳动即机器制造、棉花种植等的产品，即使用价值，另一方面，纺纱劳动在过程中不仅表现为与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不同的独特劳动，而且表现为活劳动、正在实现着的劳动、同已经对象化在自己的独特产品中的劳动相对立的、不断把自己的产品产生出来的劳动。从这一点也表现出，作为资本的现实存在的这一方同作为工人的直接生命支出的活劳动的另一方之间的对立。其次，在劳动过程中，对象化劳动表现为实现活劳动的物的要素、元素。

　　然而，一旦考察价值增殖过程，考察新价值的形成和创造，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里，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是一般社会劳动的一定量，从而表现为一定的价值量或货币额，实际上是表现为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追加的劳动是一般社会劳动的一定的追加量，它表现为追加的价值量和货币额。已经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新加的劳动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已经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另一个正处在这种对象化的过程中；一个是过去劳动，另一个是现在劳动；一个是死劳动，另一个是活劳动；一个是过去对象化的，另一个是现在正对象化的。在过去劳动推动活劳动的范围内，过去劳动本身成为一个过程，它自行增殖价值，成为创造流数的流动量²⁵⁹。过去劳动对追加活劳动的这种吸收，就是它的自行增殖过程，就是它实际转化为资本，［469］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就是它从不变的价值量转化为可变的、处于过程中的价值量。当然，这种追加劳动只能在具体劳动的形态上追加到生产资料上，从而只能追加到处于独特形态上的、作为特殊使用价值的生产资料上，而且包含在这些生产资料中的价值也只有通过具体劳动把它们作为劳动资料来消费时才能得到保存。但是，这并不排除如下情况：现有的价值，对象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不仅仅是超越它们自身的量来增大，而且也是超越对象化在可变资本中的劳动的量来实现唯一的增大，并且是按照它吸收活劳动以及这个活劳动本身对象化为货币、对象化为一般社会劳动的程度来增大的。因此，特别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与价值增殖过程，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目的相关的意义上——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积累的劳动，过去存在的劳动等等）与活劳动（直接劳动等等）相对立，而且经济学家们也把它们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在这里经常陷于矛盾和混乱（连李嘉图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明确地把商品归结为二重形式的劳动。

　　只有通过资本家和工人——作为商品占有者——之间的最初的交换过程，活的因素，劳动能力，才作为资本的现实形态的一个要素加入生产过程。但是，对象化劳动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通过吸收活劳动才转化为资本，从而劳动才转化为资本。²⁶⁴

　　［469a］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为了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把货币转化为形成劳动过程因素的商品。必须用货币购买：第一，劳动能力，第二，如下的物品；没有这些物品，劳动能力就不能被消费，就是说，不能劳动。这些物品在劳动过程中除了用做劳动的生活资料，用做劳动的使用价值以外没有别的意义——对活劳动本身来说，这些物品是活劳动的材料和资料；对劳动产品来说，它们是劳动产品的生产资料；对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已经是产品来说，它们是充当新产品的生产资料的那种产品。然而，这些物品在劳动过程中所以起这种作用，并不是因为资本家购买了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是资本家的货币的转化形式；相反，资本家所以购买它们，是因为它们在劳动过程中能起这种作用。例如，棉花和纱锭代表资本家的货币，从而代表资本，支出的货币按其使命来说是资本，——这些对纺纱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棉花和纱锭只有在劳动着的纺工手中才成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而棉花和纱锭所以成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是由于纺工纺纱，而不是由于纺工用属于他人的纱锭把属于这个人的棉花为这个人纺成棉纱。商品并不是因为在劳动过程中被消耗，或者说，被生产地消费，就变成资本，相反它们变成劳动过程的要素。就劳动过程的这些物的要素是被资本家购买的而言，它们代表资本家的资本。但是这也适用于劳动。劳动也代表资本家的资本，因为劳动像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的物的条件一样，也同样属于劳动能力的买主。不仅劳动过程的各单个要素属于资本家，整个劳动过程也属于资本家。过去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现在以劳动过程的形式存在。因为资本掌握了劳动过程，从而工人不是为自己本身工作，而是为资本家工作，但是，劳动过程并不改变自己的一般性质。因为货币在转化为资本时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各因素，从而也必然采取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形式，但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并非天生地成为资本，正如金银并不因为货币例如表现在金银上而天生地成为货币一样。当货币主义对于“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回答说：“金银就是货币”的时候，现代经济学家们嘲笑这种货币主义的幼稚；可是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却敢于对“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回答说：“资本就是棉花”。他们所说的正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他们声称，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生产资料或用于新生产的产品，简言之，劳动的物的条件，都天生是资本；既然并且因为它们通过自己的物质属性在劳动过程中充当使用价值，它们就是资本。如果其他人补充说，“资本就是肉和面包”，那么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资本家虽然用货币购买劳动能力，但这些货币实际上只代表面包、［469b］肉，一句话，代表工人的生活资料⁽⁴⁾。装有四条腿和天鹅绒罩布的一把椅子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代表宝座，但这把椅子，这个用来坐的东西，并不因为其使用价值的性质就是宝座。劳动过程的最本质的因素就是工人本身，而在古典古代的劳动过程中这种劳动者是奴隶。同样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者天生就是奴隶（虽然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个观点²⁶⁵），正如不能由于纱锭和棉花今天在劳动过程中是被雇佣工人消费的，就说纱锭和棉花天生是资本一样。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当做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本优秀的经济学手册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我们在第一页上就可以读到这样的话：生产过程的要素，归结到它的最一般的形式，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⁵⁾同样也可以说，生产过程的要素就是土地所有权、刀子、剪子、纱锭、棉花、谷物，简言之，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以及雇佣劳动。一方面，我们说的一些劳动过程的要素，同它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特殊社会性质混淆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又加入这样一种要素，这种要素属于同所有一定社会形式无关的、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永恒过程的劳动过程。〔下面我们会进一步看到，经济学家的这种幻想——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这件事同劳动过程本身混淆起来，从而把单纯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在其中也转化为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幻想，在古典经济学家们那里只是当他们专门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时候才保留着，因而他们在进一步的叙述中就改正了。但是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这种幻想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或证明资本是人类生产本身不朽的自然要素的非常方便的方法。劳动是人类生存的永恒自然条件。劳动过程从它的创造活动来看，不外是劳动本身。因此，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同任何一定的社会发展无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其中一部分已经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劳动过程中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所以，如果我相信“总有些东西会留下来”这种说法²⁶⁶，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挂上资本的名称，那么我就已经证明：资本的存在是人类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用从俄国人那里偷来的刀去割席草²⁶⁷，并且用这种席草编成自己的船的吉尔吉斯人，是同路特希尔德先生一模一样的资本家。我同样也可以证明：由于希腊人与罗马人喝酒和吃面包，他们就是参加了圣餐；由于土耳其人天天洗澡，他们就是每天都在洒天主教的圣水。这是无耻的肤浅的空谈，它不仅从某个弗·巴师夏那里，或者从实用知识促进协会²⁶⁸的经济短评中，或者从某个马蒂诺妈妈的儿童读物中，［469c］而且甚至从真正的专门作者那里，煞有介事地放出来。用这种方式，不仅没有能按照预定的目的证明资本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且正好相反，连资本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必然性也被否定了，因为断言资本无非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或者断言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天生就是资本，理所当然地与下述答案相对立：人需要资本，而不是资本家，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为了欺骗群众而发明的名称。⁽⁶⁾〕

　　劳动过程既是独立的，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方面，对这一点的理解上的无能，例如，当弗·威兰德先生对我们说原料是资本，由于对它加工它才变成产品的时候，就更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样一来，皮革就似乎是制革者的产品和皮鞋匠的资本了。原料和产品两者都是属于同劳动过程有关的物的规定；两者同自己作为资本的规定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尽管一旦劳动过程被资本家占有，原料和产品这两者就代表资本。⁽⁷⁾〔蒲鲁东先生以其无时不有的“深刻性”利用了这一点。

　　“为什么产品的概念突然变成资本的概念呢？是由于价值的观念。也就是说，产品要变成资本就必须经过准确的估价，必须经过买或卖，它的价格必须经过争议并用一种合法的协定确定下来。例如，来自肉铺的皮，是屠夫的产品。如果制革者买了这些皮，那会怎样呢？后者就会立刻把它们或它们的价值并入自己的经营基金。通过制革者的劳动，这笔资本又成为 产品。［”《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178—180页］

　　蒲鲁东先生的特点是利用一整套虚伪的形而上学，先把最普通的基本观念作为资本搬到他的“经营基金”里去，然后作为大肆吹嘘的“产品”兜售给公众。产品如何转化为资本这个问题本身是毫无意义的，而回答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蒲鲁东先生只告诉了我们两件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产品有时要作为原料被加工，第二，产品同时是商品，就是说，产品具有价值，而这个价值在其实现以前必须经过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激烈的讨价还价。这位“哲学家”指出：

　　“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对个人来说完全是主观的。”

　　他把抽象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而把他自己的主观抽象称为“社会”。〕²⁶⁹

　　如果说经济学家在单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把资本只是说成物，原料，工具等等；那么他然后就会忽然想起，生产过程毕竟也是价值增殖过程，而且就价值增殖过程来看，这些物只能作为价值来考察。

　　“同一资本有时以货币额的形式存在，有时以原料、工具、完成的商品的形式存在。这些物本身不是资本；资本存在于物所具有的价值中。”⁽⁸⁾

　　既然这种价值

　　“自我保持着，不会再消失，自行增殖……与创造这种价值的商品无关，［469d］像一种形而上学的和没有实体的质，永远掌握在同一个生产者（即资本家）手里”，⁽⁹⁾那么刚刚还认为是物的东西，现在却被宣布为一种“商业观念”。⁽¹⁰⁾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不是单纯的商品，即具有交换价值的产品，相反，这个过程的独特产物是剩余价值。这个过程的产物是这样一些商品，它们具有更多的交换价值，就是说，它们代表的劳动比为了生产这些商品而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预付的劳动更多。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只表现为手段，价值增殖过程或剩余价值的生产才表现为目的。一旦经济学家想到这一点，资本就被说成是为了创造“利润”而在生产中使用的财富⁽¹¹⁾。

　　我们已经看到，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分为两个独立的、属于完全不同领域的、彼此分离的过程。第一个过程属于商品流通领域，因而是在商品市场上进行的。这是劳动能力的买和卖。第二个过程是已经买来的劳动能力的消费或生产过程本身。在第一个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只是作为货币占有者和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的交易，像所有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易一样，是等价交换。在第二个过程中，工人暂时表现为资本本身的活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交换的范畴完全被排除了，因为资本家在这个过程开始以前就通过购买占有了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既有物的要素也有人的要素。这两个过程虽然独立并存，但又互为条件。第一个过程引起第二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完成第一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劳动能力的买和卖，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和工人只是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工人与其他商品出售者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所出售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独特使用价值。然而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丝毫不会改变交易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丝毫不会改变买者代表货币而卖者代表商品这一事实。因此，只要把第一个过程孤立起来并抓住它的形式上的特点，就足以证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无非是商品占有者之间为了他们彼此的利益和通过自由契约来互相交换货币和商品的关系。这个简单的手法并不是魔术，但是它构成了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智慧。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不仅必须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劳动能力，而且必须转化为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可是，我们如果一方面考察总资本，就是说，考察劳动能力的买者的总体，另一方面考察劳动能力的卖者的总体，工人的总体，那么，工人所以不是出卖商品，而是不得不把自己本身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卖，恰恰是因为一切生产资料，劳动的一切物的条件，以及一切生活资料，货币，生产资料和［469e］生活资料，都站在另一方面作为他人的财产同工人相对立，就是说，恰恰是因为所有物质财富都作为商品占有者的财产同工人相对立。这里的前提是，工人作为非所有者进行劳动，而他的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资本家甲是货币占有者，他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乙那里购买这种生产资料，而工人用从资本家甲那里得到的货币向资本家丙购买生活资料，——这丝毫不会改变下述情况：甲乙丙三个资本家加在一起，是货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唯一的占有者。人只有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才能生存，而人只有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才能生产生活资料。因此一开始就很清楚，工人被剥夺生产资料就是被剥夺生活资料，反过来说也一样，一个人被剥夺生活资料就不能创造生产资料。因此，早在第一个过程中，在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以前，给货币或商品预先加上资本性质的，既不是它们作为货币的性质，也不是它们作为商品的性质，不是这些商品用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物质使用价值，而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些货币和这些商品，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在它们的占有者身上取得人格化的独立力量，与被剥夺了一切物质财富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因此，为实现劳动所必要的物的条件对工人本身异化了，确切些说，表现为具有自己意志和自己精神的偶像，商品表现为人身的购买者。劳动能力的购买者只是对象化劳动的人格化，这种对象化劳动把自己本身的一部分以生活资料的形式转给工人，以便把活的劳动能力并入自己的其他部分，并通过这种合并来整个地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长到原有数量以上。不是工人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是生活资料购买工人，把工人并入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是资本在工人通过出卖自身劳动能力来取得生活资料之前就同工人相对立的特殊物质存在形式。但是，只要生产过程一开始，劳动能力就已经卖出，生活资料就转变成了工人的消费基金，至少在法律上是如此。这些生活资料并不构成劳动过程的要素；劳动过程除正在发挥作用的劳动能力本身以外，只有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此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前提。实际上，工人必须用生活资料来保持自己的劳动能力，然而工人的这种同时就是他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的私人消费，是处于商品生产过程之外的。很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所支配的全部时间实际上都被资本所吸收，从而生活资料的消费实际上表现为劳动过程本身单纯的附属事项，正像蒸汽机消费煤，轮子消费油或马消费草一样，正像劳动着的奴隶的全部私人消费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例如，李嘉图（见上面的注127）⁽¹²⁾除了把原料、工具等以外，还把“食物和衣服”列为“进行劳动所必需”的、从而在劳动过程中用做“资本”的东西。［469f］但是，不管实际上情况怎样，只要自由工人消费这些生活资料，它们就是自由工人所购买的商品。当生活资料转入工人手中，尤其是当生活资料被工人消费的时候，生活资料就不再是资本了。因此，生活资料并不能成为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借以表现的物质要素之一，尽管生活资料构成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而可变资本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表现为劳动能力的购买者⁽¹³⁾。

　　当一个资本家把500塔勒中的400塔勒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用100塔勒购买劳动能力的时候，这100塔勒就构成他的可变资本。工人就用这100塔勒购买生活资料，他或者向这同一个资本家购买，或者向其他资本家购买。这100塔勒仅仅是那些实际上构成可变资本的物质成分的生活资料的货币形式。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可变资本既不再以货币形式存在，也不再以商品形式存在，而是以活劳动的形式存在，这种活劳动是资本通过购买劳动能力而占有的。而且，只是由于可变资本到劳动的这种转化，预付在货币或商品中的价值额才转化为资本。因此，虽然决定一部分资本向可变资本转化的劳动能力的买和卖，是同直接生产过程分开的、独立的、先于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过程，但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不是只着眼于直接商品生产的时候，劳动能力的买和卖就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绝对基础，构成这种生产过程本身的一个要素。只是由于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物质财富才转化为资本。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的东西即生产资料，和作为维持工人本人生活的物的条件的东西即生活资料，只有同雇佣劳动相对立才成为资本。资本不是物，正像货币不是物一样。在资本中也像在货币中一样，人们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关系，或者说，一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当个人作为自由人彼此对立的时候，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也没有资本，没有资本家！资本和雇佣劳动（我们这样称呼出卖自己本身劳动能力的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同一关系的两个因素。如果货币不同被工人本身当做商品出卖的劳动能力相交换，它就不能成为资本。另一方面，只有当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作为自私的力量、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和坚持独立的价值，简言之，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劳动才能表现为雇佣劳动。因此，如果说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看，或从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方面来看，资本只由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构成，那么从资本的形式方面来看，这种物的条件就必然作为异己的独立力量，作为价值——对象化劳动——同劳动相对立，这种对象化劳动把活劳动看做是保存和增大自己本身的单纯手段。因此，雇佣劳动或薪金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劳动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形式，正像资本即自乘的价值是劳动的物的条件为了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所必须采取的必要的社会形式一样。因此，雇佣劳动是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始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常的必要前提。因此，第一个过程，即货币同劳动能力的交换，或劳动能力的出卖，虽然本身并不加入直接生产过程，但是它加入整个关系的生产⁽¹⁴⁾。

　　如果我们现在从第一个过程即劳动能力的买和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实际工人面前的独立化，从而是人格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种人格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买者同作为卖者的工人缔结契约——，如果我们从这个在流通领域内，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过程过渡到直接生产过程本身，那么这个直接生产过程首先就是劳动过程。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作为工人进入了对生产资料的正常的、由劳动本身的性质和目的决定的实际关系。工人掌握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当做自己劳动的单纯的资料和材料。这些生产资料的独立的、自我［469g］坚持的、具有自己头脑的存在，它们与劳动的分离，现在实际上都消失了。劳动的物的条件，在它和劳动的正常统一中，表现为劳动的创造活动的单纯材料和器官。工人把自己鞣的皮当做自己生产活动的单纯对象，而不是当做资本来对待。他并不是鞣资本家的皮⁽¹⁵⁾。就生产过程是单纯的劳动过程来说，工人在这个过程中把生产资料作为劳动的单纯生活资料来消费。但是，就生产过程同时是价值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消费工人的劳动能力，或者说，把活劳动作为资本的活命血液来占有。原料，总的来说劳动对象，只是用来吸收他人的劳动，劳动工具只是用做这个吸收过程的传导者，传导体。由于活的劳动能力被并入资本的物的组成部分，资本变成为有生命的怪物，并且“好像是害了相思病”¹¹¹一样开始行动起来。因为劳动只有在一定的有用形式中才创造价值，因为每一种特殊有用劳动都需要具有独特使用价值的材料和资料，纺纱劳动需要纱锭和棉花等等，锻冶劳动需要铁砧、锤子和铁等等，所以只有当资本采取一定劳动过程所需要的特有生产资料形态的时候，劳动才能被吸收，而且资本也只有采取这种形态才能吸收活劳动。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资本家、工人和善于把劳动过程仅仅想象为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家，会因劳动过程的物质要素性质而把这些要素看做是资本；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家不能够把这些物质要素作为劳动过程单纯要素的物质存在同那种与这些物质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使这些物质要素变成资本的社会属性区分开来。他所以不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生产资料通过它作为劳动的单纯生活资料的物质属性来为之服务的同一劳动过程，实际上把同一生产资料转化为劳动的单纯吸收手段。在就其本身来看的劳动过程中，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在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过程中，则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以至劳动仅仅表现为一定价值量即一定对象化劳动量为了保存自己和增大自己而吸收活劳动的手段。于是，劳动过程就表现为对象化劳动借助于活劳动来进行的自行增殖过程⁽¹⁶⁾。资本使用工人，而不是工人使用资本；只有那些使用工人的物，从而在资本家身上具有自私性、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的物，才是资本⁽¹⁷⁾。就劳动过程不过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和现实形式而言，就是说，只要劳动过程是这样一种过程，它除了已经对象化在工资中的劳动以外，还把多余的无酬劳动即剩余价值对象化在商品中，也就是生产剩余价值，那么，这整个过程的起点就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就是较少对象化劳动同较多活劳动相交换。在交换过程本身中，一个对象化在作为商品的货币中的劳动量与对象化在活的劳动能力中的同样大的劳动量相交换。［469h］按照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这是等价物相交换，是等量的对象化劳动相交换，尽管一个量是对象化在物中，另一个量是对象化在活的人中。但是，这种交换引起的只是这样一种生产过程，借助于这个过程，事实上是换进来了比过去支出的对象化形式上的劳动更多的活的形式上的劳动。所以古典经济学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整个生产过程说成是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过程，从而把与活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仅仅说成是对象化劳动，即借助于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在这方面，它的缺点只在于：第一，他们不能证明，较多活劳动同较少对象化劳动的这种交换怎样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即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第二，因此他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直接混同于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他们把可变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过程与不变资本对活劳动的吸收过程混同起来。这个缺点也是由于他们的“资本主义”局限性而产生的，因为对于在劳动实现以后才对劳动进行支付的资本家本人来说，较少量的对象化劳动同较多量的活劳动的交换表现为唯一的没有中介的过程。因此，如果说现代经济学家把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对立起来，那么他并不是把对象化劳动理解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体现着一定有用劳动的劳动产品，而是理解为这样的劳动产品，它是一定量一般社会劳动的化身，因而是价值，是货币，它通过占有他人的活劳动来自行增殖。这种占有是以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可变资本与劳动能力的交换为中介的，可是它只有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才能完成⁽¹⁸⁾。

　　劳动过程对资本的从属，起初并没有改变现实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它只是表现在下述情况中：工人是在资本家的命令、指挥和监督之下行动的，当然这只是就工人的属于资本的劳动而言。资本家监督工人不让他浪费时间，比如，每一小时都要提供出一劳动小时的产品，生产产品只使用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既然资本关系是统治着生产的关系，从而工人不断地作为卖者和资本家不断地作为买者出现在市场上，那么劳动过程本身整个说来是连续的，而不是间断的，就像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者［469i］取决于他的商品对个别顾客的出售那样；因为资本的最低额必须大到足以能不断地雇用工人并等待商品的售出⁽¹⁹⁾。最后，资本家强制工人把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尽可能延长到超过再生产工资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界限以上，因为正是这个劳动的剩余才给他提供剩余价值⁽²⁰⁾。

　　正像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才受到商品占有者的关心一样，劳动过程也只是作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承担者和手段才受到资本家的关心。即使在生产过程内部——就生产过程是价值增殖过程来说——，生产资料也还是单纯的货币价值，同这种交换价值借以表现的特殊物质形态即特殊使用价值无关，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也完全一样，它不是被当做具有一定有用性质的生产活动，而是被当做创造价值的实体，当做正在对象化的社会劳动一般，而在这种劳动中唯一使人关心的要素就是它的量。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在资本看来仅仅是在其中投入货币、从货币造出更多的货币、保存并增大现有价值或者说占有剩余劳动的一个特殊部门。在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劳动过程都是不同的，因而劳动过程的各因素也是不同的。用纱锭、棉花和纺工，不能制造靴子。但是，资本投入这个或那个生产部门，社会总资本分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量，最后，社会总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比例，所有这一切却都决定于社会对这些特殊生产部门的产品即对这些特殊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商品使用价值的需要的比例变动；因为被支付的虽然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但商品总是仅仅由于它的使用价值才被购买。

　　但是，资本本身对任何生产部门的特殊性都是同样看待的，哪里投入资本，怎样投入资本，资本以什么规模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说，改变它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分配，这仅仅决定于这一或那一生产部门商品出售的困难的大小。实际上资本的这种流动性是会碰到障碍的，在这里没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障碍。但是以后将会看到，一方面，就这些障碍是从生产关系本身的性质中产生而言，资本会给自己创造出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所固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会消除使它不能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自由运动的一切法律障碍和非经济障碍。首先，资本推翻了阻碍它按照自己的意图购买这种或那种劳动能力，换句话说，阻碍它任意占有这种或那种劳动的一切法律限制或传统限制。其次，虽然每一特殊生产部门中的劳动能力，作为纺纱、制鞋、锻冶等的能力，都具有特殊的形态，从而每一特殊生产部门都需要在某一特殊方面发展了的劳动能力，即特殊的劳动能力；但是，资本的上述一样的流动性要以资本对它所占有的劳动［469k］过程的特殊性质同样看待为前提，要以劳动中具有同样的流动性和可变性，也就是工人在运用劳动能力的本领上具有同样的流动性或可变性为前提。我们将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创造出这些与它本身的趋势相对立的经济障碍，然而它又消除这种可变性的一切法律障碍和非经济障碍。⁽²¹⁾正像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表现的特殊物质形态，无论是蒸汽机、肥料，还是蚕丝，对于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来说是无所谓的一样，工人劳动的特殊内容对于工人来说也是无所谓的。工人的劳动是属于资本的，劳动不过是工人已经售出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工人出卖劳动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取得货币并用货币取得生活资料。工人所以关心劳动种类的变化，只是因为每一特殊种类的劳动都要求劳动能力的某种发展。如果说工人对劳动的特殊内容抱同样看待的态度并未使工人能够按照命令改变自己的劳动能力，那么他是把这种同样看待的态度表现在：他把自己的替身即下一代按照市场的要求从这个劳动部门抛到那个劳动部门。一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就越是要求劳动能力具有可变性，工人就越是对自己劳动的特殊内容同样看待，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流动也就越是频繁。古典经济学把劳动能力的可变性和资本的流动性定为公理；它有权这样做，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顾一切障碍——这些障碍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而坚决贯彻的趋势。为了纯粹地表现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可以把各种障碍抽象掉，正像在纯粹的力学中可以把应用这种力学的每一特殊场合所要克服的各种特殊摩擦抽象掉一样⁽²²⁾。

　　虽然资本家和工人在市场上只是作为买者和卖者，作为货币和商品互相对立，但是，由于他们交易的特有内容，这种关系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色彩，尤其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的前提是：双方带着同样的对立使命，在市场上不断地反复出现，或者说这种出现是一种经常的事情。如果我们只考察商品占有者之间在市场上的关系，那么同一商品占有者就会交替地表现为商品的卖者和买者。两个商品占有者作为买者和卖者的相互区别，不过是不断消失的区别，因为他们双方在流通领域中都要互相交替地扮演同样的角色。当然，在工人出卖了自身的劳动能力，把劳动能力转变为货币以后，他也要变成买者，资本家们也只是作为商品的卖者同他相对立。可是，工人手中的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在本来意义的商品市场上，工人实际上跟任何其他货币占有者一样都不过是作为买者与作为卖者的商品占有者相区别。反之，在劳动市场上，货币总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同工人相对立，从而货币占有者总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同工人相对立；同样从工人方面来看，工人是作为［469 l］劳动能力的单纯人格化，从而作为劳动的单纯人格化，作为工人同货币占有者相对立。

　　“厂主对工人的关系……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²³⁾

　　并不是简单的买者和简单的卖者彼此对立，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在市场上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他们作为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是他们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前提。这种关系不同于其他商品出卖者的关系，它不是简单地从商品本身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关系：即任何人都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生活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而是每一个人都把某种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通过出卖这种商品来占有他人的产品。这种关系并不是像例如使鞋匠成为靴子的卖者和皮革或面包的买者那样的社会分工，和不同劳动部门的相互独立化。相反，这是生产过程本身互相联系的各要素的分离，以及这些要素的一直达到彼此人格化的相互独立化，借助于这种分离和独立化，货币作为对象化劳动的一般形式变成劳动能力的买者，即交换价值的从而财富的活源泉的买者。从交换价值方面来看，现实的财富是货币；从使用价值方面来看，现实的财富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它作为一种人格，同工人，同财富的可能性，即同作为另一种人格的劳动能力相对立。

　　［469m］既然剩余价值是［这种］生产过程的特有产物，这种生产过程的产物就不仅是商品，而且是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劳动转化为资本。劳动能力的活动即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对象化，从而成为价值；但因劳动在劳动开始以前就已经不再属于工人本人，对工人来说对象化就是异己劳动的对象化，所以独立地与劳动能力对立的价值就是资本。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且产品像各种生产要素一样，在工人面前代表资本。另一方面，现有价值——或货币——所以实际上变成资本，第一，是由于货币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表现为处于过程中的价值，而货币所以表现为这种东西，是由于劳动能力的活动，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被并入资本的和从属于资本本身的能力发挥作用；第二，是由于货币作为剩余价值同最初预先存在的价值的本身区别开来，这又是剩余劳动对象化的结果。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变成了与活的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对象化劳动即资本，其次，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这种吸收和占有，预先存在的价值就变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从而变成了一种会创造出同自身有区别的剩余价值的价值。正是由于劳动在生产过程中转化为资本，过去仅仅在可能性上是资本的预先存在的价值额，才实现为现实的资本⁽²⁴⁾。²⁷⁴

　　［……］⁽²⁵⁾［263］就是说，从生产中取回了比资本家投入生产过程中的和预付给它（生产过程）的价值总额更大的价值。商品的生产本身只不过表现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正像劳动过程一般地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一样。在这里，不能把价值增殖过程按照以前的意义理解为价值形成过程，而要把它理解为剩余价值形成过程。

　　但是，所以能达到这个结果，是由于工人所进行的、从而对象化在他的劳动产品中的活劳动，大于包含在可变资本中的或支付在工资上的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大于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既然预付的价值只有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才变成资本，资本的产生本身，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样，首先就要以下述两个因素为基础：

　　第一，劳动能力的买卖是属于流通领域的行为，但是就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能力的买卖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要素和前提，而且是它的经常结果。劳动能力的这种买卖是以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与活的劳动能力本身相分离为前提的，因此活的劳动能力成为工人所能支配的唯一财产和工人所能出售的唯一商品。这种分离达到如此程度，致使这些劳动条件作为独立的人格与工人相对立，因为资本家作为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只是这种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与仅仅作为劳动能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这种分离和独立化是劳动能力的买卖得以发生的前提，从而是活劳动作为使死劳动自行保存和自行增大的手段，即作为使它自行增殖的手段而被合并到死劳动上去的前提。没有可变资本同劳动能力的交换，总资本就不会自行增殖，因而资本就不会形成，或者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不会转化为资本。第二个要素就是实际生产过程，即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买进来的劳动能力的实际消费过程。

　　［264］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不仅用来使活劳动对象化，而且使多于可变资本中所包含的劳动对象化。因此，它充当表现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的吸收手段与榨取手段。因此，如果考察两个要素，第一，劳动能力同可变资本的交换，第二，实际生产过程（在其中活劳动作为动因被并入资本）；那么整个过程就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1）在这个过程中，较少对象化劳动同较多活劳动相交换，因为资本家用工资换得的实际上是活劳动；（2）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在劳动过程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各种物的形式，是生产资料（就是说，又是对象化劳动）表现为榨取和吸收这种活劳动的手段，——所有这一切表现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进行的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把活劳动转化为对象化劳动，而且同时把对象化劳动转化为资本，从而也把活劳动转化为资本。因此，它是一个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剩余价值，从而生产资本的过程。（参看第96—108页）²⁷⁵

　　生产资料在这里不仅表现为实现劳动的手段，而且同样表现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²⁷⁶

　　［469］关于作为一般社会平均劳动的对象化的价值或货币，还必须指出：例如，纺纱劳动本身可以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劳动的水平。就是说，一定量纺纱劳动可以等于、大于、小于同一社会平均劳动量，例如可以等于、大于、小于对象化在一定量货币中的、数量（长度）相等的劳动时间。但是，如果纺纱劳动是以自己部门内的正常强度进行的，就是说，例如，花费在一小时制造出来的纱中的劳动＝正常数量的纱，即一小时纺纱劳动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平均提供的纱量，那么对象化在纱中的劳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作为这样的劳动，它同作为尺度的社会平均劳动本身在量上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它表现为社会平均劳动的相等的、较大的、较小的量。所以，它本身代表社会平均劳动的一定量。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劳动过程变成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变成资本自行增殖过程即生产剩余价值过程的手段。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它是资本本身的过程），资本家作为管理者、指挥者进入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对资本家来说，同时又是直接剥削他人劳动的过程。我把这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它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但是，它同时又是与发达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特殊形式；因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则决不必然包含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470］生产过程变成为资本本身的过程。它是用资本家的货币所转化成的劳动过程的各因素来进行的过程，是在资本家指挥下进行的、其目的是从货币中造出更多货币的过程。

　　当从前独立地为自己本身进行生产的农民变成了为租地农场主劳动的短工时；当通行于行会生产方式中的等级的划分消失，而代之以资本家和手工业者的简单对立，即资本家使手工业者作为雇佣工人来为自己劳动时；当从前的奴隶主把他过去的奴隶当做雇佣工人来使用时，等等，那么，具有另一些社会规定的生产过程就转化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于是就会发生前面所阐述的那些变化。从前独立的农民，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变成为指挥这个生产过程的资本家的从属物，这种农民的职业本身取决于他作为商品占有者（劳动力占有者）事先同作为货币占有者的资本家签订的契约。奴隶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使用者的生产工具了。师傅和帮工的关系消失了。师傅过去是作为手工业的师傅来对待帮工的。现在，师傅只是作为资本的占有者与帮工相对立，同样帮工只是作为劳动的出卖者与师傅相对立。在生产过程之前，他们双方都是作为商品占有者互相对立，他们之间只存在货币关系；在生产过程内部，他们是作为这个过程各因素的人格化的职能执行者互相对立，资本家是作为“资本”，直接生产者是作为“劳动”，他们的关系决定于劳动成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单纯因素。

　　其次，资本家关心的是劳动要具有正常程度的品质与强度，并且，资本家尽可能延长劳动过程，因为只有这样，他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才会增加。劳动的连续性增加了，因为先前依赖于个别顾客的生产者现在再也没有可出卖的商品，而是有了资本家这个经常出钱的老板。

　　内在于资本关系中的神秘性也出现了。劳动的保存价值的能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的能力，劳动的创造价值的能力表现为资本的自行增殖的能力；整个说来，在概念上，对象化劳动表现为活劳动的使用者。

　　尽管出现了这一切，劳动过程即实际生产过程的实际方法与方式却决不会一开始就随这种变化而发生本质的变化。相反，合乎事物本性的倒是，当劳动过程开始从属于资本时——这种从属发生在这样一种现有劳动过程的基础上，这种现有劳动过程在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以前的各种生产过程和其他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就已经形成——，资本是使已有的、现存的劳动过程，就是说，例如，使手工业劳动与独立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农业方式，从属于自己。如果在这些传统的和已经被资本置于自身支配之下的劳动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也只能是已有的传统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之后逐渐发生的结果。劳动变得更紧张，或者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延长，劳动更具有连续性，劳动在利害攸关的资本家的监视下变得更有秩序，等等，这种事实本身并不改变实际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并不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性质。因此，这种情况同上面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前进过程中发展着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劳动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使各种生产当事人的关系发生变革的同时，也使这种劳动的方法和整个劳动过程的实际方式发生了变革。与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我们把一直到目前所考察的劳动过程对资本的从属（远在资本关系发生以前就已经发展的劳动方式对资本的从属）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资本关系作为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劳动的强制关系——这种强制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人身统治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的，而是单纯从不同经济职能中产生出来的——，是两种方式所共有的，但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榨取剩余价值的其他方式。然而在某种现有劳动方式的基础上，就是说，在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和适应于这种生产力的劳动方式的基础上，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才能生产出来，因而只有以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才能生产出来。因此，与这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相适应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471］第II章²⁷⁷所阐述的劳动过程的各种一般要素，例如，劳动的物的条件在它们同工人本身的活的活动的关系中分为劳动的材料和资料等等，与生产过程的任何历史性质和特殊社会性质无关；对于生产过程的一切可能的发展形式来说，它们是同样真实的规定，它们实际上是人类劳动的不变的自然条件。这一点我们从下述事实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些规定同样也适用于那些在生产中独立地劳动，不和社会进行交换而仅仅和自然进行交换的人，例如鲁滨逊等等。因此，这一点实际上是人类劳动一旦脱离纯粹动物的性质就具有的绝对规定。

　　劳动过程借以进行的规模，也就是说，一方面是预付生产资料的规模，另一方面是同一雇主所支配的工人人数，——这是仅仅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一开始就具有的特征，而且这种劳动过程即使在旧的传统的劳动方式的基础上也会由于这种规模而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特征。例如，在行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最大限量（例如就帮工的人数来看），对资本关系来说未必能构成最小限量。因为实际上资本关系即使完全在名义上也只能在下述场合产生：资本家雇用的工人至少要有一定数量，以便这些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足够作为资本家私人消费的收入和积累基金，使资本家本人摆脱直接的劳动，只作为资本家来工作，只作为劳动过程的监督者和指挥者来执行处于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资本的、好像具有意志与意识的职能。规模的这种扩大也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他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在16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借以建立起来的现实基础，尽管这种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然只能是零星的，是社会上不占统治地位的，只能出现在以前的社会形式内的个别点上。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特殊性质，同下述情况比较一下就变得极其明显了，这就是：资本已经在一定的从属的职能中存在，但还没有在它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一般社会形式的职能中存在，还不是劳动的直接购买者和生产过程的直接占有者。例如，高利贷资本，它以货币形式向直接生产者预付原料、劳动工具或者预付这两者，如在印度，情况就是这样。它所榨取的惊人的利息，它以这种方式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利息（撇开利息的量不谈），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另一名称。高利贷资本事实上是通过榨取直接生产者的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来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但是高利贷资本并没有干预生产过程本身，生产过程还是像从前一样以自己的传统方式在高利贷之旁进行着。一方面，高利贷资本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萎缩而迅速成长，另一方面，高利贷资本又是使这种生产方式萎缩并在最不利条件下苟延残喘的一种手段。在这里还没有发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另一个例子是商人资本；它向许多直接生产者订货，然后把他们的产品收集起来并出卖这些产品，而且它也可以预付原料等等，或者也预付货币等等。现代资本关系就是部分地从这种形式中发展起来的，而且这种形式在某些地方仍然在向直接的资本关系过渡。在这里也还没有发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直接生产者仍然同时是商品出售者和自己本身劳动的使用者。但是在这里已经存在着比在高利贷资本的关系中更多的过渡要素。这两种形式以后我们有机会将回过头来加以研究，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又作为附属形式和过渡形式再现出来。

　　［472］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III章²⁷⁸曾经详细地阐述过，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于具有创造精神的各个资本家来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由于下述情况所刺激的：价值＝对象化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只要他的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社会价值，从而可以在他的产品的个别价值以上出卖，对他来说剩余价值就创造出来了〕——，生产方式的整个现实形态也在改变，产生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工艺方面）；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适应的、各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特别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也才发展起来。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生产力，由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应用，总之，为了一定的目的而把生产过程转化为自然科学、力学、化学等等的自觉的应用，转化为工艺学等等的自觉的应用，正像与这一切相适应的大规模劳动等等一样〔只有这种社会化劳动能够把人类发展的一般成果，例如数学等，应用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发展又以物质生产过程的一定水平为前提〕，与在不同程度上孤立的个人劳动等相对立的社会化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这个社会发展的一般成果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应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或者说，只有在劳动与资本相等同的意义上才表现为劳动的生产力，无论如何既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生产力，也不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工人的生产力。资本关系本身中所包含的神秘性，现在比只存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时所发生的和能够发生的情况向前大大发展了。另一方面，在这里也只有通过直接生产过程本身的变革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意义才明显地表现出来（专门地表现出来）。

　　已经证明（第III章）²⁷⁸，工人劳动的“社会的东西”等等，不仅“在想象中”，而且“在实际上”，不仅作为异己的东西，而且作为敌对和对立的东西，作为对象化和人格化于资本中的东西，与工人相对立。

　　正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被看做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一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可以被看做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

　　无论如何，与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如果把它们分开来单独地加以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总是存在于相对剩余价值之前——与这两种形式相适应的，是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不同的从属形式，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始终先于第二种形式，尽管比较发展的形式即第二种形式，又可以构成在各新生产部门中实行第一种形式的基础。

　　［473］〔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补充

　　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以前，还要从我的笔记本²⁷⁹中作以下补充。

　　我把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那种形式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因为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以前的、作为它的直接产生（被采用）的基础的生产方式，不管在其中生产者是独立的，还是直接生产者必须向他人提供剩余劳动。现在所实行的强制即榨取剩余劳动的方法则是不同的。在形式上从属的情况下，本质的东西是：

　　（1）剩余劳动占有者与剩余劳动提供者之间是纯粹的货币关系：一旦产生这种从属，这种从属就是从售卖的特定内容中产生的，而不是从售卖以前的从属中产生的，后面这种从属使生产者由于政治等关系而同自身劳动的剥削者处在不同于货币关系（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种关系中；而在这里，买者只是作为劳动条件的占有者而使卖者在经济上处于从属于自己的地位；这并不是政治的和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

　　（2）包含在第一种关系中的是：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和主观劳动条件（生活资料），是作为资本，作为被他的劳动能力的买者所垄断了的东西与他相对立，否则工人就不会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了。这些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越是和工人充分对立，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形式上的关系，从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即实际上的从属的条件与前提，也就越是充分。

　　在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没有发生什么差别。从工艺上来看，劳动过程完全同以前一样，只不过现在是作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不过，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在生产过程本身中，（1）发展着统治和从属的经济关系，因为劳动能力是由资本家消费的，从而是受资本家监督与管理的；（2）发展着劳动的巨大连续性与强度，以及劳动条件使用上的更大的节约，因为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产品只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不如说，更少的劳动时间）；不仅对于生产产品时所使用的活劳动是如此，而且对于作为已使用的生产资料价值、作为构成价值的要素加入到产品中去的对象化劳动也是如此。

　　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下，对剩余劳动的强制——从而一方面形成各种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同样也形成超过工人传统需要量以上的生产量——，这种强制以及与物质生产无关的自由发展时间的创造，只不过获得了与以前生产方式中的形式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然而这种形式提高劳动连续性和劳动强度，增加生产，有利于劳动能力的差别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劳动方式和谋生方式的分化，最后，这种形式使劳动条件占有者和工人本身之间的关系变为纯粹的买卖关系，或者说货币关系，使剥削关系从一切家长制的和政治的、或者还有宗教的混合物中脱离出来。当然，生产关系本身又产生出新的统治和从属关系（它又生产出自己本身的政治表现等）。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形式关系的程度越小，上述关系就越少发展，因为形式上的从属的前提只是这样一些小资本家，他们在构成方式和职业方式上与工人本身只有很小的差别。

　　［474］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方式上的差别，即使还没有触及生产方式本身，也会在那些单纯为了家庭需要来经营的农村副业和家庭副业转化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劳动部门的地方，最明显地呈现出来。

　　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和从前的劳动使用方式之间的差别，与单个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长即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是以相同的程度进展的。只有具备一定的最低限量的资本，资本家本人才不再是工人，才能只从事劳动过程的指挥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易。只有在一定量的资本家直接掌握了生产的地方——不管是商人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还是在形式上从属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资本家——，才能发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即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²⁶⁾。

　　如果说这种统治和从属关系代替了奴隶制、农奴制、臣仆制、家长制等等的从属形式，那么发生的就只是这种关系的形式上的转化。形式变得比较自由些，因为这种形式还只具有物的性质，在形式上是自愿的，纯经济的。（见下页）

　　［475］²⁸¹或者，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代替了生产过程中的从前的独立性，例如在只给国家或地主交纳实物地租的一切自给自足的农民、农场主的场合，在农村家庭副业或独立手工业的场合。因此，在这里生产过程中的从前的独立性丧失了，统治和从属关系本身是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最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能够代替行会师傅、帮工和学徒的关系，这是城市工场手工业在其产生时部分地经过的一种过渡。中世纪的行会关系——它在雅典与罗马也以类似的形式在狭隘的范围内得到了发展，它在欧洲一方面对于资本家的形成，另一方面对于自由工人阶层的形成，都有决定的重要性——是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一种狭窄的、尚不适合的形式。在这里，一方面存在着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被支付的是工资，师傅、帮工和学徒作为自由人互相对立。这种关系的工艺基础是手工业生产；在这种生产中掌握劳动工具的技巧的高低，是生产的决定性要素；独立的个人劳动，从而这种劳动要经过较长或较短学习时间而达到的职业的提高，在这里都决定着劳动的结果。在这里，师傅当然占有生产条件，手工工具，劳动材料〔尽管手工工具也可以属于帮工〕，因而产品是属于师傅的。在这个意义上师傅就是资本家。但是作为资本家他不是师傅。第一，他本人首先是手工业者，并且他在他自己的手工业中应是师傅。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他像自己的帮工一样表现为手工业者，他只是把手工业的秘密传授给他的学徒。他对自己学徒的关系，完全跟教授对自己学生的关系相同。因此，他对学徒和帮工的关系，并不是资本家本身的关系，而是手工业师傅的关系，他作为手工业师傅在同业公会中，从而在对帮工和学徒的关系上，处于较高的等级地位，这种地位是以他自身的手工业技艺为基础的。所以，他的资本无论就物质形态来说，还是就价值量来说，都是被束缚的资本，它还完全没有取得资本的自由形态。它不是这样一种一定量对象化劳动，不是价值一般：这种对象化劳动或价值在资本为了占有剩余劳动而任意同这种或那种活劳动形式相交换时，能够采取并且会任意采取这种或那种劳动条件形式。只有当师傅通过了事先规定的学徒阶段、帮工阶段，等等，自己提供出了本行的典范作品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一定的劳动部门中，即在自己所在的手工业中，把货币部分地转化为手工业的客观条件，部分地用来雇用帮工和维持学徒。只有在自己的手工业中，他才能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是说，不仅把这些货币用做他自身劳动的手段，而且把它用做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他的资本被束缚在使用价值的一定形式上，因而不作为资本与他的工人相对立。他所使用的劳动方法，不仅是单凭经验，而且是行会所规定的，这种劳动方法被认为是必然的，因而从这方面来看，表现为最终目的的也不是劳动的交换价值，而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提供这种质量或那种质量的劳动，并不取决于他的意愿，整个行会经营就是为了提供特定的质量。正像劳动的方法不取决于他的意愿一样，劳动的价格也不取决于他的意愿。其次，阻碍他的财产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狭隘形式表现在：实际上为他的资本的价值规定了最高限额。他不能拥有超过一定数目的帮工，因为行会必须保证所有的师傅都能从自己的手工业得到一定份额的收益。最后是作为同一行会成员的这个师傅同其他师傅之间的关系；师傅作为这种成员是属于具有一定的共同生产条件（行规等）、政治权利、参与市政管理等等的一个同业公会的。他是按照订货工作——除去为商人工作以外——，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与此相应，师傅的人数也是被规定了的。他并不是作为纯粹的商人同自己的工人相对立。商人更不可能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商人只能“转移”商品，不能亲自生产商品。在这里，表现为剥削他人劳动的目的和结果的，是与他的地位相当的生活，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不是发财致富本身。在这里，决定性的东西是工具。在很多劳动部门（例如缝纫业）中，原料是师傅的顾客供给师傅的。把生产限制在整个现有的消费之内，在这里是一条规律。因此生产决不是由资本本身的界限所调节的。在资本主义关系中，这种界限随着政治的、社会的束缚的消失而消失了，而在这里，资本还是在这些束缚中运动着，因此还不表现为资本。

　　［476］从手工业经营到资本主义经营的单纯形式上的转化（就是说，在这里首先是工艺过程保持不变），就在于所有这些界限的消失，——而随着这种消失，统治和从属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师傅不再是作为师傅的资本家，而是作为资本家的师傅。他的生产的界限，不再取决于他的资本的界限。资本（货币）可以任意跟任何种类的劳动相交换，从而也可以任意跟任何种类的劳动条件相交换。他本身可以不再是手工业者。随着商业的突然扩大，从而商人阶层对商品的需求的突然扩大，行会式经营本身必然会超出自身界限而在形式上转变为资本主义经营。

　　同那些为偶然的买主而工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相比，为资本家工作的工人的［劳动］连续性，当然会增加；这种工人的劳动不受个别顾客的偶然需要的限制，它只受雇用他的那个资本的剥削需要的限制。和奴隶［劳动］相比，这种劳动由于强度更高而生产率较高，因为奴隶只有在外界威胁的鞭策下才劳动，而不是为了自身生存而劳动，这种生存并不属于他，然而生存是有保障的；反之，自由工人倒是受自身需要的驱使而劳动。自由地自己决定自己的这种意识（或者不如说，想象），即自由的意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责任感（意识），使自由工人成为比其他劳动者好得多的工人，因为他像每个商品卖者一样对他所提供的商品负有责任，他的商品必须具有一定的质量，否则他就会被同种商品的另一些卖者从市场上排挤出去。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的连续性，是通过直接强制来保持奴隶的一种关系。反之，自由工人必须自己保持这种关系，因为他和他的家庭的生存取决于他不断重复地把自身的劳动能力出卖给资本家。

　　在奴隶的场合，报酬的最低限量表现为一种同他的劳动无关的不变量。在自由工人的场合，他的劳动能力的这种价值以及与这种价值相适应的平均工资，则不表现在这种预定的、同他自身劳动无关的、由他的单纯身体需要决定的界限中。在这里，对整个阶级来说的平均［工资］像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或多或少是不变的；但这种平均对单个工人来说，并不存在这种直接的现实性。单个工人的工资可以高于或低于这个最低限量。劳动的价格时而下降到劳动能力的价值以下，时而上涨到劳动能力的价值以上。此外，工人的个性有较广的活动余地（在狭隘的界限内），从而一方面在不同劳动部门中，另一方面在同一劳动部门中，由于工人的劳动勤勉程度、技巧、力气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工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部分地取决于工人个人所完成的业绩。于是，工资量就通过自身的变动表现为工人本人劳动的结果和个人劳动的质量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支付计件工资的地方特别发展。正像已经表明的那样，虽然这种计件工资并不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但由于这一点，这种关系对于单个的工人却表现为有差别的，并且是按照单个工人所完成的业绩而定的。对于奴隶来说，特殊的力气或熟练程度可以提高奴隶人身的购买价值，然而这同奴隶本人无关。自由工人则不同，他是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所有者。

　　［477］这种劳动能力的较高价值必须支付给工人本人并表现为较高的工资。因此在这里，按照特殊劳动是否要求发展得比较高的、需要较多生产费用的劳动能力这样一些不同情况，工资普遍发生了很大的差别，从而一方面给个人差别开辟了活动余地，另一方面给劳动能力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刺激。毫无疑问，大量的劳动必定由或多或少的非熟练劳动组成，从而大量的工资也必定由简单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来决定；然而单个的工人借助于特殊的能力、天才等，仍然有可能上升到较高的劳动领域，这正像某个工人本身有成为资本家和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抽象可能性完全一样。奴隶属于某个一定的主人；工人固然一定要把自己卖给资本，但并不是卖给某个一定的资本家，他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把自己卖给谁，他可以换主人。所有这些已经改变的关系，都使自由工人的活动比奴隶的活动强度更高、更有连续性、更活动、更熟练；至于这些关系使自由工人本身能够完成完全不同的历史行动，那就不必说了。奴隶以实物形式（它无论在种类或数量上都是固定的），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来获得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自由工人则是以货币的形式，以交换价值的形式，以财富的抽象社会形式取得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虽然工资在实际上无非是必要生活资料的银化的、金化的、铜化的或纸币化的形式，工资必须不断地化为必要生活资料——货币在这里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转瞬即逝的形式，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执行职能——，但是在观念中，工人劳动的目的与结果仍然是抽象的财富，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特定的、受到传统和地方限制的使用价值。工人本人把货币转变为任意的使用价值，用货币购买任意的商品；他作为货币占有者，作为商品买者，像所有其他的买者一样，同商品卖者处于完全同样的关系中。不言而喻，工人生存的条件——同工人所挣的货币的价值量完全一样——迫使工人把货币花在十分有限的生活资料范围内。但是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他可以稍微节省一些、积蓄一些。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工资挥霍在饮酒上等等。但是，他作为自由人这样行动时，他本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他必须为他花费自己工资的方式负责。他和需要一个主人的奴隶不同，他要学会自己管自己。当然，这一点只有当考察农奴或奴隶转化为自由雇佣工人时才有意义。资本主义关系在这里表现为提高到较高的社会阶段上。在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地方，情况正好相反。在莎士比亚所描绘的“骄傲的英国自耕农”⁸⁹和英国农业短工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呀！因为雇佣工人劳动的目的只是工资、货币、一定量交换价值，而在交换价值中，使用价值的任何特殊性都消失了，所以雇佣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从而对自己活动的特殊方式都是无所谓的；但是这种活动在行会制度和种姓制度中却认为是合乎天职的活动，而对于奴隶来说，就像对于役畜一样，却只是某种特定的、强加给他的、传统的活动方式，即他的劳动能力的实现方式。因此，只要分工没有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自由工人对于自身劳动能力和自己劳动活动的预示着较好工资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就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正像经常流入城市的农村过剩人口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如果说成年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不能适应这种改变，那么他认为新的一代总是能适应这种变化的，新的正在成长的一代工人往往是可以参加到新的劳动部门或特别繁荣的劳动部门中去并得到使用的。在雇佣劳动不受旧行会制度等残余的束缚而得到最自由发展的北美，这种变动性，对劳动的特定内容和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所持的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也表现得特别明显。因此，一切美国著作家也都把这种变动性与奴隶劳动的单调的、传统的性质的对立，强调为北方自由雇佣劳动不同于南方奴隶劳动的最大特征，因为奴隶劳动不是按照生产的需要而变化的，恰恰相反，它要求生产适应于一经形成即因袭不变的劳动方式（见凯尔恩斯²¹⁵）。劳动的新方式的不断形成，这种经常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是使用价值的多样化，因而也是交换价值的现实发展——，从而整个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分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分工开始于这样一种自由的手工业方式的行会企业，在这种企业里，分工不会因任何特定经营部门本身的固定化而受到限制。〕

　　［478］我们作了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这个补充之后，现在就来考察：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形式上的从属的一般特征是始终存在的，这就是劳动过程直接从属于资本，而不管劳动过程在工艺上以什么方式进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生产方式，一种使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及其现实条件都发生变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

　　“维持生活的农业……转变为交易的农业…… 国土的改良……跟这种变化是成比例的。”（阿·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9页注）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在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剩余价值得到发展的那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

　　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上，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完全的〔不断继续和重复的⁽²⁷⁾〕革命。

　　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我们以前所阐述的劳动过程本身中的一切变化⁽²⁸⁾都出现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了，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的应用也发展了。一方面，现在形成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物质生产的已经变化的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变化又构成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所以资本关系的适当的形态是与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

　　我们已经看到，单个资本家手中的一定的和不断增长的资本最低限量，一方面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又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结果。资本家必须是具有社会规模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他们必须拥有的价值的量，是个人或其家庭进行生产所必须拥有的价值量无法相比的。一个经营部门越是按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在这个经营部门中劳动社会生产率发展得越高，那么在这个经营部门中资本的最低限量也就越大。资本必须在这种规模上增长价值量，具备社会的规模，从而抛弃一切个人的性质。正是这种生产方式所发展的劳动生产率、生产量、人口数、过剩人口数，又与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一起，不断产生出新的经营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又可以小规模地进行工作并重新经过各种不同的发展，直到这些新经营部门也以社会的规模进行经营为止。这种过程是经常不断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征服迄今尚未被它［479］支配的、还只存在着形式上从属的一切工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征服了农业、矿业、主要衣料制造业等等，它就会席卷其他一些还只是形式上从属或者还只是独立手工业者的部门。早在考察机器时就已经指出，在一个部门中采用机器会推动其他部门采用机器，而且同时会推动其他种类的同样部门采用机器。例如，机器纺纱会引起机器织布，棉纺织业中的机器纺纱会引起机器纺羊毛、机器纺麻、机器纺丝等等。在煤矿、棉纺织厂等等之中集中采用机器，会使机器制造业本身有必要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撇开这种大规模生产方式要求增加交通工具不谈，另一方面，只有在机器制造业本身采用机器——即采用大功率原动机——才使轮船与铁路的采用成为可能，才能变革整个造船业。大工业会把手工业或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小企业转化为大工业所需要的大批人口，投入到还不从属于自己的部门中，或者在这些部门中制造出这一转化所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在这方面请看托利党的下列悲叹：

　　“在‘安居乐业’是普遍格言的古老黄金时代，每人都满足于一个职业。在棉纺织业中有织工、纺工、漂白工、染色工以及其他各种独立部门，所有的人都靠他们各自行业的收入来生活，所有的人就像能够证明的那样是得到满足的和愉快的。然而渐渐地，当行业的衰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起初一个部门被资本家所掌握，然后另一个部门又被资本家所掌握，直到所有的人都被赶到和抛到劳动市场上去寻找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谋生之道。这样一来，虽然没有任何宪章保证这些人有做棉纺工、织布工、印染工等的权利，但事情的发展却使他们掌握了一切…… 他们变成了万能行家，然而就国家来看，他们在职业中恐怕是一行都不精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莱尔版第56页）

　　除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外，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结果就是生产量的提高和生产领域及其分支的增加与多样化；随着这种情况，产品的交换价值相应地发展起来，产品作为交换价值发挥作用或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范围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一旦多多益善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普遍地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一旦产品的交换价值普遍地变成了决定性的目的，“为生产而生产”——作为目的本身的生产——就确实会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发生。然而，只有当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来以及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随着这种生产方式也发展起来的时候，资本关系所固有的这种趋势才以适当的方式得到实现——而且这种趋势本身会成为必要的条件，在工艺上也是如此。

　　［480］前面实际上已经详细地阐述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因此这里的阐述非常简短。它是一种没有预先决定和预先被决定的需要界限所束缚的生产。（它的对立性质包含着生产的界限，而它总是力图越出这个界限。因而就发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这是与过去的生产方式不同的一面，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肯定的一面。另一面是否定的一面，或者说，对立的性质：生产与生产者相对立，生产对生产者漠不关心。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因此，这种物质财富的发展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一般来说，劳动生产率等于用最低限度的劳动取得最大限度的产品，从而使商品尽可能变便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成了不以个别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只有在包含另一个规律时才能实现，这另一个规律就是：生产规模不是决定于既定的需要，相反，产品量决定于生产方式本身所规定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规模。生产的目的是使单个产品等包含尽可能多的无酬劳动，而这一点只有通过为生产而生产才会达到。一方面，只要以过小规模进行生产的资本家物质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多于社会必要劳动量，这一点就表现为规律。因此，这一点表现为价值规律的恰当实现，而这个价值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一点又表现为各个资本家的内在动力：他们为了突破这个规律或者机智地控制这个规律使之有利于自身，力图把自己商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该商品的社会决定的价值以下。

　　除了进行生产所必要的资本最低限量的增长以外，所有这些生产形式（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的共同之处，是许多直接协作的工人劳动的共同条件本身，可以实行一种与小规模生产中劳动条件的分散性根本不同的节约；因为这些共同生产条件的效率并不要求它们的数量和价值按比例同样增长。不管它们的绝对价值量增长得多么大，它们的共同的、同时的运用总是会降低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产品来说）。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我们在进一步考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的变化了的资本形态以前，在这里先要简短地叙述一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真正产物是剩余价值，所以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能力的行使者是生产工人，就是说，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直接使资本增殖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说，它是没有对工人即劳动完成者支付等价物就实现在剩余价值中的劳动，就表现为剩余产品的劳动，表现为劳动资料垄断者即资本家的商品剩余的增量的劳动；只有使可变资本从而使总资本成为C＋ΔC＝C＋Δv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此，生产劳动是直接为资本充当自行增殖的作用因素，充当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的劳动。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劳动过程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对象化在商品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可是，劳动过程只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因此，表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当我们考察单个商品时，在单个商品的一个可除部分中表现为无酬劳动的，是生产劳动，换句话说，当我们考察全部产品时，只有在商品总量的一个可除部分中表现为无酬劳动的，即表现为资本家没有花任何代价的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

　　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人，是生产工人；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也就是使资本增殖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

　　［481］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做生产的绝对形式，从而看做生产的唯一自然形式的这种资产阶级狭隘性，才会混淆下述两个问题，一个是从资本观点来说什么是生产劳动与生产工人的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因而才会满足于同义反复的回答：凡是进行生产，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总之，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²⁸²

　　只有工人的劳动过程等于资本或资本家消费劳动能力——即这种劳动的承担者——的生产消费过程，这样的工人才是生产的。

　　由此立刻得出两点：

　　第一，因为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成总劳动过程的实际执行者的并不是单个工人，而是日益社会地结合起来的劳动能力；互相竞争的和构成为总生产机器的各种劳动能力，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商品形成的直接过程，或者在这里不如说参加产品形成的直接过程：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简单的辅助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些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即直接被资本剥削的和从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工人的概念下。如果考察组成工场的总体工人，那么他们结合起来的活动在物质上就直接实现在同时是商品总量的总产品中，而单个工人作为这个总体工人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体力劳动是远还是近，那都完全没有关系。但这样一来就变成：这种总劳动能力的活动就是资本对总劳动能力的直接生产消费，因而也就是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从而——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阐述这一点——是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资本。

　　第二，生产劳动的更切近的规定，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已有的特征中自然地得出的。第一，劳动能力所有者作为劳动能力的卖者——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不合理的说法是作为活劳动的直接卖者，而不是作为商品的直接卖者——与资本或资本家相对立。他是雇佣工人。这是第一个前提。而第二，他的劳动能力和他的劳动，通过这个先行的属于流通的过程的引导，作为活的要素直接被合并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去，它本身成为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可变的组成部分；这个部分不仅部分地保持预付的资本价值，部分地再生产预付的资本价值，而且同时增大预付的资本价值，因而只有通过创造剩余价值才能把预付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作为流动的价值量来对象化。

　　一方面，没有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也能发生。工人可以是雇佣工人、短工等等。这种情况即使没有第二个因素也会发生。每一个生产工人都是雇佣工人，但不能由此就说，每一个雇佣工人都是生产工人。当购买劳动是为了把它作为使用价值、作为服务来消费，而不是为了把它作为活的要素来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并合并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的时候，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雇佣工人就不是生产工人。这时，他的劳动是由于它的使用价值而被消费，而不是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东西被消费，是非生产地消费，而不是生产地消费。因此，资本家不是作为资本家，不是作为资本的代表与劳动相对立。他把他的货币作为收入而不是作为资本与劳动相交换。劳动的消费不是构成G—W—G′，而是构成W—G—W（后者是劳动或服务本身）。货币在这里只作为流通手段，而不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482］正像资本家为了自己私人消费而购买的商品，不是生产地被消费，没有变成资本的因素一样，他为了服务的使用价值，为了自身消费而自愿购买或被迫购买（向国家购买等）的服务，也不是生产的消费，也没有变成资本的因素。服务并没有成为资本的因素。所以服务不是生产劳动，服务的承担者也不是生产劳动者。

　　生产一般越是发展为商品生产，每一个人也就越是必须成为和愿意成为商品交易者，从自己的产品中赚取货币，或者，在他的产品按其自然性质仅仅以服务的形式存在时，从自己的服务中赚取货币，而且这种赚取货币表现为每一种活动的最终目的（见亚里士多德）⁽²⁹⁾。现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生产成为绝对的，另一方面，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的形式也成为绝对的。有许多职能与活动过去具有非常神圣的光环，它们被认为是目的本身，是免费进行或间接支付的（例如英国的一切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等；在英国，律师和医生过去不能或者说现在也不能为要求支付而起诉）；现在一方面，直接变成了雇佣工人，不管它们的内容和支付怎样不同⁽³⁰⁾。另一方面，它们——它们的价值确定，这个从娼妓到国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价格——也受到调节雇佣劳动价格的那些规律的支配。对最后这一点的说明属于有关雇佣劳动和工资的专门论述，而不属于这里。²⁸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有的服务都转化为雇佣劳动，所有服务的执行者都转化为雇佣工人，从而都具有这种与生产工人相同的性质，——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引起两者的混同，特别是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造成的现象。另一方面，这种现象为辩护论者提供了借口，把生产工人——因为他是雇佣工人——转化为单纯用自己的服务（即自己的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与货币相交换的工人。这样一来，就幸运地躲开了这种“生产工人”的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它是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单纯合并到自身中来的作用因素就是活劳动。士兵是雇佣劳动者，雇佣兵，但他并不因此而成为生产工人。

　　更进一步的错误是从两个来源产生的。

　　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商品的一些劳动部分往往是用一种属于以前的生产方式的方式进行的，而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事实上还不存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因而与资本主义观点相适应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范畴是完全不适用的。然而由于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事实上还不从属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关系也在概念上从属于这种生产方式了。例如，独立劳动者是自身的雇佣工人，他本人的生产资料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他作为自身的资本家，把自身作为雇佣工人来使用。这样一来，这种反常的现象就给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胡说八道，提供了如意的活动场所。

　　［483］第二，一些非生产劳动有可能偶然地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甚至它们的价格也可能进入商品的价格之中，因而支出在它们上面的货币从这方面来看构成预付资本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些劳动表现为不是与收入交换，而是直接与资本交换的劳动。

　　现在我们就以赋税、政府服务的价格等作为这种情况的例子。然而这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来说是偶然的形式、决不是由这个过程决定的形式，并不是这个过程的必然的、内在的形式。例如，如果把所有间接税变为直接税，那么虽然还是像从前一样支付赋税，但它不再是资本的预付，而是收入的花费。这种形式变化的可能性表明：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外在的、没有关系的和偶然的东西。与此相反，随着生产劳动的形式变化，资本的收入和资本本身都将不复存在。

　　又例如，诉讼，有关物质利益的案件等等。这一切都只同商品占有者即商品买者与卖者之间的契约有关，而跟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没有关系。官吏可以由此变为资本的雇佣工人，但他们不能由此变成生产工人。

　　生产劳动不过是劳动能力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整个关系和方式方法的概括说法。因此，如果我们讲生产劳动，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社会规定的劳动，是包含着劳动的买者和劳动的卖者之间的完全确定的关系的劳动。生产劳动直接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就是说，与本身是资本的货币相交换，与具有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规定的货币相交换，与作为资本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货币相交换。所以，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只是再生产出他的劳动能力的预先确定的价值，相反，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却会使资本价值增殖，这种劳动使它所创造的价值作为资本同工人本身相对立。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独特关系使对象化劳动成为资本，使活劳动成为生产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产物，剩余价值，只有通过与生产劳动相交换才能创造出来。对资本来说，构成生产劳动的独特使用价值的，不是生产劳动的一定有用性质，也不是对象化着生产劳动的产品的特殊有用属性，而是生产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要素的性质。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是吸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使生产资料成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

　　由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规定本身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有的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

　　［484］因此，同一内容的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弥尔顿创作《失乐园》，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弥尔顿生产《失乐园》，像蚕生产丝一样，是他天性的表现。后来，他把这个产品卖了五镑，就此而言他成了商品交易者。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生产书籍（例如政治经济学概论）的莱比锡的无产作家却近似于一位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生产从属于资本，而且只是为了使资本增殖价值而进行的。像鸟一样唱歌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如果她为了货币而出售自己的歌唱，她就因此而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商品交易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直接生产资本。给别人上课的教师不是生产劳动者。但是，如果一个教师同其他人一起作为雇佣劳动者被聘入一个学院，用自己的劳动来使贩卖知识的学院老板的货币增殖价值，他就是生产劳动者。不过，就形式来看，大多数这样的劳动几乎还不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而是属于过渡形式。

　　整个说来，这样一些劳动，即只能作为服务来享受，不能转化为与劳动者分开的、从而作为独立商品存在于劳动者之外的产品，但能够直接被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这些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大量存在相比是微乎其微的量。所以，可以把它们完全撇开不谈；只有在研究雇佣劳动时，在论及同时不是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的范畴时，才能考察它们。

　　同一工人可以从事同一劳动（例如园艺、裁缝等等）来为产业资本家服务或为直接消费者服务，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雇佣工人或短工；但在一种情况下他是生产工人，在另一种情况下他是非生产工人；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他生产资本，在另一种情况下不生产资本；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他的劳动构成资本自行增殖过程的要素，在另一种情况下不构成这种要素。

　　作为收入被消费的和不再作为生产资料重新进入生产中去的很大一部分年产品，是由满足最令人厌恶的、最可鄙的欲望与嗜好等的产品（使用价值）组成的。这个内容与生产劳动的规定完全无关〔当然，如果这一部分大得不成比例地再生产出来，不再转化为重新进入商品再生产或劳动能力本身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简单地说，不再转化为供生产消费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那么财富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阻碍〕。这种生产劳动生产出对象化在这样一些产品中的使用价值，这些产品预定只能用于非生产消费，这些产品作为物品在其现实性上对再生产过程没有使用价值〔它们只有通过物质变换，通过跟用于再生产中的使用价值相交换，才能取得这种使用价值；但这仅仅是变换位置而已。它们必定要在某个地方作为非再生产性的东西被消费。其他属于非生产消费过程的这类物品，在必要情况下也会再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关于这一点的详细考察，属于论述再生产过程的第II册第III章。这里只预先提出如下说明：普通的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本身出发不可能对奢侈品生产的界限说出什么合理的话来。但是，如果能充分地分析再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事情就很简单了。如果再生产过程受到阻碍，换句话说，如果由人口的自然增长所决定的再生产过程的进展，因下述情况而受到阻碍，即因不按比例地使用那些表现为非再生产性物品的生产劳动而受到阻碍，以致必要生活资料再生产得太少，或者生产资料等再生产得太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出发，奢侈品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在其余情况下，奢侈品对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种生产方式为非生产者生产财富，因而一定会使奢侈品具有必要的形式，以便使它只能为享受财富的人所占有〕。对工人本人来说，这种生产劳动像任何其他生产劳动一样，不过是再生产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手段；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生产劳动则仅仅是赚钱的手段，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家对使用价值的性质和所使用的具体劳动的性质本身是完全无所谓的。

　　［485］力图用劳动的物质内容来确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企图，有三个来源。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拜物教观念：这种观念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如商品，生产劳动等等，看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身所固有的属性。

　　（2）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只有以产品（物质产品，因为这里只涉及物质财富）为结果的劳动是生产的。

　　（3）在实际的再生产过程中——如果考察它的现实要素——，就财富的形成等等来说，表现在再生产性物品中的劳动与表现在单纯奢侈品中的劳动之间有很大差别。

　　（例子：或者我买一条裤子，或者我买布料请裁缝到家里来做，对他的服务（即他的裁缝劳动）进行支付，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差别的。我向成衣商买裤子，因为它比较便宜。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是把我付出的货币转化为用于我个人消费和满足我个人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转化为资本。裁缝无论在成衣商那里为我劳动，还是在我家里为我劳动，他都为我提供了同样的服务。反之，成衣商所使用的同一裁缝给这位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却在于：他劳动12小时，但只有6小时等等得到支付。因此，裁缝给这位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在于：他白白劳动了6小时。在裤子缝制形式中发生的这件事，只是掩盖了实际的交易。因此，成衣商一有可能就力图再把裤子转化为货币，即转化为完全消失了裁缝劳动的特定性质的形式，提供的服务表现在一塔勒变成两塔勒。

　　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给；⁷⁰在这里是同一关系的完全没有差别的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给，为了你做，表现出物质财富与活劳动之间的极其独特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服务的购买中完全不包含劳动和资本的独特关系，这种关系或者完全消失，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它自然而然地成了萨伊、巴师夏及其同伙为了表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所喜爱的那种形式。）

　　工人也用货币购买服务，这是支出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方式。

　　没有人会购买医疗的或法律的“服务”作为手段，来把这样支出的货币转化为资本。

　　很大一部分服务属于商品的消费费用，例如女厨师等的服务。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劳动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例如，在我购买独立劳动者、工匠等的商品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这个范畴，因为不是货币和任何种类的劳动直接相交换，而是货币和商品直接相交换。

　　［486］（在非物质生产的场合，即使非物质生产纯粹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即使生产商品，也还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1）非物质生产的结果是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脱离生产者而存在，因而可以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间隙时期作为商品来流通，如书籍、绘画，以及所有与艺术家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非常有限地被应用。当这些人作为雕塑家等不拥有帮工等的时候，他们大多数（如果他们是不独立的）是为商人资本工作，例如为书商工作；这种关系只是通往单纯形式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本身。在这种过渡形式中，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大，但这种情况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

　　（2）产品同生产行为不可分离。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能有限制地发生，而且按照事物的性质只能在某些部门内发生。（我需要的是医生，而不是为他跑腿的听差。）例如，在教育设施的场合，教师可以是教育工厂企业家的纯粹雇佣劳动者。但是，这一类的情况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来说是不必考虑的。）

　　“生产劳动者是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7页］）²⁸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对积累是重要的，因为只有与生产劳动相交换才是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之一。

　　资本家作为处于自己增殖过程中的资本的代表——生产资本的代表——执行一种生产职能，这种职能恰恰就在于管理和剥削生产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分赃者们——他们同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这样直接的实际的关系——不同，这个资本家阶级是道地的生产阶级。⁽³¹⁾（作为劳动过程的指挥者，资本家能够完成生产劳动是指他的劳动包括在体现为产品的总劳动过程中。）在这里我们还只是认识了直接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至于资本的其他职能怎样——以及资本在这些职能中使用的代理者怎样——只能在以后加以阐述。

　　可见，生产劳动（从而非生产劳动，即生产劳动的对立面）的规定是建立在下述基础上的：资本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487］总产品和纯产品

　　（这一点列入第III册第III章也许更好些。）²⁸⁷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从而生产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生产者的生存，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一切不生产剩余劳动的必要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都是多余的和没有价值的。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家的国家。只把工人再生产出来的，即不生产纯产品（剩余产品）的那全部总产品，都是多余的，正如这样的工人本身是多余的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工人在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上是生产纯产品所必要的，那么在不再需要他们的进一步的生产阶段上他们就变成多余的。或者说，只有能给资本带来利润的人数是必要的。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家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难道不也是这样么〈从一个私人资本家的利益来看，只要他的20 000镑资本的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降低到2 000镑以下’，那么他无论‘推动100人还是1 000人’都无关紧要〉；只要这个国家的纯收入和实际收入不变，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那么不管它是由1 000万人组成，还是由1 200万人组成，不也是无关紧要吗？…… 如果500万人能够生产1 0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那么这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收入。如果生产同样多的纯收入需要700万人，就是说，如果生产1 2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需要使用700万人的劳动，那么国家还能得到什么利益呢？纯收入将仍然是500万人的食物和衣着。”［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417页］

　　甚至连慈善事业也不能对李嘉图的这个观点提出什么异议。因为在1 000万人中只有50%的人充当500万人的单纯生产机器，总比在1 200万人中有700万人或58(1/3)%的人充当500万人的单纯生产机器要好些。

　　“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像古罗马初期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处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7页）²⁸⁸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纯产品，它实际上仅仅表现在剩余价值所赖以体现的剩余产品的形式上，这种情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这一点例如同下面那种与古老的早期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点是对立的，按照那种观点，市政局等为了使工人不致失去面包曾禁止发明，因为工人本人被看做目的本身，工人的与自己地位相应的职业被看做他的特权，而保持这个特权是整个旧制度的利益所在。这一点与尚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保护关税制度（自由贸易的对立面）的观点也是对立的，保护关税的观点主张，由国家把工业等作为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加以保护，以免遭受外来的竞争等等。而且，这一点与亚·斯密的下述观点也是对立的，例如斯密认为，投入农业的资本“更有生产性”，因为同一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人手²⁸⁹。所有这一切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都是过时的、不正确的、荒谬的观点。多的总产品（就资本的可变部分来说）与少的纯产品相比等于劳动生产力低，从而等于资本生产力低。

　　［488］但是，一切传统混乱观念都是与总产品和纯产品之间的这种区别相联系的。其中一部分来源于重农学派（见第IV册）²⁹⁰，一部分来源于亚·斯密；斯密还经常在这里或那里把资本主义生产和为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混为一谈。

　　如果个别资本家把货币送往国外，在那里取得10%的利息，同时他在国内又能使许多过剩人口就业，那么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他就会赢得公民桂冠，因为这位有德行的公民遵循了这样一个规律：这个规律无论在世界市场上还是在一个社会的范围内，都是按照各特殊生产部门所提供的利润率来分配资本，正因为如此，它才会使各生产部门均衡化并使生产成比例。（而且，例如是否把货币供给俄国皇帝去对土耳其进行战争，或者其他等等，都是没有差别的。）个别资本家这样做不过是遵循资本的这样一个内在规律，从而不过是遵循资本的这样一个道德：尽可能多生产剩余价值。但是这同考察直接生产过程没有关系。

　　其次，人们还常常把非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相对比；例如，把谋生的农业与贸易的农业相对比，在前一种农业中使用人手，后一种农业则给市场提供多得多的产品，因而有可能从以前从事农业的人身上榨出工业中的纯产品来。但是，这种对立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部的规定。

　　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同可变资本相比增加不变资本，增加剩余价值即纯产品；第二，同补偿可变资本的即补偿工资的那部分产品相比增加纯产品。现在这两件事被混淆了。如果把全部产品称为总产品，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总产品就与纯产品相比而增加；如果把产品中分解为工资加上纯产品的那部分称为纯产品⁽³²⁾，那么纯产品就与总产品相比而增加。只有在农业中（通过将耕地变为牧场等等），由于地租所特有的一定规定（这些规定不属于这里的研究范围），纯产品才往往靠减少总产品（全部产品量）而增加。

　　此外，关于纯产品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目的的这个学说，只不过是无情而正确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顾工人死活地使资本价值增殖，从而创造剩余价值，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理想——与纯产品的相对增长相适应——是尽可能减少靠工资生活的人数，尽可能增加靠纯产品生活的人数。

　　［489］资本的神秘性等等

　　因为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被并入资本，所以一切劳动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作为资本固有属性的生产力，这与形成价值的劳动的一般性质在货币中表现为物的属性完全一样，这种情况由于下述各点而更为明显。

　　（1）尽管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属于资本家，但劳动作为劳动能力的表现，作为一种努力，属于单个的工人（它就是工人现实地付给资本家的东西，就是工人给予资本家的东西）；相反，使单个的劳动能力纯粹作为形成总工厂的总劳动能力的特殊器官执行职能的社会结合，却不属于工人，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同工人相对立，强加在工人身上；

　　（2）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历史上只有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发展起来，因而表现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内在的东西，表现为跟资本关系不能分开的东西；

　　（3）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客观的劳动条件由于使用的规模和使用中的节约而采取了改变的形态（完全撇开机器形式等等不谈）。客观的劳动条件，作为表现社会财富的集中的生产资料，变得更加发达，而这种情况完全表现在社会结合劳动的生产条件的规模与效果上。除去劳动本身的结合以外，劳动条件的这种社会性质——属于这种劳动条件的，还包括机器这种劳动条件形式，以及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表现为完全独立的东西，不依赖工人而存在的东西，表现为资本的存在方式，从而表现为与工人无关的、由资本家安排的东西。生产条件作为结合劳动的共同生产条件所含有的社会性质，比工人自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为与工人无关的、属于这种生产条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

　　关于（3），我们在这里要立即提出以下看法，部分地说这些是要在以后讨论的问题：

　　（与剩余价值有别的利润，可以通过共同劳动条件使用的节约而提高，例如建筑物的节约，取暖、照明的节约等等，原动机的价值并不随它的功率按同一程度增加，大规模生产中原料价格的节约、废料的重新利用、行政费用的减少、仓库的减少等等，所有这些在不变资本价值绝对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变资本的相对便宜化，都是建立在共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即共同使用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共同使用又以集中在一起的工人的共同合作作为绝对前提，因此它本身不过是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生产力的物质表现，这些劳动条件的特殊形态，例如机器，除了由结合的劳动使用以外通常是不能使用的。然而这些劳动条件对于在这些条件中活动的工人来说表现为既定的、与工人无关的条件，表现为资本的形态。因此，例如，这些劳动条件的节约（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的增长和商品的低廉化），也表现为某种与工人的剩余劳动完全不同的东西，表现为资本家的直接活动和安排，资本家在这里一般是作为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人格化，总工厂本身的人格化来执行职能的。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果，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它作为同各个工人的知识和才能相分离的科学，被应用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而且，社会的一般发展由于被资本所利用而与劳动相对立，所以它就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与劳动相对立，就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尤其是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劳动能力的贫乏化是与此同时并进的。）

　　［490］²⁹¹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因此，他在复式簿记中经常以二重身份出现，例如，表现为他自己资本的债务人）。

　　就形式上的从属来看，资本的生产性首先仅仅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这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从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迫是以更加有利于生产的形式进行的。

　　即使考察单纯形式上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比较不发达和比较发达的方式所共有的一般形式，生产资料，劳动的物的条件，也不表现为从属于工人，而是工人从属于它们。资本使用劳动。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

　　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显得更加神秘，是因为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这些物——这些劳动产品，既作为使用价值，又作为交换价值——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且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此，这样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作为这样的社会力，这些物同劳动相对立而“资本化”。事实上，协作中的集体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表现为机器的劳动产品的应用，——所有这一切，都作为异己的、物的、没有工人参与而且往往排斥这种参与的预先存在的东西，单纯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由于它们是物质的——，同单个工人相对立；而资本家或其助手（代表）所体现的总工厂的意识和意志——由于总工厂是劳动资料本身结合的产物——，则作为存在于资本家身上的资本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主观和客观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作为从属于资本的人，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从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两方面的情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的形式：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上述形式而发生了形态变化，以致它在独立存在时，也就是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联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上，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它们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物，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²³¹）。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因为资本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资本本身是二重的：

　　（1）交换价值（货币）；但是，它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因为它是价值——创造价值、作为价值而增大、取得一个增量的价值。这种价值增殖归结为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较大量活劳动的交换。

　　（2）使用价值；这里，资本是按照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定关系出现的。但是，正是在这里，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起并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

　　这样，资本就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

　　［491］劳动条件作为同工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积累起来，并且在这种形式中资本化了。

　　因此，资本是生产的，

　　（1）它是对剩余劳动的强制。同样，劳动所以是生产的，正因为是这种剩余劳动的完成者，由于劳动能力的价值与其价值增殖之间存在差额。

　　（2）它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人格化与代表，即物化的形式。以前已经论述过，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剩余价值的创造等等——是怎样强制地达到这一点的。²⁹²这表现为资本家互相施加的一种强制和对工人施加的一种强制，——因此它事实上表现为对于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的资本规律。劳动的社会自然力并不是在价值增殖过程本身中发展的，而是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展的。所以，这种社会自然力表现为资本作为物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生产劳动，作为生产价值的东西，总是作为单个工人的劳动同资本相对立，不管这些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如何。所以，如果说资本对工人来说代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那么生产劳动对资本来说总是只代表单个工人的劳动。

　　在考察积累过程的时候已经看到，这样一种要素，即过去的劳动以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条件的形式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两方面增加再生产——既增加一定量活劳动所保存的价值量，又增加它新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量——，这种要素怎样表现为资本内在的力量，因为对象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总是作为资本化的东西发挥作用。²⁹³

　　“资本就是最道地的民主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平均主义的权力。”（弗·巴师夏《无息信贷》1850年巴黎版第29页）

　　“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布坎南发行，1814年［爱丁堡版］第3卷第5册第2章第309页）

　　“资本是……集体力量。”（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62页）“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同上，第164页）

　　“整个来看，资本家阶级是处在一种正常的状况中，即处在他的福利与社会进步并驾齐驱的状况中。”（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75页）“资本家是最道地的社会人，他代表文明。”（同上，第76页）

　　肤浅的看法：

　　“资本的生产力无非是资本家能够借助于自己的资本来加以支配的现实生产力的数量。”（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1页）

　　“资本或使用劳动的手段的积累……在所有的情形下都必须取决于劳动生产力。”（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92页）

　　一位李嘉图的评论者关于这一点指出：

　　“如果说劳动的生产力是指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产品的人所获得的那个产品份额，那么这种论断就几乎是一种同义反复。”（《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71页）

　　劳动不断地被转换成资本——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德斯杜特· 德·特拉西下述天真的论述中：

　　“靠利润生活的人〈产业资本家〉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情况必定是这样，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因为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从而给现时的劳动指出有用的方向。（”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242页）

　　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资本是一切财富的增加者。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我们的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而任何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同上，第243页）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所以，劳动能力不是财富。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这就是说，劳动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一切人生产财富，而它本身不是财富，只有它的产品才是财富。任何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劳动，任何一种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都是受到良好管理的。

　　在人们的意识中，把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转换成资本的物的属性——这种做法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机器、科学的应用、发明等等的好处，在它们的这种异化形式中，被看做是必然的形式，从而所有这一切都被看做是资本的属性。在这里，作为基础的是，（1）这样一种形式，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从而在受这种生产方式束缚的意识中，事情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2）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即这种发展首次以不同于以前生产方式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从而这种发展的对立性质也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东西。

(1) 见本卷第474—481页。——编者注
(2) 见本卷第542—543页。——编者注
(3) 如果没有这种混淆，那就根本不可能发生下述争论：除了劳动以外，自然界是否也对产品作出贡献。这只同具体劳动有关。
(4) “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进行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9页）“资本是用于再生产或者打算这样使用的那部分国民财富。（”乔·拉姆赛［ 《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1页）“资本…… 一种特殊的财富…… 也就是说，它……是为了获得其他有用的东西。”（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5页］）“资本……产品……作为新的生产的资料。（”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选自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第318页“）当一笔资金供物质生产用时，它就被称为资本。（”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07页“）资本是生产出来 的财富中用于再生产的那一部分。”（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64页）罗西在能否把“原材料”也算做资本这个“困难”面前感到苦恼。虽然可以区别“原材料资本”和“工具资本”，但是“它〈原材料〉果真是生产工具吗？是否应当说原材料是生产工具所施加影响的对象呢？”（同上，第367页）他没有看到，一旦他把资本和资本的物质表现形式混淆起来，从而把劳动的物的条件直接叫做资本，那么，这些物的条件虽然就劳动本身而言区分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但是它们就产品而言却同样都是生产资料；他在第372页上也把资本直接叫做“生产资料”。“资本同财富的其他任何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由于特殊的使用方式，物才成为资本，就是说，只有它被当做原材料、工具或生活资料基金在生产行为中加以使用，它才成为资本。”（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18页）
(5) 例如，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1册［第9页］。
(6) “他们对我们说，劳动离了资本寸步难行，资本就像挖土工人手里的铁铲一样，资本对于生产就像劳动本身对于生产一样必要。工人知道这一切，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资本和劳动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与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毫无共同之处，并不证明前者必须靠后者生活。资本无非是没有消费掉的生产的产品，当时存在的一切资本都不依赖特殊个人或特殊阶级而存在，并且决不与它们相一致；即使大不列颠的一切资本家和所有的富人都突然死光，也不会有丝毫的财富随着他们消失，国家也不会损失毫厘价值。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像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约·弗·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第59页）“资本是一种神秘的词，就像教会或者国家，或者由宰割其他人的人为了掩盖拿刀的手而发明的普通俗语中的其他任何词一样。”（《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17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英国最出色的现代经济学家之一。上面引用的他的这部著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是被承认的
（例如见约翰·莱勒《货币和道德》1852年伦敦版［第24页］）。在这部著作问世后的几年中就引起了布鲁姆勋爵的匿名反驳著作，后者同这位空谈家的其他经济著作一样肤浅。
(7) “我们买来材料，目的是为了同我们自身的〈！〉劳动相结合，使之成为产品。这种材料就称为资本；当劳动完成并创造了价值时，它就称为产品；所以，同一个物品对一个人来说是产品，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资本；皮革是制革者的产品和皮鞋匠的资本。”（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25页）（接着就是蒲鲁东的上述废话，应当引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179、180、182页）
(8)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9页注，当凯里说“资本……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一切物品（”亨·查·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1837年费城版第294页）的时候，应该说这是在重复我们早在第一章中已经提到的关于资本的说明：“资本是商品”，这个说明仅仅同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表现有关。
(9)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9页。
(10) “资本是商业观念。”（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273页）
(11) “资本。这是一国储备中的一部分，它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被保存或使用是为了获得利润。”（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附约翰·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1853年伦敦新版第10页）“资本是用于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而且一般地说来，它的目的在于获得利润。”（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伦敦第2版第75页）
(12) 见本卷第476页。——编者注
(13) 这是罗西反对把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组成部分的论据的正确方面。但是，我们在以后的一章²⁷⁰中将看到，他是怎样不正确地理解问题的，从而他的议论混乱到了何等程度。
(14)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弗·巴师夏把雇佣劳动解释成资本主义生产外部的和无足轻重的形式并发现“不是报酬的形式创造了他（工人）的这种从属地位（”《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版第378页）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怎样理解的。这个“发现”——而且还是对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歪曲的剽窃——是同这位饶舌的不学无术的人相称的，他在同一部著作里，也就是在1851年发现：“更具有决定意义和确实无误的事实，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危机在英国消失了。”（第396页）虽然弗·巴师夏在1851年宣称英国不再有大危机，英国在1857年还是经历了一次大危机，而在1861年，甚至在英国商会的官方报告中都可以读到，只是由于美国内战²⁷¹的爆发才避免了一次空前大规模的工业危机。²⁷²
(15) “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阐述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质、劳动的材料；可见， 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开，立刻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9页）
(16) “劳动是使资本能够生产……利润的因素。（”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61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5页）
(17) 生活资料的特定经济性质是购买工人，或者，生产资料，皮革与鞋型的特定经济性质是使用制鞋职工。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幻想中，这种物与人的颠倒，从而资本主义的性质与生产要素的物质性质是如此不可分地合并在一起，以至例如李嘉图在他认为有必要更切近地说明资本的物质要素时，竟自然而然地、毫无疑问地或不加说明地使用了经济学上正确的用语：“资本，或者说， 使用劳动的手段〈”可见，不是“劳动所使用的手段”，而是“使用劳动的手段”〉，（［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92页）“资本所使用的劳动量”（同上，第419页），“用来使用他们〈工人〉的基金”（同上，第252页）等等。像下面这样的话“不过现有的商品量将会支配比以前更少的劳动（”在这里，直接谈的是商品支配劳动），（《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60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翻译给古希腊罗马人听呢？在今天的德语中，也是把资本家即用来雇用劳动的那种物的人格化，称为劳动给予者［Arbeitsgeber］，而把提供劳动的实际工人称为劳动受取者［Arbeitsnehmer］。“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6页）
(18) 因此，直接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现在的劳动和过去的劳动，活的劳动和积累的劳动等等，是经济学家们用来表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各种形式。
“劳动和资本…… 前者是直接的劳动…… 后者是积累的劳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5页）“过去的劳动（资本）…… 现在的劳动。（”爱·吉·韦克菲尔德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1836年伦敦版第1卷第231页“）积累的劳动〈资本〉…… 直接的劳动。（”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1章［第33页］）
“劳动与资本即积累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99页）
“资本家的特殊预付，不是由呢绒〈总之，使用价值〉构成的，而是由劳动构成的。”（马尔萨斯《价值的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第17页）
“因为一切人在生产之前都必须消费，所以，贫穷的工人处在从属于富人的地位，如果工人答应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那些东西不能使工人从富人那里换回现有的产品和商品，那么工人就既不能生活，也不能工作…… 为了使他〔即富人〕允许这样做，必须同意，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西斯蒙第《论商业财富》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36、37页）
威·罗雪尔先生显然根本不懂英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话，此外，他还不合时宜地想起西尼耳用“节欲说”为资本洗礼的事，并提出下述语法上“很巧妙的”学究式意见：“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做‘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为〈！〉资本占有者不单纯是〈！〉 生产〈！〉和 保存它〈！〉，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82页］）
(19)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工人〉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并且成了资本家的工人，由资本家预付给他们工资，那就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他们现在能够连续地劳动；第二，出现了这样一种代理人，他的职能和利益就是迫使工人真正连续地劳动…… 因此，所有这类人的劳动就有了更大的连续性。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们的劳动不致因为等待或寻找主顾而中断。……但是，工人劳动的连续性因此就成为可能，这种连续性由于资本家的监督而得到了保障和增加。他预付他们的工资，他应当得到他们劳动的产品。他的利益和他的特权就是留心监视，不让他们工作中断或懈怠。”（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8页）
(20) “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这个定理是经济学家们公认的。这个原理对我来说是普遍的和绝对的真理；这是可以当做全部经济科学总结的比例性规律〈！〉的必然结果。但是请经济学家们原谅，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的原理，在他们的理论中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证明。（”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我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1847年巴黎版）第76—91页中曾证明，蒲鲁东先生一点也不懂得，这个“劳动的剩余”就是代表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因为蒲鲁东先生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实际上看到，任何劳动都留下这样的“剩余”，所以他就力图用劳动的某种神秘的自然属性来解释这个事实，并想以“比例性规律的必然结果”等冗长之词来招摇撞骗摆脱困境。[273]
(21) “每一个人，如果他不被法律所束缚，他就会按照交易中各种变化的要求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1753年伦敦版第4页）
(22) 资本的流动性、劳动的可变性以及工人对自己的劳动内容毫不关心的状况，在任何地方也不比在北美合众国表现得更突出。在欧洲，甚至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总还受封建残余的干扰，并且被歪曲。例如，英国面包业、制鞋业等直到今天才开始按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这完全是由于英国资本抱有“体面”这种封建偏见所致。把黑人卖做奴隶是“体面的事情”，而制造香肠、靴子或面包就不是“体面的事情”。所以，使欧洲的那些“不体面”的行业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机器，也都出自美国。另一方面，人们对自己所进行的劳动种类在任何地方也不像在美国那样持无所谓态度，任何地方的人也不像在美国的人那样意识到：他们的劳动始终是提供同样的产品或货币，任何地方的人也不像在美国的人那样以同样无所谓的态度在极其不同的劳动部门转来转去。因此在美国，劳动能力的这种“可变性”就表现为与劳动奴隶相反的自由工人的一种极其明显的特性，劳动奴隶的劳动能力是固定的，只有用当地的传统方式才能使用它。“奴隶劳动主要是缺乏变化性这一点……如果种植烟草，烟草就变成了唯一的生产，不管市场状况怎样，不管土壤情况如何，都得生产烟草。”（凯尔恩斯［《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第46—47页）
(23)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第329页。
(24) “他们〈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应该说拿自己的劳动能力〕换取谷物〔即生活资料〕。这种谷物成了他们的收入〔即进入他们的个人消费〕……而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他们主人的资本。（”［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90页）“在交换中把自己的劳动提供出来的工人，把劳动转化成了资本。”（同上，第105页）
(25) “［主人关心的事情是要降低劳动价格，但是，只要劳动价格不变，只要主人用既定量的支出得到既定量的完成的劳动，他的状况就不会变化。如果农场主可以用12镑开垦土地，那么，无论他把全部金额付给］三个有经验的工人还是付给四个普通工人，［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这三个工人可以用每人3镑10先令雇到，而这四个工人需要每人3镑，那么，这三个工人的工资虽然较高，但他们完成的劳动的价格却比较低。诚然，使工人工资数量提高的那些原因，常常能同时提高资本家的利润率。但是，如果一个人由于劳动强度提高而做两个人的工作，那么工资数量与利润率两者通常都会提高。但是利润率的提高并不是因为工资提高，而是因为劳动的追加供给压低了劳动的价格，换句话说，由于缩短了从前预付这个价格所必需的期限。另一方面，工人主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工资的数量既定时，他必定关心劳动价格的提高，因为人们迫使他付出努力的程度就取决于这一点。”（［纳·威·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14、15页）同一著作中还说：
“……工人的状况不取决于他在某一时间所获得的金额，而取决于他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收入……这个时期越长，估价就越准确。”（同上，第7页“）最好以一年为期。它包括夏天的工资和冬天的工资。”（同上，第7页）
(26) 这个（a）不属于最后这一段，而属于前面[280]。“自由工人通常可以自由地更换自己的主人：这种自由把奴隶和自由工人区别开来，正像把英国军舰上的水手跟商船上的水手区别开来一样……工人
的地位高于奴隶的地位，因为工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不管这个信念多么错误，它对居民的性格是有不少影响的。”（托·娄·埃德蒙兹《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1828年伦敦版第［56—］57页）“推动自由人去劳动的动机，比推动奴隶去劳动的动机要强烈得多：自由人要在沉重的劳动和饥饿之间进行选择〔这个地方要查对一下〕，奴隶要在……和一顿饱打之间进行选择。”（同上，第56页）“在货币制度下，奴隶的状况和工人的状况之间的差别是很微小的；……奴隶的主人很懂得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不用限制奴隶饮食的方法使奴隶身体衰弱；而自由人的主人则给自由人尽可能少的食物，因为对工人的这种损害不是单独落在这个主人自己的头上， 而是落在整个主人阶级的头上。（”同上）“在古典古代，只有靠奴隶制才能迫使人们超过自己的需要进行劳动，迫使一国的一部分人白白地为养活另一部分人而工作：因此曾经普遍地实行过奴隶制。奴隶制在当时曾经是生产发展所必要的，正如奴隶制在目前必然是对生产发展的破坏一样。道理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不强制人们进行劳动， 他们就会只为自己劳动；如果他们的需要少，他们的劳动也会少。但是当国家形成并需要空闲人手来保卫自己不受自己敌人的暴力时，无论如何也必须给那些不劳动的人取得食物；因为，按照假定， 劳动者的需要是小的，所以必须找出一种方法把他们的劳动增加到他们的需要量以上。 奴隶制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或者像在斯巴达那样，强迫奴隶耕种土地以养活奴隶和空闲的自由人双方；或者由奴隶来充任现在自由人所充任的一切卑贱职务，像在希腊和罗马一样，用奴隶来向从事国家所需要的职业的人提供工业品。因此，在这里为迫使人们为获得食物而劳动，使用了暴力的方法……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要的奴隶。（”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8—40页）
这位斯图亚特又说：“在 16世纪，一方面领主辞退自己的家臣”，已经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农场主也辞退空闲的人口。农业从谋生的手段转化成了一种营业。”其后果是“：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从小农业中……被排挤出来，因此， 农民不得不提高劳动强度而在小块土地上用重劳动取得了与大面积土地上轻劳动相同的效果。（”同上，第105页）
(2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
(28) 见本卷第501—503页。——编者注
(2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册第8、9章，散见各处］。²⁸³
(3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
(31) 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29页］。²⁸⁶
(32) 在手稿中写的是“总产品”（Brutto product），从上下文看来，可能是笔误。——编者注
259 　流数和流动量是伊·牛顿的计算概念，是微积分的最早形式，现已不再使用。牛顿把同时不断变化的数列称为流动量（来自拉丁文fluens——流动的），而把流动量变化的速度称为流数（来自拉丁文fluxio——流）。——454、473。
260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这里写了一个脚注的注码，没有写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商品》中可以找到类似的论述：“……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只有当使用价值本身是形式规定的时候，它才属于后者的研究范围。它直接是表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0页）。——458。
261 　指《资本论》第一册的手稿第IV章，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是第五章《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考察》中的第（4）节《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取得工资这种转化形式》。——461、470。
262 　指《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中的第（3）点，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见本卷第423页和第542—547页）。——463。
263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这里只写了一个脚注的注码，但没有写出脚注的内容。——468、469。
264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这句话后面写了以下一段话：“第96—107页在《直接生产过程》这个标题下所讲的内容，是属于这里的；要把它同它上面所讲的合在一起并加以修改。本册第262—264页也是属于这里的。”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指示，编者在这个地方把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两处插论收了进来；第一段插论的各页，原来写的页码是从第96页到107页，后来马克思把它改为第469a—469m页。第二段插论放在第一段插论之后，它原来是写在手稿的第262页到264页上的，现在只保留下来第263页和264页（见本卷第497—499页）。——474。
265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册第2页。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劳动的观点表现在他的《政治学》第1册第2章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脚注（33）中考察了这一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00页）。——476。
266 　“总有些东西会留下来！”（《Semper aliquid haeret》）——摘自拉丁文名言“大胆诽谤吧，总有些东西会留下来！”（《Audacter calumniare，semper aliquid haeret》）。——477。
267 　席草是一种植物，它的茎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编织品。——478。
268 　实用知识促进协会，由亨·布鲁姆1827年在英国成立。协会本身的目的是通过出版通俗的廉价的读物在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传播知识。——478。
269 　对皮·约·蒲鲁东这些论点的评论，还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8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75—176页）。——480。
[270]　这里“以后的一章”，按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40页上起草的《资本论》第一部分的写作计划（注204）可能是指“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那一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对佩·罗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分析。——484。
[271]　美国内战即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阿·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486。
[272]　关于美国内战与英国经济形势的关系，马克思当时曾写过一系列文章加以分析，如1861年11月1日写的《英国的危机》（发表在1861年11月6日《新闻报》第305号），1861年11月2日写的《不列颠的贸易》（发表在1861年11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6440号等）。——486。
273 　对皮·约·蒲鲁东这个“定理”的批判，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还可参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616—617页）和《资本论》第1卷第14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9页）。——492。
274 　包括手稿第469a—469m页的第一段插论到此结束，下面是第二段插论（见注264）。——497。
275 　指手稿第469a—469m页（见注264）。——499。
276 　包括手稿第263—264页的第二段插论到此结束。下面紧接着的是被两段插论所中断的正文的继续（见注264和274）。——499。
277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的手稿的第二章，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成为第三章，其第一节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从第二版起这一节改为第三篇第五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7—231页）。——502。
278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手稿的第三章，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成为第四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第二版起这一章改为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63—580页）。——504、505。
279 　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的笔记本，下面几段论述分别采自该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02、1303、1305、1306和1307等页。——506。
280 　马克思在写完这句保留的话以后，把引文写在了另一页没有编页码的纸上。——508。
281 　手稿的这一页，是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03页剪下来贴在这里的（见注209）。——509。
282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分析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的部分，见第VII笔记本第300—316页、第IX笔记本第417—419页（本卷第213—239页和239—244页）。——521。
[283]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赚钱术（“货殖”）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了较详细的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78页）。还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523。
284 　按照马克思在1857—1859年期间形成的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结构计划，他的全部经济学体系应由六册组成（见注141）。关于雇佣劳动和工资等专门问题的论述，属于第三册《雇佣劳动》的内容。——524。
285 　这些话实际上不是托·罗·马尔萨斯的，而是马尔萨斯这一著作的第2版（他死后的版本）编者威·皮克林的。——531。
[286]　指大·李嘉图把资本家阶级说成生产阶级，例如他说：“虽然生产了一个较大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以后剩下的部分中却有较大的份额是由生产者消费的，而且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却调节着利润的大小。”还可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63、691页，第XV笔记本第864页。——531。
287 　可能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册手稿第三章《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35—296页。——531。
288 　以上几段话，出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07—1308页（见本卷第381—385页）。——532。
289 　参看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5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533。
290 　指马克思计划中的《资本论》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关于“重农学派”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2—24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15—44页）。——533。
291 　这里第490页上的这些段落，是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1318页从第XXI笔记本中剪下来贴到这里的（见注230）。——536。
292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资本的积累过程》，见《资本论》第1卷第7篇第22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第3节《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83—685页）。——539。
293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册第六章《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开头和（b）节，见《资本论》第1卷第7篇《资本的积累过程》的开头和第22章第4节末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51—652页和701—702页）。——540。

（3）［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492］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不仅是剩余价值，而且是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是G—W—G′，是自行增殖价值的价值，是产生价值的价值。

　　首先，预付货币或价值额即使在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各因素——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以及由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劳动能力——之后，也只是自在的资本，只是潜在的资本；而在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过程的因素以前，资本更只是这样的资本。只有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通过把活劳动现实地合并到资本的物的存在形式中，只有通过实际吸收追加的劳动，才不仅使这种劳动转化为资本，而且使预付价值额也从可能的资本，从预定的资本转化为执行职能的和现实的资本。在这个总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工人为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出售了对自己劳动能力的支配权，换得了由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决定的一定的价值。这样一来，从工人方面来看，结果是什么呢？仅仅是他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工人为此交出了什么呢？保存价值、创造价值和增大价值的活动，即他的劳动。因此，撇开工人的劳动力的消耗不谈，工人走出这个过程时，就像他进入这个过程一样，只是主体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为了保存自己，必须重新通过同一过程。

　　相反，资本并不是像它进入这个过程时那样走出这个过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才转化为现实的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现在，全部产品就是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存在的形式，而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则重新作为资本家的财产，作为独立的力量和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力量与劳动相对立。所以，生产过程不仅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前，生产条件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时，这些生产条件是工人所遇到的与工人相独立的东西。现在，工人所遇到的已转化为资本的并与自己相对立的生产条件，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作为前提的东西，现在是生产过程的结果。

　　生产过程创造资本这件事，不过是生产过程创造了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说法。

　　但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剩余价值又反过来转化为追加资本，表现为形成新资本的东西或形成已经增大的资本的东西。所以，资本创造了资本，而不仅仅是作为资本来实现自己。积累过程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要素。积累过程包含着重新创造出雇佣工人，包含着实现和增大现有资本的手段，这或者是使从前尚未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那一部分人口，如妇女和儿童，从属于资本，或者是使由于人口自然增长而增多的大量工人从属于资本。更进一步的考察会得出，资本会根据自己的剥削需要来调节劳动力本身的这种生产，即受资本剥削的人群的生产。所以，资本不仅生产资本，它还生产不断增长的大量工人，即这样一种材料，资本只有借助于这种材料才能作为追加资本发挥作用。因此，不仅劳动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作为资本同自己相对立的劳动条件，而且资本也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的雇佣工人。劳动把劳动的生产条件作为资本生产出来，资本把劳动作为使自己当做资本来实现的手段，作为雇佣劳动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的再生产；劳动的社会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与工人相对立的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作为资本，以同样的程度增长起来，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也作为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治着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与此相反，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上述的丰饶是互相对应，齐头并进的。同时，资本的这种活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即劳动无产阶级也在增大。

　　［493］可见，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互相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

　　这种关系不仅被再生产出来，以越来越大的规模生产出来，不仅给自己创造出更多的工人，不断地席卷从前不从属于自己的生产部门，而且，正像叙述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在对于资本家这一方越来越有利，而对雇佣工人那一方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再生产出来的。

　　就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来看，工资不过是工人不断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转变为工人的生活资料，从而转变为保存和增加劳动能力的手段，而这种劳动能力又是资本为了自己的自行增殖、为了自己的生活过程所需要的。因此，劳动能力的这种保存和增加，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本身又只是表现为属于这个过程的再生产条件和积累条件的再生产与扩大（请看美国佬²⁹⁴）。

　　与此同时，这种关系在表面上所具有的一种假象也消失了，这种假象就是：在流通中，在商品市场上互相对立的是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他们像所有其他商品占有者一样，只是以他们的商品的物质内容，以他们彼此出售的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而互相区别。或者说，这个关系的这种最初形式只不过是作为它的基础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假象。

　　这里要区分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使这种关系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同最初的形式互相区别开来，这种最初的形式一方面是指历史上表现出来的最初形式，另一方面是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上不断重新表现出来的最初形式。

　　（1）第一，从流通中发生的引导过程，即劳动能力的买和卖来看。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价值或商品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这种商品的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一部分保留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而且这些已转化为资本的产品不是资本家的产品，而是工人的产品。资本家为了取得劳动而不断地把工人的产品的一部分——必要生活资料——卖给工人，以保存和增加劳动能力即买者本人，并且不断地把工人的产品的另一部分即客观的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自行增殖的手段，作为资本贷给工人。所以，在工人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进行再生产时，资本家也把工人作为雇佣工人，从而作为自身劳动的卖者进行再生产。单纯的商品卖者的关系包含的是：这些商品的卖者交换他们自身的、体现在不同使用价值中的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常结果，劳动能力的买和卖包含的是：工人必须不断地用自己的活劳动买回自己本身的产品的一部分。这样，商品占有者的单纯关系的假象就消失了。劳动能力的这种不断的买卖，以及工人本身所生产的商品作为工人劳动能力的买者和作为不变资本这两者间的不断对立，仅仅表现为一种中介形式，它使工人受资本支配，使活劳动成为保存和增大与自己相独立的对象化劳动的单纯手段。作为劳动购买者的资本和作为劳动售卖者的工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永久化，是这种生产方式内在的一种中介形式；但这种形式仅仅在形式上与生产条件占有者奴役劳动、占有劳动的别的更直接的形式有所区别。这种形式作为单纯的货币关系，掩盖了现实的交易和通过买卖这种中介而不断更新的长久的依赖性。不仅这种交易的条件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而且连一方用来买和另一方必须卖的东西，也是［494］过程的结果。这种买卖关系的不断更新仅仅以独特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为中介，同时又使这种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具有一种骗人的假象，似乎它是平等的、彼此同样自由的各个商品占有者之间的交易和契约。现在，这种引导的关系本身又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进行统治的内在要素。

　　因此，人们产生了错误的看法：

　　有些人把雇佣劳动，把劳动向资本的出售，从而把雇佣劳动的形式看做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而这种形式是本质的、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断重新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关系的中介形式；

　　还有些人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关系的假象看做是资本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占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系辩护并抹杀这种关系的特征。

　　（2）资本关系本身的出现，是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生产形式为前提的。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必然发展起那些超出旧生产关系并迫使它们转化为资本关系的交往手段、生产资料和需要。但是，它们只需要发展到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程度。然而，在这种已经改变了的关系的基础上，会发展起一种发生了特殊变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出新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只有在这种新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从而在实际上给自己创造出新的现实的条件。由此就会出现完全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其现实条件，为之提供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由革命发展起来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

　　这是与那些被资本主义观念本身所束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根本不同的一种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生产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怎样同时生产出使这种关系解体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

　　相反，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看到了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以及跟资本进入生产过程时相比资本又是怎样作为根本改变了的东西走出生产过程的。一方面，资本改造了生产方式，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这种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又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即前提。

　　［495］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不仅生产过程的物的条件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且物的条件的特殊社会性质也是如此；社会关系，从而生产当事人彼此的社会地位，即生产关系本身，被生产出来，是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的结果²⁹⁵。

294 　此处只有脚注注码，没有脚注的注文。很可能是指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城版），该书中谈到了人口的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联系。——544。
295 　第六章正文到此中断。最后这段话和上面的小标题，是马克思为本章起草的开头。还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最后一节即第VII笔记本第63页《I．价值》开头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93页）。——548。

第二册［第I稿］²⁹⁶第三章 流通和再生产

296 　马克思这个手稿标题为《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是马克思在1863—1865年期间写的《资本论》第二册的第一个稿本。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说明，马克思生前留下了《资本论》第二册的两个全卷的稿本（编号为I和II）和六个片断的稿本（编号为III—VIII）（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7—9页），另外还有一些零星手稿。
这个《资本论》第二册的《第I稿》，恩格斯说“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现在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者的考证，证明这个《第I稿》应该是写于1865年上半年。恩格斯在正式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时，没有使用这个第I稿，而是主要使用了第II稿，后者由马克思写于1868年底至1870年7月。恩格斯说第II稿“是第二册的唯一相当完整的文稿”。马克思自己也曾留下遗言，指出将来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册时，这“第二个文稿必须作为基础”（见恩格斯《资本论》第2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7页）。在这期间，马克思还写有第二册的一些片断手稿，其中第III稿写于1867年9月，第IV稿写于1868年4—5月。1870年之后，由于马克思患病，第二册的写作中断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1877年才恢复。从1877年至马克思逝世之前，马克思又写了第V稿（1877年4—9月）、第VI稿（1877年10月—1878年6月）、第VII稿（完成于1878年7月2日）、第VIII稿（1880—1881年）以及恩格斯在《序言》中没有提到的一些零星手稿。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经过仔细研究马克思留下的手稿，遵照马克思的遗言，以第II稿为基础，吸收其他各片断手稿的部分内容，编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并于1885年7月在汉堡由奥·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而这个《第I稿》被保存起来。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个《第I稿》没有公开发表过。1974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第一次把《第I稿》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9卷。1988年这部手稿以德文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1册。本卷摘录的中译文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9卷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1册的德文原文重新校订的。——549。

［（3）固定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132］（3）在我们转入研究积累之前，必须对固定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做些补充。

　　固定资本在年产品的生产中受到磨损，它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年产品上——而且必须在实物形式上或按其价值通过年再生产来进行补偿——，这些在谈到不变资本的再生产时已经考察过了。

　　但是，固定资本，只要它还没有磨损完，从而没有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因此没有进入再生产过程——就它是价值的再生产和补偿而言，它是在劳动过程中，因而是在再生产过程中被应用，执行职能的——，那它就会在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起作用。这部分固定资本所起的作用像纯自然力一样是无偿的。

　　每年消耗的固定资本部分无须每年以实物形式补偿。例如，机器的价值一年有1/12转移到产品上，但机器继续执行职能，不需要以实物形式补偿这1/12。建筑物和其他固定资本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用货币向机器成品的卖者支付这些固定资本的代价，从而形成机器卖者的货币资本。这些固定资本或者以金属货币或者只是以价值符号得到支付。在前一种场合，工厂主再把货币存到银行家那里，银行家把它们预付给另一些生产者，也可能就是同一个工厂主，作为他支付工资等等所需要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不论在哪种场合，一部分年产品必须转化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数量要足够补偿这些开支。但如果流通的全是金属货币，那么工厂主就只是为未来的生产而积累价值符号。当他必须补偿机器时，他就向银行家开出支票，也可能把支票交给机器占有者，后者又把它存到自己的银行家那里，于是价值符号从A转到B，机器从B转到A。可见，不论流通的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这种准备金都会转化为对未来生产的要求权。

　　因此，每年使用的固定资本同每年消费的固定资本相比越多，已生产出来的生产力部分，即劳动资料部分就越大，这些劳动资料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会提高所使用的活劳动的生产力，从而增加体现这种活劳动的年产品量，但并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因而这些劳动资料会使补偿收入和资本的年产品增加，而不会在年产品上加进价值，所以不会使它变贵。这些劳动资料虽然是社会劳动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但起的作用却类似为生产目的服务的自然力。

　　同每年消费的、因而应该用产品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相比，每年使用的固定资本（它进入劳动过程而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量，取决于两种情况：

　　（1）取决于在每一个既定时刻全部固定资本同预付总资本相比的一定量；

　　（2）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

　　关于（1）。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部分同所消费的部分的比例，即后者的周转时间，看做是不变的，而把固定资本的量看做是可变的。

　　假定每年消费的固定资本同每年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平均比例是1/10。这样，如果固定资本是每年预付总资本的1/10，那么在这个总资本价值中，每年必须得到补偿的就有9/10的流动资本和1/100的固定资本。总共要补偿的是90/100＋1/100＝91/100，所以一年中有9/100在无偿地执行职能。如果固定资本是预付总资本的2/10或1/5，那么在总资本的价值中就有4/5或8/10的流动资本必须用年产品来补偿，而要补偿的固定资本是1/50或2/100。这样一来，全部资本中每年有80/100＋2/100＝82/100必须得到补偿，换句话说，比前一场合少了9/100，而在一年中有18/100＝9/50无偿地执行职能。如果固定资本是总资本的1/4，流动资本就是3/4。在这种情况下，1/40或10/100的固定资本和30/40或300/400的流动资本必须得到补偿，因而总共是310/400和90/400，换句话说，是9/40无偿地执行职能。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固定资本的绝对量不断增长。固定资本部分越是绝对增加，在年产品的生产中作为生产力发挥作用而无须用年产品补偿的那个资本部分，就越是绝对增加。然而流动资本，即流动不变资本，也在增长；相反，流动可变资本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在减少。因此，固定资本的增加虽然和流动不变资本的更大的相对增加联系在一起，但也和流动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联系在一起。

　　［133］首先很清楚，如果所消费的固定资本部分同所使用的部分的比例保持不变，那么全部固定资本越多，不但产品中必须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部分越大，而且固定资本中无偿地执行职能的那个部分也越大。如果全部固定资本等于50 000，应该补偿的就是5 000，如果全部固定资本等于100 000，应该补偿的就是10 000，而在前一场合无偿地起作用的是45 000，在后一场合是90 000。如果全部固定资本是200 000，应该补偿的就是20 000，而在全部固定资本为100 000的情况下，应该补偿的只是10 000。但是，在一个场合无偿起作用的是90 000，在另一场合却是180 000。应该补偿的绝对增大的部分，只不过是无偿地起作用的绝对增大的部分的指数。

　　因此，如果在固定资本绝对增长（虽然它的价值决不会同它的量和效力按同一比例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在固定资本中每年使用的部分和每年消费的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中应该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每年的绝对增长只是无偿地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每年增长的指数——就是虽然使用但并没有消费掉的固定资本绝对增长的指数——，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所使用的和所耗费的固定资本的比例不变，也决不需要产品中必须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相对部分增长。如果固定资本从50 000增长到100 000，每年有1/10被耗费，那么产品中用于补偿固定资本的，在前一场合只有5 000，在后一场合是10 000。如果不变流动资本（原料等）在前一场合是10 000，在后一场合（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是30 000，而可变资本在前一场合是5 000，在后一场合是5 500镑，那么年产品在前一场合＝＋＋＋（如果m′＝100%），因而等于25 000，其中1/5补偿固定资本。在后一场合：＋＋＋＝51 000，其中10/51补偿固定资本，可见，这个部分在总产品中虽然绝对增大了，但却相对变小了。我们说这是可能的。这种情况既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取决于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所加工的原料量）的程度。在有原料进入生产的地方，生产力的提高会表现为这部分不变资本的量和价值的增加。但是这部分不变资本越多，固定资本中每年消费的那部分尽管绝对增长，却会相对地越少。另一方面，可变资本不论同固定资本相比还是同流动不变资本相比都相对减少，并且，随着可变资本本身减少而流动不变资本部分增加的比例，每年消费的固定资本的相对量，即总产品中必须由资本补偿的相对部分，会增加或减少。

　　在没有原料的工业部门（采掘业、运输业等），诚然由辅助材料代替原料，但它们所起的作用同预付固定资本相比是不大的，虽然它们绝对地增长，但是并不与固定资本的使用，从而不与固定资本的消费按同一程度增长。此外，可变资本随着固定资本使用的增长而减少，无论如何，在相对地减少。因此，由于两个原因，产品中必须补偿不断增长的固定资本每年消费部分的那个部分在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所使用部分而不是所消费部分绝对增长的指数。产品量比产品价值增长得快，因而体现新加劳动价值部分的产品量也在增长。

　　关于（2）。我们原先曾假定，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所消费的固定资本的比例是不变的，而全部固定资本的量是可变的。现在我们假定，全部固定资本的量是不变的，而上述比例是可变的。这个比例只不过是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另一种说法。如果固定资本＝100 000镑，它的周转时间＝5年，它每年加到产品上的就是20 000镑；如果它的周转时间＝10年，它每年加到产品上的就只是10 000镑；如果周转时间＝20年，每年加到产品上的就是5 000镑。可见，一年所消费的固定资本部分同所使用的部分相比，同它的周转时间成正比地减少。

　　［134］固定资本的规模增加得越大，它的存在形式就变得越庞大，周转时间就变得越长。于是它的平均周转时间不断延长。因此，虽然随着固定资本绝对量的增长，它的再生产的绝对量——或它的磨损——也一道增长，但它的再生产的绝对量同平均周转时间的延长相比，相对地在减少。

　　注意。（上面对（3）所作的说明，最好移到考察资本周转的本册第II章。）

　　固定资本体现着一部分现有资本——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量——，可以作为现有基础，为再生产的扩大，为再生产规模的扩大或积累的扩大服务，而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创造这个基础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速了，它的周转时间或它被消费的时间缩短了。或者说，这样增加的只是它的年磨损，但这种增加并不与生产的现有规模或产品的现有量成比例，而是与产品的增长量成相等的比例（往往还要快些）。固定资本消费得更快了，但只是因为它被使用得更多了，或者总的来说，它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更多了（内含上增加或外延上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固定资本的规模就越增大。因而，无须扩大这种基础本身就能在一定界限内扩大生产过程的那种潜力也就越大。如果铁路得到更多的使用，它就磨损得更快，但是使用这条现有铁路的运输业也就越发达。工作机的情况也是这样，工作机的运转加快了，或者它们在同一劳动过程中运转的时间更长了。因而，现有的固定资本可以成为再生产过程的极其不同程度的基础。这就是最新工业所创造的条件，这个条件可以使再生产过程在外延和内含方面更加多样化；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种潜力，或能够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服务的这种现有资本，就越大。

　　如果考虑到，在采掘业（采矿业、煤炭业、捕鱼、伐木等等）中，也就是说，恰恰在为生产追加固定资本（特别是还有机器）提供这些最主要的原料（金属、木材）和辅助材料（煤炭等等）的生产领域中，固定资本（在机器、船舶等形式上）起着多么大的作用；那就会自然地弄明白，固定资本已有的发展规模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方便和推动了追加固定资本的生产，即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这个部分的生产。完全撇开上面提到的那种因素不谈，已经存在的固定资本（建筑物、工作机和交通运输工具）能够作为扩大生产过程的要素执行职能。

　　（除了固定资本的这种扩张能力以外，在这里同它作为生产要素的效力有关的还有，随着科学不断取得成就和科学的应用，固定资本中每年经常应该补偿的那部分以更具有生产效率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所以固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同它的生产力的经常扩大（这至少适用于一部分固定资本）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并不像前面那个因素那样涉及到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或快或慢地被消费的、因而为较大或较小规模的生产服务的既定基金；而是涉及到固定资本的生产力的增长，或者更确切些说，涉及到固定资本所协助的那种劳动的生产力的增长。但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是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35］除了固定资本以外〔我们这里没有涉及农业，虽然它在考察再生产过程的变化和扩大时，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因素〕，还存在着另一个主要生产条件，即可以在外延或内含的不同程度上被使用和消耗的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现有的劳动力。（我们在这里撇开同时是积累的天然基础的人口自然增长，撇开非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原先不劳动的那部分人口进入劳动者的行列等等情况不谈。）现有的劳动力在外延或内含方面被利用的程度大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产生出来的相对过剩人口能够得到实现的程度大小；在既定的工作日长度和强度下就业是否充分；在一周中实际劳动的日数多少等等，这些都取决于市场条件。可见，一定的劳动力——可变资本与之相交换的要素，而这种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利用，从而形成生产过程以及再生产过程的可以延长或者可以缩短的可变基础，同样也是扩大的再生产过程或积累的可以延长或者可以缩短的可变基础。如果不是全部现有的劳动力被利用到极限，那么它就总是可以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被使用。

　　可见，虽然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是既定的量（后者的价值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然而，如果谈的是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能力，它们又是可变的量。它们可以充当较狭小和较广阔的生产的基础。在它们发挥作用的能力的这种可变性中，积累获得了自然基础（这同时就反驳了关于现有生产效率较高的资本具有绝对不变性的概念）。

　　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而且不仅指科学不断变化、完善、发展等方面而言。科学的这种过程或科学的这种运动本身可以看做积累过程的因素之一。但是现有的工艺知识范围永远不会在所有生产领域中、在每一个生产领域的各个投资中以相同的程度得到采用（得到实现）。如果把积累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完全撇开不谈，那么每年应该补偿的现有的固定资本——例如逐步实行改良的情况就是这样——，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被补偿，或者像在农业中那样，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逐步引进改良的方法，如较好的轮作制等。所有这些情况总会以较大或较小的规模发生，量的界限是极有伸缩性的。（如果考察整个国家，那么既定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总是在经常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的，合理性有大有小，节约的程度有多有少，而且是在生产力水平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的，虽然这些变化有时在这一生产领域较为明显，有时在那一生产领域较为明显；有时在这个地区（例如在农业地区），有时在那个地区；在同一生产领域内，这些变化有时涉及这一个别资本，有时涉及那一个别资本，或者逐步普遍地实现。这种变化是不间断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是比较有效的原则，这种原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上得到实现的。）

　　因此，虽然实际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量在既定的时刻是既定的量，或者可以看做不变的量，然而，这个量（1）就其可以被使用的潜在能力而言——或就其使用的规模而言——，在一定的限度内是可变的量；因为现有的固定资本，它的价值像它本身（作为物）一样是不变的、既定的量，在它本身增加以前，可以由于它的使用而增加（或者靠延长劳动过程，或者靠增加劳动过程的强度）。（如果机器转速增加一倍，那么它就会更快地被耗费，它的再生产时间就会缩短；但它会作为比运转慢一半的机器大一倍的机器数量来运转。）同量固定资本——作为生产过程的实际因素——可以由于使用不同而以极其不同的规模发挥作用，可以代表固定资本的极不相同的量，虽然它本身是既定的不变量，是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但是，既然可变［136］资本交换来的同一劳动力，可以提供极不相同的劳动量，那么固定资本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实际因素，就可以以极不相同的规模执行职能。

　　（2）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这种可变量依据使用的可能性而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可变量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就劳动生产率而言——被使用，那么这种可变量的生产率大小就不断变化。（对积累，对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来说，这一点恰恰特别重要，因为正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量，而不是它们的价值，才是扩大的再生产过程的物质基础。至于通过现有价值借以存在的那些商品转化为新商品的要素而实现的现有价值的保存，至于通过再生产过程而得到的这种价值保存，那么，这种保存会随着劳动生产率以及与之相应的更大规模的生产一起增长，这已经说明过了。）

　　（因为工资从一开始就包括人口的增加，即扩大规模的工人的再生产，所以这个要素是已知的。）

　　可变性的另一个因素是由再生产过程的性质产生的，因为再生产过程同时又是流通过程。

　　延长到平均周转时间（与生产时间不同）以上或缩短到平均周转时间以下——也就是说，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在市场上的停留时间，同它的平均停留时间相比较长或较短——，就或者能够使同量预付资本进行较大的再生产〔其结果，剩余价值率会增长，从而利润即积累的源泉之一也增长〕，或者能够让现有固定资本和现有劳动力的使用加强强度（撇开吸收更大量的劳动力不谈）。那些使再生产过程加快或放慢的条件，那些对形成市场景气而在这方面或那方面起作用的情况，在这里我们都不研究。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目的来说，只需着重指出，再生产机制把年生产量的可变性算做自己的规律之一。这是由下述简单情况产生的：

　　（1）流通时间对资本中实际进入直接生产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资本形成一个界限；

　　（2）这个界限本身不是不变的量，而是可变的量，是有一定伸缩性的量，所以这个界限可以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起界限的作用。

　　固定资本，虽然它的价值是既定的量，但是就它的实际使用程度而言，就它的价值的实际保存持续一定时间，例如一年这一点而言，它是可变的量；

　　劳动力——不谈它的不断增长，尽管它被看做既定的量，因而被看做不变的量，它的价值由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决定——，如果指的是它在一年中实际保存的程度，它是可变的量；

　　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如果不谈这种应用的不断发展，只注意它发展的实际程度，因而它被看做既定的或不变的量——，它可以是不同程度的、较普遍或较不普遍的应用，界限是变动的；对于同量资本和劳动可以用来再生产商品的那所有劳动生产力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最后，对一年周转不同次数的所有流动资本来说，同平均界限相比，同量预付资本的流通时间可以在极其宽广的界限内变动，即使是在与土地产品有关的情况下，即再生产具有自然界限——这些界限使土地产品一年流通一次——的情况下；每年流通时间在一定界限内可以把期限推迟或提前（以季节为转移），如果有对外贸易加进来，而且是按照世界市场扩大的相应程度加进来，这些产品的流回甚至会部分地由于从国外进口产品而或多或少地加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撇开积累和年景的变化不说，既定量的已有资本和劳动力每年再生产出来的产品量是可变量，而不是不变量，这个量可以扩大或缩小。这种弹性或可变性同时形成积累的自然基础，自从有了这样的基础，再生产的扩大就成为可能，而不需要被推动的追加资本和追加劳动力提供那种再生产所需的一切要素。

　　最后，在第I册第VI章⁽¹⁾中已经指出，自然要素，土地等等，不构成资本的任何一部分——就它们的价值而言——，但是作为生产能力却包括在资本中，这些要素构成在一定程度内不以实际资本的任何增加为转移的扩大再生产的持久基础。

(1) 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六章《资本的积累过程》，从第二版起这一部分成为第七篇。——编者注

［137］（5）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如果说既定规模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表现为圆圈，那么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正像西斯蒙第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表现为螺旋形。²⁹⁷

　　在第I册第V章⁽¹⁾，我们在形式上考察了积累。当资本的产品被卖出以后，因而剩余产品或产品中代表剩余产品的那个部分也被卖出以后，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价值就购买作为消费者的资本家的生活资料，或者说被作为收入花费。剩余产品的另一部分价值用来重新购买构成作为生产资本的资本的要素，而剩余产品的这部分价值为了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必须再转化为这种要素。已经实现的剩余产品中作为收入花费的那一部分和再转化为资本的那一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可变的，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时代是不同的，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民族中也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民族或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时期，剩余价值相同，追加资本的生产（因为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可以归结为追加资本的这种生产）却会极不相同⁽²⁾。另一方面，在剩余价值这两个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积累的程度也会变化。这是由于劳动生产力不同，如果撇开不同的自然劳动条件下的不同生产率，或撇开这些自然条件的自然生产效率的差别不谈，这种劳动生产力就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以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为转移，同量劳动，从而同一价值，以及再转化为资本的相应份额的剩余价值，将体现为较大或较小的使用价值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如果根据规模来看，这些使用价值作为资本的职能取决于它们的量，而不取决于它们的价值。另一方面，正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决定着同量的生产劳动能够推动多少生产资料的问题。鉴于我们当前的目的，劳动生产力被看做是既定的。

　　在第I册第V章中我们曾假定，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被用来购买生产资本的各要素；只有在这些要素的形态上，这部分剩余价值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现在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再转化的实际条件。

　　应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必须转化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而且要按照与不同生产部门相适应的比例。

　　要使这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可变资本，首先必须有追加劳动，至于这种追加劳动是同一劳动力受到更多的剥削，因而得到更多的报酬（否则，追加可变资本的必要性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还是过剩人口被吸收进来，或者利用新增长的人口，或者非生产工人变成生产工人，即人口中过去不属于雇佣劳动的那部分人口现在加入雇佣劳动，这都是一样的。我们假定这种追加劳动的供给已经有了，我们并且知道，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这种劳动总是现成的（在资本的支配下）。追加可变资本从物质方面来说，由工人阶级的追加生活资料构成，而且对工人阶级来说表现为追加收入。可见，剩余价值购买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并不是由资本家当做收入消费，而是由他当做资本预付出去；因此体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产品，必须以进入工人消费的形式生产出来，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如果这个部分不以这种形式生产出来，就必须用它到国外去交换生活必需品。

　　所以，这部分剩余价值必须，（1）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再生产出来；（2）这个部分不是由资本家而是由工人作为收入来消费，换句话说，如果资本家把自己的收入用于非生产服务，那就不是用于生产劳动者，而是用于非生产劳动者。在这里应该避开的［138］而且先前已经指出过的唯一错误，是把转化为追加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同全部剩余价值混为一谈，看不到全部剩余价值一部分转化为追加可变资本，一部分转化为不变资本。追加可变资本由工人作为收入进行个人消费，追加不变资本由劳动本身进行生产消费。

　　对于必须转化为追加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来说，这个一般规律是适用的。要使这种转化成为可能，剩余产品必须以追加生产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即以它能够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以工具、机器、各种固定资本、原料、辅助材料形式再生产出来。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如果剩余产品不以这种形式直接再生产出来，就必须用它向其他民族交换这样的商品。对外贸易丝毫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考虑它。一方面，对外贸易当然会破坏再生产的各要素在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严格比例。另一方面，对外贸易这样也就会取消再生产的内在尺度。

　　如果不考虑对外贸易，那么当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就不发生一个资本家的收入（应该由作为消费者的资本家消费的价值）和另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只会发生资本和资本的交换，因为剩余价值正是由双方当做资本预付出去，当做资本花费。但是，A领域资本家的剩余产品可以构成B领域资本家的可变资本，即应该预付给工人的资本的物质要素，同样，B领域资本家的剩余产品可以构成A领域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例如，农场主的剩余产品可以构成机器制造业者的可变资本，而机器制造业者的剩余产品可以构成农场主的不变资本等等。以布匹的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可以直接同鸟粪交换，鸟粪又可以同农场主的谷物交换等等。

　　一部分剩余产品可以直接作为追加不变资本〔也许同样可以作为可变资本，但是可变资本总是用货币形式预付〕进入它作为产品从其中出来的生产过程，例如，农场主的谷物作为种子，牲畜商的牲畜，机器制造业者的机器等等。另一部分只有通过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才能进入生产过程。

　　我们假定全部剩余价值由工业资本家占有。（如果不占有，那么剩余价值必须回到工业资本家手里，才能作为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全部追加资本，可变的和不变的，代表剩余价值，因而完全是一年内新加劳动（剩余劳动）的结晶（从价值来看）。因而它是再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利润、利息、租金，这些只是这种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但是，因为直接表现为资本家的一部分收入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发生从资本向相反方面的转化，即这种追加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也就是转化为剩余价值表现为收入的那种形式。这部分剩余价值一旦再转化为资本，它就不再作为剩余价值构成任何人的收入。它现在只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而且由于它存在的形式本身，它可以以自己的更大量仅仅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为生产新收入服务，但它本身并不是收入。其实，归根结底剩余价值或收入向资本的这种再转化，无非是工人无酬的、剩余的劳动的一部分实现在生产资料中，这些生产资料作为资本重新同原来的那些工人发生关系，或者无非是资本家把自己占有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作为资本献给居民，不是把这个部分当做收入消费掉，而是用它建立追加资本。这样，他就是作为资本家而不是作为消费者来发财致富。

　　［139］有一些生产部门，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周转时间超过平均量，也就是说持续一年以上，例如畜牧业、林业、某些种类的固定资本的生产，如生产过程持续一年以上的铁路、运河等等的生产，在这些生产部门中，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直接同简单生产过程合而为一。换句话说，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或构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起初不转化为货币，而是完全地和不断地进入产品，直到产品完全制成。因此，在这里积累和简单生产过程直接合而为一。但是，由于这些生产部门在它们延长了的生产过程期间，不断从商品市场上（1）抽出生产资料，（2）抽出这些部门的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在一年时间内不反过来以其他形式的产品向市场投入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那么很明显，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抽出和它们的规模，取决于一年中不断提供产品的其他生产部门的规模和生产率，也就是说，取决于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程度和生产率，取决于整个社会生产，取决于这个国家已有的财富（我们撇开信贷不说，信贷本身又以另一个国家存在同样的财富为前提），取决于财富已经达到的程度；换句话说，现有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一部分生活资料能够以这种方式花费多少，取决于国民再生产过程的规模和生产率。

　　因此，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都可以说是经常的相对的剩余生产，即同仅仅再生产出现有资本（即使是在资本生产率的不同阶段上）的再生产相比较的剩余生产。而且，这种剩余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的、不断的和内在的因素，积累本身也是如此，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考察过程，积累只不过是剩余生产的另一名称而已。

　　在任何一种比较发达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剩余生产或积累都是再生产的内在因素，⁽⁰⁾1）因为生产过程的扩大被人口的自然增长所决定；（2）因为必须建立准备金以防现有生产资料遭到危险、意外等情况（生产风险），生产资料不能自己补偿自己，而必须由追加的生产来补偿⁽³⁾。但是，以前的生产方式下的这种剩余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剩余生产的量相比，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

　　（1）因为在这些不太发达的生产方式下，货币贮藏本身就是剩余生产的一部分目的，也就是说，剩余产品的这种形式被看做最终目的；

　　（2）因为，由于与这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或从这些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巨大部分被花在担任国家和宗教职务的非生产人员身上，如在古代的亚洲、非洲等等；

　　（3）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和工人过剩人口的形成以空前的规模进行着，所以这里用于这种人口的准备金更多；

　　（4）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原有的规模再生产资本本身所需要的准备金必须增加，这是由于采用巨大的自然力等等，以及建立在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基础上的生产的出现，使得现有资本覆灭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此外，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完全不为人知的准备金，由于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而变成必要的了，［140］这些变革一方面迫使人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另一方面迫使人们不断用更新和更好的生产资料去代替尚未磨损完的生产资料，而这是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的规律；

　　（5）因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展；

　　（6）最后，因为在这里，必须实现这些动力的手段，只有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以储备形式在市场上保存更多商品资本的手段的发展，随着市场本身的扩大，随着各民族生产的互相交错，随着生产部门的不断增加，随着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发展，随着一个领域生产出来的剩余资本能够轻易地在另一个领域执行职能（总之，积蓄资本化）的那些条件的建立，才能充分发展。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内以怎样的比例发展，那么积累的必要性、积累的欲望和用来实现积累或生产新资本的手段，就以同样的比例增长；或者说，规模不断扩大的经常的剩余生产（在我们迄今所考察的意义上的剩余生产）变成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

　　还必须补充如下内容。追加不变资本和追加可变资本一样，只代表新加劳动。但是为了推动它，充当基础的是固定资本形式上的旧资本（这一点在上一节已经叙述了）。这种固定资本越多，生产新的机器、厂房、辅助材料等等就越容易。因而一部分追加资本——当它借助旧的工作机和工具不能转化为产品，而是一开始就需要建立追加固定资本的时候——首先是投入这样一些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中，旧的固定资本，生产机器的机器等等，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加进来。

(1) 马克思可能指他于1863—1864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其中的第五章是《资本的积累过程》，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这一章改为第六章，从第二版起这一部分成为第七篇。——编者注
(2) 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版第38—39页］。²⁹⁸
(3) 到处的社会都必须完成一定的剩余劳动，一部分作为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基金，一部分作为补充现有资本的准备金。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无酬地完成这种剩余劳动，而表现出来则相反，似乎是资本家——由于他所占有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于这一目的——自己为形成这种准备金而“节约”资金。所以可敬的罗雪尔也说，如果没有资本家的节约，恐怕社会就难以维持了！²⁹⁹
297 　见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113、119—120页。——560。
[298]　还可参看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11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64页上摘引了马尔萨斯的上述两段引文。——560。
[299]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批判了威·罗雪尔的这些论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40、251、264、304—305页）。——565。

（6）对积累起中介作用的货币流通

　　必须弄清楚的是：对积累起中介作用的货币流通，是否是一个还需要特别加以考察的问题？迄今为止的前提是，全体资本家必须拥有这样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足以（1）支付他们的可变资本，也就是说，预付给工人在一定的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的工资价值，（2）彼此交换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说，作为消费者支出自己的花费所必须的通货。于是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由于资本家把他们的商品卖给工人，预付给工人的货币重新流回到作为阶级来看的资本家手中；至于为使资本家的收入在他们自己之间流通而预付的货币，则是通过这种流通不断地重新在资本家之间分配。

　　现在，下述情况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差别：预定在资本家之间用于收入流通的货币即通货是否（1）有一部分不在资本家之间相互支付，而首先用来支付给追加工人，而追加工人又购买生活资料，把这些货币重新付给资本家；在资本家花费自己的全部收入的情况下，一部分通货本来只是作为通货在资本家之间流通，现在则作为通货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流通；（2）在资本家花费自己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情况下，为了使收入在资本家之间流通所必不可少的那部分通货，现在在资本家之间为了相互买卖追加的不变资本而流通。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提出任何新的问题。

　　［141］但是，如果生产规模不变，流通中已有的货币量就够用了，我们把为了使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的差额得到平衡用的现有贮藏货币也包括在内。但是，由于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应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会增加，应作为收入进入每年流通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加，还有各资本之间的价值周转额也会增加。如果我们撇开阻碍通货扩大的那些情况——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信用事业及其形式的发展、由于人口密度提高和交通运输工具改良而使货币流通加快的情况——不谈，此外，我们假定是纯金属流通，那就很清楚，同金银相交换的那部分年国民剩余产品起先是作为各个资本家已出售的商品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来，然后作为流通手段进入流通，而不管是收入的流通还是资本的流通。不言而喻，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取得追加金银的困难在比较富裕的再生产情况下必然比在比较不富裕的再生产下和年国民产品量较小的情况下要小。

　　现在剩下来还需要研究的，是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特殊形式的货币积累本身。

　　首先，至于所谓的货币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入（例如国债等等）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恰恰是这些有价证券，构成所谓的货币市场和货币资本的绝大部分——，至于这种所谓的货币资本，那么，正如李嘉图在谈到国债债权人的货币资本时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它实际上完全不是资本。在考察生息资本时要稍为详细地谈谈这种“理想资本”的形式。（第III册第IV章）³⁰⁰李嘉图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地方是这样说的：

　　“公债券持有者的资本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本，它实际上并不是资本。如果公债券持有者想把它们卖掉，并将卖得的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他就只有使购买他的有价证券的人的资本离开某种生产用途才能做到。”（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289页注）

　　因此，这是需要弄清楚的第一件事情。

　　就货币资本的积累是指收入中必须再转化为资本的部分暂时作为贮藏货币不加使用而言，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在第IV章³⁰⁰，即关于生息资本的那一章，较详细地加以考察。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谈到一国的货币作为货币的真正积累：随着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收入中同金或银相交换的部分也在扩大，既包括处在流通中的部分，也包括不断形成货币贮藏去执行不同职能的部分，我们以前曾经指出需要有货币贮藏的那些职能。

300 　马克思在1864—1865年期间写的《资本论》第三册手稿中，第IV章标题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或商人资本。利润分为利息和产业利润（企业收入）》。在继续写作和加工这一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决定把这一章分为第四和第五章，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分别为第四篇和第五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568。

［142］（7）再生产过程的平行性、相继性、上升序列、循环

　　平均说来我们看到，在再生产过程（或者生产过程）不断进行的过程中，一部分商品处于生产过程中，另一部分商品处于流通过程中，并且在这里又经历两个阶段——作为商品资本，必须再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资本，而货币资本必须再转化为构成生产资本各要素的商品。〔一切运输业，即资本借以不断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一切产业，是例外。这种产业的真正产品，是被运输的商品（或者也包括人）的位置变换，即变动场所。商品只要处于运输业手中，就总是处于流通中。因此，运输业给商品添加的价值，按照商品被运送的程度而得到支付。它用这些货币不断地支付煤、工人等等，总之，支付运输业部门的消费资料（以及修理等等）。当然，这个价值的一部分总是处于流通过程中，而另一部分继续处于生产过程中。但是，铁路本身总是处在生产过程中，是投入运输业中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里情况比如说与棉纺业不同，在棉纺业中，一部分棉花作为原料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作为棉纱处在市场上。铁路则是以它处在生产过程中即产生位置移动的过程中的那种形式，处在市场上，也就是说被出售。但是，铁路经常被出售的，是它提供的生产服务，例如，出租的发动机。被出售的是它协助完成的运动。铁路、机车等等不像商品那样处在流通过程中。轮船和公共马车的情况也是这样。被出售的是它们的产品，即被运输的物品的位置变换。但是，这种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在它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同时就被出售，而不是在它离开生产过程以后被出售，例如，不是像棉纱那样在离开纺纱过程以后被出售。我不是购买公共马车，而是对它的运动进行支付，对它处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支付，这种生产过程对我来说是流通过程，是位置移动。公共马车本身只要执行职能，它就不会离开生产过程；但是，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它被它所运送的商品和人所消费。因此，运输业是特种产业，它不同于其他的产业，因为它的产品，它创造的使用价值，不能同它的生产过程分离，因而不能像商品那样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外流通。〕

　　同一资本的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它的另一部分作为商品资本同时停留在市场上，因而是在两个不同的形式和阶段上的两方面的而又是同时的存在方式；与此不同的是，作为整体来看的再生产过程的平行性。

　　我们在考察再生产过程时已经看到，商品的生产过程只能不间断地进行，或者说，商品所以能不间断地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并在这种形式上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只是因为商品的各生产要素是同时被再生产出来的。

　　商品在自己的最终形式上或是进入个人消费，而当它进入消费基金时总是保有自己的最终形式，并且它是在生产过程中获得这种最终形式的。另一方面，商品能够重新进入生产过程，但不保留自己的最终形式，而当它作为原料（任何程度的半成品）进入新的生产过程时就总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整个再生产过程归结为给每种商品提供不同生产要素的各生产过程的彼此并存和同时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行性。

　　首先，如果考察单个商品的再生产过程，那么它表现为循环。商品起先存在于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形式上；然后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再往后成为商品；在这之后成为货币；然后重新存在于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形式上，等等。

　　但其次，如果考察生产过程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互相制约的那些不同的商品，那么看到的就是生产流程的逐步升级的相继性。例如，亚麻是从一定的生产过程或一定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出来的商品；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亚麻充当原料，变为纱；纱是这第二个生产过程的成品或商品。纱本身又作为原料进入织布生产。这个生产过程的成品或商品是麻布。麻布又作为漂白过程的原料等等。最后，这些成品麻布作为原料进入不同的行业，而这些行业把它们变成供消费用的商品或生产资料。

　　［143］在这里，商品依次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入另一个生产阶段，而且是更高的阶段，也就是经过更多中介的并使商品更接近于它的最终形式的阶段，直到它达到了自己的最终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或者是进入消费，或者是在自己的最终形式上作为劳动资料（已经不是作为劳动材料）进入新的生产过程。不同商品的这些不同的生产过程彼此联系在一起，互相制约着，如果考察产品的最终形式，这些过程实际上是按照上升序列彼此依次进行的各生产阶段的序列，以致后一阶段是把前一阶段引向前进并受前一阶段的制约。过去的劳动，例如，实现在亚麻种植业中的劳动，在这里不断地表现为现在的劳动的条件，例如纺纱的条件。产品依次经历的不同的生产过程，是它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是为使产品获得自己作为使用价值的最终形式所必须经历的现实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阶段。产品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生产，始终是由于它在前一阶段上的生产已经发生、已经完成。如果前一阶段的生产没有完成，那么过程就会中断。如果市场上纱的数量不足，那么织布生产过程就会中断，就不能以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这种体现在亚麻中的过去的劳动对纺工来说始终存在，因为在他纺的同时，亚麻也在不断地生产出来。因此，商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是同时的、平行的，尽管某批商品在它的不同的阶段产品的形式上始终同时代表过去劳动。

　　除了产品从前一阶段上升到后一阶段的这种互相联系的各生产过程所具有的逐步提高的顺序性以外，在其他互相联系的各生产过程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交错或相互作用，存在着循环，但不是逐步提高的顺序性。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互相提供生产资料的场合。例如，煤作为辅助材料进入机器的生产，而机器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煤的生产。这两个生产领域的产品互相代替。在这里，也是一个生产过程中现在的劳动受另一个生产过程中过去的劳动所制约。这种情况与前面的情况不同，织布仅仅以过去的纺纱劳动为前提，相反，机器的生产以煤的预先生产为前提，煤的生产又以机器的预先生产为前提；两个同时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现在的劳动互相以两个生产过程中过去的劳动为前提。

　　除了生产的这种联系和运动——在这里，或者是产品经历（各生产过程的）相继的一系列阶段，相继离开其中的每一个阶段，进入更高的阶段；或者是不同阶段的产品相互作用，作为生产条件互相进入对方，但在它们之间并没有这种顺序性——以外，既然全部生产过程同时是再生产过程，就还会发生产品在其所有不同阶段上的同时的再生产。这里的特点是经常的同时性，一切生产过程经常的彼此并行或者说平行性，而不管这些过程的产品相互之间处于何种统治和从属关系或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在亚麻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从农业转入纺纱厂，从纺纱厂转入织布厂，从织布厂转入漂白厂等等的同时，在亚麻完成这些现实的形态变化的同时，亚麻、纱、麻布等等彼此并行地不断被生产出来。商品同时在它的最初形式上、后来的形式上及其最终形式即终结形式上并行地被生产出来。而它们的依次进行和互相渗透是由它们的这种彼此并存，或者说，各生产过程在不同阶段上的平行性造成的。如果在织工把纱变成麻布的同时没有人纺纱，而在纺纱的同时没有人生产亚麻，那么织工不能再把自己的麻布变成纱，纺工不能再把自己的纱变成亚麻等等，或者说，在相应的产品作为商品被卖出以后，这些商品不能再转化为它们的生产条件或生活条件。因此，这不只是循环，不只是不同过程的产品的顺序运动，而是属于特殊生产领域（它们构成特殊劳动部门）的一切生产阶段上同时进行的平行生产。单个商品，如果向它提供生产要素的一切部门不是同时地、不断地进行生产，那它就不可能继续自己的生产过程，或者说，就不可能再生产出来。

　　因此，如果说，在考察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时，在当前这一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取决于其他部门中过去的生产，并且以此为基础（互相联系的劳动部门的协作，在这里始终表现为被动状态，而这种被动状态本身是当前劳动的条件），那么，［144］在考察单个商品的不间断的生产过程或再生产过程本身时，再生产单个商品的生产条件的那些同时进行的活劳动情况也是如此。所有的过去劳动，一切被资本主义观点所确认的物质财富，仅仅表现为整个再生产过程的转瞬即逝的要素，只不过表现为某一过程的要素。

　　（为了重新开始再生产，商品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必须在这些要素的再生产应该重新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得到补偿。因此，一个商品的生产时间决定着另一个商品的流通时间，从而也决定着另一个商品的再生产时间。）

　　（在再生产中，产品是出发点，在简单生产中，产品还需要产生出来。生产的前提在再生产中表现为它过去的结果，而生产的结果在再生产中表现为它的前提。在每一再生产中，每一前提表现为结果，而每一结果表现为前提。）

　　（勃多说得好³⁰¹：在生产中表现为预付的东西，在再生产中表现为为了生产的回收。）

　　再生产条件下资本的现实的形态变化。

　　除了以前指出的再生产过程的可变性以外，如果指的是再生产过程的规模（甚至是在同一生产规模上），如果从预付价值的角度来考察再生产过程〔例如，使用劳动能力和固定资本的能力是变动的，另一方面，为生产原料而预付的同一劳动在一年中不同的季节里实现为不同的量，而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再生产各要素得到更有效的使用，因而劳动生产力无须追加开支就得到提高的场合〕，那么，必须指出资本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在其中得到再生产的那种实物形式的可变性。

　　第一，资本（原来的旧有的资本或者追加资本）不是在同一产品的形式上再生产出来，而是在先前已经存在的另一种产品的形式上再生产出来。这是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到另一个生产领域的转移，不管是通过旧有资本以另外方式分配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追加资本即剩余资本不是投入它产生出来的那个生产领域，而是投入与它并存的另一个领域。这也是资本的形态变化，而且是很重要的形态变化，因为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就是建立在这种形态变化上的。

　　最富有可变性的资本部分是同活劳动相交换的可变资本本身。为了使这个资本部分改变自己的实物形式，只需要使用一种形式的劳动能力来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劳动能力。这是建立在人的劳动能力的可变性基础上的。劳动越简单——而在一切主导的生产部门中劳动是简单的——，需要的专门训练越少，各种具体劳动的这种转化就越容易。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的趋势是使一切生产部门中的劳动简化，这种方式本身就产生出它所需要的这种可变性，尽管随着分工也产生出起相反作用的因素。

　　至于货币资本，那么它的形态变化的绝对能力只是形式上的，从而这种转化能力只是幻想的，因为它受生产过程实际的多样性的限制。

　　现有的机器可以部分地（还有建筑物等等，以及其他固定资本部分如运输工具；就机器是发动机和传动机而言）被用于不同的生产过程。新的追加的机器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上再生产出来。

　　同一种饲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种的牲畜；同一种肥料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种的农产品。

　　同一种原料可以加工成不同的形式。同一种辅助材料可以用在不同的生产部门。

　　第二，旧有资本或者追加资本投入新的生产部门。为此或者需要新的原料（例如橡胶、古塔波胶），或者为旧的原料寻找新用途（如电铸术等等）。

　　［145］消费过程形成再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环节。

　　从消费过程是生产的或产业的消费过程来说，它同生产过程是一回事。因此，这里不谈这个问题。

　　至于个人消费，那么乍一看来它并不包括在单个商品的再生产过程中。如果商品按实物形式来说预定要进入个人消费，那么W—G，即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部分，实际上最终等同于商品进入消费过程，从而以消费过程为前提。但是，商品不一定必须是被消费的物品，或者说，如果它是这样的物品，它也可以重新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如果它进入个人消费，它不一定要进入自己生产者的个人消费。对于生产者来说，问题只在于要实现W—G这一行为。商品在流通领域里的下一步运动与资本本身的形态变化无关。相反，商品在这种形式上从生产它的资本的循环中被排出来。

　　如果考察再生产的整体，那么消费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环节。

　　如果商品资本B的生产者不把自己的收入同商品资本A的不变部分相交换，因而不把这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那么商品资本A的全部不变部分就不能用它的生产资料来补偿。

　　可变资本同劳动能力的交换所以连续不断，只是因为工人本身通过消费生活必需品再生产和保存自己。

　　年商品资本A中按性质来说不能执行生产资料职能的那整个部分，或者说，其中只有一部分能够执行生产资料职能的那部分，一旦从市场上取走，加入消费基金，就只会完成W—G的行为；第一，为了防止它的损坏，这一行为必须在较长或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性质。第二，由于W较长时间地停留在市场上，它的再生产会受到阻碍，只有W转化为G，这种再生产才能继续进行。或者说，如果可支配的现有资本大到足以不顾这种阻碍而能继续生产，那么市场就会被商品充斥，从而必然导致再生产过程的中断。

　　但是，虽然个人消费是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的和内在的环节，消费和生产决不是一个东西，个人消费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动机。后面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生产者就是消费者的场合，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直接生产者、生产者大众、工人的消费和生产彼此完全不成比例；相反，它们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越离越远。另一方面，这些环节的相互异化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它们的相互依赖，会在它们被强制地达到一致即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因此，反对危机的论据，即认为生产和消费处于一定的内在均衡性中并且相互之间有一定的比例，而且生产量最终总是必然受消费量调节，——这种论据恰恰是说明危机存在的论据，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并不直接存在这种相互的调节。

　　消费过程直接进入再生产过程指的是，消费过程的废料以不同的形式构成新生产的要素。但是，消费的发生并不是为了生产出它的这些废料。

301 　很明显，马克思指重农主义者尼·勃多的解说，即他的《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22—867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笔记本第1377页上谈到了勃多对经济表的解说。——574。

［146］（8）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产品）

　　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我们是考察单个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必要劳动对工人来说体现在工人用工资（假定工资等于劳动能力的价值，或者说等于劳动的价值）买回来的那部分总产品中，而无酬劳动体现在与表现这个无酬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部分产品中。对工人本身来说，必要劳动表现在生活必需品上，对资本家来说，剩余产品表现在这样一些产品上，这些产品一部分由生活必需品组成，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一部分形成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资本家同工人一样，可以用他们得到的并作为收入来消费的一部分产品同服务相交换，不管他们是否情愿，他们必须对这种服务支付报酬。）总产品的这两个部分加在一起，只是总产品中由新加劳动新加进来的价值所决定的部分。总产品中只代表由过去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部分的那个部分会变小。

　　通过新加（一年内）劳动来保存只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虽然对工人来说，他的必要劳动只表现在生活必需品上，而对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只表现在剩余产品上，但是，如果考察再生产过程本身，这种新加劳动的一部分就表现在生产资料上，另一部分则表现在生活资料上。

　　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事情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

　　对于那些直接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人，以及那些再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因此，也保存不变资本的再生产中所消耗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工人来说，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是有酬劳动（必要劳动），另一部分是无酬劳动或剩余劳动。如果考察整个社会，他们的劳动就是必要劳动；也就是说，表现在不断地以原有规模再生产出整个工人阶级加上资本家阶级（这里包括其他一切作为他们仆役的非劳动者）所必需的总产品（以及属于这方面的生产资料）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这种必要劳动，已经包含着社会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的全部剩余劳动，并且表现在这样一些剩余产品上，依靠这些剩余产品过活的，既有其他的工人（他们在劳动交换中什么也不给予上述那部分工人，因为他们的生产既不间接也不直接进入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有资本家以及得到自己生活必需品即必要生活资料的仆役。

　　至于工人阶级本身，如果考察全社会的再生产过程，那么我们不能对工人阶级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或者说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计算两次。例如我们假定，200个工人每人劳动12小时，因而总共劳动2 400小时，或者说200个12小时工作日。假定其中1/2是有酬工人，1/2是无酬工人。其次，如果100个工人被雇用来生产生活必需品（间接地或直接地从事这种生产，或是直接生产生活资料，或是生产这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所必需的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而100个工人被雇用来生产剩余产品，那么这就如同下述情况一样：100个工人或100个工作日只提供必要劳动，因为全部有酬劳动等于一部分工人的50个工作日加上另一部分工人的50个工作日，而100个工人则只从事剩余产品的生产。如果把200个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作为整体，那么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似乎他们的半数即100个人每天一道只为再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劳动1 200小时，另外100个人每天只为再生产剩余产品而劳动1 200小时。前100个人生产出生活必需品，为自己和为另外100个工人完成必要劳动，后100个人为自己和为另外100个工人完成剩余劳动；一批人完成整个阶级的必要劳动，有酬劳动；另一批人完成整个阶级的剩余劳动，无酬劳动。最后，我们假定，100个工人被雇用来为自己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生产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150个工人＝50个工作日⁽¹⁾每天只生产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需品，而［147］150个工人无酬地（只为资本家）劳动，于是他们的剩余产品的1/3代表资本家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而2/3代表剩余。因为我们曾经假定，第二批100个工人只为自己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以我们在以后的叙述中可以完全不考虑他们〔只是不要忘记，除了表现在奢侈品和积累基金上的100个工作日的剩余产品以外，还存在另外的50个工人的剩余产品，它们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必需品，不过这些与我们的研究无关〕。

　　现在，为了研究这些剩余产品的哪种消费方式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我们先假定积累基金等于零，从而剩余产品完全不进入积累基金，然后假定奢侈品等于零，从而全部［剩余］产品形成积累基金。

　　如果全部剩余产品以奢侈品的形式被消费，那么是在这样的物品上被消费的，这些物品在最终形式上作为生活资料不构成可变资本的任何部分，而且，就它们是制造这些奢侈品（大部分是珍珠、金等等）的生产资料来说，它们也不能充当其他产品的生产资料；即使它们也可以被用于这一目的，它们也不会被这样来用。因此，积累基金等于零。但是积累基金是必要的，一方面是作为准备金应付生产遭受到的危险，一方面是为了人口的增长，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上的。如果没有这种基金，不仅简单再生产会受到威胁，而且连作为价值增殖过程本身的动因和动机，从而作为为生产而生产（在一定的限度内）的动因和动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精神也熄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享受本身被看做最终目的。因此，这样消耗剩余产品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精神相矛盾的。其次，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多消耗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直到接近于积累基金等于零的极限，就越不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在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解释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消费的赞扬。这可以由如下情况来解释。首先说重商主义者。资本家阶级当时力量还弱，尚未成年。主要财富还掌握在封建主和专制君主手中。他们的挥霍，是商人、工厂主和金融家发财致富的直接手段，是封建主阶级转化为新形成的资本家阶级的手段，同时也是封建主阶级丧失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力转移的手段。由此，在重商主义者那里产生了在当时是正确的本能。在基督教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和荷兰，整个民族充满了商业精神，经济的繁荣建立在新形成的世界市场上，发财致富被看做是目的本身，重商主义者宣传节欲、俭省，愤怒地反对挥霍，只愿意当帮手去推动别的国家浪费，而自己则想成为财宝贮藏者。特别宣扬挥霍的是法国重商主义者，而这是同资本家阶级在法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重农主义者的情况完全不同。按照他们的学说，全部剩余产品掌握在土地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剩余产品最初是货币形式上的预付。如果他们没有把它全部消费掉，那么租地农场主等等的一部分商品资本就卖不出去，从而年再生产就会发生困难，而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年再生产构成真正的财富。其次应当注意到，在重农主义体系中，土地所有者手中所掌握的剩余产品：（1）必须补偿全部国家支出；（2）补偿宗教（学校）方面的支出；（3）土地所有者的职能是，他们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花费在农业中较长期的固定投资上；（4）租地农场主在利息形式上从他们那里取走一部分剩余产品。

　　只有在热·加尔涅³⁰²（督政府和波拿巴的人）和加尼耳³⁰³那里，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关于（非生产）消费的观点才接近起来。

　　亚·斯密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精神，他宣布积累（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最高规律；但他还是按照与当时那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相符合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郑重其事地并且以旧式的风格）来这样做的，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刚刚开始建立自己特有的生产资料（机器等等），国家还没有完全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经营大［148］工业所必需的资本还处在幼年时期；因此，这种资本的增长表现为必然的事；此外，那时商业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相比还占着很大优势。亚·斯密宣传节约。他对国家的挥霍浪费表示不满。他把生产工人人数最大限度的增长看做是所有健康的经济的最终目的。这样，他描绘了他对生产工人的善意，这种善意在他那里一直延伸到公牛身上，把公牛看成生产工人。而且他相信（这一点对当时的发展水平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确的），随着剩余产品转化成生产资本，因而随着积累，对劳动的需求会增长，从而工资会提高，生产工人的状况会得到改善，与此同时，资本家由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得到补偿。

　　如果说亚·斯密是向大工业过渡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因而他主要是从中等资产者的角度来看积累，那么，李嘉图是大工业的经济学家，他是从大资产者的角度来看事物。为生产而生产，再生产最大可能地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最终的和决定性的目的。但是，李嘉图认为，为了这个目的没有必要宣传节约。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和绝对的社会生产形式，而消费是一切生产的自然目的，那么，生产的自由发展必然包括一切形式的消费的发展，因此同资本一样，分为奢侈品的消费和其他产品的消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是由利润率在不同资本之间的平均化决定的。李嘉图不再同意亚·斯密的下述偏见：对劳动的需求会随着积累的增长而增长，因而工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会相应地得到改善。相反他指出，如果随着积累和伴随着积累的大工业的发展，对劳动的需求绝对增长，那么?这种需求会相对减少，而且会形成经常的过剩人口。（一些人成为多余的。）生产的工人阶级在这里只是作为这样一种生产机器而存在，这种机器为劳动条件的占有者（即为资本家和地主私人）和以租税的形式为集体（即为国家所能支配的国民财富）而生产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亚·斯密认为财富就是最大可能的生产工人人数，李嘉图与斯密不同，他相反地认为，与同一剩余产品和靠这个剩余产品为生的另一部分人口相比的尽可能少的生产人口，这只是劳动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证明。说到奢侈品的消费，他甚至证明，对工人来说，地主消费这些奢侈品比资本家消费这些奢侈品更为有利，因为这些商品的消费会推动许多的工人，因为地主消费这些商品需要更多的食客、仆役等等，而头脑清醒的资本家却宁愿获得长久的奢侈品。因此，地主通过自己对非生产工人的需求也会影响劳动市场，地主通过自己的消费会比资本家更多地提高对劳动的需求。亚·斯密曾担心，数量大到不能容许地步的一部分生产工人会转化为非生产工人，这种担心对李嘉图来说已不存在，他知道，大工业会不断地创造出过剩人口，因此，他始终面临着充斥的劳动市场。

　　但是另一方面，地租即地主的收入随着积累一起发展起来，而这种情况阻碍着再生产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李嘉图时代的英国）对农业实行的国家限制（通过谷物法）人为地提高了积累的这种作用。因此，第一条戒律就是：取消提高地租的这种国家原则，实行谷物自由贸易等等。李嘉图就是用这种方式为了资本而同土地所有权作斗争，并且力图以此来保证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落入工业资本家手中。利润是对生产的刺激，如果地租提高，利润率就会下降。因此，必须通过消除提高地租的人为手段来燃起追求积累的欲望，［149］而且使这种欲望保持应有的高度。就此而言，李嘉图是彻底的。但是，当他试图把这样造成的积累过程的某种程度的活跃，说成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时，他就变成不彻底的了，并且回到亚·斯密那里去了。

　　“但是，谷物价格相对低廉总会带来这样一种好处，即现有产品的分配在这种价格下可能增加维持劳动的基金，因为在利润的名义下归生产阶级〔资本家〕的部分将较多，而在地租的名义下归非生产阶级〔地主〕的部分将减少。（”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17页）

　　西斯蒙第感觉到了大工业的矛盾，坚决反对为生产而生产，反对生产力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绝对发展，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现有资本的价值增殖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是最终目的。因此，他希望使一定条件下的一定消费成为生产的调节者。因此，他特别关心资本（从而生产消费）和收入的比例；虽然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经济学上多少有些意义的发现。但是，收入同资本的交换以及收入同收入的交换，从而再生产的整个均衡性，经常由于剩余产品过多地再转化为资本而遭到破坏，这种再转化就是有积聚相伴随的积累，不断扩大机器和固定资本的使用，因而也就伴随有工人阶级状况的不断恶化。

　　马尔萨斯一方面追随西斯蒙第；一方面在他那里又冒出重农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非劳动阶级的消费基金实际上是与生产基金完全不同的基金，为了使它的再生产不致停顿，它必须被消费掉。但是，在马尔萨斯那里（与重农主义者不同，而且与李嘉图相反），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力图保护土地贵族、国教会、寡头官僚集团以及它们的所有非生产仆役不受另外的工业化主义的影响，并在经济学上为之辩护。这种情况就像是：“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不愿同另一个分离！”³⁰⁴也就是说，在资本家的胸中积累欲和消费欲并存。这两种欲望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所必需的。但是，这两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欲望会互相损害。如果积累欲压倒了消费欲，这时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如果消费欲压倒了积累欲，这时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和火焰就会熄灭。因此，这两种欲望必须分开，而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教会和国家的消费欲越是迅速地得到它的满足手段，资本家的积累欲就越会得到热心的支持。不过，因为剩余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必然同剩余消费结合在一起，所以在马尔萨斯的这种奇谈怪论中也有某种正确的东西。只是他忘记了，（1）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要比在寡头统治者手中更浪费；（2）从工业资本家阶级中不断地分出一个不断追求消费的“货币阶级”；（3）地主阶级的地租的自然增长得到保证；（4）随着工业资本家的文明不断进步，他们和聪明的经济学一道学会了胡乱花钱。

　　第二，我们来看看另一极端，即（同前面一样，撇开生活必需品不谈）全部剩余产品以生产资本的形式再生产出来（或者相反的情况也一样，通过对外贸易进行交换），也就是，假定奢侈品的消费等于零。

　　在这里必然会出现生活必需品的相当多的生产过剩，因而会出现再生产的中断。剩余产品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以奢侈品的形式生产出来（或者说，即使生产出来了，那也是同外国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了交换，尽管下述说法是荒唐的：在没有奢侈品消费的国家，也会发展起生产奢侈品的必要兴趣等等）。当然，相当大一部分年剩余产品可能转化为——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高级阶段也是常有的事——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的生产要持续一年以上，而且很可能，它只有经过若干年才会发挥生产作用。但是它最终必然要如此发挥作用。而如果这种转化年年发生，那么最终必然会加大［150］生活必需品的剩余生产的损失。另一部分可能同别的国家的货币等等相交换。但是，单纯的货币储藏是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的。首先，对劳动的需求会增加，从而工资会提高。但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很快就会成为这种增长的障碍，危机就会一次接着一次地发生。

　　如果没有大量的奢侈品，那么建立在工人阶级和劳动资料占有者对立基础上的任何生产方式都不可能长时期存在。

　　然而，积累欲压倒消费欲是必要的，并且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尽管这也部分地表现为如下的形式：通过投机等等，力求突然发财致富，以便以后来享受。

(1) 手稿中原文如此，可能是笔误。——编者注
302 　指热·加尔涅对他自己出版的亚·斯密著作所作的注释。加尔涅《译者注释》，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第5卷。关于加尔涅的论点，可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415页。——581。
303 　见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1821年巴黎版第1—2卷。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379页中谈到了加尼耳的有关论点。——581。
304 　这里套用了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1部分第2场《城门之前》中的一句话。——584。

（9）再生产过程中的干扰

　　应当考察第III册第VII章³⁰⁵。

　　因此，这第III章的各节如下：

　　（1）流通的现实条件（再生产）。

　　（2）再生产的弹性。

　　（3）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3a）对积累起中介作用的货币流通。

　　（4）再生产过程的平行性、上升序列的顺序性、循环。

　　（5）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6）对再生产过程的干扰。

　　（7）向第III册过渡。

　　卡·马克思写于1863年8月—1865年底

　　第一次用德文和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33年第II （VII）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9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1分册翻译

305 　指马克思计划中的《资本论》第三册第七章《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马克思在1861年1月在手稿第XVIII笔记本第1139页上写的《资本论》第三篇或第三部分的计划中，此章为第（10）项。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马克思也写了这方面的内容（见该手稿第XVII笔记本第1038页—第XVIII笔记本第1074页），后来，马克思放弃了这一章。——588。

人名索引

　　A

　　阿巴思诺特，约翰（Arbuthnot, John 18世纪）——英国租地农场主，1773年在伦敦出版的匿名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的作者。——436。

　　阿基米德（Archimedes 公元前287前后—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337。

　　阿瑟尔斯坦（Aethelstan 894前后—940）——盎格鲁撒克逊国王（924—940）。——168。

　　阿什利——见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阿什沃思，埃德蒙（Ashworth, Edmund 1801—1881）——英国厂主，反谷物法同盟成员。——292、293。

　　埃德蒙兹，托马斯·娄（Edmonds, Thomas Rowe 1803—1889）——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380、508。

　　埃利科特，托马斯（Ellikott, Thomas 生于1777年）——美国工业家和金融家。——337。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 ［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153、332、333。

　　奥普戴克，乔治（Opdyke, George 1805—1880）——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365。

　　B

　　巴顿，约翰（Barton, John 1789—1852）——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16。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6、409、412、450、478—479、486、530、540。

　　拜比吉，查理（Babbage, 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82、292、293、326。

　　拜耳斯，约翰·巴纳德（Byles, John Barnard 1801—1884）——英国法学家，枢密大臣，托利党人；写有一些关于法律和经济问题的著作。——276。

　　贝恩斯，约翰（Baynes, John）——英国政论家，布莱克本市议会议员；1857年发表了两篇关于棉花贸易的论文。——287。

　　贝利，赛米尔（Bailey, Samuel 1791—187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嘉图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367。

　　贝利萨留（Belisarius 505前后—565）——日耳曼血统的东罗马统帅，查士丁尼皇帝的支持者。——334。

　　波珀，约翰·亨利希·莫里茨·冯（Poppe, Johann Heinrich Moritz von 1776—1854）——德国数学家和工艺学家。——331、332、334、336。

　　伯努利，丹尼尔（Bernoulli, Daniel 1700—1782）——瑞士物理学家、数学家；创立了流体力学和气体力学理论；约·伯努利的儿子。——336。

　　伯努利，约翰（Bernoulli, Johann 1667—1748）——瑞士数学家，格罗宁根（荷兰）大学和巴塞尔大学的教授，以微分学和积分学以及力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336。

　　勃多，尼古拉（Baudeau, Nicolas 1730—1792）——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574。

　　布坎南，大卫（Buchanan, David 1779—1848）——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学生，斯密著作的出版者和注释者。——540。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Blanqui, Jérôme-Adolphe 1798—1854）——法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路·奥·布朗基的哥哥。——237。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478。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 Henry Peter, Lord Brougham and Vaux 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著作家；辉格党人，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479。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137。

　　C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 Thomas 1780—1847）——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481。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325。

　　达兰贝尔（达朗贝尔），让·巴蒂斯特·勒龙德（D’Alembert, Jean-Baptiste Le Rond 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336。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东·路易·克劳德（Destutt de Tracy, Antoine-Louis-Claude, comte de 1754—1836）——法国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和政治家；哲学上观念学派的创始人；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541。

　　迪尔克，查理·温特沃思（Dilke, Charles Wentworth 1789—1864）——英国政论家和出版商。——82、197。

　　杜尔哥，安娜·罗伯尔·雅克，洛恩男爵（Turgot, Anne-Robert-Jacques, baron de l’Aul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的学生；财政总监（1774—1776）。——332。

　　F

　　菲尔登，约翰（Fielden, John 1784—1849）——英国厂主，慈善家；议会议员，工厂立法的拥护者。——290、295。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3前后—1190）——德意志国王（1152年起），后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335。

　　福布斯（Forbes 19世纪）——英国发明家。——304。

　　福尔卡德，欧仁（Forcade, Eugène 1820—1869）——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两大陆评论》的编辑。——451、452。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03、340。

　　G

　　哥白尼，尼古拉（Kopernicus ［Copernicus，Copernikus］, Nikolaus 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340。

　　H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 Carl Ludwig von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哈勒的儿子。——332。

　　豪威耳，托马斯·琼斯（Howell, Thomas Jones 死于1858年）——英国工厂视察员。——357。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25—26。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160。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160。

　　惠特尼，伊莱（Whitney, Eli 1765—1825）——美国发明家，曾发明轧棉机。——304。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 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201、202、308、412、478。

　　霍纳，伦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9），维护工人利益。——299。

　　J

　　加尔涅伯爵，热尔曼（Garnier, Germain, comte de 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注释者。——173、224、230—232、236、241、581。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Galiani, Ferdinando 1728—1787）——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反对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时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作了一些正确的猜测。——305。

　　加尼耳，沙尔（Ganilh, Charles 1758—1836）——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219、581。

　　加斯克尔，彼得（Gaskell, Peter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医生和政论家；自由党人。——302—303。

　　K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年），监察官（公元前184年）；《论农业》的作者。——137。

　　卡泽诺夫，约翰（Cazenove, John 1788—1879）——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481。

　　开普勒，约翰奈斯（Kepler, Johannes 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340。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Cairnes, John Elliot 1823—187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378、494、515。

　　凯里，亨利·查理（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6、9、238、480。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332。

　　坎伯尔家族（Campbells）——苏格兰贵族世家，从13世纪起在英国历史上起重要作用。——131。

　　科克，沙尔·保尔·德（Kock, Charles-Paul de 1794—1871）——法国作家，著有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407。

　　克利斯提尼（Kleisthenes 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雅典政治活动家，公元前508年前后实行改革，肃清了氏族制的残余，并建立奴隶主民主制。——130。

　　库尔塞尔—塞讷伊，让·古斯塔夫（Courcelle-Seneuil, Jean-Gustave 1813—1892）——法国经济学家，商人；写有一些关于工业企业经济、信贷和银行问题的著作。——293。

　　库斯托第，彼得罗（Custodi, Pietro 1771—1842）——意大利经济学家，16世纪末—19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编者。——305。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388。

　　L

　　拉博尔德伯爵，亚历山大·路易·约瑟夫（Laborde, Alexandre-Louis-Joseph, comte de 1774—1842）——法国考古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366。

　　拉姆赛，乔治（Ramsay, 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476。

　　莱勒，约翰（Lalor, John 1814—1856）——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经济学家。——479。

　　莱文斯顿，皮尔西（Ravenstone, Piercy 死于1830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主义者，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尔萨斯主义。——82、193、316。

　　兰格，赛米尔（Laing, Samuel 1810—1897）——英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曾任英国铁路公司某些高级职务。——287、383。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5、19—20、91、92、94、179、238、256、259、261、262、264—268、273、353、364、382、412、476、484、488、490、531、532、540、568、582—584。

　　李斯特——见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5。

　　路特希尔德男爵，莱昂内尔·纳坦（Rothschild, Lionel Nathan, Baron 1808—1879）——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58—1874）。——478。

　　罗伯茨，理查（Roberts, Richard 1789—1864）——英国发明家，发明了自动走锭纺纱机等机械，1843年起领导罗伯茨公司。——35。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梅特兰（Lauderdale, James Maitland, Earl of 1759—183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家；亚·斯密理论的批评者。——193、194。

　　罗西伯爵，佩莱格里诺·路易吉·爱德华多（Rossi, Pellegrino Luigi Edoardo, conte 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长期住在法国。——283、476、484。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 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452、490、565。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242。

　　M

　　马蒂诺，哈丽雅特（Martineau, Harriet 1802—1876）——英国女作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478。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86、94、216、218、481、490、531、560、584、587。

　　马里奥特，埃德姆（Mariotte, Edme 1620—1684）——法国物理学家。——336。

　　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Masham, Samuel Cunliffe Lister, Baron 1815—1906）——英国工业家和发明家。——342。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92、217、220、239、243、364。

　　梅涅尼·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 死于公元前493年）——古罗马贵族。——57。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240、242。

　　弥尔顿，约翰（Milton, John 1608—1674）——英国诗人和政论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406、526。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üller, Adam Heinrich, Ritter von Nitterdorf 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167。

　　米特拉达悌六世·优帕托尔（Mithradates VI Eupator 公元前132—63）——小亚细亚地区本都王国的国王。——332。

　　莫利纳里，古斯塔夫·德（Molinari, Gustave de 1819—1912）——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贸易论者；《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主编（1876）和《经济学家杂志》主编（1881）。——383。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10、11、208、276、477、540。

　　穆勒，詹姆斯（Mill, 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92、490。

　　N

　　内史密斯，詹姆斯（Nasmy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299。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 Barthold Georg 1776—1831）——德国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曾在丹麦和普鲁士供职。——128、130、153。

　　牛顿，伊萨克（Newton, 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336。

　　努玛·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 公元前717—679）——半传说中的古罗马第二个王。——128、154。

　　O

　　欧拉，莱昂哈德（Euler, Leonhard 1707—1783）——瑞士数学家、力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在彼得堡科学院（1727—1741和1766—1783）和柏林科学院（1741—1766）工作。——336。

　　欧文，罗伯特（Owen, 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03、363。

　　P

　　配第，威廉（Petty, 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64、236、242。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6、32、93、138、175、450、451—452、479—480、491。

　　Q

　　乔治二世（George II 1683—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27—1760）。——368。

　　琼斯，理查（Jones, Richard 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363、367、491。

　　S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18、92、93、271、409、480、530。

　　色诺芬（Xenophon 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64。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34、35、57、378、515。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 Antoine-É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307、476、540。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277、290、295。

　　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U njlq, >ialb⁄ G]lgj_es 原名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 Heinrich Friedrich von Storch 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18、93、237、414、476。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 Baruch［Benedictus］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14。

　　斯密，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5、10、28、50、62、63、65、95、121、161、173—175、177、213—218、221—226、229—239、242—244、264—266、350、490、533、540、581—583。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6、64、117、305、381、385、509。

　　T

　　塔夫内尔，爱德华·卡尔顿（Tufnell, Edward Carleton 19世纪）——英国政论家；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一书的作者。——300—301。

　　汤普森，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75—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366。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273。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 Robert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293、364、476、490。

　　W

　　威德，约翰（Wade, John 1788—1875）——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488、540。

　　威兰德，弗兰西斯（Wayland, Francis 1796—1865）——美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任普罗维登斯大学校长；著有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通俗教科书。——305、479。

　　威廉一世（征服者）（征服者威廉）（William I, the Conqueror 1027前后—1087）——诺曼底公爵（1035年起），英国国王（1066—1087）。——82。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 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95、430、490。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357。

　　维特鲁威（维特鲁威·波利昂·马可）（Vitruvius Pollio Marcus 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罗马建筑学家、工程师和艺术理论家。——332。

　　沃森，约翰·福布斯（Watson, John Forbes 1827—1892）——英国医生、政论家和民族学家；殖民官，曾长期在印度军队任职；1858—1879年任伦敦印度博物馆馆长；写有一些关于印度农业和纺织业的著作。——304。

　　X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175、292、313、364、476、490、497。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130、332。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91、92、94、274、367、386、427、430、481、490、497、560、584。

　　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 约公元前460—400）——古希腊历史学家。——452。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476、523。

　　杨格，阿瑟（Young, Arthur 1741—1820）——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18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游记》一书的作者。——382、383、516、532。

　　伊先生（Mr．E）——英国的一个工厂主。——290。

　　尤尔，安德鲁（Ure, Andrew 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82、279、301—302、339、359—362、395、538。

　　约翰斯顿，威廉（Johnston, William 19世纪）——英国律师。——364。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35。

　　F

　　法玛——罗马人对希腊的传闻女神俄萨的称呼，象征传播迅速的流言。——35。

　　H

　　海尔梅斯——古希腊神话中司畜牧、道路、体操、辩论、商业之神，是宙斯和玛娅的儿子。——35。

　　L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5、502。

　　罗慕洛——传说中的古罗马的奠基人（公元前753）和第一个王。——128。

　　M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35。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128、335。

　　P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6。

　　Q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35。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54。

　　特尔米努斯——古罗马的境界神，为界石或界桩，特别受到农民的崇拜。——128。

　　W

　　武尔坎——罗马神话中雷神丘必特的儿子，火神，手工业的保护神。——35。

　　Y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173。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6、173。

　　耶和华——见雅赫维。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 Rè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 Bruxelles 1847）。——491。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 l. Berlin 1859）。——236、424、430。

　　弗·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Lfg. 1—2. Paris 1844）。——487。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49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 1848）。——488、516、524。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巴思诺特，约·《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Arbuthnot, J.: An inquiry in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esent price of provisions, and the size of farms. With remarks on population as affected thereby. To which are added, proposals for preventing future scarcity. By a farmer. London 1773）。——436。

　　阿什利，安·《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Ashley, A.: Ten hours’ factory bill. The speech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on Friday, March 15th, 1844. London 1844）。——277、290、295。

　　埃德蒙兹，托·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或最有益于个人幸福和国家强盛的政体、宗教和制度》1828年伦敦版（Edmonds, Th. R.: Practical, moral and political economy; or, the government, religion, and institutions, most conducive to individual happiness and to national power. London 1828）。——380、508。

　　《爱尔兰济贫法委员会。1836年第3号报告》（Irish Poor Law Commission. 3. Report. 1836）——见《爱尔兰贫困阶层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3号报告》。

　　《爱尔兰贫困阶层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的第3号报告，遵照国王陛下的命令向议会两院提出》1836年伦敦版（Third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for inquiring into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er classes in Ireland.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is Majesty. London 1836）。——366。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Opdyke, G.: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1851）。——365。

　　B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Barton, J.: Observations on the circumstances which influence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classes of society. London 1817）。——216。

　　巴师夏，弗·《经济的和谐》，补充了作者的遗稿，1851年巴黎第2版（Bastiat, F.: Harmonies économiques. 2. éd. augm. des manuscrits laissés par l’auteur. Paris 1851）。——486。

　　巴师夏，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astiat, F./P.-J. Proudhon: 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 Bastiat et M. Proudhon. Paris 1850）。——450、479、540。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Babbage, Ch.: Traité sur l’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 Trad. de l’anglais sur la 3. éd. par Éd. Biot. Paris 1833）。——182、293、326。

　　拜耳斯，约·巴·《自由贸易的诡辩和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增订第7版（Byles, J. B.: Sophisms of free-trade and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examined. By a barrister. 7. ed. with corr. and add. London 1850）。——276。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Bellers, J.: Essays about the poor, manufactures, trade, plantations, and immorality. London 1699）。——55。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附关于股份银行的附录，1837年伦敦版（Bailey, S.: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value; as they affect national industry and pecuniary contracts. With a postscript on joint-stock banks. London 1837）。——367。

　　毕希，约·格·《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基尔增订第2版第1—2卷（Büsch, J. G.: Abhandlung von dem Geldumlauf in anhaltender Rücksicht auf die Staatswirthschaft und Handlung. Th. 1. 2. 2. verm. und verb. Aufl. Hamburg, Kiel 1800）。——55。

　　波珀，约·亨·莫·《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三卷集）1807—1811年格丁根版（Poppe, J. H. M.: 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en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B. 1—3. Göttingen 1807—1811）。——331、332、334、336。

　　勃多，尼·《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Baudeau, N.: Explication du Tableau Économique.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2. Paris 1846）。——574。

　　布朗基，日·阿·《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Blanqui, J. A.: Histoire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 depuis les anciens jusqu’ à nos jours. In: Cours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237。

　　布雷，约·弗·《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Bray, J. F.: 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 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 Leeds 1839）。——478。

　　布鲁姆，亨·《工厂的权利——致联合王国的工人》1831年伦敦第2版（Brougham，H.: The rights of industry: addressed to the workingmen of the United Kingdom. By the author of “The results of machinery”. 2. ed. London 1831）。——479。

　　C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Chalmers, Th.: On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nexion with the moral state and moral prospects of society. 2. ed. Glasgow 1832）。——481。

　　D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60年伦敦版（Darwin, Ch.: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London 1860）。——325。

　　德鲁曼，威·《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Drumann, W.: Grundriss der Cultur-Geschichte. Für seine Zuhörer. Königsberg 1847）。 ——33。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意识形态原理》第4、5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Destutt de Tracy, A.-L.-C.: Élémens d’idéologie. Pt. 4. 5: Traité de la volonté et de ses effets. Paris 1826）。——541。

　　迪尔克，查·温·《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Dilke, Ch. W.: 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 deduced fro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a letter to Lord John Russell. London 1821）。——82、197、200。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载于《杜尔哥全集》，欧·德尔新编，1844年巴黎版第1卷（Turgot, A. R. J.: Réflexions sur la formation et la distribution des richesses. In: Œuvres de Turgot. Nouv. éd. par E. Daire. T. 1. Paris 1844）。——332。

　　F

　　《纺纱厂主的案例》，载于186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413号（The case of the millowner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4413, 26. November 1862）。——307。

　　菲尔登，约·《工厂制度的祸害，或略述工厂中残酷现象的根源》1836年伦敦版（Fielden, J.: The curse of the factory system; or 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factory cruelties. London 1836）。——290、295。

　　福尔卡德，欧·《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载于1848年《两大陆评论》（巴黎）新辑第24卷（Forcade, E.: La guerre du socialisme. II. L’économie poli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sociale.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Nouv. sér. T. 24. Paris 1848）。——452。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载于《傅立叶全集》1841—1845年巴黎版第3卷（Fourier, Ch.: Des traité de l’unité universelle.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 Fourier. T. 3. Paris 1841—1845）。 ——340。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载于《傅立叶全集》1848年巴黎第3版第6卷（Fourier，Ch.: 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Ch. Fourier. T. 6. 3. éd. Paris 1848）。——203。

　　G

　　《各国的工业。工艺、机器和工厂的现况概述》1855年伦敦版第2部（The Industry of nations. A survey of the existing state of arts, machines, and manufactures. Pt. 2. London 1855）。——367—368。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5. London 1856）。——298、305。

　　—《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299、342、357。

　　—《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8. London 1858）。——298。

　　—《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st Arpil 1860. London 1860）。——297。

　　《公共经济概论，或论流通手段、农业和工业》，一位初级原理研究者著，1833年卡莱尔版（Public economy concentrated; or, a connected view of currency,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By an enquirer into first principles. Carlisle 1833）。——518。

　　古达尔，昂·《法国在农业、人口、金融、贸易、海运及工业等诸多领域尚未明确的利益》，一个公民著，1757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Goudar, A.: Les intérêts de la France mal entendus, dans les branches de l’agriculture, de la population, des finances, du commerce, de la marine, et de l’industrie. Par un citoyen. T. 1. Amsterdam 1757）。——430。

　　H

　　哈勒，卡·路·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六卷集）1816—1834年温特图尔版（Haller, C. L. von: 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ürlich-geselligen Zustands, der Chimäre des künstlich-bürgerlichen entgegengesetzt. B. 1—6. Winterthur 1816—1834）。——332。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 G. W. F.: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d. Gans. Berlin 1833.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 8）。——5、25—26。

　　霍吉斯金，托·《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个工人著，1825年伦敦版（Hodgskin, Th.: 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 or, the unproductiveness of capital prov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combinations amongst journeymen. By a labourer. London 1825）。——194、201、202、478。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Hodgskin, Th.: Popular political economy. Four l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 London 1827）。——308、412。

　　J

　　加利阿尼，斐·《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彼·库斯托第编，1803年米兰版第3—4卷（Galiani, F.: Della moneta. Libri I—V. 1750. In: 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Hrsg. P. Custodi. Parte moderna. T. 3. 4. Milano 1803）。——305。

　　加尼耳，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两卷集）1821年巴黎第2版（Ganilh, Ch.: Des systèmes d’économie politique, de la valeur comparative de leurs doctrines, et de celle qui paraît la plus favorable aux progrès de la richesse. 2. éd. T. 1. 2. Paris 1821）。——581。

　　加斯克尔，彼·《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由于机器代替人的劳动而造成的工业人口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836年伦敦版（Gaskell, P.: Artisans and machinery: 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mechanical substitutes for human labor. London 1836）。——302—303。

　　K

　　卡泽诺夫，约·《政治经济学大纲。略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1832年伦敦版（Cazenove, J.: Outlin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 plan and short view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 London 1832）。——296。

　　凯尔恩斯，约·埃·《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Cairnes, J. E.: The slave power: its character, career, ＆ probable designs. Being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e re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American contest. London 1862）。——378、494、515。

　　凯里，亨·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1卷《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规律》1837年费城版（Carey, H. Ch.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t 1: Of the laws of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 Philadelphia 1837）。——480。

　　库尔塞尔—塞讷伊，让·古·《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1857年巴黎增订第2版（Courcelle-Seneuil, J. G.: Traité théorétique et pratique, des entreprises industrielles, commerciales et agricoles, ou manuel des affaires. 2. éd. rev. et augm. Paris 1857）。——293。

　　魁奈，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 F.: 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et sur les travaux des artisans. In: Physiocrates. Quesnay, 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 L’Abbé Baudeau, Le Trosne, 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 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 par E. Daire. Pt. 1. Paris 1846）。——388。

　　L

　　拉博尔德，亚·德·《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Laborde, A. de: De l’ésprit d’association dans tous les intérêts de la communauté ou essai sur le complément du bien-être et de la richesse en France par le complément des institution. Paris 1818）。——366。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Ramsay, G.: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Edinburgh, London 1836）。——476。

　　莱勒，约·《货币和道德：献给时代的一本书》1852年伦敦版（Lalor, J.: Money and morals: a book for the times. London 1852）。——479。

　　莱特，托·巴·／约·哈娄《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Wright，Th. B.／J. Harlow: The currency question. The Gemini letters. London 1844）。——93。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Ravenstone. P.: Thoughts on the fund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s. London 1824）。——82、193、316。

　　兰格，赛·《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Laing, S.: National distress; its causes and remedies. London 1844）。——287、383。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5、19、94、256、259、262—270、353、382、412、476、488、490、531、540、568、584。

　　卢梭，让·雅·《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 J. J.: 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les hommes. Amsterdam 1755）。——5。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 J. J.: Du contrac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5。

　　《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On combinations of trades. New ed. London 1834）。——303。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出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1821年伦敦版（An inquiry into those principles, respecting the nature of dem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umption, lately advocated by Mr. Malthus, from which it is concluded, that tax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unproductive consumers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wealth. London 1821）。——488。

　　《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1753年伦敦版（Considerations concerning taking off the bounty on corn exported. In some letters to a friend. London 1753）。 ——493。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Rossi, P.: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Année 1836—1837. Cont. les deux vol. de l’éd. de Paris. In: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第1版1840—1841年在巴黎分两卷出版。——283、476。

　　罗雪尔，威·《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Roscher, W.: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3. verm. und verb. Aufl. Stuttgart, Augsburg 1858. Roscher: System der Volkswirthschaft. B. l）。——452、490。

　　M

　　马尔萨斯，托·罗·《价值的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The measure of value stated and illustrated, with an application of it to the alterations in the value of the English currency since 1790. London 1823）。——490。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Malthus, Th. R.: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preced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rules which ought to guid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their terms. With remarks on the deviation from these rules in their writings. London 1827）。——94。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附约·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1853年伦敦新版（Malthus, Th. R.: 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 preced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rules which ought to guid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definition and use of their terms. With remarks on the deviation from these rules in their writings. A new ed. with a pref., notes，and suppl. remarks by J. Cazenove. London 1853）。第1版1827年在伦敦出版。——481。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札记作了大量补充，1836年伦敦第2版（Malthus, Th. 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a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 2. ed. with considerable add. from the author’s own manuscript and an orig. memoir. London 1836）。第1版1820年在伦敦出版。——94、218、531、560。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门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概述》1825年爱丁堡—伦敦版（MacCulloch, J. R.: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a sketch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science. Edinburgh, London 1825）。——92、364。曼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1 7 2 4年伦敦第3版（Mandeville, B.: 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s. 3. ed. London 1724）。——238。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孟德斯鸠全集》第1卷）（Montesquieu, Ch.: De l’esprit des loix. Nouv. éd. revue, corr. ＆ considérablement augm. par l’auteur. Londres 1769. Œuvres. T. 1）。——240。

　　《孟买商会1859—1860年年度报告》（Bombay Chamber of Commerce. Report for 1859—1860）。——304。

　　弥勒，亚·亨·《治国艺术原理》（共三册）1809年柏林版第1册（Müller, A. H.: 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Oeffentliche Vorlesungen vor Sr. Durchlaucht dem Prinzen Bernhard von Sachsen-Weimar und einer Versammlung von Staatsmännern und Diplomaten, im Winter von 1808 auf 1809, zu Dresden, gehalten. Th. 1—3. Th. 1. Berlin 1809）。 ——167—168。

　　《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学说汇纂》（Digesta）。——115、409、529。

　　莫利纳里，古·德·《经济学概论》1846年巴黎版（Molinari, G. de: Études économi-ques. Paris 1846）。——383。

　　穆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Mill, J. St.: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44）。——540。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Mill. J. 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In 2 vols. London 1848）。——10、11、276、477。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9年伦敦第2版第1卷（Mill, J. St.: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 2. ed. In 2 vols. Vol.1.London 1849）。——208、276。

　　穆勒，詹·《为商业辩护。对斯宾塞先生、科贝特先生等人借以证明商业不是国民财富的来源的证据所作的回答》1808年伦敦第2版（Mill, J.: Commerce defended. An answer to the arguments by which Mr. Spence, Mr. Cobbett, and others，have attempted to prove that commerce is not a source of national wealth. 2. ed. London 1808）。——92。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Mill, J.: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1821）。——92、490。

　　N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1827年柏林全部改写的第2版第1卷（Niebuhr, B. G.: Römische Geschichte, 2. völlig umgearb. Ausg. Th. l. Berlin 1827）。第1版1811年在柏林出版。——128、130—131、153—154。

　　O

　　欧文，罗·《论人性的形成》，作者最新修订，1840年伦敦版（Owen, R.: 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character. The latest ed. rev. by the author, and print. with his authority. London 1840）。——203。

　　欧文，罗·《评工业体系的影响，并提出改进那些对健康和道德最有害的部门的意见》1817年伦敦第2版（Owen, R.: Observations on the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With hint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ose parts of it which are most injurious to health and morals. 2. ed. London 1817）。——363。

　　P

　　配第，威·《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Petty, W.: 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 London 1699）。——64。

　　配第，威·《政治算术》，载于威·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Petty, W.: Political arithmetic, or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extent and value of lands, people, buildings. In: W. Petty: 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 London 1699）。——236。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Observations on certain verbal disputes in political economy, particularly relating to value, and to demand and supply. London 1821）。——286、541。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 P. J.: 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 ou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T. 1. 2. Paris 1846）。——6、32、175、491。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Premier mémoire. Paris 1841）。——452。

　　蒲鲁东，皮·约·《无息信贷》——见巴师夏，弗·／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

　　Q

　　琼斯，理·《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Jones, R.: Text—book of lectur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ations. Hertford 1852）。——367、491。

　　琼斯，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1831年伦敦版（Jones, R.: 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nd on the sources of taxation. London 1831）。——363。

　　S

　　萨伊，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Say, J. B.: Lettres à M. Malthus, sur différens sujets d’économie politique，notamment sur les causes de la stagnation générale du commerce. Paris 1820）。——93。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3. éd. T. 2. Paris 1817）。——480。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1819年巴黎第4版第2卷（Say, J. B.: Traité d’économie politique，ou simple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t se forment, 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 4. éd. T. 2. Paris 1819）。——18、92—93。

　　色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载于《色诺芬文存》，约·哥·施奈德编，1815年莱比锡版第6卷（Xenophon: De reditibus, sive vectigalibus civitatis Atheniensis augendis. In: Xenophontis quae extant. Recensuit Jo. G. Schneider. T. 6. Lipsiae 1815）。——64。

　　《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引自《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The Master Spinners’＆ Manufacturers’ Defence Fund.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for the receipt and apportionment of this fund, to the Central Association of Master Spinners and Manufacturers. Manchester 1854. Nach: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st October 1856. London 1857）。——302、357。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第2版（Cherbuliez，A.: Richesse ou pauvreté. Exposition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e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2. éd. Paris 1841）。第1版1840年以《富人或穷人》（Richeu ou pauvre）为书名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307—308、476、540。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1824年巴黎版（Storch, H.: 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 Paris 1824）。——18、93。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六卷集） 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T. 1—6. T. 1. 2. St.-Pétersbourg 1815）。——414。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1823年巴黎版第1—4卷（Storch, H.: 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expositio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Avec des not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 B. Say. T. 1—4. Paris 1823）。第1版181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476。

　　斯宾诺莎，巴·《通信集》（Spinoza, B.: Epistolae）。——14。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两卷集）1776年伦敦版（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2 vols. London 1776）。——10、161。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Smith, A.: 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 Trad. nouv. avec des notes et observations; par G. Garnier. T. 1—5. Paris 1802）。——62、65、173、174、224、225、230—232、236、241—242。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卷集），附注释和附录，大·布坎南编注，1814年爱丁堡版第3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notes, and an add. vol. by D. Buchanan. In 3 vols. Vol. 3. Edinburgh 1814）。——540。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四卷集），附约·拉·麦克库洛赫写的作者传记、序言、注释和补充论述，1828年爱丁堡版第1—2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an introductory discourse, notes, and supplemental dissertations. By. J. R. MacCulloch. In 4 vols. Vol. 1. 2. Edinburgh 1828）。——216—217、220—221、239、240、243。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译《国富论》）（四卷集），附《英国和美国》一书作者的评注，1835—1838年伦敦版第1—3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commentary, by the author of “England and America”. In 4 vols. Vol. 1—3. London 1835—1838）。——5、50、95、121、490。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四卷集），附李嘉图、麦克库洛赫、查默斯和其他优秀政治经济学家的注释以及杜·斯图亚特写的作者传记，爱· 吉·韦克菲尔德编，1843年伦敦新版第1—2卷（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notes from Ricardo， M’Culloch，Chalmers, and other eminent political economists. Ed. by E. G. Wakefield.With a life of the author, by D. Stewart. A new ed. In 4 vols. Vol. 1. 2. London 1843）。——533。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2 vols. London 1767）。——385。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3 vols. Dublin 1770）。第1版1767年在伦敦出版。——64、117、305、381、509。

　　T

　　塔夫内尔，爱·卡·《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附略论有关工联的立法》1834年伦敦版（Tufnell, E. C.: Character, object and effects of Trades’ Unions. With some remarks on the law concerning them. London 1834）。——300—301。

　　汤普森，威·托·《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W. Th.: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 applied to the newly proposed system of voluntary equality of wealth. London 1824）。——366。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附通货问题概述》1848年伦敦版（Tooke, Th.: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urrency question, and remark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 London 1848）。——273。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Torrens, R.: An essay on the production of wealth. With an appendix, 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re applied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 of this country. London 1821）。——476、490。

　　托伦斯，罗·《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Torrens, R.: On Wages and combination. London 1834）。——293、364。

　　W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Wade, J.: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With a popular exposition of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past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industrious orders. Also an app. 3. ed. London 1835）。第1版1833年在伦敦出版。——488、540。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Wayland, F.: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Boston 1843）。——305、479。

　　韦克菲尔德，爱·吉·《斯密〈国富论〉评注》，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卷（Wakefield, E. G.: A commentary to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In: A.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Vol. 1. London 1835）。——430、490。

　　沃森，约·福·《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1年4月17日在技艺协会所作的报告》，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8卷（Watson, J. F.: Paper read by Dr. Watson, reporter on the products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before the Society of Arts, on the 17th April, 1861. In: 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 London. Vol. 8. 19. April, 1861）。——304。

　　X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 N. W.: Letters on the Factory Act, as it affects the cotton manufacture. To which are appended, a letter to Mr. Senior from Leonard Horner, and minutes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 Ashworth, Mr. Thompson and Mr. Senior. London 1837）。——292、313。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和纠正办法的导言》1830年伦敦版（Senior, N. W.: Three lectures on the rate of wages,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Easter term, 1830. With a pref. on the causes and remedies of the present disturbances. London 1830）。——364、497。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选自纳·威·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 N. W.: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économie politique, tirés de leçons éd. et inéd. de N. W. Senior, par J. Arrivabene. Paris 1836）。 ——175、476。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运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Sismondi, J.-Ch.-L. Simonde de: De la richesse commerciale, ou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appliqués à la législation du commerce. T. 1. 2. T. 1. Genève 1803）。 ——490。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两卷集） 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Sismondi， J.-Ch.- L. Simonde de: É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1. 2. Bruxelles 1837—1838）。——94、367、427、481。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两卷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2卷（Sismondi, J.-Ch.-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2. éd. T. 1. 2. Paris 1827）。——274、386、430、481、497、560。

　　Y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ristoteles: De republica libri VIII. In: Opera. Ex rec. I. Bekkeri. T. 10. Oxonii 1837）。——476、523。

　　杨格，阿·《政治算术。兼评大不列颠目前状况》1774年伦敦版（Young, A.: Political arithmetic. Containing observa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principles of her policy in the encouragement of agriculture. London 1774）。——382、383、516、532。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学。附英国各工厂使用的各种机器的描述》（两卷集），译文经著者审定，1836年巴黎版（Ure, A.: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 de la laine, du lin et de la soie, avec la description des diverses machines employées dans les ateliers anglais. Trad. sous les yeux de l’auteur. T. 1. 2. Paris 1836）。——339、359—362。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学。附英国各工厂使用的各种机器的描述》（两卷集），译文经著者审定，1836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Ure, A.: Philosophie des manufactures, ou économie industrielle de la fabrication du coton, de la laine, du lin et de la soie, avec la description des diverses machines employées dans les ateliers anglais. Trad. sous les yeux de l’auteur. T. 1. 2. T. 1. Bruxelles 1836）。 ——182、301—302、395、538。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修订第2版（Ure, A.: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or, an exposition of the scientific, moral, and commercial economy of the factory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2. ed. corr. London 1835）。——279。

　　约翰斯顿，威·《英国19世纪中叶的政治、社会及工业状况》1851年伦敦版（Johnston, W.: England as it is, political, social, and industrial, in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1851）。——364。

　　文学著作

　　D

　　笛福，丹·《鲁滨逊漂流记》。——5。

　　G

　　歌德《浮士德》。——195、487、584。

　　H

　　荷马《伊利亚特》。——35。

　　荷马《奥德赛》。——335。

　　贺拉斯《书信集》。——239。

　　K

　　科克，沙·保·德·《拜月者》。——407。

　　M

　　弥尔顿《失乐园》。——406、526。

　　S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378、515。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378、515。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57。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57。

　　圣经

　　《旧约全书·创世记》。——173。

　　《旧约全书·申命记》。——335。

报刊索引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上的意见分歧。——487。

　　J

　　《技艺协会和联合会机关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ts, and of the Institutions in Union）——英国的一家周报，1852年在伦敦创办，主要刊登技艺和古代文化研究方面的文章。——304。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202、366、367。

　　L

　　《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法国的一家历史、政治、文学、艺术和经济学问题的半月刊；1828—1944年在巴黎出版。——452。

　　M

　　《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The Bengal Hurkaru. Overland summary of news）——印度的一家日报，1795—1866年在加尔各答出版。——304。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 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70、306、307。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0卷

（书信选编）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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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10-001　　第十卷说明
MEA10-002　　1.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MEA10-003　　2.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MEA10-004　　3.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MEA10-005　　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MEA10-006　　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MEA10-007　　6.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08　　7.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09　　8.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10　　9.马克思致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MEA10-011　　10.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MEA10-012　　11.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13　　12.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MEA10-014　　13.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MEA10-015　　14.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16　　15.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17　　16.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
MEA10-018　　17.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MEA10-019　　18.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MEA10-020　　19.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21　　20.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22　　21.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23　　22.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24　　23.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MEA10-025　　24.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26　　25.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27　　26.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28　　27.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29　　28.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MEA10-030　　29.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31　　30.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32　　31.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33　　32.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MEA10-034　　33.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35　　34.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MEA10-036　　35.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37　　36.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38　　37.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39　　38.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MEA10-040　　39.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MEA10-041　　40.恩格斯致亨利·约翰·林肯
MEA10-042　　41.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43　　42.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44　　43.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45　　44.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46　　45.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47　　46.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48　　47.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49　　48.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50　　49.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MEA10-051　　50.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52　　51.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53　　52.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54　　53.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55　　54.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56　　55.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57　　56.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58　　57.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MEA10-059　　58.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MEA10-060　　59.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MEA10-061　　60.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62　　61.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MEA10-063　　62.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MEA10-064　　63.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65　　64.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66　　65.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67　　66.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68　　67.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69　　68.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70　　6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071　　70.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72　　71.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73　　72.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74　　73.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75　　74.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76　　75.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77　　76.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078　　77.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MEA10-079　　78.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80　　79.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81　　80.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82　　81.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083　　82.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84　　83.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85　　84.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86　　85.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87　　86.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88　　8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089　　88.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090　　89.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91　　90.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
MEA10-092　　91.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93　　92.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94　　93.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95　　94.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96　　95.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97　　96.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098　　97.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099　　98.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00　　9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01　　100.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02　　101.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03　　10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04　　103.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05　　104.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06　　105.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07　　106.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
MEA10-108　　10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09　　108.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10　　109.马克思致约翰·巴蒂斯特·施韦泽
MEA10-111　　110.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12　　111.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13　　112.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14　　113.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15　　114.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16　　115.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17　　116.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18　　11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19　　118.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20　　11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21　　120.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
MEA10-122　　121.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
MEA10-123　　122.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MEA10-124　　123.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25　　124.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26　　125.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27　　126.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MEA10-128　　127.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29　　128.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MEA10-130　　129.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31　　130.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32　　131.马克思致莱奥·弗兰克尔和路易·欧仁·瓦尔兰
MEA10-133　　132.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MEA10-134　　133.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
MEA10-135　　134.恩格斯致伊丽莎白·恩格斯
MEA10-136　　135.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MEA10-137　　136.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MEA10-138　　137.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
MEA10-139　　138.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
MEA10-140　　139.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
MEA10-141　　141.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42　　141.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43　　142.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44　　143.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MEA10-145　　14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146　　145.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147　　146.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48　　147.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
MEA10-149　　14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50　　149.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51　　150.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MEA10-152　　151.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53　　152.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54　　153.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MEA10-155　　15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156　　155.马克思致西格蒙德·肖特
MEA10-157　　156.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
MEA10-158　　157.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MEA10-159　　158.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MEA10-160　　159.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
MEA10-161　　160.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MEA10-162　　161.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63　　162.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
MEA10-164　　163.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65　　16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66　　165.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67　　166.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MEA10-168　　167.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MEA10-169　　168.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MEA10-170　　169.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171　　170.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172　　171.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MEA10-173　　17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74　　173.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175　　174.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76　　17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77　　176.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78　　177.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179　　178.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MEA10-180　　179.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81　　180.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182　　181.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83　　182.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84　　18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85　　184.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86　　185.马克思致恩格斯
MEA10-187　　186.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88　　187.恩格斯致马克思
MEA10-189　　18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90　　189.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91　　190.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92　　191.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93　　192.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194　　193.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MEA10-195　　19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196　　195.恩格斯致菲力浦·范派顿
MEA10-197　　196.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198　　197.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MEA10-199　　198.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200　　199.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01　　200.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02　　201.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203　　202.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04　　203.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205　　204.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206　　205.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MEA10-207　　206.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08　　207.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MEA10-209　　208.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10　　209.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211　　210.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MEA10-212　　211.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MEA10-213　　212.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214　　213.恩格斯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
MEA10-215　　21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216　　215.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MEA10-217　　216.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510
MEA10-218　　217.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
MEA10-219　　21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220　　219.恩格斯致爱德华·皮斯
MEA10-221　　220.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MEA10-222　　221.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223　　222.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MEA10-224　　223.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MEA10-225　　22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226　　225.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227　　226.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MEA10-228　　227.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MEA10-229　　228.恩格斯致布鲁诺·舍恩兰克
MEA10-230　　229.恩格斯致若安·纳杰日杰
MEA10-231　　230.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MEA10-232　　231.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33　　232.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34　　233.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235　　234.恩格斯致格尔松·特里尔
MEA10-236　　235.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MEA10-237　　236.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
MEA10-238　　237.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MEA10-239　　238.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
MEA10-240　　239.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MEA10-241　　240.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MEA10-242　　241.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MEA10-243　　242.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44　　243.恩格斯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MEA10-245　　244.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246　　245.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47　　246.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MEA10-248　　247.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49　　248.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250　　249.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MEA10-251　　250.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MEA10-252　　251.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
MEA10-253　　252.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54　　253.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MEA10-255　　254.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585
MEA10-256　　255.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257　　256.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258　　257.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MEA10-259　　258.恩格斯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
MEA10-260　　259.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MEA10-261　　260.恩格斯致弗·维森
MEA10-262　　261.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263　　262.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MEA10-264　　263.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MEA10-265　　264.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MEA10-266　　265.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
MEA10-267　　266.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MEA10-268　　267.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MEA10-269　　268.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MEA10-270　　269.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MEA10-271　　270.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MEA10-272　　271.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MEA10-273　　272.恩格斯致保尔·施土姆普弗
MEA10-274　　273.恩格斯致理查·费舍
MEA10-275　　274.恩格斯致理查·费舍
MEA10-276　　275.恩格斯致韦尔纳—桑巴特
MEA10-277　　276.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MEA10-278　　277.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
MEA10-279　　278.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MEA10-280　　279.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MEA10-281　　280.恩格斯致理查·费舍
MEA10-282　　人名索引
MEA10-283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EA10-284　　文献索引
MEA10-285　　报刊索引
MEA10-286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

第十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为书信选编，按时间顺序全文收录或节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至1895年期间写的280封书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留下了大量书信，内容十分丰富，既反映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军事、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中的精辟见解，又记述了他们各个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这些书信是马克思主义文献遗产和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思想精髓和理论品格，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本卷主要收录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书信，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的理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书信，同时适当收录了反映国际工人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事实和背景资料的书信。

　　探索，创立并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的世界观，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本卷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书信。马克思在早年创立新世界观时期写的书信中，批判了唯心史观，简明扼要地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思想，论述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社会运动和发展的历史规律，指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的物质关系构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相应的交换和消费形式，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从而就会有相应的政治国家；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而改变一切社会关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结合不同时期重大历史事件阐明了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在总结1848―1849年欧洲革命以来的实践经验的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史观论述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统一等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恩格斯晚年还批判了把唯物史观片面化、庸俗化的所谓经济唯物主义观点，强调历史进程表现为社会生活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是各种因素的合力，对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都要认真地加以研究；指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归根到底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但是国家、法、意识形态等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经济基础、历史进程产生反作用，影响历史斗争的进程和形式。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结合不同时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他们的科学理论，用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论述共产主义者同盟、国际工人协会、巴黎公社、欧美各国工人政党斗争实践的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进程，充分肯定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成就和创造性，同时指出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揭示产生错误的原因，并及时提供理论上和斗争策略上的指导。他们宣传并捍卫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斗争目的和斗争形式、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地位的根本原则，对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消除它们对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帮助各国无产阶级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建立独立的政党，制定革命的行动纲领。他们历来重视革命策略问题，善于把革命原则和革命策略结合起来，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运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结合起来，用适当形式提出适用于不同斗争条件的具体的斗争目标和任务，主张在始终坚持革命立场毫不动摇的同时，灵活运用各种斗争形式，实现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伟大目标。

　　围绕《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重要著作的创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大量书信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这些书信既包括他们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相互切磋，也包括他们对有关著作结构和阐述方法的构思和解释，对某些具体问题和观点的阐发，修改和补充，生动地反映了一些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如关于地租、通货、劳动的二重性、剩余价值、平均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自然辩证法等问题的论述。有关《资本论》的书信还包含这部著作创作、编辑和出版过程的一些重要史实，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如何学习和宣传这部著作的提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强调用实践的原则和发展的观点对待科学理论，反对把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他们在一些书信中批评那种不顾实际情况把他们的理论照搬照抄的错误做法，强调指出:他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不能把“唯物主义”当做标签贴到一切事物上去，必须研究全部历史，必须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从中得出相应的理论观点：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是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走向反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任何社会形态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他们始终运用唯物史观及时研究资本主义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新情况，从中提出新思想和新观点，不断丰富和深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论述。他们特别强调根据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认识未来的社会发展，反对凭主观愿望和想象预先作出虚构。恩格斯还明确指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研究欧洲和亚洲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历史，探讨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书信中分析了当时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外的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条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扩张给这些国家造成的灾难，探讨了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变革的途径和前景，指出这些国家的社会变革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导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被压迫民族，殖民地国家反对外来压迫和殖民统治的斗争，论述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意义，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指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重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广泛涉猎各个科学领域，对许多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科学见解。在关于科学技术的书信中，他们论述了科学技术的应用对于促进生产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同时揭示了社会需要对科学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在论述妇女问题的书信中，他们高度评价了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伟大作用，并指出了彻底实现妇女解放的条件。在关于军事问题的书信中，他们探讨了经济社会制度同军队组织、战争性质、战争方式之间的关系，论述了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书信中，他们阐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道路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指出:文艺创作应当反映历史前进的方向，特别是要着力描绘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与斗争；应当注重思想内容同表现形式的完美结合，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用生动、自然的艺术形式表达作品的倾向。他们在书信中还探讨了数学、语言、民族史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深刻的理论观点。

　　此外，本卷还收录了一些生动反映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以及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的书信。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收文原则，凡已收入其他卷次的书信，本卷不再重复收录。

1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¹

德累斯顿

[1842年]11月30日于科隆

亲爱的朋友：

　　我今天这封信只谈同“自由人”²有关的“纠纷”。

　　……几天前我接到了小个子梅因（他心爱的范畴可以说就是：应有）的信，他在信里向我提出了几个关于我的态度的问题：（1）对您和海尔维格，（2）对“自由人”，（3）对新的编辑原则以及对政府的立场。我立即回了信⁽¹⁾，并坦率地谈了对他们的作品不足之处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即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³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说，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我还要求他们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中来批判宗教，而不①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况，因为这样做才更符合报纸的本质和读者的教育水平，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失，宗教也将自行消亡。最后，我向他们建议，如果真要谈论哲学，那么最好少炫耀“无神论”招牌（这看起来就像有些小孩向一切愿意听他们讲话的人保证自己不怕鬼怪一样），而多向人民宣传哲学的内容。我所说的就是这些……

脚　　注

(1)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注　　释

1 1842年10月上半月，马克思来到科隆，从10月15日起担任《莱茵报》编辑。在他的领导下，该报开始具有越来越明确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作为该报事实上的主编的一些活动情况。——3。
2 “自由人”是1 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一些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
　　“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民主主义、陷人了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时便开始了与“自由人”的斗争，此后，这种斗争日趋激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针对“自由人”进行了批判。——3。
3 长裤汉又称无套裤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对城市平民的称呼。他们穿粗布长裤，有别于穿丝绒短套裤的贵族富豪，故名。长裤汉原是贵族对平民的蔑称，后来成为“革命者”、“共和主义者”的同义语。1793——1794年、他们曾发起要求社会经济改革的运动。——3。

2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⁴

巴黎

1843年3月于赴D城的拖船上[荷兰]

　　目前我正在荷兰旅行。根据这里的和法国的报纸来判断，德国已深深地陷入泥潭，而且会越陷越深。我向您保证，连丝毫没有民族自尊心的人也会感受到这种民族耻辱，即使在荷兰也是如此。一个最平凡的荷兰人与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相比，仍然是一个公民。请听听外国人对普鲁士政府的评论吧！在这方面意见是惊人的一致，再也没有人会被普鲁士制度及其明显的本质迷惑了。可见新学派还是有点用处的。自由主义的华丽外衣掉下来了，可恶至极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面前。

　　这也是一种启示，虽然是反面的启示。这是事实，它至少教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爱国主义的空洞和国家制度的畸形，使我们掩面知耻。您会笑着问我：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知耻干不了革命。我的回答是：羞耻已经是一种革命；羞耻实际上是法国革命对1813年曾战胜过它的德国爱国主义的胜利，羞耻是一种内省的愤怒。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我承认，德国现在甚至还没有感到羞耻，相反，这些可怜虫还是爱国者。如果不是这位新骑士⁽¹⁾的这种可笑的制度，难道还有什么制度能打消这些可怜虫的爱国主义吗？在我们面前上演的这场专制制度的喜剧，对他来说就像当年斯图亚特王朝和波旁王朝发生的悲剧一样危险。⁵就算人们长期不明白这场喜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毕竟已经可以算是一场革命了。国家是十分严肃的东西，要它演什么滑稽剧是办不到的。满载愚人的船只⁽²⁾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在向着命运驶去，这正是因为愚人们不相信这一点。这命运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革命。

脚　　注

(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2) 参看塞·布兰特《愚人船》。——编者注

注　　释

4 这封信以及后面的一封信是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马克思写给阿·卢格的三封信中的两封。从这些信中，可以了解马克思的革命观点及其与卢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的分歧。——5。
5 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649年1月30日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被处死；法国大革命时期1793年1月21日波旁王朝的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6。

3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

巴黎

1843年9月于克罗伊茨纳赫

　　我很高兴，您已经下定决心，不再留恋过去，进而着意于新的事业。⁶那么，到巴黎去，到这座古老的哲学大学⁷去吧，但愿这不是不祥之兆！到新世界的新首府去吧！必须做的事隋，就必定能实现。所以我毫不怀疑，一切障碍都能排除，虽然我承认障碍很大。

　　但是，不管这个事业能否成功，无论如何，这个月底我将到巴黎⁽¹⁾，因为这里的空气会把人变成奴隶，我在德国根本看不到任何可以自由活动的余地。

　　在德国一切都遭到强力的压制，真正的思想混乱，即极端愚蠢的统治笼罩了一切，连苏黎世也服从来自柏林的指挥。⁸所以事情日益明显：必须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结地点。我深信我们的计划是符合现实需要的，而现实的需要也一定会得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我对这项事业是毫不怀疑的。

　　看来内部的困难几乎比外部的障碍更严重。虽然对于“从何处来”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疑问，但是对于“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却很模糊。不仅在各种改革家中普遍出现混乱，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未来应该怎样没有确切的看法。然而，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所以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不过我指的不是某种想象的和可能存在的共产主义，而是如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人所讲授的那种实际存在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受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度影响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所以，私有制的消灭和共产主义决不是一回事；除了这种共产主义外，同时还出现了另一些如傅立叶、蒲鲁东等人的社会主义学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特殊的片面的实现。

　　然而整个社会主义的原则又只是涉及真正的人的本质的现实性的这一个方面。我们还应当同样关心另一个方面，即人的理论生活，因而应当把宗教、科学等等当做我们批评的对象。此外，我们还希望影响我们同时代的人，而且是影响我们同时代的德国人。问题在于，这该怎么着手呢？有两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首先是宗教，其次是政治，二者是目前德国主要关注的对象。不管这两个对象怎样，我们应当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拿任何现成的制度，例如《伊加利亚旅行记》⁽²⁾中的制度，来同它们相对立。

　　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说到现实的生活，虽然政治国家还没有自觉地充满社会主义的要求，但是在它的一切现代形式中却包含着理性的要求。政治国家还不止于此。它到处假定理性已经实现。但它同样又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

　　因此，从政治国家同它自身的这个冲突中到处都可以展示出社会的真理。正如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者注的实际斗争的目录。可见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共和制国家的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社会真理。所以，把最特殊的政治问题，例如等级制度和代议制度之间的区别作为批判的对象，毫不意味着降低原则高度。因为这个问题只是用政治的方式来表明人的统治同私有制的统治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说，批评家不但能够而且必须探讨这些政治问题（在那些极端的社会主义者⁽³⁾看来这些问题是不值得注意的）。当批评家阐明代议制度比等级制度优越时，他实际上就接触到了一大批人⁹的利益。批评家把代议制度从政治形式提升为普遍形式，并指出这种制度的真正的基本意义，也就迫使这些人越出自身的范围，因为他们的胜利同时就是他们的失败。

　　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

　　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本身的意识，使它从对于自身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自己的行动。我们的全部意图只能是使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

　　因此，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最后还会看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

　　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表明我们杂志的倾向：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问题在于忏悔，而不是别的。人类要使自己的罪过得到宽恕，就只有说明这些罪过的真相。

脚　　注

(1) 马克思大约在1843年10月中旬才与燕妮一起迁往巴黎。——编者注
(2) 埃·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1842年巴黎第2版。——编者注
(3)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编者注

注　　释

6 阿·卢格1843年8月给马克思写信说，他终于选定巴黎作为《德法年鉴》的出版地。在此之前，除巴黎外，他还考虑过把瑞士或斯特拉斯堡作为出版地。——6。
7 指巴黎大学，它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建于12世纪初，13—14世纪曾是经院哲学的中心。——6。
8 指瑞士苏黎世州政府根据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的要求，对进步和民主的著作家们进行迫害。与马克思关系密切的尤·福禄培尔的出版社也屡遭查禁。——7。
9 “一大批人”指19世纪40年代初德国反封建的反对派。主要是民主派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9。

4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¹⁰

[1843年]10月3日于克罗伊茨纳赫

最尊敬的先生：

　　几个月前卢格博士曾顺路把我们的《德法年鉴》出版计划告诉了您，同时请您撰稿。现在事情已做好如下安排，印刷和出版地点选在巴黎，第一期月刊将在11月底以前出版。

　　在去巴黎以前（过几天就动身），我不得不用书信方式到您那里去作一次短游，因为我没有机会亲自和您结识了。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建立法德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也必然是第一批支持实现这一联盟的事业的人之一。而现在要把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放在一起发表。巴黎最优秀的著作家们已经表示同意。您的任何稿件都是我们最为欢迎的，想必您手头就有一些现成的东西。

　　从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我就觉得几乎可以得出结论：您正在写关于谢林的详尽著作，或者至少是打算就这个吹牛大王再写些什么东西。¹¹您看，这该是一个多好的开端啊！

　　您知道，谢林是德意志联邦¹²第三十八个成员。德国所有警察都归他统辖，我作为《莱茵报》编辑一度亲自领教过这一点。就是说，书报检查令不会放过任何反对神圣的谢林的东西。因此在德国，只有在篇幅超过21印张的书中才能抨击谢林，而篇幅超过21印张的书就不是为人民写的书。¹³卡普的著作很值得称赞，但它过于烦冗，笨拙地使评价脱离了事实。而且我们的政府也找到了使这类作品不起作用的方法。这类作品是不许加以评论的。对它们或者闭口不谈，或者由少数特许的评论机构用几句鄙薄的话来应付一下。伟大的谢林自己则装出不知道这些抨击的样子，利用老保罗斯的作品¹⁴搞了一场财政闹剧，成功地转移了对卡普一书的注意力。这是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

　　而现在您瞧吧，谢林将在巴黎的法国著作界面前丢尽脸面！在那里，他的虚荣心是无法保持沉默的，这会使普鲁士政府感到极为难堪，这是对谢林的对外主权的一个攻击，而虚荣的君主看重自己的对外主权更甚于对内主权。

　　谢林先生曾经多么巧妙地使法国人——起初是懦弱的折中主义者库辛，稍后甚至是天才的勒鲁——中了圈套！就是说，在皮埃尔·勒鲁等人眼里，谢林一直是一个讲究理性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先验的唯心主义，讲究有血有肉的思想，而不是抽象的思想，讲究世界哲学，而不是行帮哲学的人！谢林向法国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说：“我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唯物主义者说：“我把肉体和观念结合起来了”，向法国的怀疑论者说：“我把独断主义摧毁了”。一句话：“我……谢林！”谢林不仅善于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而且善于把哲学和外交结合起来。他把哲学变成了一般的外交学，变成了应付一切场合的外交手腕。因此，对谢林的抨击就是间接地对我们全部政治的抨击，特别是对普鲁士政治的抨击。谢林的哲学就是哲学掩盖下的普鲁士政治。

　　因此，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作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对立面。至于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对手好的一面，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是一场异想天开的青春梦，而在您那里则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郑重。因此谢林是您的预期的模拟像，而这种模拟像一旦面对现实就会烟消云散。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哲学本身同哲学的想象的斗争。

　　我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您在方便的时候给我们撰稿¹⁵。我的地址是：“巴黎田凫路23号莫伊勒先生转马克思博士”。我的妻子虽然没有同您见过面，但向您问好。您想象不到，您在妇女中有多少信徒。

您的 马克思博士

注　　释

10 阿·卢格在1843年5月16和24日给路·费尔巴哈的信中说，他和马克思计划出版一个新期刊。并请求费尔巴哈撰稿。费尔巴哈在1843年6月给卢格的复信中曾表示支持这个计划。但是，6月20日他又给卢格写信谈了他对这一计划的顾虑。马克思遂与卢格决定，趁马克思1843年5月中旬去德累斯顿的机会，一起去布鲁克贝格拜访费尔巴哈。马克思是5月10日到达德累斯顿与卢格会面的。但是他们为等待书商尤·福禄培尔耽搁了很长时间，而马克思又已经决定5月24日去克罗伊茨纳赫与燕妮成婚，最后只好放弃了对费尔巴哈的拜访。为邀请费尔巴哈为《德法年鉴》撰稿，马克思写了这封信。——10。
11 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序言中所谈有关批判谢林的情况，见该书1843年莱比锡第2版（增订版）第23页。但是从1843年10月25日费尔巴哈给马克思的复信中可以看出，他所提到的即将出版的批判谢林的书，不是指他自己的著作，而是指他的朋友和拥护者克·卡普的著作《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843年莱比锡版。——11。
12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包括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联邦成员的数目有所变化。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是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即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德意志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11。
13 普鲁士书报检查令规定，只有出版篇幅为21个印张以上的书籍方可免予检查。——11。
14 指亨·保罗斯《最终公布的实证的启示哲学》1843年达姆施塔特版。这本书的问世曾引起一场丑闻。谢林为了获得该书的稿酬多次提起诉讼，在公众中引起激烈辩论。1844年亨·海涅就此丑闻写了一首讽刺诗《教区委员普罗米修斯》。——11。
15 路·费尔巴哈在1843年10月25日的复信中完全同意马克思信中对谢林哲学的政治评价，但是他以写作计划繁重为由，没有为《德法年鉴》撰写有关谢林的文章。——12。

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布鲁克贝格

[1844年]8月11日于巴黎田凫路38号

最尊敬的先生：

　　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¹⁾，在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法哲学批判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重新作了加工，以便使它通俗易懂。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的意义，但是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崇高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使用这个字眼）。您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

　　在这两部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

　　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正在译成英文和法文两种文字：二者都即将送去付印。英文版将在曼彻斯特出版（译文由恩格斯审阅），法文版将在巴黎出版⁽²⁾（它是由法国人盖里埃博士和德国共产主义者艾韦贝克在一个法国修辞学家帮助之下翻译的）。

　　现在法国人会立即抢购这本书，因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僧侣，另一派是伏尔泰信徒和唯物主义者——都在寻求外援。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18世纪相反，现在宗教观念是在中间等级和上层阶级中传播，而非宗教观念——那种感到自己是人的人所固有的非宗教观念——却降临到了法国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您要是能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就好了，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劳累不堪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¹⁶英国的无产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他们的文化素质不及法国人。不过不能不强调指出瑞士、伦敦和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理论贡献。只是德国手工业者仍然过于像手工业者。

　　但无论怎样，历史正在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

　　法国人和我们德国人对立的特性，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尖锐，如此明显，就像在一本傅立叶主义者的著作中所表现的那样。这部著作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话：

　　“人完全是在他的情欲中表现出来的”。“你什么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为了思维而思维，为了回忆而回忆，为了想象而想象，为了愿望而愿望？你自身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没有，当然没有！”

　　因此，自然界的主要动力与社会的主要动力一样，是魔术般的、热情的、不反射的引力，并且

　　“一切存在物——人，植物、动物或整个天体——都得到了这样一种力的总和，这种力的总和同这些存在物在世界秩序中的使命是相适应的”。由此可见：“引力和命运成正比”。⁽³⁾

　　难道这些论述不是表明，法国人是故意把自己的情欲和德国入的纯思维活动对立起来吗？人不是为了思维而思维，等等。

　　对于德国人来说，要摆脱对立的片面性是很困难的，我多年的朋友（但现在同我越来越疏远了）布鲁诺·鲍威尔在他的柏林出版的批判性报纸《文学报》中重新证明了这一点。不知您看过这家报纸没有。那里有不少文章是在同您进行无声的论战。

　　这家《文学报》的特征可以归结为：把“批判”变成某种超验的存在物。这些柏林人认为自己不是从事批判的人，而是由于偶尔的不幸才成为人的批判家。因此他们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进行理论批判的需要。因此像蒲鲁东这样的一些人便被指责是以某种“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且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意识或自我意识被看成是唯一的人的本质。例如，爱情之所以被否定，是因为情人在这里只不过是“对象”。打倒对象！因此这种批判自认为是历史上唯一积极的因素。与这种批判相对立的是作为群众、作为怠惰的群众的整个人类，群众只是作为精神的对立物才有意义。因此，对批判家来说，滔天的罪行就是具有情感或情欲，批判家应该是善于冷嘲和凛若冰霜的哲人。

　　因此鲍威尔明确宣称：

　　“批判家既不与社会共患难，也不与社会同欢乐；他既不懂友谊和爱情，也不懂憎恨和忌妒；他离群索居，只是口中时时发出奥林波斯山众神对世上的谬误的嘲笑”。¹⁷

　　因此鲍威尔的《文学报》的语调是毫无热情的轻蔑的语调，鲍威尔这样做是轻而易举的，因为他用您以及我们整个时代所获得的成果来谴责别人。他只是揭露矛盾，而且满足于这样做，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之大吉了。他声称，批判不会提供什么，因为它太唯灵论了。不仅如此，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出这样的希望：

　　“为时不久，整个日益堕落的人类就要联合起来反对批判”，而批判就是他及其伙伴；“那时他们将把这些群众分为各种集团并发给他们全体赤贫证明书”。¹⁷

　　看来，鲍威尔是出于与基督竞争而和他作战。我将出一本小册子⁽⁴⁾来反对批判的这种谬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是您能事先把您的意见告诉我，总之，如能早日得到您的回音，我将感到荣幸。

　　这里的德国手工业者，即他们的共产主义部分，为数有几百人，今年夏天，他们每周两次听他们的秘密团体¹⁸的领导者讲述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而且他们有异乎寻常的接受能力。《前进报》第64号杂文栏内刊登的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一小段摘录，是从我妻子的来信中摘下来的，她正在特里尔探望母亲⁽⁵⁾，所以事先没有征得她的同意。¹⁹致以良好的祝愿。

您的 卡尔·马克思

脚　　注

(1)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2) 英译本没有出版。法译本载于海·艾韦贝克《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50年巴黎版。——编者注
(3) 爱·德·蓬佩里《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1840年巴黎第2版第13、29页。——编者注
(4)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5) 卡·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注　　释

16 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评价法国工人，是因为1843——1844年间他与巴黎工人运动的代表们保持着联系。他在1860年所著的《福格特先生》一书中写道：“我第一次逗留巴黎期间、经常同那里的‘同盟’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保持私人交往，但并没有加入其中任何一个团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第136页）马克思当时虽然已经与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建立了联系，但是并未正式加入这个秘密组织。——14。
17 这些引文出自布·鲍威尔在1844年《文学总汇报》第5、6期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第七章《批判的批判的通讯》和第九章《批判的末日的审判》中对这些言论作了批判。——16。
18 指正义者同盟。该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16。
19 1844年8月10日《前进报》第64号刊登了一篇简讯《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这篇简讯是燕·马克思给马克思的信中的一个片断，发表时没有署名。——16。

6
恩格斯致马克思²⁰

巴黎

[1844年10月初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我没有早些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你大概感到奇怪吧，你这样想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何时回去，现在还不能确切地告诉你。三个星期以来我一直住在巴门，跟几个朋友和一大家人在一起，尽可能愉快地度日，幸好家中有几个可爱的女眷。在这里根本就别想工作，尤其是，我的妹妹⁽¹⁾和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埃米尔·布兰克（艾韦贝克认识他）订了婚，因此，现在我们家中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此外，我清楚地看到，我要返回巴黎还会碰到很大的困难，我大概还得在德国闲荡半年，甚至一年。当然，我要想方设法避免这一点，不过你想象不到，家里为了不让我离开，提出了怎样琐碎的理由，怎样迷信的担心。

　　我在科隆逗留了三天，对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非凡的宣传工作感到很惊奇。那里的人非常活跃，但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持。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阐发出来，那就一切都还会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地摸索。后来，我到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我们也有一些能干的小伙子。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那些埃尔伯费尔德人，人道观念的确已经深入他们的心灵。他们确实在着手搞自己家族经济的革命化，每当他们的父母敢用贵族的态度对待仆役和工人时，他们就要教训自己的父母，而这样的事在我们宗法制的埃尔伯费尔德已经屡见不鲜。除了这些人，在埃尔伯费尔德还有一些人也很好，不过有点糊涂。在巴门，警察局长是个共产主义者。前天有一个老同学、中学教员⁽²⁾来访，尽管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共产主义者，但也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地去影响人民，那我们很快就会取得优势。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我们这些著作家必须保持沉默，以免被捕。不过，这里倒十分安全，只要我们保持沉默，就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我觉得，赫斯由于害怕，有点疑神疑鬼。我在这里一直没有受到丝毫骚扰，只是有一次检察长向我们的一个人详细打听过我。这就是我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一切。

　　这里的报纸报道，普鲁士政府在巴黎控告了贝尔奈斯，他已经受到审讯。²¹这件事是否属实，请务必来信告知；还有，那本小册子⁽³⁾的情况如何，现在大概已经完成了吧。关于鲍威尔兄弟，在这里一无所闻，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相反，《年鉴》⁽⁴⁾至今仍然很畅销。我的评卡莱尔的文章⁽⁵⁾，在“群众”中获得了极好的声誉—_真是可笑——，而关于经济学的文章⁽⁶⁾；却只有很少一些人读过。这是很自然的。

　　埃尔伯费尔德的牧师老爷们，特别是克鲁马赫尔，也在布道时反对我们，眼下他们还只是反对青年人的无神论，然而我确信，不久他们就会痛骂共产主义。今年夏天，整个埃尔伯费尔德所议论的就只是这些不信神的小伙子。总之，这是一场值得注意的运动。自从我离开以后，⁽⁷⁾伍珀河谷在各方面的进步比最近50年都要大。社会风气变得比较文明了，参与政治和进行反抗活动成了普遍的现象，工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新的城区兴建起来了，整片整片的森林被伐光了，现在这里的一切可以说是高于而不是低于德国文明的水平，而在四年前还大大低于这一水平。一句话，这里正在为我们的原则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先发动我们粗犷而热情的染色工和漂白工，那么，伍珀河谷还要叫你吃惊呢。近几年来，工人们已经处于旧文明的最后阶段，他们通过迅速增多的犯罪、抢劫和凶杀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晚间，街上很不安全，资产者遭到殴打、刀刺和抢劫，如果这里的无产者按照英国无产者那样的规律发展，那他们不久就会明白，作为个人和以暴力来反对旧的社会制度的这种方法，是没有用的，他们就会作为具有自己整体能力的人们通过共产主义来反对它。如果有人能向他们指明道路，那该多好！但是这办不到。

　　我的弟弟⁽⁸⁾正在科隆当兵。只要他不受怀疑，他那里倒是给赫斯等人写信的恰当地址。不过我本人暂时还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因此也就无法告诉你了。

　　我写完上面几段以后，去了一趟埃尔伯费尔德，又遇到了几个素不相识的共产主义者。不管你走到哪里，转到哪里，到处都可以碰到共产主义者。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共产主义者、漫画家和未来的历史画家，他的名字叫泽耳，两个月后要去巴黎。我将把你们的地址告诉他。你们大家都会喜欢他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善于绘画并爱好音乐，而且作为一个漫画家是很有用的。可能到那时我本人也已在巴黎了，不过这一点还很难说。

　　《前进报》在这里只有几份；我已经设法让其他人也来订阅。让发行部再寄几份给埃尔伯费尔德的理查·罗特、小威廉·布兰克上尉、F.W.施特吕克尔、火花街的巴伐利亚啤酒店（共产主义者聚会的小酒馆）老板迈耶尔，可以把全部报纸封在一起，通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者书商贝德克尔寄往各处。这些人一看见报纸寄到，也就会订阅该报了。杜塞尔多夫方面可寄给威·弥勒大夫，科隆方面，我看可寄给德斯特尔大夫、啤酒店老板勒尔兴、你的内弟⁽⁹⁾等人。当然，全都要通过书商并封好。

　　现在你要设法赶快把你所收集的材料发表出来。²²早就是该这样做的时候了。我也要把工作加紧干起来，而且就在今天重新开始写作。关于共产主义实际上能否实行的问题，德国人都还很不清楚。为了解决这种小问题，我要写一本小册子，说明在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通俗地叙述当前英国和美国的共产主义实践。²³这将占用我三天左右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些人一定很有启发意义。这一点我在和本地人谈话时已觉察到了。

　　总之，应该加紧工作，赶快发表！替我问候艾韦贝克、巴枯宁、盖里埃等人，还有你的夫人，并且尽快来信告知一切。倘若这封信顺利寄到并且未被拆开，那就请按“埃尔伯费尔德F.W.施特吕克尔公司”这一地址寄信，信封尽可能用商人的字体书写；不然就按我留给艾韦贝克的任何一个地址寄发。我很想知道，我这封看起来像是女士写的信能否骗得过那帮把守邮局的狗东西。

　　好吧！祝你健康，亲爱的卡尔，望马上回信。自从分手以后，我再没有像在你家里度过的10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有人情味。至于拟创办的事业，我还没有适当的机会采取行动。

脚　　注

(1) 玛·恩格斯。——编者注
(2) 古·武尔姆。——编者注
(3)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4) 《德法年鉴》。——编者注
(5) 恩格斯《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编者注
(6)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7) 恩格斯是1842年11月离开德国前往英国的。——编者注海·恩格斯。——编者注
(8) 海·恩格斯。——编者注
(9)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注　　释

20 这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封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信。1844年8月底，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的途中，在巴黎与马克思会面，从此开始了他们共同的理论著述和革命实践活动。信中谈到他们共同写作的第一部著作的情况。这部著作的书名最初定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在该书标题前加了“神圣家族”几个字。
　　这封信没有写明日期。从恩格斯1844年11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来看，这封信写于返回巴门后不久，即1844年10月初。——17。
21 卡·路·贝尔奈斯是巴黎出版的德文报纸《前进报》的编辑。1844年9月，法国当局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对他提起诉讼，借口是他没有支付出版政治性报纸所必需的保证金。而真正原因则是该报在1844年8月3日第62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暗杀普鲁士国王》的文章。1844年12月13日，贝尔奈斯被判处两个月徒刑，并被处以罚款。——18。
22 指马克思计划撰写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以来一直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春，他决定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公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为撰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曾暂时中断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恢复。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写了提纲，作了大量的摘录和札记。但当时马克思未能实现他的计划，1845年2月1日与出版商卡·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于1847年2月被后者取消。——20。
23 小册子是指恩格斯《现代兴起的今日尚存的共产主义移民区记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一文，1844年12月匿名发表在《1845年德国公民手册》上。这是一篇关于欧文及其追随者在美国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情况的通讯，是根据英国报刊《新道德世界》、《北极星报》和《纪事晨报》上刊载的材料编译的。——20。

7
恩格斯致马克思

巴黎

1844年11月19日于巴门

第二号

亲爱的马克思：

　　大约两星期前，我收到了你和毕尔格尔斯的简短来信⁽¹⁾，署的日期是10月8日，而邮戳是：布鲁塞尔，10月27日。大概在你给我写这封短信的同时，我给你寄了一封信⁽²⁾，收信人写的是你夫人，但愿你已经收到。为了将来能确知我们的信件是否被扣，让我们把来往信件都编上号。所以，我现在的这封信是第二号，你给我写信时，就要告诉我你已经收到第几号信，以前的信是否有丢失。

　　几天前我到科隆和波恩去了。科隆的情况很好。格律恩想必已经把那里人们的活动情况告诉你了。两三个星期后，赫斯如果能得到足够的资金，也打算到巴黎去。毕尔格尔斯现在也在你们那里，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聚集相当一批人。你们那里越不需要我，我就越有必要留在这儿。很明显，我现在还不能去；否则就会同全家闹翻。另外我在恋爱，这件事我也得先有个了结。况且，现在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个人留在这里，因为这里的人都还需要鼓励，以继续从事必要的工作，而不致去胡言乱语和走上邪路。例如，现在还无法使荣克和其他一些人相信，我们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分歧²⁴，他们还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私人纠纷。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卢格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不大相信的，而且会认为，轻率地抛开一个像卢格这样的“著作界权威”，终究是很可惜的！这时对他们有什么好说的呢？我们一定要等待，等卢格有一天再干出一件天大的蠢事来，那时这些人就能亲眼看看他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对付荣克，这家伙不够坚定。

　　现在，我们这里到处都在举行公开的集会，以便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²⁵，这使德国人非常激动，并促使庸人们重视社会问题。这些集会说开就开，并不征求警察当局的意见。在科隆，章程起草委员会中我们的人占一半，在埃尔伯费尔德，委员会里至少有一个我们的人，由于得到了理性主义者²⁶的帮助，我们已经在两次集会上使虔诚的宗教信徒们遭到严重的失败；在绝大多数人的赞同下，章程中排除了一切带有基督教色彩的东西。²⁷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帮理性主义者，在理论上是基督教，在实践上是无神论，因而显得十分可笑。在原则上，他们认为基督教反对派是完全正确的，而在实践上，他们却不许章程中有一个字提到基督教，然而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基督教是上述协会的基础；章程里写进什么都行，唯独不要协会的生命攸关的原则！可是，这些家伙顽固地坚持这种可笑的立场，因此我完全用不着说什么话了，我们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得到这样的章程。下星期天又要开会，但我不能出席，因为我明天要到威斯特伐利亚去。

　　目前，我正埋头钻研英国的报纸和书籍，为我写那本关于英国无产者状况的书⁽³⁾搜集材料。我想，到1月中或1月底就可脱稿，因为最近一两个星期以来我已完成了整理材料这项最困难的工作。我将给英国人编制一份绝妙的罪行录。我要向全世界控诉英国资产阶级所犯下的大量杀人、抢劫以及其他种种罪行，还要写一篇英文序言⁽⁴⁾，打算单独印行，并分别寄给英国的政党领袖、著作家和议员们。让这些家伙记住我吧。顺便说一句，不言而喻，我这是指桑骂槐，即骂的是德国资产阶级。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他们和英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可恶，只是在榨取方面不那么大胆、不那么彻底：不那么巧妙罢了。这本书一旦脱稿，我就着手去写英国人的社会发展史²⁸。这件工作花的力气要少一些，因为我已经把材料准备好，材料的安排也已经心中有数，而且我对这个问题是完全清楚的。在这期间，只要有空，我想写几本小册子，特别是反对李斯特的小册子²⁹。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即使你还没有见到，想必也已经听说了吧。维干德把这本书的校样寄给了我，我把它带到科隆，放在赫斯那里了。这位高贵的施蒂纳（你知道柏林的施米特吧，就是那个在布尔的集子里评述过《秘密》的那个人³⁰）的原则，就是边沁的利己主义，只不过从一方面看贯彻得比较彻底，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欠彻底罢了。说施蒂纳比较彻底，是因为施蒂纳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也把个人置于上帝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宣称个人是至高无上的，而边沁却让上帝在朦胧的远处凌驾于个人之上；总之，是因为施蒂纳是以德国唯心主义为基础，是转向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唯心主义者，而边沁是一个单纯的经验主义者。说施蒂纳欠彻底，是因为他想避免边沁所实行的对分解为原子的社会的重建，但这是办不到的。这种利己主义只不过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被意识到的本质，是现代社会所能用来反对我们的最后论据，是现存的愚蠢事物范围内一切理论的顶峰。

　　因此，这个东西是重要的，比例如赫斯所认为的还重要。我们不应当把它丢在一旁，而是要把它当做现存的荒谬事物的最充分的表现加以利用，在我们把它颠倒过来之后，在它上面继续进行建设。这种利己主义已是如此登峰造极，如此荒谬，同时又具有如此程度的自我意识，以致由于其本身的片面性而不能维持片刻，不得不马上转向共产主义。首先可以轻而易举地向施蒂纳证明，他的利己主义的人，必然由于纯粹的利已主义而成为共产主义者。这就是我们应当给这个家伙的回答。其次必须告诉他：人的心灵，从一开始就直接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而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于是，他又回到他所反对的东西上面。用这几句老生常谈就能驳倒他的片面性。可是，原则上正确的东西，我们也必须吸收。而原则上正确的东西当然是，在我们能够为某一件事做些什么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利己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即使抛开一些可能的物质上的愿望不谈，我们也是从利己主义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要从利己主义成为人，而不仅仅是成为个人。或者换句话说，施蒂纳摒弃费尔巴哈的“人”，摒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

　　这一切都是些老生常谈，都是不言而喻的，费尔巴哈已经分别地谈到过它们，要不是赫斯一我觉得，他是出于原先对唯心主义的忠心——这样痛骂经验主义，特别是痛骂费尔巴哈和现在痛骂施蒂纳，我也就不会重复这些了。赫斯对费尔巴哈的评论，有许多地方都是对的，但是另一方面，看来他还有一些唯心主义的荒唐思想——他谈到理论问题时，总是把一切归结为范畴，所以他也就因过于抽象而无法通俗地写作，所以他也憎恨各式各样的利己主义，宣扬博爱等等，这就又回到了基督教的自我牺牲上面。但是，如果说有血有肉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那么，不言而喻，利己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施蒂纳的理智的利己主义，而且也包括心灵的利己主义——也就是我们的博爱的出发点，否则这种爱就飘浮在空中了。不久赫斯就要到你那儿去，你可以亲自同他谈谈这个问题。顺便说一句，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废话一天比一天更使我感到厌倦；在谈到“人”的问题时不得不说的每一句话，为反对神学和抽象概念以及反对粗陋的唯物主义而不得不写的或读的每一行字，都使我感到恼火。如果我们不研究所有这一切幻影——要知道，尚未现实化的人在现实化以前也仍然是一个幻影——而去研究真实的、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只要我们还依靠使用笔杆子，而不能直接用手，或者必要的话，用拳头去实现我们的思想，那么，这样做至少是上策。

　　同时，施蒂纳的这本书再次表明，抽象概念在柏林人的头脑中是多么根深蒂固。施蒂纳在“自由人”²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富独立性和最勤奋的人，但是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唯心主义的抽象概念跌到了唯物主义的抽象概念，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听到社会主义在德国各地取得进展的消息，唯独没有听到柏林有什么消息。到整个德国消灭财产的时候，这些聪明透顶的柏林人还会在哈森海德公园建设和平民主³¹，——除此之外，这帮家伙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作为。瞧吧，在乌克马克不久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救世主，他将按照黑格尔的样子去改造傅立叶，根据永恒的范畴去设计法伦斯泰尔³²，并且宣称：资本、才能和劳动都分享收入的一定部分是返回自身的观念的永恒规律。这将成为黑格尔学说的新约全书，老黑格尔将成为旧约全书，“国家”，即法律将成为“引领人们到基督那里去的训蒙师傅”⁽⁵⁾，而法伦斯泰尔（在那里，厕所都将按照逻辑的必然性安置）将成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自天而降，打扮得像新娘子一样⁽⁶⁾，关于这一切，在新的启示录里将有更详尽的描述。而当这一切都完成的时候，那“批判的批判”就会出来宣布，它才是一切的一切，它把资本、才能和劳动都集合在自己的头脑中，一切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它生产的，而不是那些无能的群众生产的——这样它就把一切都据为己有了。这将是柏林黑格尔派的和平民主的结局。

　　《批判的批判》⁽⁷⁾印好后，通过书商给我寄几本来，加封并盖上印章，否则，可能被没收。如果你[没有]收到我的上一封信，那我就再告诉你一次，你可以把写给我的信或者寄到巴门小弗·恩·处，或者封好寄到埃尔伯费尔德F.W.施特吕克尔公司。这封信得拐几个弯才能到你那里。请快些回信——我已有两个多月没有得到你的消息了。《前进报》现在怎样？向所有的人问好。

你的

　　巴黎圣日耳曼区田凫路38号卡尔·马克思先生收。

脚　　注

(1)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 见本卷第17—21页。——编者注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4)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5) 参看《新约全书·加拉太书》第3章第24节。——编者注
(6) 参看《新约全书·启示录》第21章第1、2节。——编者注
(7)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2 “自由人”是1 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一些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
　　“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民主主义、陷人了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任《莱茵报》编辑时便开始了与“自由人”的斗争，此后，这种斗争日趋激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针对“自由人”进行了批判。——26。
24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阿·卢格之间的意见分歧始于马克思和卢格共同编辑出版《德法年鉴》时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卢格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并否定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1844年3月马克思同卢格彻底决裂。1844年6月卢格对西里西亚织工起义持敌视态度，马克思遂在《前进报》撰文痛斥卢格（见马克思《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22。
25 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是1844——1845年间根据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倡议在普鲁士许多城市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诱使德国工人放弃争取自己利益的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极力使这些协会带有无害的慈善性质，但是，这些协会的建立还是唤醒了广大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引起了德国社会各阶层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工业发达的莱茵省各城市，建立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运动发展迅猛，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很尖锐，并且已经存在一个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激进民主主义反对派。
　　革命民主派知识分子广泛利用筹建协会和讨论协会章程的集会来传播先进思想，这些集会以及协会本身成了各种对立的社会利益和阶级利益互相争斗的场所。这种现象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活跃。普鲁士政府慑于这些协会的活动具有它难以预料的倾向，遂于1845年春采取不批准协会章程等手段，阻止协会继续活动，进而将其取缔。——22。
26 理性主义者指试图把神学与哲学结合起来，并试图证明“神圣真理”可以由理性来解释的一种新教教派的代表。理性主义反对路德教派中具有极端神秘主义倾向的虔诚主义。恩格斯在这里把伍珀河谷工业界代表讽刺地称为理性主义者。这些代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所处的宗教环境，但是为了资本主义利益，又不得不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虔诚主义狂热。——22。
27 在科隆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协会章程起草委员会1844年11月10日的集会上，成立了救助和教育总会。参加这次集会的有《莱茵报》的大部分前股东和撰稿人，如古·贝根罗特、伊—毕尔格尔斯、卢·康普豪森、格·约·康佩斯、格·荣克、古·梅维森、达·奥本海姆、弗·拉沃和鲁·施拉姆，还有激进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如卡·德斯特尔、卡·海因岑。1844年12月4日，章程起草委员会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章程草案，其中规定协会的宗旨是：建立救济和医疗补助基金，帮助无家可归者和缺吃少穿者，组织职业介绍，成立公共住宅建筑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为小手工业者和生产合作社设立信贷基金和提供销售市场，为工人和手工业者提供更好的职业培训学校。1845年3月16、31日和4月13日，协会召开了有1 000多人出席的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了上述章程。此后，行政区长官禁止人们继续举行集会，并于同年10月宣布拒绝承认协会的章程。
　　1844年11月17日在埃尔伯费尔德举行的集会上，成立了人民教育协会。协会的组织者从一开始就反对当地的教士，特别是伍珀河谷的那些伪装虔诚的教士，这些教士企图把协会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使协会活动带有宗教色彩。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努力利用协会和协会委员会的集会来宣传共产主义观点（参看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协会的章程未被政府当局批准，协会本身在1845年春季之后也不复存在。——22。
28 指恩格斯计划撰写的关于英国社会史的著作。1842年11月——1844年8月、恩格斯在英国居住期间曾为写作此书搜集材料。起初，恩格斯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用一章来论述英国工人状况·但是，在认识到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之后，恩格斯便决定专门写一本书来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这就是他回到德国以后，在1844年9月—1845年3月期间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恩格斯在1845年春夏期间重新致力于有关英国社会史一书的写作，但是，由于诸多原因，他的这个计划最终朱能完成。——23。
29 恩格斯没有写成评弗·李斯特的小册子，有关的手稿也没有保存下来。他曾多次与马克思谈到这个想法，而马克思也打算对李斯特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并于1845年3月写出了《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恩格斯1845年2月15日在埃尔伯费尔德的第二次演说中对德国的保护关税派的观点、特别是对李斯特的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他曾打算把这篇演说稿扩充加工成一本小册子。——23。
30 “布尔的集子”指路·布尔1844年出版的唯一的一期《柏林月刊》，该刊发表了卡·施米特（即麦·施蒂纳）评论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文章。——24。
31 暗指法国傅立叶派创办的《和平民主日报》，该报在宣扬傅立叶学说时明显带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色彩。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称其为“掺了水的傅立叶主义”。——26。
32 法伦新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26。

8
恩格斯致马克思

[大约1845年1月20日于巴门]

亲爱的马克思：

　　……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共产主义文献传入德国，在目前已经是既成事实。一年前，这些文献是在德国以外，在巴黎开始流行的，实际上，那时它们刚刚问世，而今它们正在纠缠德国佬。报纸、周刊、月刊、季刊以及正在向前推进的重型火炮预备队，统统都已安排得井井有条。事情发展得极其迅速！秘密的宣传也并不是没有收获：每当我到科隆去的时候，每当我走进这里的某一家小酒馆的时候，总能发现新的进展、新的拥护者。科隆的集会已经创造了奇迹：一个个共产主义小组正在逐渐出现，这些小组都是未经我们直接协助就悄悄发展起来的。

　　过去跟《莱茵报》一道出版的《公益周刊》，现在也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德斯特尔已经把它接收过来，想看看能做些什么事情。不过，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只靠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你还是先把你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写完，即使你自已觉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现在情绪高涨，我们必须趁热打铁。我的关于英国的著作当然也不会不起作用，那些事实太有说服力了，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腾出手来写一些针对当前形势和德国资产阶级的更有说服力、更有用的东西。我们这些擅长于理论的德国人——这是可笑的，但这是时代的标志，是铲除德国民族垃圾的标志——还根本未能阐明我们的理论，我们甚至还未能发表批判荒谬言论的文章。而现在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像我那样，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限，到时候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尽快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施塔特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须尽快出版。

　　你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20个印张，这的确使我大吃一惊。但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就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们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不过，你把我的名字也署在封面上，那就未免欠妥了，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我已经说过，关于勒文贝格⁽¹⁾，关于这本书的出版，我都没有听到过什么，而这本书我当然是非常渴望看到的。

　　……因为我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最体面的庸人所盼望过上的日子，恬静而舒适、虔诚而正派，成天坐在房间里工作，几乎不出大门一步，就像一个德国人那样规规矩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真担心上帝会无视我的著作而让我进天堂去。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在巴门这里正开始博得好评。但是我对此也感到厌烦，我想在复活节离开这里，很可能去波恩。由于我妹夫⁽²⁾的劝说和我父母的愁眉苦脸，我不得不决定再一次去试试做生意，而且[……]⁽³⁾天前已在商行做了些事情，指望恋爱能获得成功，也是我决定这样做的原因，可是，我刚开始工作，就感到厌烦了，做生意太讨厌，巴门太讨厌，浪费时间也太讨厌，而特别讨厌的是不仅要做资产者，甚至还要做工厂主，即积极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者。这种讨厌的情景，我曾大致看到过，而在我老头儿⁽⁴⁾的工厂里待了几天以后，它重又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的确曾作过这样的打算：我做生意，只能以我觉得合适的时间为限，然后我就随便写一些违反警方规定的东西，以便能冠冕堂皇地被赶出国境；但是，甚至这个时候我也忍耐不到了。如果我不是每天要把英国社会中发生的最可憎的事情写进我的书里，我想我也许会颓废的，而这件事至少使我始终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一个人身为共产主义者如果不从事写作，或许还可以在表面上充当资产者和做生意的牲口，但是，如果他既要从事大量的共产主义宣传，同时又要做生意和搞工业，那就不行了。我已经受够了，复活节我要离开这里。还有这个彻头彻尾地信仰基督教的普鲁士家庭里的沉闷生活，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长此下去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德国庸人，并把庸人习气带入共产主义运动……

【图】马克思在特里尔的故居

脚　　注

(1) 察·勒文塔尔。——编者注
(2) 埃·布兰克。——编者注
(3)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4)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9
马克思致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³³

里昂

1846年5月5日于布鲁塞尔

亲爱的蒲鲁东：

　　我自从离开巴黎以来，就常常想给您写信；但是，一些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使我一直耽搁到现在。请您相信我，我没有写信的唯一原因，就是事务繁忙，同时由于搬家引起了一些麻烦等等。

　　现在我们就直接来谈正事！我和我的两个朋友，即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菲力浦·日果（他们两人都在布鲁塞尔）一起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经常性的通讯联系，借以讨论学术问题，评论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在德国，人们可以用这种办法进行社会主义宣传）。³⁴不过，我们这种通讯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使外国人了解德国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且向德国国内的德国人报道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交流思想，进行公正的批评。这是以文字形式表现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而在行动的时刻，当然每个人都非常希望对外国情况了解得像本国情况一样清楚。

　　除了德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以外，巴黎和伦敦的德国人团体³⁵也将参加我们的通讯活动。我们已经同英国建立了联系³⁶；至于法国，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³⁷您知道，到目前为止，英国人和德国人比您自己的同胞更看重您。

　　总之，您可以看到，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联系，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不论寄给您的信件还是您寄给我们的信件，邮资全由我们这里支付。在德国进行的募捐本来就是为了支付通讯费的。

　　来信请寄本市博登布罗克街8号菲力浦·日果先生。从布鲁塞尔发出的信件也将由他署名。

　　这全部通讯活动您要绝对保守秘密，这是我无须再告诉您的，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必须十分小心谨慎地行事，才不至于发生危险。

　　请马上给我们答复，并请相信我对您的诚挚的友谊。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注　　释

33 这封信是马克思起草、菲·日果誊写的，落款是马克思的手迹。原信后面另有日果和恩格斯的简短附言。这封信第一次发表于奥·科尔纽的文章《马克思致蒲鲁东。一封未发表的信》（见1927年《社会》第4年卷第9期第257—258页）。——31。
34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创立通讯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团结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先进工人，同工人运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潮作斗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图，通讯委员会应为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打下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在伦敦、巴黎和德国各地成立通讯委员会，努力动员欧洲各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在伦敦，宪章派的左翼领导人以及卡·沙佩尔领导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成员参加了通讯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设法争取埃·卡贝、蒲鲁东和其他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参加通讯委员会，但没有成功。在德国，威·沃尔弗同西里西亚工人保持着联系，格·韦伯从基尔向布鲁塞尔写信，约·魏德迈从威斯特伐利亚向布鲁塞尔写信，在莱茵省，形式上没有建立通讯委员会，但是通过斯·瑙特和古·克特根与埃尔伯费尔德的社会主义者进行通信联系，而科隆的共产主义者罗·丹尼尔斯、亨·毕尔格尔斯和卡·德斯特尔则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着经常的通信联系。——31。
35 指正义者同盟（见注18）和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即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由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的，有时按会址称做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31。
36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英国建立联系的情况，见乔·哈尼1846年3月30日给恩格斯和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6月6日给马克思以及7月17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伦敦已经成立了通讯委员会。——32。
37 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蒲鲁东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希望未能实现。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回信，拒绝了要求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他反对马克思在信中关于“行动的时刻”的说法，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详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年巴黎版第2卷第—198—202页）。
　　恩格斯在1846年9月16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说蒲鲁东抱怨和攻击革命，也是根据蒲鲁东这封回信作出的结论。——32。

10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9月16日星期三[于巴黎]

致委员会。第二号

亲爱的朋友们：

　　我对你们关于比利时、伦敦和布雷斯劳⁽¹⁾的报告很感兴趣。我已经把报告内容转告艾韦贝克和贝尔奈斯，他们也很感兴趣。希望你们尽可能地随时把我们工作的进展和各地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与的最新情况告诉我，以便我能适时地向这里的工人们作一些介绍。科隆人⁽²⁾在干什么？

　　现将这里的各种事情报告如下：

　　（1）我同此地的工人，也就是同圣安东郊区的细木工的头头们，已经会面好几次。这些人是以一种特殊形式组织起来的。除了他们在同盟¹⁸问题上因同魏特林派裁缝有严重分歧⁽³⁾而显得有些混乱以外，这些人，即其中的大约12—20人，每周聚会一次，进行讨论，直到现在。而当他们没有什么材料可供讨论，万不得已的时候，艾韦贝克只得去给他们作一些关于德国历史等等的报告，而且是从头讲起，也讲一种混乱不堪的国民经济学——用人道主义解释《德法年鉴》。我正是在这时候来到这里的。为了同他们建立联系，我曾经两次从经济关系出发，向他们分析了法国革命以来的德国状况。他们在这每周一次的聚会上听到什么东西，到星期天就在城门口的集会上进行讨论，参加的人真是各种各样，还有带着老婆和孩子的。在这里，他们撇开一切政治而讨论某些“社会问题”。这样的集会很适于吸引外人参加，因为它是完全公开的。两星期前，警察来了一次，想要禁止集会，但最后还是放心了，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参加集会的常在200人以上。

　　像现在这样的做法是不可能持久的。在这些人中间，已蔓延着某种厌倦情绪，这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感到无聊了。他们用以对抗裁缝共产主义³⁸的东西，实质上只不过是格律恩关于人性的空谈³⁹和格律恩化的蒲鲁东学说，这些东西一部分是由格律恩先生自己，一部分是由他的一个奴仆、老气横秋的细木工艾泽曼老爷子，还有一部分是由我们的朋友艾韦贝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灌输给他们的。这一切自然马上就使他们感到厌烦了，说来说去总是那么一套；于是，为了防止他们打瞌睡（确是如此，这在会上已经可怕地蔓延开了），艾韦贝克就巧妙地谈些“真正的价值”（我对此也有部分责任）去折磨他们，还令人厌倦地胡扯什么日耳曼的原始森林，凯鲁斯奇人阿尔米纽斯，以及从阿德隆那里学来的完全错误的、十分荒唐的古德语词源学。

　　但是，这些人的真正的头头并不是艾韦贝克，而是曾经在布鲁塞尔住过的云格⁴⁰。这个人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应该加以改变的，也能做许多事情，因为他掌握着所有的人，并且比这帮人的悟性强十倍。可是他太摇摆不定，总是出些新花样。我差不多已三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他总不来参加会，也无处找他——，这就是工作成果还很少的原因。没有他，大多数人都提不起劲，拿不定主意。但是，对这些人必须有耐心。首先必须清除格律恩，他的确是直接或间接地对他们施加了一种极其涣散人心的影响，一旦使他们抛掉这些空谈，我就有希望对这些人做些工作了，因为他们全都渴望了解经济学问题。我现在完全能掌握住艾韦贝克，虽然大家都知道他的头脑非常混乱，但是他有十分良好的愿望，同时云格也完全站在我这一边，因此，这件事很快就会有所进展。关于通讯委员会的事，我征求了六个人的意见，这个计划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尤其是云格的支持，所以将在这里实行起来。但是，只要还没有清除格律恩的个人影响和根除他的空谈，从而使人们恢复先前的活力，再加上巨大的物质障碍（特别是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占用），我们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已经向他们建议当着他们的面彻底揭露格律恩所干的坏事，贝尔奈斯也想参加，就连艾韦贝克也要同他算老账。等到他们同格律恩了结了他们之间的一些私事，就是说等他们肯定能拿回为刊印格律恩那本关于议会的破烂货而给他垫的钱时，我们就会这样办。可是，由于云格没有来，其余的人在格律恩面前举止行为又或多或少像个孩子，因此，虽然这件事只需鼓一点劲在五分钟内就能解决，但还是没有就绪。糟糕的是，这些人大多数是士瓦本人。

　　（2）现在讲一件滑稽的事。蒲鲁东在一本尚未出版的新书里（该书由格律恩翻译）提出一个宏伟的计划，即凭空弄到钱，使所有工人都能进入天堂。⁽⁴⁾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格律恩也严守秘密，但却极力吹嘘他的点金石。大家都在紧张地期待着。终于，上星期艾泽曼老爷子来到细木工中间，当时我也在场，这个装模作样的老家伙带着极为天真而神秘的神情把这个计划一点一点地泄露了出来。格律恩先生出于信任，把全部计划告诉过他。现在请听听这个拯救世界的宏伟计划是什么吧：这不折不扣是在英国早已尽人皆知并且破产了十次的1abour-bazars或者1abour-markets⁴¹，是各行业全体手工业者组成的协作社，是大货栈；在那里，由协作社社员提供的全部产品都严格按照原产品费用加上劳动费用来议价，并用其他以同样方式议价的协作社的产品来支付。超出协作社需要量的那部分产品，就在世界市场上出售，所得收入付给生产者。聪明的蒲鲁东以为，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协作社的其他社员，就可以免除中间商人的利润了。可是这个聪明人却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连他的协作社的资本的利润也免除了，这种资本及其利润同被他免除了的中间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恰好是一般多，因此，他把他用左手得到的东西，又用右手扔掉了。他也完全忘记了：他的工人永远也无法筹集到必要的资本，否则他们就能同样成功地独自创业了，协作社所能带来的费用上的节约，与巨大的风险相比根本不算一回事；整个这一套办法无非是希望用魔术把利润从世界上清除而把利润的所有生产者保留下来，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⁴²的田园诗，它一开始就排斥所有的大工业、建筑业、农业等等；这些生产者只能承担资产者的亏损，却不能分享资产者的利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明摆着的异议，他都由于沉醉于自以为是的幻想中而完全忘记了。这一套真是可笑之极！家长格律恩自然是相信这个新的救世办法，他心里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拥有两万工人的协作社的领袖了（他们想马上就开始大干一场），而且他的整个家族自然将免费得到衣食和住宅。但是，当蒲鲁东把这一套办法公开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使自己，使所有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面前永远丢尽了脸。这也就是他抱怨和攻击革命³⁷的原因，原来他心里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蒲鲁东正好和约翰·瓦茨一模一样。瓦茨认为自己的使命是：尽管自己相信不可敬的无神论和社会主义，但在资产阶级眼里，却要成为一个可敬的人；蒲鲁东也想竭尽全力做到：尽管同经济学家论战，自己却要成为一个公认的大经济学家。宗派分子就是这样。而且这一套又是如此陈旧……

脚　　注

(1) 波兰称弗罗茨瓦夫。——编者注
(2) 指科隆社会主义运动的参加者罗·丹尼尔斯、亨·毕尔格尔斯、卡·德斯特尔。——编者注
(3) 参看恩格斯1846年8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和同一天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4) 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卡·格律恩分别于1847年2月和5月在达姆施塔特出版了这本书第1、2卷的德译本，题为《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编者注

注　　释

18 指正义者同盟。该同盟是1836——1838年间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流亡者联盟分裂而产生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组织、后来这个组织逐渐具有了国际性。该同盟成员的观点反映了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半手工业性质，受威·魏特林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影响，后来又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6月初在伦敦举行代表大会，实行了改组，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33。
37 马克思和恩格斯争取蒲鲁东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希望未能实现。蒲鲁东在1846年5月17日给马克思回信，拒绝了要求他参加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建议，他反对马克思在信中关于“行动的时刻”的说法，反对革命的斗争方法和共产主义（详见《蒲鲁东书信集》1875年巴黎版第2卷第—198—202页）。
　　恩格斯在1846年9月16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信中说蒲鲁东抱怨和攻击革命，也是根据蒲鲁东这封回信作出的结论。——37。
38 这里所说的“裁缝共产主义”是指魏特林主义，当时许多裁缝是魏特林理论学说的追随者。魏特林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由威·魏特林创立的一种空想的工人共产主义理论，曾对正义者同盟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并一度成为正义者同盟的政治和思想纲领。这一理论在科学共产主义产生以前，对工人运动基本上起了积极作用。然而，魏特林的学说是一种粗陋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理论，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魏特林否定革命的群众斗争、热衷于自发行动的观点很快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于1845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于1846年5月对魏特林的空想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1846年5月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克利盖的一场争论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最终同魏特林彻底决裂。——34。
39 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调。卡·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46——1847年间、他在巴黎德国工人中散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34。
40 阿·云格，生于杜塞尔多夫，曾在科隆学习木工，40年代初到巴黎，在正义者同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846年6月，他在科隆和布鲁塞尔小住之后返回巴黎，并给马克思带来了一封罗·丹尼尔斯的信。在巴黎，云格与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恩格斯到巴黎后，云格成为恩格斯最忠实的战友。法国警察严密监视云格在巴黎的活动，并于1847年3月底把他驱逐出境。——34。
41 劳动市场（1abour——bazars或labour—markets）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企图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遭到失败。——36。
42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36。

11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6年9月18日于[巴黎]枯树街11号

亲爱的马克思：

　　……我在那份工作汇报中所讲的实在太冤枉蒲鲁东了。⁽¹⁾因为上次那封信的篇幅不够，所以我必须在这封信里加以纠正。我原来以为他是做了一件小小的荒唐事，一件常理范围内的荒唐事。昨天这件事又一次提出来详细讨论，我才弄清楚，这一新的荒唐事的确是一件极为荒唐的荒唐事。你想想看：要无产者积蓄小额的股份。用这些小额股份（在少于1万—2万工人的情况下，自然是决不可能着手进行的）首先在一种或几种手工业行业里设立一个或几个作坊，让一部分股东在那里工作，产品（1）以原料加劳动的价格卖给股东（这样他们就不必支付任何利润了），（2）可能剩余的部分则按照现行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协作社的资本一旦因新股东的加入或老股东的新储金而增加，就可用来设立新的作坊和工厂，如此继续下去，直到所有的无产者都有工作可做，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都被收购过来，从而资产者手中的资本就丧失了支配劳动和获取利润的权力！这样一来，资本就被废除了，因为“找到了一种制度，使资本即利息的来源可以说是消失了”（这是古老的归公法⁴³的翻新，不过阐述得稍微详细一些罢了）。在艾泽曼老爷子重复过无数次的、而格律恩已经背下来的这一论点里，你会看到，蒲鲁东原来的花言巧语清晰地闪现出来。这些人的意图不多不少正是：用无产阶级的储金并通过放弃他们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润和利息的办法暂时收购下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收购下其余的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以前竟然就没有人想到过，不过，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倒不如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造出五法郎银币，那岂不是更便捷得多吗？然而，这里工人中的一些愚蠢的年轻人（我指的是德国人）却相信这种无稽之谈，他们连晚上在小酒馆聚会时喝酒用的六个苏⁽²⁾都没有，却想用他们的储金来收购下整整一个美丽的法国！路特希尔德等人同这些大买主相比，简直是实足的蠢材。真是令人生气。格律恩把这些家伙弄得这样糊涂，甚至最无意义的空话对他们来说也比用来论证经济学说的最简单的事实更有意义。现在还必须认真地对付这种荒谬绝伦的废话，真丢人。但是要有耐心，我决不会把这些人丢开不管，直到我把格律恩逐出战场并使他们发昏的头脑清醒过来为止……

脚　　注

(1) 参看本卷第35—37页。——编者注
(2) 法国旧辅币名，一个苏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编者注

注　　释

43 归公法是流行于中世纪的法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一种封建习俗。依照此法，外国人死后如无继承人，国王则将其财产占为已有。——38。

12
恩格斯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846年10月23日于巴黎

给委员会的第三封信

　　关于这里的施特劳宾人⁴²的事情，没有多少可说的了。最主要的是，以前使我不得不和这些人斗争的各种争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格律恩的主要支持者和门徒艾泽曼老爷子已经被赶跑，其余的人对群众的影响也完全扫清了，我提出的反对他们的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事情的简单经过如下：

　　对于蒲鲁东的协作社计划争论了三个晚上，最初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反对我，到最后只剩下艾泽曼和其余三个格律恩分子。我所要做的主要就是证明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同时对格律恩那种在蒲鲁东的万应灵药中找到了新生命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³⁹从根本上加以驳斥，指出它是反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和施特劳宾人的东西。最后，我因我的对手们老是重复同样的论据而发火了，并且直接攻击了这些施特劳宾人，这激起了格律恩分子的极大恼怒，但是我借此迫使高贵的艾泽曼对共产主义进行了公开的攻击。于是我就把他痛骂一顿，使得他再也没有露面。

　　我当时紧紧抓住了艾泽曼给我的把柄——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这尤其是因为格律恩在继续捣鬼，奔走于各个作坊之间，每个星期天都把人召到他家里去，如此等等，而在上面说过的那次会议以后的星期天⁽¹⁾，他自己做了一桩天大的蠢事：当着8—10个施特劳宾人的面攻击共产主义。因此，我宣布，在我继续参加讨论以前，必须先表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来集会的。如果是，那就必须注意不让像艾泽曼攻击共产主义那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如果不是，如果这里只是随便什么人在随便讨论某个问题，那我就不必同他们打交道，以后也不再来了。这使格律恩分子大为震惊，他们就辩解起来了，说他们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为了自己弄清问题来这里集会的，他们都是进步的人，并不是片面的空谈家，等等，像这样正直的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称为“随便什么人”的。此外，他们首先想要知道，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些卑劣的家伙多年来都以共产主义者自命，自从格律恩和艾泽曼打着共产主义的招牌混到他们里面以后，他们仅仅因为害怕这两个人才离经叛道！）。他们盛情地请求我用三言两语对他们这些无知的人说明共产主义是什么，这当然难不倒我。我给他们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这个定义恰好涉及当时争论的各点，它用主张财产公有排斥了对资产者和施特劳宾人采取和解、温隋和体谅的态度，最后也排斥了蒲鲁东的股份公司及其所保留的私人财产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此外，这个定义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们作为借口来离题发挥和回避所提出的投票表决。就是说，我把共产主义者的宗旨规定如下：（1）实现同资产者利益相反的无产者的利益；（2）用消灭私有制而代之以财产公有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3）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

　　这个问题争论了两个晚上。到第二个晚上，三个格律恩分子中最好的一个觉察到大多数人的情绪，完全转到我这方面来了。其余两个老是自相矛盾，而自己却对此毫无觉察。好几个还从来没有发过言的人突然开了口，宣布坚决拥护我。在这以前只有云格这样做过。这些新人中有那么几个虽然因为害怕得发抖而口齿不清，但是都说得非常好，看来他们具有相当健全的头脑。一句话，在表决的时候，以1 3票对2票宣布集会是共产主义的，是遵守上述定义的。至于投反对票的那两个依然忠实的格律恩分子，其中的一个后来也宣称，他非常愿意改邪归正……

脚　　注

(1) 1846年10月18日。——编者注

注　　释

39 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调。卡·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46——1847年间、他在巴黎德国工人中散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39。
42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39。

13
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⁴⁴

巴黎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那慕尔郊区奥尔良路42号

亲爱的安年科夫先生：

　　如果不是我的书商拖到上星期才把蒲鲁东先生的著作《贫困的哲学》给我寄来，那您早就接到我对您11月1日来信的回信了。为了能够立即把我的意见告诉您，我用了两天的时间把这本书浏览了一遍。由于读得很仓促，我不能深入细节，而只能对您谈谈这本书给我的一般印象。假如您需要的话，我可以在下一封信里来谈谈细节。⁴⁵

　　我必须坦白地对您说，我认为它整个说来是一本坏书，是一本很坏的书。您自己在来信里对蒲鲁东先生在这一杂乱无章而妄自尊大的著作中所炫耀的“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曾经取笑了一番，但是您认为哲学之毒并没有感染他的经济学论述。我也丝毫不把蒲鲁东先生在经济学论述中的错误归咎于他的哲学。蒲鲁东先生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谬误批判，并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可笑的哲学；而他之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笑的哲学，却是因为他不了解处于现代社会制度联结[engrènement]——如果用蒲鲁东先生像借用其他许多东西那样从傅立叶那里借用的这个名词来表示的话一关系中的现代社会制度。

　　为什么蒲鲁东先生要谈上帝，谈普遍理性，谈无人身的人类理性，认为它永无谬误，认为它永远等于它自身，认为只要正确地意识到它就可以获得真理呢？为什么他要借软弱的黑格尔主义来把自己装扮成坚强的思想家呢？

　　他自己给了我们一把解开这个哑谜的钥匙。蒲鲁东先生在历史中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发展。他发现进步是在历史中实现的。最后，他发现，人们作为个人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误解了自身的运动，就是说，他们的社会发展初看起来似乎是和他们的个人发展不同、分离和毫不相干的。他无法解释这些事实，于是就作出假设，说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发明一些神秘的原因即不合常理的空话，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一他在使用普遍理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⁴⁶。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因为，当他从诉诸国家转而诉诸市民社会，即从诉诸社会的正式表现转而诉诸正式社会的时候，他竞认为他是在完成一桩伟业。

　　这里不必再补充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由此就必然得出一个结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

　　蒲鲁东先生混淆了思想和事物。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在行会制度及各种规则的保护下积累了资本，发展了海上贸易，建立了殖民地，而人们如果想把这些果实赖以成熟起来的那些形式保存下去，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切果实。于是就爆发了两次霹雳般的震动，即1640年和1688年的革命。一切旧的经济形式、一切和这些形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曾经是旧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政治国家，当时在英国都被破坏了。可见，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

　　这正是蒲鲁东先生没有理解、更没有证明的。蒲鲁东先生无法探索出历史的实在进程，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怪论，一套妄图充当辩证怪论的怪论。他觉得没有必要谈到17、18和19世纪，因为他的历史是在想象的云雾中发生并高高超越于时间和空间的。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陈词滥调，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在他看来，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蒲鲁东先生所说的进化，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如果揭去这种神秘词句的帷幕，那就可以看到，蒲鲁东先生给我们提供的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我用不着花很多力气就可以向您证明，这是—个非常没有秩序的头脑中的秩序。

　　蒲鲁东先生的书一开头就论述价值，论述他的这个拿手好戏。我这次不来分析他书中的这些论述。

　　永恒理性的一系列经济进化是从分工开始的。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分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难道种姓⁴⁷制度不是某种分工吗？难道行会制度不是另一种分工吗？难道在英国开始于17世纪中叶而结束于18世纪末叶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分工不是又和大工业即现代工业中的分工截然不同吗？

　　蒲鲁东先生离开真理这样遥远，竟然忘记了连普通经济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谈分工时，竟没有感到必须谈世界市场。真行！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工，不是一定与已经存在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但是还不止于此。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蒲鲁东先生竟如此不懂得分工问题，甚至没有提到例如在德国从9世纪到12世纪发生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这样，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这种分离必然成为永恒的规律，因为他既不知道这种分离的来源，也不知道这种分离的发展。他在他的整本书中都这样论述，仿佛这个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直会存在到世界末日似的。蒲鲁东先生就分工问题所说的一切，最多不过是亚当·斯密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在他以前说过的东西的归纳，并且是个很表面、很不完备的归纳。

　　第二个进化是机器。在蒲鲁东先生那里，分工和机器间的联系是十分神秘的。每一种分工方式都有其特殊的生产工具。例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人们并不是一切工作都用双手来做。他们已经有了工具，而且是很复杂的工具，如织机、帆船、杠杆等等。

　　由此可见，把机器的产生看做—般分工的结果，是再可笑不过了。

　　我再顺便指出一点：蒲鲁东先生由于不懂得机器产生的历史，就更不懂得机器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在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时期——以前，消费的需求一般说来比生产增长得陕，机器的发展是市场需求的必然结果。从1825年起，机器的发明和运用只是雇主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而这一点也只适用于英国。至于欧洲各国，迫使它们使用机器的，是英国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最后，在北美，机器的引进既是由于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也是由于人手不够，即由于北美的人口和工业上的需求不相称。根据这些事实您就可以得出结论：蒲鲁东先生把竞争这个鬼怪召来当做第三个进化，当做机器的反题，是表现得多么明达啊！

　　最后，把机器说成一种同分工、竞争、信贷等等并列的经济范畴，这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拉犁的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火药无论是用来伤害一个人，或者是用来给这个人医治创伤，它终究还是火药。

　　当蒲鲁东先生按照这里列举的次序在自己的头脑中产生出竞争、垄断、税收或警察、贸易差额、信用和所有权的时候，他真是在大显身手。在英国，几乎全部信用事业都在机器发明以前的18世纪初就发展起来了。公债不过是增加税收和满足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所造成的新需要的一种新方式。

　　最后，所有权成为蒲鲁东先生的体系中的最后一个范畴。在现实世界中，情形恰恰相反：蒲鲁东先生的分工和所有其他范畴都是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现在称之为所有权的东西，在这些关系之外，资产阶级所有权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另一时代的所有权，封建所有权，是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蒲鲁东先生把所有权规定为独立的关系，就不只是犯了方法上的错误：他清楚地表明自己没有理解把资产阶级生产所具有的各种形式结合起来的纽带，他不懂得一定时代中各种生产形式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蒲鲁东先生看不到现代种种社会制度是历史的产物，既不懂得它们的起源，也不懂得它们的发展，所以他只能对它们作教条式的批判。

　　因此，为了说明发展，蒲鲁东先生不得不求救于虚构。他想象分工、信用、机器等等都是为他的固定观念即平等观念而发明出来的。他的说明是极其天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特意为了平等而发明出来的，但是不幸它们掉过头来反对平等了。这就是他的全部论断。换句话说，他作出一种主观随意的假设，而因为实际发展进程和他的虚构每一步都是矛盾的，他就作出结论说，这里存在着矛盾。他对我们隐瞒了一点，这就是矛盾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

　　这样，蒲鲁东先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历史知识而没有看到：人们在发展其生产力时，即在生活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形式必然随着这些生产力的改变和发展而改变。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这样他就陷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中，这些经济学家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所以，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在这里，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陷入了严重的智力上的痉挛。既然所有这些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既然它们是人们的隐蔽的和永恒的生命，那么为什么：第一，有发展存在，第二，蒲鲁东先生不是一个保守分子？他认为这些明显的矛盾是由于有一整串对抗存在。

　　现在我们举个例子来阐明这一串对抗。

　　垄断是好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经济范畴，因而是从上帝那里流出来的东西。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一个经济范畴。但是，不好的是垄断的现实和竞争的现实。更不好的是垄断和竞争在相互吞并。该怎么办呢？因为上帝的这两个永恒思想是互相矛盾的，所以蒲鲁东先生就以为上帝的心怀里同样有这两个思想的综合，在这种综合中，垄断的祸害被竞争所抵消，而竞争的祸害则由垄断所抵消。两个观念互相斗争所引起的最终结果，将仅仅使它们的好的方面表露出来。应该从上帝那里夺取这个秘密的思想，然后加以运用，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应该发现这个深藏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里面的综合公式。而蒲鲁东先生毫不犹豫地以发现者的身份出现了。

　　但是，请稍稍看一下现实生活吧。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您不仅可以看到竞争和垄断，而且可以看到它们的综合，这个综合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竞争，竞争产生垄断。但是，这个方程式远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能消除现代状况的困难，反而会造成更困难、更混乱的状况。因此，如果改变现代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础，消灭现代的生产方式，那就不仅会消灭竞争、垄断以及它们的对抗，而且还会消灭它们的统一、它们的综合，亦即消灭使竞争和垄断达到真正平衡的运动。

　　现在我给您举一个蒲鲁东先生的辩证法的例子。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我没有必要谈自由的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至于奴隶制，它的坏的方面就不必去说了。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奴隶制的好的方面。这里所说的，不是间接奴隶制，即对无产者的奴役。这里所说的，是直接奴隶制，即苏里南、巴西和北美南部各州的黑奴制。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用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棉花；没有棉花，就没有现代工业。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机器大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可见，奴隶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范畴。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但是，让奴隶制消失，那就等于从世界地图上把美国抹去。可见，正因为奴隶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所以奴隶制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在各个民族中存在。现代各民族无非是善于在本国把奴隶制掩饰起来，而在新大陆则公开地推行它。这样思考过奴隶制以后，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又将怎么办呢？他会寻找自由和奴隶制的综合，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

　　蒲鲁东先生很清楚地了解，人们生产呢子、麻布、丝绸——了解这么点东西确是一个大功劳！可是，蒲鲁东先生不了解，人们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而在蒲鲁东先生看来却完全相反，抽象、范畴是始因。根据他的意见，创造历史的，正是抽象、范畴，而不是人。抽象、范畴就其本身来说，即把它同人们及其物质活动分离开来，自然是不朽的、不变的、不动的。它不过是一种纯粹理性的存在物，这干脆就是说，抽象就其本身来说是抽象的。多么美妙的同义反复！

　　这样，当做范畴形式来看的经济关系，对于蒲鲁东先生说来，是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的公式。

　　换个方式说：蒲鲁东先生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由于他谈到资产阶级的观念时，认为它们是永恒真理，所以他就寻找这些观念的综合，寻求它们的平衡，而没有看到，现在它们达到平衡的方式是唯一可能的方式。

　　其实，他所做的是一切好心的资产者所做的事情。他们都说，竞争、垄断等等在原则上，即如果把它们看做抽象的观念，是生活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它们在实践中还得大加改善。他们全都希望有竞争而没有竞争的悲惨后果。他们全都希望有一种不可能的争隋，即希望有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没有这些条件的必然后果。他们全都不了解，资产阶级生产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和暂时的形式，也正像封建形式的情况一样。他们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是由于在他们看来作为资产者的人是一切社会的唯一可能的基础，是由于他们不能想象会有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在那里人不再是资产者。

　　所以，蒲鲁东先生必然是一个空论家。变革现代世界的历史运动，对他来说不过是要发现两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正确的平衡、综合的问题。于是这个机灵的家伙就借用他的敏锐感觉来发现上帝的隐秘思想，发现两个孤立思想的统一，而这两个思想所以是孤立的，仅仅是因为蒲鲁东先生把它们从实际生活中孤立出来，把它们从现代生产即作为这两个思想所表现的种种现实的结合物的现代生产中孤立出来。蒲鲁东先生用自己头脑中奇妙的运动，代替了由于人们既得的生产力和他们的不再与此种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相互冲突而产生的伟大历史运动，代替了在一个民族内各个阶级间以及各个民族彼此间酝酿着的可怕的战争，代替了唯一能解决这种冲突的群众的实践和暴力的行动，总之，代替了这一广阔的、持久的和复杂的运动。可见，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

　　您现在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蒲鲁东先生十分强烈地敌视一切政治运动：在他看来，现代各种问题不是解决于社会行动，而是解决于他头脑中的辩证的旋转运动。由于在他看来范畴是动力，所以要改变范畴，是不必改变现实生活的，完全相反，范畴必须改变，而结果就会是现存社会的改变。

　　蒲鲁东先生一心想调和矛盾，因而完全避开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必须把这些矛盾的基础本身推翻呢？他完全像一个空论的政治家，想把国王、众议院、贵族院一并当做社会生活的构成部分，当做永恒的范畴。他只是寻求一个新公式，以便把这些力量平衡起来，而这些力量的平衡正是建立在现代运动的基础上，在这个运动中，各种力量时而取胜时而失败。同样，在18世纪，许多平庸的人物都曾努力去发现一个真正的公式，以便把各个社会等级、贵族、国王、议会等等平衡起来，而一夜之间无论国王、议会或贵族都消失了。这一对抗的真正平衡是推翻一切社会关系——这些封建体制和这些封建体制的对抗的基础。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永恒观念、纯粹理性范畴放在一边，而把人和他们那种在他看来是这些范畴的运用的实践生活放在另一边，所以他自始就保持着生活和观念之间、灵魂和肉体之间的二元论——以许多形式重复表现出来的二元论。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对抗不过是表明蒲鲁东先生不能了解他所神化了的各种范畴的世俗的起源和平凡的历史罢了。

　　我的信已经太长了，所以我不能再谈蒲鲁东先生对共产主义的可笑的责难。现在您会承认：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和这个革命运动在文献上的表现。

　　只有一点我完全同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温隋的厌恶。在他以前，我因嘲笑那种绵羊般的、温情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招致许多敌视。但是，蒲鲁东先生用他的小资产者的温情（我指的是他关于家庭生活、关于夫妻恩爱的空谈及其一切庸俗议论）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温情（这种温情在比如傅立叶那里要比我们这位善良的蒲鲁东先生大言不惭的庸俗议论高深得多呢）时，岂不是给自己造成一些奇怪的幻想？他本人感到自己的论据异常空洞，感到完全无力谈论这一切东西，于是突然忘形地恼怒起来，表示高尚的愤激，嚎叫，发疯发狂，肆口漫骂，指天画日，赌咒发誓，捶胸拍案，满口吹嘘说他丝毫没有沾染社会主义的龌龊！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温腈或他所视为温情的东西加以批评。他像一个圣徒，像一个教皇，无情地惩戒可怜的罪人，竭力颂扬小资产阶级以及那种小气的爱的和宗法式家庭的幻想。这并不是偶然的。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小资产者在已经发展了的社会中，迫于本身所处的地位，必然是一方面成为社会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成为经济学家，就是说，他既迷恋于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又同情人民的苦难。他同时既是资产者又是人民。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引以为骄傲的，是他不偏不倚，是他找到了—个自诩不同于中庸之道的真正的平衡。这样的小资产者把矛盾加以神化，因为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他自己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他应当在理论上说明他在实践中的面目，而蒲鲁东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做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科学解释者；这是一种真正的功绩，因为小资产阶级将是一切正在酝酿着的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

　　我本来很想随信把我那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²²寄给您，但是直到现在，我既未能出版这本书，也未能出版我曾在布鲁塞尔向您说过的对德国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的那篇批判⁽¹⁾。您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些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与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利益攸关的出版商。至于我们自己的党，它不仅很贫困，而且德国共产党内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由于我反对他们的空想和浮夸而生我的气。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脚　　注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22 指马克思计划撰写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从1843年年底以来一直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1844年春，他决定从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来公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他当时所写的手稿只保存下来一部分，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为撰写《神圣家族》，马克思曾暂时中断政治经济学研究，直到1844年12月才又恢复。马克思在1845——1846年研究了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写了提纲，作了大量的摘录和札记。但当时马克思未能实现他的计划，1845年2月1日与出版商卡·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两卷本的出版合同于1847年2月被后者取消。——53。
44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帕·安年科夫1846年1 1月1日来信的回复。安年科夫在来信中谈到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时写道：“老实说，我认为这部著作的结构本身只不过是观察了德国哲学的一个角落的人的幻想的结果，而并不是研究某一个题目及其逻辑发展的必然的结论。”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
　　虽然安年科夫不是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但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以及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的阐述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1847年1月6日给马克思写信说：“您对蒲鲁东的著作的看法精确、明晰，尤其是不逾越现实的界线，真的令我耳目一新。”
　　〔安年科夫在1880年彼得堡出版的《欧洲通报》第15年卷第4期上发表了他的回忆录《值得纪念的十年。1838——1848年》、其中用俄文摘引了马克思信中的大段论述。1883年马克思去世时，这些摘录被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和《纽约人民报》上。1912年代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和他同代人的通信》圣彼得堡版中用原文发表了这封信的全文。这封信的英译文收入马丁·劳伦斯出版社1934年在伦敦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6—1895年）》一书。——41。
45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对蒲鲁东的著作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分析。——41。
46 市民社会（biirgef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43。
47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合及首陀罗。——45。

14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月15日星期五[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你用法文写东西驳斥蒲鲁东，这很好。但愿在这封信到达的时候，这本小册子⁽¹⁾已经完成。不言而喻，我完全同意你从我们的书⁽²⁾中引用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也认为蒲鲁东的协作社同布雷的计划⁴⁸是一回事。我已经把这个善良的布雷忘得一干二净……

脚　　注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48 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约·布雷关于劳动产品不用货币交换的理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布雷的这种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11 1—117页）。——54。

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布鲁塞尔

[1847年11月23—24日于巴黎]

亲爱的马克思：

　　今天晚上才决定我去⁽¹⁾。这样，星期六⁽²⁾晚上到达奥斯坦德，在正对火车站的水池旁边的王冠旅馆见面，星期日早晨过海峡。你们如果乘4点到5点之间的火车动身，将大致和我同时到达。

　　如果星期日出乎意料地没有开往多佛尔的邮船，就立即回信告诉我。就是说，你星期四早晨接到这封信后，就必须马上去打听一下，如果需要回信给我，就在当天晚上（我认为要在5点钟以前）把信投到邮政总局去。所以，如果你想对我们的约会作些变动，还来得及。如果我星期五早晨接不到你的回信，那我就等着星期六晚上在王冠旅馆和你以及特德斯科见面了。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讨论；这次代表大会肯定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将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来掌握大会。⁴⁹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我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³⁾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时间十分仓促，还没有作仔细的修订。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的内容。这里的这个东西还没有提请批准，但是我想，除了某些小小不言的地方，要做到其中至少不包含任何违背我们观点的东西……

【图】恩格斯在巴门的故居

脚　　注

(1) 指出席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编者注
(2) 1847年11月27日。——编者注
(3)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49 这里所说的代表大会是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波兰的代表、可能还有来自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的代表。马克思作为布鲁塞尔区部的代表、恩格斯作为巴黎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他们在会上不懈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最后使与会代表认识到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他们起草的纲领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并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55。

16
恩格斯致埃米尔·布兰克

伦敦

1848年3月28日于巴黎

亲爱的埃米尔：

　　……至于这里的党派，如果不算比较小的（正统派⁵⁰和波拿巴派⁵¹，这些人只会搞阴谋，纯粹是一些宗派，在人民中间没有影响，其中一部分很有钱，但没有任何胜利的希望），实际上是三个大党派。这三个党派，第一是2月24日的战败者，即大资产者、证券投机商、银行家、工厂主和大商人、从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⁵²。第二是小资产者、中间等级、在2月23日和24日站到人民一边的国民自卫军⁵³的大多数、跟着拉马丁和《国民报》走的“明智的激进派”。第三是人民，是现在以武力控制着巴黎的巴黎工人。

　　大资产者和工人是直接对立的。小资产者扮演着一种居间调停的但是非常可怜的角色。不过，他们在临时政府中占多数（拉马丁、马拉斯特、杜邦·德勒尔、马利、加尔涅—帕热斯，有时还加上克雷米约）。⁵⁴他们，还有和他们一起的临时政府，都摇摆得很厉害。局势越平静，政府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就越是倾向于大资产阶级；局势越动荡，他们就越是重新靠近工人。比如，最近，当资产者又变得极端厚颜无耻，甚至发动8000名国民自卫军到市政厅⁽¹⁾去抗议临时政府的法令，特别是抗议赖德律一洛兰的果断措施⁵⁵的时候，他们竟真的吓坏了政府的多数成员，特别是软弱无能的拉马丁，致使他公开地抛弃了赖德律。但是在第二天，即3月17日，就有20万工人涌向市政厅，宣布他们无条件地信任赖德律一洛兰，并迫使政府的多数成员和拉马丁撤销了原来的决定。因此，在这一时刻，《改革报》派⁵⁶（赖德律一洛兰、弗洛孔、路·勃朗、阿尔伯、阿拉戈）又占了上风。在整个政府中，他们还是最能代表工人的，他们是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可惜小个子路易·勃朗由于他的虚荣心和他的那些狂妄的计划而大出其丑。他很快就会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⁵⁷而赖德律一洛兰表现得很好。

　　最糟糕的是：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向工人许下种种诺言，另一方面却一个也不能兑现，因为它没有勇气采取对付资产者的各种革命措施，实行高额累进税，遗产税，没收一切流亡分子的财产，禁止现金输出，建立国家银行等等，从而使自己获得履行诺言所必需的资金。有人让《改革报》派许下诺言，然后又用极端荒谬的保守的决议使他们无法履行诺言。

　　现在国民议会中又增加了一种新因素：占法兰西民族人口七分之五并拥护《国民报》派⁵⁸，即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农民。很可能这个政党会取得胜利，而《改革报》派要遭到失败，那时又会发生一次革命。也有可能议员们到了巴黎，会看清这里的情况，认识到只有《改革报》派才能够长期站住脚。然而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选举延期两周举行⁵⁹，〕这也是巴黎工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胜利……

脚　　注

(1) 巴黎市政厅在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编者注

注　　释

50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该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他们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镇压以后，才开始活跃起来。——57。
51 波拿巴派指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的拥护者。——57。
52 从前的保守派和自由派是指1846年选举后法国众议院中形成的所谓“进步保守派”（“自由联盟”）。这一派别最重要的代表是奥尔良派的埃·日拉丹、沙·托克维尔、茹·杜弗尔等。“进步保守派”要求基佐政府实行一系列符合大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选举权以巩固七月王朝。他们反对基佐，揭露基佐政府成员所干的卑鄙勾当。——57。
53 国民自卫军是1789年在巴黎成立的一种人民武装队伍。七月王朝期间（1830——1848年）、改组后的国民自卫军主要由有产阶级的成员组成，而较贫穷的平民则被排挤出去了。在1848年二月革命中，国民自卫军有时采取消极态度，有时支持起义者。1848年6月，国民自卫军中的多数人参与镇压了工人的起义，而其中的无产者则参加了起义。
　　七月王朝又称奥尔良王朝，指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至1848年二月革命之间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执政时期，即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统治时期。——57。
54 1848年巴黎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后，法国于2月24日成立了临时政府，资产阶级共和派（阿·拉马丁、沙·杜邦·德勒尔、阿·克雷米约、弗·阿拉戈、马利·德·圣乔治、阿·马拉斯特和加尔涅一帕热斯）占据了大部分职位。此外，三个《改革报》派代表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一洛兰、斐·弗洛孔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以及工人阿尔伯（本姓马丁）也进入政府。人们很快就发现，“社会主义者部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府中微不足道的摆设而已。1848年5月4日，制宪国民议会成立，临时政府的行政权也随即丧失。——57。
55 指当时的内务部长赖德律一洛兰作出的更换市议会行政人员的决定和他于3月14日颁布的关于取缔国民自卫军中由资产阶级和贵族组成的特权组织的法令。——58。
56 《改革报》派又称改革派，是聚集在法国《改革报》周围的一个政治集团，包括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其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等人。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58。
57 指当时担任临时政府劳动委员会主席的路易·勃朗提出的一项不切实际的计划，即让他的“劳动组织”依赖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路易·勃朗领导的劳动委员会在1848年5月15日的巴黎人民革命行动之后被政府解散。——58。
58 《国民报》派又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是法国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该派所依靠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国民报》是该派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时期，《国民报》派的领导人进入了I临时政府（1848年2月24日——5月4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阿·马拉斯特、茹·巴斯蒂德和路·加尔涅一帕热斯。3月5日以后，加尔涅—帕热斯接替银行家米·古德肖的职务，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后来靠路·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对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大屠杀。——58。
59 这里涉及原定于1848年3月18日进行的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和原定于4月5日进行的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由于在短时间内进行选举将会有利于反革命势力，巴黎工人在3月17日举行游行示威。他们要求政府除了从首都撤军外，还应将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到4月5日，将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延期到5月31日。政府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但实际上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只延期到4月23日。——58。

17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巴黎

1849年7月25日于沃州沃韦

亲爱的马克思夫人：

　　您和马克思想必都会感到奇怪，我这么久没有给你们一点音信。原因在于：就在我从凯撒斯劳滕给马克思写信⁽¹⁾的那一天，传来消息说，霍姆堡已被普鲁士人占领，因而同巴黎的联系被切断了。当时我不能再发信，就到维利希那里去了。在凯撒斯劳滕，我本来没有参加任何所谓的革命活动⁶⁰；但是当普鲁士人到来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参加了战斗⁶¹。维利希是唯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副官。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⁶²，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整个战役中，虽然有不少胆怯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更多的却是“蛮勇举动”。总之，我幸运地摆脱了各种危险；不管怎样，《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当时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干过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战斗。金克尔加入我们的军团当了火枪手，他干得很出色；他在第一次参加战斗时头部被枪弹擦伤，并被俘。

　　在我们的军团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所有部队都晚24小时进入瑞士，于昨天到达沃韦这里。⁶³在战役中以及在进人瑞士的行军途中，我根本无法写信，甚至连一行也写不了。但是现在，我要赶陕报告一下情况，尤其是赶紧写信给您，因为我在巴登某处听说马克思已在巴黎被捕。我们看不到任何报纸，因而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究竟是真是假，我根本无法断定。您可以理解，我为此多么焦急不安，我急切地恳求您消除我的不安，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确实情况告诉我。因为马克思被捕的这个传闻我还没有得到证实，所以我仍然希望它不是真的。不过，德朗克和沙佩尔都在监狱里，对此我几乎是深信不疑的。总之，如果马克思还是自由的，那就请您把这封信转交给他，并请他马上给我写信。如果他感到在巴黎不安全，那么他在瓦特州⁽²⁾这里将会是十分安全的。政府本身自称是红色的，是不断革命的拥护者。日内瓦的情形也是一样。曾在美因茨军团里担任过指挥官的那个特里尔人席利，目前就在那里。

　　如果我能从家里搞到一些钱，那我很有可能到洛桑或日内瓦去，然后再考虑以后怎么办。我们那个曾经勇敢地作过战的部队现在使我感到腻烦，我在这里简直无事可做。维利希在战斗中勇敢、沉着、机智，并且能迅速而准确地总览全局，但是在不作战时他却或多或少是一个无聊的意识形态家⁶⁴，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³⁹。军团里能够谈得来的人大都分配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愿我能确实知道马克思是自由的！我常常这样想，处在普鲁士的枪林弹雨中的我同在德国的其他人相比，特别是同在巴黎的马克思相比，危险还是小得多的。因此，请您立即使我摆脱这种不明真相的处境。

您的 恩格斯

　　来信寄瑞士沃韦德国流亡者弗·恩格斯收（如有可能，就用寄到蒂永维尔或梅斯的信封）。

　　燕妮·马克思，父姓冯·威斯特华伦收。

脚　　注

(1) 指恩格斯1849年6月中旬给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 瓦特州（Waadlland）即沃州（Vaud）。——编者注

注　　释

39 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论调。卡·格律恩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1846——1847年间、他在巴黎德国工人中散布“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市侩温情观点，同时也大力宣扬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反动学说，其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和海·克利盖等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们把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侩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起来，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这种学说成了不断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障碍，不利于实现当时的主要任务，即团结民主力量进行反对专制制度和封建秩序的斗争，同时在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61。
60 这里所说的革命活动是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59。
61 1849年6月初，恩格斯来到普法尔茨临时政府所在地凯撒斯劳滕。在那里，他拒绝担任临时政府为他提供的文职和军职。随后他前往奥芬巴赫，参加巴登一普法尔茨革命军。——59。
62 拉施塔特会战发生在1849年6月29——30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被包围在拉施塔特要塞的巴登革命军坚持到7月23日才无条件投降，德国1848—1849年革命就此结束。参看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四章《为共和国捐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59。
63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以后、恩格斯所在的维利希军团于1849年7月12日作为革命军的最后一支部队在洛特施泰滕越过瑞士边界，7月24日到达沃韦，在那里驻守了一个月。——60。
64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抱有唯心主义观念，认为思想具有独立作用，而不懂思维和意识对物质现实的依赖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家。——61。

1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49年]12月19日于伦敦
　　切尔西国王路安德森街4号

亲爱的魏德迈：

　　……目前在英国这里，正在开展一个极其重要的运动。一方面是保护关税派的鼓动，这种鼓动受到狂热的农村居民的支持（谷物自由贸易⁶⁵的后果开始像我几年前所预言的那样显现出来了⁽¹⁾）。另一方面是自由贸易派⁶⁶，他们对内作为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⁶⁷，对外作为和平派⁶⁸，从自己体系中作出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结论。最后是宪章派⁶⁹，他们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贵族，同时又更加起劲地开展了他们这一派反对资产者的运动。⁷⁰如果像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希望不是没有可靠根据的），托利党⁷¹代替辉格党⁷²进入内阁，那么，这些党派之间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冲突，鼓动的表现形式就会更具革命性，更加激烈。另一个从大陆上看还不太明朗的事件，就是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大危机即将到来。如果大陆上的革命延迟到这个危机爆发以后，那么，英国也许一开始就不得不成为革命大陆的同盟者，即使是不受欢迎的同盟者。据我看，革命过早爆发（如果它不是直接由俄国的干涉所引起的），是一种不幸，因为现在正好是贸易日益扩大的时候，法国、德国等地的工人群众，以及整制、店主阶层等，也许在口头上是革命的，但是实际上肯定不是如此。

　　你知道，我的妻子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个公民⁽²⁾。她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我也向你的夫人衷心问好。请速回信。

你的 卡·马克思

脚　　注

(1)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2) 亨·吉·马克思。——编者注

注　　释

65 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开展了废除谷物法的斗争。谷物法是1815年以来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施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从而废除了谷物法。——62。
66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这种观点也被称做曼彻斯特主义。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62。
67 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一个政治流派，是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拥护者。这个协会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49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以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的人民宪章。指望在宪章派1848年4月10日的示威游行失败后，尤其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受到理·科布顿、约·布莱特和以菲·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中改良派的支持，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人在50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1855年解体。——62。
68 和平派指和平协会的成员，该协会是教友会（即贵格会）派于1816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的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自由贸易派的领导者（如理·科布顿）同时也是和平协会的领导者。——62。
69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一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62。
70 在宪章运动于1848年遭受挫折（1848年4月10日示威游行失败以及请愿书被拒绝等等）后，宪章派1849年秋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重新展开了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在工业区举行群众集会以支持被逮捕的宪章派人士，要求赦免所有的政治犯，并在集会上商讨宪章派全国协会的进一步行动。
　　1849年12月初，宪章派为了重新组织宪章运动而筹备召开代表大会，在选举大会代表期间。首都和英国北部的其他城市再次出现了群众集会的浪潮。——62。
71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62。
72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62。

1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今天写信给你，是想和你研究一个理论上的小问题，自然是政治经济学性质的。

　　现在从头说起，你知道，根据李嘉图的地租理论⁽¹⁾，地租不过是生产费用和土地产品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按照他的另一种说法，不过是最坏的土地的产品为补偿它的费用（租佃者的利润和利息总是算在这种费用里面的）所必需的出售价格和最好的土地的产品所能够得到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

　　依照他自己对他的理论的解释，地租的增加表明：

　　（1）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者说，连续使用于同一块土地的同量的资本获得的产品不一样。一句话：人口对土地的要求越多，土质就变得越坏。土地变得相对地越来越贫瘠了。这恰恰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⁷³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他的学生们现在也在这里寻求最后的靠山。

　　（2）只有当谷物价格上涨时，地租才能提高（至少在经济学上是合乎规律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地租必定降低。

　　（3）全国的地租总额如果增加，这只是由于很大数量的较坏的土地被耕种了。

　　可是，这三个论点处处都是和历史相矛盾的。

　　（1）毫无疑问，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2）自1815年以来，谷物的价格从90先令下降到50先令，而在谷物法废除⁶⁵以前，降得更低，这种下降是不规则的，但是不断的。而地租却不断地提高。英国是这样。大陆上到处也有相应的变化。

　　（3）我们在各个国家都发现，像配第曾经指出的：当谷物价格下跌时，国内地租的总额却增加了。⁽²⁾

　　在这里，主要问题仍然是使地租规律与整个土地肥力的提高相符合；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历史事实，另一方面，也才能驳倒马尔萨斯关于不仅劳动力日益衰退而且土质也日益恶化的理论。

　　我想，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解释如下：

　　假定在农业的某种状况下，1夸特小麦的价格为7先令，而1英亩地租为10先令的最好的土地生产20蒲式耳。那么，1英亩的收益＝20×7即140先令。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是130先令。因此，130先令就是最坏的耕地的产品价格。

　　假定农业现在普遍地改良了耕作。我们以此为前提，就要同时假定科学在进步，工业在发展，人口在增长。由于改良耕作而获得的土地肥力的普遍提高，就以这些条件为前提，这和仅仅因为偶然碰到一个好年景而获得的肥力是不同的。

　　假定小麦的价格从每夸特7先令跌到5先令；从前生产20蒲式耳的最好的、头等的土地现在生产30蒲式耳。那么，现在得到的就不是20×7即140先令，而是30×5即150先令。这就是说，地租现在是20先令，而不是从前的10先令了。不负担地租的最坏的土地必须生产26蒲式耳，因为按照我们上面的假定，它的必需的价格为130先令，而26×5＝130先令。如果耕作的改良，即和整个的社会进步、人口增长等等步调一致的科学的普遍进步，还没有达到使必须耕种的最坏的土地能够生产26蒲式耳那样普遍的程度，那么谷物价格就不可能跌到每夸特5先令。

　　和以前一样，20先令的地租表现着最好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和谷物价格之间的差额，或最坏的土地的生产费用和最好的土地的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相对地说，一种土地和另一种土地比起来，仍然像以前那样贫瘠。但是肥力普遍地提高了。

　　这里只是假定：如果谷物价格从7先令跌到5先令，消费、需求也按同一比例增加；或者说，生产率没有超过价格为5先令时所能期望的需求。如果说，在价格由于年景异常好而从7先令跌到5先令时，这个假定是完全错误的，那么，在肥力由于生产者自己的努力而逐渐提高的情况下，这种假定则是完全必要的。无论如何，这里所涉及的只是这种假设的经济学上的可能性。

　　由此得出结论：

　　（1）虽然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下跌，地租却能提高，而李嘉图的规律仍然是正确的。

　　（2）李嘉图用一个最简单的命题提出来的地租规律（撇开从它引申出来的结论不谈），不是以土地肥力的递减为前提，而仅仅是以（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土地肥力普遍地日益提高）土地肥力各不相同或连续使用于同一土地上的资本所产生的结果各不相同为前提。

　　（3）土地的改良进行得越普遍，被改良的土地的种类就越多，虽然谷物的价格普遍下跌，全国的地租总额却能够增加。拿上面的例子来说，这里的关键只是在于：生产26蒲式耳（每蒲式耳5先令）以上但不一定是恰好生产30蒲式耳的土地数目有多少，也就是说，介于最好和最坏之间的土地的质量有多少种。这和最好的土地的地租率没有关系。这和地租率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你知道，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此外，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被废除以后，仍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土地相对地越来越贫瘠，连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越来越少，虽然那时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不同，最好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会和最坏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一样贵了。可是依照上面所说，这种顾虑就消除了。请把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告诉我……

脚　　注

(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编者注
(2) 威·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6篇。——编者注

注　　释

65 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开展了废除谷物法的斗争。谷物法是1815年以来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施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从而废除了谷物法。——64。
73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63。

20.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月29日星期三晚上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无论如何，你关于地租的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李嘉图关于土地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¹⁾，我始终是不信服的，同样他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论据。但是，由于我在理论方面的众所周知的怠惰，我只满足于良好的自我在内心的不满，从来不去深究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你对问题的解决是正确的，这使你有新的理由获得地租问题经济学家的称号。如果世间还有公理和正义的话，那么至少一年的全部地租现在应该归于你，这还只是你有权要求的最低数目。

　　我怎么也不理解李嘉图的那个简单的命题，他把地租说成是各类土地的生产率之间的差额，但他在论证这个命题时，（1）除了说人们要去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没有举出任何别的因素；（2）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3）最后几乎完全抛开了人们要去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的说法，而始终强调这样一种论点：连续投入一定的土地上的资本，使收益增加得越来越少。需要论证的命题本身是很清楚的，而在论证中举出的理由与这个命题却是毫不相干的。你也许会记得，我在《德法年鉴》上早已用科学耕作法的进步批驳过肥力递减论⁽²⁾，——当然那是很粗浅的，缺乏系统的论述。你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这就更是你必须赶陕完成并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一个理由。如果能够把你的论述地租的文章发表在英国的一家杂志上，那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请考虑一下这件事，文章的翻译由我负责……

脚　　注

(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编者注
(2)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6—83页。——编者注

2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2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我的新地租理论目前只是使我获得了任何一个正直的人所必然追求的自信心。不过，无论如何，你对新地租理论表示满意，我是高兴的。土地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这不免使像我这样多子女的父亲很受触动。尤其是，我的婚姻比我的工作更多产。

　　现在，我只是向你说明一下通货理论。黑格尔派会把我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说成是对“异在”、“异物”的研究，总之，对“圣物”的研究。

　　从李嘉图开始，劳埃德先生和其他一切人的理论如下：

　　假定实行纯金属通货。如果这里货币流通过多，物价就会上涨，因此商品出口就会减少。国外的商品进口就会增加。进口就要超过出口。因此，就出现贸易逆差和不利的汇率。就要输出硬币，通货就会减少，商品价格就会下降，进口就会减少，出口就会增加，货币就重新流入，总之，重新恢复原来的平衡。

　　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同样的，不过有相应的变化。

　　由此人们得出的教训是：因为纸币必然重复金属通货的运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为的调节必将取代在另一种情况下起作用的自然规律，所以每当贵金属流入时英格兰银行就要增加银行券的发行（例如，通过收购国家证券、国库券等手段），而贵金属减少时，它就要通过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或抛售国家证券的办法来减少银行券的发行。而我却认为，银行应当做的恰好相反，也就是说，当贵金属减少时，应当扩大自己的贴现业务，而当贵金属增加时，贴现业务仍应照常进行，以避免不必要地加剧即将到来的商业危机。不过，这个问题下次再谈。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我断定，除了在实践中永远不会出现但理论上完全可以设想的极其特殊的情况，即使在实行纯金属通货的情况下，金属货币的数量和它的增减，也同贵金属的流入或流出，同贸易的顺差或逆差，同汇率的有利或不利，没有任何关系。图克提出了同样的论断，但是我在他的《价格史》有关1843—1847年的论述中没有发现任何论证。

　　你知道，这件事情是重要的。第一，这样一来，从根本上推翻了整个的流通理论。第二，这证明，信用制度固然是危机的条件之一，但是危机的过程所以和通货有关系，那只是因为国家政权疯狂地干预通货的调节，会使当前的危机进一步加剧，就像1847年那样。

　　应当指出，在下面的论述中，我的设想是：贵金属的流入是同商业繁荣，物价虽不高但在上涨，资本过剩，出口超过进口等现象相联系的。而黄金的流出则同相反的条件相联系，不过有相应的变化。那些同我论战的对手也是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他们根本无法反驳这一点。其实，可以举出一千零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输出黄金的国家，虽然其他商品的价格大大低于那些输入黄金的国家，但是其黄金仍然外流。例如，在1809——1811年和1812年英国就是这种情况，等等。不过，总的前提，第一，抽象说来是正确的，第二，通货学派⁷⁴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在这里暂时不必争论。

　　现在我们假定在英国纯金属通货占统治地位。但并不由此假定信用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另外，假定英格兰银行成为既可以存款又可以借贷的银行，不过它的贷款完全用现金发放。如果不作这样的假定，这里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就会成为私人钱财的积聚，而银行的贷款就会成为私人的贷款。因此，为了不使过程分散，而集中到焦点上，在这里关于英格兰银行的存款要谈的，只是一个概要。

　　第一种情况。贵金属的流入。在这里问题很简单。闲置资本多，存款就增加。为了使存款投入周转，银行就要降低它的利率。这就造成国内营业扩大。只有在营业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通货来进行这些营业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否则，流通中的过剩的货币就会以到期票据等形式作为存款等流回银行。因此，通货在这里不是原因。通货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入使用的资本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可见，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结果就是存款即闲置资本的增加，而不是货币流通的增加。

　　第二种情况。在这里问题实际上只是刚开始。假定：输出贵金属；货币紧迫期开始，汇率不利，同时由于收成不好等等（或者工业原料涨价），需要越来越多地进口商品。假定在紧迫期开始时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是下面的情形：

　　（a）

　　资本…………………………………………………… 14500000英镑

　　储备金……………………………………………………3500000英镑

　　存款…………………………………………………… 12000000英镑

　　　　　　　　　　　　　　　　　　　　　　　————————

　　　　　　　　　　　　　　　　　　　　　　　　30000000英镑

　　国家证券…………………………………………………1O000000英镑

　　票据………………………………………………………12000000英镑

　　贵金属或铸币…………………………………………… 8000000英镑

　　　　　　　　　　　　　　　　　　　　　　　————————

　　　　　　　　　　　　　　　　　　　　　　　　　30000000英镑

　　假定没有银行券，银行的债务只有1 200万存款。按照这个银行的原则（存款银行和发行银行的共同原则是，只用三分之一的现款偿付自己的债务），800万贵金属比需要的多一倍。为了增加利润，银行就要降低利率和扩大比方说400万的贴现业务，这400万要输出国外，支付粮食等用款。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a）

　　资本……………………………………………………14500000英镑

　　储备金……………………………………………………3500000英镑

　　存款…………………………………………………… 12000000英镑

　　　　　　　　　　　　　　　　　　　　　　　————————

　　　　　　　　　　　　　　　　　　　　　　　　30000000英镑

　　国家证券…………………………………………………10000000英镑

　　票据………………………………………………………16000000英镑

　　责金属或铸币…………………………………………… 4000000英镑

　　　　　　　　　　　　　　　　　　　　　　　————————

　　　　　　　　　　　　　　　　　　　　　　　　　30000000英镑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

　　既然商人要输出黄金，他们首先就要影响银行的贵金属储备。输出这些黄金会使它的（银行的）储备减少，但是丝毫不影响通货。这400万无论放在银行的地下室或放在开往汉堡的轮船上，对通货来说都是一样的。最终表明，贵金属可能出现相当大的流出，在这里是流出400万英镑，但对通货和国内的营业毫无影响。这种情况正是发生在整个这样一个时期：与债务相比数量过大的贵金属储备将减少到同债务形成适当的比例。

　　（c）但是假定：使银行金属现金必须流出400万的情况继续存在，粮食缺乏，原棉价格上涨等等。银行就会担心自己的保证金。它就提高利率和限制自己的贴现业务。因此，商业界就出现货币紧迫。这种货币紧迫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存户要求从银行提取存款，银行的贵金属相应减少。如果存款下降到900万，即存款减少300万，银行的贵金属储备也要减少300万。这样一来，贵金属储备就降到100万（400万减300万），而存款是900万，这个比例对银行来说是危险的。所以，如果银行想要把它的贵金属储备保持在存款的三分之一的水平上，它就必须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200万。

　　这样，银行的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 14500000英镑

　　储备金……………………………………………………3500000英镑

　　存款…………………………………………………… 9000000英镑

　　　　　　　　　　　　　　　　　　　　　　　————————

　　　　　　　　　　　　　　　　　　　　　　　　27000000英镑

　　国家证券…………………………………………………1O000000英镑

　　票据………………………………………………………14000000英镑

　　贵金属或铸币…………………………………………… 3000000英镑

　　　　　　　　　　　　　　　　　　　　　　　　————————

　　　　　　　　　　　　　　　　　　　　　　　　　27000000英镑

　　由此可以看出：一旦金属现金流出过多，使贵金属储备不能保持其同存款的适当比例，银行就要提高利率和缩减贴现业务。可是这样一来就开始影响存款，而由于存款减少，贵金属储备也要减少，不过票据贴现要以更大的比例缩减。但是通货却丝毫不受影响。失去的贵金属和存款有一部分会填补由于银行贷款减少而在国内流通中造成的真空，另一部分则流到国外。

　　（d）假定：继续进口粮食等等，存款减少到450万，那么银行为了保持贵金属储备同它的债务的适当比例，还要把它的贴现业务缩减300万，这样，平衡表就是如下的情形：

　　资本…………………………………………………… 14500000英镑

　　储备金……………………………………………………3500000英镑

　　存款…………………………………………………… 4500000英镑

　　　　　　　　　　　　　　　　　　　　　　————————

　　　　　　　　　　　　　　　　　　　　　　　　22500000英镑

　　国家证券…………………………………………………1O000000英镑

　　票据………………………………………………………11000000英镑

　　贵金属或铸币…………………………………………… 1500000英镑

　　　　　　　　　　　　　　　　　　　　　　　　————————

　　　　　　　　　　　　　　　　　　　　　　　　　225000000英镑

　　在这种前提下，银行就要把票据贴现从1600万降低到1100万，即降低500万。货币流通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由取出的存款来弥补。但是同时就会出现资本缺乏，原料价格高涨，需求缩减，因而营业缩减，最后，货币流通，即必要的通货缩减。通货的多余部分以贵金属的形式流出国外以支付进口。通货最后才会受到影响，并且只有在贵金属储备减少到其对存款的最必要的比例以下的时候，才会减少到必需的数量以下。就

　　以上所述，还必须指出：

　　（1）银行可以不缩减自己的贴现业务，而抛售它所掌握的国家证券。这在既定的前提下是不利的，但结果是一样的。银行不缩减它本身的储备金和贴现业务，而缩减把货币换成国家证券的私人的储备金和业务。

　　（2）我在这里假定银行的金属现金流出650万英镑。1839年曾经流出900万—1000万。

　　（3）以纯金属通货为条件所假定的过程，和以纸币流通为条件一样，可能造成支付的停止。18世纪在汉堡曾经两度发生过这种情况。

　　请早日回信。

你的 卡·马·

注　　释

74 通货学派是19世纪30—50年代在英国宣扬“通货原理”（currency 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cy theory）的一个货币理论学派，它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该派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德（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恩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货币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金属货币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算做“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人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进行的尝试（1844年和1845年的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果，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 1卷）和《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二十六、二十八章对通货原理作了评价。——70。

2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2月25日星期二
　　[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无论如何，我早就应当向你答复通货问题。依我的看法，这件事情本身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于把混乱的流通理论归结为简单明了的基本事实大有帮助。关于你在信中的阐述，我认为只有下列几点需要指出：

　　（1）假定货币紧迫初期在英格兰银行的平衡表中，像你所说的，存款为1200万英镑，贵金属或铸币为800万。为了抛出过剩的400万英镑贵金属，你迫使银行降低贴现率。我想银行完全用不着这样做。根据我的记忆，货币紧迫初期降低贴现率的事情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认为，货币紧迫会立刻影响到存款，并且很快不仅会恢复贵金属和存款之间的平衡，而且还会迫使银行提高贴现率，使贵金属不致减少到存款的三分之一以下。随着货币紧迫日益加剧，资本流通和商品销售也就日益停滞。但是曾经开出的汇票陆续到期，需要支付。因此必须动用准备资本，即存款——你知道，这不是作为通货，而是作为资本；因而贵金属的单纯流出本身，与货币紧迫一起，就足以使银行摆脱贵金属过剩的现象。此外，银行处于促使全国利率同时普遍提高的那些条件之下，也没有必要降低自己的利率。

　　（2）在货币紧迫加剧的时期，我认为，银行一定会根据货币紧迫加剧的程度提高贵金属对存款的比例（以免陷入困难的境地）。剩余的400万对银行来说是求之不得的，银行将会尽可能慢慢地把它消耗掉。在货币紧迫加剧的情况下，按照你的假定来说，贵金属对存款以²∕₅:1，¹∕₂:1，甚至³∕₅:1为比例决不会是夸大的，而且这个比例实现起来也更容易，因为随着存款的减少，贵金属的储备也会绝对地减少，哪怕它相对地有所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像在使用纸币的情况下一样，向银行挤兑同样是可能发生的，这可能由最普通的商业关系引起，所以不会动摇银行的信用。

　　（3）你说，“通货最后才会受到影响”。按你自己的假定—一百货由于营业的停滞将受到影响，这时自然需要较少的通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货随着商业活动量的减少而同时减少，随着货币紧迫的加剧，通货的一部分将成为过剩。当然，这种减少只有到最后，在货币紧迫严重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得到，但是整个说来，这个过程从货币紧迫初期就发生了，虽然在事实上不能把它详细指明。由于一部分通货的这种被闲置不用是其余一切商业关系的结果，是与通货无关的货币紧迫的结果，而其余一切商品和商业关系受到货币紧迫的影响比通货早，同时，由于通货的这种减少只是在最后才能实际感觉到，所以，通货自然是在最后才受到危机的影响。

　　你会看到，这些评论只涉及你的说明的方式。事情本身则是完全正确的。

你的 弗·恩·

23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51年6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汉斯：

　　马克思刚刚把你的信转给我，从信中我终于知道了你的确切地址。一段时间以来我就在打听你的地址，因为我想问你以下这件事。

　　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⁷⁵，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必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¹⁾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讯⁽²⁾，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的冒险经历⁷⁶——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至少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学不到什么正经的东西。为了使你更清楚地了解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你——当然，我在巴登部队中的晋级除外——我在普鲁士王国后备军中只不过是炮手而已⁷⁷，因此对了解战役的细节，我还缺乏中间一环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普鲁士尉官考试、而且是各兵种尉官考试时所必须具备的。当然，我所说的不是军事操练等等的细节，这些对我毫无用处，因为现在我已确信，我的眼病使我不能服现役。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史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些我根本不知道；还需要其他一些材料，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你一定是知道的。

　　请把所有这些基本问题的资料来源告诉我，以便我能立即弄到它们。我最需要的是这样的书：它们一方面能使我了解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另一方面还能使我了解现代各种军队之间的差别。例如，我想了解野炮炮架等等的各种不同的构造，师、军等等各种不同的编制和组织。我特别想得到关于军队、军需部门、野战医院的组织情况，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

　　你现在大致可以了解，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你应该给我介绍些什么书。我猜想，恰恰在这类手册中，德国军事著作比法国或英国的同类著作适用得多。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些无人承认的天才们的体系或臆造物。至于炮兵学，贝姆的手册⁽³⁾也许是最好的。

　　在近代战争史方面（我对早期的历史不太感兴趣，这方面我有蒙特库库利老头儿的著作⁽⁴⁾），我在这里能找到的当然都是法文和英文的史料。在英文的史料中，特别出色的是威廉·纳皮尔中将的西班牙战争史，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读过的战争史编纂方面最出类拔萃的一部作品。如果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而又能在你那里找到它的话，那是值得一读的（《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战争史》，共六卷）。我这里什么德文著作都没有，但我必须弄到几本；我首先想到的是维利森和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他们两个人的书怎样？从理论和历史方面来说，哪些值得读，哪些不值得读？只要我有所进展，我就要下功夫钻一钻1848—1849年的历次战役，特别是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役。你大概知道普鲁士方面出版过什么关于巴登运动的或多或少正式的或者稍微客观的报道吧？

　　其次，我还希望你能介绍一些好的专用的德国地图（尤其是1801—1809年符腾堡、巴伐利亚、奥地利的，1806—1807年和1813年萨克森、图林根、普鲁士的，1814年法国东北部的，伦巴第、匈牙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比利时的），价钱不要太贵，但足以用来研究1792年以后的各次战役。我有施梯勒大地图集⁽⁵⁾，但它远远不够用。我有1792—1814年期间各次会战的平面图，它们收在艾利生的《从法国革命开始的欧洲史》一书所附的地图集里，但是我发现，这些平面图有许多是不正确的。德国有没有价钱不太贵但又可靠的这类地图集？

　　你对现在被法国人捧上了天的若米尼先生了解得多吗⁽⁶⁾？我只是从梯也尔先生那里⁽⁷⁾知道他的，众所周知，梯也尔无耻地抄袭过他的东西。这个小矮子梯也尔是当今仅有的最不要脸的撒谎家之一，没有一次战役他能举得出正确的数字。由于若米尼先生后来投奔了俄国人，所以人们当然会认为，他有理由不像梯也尔先生那样把法国人的英勇业绩描写得神乎其神，而在梯也尔的书里，一个法国人总是能打败两个敌人的。

　　瞧，我向你提出了一大堆问题。除此之外，我希望，现在在德国发生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不再进一步扩大。但是丹尼尔斯的被捕令我忧虑⁷⁸。看来，这里在准备进行搜查，以便把我们也牵连到这个案件中去，但是这不那么容易，想必也弄不出什么名堂，因为在我们这里是什么也找不到的。

　　关于在伦敦为美国建立石印所的计划⁽⁸⁾，马克思显然会写信告诉你的。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要安排好的话，在这里马上就需要花很大一笔钱，而美国报纸大部分都很不可靠。鲁普斯⁽⁹⁾和弗莱里格拉特正在伦敦。本月初我也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

　　根据一切情况看来，既然你很快也要到那里去，那么最好你能和一家或者几家报纸或杂志签订关于通讯报道等的合同。这在伦敦。是可以得到很高报酬的，不过，最有支付力的几家报纸当然已经满员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在德国的报刊情况如何。

　　指挥官维利希仍旧住在他的兵营⁷⁹里，靠兵营供养和救济过日子。你看会不会弄出什么大规模对抗的事情？请尽快回信。

你的 弗·恩·

　　来信请寄：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

脚　　注

(1) 《新莱茵报》。——编者注
(2) 指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关于匈牙利战争的军事通讯和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和第43卷。——编者注
(3) 约·贝姆《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夫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编者注
(4) 雷·蒙特库库利《军队总司令、皇家炮兵总指挥官蒙特库库利回忆录。附评论》1770年阿姆斯特丹—莱比锡版。——编者注
(5) 阿·施梯勒《世界地形袖珍地图》1817—1822年哥达版。——编者注
(6) 指昂·若米尼《革命战争的考据与军事史》1820—1824年巴黎版。——编者注
(7) 指阿·梯也尔《执政府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历史》184卜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8) 指为美国出版石印通讯的计划，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编者注
(9) 威·沃尔弗。——编者注

注　　释

75 马克思于1849年8月底来到伦敦，在这里一直居住到逝世。
　　1850年11月中旬，恩格斯从伦敦转赴曼彻斯特，重新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这主要是为了给马克思以经济上的援助，使他能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更加频繁。——77。
76 指恩格斯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注60）。——77。
77 1841年9月——1842年10月、恩格斯曾在柏林的炮兵旅服役，其间被晋升为炮手。——78。
78 罗·丹尼尔斯被捕是由于威·豪普特的叛变出卖。——80。
79 兵营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于1850年7月在伦敦租用的一套带工作室、卧室及公用厨房的住宅。这里聚集着奥·维利希的追随者及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大多数成员。——81。

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7月20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文件⁽¹⁾随信寄还。我喜欢米凯尔的信。这个人至少会考虑问题，如果到外国来住些时候，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很能干的人。他担心现在公布的我们的文件⁽²⁾对民主派的影响不好，就他那个地区而言，这种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这个下萨克森土生土长的中农民主派（《科隆日报》新近在拍他们的马屁并提议同他们联合）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它远不如较大城市中的小市民民主派，并且还受着他们的支配。虽然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显然会因这一文件而异常恼怒，但是，由于自身极受限制和压抑，它不得不和大资产阶级一起承认“渡过红海”⁽³⁾的必要性。这些家伙将越来越被迫承认无产阶级暂时的恐怖统治的必要性，但是深信这种统治不能长久继续下去，因为文件的实际内容是这样荒谬，根本谈不到这些人的永久统治和这些原则的最终实现！另一方面，汉诺威的大农和中农除了土地一无所有，鉴于各家保险公司即将破产，他们的房屋、农场和谷仓等等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而且自恩斯特—奥古斯特那时以来，他们已经尝到了合法抵抗的种种甜头——这些强健的德国自耕农在被迫投红海之前是会加倍当心的。

　　从贝尔姆巴赫的信看来，豪普特是叛徒，但是我不能相信。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必须弄清。就我所知，豪普特还是自由的，这的确有些可疑。从格丁根或科隆到汉堡的旅行是不能想象的。能否从诉讼文件或审理材料中得到关于这件事的什么线索，什么时候能得到，很难说。如果这个人是叛徒，那么这件事是不应当忘记的，而且在适当的时机有一个实例，那是很好的。

　　我希望丹尼尔斯会很快被释放，他毕竟是科隆唯一有政治头脑的人，而且不管警察怎样监视，他还是能够继续正常地进行工作。

　　再回过来说说我们的文件对民主派的影响问题：米凯尔应当考虑到，我们曾在或多或少等于党的宣言的一些著作中连续不断地斥责这些先生们。对一个只是以非常平和的、特别是决不牵涉个人的方式来概述一些早已发表的东西的纲领，现在为什么竟大喊大叫起来？是我们的大陆上的青年们背弃了我们吗？是他们同民主派的交往超出了党的政策和党的荣誉所允许的限度了吗？如果民主派正好是由于没有反对意见而这样叫嚷革命，那么究竟是谁使他们没有反对意见呢？决不是我们，至多只是在德国的德国共产党人。这似乎确实就是症结之所在。任何一个明智的民主主义者必定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从我们党那里期望得到什么——文件不能给他们很多新东西。他们如果暂时同共产党人联合，那他们对于联合的条件和期限是完全清楚的，只有汉诺威的中农和律师才会相信，共产党人自1850年以来已经抛弃了《新莱茵报》的原则和政策。瓦尔德克和雅科比肯定决不会梦想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所有这类出版物，用施蒂纳的话来说，对“事物的本质”或“关系的概念”⁽⁴⁾是不会起什么长久作用的，而民主派的叫嚷和煽动会很快再次兴盛起来，而且他们会和共产党人携手并进。至于这些家伙在运动过后的第二天就会卑鄙地愚弄我们，这我们老早就知道了，而且这也不是任何外交手腕所能阻止的。

　　另一方面，如我所预见的，到处都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宣言》⁽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使我非常高兴。这正是我们由于迄今的总参谋部软弱无力而缺乏的。士兵自然可以找到，只要局势发展到这种程度就行，但是，总参谋部将不是由施特劳宾人⁴²组成，而且它可以比现在的只有受过某种教育的25人有更大的选择，这一前景是非常令人高兴的。最好是普遍建议到处在办事员中开展宣传。一旦要组织管理机构，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习惯于埋头工作和做清晰的簿记，而商业就是这些有用的办事员唯一的实习学校。我们的法学家等等不适于做这种工作。我们需要的是从事簿记和会计的办事员，编写电报、书信、文件的有才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用六个办事员组织一个管理部门，可以比用60个政府顾问和财政学家所组织的要精练实用一千倍。后者甚至写不出通顺可读的文字，只会把所有簿记都弄得一塌糊涂，连鬼都不晓得里面记的是什么。由于我们越来越不得不对这种可能性做准备，所以这件事并不是不重要的。此外，这些办事员习惯于做连续不断的机械的工作，要求不高，不大会偷懒，当不适用的时候，也容易更换。

　　寄往科隆的信已经发出——弄得很好，如果寄不到，那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要不然的话，就是使用舒尔茨的地址不大合适，他是我们从前的共同发行人！

脚　　注

(1) 指阿·贝尔姆巴赫1851年7月10日前后给马克思的信和约·米凯尔1851年7月13日前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3) 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3章第18节和第15章第22节。——编者注
(4) 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第126页。——编者注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42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83。

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8月11日前后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我对蒲鲁东的看法昨天没有谈完，今天继续谈。⁸⁰我暂时撇开他的药方中的许多缺陷，例如，看不出，工厂将通过什么方法从工厂主的手中转入工人协会的手中，因为废除的是利息和地租，而不是利润（要知道竞争仍然存在），其次，没有谈到利用雇佣工人经营土地的大土地占有者的情况将会怎样，此外还有其他类似的缺点。要对这一切作为一个理论整体作出判断，手里就必须有这本书⁽¹⁾。因此，我现在只能就我对各个措施在实行时是否行得通所作的分析，以及我对这些措施是否适合于集中全部生产力所作的研究，谈谈自己的意见。其实，就是为了这一点，也必须有这本书，以便看到他发挥自己论点的全部情况。

　　蒲鲁东先生终于认识到，实行或多或少是隐蔽的没收是必要的，我已经说过，这是一种进步。不过要问，他所提出的实行没收的理由在实际上是否行得通；因为对于所有这些目光短浅的家伙（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一类强制措施不是没收）来说，这个理由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利率将降低到0.5厘或O.25厘。”如何降低？关于这一点，你的摘要只是谈到，国家，或者是秘密地以其他名义同国家融合在一起的银行，必须按这种利息每年发放5亿法郎的抵押贷款⁽²⁾。我补充一句，降低利率应当逐步实行。既然利率这样低，以每年支付5％或10％的办法来逐年偿还全部债务等等，当然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蒲鲁东先生并没有指出，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这里就使我想起不久以前我们关于根据你的计划降低利率的讨论，你的计划是成立一个能够垄断纸币流通和停止金银流通的唯一享有特权的国家银行。我认为，任何想迅速地、恒久地降低利率的企图，都必然要遭到失败，因为在每一次革命爆发和营业停滞的时期，那些暂时手头拮据、处境困难，也就是说一时不宽裕的人对于高利贷和信贷的需求都不断增加。即使算做借款的实际报酬的那一部分利率可以借助于大量资本而减少，作为偿还贷款的保险的那一部分利率也仍然存在，而且恰恰在危机时期会大大地增长。在任何革命时期，即使政府不以0.25厘或0.5厘，而以5厘的利率贷款给商人，商人们也会对政府感激不尽。请参看1848年的情况、信贷银行等等。但是，国家以及每个大的集中的国家银行，当它还没有在一切地方直到最偏僻的角落都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而它的职员又没有获得丰富的商业经验时，只能贷款给大商业，否则它贷款出去就会一无所得。而小商业又不能同大商业一样，把自己的商品抵押给银行。这样一来，任何降低政府贷款利息的做法所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都是大商人利润的增加和这个阶级的普遍上升。

　　小商业被迫和过去一样只好求助于中间商人，中间商人从政府手里以0.5厘的利息借到贷款，再以5—10厘的利息贷出去。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商业拿不出保证品，拿不出抵押品。因此，从这方面看，结果也是抬高大资产阶级——间接造成一个大高利贷阶级即次一级的银行家。

　　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想降低利息的全部永恒的迫切要求，依我看来，是资产者和小资产者的虔诚的美好愿望。只要利息和利润成反比，这种要求只能导致增加利润。只要有不宽裕的、不能提供保证的、从而恰好非常需要钱的人存在，国家贷款就无法消灭私人贷款，因此也不能降低所有交易的利率。如果国家以0.5厘的利息贷出款项，那么相对于接受贷款的高利贷者，它所处的地位就会像1795年的法国政府一样，当时法国政府征收了5亿阿西涅币的税款，而后来又当做300万发放出去了；它纯粹是为了维持自己已经一钱不值的“信用”，在交纳税款时按票面额，即高于实际价值200倍的价额收回阿西涅币——总之，国家所处的地位就会像法国政府相对于当时的土地投机者和证券投机者所处的地位一样。

　　蒲鲁东太天真了。“个人信贷是在或者应该在工人协会中采用。”这就是说，两者必须择一：或者是由国家对这些协会进行监督、最终管理并制定规则，而蒲鲁东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或者是玩弄一场组织协会的绝妙的骗局，在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重演1825年和1845年的骗局。

　　用商业措施和强制措施来逐渐降低利率，以便使利息的支付变成债务的清偿，从而消灭一切债务等等，并把一切现实的财产都集中在国家或者公社的手中——想把这当做主要的事情，我认为是完全行不通的，第一，是由于前面所说的理由，第二，因为时间拖得太长，第三，因为在以国家证券形式保留信贷的情况下，唯一的结果就是国家必然会欠外国人的债，因为所有付还的钱都会流到国外；第四，因为即使在原则上有这样做的可能性，但是，认为法国即共和国能够顶着英国和美国而实现这一点，那是荒谬的，第五，因为国外的战争和当前时局的压力总的说来正在使这一类有系统的、缓慢的、打算在二三十年内实现的措施，尤其是货币支付，失去任何意义。

　　我认为，这种事情实际上只有一种意义，就是在革命发展的某一时刻，确实可以利用垄断的国家银行颁布如下的法令：第一条，取消利息，或者利率限制为0.25厘；第二条，利息照旧继续支付，并且具有清偿债务的作用；第三条，国家有权按照现行的估定价值收买全部不动产等等，以每年支付5％的办法在20年内偿清。到某个时候也许可能需要类似的法令作为在实行公开的没收以前的最后措施，但是不切实际地考虑什么时候，怎么样和在什么地方实行这种措施，那是纯粹的思辨。

　　无论如何，蒲鲁东的这本书，看来比他以前那些书是接近尘世得多了，——甚至价值构成也具有了一种比较有血有肉的形式：小商贩的公平价格的形式。先生，四个法郎，这是最公平的价格！至于废除关税和废除利息彼此有什么关系，讲得不清楚。蒲鲁东从1847年以来，非常彻底地完成了从黑格尔到施蒂纳的过渡，这也是一种进步。他研究德国哲学一直研究到了他自己尸体的最后腐烂阶段，还能说他不了解德国哲学！

　　请立即回信，并把你对上述意见的看法告诉我。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2) 参看马克思1851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注　　释

80 在1851年7月底至10月的几次往来书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这部著作交换了许多意见。1851年8月初，马克思认真研究了这部著作，随后将内容提要寄给恩格斯。马克思打算写一本关于这部著作的小册子。应马克思之约，恩格斯就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写了批判分析文章（见恩格斯《对蒲鲁东的〈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的批判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4卷），并于1851年10月底寄给马克思。接到恩格斯的手稿后，马克思计划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一本小册子，但是当时未能找到出版商。后来，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革命》杂志，马克思打算将文章交由魏德迈发表。然而，这一计划也未能实现。——84。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1年8月1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我在一两天内把蒲鲁东的原书寄给你，不过你一旦看完就寄回来。因为我想——由于需要钱用——就这本书写两三印张的评论去发表。因此希望把你对此书的意见更详细地告诉我，而不要像你惯常所做的那样匆忙地写出来。

　　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整个蒲鲁东主义首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尽管蒲鲁东从共产主义中剽窃了许多东西，而且是通过卡贝一勃朗的改头换面来认识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论点：

　　必须反对的真正敌人是资本。资本的纯粹经济上的确认是利息。所谓利润无非是工资的一种特殊形式。把利息变成年金，即对资本的分年偿还，就可以废除利息。这样一来，将保证工人阶级——应读做工业阶级——永远占有优势，而资本家阶级本身则注定要逐渐消失。货币利息、房租、地租是利息的不同形式。这样，资产阶级社会仍然保存，并获得了正当的理由，被铲除的只是其不良倾向。

　　社会清算只是重建“健全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手段。是快还是慢，这对我们无关紧要。我想先听听你对这种清算本身的矛盾、不确切的地方和不清楚的地方是怎样看的。但是这种重新建立的社会的真正灵药是废除利息，即把每年支付的利息变为年金。这种不是当做经过改良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手段，而是当做它的经济规律提出来的措施，自然会造成两种结果：

　　（1）使小的非工业资本家变成工业资本家。

　　（2）使大资本家阶级永世长存，因为在实质上，如按平均计算，社会总的说来——工业利润不计在内——任何时候都只是支付年金。不然的话，普赖斯博士所计算的复利⁽¹⁾就成为现实了，而整个地球上的财富也不够用来支付从耶稣基督诞生以来就开始流通的最小的资本的利息。事实上，以英国，即最稳定最资产阶级化的国家为例，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最近50年或100年中，投入土地或其他方面的资本，从来没有产生过利息，至少按照价格说来是如此，而这里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比如说，英国的国民财富估计最多有50亿。就算英国每年生产5亿，那么英国的全部财富仅仅等于年劳动产品的10倍。因此，资本不仅没有产生利息，而且按价值来说，甚至没有把它自身再生产出来。而这是由于一个简单的规律的缘故。

　　价值最初是由最初的生产费用，即根据生产该产品最初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但是产品一旦生产出来，产品的价格便由该产品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来决定了。而再生产的费用在不断地下降，而且时代在工业方面越发展，这种下降就越迅速。因此，是资本价值本身不断贬值的规律，使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失去作用，否则地租和利息的规律就会成为荒谬的东西。你提出一个论点，认为没有一个工厂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用，其原因也在这里。因此，蒲鲁东不能通过施行一种即使他不提出而社会实质上也在遵循的规律来改造社会。

　　蒲鲁东想赖以实现一切目的的手段就是银行。这里存在一种混淆。银行业务可以分为两部分：1.把资本变成现金。在这种场合我所给的只是货币而不是资本，其所以能这样做，当然只是考虑到生产费用，也就是考虑到0.5厘或0.25厘的利息。2.以货币的形式贷出资本，在这里利息要依资本的量而定。在这种场合，信用所能做的，只是通过积聚等等办法把现存的、非生产性的财富变成真正的、能动的资本。蒲鲁东把这第二项看得同第一项一样容易，然而最后他会发现，如果他依靠假想的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使资本的价格按资本的利息降低的比例提高。其结果无非是使他的证券失去信用。

　　至于关税同利息的联系，我想让你通过原文去玩味。这么美妙的东西是不应该由于删节而使它受到损害的。蒲鲁东先生既没有确切地说明，公社分享房屋和土地是怎么回事——而他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者，无论如何是应该这样做的，也没有确切地说明，工人将怎样占有工厂。他虽然希望有“强大的工人协会”，但是又十分害怕这些工业“行会”，因此，他尽管没有让国家但却让社会具有解散它们的权利。作为一个地道的法国人，他只是把协会局限于工厂，因为他既不知道摩西父子公司，也不知道中洛锡安的农场主。在他看来，法国的农民和法国的鞋匠、裁缝、商人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必须承认他们的存在。我越是研究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就越相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核心。否则，马尔萨斯牧师就是对的了。

　　同路易·勃朗等人的东西相比，这部著作是很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卢梭、罗伯斯比尔、上帝、博爱以及诸如此类的荒唐东西作了大胆抨击。

　　至于《纽约论坛报》的事，我由于忙于经济学，现在需要你的帮助。请你写一组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的文章⁸¹，要写得俏皮而不拘束。这些先生们在外国栏目中是非常大胆的……

脚　　注

(1) 理·普赖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版和《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版。——编者注

注　　释

81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从1851年8月到1852年9月，撰写了一组文章《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撰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想法是马克思向恩格斯提出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共19篇，从1851年1O月25日起到1852年10月23日止陆续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署名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后，才知道这组文章是由恩格斯撰写的。——91。

2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8月2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要我写的那篇文章⁽¹⁾随信寄去。各种情况的巧合，使这篇东西写得不好。首先，从星期六⁽²⁾以来，我闹了点病，也算是一点波折。其次，我没有任何材料，只好完全凭记忆信笔写了一篇救急之作。还有，时间仓促，工作是约定的，对于这家报纸⁽³⁾及其读者的状况又几乎毫无了解，因此，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式的计划。最后，这一组文章的原稿不能全部留在手边以便前后对照，因此为了避免后面几篇文章中出现重复，就必然使文章的开头写得多少有些拘泥于条理。由于这一切，再加上我很久不写文章了，所以这篇东西写得十分枯燥，如果说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英文还比较流畅，这是由于我八个月以来已经养成了几乎完全用英文讲话和阅读的习惯。总之，这篇东西由你随便处理。

　　蒲鲁东的书⁽⁴⁾我已经读完一半，我认为你的看法完全正确。他诉诸资产阶级，他复归到圣西门那里以及在批判部分的成百件其他事情，都证明：他把工业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实质上相同的阶级，他认为，只是由于革命没有完成，它们之间才发生对抗。假哲学的历史结构是十分清楚的：革命前，工业阶级处于自在的状态，1789—1848年处于对抗的状态：否定I蒲鲁东的合题要一举解决这一切。我觉得，所有这些是想从理论上拯救资产阶级的最后的尝试；我们关于物质生产的决定性历史动因、关于阶级斗争等等的前提，有很大一部分被他接受了，但大多数都被歪曲了，他在这个基础上，利用假黑格尔主义的魔术，制造了把无产阶级反过来纳入资产阶级中去的假象。合题的部分我还没有读到。在对于路·勃朗、罗伯斯比尔和卢梭的抨击中，有时也有一些不错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他对政治的批判更狂妄而肤浅的了，例如，在他谈到民主的时候，在他完全同《新普鲁士报》和整个旧历史学派⁸²一样在人数上高谈阔论的时候，以及在他恬不知耻地想根据小学生式的琐屑的实际考虑来建立一整套体系的时候，就是如此。他认为，“权力”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对立物，任何政体都不能提出充分的道义上的理由，使他必须服从它，这思想可真够伟大啊！天啊，那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呢？

　　此外，我相信艾韦贝克先生已经把他翻译的《宣言》⁽⁵⁾，可能还私下把你在《评论》上发表的那些文章⁽⁶⁾的译文都交给蒲鲁东了。有许多重要的论点无疑是从那里偷来的，例如，政府不过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权力，它将随着阶级对立的消失而消失。其次是关于1848年以来的法国运动的许多重要论点。我不认为，这一切都是他在你反驳他的那本书⁽⁷⁾里找到的。

　　过几天，等我把全书读完，再写信详谈。另外，维尔特最近几天要到这里来，他像往常一样突然跑到布拉德福德去了。因此，蒲鲁东的书可能要在我这里多放两三天……

脚　　注

(1)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一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2) 1851年8月16日。——编者注
(3)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
(4)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编者注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6)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7)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82 指历史法学派。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的一个法学流派。其主要特征是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应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反对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该派后来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1842年，萨维尼被任命为修订普鲁士法律的大臣，这样，历史法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了修订普鲁士法律的依据。
　　历史法学派的主张同黑格尔法哲学的观点相对立。早在1836——1838年、马克思就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与黑格尔法哲学之间的分歧和论争。1841年底，马克思着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时继续研究历史法学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93。

28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苏黎世

[1851年]9月11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德迈：

　　……我认为马志尼的政策是根本错误的。他鼓动意大利立即同奥地利决裂，他完全是在为奥地利效劳。另一方面，他忘记了：应当面向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深受压迫的那部分意大利人，即农民，他忘记了这一点，就是在为反革命准备新的后援。马志尼先生只知道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自由派贵族和开明的公民。意大利农村居民（他们同爱尔兰的农村居民一样，都遭到了敲骨吸髓的压榨，经常被弄得精疲力竭，愚昧无知）的物质需要，对马志尼的世界主义的、新天主教的、意识形态的宣言里的那一套高谈阔论来说，当然是不值一提的。但是要向资产者和贵族说明，使意大利获得独立的第一步就是使农民得到完全的解放，并把他们的分成租佃制变为自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马志尼似乎认为，借到1000万法郎要比争取到1000万人更革命一些。我很担心，奥地利政府在万不得已时会自己动手去改变意大利的占有形式，会按照“加利西亚的方式”⁸³去进行改革。

　　请告诉德朗克，过几天我就会给他去信。我的妻子和我向你和你的夫人衷心问好。你是否想在这里找事做，请再考虑一下。

你的 卡·马克思

注　　释

83 这里所说的“加利西亚的方式”指奥地利政府为了达到镇压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目的，采取了利用加利西亚乌克兰族农民起义对抗波兰贵族起义的政策。1846年2——3月、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以克拉科夫为中心爆发了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同时，在加利西亚也爆发了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地摧毁地主庄园。短短几天之内400多处地主庄园被捣毁，千余名波兰庄园主及管家被打死。奥地利政府平息了波兰贵族的起义之后，随即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革命时期，为了反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企图再次获得加利西亚农民的支持，于是在这一年的春季宣布废除加利西亚农民的徭役和其他一些封建贡赋。然而，这是一种十分不彻底的改革，因为地主土地占有制仍然未受触动，而农民负担的赎金很高，要很多年才能付清。——95。

29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9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就泰霍夫的战争史而言，从军事观点来看它也是极其肤浅的，而且有些地方简直就是错误的。⁽¹⁾撇开暴力只有用暴力才能对付这样一个深刻的真理，撇开革命只有成为普遍的革命的时候（按字面理解，就是当革命不遇到任何反抗的时候，而按意义理解，就是当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才能取得胜利这样一种乏味的发现，撇开由某一个至今尚未被发现的军事独裁者（连卡芬雅克和维利希也不算数）来压制注定要发生的“内部政治”即真正的革命这样一种善良的意图，撇开这些先生们对革命的看法的这种独具特色的政治表达方式，从军事观点来看需要注意下列几点：

　　1.唯一能够保证胜利的铁的纪律，恰好就是“内部政治延期”和军事独裁二者的反面。这样的纪律从哪里来呢？这些先生们的确应当从巴登和普法尔茨⁶⁰取得一些教训。军队的瓦解和纪律的完全松懈，既是迄今发生的每次胜利的革命的条件，又是这种革命的结果，这是很明显的事实。法国花了从1789年到1792年几年的时间才重新组织起一支约67万—8万人的军队——杜木里埃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又垮掉了，在1793年年底以前法国可以说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军队。匈牙利花了从1848年3月到1849年年中这段时间才有了一支组织正规的军队。而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是谁在军队中建立了纪律呢？并不是那些只是在革命的几次胜利以后才在临时组建的军队中具有影响和赢得权威的将军们，而是民政当局在内部政治方面所采取的恐怖手段……

脚　　注

(1) 参看马克思1851年9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注　　释

60 这里所说的革命活动是指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这是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阶段。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拒绝承认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于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帝国宪法、但是人民群众认为帝国宪法是唯一还没有被取消的革命成果。1849年5月初在萨克森和莱茵省，5—7月在巴伐利亚的巴登和普法尔茨相继爆发了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6月初，两个普鲁士军团约6万人与一个联邦军团开始对两地起义者实行武力镇压，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不给起义者任何援助。1849年7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被镇压下去。——96。

3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2月3日[于曼彻斯特]

　　“法国的代表们，安心地讨论吧！”⁸⁴的确，还有什么地方比在万塞讷猎兵营保护下的奥尔塞兵营里能让这些先生们更安心地进行讨论呢！

　　法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了极其滑稽可笑的阶段。一个全世界最微不足道的人物，在和平时期，依靠心怀不满的士兵，根据到目前为止能作出的判断并没有遭到任何反抗，就演出了雾月十八日⁸⁵的可笑的模仿剧，还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情吗！所有老驴都被抓住了，这多妙啊！全法国最狡猾的狐狸老梯也尔、律师界最奸诈的讼师杜班先生都落入了由本世纪最著名的蠢材给他们设下的陷阱，他们就像具有固执的共和主义美德的卡芬雅克先生一样，像吹牛大王尚加尔涅一样轻易地落入了陷阱！⁸⁶为了完成这幅图画，搞了一个以奥迪隆·巴罗扮演“卡尔伯的勒韦”的残阙议会⁸⁷，而同一个奥迪隆鉴于这类破坏宪法的行为要求把他自己逮捕起来，但人家并没有把他送进万塞讷监狱！整个事件都似乎是特别为红色沃尔弗⁽¹⁾制造出来的；从现在起就只有他才能写法国的历史了。世界上有哪一次政变曾发表过比这一次更荒谬的宣言呢？拿破仑的可笑的仪式、加冕纪念日、奥斯特利茨⁸⁸纪念日，以及就执政府时代的宪法进行的煽动，等等——这类事情即使能够成功一天，也会使法国老爷们真正跌落到幼稚得举世无双的水平。

　　伟大的秩序党⁸⁹饶舌家们，首先是小矮子梯也尔和勇敢的尚加尔涅的被捕简直妙不可言。在第十区召开的有贝里耶先生参加的残阙议会的会议也是妙不可言，当时贝里耶先生朝着窗外大喊：共和国万岁，一直叫喊到全体都被逮捕起来并被拘禁在有士兵看守的一个兵营的院子里为止。而这时，愚蠢的拿破仑马上就收拾行李，以便搬到土伊勒里宫⁹⁰去。人们即使整整一年绞尽脑汁，也不可能想出比这更美妙的滑稽剧来。

　　晚上，当愚蠢的拿破仑终于倒在早就梦寐以求的土伊勒里宫的床上的时候，这个笨伯竟然还不知道，他的处境如何。没有第一执政的执政府时代！没有比大约三年来所遇到的困难更大的内部困难，没有特殊的财政困难，甚至他自己的私囊也是如此，没有来自同盟国方面的边境威胁，没有必要越过圣伯纳德⁹¹，没有必要在马伦戈⁹²获得胜利！这的确使人失望。现在甚至不再有什么国民议会可以破坏这个不被赏识的人的伟大计划了；不会有了，至少在今天，这头驴子像雾月十八日晚上的老拿破仑一样自由自在，一样无拘无束，—样绝对专制，他感到那样不受羁绊，以致不由得在各方面显出了驴子的本性。这是多么可怕的没有对立面的前景啊！

　　但是，人民啊，人民！——人民对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毫不在乎，人民对赋予他们的选举权⁹³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他们可能也要像小孩子那样去使用它。即使下星期天举行这种可笑的选举，那么从这种选举中能得到什么呢？没有报刊，没有集会，有的是十足的戒严状态以及在两个星期内选出议员的命令。

　　但是，从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中能得出什么来呢？“如果我们从世界历史观点出发”⁹⁴，那么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很堂皇的演说题目。例如，现在必须弄清楚：以完全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幅员辽阔的国家、人口稀少的意大利和缺乏现代无产阶级为前提的罗马帝国时期的近卫军制度，是否可能在法国这样一个地理上集中、人口稠密、拥有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存在。或者例如：路易—拿破仑没有自己的政党，他曾经践踏奥尔良派⁹⁵和正统派⁵⁰，现在他必须向左转了。向左转就包含着大赦，大赦就包含着冲突，如此等等。又例如：普选权是路易—拿破仑政权的基础。他不能攻击普选权，但现在普选权已同路易—拿破仑不相容了。还有其他一些很容易发挥的类似的思辨的题目。但是，就我们昨天所看到的而言，对人民是不能抱任何希望了，真好像是老黑格尔在坟墓里作为世界精神来指导历史，并且真心诚意地使一切事件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巴泰勒米代替圣茹斯特，弗洛孔代替卡诺，畸形儿⁽²⁾和十来个负债累累的尉官代替小军士⁽³⁾及其一桌元帅。这样，我们终于来到了雾月十八日。

　　巴黎人民的举动就像小孩子一样愚蠢：“这同我们没有关系，总统和议会互相厮杀，这碍我们什么事！”但是，军队竟敢强迫法国接受一个政府，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政府，这确实是同人民有关系的。这些无知的人们将会感到奇怪：“从1804年以来第一次”⁽⁴⁾要实行的选举权，竟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自由的”选举权！

　　显然非常讨厌人类的世界精神还会使这出笑剧演多久，我们在一年之内是否将经历执政府、帝国、复辟等等，拿破仑王朝是否会在它无法在法国维持下去以前就在巴黎的街上被打垮，这一切都只有鬼才知道。但是，据我看来，事情似乎正在发生一个极其奇妙的转变，法国庸人们要遭到惊人的屈辱。

　　就算路易—拿破仑的政权能够暂时稳定下来，那么，即使法国人下沉到无法再深的地步，这类愚蠢的东西也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但是以后会怎样呢？看来变红的希望非常小，这是相当清楚的，而如果勃朗先生和赖德律在昨天中午已收拾好他们的行李，那么他们今天又可能把行李打开。人民的雷鸣般的声音还没有把他们召回。

　　这一事件使这里的和利物浦的商业突然陷于停顿，但是利物浦的投机活动今天又重新活跃起来了。而法国的证券也仅仅下降了2％。

　　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在英国的报刊上为科隆人⁽⁵⁾辩护，当然需要等一等了。

　　关于为《论坛报》写的文章⁽⁶⁾（这些文章显然已在该报上发表），请你用英文给《论坛报》的编辑写封信，德纳也许不在，但一封业务性的信件是一定会得到答复的。告诉他，必须随下一班回航的邮船来信确切地说明，这批稿子现在怎样了；如果这批稿子已经被采用，那就请他利用同一机会把载有这些稿子的几份《论坛报》寄来，因为这里没有留下底稿，我们要是不再看一下已经寄出的文章，在隔了如此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是不可能继续写连载文章的。

　　法国的消息对欧洲的那群流亡者所产生的影响必定是很有趣的，但愿能看到这一点。我在等待你的消息。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斐·沃尔弗。——编者注
(2) 路·波拿巴。——编者注
(3)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4) 这是路·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发表的告法国人民书中的一段话。——编者注
(5) 指被捕的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编者注
(6)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50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该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他们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镇压以后，才开始活跃起来。——99。
84 这是尼·尚加尔涅1851年6月3日在法国国民议会上针对路易·波拿巴1851年6月1日在第戎的讲话而发表的讲演中的一句话。路易·波拿巴的讲话暗含威胁国民议会之意。——97。
85 拿破仑·波拿巴经过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八年雾月十八日）的政变，以第一执政的名义成为法国的独裁者。——97。
86 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包括尼·尚加尔涅和路·卡芬雅克以及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阿·梯也尔在内的16名国民议会议员被逮捕。他们被指控“阴谋反对国家安全并持有作战武器”。立法国民议会也被军队占领。——97。
87 1849年6月，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在保守派和大多数自由派代表退出后，鉴于有被驱逐和被解散的危险，把会址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迁往斯图加特。迁到斯图加特的全德国民议会被称做“残阙议会”，“卡尔伯的勒韦”在这个议会中担任议长。
　　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立宪君主政体。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97。
88 奥斯特利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是欧洲各国第三次反法同盟与法国进行的一次会战。在俄奥军队和法国军队之间进行的这次会战中拿破仑第一取得了胜利。奥地利在这次失败后退出第三次反法同盟并同拿破仑缔结彼得斯贝格和约。俄国和英国继续作战，并于1806年组成新的即第四次反法同盟。——98。
89 秩序党是1848年由法国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的保守的大资产阶级政党，从1849年到1851年12月2日政变，该党在第二共和国的立法议会中一直占据领导地位。——98。
90 土伊勒里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路易十八的皇宫·拿破仑第三的官邸。——98。
91 1800年5月15——21日、配有150门火炮的4万法军通过了阿尔卑斯山隘口圣伯纳德。——98。
92 1800年5月下半月，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经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奥地利军队后方、于6月14日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击溃奥地利将军米·梅拉斯的军队。马伦戈会战这一决定性胜利最后导致英、俄、奥等国第二次反法同盟的解体。同时这次会战也是拿破仑·波拿巴共和历八年雾月十八日（1799年11月9日）政变后的第一次大捷，它使拿破仑·波拿巴的政权得到了巩固。——98。
93 1851年12月2日新上台的波拿巴政府宣布重新恢复普选权，废除了1850年5月31日国民议会通过的选举法。这个选举法规定，只有在同一居住地住满三年并交纳直接税的人才有选举权。这样一来，大约有300万人被剥夺了投票权。——98。
94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威·约尔丹在1848年7月，24日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就波兰问题进行辩论时的讲话，带有讽刺意味（参看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99。
95 奥尔良派是法国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保皇党，是1830年七月革命到1848年二月革命这段时期执政的波旁王朝幼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的拥护者。——99。

3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1年12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附还莱茵哈特的信以及因为科隆事件⁹⁶而暂时保留在我处的皮佩尔的信。

　　报纸上竭力宣扬的700个流浪者向巴黎的大规模远征似乎毫无结果；同时，根据小个子路·勃朗今天在《每日新闻》上新发出的痛苦呻吟⁽¹⁾来判断，他目前即使不在伦敦，也还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他最初的悲叹⁽²⁾同今天的悲叹比起来就十分高超了。“法国人民……高尚的自豪……不屈的勇气……对自由的永恒的热爱……光荣属于不幸中的勇气……”——接着，这个小个子就来了一个半面向右转，宣扬人民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可以参看蒲鲁东的《向资产阶级的呼吁》第2页⁽³⁾。看这些论证吧！如果起义者被打垮了，那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人民”，“真正的人民”是打不垮的；而如果“真正的人民”不战斗，那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为国民议会战斗。当然，对此可以反驳说：“真正的人民”一旦获得了胜利，他们本身就会成为独裁者，但是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何况他们是经常受骗的！

　　这是民主派的老一套的庸俗逻辑，每逢革命政党遭到失败，这种逻辑就被广泛应用。据我看来，事情是这样：如果说无产阶级这次没有群起而战斗，那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懈怠和无力，并以宿命论的驯顺态度屈从于共和国、帝国、复辟和新的革命这种一再的循环，直到他们在尽可能安定的统治下经历了若干年的灾难而重新积聚起新的力量为止。我并不是说，情况将来就一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星期二⁽⁴⁾、星期三以及在恢复秘密投票⁹⁷和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在星期五退却以后，这是在巴黎人民中占上风的一种本能的基本看法。说这不是人民的时机，那是荒谬的。如果无产阶级愿意等待，一直等到政府向他们提出他们本身的问题，一直等到比1848年6月的矛盾更加尖锐更加明确的冲突出现，那还要等很长时间。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问题，最近一次是由于1850年的选举法而相当明确地提出的，但是当时人民宁愿避开战斗。这种情况以及老是把事情推到1852年去的论调，本身就是一种懈怠的证明，它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1852年也作出相当坏的预测，除非是发生了商业危机。自从普选权被取消以后，自从无产阶级被排挤出官方的讲坛以后，期望官方政党按无产阶级口味提出问题，那就未免要求太高了。而二月⁽⁵⁾事件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呢？当时人民也和现在一样，也是什么事情都不过问。不能否认，如果革命政党在革命发展中开始把决定性的转折关头一言不发地放过去，或者革命政党进行干预，但是没有获得胜利，那么，可以相当肯定地认为它在一段时间是死去了。热月以后和1830年以后发生的历次起义⁹⁸就是证明。而目前大声叫喊什么“真正的人民”在等待时机的先生们，正面1临着一种危险，即一步一步地陷入1795—1799年的软弱无力的雅各宾派和1831—1839年的共和派所曾经陷入的境地，并且大出其丑。

　　同样不能否认：恢复秘密投票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最后也对许多无产者（一切报道都说明这一点）的影响，使巴黎人的勇敢和洞察力显得非常奇特。显然，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路易—拿破仑提出的问题是多么荒唐，正确地统计票数的保证在哪里；但是大多数人想必都已经看穿了这种骗局，然而还是竭力使自己相信现在一切都井然有序，但求能找到一个逃避战斗的借口。

　　根据莱茵哈特的信来判断，根据每天新揭露出来的关于士兵们的胡作非为以及关于他们在大街上对任何一个普通人——不管是工人还是资产者、是红色党人还是波拿巴分子所施加的特别暴行的材料来判断，根据越来越多的关于甚至在最偏僻的、没有人料想会发生反抗的地区都出现了地方性起义⁹⁹的消息来判断，根据昨天《每日新闻》上登载的前法国议员和商人的信来判断，向人民的呼吁看来确实要发生一种使波拿巴不愉快的转变。这套新制度以及钦定的流放法似乎并不那么合乎巴黎资产阶级群众的口味。军事恐怖手段发展得太快，太无耻了。三分之二的法国都实行了戒严。我认为：在这一切之后，资产阶级群众是根本不会参加投票的，整个投票闹剧将毫无结果，因为在路易—拿破仑的反对者大批参加投票的所有成问题的地方，宪兵们将开始同选举人发生冲突，从而使这些地方的整个选举程序无效。到那时，路易—拿破仑就会说法国处于精神错乱状态，宣布军队是社会的唯一救主。到那时，这种肮脏勾当将真相大白，而路易—拿破仑也将暴露无遗。而正是在这种选举中，如果到时候还指望发生真正的反抗已经成立的政府的行动，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糟。

　　这个家伙在官吏和士兵中间肯定能得到100万张选票。在国内的波拿巴分子中间能得到50万张选票，也许还要多一些。还会有50万胆小的市民，也许还要多一些，投票赞成他。再加上50万愚蠢的农民和100万张统计时加上的票，已经有350万张票了，而老拿破仑在一个包括整个莱茵河左岸和比利时在内的足有3 200万居民的帝国里所得到的票数也不过这么多。他对此怎么还会一时感到不满足呢？如果他得到了这么多的票，那么即使有100万张票反对他，资产者很快也会倒向他那一边。但是也可能他得不到250万张票，可能（虽然这是对法国官吏的诚实要求过高）他无法通过加票的办法给自己增加100万张票。无论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被迫在这个时候所采取的那些措施。可是，在投票开始以前，谁能阻止官吏们把几百张赞成票投入选举箱呢？报刊已不再存在——没有人能对此进行核实。

　　证券又开始下跌，无论如何这对克拉普林斯基¹⁰⁰是很不利的，而路易·勃朗现在不得不承认英国是自由的国家，无论如何这对他也是很不利的。

　　过几个月，红色党人必然又会得到可以表现自己的机会，也许就是在投票的时候；但是，如果到那时他们又是等待，那我对他们就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是在最严重的商业危机中也会一无所得，而只能遭到一顿把他们赶出舞台好几年的痛打。如果这些败类竟忘记了战斗，那么他们还有什么作用呢？

　　皮佩尔又回到伦敦了吗？我想委托他到法兰克福去办理书籍的事，但不知道他是否还在布赖顿。

　　现在你同勒文塔尔打交道遇到了困难，真是糟糕。如果合同已签订，那就再好不过了。

　　利物浦市场平稳，还是昨天的价格，曼彻斯特的市场很稳定。一部分多余的货物正运往黎凡特。市场上仍然没有德国的买主。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指路·勃朗《致<每日新闻>编辑》，载于1851年12月11日《每日新闻》。——编者注
(2) 指路·勃朗等人《告人民书》，载于1851年12月5日《每日新闻》。——编者注
(3) 皮·约·蒲鲁东《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前言。——编者注
(4) 1851年12月2日。——编者注
(5) 1848年2月。——编者注

注　　释

96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这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起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对他们进行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101。
97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后宣布实行新的选举法，取消秘密投票，并命令在正式登记表上的选民姓名后面注明赞成或反对。路易·波拿巴的政变遭到抵抗，巴黎爆发起义。路易·波拿巴迫于大规模群众示威的压力，于12月5日颁布了经过修改的选举法条文，规定实行普选权并采取秘密投票方式。——102。
98 指1795年4月1日（共和历三年芽月十二日）和同年5月20——23日（共和历三年牧月一日至四日）巴黎工人反对1794年7月27日（共和历二年热月九日）所建立的热月派统治的起义、以及1831年和1834年里昂的两次工人起义。——103。
99 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第二天、法国的许多地方发生了起义。在法国的中央地区以及南部的许多城市和农村，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不仅有手工业者、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参加，农民也参加进来。政府对32个起义地区颁布了戒严令，并动用政府军进行镇压。——104。
100 克拉普林斯基是海涅《两个骑士》一诗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的法文crapule是饕餮、酗酒以及淫棍、败类的意思。马克思在这里是用克拉普林斯基的名字称呼路易·波拿巴。——105。

32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1852年3月5日于伦敦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魏维：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3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2年3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你信中谈的关于琼斯的事使我非常高兴，只是我现在时间少极了，否则我要多寄些文章给他。但是查理⁽¹⁾还没有从德国回来，并且，除了给《论坛报》写文章和给我的老头儿⁽²⁾写每周报告以外，每星期还要按时给琼斯和魏德迈写文章，对于一个整天埋头于商行事务的人来说，这未免太繁重了。何况我必须最终学完我的斯拉夫语。¹⁰¹像过去那样从兴趣出发，我整整一年都毫无收获，但是因为已经开始学了，并且已经到了不能丢下的程度，所以现在我必须经常用一些时间来学习。最近两个星期我在努力啃俄语，现在差不多学完了语法，再用两三个月丰富必要的词汇，我就可以开始学别的东西了。我必须今年学完斯拉夫语，其实这些语言并不太难。除了这种学习引起我对语言学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下一场大型政治历史剧¹⁰²上演时，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立即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说实在的，巴枯宁之所以捞到了一点东西，只是由于谁也不懂俄语。而这种把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变成共产主义和把俄罗斯农民描绘成天生的共产主义者的陈旧的泛斯拉夫主义的骗人鬼话，将会再次十分广泛地传播。

　　此外，在老奥康瑙尔确实疯了以后，现在琼斯绷紧了所有的弦是非常正确的。目前时机对他有利，如果公民嘿普嘿普乌拉⁽³⁾再脱离出去，琼斯的成功就有保证了。就我所看到的一切来说，宪章派⁶⁹已经彻底分崩离析，同时又缺乏有能力的人才，因此，他们或者是完全各奔东西，分裂成小集团，即实际上变成财政改革派⁶⁷的真正的尾巴，或者是由一个能干的人在全新的基础上进行改组。琼斯走在完全正确的道路上，我们也许可以说，如果没有我们的学说，他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也决不会发现：怎样才能一方面不仅保持工人对工业资产者的本能的阶级仇恨（这是宪章派改组的唯一可能的基础），而且还加强和发展这种仇限，并把它当做进行教育宣传的基础；另一方面，站在进步的立场上来反对工人的反动欲望及其偏见。如果哈尼先生继续这样做下去，那他还会感到惊讶：支持他的那个狂热拥护者集团将很快把他踢开，就连他刊登在他的大便纸上的考斯丘什科及其他“爱国者”的照片也救不了他……

脚　　注

(1) 查·勒兹根。——编者注
(2) 恩格斯的父亲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3) 乔·哈尼。——编者注

注　　释

67 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一个政治流派，是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的拥护者。这个协会是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在1849年为了实行选举改革（所谓小宪章）和税收改革而建立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以自己的纲领对抗宪章派的人民宪章。指望在宪章派1848年4月10日的示威游行失败后，尤其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低落的情况下分裂宪章运动，并使工人群众接受自己的影响。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鼓动受到理·科布顿、约·布莱特和以菲·奥康瑙尔为首的宪章派中改良派的支持，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宪章派的大多数人在50年代仍然忠于人民宪章。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于1855年解体。——108。
69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一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108。
101 恩格斯在1851——1854年间经常研究斯拉夫语。他学习了俄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捷克语、还打算写一部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1852年舂以前，他自修了俄语，后来用一部分时间向俄国的流亡者爱德华·平达学习会话。恩格斯在研究俄语语法的同时，还阅读了一些俄罗斯文学作品的原著，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和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现在保存下来的资料中有恩格斯抄自普希金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词汇摘录，以及某些诗句的散文式的德译文。50年代初，恩格斯研究了包令的《俄罗斯诗文集》，并收集了有关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卡拉姆津、茹柯夫斯基、克雷洛夫以及18—19世纪初俄罗斯其他诗人和作家的资料。恩格斯在学习斯拉夫语的同时。还研究了斯拉夫各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阅读了捷克和塞尔维亚著作家撰写的有关文学史和民间创作史的著作，如沙法里克的《斯拉夫各种方言的语言文学史》、武克的《塞尔维亚民歌集》等等。——107。
102 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德文原文是Haupt- und Staatsaktion。这个词原本是指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张的、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历史事件。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是指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在这封信里，恩格斯是指革命。——107。

34
恩格斯致约瑟夫·魏德迈

纽约

1853年4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魏德迈：

　　……我们的党这次在完全不同的征兆下出场，这太好了。1848年为了反对纯粹民主派和南德共和派而不得不加以捍卫的一切社会主义蠢事，路易·勃朗的荒谬观念等等，甚至我们为了在混乱的德国局势中给我们的观点寻求支点而不得不提出的种种东西——所有这一切，现在我们的反对者先生们，卢格、海因岑、金克尔等人都要出来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备条件，为我们准备战场和扫清道路的种种措施，例如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¹⁰³等等，我们当时为了反对某些人而必须加以捍卫的东西（实现或至少要求这些东西，本来是这些人天然的正常的使命），——这一切现在都已经得到了承认，这些先生们已经学会了这一切。这一次我们可以直接从《宣言》⁽¹⁾开始，这也多亏了科隆案件⁹⁶，在这个案件中德国的共产主义（特别是由于勒泽尔）通过了毕业考试。

　　当然，这一切只涉及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将一如既往，不得不首先要求措施坚决和毫不容情。麻烦也就出在这里。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都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终究要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无产阶级大众的推动，由于受到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的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会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透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在德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它有一个先进的政党并且同法国这样一个先进的国家一起被卷入先进的革命，所以只要一发生严重的冲突，只要一出现真正的危险，这个先进的政党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对它来说无论如何是为时过早的。然而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为我们党应对这样的局面预先作历史的辩护。

　　此外，我们这次登上历史舞台也将比上次体面得多。第一，在人员方面我们已经幸运地摆脱了昔日的所有废物——沙佩尔、维利希及其同伙；第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终究是壮大了；第三，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德国的年轻一代（即使没有别的东西，仅科隆案件就足以为我们保证这一点）；最后，我们大家都从流亡生活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自然，我们中间也有一些人遵循这样的原则：我们干吗要刻苦学习呢，那是马克思老爹的事儿，他的职责就是什么都要懂。不过，一般说来，马克思派学习是相当刻苦的，当你看到流亡者中间还有些蠢驴到处搬用一些新词句并被弄得糊里糊涂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无论绝对地说还是相对地说，我们党的优势都已经增大了。这也是必要的，因为艰巨的工作还在前头……

脚　　注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96 指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年10月4日——11月12日）、这是普鲁士政府策动的一起挑衅性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送交法庭审判，罪名是“进行叛国性密谋”。对他们进行指控的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假造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以及警察局从已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那里窃得的一些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假证词，判处七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案件的策动者的挑衅行为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付国际工人运动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参看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和恩格斯《最近的科隆案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109。
103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3月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第一条：“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5卷第3页）。——109。

3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6月2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¹⁾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下：（1）可以证明有史以来所有的东方部落中定居下来的一部分和继续游牧的一部分之间的一般关系。（2）在穆罕默德时代，从欧洲到亚洲的通商道路有了很大改变，同印度等地有过大量贸易往来的一些阿拉伯城市在商业方面已经衰落了，这当然也是个推动。（3）至于宗教，可以归结为一个一般的、从而是易于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

　　在论述东方城市的形成方面，再没有比老弗朗索瓦·贝尔尼埃（他在奥朗则布那里当了九年医生）在《大莫卧儿等国游记》中描述得更出色、更明确和更令人信服的了。他还出色地记述了军事状况，以及供养这些庞大军队的做法等等。关于这两个问题，他写道：

　　“骑兵是主要部分，如果不把那些随军的全部仆役和商贩同真正的战斗人员混在一起，步兵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多。如果把全部人员都算上，那么光是跟随国王的军队就足足有20万—30万；有时，例如在确定国王要长久离开首都的时候，军队的人数就还要多。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因为随军队走的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帐篷、炊具、服装、家具，甚至常常还有妇女，因此又有象、骆驼、牛、马、脚夫、粮秣采购员、各种商人和仆役，只要了解国家的情况和独特的管理制度，对所有这一切就不会感到奇怪，因为国王是国中全部土地的唯一所有者，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整个首都，如德里或阿格拉，几乎完全靠军队生活，因此当国王要在某个时期出征时，全城的人都得随同前往。这些城市一点也不像巴黎，它们实际上是军营，只不过比设在旷野的军营稍微舒适一些和方便一些而已。”

　　关于大莫卧儿率领40万人的军队征讨克什米尔等等，他说：

　　“这样庞大的一支军队，这样多的人和牲口在行军中靠什么生活，如何生活，是难以理解的。要理解这一点，只要这样设想一下就够了（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印度人在饮食方面非常节制和简朴，庞大的骑兵队伍在行军时吃肉的人不到十分之一，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只要有基什里（大米饭和蔬菜的混合物，再浇上点炼过的油），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还要知道，骆驼是极其耐劳和耐饥渴的，它们吃得很少，并且吃什么都行。只要一驻扎下来，赶骆驼的人就把它们赶到野地里去放牧，它们在那里找到什么就吃什么；其次，在德里开设小铺的商人，有义务在行军中开设小铺，小贩等也是如此……

　　最后，至于饲料，所有这些贫苦的人分散到周围各个村庄去买一些，并靠此赚点钱。他们最主要、最常用的办法是，用镰刀一类的工具到整个野地里去割草，把割下的草抖掉土或洗干净，再拿到军队里去卖……”

　　贝尔尼埃正确地看到，东方（他指的是土耳其、波斯、印度斯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

脚　　注

(1) 见恩格斯1853年5月26日前后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36
恩格斯致马克思¹⁰⁴

伦敦

[1853年]6月6日晚上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¹⁰⁵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东方，政府总共只有三个部门：财政（掠夺本国）、军事（掠夺本国和外国）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产）。在印度的英政府对第一和第二个部门进行了调整，使两者具有了更加庸俗的形态，而把第三个部门完全抛开不管，结果断送了印度的农业。在那里，自由竞争被看成极丢脸的事。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旦遭到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这就说明了用其他理由难以说明的下述事实，即过去耕种得很好的整个整个地区（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某些地区），现在一片荒芜，成了不毛之地。这也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一次毁灭性的战争足以使一个国家在数世纪内荒无人烟，文明毁灭。依我看来，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南部商业的毁灭，也属于这类现象，你认为这一点是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¹⁾，是完全正确的。我对公元最初六个世纪的商业史了解得不够，所以无法判断，一般的世界物质条件究竟使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宁愿选择经波斯到黑海和经波斯湾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这条通商道路，而不选择经红海的道路。但是，无论如何下列情况起了巨大的作用：商队在萨珊王朝的秩序井然的波斯王国中行走比较安全，而也门在公元200—600年间则几乎一直受到阿比西尼亚人的奴役、侵略和掠夺。在罗马时代还很繁荣的阿拉伯南部各城市，在7世纪已经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毗邻的贝都因人在这500年内编造了一些关于他们起源的纯粹神话般的无稽传说（见古兰经和阿拉伯历史学家诺瓦伊里的著作），这些城市里的碑文所使用的字母几乎完全没有人能认识了，尽管那里并没有第二种字母，所以，实际上这种文字已被遗忘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一般的商业状况所引起的排挤，还有直接的暴力破坏，这种破坏只能用埃塞俄比亚人的入侵来说明。阿比西尼亚人的被驱逐大约发生在穆罕默德前40年间，这显然是阿拉伯人的民族感觉醒的第一个行动，此外，这种民族感也受到从北方几乎直逼麦加城的波斯人的入侵的激发。只是这几天我才着手研究穆罕默德本身的历史。不过，目前我觉得，这段历史具有贝都因反动势力反对那些定居的、但日益衰落的城市农民的性质，这种农民当时在宗教方面也已极端败落，他们把衰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同衰败的自然崇拜混合在一起。

　　老贝尔尼埃写的东西⁽²⁾的确很好。重读一个头脑健全而又清醒①的法国老人的一点东西是非常愉快的，他总是能切中要害，而他自己却好像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似的……

脚　　注

(1) 见本卷第111页。——编者注
(2) 参看本卷第111—112页。——编者注

注　　释

104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在1853年6月2日的信里所表述的思想。不列颠议会关于续发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辩论（1853年6月初）是探讨东方问题的直接起因。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也与他的经济学研究有关。1857—1858年他重新转向研究这些问题。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文中利用了这封信。——113。
105 鞑靼是19世纪对中亚细亚和突厥斯坦的一部分地区的称呼。——113。

3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3年6月14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美国国民经济学家凯里出版了一本新著：《国内外的奴隶制》。这里所说的“奴隶制”，是指各种形式的奴役、雇佣奴隶制等等。他给我寄了一本他的著作，他一再引用我的话（《论坛报》上的），时而把我称做“新近的英国作家”，时而又把我称做“《纽约论坛报》的通讯员”。¹⁰⁶我曾对你说过，此人在他过去出版的全部著作中，都是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和谐”，并把一切祸患归因于国家的多余的干涉。国家是他最憎恶的东西。现在他却唱另一种调子了。一切祸患都要归咎于大工业的集中化的影响。而这种集中化的影响又要归咎于英国，因为它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厂，并使其他一切国家倒退到野蛮的、脱离工场手工业的农业中去。而要为英国的罪过负责的又是李嘉图—马尔萨斯的理论，特别是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无论是李嘉图的理论还是工业的集中化，其必然结果都将是共产主义。为了避免这一切，为了以地方化和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工厂与农业的联盟来同集中化相对抗，我们这位极端自由贸易派终于建议实行保护关税。为了避免他认为应当由英国负责的资产阶级工业的影响，他这个真正的美国佬找到了一条出路，这就是在美国本土人为地加速这种发展。此外，由于他反对英国，因此他像西斯蒙第那样称颂瑞士、德国和中国等国的小资产阶级制度。而正是这个家伙，曾经由于法国和中国相似而不断地嘲笑法国。这本书里唯一真正有意恩的地方，是把过去英国在牙买加等地的黑奴制同美国的黑奴制加以对比。他指出，牙买加等地的大部分黑人常常是新输入的野蛮人，因为在英国人的虐待下，黑人不仅不能维持他们原有的人口，而且每年新输入的黑人中总有三分之二死亡，而美国现在的一代黑人则是当地出生的，他们多多少少已经美国化了，会说英语，等等，因此有能力求得解放。

　　《论坛报》当然竭力替凯里的这本书吹嘘。它们二者确实有共同点，它们在西斯蒙第的博爱主义社会主义的反工业化的形式下，替美国主张实行保护关税的资产阶级即工业资产阶级说话。《论坛报》虽然大谈各种“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空话，却能够成为美国的“一流报纸”，其秘密也就在于此。

　　你那篇关于瑞士的文章⁽¹⁾当然直接打击了《论坛报》的“社论”（反对集中化等等）和它的凯里。我在第一篇论印度的文章⁽²⁾中继续了这场隐蔽的战争，在这篇文章中把英国消灭当地工业当做革命行为来描述。这会使他们很不高兴。然而，不列颠人在印度的全部统治

　　是肮脏的，直到今天还是如此。

　　亚洲这一地区的停滞性质（尽管有政治表面上的各种无效果的运动），完全可以用下面两种相互促进的情况来解释：（1）公共工程是中央政府的事情。（2）除了这个政府之外，整个国家（几个较大的城市不算在内）分为许多村社，它们有完全独立的组织，自成一个小天地。在一份议会报告中，对这种村社是这样描写的：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每一个村社都是，而且实际上看来过去一直是一个单独的村社或共和国。官吏：（1）帕特尔，在不同的语言中也被称为谷德、曼狄尔等等，是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2）卡尔纳姆、善姆波或浦特华里，负责登记事宜。（3）塔利厄尔或斯图尔华和（4）托蒂，是村社和庄稼的守护人。（5）内干提按照地块的大小来分配河流或水库的水。（6）约西或占星师，宣布播种和收获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时刻。（7）铁匠和（8）木匠，制造粗笨的农具和盖比较简陋的农舍。（9）陶工，为村社制造各种器皿。（10）洗衣匠，洗涤衣服……（11）理发师。（12）银匠，他往往同时也是村社中的诗人和教师。另外还有婆罗门管祭祀。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t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和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得一片荒凉，但是同一个名称、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于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¹⁰⁷

　　帕特尔多半是世袭的。在某些这样的村社中，全村的土地是共同耕种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每个土地所有者耕种自己的土地。在这种村社内部存在着奴隶制和种姓制⁴⁷。荒地作为公共牧场。妻子和女儿从事家庭纺织业。这些田园共和国只是怀着猜忌的心情防范邻近村社侵犯自己村社的边界，它们在新近刚被英国人侵占的印度西北部还相当完整地存在着。我认为，很难想象亚洲的专制制度和停滞状态有比这更坚实的基础。英国人虽然已经使这个国家大大地爱尔兰化了，但是打破这种一成不变的原始形态毕竟是欧洲化的必要条件。只靠税吏是不能完成这项任务的。要破坏这些村社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必须消灭古老的工业。

　　在爪哇东海岸的巴厘岛，印度人的这种组织还完整地和印度人的宗教一起保存了下来，它的痕迹和印度人的影响一样，在整个爪哇随处可见。至于所有制问题，这在研究印度的英国著作家中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在克里什纳以南的同外界隔绝的山区，似乎确实存在土地私有制。至于在爪哇，如前英国驻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在他的《爪哇史》中指出的，在这个“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地租的”国家中，全部土地的绝对所有者是君主。无论如何，伊斯兰教徒似乎首先从原则上确定了在整个亚洲“不存在土地私有制”。

　　关于上面提到的村社，我还要指出，它们在摩奴法典¹⁰⁸中就已经出现，在这部法典中它们的整个组织是这样的：一个高级税吏管辖10个村社，以后是100个，再后是1000个。请赶快给我来信。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47 种姓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和不准外人参加的社会等级集团。种姓的出现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的分工有关。种姓制度曾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各国，但在印度社会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古印度的《摩奴法典》规定有四个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合及首陀罗。——117。
106 查·凯里在《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除的办法》（1853年费城版）第203——204页引用了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一文中的话。马克思在他与阿·克路斯的通信中阐明了他对凯里的庸俗经济学的看法。克路斯在1853年9月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改革报》上，题为《“合众国最优秀报纸”及其“最优秀人物”和国民经济学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附录）。
　　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特别是在评论巴师夏和凯里的章节里继续批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31卷）。——115。
107 这里引用的是1812年发表的英国下院委员会的报告（有些地方马克思是。；用自己的话转述的）。看来马克思同时还使用了乔·坎伯尔的著作《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i卷首附当地居民及其制度的某些材料》1852年伦敦版。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一文以及后来在《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414页）中都使用了这些资料。——117。
108 《摩奴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关于宗教、法律和礼仪的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制国家的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的早期习惯法法典之一。它规定了每个印度人按照婆罗门教义应尽的义务。据传这部法典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奴（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料是历经许多世纪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公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奴法典》反映了带有许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印度奴隶制社会发展的特点。——118。

38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3年10月5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关于凯里和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1）如果我们假定，像凯里所希望的那样，地租只是资本利润的另一种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利息的另一种形式，那么李嘉图的理论不会被驳倒，而只会被简化。经济对立，就其最一般的表现而言，简直可以说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利润（和利息）和工资两个方面之间的对立是一回事。即使同财产内部的资本的对立消除了（因为我们先撇开由于分工而形成的各类资本之间的对立，然后撇开各个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同财产的对立却会更加普遍。

　　（2）当然，我知道，好汉凯里为了使理论臻于完善，还把利润（包括利息）归结为工资的另一种形式。但是，比如说，基督教是否只是与天主教不同的另一种宗教形式呢？它们的对立、矛盾和斗争——他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一是否会因为二者都是宗教而消失呢？可见，即使认为利润和工资只是劳动收入的两种不同形式，也没有把它们调和起来，只不过是把它们的区别作了简化的表述而已。

　　他是如何规定它们的异在的呢？利润是过去劳动的工资。工资是直接的现在的劳动的利润。妙极了！他从这里得到了什么呢？当前的即现实的劳动所希望的正是挣脱被奴役状态，即对过去的、物化的劳动的奴隶般依附状态；劳动希望摆脱劳动成果强迫它所处的被奴役状态。封建制度的旧法律也曾经是当时人民活动的反映。我们是否愿意因此而服从它们呢？

　　可见，凯里充其量不过是把“资本压迫劳动”的说法变成“过去的劳动压迫现在的劳动”这样一种说法。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如何去掌握过去的劳动？靠劳动？不是。一方面，靠继承，另一方面，靠过去的劳动同现在的劳动的欺骗性的交换。假设等量的过去的劳动同等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那么过去的劳动的占有者只有在他还拥有可以交换的相应的份额时，才可以继续使用它，而他本人到了一定的时刻就必须重新开始劳动。

　　（3）凯里认为土地的逐渐贫瘠化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基础，说明他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本身。正如我在反驳蒲鲁东的著作中所证明的⁽¹⁾，李嘉图把纯工业条件产生的那种土地占有形式当成全部历史的“永恒自然规律”，于是他就犯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通病。他的理论只是对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来说才是正确的。商业形式的地租——他唯一谈到的形式——在其他情况下是根本不存在的。可见，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耕种的始终是好地而不是坏地这一论断，他是丝毫不顾及的。从历史上来看，一个时期的好地在另一个时期根本不能认为是土地。顺便提一下，李嘉图所谈的不仅是土地的自然状况，而且还有所处位置，社会成果，社会特点。

　　我在反驳蒲鲁东的书中还指出过，土地肥力是一种纯粹相对的东西。随着化学科学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的不断变化，从社会方面来看，土地肥力及其肥沃程度也在发生变化，而这是与我们有关的唯一的肥力。

　　（4）就一定的社会状态而言（假定这个社会不是社会一般，而是充分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国家有一定的人口密度等等），甚至李嘉图理论的这一部分——这是他的体系非实质性的部分一也是正确的。

　　第一，各类土地上投入资本相同，具有同样有利的销售条件；它们的地租由于什么会有差别呢？只是由于土地的自然肥力。这一点构成了地租的水平。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人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在质量差的土地上种小麦或开采低产的煤矿呢？情况就是：小麦或煤炭的价格提高到可以耕种或经营低产的土地和矿场的程度。可见，坏地的生产费用决定好地的地租。（这是李嘉图的规律。）

　　第二，这是否排斥肥力不断增长这一事实呢？因而，这是否包括马尔萨斯的意思呢？绝对不是。

　　如果一等地是好地，然后是二、三、四等地等等，而且肥力递增十倍，则一、二、三、四等地等等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变。如果肥力由于化学领域的发明而大大提高，以致只要有一、二、三等地就足够了，那么四等地便无人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决定于三等地的生产费用（假定它等于3）。如果还需要耕种四等地（假定它的生产费用等于4），那么一等地的地租（假如它的生产费用等于1）就应当＝4－1＝3，三等地的地租＝3－1＝2，二等地的地租＝2—1—1。而现在一等地的地租应当＝2，二等地的地租＝1，三等地的地租＝0。如果土地肥力提高到只需要耕种一等地即最好的地，那么，地租就会完全消失。

　　（5）李嘉图理论的基础不是地租学说，而是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商品的生产费用这一规律。但是，这个规律不应当理解为个别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而应当理解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生产它的必要性取决于需求——决定所有其他同类商品的价格。例如，如果需求量很大，以致生产价格为20先令1夸特的面粉能够在市场售出，那么生产费用为19、18、17、15先令等等的面粉1夸特也都卖20先令。市场价格是由上市的最贵的1夸特的生产费用来调节的，市场价格超出用较低的消耗所生产的面粉的生产费用的差额调节着地租。那么，地租是从哪里产生的呢？不是像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从土地产生的，而是从市场价格和调节市场价格的规律中产生的。如果只值15先令（包括利润）的1夸特不卖20先令，而卖15先令，那么它就不可能带来5先令的地租。为什么它能带来5先令的地租呢？因为市场价格由生产费用为20先令的面粉所调节。为了能有面粉供应市场，一般市场价格必定是20先令。可见，为了抛开地租，不应当从仁爱角度来解释它，而应当抛开市场价格规律，进而抛开一般价格的规律，即抛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关于这个问题今天就谈到这里。

你的 卡·马·

　　如果是质量相同和所处位置同样有利的地块，那么地租当然仅仅决定于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多少。这一点连李嘉图也不否认。在这种情况下，地租不过是固定资本的利息。如果不存在本来的特定意义上的地租，那么也就不存在地租同资本和劳动的特定对立，这正像说在既没有投入劳动也没有投入资本的地方也不存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一样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存在利润和利息之间，食利者（通常意义上的）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对立。租佃者向投资于土地的人支付的钱越少，他的利润就越多，反之亦然。租佃者和他的地主（虽然后者仅仅从投入土地的资本中取得利息）像以往一样是相互敌对的。

　　对凯里来说，下述情况是最好的：

　　假定劳动产品是5，利润和利息＝2，地租＝1，工资＝2。如果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品增加一倍而变成10，那么地租就会＝2，利润和利息＝4，工资＝4。就这一点来说，每一种收入的增加都可以不由劳动来负担，而且不致造成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工人相互敌对，但是：

　　（1）把这种最好的情况当做现实，只不过是使所有三种对立——地租、利润、工资——深化，而在相互关系方面实质上没有失去任何东西。

　　（2）它们要相对地提高或降低只能靠相互牺牲。在上述例子中，比例构成是1：2：2。如果这种比例数等于2：4：4，难道比例会变吗？但是，如果工资＝5，利润＝3，地租＝2，那么，三种收入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那时，利润就会相对降低，虽然它的绝对数还是增长了。

　　（3）如果认为，只要劳动总产品增长，应参加分配这种产品的三个阶级就会均等地分享这种增长，那就太幼稚了。当利润增长20％时，工人必须通过罢工才能提高工资2％。

　　（4）总产品增长的条件从一开始就排除增长的这种相对均等的性质。如果总产品是由于分工的改进而增长，或者是由于更广泛地采用机器而增长，那么工人一开始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地位。如果总产品是由于土地肥力的提高而增长，那么土地所有者就处于比资本家不利的条件。

脚　　注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40—641、643—644页。——编者注

39
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

华盛顿

1853年10月1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克路斯：

　　……地租。我在《贫困》中举过英国的一个例子：在一定的科学发展水平上认为是不肥沃的土地，在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就变为比较肥沃的土地。⁽¹⁾我可以指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在整个中世纪，特别是在德国，主要是耕种重黏土土地，因为这些土地原来就比较肥沃。但是，最近四五十年来，由于种植马铃薯、养羊并因此而上了肥料等等，轻沙土土地提到了首位，这尤其是因为它们不需要花钱搞排水设施等等，另一方面，化肥很容易补充这种土壤所缺少的东西。由此可以看出，“肥力”，甚至“天然”肥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相对而言的。同时也可以看出，凯里先生认为人们总是从肥力最差的土地开始，他是多么不了解情况，甚至在历史方面也是这样。他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根据这样的事实：热带沼泽地非常肥沃，而要加以开垦则需要文明。但是热带沼泽地本身对杂草来说是肥沃的，而对有益的草类决非如此。文明显然产生在小麦野生的地区，小亚细亚等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历史学家很有道理地把这样的土地，而不是把生长有毒植物和需要花很大的工夫耕耘才能使之成为对人类来说是肥沃的土地，称为自然沃土。肥力本来只是土地同人类需要的一种关系，它不是绝对的。

　　李嘉图的规律只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在那里只有资产者本身同土地发生相互关系，而一切农民的（或封建的）或宗法的关系都被排除，因此，在那里这个规律以它最纯粹的形式出现，即首先对开采贵金属的矿场和种植像甘蔗和咖啡这样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园发生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下次再详谈。在这两种隋况下，资产者首先从纯商业的观点来看待对土地的使用和利用……

脚　　注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45—646页。——编者注

40
恩格斯致亨利·约翰·林肯

伦敦
[草稿]

1854年3月30日于曼彻斯特
　　圣玛丽街南门街7号

阁下：

　　我不揣冒昧，现在自荐为贵报军事专栏撰稿。我想，这一建议会得到赞同，尽管自愿效劳的人目前并不担任军职，而且还是一个外国人。

　　我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撰稿人是否真正有能力。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明是一系列关于各种军事题目的论文。这些论文，您如果愿意，可以让任何一个军事问题权威加以审阅。越权威越好。我非常愿意把我的论文交给威廉—纳皮尔爵士去评论，而不愿意交给一个二流的专家。

　　但是，我不能期望，在您不太了解我的情况下，会愿意对我进行考察。因此，请允许我自我介绍：我曾在普鲁士炮兵里受过军事教育。普鲁士炮兵虽然不像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样好，但却培养出了一批人，他们，正如我们的朋友尼古拉所说的，使“土耳其炮兵成为欧洲最好的炮兵之一”。后来，我又参加了1849年南德意志起义战争时期的战斗行动⁷⁶。多年来，对军事科学的所有部门进行研究已成为我的主要工作之一，而我当时发表在德文报刊上的论述匈牙利战局的一些论文¹⁰⁹有幸取得的成功，使我确信我的研究没有白费气力。我对欧洲大多数语言都比较熟悉，其中包括俄语、塞尔维亚语，也略懂罗马尼亚语，这就使我有可能利用一些最好的报道资料，也许这在其他方面对您也有用处。至于用英语正确而流利地写作的能力，您从我的文章中自然可以了解。关于我的其他一切情况，如果您想了解，我也乐于奉告，您也可以从您的教育问题撰稿人瓦茨博士那里得知，我同他相识已经有十多年了。

　　前些时候我就有意向您提出这种建议，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未必会使您感兴趣，因为当时还没有正式宣战，而对多瑙河战略的一切评论还只限于一些深奥的探讨性意见，即对于在保加利亚不可思议的行动，阿伯丁勋爵应负多少责任，奥美尔帕沙应负多少责任。现在情况不同了。局部战争只能是战争的假象，欧洲战争必然成为现实。此外，我承认还有一个原因也阻止了我。那时我还不像现在这样，拥有必要的关于战区和作战双方的地图、计划和专门资料，而如果不是以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资料作根据，我连一行字都不愿意寄给您。

　　我不仅不在战场，而且（至少目前如此）也不在贵报编辑部驻地，这一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我向您提供的稿件的性质。我的文章将限于描写现在正进行战斗行动的那部分战场的情况；评述交战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兵力，它们取胜的可能性及可能进行的战役；仔细地评估正在进行的战斗；有时也综述（用法国术语来说）一个月或一个半月的作战情况，这要依情况而定。因为要正确判断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必须有最充分的资料，所以我写作时将很少只根据电讯，而一般要等较详细的材料。如果我的文章能因此而写得好一些，就是迟一两天也没有什么要紧。因此，至少最近我不一定要去伦敦。如果您希望我的文章选题更广泛一些，我也不反对，并且期待您的建议。

　　如果您对我的建议表示欢迎，我过几个月大概可以完全迁到伦敦去。在此以前，如果合适的话，我可以去同您洽谈。

　　至于政治，我将尽量不把它同军事评论牵连在一起。在战争中，只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粉碎敌人并迫使敌人接受战胜者的条件。如果同盟国政府这样做，我将承认他们的行动。如果它们设置障碍，束缚自己指挥官的手脚，我将反对这种行动。我真希望把俄国人狠狠揍一顿，但是如果他们仗打得好，那我会像一个真正的士兵那样，给这些魔鬼作出应有的评价。此外，我还将坚持一个原则，即军事科学像数学和地理学一样，并无特殊的政治见解……

注　　释

76 指恩格斯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见注60）。——126。
109 指恩格斯的文章《〈科隆日报〉论马扎尔人的斗争》、《在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战争》、《匈牙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以及发表在1849年2—5月《新莱茵报》上关于在匈牙利的军事行动的述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3卷）。——127。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5年3月8日于[伦敦]
　　索霍区第恩街28号

亲爱的恩格斯：

　　……不久前我又仔细研究了奥古斯都时代以前的（古）罗马史。国内史可以明显地归结为小土地所有制同大土地所有制的斗争，当然这种斗争具有为奴隶制所决定的特殊形式。从罗马历史发端以来就起着重要作用的债务关系，只不过是小土地所有制的自然的结果……

4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6年]4月16日于伦敦

　　……前天为纪念《人民报》的创刊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这次我接受了邀请，因为目前的形势似乎要求我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在所有的流亡者中只有我一个人（像《人民报》所披露的那样）受到邀请，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举杯祝酒，即由我提议为无产阶级在各国取得统治权而干杯。因此我用英语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¹⁾，但是我不让它刊登出来。我想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塔朗迪埃先生（他不得不花两个半先令买了一张入场券）以及其余一切法国的和其他的流亡者团伙都确信：我们是宪章派的唯一“亲密的”盟友，虽然我们不作公开的表示并且听凭法国人公开向宪章派献媚，我们仍然有能力随时重新占据历史上已经属于我们的地位。使这点变得更加必要的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2月25日由皮阿主持的群众大会上，德国大老粗谢尔策尔（老滑头）发表了演说，并且以实在骇人听闻的施特劳宾人⁴²的方式指责德国的“学者”即“脑力劳动者”抛弃了他们（大老粗），从而使得他们在其他民族面前丢丑。你在巴黎的时候就已知道这个谢尔策尔。我又和朋友沙佩尔见了几次面，我发现他是一个正在痛心忏悔的罪人。他近两年来所过的闭门幽居生活，看来对他的智力有相当大的磨炼。你知道，把这个人争取过来，尤其是把他从维利希手里争取过来，无论如何是好事情。沙佩尔现在对磨坊街⁽²⁾的大老粗非常恼怒。

　　你给施特芬的信我一定转交给他。莱维的信你本来应当留下。凡是我不请求退还的信件，你全都这样处理吧。信件越少通过邮局越好。我完全同意你对莱茵省的看法。对我们说来糟糕的是，遥望未来，我看到某种带有“背叛祖国”味道的东西。我们是否会被迫处于美因茨俱乐部派¹¹⁰在旧革命中所处的境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柏林情况的转变如何。这将不是轻而易举的。我们是多么了解莱茵河彼岸我们那些英勇的兄弟啊！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

脚　　注

(1)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2)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所在地。——编者注

注　　释

42 施特劳宾人是德国流动的手工业帮工。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称呼那些还受落后的行会意识和成见支配的德国手工业者，这些人抱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认为可以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退回到小手工业去。——130。
110 指1792年10月法国军队占领美因茨以后，在当地按照法国雅各宾俱乐部的方式成立的自由平等之友协会，即美因茨俱乐部。该俱乐部要求取消封建赋税并建立共和国。1793年2月进行了选举并召开了法国莱茵地区国民公会。国民公会颁布了废除为数众多的僧俗王公的法令，并宣布美因茨及其邻近地区为共和国。
　　1793年3月，国民公会宣布美因茨共和国并入法国。这样一来，美因茨俱乐部派不仅遭到来自反动贵族势力方面，而且也遭到来自资产阶级势力方面的非难，被指责犯有“背叛祖国”罪。美因茨俱乐部和国民公会也没有得到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支持。虽然法国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废除了封建依附关系、贵族和僧侣的特权，以及原来的赋税，但同时它却规定要向法国交纳特别税款。这一点是造成这些阶层愤懑不平的重要原因。
　　1793年7月普军占领美因茨，美因茨共和国遂告解体。美因茨俱乐部的成员被捕入狱并遭到虐待。——131。

4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6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马克思：

　　在我们的爱尔兰之行¹¹¹中，我们从都柏林出发到西海岸的戈尔韦，接着向北往内地20英里，转利默里克，沿香农河而下，前往塔伯特、特拉利、基拉尼，最后返回都柏林。行程总共约450—500英里，因此看到了整个国家的三分之二左右。都柏林同伦敦的关系，就像杜塞尔多夫同柏林一样，它完全保持了昔日小王都的特点，而且是完全按英国式样建筑的；但是除了都柏林，整个国家，特别是各个城市，看起来就像法国或意大利北部一样。宪兵、教士、律师、官吏和贵族地主，触目皆是，而工业却一无所有，所以，如果没有农民的贫困这一相应的对立面，就难以理解所有这些寄生虫是靠什么生活的。到处都可以看到“惩治措施”，政府对任何事情都要干涉，根本谈不上所谓自治。可以把爱尔兰看做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而且是这样一个殖民地，它由于靠近宗主国，仍然被直接用旧的方式统治着，在这里已可以看出，英国公民的所谓自由是建立在对殖民地的压迫上的。我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没有见过这么多宪兵，而普鲁士宪兵醉醺醺的形态，在爱尔兰这些装备了马枪、刺刀和手铐的警察身上，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废墟是这个国家的特色，最古老的有5—6世纪的，最新的有19世纪的，还有各个中间阶段的。最古老的全是教堂，1100年以后的是教堂和宫殿，1800年以后的是农舍。在整个西部，特别是在戈尔韦地区，这类倒塌了的农舍遍地皆是，它们多半是在1846年以后才被废弃的，我从来没有想到饥荒竟能这样现实地感受到。¹¹²整个整个的村庄荒无人烟，其间有一些较小的地主的漂亮花园，几乎只有他们还住在那里，这些人多半是律师。这种情况是由饥荒、移民和清扫领地¹¹³共同造成的。田野上甚至看不到牲畜，土地成了谁也不要的不折不扣的荒地。在戈尔韦南面的克莱尔郡，情况稍微好一些，那里毕竟还有牲畜；利默里克附近的丘陵地带主要由苏格兰农场主进行了精心耕作，废墟已被清除，这个地方看上去较为殷实，西南部是山地和沼泽，但也有非常繁茂的森林，接着又是很好的牧场，特别是在蒂帕雷里；而在靠近都柏林的地方，可以看出，土地正在逐步落到大农场主手里。

　　这个国家由于英国人从1100年到1850年所进行的侵略战争（这种战争以及戒严状态的确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从大部分废墟可以看出，这是由于战争的破坏造成的。这样一来，人民也形成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尽管他们对爱尔兰充满民族狂热，但感觉自己不再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爱尔兰属于撒克逊人！这一点现在正在成为现实。爱尔兰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同那些在各方面都拥有优越手段的英格兰人竞争；向外移民将持续下去，直到居民身上占主导地位的、甚至几乎是独有的凯尔特人的性格完全消失为止。爱尔兰人曾多少次想尽力取得一些成就，但是每次都遭到了惨败，不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他们由于老受压迫，已经被人为地变成了一个完全赤贫的民族；大家知道，他们现在干的行业就是：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输送妓女、短工、皮条客、小偷、骗子、乞丐以及其他游民。这种贫困也渗透到贵族中间。在其他任何地方，地主都已经资产阶级化，而在这里却完全贫困化了。他们的住宅四周是非常漂亮的大花园，但附近却是一片荒地，看不出从哪里能弄到钱。这些家伙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他们都是混血种，多半是身材高大、强壮、漂亮的小伙子，在他们的大鹰鼻下面都留着一丛大胡子，硬装出退伍上校的样子，周游全国各地，以追求一切可能的欢乐，但是，如果一打听，就会知道，他们腰无分文，债务缠身，而且时刻提心吊胆，怕被送上债务法庭¹¹⁴。

　　关于英国统治这个国家的方式方法——压榨和行贿（在波拿巴试图运用这类方式方法以前很久就运用了），你如果不马上来这里的话，我准备下次再谈。你看呢？

你的 弗·恩·

注　　释

111 1856年5月中旬，恩格斯同玛·白恩士到爱尔兰旅行。——132。
112 恩格斯指1845——1847年爱尔兰各地马铃薯普遍歉收造成的大饥荒。因为受英国地主奴役和处于贫困状态的爱尔兰农民以马铃薯为主要食物、所以，尽管这几年爱尔兰谷物丰收，但是马铃薯的歉收仍使大批居民死于饥荒。饥荒和随之而来的工商业危机对1847—184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33。
113 清扫领地指19世纪40—60年代英国地主把大批爱尔兰佃户强行赶出家园。关于这个问题详见马克思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和《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133。
114 债务法庭是为了加速和方便低价出售地产而根据1849年法律成立的英国皇家专门委员会。实行这一措施，是因为40年代中期爱尔兰各地普遍歉收，致使许多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困于债务和无法从事有收益的经营而破产。债务法庭有权根据地产所有者或其任何一个债权人的请求，不必事先审查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权利，便可着手拍卖地产，用卖地所得的钱来满足债权人的要求。债务法庭的活动使大量土地从土地贵族和被盘剥的小佃农手里转到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和大土地经营者手里。——134。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

赖德

1857年9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的《军队》⁽¹⁾一文写得非常好，只是它的分量之大就像给了我当头一棒，因为这么多的工作一定会损害你的健康。如果我知道你一直要工作到深夜，那我宁愿让这一切见鬼去。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军役特有产⁽²⁾是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同样，工匠⁽³⁾公会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应用，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此外，市民社会⁴⁶的全部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在军队之中。如果今后有时间，你应当从这个观点去探讨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你在叙述中忽略的地方只有以下几点：（1）雇佣军制度以完备的形式一下子大规模地第一次出现在迦太基人当中（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我将查考一本最近才知道的、一个柏林人写的关于迦太基军队的著作⁽⁴⁾）；（2）15世纪和16世纪初意大利军队制度的发展。无论如何，战术方法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同时，马基雅弗利在他所著的《佛罗伦萨史》中极其有趣地描写了雇佣兵队长的作战方式（我将摘要寄给你）。¹¹⁵（不过，如果我去布赖顿看你——什么时候？⁽⁵⁾——，我不如把马基雅弗利写的书带给你。《佛罗伦萨史》是一部杰作。）最后，（3）亚洲的军事制度，最初出现在波斯人中间，但后来在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等等中间则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图】马克思1850—1856年在伦敦的住所（索霍区第恩街28号）

脚　　注

(1) 恩格斯《军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2) 指古罗马家庭中处于父权支配下的家庭成员在服役期间取得的并由他们自己直接占有和经管的财产。——编者注
(3) 指古代罗马人军队里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编者注
(4) 威·伯蒂歇尔《迦太基史》1827年柏林版。——编者注
(5) 马克思大约于1857年9月30日在布赖顿和恩格斯见面。——编者注

注　　释

46 市民社会（biirgef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136。
115 尼·马基雅弗利《佛罗伦萨史》第1版于1532年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出版。书中描写的雇佣兵队长是14—15世纪意大利雇佣兵的首领。——136。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当我在楼上给你写上一封信⁽¹⁾的时候，我妻子在楼下被一群饿狼包围，他们以“困难时期”为借口逼她要钱，而她没有。（幸好，几天以后，从德国寄来了15英镑，使灾难推后了一两星期。）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信就写得杂乱无章，不过还不那么严重，发信以后的当天晚上我就想起了信中的错误，还对我妻子说，如果我竟让债户们凭着应该由他们自己承兑的票据去拿钱，那你的脸该拉得多长，等等。我一直在设想你会如何以巧妙的方式向我详细解释这一切，并以此来逗她高兴（她因同各种坏蛋打“小型战争”而感到非常苦恼）。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却把我这个荒谬的错误称之为“小误会”。谢谢您这种宽大，先生！

　　至于事实本身，根据《经济学家》的说法，明辛街和马克街⁽²⁾的先生们的确是用他们的产品作抵押又获得了贷款，不过大约从上星期三起，这种活动已经停止了。特别是谷物的价格，有几天甚至有上涨的趋势，但是由于法国的允许自由输出谷物和面粉的法令，每280磅又跌了3先令（这里说的是面粉），由于波罗的海沿岸的谷物价格猛跌，昨天谷物价格也大大下跌。（注意：波拿巴的这个措施，在法国只有一时的效果，法国的价格略微上涨，但这种上涨立即使至今还没有投入法国市场的供货进一步增加。）这里有些粮商已经破产，但暂时还只是一些小商行以及一些签订了长期谷物供售合同的粮食投机商。春季，从美国将运来大量的货物。一到英国不堪重负的时候，法国人就会不计价格用谷物轰击英国。依我看——如果按照老规矩，目前将有几次丰收——，废除谷物法⁶⁵的后果在英国只是现在才影响到大地主和农场主，而且以前的农业灾难将十分自然地重新出现。工业繁荣带来的国内贸易的良好情况和多年的歉收，使这种实验不可能在1847—1857年期间进行，也使废除谷物法变为一纸空文。¹¹⁶

　　《论坛报》那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惬意的事情。11月6日我在给它写的一篇解释1844年银行法¹¹⁷的文章⁽³⁾中说，过不了几天就会上演这个法令暂停生效的滑稽戏，但也不该认为这种金融恐慌有多么大的作用，因为问题的实质在于当前的工业崩溃。《论坛报》以社论的形式刊登了这篇文章。《纽约时报》（它处于伦敦《泰晤士报》的附庸的地位）在三天后回答《论坛报》说，第一，银行法不会暂停生效，并像印刷所广场¹¹⁸的金融评论员那样吹捧这个法令，宣称所谓英国“工业崩溃”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的”。这是24日的事。而隔了一天，它就接到大西洋号的电报说，银行法暂停生效，同时还传来工业危机的消息。然而，妙的是，现在劳埃德一奥弗斯顿发表演说，公开解释他狂热地拥护1844年法令的真正原由。他说，这项法令能使“那些善于算计的人”从商业界榨出20％—30％。

　　大肆叫嚣反对“劳动权”的资本家们，现在到处请求政府给予“公共支持”，在汉堡、柏林、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和英国本国（以银行法暂停生效的形式）宣称，要牺牲公众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利润权”，这真是太妙了。同样妙不可言的是，汉堡的小市民拒绝今后再周济资本家。

　　在这整个事件中，法国的情况和大部分英国报刊对此所作的评论，都是令人奇怪的。如果说在美国危机以后，人们曾拿从容不迫的、镇静的商人约翰牛来同乔纳森大哥作对比，那么现在则拿笨伯雅克来同约翰牛作对比。在这方面，伦敦《经济学家》的巴黎通讯员十分天真地说：

　　“尽管情况表明确实会发生恐慌，尽管法国人早就显示出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因一点点小事情而陷于恐慌，然而却一点没有恐慌的倾向。”

　　尽管法国的资产阶级具有乐观的性格，然而它现在一想到恐慌就感受到恐慌，这当然最好地表明了，这一次法国的恐慌意味着什么。而巴黎资产者的高尚的气质，不会比汉堡防止恐慌协会¹¹⁹的活动有更大的效果。

　　上星期日的《观察家报》报道说，由于关于动产信用公司¹²⁰的令人不快的流言到处传播，大家都涌入交易所，不惜一切代价抛售自己的股票。法国的资本——尽管贝列拉先生发现它具有世界主义的天性——在商业本身中照旧是胆怯、吝啬和谨慎的。投机狂（它反过来的确又成为稳固的商业和工业的前提）其实只存在于国家直接或间接作为真正的企业主的那些部门。像法国政府这样的大资本家，即使成为自在的（借用黑格尔的说法）破产者，还是可以比私人资本家多维持些日子，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法国实际上正竭力实行禁止贵金属输出的警察措施，而同时又不计价格地加大新收获的产品——谷物、丝、酒等等——的对外输出，这一切曾有几个星期制止了贵金属从法兰西银行外流。尽管如此，贵金属还是会外流的，而且只要外流达到像1856年（10月）那样的规模，一切都会完蛋。同时，法国的厂主对待他们的工人是这样冷酷无情，好像从没有发生过革命似的。这样更好。另一方面，波拿巴先生正在把法兰西银行变为那些陷于停顿的铁路工程的企业主。一当贵金属开始外流，下一个步骤大概就是发行阿西涅币。如果这家伙有胆量，而且还能够体面地给军队发饷，那么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精彩的序幕。你关于曼彻斯特情况的叙述使我很感兴趣，因为报纸对这些情况避而不谈。

　　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¹²¹，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祝好。

你的 卡·马·

　　你的健康情况如何？你已很久没有报告了。

　　因为鲁普斯对我们的危机预言作经常的记录，请你告诉他，根据上星期六的《经济学家》的解释，1853年的最后几个月、1854年全年、1855年秋季和“1856年的突然转变”期间，欧洲只是勉强躲过逼近眼前的危机。

脚　　注

(1) 马克思1857年11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2) 明辛街是伦敦殖民地商品批发商业的中心，马克街是粮食交易所的所在地。——编者注
(3) 马克思《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编者注

注　　释

65 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开展了废除谷物法的斗争。谷物法是1815年以来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施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从而废除了谷物法。——138。
116 马克思在这里所表达的关于欧洲大陆危机的某些思想，在他的《欧洲的金融危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一文中有更详尽的阐述。——138。
117 1844年银行法是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于1844年7月19日公布的《银行券发行改革法》，其中规定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定不得超过1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令，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三十四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138。
118 印刷所广场是伦敦一个不大的广场，英国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所在地，因此印刷所广场也就成了以优秀报业组织闻名于19世纪中叶的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的代名词。——138。
119 指汉堡保证贴现公司。该公司是1857年11月21日因汉堡货币危机而成立的，目的是使盖有该公司印章的票据和银行券易于流通。——139。
120 动产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埃·贝列拉和伊·贝列拉兄弟俩于1852年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及参与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其他各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另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其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这一反动时期特有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效仿动产信用公司纷纷建立类似的机构。——139。
121 马克思是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后来《资本论》的第一稿。马克思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制订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150、157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2—33页）草稿中都曾提到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140。

46.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7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我的工作量很大，多半都要工作到早晨四点钟。工作是双重的：（1）写完政治经济学原理¹²¹。（这项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众认清事物的实质，也可以使我自己摆脱这个讨厌的东西。）

　　（2）当前的危机。关于这个问题，除了给《论坛报》写的文章外，我只是做做笔记，但是花费的时间却很多。我想，到春天，我们可以合写一本关于这个问题的小册子⁽¹⁾，以便重新提醒德国公众：我们还在，还和过去一样。我备了三个大笔记本——英国、德国、法国。至于美国，全部材料《论坛报》上都有。这些材料可以以后整理。此外，希望《卫报》尽可能每天寄来。一下子整理一星期或五六天的报纸，往往事倍功半，而且会出差错。

　　在法国（在商业中），特别是在勒阿弗尔，“德国人”可能开始大吵大闹，总之，现在就要开始注意他们。此外——且不谈这个破产的国家的普遍腐化——，在马赛和波尔多，在外来者的加入和干预把卑鄙的癞蛤蟆⁽²⁾身上那种卑鄙渺小的吝啬和胆怯打掉的一切地方，贸易方面的情况都特别糟糕。的确，只有在这样一个呆滞不动的国家，一个动产信用公司¹²⁰的存在才是可能和必然的。对“各国的救世主”越是了解，就越是不喜欢他。

　　你一有时间，就给我写信，因为过后你会把那些对我们十分有用的危机“丑闻”都忘掉的；我要把它们从你的信中摘出，分别记入几个主要的笔记本中……

脚　　注

(1) 马克思的这个意图没有实现。——编者注
(2) 指法国庸人。——编者注

注　　释

120 动产信用公司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埃·贝列拉和伊·贝列拉兄弟俩于1852年创办并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及参与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与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自己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其他各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作担保。因此，同一项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另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关系密切，并在其庇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这一反动时期特有的产物。在这一时期，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獗。中欧的其他许多国家也效仿动产信用公司纷纷建立类似的机构。——142。
121 马克思是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后来《资本论》的第一稿。马克思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制订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150、157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2—33页）草稿中都曾提到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141。

4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你的身体见好，使我非常高兴。我却又一连吃了三个星期的药，今天才停止。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不过，我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我已经推翻了迄今存在的全部利润学说。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

4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2月1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五英镑收到了。看来，两封信同时送到（一封信我是星期四发的，另一封信是星期五发的）这件事，说明邮局扣留流亡者的信，并加以检查等等。

　　新确定的“B”字头条目是：《比达索阿》（会战）、《布伦海姆》（同上）、《缅甸》（战争）、《博马尔松德》（围攻）、《博罗季诺》（会战）、《布雷西亚》（强攻）、《桥头堡》、《毕洛夫》、《布达》（围攻）、《贝雷斯福德》、《崖路》。德纳说“其中大多数我以前曾经向您要过”，这是弄错了。他把你的“B”字头条目单同他自己的混淆了。他自己只要求写下面的条目：

　　《炮座》、《棱堡》、《刺刀》、《巴克莱—鲁—托利》、《炮兵连》、《会战》、《贝姆》、《卞尼格先》、《贝尔蒂埃》、《贝尔纳多特》、《贝西埃尔》、《露营》、《掩障》、《布吕歇尔》、《勃鲁姆》、《玻利瓦尔》、《爆炸弹》、《炮手》、《轰击》、《双桅炮艇，防弹工事，炮艇》、《垛墙》、《博斯凯》、《布里安》、《桥》（浮桥）、《布朗》（乔治爵士）、《布吕讷》、《毕若》。（所有这些，蠢驴都已经收到了。）

　　《弹射器》的材料（不多）我已给你准备好。《野营》的大部分也已经准备好了（不过，关于希腊的野营我还需查阅瓦克斯穆特写的《希腊古代》，关于犹太人的野营还需查阅德韦特的著作⁽¹⁾）。由于必须列举许多各种各样的枪栓等等，《雷管》⁽²⁾写得很详细。要不是德纳提出了新的要求，我早就把这篇讨厌的东西搞完了。现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起寄给你。此外，我每次去博物馆，都要查许多材料，一眨眼时间就到了（现在仅开馆到四点）。而且到那里还要走路。这样就浪费了许多时间。

　　明快的拉萨尔所写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赫拉克利特借以阐明肯定和否定的统一的许许多多形象，拉萨尔都一一提到了，并趁此机会给我们献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某些片断，而这样做却未必能使这一逻辑学增色，他还总是长篇大论，就像个小学生那样要在一次作业中证明，他已经把它的“本质”、“现象”以及“辩证过程”都掌握了。如果一个小学生作这样的抽象推理，那么可以肯定，他的思维过程只能准确地按照开好的方子、按照神圣化了的形式进行。我们的拉萨尔也正是这样。看来这个家伙试图通过赫拉克利特来阐明黑格尔的逻辑学，而且丝毫不知疲倦地一再重复这个过程。他竭力炫耀他的博学。但是每一个内行人都知道，只要有时间和金钱，并且像拉萨尔先生那样，能够随心所欲地叫人直接把波恩大学图书馆的书送到家里去，拼凑这样一个引文展览是不费什么事的。可以看出，这个家伙自以为①戴上这种闪闪发光的语文学的装饰品就显得非常伟大，他的一举一动完全像一个生平第一次穿上时髦衣服的人那样优雅。因为大多数语文学家都不具备赫拉克利特常用的思辨概念，所以每个黑格尔分子都有无可争辩的特长——能理解语文学家所不理解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精通德国哲学，而因为他学习希腊语，就精通了希腊哲学，这倒是很奇怪的。）拉萨尔先生不是简单地把这一点看成不言而喻的事情，而是把这一切用冒牌的莱辛方式奉送给我们。这是以烦琐的法学家的方式拿黑格尔的解释去反对语文学家因缺乏专门知识而弄错的解释。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双重的享受：首先，给我们完整地转述了我们几乎已经淡忘的辩证事物；其次，给我们拿出这种“思辨的遗产”，把它当做拉萨尔先生的一种特别的语文学一法学方面的博学多才去反对非思辨的语文学家。可是，不管这个家伙怎样大言不惭，说什么赫拉克利特迄今为止就像天书一般，其实他对黑格尔在《哲学史》中所说的绝对没有加进一点新的东西。他不过说得详细一点，而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印张自然就完全够了。这家伙更没有想到要披露关于辩证法本身的某些批判思想。把赫拉克利特的全部片断印在一起，也不见得印满半个印张。只有用可怕的“人”⁽³⁾的钱印书的家伙，才能以这样的借口把60印张的两卷书奉献给世人。

　　“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有一句名言，他想用这旬名言解释一切事物向它们的对立面的转化，他说：“金变万物，万物变金。”拉萨尔说，黄金在这里就是货币（这是正确的），而货币就是价值。⁽⁴⁾也就是说，是观念的东西，是一般，是一（价值），而物则是实在的东西，是特殊，是多。他利用这一惊人的论断，是为了在一条冗长的注释中说明他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的发现的重大意义。每句话都有错误，但都是用惊人的自负的口气说出来的。我从这样一条注释中看出，这个家伙竟打算在他的第二部大作中用黑格尔的方式来阐述政治经济学¹²²。但是他会遗憾地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正如我在接到他的第一封妄自尊大的信以后马上写给你的信中所说的，老年黑格尔派和语文学家们发现在一个享有伟大革命家声誉的青年人身上居然有这样古老的气质，实际上一定是感到高兴的。此外，他向各个方面阿谀奉承和卑躬屈膝，以期博得好评。这玩意儿我一浏览完，马上就寄给你。

　　祝好。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威·德韦特《古犹太考古学教科书，附古犹太史简述》。——编者注
(2) 《雷管》这个条目没有收入《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者注
(3) 指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编者注
(4) 参看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222—223页。——编者注

注　　释

122 指斐·拉萨尔打算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这本书第1版于1864年在柏林出版。——147。

49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杜塞尔多夫

1858年2月2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纳特现在已经把《赫拉克利特》⁽¹⁾寄给我。一俟读完，就把意见告诉你。但是，你得耐心地等一些时候，因为恰好目前我的空闲时间特别少。对于斯多亚派¹²³，我个人没有研究过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对赫拉克利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学科上就像小学生那样认真。相反，关于伊壁鸠鲁则可以详细地指出：虽然他是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为出发点，但是他到处都把问题要点颠倒过来。至于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没有理解这一点，那几乎无可责怪，因为像培尔，甚至像黑格尔本人这样的聪明人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对黑格尔这样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是不能要求他在细节上也不犯错误的。

　　你大概已经从报上看到，帕麦斯顿垮台了。最了解这个老骗子手的人大多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他近来故意犯一些错误，为的是暂时退出舞台。他们说，他一生的最终目的就是挑起英法之间的战争，他目前以为已经达到了这一点，先借他人之手来实现自己的计划，等到把局面搞得混乱不堪无法收拾的时候，国家就会被迫重新召他回来。这种想法或许太狡猾了，但是帕姆的退职决不违背他的意愿，这一点我认为是毫无疑问的。

　　至于你的表弟⁽²⁾，有一点我可以同意，不过我仍然认为《新闻报》不会同意。¹²⁴那就是，我所能承担的，是每星期写一篇文章，谈谈贸易、金融等等，谈谈英、法、美三国的情况，根据兴趣而定。这也是抨击波拿巴的最可行的形式。其次，这种形式可以使我在政治上绝对避免与《新闻报》产生关系。我认为，目前特别是对法国的金融状况以及法国的总的经济情况，普遍都是一无所知。试问，《新闻报》，或者更确切地说，它的读者，是否对这一切有足够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当然他们自己最清楚。每星期写这样一篇文章，我希望能得到一英镑。此外，请先给我寄来几号《新闻报》，以便我能确定我的信念是否允许给该报撰稿。无论如何，承蒙你的表弟在这件事情上想到我，请代我向他致谢。

　　我想把我的经济学著作¹²¹的进展情况告诉你。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来我都在进行最后的加工。但是进展很慢，因为多年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些题目，一旦想最后清算它们，总是又出现新的方面的问题，引起新的考虑。加之，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仆人。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能把全部著作不定期地分册出版，那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这样做也许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因为他在这上面只要投入少量流动资本就行了。能不能在柏林找到一个出版商，如果你能打听一下，我当然非常感谢。我所指的“分册”，就是像费舍的《美学》那样陆续出版的东西。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叙述。这既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又是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我还一点儿都不清楚全部著作究竟有多少印张。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么，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而以这种分册的形式（也许更便于读者理解，但无疑会损害形式）陆续出版，必然会使这部著作写得长一些。请注意：一旦你打听清楚能不能在柏林办这件事，就请写信告诉我，因为如果那里不成，我想在汉堡试一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承办这件事的出版商必须付钱给我——这可能使整个事情在柏林告吹。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反警方规定。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当然，我有时不能不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批判，特别是不能不反驳李嘉图，因为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但是，总的来说，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历史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的对象。末了，我预感到，在我进行了15年研究工作以后的今天，当我能够动笔的时候，也许会受到外部暴风雨般的运动的干扰。这没有关系。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

脚　　注

(1) 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编者注
(2) 麦·弗里德兰德。——编者注

注　　释

121 马克思是指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后来《资本论》的第一稿。马克思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制订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他打算在这部著作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问题，同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这部巨著的计划要点，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一系列书信（见本卷第150、157页）以及这部著作的没有完成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2—33页）草稿中都曾提到过。在继续研究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改变自己的原订计划，并按照一再修改的方案写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149。
123 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画廊的希腊文是“στοá”）讲学，故称斯多亚派，又称画廊学派。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的观念和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同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148。
124 斐·拉萨尔1857年12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附有他的表弟麦·弗里德兰德建议马克思为奥地利资产阶级报纸《新闻报》撰稿的信。弗里德兰德早先担任过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的编辑，马克思在1855年曾为该报撰稿。从1856年起，弗里德兰德成为《新闻报》的编辑之一。但是马克思不了解《新闻报》当时的政治倾向，认为不宜给该报撰稿，直到1861年10月该报表示反对奥地利施梅林的伪宪制派政府时，马克思才最后同意撰稿。——149。

5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再者，你能否告诉我，你们隔多少时间——例如在你们的工厂——更新一次机器设备？拜比吉断言，在曼彻斯特大多数机器设备平均每隔五年更新一次。⁽¹⁾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有点奇怪，不太可信。机器设备更新的平均时间，是说明大工业巩固以来工业发展所经过的多年周期的重要因素之一……

脚　　注

(1) 参看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85页。——编者注

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8年3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关于机器设备的问题很难作出确切的答复，但无论如何拜比吉是十分错误的⁽¹⁾。最可靠的标准是每个厂主每年在自己机器设备的折1日和修理上扣除的百分率，这样，厂主在一定时期内就全部补偿了他的机器费用。这一百分率通常为7.5％，因此，机器设备的费用在十三年零四个月内就可以由每年收人中的扣除部分予以补偿，也就是说可以无亏损地使机器设备完全得到更新。例如，我有价值1万英镑的机器，一年以后我编平衡表时，

从10 000英镑中

　　扣除7.5％的损耗…………………………750英镑

————————
9250英镑

　　修理费………………………………………100英镑

————————

　　现在机器的价值为：………………………9350英镑
　　第二年底我从1O000英镑中扣除7.5％
　　和从100英镑中扣除7.5％……………757英镑10先令

————————
　　8593英镑10先令

　　修理费……………………………………306英镑10先令
　　现在全部机器价值为………………… 8900英镑

　　依此类推。的确，十三年零四个月是段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会有许多破产事件和变化发生，人们会转向其他生产部门，出售旧机器，引进新的改良办法。不过，如果这种计算不是基本正确的话，那么，在实践中早就会加以修改。卖出去的旧机器也不是马上就变为废铁，它们可以在还用得着它们的小纺纱厂厂主等等中间找到买主。我们这里使用的机器有运转了不下20年的，如果到这里的衰败的老企业去看一看，就可以在那里看到至少已用了30年的非常陈旧的机器。大多数机器只有少许零件被磨损，这些零件过五六年就必须更换，而如果机器的主要原理没有被新的发明所排挤，那么磨损的零件甚至在15年以后也是非常容易更换的（我这里专门讲纺纱机和粗纺机），因此对这种机器的寿命就难以确定精确的界限。而且，近20年来纺纱机的改良几乎全部都是在现有的机架上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改进个别细小部分。（诚然，梳棉机的滚筒加大是一项重大改良，在生产优等棉纱时，就要排挤旧机器，但是，旧机器对于生产普通等级的棉纱在很长时期内还是完全适用的。）

　　拜比吉的断言是如此荒谬，如果它符合真实情况，那么英国的工业资本就应该不断减少，而钱也白花了。一个工厂主在四年中把他的全部资本周转五次，也就是在五年中周转6 ¹∕₄次，这样，除了10％的平均利润外，他每年还应当靠大约四分之三的资本（机器设备）赚20％，以便有可能无亏损地补偿旧机器设备的损耗，即收回25％。因此，全部商品的成本就会大大提高，甚至会超过因工资增长而提高的幅度，那么，机器的好处在哪里呢？每年付出的工资约占机器设备价格的三分之一（简单的纺织厂当然要少一些），而耗损要占五分之一，——这是可笑的。可以肯定，在英国大工业的一般企业中没有一个企业是每隔五年就更新一次机器设备的。谁要是这样蠢，那在第一次更新时就必然遭到破产，因为旧机器设备即使非常不好，也比新的合算，并可以进行廉价得多的生产，因为市场不是依那些对每磅棉纱还要算上15％的损耗的人定的，而是依那些只加价6％（大约为7.5％的年损耗的五分之四）因而售价低廉的人定的。

　　10—12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大部分机器设备的性能，因而多多少少使它得到更新。在十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自然会发生破产事件、修理费极贵的重要部件的损坏等等，这一类的偶然事件会使这个期限缩短一些，但肯定不会少于10年……

脚　　注

(1) 参看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85页。——编者注

5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非常感谢你对机器设备的说明。13年这个数字，就其必要性说来，与理论是相符的，因为它为大体上与大危机重现的周期相一致的工业再生产的周期确定了一个计量单位，而危机的过程从它们重现的时间来看，当然也是由截然不同的另一些因素所决定的。在大工业直接的物质先决条件中找到一个决定再生产周期的因素，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在机器设备的再生产不同于流动资本的再生产这个问题上，使人不禁想起摩莱肖特派，他们像经济学家那样，也是很不重视骨骼更新周期的长短，而满足于人体的整个更新周期的平均数。另一个问题我也只需要一个例证，哪怕是大概的，例如在你们工厂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一般工厂的营业中流动资本在原料和工资上是如何分配的？你们平均有多大一部分流动资本存进银行？其次，你们在自己的簿记里是怎样计算周转的？理论上的规律在这里十分简单明了。不过，这一切在实践中是什么样的，有一个概念还是好的。商人的计算方法比起经济学家的计算方法来，在某种程度上自然是建立在更多的幻想上面；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以实践中的幻想纠正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上的幻想。你谈到10％的利润，我想你在这里没有把资本的利息计算进去，利息大概是和利润同时出现的。我在《工厂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¹⁾中找到下列数据作为例证：

投在厂房和机器上的资本………… 10000英镑
流动资本………………………………7000英镑
　　500英镑为10 000英镑固定资本的利息
　　350英镑为流动资本的利息
　　150英镑为租金，国家税和地方税
　　650英镑为6.5％的固定资本损耗折旧基金
————————
1650英镑
1100英镑为意外费用（？）、运输、煤、油
2750英镑
2 600英镑为工资和薪金
5350英镑
10000英镑购买约40万磅原棉（每磅6便士）
15350英镑

　　16000英镑是363 000磅纱的价值。价值为16 OOO。利润为650，或为4.2％左右。这里工厂工人的工资约为六分之一。

　　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利润，包括资本利息，只有10％左右。但是为厂主的利益写作的西尼耳先生却指出曼彻斯特的平均利润为15％（包括资本利息）。¹²⁵很遗憾，在上述材料中没有说明工人的人数，也没有说明所谓的薪金和真正意义上的工资之间的比例。

　　其实，就是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甚至李嘉图本人，一旦走进资产阶级的思维怪圈，便陷于纯粹幼稚的妄谈。昨天我偶然看到李嘉图写的下面一段话，又使我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你记得，那位始终坚持极其陈腐的观点的亚·斯密断言，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相比，对国家的生产活动只有一半的推动力，等等。李嘉图举了下面的例子予以反驳：

　　“我认为斯密的论据是错误的，因为——虽然斯密假设的是葡萄牙和英国两国的资本——用在对外贸易的资本总要比用于国内贸易的资本多一倍。假定苏格兰用1000英镑的资本生产亚麻布，用以交换英格兰的以同量资本生产的丝绸。在这两个地方花费了2 000英镑和相应的劳动量。如果英格兰发现，拿它从前输往苏格兰的丝绸可以从德国换取更多的亚麻布，而苏格兰发现，它用它的亚麻布从法国换取的丝绸要比它以前从英格兰得到的更多的话，那么，英格兰和苏格兰就会停止相互之间的直接贸易，而国内消费品贸易就会让位于对外贸易。但是，即使这一贸易中增添了两笔资本，即德国的资本和法国的资本，难道苏格兰和英格兰就不再花费以前在国内贸易中所花费的那样多的资本，不再投入那样多的产业劳动量了吗？”⁽²⁾

　　在上述情况下，德国将不是向法国而是向英格兰买丝绸，而法国将不是向德国而是向苏格兰买亚麻布，这种假设竟出自像李嘉图这样的人，真有些不可思议。

　　托马斯·图克这位朋友死了，他的死标志着英国的最后一个还有点影响的经济学家消失了……

脚　　注

(1) 指《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编者注
(2)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420页。——编者注

注　　释

125 参看纳·威·西尼耳的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156。

5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4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下面是第一部分的简单纲要。这一堆讨厌的东西将分为六个分册：1.资本；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

　　一、资本又分成四篇。（a）资本一般（这是第一分册的材料）；（b）竞争或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c）信用，在这里，整个资本对单个的资本来说，表现为一般的因素；（d）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及其一切矛盾。从资本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同时又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形式的土地所有制是资本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其他土地所有制发生影响的产物。同样，从土地所有制向雇佣劳动的过渡不仅是辩证的过渡，而且也是历史的过渡，因为现代土地所有制的最后产物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确立，而这种雇佣劳动就是这一堆讨厌的东西的基础。好吧（今天我感到写东西困难），我们现在来谈“主要对象”。⁽¹⁾

　　（一）资本。第一篇。资本一般。（在整个这一篇里，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其次还假定：土地所有制＝0，就是说，对土地所有制这一特殊的经济关系在这里还不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

　　1.价值。纯粹归结为劳动量；时间作为劳动的尺度。使用价值（无论是主观上把它看做劳动的有用性，或者客观上把它看做产品的有用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价值的物质前提，这种前提暂时完全退出经济的形式规定。价值本身除了劳动本身没有别的任何“物质”。首先由配第⁽²⁾大致指出、后来由李嘉图⁽³⁾清楚地加以阐明的这种价值规定，只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抽象的形式。这种规定本身就已经假定：（1）原始共产主义的解体（如印度等），（2）一切不发达的、资产阶级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交换还没有完全占支配地位）的解体。虽然这是一种抽象，但它是历史的抽象，它只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对价值的这个规定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不是以比较不发达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就是以下面这种混乱的思想为根据，即把比较具体的经济规定（价值是从这些规定中抽象出来的，因而另一方面也可以把这些规定看做价值的进一步发展）拿来与这种抽象的不发展的形式中的价值相对立。由于经济学家先生们自己弄不清这种抽象同资产阶级财富的后来的各种比较具体的形式有什么关系，这些反对意见就或多或少地被认为是有道理的。

　　从价值的一般特点（这也是后来表现在货币中的那些一般特点）同它表现为某种商品的物质存在等等之间的矛盾中产生出货币这个范畴。

　　2.货币。

　　关于作为货币关系体现者的贵金属的几点说明。

　　（a）作为尺度的货币。对斯图亚特、阿特伍德和乌尔卡尔特的观念的尺度的几点评论；在劳动货币的鼓吹者（格雷、布雷等人，顺便给蒲鲁东主义者一些打击）那里则以比较容易理解的形式表述出来。¹²⁶转变为货币的商品价值，是商品的价格，这种价格暂时只是在同价值的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中表现出来。根据一般的价值规律，一定数量的货币只表现一定数量的对象化劳动。就货币是尺度来说，货币自身的价值的变化无关紧要。

　　（b）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或简单的流通。

　　这里要考察的只是这种流通的简单形式本身。给这种流通以进一步的规定的一切情况都和这种形式无关，因此留待以后再考察。（这一切情况都以比较发达的关系为前提。）如果我们用W表示商品，用G表示货币，那么，简单的流通就表现为以下两种循环运动或两种终结：W—G—G—W和G—W—W—G（后者构成了向c的过渡），但是出发点和复归点决不重合，或者只是偶然重合。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所谓规律，大多数不是在货币流通本身的范围内观察货币流通，而是把它看做从属于较高级的运动并由这种运动所规定的东西。这一切都应当撇开不谈。（一部分属于信用理论的范围，另一部分也应放到货币重新出现但却被进一步规定的那些地方去考察。）因此，货币在这里是流通手段（铸币），但同时也是价格的实现（不仅仅是瞬间的实现）。表现为价格的商品，在它现实地同货币交换以前，已经在观念上同货币交换了，从这一简单的规定中自然地得出下面这个重要的经济规律：流通手段的数量由价格决定，而不是相反。（在这里，列举一些有关这二点的争论的历史材料。）其次，从这里可以推论出：流通速度可以代替货币数量；而一定的货币数量对同时进行的交换行为是必要的，只要这些行为本身不像正和负那样互相抵消，但这种相互抵消和有关的考虑在这里我只是预先提一下。我在这一篇不准备作进一步的发挥。只是还要指出，W—G和G—W的分离，是表现出危机可能性的最抽象和最表面的形式。从阐明流通数量由价格决定这一规律中可以看出，在这里设想了一些决不是一切社会状态下都存在的前提，因此，例如，把货币从亚洲流入罗马而对那里的物价所起的作用简单地同现代的商业关系等量齐观，那是荒谬的。这些极其抽象的规定，在对它们作比较精确的考察时，总是表明了更加具体的规定了的历史基础。（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它们在这种规定性上正是从这种基础中抽象出来的。）

　　（c）作为货币的货币。这是G—W—W—G这一形式的发展。货币是不依赖于流通而独立的价值存在；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既然货币不仅表现为流通手段，而且还表现为实现着的价格，这一点在流通中就显露出来了。对于特性（c）来说，（a）和（易）只表现为职能，而在特性（c）中，货币则是契约中的一般商品（在这里，由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货币的价值的变化变得重要了），是贮藏的对象。（这种职能目前在亚洲仍然是重要的，而在古典古代和中世纪始终都是重要的。目前它在银行业务中仅处于次要地位。在危机时期，这种形式的货币又具有重要的意义。考察这种形式的货币以及由它所产生的世界历史上的错觉等等，货币的破坏性等等。）作为价值借以表现的一切较高形式的实现，一切价值关系借以得到外部完成的最终形式。但是，货币既然固定在这种形式中，就不再是经济关系，这种形式在货币的物质体现者金和银上消失了。另一方面，只要货币进入流通，而且又和商品交换，那么，最后的过程，即商品的消费也脱离经济关系。简单的货币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再生产的原则，因而要求超出自身。货币——正如它的规定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包含着这样一种要求，即要求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持自身、同时又成为这种流通的前提的价值，也就是要求资本。这种过渡同时也是历史的过渡。资本的太古形式是经常发展货币的商业资本。同时，真正的资本是从货币或支配生产的商业资本中产生出来的。

　　（d）从这种简单流通本身（它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在这里，产生简单流通的各种较深刻的过程看不见了）来看，除了形式上的和转瞬即逝的区别以外，它并不显示各个交换主体之间的任何区别。这就是自由、平等和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的王国。在这里以贮藏的形式出现的积累只是较大的节约等等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和谐论者、现代自由贸易派（巴师夏、凯里⁽⁴⁾等等）的庸俗伎俩：他们把这种

　　①最表面的和最抽象的关系当做他们的真理应用到较发达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对立中去。另一方面是蒲鲁东主义者以及类似的社会主义者的庸俗伎俩：他们把适应于这种等价交换（或被认为是等价交换）的平等观念等等拿来同这种交换所导致和所由产生的不平等等等相对立。通过劳动来占有，等价交换，在这一范围内就表现为占有规律，因为交换只是以另一种物质形式再现同样的价值。总而言之，在这里，一切都是“美妙的”，但同时都会得到一种可怕的结果，而这正是等价规律的缘故。现在我们就来谈：

　　3.资本。

　　实际上，这是这第一分册中重要的部分，关于这部分我特别需要听听你的意见。但是我今天不能继续写下去了。讨厌的胆病使我难以执笔，一低头写字就感到头晕。因此下次再谈吧。

　　祝好。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原文是“corus delicti”，直译是：犯罪构成。这里指研究的主要对象。——编者注
(2) 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编者注
(3)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编者注
(4) 弗·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0年巴黎版；亨·查·凯里《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伦敦版。——编者注

注　　释

126 这里提到的著作是：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1770年都柏林版，托·莱特和约·哈娄《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该书包含托·阿特伍德的观点，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约·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年爱丁堡版和《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约·布雷《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159。

5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8年7月1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顺便提一下：请把已经答应给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寄来。目前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极富思辨成分的东西，但这全是新近才发现的；我很想看一看，所有这些东西老头子⁽¹⁾是否一点也没有预见到。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么各种事物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可是，人们对最近30年来自然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却一无所知。对生理学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是有机化学的巨大发展，二是最近20年来才学会正确使用的显微镜。使用显微镜所造成的结果比化学更重大。使整个生理学发生革命并且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的主要事实，是细胞的发现：在植物方面是由施莱登发现的，在动物方面是由施旺发现的（约在1836年）。一切东西都是细胞。细胞就是黑格尔的自在的存在，它在自己的发展中正是经过黑格尔的过程，直到最后“观念”即各个完成的有机体从细胞中发展出来为止。

　　会使老头子黑格尔感到高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物理学中各种力的相互关系，或这样一种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转化为热（比如经过摩擦），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和力，化学亲和力转化为电（比如在伏打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现在有个英国人（他的名字⁽²⁾我想不起来了）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和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规定如何互相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

　　可以肯定地说，人们在接触到比较生理学的时候，对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唯心主义的矜夸是会极端轻视的。人们到处都会看到，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而在基本特征方面，这种一致性也表现在一切脊椎动物身上，甚至表现在昆虫、甲壳动物和绦虫等等身上（比较模糊一些）。黑格尔关于量变系列中的质的飞跃这一套东西在这里也是非常适合的。最后，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独立生活的单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病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种细胞看起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黏膜细胞，腺、肾等等的分泌细胞）一样……

脚　　注

(1) 黑格尔。——编者注
(2) 詹·焦耳。——编者注

5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58年10月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琼斯的事非常令人厌恶。他在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并完全按照新同盟的精神讲了话。¹²⁷根据这件事来看，几乎确实应该相信：英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旧的传统的、宪章运动⁶⁹那样的形式必须首先彻底毁灭，它的新的、具有生命力的形式才能发展起来。不过也很难想象，这种新的形式将是什么样子。此外我觉得，琼斯的新动向，与过去建立这种同盟而多少获得成功的一些尝试联系起来看，的确是有其根源的：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只有出现几个极坏的年头才能有所帮助，但是自从发现金矿以来，看来这样的年头已不再那么容易遇到了……

注　　释

69 宪章派指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一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哈尼、厄·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17页）。列宁认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164。
127 指厄·琼斯1858年10月4日在曼彻斯特宪章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857年琼斯主张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其目的是为了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共同争取选举改革，并希望在此基础上恢复国内群众性的宪章运动。但是，他在制订联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共同纲领时，放弃了人民宪章提出的若干主张，只保留了成年男子普选权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上动摇的表现，是滑到了改良主义的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琼斯的做法也引起了宪章派成员的不满和反对。几年后，在琼斯重新开始表现出革命无产阶级的精神时，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关系才得以恢复。——164。

5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8年1O月8日星期五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在目前世界贸易好转的时刻（虽然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地的银行积存巨额存款这一事实证明，事情还远未走上正轨），至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俄国革命已经开始了；我认为把“显贵们”召集到彼得堡去，就是这一革命的开端。¹²⁸普鲁士也是这样，目前的情况比1847年还要糟，关于普鲁士亲王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可笑幻想将在愤怒中烟消云散。¹²⁹如果法国人看到，世界没有他们也在“运动”（如宾夕法尼亚人所说的），这对他们没有害处。同时，在斯拉夫人中间，特别是在波希米亚，正在发生不寻常的运动，虽然这是反革命的运动，但毕竟给真正的运动提供了酵素。¹³⁰1854—1855年的俄国战争虽然十分卑鄙，虽然结果对俄国人并没有多少损害（确切地说，只损害了土耳其），但是毕竟明显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唯一使德国人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完全变成法国仆从的情况，就是俄国的态度。随着莫斯科公国内部运动的开始，这种恶劣的玩笑就要结束。一旦那里的情况发展得比较明显，我们就能获得证据，证明可敬的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受到了“官吏”和经过这些官吏训练的农民的愚弄。¹³¹

　　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就像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广大得多的地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个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

　　至于特别谈到中国，我在仔细分析了1836年以来的贸易动向之后，可以肯定地说：首先，1844—1846年英国和美国的出口增长，在1847年就已经证明完全是假的，并且在后来的10年当中出口额平均起来几乎是停滞不动的，而英国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却大大地增长了；其次，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其他“贸易中心”是算不上数的。这个市场失败的主要原因看来是鸦片贸易，事实上，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的全部增长额始终都只限于这一项贸易，第二个原因则是这个国家内部的经济组织和小农业等等，摧毁这一切需要很长的时间。目前那个据我看是帕麦斯顿同彼得堡内阁联合炮制出来交给额尔金勋爵带去的英中条约¹³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讽刺……

注　　释

128 马克思谈到俄国革命已经开始，是指俄国这一时期因生产力的增长和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使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关系产生了危机。自沙皇政府在克里木战争中失败以后，农民运动广泛开展，是这一危机的明显表现。克里木战争暴露了专制农奴制的腐朽性和反动性。1856——1858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农民运动、采取了人民对农奴制的各种抗议形式。农民拒服徭役，拒缴代役租，从地主庄园大批逃亡，烧毁庄园并杀死地主，农民同派驻庄园的军队发生公开的武装冲突，也越来越成为常事。
　　农民运动以及在国内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国外以亚·伊·赫尔岑为首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专制农奴制的揭露，对推动俄国社会生活的整个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亚历山大二世政府非常害怕农民运动和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又考虑到已产生的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化的地主的要求，不得不走上准备废除农奴制的道路。为此，在1857年1月建立了由沙皇任主席的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1858年起公开活动，并改名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1858年7月中旬，总委员会分设了四人委员会。四人委员会的任务之一是保证在各地农奴制改革方案拟出以后派遣各省委员会的代表前往圣彼得堡，参与各省方案的讨论和最后的审批工作。亚历山大二世在1858年8—9月巡视俄国中部各省途中，在许多城市接见了贵族，从他向贵族们发表的演说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沙皇政府的这一决定。
　　马克思在这里把参加圣彼得堡各省委员会贵族代表大会的代表称为“显贵”，是借用封建专制法国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召集显贵的说法。圣彼得堡的代表大会于1859年8月召开。——165。
129 指普鲁士的摄政危机。1858年10月，由于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疯癫症、其弟普鲁士亲王（后来的国王威廉一世）被任命为摄政王。他为赢得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持，解散了反动的曼托伊费尔政府。——165。
130 指斯拉夫国家在1848年革命以后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引起的民族运动的高涨。50年代捷克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巩固，促进了捷克资产阶级民族的形成。但是这一过程受到了阻碍，因为捷克加入奥地利帝国后，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德国资产阶级。因此，捷克资产阶级为反对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德国势力进行了不倦的斗争。50年代下半期，反对奥地利政府专制集权政策的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开始在民族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然而，由于捷克工人阶级尚未成熟，未能把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领导运动的是代表捷克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党。捷克自由资产阶级害怕城乡劳动群众的革命运动，企图使无产阶级脱离阶级斗争，因而鼓吹“阶级利益调和”，指望不用国家民主化的方法，而依靠维也纳专制政府的支持，取得自己的权利和民族的独立，他们还主张镇压国内的革命运动。
　　捷克和其他斯拉夫国家的民族问题是当时有关消灭封建农奴制残余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问题之一。——166。
131 19世纪40年代游历了俄国的普鲁士官员、作家奥·哈克斯特豪森在他的著作《俄国的国内状况、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概论》（1847——1852年汉诺威一柏林版第1—3册）中、描述了俄国农村居民虚假的物质福利状况。他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公社，并企图证明，公社制度是使俄国摆脱革命无产阶级的唯一可靠的手段。哈克斯特豪森断言，俄国的农奴制只应当逐步废除，因为这个国家似乎还没有条件来实行自由雇佣劳动的制度。——166。
132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时期、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于1858年6月强迫中国分别与他们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马克思对英中天津条约的评论，见《英中条约》及《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67。

5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8年11月12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至于手稿⁽¹⁾寄迟一事，起初是生病耽搁了，后来我为了稿酬必须赶写其他著作。但是，真正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

　　1.它是15年的即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2.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部著作为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呆板的笔调所损害。

　　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我在患病的这几个月中至少在这个题目上未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我在这期间不得不写文章，而且也写了至少两大本关于各种各样事情的英文社论。

　　我想，即使是不如你机灵的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敦克尔先生，他也只会同意我的做法；要知道，对于他这个出版商，我的这种做法，简单说来，就是我给他头等商品，他给我钱。

　　大约过一个月，我才能完成，因为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写。

　　还有另外一个情况（但是，要等稿件寄到后，你才能去谈这一点）：第一篇《资本一般》很可能一下子就占两个分册，因为我在定稿过程中发现，这里正是叙述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写得过于简短，读者不易理解。但是另一方面，这两个分册必须同时出版。内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

脚　　注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58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不谈，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就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产生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不足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一既然你用韵文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专业诗人对这种疏忽会感到多么震惊，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长处，因为我们诗坛上专事模仿的庸才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保留下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探讨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体现出骑士阶层同皇帝和诸侯的悲剧性的对抗，因此，歌德理所当然地选择他做主人公。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像对于某个阶级的所有意识形态家⁶⁴一样，这种说法应该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转而反对皇帝⁽²⁾，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在骑士纷争的幌子下发动叛乱，这只意味着，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一，那么，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像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那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¹³³。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皇权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像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恰恰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而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市民的统一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像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特里尔的理查除外。难道还有别的时代比16世纪具有更加突出的个性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十分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对城市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方面，我必须责备你在有些地方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情感的全部阶梯”等等一直到“它的分量比我度过的岁月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变老”，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表明玛丽亚不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让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变老”来开始，是最不应该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变老的警句把她的情感概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她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从而把它斥为谎言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像是对簿公堂；还有，在特里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很出色……

脚　　注

(1) 斐·拉萨尔的剧本。——编者注
(2) 查理五世。——编者注

注　　释

64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那些抱有唯心主义观念，认为思想具有独立作用，而不懂思维和意识对物质现实的依赖性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意识形态家。——170。
133 在1830年11月开始的1830——1831年反对沙皇制度的波兰解放起义中、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的手里。由于他们拒绝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没能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从而导致了起义的失败。起义遭到了沙皇的残酷镇压。对这次起义的评价，见恩格斯1848年2月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第537-541页）以及他在《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的有关论述。——170。

59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给您写信，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但这也正是我拖延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读了之后还要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我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遍阅读您这部在各个方面——从题材以及处理上看——都堪称德意志民族戏剧的作品时，我的情绪激动不已，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减弱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得不惭愧地说：有时甚至价值不大的东西，在我第一遍阅读时也会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不偏不倚、完全“批判的”态度，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¹⁾——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我知道，当我说出如下的事实，即当前德国的任何一个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再说，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是反映我国文学特点的，因而是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么，对情节的巧妙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处理得比较随意，而这给阅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¹³⁴，就眼前的这个剧本来看，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耳），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和戏剧打过相当多的交道；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地托他带一封短信给您。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念这些长篇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做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哑角一直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对话写得简洁生动，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的舞台脚本大概考虑到了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¹³⁵而您不无理由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自觉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但是还应该改进的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所谓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昔日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雄辩才能〔136〕）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对舞台剧和文学剧作了区分，看来您自己也是把这种理想当做目标的；我相信，《济金根》是能够按照上面所说的那样改编成一个舞台剧的，虽然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出场人物的个性描绘。您反对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是完全正确的。这种个性化不过是玩弄小聪明而已，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多注意一下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

　　至于历史内容，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运动的两个方面：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¹³⁷。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²⁾之间，教皇使节和特里尔大主教⁽³⁾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侯爵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不过，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称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即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就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有好几次机会这样做。但是，我现在又陷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代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也都描写得非常清楚，这样，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像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巨大的斗争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个“蛊惑者”的个性也描绘得很恰当，只是同贵族运动相比，它却没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鼓动在当时已经达到的高潮。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花子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产生更强烈的效果。撇开这一点不说，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次要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您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据我看来，当时广大的帝国直属贵族并没有想到要同农民结成联盟；他们靠压榨农民获得收入，所以不可能与农民结成联盟。同城市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倒是大一些；但是这种联盟并没有出现或者只是小部分地出现了。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不可能出现，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您假定济金根和农民确实有某种联系，这究竟有多少历史根据，我无法判断，而问题也根本不在这里。此外，就我的记忆所及，在向农民呼吁的文件中胡登只是略微触及这个与贵族有关的麻烦问题，而企图把农民的愤怒都特别集中到僧侣身上去。但是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而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相当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侯爵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着力地强调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¹³⁸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么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当出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中出现，都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我和我们大家总是感到高兴。而您这次也提供了这样的例证……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通信联系的部分人士

脚　　注

(1) 泰伦齐安·摩尔《论用词、音节和贺拉斯的韵律》。——编者注
(2) 查理五世。——编者注
(3) 格赖芬克劳的理查。——编者注

注　　释

134 斐·拉萨尔于1858年春写了舞台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并匿名发表。在皇家剧院拒绝上演这部戏剧之后，拉萨尔于1859年舂将《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为文学剧本发表。——173。
135 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谈到舞台剧本和文学剧本之间的区别和其他艺术创作问题的地方，实际上都是针对斐·拉萨尔在《弗兰茨·冯·济金根》剧本的序言中所提出的论点进行的批评。——174。136斐·拉萨尔1848年11月21日在诺伊斯（杜塞尔多夫附近）举行的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武装起来反对国家政权。一天后拉萨尔被捕。高等法院和检察院一再拖延审判，拉萨尔写信请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这一阴谋。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同一标题《拉萨尔》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司法当局和监狱当局对拉萨尔的暴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对拉萨尔的审判于18，49年5月3—4日进行。
　　恩格斯在这里也可能是指1848年9月17日拉萨尔在沃林根（科隆附近）民众大会上的讲话。恩格斯曾亲自参加了这次民众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书记。——174。
137 指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75。
138 “鞋会”和“穷康拉德”是15—16世纪初期在德国出现的反封建的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1525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对这两个团体的活动作了论述。——177。

6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59年1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格林的书⁽¹⁾将寄给你。

　　关于摩洛哥¹³⁹，我还没有写什么，也没有写高加索¹⁴⁰，也没有写关于亚洲的军事文章。我没有任何关于摩洛哥的外交详情。因此还必须由你来写。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简直不可能继续写第二分册。我认为这个分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¹⁴¹实际上，这是全部资产阶级污垢的核心……

脚　　注

(1)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第2版。——编者注

注　　释

139 指1859年11月爆发的西班牙对摩洛哥的战争。西班牙军队在莱·奥当奈尔一霍里斯将军的指挥下进入摩洛哥境内。为此，恩格斯在1859年12月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一文，1860年1月中和2月初又撰写了题为《对摩尔人的战争》的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178。
140 指沙米尔领导下的达吉斯坦和车臣山地居民反对沙皇俄国的战争。在战争中，沙米尔的主力部队被歼灭，他本人于1859年8月被俘，雹眯尔战友所率各支部队随后也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178。
141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于1859年6月出版以后，马克思根据同柏林出版商弗·敦克尔签订的临时协议，准备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要内容《资本》这一章作为第二分册出版。但是、为了揭露波拿巴的代理人卡·福格特的诽谤性攻击和付印其他一些需要尽快出版的著作，这项工作中断了一年半之久。直到1861年8月，马克思才重新开始这一部分的写作，但在写作过程中放弃了分册出版的计划。——178。

61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1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达尔文的著作⁽¹⁾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当然必须容忍粗率的英国式的阐述方式。虽然存在许多缺点，但是在这里不仅第一次给了自然科学中的“目的论”以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根据经验阐明了它的合理的意义……

脚　　注

(1)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编者注

62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林

1861年1月16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亲爱的拉萨尔：

　　……至于我的书¹⁴²，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极其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此外，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这部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而且德国读者当前正做着远为重要的事情……

注　　释

142 指马克思准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后作为第二分册出版的、关于资本这一章的手稿。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把关于资本一章的手稿扩充为总共有将近200印张23个笔记本的巨著、即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其中理论部分后来加工成为三卷《资本论》，而理论史部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被编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180。

6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2年5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麦克莱伦用的还是他那一套尽人皆知的老办法。同盟军老是从他面前溜走，因为他借口他们比他强大得多而从来不向他们进攻。正因为如此，同盟军也就常常逃掉。从来还没有一次战争是这样进行的，为此人们会感谢他的。同时，这些退却中的失利的小战斗和士兵的不断逃跑已足以严重地削弱同盟军的士气，这种情况当决战到来时就会显示出来。

　　占领新奥尔良是舰队的一个勇敢行动。干得非常出色的是从两个堡垒之间穿过。在这以后，一切都好办了。¹⁴³这次行动对同盟军精神上的影响显然是巨大的，而物质上的影响也已经可以感觉到了。博勒加德目前在科林斯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防守的了。这个阵地只有在它掩护着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特别是新奥尔良的时候才有意义。在战略上博勒加德已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次失利的会战就会使他把自己的军队分散成一些游击队，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因为在他的军队的后方没有一个作为铁路线和补给线中枢的大城市，他无法再把大量军队集结在一起。

　　如果同盟军在弗吉尼亚被击溃，那它在经历了各种削弱士气的事件之后，很快就会自动地分散成一些游击队。这支军队的确是运气比较好，因为它的退却线上有许多从山上流人海洋的河流，而它的对手又是麦克莱伦这头蠢驴。但是事物的本质会迫使它或者接受一场决战，或者不战而分散成一群一帮。正如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和博罗季诺曾经被迫作战一样，虽然这样做违背了那些正确判断形势的将军们的本意。

　　即使博勒加德或者弗吉尼亚的军队赢得一次战役，就算是很大的一次，那也无济于事。同盟军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前进不了20英里就得停下来，因而也只好等着遭受新的攻击。他们缺少一切。再说，如果不发生直接背叛的行为，我认为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可能有的。

　　因此，现在同盟军的命运要取决于唯一的一次战役。剩下的问题就是需要研究一下游击战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令人惊异的是，正是在这次战争中，居民很少参加，或者不如说是根本没有参加。1813年，法军的交通线常常被科隆布、吕措、车尔尼晓夫和其他20个游击.队领袖及哥萨克首领切断和破坏，1812年在俄国，法军的进军线上连一个居民也看不到，1814年，法国农民曾经武装起来；杀死联军的巡逻兵和掉队者。但是这里根本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人们都屈服于各次大规模会战的结局，以胜者得到诸神赞助⁽¹⁾之类的话来安慰自己。血战到底的大话变成了纯粹的废话。难道游击战能在这种地方开展起来吗？我估计南部的“白种废物”¹⁴⁴在军队彻底瓦解后会试图这样做，但是，根据种植场主的资产阶级本性，我毫不怀疑，这立刻会使他们成为狂热的联邦派。只要这些贫民出来一试身手，拦路抢劫，种植场主就会到处张开双臂来欢迎北方佬。

　　关于密西西比河畔的大火的传闻，完全是由两个肯塔基州人传出来的，这两个人据说已来到路易斯维尔，但肯定不是从密西西比河来的。在新奥尔良燃起一场大火是不难的，并且将会在其他城市中重演，肯定还会烧掉一些东西，但是事情必然会使种植场主和商人同“白种废物”之间的裂痕达到顶点，那时也就是脱离运动¹⁴⁵的末日。

　　新奥尔良的商人之所以狂热地拥护同盟，仅仅是因为这些家伙曾经不得不拿现金购买了大量由同盟发行的债券。我在这里知道不少这样的例子。这一点不应忘记。大量的强制公债是把资产者束缚于革命，以他们的个人利益来模糊他们的阶级利益的一种绝好办法。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胜者得到诸神赞助，败者得到卡托欢心”（琉善《谐趣歌》）。原文是“victrix causa diis p1acuit，sed victa Catoni”。——编者注

注　　释

143 1862年4月，美国南北双方的军队在新奥尔良交战。北军舰队突破了扼守密西西比河上通往新奥尔良要道的两个堡垒后，驻守新奥尔良的南军于1862年4月29日投降。5月1日北军人城。新奥尔良是蓄奴州同盟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攻占该城是北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马克思在《美国战场的形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5卷）一文中，利用了恩格斯在这封信中提供的对军事行动的分析，该文发表在1862年5月30日的《新闻报》上。——181。
144 “白种废物”是美国南部各州种植场的奴隶主对白种贫民的蔑称。——182。
145 脱离运动指美国南部六个宣布脱离联邦的蓄奴州（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于1861年2月4日——3月16日在蒙哥马利（亚拉巴马州）举行大会、宣布成立奴隶制国家即南部同盟，并通过了临时宪法。杰·戴维斯当选为临时总统。1861年3月2日得克萨斯参加同盟，1861年5月，四个边界蓄奴州（弗吉尼亚、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也加入了同盟。——183。

6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6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此外，我现在正在加紧工作，奇怪的是，在种种困苦的包围之下，我的脑袋倒比前几年更好用了。我正在把这一卷¹⁴²大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东西是按篇幅来估量一本书的价值的。现在我终于顺便把地租这个烂摊子也清理出来了（但是在这一部分我一点也不打算涉及它）。很久以来，我就怀疑李嘉图的学说是否完全正确，现在我终于揭穿了骗局。在我们没有见面的这一期间，我又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极其新鲜的东西，准备加到这一卷里去。

　　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¹⁾，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⁷³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人类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把人类与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¹⁴⁶，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⁴⁶描写为“精神动物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

脚　　注

(1)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编者注

注　　释

46 市民社会（biirgefliche Gesellschaft）这一术语出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82节（见《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184。
73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184。
142 指马克思准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后作为第二分册出版的、关于资本这一章的手稿。马克思在1861——1863年的写作过程中。把关于资本一章的手稿扩充为总共有将近200印张23个笔记本的巨著、即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其中理论部分后来加工成为三卷《资本论》，而理论史部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被编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184。
146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184。

6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8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10英镑已经收到，非常感谢。

　　你为了我在钱的问题上作难，使我非常不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能经得住像美国这样的危机¹⁴⁷？况且，我又特别倒霉，不得不同维也纳《新闻报》这类卑鄙的报纸打交道。否则，对我来说它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论坛报》。你是否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同比如《晚邮报》（纽约一家主张废除奴隶制的报纸）接洽撰稿一事的时候了？

　　我还能像现在这样推进我的理论工作，简直是奇迹。我还是打算把地租理论放在这一卷作为增补，即作为对前面提出的原理的“例解”。¹⁴⁸我想把这个详细叙述起来非常浩繁的问题用几句话告诉你，希望你能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你知道，我把资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原料、辅助材料、机器等），它的价值只是在产品价值中再现出来，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即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它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比工人为换取它而付还的劳动要少。例如，如果日工资＝10小时，而工人劳动12小时，那么，他所补偿的就是可变资本+它的¹∕₅（2小时）。我把这种余额称为剩余价值（surp1us va1ue）。

　　假定剩余价值率（即工作日的长度和超出工人为了再生产工资的必要劳动以外的剩余劳动余额）为50％。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中，8小时为自己劳动，4小时（⁸∕₂）为雇主劳动。还假定一切工业部门中的比例都是这样，那么，对平均劳动时间的各种偏离，不过是对劳动难易程度等等的补偿而已。

　　在不同工业部门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等量的不同资本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从而提供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利润率正是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这将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即取决于资本怎样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假定剩余劳动和上面一样为50％。就是说，如果1英镑＝1个工作日（把它设想为一个劳动周等等也是一样），1个工作日＝12小时，而必要劳动（再生产工资的劳动）＝8小时，那么，30个工人（或工作日）的工资＝20英镑，而他们的劳动价值＝30英镑，付给每个工人的可变资本（每日的或每周的）＝²∕₃英镑，而他创造的价值＝1英镑。100英镑资本在不同工业部门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量，会按100英镑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而有极大的不同。用c代表不变资本，v代表可变资本。例如，假使棉纺织业的资本构成是c80，v20，那么，产品价值就＝110（在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为50％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10，利润率＝10％，因为利润率＝10（剩余价值）：100（所耗费的资本的总价值）。假设在大规模的裁缝业中资本构成是c50，v50，那么，产品＝125，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和上面一样为50％的情况下）：25，而利润率＝25％。假定另一工业部门的比例是c70，V30，那么，产品＝115，利润率＝15％。最后，还有一个工业部门的资本构成是c90，v10，那么，产品＝105，而利润率＝5％。

　　这里，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等量的资本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中产生的剩余价值量极不相同，从而利润率也极不相同。但是，我们把上述四类资本列在一起，就得出：

产品价值

1.c80 | V20 | 110 | 利润率＝10% | 在所有情况下剩余价值率都＝50％
2.c50 | V50 | 125 | 利润率＝25%
3.c70 | V30 | 115 | 利润率＝15%
4.c90 | V10 | 105 | 利润率＝ 5%
资本 | 400 | 利润＝55 |

　　依此计算，每100英镑的利润率是13 ³∕₄％。

　　如果从这个阶级的总资本（400）来考察，那么，利润率＝13 ³∕₄％。资本家们都是兄弟。竞争（资本的转移，或者说，资本从一个工业部门流入另一部门）会使等量的资本在不同的工业部门中提供同一的平均利润率，而不管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换句话说，投入某个工业部门的比如100英镑资本所提供的平均利润，并不是这笔资本作为这种特定情况下使用的资本，因而不是按这笔资本本身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提供出来的，而是这笔资本作为资本家阶级总资本的相应部分提供出来的。这笔资本是一个股份，它的股息依据它的数量按比例从这个阶级的全部可变资本（支付工资的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或者说无酬劳动）的总数中支付。

　　在上例中，要使1、2、3、4类得到同样的平均利润，其中每一类都必须按113 ³∕₄英镑出售自己的商品，1类和4类出售商品的价格高于它的价值，2类和3类低于它的价值。

　　这种经过上述调整的价格＝已耗费的资本+平均利润（例如10％），这就是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费用价格¹⁴⁹等等。这就是平均价格，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竞争（通过资本的转移或流出）使不同工业部门的价格转化为这种价格。所以，竞争不是使商品转化为它们的价值，而是转化为费用价格，这种价格按资本的有机构成或高于或低于或等于它们的价值。.

　　李嘉图把价值同费用价格混为一谈。所以他认为，如果存在绝对地租（即与各类土地的不同肥力无关的地租），那么，农产品等等的出售价格就会由于高于费用价格（预付资本+平均利润）而经常高于价值。这就会推翻基本规律。所以，他否认绝对地租，只承认级差地租。

　　但是，他把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费用价格等同起来是根本错误的；这是同亚·斯密一脉相承的。

　　实际情况是这样：

　　假定一切非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c80，v20，那么，产品（在剩余价值率为50％的情况下）＝110，而利润率＝10％。

　　再假定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c60，v40（从统计材料看来，这个数字在英国是相当准确的，畜牧地租等等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意义，因为它不是由本身决定，而是由谷物地租决定的），那么，在对劳动的剥削程度和上面相同的情况下，产品＝120，而利润率＝20％。因此，如果租地农场主按农产品的价值出售农产品，那么，他就将按120，而不是按它的费用价格110出售。但是土地所有权阻碍租地农场主像他们的资本家兄弟那样使产品的价值和费用价格相等。资本的竞争不能做到这一点。土地所有者出来干预，并攫取了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的比例低，通常表明该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或者是相对较低）。因此，如果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c60，v40，而非农业资本的构成是c80，v20，那就证明农业还没有达到和工业相同的发展阶段。（这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撇开其他各方面不谈，工业的前提是比较老的科学——力学，而农业的前提是崭新的科学——化学、地质学、生理学。）如果农业中的比例是c80，v20（在上述前提下），那么，绝对地租就会消失。剩下的只有级差地租，而我对级差地租的阐述，使李嘉图关于农业不断退化的假设显得极其可笑和武断了。

　　关于和价值不同的费用价格的上述规定，还应当指出，除了从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产生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还有从资本的流通过程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但是如果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这个公式就太复杂了。

　　这里你可以看到对李嘉图的理论的批判（粗略的，因为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无论如何你会承认，由于考虑到了资本的有机构成，许多一向似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消失了。

　　顺便附一笔。为了某种目的（我在下一封信中告诉你），非常希望你能为我详细地从军事方面（政治方面由我来做）批判拉萨尔—吕斯托夫关于解放的谬论⁽¹⁾。

你的 卡·马

　　问候女士们。

　　伊曼特已经通知说他要来。伊戚希⁽²⁾将在星期一动身。

　　你看到，按照我对“绝对地租”的见解，土地所有权的确（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提高了原料的价格。从共产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可以利用的。

　　如果上述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根本不必在一切情况下或者对任何一种土地都支付绝对地租（即使农业资本的构成像上面所假定的那样）。凡是土地所有权（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存在的地方，就不支付绝对地租。在这种隋况下，在农业中使用资本就不会遇到特殊的阻碍。资本在这个领域中就会像在其他领域中一样毫无拘束地运动。于是农产品就会像在许多工业品那里常见的那样按低于自己价值的费用价格出售。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同一个人的场合，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也会失去意义，等等。

　　但是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些细节。

　　单纯的级差地租——它的产生不是由于资本仅仅投入土地而不投入其他任何部门——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困难。这种地租不过是任何工业生产领域中经营条件优于平均水平的资本所具有的超额利润而已。不过它在农业中是固定的，因为它建立在不同种类的土地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然肥力这样一个坚实而（相对地）牢固的基础上。

脚　　注

(1) 参看马克思1862年7月30日、8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恩格斯1862年8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2) 斐·拉萨尔。——编者注

注　　释

147 指1861——1865年的棉荒或棉纺织业危机。1861—1865年美国内战期间、北军舰队封锁南部各蓄奴州海港。严格限制美国棉花出口，致使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因棉花供应中断而出现棉荒，欧洲大部分棉纺织业陷于瘫痪。1862年英国有75％以上的纱绽和织布机停工，纺织工人接连两三年陷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生活状况严重恶化。——185。
148 马克思最初不打算把地租问题放到《资本论》中论述，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在《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中阐述了他的地租理论。——185。
149 “费用价格”（“Kostpreis"，“Kostenpreis”和“cost price”。）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这里是在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的意义上使用的。——188。

66
马克思致恩格斯¹⁵⁰

曼彻斯特

[1862年]8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你对美国内战¹⁵¹的看法⁽¹⁾，我不完全同意。我并不认为一切都完了。北部人从战争一开始就受各边界蓄奴州的代表的支配，布雷肯里奇的老党羽麦克莱伦也被他们捧为首领。相反，南部从一开始就行动一致。北部自己使奴隶制变成南部的军事力量，而没有使它转过来反对南部。南部把全部生产劳动交给奴隶去做，因而可以顺利地把它的全部作战力量投入战场。南部有统一的军事指挥，而北部却没有。从肯塔基军团占领田纳西以后的各次军事行动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军没有任何战略计划。据我看，这一切很快就会转变。北部终究会认真作战，采取革命的手段，并摆脱各边界蓄奴州的政客们的支配。只要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

　　要征募30万人，其困难我看纯粹在政治方面。西北部和新英格兰¹⁵²想要迫使、也一定会迫使政府放弃它一直采用的外交式的作战方法，而且它们现在正在创造能提供这30万人的条件。如果林肯不让步（但他是会让步的），那就会发生革命。

　　说到缺乏军事人才，迄今所采用的纯粹依靠外交计谋或党派计谋来挑选将领的办法，是很难把军事人才选拔出来的。而波普将军在我看来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至于财政措施，那是不高明的，在一个至今实际上（就全国而言）不存在任何赋税的国家中，这种隋况是意料之中的，但是还远不像皮特之流所实行的措施¹⁵³那样毫无意义。目前货币贬值，我看不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出于不信任。所以，这种情况将随着另一种政策而改变。

　　简单说来，我认为，这种战争必须按革命的方式进行，而北方佬至今却一直试图按照宪法进行。祝好。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参看恩格斯1862年7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注　　释

150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表述的观点成了他1862年8月9日发表在《新闻报》上《评美国局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5卷）一文的基础。——191。
151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191。
152 新英格兰指美国东北部工业高度发达的六个州，即缅因、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罗得岛、佛蒙特、新罕布什尔。新英格兰也是废奴运动的中心。——191。
153 指小皮特的政府于1786年设立的所谓抵偿基金，目的是获得资金以偿还不断增加的英国国债。为设立这种基金而采取的财政措施之一是提高原有的间接税和实行新的间接税。——192。

6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2年8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至于地租理论，我自然首先要等待你的来信。但是，为了使“辩论”（亨利希·毕尔格尔斯会这样说）简单些，说明以下几点：

　　一、我必须从理论上证明的唯一的一点，是绝对地租在不违反价值规律的情况下的可能性。这是从重农学派¹⁵⁴起直到现在的理论论战的焦点。李嘉图否认这种可能性；我断定有这种可能性。同时我还断定，他否认这种可能性，是基于一种理论上错误的、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教条，即假设商品的费用价格¹⁴⁹和价值是同一的。此外，我还断定，当李嘉图举例说明这个问题时，他总是以或者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或者（事实上或法律上）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为前提。而问题正是要在这些东西存在的条件下来研究这个规律。

　　二、至于绝对地租存在的问题，这是在每个国家都应当从统计上来解决的问题。但是纯粹从理论上来解决问题的重要性，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35年来统计学家和实践家全都坚持说有绝对地租存在，而（李嘉图派的）理论家则企图通过非常粗暴的和理论上软弱的抽象来否认绝对地租的存在。直到现在，我始终确信，在所有这一类争论中，理论家总是不对的。

　　三、我证明，即使假定绝对地租存在，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在任何情况下最坏的耕地或最坏的矿山也都是支付地租的；相反，很可能它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按市场价值、但低于其个别价值出售。李嘉图为了证明相反的主张，总是假定（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不管市场条件怎样，在最不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始终决定市场价值。你早在《德法年鉴》中就已经正确地对这一点作了反驳。⁽¹⁾

　　以上是对地租问题的补充……

脚　　注

(1)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149 “费用价格”（“Kostpreis"，“Kostenpreis”和“cost price”。）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这里是在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的意义上使用的。——193。
154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而使农业遭到破坏并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亦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没有看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193。

68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2年11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将带来纽约选举¹⁵⁵消息的轮船。如果民主党人在纽约州获胜，那我就不知道对这些北方佬该怎么看了。一个处在关系到本身存亡的伟大的历史抉择关头的民族，经过一年半的战斗竟会大批地反动起来，并投票同意作出让步，这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美国也丢尽了脸，因而将来再也不可能鼓吹它本身的价值，而只能说它是社会革命的手段和过渡形式，这是好的一面，然而，让我感到气愤的是，一种只控制居民总数一半的、可恶的寡头统治，竟证实自己同笨拙、庞大而又软弱的民主制度一样强大。况且，如果民主党人获胜，威武的麦克莱伦和西点人¹⁵⁶就会完全占上风，那时好景马上就会结束。如果南部在总统永远由南方人担任而国会永远由人数相等的南方人和北方人组成的条件下回到联邦中来，那么，这些家伙就能够媾和。如果不能用其他方法获得和平，他们甚至能够立刻宣布杰弗逊·戴维斯为美国总统，甚至放弃各边界州。那时美国就完了。

　　关于林肯宣布的解放¹⁵⁷，除西北部由于害怕黑人泛滥而投票拥护民主党以外，直到现在还看不到其他效果。

　　谈完大事谈小事——你对威武的威廉⁽¹⁾怎么看？这家伙终于又恢复了本性；他忏悔了他所犯下的自由主义的罪恶，并且向瘸子伊丽莎白⁽²⁾说：母亲，我有罪了。为此，主就赐给他力量去打击患瘰疠病的自由派无赖，于是威廉就说道：“为此我需要军队。”这个家伙如此狂暴，甚至连俾斯麦在他看来都不够反动了。沙佩尔，你是愚蠢的，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但是，你为什么这样愚蠢呢，如此等等。情况好极了，在1848年过去14年之后，自由资产阶级现在为了区区600万塔勒（约合85万英镑）又被推向极端紧迫的革命的抉择关头，能有什么形势比这更好呢。但愿这头老蠢驴不要又往后退缩。的确，他现在非常神气，但是对这些普鲁士人是一点也不能信赖的，就连他们的愚蠢也不能信赖。如果事情还这样发展下去，暴乱就完全不可避免，如果事情发展到极端，威廉就会由于“这些军人”发表意见的方式而感到惊奇，特别是普通士兵，他们将会为他们必须在三年而不是两年的服役期作战而对他感恩戴德。¹⁵⁸

　　向你的夫人和女孩子们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威廉一世。——编者注
(2)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妻子。——编者注

注　　释

155 指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纽约州长的选举。马克思对这次选举结果的评价，见马克思《北部各州的选举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5卷）。——194。
156 西点人指曾是西点军校学员的那部分人。西点军校创办于1802年，是19世纪美国唯一的高等军事学校。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培养军官的制度助长了学员的等级偏见。乔·麦克莱伦曾是西点军校的学员。——194。
157 指解放法案，即林肯于1862年9月22日颁布的解放宣言。宣言宣布属于南部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黑奴从1863年1月1日起成为自由人。与此同时，所有黑人都被赋予在陆军和舰队服役的权利。随着黑人的解放，战争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战争朝着革命战争的方向发展。然而，由于没有分配土地，仍然保持南部种植场主的统治地位，所以黑人并没有摆脱原来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野蛮的种族歧视。——194。
158 指普鲁士国王和议会之间因军队的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从而需要增加军队拨款的问题引起的分歧。这种分歧日益尖锐，导致普鲁士政府和议会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多数之间的冲突，即所谓宪制冲突的进一步加剧。——195。

6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¹⁵⁹

汉诺威

1862年12月28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9号

尊敬的先生：

　　……我很高兴地从您的信中得知，您和您的朋友对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都抱有十分浓厚的兴趣。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了。¹⁶⁰这部分大约有30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其实，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这一卷的内容就是英国人称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不同的国家形式对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拖延很久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1860年，福格特的丑事占去我很多时间，因为我必须对那些本身毫无价值的琐事进行大量调查，打官司等等。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¹⁵¹，我失去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纽约论坛报》。我给这家报纸的撰稿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因此，为了不致使全家真的流落街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从事大量的零星工作。我甚至下决心做一个“务实的人”，并打算明年年初到一个铁路营业所去做事。但是由于我的字写得不好，没有谋得这个差事，我不知道这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总之，您可以看到，我时间很少而且也不大能安静下来从事理论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的著作付排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很可能将拖延得比我预期的还要久。

　　至于出版，我无论如何不会把第二卷交给敦克尔先生了。第一分册手稿，他是1858年12月收到的，可是到1859年7月或8月才出版。我倒是希望布罗克豪斯能出版这本书，但这个希望并不太大。这伙德国文化流氓赏赐给我的沉默的阴谋一因为他们自己也明白，光靠谩骂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对于我的书的销路将产生不利的影响，更不用提我的著作的倾向了。等手稿誊清后（我从1863年1月起就着手），我马上就亲自把它带到德国去，因为当面和出版者交涉，事情好办一些。

　　我完全有根据希望，等我的著作的德文版一问世，法文版也会在巴黎准备好。我自己是绝对没有工夫去搞法译本的，况且我打算或者用德文写续篇，即阐述资本的结束部分，竞争和信用，或者为英国读者把头两本著作压缩成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在国外获得承认以前，不能指望它在德国产生什么影响。第一分册的叙述方式当然很不通俗。部分原因在于对象的抽象性质，给我规定的有限的篇幅，以及著作的目的本身。第二部分就比较容易懂了，因为这一部分论述的是比较具体的关系。使一门科学革命化的科学尝试，从来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可是只要科学的基础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一旦风暴更甚的时期到来，就可以再找到相应的色彩和笔墨来通俗地阐述这些题目。然而，我的确曾经期待，德国的专家学者们即使纯粹出于礼貌，也不会完全无视我这本书。此外，我有过极不愉快的体验：德国党内的朋友虽然长期研究这门科学，在私人通信中又过分地夸赞我的第一分册，但就是不愿意稍微费点力气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杂志上发表一篇书评，或者哪怕是内容简介。如果这就是党的策略，那么坦白地说，这个秘密我是捉摸不透的……

注　　释

151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196。
159 这是马克思给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德国医生路·库格曼的第一封信。此后、马克思同库格曼之间的通信一直持续到1874年。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了国际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1902年，卡·考茨基把这些书信第一次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1907年，由列宁编辑并作序，出版了《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文第一版。——196。
160 指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一部分、这部分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196。

7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在上一封信⁽¹⁾中，我曾向你问过自动走锭纺纱机的事。问题是这样：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所谓的纺纱工人是用什么方法操作的？自动走锭纺纱机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状况我就不清楚了。

　　我正在对论述机器的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¹⁶¹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威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也在那里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需要有直接经验才能理解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

　　你知道——或许还不知道，因为事情本身无关紧要——。在机器和工具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争议。英国的（数学）力学家，以他们那种粗率的方式称工具为简单的机器，而称机器为复杂的工具。但是比较注意经济方面的英国工艺学家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中有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都跟着他们走），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的动力是人，而另一个的动力是自然力。德国的蠢驴们在这类小事隋上是够伟大的，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犁是机器，而极其复杂的“珍妮机”¹⁶²等等，既然是用手转动的，就不是机器。但是，如果我们看一看机器的基本形式，那就毫无疑问，工业革命并不始于动力，而是始于英国人称为工作机的那部分机器，就是说，并不是始于比如说转动纺车的脚被水或蒸汽所代替，而是始于直接的纺纱过程本身的改变和人的一部分劳动被排除，而人的这部分劳动不是指单纯的力的使用（比如踩动轮子），而是同加工、同对所加工的材料的直接作用有关的。另一方面，同样没有疑问的是，一当问题不再涉及机器的历史发展，而是涉及在当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机器，工作机（例如在缝纫机上）就是唯一有决定意义的，因为现在谁都知道，一旦这一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就可以根据机械的大小，用手、水或蒸汽机来转动机械。

　　对纯粹的数学家来说，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问题涉及证明人们的社会关系和这些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时，它们则变得非常重要。

　　重读了我的关于工艺史的摘录之后，我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撇开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的发明不谈——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叶这段时间，即从由手工业自身发展起来的工场手工业一直到真正的大工业这一时期，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而且是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水磨在尤利乌斯·凯撒时代从小亚细亚传人罗马。）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是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相结合为基础的。例如，卡尔达诺曾写过关于钟表构造的书（并且提出了实际的制法）。16世纪的德国著作家把钟表制造业叫做“有学问的（非行会的）手工业”；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比如大工业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同样也毫无疑问的是，在18世纪把自动机（由发条发动的）应用到生产上去的第一个想法，是由钟表引起的。从历史上可以证明，沃康松在这方面的尝试对英国发明家的想象力有极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本质特征。机械动力，由这种动力发动的最初的发动机，传动装置，最后是处理材料的工作机，这一切都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摩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动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从17世纪中叶以来，几乎所有的大数学家，只要他们研究应用力学并把它从理论上加以阐明，就都是从磨谷物的简单的水磨着手的。因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mühle和mill⁽²⁾这一名称，实际上也应用于为了实际目的而使用的一切机械发动机上。

　　磨的情况和压力机、机锤、犁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即使动力是人力或畜力，但是打、压、磨、粉碎等等真正的作业，从一开始就不需要人的劳动。所以，这类机械至少从它的起源来看是很古老的，它最早使用了真正的机械动力。因此，它也几乎是工场手工业时期出现的唯一的机械。一旦机械应用于自古以来都必须通过人的劳动才能取得最后成果的地方，就是说，不是应用于如上述工具那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需要用人的手来加工原料的地方，而是应用于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人不是从一开始就只作为简单的力起作用的地方，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如果人们愿意和德国的蠢驴一样，把使用畜力（也就是完全和人的运动一样的随意运动）叫做使用机器，那么，使用这种发动机无论如何要比使用最简单的手工业工具古老得多……

脚　　注

(1) 马克思1863年1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2) 德语和英语中的“磨”字。——编者注

注　　释

161 马克思在1861——1863年作了大量有关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其中主要摘录了以下作者的著作：约·亨·莫·波珀《从科学复兴至18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1807—1811年格丁根版第1—3卷；安·尤尔《技术词典或工业手册》，克拉马尔施和黑伦整理，1843—1844年布拉格版（三卷集）第1卷；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2—1805年格丁根版第1—5卷。——199。
162 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200。

7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伊戚希⁽¹⁾又发表了两本关于他的诉讼的小册子⁽²⁾，幸而他没有寄给我。不过，他前天给我寄来了写给筹备莱比锡工人（应读做手工业者）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¹⁶³。他摆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大谈其从我们这里剽窃去的词句，俨然就是一个未来的工人独裁者。他“像玩游戏一样轻而易举地”（这是原话）解决工资和资本之间的问题。就是说，工人必须进行争取普选权的运动，然后把像他那样“带着闪闪发光的科学武器”的人送到议会中去。然后他们就创办由国家预付资本的工人工厂，而且这样的设施将逐渐遍布全国。这无论如何是令人吃惊的新鲜事！

　　……我出席了工联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由布莱特主持。¹⁶⁴他看起来完全像一个独立派分子，每当他说到“在美国没有国王，也没有主教”时，总是博得热烈的掌声。工人们自己讲得很精彩，完全没有资产者那套空洞词句，丝毫也不掩饰他们同资本家的对立（不过，布莱特老头也攻击了资本家）。

　　英国工人能够多快地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还要等着瞧。此外，你的书⁽³⁾中的主要论点，连细节都已经被1844年以后的发展所证实了。我又把这本书和我关于后来这段时期的笔记对照了一下。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条“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会认为，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殊不知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

　　重读了你的这一著作，我惋惜地感到，我们渐渐老了。而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局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暗的色调”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

　　祝好。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斐·拉萨尔。——编者注
(2) 斐·拉萨尔《拉萨尔的刑事诉讼》1863年苏黎世版和《法院对我的判决和我为上诉而提出的批判性意见》1863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163 《公开答复》即斐·拉萨尔的小册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
　　1863年2月10日，筹备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中央委员会建议拉萨尔阐述他关于工人运动问题的观点。拉萨尔3月1日在《公开答复》中阐明了他的观点，然而却没有考虑中央委员会就建立协会的一些原则而陈述的建议。马克思这封信中引用的拉萨尔的话出自这本小册子第11，23、36页。——202。
164 1863年3月26日，工联伦敦理事会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了工人群众大会，表示英国工人阶级支持美国北部各州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同时，与会者在会上还抗议英国政府站在南部各州一边武装干涉美国内战。担任大会主席的是激进派最具声望的领袖约·布莱特。——203。

7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3年6月1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波兰的事态最近看来已不那么好。立陶宛和小俄罗斯的运动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而波兰的起义者似乎也没有取得成果。领袖们全都阵亡或者被俘后遭到枪杀；看来，这可以证明，他们要率领自己的人前进，就必须冲在前头。从质量上来说，起义者现在已不如3月和4月，因为最优秀的人员都已经损失了。不过，对这些波兰人是无法作任何估计的，虽然现在成功的机会较少，但是情况可能还会好转。他们如果能坚持得住，那么还能够汇人一场能挽救他们的全欧洲的运动。但是，如果事情进展得不顺利，那么波兰会有十年左右一蹶不振。这样的起义会使有战斗力的居民在许多年内都不能恢复元气。

　　据我看来欧洲的运动很可能兴起，因为资产者现在又一点也不害怕共产主义者了，而且在必要时也准备一起行动。法国的选举，以及普鲁士从最近的选举¹⁶⁵以来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运动会在法国开始。巴黎的选举毕竟过于资产阶级化了；凡是工人提出自己的候选人的地方，都一概落选，他们甚至没有力量迫使资产者至少选举激进派。此外，波拿巴有一套牢牢控制大城市的方法。

　　在普鲁士，如果强硬的俾斯麦不封住那帮家伙的嘴⁽¹⁾，他们还会继续唠叨下去。但是不管那里的事情进展如何，和平的立宪的发展已经终止，庸人们必定会准备吵闹一番。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虽然我根本看不上我们的民主派老朋友的勇气，但是我还是觉得，大量的易燃物已在那里堆积起来，而且，由于霍亨索伦王朝在对外政策方面几乎不可能不干愚蠢透顶的事情，所以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把军队一半放在波兰边境，一半散布在莱茵河畔，从而使柏林处于不设防状态，那时就会遭到打击。如果柏林领导运动，那对德国和欧洲都将是很糟糕的。

　　最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大俄罗斯居然没有爆发农民运动。看来波兰的起义在那里确实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脚　　注

(1) 指普鲁士1863年5月27日提前解散议会。——编者注

注　　释

165 指1863年5月31日——6月1日举行的法国立法团的选举、以及1862年5月5．日普鲁士议会的选举。——204。

7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3年7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伊戚希给我寄来了一本他新出的小册子⁽¹⁾，即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说。我现在每天必须花10个小时研究政治经济学，所以不能要求我把自己剩余的时间消磨在阅读他的小学生练习上。因此，暂时只能放在一边。有空时我研究微积分。顺便说说，我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书籍，如果你愿意研究，我准备寄给你一本。我认为这对你的军事研究几乎是必不可缺的。况且，数学的这一部分（仅就技术方面而言），例如同高等代数相比，要容易得多。除了普通的代数和三角方面的知识外，并不需要先具备什么知识，但是必须对圆锥曲线有一个一般的了解。

　　……附上一份《经济表》，这是我用来代替魁奈的表¹⁶⁶的，天气很热，但是你如果有可能，就仔细看一看，如有意见就告诉我。这个表包括全部再生产过程。

　　你知道，亚·斯密认为，“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全部分解为收入。李嘉图也承袭了这种谬论，不过他把地租当做只是偶然的现象排除出去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斯密的这种见解，而那些持不同见解的人，又陷入了另一种荒唐见解之中。

　　斯密自己也感到，把社会总产品分解为单纯的收入（可能每年都被消费掉）是荒谬的，而他在每一个单个的生产部门中，是把价格分解为资本（原料、机器等等）和收入（工资、利润、地租）的。果真是这样，社会就必须每年都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从头开始。

　　至于我的表（这个表将作为概括插在我的著作最后某一章当中），要理解它，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数字一律以百万为单位。

　　2.生活资料在这里是指每年列入消费基金的一切东西（或指可以列入消费基金而不积累起来的东西，积累不包括在这个表里）。

　　在第I部类（生活资料）里，全部产品（700）都是由生活资料组成，按其性质来说不能列入不变资本（原料和机器、建筑物等等）。同样，在第II部类里，全部产品都是由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组成，就是说，由作为原料和机器重新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商品组成。

　　3.上升的线用虚线表示，下降的线用实线表示。

　　4.不变资本是由原料和机器组成的那一部分资本。可变资本是换取劳动的那一部分资本。

　　5.例如在农业等等中，同一种产品中的一部分（例如小麦）构成生活资料，而另一部分（还是以小麦为例）又以它的自然形式（例如作为种子）作为原料进入再生产。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本身，因为这样的生产部门，按一种性质来说，属于第II部类类，而按另一种性质来说，则属于第I部类。

　　6.因此，整个事情的要点是：

　　第I部类，生活资料。

　　劳动材料和机器（就是机器中作为损耗包括在年产品中的部分；没有消费掉的部分不列入表内），例如＝400英镑。用于换取劳动的可变资本＝100英镑，它再生产出来时成为300英镑。其中100英镑补偿产品中的工资，200英镑是剩余价值（无酬的剩余劳动）。产品＝700，其中400是不变资本的价值，但是它已经完全转移到产品中，所以必须予以补偿。

　　在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这种比例中，是假定工人用三分之一工作日为自己工作，三分之二工作日为自己的“天然尊长”工作。

　　因此，如虚线所表示的，100（可变资本）是作为工资用货币付出的；工人用这100（用下降的线表示）购买本部类的产品，即购买价值为100的生活资料，因此，货币又回到第I部类资本家那里。

　　剩余价值200在它的一般形式上＝利润，而利润分解为产业利润（包括商业利润），以及产业资本家用货币支付的利息和他同样用货币支付的地租。用于支付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的这些货币，由于用来购买第I部类的产品，又流了回来（用下降的线表示）。这样，由于全部产品700中的300是由工人、企业家、金融家和地主消费掉的，因此在第I部类中由产业资本家花费的全部货币就流回到他那里。第I部类的产品（生活资料）的剩余为400，而不变资本则缺少了400。

　　第II部类类，机器和原料。

　　因为这一部类的全部产品（不仅是产品中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而且也包括代表工资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的那部分）是由原料和机器组成的，所以这一部类的收入不能在它自己的产品中实现，而只能在第I部类的产品中实现。如果像这里所做的那样，撇开积累不谈，那么第I部类只能按它补偿它的不变资本所需的量，从第II部类类购买东西，而第II部类类也只能把自己产品中代表工资和剩余价值（收入）的那一部分用在第I部类的产品上。所以第II部类的工人把货币＝133专用在购买第I部类的产品上。第II部类类中的剩余价值的情况也是这样，它也像在第I部类中一样，分解为产业利润、利息和地租。这样，这400就以货币的形式从第II部类类流到第I部类的产业资本家那里。而后者由此把自己的价值400的剩余产品卖给了前者。

　　第I部类用这400（以货币形式）从第II部类类购买那些为补偿它的不变资本＝400所必需的东西，所以，第II部类类用在工资和消费（产业资本家本身、金融家和地主）上的货币以这种方式又流回第II部类类。这样，在第II部类类的全部产品中还余533毒，它就是用这些来补偿自己所损耗的不变资本。

　　部分发生在第I部类内部、部分发生在第I部类和第II部类类之间的运动，同时表明了货币是怎样流回这两部类中相应的产业资本家那里，使他们重新拿这些货币来支付工资、利息和地租的。

马克思1863年7月6且给恩格斯的信中所附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图表
（中译文见下页）

　　第III部类表明了全部再生产。

　　第II部类类的全部产品在这里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不变资本，而第I部类的全部产品，则表现为产品中补偿可变资本（工资总额）和瓜分剩余价值的各阶级的收入的那一部分。

　　我把魁奈的表附在下面，在下一封信⁽²⁾里我再作简单的解释。

　　祝好。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斐·拉萨尔《工人读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编者注
(2)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注　　释

166 这里所附的《经济表》与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XII笔记本第1394页的《全部再生产过程经济表》一致。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中对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周转作了分析。
　　魁奈的表指魁奈《经济表分析》一书中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周转的图解。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以及他为《反杜林论》写的第二编第十章（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中对魁奈的《经济表》作了详细的分析。——206。

7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4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里克：

　　……（2）国际工人协会¹⁶⁷。

　　 不久以前，伦敦工人就波兰问题向巴黎工人发出一篇呼吁书⁽¹⁾，请求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采取共同行动。

　　巴黎人方面派来了一个代表团，由一个名叫托伦的工人率领，他是巴黎最近一次选举¹⁶⁸中的真正的工人候选人，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的伙伴们也都是很可爱的小伙子）。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召开了群众大会，召集人是奥哲尔（鞋匠，这里的各工联的伦敦理事会¹⁶⁹的主席，也是工联的鼓动争取选举权的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同布莱特有联系）和克里默——泥瓦匠，泥瓦匠工联的书记（这两个人为声援北美而在圣詹姆斯堂组织过由布莱特主持的工联群众大会，也为欢迎加里波第而组织过游行示威¹⁷⁰。一个叫勒吕贝的人被派到我这里来，问我是否愿意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参加会议，是否愿意专门推荐一个德国工人在会上讲话等等。我推荐了埃卡留斯，他干得很出色，我也在讲台上扮演哑角加以协助。我知道伦敦和巴黎方面这一次都显示了真正的“实力”，因此我决定打破向来谢绝这类邀请的惯例。

　　（勒吕贝是一个年轻的法国人，30岁左右，但在泽西和伦敦长大，英语讲得很漂亮，是法国和英国工人之间很好的中间人。）（他是音乐兼法语教师。）

　　会场上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人阶级现在显然重新开始觉醒了），沃尔弗少校（图尔恩—塔克西斯，加里波第的副官）代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团体¹⁷¹出席了大会。会上决定成立“国际工人协会”，它的总委员会设在伦敦，“联系”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工人团体。同时决定于1865年在比利时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这次群众大会选举了一个临时委员会，其中奥哲尔、克里默和其他许多人（一部分是老宪章主义者、老欧文主义者等等）代表英国；沃尔弗少校、方塔纳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人代表意大利；勒吕贝等人代表法国，埃卡留斯和我代表德国。委员会有权任意吸收新的成员。

　　目前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参加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一个小委员会¹⁷²（我也在内）起草原则宣言和临时章程。我因病未能出席小委员会的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

　　在我未能出席的两次会议——小委员会会议和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上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沃尔弗少校提议把意大利工人团体（它们有中央组织，但是如后来所表明的，它所联合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互助会）的规章（章程）当做新的协会的章程。¹⁷³我后来才看到这个东西。这显然是马志尼的粗劣作品，因而你可以料到，真正的问题，即工人问题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和措辞来阐述的。同样，也可以料到民族问题是怎样被放到里面去的。

　　此外，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他本人现在是厂主，是一个非常和气有礼的人——起草了一个杂乱无章且又冗长拖沓的纲领。

　　接着召开的委员会全会授权小委员会修订韦斯顿的纲领和沃尔弗的章程。沃尔弗本人已离开伦敦，去参加在那不勒斯举行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并劝告它们参加伦敦的中央协会。

　　小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我又没有参加，因为我接到开会的通知太迟了。在这次会议上勒吕贝提出了“原则宣言”和由他修订过的沃尔弗的章程，小委员会把二者都接受下来提交委员会全会讨论。委员会全会于10月18日召开。因为埃卡留斯来信告诉我，危险在于迟缓⁽²⁾，我就出席了会议，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做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糟而且极不成熟的导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导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此外，意大利的章程大体上被采用了，这个章程追求一个事实上完全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即成立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中央政府（当然是由马志尼在幕后操纵），至于其他错误就更不用说了。我温和地加以反对，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后埃卡留斯提议由小委员会重新“修订”这些文件。而勒吕贝的宣言中所包含的“意见”却被采纳了。

　　两天以后，1O月20日，英国人的代表克里默、方塔纳（意大利）和勒吕贝在我家里集会（韦斯顿因故缺席）。我手头一直没有这两个文件（沃尔弗的和勒吕贝的），所以无法预先做准备；但是，我下定决心尽可能使这种东西连一行也不保留下来。为了赢得时间，我提议我们在“修订”导言之前，先“讨论”一下章程。于是就这样做了。40条章程的第一条通过时已是午夜一点钟了。克里默说（这正是我所要争取的）：“我们向原定于10月25日开会的委员会提不出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会议推迟到11月1日举行。而小委员会可以在10月27日开会，并且争取获得肯定的结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文件”就“留下来”给我看。

　　我觉得，想根据这种东西弄出点什么名堂来是不可能的。我要用一种极其特殊的方法来整理这些已经“被采纳的意见”，为了要证明这种方法正确，我起草了《告工人阶级书》⁽³⁾（这不在原来的计划之内，这是对1845年以来工人阶级的命运的一种回顾）。我以这份《告工人阶级书》已经包括了一切实际材料和我们不应当再三重复同样的东西为借口，修改了整个导言，删掉了“原则宣言”，最后以10条章程⁽⁴⁾代替了原来的40条章程。在《告工人阶级书》中说到国际的政策时，我讲的是各个国家而不是各个民族，我所揭露的是俄国而不是较小的国家。我的建议完全被小委员会接受了。不过我必须在章程导言中采纳“义务”和“权利”这两个词，以及“真理、道德和正义”等词，⁽⁵⁾但是，对这些字眼已经妥为安排，使它们不可能造成危害。

　　总委员会会议以很大的热情（一致）通过了我的《告工人阶级书》，等等。关于付印方法等问题将在下星期二⁽⁶⁾讨论。勒吕贝拿了《告工人阶级书》的一个副本去译成法文，方塔纳拿了一个副本去译成意大利文。（首先将刊登在叫做《蜂房报》的周报上，这是一种通报，由工联主义者波特尔编辑。）我自己准备把这个文件译成德文。

　　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几星期以后，这些人将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一起举行争取选举权的群众大会。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做到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这个文件一印出来，你就可以得到一份……

脚　　注

(1) 指《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载于1863年12月5日《蜂房报》第112号。——编者注
(2) 这句话出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的著作《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编者注
(3)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4) 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7页。——编者注
(6) 1864年11月8日。——编者注

注　　释

167 国际工人协会简称国际，后通称第一国际，是无产阶级第一个国际性的革命联合组织，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第一国际的创建，是它的实际领袖，恩格斯参加了国际后期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支持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坚决地揭露和批判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工联主义等机会主义流派，促进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15日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212。
168 1864年3月举行了法国立法团补选两名共和党议员的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巴黎工人推选出了工人候选人昂·托伦，而此前他们投票支持的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候选人。选举之前，工人团体于1864——年2月发表了《六十人宣言》、指出工人阶级需要在立法机构中拥有自己的代表。这表明工人已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决裂，并已开始独立进行政治活动了。——212。
169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理事会领导着伦敦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60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工联领导人，有粗细木工工联的威·克里默及其后的罗·阿普尔加思，鞋匠工联的乔·奥哲尔，泥瓦匠工联的埃·科尔森和乔·豪威耳，以及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威·阿伦。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参加该理事会的总委员会委员同国际进行接触。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吸收进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国际。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工联伦敦理事会在1866年秋历次会议上都讨论了加入国际的问题。理事会于1867年1月14日通过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国际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
　　工联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协会于1864年9月成立。奥哲尔任协会主席。他和协会书记罗·哈特韦耳、财务委员w．特里姆勒特后来都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212。
170 1864年4月初，朱·加里波第到英国作宣传旅行，希望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某些帮助，以便进行旨在反对奥地利对威尼斯的统治的远征。英国工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欢迎加里波第的到来。英国政府考虑到热烈欢迎意大利民族英雄的英国人民的情绪，起初给加里波第以正式的礼遇。但是，加里波第为波兰起义者辩护的言论使英国资产阶级大为不满，他们开始在报刊上掀起反对意大利革命家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加里波第不得不马上离开英国。——212。
171 指共进会，即由居住在伦敦的意大利工人于1864年6月底成立的互助会。该会在成立初期参加者有300人左右，主要接受朱·马志尼的影响，朱·加里波第是该会的名誉主席。1865年1月，该会加入了国际。——213。
172 小委员会是国际工人协会临时中央委员会（通称中央委员会，1866年9月8日以后改称总委员会）在1864年10月5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为制定协会的纲领性文件而选出的委员会，它在纲领性文件批准之后继续存在，通常每周开会一次，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从1865年夏天起，称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常务主席（1867年9月起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取消了这个职位）、名誉总书记和各国通讯书记。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全面处理国际的日常领导工作，草拟须提交中央委员会审阅的国际文件。从1872年6月起改称总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213。
173 路·沃尔弗在1864年10月8日小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章程是《意大利工人团体联合条例》的英译本I这个条例于1864年7月31日在《工人协会报》上发表，并于1864年10月25——27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受到马志尼分子影响的意大利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通过。出席代表大会的有50多个工人团体的代表、会上成立了意大利工人协会联合会，该联合会后来加入国际工人协会。马志尼及其拥护者提出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性质的章程，是打算把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213。

7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今天是星期六，我想你今天还没有把你的手稿⁽¹⁾寄出去，还来得及提出下列“补充”修改建议：

　　（1）在你提出工人的愿望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地方，我不会像你那样回答说，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要求什么什么。那样回答会显得好像是我们接受了伊戚希⁽²⁾的口号（至少会被解释成这样）。我会这样说：⁽³⁾

　　“看来，目前德国最先进的工人所提出的要求可以归纳如下，等等。”这样你就根本不会把自己牵连进去；这样做也比较好，因为后面你自己就在批判那种不具备适当条件的普选权。（此外，“直接”这个词，例如在英国等地并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是和普鲁士人创造的 “间接”选举权相对照罢了。）对德国庸人设想的那种拉萨尔式的国家干涉的形式，必须加以防范，彻底避免同“这种形式”混淆起来。如果你抓住庸人们讲的话，并且让他们自己说说他们希望什么，那就好得多（而且稳妥得多）。（我称他们为庸人，因为他们的确是爱发议论的、拉萨尔化了的一部分人。）¹⁷⁴

　　（2）我不会说，1848—1849年的运动遭到失败，是由于资产者反对直接的普选权。其实，这种普选权曾经被法兰克福人宣布为德国人的权利，并且由帝国摄政⁽⁴⁾按照正式手续公布出来。¹⁷⁵（我也认为：在德国，一旦对这件事情进行认真的讨论，就应当把这种选举权看做是法律上已经存在的。）由于那里没有篇幅作太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会用这样一句话或类似的话带过去，即资产者当时宁愿要用屈从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

　　总的说来，这篇东西写得很好，特别使我满意的一点是，阐明了现在的庸人运动实际上只是靠警察的恩惠才存在的。⁽⁵⁾

　　匆匆。

　　祝好。

你的 卡·马·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一个地方安慰反动分子，说士兵在服役的第三年不会成为反动分子一或者不会长久地成为反动分子一，虽然你在后面又有了相反的说法，我把这一段删掉了。

脚　　注

(1)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2) 斐·拉萨尔。——编者注
(3) 手稿删去以下这段话：“这里不是阐明你自己的观点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把开头的话删去，干脆像下面这样说”。——编者注
(4) 奥地利约翰大公。——编者注
(5) 参看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11—112页。——编者注

注　　释

174 恩格斯考虑了马克思的意见，在援引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要求时，对自己小册子中的这些文字作了修改，以免被误解为他同意拉萨尔派的口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04页）。他还接受了马克思提出的建议，修改了阐述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1849年革命时立场的相关文字（同上、第91页）。——218。
175 1849年3月27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包括直接的普选权的选举法。选举法的全文由帝国摄政王约翰大公公布在1849年4月12日的法令公报上。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承认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帝国宪法以及革命遭到失败，这部选举法未能在1849年实施。——218。

7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5年2月23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
　　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摩德纳别墅1号

尊敬的朋友：

　　昨天接到您的一封信，我很感兴趣，现在就来逐项回答。

　　首先我想对您简略地说明一下我与拉萨尔的关系。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就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所谓“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像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我所代表的党的追随者。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份来反对我和原来的党。尽管如此，我还是承认他进行鼓动的功绩，虽然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临近结束的时候，甚至这种鼓动也使我感到越来越暧昧了。他的突然死亡、旧日的友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诉苦信、资产阶级报纸对一个生前曾经使他们胆战心惊的人采取的那种怯懦无耻的态度所引起的憎恶，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我发表一个简短声明来反对卑鄙的布林德⁽¹⁾（哈茨费尔特把这个声明送交《北极星》发表了）。但是这个声明没有涉及拉萨尔活动的内容。由于同样的原因，并由于希望能够消除那些在我看来是危险的因素，我同恩格斯一起答应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刊登了《成立宣言》的译文¹⁷⁶，我还按照该报的愿望，就蒲鲁东之死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²⁾），而在施韦泽寄给我们一份令人满意的编辑纲领之后，我就同意把我们列为撰稿人。¹⁷⁷威·李卜克内西担任编辑部的非正式编委，这对我们又是一层保证。但是不久就表明——这方面的证据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拉萨尔事实上已经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他自然并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他本来要在1864年9月底到汉堡去，在那里（同疯狂的施拉姆和普鲁士警探马尔一起）“迫使”俾斯麦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也就是以“工人”的名义来宣布兼并，等等，而俾斯麦为此则答应给予普选权和实行某些冒牌的社会主义措施。¹⁷⁸可惜拉萨尔未能演完这幕喜剧！否则这出戏一定会使他暴露出极其愚蠢可笑的面目！而所有这一类企图也一定会永远结束！

　　拉萨尔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因为他是米凯尔先生式的“现实政治家”，只是派头更大、目标更高罢了！（顺便说说，我早已看透了米凯尔，因此我认为，他的出场，是由于民族联盟¹⁷⁹对一个小小的汉诺威律师来说是个很好的机遇，可以借助它在德国、在自己的小天地以外扬名，这样既能提高他自己的“现实性”，反过来又能使他在汉诺威当地得到公认，并在“普鲁士的”保护下扮演“汉诺威的”米拉波。）正如米凯尔和他现在的朋友们抓住了普鲁士摄政王所宣布的“新纪元”¹⁸⁰，以便加入民族联盟并依附于“普鲁士的领导地位”¹⁸¹一样，正如他们通常在普鲁士的保护下发展自己的“公民自豪感”一样，拉萨尔想在乌克马克的菲力浦二世面前扮演无产阶级的波扎侯爵⁽³⁾，而让俾斯麦扮演他和普鲁士王权之间的撮合者。他只是仿效民族联盟中的先生们而已。不过，那些人是为了中等阶级的利益而引起了普鲁士的“反动”，而他则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同俾斯麦握手言欢。那些先生们这样做要比拉萨尔更有根据，因为资产者习惯于把眼前的直接利益看做“现实”，而且这个阶级实际上到处妥协，甚至和封建主义妥协，可是工人阶级按其本性来说应当是真正“革命的”。

　　对拉萨尔这样一个装腔作势、爱好虚荣的人来说（但是，他不是用市长等官职这样的小恩小惠可以收买的），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想法就是：为无产阶级建立了直接功勋的是斐迪南·拉萨尔！他对建立这种功勋的现实的经济条件的确太无知，以致不能批判地对待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曾经使德国资产者容忍了1849—1859年的反动并对愚民措施采取旁观态度的那个卑鄙的“现实政策”，德国工人竟“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致对这位答应帮助他们一跃而进入天国的自吹自擂的救主表示欢迎！

　　现在我们再接着谈上面中断了的那个话题！《社会民主党人报》刚一创办，立刻就看得出，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还想执行拉萨尔的“遗嘱”。她通过《十字报》的瓦盖纳同俾斯麦保持联系。她把“全德工人联合会”¹⁸²、《社会民主党人报》等等都交给俾斯麦掌握。她打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宣布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完全承认俾斯麦为保护人等等。这一整套美妙的计划，由于我们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并且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而破产了。虽然恩格斯和我都讨厌该报的方针，讨厌它对拉萨尔的阿谀和迷信，讨厌它一有机会就向俾斯麦谄媚，等等，但是，更重要的当然是暂时同该报保持正式联系，以防止哈茨费尔特这个老太婆的阴谋，使工人党不致声誉扫地。因此，我们采取了心里不高兴、表面上和颜悦色的态度，但是私下经常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信，要他们就像对进步党人¹⁸³一样地对俾斯麦进行斗争。我们甚至容忍了妄自尊大的公子哥儿伯恩哈德·贝克尔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这个人竟然一本正经地看待拉萨尔遗嘱赋予他的重要地位。

　　这时，施韦泽先生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越来越俾斯麦化了。以前我就写信对他说过，进步党人在“结社问题”上可能被吓倒，但是普鲁士政府绝对不会同意完全废除结社法，因为这样做就会在官僚制度那里打开缺口，就必须给工人以公民权，必须撕碎奴仆规约¹⁸⁴，废除贵族在农村中使用的笞刑等等，这是俾斯麦永远不会容许的，是同普鲁士的官僚国家根本不相容的。我还补充说，如果议会否决了结社法，政府就会用言辞（如社会问题要求“更深刻的”措施等等一类的言辞）来搪塞，使这些法律仍然有效。这一切都已经得到证实。而冯·施韦泽先生做了些什么呢？他写了一篇拥护俾斯麦的文章¹⁸⁵，并把自己所有的勇气都用来反对舒尔采、孚赫等等这样一些渺小得无法再渺小的人物。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这样做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先生之流。（后者似乎想给自己保留同普鲁士政府同流合污的权利。）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⁴⁾。

　　同时，您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目前我在普鲁士任何事情也不能做。那里的政府直截了当地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国籍¹⁸⁶。我如果要在那里进行宣传活动，那就只有采取冯·俾斯麦先生所希望的形式才会被允许。

　　我倒万分愿意在这里通过“国际协会”进行我的宣传活动。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现在我们正在这里搞普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这里同在普鲁士，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¹⁸⁷

　　总的说来，在这里，在巴黎，在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这个“协会”的进展都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只有在德国，我很自然地遭到了拉萨尔的继承人的反对，因为他们（1）愚蠢地害怕失掉自己的重要性；（2）知道我公开反对德国人称为“现实政策”的那种东西。（正是这种“现实”使德国远远落后于一切文明国家。）

　　由于每人花一先令取得会员证就能成为协会会员，由于法国人（以及比利时人）受法律禁止不能以“协会”的形式参加我们的组织而选择了这种个别取得会员资格的方式，由于德国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所以我现在决定要求我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朋友们成立小团体，不管每个地方的成员有多少，这种团体的每个成员都购买一张英国会员证。由于英国的协会是公开的，所以，这种办法就是在法国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我非常希望您以及您的亲朋好友用这种办法和伦敦建立联系……

脚　　注

(1) 马克思《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2) 马克思《论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3) 波扎侯爵和菲力浦二世是席勒的《唐·卡洛斯》一剧中的人物。“乌克马克的菲力浦二世”暗指威廉一世。——编者注
(4)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注　　释

176 1864年12月21日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发表了马克思翻译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的德译文。马克思在译文中作了一些修改（译文中重要的修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一文及相关脚注）。——220。
177 1864年11月11日约·巴·施韦泽和威·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请他为正在筹办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年11月收到施韦泽寄来的办报纲领，其中没有包含拉萨尔的口号。当时由于没有掌握其他刊物来影响德国的工人运动，而且李卜克内西还是该报的非正式编辑，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该报发表过马克思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论蒲鲁东》以及恩格斯翻译的古代丹麦民歌《提德曼老爷》。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批评该报的路线。在证实了施韦泽继续奉行向政府和容克谄媚的拉萨尔主义政策并企图散布对拉萨尔的迷信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65年2月23日声明同—该报断绝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第116、128—132页）。紧接着李卜克内西也拒绝为该报撰稿。——220。
178 威·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1月20日以前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拉萨尔向俾斯麦的反动政府妥协了，他答应俾斯麦，在普鲁士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问题上、全德工人联合会给予支持，条件是俾斯麦答应实行普选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这个政治‘‘遗嘱”是对无产阶级利益的背叛。1928年发表的拉萨尔和俾斯麦的通信完全证实了李卜克内西所提供的信息。——220。
179 民族联盟是德国中、北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组织，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从而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该联盟于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会议上成立。联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左翼自由派——哥达派。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宣布解散。——220。
180 普鲁士亲王威廉（1861年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采取“自由主义”方针，他解散了曼托伊费尔的内阁。让温和的自由派执掌政权。资产阶级报刊盛赞这一方针开创了“新纪元”。实际上实施这一政策完全是为了巩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阵地。所谓“新纪元”实际上为1862年9月上台执政的俾斯麦实行独裁作了准备。——221。
181 普鲁士的领导地位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3月20日的演说中使用的一个说法。他在演说中宣布、“为了拯救德意志”，他决心站在“整个祖国的领导地位”。在争取德国统一的时期，这一说法用来表示普鲁士想在自己的领导下统一国家的意图。——221。
182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及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所奉行的机会主义策略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合并后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221。
183 进步党人是指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贝·瓦尔德克、鲁·微耳和、舒尔采一德里奇、马——福尔肯贝克和莱·霍维尔贝克。进步党在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进步党没有提出普选权、结社和集会权以及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民主要求。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屈从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222。
184 马克思讽刺地把普鲁士通行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工商业管理条例以及1854年关于雇农权利规范的法律称为奴仆规约。所谓“奴仆规约”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普鲁士各省实行的一种封建规章，它允许容克专横地对待农奴，包括对他们施以肉刑。——222。
185 指约·巴·施韦泽写的《俾斯麦内阁》这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这篇文章发表在1865年2月17日联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号，也就是说，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他不再向俾斯麦谄媚以后发表的。在《俾斯麦内阁》这组文章中，施韦泽公开支持俾斯麦用“铁和血”统一德国的政策。——222。
186 1861年1月12日，普鲁士因威廉一世即位而宣布大赦，声称准许政治流亡者“不受阻碍地返回普鲁士国土”。1861年春天，马克思在逗留柏林期间曾设法要求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但遭到拒绝。普鲁士当局借口他在1845年是“自愿”放弃普鲁士国籍的，“因此”只能”被看做是一个“外国人”。——223。
187 根据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并在其直接参与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马克思努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独栋住宅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由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此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改革同盟领导层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而发生动摇，加之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中央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不彻底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223。

77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

杜伊斯堡

1865年3月29日于曼彻斯特
　　南门街7号

　　阁下：

　　……我的回信不得已而拖延下来，倒使我有机会在此期间接到了您的关于工人问题的著作⁽¹⁾；我怀着很大的兴趣读了这本书。在我第一次读达尔文的著作⁽²⁾时，我也很快就发现他对动植物生活的描述同马尔萨斯的理论⁷³异常相似。不过我得出了和您不同的结论，我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的发展还没有超出动物界的经济形式，这对它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真正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规律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¹⁸⁸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还是对古代的奴隶制都不起作用，而所谓马尔萨斯理论中的站得住脚的东西则属于后者。

　　马尔萨斯牧师的这个理论，同他所有的其他思想一样，都是直接从他的前人那里剽窃来的，只有两种级数的纯粹武断的运用，才属于他自己。¹⁸⁹在英国，这一理论本身早就被经济学家纳入了合理的范围，人口不是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而是对就业手段产生压力；人类可能增加得比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能承受的更快。在我们看来，这又是一个根据，它表明这个资产阶级社会是必须消除的发展中的障碍。

　　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一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解体并且最后走向灭亡，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那时，城市工业就能腾出足够的人员，给农业提供同此前完全不同的力量；科学终于也将大规模地、像在工业中一样彻底地应用于农业；欧洲东南部和美国西部在我们看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肥沃的地区将以空前巨大的规模进行开发。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¹⁹⁰的时候。

　　生产得太少，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为什么生产得太少呢？并不是因为生产已经达到极限（即使是在今天，在使用现代化的手段的情况下）。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由于生产的极限并不取决于挨饿的肚子的数目，而取决于有购买力的有支付能力的钱袋的数目。资产阶级社会不希望，也不可能希望生产得更多。没有钱的肚子，即不能用来生产利润、因而也没有购买力的劳动，使死亡率不断提高。如果突然来一个工业繁荣（这是常有的现象），使这种劳动变得能用来生产利润，那么劳动就能得到钱买东西，而且总能找到生活资料。这就是整个经济所陷入的无尽头的恶性循环。人们总是把资产阶级关系的总体作为前提，然后证明，任何个别部分都是这个总体的必要部分，即“永恒的规律”。

　　您对舒尔采的合作社¹⁹¹的描述使我非常感兴趣。这一切也都在这里按自己的方式存在过，而现在大体上都已经过去了。在德国的人们一定还会表现出无产阶级自豪感。

　　我不能不提一下您所说的关于老黑格尔缺乏较深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素养的意见。黑格尔的数学知识极为渊博，以致他的任何一个学生都没有能力把他遗留下来的大量数学手稿整理出版。据我所知，对数学和哲学了解到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唯一的人，就是马克思。您说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细节中有荒谬的东西，这我当然同意，但是他的真正的自然哲学是在《逻辑学》第二部分即《本质论》中，这是全部理论的真正核心。现代自然科学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格罗夫的《力的相互关系》，我记得该书最初是在1838年出版的⁽³⁾）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表达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论述。当然，我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派了，但是我对这位伟大的老人仍然怀着极大的尊敬和依恋的心情。

尊敬您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脚　　注

(1) 弗·阿·朗格《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1865年杜伊斯堡版。——编者注
(2) 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编者注
(3) 指威·罗·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该书第1版于1846年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注　　释

73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224。
188 马克思对李嘉图的“人口规律”的批判，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3节脚注（7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8页）和《剩余价值理论》有关章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123—177页）。——225。
189 关于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一书中的抄袭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了详细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1—713页）。——225。
190 “应该警惕”一词来源于“为了共和国不受损失，执政官应该警惕”这句话，这是古罗马元老院在国家面临外部或内部的危险时使用的一句名言；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官将被赋予独裁的权力。——226。
191 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领导人舒尔采一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小型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诱使工人脱离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他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从根本上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手工业者免于破产。——226。

7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5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国际协会的伟大成就是：

　　改革同盟¹⁸⁷是我们一手建立的，在由十二个人（六个资产者，六个工人）组成的小小的委员会里，工人都是我们总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埃卡留斯）。我们已经挫败了资产者想把工人阶级引人歧途的一切折中的企图。各地的运动这一次完全以伦敦的运动为转移。例如，厄内斯特·琼斯在我们把事情推向前进以前是灰心失望的。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能够用这种方式重新活跃起来，那么，我们的协会不声不响地为欧洲工人阶级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用其他任何方式做出来的要多。而且大有取得成功的希望……

注　　释

187 根据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并在其直接参与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马克思努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独栋住宅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由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此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改革同盟领导层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而发生动摇，加之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中央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不彻底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227。

79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5年5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从报纸剪下的我那封给约翰逊的公开信⁽¹⁾。

　　埃德加⁽²⁾再次露面，自然使我们十分惊讶。他完全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他的经历也完全同我想象的一样。很可惜，他并不始终是加里波第的助手。他对加里波第本来是很相宜的。但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仍然十分虚弱。他将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因此，你如果能帮我重新装满我的酒窖，那你就是做了件好事。

　　我现在像马一样地工作着，因为我必须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时间，痈现在依然存在，尽管它只使我感到局部疼痛，而没有影响脑袋。

　　在工作之余——当然不能老是写作—一我就搞搞微分学dxdy。我没有耐心再去读别的东西。任何其他读物总是把我赶回写字台前。

　　今天晚上将举行国际的特别会议。一个好老头子，老欧文主义者韦斯顿（木匠）曾提出两个论点，他经常在《蜂房报》上为这些论点进行辩护：

　　（1）工资率的普遍提高对工人不会有任何好处；

　　（2）由于这一点以及其他原因，工联所起的作用是有害的。

　　这两个论点——在我们的协会中只有他相信——如果被接受，那么，我们就将在这里的工联和现在大陆上流行的罢工潮面前闹大笑话。

　　由于这次会议将允许非委员参加，所以他会得到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的支持，这个人曾经写过一本同样意思的小册子。人们自然希望我加以反驳。我本来应当为今天晚上的会议准备我的反驳意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继续写我的书⁽³⁾，所以我就只好临时去讲一通了。

　　我当然事先知道，两个主要论点是：

　　（1）工资决定商品的价值。

　　（2）如果资本家今天付出的是五先令而不是四先令，那么明天他们就将以五先令而不是以四先令出售自己的商品（他们能这样做，是由于需求的增长）。

　　这虽然平淡无奇，并且只涉及最表面的现象，但是，要对完全不懂的人把与此有关的一切经济学问题解释清楚，的确不是容易的事。不可能把一门政治经济学课程压缩在一小时之内讲完。但是我将尽力而为。¹⁹²

　　埃德加在英国首先遇到你，他认为这是好的征兆。他对莉希很满意。

　　祝好。

你的 卡·马·

　　这个埃德加除了自己以外从来没有剥削过任何人，而且他始终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工人，可是他却站在奴隶主方面参加了困苦不堪的战争；另外，内兄内弟两人目前都因美国内战¹⁵¹而遭到破产。这些都是命运的极大讽刺。

脚　　注

(1) 马克思《致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2)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3)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注　　释

151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230。
192 1865年5——8月在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里就约·韦斯顿提出讨论的经济学问题展开了争论。马克思除了在1865年5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作了发言（发言记录没有保存下来）以外、还在1865年6月20日和27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这个报告即著名的《工资、价格和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30。

8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¹⁾

1865年7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至于我的工作，我愿意把全部实情告诉你。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¹⁹³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用雅科布·格林的方法不可能达到这一点，他的方法一般比较适用于那些没有辩证结构的著作¹⁹⁴……

【图】马克思（1861年）

脚　　注

(1) 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注　　释

193 马克思在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后、于1863年8月开始分册撰写《资本论》。在写第一册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
　　后来，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一、二、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上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1866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本论》第一册手稿进行润色，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作了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奥·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理论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整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230。
194 指雅·格林和威·格林编写的《德语辞典1》，该辞典是按字母排序分册编辑出版的。——231。

81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1月15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摩德纳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祝您新年幸福并衷心感谢您的友好的来信。

　　由于目前工作十分繁忙，所以只能写这样短短的几行，请原谅。下一次我将写得详细一些。

　　附上两张会员证，在下一封信里我将把5月底在日内瓦召开的公开的代表大会¹⁹⁵上所要讨论的问题告诉您。

　　我们的协会有了很大的进展。它已经有三个正式的机关报，一个是伦敦的《工人辩护士报》，一个是布鲁塞尔的《人民论坛报》，一个是在瑞士的法国人支部的《国际工人协会报。瑞士罗曼语区支部》（日内瓦），瑞士德国人支部的一个刊物《先驱》过几天就要出版，由约·菲·贝克尔主编。（通讯处：日内瓦摩尔街6号约·菲·贝克尔。如果您什么时候有政治性或社会性的通讯要寄给他，可以用这个通讯处。）

　　我们终于把一个唯一真正庞大的工人组织，即过去仅仅关心工资问题的英国工联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几星期以前，我们建立的争取普选权的英国协会¹⁹⁶（这个协会的中央委员会中有半数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工人）在工联帮助下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在会上讲话的都是工人。¹⁹⁷《泰晤士报》接连两号都在社论中论述这次大会，由此您可以看出它所产生的影响了。⁽¹⁾

　　至于我的著作⁽²⁾，现在我每天用12个小时去誊清。我想在3月份亲自把第一卷的手稿带到汉堡去，并且借这个机会看看您。

　　尤斯图斯·冯·默泽的继承人⁽³⁾的哗众取宠使我觉得很有趣。一个有才干的人在这样一些琐事上寻求并得到满足，这是多么可悲！⁽⁴⁾

　　至于毕尔格尔斯，他当然是一个好心人，但是太软弱。一年多以前，他曾经在科隆的一次公开的群众大会上宣称（科隆的一些报纸上都有报道）：舒尔采—德里奇彻底“解决了”社会问题，只是他（毕尔格尔斯）同我的私人友情使他走上了共产主义的歧途！既然他作了这样的公开声明，我还能不把他看做“变节者”吗？〔④〕

忠实于您的 卡·马克思

脚　　注

(1) 指1865年12月13、14日《泰晤士报》第25367、25368号上关于这次群众大会的报道。——编者注
(2)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3) 约·米凯尔。——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1865年12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注　　释

195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60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指示》几乎逐点加以反对。经过辩论，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232。
196 指改革同盟，见注187。——232。
197 1865年12月12日，改革同盟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群众大会。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乔·奥哲尔、约·利诺、约·朗梅德、威·德尔、威·斯坦斯比、乔·豪威耳和罗·哈特韦耳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委员会。与会者大多数是工人、工联的成员，大会通过了要求普选权的决议。——233。

82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告诉或写信给龚佩尔特，要他将药方及服用方法寄给我。我既然信任他，那他单是为了《政治经济学》的利益就应该抛开职业上的礼俗，从曼彻斯特替我诊治。

　　昨天我又躺倒了，因为左腰部的毒痈发作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¹⁾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但在上述情况下，这暂时还不行。

　　说到这本“该死的”书，情况是这样：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论述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¹⁹⁸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要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一切都必须下功夫仔细研究。两年以前，我结束了对地租所作的理论探讨。正好在这一期间，许多新东西出现了，并且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关于日本的新资料（如果不是职业上的需要，通常我是决不看游记的）在这里也是重要的。因此，就像1848—1850年英国狗厂主们把“换班制度”¹⁹⁹用在同一些工人身上一样，我也把这个制度用到了自己的身上。

　　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

　　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但是痈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工作也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而事实上只能对已经按计划完成的部分加以充实而已。

　　此外，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一当第一卷完成，就立即寄给迈斯纳⁽²⁾。不过要完成它，我至少要能坐着才行。

　　不要忘记给瓦茨写信⁽³⁾，因为我现在已经写到关于机器的一章了²⁰⁰……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2) 参看恩格斯1866年2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1866年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注　　释

198 马克思是在《资本论》第三册手稿第六章中阐述地租理论的。在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相当于该章的是整个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234。
199 接班制度是英国工厂主为了逃避法律上对儿童和未成年人的工作日的限制而采用的一种劳动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为了欺骗工厂视察员，同一个童工或未成年工人工作若干小时后在同一天内被换到另一个车间或另一个工厂去，所以，他们的总工时并不比实施限制工作日的法律以前短，往往甚至更长。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章第4节。——235。
200 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第四章第4节。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该节的是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35。

8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2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

　　明天我将寄给你《察赫斯》⁽¹⁾和《工厂视察员报告》。

　　我亲爱的朋友，你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这特别令人高兴，因为在其余方面，这个民族是天下最愚蠢的民族……

脚　　注

(1) 恩·霍夫曼《小察赫斯》。——编者注

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马盖特

1866年4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可见，俾斯麦虽然没有他的拉萨尔，还是玩弄了普选权的把戏。看来，德国的资产者在作过某些反抗以后是会同意的，因为波拿巴主义毕竟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真正的宗教。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直接进行统治的能力，因此，在没有一种像英国这样的寡头政治为了得到优厚报酬而替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地方，波拿巴式的半专政就成了正常的形式，这种专政维护资产阶级的巨大的物质利益，甚至达到违反资产阶级的意志的程度，但是，它不让资产阶级亲自参加统治。另一方面，这种专政本身又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志去承认资产阶级的这些物质利益。因此，我们现在看到，俾斯麦先生接受了民族联盟¹⁷⁹的纲领。是否实行当然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俾斯麦是很难由于德国资产者而遭受失败的。一个刚回到这里的德国人说，他发现许多人已经上钩，据路透社报道（见下面），卡尔斯鲁厄人已经赞同这件事情，《科隆日报》在这件事情上的张皇失措清楚地表明了即将到来的转变……

注　　释

179 民族联盟是德国中、北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组织，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从而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该联盟于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会议上成立。联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左翼自由派——哥达派。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宣布解散。——237。

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6年7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现在，波拿巴在采用针发枪或其他威力相等的武器以前，当然不愿意发生战争。有一个美国佬⁽¹⁾在这里提供给陆军部一种步枪，一个普鲁士流亡军官（维尔克）肯定地告诉我，这种枪构造非常简单，不易发热，不大需要擦拭，而且又便宜，这样就使针发枪显得落后了，就像针发枪使“老拜斯”²⁰¹显得落后一样。我们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在哪里能比在杀人工业中得到更为显明的证实呢？你的确值得费一些力气来写点这方面的东西（我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²⁾中作为附录。请你考虑一下。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第一卷里，在那里我专门探讨了这个题目。你知道，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到目前为止，我只写了些小东西）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

　　我现在顺便研究孔德，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对这个家伙大肆渲染。使他们受迷惑的是他的著作简直像百科全书，包罗万象。但是这和黑格尔比起来却非常可怜（虽然孔德作为专业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要比黑格尔强，就是说在细节上比他强，但是整个说来，黑格尔甚至在这方面也比他不知道伟大多少倍）。而且这种实证主义破烂货是出版于1832年！

脚　　注

(1) 雅·斯奈德。——编者注
(2)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注　　释

201 “老拜斯”或“褐色的拜斯”是18世纪和19世纪初英国军队对明火枪（燧发的、滑膛的前装枪）的称呼，这种枪的枪身呈褐色。——238。

8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6年7月2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想你这次肯定已经收到银行券了。我当时准是心不在焉，把登记银行券号码的纸条装进了信封，而没有把银行券装进去。银行券被我顺手夹在我的文件夹里了，收到你的电报时起初我大吃一惊，醒悟过来后，我才在那里找到它。希望这笔款子还到得及时。

　　目前我觉得德国的情况相当简单。自从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军队极其成功地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小德意志²⁰²计划的时候起，德国就这样坚决地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致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只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不管我们是否喜欢它。从这件事情的民族方面来看，俾斯麦无论如何要把小德意志帝国建立在资产阶级所希望的境界以内，就是说，要把德国的西南部包括在内；关于美因河线和可能建立一个单独的南德意志联邦的说法，那完全是讲给法国人听的，而在这期间普鲁士人正在向斯图加特挺进。此外，德意志奥地利各省区在不远的将来也将落到这个帝国手里，因为奥地利现在必将成为匈牙利的²⁰³，而德意志人将成为那里的第三个民族——还在斯拉夫人之下。

　　在政治上俾斯麦将不得不依靠资产阶级，他需要资产阶级以便与帝国的诸侯们相抗衡。也许目前还不需要，因为现在他还有足够的威望和军队。但是，就是为了从议会那里为中央政权取得必要的条件，他也必须给资产者一些东西，而且事物的自然进程将会不断地迫使他或他的继承人一再请资产者帮忙；因此，即使俾斯麦现在给予资产阶级的东西可能不会超过他必须给的，他仍然会被日益推向资产阶级一边。

　　这件事情有个好处，那就是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同时由于它消除了各小邦首都之间的争吵，而且无论如何是加速了发展，所以革命就容易发生了。归根到底，德国议会毕竟是和普鲁士议院完全不同的。所有的小邦都将被卷入运动，地方割据的最恶劣的影响将会消失，各个党派将最终成为真正全国性的，而不再只是地方性的。

　　主要的坏处是普鲁士主义在德国将不可避免地泛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坏处。其次是德意志奥地利的暂时分离，这种分离的后果将是波希米亚⁽¹⁾、摩拉维亚、克恩滕的斯拉夫化的立即加剧。可惜这①捷克。——编者注两件事都是无法阻止的。

　　因此，据我看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加赞许地承认这一事实，并尽可能利用现在即将出现的较大的可能性，把德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

　　李卜克内西老兄成为狂热的奥地利拥护者，这是用不着施土姆普弗写信告诉我的，事情根本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此外，毫无疑问，正是他从莱比锡给《新法兰克福报》寄去了激昂的通讯。布林德的这家鼓吹刺杀君主的《新法兰克福报》竞走到这样的地步，它指责普鲁士人以卑鄙的态度对待“可敬的黑森选帝侯”⁽²⁾，同时它还狂热地崇拜可怜的瞎子韦耳夫⁽³⁾！

　　我已经不再给《卫报》⁽⁴⁾写东西了。

　　向女士们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2) 路德维希三世。——编者注
(3) 汉诺威国王格奥尔格五世。——编者注
(4) 《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

注　　释

202 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见注218），其成员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又吸收了德国西南的4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于1871年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把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的德意志联邦称为“小德意志”。——239。
203 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国的统治集团经过谈判，于1867年春季签订了奥匈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奥地利帝国成为一个二元（二位一体）的国家——奥匈帝国。奥匈两国统治阶级之间达成这一妥协、目的是镇压帝国其他民族，首先是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1866年普奥战争中奥地利败北也是奥地利统治集团对匈牙利人让步的一个原因。——240。

8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10月⁽¹⁾9日于伦敦哈弗斯托克小山
　　梅特兰公园路摩德纳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我希望我不必根据您长久不来信得出结论说，我的上一封信⁽²⁾在某一点上得罪了您。事情恰好相反。一个人在处于绝望的境地时，有时是需要向人倾吐胸怀的。但是他只是对他特别信任的人才会这样做。我对您说实话，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麻烦事之所以使我感到恼火，主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妨碍我去完成我的著作⁽³⁾，而不是由于任何个人的或家庭的原因。如果明天我愿意去找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而不是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话，那么明天我就能结束这种状况。我也希望您不要因为无法帮助我解决这种困难而烦恼。这是一个完全不成理由的理由。

　　现在来谈谈某些一般的情况。

　　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¹⁹⁵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要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到那里去，但是给伦敦代表拟定了一个纲领⁽⁴⁾。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却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16年来竟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在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出色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愚昧、虚荣、傲慢、饶舌、唱高调，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因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人数同他们的会员人数是根本不相称的。在报告中我将要不指名地谴责他们几旬。

　　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²⁰⁴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同资本作斗争，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提出的大部分要求，工人们凭正确的本能也同样提出来了。

　　由我们中央委员会（此事我有大功⁽⁵⁾）在这里掀起的改革运动，目前已经有了巨大的规模，并且势不可挡。¹⁸⁷我一直没有出头露面，既然事情在顺利进行，我也就不再为它操心了。

您的 卡·马克思

　　附带说一下。《工人报》是庸人的报纸，它和我们毫无关系。《共和国》周报是我们的人办的，可是现在（既由于经济原因，也由于政治原因）完全变成了改革运动的机关报。

　　不久前我读了1865年巴黎出版的托·穆瓦兰医生的《生理医学讲义》。书中有许多奇特的想法和太多的“构思”。但是毕竟对旧的疗法提出了许多批评。我希望您读一读这本书，并把您对它的看法详细地告诉我。我还要向您推荐特雷莫的《论生物的起源……》。这本书虽然写得很粗糙，充满了地质学上的错误，在历史文献批判方面也做得很差，但是总的说来，它还是比达尔文前进了一步。⁽⁶⁾

脚　　注

(1) 手稿为：“11月”。——编者注
(2) 马克思1866年8月2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编者注
(3)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4) 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5) 见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编者注
(6) 参看马克思1866年8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注　　释

187 根据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并在其直接参与下，选举法改革的拥护者于1865年2月23日在伦敦圣马丁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建立改革同盟的决议。改革同盟成了领导工人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群众性运动的政治中心。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主要是英国各工联的领袖，参加了同盟的领导机关——理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同盟所领导的改革运动的纲领和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都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制定的、马克思努力促使英国工人阶级实行不依赖资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的政策。资产阶级仅仅要求把选举权扩大到独栋住宅的房主和房客，与此相反，改革同盟按马克思的主张提出给予国内所有男性成年居民普选权的要求。由国际重新提出的这个宪章派的口号，在英国工人阶级队伍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并且使同盟获得了此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工联的支持。同盟在英国各大工业城市和各地方都有分支机构。但是由于改革同盟领导层中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慑于群众运动的声势而发生动摇，加之工联机会主义领袖的妥协，同盟未能贯彻中央委员会拟定的路线。英国资产阶级使运动发生了分裂，在1867年进行了一次不彻底的改革，这次改革仅仅把选举权给了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上层，而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244。
195 日内瓦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于1866年9月3——8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委员会、协会各支部以及英、法、德和瑞士的工人团体等的60名代表。大会批准了协会的章程和条例。由马克思执笔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报告提交大会讨论。参加大会的蒲鲁东主义者对《指示》几乎逐点加以反对。经过辩论，中央委员会的拥护者取得了胜利。《指示》九项内容中有六项作为大会决议通过，其中之一是要求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并把这一要求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共同行动的纲领。——242。
204 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于1866年8月20_——25日在巴尔的摩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60人、代表加入工会的6万名工人。大会讨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立法问题，工人的政治活动问题，合作社问题，吸收全体工人参加工会的问题，罢工问题，以及居住条件问题等。大会通过了建立全国劳工同盟的决定。——243。

8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6年10月13日星期六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由于我想立即给您回信，而您的信刚好在邮局关门以前才寄到（明天又是星期日，这里不发信），所以我想简单地谈谈我被截去的那封信²⁰⁵的主要内容。（这样截取别人的信件当然是令人不快的，因为我并不想让俾斯麦先生知道我的私事。如果他想了解我对他的政策的看法，他可以直接来找我，而我当然会直截了当地说的。）

　　因为我长期生病和为治病花了很多钱，所以我的经济情况非常恶劣，以致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财政危机，这除了直接影响我和我的家庭以外，在政治上对我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伦敦这里必须维持外表上的体面。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您知道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因为这种事决不能公开）能借给我大约1000塔勒，利率5％或6％，时间至少两年？我现在出20％—50％的利率借小额款项，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无法应付那帮债主，因此我面临着彻底破产的危险。

　　从我给您写上上封信以来，我的病老是复发，因此只能断断续续地搞理论研究。（国际协会的实际工作照常在进行，而且工作很多，因为事实上我必须领导整个协会。）下个月我将给迈斯纳寄去第一批稿子⁽¹⁾，以后再陆续寄，最后一批我将自己带到汉堡去。那时我一定去看您。

　　我的情况（身体情况和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老是把工作打断）迫使我只好先出版第一卷，而不是像我起初设想的那样两卷一起出版。而且现在看来总共可能有三卷。

　　这就是说，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册 　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第四册 　理论史。

　　第一卷包括头两册。

　　我想把第三册编做第二卷，第四册编做第三卷。¹⁹³

　　我认为在第一册中必须从头开始，也就是必须把我在敦克尔那里出版的书概括为专论商品和货币的一章²⁰⁶。我之所以认为需要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叙述的完整，而且是因为即使很有头脑的人对这个题目也理解得不完全正确，就是说，最早的叙述，特别是关于商品的分析，必然有欠缺之处。例如，拉萨尔在他的《资本和劳动》⁽²⁾中自称是表达了我的阐述的“思想精髓”，其实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而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他肆无忌惮地剽窃我的著作的时候。可笑的是他甚至重复我在历史文献方面的“失误”，因为我有时仅凭记忆引证，没有去查原著。我还没有最后决定，是否应该在序言中对拉萨尔的剽窃行为讲几句。他那班盲从的信徒无耻地跑出来反对我，就证明这样考虑无论如何是正确的。²⁰⁷

　　英国工联伦敦理事会¹⁶⁹（它的书记就是我们的主席奥哲尔）目前正在讨论是否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英国支部的问题。如果它这样做，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

　　祝好。

您的 　卡·马克思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2) 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第3章。——编者注

注　　释

169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理事会领导着伦敦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60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工联领导人，有粗细木工工联的威·克里默及其后的罗·阿普尔加思，鞋匠工联的乔·奥哲尔，泥瓦匠工联的埃·科尔森和乔·豪威耳，以及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威·阿伦。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参加该理事会的总委员会委员同国际进行接触。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吸收进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国际。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工联伦敦理事会在1866年秋历次会议上都讨论了加入国际的问题。理事会于1867年1月14日通过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国际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
　　工联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协会于1864年9月成立。奥哲尔任协会主席。他和协会书记罗·哈特韦耳、财务委员w．特里姆勒特后来都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247。
193 马克思在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后、于1863年8月开始分册撰写《资本论》。在写第一册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
　　后来，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一、二、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上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1866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本论》第一册手稿进行润色，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作了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奥·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理论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整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246。
205 指马克思1866年8月2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后来查明，这封信直到1866年11月27日才收到。——245。
206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章中概括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内容。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商品和货币》这一章成为第一卷的第一篇。——246。
20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脚注（1）中实现了这个意图（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页）。——247。

89
恩格斯致马克思

汉诺威

1867年4月27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你的两封信都收到了，后一封是昨天下午收到的，如果我知道回信的地点，第一封信我早就回了。先谈几件事情。我已经给你的夫人（今天早晨我收到了她的一封来信）寄去10英镑，欠惠勒的10英镑下月初寄去。在这方面你可以多少放心些了。从你的信看来，未来总算呈现出了可喜的前景。我一直认为，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¹⁾，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个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而且也不能摆脱困境。这个一辈子也搞不完的东西，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非常清楚地了解，你现在摆脱这个梦魇后，会感到自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这主要是因为，当你重新投入这个世界时，会感到它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黑暗。特别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像迈斯纳这样的出色的出版商。不过我担心，加快付印只会使你一直都要留在近旁，即留在大陆上，我看，荷兰也是非常适于达到这个目的的地方。我不认为，莱比锡的校对人员有能力校对你那本书。我的那本小册子⁽²⁾迈斯纳也是在维干德那里排印的，看那些混账家伙把我的书校成了什么样子！我深信，你的这本书出版后会立刻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很有必要稍微推动一下有学问的市民和官吏们的热忱，并且也不要看不起小小的手腕。为了这个目的，在书出版后，可以在汉诺威做点工作；朋友济贝耳（据他说，他现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日内就要离开马德拉回国，而且途经英国，因此可以请他很好地做些事情。为了对付那帮无赖文人，这样做是必要的，他们痛恨我们，这我们已经有充分的证据。此外，大部头学术著作如果没有这种辅助手段，要产生影响是很迟缓的，而一旦有了这种手段——想一想《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等等——，那就像“着火”一样²⁰⁸。但是，这一次必须做得更踏实，更努力，因为这里还有个财政结果的问题。如果搞得好，迈斯纳就会乐意接受出版文集，因此又可以得到钱，而且更可以获得著作上的新成就。《新莱茵报》上的文章，《雾月十八日》⁽³⁾等等现在将受到庸人的极大重视，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争得某些进展，那么很快还会出现各种其他的财源。情况的这种彻底转变使我高兴不已，第一，是为了这件事情本身，第二，特别是为了你和你的夫人，第三，因为现在的确是使这一切都有所改善的时候了。再过两年我和猪猡哥特弗里德⁽⁴⁾的合同就要期满，根据目前这里的情况来看，我们两人都不见得希望延长它；甚至提前中断合同也不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我就要彻底抛弃商业；因为现在再去独自创业，那就意味着要极其辛勤地操劳五六年而得不到什么显著的结果，然后要再干五六年才能收获前五年的果实。那样的话，我可就彻底毁了。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耗费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也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无论如何，再过几年我的商人生活就要结束，那时收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我脑子里老是在转，那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不过，如果事情照目前这样发展下去，即使到那时不发生革命，一切财政计划也没有终止，那么事情也总是会安排妥当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等我脱身出来的时候，我打算开他一个大大的玩笑，写一本有趣的书：《英国资产阶级的苦与乐》。

　　迈斯纳的建议⁽⁵⁾我不能接受。一两个印张倒是可以很快就搞好；但是更长的，比如六到十个印张，那就要求付出很多劳动，而且对目前的战争叫嚣说来，会赶不上时机。总不能像福格特的《研究》²⁰⁹那样去胡诌。况且，这种东西多少会被人看成是党的宣言，因此我们事先也必须商量一下。不过，我早就想写一篇反俄的东西了。如果事态有可乘之机，我立刻就动手，并写信告诉迈斯纳。对我来说，问题只在于，把“民族原则²¹⁰放在首要地位呢，还是把“东方问题”放在首要地位。

　　俾斯麦会来敲你的门，我是料到的，虽然没有想到会这样快⁽⁶⁾。这很能说明这个家伙的思维方式和眼界，他总是以己度人。资产阶级当然会颂扬今天的大人物，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体现。波拿巴和俾斯麦借以获得成就的一切品质都是商人的品质：用耐心等待和实验的办法去追求既定目标，直到有利时机的到来，为了利益，经常进行后门外交，讨价还价，忍受屈辱，也就是说：“我们不想当盗贼”，总之，到处都是商人的气质。哥特弗里德·欧门，从某一点来看，也是一位像俾斯麦一样的大政治家。如果注意一下这些大人物的手腕，往往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走进了曼彻斯特的交易所。俾斯麦想：只要我继续去敲马克思的门，终究会交上二次好运的，那时我们就共同来做一桩好买卖。这真是道道地地的哥特弗里德·欧门。

　　我没有想到，你那里对普鲁士人的憎恨会那么强烈。但是，这和选举⁽⁷⁾的结果怎么相符呢？民族联盟¹⁷⁹的那些蠢驴们不是当选了一半，而且在黑森选帝侯国不是几乎都当选了吗？

　　福格特让人在《凉亭》上刊登了一张他的全身像。近年来他更加肥得像头猪了，看起来够神气的。

　　我最近得到一期《民主研究》，上面有一篇特里尔的西蒙的文章⁽⁸⁾，他整页整页地抄袭《波河与莱茵河》⁽⁹⁾，简直幼稚得很，也没有想一想，他是从多么有毒的来源中汲取养料的！还有一个中尉在《我们的时代》上发表军事论文，他在《武装的普鲁士》这篇文章中大量抄我的小册子⁽¹⁰⁾，自然也没有指明出处。

　　吕斯托夫无论如何想弄个普鲁士将军当当，以为这件事情像在加里波第那里那样容易办到。他在他那本论战争的糟糕透顶的和肤浅的书⁽¹¹⁾中，百般向征服者威廉和亲王⁽¹²⁾献媚。因此他搬到柏林去住了。

　　这几天我看见了厄内斯特·琼斯；有四个地方建议他根据新选举法²¹¹参加竞选，其中也有曼彻斯特。他拼命地咒骂这里的工人，而且坚决支持普鲁士反对法国。我希望这场肮脏的战争不要发生，我看不出，它能带来什么好处。一场事先规定有占领义务的法国革命是非常可恶的，看来波拿巴只要得到一点点东西就会满足，但是，军队的统治者是否允许美男子威廉⁽¹³⁾也让出这一点点东西，这我们就得等着瞧了。

　　请向库格曼医生——虽然我们不相识——热情问好，并感谢他送给我的《神圣家族》⁽¹⁴⁾。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2)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3)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4) 哥·欧门。——编者注
(5) 指奥·卡·迈斯纳约请恩格斯写关于俄国问题的著作一事。参看马克思1867年4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6) 参看马克思1867年4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7) 指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选举。——编者注
(8) 路·西蒙《德意志和它的两个大邦》。——编者注
(9) 恩格斯《波河与莱茵河》，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编者注
(10) 恩格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11) 威·吕斯托夫《从军事政治观点看1866年德国的和意大利的战争》1866年苏黎世版。——编者注
(12) 威廉一世和弗里德里希—卡尔。——编者注
(13) 威廉一世。——编者注
(14)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179 民族联盟是德国中、北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组织，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从而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该联盟于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会议上成立。联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左翼自由派——哥达派。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宣布解散。——251。
208 指1858年斐·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出版后，拉萨尔在朋友的帮助下宣传这本书，并正式加入了德国老年黑格尔派哲学家协会，围绕这本书大造宣传攻势。——249。
209 指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一伯尔尼版。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福格特先生》（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 9卷第1 99—260页）中对此书进行了抨击。——250。
210 “民族原则”是波拿巴第二帝国（1852——1870年）统治集团提出的、反映其对外政策原则的名词。拿破仑第三自诩为“民族的保卫者”、利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利益进行投机，以图巩固法国的霸权并扩大其疆域。‘‘民族原则”与承认民族自决权毫无共同之处，相互争斗的大国利用所谓的“民族原则”，挑起民族不和，把民族运动，特别是小民族的运动变成它们推行反革命政策的工具。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恩格斯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一文中，对“民族原则”进行了揭露和批判。——250。
211 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选举法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252。

90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

纽约

1867年4月30日于汉诺威

亲爱的朋友：

　　您一定会把我想得很坏，而当我告诉您，您的来信不仅使我非常高兴，而且在接到来信的这段极端困苦的时期中对我也是一种真正的安慰时，您就会把我想得更坏。想到我已给我们党物色到一个原则性很强的能干的人，那么最坏的事情也就得到了补偿。此外，您的来信也充满了对我个人的最真挚的友谊，您知道，当我正在和（官方的）世界作最艰苦的斗争的时候，我是决不会低估这种友谊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给您回信呢？因为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

　　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在几个星期内就会由汉堡的奥托·迈斯纳出版社出版。书名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我是为了送稿子才到德国来的，在回伦敦的途中，我在汉诺威的一个朋友⁽¹⁾家里住一些日子。²¹²

　　第一卷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除了一般理论上的阐述，我还根据从来没有被利用过的官方材料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最近20年的状况，以及爱尔兰的状况。您从一开始就会理解，我只不过是把所有这一切当做令人信服的证据。

　　我希望整部著作能够在明年这个时候出版。第二卷是理论部分的续篇和结尾，第三卷是17世纪中叶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史。¹⁹³

　　至于国际工人协会，它在英国、法国、瑞士、比利时都已成为一种力量。请您在美国尽可能多成立一些支部。会费是每个会员每年一便士（约合一个银格罗申）。但是每个支部可以尽自己的力量交纳。今年的代表大会将于9月3日在洛桑召开。²¹³每个支部可派一个代表参加。请您把关于这件事的情况以及您自己在美国的近况和一般情况写信告诉我。如果您不回信，那我就认为您还没有原谅我。

　　致以最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图】恩格斯（19世纪60年代）

脚　　注

(1) 路·库格曼。——编者注

注　　释

193 马克思在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后、于1863年8月开始分册撰写《资本论》。在写第一册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
　　后来，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一、二、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上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1866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本论》第一册手稿进行润色，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作了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奥·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理论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整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254。
212 马克思为了把《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交给出版商奥·迈斯纳，于1867年4月10日前往德国。4月12日，他乘船抵达汉堡。在同迈斯纳谈妥之后，他于4月16日抵达汉诺威，在路·库格曼家住到5月中旬。在回英国的途中，马克思于5月16和17日在汉堡与迈斯纳再度会面，5月19日回到伦敦。——254。
213 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于1867年9月2——8日举行。马克思因忙于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清样、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听取了总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各地方支部的报告，这些报告证明国际的组织在一些国家中已经得到巩固。蒲鲁东主义者不顾总委员会的反对强迫代表大会接受了他们的议程，再次讨论了合作问题、妇女劳动问题、教育问题以及许多枝节问题，这些问题转移了代表大会的注意力，使其不能专心讨论总委员会提出的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蒲鲁东主义者得以通过几项自己的决议案，然而他们未能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代表大会重新选出原先的委员组成总委员会，并决定总委员会的驻地仍设在伦敦。——254。

9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5月7日于汉诺威

　　亲爱的弗雷德：

　　首先非常感谢你在最紧急的危难关头伸出援手，其次也感谢你那封详尽的信。

　　先谈几件事情。该死的维干德直到4月29日才开始印刷⁽¹⁾，因此我到前天，即我的生日那天，才拿到第一个印张来校对。真是历尽艰险！印刷错误不算太多。要在这里等到全书印完，是不可能的。第一，我担心，书印出来会比我原先估计的厚得多，第二，他们没有把原稿退给我，因此，许多引文，特别是有数字和希腊文的地方，我只好查对留在家里的那份手稿。此外，对库格曼医生我也不能叨扰过久。最后，迈斯纳要求第二卷最迟在秋末完成。因此，必须尽快开始工作，尤其是关于信用和土地所有制的那几章，自从初稿写成后，又有了很多新材料。今年冬天应该完成第三卷，以便明年春天能够摆脱这整部作品。¹⁹³当已经完成的书稿的校样源源送来而书商又在后面催促的时候，写起书来自然完全不同了。

　　在这里，时间总算没有白过。我向各方面发出了信件，许多德国报纸也都刊登了预告。

　　我希望，并且坚信，再过一年我会成为一个不愁吃穿的人，能够根本改善我的经济状况，并且终于又能站稳脚跟。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苦恼。另一方面，也不瞒你说，我还要受一年的折磨。我所走的这一步，有许多事都要取决于它，也就是说，我能不能从这个唯一可能的来源获得几百英镑要取决于它。获得肯定结果的希望相当大，但是，在大约六星期内，我对此还无法确定。我不可能更早得到最终的确切消息。除了没有把握以外，我最怕的是回伦敦，然而再过六至八天我却非回去不可。我在伦敦欠下的债务相当多，摩尼教徒²¹⁴们正“迫不及待”地等我回去。然后又是家庭的烦恼，内部纠纷和忙碌，而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无牵无挂地进行工作。

　　库格曼医生和他的夫人对我的招待亲切极了。他们哪怕只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我有什么愿望，也都一一办到。他们真是太好了。他们事实上不让我有时间来窥探“自我的阴暗道路”。顺便提一下，关于俾斯麦那件事你千万要完全保密。⁽²⁾我决心不告诉任何人，就连库格曼也不告诉，这一点我已经做到了。但是，我当然作了思想上的保留，你是例外。

　　你觉得奇怪，既然这里人们非常仇恨普鲁士人，民族自由党人²¹⁵（或者，如库格曼所说的欧洲人）在选举中怎么会获得这样大的成功。其实非常简单。他们在所有比较大的城市中都失败了，而在小地方，通过他们从哥达派²¹⁶时代起就已经存在的组织，他们获得了胜利。总之，这些家伙表明，党的组织是多么重要。上面所说的是汉诺威方面的情况。在黑森选帝侯国，普鲁士的恫吓，受到民族联盟¹⁷⁹成员的叫嚣的支持，产生了无限的影响。同时普鲁士人在这里完全像波斯人那样作威作福。他们固然不能把居民迁移到他们的东部各省去，但是，他们确实把官员以至铁路管理员以及军官都迁走了，就连穷苦的邮差也不得不迁到波美拉尼亚去。同时，你每天都可以看到载着到美国去侨居的黑森人、汉诺威人等等的列车源源开往不来梅。从善良的德国存在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从它的各个角落涌向大西洋彼岸。他们有些人是为了逃避赋税，有些人是为了逃避兵役，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逃避政治环境，而所有的人都是为了逃避军刀的统治和日益逼近的战争风暴。

　　我感觉这里的（亲普鲁士的）资产者很好玩。他们要战争，而且希望立刻就爆发。他们说，工商业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了，生意长此萧条下去，鬼知道拿什么去缴捐税？此外，你很难想象得出，上次战争和捐税对普鲁士农村居民的压力有多大。在这里，例如在和普鲁士—威斯特伐利亚毗邻的地方，还盛行着爱尔兰生活方式。

　　附带谈一谈，前几天本地一个合股经营的铸造厂（主要生产自来水管和煤气管）的经理带我到该厂去参观了一下。整个说来，工厂组织得很好；采用了很多非常现代化的设备。不过另一方面，还有很多东西（零件）是用手工做的，而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在这些地方已采用自动机械了。我和那个经理还一起参观了一个作坊，那里正在制造阿尔米纽斯圆柱。制造这玩意儿就像建造德国本身一样缓慢。阿尔米纽斯的头部尺寸非常大，你在旁边就显得像一个小孩，它的样子看起来很憨厚，而阿尔米纽斯先生在当年堪称是一个外交家。威斯特伐利亚人的忠厚只是他用来掩盖一个非常狡猾的头脑的假面具。我在离开伦敦之前不久，偶然地从你所知道的格林出版的历史资料⁽³⁾中又一次看到阿尔米纽斯先生的生平。

　　你还记得（比勒费尔德的）尤·迈耶尔吗？他曾拒绝刊印我们批判施蒂纳等等的稿件²¹⁷，并把青年克利盖的东西硬塞给我们。这位迈耶尔几星期前在华沙——他因事到那里去一从窗口跳下去痛快地摔死了。

　　我们的那位老是说准备为统一而牺牲自由的朋友米凯尔，据说竟在追求高官厚禄。在我看来，这个好心人打错算盘了。如果他不是这样无条件地、狂热地卖身投靠俾斯麦的话，他本来是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赏钱的。但是，现在！有什么用？他在北德意志联邦²¹⁸国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强烈憎恨，²¹⁹以致他和普鲁士人锁在一起了，就像一个囚犯和另一个囚犯锁在一起一样。而普鲁士人，大家都知道，是不喜欢“无谓的”和多余的开支的。不久以前，一家俾斯麦的报纸，即无耻的布拉斯主编的《北德总汇报》，刊登了一篇嘲讽这些民族联盟成员的很俏皮的文章，文中说，甚至连“关于死者，是记善不记恶的”⁽⁴⁾这个原则也不能遵循。这家报纸在狠狠地揍了北德意志联邦的拥护者、俾斯麦在民族联盟内的奴仆一顿以后就把他们抛开了。

　　谈到战争，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目前它只能是有害的。推迟战争，即使只推迟一年，对我们来说也很宝贵。一方面，波拿巴和征服者威廉⁽⁵⁾必然会出洋相。普鲁士的反对派将会重新活跃起来（它现在唯一的一家机关报是雅科比创办的柏林的《未来报》），而在法国则可能发生事变。工商业越来越萧条，无论是条顿人的还是高卢人的大话都掩盖不了大陆上的困境。

　　在我看来，战争的推迟完全要归功于德比内阁。这个内阁是反俄的，而俄国在对英国放心之前，不敢发出信号。格莱斯顿这个满嘴空话的人（他完全处在帕麦斯顿夫人、舍夫茨别利、库珀勋爵等人的影响下）和布莱特，不要忘记还有罗素，会向俄国保证英国将有合适的气氛。1859年德比也曾下野，以便能演出意大利的那场戏⁽⁶⁾。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俾斯麦被迫用极为粗暴的方式向波兰人挑战²²⁰，从而把灵魂和肉体都出卖给了沙皇⁽⁷⁾。

　　在普鲁士军队较好的军官中，对俄国人都采取了极不信任的态度，这一点是我在这里从冯·伯耳齐希上尉（近卫团军官，曾在军校学生团受训，拥护普鲁士王室，但是这个小伙子还不坏）那里亲自了解到的。他主动地说：“我不理解俾斯麦在北石勒苏益格的行动。只有俄国人希望我们同丹麦的紧张关系持续得越久越好。”他还称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是一个“名声有问题的人”，他使德国成为俄国的仆从达半个世纪之久。他说，俄国军官都是“下流坯”，俄国军队除近卫团外，毫不中用，单是奥地利就对付得了俄军云云。我还说了许多关于俄国佬的事情，这使他很愤慨。再见。向莉希夫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忠实于你。

你的 摩尔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2) 参看马克思1867年4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和本卷第250—251页。——编者注
(3) 雅·格林参与编辑的《德国史前史学家》第1卷《原始时代》1849年柏林版。——编者注
(4)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第1卷第3章。——编者注
(5) 威廉一世。——编者注
(6) 指法国和皮埃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编者注
(7)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注　　释

179 民族联盟是德国中、北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个组织，主张把德国统一成为以君主制普鲁士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奥地利除外），从而实现“德国的普鲁士化”。该联盟于1859年9月15——16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会议上成立。联盟的基本核心是1849年6月从法兰克福议会退出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左翼自由派——哥达派。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该联盟于1867年11月宣布解散。——257。
193 马克思在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后、于1863年8月开始分册撰写《资本论》。在写第一册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
　　后来，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一、二、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上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1866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本论》第一册手稿进行润色，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作了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奥·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理论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整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255。
214 摩尼教徒原是指三世纪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宗教学说的信徒。摩尼教徒信奉善恶二元论，宣扬禁欲主义，主张独身。因为“摩尼教徒”的德文发音与“逼债的债主”发音相近，于是在德国大学生中流行将“摩尼教徒”一词当做“残酷无情的债主”的代名词来使用。——256。
215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256。
216 哥达派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以弗·达尔曼、马·西姆桑、弗·巴塞尔曼、亨·加格恩、卡·布吕格曼等人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属于右翼自由派。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他加冕、以及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政府的决议之后，他们当中有148名代表宣布退出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25—27日在哥达单独召开了三天会议，故而得名。最后有130名与会代表签署了一项声明，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实现德国统一。于是“哥达派”一词被习惯地用来指背叛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257。
217 1846年5——7月、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约·魏德迈同威斯特伐利亚企业主、“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商谈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推托之后，雷姆佩尔和迈耶尔最终拒绝出资印刷《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文献。他们的借口是缺乏资金，而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部著作批判的那些派别的有关人物。——258。
218 北德意志联邦是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取代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258。
219 1867年3月9日约·米凯尔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上发言，要求把北德意志联邦建成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号召其余的德意志邦为了取得一致和通过“铁血”政策完成德国的统一事业而牺牲自己的自由。——258。
220 为了回答北德意志联邦国会波兰议员对把波兹南公国和其他波兰领土强行并人北德意志联邦所表示的抗议，俾斯麦于1867年3月18日在国会上发表了一篇蛊惑人心、敌视波兰人的演说。他在演说中特别宣称，波兰农民对普鲁士和俄国当局的信任超过了对波兰贵族的信任。——259。

9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7年6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一星期来，由于和哥特弗里德⁽¹⁾先生的种种争执，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和打扰，我简直得不到安宁，很少能静下心来研究价值形式。否则我早就把那些印张⁽²⁾寄还给你了。第二个印张特别带有一些受痈困扰的痕迹，但是现在已经无法修改了，同时我认为，你不必在附录中再作任何补充，因为庸人并不习惯于这种抽象思维，而且肯定不会为价值形式去伤脑筋。至多可以把这里用辩证法获得的东西，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就是说，用历史来对这些东西进行检验，虽然这方面最必要的东西都已经说过了。你在这方面掌握了许多材料，所以你一定能就这个问题写出一个很好的补充说明，用历史方法向庸人证明货币形成的必然性并表明货币形成的过程。

　　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当用黑格尔《全书》⁽³⁾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出简短的章节，用专门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过渡，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补充说明和纯粹的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可能有点像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

　　同以前的叙述（由敦克尔出版）⁽⁴⁾相比，在辩证阐述的明确性上，有非常明显的进步，但是就叙述本身来说，我更喜欢第一种形式的某些地方。恰恰是重要的第二个印张受到痈的影响，这是十分可惜的。但是这已经无法修改了，谁能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它。其余各个印张都很好，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你能够很快再给我寄来五六个印张（同时请你再把第五个印张附上，以便我不致失去线索）；把这里分开读过的各个印张合起来读要好得多。

　　我还发现了几处印刷错误。我只把那些确实失去原意的列成勘误表。

　　昨天我到龚佩尔特那里去了。可怜的人！他越来越颓废。任何科学问题甚至政治问题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感兴趣的除了街谈巷议，还是街谈巷议！而他对人们不常到他那里去还感到奇怪。

　　霍夫曼的书⁽⁵⁾已经读过。这种比较新的化学理论，虽然有种种缺点，但是与以前的原子理论相比，它是一大进步。作为物质的能够独立存在的最小部分的分子，是一个完全合理的范畴，如黑格尔所说的，是在分割的无穷系列中的一个“关节点”²²¹，它并不结束这个系列，而是规定质的差别。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虽然霍夫曼先生自己经常回到旧观念中去，说什么存在着真正不可分的原子。另外，这本书中所证实的化学的进步的确是巨大的，肖莱马说，这种革命还每天都在进行，所以人们每天都可以期待新的变革。

　　向你的夫人、女孩子们和电学家⁽⁶⁾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今天寄回五个印张。

脚　　注

(1) 哥·欧门。——编者注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校样。——编者注
(3)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编者注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5) 威·霍夫曼《现代化学入门》。——编者注
(6) 指保·拉法格，他曾想把电应用于医疗。——编者注

注　　释

221 按照黑格尔的术语来理解，“关节点”指变化的一定时刻，在这一时刻由于逐步的量变，突然发生了质变，达到了质的飞跃。见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第三篇第二章的注释，注释中谈到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的例子。——262。

9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6月22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随信附上我昨天收到的另四个印张。这些家伙对于我校正得很清楚的印刷错误还有一些没有改。“Chi1dren’s Emp1oyment Commission”⁽¹⁾我们错改为Chi1drens’。因为Chi1dren是复数主格，所以“’”是表示属格的符号。我再看蓝皮书²²²的时候，就立即发觉了这一点。

　　金来信说，《芬尼社社员》²²³还没有出版。他们正在尽可能地拖延，并且力图拖延到议会会议结束。

　　我希望你对这四个印张感到满意。你到现在为止都还表示满意，这对我来说比所有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无论如何，我希望资产阶级毕生都会记得我的痈。他们究竟怎样卑鄙，现在又有了新的证据！你知道，童工调查委员会已经工作五年了。在委员会的第一个报告于1863年发表以后，那些被揭露的部门立刻受到了“惩戒”。这次议会会议一开始，托利党内阁就通过沃尔波尔这株垂柳提出了一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委员会的所有建议虽然大大打了折扣，但都被通过了。应受惩戒的那些家伙，其中有金属加工厂的大厂主，以及“家庭手工业”的吸血鬼，当时弄得很难堪，不敢说话。现在他们却向议会呈递请愿书，要求重新调查！说过去的调查是不公正的！他们指望改革法案²¹¹能吸引住公众的全部注意力，让这件事趁刮起反对工联的狂风〔224〕的时候悄悄地私下了结。《报告》中最丑恶的东西是这些家伙的自供。他们知道，重新调查只会有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资产者所希望的”——使剥削期限再延长五年！幸而我在“国际”中的地位使我能粉碎这些畜生的如意算盘。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解除150万人（成年男工还不计算在内）的痛苦的问题！²²⁵

　　至于对价值形式的阐述，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²²⁶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分别加上小标题。另外，我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x叫页而去读附录。这里指的不仅是庸人，也包括有求知欲的青年人等等。此外，这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经济学家先生们一向都忽视了这样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实：20码麻布＝1件上衣这一形式，只是20码麻布＝2英镑这一形式的未经发展的基础，所以，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它自己的天然形式不相同的东西——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在第一次的叙述（由敦克尔出版）⁽²⁾中，只是当价值表现已经以发展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表现出现时，我才对价值表现作应有的分析，从而避免了阐述中的困难。

　　你对霍夫曼⁽³⁾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此外，你从我描述手工业师傅——由于单纯的量变——变成资本家的第三章结尾部分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同样有效的规律。在正文的一条注释中（当时我正好听过霍夫曼的演讲）我提到了分子说，但是没有提到霍夫曼，因为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发现，只是给这个学说增添了一点色彩，而提到洛朗、热拉尔和维尔茨，后者是这一学说的真正创始人。²²⁷你的来信使我模模糊糊地想起了这回事，因此我重阅了我的手稿。

　　在最近两星期，排印工作进展迟缓（只印了四个印张），也许是因为圣灵降临节的缘故。但是奥·维干德先生一定会弥补这一点。附带说一下，你的书⁽⁴⁾还可以弄得到。工人协会³⁵向奥·维干德订购了两本新的，并且已经收到了（1848年第二版²²⁸）……

脚　　注

(1) “童工调查委员会”。——编者注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编者注
(3) 威·霍夫曼《现代化学入门》。——编者注
(4)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35 指正义者同盟（见注18）和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即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7日由正义者同盟的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和其他活动家在伦敦成立的，有时按会址称做大磨坊街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协会。从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之后，该协会成为国际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265。
211 1867年，英国在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实行了第二次选举法改革。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积极参加了争取改革的运动。这次改革使英国选民数目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熟练工人也获得了选举权，但工人阶级的基本群众仍然和以前一样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263。
222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263。
223 这里是指根据议会命令刊印的治安法官亚·诺克斯和军医乔·波洛克关于英国监狱中政治犯（特别是爱尔兰芬尼社社员）待遇的报告：《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年伦敦版。
　　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的参加者。19世纪50年代，爱尔兰掀起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50年代末，詹·斯蒂芬斯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爱尔兰革命兄弟会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出现，不久也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该组织自称芬尼社。芬尼的古爱尔兰语“Fiann”，是传说中爱尔兰古代英雄芬恩·麦库尔统率的武装民团的名称。芬尼社曾广泛活动于英国、爱尔兰和美国等地，其宗旨是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并建立爱尔兰共和国，其成员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5年，芬尼社社员的武装起义未能成功，1867年芬尼社社员密谋发动的武装起义也遭英国政府镇压。——263。
225 1867年对劳动条件进行了新的调查，调查的结果是1867年8月15日颁布了关于把工厂法的实施范围扩大到新的工业部门的法令。按照这一法令，不但在工厂工业中，而且在一系列部门的小企业以及家庭工业中，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日最长不得超过十个半小时。——263。
226 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章第一节附录《价值形式》。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马克思对此作了修改，并且移人正文（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章第3节）。因此，在以后各版所收录的第一版序言中就不再提这个附录了。——264。
227 这段文字涉及《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三章，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第三篇的五章（第五一九章）。
　　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第一版正文的注释中写道，奥·洛朗和沙·热拉尔创立了分子说，沙·维尔茨最早科学地阐明了分子说。在对这个问题的历史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1872年）中没有再提维尔茨，称洛朗和热拉尔是最早科学地阐明分子说的人。在该卷第三版中，恩格斯对此注作了更加准确的表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358页脚注205a）。——264。
228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于1845年春在莱比锡出版。第一版未售完的那部分书，后来换上印有1848年字样的新的扉页继续出售。——265。

9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6月⁽¹⁾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最后收到的是第20印张。全书大约会有40—42个印张。清样除去寄给你的以外，直到今天我一张也没有收到。你启程时，要把手中的那些寄还给我。

　　关于你所提到的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不可避免的怀疑（他们自然忘记了，如果他们把有酬劳动算做工资，那他们就把无酬劳动算做利润等等了），要是科学地把它表达出来，就可归结为下面的问题：

　　商品的价值怎样转化为它的生产价格，在生产价格中，

　　（1）全部劳动似乎是以工资的形式得到报酬；

　　（2）但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在利息、利润等等名称下，采取了成本价格（＝不变资本部分的价格+工资）的增加部分的形式。

　　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是：

　　一、阐明例如劳动力的日价值转化为工资或日劳动的价格。这在本卷第五章中已经谈到。²²⁹

　　二、阐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如此等等。要阐明这个问题，首先必须阐明资本的流通过程，因为资本周转等等在这方面是起作用的。因此，这个问题只能在第三册里加以叙述（第二卷包括第二册和第三册）²³⁰。在那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想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要科学做什么呢？

　　如果我想把所有这一类怀疑都预先打消，那我就会损害整个辩证的阐述方法。相反地，这种方法有一种好处，它可以不断地给那些家伙设下陷阱，迫使他们早早地暴露出他们的愚蠢。

　　此外，紧接在你最后拿到的第三节《剩余价值率》后面的是《工作日》（为劳动时间的长短而进行斗争）这一节，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将清楚地表明，资产者先生们实际上对他们利润的来源和实质了解得多么透彻。这也表现在西尼耳身上，他的例子说明了资产者确信他们的全部利润和利息是从最后的无酬劳动小时中得来的。²³¹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手稿为：“7月”。——编者注

注　　释

229 这里是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五章最后一节，在该卷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第六篇第十七章。——266。
230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则用来探讨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二册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三册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266。
231 这里提到的这两节，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是第三章的组成部分，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第三篇第七章和第八章。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纳·威·西尼耳的理论所作的批判见第七章第三节，关于工作日部分的引论则分出来编为单独的一节即第八章第一节《工作日的界限》。——266。

9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7年8月2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仔细读完了将近36个印张。我向你表示祝贺，你采取了完满的处理方式，你只是把错综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放在恰当的位置和正确的联系之中，就完满地使这些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几乎一眼就能看清楚，同时我还要向你表示祝贺，你实际上非常出色地叙述了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得到完满而又相互联系的叙述。看到你掌握了工艺术语，我也感到很高兴，对你来说这一定有许多困难，因此我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担心。个别的笔误我用铅笔在旁边做了订正，而且我还冒昧地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200页，而且只分四个部分，由于这四个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排印的，很难找得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对所说明的问题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处加以概括，以致经常从对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对另一点的叙述。这会让人感到非常疲倦，要是不全神贯注的话，甚至会感到混乱。在这里把题目分得更细一些，把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²³²，在准备英文版时这一点一定要做到。总的说来，在这一章的叙述中（特别是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部分）有几点我还不完全清楚，我不能确定，你是基于什么事实而只作一般的阐述的。从叙述的外在形式来看，第四章可能也是写得最快而仔细加工最少的一章。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先生们在这里找不到他们可以突破的任何一个弱点。其实我倒有兴趣听听这些先生们将说些什么，他们是什么把柄也抓不着的。罗雪尔等人当然会感到快慰，但是对于这里的那些不是为三岁小孩写作的英国人来说就是另一回事了。

　　盼望你能再寄给我几个印张。我很想把关于积累的一章²³³合在一起阅读。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女孩子们什么时候回来？

你的 弗·恩·

注　　释

232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由奥·迈斯纳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在准备出版时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对全卷结构也作了重大改动。在修改时，他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不再分为六章，而是分为七篇，共二十五章。这封信中提到的第四章被编为第四篇，包括四章，其中第十二章分为五节，第十三章分为十节。——267。
233 这里是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最后一章，即第六章《资本的积累过程》，在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这一章是第七篇。——268。

9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8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的书最好的地方是：（1）在第一章就着重指出了劳动或是表现为使用价值或是表现为交换价值这种劳动的二重性（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2）研究剩余价值时，撇开了它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这一点将主要在第二卷²³⁰中加以论述。古典经济学对特殊形式的研究非常混乱，它总是把特殊形式和一般形式混淆起来。

　　请把你的要求、批评、问题等等都写到清样上。这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估计迟早会出第二版的。²³²至于第四章，我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这些东西的本身即它们的联系的。⁽¹⁾这件事情做完之后，在最后加工时，蓝皮书²²²接踵而来，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的理论成果完全得到了事实的证明。这本书总算在痈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写成了！

　　我现在正在写第二册²³⁴（流通过程）的结尾部分，和许多年前一样，有一点我必须再向你请教一下！

　　固定资本比如说要在10年以后才能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在这期间，随着用它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出售，它的价值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回。只有在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例如机器）已经报废的时候，才需要把这种逐渐增长的流回用来补偿固定资本（修理这类事情除外）。但是，在这期间，资本家掌握了这些陆续流回的东西。

　　我在好几年前曾写信告诉你，在我看来积累基金就是这样形成的，因为资本家在用流回的货币补偿固定资本以前，在这期间已经使用了这种流回的货币。你曾经在一封信中有些粗略地表示反对这种看法。²³⁵后来我发现，麦克库洛赫把这种折1日基金说成是积累基金。我确信麦克库洛赫决不会想出什么正确的东西来，所以就把这件事丢开了。他在这方面进行辩护的意图已经被马尔萨斯主义者驳倒了，但是他们也承认事实。²³⁶

　　你作为一个厂主一定会知道，在必须以实物形式去补偿固定资本以前，你们是怎样处理那些为补偿固定资本而流回的货币的。你一定要回答我这个问题（不谈理论，纯粹谈实际）。

　　祝好。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参看本卷第267—268页。——编者注

注　　释

222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269。
230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则用来探讨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二册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三册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268。
232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由奥·迈斯纳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在准备出版时作了大量的修改和补充，对全卷结构也作了重大改动。在修改时，他采纳了恩格斯的意见。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不再分为六章，而是分为七篇，共二十五章。这封信中提到的第四章被编为第四篇，包括四章，其中第十二章分为五节，第十三章分为十节。——269。
234 指《资本论》第二册第1稿。这个草稿的主要部分写于1865年上半年。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册的手稿时，考虑到有后来的草稿。所以没有利用这个最初的草稿。——269。
235 指1862年8月20日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以及1862年9月9日恩格斯的回信。——269。
236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一点。——269。

97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7年8月2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关于补偿基金问题，明天写信详细告诉你，并附有计算表。⁽¹⁾我还要再问几个厂主，看我们的方法是通用的或者只是例外。问题在于：在机器的最初费用为1000英镑的情况下，第一年扣除100英镑，按照惯例，第二年是扣除1000英镑的10％呢，还是扣除900英镑的10％，依此类推。我们用的是后一种办法，这样，事情显然就没有尽头了，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这使计算变得非常复杂。但是毫无疑问，在机器损耗以前，厂主平均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已经使用或者至少支配补偿基金。而这就算做所谓对无形损耗的某种保证，换句话说，厂主声明：机器在10年中完全损耗这一假定只是大致正确，也就是说，其前提是，从一开始就以10年分期支付的方式付给我补偿基金。不管怎样，都应该把计算表寄给你，至于这件事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我还不完全清楚。我不懂，厂主怎么能用这种花招长期欺骗其他瓜分剩余价值的人，或剩余价值的最后消费者。注意，机器通常折旧7.5％，也就是说损耗期大约是13年。

　　穆尔附上自己的照片，并且提醒你，你曾经答应把你的照片给他，他正等着要呢。关于积累的一章非常出色。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参看恩格斯1867年8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9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7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英国人还不知道，自从1846年以来，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的经济内容，因而还有政治目的都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正因为如此，芬尼运动²³⁷的特点是，它具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倾向（从否定的意义上说，即作为反对强占土地的运动），而且是下层等级的运动。把伊丽莎白或克伦威尔想用英国（罗马式的）殖民者来排挤爱尔兰人的那种野蛮行为，同当前想用羊、猪、牛来排挤爱尔兰人的这种制度混为一谈，还有什么比这更可笑的呢！1801—1846年的制度（那时逐出土地只是例外，大都发生在土地特别适宜于畜牧业的伦斯特）及其高额地租和中间人，已经在1846年一起垮台了。谷物法的废除⁶⁵（部分地是由于爱尔兰的饥荒，至少是这次饥荒起了促进作用）剥夺了爱尔兰在平常年景供给英国谷物的垄断权。羊毛和肉变成了口号，这就是要把耕地变为牧场。因此，从那时起就系统地合并农场。负债地产法令使一批过去发了财的中间人变成了地主，加速了这一过程。²³⁸清扫爱尔兰的领地！——这就是英国目前在爱尔兰的统治的唯一含义。在伦敦的愚蠢的英国政府对于1846年以来所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自然是一无所知。但是爱尔兰人却知道这一情况。从米格尔的声明（1848年）直到亨尼西的选举宣言（托利党和乌尔卡尔特派）（1866年），爱尔兰人都以极其明确和极其有力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这件事的认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给英国工人提出什么样的建议呢？我认为他们应当在自己的纲领中写上取消合并这一条（简单地说，就是1783年的要求，只是要把它民主化，使之适合于当前的形势）。²³⁹这是一个英国政党在其纲领中所能采纳的使爱尔兰获得解放的唯一合法的，因而也是唯一可能的形式。以后的经验一定会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单纯的君合制是否能持续存在。即使到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我也不太相信能持续下去。

　　爱尔兰人需要的是：

　　1.自治和脱离英国而独立。

　　2.土地革命。英国人即使有再好的愿望，也不能替爱尔兰人实行这种革命，但是能够给他们合法的手段，让他们自己去实行。

　　3.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抵制英国。从1783年到1801年，爱尔兰的所有工业部门都繁荣起来了。英爱合并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已经建立的保护关税制度，摧毁了爱尔兰的全部工业生命。²⁴⁰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点麻纺织业所能补偿的。1801年的合并对爱尔兰工业的影响同英国议会在女王安、乔治二世等人统治时期对爱尔兰毛纺织业所采取的压制措施的影响是完全一样的。爱尔兰人一旦获得独立，他们的处境就会迫使他们变成保护关税派，就像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

　　我在中央委员会发表我的意见（下星期二，好在这次不会有记者出席）之前，非常希望你能把你的意见简单地告诉我。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　　释

65 19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开展了废除谷物法的斗争。谷物法是1815年以来英国历届托利党内阁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实施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关税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制，即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提高谷物进口关税，反之，谷物价格上涨时降低谷物进口关税。谷物法的实施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的实施引起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进行的。1846年6月26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从而废除了谷物法。——272。
237 芬尼运动是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爱尔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革命运动，其核心力量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即芬尼社。芬尼运动的宗旨是推翻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废除大地主所有制、建立共和国。参看注223。——271。
238 184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负债地产法令，同年成立了皇家专门委员会（见注114）以加速和简化按优惠价格出售负债地产的过程。1849年实施的这一法令最初只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后来延长了有效期，并由1852、1853、1854和1858年颁布的法律加以补充。这一法令的实施加快了土地从贵族土地占有者手里向高利贷者和大土地经营者手里的转移，促进了爱尔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272。
239 英国在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高涨。1782年，英国议会迫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压力，通过了关于废除英国议会替爱尔兰颁布法律的权利和把这项权利移交给爱尔兰议会的法令。17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放弃权利法令》，再次确认了1782年的法令。这意味着在立法方面承认了爱尔兰的自治。但是，在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取消了对爱尔兰的这些让步，而把英爱合并强加给了爱尔兰。从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英爱合并，消除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取消了爱尔兰议会。英爱合并巩固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因此，英爱合并遭到爱尔兰人的反抗，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272。
240 1801年英爱合并以后，废除了爱尔兰议会在18世纪末为了保护刚刚萌芽的爱尔兰工业而建立的保护关税制度，导致爱尔兰工业完全衰落。——273。

9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7年1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拖延回信只是因为身体不好。我又犯病几个星期了。

　　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帮忙。恩格斯已经（或者将要）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此外，李卜克内西（和格茨等人一起）曾打算在国会里要求调查工人的状况。他写信给我谈到了这件事，按照他的要求，我把一些有关这个问题的英国议会法令寄给了他。²⁴¹这个计划落空了，因为按照议事日程，没有时间这样做。有一件事情，由您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比由恩格斯或我写更为合适。这就是：他其实有责任在工人集会上引起人们对我的书⁽¹⁾的注意。这件事，如果他不去做，拉萨尔派就会把它抓在手里，就会歪曲一切。

　　孔岑（莱比锡的非公聘讲师，罗雪尔的学生和追随者）通过李卜克内西要一本我的书，为此他答应从他的立场出发为这本书写一个详细的评论。迈斯纳已把书寄给他了。这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您的短评⁽²⁾中，，有一处可笑的印刷错误：把“Faucher“印成了“Taucher”⁽³⁾。孚赫是一个经济学的“巡回传教士”。这个家伙还算不上像罗雪尔、劳、莫耳等等这样“博学的”德国经济学家。甚至只是提到他一下，对他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了。因此，我从来不把他当做名词，而只当做动词。²⁴²

　　请告诉您的夫人，她可以先读我的书的以下部分：《工作日》、《协作、分工和机器》，再就是《原始积累》。²⁴³不明白的术语，您务必向她解释。如果还有疑问，我可以为你们效劳。

　　在法国（巴黎）很有希望出现对我的书的详细评论（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可惜是蒲鲁东主义的报纸！），甚至会翻译我的书。²⁴⁴

　　一待我病情好转，我会多写一些。目前希望您能经常来信。这对我总是能起到鼓舞作用。

您的 卡·马·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编者注
(2) 路·库格曼《评〈资本论〉》，载于1867年11月10日《德意志人民报》。——编者注
(3) “Taucher”意为“潜水者”，“Faucher”（孚赫）是德国一个庸俗经济学家的姓。——编者注

注　　释

241 威·李卜克内西在1867年10月8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他想和另一个国会议员彼·赖因克一同提出成立普鲁士工人状况调查委员会的建议。为了对这个建议加以论证，他想知道英国类似的委员会的职权。因此李卜克内西请马克思把有关这种委员会的英国法律寄给他。马克思给他寄去了两份法律文件：1867年4月5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在一定情况下保障调查工联及雇主或工人的其他组织的委员会委员进行工作的法令》和1867年8月12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关于推行〈1867年关于工联事务调查委员会的法令〉的法令》。——273。
242 孚赫的德文是Faucher，与动词fauchen（吼叫）同一词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新造了两个词：vorfauchen（像孚赫那样吹牛）和lügenfauchendsten（最善于像孚赫那样撒谎的）。——274。
243 这里是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几个章节。在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几个章节的是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和二十四章。——274。
244 1867年11月27日维·席利写信告诉马克思说，莫·赫斯对《资本论》的评价很好，他打算给《法兰西信使报》写一篇文章来介绍这部著作。同时席利还告诉马克思说，赫斯建议同埃·勒克律一起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出版。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实现。——274。

100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杜林²⁴⁵。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节⁽¹⁾，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⁶⁶的。此外，他还是非公聘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²⁴⁶，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处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像在李嘉图本人的书里那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工作日和工作日的变化准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是一种令人十分难堪的新见解。我相信，杜林完全是由于憎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这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圈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做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是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本身，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对问题的批判性理解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此。

　　（3）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他在第二卷230中将会惊奇地看到：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是“直接”实现的。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节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节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么，结局就始终像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²⁾……

脚　　注

(1)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六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节。——编者注
(2)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注　　释

66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这种观点也被称做曼彻斯特主义。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275。
245 指欧·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载于1867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275。
246 指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威·罗雪尔庸俗经济学观点的彻底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12、186、239—240、251、264、304、376、421、709页）。——275。

10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8年1月1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刚发觉我把你的所有来信都放在家里另一件上衣的口袋里了（你的可敬的首席秘书⁽¹⁾的最近一封来信也在内，对此信我特别感谢），所以我只能凭记忆写回信。

　　《法兰西信使报》你昨天该收到了，《维也纳日报》也该收到了。

　　给你寄去附有专门说明的普鲁士报告⁽²⁾。实际上，只要看一下报告里列出的7月28日晚的兵力配置略图，就可确信：贝奈德克曾在两平方英里的地区内集中了六个军（不包括骑兵），而王储⁽³⁾却只有第五军和第六军的一个旅与之对峙。如果贝奈德克在29日攻击施泰因梅茨（第五军），那么后者就可能被击退到山那边，投奔第六军，贝奈德克在30日则可以用至少四个军放心大胆地去进攻并击退近卫军与第一军，在这以后，谨慎的弗里德里秘卡尔当然不敢贸然行动。弗里德里希—卡尔有五个军，而与他对峙的至少有六个军。如果王储的三个独立的纵队被击溃，弗里德里希一卡尔一定会接到撤退命令，那时整个战局的性质就会完全不同。当然，只要普鲁士人谨慎一些，奥地利人终究会被击败，这从兵力对比上已经看得出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的无赖们就会被迫抛弃自己坏透了的制度，那时胜利的就不是改组和俾斯麦，而是人民。

　　克吕泽烈（他在伦敦也扮演过芬尼社社员）搞了一个民军计划，他比德国人还要疯狂。美国内战¹⁵¹（战争双方都有民军）证明，民军制度之所以空前耗费财力和人力，正是因为这种组织只是一纸空文。如果北方佬所面临的不是南部民军，而是几十万人的常备军，那他们的情形会怎样呢？在北部组织起来之前，这些常备军可能已进入纽约和波士顿，并靠民主党人的帮助迫使媾和，接着西部就可能玩弄分离把戏。这个家伙有一点讲得好：最主要的是要有优秀的军官和人们对军官的信任，——而在民军制度下，这两点都是完全办不到的！至于民军制度到处都受到欢迎，那是由于能够一下子弄到一大批人，并且比较易于训练，特别是在面临敌人的时候。不过，后一种情况并不新奇，老拿破仑也曾把经过三个月训练的新兵编为团队拉去打仗，但是，为此要有优秀的基干人员，并且还要有某种不同于瑞士和美国的民军制度的东西。直至内战末期，北方佬的基干人员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自从采用了后装枪，纯粹的民军便真的完了。这就是说，任何一种合理的军事组织不能不是介乎普鲁士制度和瑞士制度之间的东西，—但究竟是什么呢？这取决于各种不同的情况。只有以共产主义方式建立和培育起来的社会，才能十分接近民军制度，但即使这样也还不能完全达到。

　　关于维也纳的那些报纸，我正碰到一些困难，虽然我偶尔也翻翻《新自由报》，但是，整个这方面的情况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⁴⁾对此以及关于《双周》⁽⁵⁾，你有些什么设想？此事倒值得花点工夫好好想一想。

　　但愿你能重新坐下来，而且不要再发生新的火山爆发。龚佩尔特笑你讨厌砒剂，他说，恰恰是砒剂能使你恢复健康，而且他确信，对你来说没有更好的药了。但是，如果你确实不愿意服用这种药，那你就应当服用酸剂，并且要长期服用。因此，他在附上的药方里又给你开了以前开过的王水，你必须服用。

　　向你的夫人、女孩子们和拉法格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我在这里最恭敬地祝贺厉害的矮子阿尔贝里希⁽⁶⁾过生日，并在此刻为她的健康干啤酒一杯。至于棉线，他们忘在工厂里了，我只好明天寄出。

【图】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爱琳娜和劳拉

脚　　注

(1) 劳·马克思。——编者注
(2) 指《1866年的德国战局》，总参谋部战史处编，1867年柏林版。——编者注
(3)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4) 指在奥地利的报纸上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撰写书评。参看恩格斯1868年1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和马克思1868年1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5) 指《双周评论》。——编者注
(6) 爱·马克思。——编者注

注　　释

151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278。

10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3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现在能够理解杜林先生的评论²⁴⁵中的那种异常尴尬的语调了。就是说，这是一个往常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革命者自居。他做过两件事。第一，他出版过一本（以凯里的观点为出发点）《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约500页），其次，出版过一本新的《自然的辩证法》（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我的书⁽¹⁾在这两方面都把他埋葬了。他是由于憎恨罗雪尔等人才来评论我的书的。此外，他在进行欺骗，这一半是出自本意，一半是由于无知。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至于说到李嘉图，使杜林先生感到不自在的，正是在我的论述中没有凯里以及他以前的成百人曾用来反对李嘉图的那些弱点。因此，他恶意地企图把李嘉图的局限性强加到①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爱琳娜和劳拉我身上。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应当感谢这个人，因为他毕竟是谈论我的书的第一个专家……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编者注

注　　释

245 指欧·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载于1867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的《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280。

10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3月14日⁽¹⁾[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顺便提一下，在博物馆里，我除钻研其他著作外，还钻研了老毛勒（前巴伐利亚枢密官，曾当过希腊摄政，并且是远在乌尔卡尔特之前最早揭露过俄国人的人之一）关于德国的马尔克、乡村等等制度的近著²⁴⁷。他详尽地论证了土地私有制只是后来才产生的，等等。威斯特伐利亚的容克们（默泽等人）认为，德意志人都是各自单独定居的，只是后来才形成了乡村、区等等，这种愚蠢见解完全被驳倒了。现在有意思的恰好是，俄国人在一定时期内（在德国起初是每年）重分土地的做法，在德国有些地方一直保留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我说过，欧洲各地的亚细亚的或印度的所有制形式都是原始形式⁽²⁾，这个观点在这里（虽然毛勒对此毫无所知）再次得到了证实。这样，俄国人甚至在这方面要标榜其独创性的权利也彻底丧失了。他们那里所剩下的，就是他们至今仍然保留着早已被他们的邻居抛弃了的形式。老毛勒的书（1854—1856年的，等等）具有真正德意志的博学，同时也具有亲切而易读的文风，这是南德意志人有别于北德意志人之处（毛勒是海德堡人，在这一点上，巴伐利亚人和蒂罗尔人更是如此，例如，法耳梅赖耶尔、弗腊斯等人就是这样）。书中有些地方还猛烈地抨击了老格林《古代法》），就是说，从实质上，而不是从形式上进行了抨击。此外，我还看了看弗腊斯等人关于农业的一些著作²⁴⁸。

　　顺便提一下，你应该把杜林的书⁽³⁾，还有我的书⁽⁴⁾的校样寄还给我。从杜林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什么是凯里的伟大发现，那就是：在农业中人类是从较坏的土地向越来越好的土地转移的。这部分是因为作物是从无水的丘陵等处向下移到潮湿的谷地。而特别是因为凯里先生认为，最肥沃的土地，正是那些先要经过改造才能变成耕地的沼泽等等。最后是因为英国在美洲的殖民是从荒芜的新英格兰开始的，也就是从凯里视为典型的马萨诸塞州开始的。

　　……从毛勒的著作中我看到，关于“日耳曼”所有制等等的历史和发展的观点的转变，是由丹麦人而来的，看来，他们已经着手全面研究考古学了。但是，虽然他们这样下功夫，他们的事情在这儿那儿总不那么顺当，因为他们缺乏正确的批判本能，尤其是缺乏尺度。让我感到十分惊异的是，毛勒经常引用非洲、墨西哥等作为例子，但对凯尔特人却一无所知，因而硬把法兰西的公社所有制的发展完全归于日耳曼人的征服。“好像”，布鲁诺⁽⁵⁾先生会说，“好像”我们还没有一部11世纪完全共产主义的凯尔特人（威尔士）法令汇编⁽⁶⁾，“好像”法国人恰恰在最近几年没有在某些地方发掘出凯尔特形式的原始公社遗迹！“好像”！但是道理很简单。老毛勒除了德国和古罗马的情况之外，只研究过东方（希腊—土耳其）的情况。

脚　　注

(1) 手稿为：“11月14日”。——编者注
(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6页。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5页。——编者注
(3) 欧·杜林《贬低凯里的人和国民经济学的危机》1867年布雷斯劳版。——编者注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5) 布·鲍威尔。——编者注
(6) 《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2卷。——编者注

注　　释

247 指格·毛勒《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281。
248 指卡·弗腊斯的下列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1847年兰茨胡特版；《农业科学历史百科概论》1848年斯图加特版；《农业史》1852年布拉格版I《农业的性质》1857年慕尼黑版第1—2卷I《农业危机及其补救办法》1866年莱比锡版。——282。

10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3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昨天我本来想在博物馆里给你写信，但是我突然感到很不舒服，只好合上手中那本非常有趣的书。我两眼发黑，头痛得要命，胸部闷得慌。我就慢慢走回家了。空气和阳光使我感到舒服一点，到家后我睡了一会儿。照我的情况来看，本来应当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但是，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很难做到。

　　关于毛勒：他的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直辖市、享有豁免权的地主、公共权力以及自由农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

　　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性，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对法国革命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启蒙运动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用中世纪的、浪漫主义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甚至像格林这样的人也不能摆脱这种看法。第二个反应是越过中世纪去看每个民族的原始时代，而这种反应是和社会主义趋向相适应的，虽然那些学者并没有想到他们和这种趋向有什么联系。于是他们在最旧的东西中惊奇地发现了最新的东西，甚至发现了连蒲鲁东看到都会害怕的平等派。

　　我们大家被这种判断的盲目性束缚得多么厉害啊：恰好在我的故乡，即在洪斯吕克⁽¹⁾，古代德意志的制度一直保存到最近几年。我现在还记得，我的当律师的父亲还和我谈到过这件事呢！另一个证明是：地质学家，甚至像居维叶那样一些最优秀的地质学家也把某些事实完全解释错了，同样，像格林那样一些大语文学家也把最简单的拉丁文句子译错了，因为他们深受默泽（我记得，他所叹赏的是：德意志人那里从来没有“自由”，但是“空气造成占有”）等人的影响。例如，塔西佗有一句名言，“arva per annos mutant，et superest ager”⁽²⁾，意思是：他们更换（通过抽签，后来所有蛮族法典²⁴⁹中的sortes[抽签]一词就是由此而来的）田地（arva），而仍然保留公有地（ager同arva相反，是ager pub1icus[公有地]），格林等人却把它译成：他们每年耕种生地，但仍有（荒）地存在！

　　同样，“他们单独地和分散地进行耕作”⁽³⁾这句话可以证明，德意志人自古以来就像威斯特伐利亚的容克那样，经营单个的田庄。但在这句话的后面还有：“他们建立村庄的方式和我们的不同，他们不是把房屋聚集在一起并使之互相毗连，而是每家住所周围都有一块空地”；像上面所描写的那种日耳曼原始村落，如今在丹麦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斯堪的纳维亚对德国的法学和经济学，就像对德国的神话学一样，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才能重新认清我们的过去。此外，甚至格林等人也在凯撒的书中发现，德意志人总是按血族共同体集体定居，而不是单独定居的：“他们是按氏族和亲属关系一起居住的”⁽⁴⁾。

　　不过，要是老黑格尔有在天之灵，他知道德文和北欧文中的Allgemeine[一般]不过是公有地的意思，而Sundre，Besondre[特殊]不过是从公有地分离出来的Sondereigen[私人财产]，那他会说什么呢？真糟糕，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

　　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1847年）一书十分有趣，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他是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物种甚至产生于有史时期。但是他同时是农学家。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湿度”随着耕作的发展（并且与耕作的发展程度相适应）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这个人既是化学家、农学家等等，又是知识渊博的语言学家（他曾经用希腊文著书）。结论是：耕作叫口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会导致土地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可见，他也具有不自觉的社会主义倾向！

　　这位弗腊斯还具有德国人的那种有趣的特点。他最初是医学博士，后来是视察员，化学和工艺学教师，现在是巴伐利亚兽医管理局局长，大学教授，全国农艺实验所所长，等等。他在担任最后这几项职务时年事已高，但仍然像个精神饱满的小伙子。他曾游历过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的许多地方！他的《农业史》也很有意义。他称傅立叶是一位“虔诚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者”。关于阿尔巴尼亚人等等是这样写的：“各种缺德的通奸和强奸”。⁽⁵⁾

　　必须认真研究全部近代和现代农业文献。物理学派同化学派是对立的。

　　别忘了把库格曼寄来的那个厂主⁽⁶⁾的信还给我。

　　再没有比即将在这里看到你更使我高兴的了。

你的 卡·马·

　　又及：埃德加⁽⁷⁾的种植场主的帽子又找到了，这一次你可以把它带给莉希夫人。

脚　　注

(1) 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山区。——编者注
(2)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26章。——编者注
(3)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第16章。——编者注
(4) 凯撒《高卢战记》第4卷第22章。——编者注
(5) 见卡·弗腊斯《农业史》1852年布拉格版第12页。一编者注
(6) 古·迈耶尔。——编者注
(7) 埃·冯·威斯特华伦。——编者注

注　　释

249 蛮族法典是对5——9世纪形成的、一些日耳曼部落法规的最初的文字记录的统称、其中主要记录了这些部落的习惯法，但也采用了符合当时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这些部落于5—7世纪在随着民族大迁徙而分崩离析的西罗马帝国及其邻近的土地上逐渐定居并开始建立国家。蛮族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他各民族的蔑称。——284。

105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4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现在，这里众所注目的问题是爱尔兰问题。当然，格莱斯顿及其同伙利用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为了重新取得政权，并且首先是为了在实行户主选举权的下一届选举²⁵⁰中有一个竞选口号（e1ectora1 cry）。由于事情的这种转变而受害的首先是工人政党。工人中想参加下届议会的阴谋家，如奥哲尔、波特尔之流，现在有了投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新借口了。

　　然而，这只是英国——因而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由于数百年来对爱尔兰犯下的滔天大罪而得到的惩罚。但是它终究又会有利于英国工人阶级本身。就是说，在爱尔兰的英国国教会——或者如这里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尔兰教会——是英国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的宗教堡垒，同时又是英国本土的国教会的前沿堡垒（在这里我是把国教会当做土地所有者来谈的）。随着国教会在爱尔兰的垮台，在英国它也会衰败下去，而紧跟在这二者之后（没落）的将首先是爱尔兰的地主所有制，然后是英国的地主所有制。我早就确信，社会革命必须认真地从基础开始，就是说，从土地所有制开始⁽¹⁾。

　　此外，事态将会产生极其有利的结果：爱尔兰教会一旦垮台，阿尔斯特省信仰新教的爱尔兰佃农便会向爱尔兰其他三省信仰天主教的佃农靠拢，并参加他们的运动，而到目前为止，地主所有制还是能够利用这种宗教矛盾的……

脚　　注

(1) 双关语：“基础”的原文是“Grund”，也是“土地”的意思；“土地所有制”的原文是“Grund-und Bodeneigentum”。——编者注

注　　释

250 这里是指即将在1868年11月举行的以1867年选举改革法案为基础的英国议会选举。根据这一法案，凡是交纳一定税额的房主和房客，都有选举权。选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大约三分之二的成年男子（所有交纳年租金少于十英镑者或没有自己的住房者）没有选举权。妇女也没有得到选举权。这一法案还把苏格兰和爱尔兰排除在外。
　　威·格莱斯顿在选举期间为了竞选大吹大擂地许下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诺言，当时由于爱尔兰革命运动出现新的高涨，这个问题相当尖锐。某些受资产阶级宣传影响的英国工人领袖如乔·奥哲尔、威·克里默、乔·豪威耳等人，在选举期间支持自由派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从而使英国工人运动受到了很大的损害。——287。

106
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

彼得堡

[1868年5月9日于伦敦]

　　……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当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去除这种形式……²⁵¹

【图】马克思的凡人燕妮马克思（1864年）

注　　释

251 马克思的原信没有找到。他的这段话引自约·狄慈根《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1876年1月9日《人民国家报》第3号。——288。

10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至于《中央报》，那个人已经作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想象价值这个东西总还有点什么内容，就只好同意我的结论。²⁵²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²⁵³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小孩子同样知道，要想得到与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好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¹⁾里就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是等同的。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只是有时比较清楚，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时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成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理解着的思维永远只能是同一个东西，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的科学王牌了。

　　但是，够了，足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读懂了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著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脚　　注

(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

注　　释

252 指署名“赫”的书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共三卷）。第一卷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奥·迈斯纳出版社版》，载于1868年7月4日《德国中央文学报》第28号第754—756页。——289。
253 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章《（商品与货币》）。在德文第二版及以后各版中，这一章相当于第一篇。——289。

10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10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正如你所知道的，奥哲尔先生提名自己为切尔西的候选人，我认为他没有成功的希望。自从根据我的提议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主席”的职位²⁵⁴从而也永远取消了奥哲尔的“主席”称号以来，去年整整一年他对我们都非常冷淡。现在他因为自己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重新当选而表示感谢，并希望我们给他的选举委员会写封信支持他为候选人。我们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因为这样做对国际有利，并能引起伦敦工人对国际的注意。〔255〕

　　你上次在这里逗留的时候，曾经看到关于1844—1845年爱尔兰土地关系的蓝皮书²²²。我在一家小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关于1867年爱尔兰租佃者权利的报告和记述（上院）。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当经济学家先生们围绕地租是因土地的自然差别而作的支出或仅仅是对土地所投资本的利息这个问题进行纯教条式的争论的时候，我们这里的农场主和大地主之间却在进行一场实际的生死斗争，这就是：除因土地的差别而作的支出以外，地租还应当包括多少不是由大地主而是由租佃者把资本投入土地而得的利息。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实际的对立，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

　　祝好。

你的 卡·马·

注　　释

222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291。
254 1867年9月24日总委员会会议通过了马克思关于取消总委员会主席职位的建议。1869年9月巴塞尔代表大会批准了这个决议。——291。255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起草了告选民书、告选民书经1868年10月13日总委员会会议批准。该告选民书没有保存下来。——291。

109
马克思致约翰·巴蒂斯特·施韦泽

柏林

1868年10月13日于伦敦

阁下：

　　……首先，关于拉萨尔的联合会¹⁸²，它是在一个反动时期成立的。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15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他受直接的时代条件的影响太深了。他把一个小小的出发点——他同舒尔采一德里奇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人¹⁹¹的对立——当做自己的鼓动的中心点：以国家帮助反对自助。这样，他不过是重新提出了天主教社会主义的首领毕舍为反对法国的真正的工人运动而于1843年和以后几年提出的口号。拉萨尔是够聪明的，当然认为这个口号是权宜之计，所以他只能以这个口号（据说！）可以直接实现为理由来为之辩护。为了这个目的，他不得不断言这个口号在最近的将来就会实现。因此，这种“国家”就变成了普鲁士国家。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向普鲁士君主制、向普鲁士反动派（封建党派）、甚至向教权派让步。他把宪章派的普选权口号²⁵⁶同毕舍所说的国家对协作社的帮助结合起来。他忽略了德国和英国的条件是不同的。他忽略了衰落帝国²⁵⁷在法国普选权问题上的教训。其次，就像每一个说自己的口袋里装有能为群众医治百病的万应灵丹的人一样，他一开始就使自己的鼓动带有宗教的宗派性质。其实，任何宗派都带有宗教性质。再次，正因为他是一个宗派的创始人，所以他否认同德国和外国以前的运动有任何天然的联系。他陷入了蒲鲁东的错误之中，他不是从阶级运动的实际因素中去寻找自己的鼓动的现实基础，而是想根据某种教条式的处方来规定这一运动的进程。

　　在我现在的追述中，大部分内容早在拉萨尔1862年来到伦敦要求我同他一起领导新的运动的时候，我就对他讲过。

　　您本人根据切身的体验，知道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是对立的。宗派不是在它和阶级运动的共同之处中，而是在把它和阶级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护符中，寻求自己存在的权利和自己的荣誉。因此，当您在汉堡建议召开工会成立大会时，您只有以放弃主席职务相威胁，才粉碎了宗派的反抗。²⁵⁸此外，您曾经不得不把自己变成双重人物，宣布您时而作为宗派首脑进行活动，时而作为阶级运动的代表进行活动。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解散²⁵⁹曾使您有机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并有机会声明，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证明，现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把宗派运动融合于阶级运动和消除一切宗派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至于说到宗派的真实内容，那么像过去的一切工人宗派一样，宗派会把它当做丰富运动的因素带到总的运动中去。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实际上是要求阶级运动服从特殊的宗派运动。与您为敌的人就由此得出结论，说您千方百计地想保持您“自己的工人运动”。

　　至于柏林代表大会²⁶⁰，首先是不应匆忙召开，因为结社法²⁶¹还没有通过。因此，您本应同拉萨尔集团之外的领袖们商量，和他们共同制订计划并召开代表大会。但是您并没有这样做，您只是让他们二者择一：公开地附和您或者反对您。这次代表大会本身不过是汉堡代表大会的增订版。

　　至于章程草案²⁶²，我认为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我相信我在工会方面的经验并不比任何同时代人少。在这里，我不想再作详细的说明，只想指出，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它同工会的本质是相矛盾的。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管束，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教会他们自己走路。

　　您的计划在其他方面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联合会”中有三个来源不同的独立的权力机构：（1）由工会选出来的委员会；（2）由普选产生的主席（他在这里完全是多余的）；（3）由地方选出来的代表大会。这样一来，到处都是冲突，而竟说这样有利于“迅速行动”！在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中，也设有协会的主席。但是，实际上他的职能只不过是主持总委员会的会议。我在1866年拒绝了主席的职务，1867年根据我的建议根本取消了这个职位，而代之以在总委员会的每周例会上选出的执行主席（Chaiman）。工联伦敦理事会¹⁶⁹也只有一个执行主席。书记才是它的常设的负责人员，由他处理日常事务。拉萨尔从1852年法国宪法中搬用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做法，是极大的失策。况且是搬用到工会运动！这种运动多半是围绕着钱的问题兜圈子，您很快就会发现，在这里任何独裁都将完结。

　　但是，不管在组织方面出现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些错误大概都可能被合理的实践或多或少地克服掉。作为国际的书记，我准备充当您和直接参加了国际的纽伦堡多数派之间的调解人，——当然是在合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我已经把同样的意思写信告诉莱比锡方面。我不会忽视您的难处，并且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更多地受环境的支配，而不是受自己的意志的支配。

　　我向您担保，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将是公正的，这是我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向您担保，我不会在某一天——在我认为是工人运动的利益所绝对需要的时候——作为著作家以个人名义公开批判拉萨尔派的偏见，就像当年我对待蒲鲁东派的偏见那样⁽¹⁾。

　　我向您保证，我对您个人怀着最良好的愿望。

忠实于您的 卡·马·

脚　　注

(1) 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和《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和第3卷。——编者注

注　　释

169 工联伦敦理事会首次于1860年5月由伦敦各工联代表会议选出。理事会领导着伦敦各工联成千上万的群众，对整个英国工人阶级都有影响。在60年代前半期，它曾领导英国工人反对干涉美国、维护波兰和意大利的历次行动，稍后又领导了他们争取工联合法化的运动。在伦敦理事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联合起来的各工联领导人，有粗细木工工联的威·克里默及其后的罗·阿普尔加思，鞋匠工联的乔·奥哲尔，泥瓦匠工联的埃·科尔森和乔·豪威耳，以及机械工人联合会的威·阿伦。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参加该理事会的总委员会委员同国际进行接触。马克思从国际成立时起就力图把广大的英国工人群众吸收进来，设法使工联的基层组织加入国际。根据总委员会英国委员们的动议，工联伦敦理事会在1866年秋历次会议上都讨论了加入国际的问题。理事会于1867年1月14日通过决议，表示赞同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但断然拒绝与国际建立任何组织联系。此后，工联伦敦理事会通过它在总委员会中的成员继续与国际保持接触。
　　工联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和秘密投票协会于1864年9月成立。奥哲尔任协会主席。他和协会书记罗·哈特韦耳、财务委员w．特里姆勒特后来都加入了国际总委员会。——295。
182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及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所奉行的机会主义策略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合并后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292。
191 指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进步党的领导人舒尔采一德里奇宣传用工人自己的钱创办小型储蓄贷款银行、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舒尔采——德里奇进行这种“贮钱箱”鼓动是企图诱使工人脱离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他鼓吹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协调一致、断言通过成立合作社可以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从根本上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并且可以使手工业者免于破产。——292。
256 指宪章派提出并写入人民宪章的普选权要求。人民宪章是英国宪章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法律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宪章派的下列六项要求：酱选权（年满21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以及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293。
257 衰落帝国（bas-empire）在历史文献中是指拜占庭帝国或处于晚期的罗马帝国，后来泛指处于没落腐朽阶段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它来指法兰西第二帝国。——293。
258 1868年8月22——26日、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在汉堡举行。这次大会表明，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经验的启示下，并在国际工人协会和《资本论》的影响下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大会原则上赞成罢工运动，但又表示反对实际组织罢工，大会原则上承认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联合会的领导人继续阻挠联合会加入国际工人协会。在这次大会上，约·巴·施韦泽和弗·弗里茨合建议在柏林召开全德各工人工会代表大会，正统的拉萨尔分子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要施韦泽和弗里茨合以国会议员身份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293。
259 1868年9月16日莱比锡警察当局勒令设在莱比锡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解散。但是在三星期之后，即1868年10月10日，以约·巴·施韦泽为首的一批拉萨尔分子用同一名称在柏林重新建立了联合会。此后它便在普鲁士警察当局的监督下进行活动。——293。
260 指柏林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约·巴·施韦泽和弗·弗里茨合经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汉堡大会的同意，以国会议员身份于1868年9月26日召开的。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有206名，代表了142000多名工人（主要是北德意志各城市的）。这次代表大会拒绝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派遣代表参加。柏林代表大会以后，一批工会按拉萨尔派的宗派主义组织的模式建立起来，并且联合成为一个以施韦泽为首的总的联合会。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对施韦泽作了尖锐的批评，因为组织并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导致了德国工人工会的分裂，同时，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章程从根本上违背了工会运动的目的和性质。——294。
261 结社法暗指新工商业管理条例，根据这一条例，工人有罢工权和结社权。1869年5月29日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通过了这一条例。——294。
262 指1868年10月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附刊上刊登的柏林全德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的拉萨尔派的工会章程草案。参看注260。——294。

110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8年11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艾希霍夫的信和狄慈根的手稿⁽¹⁾一并寄还。由于女人们要收拾屋子，我把这份手稿放到一个保险的地方去了，因而就完全把它忘了。

　　要对这本书作出完全确定的评价是困难的；这个人不是天生的哲学家，而且一半是靠自学出来的。从他使用的术语上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他的一部分知识来源（例如，费尔巴哈、你的书⁽²⁾和关于自然科学的各种毫无价值的通俗读物），很难说他此外还读过什么东西。术语自然还很混乱，因此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术语重复同样的东西。其中也有辩证法，但多半是星星点点，没有什么关联。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如果能够肯定这是他自己的创造，那么这种描述应当说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他这本著作中有许多地方很机智，而且，尽管语法上有缺点，但是表现了出色的写作才能。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基础.隆研究的情况下苦思冥想出这么多正确的东西……

脚　　注

(1) 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1869年汉堡版。——编者注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11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11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五英镑已收到，谢谢。

　　你们那里流行伤寒病，我（和我们全家）很担心。这可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病，望尽快把情况再告诉我一下。

　　既然和该死的波克罕（我今天要去见他）打交道，就不可能阻止他转载你的两篇文章（即关于巴枯宁对斯拉夫人的宣言的文章）⁽¹⁾。我只是要对他说，你和巴枯宁是有私交的老朋友，因此你的文章无论如何不应该被用来侮辱后者。波克罕太自命不凡了，还真以为自己要去完成一项政治使命。他正在替我翻译一本论述以前的农业关系解体的俄文著作⁽²⁾的主要章节，并且还给了我一本俄国人谢多—费罗蒂论述这一问题的法文著作⁽³⁾。后者——总的来说是个非常肤浅的家伙——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竟说，俄国公社的产生只是由于禁止农民离开土地。俄国公社里的一切，包括最细微之处，都同古日耳曼公社完全一样。此外，在俄国人的公社里还可以看到（在一部分印度公社里也可以看到，不是旁遮普的，而是南部的）：第一，公社的管理机构的性质不是民主制的，而是家长制的；第二，向国家交税采用连环保的办法等等。从第二点可以看出，俄国的农民越勤劳，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就越重，他们不仅要交纳捐税，而且还要在军队经常调动时供给膳食、马匹等，并充当国家的驿卒等等。所有这些肮脏的东西正在走向崩溃。

　　狄慈根的论述⁽⁴⁾，除去费尔巴哈等人的东西，一句话，除去他的那些资料之外，我认为完全是他的独立劳动。此外，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关于重复的问题，我将向他提一下。他恰恰没有研究过黑格尔，这是他的不幸。

　　伟大的韦伯⁽⁵⁾以“德意志革命鼓动等等联合会”的名义，同皮阿领导下的法国的迈尔之流及其他无赖一起开了大会。这些人在一份呼吁书²⁶³中教训美国佬，要他们出面支持西班牙共和国。

　　我们的黑人保尔·拉法格不走运。法国人根本不承认他的英国毕业证书，要他参加五门考试，而不是像他原先希望的那样最多考一两门。

　　劳拉女士向你们致以良好的祝愿。

　　祝好。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6卷。——编者注
(2) 帕·利林费尔德—托阿尔《土地和自由》1868年圣彼得堡版。——编者注
(3) 德·克·谢多—费罗蒂《关于俄国前途的论文。第十篇论文：人民的世袭财产》1868年柏林版。——编者注
(4) 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1869年汉堡版。——编者注
(5) 约·韦伯。——编者注

注　　释

263 指费·皮阿、维·勒吕贝、约·韦伯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68年11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大会上宣读的《告美国人民和国会书》。这份呼吁书发表在1868年1 1月8日《蟋蟀报》第45号和1868年11月8日《淘气》周报第45号。——298。

112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1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¹⁾。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任命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²⁶⁴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对妇女彬彬有礼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²⁾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脚　　注

(1) 指玛·戈克。“戈克”这个姓的原文是“Gögg”，同“白痴”（Geck）发音相近。——编者注
(2) 此处“女性”照德文字面意思是“美性”。——编者注

注　　释

264 指全国劳工同盟。该同盟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尔维斯积极参加了建立同盟的工作。在美国展开的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促进自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维护女工权利的斗争中，同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它很快就与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卡梅伦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召开了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同盟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国际。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人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指望通过这种改革达到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消灭银行制度的目的。1870——1871年、一些工人组织脱离了劳工同盟。到1872年该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299。

113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9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的文件²⁶⁵是昨天收到的（虽然日期写的是2月27日）。阅后请立即退回，因为下星期二我要把它提交给委员会。“同盟”的先生们为了搞出这部作品可没少花时间。

　　事实上，我们倒乐意他们能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为自己保住“无数的军团”。

　　巴枯宁以为：如果我们赞同他的“激进纲领”，他就可以把这件事宣扬出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败坏我们的名誉。如果我们表示反对，人们就会骂我们是反革命分子。此外，如果我们允许他们参加，他就会设法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争取一些败类支持他。

　　我认为应当答复如下²⁶⁶：

　　根据章程第一条，接受“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一切工人团体⁽¹⁾。

　　因为同一个国家各行各业的工人的发展水平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都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

　　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通过各国支部的各种机关报刊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直接讨论，也将逐步为整个工人运动创造出共同的理论纲领。

　　因此，说到“同盟”的纲领，总委员会没有必要批判地审查它。总委员会无须研究这个纲领是不是如实地、科学地反映了工人运动。它只需要弄清楚，纲领的总的方向同国际工人协会的总的方向——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有没有相抵触的地方！

　　纲领中只有一句话是可以受到这种指责的，即第二条：“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各阶级的平等”，照字面上理解，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所鼓吹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国际工人协会力求达到的最终目标，不是违背常理的“各阶级的平等”，而是历史地必然出现的“消灭阶级”。但是，从纲领中这句话的上下文可以看出，这纯粹是一个笔误。因此，总委员会完全相信，这句可能引起危险误解的话将会从纲领中删掉²⁶⁷。

　　在此条件下，根据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允许每个支部自己对自己的纲领负责。因此，没有任何障碍阻挡同盟各支部改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

　　如果将这样做的话，那么，根据条例，必须把注明新加入的支部的国名、所在地和成员人数的登记表寄给总委员会。

　　最后这一点——清点他们的军团——会使这些先生们特别不痛快。你觉得这个复信草稿应该作哪些修改，请在退回原信时告诉我……

脚　　注

(1)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7页。——编者注

注　　释

265 指1869年2月27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写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信。这是该同盟给总委员会的第二封信，信中声明，如果总委员会赞同它的纲领并接受同盟的各个支部加入国际，它便准备解散同盟。格·埃卡留斯于1869年3月4日收到这封信，并立即转寄给马克思。——300。
266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叙述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的复信草稿在1869年3月9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这个文件是马克思用英文和法文起草的。——300。
267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坚持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的第二条于1869年4月被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301。

11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9年8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登在附刊上的威廉的这部分演讲（在柏林作的）²⁶⁸虽然是荒谬的，但仍表明他善于用不可否认的巧妙手法把事情说得娓娓动听。而这是很妙的！因为只能把国会当做鼓动工具，所以决不能在那里为某种合理的东西和直接涉及工人利益的东西进行鼓动！勇敢的威廉的幻想实在令人神往：因为俾斯麦“喜欢”使用工人爱听的词句，所以他就不会反对真正符合工人利益的措施！“好像”——如布鲁诺·鲍威尔所说的——瓦盖纳先生没有在国会中宣布他在理论上赞成工厂法，而在实际上反对工厂法，“因为这些法律在普鲁士的条件下是没有用处的”！“好像”俾斯麦先生如果真正愿意并且能够替工人做点什么的话，那他就不会在普鲁士本国强迫实行现存的法律！仅仅因为在普鲁士会这样做，所以自由主义的“萨克森”等地区就不得不跟着学。威廉并不了解，现在的各国政府尽管向工人谄媚，但是它们清楚地知道，它们唯一的支柱是资产阶级，因此它们可能利用工人爱听的言辞去恐吓资产阶级，但是决不可能真正反对它。

　　这个畜生相信未来的“民主国家”！而且所想到的时而是立宪制的英国，时而是资产阶级的美国，时而又是可怜的瑞士。“它”丝毫没有革命政策的概念。他——跟在士瓦本的迈尔后面——拿来证明民主制的活力的是：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铁路建成了。但是这条铁路之所以能建成，是由于资产者通过国会赠送给自己大量“民地”，也就是说从工人那里剥夺了这些土地，是由于资产者输入了中国苦力来压低工资，最后是由于资产者建立了一个新的支系——“金融贵族”……

注　　释

268 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5月31日柏林民主工人联合会会议上的演说《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态度》。该演说分两部分发表在1869年7月3日《民主周报》第27号和8月7日《民主周报》第32号附刊上。——302。

11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69年11月19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勒克律什么时候到过伦敦？你的书的法译本情况怎样？²⁶⁹自从我回来以后，我一点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此事的消息。

　　现在来谈谈凯里⁽¹⁾。

　　在我看来，整个争论问题同真正的经济学根本没有直接关系。李嘉图说，地租是比较肥沃的土地的收入和最贫瘠的土地的收入之间的差额。凯里说的也完全是同一个意思。其余下次再谈。

你的 弗·恩·

　　总之，在什么是地租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争论仅仅在于，地租是怎样产生和由于什么产生的。而李嘉图对地租产生过程的描述（凯里，第104页）同样是非历史的，就像经济学家们的一切诸如此类的历史叙述一样，像凯里自己关于亚当和夏娃的伟大的鲁滨逊故事（第96页及以后几页）一样。对于以前的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原谅；他们根本没想掌握历史知识，他们自己的整个世界观也是非历史的，就像18世纪的其他启蒙学者一样，而启蒙学者的这种所谓的历史补论从来只不过是一种可以用来合理地说明某一事物的产生的表达方式，在他们那里，原始人的思考和行动从来都是同18世纪的启蒙学者一模一样的。凯里则奢望创立自己的历史理论，当他在我们面前把亚当和夏娃描绘成居住在原始森林里的美国佬时，他就不能要求别人相信他，对他就不能这样原谅了。

　　假如李嘉图没有出于幼稚而把提供收入较多的土地简单地叫做“肥沃的”土地，那么，整个争论问题就不存在了。按照李嘉图的看法，最肥沃的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首先耕种。一个生活在已经耕种数百年的土地上的有头脑的资产者想必也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于是凯里抓住“肥沃的”一词，硬说李嘉图认为首先耕种的是本身能够提供最多收入的土地。然后凯里断言：不，与此相反，本身最肥沃的土地（亚马孙河谷、恒河三角洲、热带非洲、婆罗洲和新几内亚等地）甚至迄今还没有耕种；最初的移民总是先去开垦自动排水的土地，即处于高地和斜坡的土地，因为他们不能不这样做，而这些土地天然是比较贫瘠的。当李嘉图说肥沃的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的时候，他说的是一回事，可是他没有注意到，他的表述是不严谨的，在这两个用“和”字连接起来的定语中可能含有矛盾。但是，凯里（第138页）却描绘出一幅图画，硬说李嘉图把他的最初的移民安置在河谷，而凯里则把他们安置在高地上（从他描绘的图画来看，是安置在光秃的岩顶和实际上不宜耕种的45度坡地上），这纯粹是诽谤李嘉图。²⁷⁰

　　凯里书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从历史方面举出的实例，因为这些例子是和美国有关的。他作为一个美国佬有可能亲身经历殖民过程并从一开始就关注这一过程，因此他熟悉情况。虽然如此，这里想必也有许多应首先予以分析的非批判性的东西。但是只要一谈到欧洲，他就开始任意虚构，大出其丑。凯里在美国的事情上也并非没有偏见，这表现在他热衷于千方百计地证明，未耕地不仅没有任何价值，而且甚至有负价值（土地的价值据说一英亩为负十美元），因而他称赞那些以自己的完全破产为代价来使荒地变为可供人类利用的土地的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在一个盛行大规模土地投机的国家里说这种话，岂不令人发笑。此外，这里没有一处提到大草原土地，而且在别处也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其实，关于荒地的负价值的整个故事和他的全部数据，用美国本身作例子就能最好不过地予以驳斥。如果确实是那样的话，那么美国必然不仅是最穷的国家，而且会变得一年比一年相对地贫穷，因为在这种没有价值的土地上花费的劳动会越来越多。

　　现在来看看他给地租下的定义：“以地租形式取得的金额是所花费劳动的价值的利息，扣除（付租土地的）生产力和较新的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差额，而后一种生产力是在使用与投入已耕种土地同等数量的劳动的情况下才能达到的”（第165、166页）。他下的这个定义，在某些地方，在一定的范围内，可能是正确的，特别是在美国。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地租也是一种复杂的东西，它受到许多其他条件的影响，所以即使在这类情况下，这个定义也只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才可能是正确的，即只有对两块并列的土地来说才可能是正确的。至于地租中还包含有“所花费劳动的价值的利息”，这一点李嘉图了解得并不比凯里差。如果凯里说土地本身比没有价值的东西还要糟，那么地租自然必定是“所花费劳动的价值的利息”，或者像第139页上所说的那样，是盗窃。当然，盗窃是怎样变为利息的，凯里并没有向我们说明。

　　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里，甚至在同一个国家里，地租的产生决不像李嘉图或凯里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在李嘉图那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是情有可原的，这不过是关于农业领域里的渔夫和猎人的故事。这甚至不是经济学的信条；而凯里则想把自己的理论当做信条，并把它当做信条向全世界证明，为此当然就需要进行与凯里先生完全不同的历史研究。甚至可能在有些地方，地租是按照李嘉图的说法产生的，可能在另一些地方，地租是按照凯里的说法产生的，还有一些地方，地租产生的方式又是完全不同的。还可以向凯里指出，在必须考虑到热病而且是热带的热病的地方，经济学就几乎不再起作用了。除非他这样来解释他的人口理论：随着人口的增长，过剩人口不得不去耕种最肥沃的即位于最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地区的土地，这些人在那里或者是成功，或者是灭亡。这样他也就幸运地使自己跟马尔萨斯一致起来了。

　　在北欧，地租既不是按照李嘉图的说法，也不是按照凯里的说法产生的，而完全是从封建赋役产生的，这种封建赋役后来通过自由竞争达到了适当的经济水平。在意大利则又不一样，请看罗马。要算出在那些老的文明国家中地租有多少是本来的原始地租，有多少是所投入劳动的利息，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在每个场合都各不相同。况且，这也无关紧要，因为已经证明，即使不向土地投入劳动，地租也会增加。住在曼彻斯特附近的老特拉福德的汉弗莱·德·特拉福德爵士的祖父曾经债台高筑，一筹莫展。而他的孙子在还清全部债务以后，每年还有4万英镑的收入。如果从这里扣除建筑地段上所得的大约1万英镑，那么每年还有3万英镑的收入是来自田庄，而田庄在80年前的收益大概是2000英镑。如果再假定3000英镑是投入的劳动和资本的利息（这是很高的），那么收入的增长额为25000英镑，或为包括改良费用在内的从前价值的五倍。凡此一切并不是因为向这块土地投入了劳动，而是因为向近旁的其他东西投入了劳动，因为田庄紧挨着曼彻斯特市，在那里，牛奶、油类和蔬菜等能卖上好价钱。在大的范围内情况也是这样。自从英国成为粮食和牲畜的输入国时起，甚至更早一些，人口密度已成为确定地租额或者说提高地租额的因素之一，而完全不以整个投入英国土地的劳动为转移。李嘉图在提到“位置最有利的土地”时，还考虑到它们同市场的联系。凯里则忽视了这一点。如果他说土地本身只有负价值，而它的位置有正价值，那么这正好是承认了他所否认的东西，也就是说，土地正是因为它可以被垄断才具有或可能具有不以投入的劳动为转移的价值。可是关于这一点，凯里却只字未提。

　　在文明国家里投入土地的劳动是否经常有报酬，这同样是无关紧要的。我在20多年以前就提出过一个论点：在现今社会中，没有任何一种生产工具能够使用60—100年，没有任何一个工厂、任何一座建筑物等等到其存在的终点时能够抵偿它的生产费用。⁽²⁾我现在仍然认为，整个说来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凯里和我都是对的，那么，这不论在利润率方面或在地租的产生方面都是什么也没有证明，而只是证明，资产阶级生产即使是用它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也是腐朽的。

　　关于凯里的这些粗略评论对你来说是足够了。这些评论写得很凌乱，因为我没有作摘录。至于谈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的边饰，那它的全部价值同凯里在他的天书中栽种的两棵树即生命树和知善恶树的价值完全一样，的确，凯里栽这两棵树不是为了他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不得不汗流浃背地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劳动——，而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这里的无知和浅薄只有他发表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时的无耻能比得上。

　　你大概不会要求我读其他各章。那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文法错误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我在星期一或星期二进城时把书寄给你，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信箱放得进这本书。

　　威廉的报纸⁽³⁾实在丢人。我姑且不谈自由公理会²⁷¹牧师的废话²⁷²，关于他们自己的联合会等等的一切消息往往要过一两个星期才能见报。施韦泽9日在莱比锡召开会议并发出电报吹嘘自己的胜利，这些电报10日就刊登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了。1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报道说，李卜克内西从银行家弗伦克尔那里得到了1000塔勒。直到17日还没有进行任何反击！而且还要我们对这种愚蠢和怠惰负责！杜西近几天会收到信。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查·凯里《社会科学原理》1868—1869年费城版。——编者注
(2) 参看本卷第90页。——编者注
(3) 《人民国家报》。——编者注

注　　释

269 指《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沙·凯勒翻译。凯勒于1869年10月着手这项工作。他曾把译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作了修改。后来，凯勒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翻译工作中断。《资本论》第一卷完整的法译本是由约·鲁瓦完成的，1872—1875年在巴黎出版。——303。
270 参看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关于地租的理论作了详细的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4卷第261—383页）。——305。
271 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1846年和1847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1841年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也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反动制度的不满。该团体于1847年3月30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
　　1859年，自由公理会与德国天主教徒协会合并。——308。
272 指自由公理会思想的鼓吹者谢弗的报告《论天赋人权》。这篇报告是谢弗在柏林维护权利总同盟宣读的，发表在1869年11月10、13、17和20日《人民国家报》第12号附刊和第13、14和15号上。——308。

116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9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这个星期我感到不太舒服，臂下的毛病总还是一个累赘。因此，我没有及早地对你寄来的关于凯里的评论表示感谢，他的书我昨天也收到了。

　　在我还完全接受李嘉图的地租论时所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中，我就已经分析了其中即使从他的（李嘉图的）观点看来也是错误的东西。⁽¹⁾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规定租的必要前提，但是他仍然把他的租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当做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蒲鲁东先生当然立刻把李嘉图的理论转变为平等的道德词句，并因此在李嘉图所确定的地租里看到：

　　“所有者和租佃者……为了更高的利益而从相反的角度编成的一份巨大的地籍册，其最终结果将是土地使用者和产业家平均占有土地。”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其他方面，我还指出：

　　“只有在当代社会的条件下，租所造成的某种地籍册才可能有实际意义。但是，我们已经指出，租佃者向土地所有者交纳的租金只是在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里才多少正确地表现为租。而且这租金里面往往也还包含向所有者支付的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土地的位置、靠近城市以及其他许多情况都影响着租金，使租发生变化…… 另一方面，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化学在现代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力的估价。……肥力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天然素质，它和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至于美国本身的耕作的进步，凯里先生忽略了人所共知的事实。例如，英国农业化学家约翰斯顿在他的关于美国的札记⁽²⁾中分析道：新英格兰的农业移民迁往纽约州，是离开较坏的土地去找较好的土地（所谓较好，不是指凯里所说的那种尚待开发的较好的土地，而是在化学意义上，同时也是在经济学意义上较好的土地），纽约州的农业移民最初是住在大湖的彼岸，例如住在密歇根，他们是离开较好的土地去找较坏的土地的，如此等等。弗吉尼亚的移民由于滥用无论从位置上或土地肥力上来说都是对他们的主要产品即烟草最有利的土地，以致不得不迁到对于同一种产品（虽然不是对于小麦等等）来说土地要坏一些的俄亥俄州去，如此等等。移民的国籍在他们定居的问题上也是起作用的。来自挪威和我们的高山森林地区的人们选择威斯康星的未开垦的北方森林地带，而美国北方人却住在同一个地区的大草原上，如此等等。

　　大草原，无论是美国的或澳洲的，实际上都是凯里的肉中刺。按照他的意见，一块不完全布满森林的土地，是天然不肥沃的，所以一切自然草原也都是这样。

　　最妙的是，凯里的两大结论（关于美国的）是与他的信条直接矛盾的。第一，因为这些人是受了英国的恶魔般的影响，他们不在新英格兰优良的开发好的土地上去从事社会性的耕作，却分散到西部较坏的（！）土地上去。这样就出现了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的转移（此外，附带说一句，凯里的与协作相对立的分散完全是从韦克菲尔德那里⁽³⁾抄袭来的）。第二，在美国南部，不幸的是，奴隶主（凯里先生是个和谐论者，在他过去的一切著作中总是替他们辩护的）过早地把较好的土地拿去耕种，而把较坏的土地抛开不管。就是说，不应该从较好的土地开始！既然凯里根据这个例子确信，真正的耕种者（在这里是奴隶）的活动既不是由经济原因也不是由他们自身的其他原因决定的，而是由外界的强制决定的，那么，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证明，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中也存在着。

　　根据他的理论，欧洲的耕作应该从挪威的山地开始，从那里再扩展到地中海各国，而不是从相反的方向进行。

　　凯里企图用一种极端荒谬的和幻想的货币论来驱除这样一种使人不愉快的经济状况：同其他一切经过改良的机器相反，在他看来，不断改良的土地机器没有使自己的产品——至少在某个一定时期——降低价格，反而使价格提高了（这是左右了李嘉图的一种状况，他所看到的也不过是大约1780—1815年的英国谷物价格史）。

　　作为和谐论者，凯里首先证明，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没有什么对抗。第二步是证明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和谐，并且是这样做的：在土地所有权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方就把它看做正常的现象。在殖民地和老的文明国家之间的巨大的、有决定意义的区别是，文明国家的民众因为土地所有权而被排除在土地之外，不论这种土地是否肥沃，是否耕种过，而殖民地的土地，相对说来还能为耕种者自己所有_这种f青况在凯里看来根本不该提及。这种1青况根本不该在殖民地的迅速发展中起什么作用。这种令人不愉快的“所有权问题”（而且它还具有令人极不愉快的形式）会破坏和谐。

　　另外，在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土地的自然肥力对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一个重要的情况（或者像李嘉图所说的，影响利润率），而凯里却由此反过来得出结论说，在天然最肥沃的地带，也必定有最丰富的和最发达的生产，例如墨西哥的生产一定高于新英格兰，关于这种有意的歪曲，我已经在《资本论》第502页及以下几页⁽⁴⁾中作了答复。

　　凯里的唯一功绩是，他同样片面地主张从较坏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转移，李嘉图则与此相反，而实际上肥沃程度不同的各种土地总是同时被耕种的，因此，在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当中，各种小块土地都很细心地分配给公社成员，这种分配给后来公有地的划分带来了许多困难。至于说到耕作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有时——根据各种不同情况——是同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有时是一个时期这个方向占优势，一个时期那个方向占优势。

　　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之所以成为级差地租的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土地所有者得到了不是由他，而是由租佃者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这种整个欧洲都知道的事实，凯里竟想把它说成在经济学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在美国租佃制度还没有发展起来。可是，这种事隋已经在那里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了。不是租佃者，而是土地投机者最后在土地价格中取得租佃者消耗掉的资本。美国的开拓者和土地投机者的历史的确常常使人想起那些例如在爱尔兰发生过的最丑恶的事情……

脚　　注

(1)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44—646页。——编者注
(2) 詹·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爱丁堡—伦敦版。——编者注
(3) 爱·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1833年伦敦版。——编者注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页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87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11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也许你在《人民国家报》上已经看到我提出的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案⁽¹⁾。我现在抨击格莱斯顿——这件事在这里已经引起轰动——和以前抨击帕麦斯顿⁽²⁾完全一样。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只有当着威势逼人的暴君的面做这类事才觉得够刺激。

　　但是，我的关于爱尔兰大赦问题的发言，以及紧接着我在总委员会里提出的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态度并作出有关决议的建议，除了要大声疾呼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目的。

　　我越来越确信——问题只在于要让英国工人阶级也确信——，只要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只要英国工人阶级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²³⁹，代之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它在英国本土就永远不会有所作为。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的摆布，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政权——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政权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被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成为自己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么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像在英国这样是传统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压迫者。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

　　但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解放的天平上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杠杆必须安放在这里。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²⁷³不要重蹈覆辙！爱尔兰人和英国政府开了个大玩笑，他们把“被判决的重罪犯”奥顿诺凡一罗萨选为议员。政府报纸正以重新废除“人身保护法”²⁷⁴、重新恢复恐怖制度来进行威胁！实际上，英国从来都是依靠最残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买手段来统治爱尔兰的，而且只要现在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它也决不可能依靠别的手段来统治……

脚　　注

(1)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2) 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编者注

注　　释

239 英国在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高涨。1782年，英国议会迫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压力，通过了关于废除英国议会替爱尔兰颁布法律的权利和把这项权利移交给爱尔兰议会的法令。17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放弃权利法令》，再次确认了1782年的法令。这意味着在立法方面承认了爱尔兰的自治。但是，在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取消了对爱尔兰的这些让步，而把英爱合并强加给了爱尔兰。从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英爱合并，消除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取消了爱尔兰议会。英爱合并巩固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因此，英爱合并遭到爱尔兰人的反抗，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314。
273 1641年10月，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爱尔兰爆发了一次民族起义，几乎使该岛的大部分完全脱离英国。这次起义于1649——1652年被奥·克伦威尔镇压下去。对爱尔兰起义的残酷镇压、使英国新土地贵族夺取了大量土地，资产阶级大地主势力的加强为1660年王朝复辟提供了基础。——315。
274 人身保护法是167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一法令，被捕者可以要求公布将其送交法庭的命令，说明逮捕的理由，以便审查逮捕的合法性。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3——20天）送交法庭、法庭根据对逮捕原因的审查，或释放被捕者，或将其押回监狱，或取保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中止其生效。——315。

118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9年1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爱尔兰问题。本星期二⁽¹⁾我没有去中央委员会。虽然我承担了在辩论时首先发言的任务，但是，我的“家庭”鉴于我目前的健康状况，不准许我在这种大雾天出门。

　　至于《国民改革者》上的报道⁽²⁾，那里面不仅把一些无聊的东西强加在我身上，而且报道得对的东西实际上也是错的。但是我不想要求更正。首先，我会因此得罪报道者（哈里斯）。其次，只要我不加干预，所有这些报道就决不会具有正式的性质。如果我更正了什么地方，那就等于我承认其余的地方是正确的。而该报所刊载的一切都是不正确的。此外，我有理由不让这些报道变成反对我的法律证据，而如果我去更正细节，这一情况立刻就会发生。

　　下星期二我将把这个问题用下列形式提出来：完全撇开替爱尔兰主持公道的各种“国际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词句——这一点在国际委员会里是不言而喻的——，指出英国工人阶级直接的绝对的利益，是要它摆脱现在同爱尔兰的关系。我确信这一点，至于其理由，有一部分我是不能向英国工人说明的。我长期以来认为可以借英国工人阶级的崛起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³⁾。但是我更加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

　　戴维斯的书⁽⁴⁾我读过很多摘要。原书我只是在博物馆里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因此，你如果把有关公有制的部分抄下来给我，我将感激不尽。你一定要搞到一本戴维斯编的《柯伦的演说》（伦敦天父巷22号詹姆斯·达菲）。你在伦敦的时候，我本想让你把这本书带走。现在它正在中央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传阅，天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手中。这本书对于1779—1800年（合并²³⁹）的这一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这是柯伦的演说（特别是在法庭上的；我认为柯伦是18世纪唯一的伟大律师——人民律师，他具有极高贵的品质，而格拉顿则是一个议会中的流氓），而且因为你能够从书中找到关于爱尔兰人联合会²⁷⁵的全部史料。这个时期在科学上和戏剧上都非常值得关注。第一，1588—1589年英国人的卑鄙行为又在1788—1789年重演（也许还变本加厉）；第二，从爱尔兰的运动本身能够容易地看到阶级运动；第三，皮特的无耻的政策；第四，使英国老爷们感到非常恼火的，就是证明了爱尔兰的失败，因为实际上从革命的观点看来，爱尔兰人对于拥护英国国王和教会的乌合之众来说是太先进了，而另一方面英国内部的英吉利反动势力（像在克伦威尔时代一样）根源于对爱尔兰的奴役。这一时期至少要用一章的篇幅来叙述²⁷⁶，这是把约翰牛拿来示众！

　　随信附上有关法国的某些材料和与此形成对照的有关弗莱里格拉特的材料。

　　如果你尽早地把下一季度的钱寄来，我将非常高兴。

　　顺便说一下，杜西在干一件傻事——为你们过圣诞节绣一个沙发靠垫。我不相信她在新年以前能绣好。无论是妈妈、小燕妮，还是琳蘅，她都不让绣一针，所以，她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不干其他事情了。不过，这是个大秘密，你当然丝毫不能表示已经知道这件事，否则，杜西会吃掉我的。

　　向莉希夫人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摩尔

　　在我给你寄去的法国报纸中，《高卢人报》——半波拿巴主义的，半反对派的——愚蠢极了。《度申老头》的粗暴无礼会使你惊奇。在这种情况下，欧仁妮这个淫妇还敢前进吗？²⁷⁷那她一定是想被绞死。

　　顺便说一下，《资本论》的翻译有进展。但目前凯勒把它停下来了。他打算先出版《雾月十八日》⁽⁵⁾，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这是可能的，而且对于法国是重要的。

　　至于当前的爱尔兰运动，有三个重要的因素：（1）反对律师、职业政客和花言巧语，（2）反对教士横行霸道，他们（这些高贵的先生们）就像在奥康奈尔时代和1798—1800年一样，都是叛徒；（3）在最近的几次大会上农业工人阶级起来反对农场主阶级（1795—1800年发生过类似现象）。

　　《爱尔兰人报》是因为芬尼社社员的报纸被查封才冒出来的。它在很长时期内对芬尼运动持反对态度。《爱尔兰人民》等报纸的卢比等人是有教养的人，他们把宗教看做微不足道的东西。政府把他们关进监狱，于是皮戈特之流就走上了舞台。《爱尔兰人报》只是在那些人出狱以前才起点作用。这一点皮戈特是知道的，虽然他现在正从为“重罪犯”辩护的演说中捞取政治资本。

脚　　注

(1) 1869年12月7日。——编者注
(2) 指1869年11月28日、12月5日《国民改革者》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69年11月16、23日关于爱尔兰问题讨论情况的报道。参看马克思1869年12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4) 约·戴维斯《史学论文集》1787年都柏林版。——编者注
(5)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239 英国在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高涨。1782年，英国议会迫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压力，通过了关于废除英国议会替爱尔兰颁布法律的权利和把这项权利移交给爱尔兰议会的法令。17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放弃权利法令》，再次确认了1782年的法令。这意味着在立法方面承认了爱尔兰的自治。但是，在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取消了对爱尔兰的这些让步，而把英爱合并强加给了爱尔兰。从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英爱合并，消除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取消了爱尔兰议会。英爱合并巩固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因此，英爱合并遭到爱尔兰人的反抗，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317。
275 爱尔兰人联合会是1791年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成立的爱尔兰资产阶级民主派团体。该团体的宗旨是联合全体爱尔兰人反对英国的统治，争取建立独立的爱尔兰共和国。1798年5——6月、爱尔兰人联合会举行了大规模的反英起义，起义遭到残酷镇压。——317。
276 马克思曾建议恩格斯在他的《爱尔兰史》一书中把这个时期作为单独的一章。为了帮助恩格斯写作，马克思曾编写了1776年至1801年爱尔兰史的摘录，这封信中所谈的想法就是以这些摘录为根据的。恩格斯曾打算在《爱尔兰史》的《英国的统治》一章中写一节《起义和合并。1780—1801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804页）。——317。
277 指欧·蒙蒂霍皇后于1869年12月9日出席法国内阁会议一事。此事曾引起持反对派意见的巴黎自由民主派的极大愤慨。——318。

11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寄给我的小册子，是德国人居住的俄罗斯波罗的海沿海各省的特权等级目前用来呼吁德国人给予同情的一种辩护词。这帮流氓一向都以热心为俄国的外交、军队和警察效劳而出名，自从这些省区从波兰划归俄国以后，他们便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的民族来换取剥削农民的合法权利，现在却因为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而喊叫起来。旧的等级制度、正统的路德教以及对农民的榨取，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德国文化，他们要欧洲现在行动起来，保卫这种文化。因此，这本小册子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地产是文明的基础，而据这位可怜的小册子作者自己供认，这种地产大多是领主的地产或须交纳赋税的小农地产。

　　这个家伙在他的那些—有关俄国公社所有制方面I簦卜一引证中既表现了自己的无知，也露出了马脚。谢多—费罗蒂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们宣称（当然是为了地主的利益）公社所有制是造成俄国农民悲惨境况的原因，这同以前有人把西欧农奴制度的废除——而不是把农奴丧失自己的土地——说成产生赤贫现象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俄文的《土地和自由》一书也是这类货色。它的作者是波罗的海的地主冯·利林费尔德。造成俄国农民贫困的原因也就是在路易十四等人统治下造成法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即国税和交给大地主的代役税。公社所有制并没有造成贫困，恰恰相反，只有它才减轻了贫困。

　　其次，公社所有制起源于蒙古的说法是一个历史谎言。正像我在我的著作⁽¹⁾中多次指出的那样，它起源于印度，因而在欧洲各文明民族发展的初期都可以看到。俄国公社所有制的特殊的斯拉夫的（不是蒙古的）形态（它也可以在非俄罗斯的南方斯拉夫人中看到），经过相应的改变，甚至与印度公社所有制的古代德意志的变种极为相像。

　　波兰人杜欣斯基在巴黎宣称大俄罗斯部族不是斯拉夫族，而是蒙古族，并且旁征博引试图证明这一点，⁽²⁾这从一个波兰人的立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这种见解是错误的。不是在俄国农民中，而只是在俄国贵族中才混杂着大量的蒙古一鞑靼族成分。法国人昂利·马丁的理论是从杜欣斯基那里搬来的，而“有灵感的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翻译了马丁的书⁽³⁾并成为波兰的热心拥护者，目的是让民主党忘记他在俾斯麦面前的卑躬屈节行为……

脚　　注

(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6页。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95页。——编者注
(2) 弗·杜欣斯基《斯拉夫人的起源。波兰人和卢西人》1861年巴黎版。——编者注
(3) 昂·马丁《俄国和欧洲》1866年巴黎版。——编者注

120
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70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和保尔：

　　你们一定对我长期不写信很不满意，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你们应当原谅我，首先是因为生病，其次是我需要加倍地工作来弥补失去的时间。

　　保尔通知我们的不幸消息⁽¹⁾，我并不感到意外。在收到他来信的前一天晚上，我向家里人说，我很为这个小孩担心。我自己曾饱受这种失去孩子的痛苦，因此我深深同情你们。但是，我根据亲身的体验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好听的套话和宽慰话只能加重真正的痛苦，而不会减轻它。

　　我希望得到你们关于小施纳普斯⁽²⁾、我最宠爱的宝贝的好消息。这个可怜又可爱的小家伙一定冻得够呛吧，因为寒冷对“深肤色人种”²⁷⁸是非常有害的。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叫德·戈比诺的先生，大约十年前发表过一部四卷本的著作：《论人种的不平等》，他写这本书主要是要证明，“白种人”是其余人种的上帝，而“白种人”中的名门望族自然又是精华中的精华。我怀疑，当时任，法国驻瑞士公使馆一等秘书”的戈比诺先生很可能不是某个古代法兰克武士的后裔，而是一个现代法国看门人的后裔。不管怎么样，他尽管仇视“黑种人”（对这样的人来说，认为自己有权鄙视别人始终是他们得到满足的源泉），却宣称“黑人”或“黑色血统”是艺术的物质源泉，而“白色民族”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取诀于这些民族同“黑色血统”的混合。

　　我可爱的前任秘书⁽³⁾的最近一封来信使我非常高兴，保尔关于在穆瓦兰家里开会情况的描述也很有趣〔279〕。

　　这个“未经公认的大人物”看来终于找到了“沽名钓誉”的诀窍，而以往他总是眼看着就要到手的名誉无清地从手边溜走。他发现，要想在世界上取得成功，只要把这个世界圈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可以了，在那里他可以自封为主席，可以拥有一批用师长的语言⁽⁴⁾发誓的听众。

　　这里家中的情况你们非常清楚，芬尼社社员占绝对统治地位。杜西是他们的“首脑”²⁸⁰之一。燕妮代表他们用燕·威廉斯的笔名给《马赛曲报》写文章。²⁸¹我不仅就这个题目在布鲁塞尔《国际报》上发表了文章⁽⁵⁾，而且促使总委员会通过了反对他们的狱吏的决议²⁸²。在总委员会给我们的各通讯委员会的通告信中，我阐述了爱尔兰问题的意义⁽⁶⁾。

　　你们当然了解，我不仅仅是从人道出发的。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为了加速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为此就必须在爱尔兰对它进行打击。这是它的最薄弱的环节。丧失了爱尔兰，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至今一直处于昏睡迟滞状态中的英国阶级斗争，将会变得激烈起来。要知道，英国是全世界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有布朗基的消息吗？他在巴黎吗？

　　你们想必还没有听到我的翻译凯先生⁽⁷⁾的任何消息。我依然被此事困扰着。

　　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卓越的著作。我很高兴，现在能够查着字典比较顺畅地阅读它。这本书第一次描述了俄国的整个经济状况。这是一部非常认真的著作。作者在15年中周游全国，从西部边境到西伯利亚东部边境，从白海到里海，唯一目的是研究事实，揭露传统的谎言。当然，他对俄罗斯民族的无限的完善能力和俄国式的公社所有制的天意性质还抱有一些幻想。但这不是主要的。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当然是具有同俄国当前发展水平相应的初级形式。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他所有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

　　恩格斯打算离开曼彻斯特，于今年8月初定居伦敦。这将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再见，我亲爱的孩子们。不要忘记代我吻吻可爱的小施纳普斯。

老尼克

马克思1870年3月5日给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的信的第一页

脚　　注

(1) 指拉法格夫妇1870年1月1日出生的女儿在2月底夭折。——编者注
(2) 沙·埃·拉法格。——编者注
(3) 劳·拉法格。——编者注
(4) 贺拉斯《书信集》第1册第1封信。——编者注
(5)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6)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7) 沙·凯勒。——编者注

注　　释

278 暗指保·拉法格的族系，拉法格出生于古巴圣地亚哥，他的祖母是混血儿，外祖母是印第安人。——321。
280 首脑（Head Centre）是芬尼社（见注223）内部对自己领导人的称呼。——322。
281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写了一组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发表在1870年3月1日一4月24日的《马赛曲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附录），其中第三篇文章是马克思和燕妮合写的。这组文章在内容上与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见c《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一文有着密切联系。——322。
282 1869年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的运动。在许多次群众大会上都通过了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的请愿书。英国政府首脑威·格莱斯顿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这些要求。1869年10月24日，在伦敦举行了声援芬尼社社员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示威游行之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通过了呼吁英国人民保护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由马克思、本·鲁克拉夫特、海·荣克和格·埃卡留斯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总委员会于1869年11月就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以及工人阶级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展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曾两次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664——669页）、并草拟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433—434页和第32卷第373—374页），这个决议草案于1869年11月30日由总委员会通过。——322。

121
马克思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

纽约

1870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和亲爱的福格特：

　　……后天（4月11日）我将把我刚刚拿到手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邮局了。）同时，我将再补寄给你们一些“巴塞尔”²⁸³的材料。

　　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还有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11月30日就爱尔兰大赦通过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²³⁹（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J隋就暂时搁置起来，未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是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1870年1月1日⁽¹⁾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秘密通告⁽²⁾（就对英国的反作用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文报纸，而不是德文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这个国家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保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么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而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其后果就是他们在英国也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最廉价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就像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农业区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²⁸⁴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6000—1O000英镑，也应当计算在内。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压低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使他们的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做会降低自己生活水平的竞争者。英国工人在爱尔兰工人面前觉得自己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把自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和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大致相同。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做英国对爱尔兰统治的同谋者和愚笨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小报，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都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秘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真诚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够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同时，通告借此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就爱尔兰大赦作出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设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³⁾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措辞激烈的匿名文章⁽⁴⁾。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谴责了法国的共和派《马赛曲报》登载了居住在这里的可怜的塔朗迪埃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乌七八糟的东西），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蓄积起来准备对付帝国。

　　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⁵⁾由此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对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的待遇问题进行议会调查，最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关注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

　　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

　　在美国，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从事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脚　　注

(1) 手稿上是：“1869年12月1日”。——编者注
(2)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3) 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4) 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5) 燕·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附录。——编者注

注　　释

239 英国在美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高涨。1782年，英国议会迫于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压力，通过了关于废除英国议会替爱尔兰颁布法律的权利和把这项权利移交给爱尔兰议会的法令。17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放弃权利法令》，再次确认了1782年的法令。这意味着在立法方面承认了爱尔兰的自治。但是，在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取消了对爱尔兰的这些让步，而把英爱合并强加给了爱尔兰。从1801年1月1日起生效的英爱合并，消除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取消了爱尔兰议会。英爱合并巩固了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因此，英爱合并遭到爱尔兰人的反抗，从19世纪20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326。
283 指1869年9月6——11日国际工人协会在巴塞尔举行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积极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按大会议程进行讨论时就土地问题、继承权问题和教育普及问题发表了意见。发言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648—656页）。——326。
284 在外地主通常指那些在爱尔兰拥有地产却长期居住在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获利的经纪人，这些人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328。

122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洛朗⁽¹⁾：

　　下星期二我将请杜邦推荐您。²⁸⁵同时请你们注意，巴枯宁的代理人罗班参加了你们的委员会⁽²⁾。罗班在日内瓦曾竭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他曾在《平等报》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²⁸⁶）并为巴枯宁在国际协会中实行独裁统治准备条件。他是专门被派往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活动的。因此，必须密切注视这个家伙，但是不要让他发觉。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应当扼要地谈一谈巴枯宁的阴谋。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²⁸⁷（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伯尔尼⁽³⁾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得心应手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语调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²⁸⁸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善于张扬，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⁴⁾。

　　于是巴枯宁加人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²⁸⁹这个团体的纲领²⁹⁰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要成为我们的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无知，会觉得这真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货色²⁹¹，江湖骗子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却冒充是这种货色的首倡者。显然，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么马上就会废除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么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围拢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么，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会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全部货色来源于一种陈旧的唯心主义，它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状况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状况看做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应景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就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只可以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们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漫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各国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愿意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同它们打交道，就意味着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为提高工资水平而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古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货色就是这样。

　　他秘密地继续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拥护者，在巴黎和日内瓦也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善良的老贝克尔竟愚蠢到这种程度，听任巴枯宁把他当做主角推到前台。他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

　　在巴枯宁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把情况告诉总委员会，并要求它批准“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错了。总委员会在一份经过仔细研究拟定的文件中宣布“同盟”是用来瓦解组织的工具，并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我将把这个文件⁽⁵⁾寄给你们。）

　　几个月之后，“同盟”的中央局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内容如下：这些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并使它同国际合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回答我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原则！如果不承认，他们那一方面就要实行公开的分裂，而我们却要对局势恶化负责！

　　我们回答说，总委员会不是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我们委婉地暗示，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欺骗。我们坚持用“消灭阶级”来代替“阶级平等”，这一点他们做到了²⁶⁷。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同盟成员数量的材料，他们没有这样做。（你们也将收到这第二个文件⁽⁶⁾。）

　　这样，同盟名义上是解散了。实际上它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它的支部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联系，唯一的联系就是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同盟听从巴枯宁的独裁统治。而巴枯宁做好了一切准备，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发动决定性的袭击。一方面他唆使日内瓦委员会⁽⁷⁾提出继承权问题。我们接受了挑战²⁹²。另一方面，他到处搞阴谋，破坏我们的威信，以便使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骗子作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现（在里昂追随他的是阿尔伯·里沙尔，这是一个在其他方面非常积极且又正派的年轻人）。这个家伙是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来耍弄他的全部阴谋诡计、开支旅费、委派代理人等等，目前还是一个谜。他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从来没有靠自己的劳动挣过一分钱。

　　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遭到挫败。代表大会以后，他在自己的私人通报——《进步报》（勒洛克勒）和《平等报》（日内瓦）上公开攻击我们，《进步报》是由他的喽哕，瑞士的一名教师詹姆斯·吉约姆出版的。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听任事态发展，后来我们向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通告信⁽⁸⁾。（瓦尔兰有这个文件的副本。）而对巴枯宁和同盟从来没有好感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早在收到我们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罗班及其同伙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了反对同盟及其俄国佬独裁者的阴谋的政变。

　　这时巴枯宁从日内瓦迁回泰辛。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赫尔岑突然逝世。不久前还猛烈攻击赫尔岑的巴枯宁（大概是因为赫尔岑的钱袋没有向他开放），忽然在法国的和其他地方的报刊上成了他的热烈辩护者²⁹³。为什么？因为赫尔岑（尽管他本人是百万富翁）每年为自己的《钟声》和“俄国宣传”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一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²⁹⁴。巴枯宁虽然极端仇视继承权，但还是想继承赫尔岑的地位和钱。他通过颂扬死者成功地把《钟声》、资金等等都转入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在日内瓦形成了俄国流亡者的侨民团体²⁹⁵，他们是巴枯宁的反对者，因为他们了解这个极平庸的人（虽然作为阴谋家他是很能干的）纯粹的个人野心，因为他们知道，巴枯宁在他的“俄国的”作品中所鼓吹的教条是完全违反国际的原则的。

　　巴枯宁及其一群盲从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今年4月5日）来制造公开分裂²⁹⁶。结果代表大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宣布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派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大约600人；一个是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2000人。吴亭（一个年轻的俄国人）公开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他（巴枯宁）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团结报》，由巴枯宁的喽哕詹姆斯·吉约姆出版。这家报纸的“原则”就是“巴枯宁”。双方都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这样，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了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当做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化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

　　他期望在我们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开始同《马赛曲报》通信。但是我们已同弗路朗斯谈过，弗路朗斯将加以制止。

　　现在你们已经了解到足够的情况，可以在我们的巴黎各支部中抵制巴枯宁的阴谋。

　　谢谢洛朗的来信²⁹⁷。下一次请设法给你们的信件找一个不易拆开的信封。顺便说一下，请看一看，你们是否还保存着《女王信使报》上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文章。我们这里需要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哪里也无法弄到。

你们的老尼克

脚　　注

(1) 保·拉法格的笔名。——编者注
(2) 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3) 此处以及下面一处，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编者注
(4) 见海涅《吕太斯》第1部分。——编者注
(5)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6)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7) 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
(8) 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注　　释

267 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坚持下，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的第二条于1869年4月被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334。
285 保·拉法格在1870年4月18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会。拉法格认为，他自己不作为新成立的委员会成员而作为伦敦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较为适宜。他请求马克思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授予他代表权的问题。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授予拉法格代表权。
　　国际工人协会巴黎联合会于1870年4月18日在由欧·瓦尔兰主持召开的第一国际巴黎各支部全体成员大会上成立。出席大会的有1200人左右。会上通过了联合会章程。但是，1870年4月底法国当局开始了警察迫害，并借口举行全民投票而逮捕了国际的会员，实质上使联合会的活动被迫中断。——331。
286 米·巴枯宁在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未能掌握国际的领导权，于是改变了策略，转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追随者在《平等报》编辑部里攫取了优势，早在1869年11月6日就发表社论，指责总委员会违反了关于出版各国工人状况通报的条例的第二、三条。11月13日《平等报》发表第二篇社论，建议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会委员会，据说是为了便于总委员会履行领导国际共同事务的职能。11月27日该报又发表文章鼓吹放弃政治，并在12月11日的一篇题为《思考》的社论中大肆攻击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进步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1869年12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平等报》和《进步报》的问题。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435——443页）于1870年1月1日经总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分发给国际各支部。——331。
287 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见本卷第331页）。——331。
288 1868年9月21——25日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决议案、鼓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阶级平等和个人平等、废除国家和继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发言，在他的企图遭到和平和自由同盟大多数人拒绝后，便同他的追随者们退出了该同盟，另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他的上述被否决的纲领草案成了这个同盟纲领的基础。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关于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声明，均发表在1868年12月1日亚·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第14—_15号。——332。
289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国际性无政府主义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各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加入国际之后，仍然在国际内部保持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在巴枯宁的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尤其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同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这个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的真面目。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332。
290 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这两个文件于1868年在日内瓦用法文和德文以传单的形式散发。1868年11月29日约·菲·贝克尔将这两个文件寄请国际总委员会批准。12月15日总委员会表示反对接纳该同盟加入国际，12月22日马克思同恩格斯交换意见后写成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分发给国际的所有支部。——332。
291 在19世纪20年代末传播和发展圣西门学说的一批圣西门信徒（巴·安凡丹、圣阿尔芒·巴扎尔、奥·罗德里格、菲·毕舍等人）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根据巴扎尔的讲稿，1830年在巴黎出版了《圣西门学说释义》（第1年卷，1830年巴黎版），这本书反映了圣西门主义者对继承权的看法。——332。
292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在1869年夏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中，总委员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8月3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马克思的报告在1869年9月11日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由格·埃卡留斯宣读。——334。
293 巴枯宁在1870年3月2日和3日《马赛曲报》第72和73号上发表了追悼信。他在信中把亚·赫尔岑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同胞，认为他的死“对他的朋友、对俄国解放事业以及……对全人类的解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谈到30年来他和赫尔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说“赫尔岑、奥加廖夫和我始终是一个目标”。1870年3月5日、12日和19日《进步报》第1O、11和12号全文转载了这封追悼信。——335。
294 指1858年俄国地主帕·巴赫梅季耶夫交给亚·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梅季耶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宁和尼·奥加廖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奥加廖夫转交给谢·涅恰耶夫。1870年，在赫尔岑死后，涅恰耶夫从奥加廖夫手中得到了另一部分基金。马克思从约·菲·贝克尔1870年3月13日的来信中了解到这件事情。——335。
295 指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他们是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杜勃罗留波夫的追随者。1870年春，这些人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和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在1870年3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在反对巴枯宁分裂活动的斗争中，俄国支部给予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大的支持。——336。
296 1870年1月，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平等报》编辑部进行改组，撤销了巴枯宁分子的编委职务，此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们在1870年4月4——6日于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保证了形式上的多数票。这次代表大会围绕是否接受巴枯宁派支部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吴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和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之间最终发生了分裂。巴枯宁派以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会址改设在拉绍德封·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们则继续在日内瓦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于是，在瑞士罗曼语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马克思所提到的关于在拉绍德封发生分裂的报道，发表在1870年4月9日《平等报》第15号上。
　　1870年4月初，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和巴枯宁派给总委员会寄去了关于拉绍德封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并请求对分裂问题作出决定。总委员会于1870年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定保持原有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而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另选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490页）。1871年9月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批准了总委员会的上述决议案，并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定名为“汝拉联合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59—460页）。——336。
297 指1870年4月18日劳·拉法格的信。马克思称劳拉为洛朗，因为保·拉法格的笔名保尔·洛朗是由保尔和劳拉这两个名字组合而成的。——336。

123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温采尔皇帝⁽¹⁾：

　　我在曼彻斯特待了一个月，本星期又回到这里，并且看到了你最近的来信。

　　事实上，我无法回答你我什么时候动身，甚至也无法告诉你我究竟去不去旅行，虽然你没有问我这个问题。

　　去年我曾经估计，在复活节书市过后，我的书⁽²⁾将会再版，因而将会拿到第一版的稿酬。但是，你从信里所附的今天收到的迈斯纳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一切都还遥遥无期。（请把信寄还给我。）

　　德国的教授先生们最近迫不得已在好些地方都提到我，虽然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十分愚蠢的，例如，阿·瓦格纳的一本论土地所有制的小册子，黑尔德（波恩）的一本论莱茵省农业信贷银行的小册子就是这样。

　　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第二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1e for 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⁷³，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规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十分有用的方法。

　　同一个朗格在谈到黑格尔的方法和我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所说的话实在是幼稚。第一，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在某一方面他使我想起了莫泽斯·门德尔松。这个典型的草包曾经写信问莱辛，他怎么会想到要严肃地对待“死狗斯宾诺莎”!²⁹⁸朗格先生同样感到很惊奇，在毕希纳、朗格、杜林博士、费希纳等人早就一致认为，他们早已把可怜虫黑格尔埋葬了以后，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竟还严肃地对待死狗黑格尔。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诠释而已。

　　衷心感谢伯爵夫人⁽³⁾的亲切短信。在这种“好人一个接一个地消逝”的时候，这的确是令人愉快的。不过说正经的，当你亲爱的夫人的几行短信使我回想起我和你们一同度过的美好日子的时候，我总是高兴的。

　　至于迈斯纳催着要第二卷²³⁰的问题，这项工作整整中断了一个冬天，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生病。我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加之，由于爱尔兰的土地问题，英国政府出版了一套关于各国土地关系的蓝皮书²²²（很快就出齐）。最后——请勿外传——，我希望先出第一卷第二版。如果这一工作和第二卷最后的结尾工作搅在一起，那只会造成不方便。

　　燕妮和我向库格曼全家致以良好的祝愿。

你的 　卡·马·

脚　　注

(1) 路·库格曼的绰号。——编者注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3) 盖·库格曼。——编者注

注　　释

73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338。
222 蓝皮书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包括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方面主要的官方资料。——339。
230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则用来探讨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二册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三册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339。
298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二版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莱辛曾经说过，人们对待斯宾诺莎像对待死狗一样”。在这里黑格尔是指1780年6月7日莱辛和弗·雅科比之间的一次谈话。莱辛在这次谈话中说：“要知道人们谈起斯宾诺莎时总像谈死狗一样”（见《雅科比全集》1819年莱比锡版第4卷第1篇第68页）。——338。

124
恩格斯致马克思

拉姆斯盖特

1870年8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三天来，我的肚子一直痛得很厉害，偶尔还有点发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病情开始好转，我也不会有很大兴趣详细谈论威廉⁽¹⁾的政策。但是，既然你一定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收回，那就这样吧。

　　实在软弱不堪的白拉克对民族热情究竟迷恋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同时，由于我两个星期至多收到一号《人民国家报》，所以，除了以邦霍尔斯特给威廉的信（这封信总的说来是冷静的，但暴露了理论上的不坚定性）作为根据，我就无法判断委员会⁽²⁾在这方面的态度。比较起来，李卜克内西那种死守原则的狭隘的坚定性一般说来倒显得好些。²⁹⁹

　　我看情况是这样：德国已被巴登格³⁰⁰卷入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如果德国被巴登格打败了，那么，波拿巴主义就会有若干年的巩固，而德国会有若干年、也许是若干世代的破产。到那时，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了，到那时，恢复民族生存的斗争就将占去一切，德国工人充其量也只能跟在法国工人后面跑。如果德国胜利.了，那么，法国的波拿巴主义就肯定要遭到破产，关于恢复德国统一的无休止的争论就将最终平息，德国工人就能按照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全国规模组织起来，同时，不管法国出现什么样的政府，法国工人无疑将获得比在波拿巴主义统治下要自由一些的活动空间。包括各个阶级在内的德国全体人民群众已经认识到，问题首先正是在于争取民族生存，因此，他们立即投入了这场斗争。在这种隋况下，一个德国的政党要按照威廉的那一套去宣传全面抵制，并把形形色色的次要的考虑置于主要的考虑之上，我认为是不行的。

　　此外，如果没有大批法国人的沙文主义，即资产者、小资产者、农民以及由波拿巴在大城市中所创造出来的、怀有帝国主义情绪的、欧斯曼的、出身于农民的建筑业无产阶级³⁰¹的沙文主义，巴登格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沙文主义不遭到打击，而且是彻底的打击，德国和法国之间就不可能实现和平。本来可以指望这一工作由无产阶级革命担负起来；但是战争既已开始，德国人只好自己来做这一工作，并且立即就做。

　　现在来谈谈次要的考虑。这场战争是在列曼⁽³⁾和俾斯麦之流指挥下进行的，如果他们有幸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他们必然会赢得暂时的荣誉，这一点，我们要归因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力。这种情况确实非常讨厌，然而是无法改变的。但是，由此就把反俾斯麦主义提高为唯一的指导原则，那是荒谬的。首先，现在俾斯麦同1866年一样，总是在按照他自己的方式给我们做一部分工作，虽然他并不愿意做，然而还是在做着。他在给我们创造比过去更宽阔的活动场地。此外，现在已经不是1815年了。现在，南德意志人必然要参加国会，从而就将产生一种与普鲁士主义相抗衡的力量。而且，落在俾斯麦身上的民族责任，正如你所写的，从一开始就不允许同俄国结成同盟。总之，像李卜克内西那样，因为不喜欢1866年以来的全部历史，就想让这段历史倒退回去，那是愚蠢的。但是我们了解我们的典型的南德意志人。同这些蠢材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我认为我们的人可以：

　　（1）参加民族运动——这种运动强大到什么程度，你从库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到³⁰²——，只要这一运动是保卫德国的（但这并不排除在缔结和约以前在某种情况下的进攻）；

　　（2）同时强调德国民族利益和普鲁士王朝利益之间的区别；

　　（3）反对兼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一切企图——俾斯麦现在暗示，他打算把这两个地方并入巴伐利亚和巴登，

　　（4）一等到巴黎由一个共和主义的、非沙文主义的政府掌握政权，就力争同它达成光荣的和平；

　　（5）不断强调德国工人利益和法国工人利益的一致性，他们过去不赞成战争，现在也不彼此交战；

　　（6）至于俄国，就像国际的宣言⁽⁴⁾中所说的那样。

　　威廉的下列说法很有趣：因为俾斯麦过去是巴登格的同谋者，所以正确的立场是保持中立。如果这是德国人的普遍意见，那么马上又会出现莱茵联邦³⁰³，而高贵的威廉总有一天会看到，他在这个联邦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工人运动会变成什么样子。一贯受到拳打脚踢的人民，才是真正能够实现社会革命，而且是在威廉所喜爱的无数小邦里实现社会革命的人民！

　　这个可怜虫企图要我对“据说”曾在《埃尔伯费尔德日报》上发表过的某些东西负责³⁰⁴，这多妙啊！可怜的家伙！

　　法国的崩溃看来是可怕的。一切都在衰败，都在被出卖、被盗窃。沙斯波式步枪⁽⁵⁾造得很拙劣，在战斗时打不响，现在连这种枪也没有了，只好把古老的燧发枪找出来。可是，如果革命政府很快就能出现，那它是用不着灰心失望的。但它必须抛开巴黎不管，从南方来继续进行战争。那时，它或许能坚持到买到武器，组织起新的军队并利用新的军队再把敌人一步步压回到边界上去。如果两个国家互相证明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这才是战争的最好结局。但是，如果这一情况并不马上出现，那么喜剧就会收场。毛奇的作战行动是非常卓绝的，老威廉⁽⁶⁾似乎给了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军队正在增配第四营，而法国的第四营还不存在。

　　如果巴登格还没有离开麦茨，他的情况可能是不妙的。

　　海水浴对风湿病并没有什么好处。不过龚佩尔特认为海洋空气是特别有效的。他已去威尔士，要在那里待四个星期。我希望你的疼痛能很快消除，这是非常难受的。但无论如何这并没有什么危险，而恢复全身的健康却重要得多。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此外，你知道，糟糕的威廉怎样继续同反动的分立主义者³⁰⁵——武尔斯特、奥伯弥勒等等一道进行欺骗，并使党陷入窘境。威廉显然指望波拿巴获胜，只想这样一来他的俾斯麦就会彻底完蛋。你记得他总是用法国人去威胁俾斯麦。当然，你也是站在威廉一边的！

脚　　注

(1)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2) 设在不伦瑞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执行委员会。——编者注
(3) 威廉一世的绰号。——编者注
(4)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5) 一种后装步枪，以它的发明者的名字命名。——编者注
(6) 威廉一世。——编者注

注　　释

299 马克思从德国收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见注354）委员们的书信和其他材料。这些材料的内容涉及当时不伦瑞克委员会和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之间在对待普法战争的态度和确定工人阶级的策略上所产生的分歧。在战争开始的时候，《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总的说来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把波拿巴主义看做欧洲最反动的势力，把拿破仑第三的胜利看做工人阶级和民主势力的失败，但却忽视了德意志国家统一的任务。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在批评编辑部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时，本身也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把战争看做纯粹防御性的，不懂得德国工人阶级必须采取独立的立场，也不批判俾斯麦政府的政策。由于分歧非常尖锐，委员会委员们请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共同给党的委员会的信中阐明了德国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工党应当坚持的策略和原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282—284页）。——340。
300 巴登格是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1846年他从阿姆越狱时穿的是一个名叫巴登格的泥瓦匠的衣服。——340。
301 指参加巴黎和其他大城市改建工程的工人。这项工程是19世纪50——60年代在塞纳省省长欧·欧斯曼领导下大规模进行的。改建工程不仅完善贵族区设施、而且还拓宽原有的街道，铺设长途直线道路，目的是便于政府军在人民起义时动用炮兵。改建工程使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获得暂时的工作，波拿巴趁机加强他在建筑业无产阶级中间的影响。——340。
302 路·库格曼在1870年8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告诉了有关战争在德国引起民族运动高涨的消息。——341。
303 莱茵联邦是1806年7月在拿破仑第一的保护下成立的德国南部和西部各邦的联盟。由于1805年击溃了奥地利，拿破仑得以在德国建立这样一个军事政治堡垒。莱茵联邦组成后，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即不复存在。最初有16个邦（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等）参加这个联邦，后来又有5个邦（萨克森、威斯特伐利亚等）加入，它们实际上成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庸。这些邦的军队参加了拿破仑的侵略战争。由于拿破仑军队战败，莱茵联邦于1813年瓦解。——342。
304 威·李卜克内西在1870年8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询问：“恩格斯真的是‘爱国狂’？据说《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是这么报道的。”——342。
30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343。

125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0年9月1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假如人们在巴黎能做点什么，那就应当阻止工人在缔结和约之前采取行动。俾斯麦不久就会缔结和约，这或者是在占领巴黎之后，或者是由于欧洲的局势迫使他结束战争。不管和约如何，它必然会在工人们有所行动之前就缔结。如果工人们现在为保卫国家效劳而取得胜利，那他们就不得不继承波拿巴和当前这个满目疮痍的共和国的遗产，他们将无谓地遭到德国军队的镇压，又会倒退20年。如果他们等待，则什么也不会失去。边界可能会有某些改变，但这只是暂时的，将来又会被取消。为了资产阶级去同普鲁士人作战，那是荒谬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缔结和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它就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而被俘释放回来的军队在发生内部冲突时也就不那么可怕了。对工人来说，在缔结和约以后，一切条件都将比任何时候更有利。但是，他们是否会在外国进攻的压力下陷入迷津，并在攻打巴黎前夕宣布成立社会共和国呢？假如德国军队要以对巴黎工人进行街垒战作为最后的战争行动，那是很可怕的。这会使我们倒退50年，而且会造成十分混乱的局面，以致所有的人和事都会陷入迷误的境地，那时法国工人中将会滋长民族仇恨和盛行空谈的风气……

126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敦

1870年10月19日[于伦敦]

　　阁下：

　　德亚克是反对工人的。他实际上是英国辉格党人⁷²的匈牙利版本。

　　至于里昂，我已收到了几封不宜发表的信。最初，一切都顺利。在“国际”支部的压力下，里昂在巴黎之先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立即建立了革命政府——公社，它的成员一部分是参加“国际”的工人，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立即废除了人市税，而这是正确的。波拿巴派和教权派阴谋家们都被吓倒了。还采取了武装全民的有力措施。资产阶级即使不是真正同情新秩序，至少已经开始默默地忍受这种新秩序了。里昂的行动立刻得到马赛和图卢兹的响应，在这些地方“国际”支部是很强的。

　　但是，蠢驴巴枯宁和克吕泽烈跑到了里昂，把一切都弄糟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国际”的成员，所以，不幸得很，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把我们的朋友们引入歧途。人们——一度——占领了市政厅，颁布了愚蠢透顶的关于废除国家的法令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您知道，一个俄国人（资产阶级报纸说他是俾斯麦的代理人）想冒充拯救法兰西委员会的首领，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舆论发生变化。至于克吕泽烈，他的行为既像傻瓜又像胆小鬼。这两个人在遭到失败以后都离开了里昂。

　　在鲁昂，同在法国的其他大多数工业城市一样，国际的各个支部都效法里昂，坚持让工人正式参加“保卫委员会”³⁰⁶。

　　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根据我从法国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整个资产阶级都宁愿让普鲁士占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取得胜利。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寄上我昨天收到的《纽约论坛报》一份。如果您读完后把它退还给我，我将非常感谢。其中有一篇关于国际的文章，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从风格和文笔来推测，可能是德纳先生写的。

　　此外，转寄给您三份《国防报》，这是拉法格给您的，他还向您问好。

注　　释

72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345。
306 保卫委员会是普法战争初期在法国许多大城市中建立起来的，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军粮的供应。——346。

127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1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应当这样来理解我很久不给你写信的原因：在这场战争中，总委员会的绝大部分负责国外通信的人都被吸引到法国去了，我不得不处理几乎所有的国际通信，这不是一件小事情。此外，目前在德国，特别是在北德意志联邦²¹⁸，尤其“特别”是在汉诺威，在实行“通信自由”的情况下，如果我把我对战争的看法写信告诉我的德国通信者，这对我来说倒没有什么，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危险的，而在目前，除此以外还能写些什么呢？

　　比如，你向我索要我们关于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我已经把它寄给你了。显然它已被没收。今天我把两篇宣言⁽¹⁾的合订本、比斯利教授在《双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²⁾和今天的《每日新闻》寄给你。因为这家报纸带有普鲁士色彩，这类东西也许能通得过。比斯利教授是一个孔德主义者³⁰⁷，因此不能不抛出各种各样的怪论，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很能干而又勇敢的人。他是伦敦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看来，不但波拿巴、他的将军们和他的军队已经成了德国的俘虏，而且千疮百孔的整个帝国制度也同他们一起适应橡树和菩提树之国的气候了。

　　至于德国的资产者，他们那种征服者的醉态一点也不使我感到惊奇。首先，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夺取外国领土始终是“夺取”。此外，德国的资产者长期以来驯服地承受着他们的国君们、特别是霍亨索伦王朝的脚踢，如果变换一下，把这种脚踢加之于外国人，那么，德国的资产者是必然会感到心满意足的。

　　无论如何，这场战争已经使我们摆脱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战争已经给这帮人带来了可怕的结局。这可是一个重大的结果。战争也给了我们的教授们一个最好的机会，使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自己原来是一伙卑躬屈节的学究。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

　　在英国这里，战争爆发时，舆论是非常同情普鲁士的，现在却完全相反。例如，在咖啡馆里，唱《守卫在莱茵河上》的德国歌手都要被嘘下台来，而唱《马赛曲》的法国歌手却博得齐声伴唱。除了人民群众对共和国的坚决同情、上流社会对业已公开的俄普同盟的恼怒，以及普鲁士外交在军事上获得胜利以来所使用的无耻腔调以外，进行战争的方式——征集制度、焚毁村庄、枪杀自由射手³⁰⁸、扣留人质以及类似三十年战争³⁰⁹时期的种种暴行——在这里已经激起了公愤。当然，英国人在印度、牙买加等地也这样干过，可是法国人既不是印度人，也不是中国人，更不是黑人，而普鲁士人也不是“天生的”英国人！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他们的常备军已被彻底消灭，而他们还要继续保卫自己的话，那简直就是犯罪，这是一种真正的霍亨索伦的观念。事实上，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普鲁士人民战争，在堂堂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看来，简直是眼中钉，这一点，可以从佩尔茨教授写的关于格奈泽瑙的历史著作⁽³⁾中清楚地看出来，格奈泽瑙曾在他的《民军条例》中把自由射手战争加以系统化。³¹⁰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图而不按照圣谕作战，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感到很伤脑筋。

　　但是，这还不是最后定局。法国的战争还可能出现极其“不愉快的”转变卢瓦尔军团³¹¹的抵抗还在计算之“外”，而德国的军事力量目前向左右分散，仅仅是为了进行恐吓，可是，实际上，除了在各地激起防御力量，并且削弱进攻力量，不会有别的结果。炮轰巴黎的威胁也不过是一种诡计。根据概率论的所有规则，炮轰是根本不可能对巴黎这个城市本身产生严重影响的。即使毁坏了几处外围防御工事，打开了一个缺口，可是在被围者的人数超过包围者的人数的情况下，那又有什么用呢？而如果被围的人进行特别出色的出击，迫使敌人躲在工事后面保卫自己，那么，在角色互换的时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通过断粮迫使巴黎投降倒是唯一现实的办法。但是，如果这一期限拖得很长，从而使外省有时间组织军队和开展人民战争，那么，除了转移重心之外，也将一无所获。此外，即使在巴黎投降以后，用少数人也不可能占领并控制住它，因而将使大部分入侵者无法行动。

　　可是，不管战争怎样结束，它已经教会法国无产阶级掌握武器，而这就是未来的最好的保证。

　　俄国和普鲁士对英国所使用的无耻腔调，可能会给它们带来完全出乎意料的不愉快的结果。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的：依照1856年的巴黎和约，英国自行解除了武装。³¹²英国是一个海上强国，它只能用海战的手段来同大陆的军事强国相抗衡。在这里，可靠的手段就是暂时破坏或中断大陆国家的海外贸易。这主要靠运用这样一个原则：劫夺中立国船上的敌对国货物。英国人在作为巴黎和约附件的所谓宣言中已经放弃了这项海上权利（以及其他类似的权利）。克拉伦登是遵照亲俄派帕麦斯顿的密令这样做的。但是这个宣言并不是条约本身的有机部分，也从来没有经过英国正式批准。如果俄国和普鲁士的先生们异想天开，以为因家族利益而普鲁士化了的女王⁽⁴⁾的影响和格莱斯顿之流的资产阶级的怯懦心理，将会在决定性的时刻阻止约翰牛抛弃这个由他自己制造的“神圣障碍物”⁽⁵⁾，那他们就失算了。到那时，约翰牛在几星期内就能扼杀俄德两国的海外贸易。到那时，我们就将有机会看到彼得堡和柏林的外交家们的拉长了的脸和“极端爱国者们”的拉得更长的脸了。等着瞧吧！

　　衷心问候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⁶⁾。

你的 卡·马·

　　又及：你能把文特霍尔斯特在国会的演说稿寄几份给我吗？

脚　　注

(1)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2) 爱·比斯利《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3) 格·佩尔茨《陆军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1864、1865和1869年柏林版。——编者注
(4) 维多利亚。——编者注
(5) 见海涅《新春集。序章》。——编者注
(6) 盖·库格曼和弗—库格曼。——编者注1871年

注　　释

218 北德意志联邦是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它取代了已经解体的德意志联邦。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它们在形式上都被承认有自治权。北德意志联邦的宪法保证普鲁士在联邦中居统治地位，普鲁士国王被宣布为联邦元首和联邦武装部队总司令，并被授予指导对外政策的权力。原来在联邦以外的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和黑森——达姆施塔特在1870年加入了联邦。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在德意志国家统一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不复存在。——347。
307 孔德主义者又称实证论者。孔德主义或实证论，是因其创始人奥·孔德而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实证论者反对任何革命行动，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他们的理想是阶级合作。实证论者力图“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347。
308 自由射手即志愿游击队员，他们分成小股队伍，参加抗击敌军对法国的侵犯。自由射手队伍最初是在1792——1815年与反法同盟作战时期、当敌军侵入法国时组织起来的。在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法国于1867年建立了自由射手协会。在普法战争时期，普鲁士军队侵入法国领土以后，自由射手们拿起武器，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与敌人奋战。当法国正规军被击溃并被困于各要塞的时候，自由射手队伍的数量曾急剧增加。——348。
30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348。
310 按照奥·格奈泽瑙于1813年4月21日制定的《民军条例》，凡不在常备军或后备军服役的身体健康的男子都要编入各民军营，以便同拿破仑作战。条例体现了游击战争的思想，认为居民的一切自卫手段都是“合法的”。恩格斯在《普鲁士的自由射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一条例。——348。
311 卢瓦尔军团于187ff——年11月15日成立、由奥雷尔·德·帕拉丹指挥，在奥尔良地区开展军事行动。尽管该军团由各式各样的大多数未经过良好训练的部队仓促组成，但它在居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对普军的一系列胜利。关于这个军团的活动及其编制的详细情况，见恩格斯的《战争短评（三十一）》和《战争短评（三十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348。
312 1856年的巴黎和约结束了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1856年4月16日、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撤丁和土耳其的代表签署了作为巴黎和约附件的《海上国际法则宣言》。宣言规定了海上战争的守则，守则以1780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宣布的武装中立原则为基础。守则规定：禁止私掠，交战国船只上的中立国货物和中立国船只上的交战国货物除战时禁运品外不受侵犯，只承认有效封锁。出席巴黎会议的英国代表乔·克拉伦登代表英国在宣言上签字。——349。

128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1年4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得到你和倍倍尔以及不伦瑞克人获释的消息³¹³，在这里，在中央委员会⁽¹⁾里大家都感到万分高兴。

　　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了。这是他们的过错，但这种过错实际上是由于他们过分仁慈而造成的。中央委员会⁽²⁾以及后来公社都给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小矮子以集中敌人兵力的时间：（1）因为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像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的和战问题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2）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它们进行公社的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因而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当反动派在巴黎一旺多姆广场——失败³¹⁴以后，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你千万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巴黎内部事件的种种胡说八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资产阶级报纸上那一套下流的胡言乱语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出色。

　　最显著的特点是，德国的统一皇帝⁽³⁾、统一帝国和柏林的统一议会，对外部世界来说，似乎是根本不存在的。巴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更大的关注……

脚　　注

(1) 总委员会。——编者注
(2) 巴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编者注
(3) 威廉一世。——编者注

注　　释

313 1870年11月26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讨论增加对法战争的拨款问题时，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持反对意见，并要求立即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不割地的和约。国会闭幕后，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阿·赫普纳于1870年12月17日以叛国罪被捕，1871年3月28日从审前羁押中被释放。对他们的审判于1872年3月进行。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威·白拉克、莱·邦霍尔斯特、赛·施皮尔、海·屈恩、亨·格腊勒以及印刷厂主西弗斯因1870年9月5日发表关于战争的宣言，于1870年9月9日在德国被捕。经过数月的监禁，这些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于1871年3月30日从审前羁押中被释放，1871年11月以警察捏造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提交法庭审判。——351。
314 1871年3月22日，一批保皇分子打着和平游行的幌子在巴黎策动反革命暴乱，企图复辟被1871年3月18日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的资产阶级政权。昂利·德·佩恩、若·埃克朗男爵等人是这次暴乱的主要策划者。这些反革命阴谋分子在旺多姆广场向国民自卫军开火，但是，在国民自卫军还击后，他们便立即溃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46—147页）中描述了这次暴乱的情况。——351。

129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4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如果你查阅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¹⁾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

　　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瓦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分子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错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像那邪恶的小矮子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为了让位给公社而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³¹⁵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³¹⁶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那个戴着陈腐面具，散发着兵营、教堂、土容克的气味，特别是市侩气味的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³¹⁷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

脚　　注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315 巴黎起义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于1871年3月18日接管政权。1871年3月28日，它把权力转交给了1871年3月26日选出的公社委员会。——353。
316 指1848年6月巴箨无产阶级的起义。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要求把革命推向前进，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推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政策，6月22日颁布了封闭“国家工场”的挑衅性法令，激起巴黎工人的强烈反抗。6月23——26日、巴黎工人举行了大规模武装起义，经过四天英勇斗争，起义被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酷镇压下去。马克思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353。
317 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是欧洲封建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正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了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法国东部、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和瑞士，是由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公国以及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353。

130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1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你的信按时收到了。现在我手头的事情很多。因此只能写几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你怎么能把1849年6月13日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的示威游行³¹⁸同目前巴黎的斗争相提并论。

　　如果斗争只是在机会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不利的“偶然情况”，决不应该到法国社会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而应该到普鲁士人盘踞法国并兵临巴黎城下这样一种隋况中去寻找。这一点，巴黎人是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也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这些恶棍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进行战斗，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了。

　　再见。

卡·马·

注　　释

318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意大利革命，因为共和国宪法规定，禁止动用军队干涉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宣告了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354。

131
马克思致莱奥·弗兰克尔和路易·欧仁·瓦尔兰³¹⁹

巴黎
　　[草稿]

1871年5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兰克尔和瓦尔兰公民：

　　我已经同送信人⁽¹⁾见过几次面。

　　把那些能使凡尔赛的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案卷放到安全的地方去，是不是更好一些？这类预防措施是决不会有什么害处的。

　　有人从波尔多写信告诉我，在最近的市镇选举中，有四个国际会员当选。³²⁰外省已经开始闹风潮。可惜那里的行动只是地方性的和“和平”的。

　　为了维护你们的事业，我已经写了几百封信，寄给世界各地凡有我们支部的地方。何况工人阶级从公社成立那天起就是拥护公社的。

　　甚至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放弃了它们最初那种凶狠的态度。有时，我还能在这些报纸上发表一些对你们有利的文章。

　　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个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大家知道，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如果你们来得及弥补已失去的时间，那么这一切就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你们完全有必要在巴黎以外，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赶陕做你们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事情。普鲁士人虽然不会把炮台交到凡尔赛分子手里，但是在和约³²¹最终缔结（5月26日）以后，他们是会允许政府用自己的宪兵去包围巴黎的。你们知道，因为梯也尔之流在由普耶—凯尔蒂埃签订的合同中搞到了一大笔酬劳费³²²，所以他们拒绝接受俾斯麦所提出的德国银行家的援助。他们要是接受了这种援助，就会失掉这笔酬劳费。因为履行他们的合同的先决条件是攻占巴黎，所以他们要求俾斯麦把第一次付款的期限延至占领巴黎之后。俾斯麦接受了这个条件。因为普鲁士本身非常迫切地需要这笔钱，所以，普鲁士就会尽可能地给予凡尔赛分子种种方便，以加速占领巴黎。因此，你们要当心啊！

脚　　注

(1)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注　　释

319 这封信是马克思对莱·弗兰克尔1871年4月25日前后写的一封信的回复。弗兰克尔在信中告诉马克思他入选公社执行委员会一事，并请求马克思就工作问题提一些建议。
　　从马克思和弗兰克尔等人的书信草稿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巴黎公社成员有直接联系。——355。
320 指1871年4月由梯也尔政府进行的市镇选举。在波尔多的市镇选举中，民主势力取得了胜利。其中有国际支部的四个代表当选，他们在选举中提出了与巴黎公社的纲领类似的纲领。马克思很可能是从他女儿燕妮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得知此事的，那封信注明写于波尔多，日期是1871年5月9日。——355。
321 指法兰克福和约。这项结束普法战争的正式和约是1871年5月10日签订的。签订正式和约之前，法国和德意志帝国还签订了一项初步和约，初步和约于1871年2月26日由阿·梯也尔、茹·法夫尔同俾斯麦、南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在凡尔赛签订。根据初步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在3年内交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根据5月10日的正式和约，法国支付赔款的条件更加苛刻，德军占领法国领土的期限也被延长。这实际上是为俾斯麦帮助凡尔赛政府镇压公社付出的代价。法兰克福和约的签订损害了法国的利益，使德法之间未来不可避免地产生军事冲突。——356。
322 根据报纸上的报道，阿·梯也尔本人及其政府的其他成员，包括财政部长奥·普耶——凯尔蒂埃、将从梯也尔政府计划发行的内债中得到三亿多法郎的“酬劳费”。梯也尔后来承认，和他商谈内债事宜的金融界代表曾要求迅速扑灭巴黎的革命。在凡尔赛军队镇压巴黎公社以后，发行内债的法令于1871年6月20日被通过。——356。

132
马克思致爱德华·斯宾塞·比斯利

伦敦

1871年6月12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1号

　　阁下：

　　拉法格、他的全家和我的女儿们都住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比利牛斯山区，但在法国这一边。因为拉法格出生在古巴，所以他能弄到一张西班牙的护照。但是，我还是希望他最后在西班牙那一边定居下来，因为他曾在波尔多起过突出的作用。

　　尽管我很钦佩您在《蜂房报》上发表的文章⁽¹⁾，但是我简直为在该报上看到您的大名而感到遗憾。——请允许我顺便指出，我作为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同孔德主义³⁰⁷势不两立的，而作为一个学者，我对它的评价也很低。不过，我认为您是英国和法国的唯一的一个不是作为宗派主义者、而是作为历史学家（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讲）来对待历史转折点（危机）的孔德主义者。《蜂房报》冒充工人报纸，而实际上它是叛徒的机关报，它已经出卖给赛米尔·莫利之流了。在最近的普法战争期间，国际总委员会不得不同这家报纸断绝一切关系，并且公开声明：它是一家冒牌的工人报纸。³²³但是，除了伦敦的地方报纸《东邮报》以外，伦敦的各家大报都拒绝刊登这项声明⁽²⁾。在这种情况下，您在《蜂房报》上撰稿会给正义的事业造成更多的损失。

　　我的一位女友在三四天内就要到巴黎去。我给了她几份合法的护照，让她带给现在还匿居在巴黎的一些公社委员。如果您或者您的某一个朋友有事要托她在那里办理的话，请写信告诉我。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街头小报”每天都在发表关于我的文章和我同公社之间的关系的无稽之谈，而且这类东西每天都从巴黎寄到我这里来。这证明凡尔赛的警察当局要弄到真正的文件是有很大困难的。我与公社的联系是通过一位德国商人⁽³⁾保持的；这位商人一年到头都往来于巴黎和伦敦之间做买卖。所有的事情都由口头转达，只有两次例外：

　　第一次是，我通过这位中间人送给公社委员们一封信，答复他们提出的如何在伦敦交易所拍卖一批有价证券的问题。

　　第二次是，5月11日，即惨剧发生前10天，我用同一办法告诉他们有关俾斯麦和法夫尔在法兰克福达成秘密协议³²⁴的详情细节。

　　这个消息来自俾斯麦的一位得力助手⁽⁴⁾，这个人过去（1848—1853年）参加过我所领导的秘密团体³²⁵。他知道我还保存着他从德国寄给我的有关德国情况的所有报告。他要依赖我保全他。因此，他老是想方设法向我证明他的善意。我对您说过，有一个人曾经警告我说，如果我今年还到汉诺威去访问库格曼医生，俾斯麦就决定逮捕我，那个人就是他。

　　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该多好啊！我曾建议公社委员们加强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即对着普鲁士人的那一面，而且当时他们还是有时间这样做的；我曾事先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们就会陷入罗网；我向他们揭露了皮阿、格鲁塞和韦济尼埃；我曾要求他们立即把那些足以使国防政府成员声名狼藉的全部案卷寄到伦敦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社敌人的疯狂行为。——如果公社听从我的警告，那么凡尔赛分子的计划总会部分地遭到失败的。

　　要是凡尔赛分子已经找到了这些文件，他们就不会公布伪造的文件了。

　　国际的宣言⁽⁵⁾不会在星期三以前发表。到时候，我会马上寄给您一份。四五个印张的材料，现在印成了两个印张。这就要校对、订正好几遍，并且难免发生一些印刷错误。因此，发表的日期也就延迟了。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脚　　注

(1) 指爱·斯·比斯利1871年3__6月在《蜂房报》上发表的专门论述巴黎公社的文章。——编者注
(2)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3) 大概是艾劳。——编者注
(4) 约·米凯尔。——编者注
(5)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注　　释

307 孔德主义者又称实证论者。孔德主义或实证论，是因其创始人奥·孔德而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实证论者反对任何革命行动，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他们的理想是阶级合作。实证论者力图“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357。
323 《蜂房报》从1864年11月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机关报，但是，该报与工联的改良主义领袖和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人物有密切联系（1869年，自由资产阶级活动家赛·莫利收买了该报，成为该报的出版者），事实上仍然站在自由派工联主义的立场上。《蜂房报》编辑部拖延国际的文件的发表并对文件内容随意删改，随意处置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甚至拒绝刊载总委员会为芬尼社社员申辩的决议。在总委员会一再予以警告和国际在各国的会员纷纷提出抗议之后，同《蜂房报》编辑部决裂的问题于1870年4月26日提交总委员会讨论。马克思参加了讨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701页），并受委托就这个问题草拟声明。1870年5月3日，马克思把声明的文稿提交给了总委员会会议。——358。
324 俾斯麦和茹·法夫尔1871年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订德意志帝国和法国的正式和约（见注321）的同时，还达成了采取共同行动反对公社的口头秘密协议。关于秘密协议的谈判于1871年5月6日进行。秘密协议规定，为了“恢复巴黎的秩序”，让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停止向巴黎运送粮食，由德军指挥部采取强硬手段要求公社拆除构成巴黎要塞壁障的工事。1871年5月21日，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358。
325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秘密团体是指共产主义者同盟。见注49。——358。

133
恩格斯致卡洛·卡菲埃罗³²⁶

巴列塔

1871年7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希望您已收到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¹⁾，我是按您留下的地址寄到佛罗伦萨的。另一份，为了安全起见，过一两天将放在信里给您寄到巴列塔。

　　收到您从巴列塔寄来的信，我很高兴，本想早些回信，但是宣言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工作，因为它受到报刊的猛烈攻击，我们不得不回应各种报纸。我还要把宣言译成德文，供给我们莱比锡的报纸《人民国家报》）。荷兰译文登在海牙的《未来报》上。如果您能组织一下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工作，那将对您的宣传工作大有帮助，可以使意大利工人迅速了解总委员会的立场，了解我们协会的原则和做法。

　　经过仔细考虑，我认为，最好还是给佛罗伦萨的卡斯泰拉佐寄两份我们的宣言，并请他在信中转寄给您一份。我将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和他经常通信³²⁷。您应当原谅我没有及早给他写信，但是除了意大利之外，我还要同西班牙和比利时通信。现在谈谈关于那不勒斯的情况和卡波鲁索。此人出席过一次我们的代表大会⁽²⁾，但是从来没有和总委员会保持经常的通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应当谈一谈某些历史细节。卡波鲁索和他的朋友们属于俄国人巴枯宁的宗派。巴枯宁有他自己的理论，这种理论是共产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某种混合物。巴枯宁想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完全无知。另外，他从蒲鲁东那里借用了关于无政府主义是“社会最终状态”的词句，同时他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政治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似乎就是承认现存的政治状况，此外还因为一切政治行动，按照他的意见，都是“权威的”。至于他希望怎样消灭现存的政治压迫和资本的暴虐，他打算如何不用“权威的行动”来实现自己最喜爱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思想，他没有说明。1870年9月里昂起义爆发时，巴枯宁在市政厅下令废除国家，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中的一切资产者，后者便非常从容地开进市政厅，赶走了巴枯宁，不到一小时的工夫就恢复了国家。不管怎样，巴枯宁借助自己的理论建立了一个宗派，参加这个宗派的有一小部分法国和瑞士的工人，有许多我们在西班牙的人，有在意大利的某些人，其中包括卡波鲁索和他的朋友们，这样，卡波鲁索证明自己的名字是起得正确的——他的上司是俄国的⁽³⁾。

　　我们的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工人阶级得到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协会章程第一条）⁽⁴⁾。由于巴枯宁及其朋友们的特殊理论不违反这一条，所以没有反对接受他们为会员，也没有反对他们用一切可以接受的方式尽可能地宣传他们的思想。在我们的协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甚至在我们总委员会中也有观点极不相同的人。

　　假如协会成了宗派，那它就会灭亡。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用以说明章程第一条的那种广泛性，这就是说，一切被接受加入协会的人都竭力谋求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可惜，由于一切宗派所共有的狭隘陛，巴枯宁主义者们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硬说，总委员会是由反动分子组成的，协会的纲领过于含糊不清。按照他们的意见，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是巴枯宁自己从我们德国人这里剽窃的）应当是必须遵守的义务，废除继承权和国家等等应当成为我们纲领的一部分。但是要知道，马克思和我本来差不多就像巴枯宁一样早就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会员也都是这样的。关于继承权是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和巴枯宁一样，知道得很清楚，尽管我们在对待废除继承权的重要性和作用上，也就是在能否把废除继承权描绘成摆脱一切祸害的出路这一点上与他的看法不同。至于“废除国家”，这是旧的德国哲学用语，我们在年轻幼稚的时候曾多次使用过它。但是把这一切都列入我们的纲领，那就等于排斥我们广大的会员，那就等于分裂、而不是联合欧洲无产阶级。当这种要把巴枯宁主义的纲领强加给国际的努力失败以后，他们就试图把协会推上歧途。巴枯宁在日内瓦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²⁸⁹，这个组织要成为一个与我们的协会分立的国际性协会。我们一些支部的“最激进的分子”，即巴枯宁主义者们，要在各地成立这个同盟的支部，而这些支部要服从在日内瓦的另外一个总委员会（即巴枯宁），并且要有单独的全国委员会，来与我们的全国委员会相对抗。在我们全体代表大会上，同盟上午要同我们一起开会，下午则要召开它自己单独的代表大会。这个绝妙的计划是在1868年11月向总委员会提出来的。但是1868年12月22日，总委员会拒绝接受这些违反我们协会章程的规章，并且声明，只能个别地接纳同盟的支部，同盟应当自行解散，或者是不再加入国际。⁽⁵⁾1869年3月9日，总委员会通知同盟说，“没有任何障碍会阻挡同盟各支部变成国际工人协会的支部。如果解散同盟以及同盟各支部加入国际工人协会的问题最后决定了，那么，根据我们的条例，必须把每一个新支部的所在地及其人数通知总委员会。”⁽⁶⁾这些条件从来也没有得到完全履行，但是同盟本身在各地都遭到反对，只有在法国和瑞士，它终于把事情弄到分裂的地步：约有1000名巴枯宁主义者——不到我们的拥护者的十分之一——退出了法国和瑞士的联合会，并向总委员会要求承认它们为单独的联合会，总委员会对此很可能不会加以阻止。由此您可以看出，巴枯宁主义者的活动的主要结果就是给我们队伍造成分裂。谁也没有为他们的特殊信条设置障碍，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他们想发号施令，想把自己的学说强加给我们全体会员。我们义不容辞地予以回击，但是如果他们同意与我们其他的会员和平共处，那么，我们既没有权力也不打算将他们开除出去。问题在于，把这样一些人提到首位是否适宜，而如果我们能够把没有沾染这种特殊狂热病的意大利支部吸引过来，那么，我们自然会更好地同他们合作。您可以根据您在那不勒斯看到的情况，自己判断此事。在为了反对我们而发表的茹尔·法夫尔通告³²⁸中当做国际纲领引用的那个纲领，实际上就是上面提到的巴枯宁主义者的纲领。我们对法夫尔的回答，您可以在6月13日伦敦《泰晤士报》上找到。⁽⁷⁾

　　1864年，马志尼企图利用我们的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没有得逞。他的主要工具是加里波第的一个拥护者沃尔弗少校（他的真名是图尔恩—塔克西斯公爵），蒂巴尔迪现在已经揭发他是法国警察机关的间谍³²⁹。当马志尼看到，国际不能作为他的工具时，他便开始疯狂地攻击国际，并利用各种机会诽谤它，但是，正如您所说的，时代在迅速变化，“上帝和人民”的口号已经不是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口号了。

　　我们很清楚，租佃制或“分成租佃制”，是从罗马时代起到现在为止意大利农业生产的基础。无疑，这个制度总的说来使得租佃者较之无产者得到的政治独立性，比他们在英国所享有的更为广泛。但是，如果相信西斯蒙第和近代著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著述，那么，在意大利，土地占有者对租佃者的剥削同各地一样，也是很重的，而最底层农民的负担是最重的。在伦巴第，地产是很大的，当我在那里的时候⁽⁸⁾，租佃者都相当富裕，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还存在着受租佃者雇用的农村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事实上担负了一切工作，却从这个制度中得不到任何利益。在租佃者较少的意大利其他地方，根据我从远处可以作出的判断，“分成租佃制”不会使他们免遭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小租佃者常常遭受的那种贫困、愚昧和屈辱。我们对待农村居民的政策整个说来就是：凡是有大地产的地方，租佃者对于农业工人来说就是资本家，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农业工人利益的行动；凡是地产不大的地方，租佃者虽然名义上也是小资本家或小私有者（像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那样），但是实际上，他们通常也落到和无产者一样贫困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当采取维护他们的利益的行动。无疑，这种情况也必然存在于意大利。如果您能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个问题以及意大利有关农村所有制关系和其他社会问题的最新法律的情况，总委员会将非常感谢您。

　　经过多次的中断，我于7月3日才写完这封信，请您快些回信。我今天就给卡斯泰拉佐写信。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2) 1869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编者注
(3) 双关语：意大利语“capo”音“卡波”，意即上司，“russo”音“鲁索”，意即俄国的。——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7页。——编者注
(5)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6)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394页。——编者注
(7)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编者注
(8) 恩格斯1841年5月中旬至7月底曾在瑞士和意大利作过一次商务旅行。——编者注

注　　释

289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国际性无政府主义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各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加入国际之后，仍然在国际内部保持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在巴枯宁的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尤其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同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这个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的真面目。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362。
326 恩格斯的这封信连同他1871年7月16日和28日写给卡·卡菲埃罗的信在1871年8月卡菲埃罗被捕时均被警察机关没收。警察机关的译员曾将这些信的英文原件译成意大利文。这些信件被归人国际工人协会那不勒斯支部案卷中。在案卷中，这三封信上都注明：“从卡洛·卡菲埃罗先生那里没收的恩格斯的信件。译自英文。副本。”19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罗曼诺在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案卷中发现了这些信的副本，但恩格斯这些信的原件没有找到。——360。
327 恩格斯同路·卡斯泰拉佐通信（恩格斯从卡·卡菲埃罗那里得到了他的地址）的意图没有实现，因为1871年6月28日卡菲埃罗告诉恩格斯，卡斯泰拉佐和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遭到了警察机关的迫害。卡菲埃罗曾打算吸收该协会加入国际。——360。
328 指法国外交部长茹·法夫尔1871年6月6日向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发出的通告。通告中利用警察机关伪造的材料和同盟的文件对国际进行攻击，呼吁欧洲各国政府组织起来共同迫害国际。1871年6月11日在总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这个通告的问题，常务委员会批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声明发表于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第27088号。——364。
329 在1871年7月4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帕·蒂巴尔迪揭发路·沃尔弗少校是法国警察机关的间谍。蒂巴尔迪说，他在财政部秘密基金簿上看到关于每月发给沃尔弗1 000法郎的记录。这个揭发材料曾公布在1871年7月8日《东邮报》第145号上。——364。

134
恩格斯致伊丽莎白·恩格斯

恩格斯基兴

1871年10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妈妈：

　　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想用适当的形式来答复你最近对我的政治活动提出的意见，以便使你不致感到不快。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科隆日报》上的无耻谎言，特别是瓦亨胡森这个坏蛋的卑鄙行为，当我看到那些在战时把所有法国报刊上的东西全都看做是谎言的人，现在却把警察局的每一个捏造和卖身投靠的巴黎下流报纸对于公社的每一个诽谤，都当做福音书一样在德国各地传布，这时我的心情就不太适于写回信了。由于按照普鲁士的做法枪毙了几个人质，由于按照普鲁士的先例烧毁了几座宫殿——而其余一切全是谎言——，人们就对此大叫大嚷起来，而对于凡尔赛分子枪杀已经解除武装的4万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事，却无人谈论！然而，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一切；你们只有靠《科隆日报》和《埃尔伯费尔德日报》得到消息，而这两家报纸简直是在向你们灌输谎言。不过，你在自己的一生中也曾听说过，有不少人，例如在老拿破仑统治时期的道德协会³³⁰会员、1817年和1831年的蛊惑者³³¹、1848年的人们，都曾被诽谤为真正的食人生番，而后来总是证实，他们根本不是那么坏，出于私利的迫害狂起先给他们编造了各种各样骇人听闻的故事，但后来这些故事都烟消云散了。亲爱的妈妈，我希望你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捏造的恶行时，会记起这些，同时对1871年的人们也会从好处着想。

　　我丝毫没有改变将近30年来所持的观点，这你是知道的；而且每当事变需要，我就不仅会坚持它，在其他方面也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此想必你也没有感到意外。我要是不这样做，你倒应该为我感到羞愧。即使马克思不在这里或者根本没有他，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所以，归罪于他是很不公平的。当然我还记得，从前马克思的亲属曾经断言，是我把他引坏了。

　　这一点不必多谈了。这是无法改变的，只好任其如此。如果再平静一段时间，叫嚣自然会沉寂下来，而你自己也就会比较平静地看待这些事情了……

注　　释

330 道德协会是普鲁士爱国的秘密政治团体，于1806年普鲁士被拿破仑法国战败之后创立。该协会联合了自由派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协会的宗旨是唤起人们的爱国热情，争取把自己的国家从拿破仑的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建立立宪制度，支持在普鲁士进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1809年，普鲁士国王在拿破仑的要求下取缔了道德协会，然而协会仍继续存在，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拿破仑失败后，该协会由于提出宪法方面的要求而遭到迫害，很快便瓦解了。——366。
331 蛊惑者是对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呼。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卡·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奥·科策布成了镇压所谓“蛊惑者”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在卡尔斯巴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对付所谓“蛊惑者阴谋”的专门决议，从此“蛊惑者”这一称谓便流传开来。到了30年代，由于受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响，德国及欧洲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又高涨起来，所谓的“蛊惑者”又受到新的迫害。——366。

135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波尔特

纽约

1871年11月23日[于伦敦]

波尔特朋友：

　　……成立国际是为了用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只要看一下最初的章程和《成立宣言》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要不是历史的进程已经粉碎了宗派主义，国际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的宗派主义的发展和真正工人运动的发展总是成反比。只要宗派有其（历史的）存在的理由，工人阶级就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进行独立的历史运动。一旦工人阶级成熟到这种程度，一切宗派实质上就都是反动的了。可是；在国际的历史上还是重复了历史上到处出现的现象。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

　　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阶级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

　　在巴黎，由于蒲鲁东主义者（互助主义派³³²）是协会的共同创始人，在最初几年他们自然就掌握了巴黎的领导权。后来，在那里自然又成立了一些和他们相对立的集体主义派、实证论派³⁰⁷等等的团体。

　　在德国有拉萨尔集团。我个人和声名狼藉的施韦泽通过两年信，并且无可争辩地向他证明了，拉萨尔的组织是一个纯粹的宗派组织，这种组织是和国际所追求的真正工人运动的组织相敌对的。他不理解这一点是有他自己的“理由”的。

　　1868年底俄国人巴枯宁参加了国际，目的是要在国际内部建立一个以他为首领的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第二个国际。他这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妄图以这个特殊团体来代表国际进行科学的宣传，并把这种宣传变成国际内部的这个第二个国际的专职。

　　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大杂烩一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的谬论），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

　　这种童话在工人运动的现实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曾经受到欢迎（现在也还受到一定的支持），在瑞士罗曼语区和比利时的一些爱好虚荣的、沽名钓誉的空论家中间也受到欢迎。

　　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么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

　　几年来总委员会都不得不对这种阴谋（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支持，特别是在法国南部）进行斗争。最后，总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的决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以及第九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给予了经过长期准备的打击。³³³

　　不言而喻，总委员会不会在美国支持它在欧洲所反对的东西。决议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九项现在给了纽约委员会合法的武器来取消一切宗派主义和浅薄之徒的团体，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清除出去。

　　……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得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

　　但是另一方面，任何运动，只要工人阶级在其中作为一个阶级与统治阶级相对抗，并试图通过外部压力对统治阶级实行强制，就都是政治运动。例如，在某个工厂中，甚至在某个行业中试图用罢工等等来迫使个别资本家限制工时，这是纯粹的经济运动；而强迫颁布八小时工作日等等法律的运动则是政治运动。这样，到处都从工人的零散的经济运动中产生出政治运动，即目的在于用一种普遍的形式，一种具有普遍的社会强制力量的形式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如果说这种运动以某种预先的组织为前提，那么它们本身也同样是这种组织发展的手段。

　　在工人阶级在组织上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对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力即政治权力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方，工人阶级无论如何必须不断地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政策的鼓动（并对这种政策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自己在这方面受到训练。否则，工人阶级仍将是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法国的九月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同伙在英国直到今天还能够耍把戏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注　　释

307 孔德主义者又称实证论者。孔德主义或实证论，是因其创始人奥·孔德而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派别。实证论者反对任何革命行动，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不可调和性。他们的理想是阶级合作。实证论者力图“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是最好的社会组织。——368。
332 互助主义派是19世纪60年代身为国际法国支部成员的右翼蒲鲁东主义者的自称。他们提出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计划，即采取组织互助（如建立合作社、互助会等）的办法来解放劳动者。——367。
333 指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作出的下列决议：《关于各国委员会、地方支部、派别、团体及其委员会等组织的名称》（第二项决议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第九项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第十六项决议）以及《关于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第十七项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51——452、454—456、458—460页）。
　　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于1871年9月17—23日在伦敦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3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0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会议总共召开了九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和组织问题，并通过了相关的决议。代表会议的第九项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决议，该决议宣布，必须在每个国家建立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目标的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成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进入一个重要阶段。——369。

13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马德里

1871年12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昨天晚上，我刚刚动笔给西班牙委员会就翻译和发表巴枯宁派的通告³³⁴写一封措辞相当激烈的信时，接到了您的来信，这使我十分高兴。虽然我对您被迫去马德里一事感到遗憾，但是您目前在那里倒真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西班牙委员会采取暖昧态度和保持沉默确实会引起令人不快的解释。我给莫拉写信已经有24天了，但始终没有得到答复，或许发表那篇怀有敌意的通告就是答复。要是您不来信，对此我们会怎么想呢？

　　随信寄上30个日内瓦支部的决议，因为我怕您找不到。此外还寄上罗曼语区委员会对巴枯宁派的答复，³³⁵我很希望《解放报》也向自己的读者介绍这个出色文件的译文。在同一号《平等报》上，您可以看到有关这一争论和30个支部的会议的其他一些文章。日内瓦人的答复目前是足够的了。不言而喻，总委员会应立即进行这项工作，用通告的形式给予答复，内容包括争论产生以来的各个阶段，您知道，通告会很长，会占去我们一些时间。目前重要的是提请西班牙人注意以下几点：

　　（1）从松维利耶通告³³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先生们想干什么。攻击代表会议⁽¹⁾无非是一种借口。现在他们在攻击对协会具有法律效力并为总委员会所必须遵守的巴塞尔决议³³⁷。这是一种公然的叛变行为，这些人撕下了假面具，这是好事。然而，

　　（2）这些巴塞尔决议是谁的作品呢？是伦敦的总委员会的吗？完全不是。这些决议是比利时的代表们（其中就有巴枯宁分子罗班！）提出的，而得到了哪些人的热烈支持呢？是巴枯宁、吉约姆、施维茨格贝尔等人，即正是那些现在攻击这些决议，说什么这些决议由于其权威的性质而败坏了总委员会声誉的人。不过这并不妨碍吉约姆和施维茨格贝尔在上述通告上签名。我们这里有证人，而如果森蒂尼翁和法尔加—佩利塞尔没有被宗派主义者的胡言乱语所迷惑，那他们是应该记得这件事的（只要他们参加了那次会议，这一点我不大清楚）。然而，当时是另一种隋况。巴枯宁派当时以为，他们肯定能取得多数，而总委员会将迁往日内瓦。结果不是这样，于是，这些决议一下子就成为权威的和资产阶级的了，而如果由巴枯宁派推选的总委员会来执行的话，这些决议就会是最为革命的了！

　　（3）召开代表会议是绝对合法的。在总委员会中代表汝拉人的罗班本人曾要求将分歧的问题提到这次代表会议上来，由于罗班是汝拉人的常任通讯员，汝拉人一定会从他那里知道这件事。瑞士书记荣克已经不能再同一个公然蔑视总委员会的决议并继续以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名义来装饰自己的委员会³³⁸保持正式通信联系。总委员会的这项决议⁽²⁾是根据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第八项决议（新版章程，组织条例第二节第7条⁽³⁾）授予它的权力而通过的。其他各支部都以通常的途径接到了正式通知。

　　现在，我们的西班牙朋友们一定能看清楚，这些先生们是怎样滥用“权威的”这个字眼的。巴枯宁派对什么一不如意，他们就说，这是权威的，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作出了永远的判决。如果他们是工人，而不是资产者、新闻记者等等，或者，如果他们哪怕是稍微研究一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工业的条件，他们就会知道，不强迫某些人接受别人的意志，也就是说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不论这是多数表决人的意志，还是作为领导机构的委员会的意志，或是某一个人的意志，它总是一种要强迫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的意志；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请试试看，在没有领导，也就是没有权威的情况下让巴塞罗那的某个大工厂去进行生产！或者在不能肯定每一个工程师、司炉等等在正是需要的时候都坚守自己岗位的情况下去管理铁路！我想知道，如果铁路是按照谁不愿意服从规章制度的权威，谁就可以不坚守自己岗位的原则去管理，那么好样的巴枯宁是否会把自己肥胖的身躯托付给铁路列车，而这种规章制度在任何社会中都比巴塞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条例更加权威得多！所有这些娓娓动听的极端激进和革命的词句无非是掩盖着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知。请试试看，在船上废除船员“所承认的一切权威”！

　　您说得对，应当设法在大陆上更好地传播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我—直在寻找这样的办法。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给洛伦佐转寄《东邮报》，因为他曾对我说过，他们那里有人懂英语。今天我给您寄去该报的最近一号，另外还有前几号的剪报（给洛伦佐）。您可以从这里面为《解放报）脯点东西。我现在确实没有时间亲自翻译所有这些东西，因为我同意大利有大量的书信来往。不过我会考虑一下能够做些什么，如果巴塞罗那有人懂英语，我是否可以把报纸寄到那里去？

　　今天我没有见到摩尔，他正在加紧进行德文第二版的工作⁽⁴⁾。今晚我将把您的信转交给他。我们大家都很好，燕妮⁽⁵⁾也很好，摩尔也还可以。我让他尽可能经常散散步，因为他很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我的妻子⁽⁶⁾向您问好并恭贺新年。给劳拉写信的时候，代我向她问好。邮班就要截止了。

您的 将军⁽⁷⁾

　　如果拉法格在马德里，就给拉法格，如果不在，就给莫拉和洛伦佐。⁽⁸⁾

脚　　注

(1) 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编者注
(2) 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编者注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5) 马克思的女儿燕·马克思。——编者注
(6) 莉·白思士。——编者注
(7) 恩格斯的绰号。——编者注
(8) 这段附言是恩格斯用西班牙文写在信纸背面的。——编者注

注　　释

334 指1871年12月25日发表在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报》上的松维利耶通告，即《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见注336）。——370。
335 三十个日内瓦支部的决议指1871年12月2日在日内瓦国际各支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这项决议批驳了巴枯宁派的松维利耶通告，表示完全支持总委员会的活动，并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罗曼语区委员会对巴枯宁派的答复”指《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发表在1871年12月24日《平等报》第24号上）。拉法格将这些揭露巴枯宁派对总委员会的诽谤的文件发表在1872年1月1日和7日《解放报》第29号和第30号上。——370。
336 1871年11月12日在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松维利耶通告，即《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这个通告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宣扬政治冷淡主义和关于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教条，并对总委员会的活动进行诽谤。在通告中，巴枯宁还建议所有联合会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来重新审查国际的共同章程并谴责总委员会。恩格斯在《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和国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一文中对这一通告进行了评价。——371。
337 指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利。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利，第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有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这些决议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被纳入组织条例。决议遭到巴枯宁派的猛烈攻击。——371。
338 1870年4月4——6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和总委员会的支持者之间发生分裂，因此，在瑞士罗曼语区出现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1870年4月12日总委员会在接到有关分裂的消息后，委托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收集补充材料。荣克在1870年4月和5月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向总委员会作了汇报。总委员会于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490页）。决议由荣克寄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并发表在1870年7月23日《团结报》第16号上。参看注296。——371。

137
恩格斯致卡洛·特尔察吉³³⁹

都灵
　　[第二稿]

1872年1月14[—15]日于伦敦
　　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亲爱的特尔察吉：

　　我没有早一些回复您12月4日的来信，是因为我想对您最关心的问题，即《无产者报》的经费问题，给以确切的答复。

　　您知道，国际的百万财富只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某些政府的惊恐万状的想象之中，他们不能理解，像我们这样的协会没有数百万的财富怎么能占据这样强大的阵地。要是他们看到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经费的报告就好了！

　　尽管很穷，我们本来还是决定给你们寄去150法郎，但这时那份登载着有关报道等等的《玫瑰小报》来了³⁴⁰。这就改变了一切。如果你们单是决定派代表参加未来的代表大会，那很好。但是，这是一个充满了对总委员会的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责的通告³³⁶所要求召开的代表大会啊！如果你们能够等一等总委员会对这个通告的回答³⁴¹，那就好了！总委员会认为你们的决议只能证明，你们不等总委员会起来辩护，就站到指责者那一方面去了，因此，我给你们寄上述款项的委托就被撤销了。在此期间你们理应收到了载有罗曼语区委员会的答复⁽¹⁾的《平等报》³⁴²，这个委员会所代表的瑞士工人比汝拉人所代表的要多十倍。但是，从汝拉通告中已经暴露出起草者本身的恶毒意图。起初，他们借口代表会议来同我们争吵，现在又攻击我们，原因是我们在执行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³³⁷——我们有义务执行的决议。他们不希望总委员会有任何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大家自愿承认的。我很想知道，如果没有这种权威（如他们所称呼的），怎么对付得了托伦之流、杜朗之流或涅恰耶夫之流，又怎么能够用关于支部自治——像在通告中所说的那样——的华丽辞藻阻止警探和叛徒的渗入。

　　当然，谁也不会否认支部有自治权，但是，如果联合会不把某些全权给予联合会委员会，并且最终给予总委员会，那么联合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您知道谁是这些权威性的决议的起草人和维护者吗？或许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吧？根本不是。这些权威性的措施是由比利时的代表们提出的，而施维茨格贝尔们、吉约姆们和巴枯宁们当时都是最热烈的维护者。事情就是这样。

　　我认为，“权威”和集中这些字眼用得太滥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能比革命更有权威了，如果用炸弹和枪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就像在一切革命中所做的那样，那么，我认为，这就是在行使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胜利以后，你们可以随意对待权威等等，但是，为了进行斗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一切力量捏在一起，并使这些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如果有人对我说，权威和集中是两种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加以诅咒的东西，那么我就认为，说这种话的人，要么不知道什么叫革命，要么只不过是口头革命派。

　　如果您想知道通告的起草人在实践中为国际做了些什么，那就请读一下他们自己向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汝拉联合会状况的正式报告（1871年11月23日的日内瓦《社会革命报》），您将会看到，他们使一年前还很稳固的联合会陷入了怎样的瓦解和软弱的境地。343而这些人还想改革国际！

　　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

注　　释

336 1871年11月12日在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松维利耶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松维利耶通告，即《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这个通告旨在反对总委员会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宣扬政治冷淡主义和关于支部完全自治的无政府主义教条，并对总委员会的活动进行诽谤。在通告中，巴枯宁还建议所有联合会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来重新审查国际的共同章程并谴责总委员会。恩格斯在《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和国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一文中对这一通告进行了评价。——374。
337 指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利。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利，第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有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这些决议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被纳入组织条例。决议遭到巴枯宁派的猛烈攻击。——375。
339 1871年12月4日卡·特尔察吉请求恩格斯从物质上支援他所办的《无产者报》。1872年1月6日以后，恩格斯写完了给他的回信。但是，在信刚要寄出时，恩格斯从《玫瑰小报》获知，特尔察吉支持巴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关于立即召开代表大会的要求。因此，恩格斯1月14——15日重写了一封信、仅保留了原信的两段文字并略加修改。其余的文字，部分写在原信删去的各行之间，部分写在一张白纸上。——374。
340 1871年12月28日《玫瑰小报》第360号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工人运动》的评论。评论说，在卡·特尔察吉的影响下，都灵“无产者解放社”通过了支持汝拉联合会的松维利耶通告的决定。——374。
341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2年1月中旬至3月初起草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马克思在1872年3月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阐述了该通告的基本论点。
　　该通告于1872年5月底用法文印成单行本，由总委员会全体委员署名并分发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的联合会。——374。
342 1871年12月24日《平等报》第24号上发表了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答复及该报反对松维利耶通告的《编辑部声明》。——375。34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中引用并评述了巴枯宁派向松维利耶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46—51页）。——376。

138
恩格斯致泰奥多尔·库诺³⁴⁴

米兰

1872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诺：

　　……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他在伯尔尼和平同盟的代表大会上遭到惨败²⁸⁸之后，加入了国际，并且立刻就开始在国际内部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巴枯宁有一种独特的理论——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就是：他认为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就是说，不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广大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都和我们抱有同样的观点，认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就会自行完蛋。我们的说法恰好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差别是本质性的：要废除国家而不预先实行社会变革，这是荒谬的；废除资本正是社会变革，其中包括对整个生产方式的改造。但是，既然在巴枯宁看来国家是主要祸害，就不应当做出任何事情来维持国家的生命，即任何一种国家——不管是共和国，君主国等等——的生命。因此就应当完全放弃一切政治。进行政治活动，尤其是参加选举，那是对原则的背叛。应当进行宣传，咒骂国家，组织起来，而当一切工人即大多数人都站到自己这方面来的时候，就撤销一切政权机关，废除国家，而代之以国际的组织。千年王国由以开始的这一伟大行动，就叫做社会清算。

　　这一切听起来都异常激进，而且简单得五分钟就能背熟，因此，巴枯宁的这套理论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很快受到了青年律师、医生以及其他空论家们的欢迎。但是，工人群众决不会轻信：他们国内的公共事务并不同时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天生就是有政治头脑的；任何要他们放弃政治的人，都终究会被他们所唾弃。向工人宣传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放弃政治，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到传教士或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怀抱里去。

　　根据巴枯宁的意见，既然国际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进行政治斗争，而是为了在进行社会清算时能够立即代替旧的国家组织，所以国际应当尽可能地接近巴枯宁的未来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首先是不存在任何权威，因为权威＝国家＝绝对的祸害。（没有一个作出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经营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多数对少数的权威也将终止。每一个人、每一个乡镇，都是自治的；但是，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关于这一点巴枯宁又闭口不谈。

　　所以，国际也应当照这个样子来建立。每一个支部都是自治的，每一个支部中的每一个人也是自治的。巴塞尔决议³³⁷见鬼去吧，它竟授予总委员会以一种危险的和可以败坏它自己的权威！即使这种权威是自愿授予的，它也必须终止，就是因为它是权威！

　　整个骗局的要点简单说来就是如此。但是究竟谁是巴塞尔决议的首倡者呢？正是巴枯宁先生自己及其同伙！

　　当这些先生们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看到，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计划——把总委员会迁移到日内瓦去，即把它抓到自己手里，这时，他们便采取了另一套办法。他们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²⁸⁹，即大国际内部的一个国际协会，他们这样做的借口，目前您在巴枯宁派的意大利报刊，如《无产者报》、《玫瑰小报》上面又可以看到：热情的拉丁种族比起冷淡的、迟缓的北方人来，需要一个更为鲜明的纲领。这个卑鄙的计划因总委员会的反对而遭到失败，总委员会自然不能容忍国际内部有任何分立的国际组织存在。此后，由于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力图用巴枯宁的纲领来偷换国际的纲领，这个计划又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过，另一方面，从茹尔·法夫尔和俾斯麦起到马志尼止的反动派，每当要攻击国际的时候，他们所抨击的始终正是巴桔宁的空洞而浮夸的词句。因此我12月5日发表的反对马志尼和巴枯宁的声明⁽¹⁾是很必要的，这个声明也在《玫瑰小报》上刊载过。

　　巴枯宁派的核心是由汝拉的几十个人组成的，拥护他们的工人总共不到200人。其先头部队是现在到处以意大利工人代表的身份出现的意大利的青年律师、医生和新闻记者，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的一些同样的人物，是里昂和布鲁塞尔有时出现的个别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是工人；在这里⁽²⁾，有一个唯一的标本，那就是罗班。因为不能召开代表大会而必须召开的代表会议³⁴⁵让他们找到了借口，而且由于瑞士境内的大多数法国流亡者转到他们那方面去——因为这些人（蒲鲁东主义者）在那里找到了许多引起共鸣的东西，同时也是出于个人的动机——，于是他们就发动了战役。自然，在国际里到处都有少数不满的人和没有得到承认的天才，这些人也是他们不无理由地可以指靠的。目前他们的战斗力量如下：

　　（1）巴枯宁本人——这一战役中的拿破仑。

　　（2）200个汝拉人和法国人支部的40—50人（在日内瓦的流亡者）。

　　（3）在布鲁塞尔，有《自由报》的编辑安斯，但是他并不公开拥护他们。

　　（4）在这里，有从来没有被我们承认过的1871年法国人支部³⁴⁶的残余分子，这个支部已经分裂为三个彼此敌对的部分；其次是大约20个从德国人支部中清除出去的（由于提议大批退出国际的缘故）冯·施韦泽先生式的拉萨尔分子，他们这些捍卫极端的集中和严密的组织的人，十分适合同无政府主义者和自治主义者结成联盟。

　　（5）在西班牙，有巴枯宁的几个私人朋友和信徒，他们至少在理论方面对工人，特别是对巴塞罗那的工人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很重视组织，而别人没有组织的情况是会引起他们注意的。巴枯宁在这里能指望获得多大的成功，只有在4月间的西班牙代表大会³⁴⁷上才能看出来，由于工人将在大会上占优势，所以我并不为此担心。

　　（6）最后，在意大利，据我所知，都灵、博洛尼亚和吉尔真蒂⁽³⁾的支部都主张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巴枯宁派的报刊说已经有20个意大利支部站在他们方面，我不知道这些支部。反正领导权几乎到处都掌握在巴枯宁的乱叫乱嚷的朋友和信徒的手中；但是，只要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大概就会发现，拥护他们的人并不多，因为绝大多数意大利工人到现在终究还是马志尼主义者，而且只要国际在那里被认为是放弃政治的，他们将仍然是马志尼主义者。

　　但是，无论如何，意大利的现状是，在那里，巴枯宁派目前还是可以在国际里左右形势的。总委员会并不想抱怨这种情况，意大利人有权随心所欲地干蠢事，而总委员会将只用和平辩论的办法来反对他们。这些人也有权声明拥护汝拉人所说的代表大会，虽然无论如何总使人感到极为奇怪，那些刚刚加人而且一点情况也不可能了解的支部，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立即站到某一方面，尤其是在它们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前！我已经直率地对都灵人说明我对此事的看法，对于其他像这样发表过声明的支部，我也将这样做，因为任何这种附和通告〔336〕要求的声明，都是间接赞同通告中所包含的对总委员会的毫无根据的指责和诽谤，而总委员会也即将就这个问题发出自己的通告⁽⁴⁾。如果您在通告发出之前能够阻止米兰人发表类似的声明，那一么您就完全实现了我们的愿望。

　　最可笑的是，正是那些声明拥护汝拉人并从而谴责我们搞权威主义的都灵人，现在突然要求总委员会用一种它从来没有采取过的权威的方式去对付他们的对手都灵工人联合会³⁴⁸，开除那个根本不属于国际的《多事人报》的贝盖利，等等。而这一切都是要我们在听取工人联合会对这件事的意见以前就做！

　　星期一⁽⁵⁾我给您寄去了一份载有汝拉通告的《社会革命报》、一期日内瓦出版的《平等报》（可惜，载有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所作的答复⁽⁶⁾的那一期，我再也没有了，该委员会所代表的工人比汝拉人所代表的要多20倍）以及一期《人民国家报》，您从这期《人民国家报》中可以看出，在德国人们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来自60个地方的120个代表——已一致声明拥护总委员会。³⁴⁹比利时代表大会（12月25—26日）要求修改章程，但是要求在例行的代表大会上（9月）进行修改。³⁵⁰我们每天都从法国收到拥护我们的声明。在英国这里，所有这些阴谋自然都得不到任何支持。总委员会决不会为了讨好几个阴谋家和妄自尊大的人而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只要这些先生们还不越出合法的范围，总委员会是乐意给他们行动自由的，这个由各式各样的人物结成的联盟很快就会自行瓦解；但是，只要他们做出什么违反章程或代表大会决议的事情，总委员会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如果想一想，这些人是在什么时候——正好是在国际到处都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的时候——开始他们的阴谋的话，那就不能不想到，国际密探先生们在这件事情上是插了一手的。事实正是这样。在贝济耶，日内瓦的巴枯宁分子让警务总长⁽⁷⁾做了他们的通讯员！巴枯宁派的两个主要人物——里昂的阿尔伯·里沙尔和勃朗⁽⁸⁾曾经到过这里，并且向他们所要争取的一个里昂工人绍耳说，推翻梯也尔的唯一方法就是重新把波拿巴扶上王位，所以，他们是拿着波拿巴的钱周游各地，向流亡者进行拥护波拿巴复辟的宣传！这些先生们所谓的放弃政治就是如此！在柏林，俾斯麦资助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唱着完全同样的调子。俄国警察插手这件事情有多深，我暂且不去讨论，但是巴枯宁是彻头彻尾地卷进涅恰耶夫事件中去了。（他固然否认这一点，但是我们这里有原版的俄文报道，而马克思和我都懂俄文，所以他是无法骗过我们的。）³⁵¹涅恰耶夫要么是俄国奸细，要么是进行过这样的活动；此外在巴枯宁的那些俄国朋友中还有各种形迹可疑的人物。

　　您丢掉了自己的职位，我感到很遗憾，我曾经特意给您写过信，要您避免能导致这种后果的所有活动，您住在米兰，这对国际说来要比公开活动所能取得的一点点效果重要得多，在秘密状态下也能做许多事，等等。如果我在翻译等方面能对您有所帮助的话，我将非常高兴地去做。不过您得告诉我，您能从哪种文字译成哪种文字，我怎样才能对您有所帮助。

　　既然警察狗仔把我的照片也扣下了，我现在随信另给您寄上一张，并请给我寄来两张您的照片，其中一张用来促使马克思小姐给您一张她父亲的照片（只有她还有几张好的）。

　　我还要提醒您当心和巴枯宁有联系的一切人物。紧紧地纠集在一起和进行阴谋活动是一切宗派的特点——您提供的任何消息（您可以确信这一点）都会立刻传到巴枯宁那里去。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信守诺言一类的事情纯系资产阶级偏见，真正的革命者为了事业必须始终加以蔑视。在俄国，他是公开这样说的，在西欧，这是秘密的信条。

　　请您即刻给我写信。如果我们能够使米兰支部不参加意大利其他各支部的大合唱，那就太好了。敬礼和兄弟情谊。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恩格斯《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编者注
(2) 指伦敦。——编者注
(3) 现称阿格里真托。——编者注
(4)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5) 1872年1月22日。——编者注
(6)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编者注
(7) 阿·布斯凯。——编者注
(8) 加·勃朗。——编者注

注　　释

288 1868年9月21——25日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决议案、鼓吹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阶级平等和个人平等、废除国家和继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曾多次发言，在他的企图遭到和平和自由同盟大多数人拒绝后，便同他的追随者们退出了该同盟，另成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他的上述被否决的纲领草案成了这个同盟纲领的基础。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关于退出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声明，均发表在1868年12月1日亚·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第14—_15号。——376。
289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国际性无政府主义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各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加入国际之后，仍然在国际内部保持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在巴枯宁的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尤其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同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这个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的真面目。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378。
337 指1869年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扩大了总委员会的权利。第五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拒绝接受新支部的权利，第六项决议授予总委员会在下届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有暂时开除个别支部的权利。这些决议在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之后被纳入组织条例。决议遭到巴枯宁派的猛烈攻击。——378。
344 这是恩格斯对泰·库诺的几封来信的回复。库诺在1872年1月11日的信中说，他失去了自己担任的一家工厂的工程师职位，原因是这家工厂的老板要他退出国际工人协会，否则就不再雇用他。他还写道，警察警告过他，如果他不“修改”他的公开演说的内容，他将被驱逐出意大利。——376。
345 按照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年）的决定，国际工人协会的下一届代表大会应该在巴黎举行。但是在法国，波拿巴政府对国际各支部进行警察迫害，使总委员会不得不把开会地点改为德国的美因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6卷第486页）。普法战争的爆发使这次代表大会未能召开；在法国内战时期国际会员受到残酷迫害，特别是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这种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在这种条件下召开代表大会也是不可能的。鉴于这种情况，大多数国家的联合会都主张把代表大会推迟，并授权总委员会确定召开代表大会的日期。同时，由于同巴枯宁派和其他加紧进行分裂活动的宗派主义分子的斗争势在必行，加之还有其他的紧迫任务，因此有必要召开一次所有国家的国际代表会议。1871年7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根据恩格斯的建议，决定于9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在伦敦召开国际的秘密代表会议。参看注333。——379。
346 1871年法国人支部是由一部分法国流亡者于1871年9月在伦敦成立的。支部的领导人同在瑞士的巴枯宁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同他们勾结在一起，攻击国际的组织原则。1871年法国人支部章程发表在该支部的机关报《警觉报》上。这一章程在1871年10月14日总委员会的非常会议上被提交给总委员会，并交由总委员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在10月17日的会议上，马克思代表该委员会作了关于支部章程的报告，并提出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71——474页）。决议指出、支部章程的某些条文与共同章程相抵触，建议支部修改这些条文，以适应国际的章程。支部在10月31日的信中声明不同意总委员会的决议，并对总委员会进行攻击。这封信经总委员会指定的一个委员会研究后，于1871年11月7日被提交总委员会讨论。法国通讯书记奥·赛拉叶提出了马克思草拟的决议案，其中对支部的异议进行了驳斥并重申了10月17日的决议。这个决议案得到总委员会的一致批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99—504页）。此后法国人支部便分散成了几个小组。——379。
347 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872年4月4——11日在萨拉戈萨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分子和总委员会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代表大会否决了瑞士的巴枯宁派关于立即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的要求，然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下，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比利时联合会提出的关于修改共同章程以使地方支部享有更大的自治权的建议。代表大会否决了某些巴枯宁分子企图以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修改西班牙联合会章程的要求，但是，在选举联合会委员会的新成员时，巴枯宁分子得以使当选的委员基本上都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在弗·莫拉拒绝参加委员会和安·洛伦佐退出委员会以后，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就完全由巴枯宁分子所掌握了。——380。
348 都灵工人联合会于1871年9月底在都灵成立，处于马志尼分子的影响之下。1872年联合会发生分裂，反对马志尼的部分人退出了联合会，组成了“无产者解放社”，后来这个团体被接收为国际的一个支部。——381。
349 1872年1月6——_7日在开姆尼茨召开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近60个地方组织的120名代表、其中包括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代表大会讨论了工人政党对普选权的态度问题以及组织工会的问题，在秘密会议上还研究了对松维利耶通告以及对国际工人协会内部进行的反无政府主义者斗争的态度问题。与会代表一致支持总委员会，并赞同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李卜克内西于1872年1月1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区域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在代表们的秘密会议上，一致决定在反巴枯宁派的斗争中支持你们，并委托我把这个隋况告诉你们。”在1872年1月23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通报了代表大会的决定。——381。
350 1871年12月24——25日、国际工人协会比利时联合会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大会在讨论松维利耶通告时表示不支持汝拉联合会提出的立即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要求，但同时委托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拟定协会新章程草案，其目的在于剥夺总委员会的权利。关于代表大会的简短报道发表在1871年12月31日《国际报》第155号上，标题是《比利时工人代表大会》。——381。
351 1869年，谢·涅恰耶夫同巴枯宁建立了联系，开始在俄国许多城市建立秘密组织“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利用巴枯宁给他的“欧洲革命联盟”的代表资格证，企图冒充国际工人协会的代表。由于涅恰耶夫组织被破获，他所采取的敲诈、恐吓、欺骗等冒险手法被揭发。资产阶级报刊遂利用涅恰耶夫事件败坏国际的声誉。根据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决定，马克思拟写了国际工人协会与所谓的涅恰耶夫密谋无关的声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7卷第470页）。——382。

139
恩格斯致莫里斯·拉沙特尔³⁵²

圣塞瓦斯蒂安
　　[草稿]

[1873年2月下半月于伦敦]

公民：

　　我接受您的关于撰写卡尔·马克思传略的建议，这个传略同时也是1848年以前德国共产党和1852年以后社会党的简史。

　　从这个角度撰写的一个人的传记会变成一个无疑以马克思为其最高体现的党的历史，这也会引起法国民主派的极大兴趣。正是这种考虑促使我放下我的工作，致力于这一著作，要写好这样一部同它的主题相称的著作，需要花费时间，也需要进行研究。但是我只有等您在下一封信里把您的条件告诉我之后才能开始工作，而您的条件——显然由于疏忽——在您2月14日的信里并没有提到。

注　　释

352 这封信是恩格斯对1873年2月14日克·拉沙特尔来信的回复，由保·拉法格起草。拉沙特尔在来信中建议恩格斯撰写一份马克思的传略，他打算把传略收入由他的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384。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³⁵³

曼彻斯特

1873年5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

　　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物体是离不开运动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处于运动之外，处于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之外的物体，是谈不上的。物体只有在运动之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因此，自然科学只有在物体的相互关系之中，在物体的运动之中观察物体，才能认识物体。对运动的各种形式的认识，就是对物体的认识。所以，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内容。⁽¹⁾

　　1.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位置移动（是在时间之中的——为了使老黑格尔高兴）——机械运动。

　　（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相对地说，可以把下落看做这样的运动。向着许多物体所共有的一个中心点运动。但是，只要单个物体不是向着中心而是向着另外的一个方向运动，那么，虽然它还是受落体运动定律的支配，但是这些定律已经变化成为⁽²⁾

　　（b）抛物线运动定律并直接导致几个物体的相互运动——行星等等的运动，天文学，平衡——在运动本身中的暂时的或表面上的平衡。但是，这种运动的真正结果最终总是运动着的诸物体的接触，一些物体落到另一些物体上面。

　　（c）接触的力学——相互接触的物体。普通力学，杠杆、斜面等等。但是接触的作用并不就此穷尽。接触直接表现为两种形式：摩擦和碰撞。二者都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一定的强度和一定的条件下产生新的、不再仅仅是力学的作用，即产生热、光、电、磁。

　　2.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研究这些运动形式的科学，它逐一研究了每种运动形式之后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运动形式互相转化；并且最后发现，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一定的强度（因不同的运动着的物体而异）下就产生超出物理学范围的作用，即物体内部构造的变化——化学作用。

　　3.化学。过去，对于研究上述运动形式来说，无论研究的是有生命的物体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没有多大关系。无生命的物体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甚至是最纯粹的。与此相反，化学只有在那些从生命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身上才能认识最重要的物体的化学性质；人工制造这些物质越来越成为化学的主要任务。它构成了向关于有机体的科学的过渡，但是，这种辩证的过渡只是在化学已经完成或者接近于完成实际的过渡的时候才能实现。⁽³⁾

　　4.有机体——在这里，我暂时不谈任何辩证法。⁽⁴⁾

　　由于你那里是自然科学的中心，所以你最有条件判断这里面哪些东西是正确的。

你的 　弗·恩·

　　如果你们认为这些东西还有点意义，请不要对别人谈起，以免被某个卑鄙的英国人剽窃，加工这些东西总还需要很多时间。

【图】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的第一页

脚　　注

(1) 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很好，这也是我个人的意见。卡·肖·”——编者注
(2) 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完全正确！”——编者注
(3) 卡·肖菜马在页边上写着：“这是最根本的！”——编者注
(4) 卡·肖莱马在页边上写着：“我也不谈。卡·肖·”——编者注

注　　释

353 恩格斯在这封信里谈了他从1873年开始撰写的著作《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的构思。这封信寄往曼彻斯特，因为当时马克思正在那里。恩格斯还请马克思把这封信转交给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看过。信稿上保留有肖莱马作的边注。——385。

141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73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多佛尔街25号

　　亲爱的弗雷德：

　　……我在这里向穆尔讲了一件我私下为之忙了好久的事。然而，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至少暂时无法解决，因为涉及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而且大部分还有待于发现。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些统计表，在表上，价格、贴现率等等在一年内的变动等情况是以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来表示的。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整理的材料，这是可能的）。如上所说，穆尔认为这个问题暂时不能解决，我也就决定暂且把它搁下……3

142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胡贝图斯堡

1873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至于党对拉萨尔主义的态度，您自然能够比我们更好地判断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特别是在个别场合下。但是，也应当考虑到下述情况。当人们像您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和全德工人联合会¹⁸²竞争的地位时，就容易过于顾忌对手，并且习惯于在一切事情上都首先想到对手。但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工党二者合起来，在德国工人阶级中也只占无足轻重的少数。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手那里把个别人物和一批批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我们自己从荒地上争取到的每一个新生力量，要比十个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倾向的病菌带到党内来的拉萨尔派倒戈分子更为宝贵。如果能够只是把群众争取过来，而不要他们的地方首领，那也不错。然而总还得附带接受一大批这样的首领，这些人即使没有被自己过去的观点所束缚，也被自己过去公开发表的言论所束缚，他们首先想证明：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原则，倒是社会民主工党在宣扬真正的拉萨尔主义。这就是爱森纳赫³⁵⁴的不幸，这在当时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人无疑是危害了党，而且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他们参加，党在今天是否起码就不会同样强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如果让这些人的势力得到加强，那将是一个不幸。

　　不要让“团结”的叫喊把自己弄糊涂了。那些口头上喊这个口号喊得最多的人，恰好是煽动不和的罪魁；现在瑞士汝拉的巴枯宁派正是如此：他们是一切分裂的制造者，可是叫喊团结叫喊得最响。这些团结狂，或者是一些目光短浅的人，想把一切都搅在一锅稀里糊涂的粥里，但是这锅粥只要沉淀一下，其中的各种成分正因为是在一个锅里，就会以更加尖锐的对立形式再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在德国，最好的例子是那些宣扬工人和小资产者调和的先生们）；或者就是一些无意（如米尔柏格）或有意伪造运动的人。正因为如此，最大的宗派主义者、争论成性者和恶徒，在一定的时机会比一切人都更响亮地叫喊团结。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些大嚷团结的人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和捣的鬼，比任何人都多。

　　自然，任何党的领导都希望看到成功，这也是很好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事情而牺牲一时的成功。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政党，它的最后的成功是绝对不成问题的，它在我们这一生中并且在我们眼前已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所以它决不是始终无条件地需要一时的成功。以国际为例。它在巴黎公社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吓得要死的资产者认为它是个万能的东西。国际本身的大批成员以为，这样的情形会永远继续下去。我们深知，气泡是一定要破灭的。什么乌七八糟的人都钻到国际里来了。它里面的宗派主义者猖狂起来，滥用国际，希望会容许他们去干极端愚蠢而卑鄙的事情。我们没有容忍这种情况。我们很清楚，气泡总有一天是要破灭的，我们所关心的不是使灾祸推迟到来，而是设法使国际纯净清白地从灾祸中脱身出来。气泡在海牙破灭了³⁵⁵，您知道，大会的多数代表都怀着沉重的失望心情回家去了。而几乎所有这些误以为可以在国际中找到博爱和调和的理想的失望者，在自己家里进行了比在海牙激烈得多的争吵！现在，好争吵的宗派主义者竞宣扬起调和来了，而且还诬蔑我们好争吵，说我们是独裁者！如果我们在海牙采取调和的态度，如果我们掩饰分裂的爆发，那么，结果将会怎样呢？宗派主义者，特别是巴桔宁派，就会有一年之久的时间以国际的名义干出许多更加愚蠢而无耻的事情；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就会厌恶地背过身去；气泡就不会破灭，它将由于被针刺破而慢慢地瘪下去，而势必带来危机的下一次代表大会，则会变成无耻之徒的丑剧，因为原则早已在海牙牺牲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确实就会灭亡，会因“团结”而灭亡！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光荣地摆脱了腐败分子（出席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议的公社委员们说，从来没有一次公社会议像这一次对欧洲无产阶级叛徒所进行的审判会那样给他们以如此强烈的印象）；我们让他们在10个月中尽一切力量撒谎，诽谤，搞阴谋，而结果怎样呢？他们，即所谓的国际大多数的代表现在自己声明说，他们不敢出席下一次的代表大会（详见和这封信同时送交《人民国家报》的那篇文章⁽¹⁾）。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采取行动的话，大体说来，我们还会这样做；当然，策略上的错误总是可能犯的。

　　无论如何，我相信，拉萨尔派中的优秀分子会逐渐地自己来投靠你们，所以，在果实成熟以前，就像团结派所希望的那样把它摘下来，那是不明智的。

　　顺便提一句，老黑格尔早就说过：一个党如果分裂了并且经得起这种分裂，这就证明自己是胜利的党。⁽²⁾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仅仅这一点就说明了，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实际上到处都是在各种不同的党派中实现的，这些党派彼此进行着生死的斗争，就像在罗马帝国里处于残酷迫害下的各基督教派一样。

　　您也不应当忘记，比如《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比《人民国家报》的订户多，原因在于每个宗派都必然是狂热的，而由于这种狂热心理——特别是在宗派还新鲜的地方（例如全德工人联合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它获得的一时的成功要比没有任何宗派怪癖而只代表真正运动的政党所能获得的大得多。然而狂热心理是不能持久的……

脚　　注

(1) 恩格斯《在国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2)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启蒙的真理性》一节。——编者注

注　　释

182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及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所奉行的机会主义策略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合并后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390。
354 1869年8月7——9日在德国爱森纳赫举行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或爱森纳赫党。该党的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会址设在不伦瑞克，通称不伦瑞克委员会。另有十一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检查，会址设在维也纳。该党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这次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391。
355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392。

143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3年7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关于马克思病情的所有消息都是从糊涂虫巴里那里来的，他把有关此事的消息在报纸上发表了³⁵⁶，等他露面的时候，将给他以应有的斥责。

　　事情本身是这样的：马克思若干年来就时常失眠，而且越来越严重，他为这种病作了各种各样的荒唐的解释，比如他说这是久治未愈的喉性咳嗽造成的；但是，在咳嗽痊愈以后，失眠还是照旧。《资本论》法译本³⁵⁷给他带来的繁重工作（可以说，他必须重新翻译），出版者⁽¹⁾的催促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不愉快的事情，使病情恶化，但是他不愿停止过于繁重的工作，最后他开始感到头顶受到剧烈的压迫，失眠更加严重，甚至服用很大剂量的三氯乙醛也不起作用了。这种情况我是熟悉的，因为鲁普斯⁽²⁾有过这种经历，他一开始也是工作累病的；医生对他没有在意，后来又误诊为脑膜炎，我当时就对马克思说他的情况和鲁普斯一样，应当停止工作。起初他想用一些蹩脚的玩笑支吾过去，但是他自己很快发觉，他越是勉强工作，工作能力就越弱；因此我劝他到曼彻斯特去请教龚佩尔特。⁽³⁾那时龚佩尔特正好在策勒他表兄弟瓦克斯上尉那里，这样，在他到来之前，马克思就有可能在曼彻斯特休息大约12天。我写信把我的看法告诉了龚佩尔特，而且对他说，马克思通常很快就能恢复健康。龚佩尔特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并给马克思作了严格的规定：工作时间上午不能超过两小时，晚上也不能超过两小时，必须进早餐，早餐后必须运动，饮用苏打水冲淡的葡萄酒，多活动，保持大便通畅（这种处方我从来没有见过），在持续失眠时服用很大剂量的三氯乙醛，等等。马克思从曼彻斯特回来时隋况大为好转，虽然不能指望他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但是，现在甚至在不舒服的日子里，他也比从前好得多了。我想让他马上把旧的工作习惯改变一段时间，其实这也是龚佩尔特给他规定的根本治疗措施，只要他能休息两三个星期，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很快就能变得壮实一些。不管怎样，他现在不服三氯乙醛每晚可睡四五个小时，午饭后睡一至一个半小时，这已经比他几乎整整一年来通常的睡眠时间多了。例如，在海牙他几乎根本不能入睡。此外，这一次他知道，情况是严重的，他简直是在过分严格地执行规定；由于病J隋的任何恶化都能立即发现，所以我总是能够及时地劝他休息和养病。

　　至于其他方面，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可以。燕妮⁽⁴⁾很快就要分娩了（但是绝对不要让她知道这件事是我写信告诉你的）。拉法格和我已经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写完了关于巴枯宁和同盟的文章，一经委员会同意，就可刊印，³⁵⁸这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拉法格和杜邦开办了一个铜管乐器厂，以便利用杜邦得到的专利权；赛拉叶是他们的销售员；若昂纳尔去了利物浦，维沙尔打算经商，莫特斯赫德仍像以前那样喝酒。黑尔斯和荣克想在这里制造分裂的企图完全失败了，埃卡留斯在议会还没有解散的时候就已销声匿迹。其他的消息我寄给了《人民国家报》，你在最近的一号上可以看到⁽⁵⁾。

　　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莫·拉沙特尔。——编者注
(2) 威·沃尔弗。——编者注
(3) 马克思1873年5月抵达曼彻斯特，大约6月3日离开。——编者注
(4) 燕·龙格。——编者注
(5) 恩格斯《在国际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注　　释

356 1873年6月28日的《法兰克福报》刊载了一条马克思病重的消息，路·库格曼看后，立即于1873年6月29日写信告诉了恩格斯，并请恩格斯详细地介绍一下马克思的近况。——394。
357 《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于1872年9月17日至1875年11月期间出版，其翻译工作是由约·鲁瓦在1872年2月至1873年底期间完成的。马克思对译文的质量很不满意，认为还需要对原文加以修改以适合法国读者阅读。——394。
358 为了调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海牙代表大会在1872年9月5日的会议上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于1872年8月底以前搜集到的有关巴枯宁分子在国际中进行破坏活动的大量材料全部交给了这个调查委员会。但是该委员会未能对这些材料进行审阅，也未对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一秘密同盟作为独立的国际组织存在于国际内部的事实作出明确的结论。鉴于这种情况，马克思认为，必须撰写一本专门著作，揭露秘密同盟的存在和活动方式。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所有有关同盟的文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第175页）。文件被交给了代表大会所指定的记录和决议出版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委员会。1873年4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执行代表大会的决定，着手撰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这部著作的结语部分是马克思写的，补充搜集文件材料并加以比较和分析的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和拉法格完成的。这部著作以大量的实际材料证实了秘密同盟的存在，揭露了它在国际内部的破坏活动，以及无政府主义宗派分子给工人运动带来的危害。——396。

14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73年9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因此就放弃纽约的中心点而让培列之流的白痴或克吕泽烈之流的冒险家篡夺领导权并败坏整个事业。事变的发生以及形势的不可避免的发展和复杂化将会自然而然地促使国际在更完善的形式下复活。在目前，只要同各个国家中最能干的人物不完全失去联系就够了，另外，根本不要去考虑地方性的日内瓦决议³⁵⁹，干脆不要去理会它。那里作出的唯一的好决议——推迟两年召开代表大会，对这种活动方式是有利的。此外，这也会使目前大陆各国政府在即将进行的反动的十字军征讨中利用国际的幽灵这种打算落空，确切地说，资产者会以为这个幽灵在各地已经被顺利地埋葬了……+

注　　释

359 指1873年9月8——1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此次代表大会并不具有国际性质、出席代表大会的主要是瑞士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在约·菲·贝克尔的领导下进行，会上听取了总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来自地方的一些报告。大会审查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尽管有些瑞士代表（昂·培列等人）提出异议，但仍然确认了海牙代表大会赋予总委员会的那些职能。大会强调指出了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并通过了采取进一步措施成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决议。大会决定，在下届代表大会（规定在1875年举行）召开之前，总委员会的所在地仍为纽约。这次代表大会是国际工人协会召开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397。

14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74年9月12[—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你退出以后³⁶⁰，旧国际算是完全终结了。这也是件好事。它是属于第二帝国时期的东西，当时笼罩着整个欧洲的压迫，要求刚刚复苏的工人运动实现统一和抛开一切内部争论。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共同的世界性的利益能够提到首要地位了。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刚刚加入了运动，或者正在加入运动。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蒲鲁东主义很弱，还不能夸耀它的那一套特别的幻想，巴枯宁的那一套新的荒谬货色甚至在他自己的头脑里都还不存在，连英国工联的领袖们也认为可以按照章程⁽¹⁾的导言中所规定的纲领加入运动。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必然打破各个派别的这种幼稚的联合。这个成就就是巴黎公社，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要国际在一定程度上对公社负责是完全合理的。当国际由于公社而在欧洲成为一种道义上的力量时，争吵马上就开始了。各个派别都想利用这个成就。不可避免的瓦解开始了。由于看到唯一真正打算按照广泛的旧纲领继续工作的人们——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日益增长而产生的忌妒心，驱使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投入了巴枯宁主义冒险家的怀抱。海牙代表大会³⁵⁵实际上是一个终结，而且对于两派来说都是如此。当时还能够以国际的名义做出点事情的唯一的国家就是美国，因而出于健全的本能就把最高领导机关搬到那里去了。可是现在，国际在美国也没有威望了。任何想注入新生命的进一步的努力，都会是愚蠢而徒劳的。10年来，国际支配了欧洲历史的一个方面，即蕴藏着未来的一个方面，它能够自豪地回顾自己的工作。可是，它的旧形式已经过时了。要创立一个像旧国际那样的新国际，即世界各国各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盟，需要有对工人运动的普遍镇压，即像1849—1864年那样的情形。可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世界太大、太广了，要达到这一点已不可能了。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

脚　　注

(1) 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注　　释

355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399。
360 弗·阿·左尔格于1874年8月12日辞去国际总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并退出总委员会。他在1874年8月14日把此事告知恩格斯。他正式退出是在1874年9月25日。——398。

146
恩格斯致马克思

汉堡

1874年9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正埋头研究关于本质的理论。从泽西岛回来后，我在这里找到了丁铎尔和赫胥黎在贝尔法斯特的演说³⁶¹，其中再次暴露出这些人在自在之物面前完全陷入困境，因而渴求一种解救的哲学。这促使我在排除了头一个星期的各种干扰之后，重新投入辩证法的研究。虽然大《逻辑》⁽¹⁾在真正辩证法的意义上更加深刻地触及事物的本质，但自然科学家有限的智力却只能利用它的个别地方。相反，《全书》⁽²⁾中的论述似乎是为这些人写的，例证大都取自他们的研究领域并极有说服力，此外由于论述比较通俗，因而唯心主义较少。我不能也不想使这些先生们免遭研究黑格尔本身的惩罚，可以说这里是真正的宝藏，况且老头子给他们提出了现在也还很伤脑筋的难题。不过，丁铎尔的开幕词是迄今为止在英国的这类会议上所发表的最大胆的演说，它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并引起了恐惧。显然，海克尔的远为坚决的姿态使他坐立不安。我这里有一份一字不差地登在《自然界》：；。上的演说全文，你可以读一读。他对伊壁鸠鲁的推崇会使你发笑。可以肯定的是，就回到真正思考问题的自然观而论，在英国这里要比在德国认真得多，在这里人们不是到叔本华和哈特曼那里去，而至少是到伊壁鸠鲁、笛卡儿、休谟和康德那里去寻求出路。对他们来说，18世纪的法国人当然依旧是禁忌……

脚　　注

(1) 黑格尔《逻辑学》。——编者注
(2)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编者注

注　　释

361 指约·丁铎尔1874年8月19日在贝尔法斯特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四十四届年会上的开幕词（载于1874年8月20日《自然界》杂志第251期），以及托·亨·赫胥黎在8月24日协会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动物是自动机的假说及其历史》（载于1874年9月3日《自然界》杂志第253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谈到丁铎尔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62页）。——400。

147
马克思致玛蒂尔达·贝瑟姆—爱德华兹

伦敦

1875年7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月牙街41号

先生：

　　在您写的《国际工人协会》³⁶²一文中，有事实错误，对其中一些错误，我想提醒您注意。不过，在此之前，请允许我对您的下述论断表示惊讶：

　　“我们相信，这一著作《资本论》）的节译本马上就要出版。”

　　我保留有翻译权，而且在德国和英国之间有版权协定。因此，我当然要阻止任何这类未经我事先准许的删节本的发行。删节会给译者（fraduttore）变为背叛者（fraditore）提供特别方便的条件。甚至校订在巴黎分册出版的未经删节的法译本³⁵⁷，也比我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

　　我估计您认识译者，并且我很希望避免一场诉讼的麻烦，所以不揣冒昧，将此事写信告诉您。

　　至于您文章中存在的事实错误，我只谈几点。

　　您写道：

　　“《资本论》是在蒲鲁东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错误’的论著发表后不久问世的，马克思在标题为《哲学的贫困》的篇幅不大的一章中答复了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章”，等等。

　　针对蒲鲁东的大部头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我是用法文写了一本小册子《哲学的贫困》来回答的。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847年，而《资本论》则是在20年之后即1867年才出版。我推测，您是被弗里布尔的一本最不可信的关于“国际”的著作⁽¹⁾误导了。

　　您在全文引用国际的章程导言和成立宣言的一些段落时，不知道实际上是在援引我写的著作，而您在转引一篇没有署名和没有日期的演说中的一些论断时，却说这些论断“一定是出自马克思博士本人的手笔”。可惜并非如此。我在《弗雷泽杂志》上读到这篇演说以前，从未见过它。它显然是我的一个拥护者写的，但是，它同时包含着一些不明确的用语，我不愿意别人把这些用语说成是我写的。

　　马志尼和布朗基同国际总委员会从来没有过任何“通信”。国际建立时，有一些追随马志尼的意大利工人以及马志尼的一个代理人沃尔弗少校（在巴黎公社时期发现的文件证明他曾经是一个领取波拿巴警察局长的定期津贴的警探）成了总委员会的成员。沃尔弗提出了众所周知的由马志尼写的成立宣言和章程。因为两个文件都被拒绝，而我所草拟的被接受，所以不久之后，马志尼就唆使他的追随者退出了总委员会，此后，马志尼一直到死都是国际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奥尔西尼（那位意大利爱国者⁽²⁾的兄弟）从未出席过总委员会的会议，他从未在那里作过关于什么问题的任何报告——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他只是就他在美国的活动和我有过私人通信。

　　波特尔从来就不是“国际”的会员，黑尔斯没有出席过巴塞尔代表大会〔283〕，等等。

　　先生，我荣幸地向您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卡尔·马克思

脚　　注

(1) 厄·爱·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巴黎版。——编者注
(2) 费·奥尔西尼。——编者注

注　　释

357 《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于1872年9月17日至1875年11月期间出版，其翻译工作是由约·鲁瓦在1872年2月至1873年底期间完成的。马克思对译文的质量很不满意，认为还需要对原文加以修改以适合法国读者阅读。——402。
362 玛·贝瑟姆——爱德华兹《国际工人协会）卜文刊登在1875年7__9月《弗雷泽杂志》第67—69期上、没有署名。马克思当时大概不知道作者是位女士。——402。

14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您的来信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种合并³⁶³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是太轻率了，而且它本身就包含着将来分裂的萌芽。如果这种分裂能推迟到下届帝国国会选举³⁶⁴以后，那就很好了……

　　现在的这个纲领³⁶⁵包括三个部分：

　　（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接受这些东西是我们党的一种耻辱。如果两派想就共同的纲领达成一致，那就应当把双方一致同意的东西写入纲领，而不涉及双方不一致的地方。诚然，拉萨尔的国家帮助也曾列入爱森纳赫纲领³⁶⁶，但是，在那里它不过是许多过渡措施中的一个，而且就我所听到的一切来看，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要不是合并，它就会在今年的代表大会上根据白拉克的提案³⁶⁷被删掉了。现在它却被看做医治一切社会病症的万无一失的和唯一的良药。让别人把“铁的工资规律”和拉萨尔的其他词句强加在自己头上，这是我们党在道义上的一次巨大失败。我们的党改信拉萨尔的信条了。这是怎么也否认不了的。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卡夫丁轭形门³⁶⁸，我们党就从这下面爬向神圣拉萨尔的赫赫声名；

　　（2）民主要求，这些要求完全是按照人民党³⁰⁵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

　　（3）向“现代国家”提出的要求（不知道其余的“要求”究竟应当向谁提），这些要求是非常混乱和不合逻辑的；

　　（4）一般性的论点，多半是从《共产主义宣言》⁽¹⁾和国际的章程⁽²⁾中抄来的，但是修改得不是把内容全部弄错，就是变成了纯粹的谬论，正如马克思在您熟知的那篇文章⁽³⁾中所详细指出的那样。

　　整个纲领都是杂乱无章、混乱不堪、毫无联系、不合逻辑和丢人现眼的。要是资产阶级新闻出版界有一个有批判头脑的人，他就会把这个纲领逐句加以研究，弄清每句话的真实含义，极其明确地指出荒诞无稽的地方，揭露出矛盾和经济学上的错误（例如，其中说劳动资料今天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似乎地主已经不存在了，不说工人阶级的解放，而胡说“劳动的解放”，其实劳动本身在今天恰好是过分自由了！），从而把我们的整个党弄得非常可笑。资产阶级新闻出版界的蠢驴们没有这样做，反而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纲领，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并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工人们似乎也是这样做的。仅仅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和我才没有公开声明这个纲领同我们毫无关系。当我们的敌人和工人都把我们的见解掺到这个纲领中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

　　如果您对人事问题上的结果感到满意，那就是说，我们这方面的要求一定已降得相当低了。两个是我们的人，三个是拉萨尔分子！³⁶⁹因此，在这里，我们的人也不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同盟者，而是战败者，并且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要处于少数地位。委员会的活动，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也不是令人欣慰的：（1）通过决议，不把白拉克的和伯·贝克尔的关于拉萨尔主义的两本著作收进党的文献目录；至于这个决议又被撤销了，这与委员会无关，也与李卜克内西无关；³⁷⁰（2）禁止瓦尔泰希接受宗内曼向他提出的担任《法兰克福报》通讯员的建议。这是宗内曼亲自告诉路过那里的马克思的⁽⁴⁾。使我感到惊奇的，与其说是委员会的妄自尊大和瓦尔泰希对委员会不是嗤之以鼻而是唯命是从，不如说是这项决议的极端愚蠢。委员会倒是应该设法使得像《法兰克福报》那样的报纸在各地都只由我们的人为它服务。

　　……这整个事件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试验，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有希望取得极其有利的结果，在这一点上，您是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合并只要能维持两年，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但是，它无疑是可以用小得多的代价取得的。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1875年8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注　　释

30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405。
363 1875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实现了合并，合并后的党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谈到的委员会，是指由三名拉萨尔派代表人物和两名爱森纳赫派代表人物组成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参看注369）。——404。
364 指1877年1月1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有1 2人当选议员，他们获得将近50万张选票。——404。
365 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召开了合并预备会议，并拟定了合并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马克思在《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以及附信，即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均表示赞同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党，但同时警告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同拉萨尔派的思想进行妥协。他们批判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观点，可是，该纲领草案只是略加修改，便在1875年5月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了。——404。
366 1869年8月7——9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爱森纳赫纲领的最后一条为：。三、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把下列各点作为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10、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404。
367 威·白拉克1873年在他的著作《拉萨尔的建议。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中批判了爱森纳赫纲领关于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援的条文，要求“用明确的社会主义的、适合阶级运动的条文来代替纲领中的有关条文”。——404。
368 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今蒙泰萨尔基奥）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罗马军队必须在由长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的最大羞辱。“通过卡夫丁轭形门”（“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即由此而来。——405。
369 根据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决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关是：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威·哈森克莱维尔和格·哈特曼任主席，伊·奥尔和卡·德罗西任书记，威·盖布任财务委员。这样，在执行委员会里有三名拉萨尔派代表人物（哈森克莱维尔、哈特曼和德罗西）以及两名爱森纳赫派代表人物（奥尔和盖布）。执行委员会的驻地选在汉堡。——406。
370 威·白拉克在1875年6月28日一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以拉萨尔派三票对爱森纳赫派两票通过决议，从刊登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党的文献目录中删去两本反拉萨尔主义的著作：威·白拉克《拉萨尔的建议》（1873年不伦瑞克版）和伯·贝克尔《斐迪南·拉萨尔工人鼓动的历史》（1874年不伦瑞克版）。这两本书均由威·白拉克出版社出版。在白拉克的坚决要求下，党的执行委员会的这项决议被撤销。——406。

14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5年10月15日[于伦敦]

　　……⁽¹⁾不过我认为，印刷所³⁷¹的法律地位必定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得到有关这方面的解释，并请一并说明：究竟有什么保证，可以做到一旦发生分裂时整个印刷所不致被执行委员会中的拉萨尔多数派所攫取。

　　我从搬迁这件事上间接得知，购置自己的厂房的计划已被放弃或者成为多余的了。这当然很好，因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穷党来说，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把钱投入不动产。第一，把钱作为经营资金可以使用得更好一些，第二，在德国，当有关政治问题的法规极不稳定时，根本无法预料，一旦出现严重的反动局面，不动产将会遇到什么情况。

　　我们在葡萄牙又有了报纸——《抗议报》。在那里尽管政府和资产阶级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但运动仍在向前推进。

　　在第104号上给马克思那本“反蒲鲁东”的书中的一句话——“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在谴责同盟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加了一个不可理解的注释，说这是指“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对此非常不满。³⁷²第一，当时除蒲鲁东本人外根本不存在蒲鲁东一类的社会主义者。第二，马克思的论断适用于所有那时已经出现的以罗伯特·欧文为首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两人是例外，我们当时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只要他们谈论同盟！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欧文主义者和卡贝这样的法国人。因为在法国没有结成同盟的权利，所以在那里这个问题也就很少涉及。但是，因为在马克思以前只有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或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由这种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所以很明显，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每一个人都说自己拥有某种万应灵药，而每一个人又都完全站在真正的工人运动之外，他们把任何形式的真正的运动，从而把同盟和罢工，都看成一种歧途，认为它会引导群众离开唯一可以得救的真正信仰的道路。您可以看出，这个注释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绝顶荒谬的。但是，对我们的人，至少是其中某些人来说，似乎不可能在他们的文章里只限于写自己真正了解的东西。Kz⁽²⁾、辛马霍斯⁽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人所写的以社会主义理论为内容的长得像绦虫一样的文章就是证明，这些人在经济学上的错误、各种荒谬观点以及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一无所知，都是彻底摧毁到现在为止德国运动在理论方面的优势的有效手段。马克思几乎要为这个注释发表一篇声明。

　　但是牢骚发够了。但愿对这种缺乏考虑的轻率的合并所寄予的种种希望和期待能够实现—但愿能够使拉萨尔派的群众抛弃对拉萨尔的迷信而理智地看待他们的实际的阶级地位；但愿那像二乘二等于四一样肯定不可避免的分裂能够在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发生。但是要求我也相信这一切，这似乎太过分了。

　　如果不算德国和奥地利的话，我们应当最密切注意的国家仍然是俄国。那里也像我们这里一样，政府是运动的主要同盟者，但它是比我们的俾斯麦们、施梯伯们、泰森多夫们要好得多的同盟者。现在可以说占统治地位的俄国宫廷党，企图把1861年及以后数年的“新纪元”³⁷³时期所作的一切让步重新推翻，而且是使用地道的俄国手段。例如，现在又只许“上等阶层的子弟”上大学，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就使其他一切人在中学毕业考试时不及格。仅仅在1873年这一年遭到这种命运的青年人就不下24000人，这些青年人一生的前途就因此被葬送了，因为他们连当小学教员也被绝对禁止！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虚无主义”在俄国的蔓延感到惊讶。要是瓦尔斯特（他是懂俄文的）愿意把在柏林由贝尔出版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一些小册子⁽⁴⁾加一加工，或者找一个波兰文较好的人读读伦贝格的报纸（例如《波兰报》或《人民日报》），并且作一些有关的摘录，那么，《人民国家报》就可以在俄国问题上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报纸。看来下一场舞蹈很可能是在俄国开演。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德意志普鲁士帝国和俄国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战争期间（而这是很可能的），那它对德国的反作用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向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衷心问候李卜克内西。

脚　　注

(1) 原信开头部分缺损。——编者注
(2) 1875年《人民国家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作者署名。——编者注
(3) 卡·考茨基的笔名。——编者注
(4) 大概是指1875年在柏林出版的亚·柯舍列夫的小册子《我们的状况》和《论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编者注

注　　释

371 指1872年爱森纳赫派建立的莱比锡印刷所。在1875年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以后，拉萨尔派占多数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对印刷所行使了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4卷第118、149页。——407。
372 1875年9月8日、10日和15日的《人民国家报》第103、104和106号从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维也纳《平等报》转载了《卡尔·马克思论罢工和工人同盟》一文。这篇发表时没有署名的文章、实际上是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最后一节（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的德译文加上文章作者的前言和结束语。1885年《哲学的贫困》再版时，恩格斯在书中相应的地方加了注：“指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是傅立叶主义者，在英国是欧文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52页）——408。
373 恩格斯在这里把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开始的改革时期比做普鲁士1858——1862年的所谓“新纪元”时期。沙皇政府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失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861年废除农奴制、实行地方政府的改革，1864年起实施新的法院规章制度，以及财政体制改革等等。这一系列改革使俄国在转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马克思曾就这个问题写了《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一文。关于普鲁士的“新纪元”见注180。——409。

150
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伦敦

1875年11月12—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甫罗夫先生：

　　从德国旅行回来以后，我终于能够来谈一谈您的那篇文章⁽¹⁾了，我刚刚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它。以下是我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意见是用德文写的，这样可以叙述得简洁些。³⁷⁴

　　（1）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接受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界怎样给动物界提供氧和食物，反过来动物界怎样给植物界提供碳酸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两者也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物体一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对自己作出了判决，这一说法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

　　（2）在您所列举的三个“坚定的达尔文主义者”中，看来只有赫尔瓦尔德值得一提。泽德利茨顶多只能说是一个小有才气的人物，而罗伯特·比尔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三次》目前正在《海陆漫游》杂志上发表。那里也正是他夸夸其谈的好地方。

　　（3）我要把您的那种攻击法叫做心理攻击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我并不否认，但是我宁愿选择另一种方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对于俄国（您对自己在那里的读者了解得比我清楚），对于依靠“感情上的联系”，依靠道义感的宣传性刊物，您的方法可能是比较好的。对于德国，由于虚伪的温情主义已经并且还在继续造成闻所未闻的危害，这种方法并不合适，它会被误解，会被歪曲为温情主义的。我们更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在最近期间），而且首先要抛弃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后残余，恢复物质事实的历史权利。因此，我向这些资产阶级达尔文主义者进攻时（也许在适当时候这样做），大概会采取下述方式：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¹⁴⁶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⁷³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像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合理的，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已经证明了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做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么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

　　（4）人类社会和动物界的本质区别在于，动物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仅仅由于这个唯一的然而是基本的区别，就不可能把动物界的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由于这种区别，就有可能，如您所正确指出的，使

　　“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²⁾

　　在不否定您由此得出的进一步结论的情况下，我从我自己的前提出发将进一步作出下面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一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如果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视为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科学家称心如意的。

　　（5）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想用相应的另一种措辞来表述您的下面这个实质上完全正确的论点：

　　“为了便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思想，最后能够……发展到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³⁾

　　（6）但是，另一方面，我不能同意您认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是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的那种说法。在我看来，社会本能是从猿进化到人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最初的人想必是群居的，而且就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来看，我们发现，情况就是这样。

11月17日

　　我再次被打断了，今天又拿起这封信，以便给您寄去。您可以看出，我的这些意见与其说是与您的攻击的内容有关，倒不如说是与您的攻击的形式和方法有关。但愿您会觉得我的这些意见写得够清楚了。这是我仓促写成的，重读之后，本想把许多词句修改一下，但是又担心会把信改得字迹难以辨认。衷心问好。

弗·恩格斯

脚　　注

(1) 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载于1875年9月15日《前进！》第17号。——编者注
(2) 见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3) 见彼·拉·拉甫罗夫《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编者注

注　　释

73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罗·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使人口减少，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411。
146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411。
374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对彼·拉甫罗夫文章发表的意见，其基本内容和《自然辩证法》中的札记《生存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47—549页）的内容几乎完全一致。——410。

151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6年5月28日于拉姆斯盖特

亲爱的摩尔：

　　你说得倒好。你可以躺在暖和的床上，研究具体的俄国土地关系和一般的地租，没有什么事情打搅你。我却不得不坐硬板凳，喝冷酒，突然又把一切都搁下来去收拾无聊的杜林。³⁷⁵但是，既然我已卷入一场没完没了的论战，那也只好这样了—否则我是得不到安宁的。此外，友人莫斯特对杜林的《哲学教程》的吹捧⁽¹⁾已明确地给我指出，应当从哪里进攻和怎样进攻。这本书一定要仔细读一读，因为它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更明显地暴露了《经济学》³⁷⁶中所提出的论断的弱点和基础。我将立即订购这本书。实际上，该书根本没有谈到真正的哲学——形式逻辑、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等，它倒论述了一般的科学理论，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加以探讨的。该书还有一整章描写未来社会或所谓“自由”社会，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极少，却为未来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拟订好了教学计划。所以，这本书暴露出的平庸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看，就能同时从这一方面来揭露这个家伙。对于评论这位贵人的历史观（即认为杜林之前的东西全都没有价值），这本书还有一个好处，这就是可以从中引证他自己说的尖刻话。无论如何，他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²⁾我的计划已经订好——j’aimon p1an。开始时我将纯粹就事论事地、看起来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胡说，随着对他的荒谬性和平庸性这两个方面的揭露越来越深入，批判就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给他一顿密如冰雹的打击。这样一来，莫斯特及其同伙就没有借口说什么“冷酷无情”等等了，而杜林则受到了应得的惩罚。要让这些先生们看到，我们用来对付这种人的不只是一种办法。

　　我希望威廉⁽³⁾在《新世界》上登载莫斯特的文章，这篇文章显然就是为《新世界》写的。莫斯特总是不会抄书，竟把自然科学中最可笑的谬论，如环体和恒星分离说（根据康德的理论），安在杜林头上！对于威廉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缺乏稿件，如果缺乏稿件，那可以采取赫普纳和布洛斯那时的做法，用刊登其他时事文章等等来补救。问题在于，威廉一心想要弥补我们理论的不足，对庸人的一切异议给以回答，并且描绘出未来社会的图景，因为庸人毕竟也会在这方面向他们提出问题；同时，威廉还一心想在理论方面尽量离开我们而独立，由于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所以他在这方面总是走得比他自己意料的远得多。他因此也就使我不得不认为，同《人民国家报》的那些理论上的蠢材相比，杜林总还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的著作总还比那些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糊涂的先生们的著作要好一些。

　　关于土耳其事件，你的见解完全正确，我只是希望事态顺利地向前发展；最近一周，事态看来有些停滞，而东方革命比其他革命更加要求迅速的决断。苏丹⁽⁴⁾在宫廷中聚积了大量金银财宝一这就是对他永无止境地搜刮钱财怨声载道的原因——，数量相当之大，索弗特³⁷⁷要求从其中拿出500万英镑，可见那里的钱财必定还多得多。但愿三国皇帝的哥尔查科夫照会³⁷⁸的递交会使事态出现危机。

　　代我向燕妮和龙格致以衷心的谢意，感谢他们给予我的荣誉，我将竭力不辜负这个荣誉。但愿取了三个大名的小家伙⁽⁵⁾已经康复。

　　我重温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学，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在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连这部著作⁽⁶⁾的最终面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这部著作在我的头脑中已初具轮廓，在海滨闲逛对此有不小的帮助，在这里我可以反复思考各个细节。在这个广阔的领域中，不时中断按计划进行的研究工作，并深入思考已经研究出来的东西，是绝对必要的。

　　从1853年以来，亥姆霍兹先生一直没有中断对自在之物的探讨，但始终没有弄清楚。此人不知羞耻，现在还若无其事地再版他在达尔文的著作问世以前出版的荒谬货色。³⁷⁹

　　莉希和我衷心地问候你们大家。我们将于星期五⁽⁷⁾返回伦敦。彭普斯的文风有了那样大的进步，我感到很高兴，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注意得不够。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指约·莫斯特《一位哲学家》初稿。这篇文章发表在1876年9—10月《柏林自由新闻报》上。——编者注
(2) 套用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3) 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4) 阿卜杜尔·阿齐兹。——编者注
(5) 指马克思女儿燕妮和沙·龙格的儿子让·洛·弗·龙格。——编者注
(6)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编者注
(7) 1876年6月2日。——编者注

注　　释

375 欧·杜林的《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以及《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第2版）出版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杜林自命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以一种新哲学体系的形式提出了所谓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给刚刚由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也有杜林积极的追随者，如约·莫斯特、弗·弗里茨合和爱·伯恩施坦等。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深受杜林思想的影响，在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有鉴于此，威·李卜克内西于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给恩格斯写了两封信，请求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撰文反击杜林。恩格斯最初写了《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于1876年2月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马克思也认为应该对杜林的观点进行批判。恩格斯于是中断了从1873年5月开始的《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的写作，从1876年5月到1878年上半年，花了两年的时间写《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反杜林论》出版之后，恩格斯于1878年中又继续写作《自然辩证法》。但是，马克思逝世之后，为了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恩格斯不得不再次中断该书的写作。最终《自然辩证法》这部著作未能写完。——414。
376 指欧·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第2版。该书第1版于1873年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时主要利用了该书的第2版。恩格斯作了很多批注的书，以及包含有摘自该书第2版的大量摘录和恩格斯的批语的手稿都保存了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65——374页）。恩格斯对杜林这本书所做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414。
377 1876年5月10日，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索弗特（穆斯林院校攻读神学和法律的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这一运动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召开参议会批准国家预算。由于5月10日的游行，苏丹不得不满足索弗特提出的某些要求，例如，将宰相和伊斯兰教谢赫（即伊斯兰教僧侣的首脑）撤职。——416。
378 指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的代表亚·哥尔查科夫、居·安德拉西和俾斯麦在1876年5月13日起草的柏林备忘录，同意备忘录的还有法国和意大利。该备忘录是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起义而向土耳其政府提出的，其中要求同起义者签订两个月的停战协定。备忘录本应在5月30日递交土耳其政府，但是，由于这一天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宫廷政变，备忘录未能递交。——416。
379 海·亥姆霍兹于1876年再版了《通俗科学讲演集》一书。该书汇集的报告中有许多篇目已经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过。查·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416。

152
恩格斯致马克思

卡尔斯巴德

1876年8月25日星期五于拉姆斯盖特

　　亲爱的摩尔：

　　……目前在拉姆斯盖特住的几乎全是小菜贩和其他很小很小的伦敦小店主。这些人在返程票有效期间，在这里待一个星期，然后让位给另一批这样的人。这些人以前是当天来当天走，现在则要待一个星期。乍看起来，会以为这是些工人，但是这些人的谈吐立即显出他们的状况大概略好一些，属于伦敦社会最令人厌恶的阶层，这种人在言谈和举止上已经准备好在必然临头的破产以后从事同样必然临头的沿街叫卖的行业。让杜西想象一下自己的老朋友戈尔早晨在沙滩上被三四十个这样的市场女商贩围住的情景吧！

　　在海滨浴场的鄙俗气氛变得越来越浓的情况下，最适宜的读物自然是杜林先生的自然现实哲学⁽¹⁾。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自然的东西。一切都被看做是自然之物，凡是杜林先生认为是自然地发生的一切，都应被看做是自然的；因此，他也就永远从“公理式的命题”出发，因为自然的东西不需要任何论证。这本东西的平庸程度超过以往的一切。但是，不管它怎样不好，谈论自然界的那一部分还是最好的。在这里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只要他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占支配地位，于是他就像骑在一匹真正的瞎马上，由这匹瞎马驮着无望地兜圈子。他的视野几乎没有越出通用邦法³⁸⁰的适用范围，而普鲁士的官僚统治在他看来就体现了“国家”。从今天算起，过一个星期，我们将返回伦敦，那时我立即着手批判这个家伙。他宣扬的永恒真理是些什么，你可以从他把烟草、猫和犹太人看做三样令人厌恶的东西并痛加叱骂这一点看出来。

　　杜西给琳蘅的信刚刚收到，我立即把它寄往伦敦。

　　《每日新闻》和老罗素关于“土耳其暴行”³⁸¹的叫喊，给俄国人帮了大忙，为他们即将发动的战争做了出色的准备。一俟自由党的先生们在这里执政，战争就会爆发。自由党的地方报刊现在也大肆鼓噪，而且由于老迪希⁽²⁾已经退居上院³⁸²，自由党的叫喊家们在最近下院开会时想必会在那里左右一切。对于黑山人和黑塞哥维那人的卑鄙行为，当然都闭口不谈。好在塞尔维亚人挨了打³⁸³——顺便提一下，甚至福布斯这个还是唯一有理智的战地记者，也以毫不掩饰的热情谈到土耳其军队在军事上的出色表现——，而白色沙皇⁽³⁾进行干预并不那么容易。你的夫人和莉希向杜西和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欧·杜林《哲学教程》187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2) 本·迪斯累里。——编者注
(3)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注　　释

380 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也称普鲁士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质的法律。——418。
381 1876年4月，保加利亚爆发了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起义，这次起义于1876年5月遭到土耳其军队的残酷镇压。许多国家的报刊都对“土耳其暴行”表示了极大的愤慨。——418。
382 1876年8月12日，本·迪斯累里被封为比肯斯菲尔德伯爵，他从这时起成为上院的保守党领袖。——418。
383 1876年7月2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向土耳其宣战，目的是支持1875年夏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的起义。可是，由于战争准备不足，塞尔维亚军队的进攻很快被阻止，随后就节节败退。在俄国的干预下，土耳其和塞尔维亚实现了停战。1877年2月，两国缔结和约。塞土战争使东方危机进一步尖锐化。——418。

153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7年7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们认为，《前进报》对待法国的事件过于轻率³⁸⁴。诚然，这些事件暂时与工人没有什么关系，工人们知道这一点，他们说：“资产者先生们，现在轮到你们了，你们干吧！”但是，对法国的发展毕竟非常重要的是：下一次工人运动到来之前的目前这个间歇期正处在资产阶级共和制条件之下，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处在帝国压迫之下，在这种共和制条件下，甘必大之流正在败坏自己的声誉，要是处在帝国压迫下，他们又会受人欢迎，并且在运动爆发的时候又能成为头面人物；对法国已毫无意义的关于国体的争论即将最终结束，共和制将暴露其本来面目，即它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典型形式，同时也是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统治瓦解的典型形式。顺便提一下，你们在德国也会相当强烈地感觉到法国反动派的胜利³⁸⁵……

注　　释

384 针对法国众议院的保皇派集团和共和派多数之间发生的冲突，并且直接针对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发动保皇派政变的企图，《前进报》从1877年6月10日（社论《评麦克马洪先生最近的政变》）起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这些事件的文章。报纸编辑部对于在法国开展的争取共和制的斗争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他们认为，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下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比君主制还不如。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资产阶级共和制条件下和在君主制条件下进行斗争没有区别。这种观点在1877年7月1日《前进报》第76号上发表的社论《打倒共和国！》中表达得最为鲜明。这篇社论的作者极有可能是威·哈森克莱维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强烈谴责了《前进报》的这一错误立场。——419。
385 这一段话和1877年7月11日《前进报》第80号“社会政治评论”栏目中发表的一篇短评几乎一字不差，短评加了《前进报》编辑部写的评论性的按语。可以推测，这篇短评是恩格斯给卡·希尔施的一封信的片断，而希尔施在为《前进报》写的通讯中采用了这段话。恩格斯的这封信没有找到。短评的按语可能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写的。——419。

154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77年10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德国，我们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在群众中有，在领导人（上等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尤为强烈。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人们在运用它以前进行认真的、客观的研究）。《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他已经“捐资”入党，——我想他可能怀有“无比高尚的”意图，但是，我对“意图”不感兴趣。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¹⁾更糟糕、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几十年来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花了许多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即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时代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到来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脚　　注

(1) 指卡·赫希柏格《社会主义和科学》，载于1877年1O月《未来》杂志第1期。——编者注

155
马克思致西格蒙德·肖特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1877年11月3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衷心感谢您寄来材料。

　　您表示要再给我寄来一些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材料，尽管我不好意思过多地麻烦您，但是我对此深表欢迎。顺便说一句，我可以安心地等待，而丝毫不妨碍我的工作，因为我的著作的各个部分是交替着写的。实际上，我本人写作《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³⁸⁶——历史部分开始写），只不过我最后着手写的第一卷当即做好了付印的准备，而其他两卷仍然处于一切研究工作最初阶段所具有的那种初稿形式。

　　附上一张相片，因为与这封信同时寄上的法文本只是翻印了一张在伦敦拍的相片，而这张相片又被巴黎艺术家更进一步地，但决不是令人愉快地理想化了。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注　　释

386 指《剩余价值理论》，参看注193。——422。

156
马克思致威廉·布洛斯

汉堡

1877年11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布洛斯：

　　……我“不生气”（如海涅所说）⁽¹⁾，恩格斯也一样。³⁸⁷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一个例子就可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²⁾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³⁸⁸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后来，拉萨尔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

　　但是，最近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所发生的那类事件³⁸⁹——它一定会被党在国外的敌人充分利用——，毕竟促使我们慎重对待与“德国的党内同志”的关系。

　　另外，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都用于完成我的著作⁽³⁾，恩格斯现在正忙于写几部篇幅较大的著作，同时仍在继续为《前进报》写文章⁽⁴⁾。

　　关于我“和贝克斯神父的配合”这种说法³⁹⁰，我想不时地了解些详情，这会很有趣的。恩格斯日内将给你写信。我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 卡尔·马克思

脚　　注

(1) 见海涅《抒情间奏曲》第18首。——编者注
(2) 共产主义者同盟。——编者注
(3)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4)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编者注

注　　释

387 由于杜林派在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上使出种种手段，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威·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11月6日期间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询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党的同志们是否真的生气了。布洛斯说，德国工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他还说，由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声望已经比他们自己所能想象的高得多。——422。
388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附录）。该章程于1847年6月在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拟定，经过同盟各支部讨论后重新提交第二次代表大会审查，最后于1847年12月8日获得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积极参与了该章程的起草工作。——423。
389 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的追随者表示反对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代表大会经过争论，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改的倍倍尔的提案：像恩格斯《反杜林论》这样的著作，改在《前进报》学术附刊或学术评论《未来》杂志）上发表，或者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刊登在《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上。——423。
390 威·布洛斯在1877年10月30日——11月6日期间的一封信中告诉马克思、《北德总汇报》在几篇社论中都谈到“马克思博士和贝克斯神父之间的互相配合”。这些文章在报道国际社会党人根特代表大会时，把国际社会党人的联合同耶稣会、把马克思同耶稣会首领贝克斯相提并论。布洛斯还表示要经常给马克思寄这个报纸。——423。

157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8年4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我觉得，在您对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的看法中³⁹¹，关于未来的展望稍多了一些。尽管·方面由于享有不受任何监督的完全的财政独立，另一方面由于直接支配铁路职员和烟草经销商这两支新的大军，从而有权分配职位并且可以贪污受贿，普鲁士主义的实力会获得巨大增长，尽管有这一切，但不应该忘记，今天将工商业职能向国家的任何移交，根据情况的不同，都可能有两重意义和两重效果：一种是反动的，向中世纪倒退一步，一种是进步的，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³⁹²但是，我们德国刚刚从中世纪挣脱出来，目前还仅仅是准备借助于大工业和通过崩溃³⁹³来进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我国，需要尽可能发展的，恰恰是促使资本积聚并使对立尖锐化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特别是在东北部。易北河以东地区封建制度在经济上的解体，在我看来，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前进的一步，除此之外，我们所需要的是，全德国工业的和手工业的小生产的解体并为大工业所取代。归根到底，烟草专卖的唯一积极方面就在于，它将一举把一种最低下的家庭工业变为大工业。然而，另一方面，对国家烟草工人也可能立即实行非常法，剥夺他们结社和罢工的自由，而这可能更糟糕。在我国没有必要使帝国铁路和烟草专卖成为国有经济部门，至少对铁路还没有必要，这在英国也刚刚开始，相反，对于邮政和电讯，这倒是必要的。对于这两种新的国家垄断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我们将得到的补偿只能是鼓动演说中一句新的响亮的空话。因为纯粹出于财政和权势的考虑，而并非由于迫切的内在需要建立的国家垄断，不会给我们提供哪怕多少像样一点的论据。况且，实行烟草专卖和废除家庭烟草工业所需的时间，至少将同俾斯麦主义的最长寿命相等。您还可以相信，普鲁士国家会使烟草的质量大大下降，并使它的价格大大提高，从而使得自由竞争的拥护者们能兴高采烈地宣扬国家共产主义已大出其丑，而人民将不得不承认他们是正确的。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俾斯麦的无知妄想，同他1863年关于兼并波兰和在三年内使它日耳曼化的计划相比毫不逊色……

您的 弗·恩格斯

注　　释

391 19世纪70年代中叶，俾斯麦为了替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国家的军备扩张寻找新的财源，开始宣传并推行普鲁士铁路的国有化和德意志帝国境内国家对烟草的专卖。
　　威·白拉克1878年4月26日写信给恩格斯说：“至于俾斯麦的计划，我仍然认为，应该坚决反对。老实说，如果他能够实行铁路法案，我将感到高兴；烟草专卖在我看来也并不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仍旧认为，党参与实现这类措施的任何做法都是错误的。”——424。
392 这封信里谈到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交通手段和通讯工具转归国家所有的论点，在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第二章中有更详细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424。
393 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等国家，具有猛烈而深刻的特点。在德国，这次危机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424。

158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8年11月15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蹈41号

　　尊敬的先生：

　　……关于《资本论》第二版，我要请您注意以下几点：³⁹⁴

　　（1）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

　　（2）译者应始终仔细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尽管在法文版中，特别是在第一章中，我有时不得不使阐述“简化”）。

　　（3）我认为作某些修改是有益的，无论如何我会在一星期内设法把这些修改之处为您准备好，以便能够在下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五）寄给您⁽¹⁾。

　　一俟《资本论》第二卷²³⁰付印——但是这未必会早于1879年底——，您就会像您希望的那样得到手稿。

　　我收到了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些出版物，对此我十分感谢。³⁹⁵有关契切林和其他一些人对我的反驳，除了您1877年寄给我的东西（一篇季别尔写的文章，另一篇似乎是米海洛夫⁽²⁾写的文章，两篇都登在《祖国纪事》上，是为答复那个自命为百科全书派的怪人茹柯夫斯基先生而写的）以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在此地的柯瓦列夫斯基教授曾对我说，《资本论》引起了相当激烈的论战。³⁹⁶

　　我在法文版第351页（注释）上预言要发生的英国危机，终于在近几周内爆发了。我的朋友们——既有理论家也有实业家——曾经要求我删掉这个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注没有充分的根据。他们竟然确信，美国北部和南部以及德国和奥地利的危机可以说会“抵消”英国的危机。

　　商业会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第一个国家将是北美合众国。只不过在那里，这种回升将在条件完全变了的、而且是变得更坏的情况下出现。人民要想摆脱大公司的垄断权力以及（对于群众的直接福利的）有害影响，将是徒然的，这些大公司从内战¹⁵¹一开始就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控制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业。美国的优秀著作家们公开宣布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

　　现在，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地方当然是美国，特别是从1873年（从九月崩溃）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在英国需要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革，在这里只用几年就完成了。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历史比较长的、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上，而应放在比较新的（俄亥俄是最显著的例子）和最新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各州上。

　　欧洲的蠢人们认为，祸根在于像我这样的理论家和其他理论家，他们该去读一读美国的官方报告，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您如果能提供一些关于俄国金融业现状的资料，我将非常感激。您是从事银行业的人，一定会有这种资料。

忠实于您的 阿·威·⁽³⁾

脚　　注

(1) 见马克思1878年11月28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
(2) 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
(3)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　　释

151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427。
230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则用来探讨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二册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三册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426。
394 尼·丹尼尔逊在1878年10月28日（11月9日）写信告诉马克思，六七个月以前他已经写信对马克思说过，书店里《资本论》第一卷脱销了，可以考虑出俄文第二版的问题。他询问马克思是否打算对该书作新的修改，并请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付印后，把这一卷的校样寄给他。《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二版于1898年出版。——426。
395 从1877年3月7（19）日尼·丹尼尔逊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寄去了如下几本书：亚——瓦西里契柯夫《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76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巴·索柯洛夫斯基《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1877年圣彼得堡版，维·布尼亚科夫斯基《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居民的应用》1874年圣彼得堡版，《俄罗斯帝国统计汇刊》和《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第1—3卷。——426。
396 1877——1879年俄国报刊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展开了论战、参加论战的有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政论家。这次论战是由尤·茹柯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欧洲通报》1877年第9期）一文挑起的。针对这篇文章，出现了一系列争论文章，其中包括尼·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寄去的尼·季别尔的《对于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的若干意见》（《祖国纪事》1877年第11期）一文，以及尼·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1877年第10期）一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就是针对后一篇文章写的。1878年波·契切林发表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二、卡尔·马克思》（《国务知识汇编》1878年圣彼得堡版第6卷）一文，对马克思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尼·季别尔的《波·契切林反对卡·马克思》（《言语》1879年第2期）一文，是对契切林文章的答复。——427。

159
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

莫斯科

[1879年4月于伦敦]

　　卡列耶夫先生的著作³⁹⁷非常好（excellent）。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¹⁵⁴的看法。就拿资本的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来说吧。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不过奇怪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像是土地所有者的一个佃户。卡列耶夫先生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与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却从来没有像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他的这种说法根本不对。如果卡列耶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在他那部名著⁽¹⁾的序言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系统中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像魁奈所做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视为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认为妻的动产³⁹⁸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脚　　注

(1)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编者注

注　　释

154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而使农业遭到破坏并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亦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没有看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429。
397 指尼·卡列耶夫《18世纪最后25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这本书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征得作者同意后寄给马克思的。——429。
398 妻的动产是从罗马法时期以来就有的法律术语，是指一种特殊的、妻子的不在嫁妆之内的财产。——430。

160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9年4月10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2月的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寄到）³⁹⁹，我妻子正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这次发病她能否挺得过去。与此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出了一些问题。（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的局势⁽¹⁾使我无法继续我的一年一度的卡尔斯巴德之行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无法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直到不久以前才有所好转。在此期间，我曾请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信中只是说明收到了您的 信并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他告诉我，由于出了些事，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

　　现在我首先要告诉您（这一点请不要对外人说），据我从德国得到的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厉，我的第二卷²³⁰就不可能出版。鉴于目前的状况，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一点没有使我感到气愤，其原因在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³⁹³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十分特殊，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如此严重的、至今几乎已经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意目前事件的进展，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目前形势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沃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然而货币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仅仅受到些微的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利。至于这种停滞意味着什么，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²⁾

　　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货币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交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了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贵金属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如去年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撤回的话，英格兰银行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中止实行银行法¹¹⁷，那样一来，我们的货币市场就要崩溃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货币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兰开夏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些银行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无利可图的交易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德姆就是这样。同时，以棉织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⁴⁰⁰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如果不是首先在工厂主当中、继而在地方银行当中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货币市场的普遍崩溃，这种情况会怎样结束，是很难预见的。

　　在这期间到处都是罢工和混乱。

　　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都很不景气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³⁾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不过是通过增加债务从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来维持着繁荣假象的。

　　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稳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将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引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⁴⁾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些资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务顾问⁽⁵⁾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关于您的 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我把它叫做“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金融欺诈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铁路公司除了赢利外，还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线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移民中的小农场主当然优先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创立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被路易·波拿巴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铁路承租权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承受的国债和群众负担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举借的新债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性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大量卖不出去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人民再也消费不起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村居民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却是非常悲惨的！

　　在结束我的这封信（投邮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相似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好像越来越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尽管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极端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像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它们的自然结果（虽然被内战¹⁵¹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像，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方面的上层建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像是对生产的主体部分（农业）的停滞状态和生产者的贫困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已获得的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更为活跃，并掌握着更为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拒绝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

　　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晾讶的是，这个曾在彼得堡《欧洲通报》上批评我的聪明人⁴⁰¹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平达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总的来说，我对这类书已不再抱什么期望——，在细节上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

　　据说，某国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政体一直是满不在乎的，而且他们也有能力这样做。

忠实于您的 阿·威廉斯⁽⁶⁾

脚　　注

(1) 指由于实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形成的严酷局势。——编者注
(2) 这两年发生了影响英国经济的世界危机。——编者注
(3) 指1878年5月1日在巴黎开幕的世界博览会。——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1880年9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
(5) 乔·艾伦。——编者注
(6) 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　　释

117 1844年银行法是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于1844年7月19日公布的《银行券发行改革法》，其中规定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定不得超过1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求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令，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三十四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432。
151 美国内战即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脱离联邦的各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要塞（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攻克，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435。
230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则用来探讨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二册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三册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431。
393 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等国家，具有猛烈而深刻的特点。在德国，这次危机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431。
399 马克思很可能是指尼·丹尼尔逊1879年2月5日的信和随信寄去的书。丹尼尔逊在1879年3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这封信。丹尼尔逊在信中写道，在2月5日寄信的同时，他还给马克思寄了关于“近十五年来”俄国财政状况和财政政策的资料以及大批书籍，其中一部分是珍本。——430。
400 委托销售是在国外委托出售商品的一种形式。出口商，即委托者把商品运往国外的商行，即销售者的货栈，销售者按一定条件代为出售。——432。
401 伊·考夫曼曾在彼得堡出版的杂志《欧洲通报》1872年第5期上匿名发表一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马克思对考夫曼这篇文章的看法，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0—23页）。——436。

161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草稿]

[1879年]6月17日[于伦敦]

　　我昨天才收到您13日的来信，在答复这封信时，我必须遗憾地通知您，我不能向您推荐一个能切实按要求撰写您所需要的那种文章的人。⁴⁰²

　　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毫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些罢工不是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工联甚至在原则上根据其章程排斥任何政治行动，因此也拒绝参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而举行的任何一般性活动。工人在政治上分为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即迪斯累里（比肯斯菲尔德）内阁的拥护者和格莱斯顿内阁的拥护者。所以，关于这里的工人运动，只能说这里有一些罢工，这些罢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把运动推进一步。在生意萧条的最近几年里，这样的罢工常常是资本家为找到关闭自己工厂的借口而故意制造出来的，它不能使工人阶级前进一步，把这样的罢工吹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例如像这里的《自由》所做的那样，在我看来只有害处。毋庸讳言，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因此，我认为，即使您暂时得不到有关这里工联活动的报道，对您也没有多大损失。

注　　释

402 1879年6月1 3日爱·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说，《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需要一些关于各国工人运动的文章。他请求恩格斯推荐一个能够写有关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的人。当时伯恩施坦是希望恩格斯本人来写这些文章，只不过没有直接向他提出请求（参看恩格斯1879年6月26日给爱·伯恩施坦的信）。——437。

162
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

那不勒斯
　　[草稿]

1879年7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公民：

　　衷心感谢您寄来两本书⁽¹⁾。不久前我收到了类似的两本著作：一本是用塞尔维亚文写的，另一本是用英文写的（在美国出版）⁴⁰³。不过这两本书都有一个毛病：虽然它们想对《资本论》⁽²⁾作一个简明通俗的概述，但同时却过于学究式地拘泥于叙述上的科学形式。我觉得，由于这种毛病它们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即对公众产生影响，而这类出版物本来就是为公众写的。在这方面您的 著作有很大的优点！

　　至于说到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我没有弄错，我认为您在序言中阐述的观点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说，其中没有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³⁾

　　此外，我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我对您的序言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不应当过分加重所要教育的人们的精神负担。您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题目，以便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

　　再次表示感谢。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脚　　注

(1) 卡·卡菲埃罗《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1879年米兰版。——编者注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3) 手稿上删去下面几句话：“同时，阶级斗争最终导致社会革命。我认为，把批判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其先驱者区别开来的东西，正是这含唯物主义基础。它表明，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动物必然要变成人。”——编者注

注　　释

403 指奥·魏德迈翻译的约·莫斯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的英译本。这个英译本是根据小册子的德文第二版翻译的，最初作为马克思《资本论》的十一篇摘要，从1877年12月30日至1878年3月10日刊登在美国周刊《劳动旗帜》上。1878年8月，该译本以单行本的形式匿名出版。——438。

163.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⁴⁰⁴

莱比锡

1879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您关于议员、尤其是党的领导人在保护关税问题上的态度的那番话，证实了我信中⁽¹⁾的每一个字。非常糟糕的是，党自夸在经济问题上比资产者如何高明，但在第一次经济方面的考验中，就和民族自由党人²¹⁵一样发生分裂，一样显得一窍不通，而民族自由党人至少还可以为自己可怜的分崩离析辩解，说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在此发生了冲突。更糟糕的是，人们竟然让这种分裂公开暴露，而且在行动上犹豫不决、摇摆不定。既然意见不能统一，那么就只有一条出路：宣布这个问题纯粹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它也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不参加投票。⁽²⁾但最糟糕的是：容许凯泽尔发表可悲的演说和在初读时投票赞成法案。⁴⁰⁵只是在这次投票之后，希尔施才对凯泽尔进行了抨击⁴⁰⁶，即使随后在三读时凯泽尔又投票反对这个法案，那也无济于事，而且更糟了。

　　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辩护的理由。⁴⁰⁷党如果现在还让自己受以前在安逸的和平时期作出的种种代表大会决议的约束，那就是给自己戴上了枷锁。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律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反社会党人法⁴⁰⁸使任何代表大会都不能召开，从而对旧的决议不能作出修改，这也就废除了这些决议的约束力。一个党丧失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的可能性，它就只能在自己的活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

脚　　注

(1) 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自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2) 草稿中删去下面一段话：“援引纲领中关于废除一切间接税的条款，采取禁止同意这个政府征收任何捐税的策略.并把拒绝参加投票作为唯一的行动准则。”——编者注

注　　释

215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440。
404 与这封信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一个草稿，草稿中不同的地方在脚注中作了说明。——439。
405 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麦·凯泽尔经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同意发表了为俾斯麦政府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并在初读时投票赞成该法案。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凯泽尔为这个有利于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而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提案进行辩护的行为，同时也严厉地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许多领导人对凯泽尔的纵容态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73—477页）。——440。
406 指卡·希尔施撰写的两篇文章《关于关税的辩论》和《关于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问题》。他在文章中抨击了麦·凯泽尔在帝国国会里发表的为保护关税法案辩护的演说。这两篇文章刊登在1879年5月25日、6月8日《灯笼》周刊第21、23期上。——440。
407 奥·倍倍尔在1879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援引了1876年和1877年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讨论保护关税问题时的策略进行辩护。决议中说：关于保护关税或贸易自由的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代表大会根据这个理由允许党员在这个问题上自行决定自己的立场（参看本卷第441—442页）。——440。
408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桨，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O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项法律的评价，见Ⅸ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440。

16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 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¹⁾既然事实上发生了意见分歧，那就要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而在表决时正好应当弃权。没有这样做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不过实在看不出，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那部分意见应当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那部分意见更受到重视。您说，您不能在国会里采取单纯否决的立场。可是，既然他们最后全都投票反对那项法律，那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决的立场。我只是说，一开始就应当知道该采取什么态度；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在哪些问题上超出单纯否决，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些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正常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良：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您暂时还不会为这些问题所困扰。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如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业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必须始终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权力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经常发生意见分歧，自然而然地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做到。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²⁾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好像舆论这个因素反对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似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云云（同情！从不久前在恐慌时期⁴⁰⁹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那里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过去了。（2）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战争，它尽管这样做却仍要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主张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也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形式的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我批评这个报告，不是因为它讲得太少，相反，是因为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幸好忽略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加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进展，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作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在历史上的领导地位。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见本卷第439—440页。——编者注
(2) 指《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编者注

注　　释

409 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有利借口。《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中把1878年5月帝国国会解散到1878年7月30日重新选举、直到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通过这段时期称为“恐慌统治”时期。——442。

16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⁴⁰⁴

莱比锡

1879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不明白，奥尔现在怎么能够说他指的是莫斯特等人，因为他在那篇文章中已十分明确地把莫斯特排除在外了。⁴¹⁰不过，这个问题就不提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O号上刊载的《报刊历史的回顾》一文，肯定是出自三星⁽¹⁾之一的笔下。这篇文章说：同谷兹科和劳伯这样的文学家相比，也就是说，同这些早在1848年之前很久就埋葬了自己的政治价值的最后残余的人相比（如果这些人确实有过什么政治价值的话），社会民主党人只会感到自豪。下面又说：

　　“1848年的事件本应带来和平的种种好处，如果各国政府满足了时代的要求的话，但由于各国政府没有这样做，因而，很遗憾，除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这家报纸竟然公开地抱怨第一次为社会民主党开辟了道路的1848年革命，这样的报纸不是我们撰稿的地方。这篇文章和赫希柏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三星要求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像宣传无产阶级的观点那样来宣传他们最初在《年鉴》上明确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⁴¹¹我看不出，在他们已经走得这样远以后，您在莱比锡除了公开决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您还像过去一样，把这些人看成党内同志。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年鉴》上的文章断然地和无可挽回地把我们同他们分开了。只要这些人声称他们和我们同属于一个党，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这里涉及的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都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

　　的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最好是不予撰稿。否则，我们只能不断地提抗议，并且在几个星期后不得不公开声明退出，这样对事业确实也没有好处。

　　我们很遗憾，在这个遭到镇压的时刻，不能无条件地支持你们。当党在德国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放在一边。但是，现在，当进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公开表明态度⁽²⁾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只要还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来，这个机关报就等于对我们关上了大门。⁽³⁾

　　……此外，世界历史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不去理会这些聪明而温和的庸人。在俄国，事态在几个月内就会发展到决定性的关头。要么是专制制度崩溃，那时候，随着这个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的风向也会马上转变；要么是爆发欧洲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将把现在的德国党葬送在每个民族争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之中。这样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它可能使运动倒退20年。但是，新的党终究一定会由此建立起来，它在欧洲各国将会摆脱现在到处都阻碍着运动的各种疑虑和浅见。

　　致以友好的问候。

您的 弗·恩·

脚　　注

(1) 卡·赫希柏格、爱·伯思施坦、卡·奥·施拉姆。——编者注
(2) 草稿中删去下面一段话：“并且要求把他们自己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疑虑和短见当做社会主义在党内加以宣扬，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是不属于他们所隶属的那个党的；我们也不能同这样的人进行谈判，只要他们还没有组成一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派别，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声称仍和我们属于同一个党时.我们就决不能同他们进行谈判。”——编者注
(3) 草稿中删去下面一段话：“我们决不能而且也永远不会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道走。”——编者注

注　　释

404 与这封信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一个草稿，草稿中不同的地方在脚注中作了说明。——443。
410 恩格斯在1879年11月14日写信给奥——倍倍尔说、他在1879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读到伊·奥尔写的一篇《易北河下游通讯》。通讯中不点名地指责他在《给奥·倍倍尔、威—李h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见Ⅸ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对同志进行诽谤。倍倍尔在1879年11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断言，奥尔的通讯不可能是针对恩格斯的，因为10月23日写这篇通讯的时候．奥尔还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879年9月17—18日给倍倍尔、李h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倍倍尔写道：“显然。奥尔指的是汉斯·莫斯特，而不是任何别的人。”——443。
411 指1879年《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涤志第1年卷第1册的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奥—倍倍尔、威·李h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第三部分《三个苏黎世人的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对这篇鼓吹改良主义的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批判。——444。

166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4月1日于伦敦

　　老朋友：

　　告诉你，我已通过邮局给你汇去四英镑，折合100法郎80生丁；希望你能顺利地收到。但愿在严冬终于过去之后，你和你夫人的健康状况已经好转。我们这里的情况还凑合。马克思夫人还没有复原，马克思的身体要能再好一些就好了。冬天过后，他总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痉挛性咳嗽使他不能安眠。

　　另外，1850年的历史又在这里重演了⁴¹²。工人协会分裂为各种各样的派别：这里是莫斯特，那里是拉科，我们好不容易才没有卷进这场纠纷。这一切只不过是杯水风浪，它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影响，使他们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里的一百来个德国工人是拥护这些人还是拥护那些人，这对世界进程是毫无影响的。他们哪怕能对英国人产生一些影响也好，但是这也根本谈不到。莫斯特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要干一番事业的渴望，他是不会安静的，但是他又根本不能把任何事情进行到底。在德国的人们大概根本不想理会这种说法：由于莫斯特被驱逐出了德国，革命的时刻来到了。《自由》拼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幸运的是，这家报纸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其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苏黎世机关报⁽¹⁾也是这样，它今天宣传革命，而明天又声称暴力变革是极大的不幸；它一方面害怕莫斯特的调子比它唱得高，另一方面又担心工人们会认真看待自己的高调。请在《自由》的夸夸其谈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短见之间选择吧！

　　我担心，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对当前状况下应该保持的组织形式会产生错误的看法。我不反对那些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来担任领导，因为没有别的领导。但是，他们不能要求、也不能推行原来党的领导所能要求的那种绝对服从，而原来党的领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选出来的。至少在目前没有报纸、没有群众集会的条件下是这样。现在，组织在外表上越是松散，它在实际上就越是坚强。但是，人们没有这样做，人们要保存旧的体制：党的领导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虽然没有代表大会来纠正领导的错误并在必要时罢免他们），谁要是触犯了某个领导人，谁就是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非常优秀的人自己就会意识到，他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的无能之辈或不那么纯洁的人。确实，他们除非是目光过于短浅才会看不到，不是他们在对自己的机关报发号施令，而是赫希柏格借助于自己的钱袋伙同他的庸人朋友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在发号施令。据我看，原来的党及其原先的组织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欧洲的运动像预期的那样很快重新活跃起来，那么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就会投入这个运动，到那时，1878年的50万人⁴¹³将成为这些群众中受过教育和训练的核心，而继承了拉萨尔派传统的旧的“严密组织”将成为一种障碍，但是，它即使能挡住车轮，也挡不住滚滚洪流。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只会使党陷于瓦解。第一，他们要求党继续保留原有的宣传员和编辑，为此又把一大堆报纸强加于党，这些报纸上除了资产阶级小报上的东西，没有别的货色。而工人们竟应该长期忍受这一切！第二，在帝国国会和萨克森邦议会中，这些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如此温顺，使自己和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他们向现任政府“积极”建议在各种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怎样做得更好一些，等等。而被宣布为非法的、被捆住手脚听任警察当局恣意摆布的工人们，却应该认为这样就是真正地代表他们！第三，《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货色，得到这些人的赞许。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对我们说，决不要相信所谓在党内出现了分裂或产生了意见分歧的说法，但是每一个从德国来的人都肯定地说，这些领导人的做法把大家完全弄糊涂了，大家根本不同意那样的做法。由于我们的工人们具有已卓越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品质，情况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

　　喂，振作起来，并给我们写信。波克罕还是像原先那样行动很不方便。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

注　　释

412 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分裂。1850年夏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尖锐化、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坚持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策略，无视欧洲的现实情况，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严厉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主张的策略。但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大多数成员却站在这个集团一边。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了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446。
413 在1878年7月30日进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437 158位选民的赞成票。——447。

167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牙

1880年6月27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但是从我在《社会科学年鉴》（第一年卷第二册）上读到的您的文章⁴¹⁴来看，我毫不怀疑，您是最适于向荷兰人简要介绍《资本论》的人。我还要顺便指出，施拉姆先生（卡·奥·施—，第81页）对我的价值理论的理解是错误的。⁴¹⁵《资本论》中有一个注说，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和生产价格（因此更不用说市场价格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⁴¹⁶他本来从这个注里就可以看出，“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因而“价值”和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属于价值理论本身，更不能用一般的经院式的词句来预先确定。

　　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卷²³⁰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致以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注　　释

230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则用来探讨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二册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三册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449。
414 指斐·纽文胡斯评论爱·哈特曼《道德自我意识现象学》和伊——列维《英国的“讲坛社会主义”》的两篇书评、这两篇书评均刊登在1880年《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第2册书评栏。——449。
415 指卡·施拉姆在1880年联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1年卷第2册发表的《关于价值理论》一文，署名为卡·奥·施。在这篇文章中，施拉姆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价值理论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解释，并借此攻击马克思。——449。
416 指《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的脚注（37）（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93—194页）。马克思在这个注中使用的是“平均价格”而不是“生产价格”。——449。

168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巴黎

1880年8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关于自己在莫斯科的活动以及您有望在地方自治局主席的协助下开办一所技术学校的介绍。我们这里也有俄国所有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报告，此外还有一份有关俄国经济状况的非常出色的材料。可惜我目前无法查阅，因为这些东西都在马克思那里，而他和他的全家正在海滨疗养。不过，这些材料对于我回答您的问题⁴¹⁷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回答您的 问题必须对家庭工业的有关部门有所了解，需要对它们的经营状况、它们的产品、它们的竞争能力有所了解，而这些情况只有在当地才能了解到。一般说来，我认为您所提到的那些工业部门，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有能力和大工业竞争。这种工业变革进行得极其缓慢，在德国，在一些部门中甚至连手工织机都还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而在英国，手工织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从这些部门里被排挤出去了。俄国在这方面可能走得更慢。那里，在漫长的冬季农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他们只要每天随便干点什么活，就总能赚到一些钱。这种原始的生产方法当然逃脱不了最终的灭亡，而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例如在这里，可以说，加速这种瓦解过程要比延缓这种过程更人道一些。俄国的情况很可能有所不同，何况那里的整个政治局面无疑将发生巨大变化。正如您所确信的，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在德国或其他地方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俄国也许能够在某些方面帮助人民度过政治上的危机，并把他们的工业维持下去，直到他们自己有发言权为止。而学校或许能够使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究竟应当说些什么。在人民中间传播的一切真正的教育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技术教育能够一方面设法至少使那些具有生命力的普通工业部门的经营更加合理，另一方面又对儿童事先进行普及性的技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其他工业部门，那么，技术教育也许就能够真正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我远离这一切，除了这种—般看法之外，很难再说出些什么来。但是，有一点我看是相当肯定的：莫斯科省由于远离产煤区而且目前就已经感到木柴不足，所以还不会很快成为一个大工业的基地。尽管保护关税制度会使某些大企业得到发展，例如弗拉基米尔省舒亚和伊万诺沃的棉纺织工业，但是，某些种类的家庭工业，即使有种种周折，仍能维持一个较长时期。归根到底，只有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并且协作耕种，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您信中所谈关于公社⁴¹⁸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情况，证实了我们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消息。即使这样，这种瓦解过程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因为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在下一次的震荡中必定会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所以可以预料，在近30年来出现了那么多有批判头脑的人物的俄国，这种潮流也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以致还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对于俄国人民那里的生产协作社和实行协作的其他做法，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来看待。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

　　致以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注　　释

417 敏·哥尔布诺娃在1880年7月25日的信中请恩格斯回答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使俄国农村中家庭工业占统治地位的状况与大工业的兴起这一时代要求相适应。此外，她还就建立技术学校一事向恩格斯求教。——450。
418 公社（обшина）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公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公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公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的公社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俄国自1861年改革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向俄国农业的渗透，公社制度逐渐解体。——451。

169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80年11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1号

亲爱的左尔格：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恰恰是《平等报》（主要是由于盖得转到我们这边和我的女婿拉法格的努力）第一次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国的”工人报纸。连《社会主义评论》的马隆——虽然还带有同他的折中主义本性分不开的不彻底性——也不得不声称自己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即德国的社会主义（我们过去是仇敌，因为他原来是同盟²⁸⁹的创始人之一）。我为他编写了《调查表》⁴¹⁹，最初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印了大量单行本在全法国发行。此后不久，盖得来到伦敦，在这里和我们（我、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普选起草一个工人竞选纲领⁴²⁰。尽管我们反对，但盖得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资之类的废话奉献给法国工人（我对他说：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除此之外，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导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自发产生出来的要求。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因此，它引起了法国一切以“制造云雾”为生的骗子手的强烈反对。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这个纲领还是首先在中央区，即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通过，接着又在其他许多工人区被通过。同时形成了这样一些工人团体，它们对纲领持反对态度，但是它们（那些不是由真正的工人，而是由游民以及少数受骗工人作为普通成员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除外）接受纲领中的大部分“实际”要求，而在其他问题上则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证明，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在此以前，那里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或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但在第二天就遭到由他们捧上台的家伙的屠杀、放逐等等……

注　　释

289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国际性无政府主义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各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加入国际之后，仍然在国际内部保持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在巴枯宁的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尤其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同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这个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的真面目。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452。
419 指马克思应《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主编贝·马隆的请求于1880年4月上半月编写的《工人调查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马克思早在1866年为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写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中，就提出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对各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统计调查，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工人阶级状况统计调查大纲。大纲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此后，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强调了进行这种统计调查的必要性。马克思编写的《调查表》手稿是用英文写成的，总共开列了99个问题，分成四组，每组问题分别单独编号。《调查表》的法译文刊登在1880年4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上，未署名，并单独印了25 000份在全法国散发。——452。
420 指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于1880年5月共同制定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在法国叫做马克思派或盖得派纲领，又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后，以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通过拉法格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他们制定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5月1O日左右在恩格斯的寓所内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共同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定了纲领的实践部分，即最低纲领。最低纲领连同导言首次发表在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第25期上，后来又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上。1880年11月，在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被确定为法国工人党的正式纲领（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569页、纲领的实践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635—636页）。法国工人党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遭到以保·布鲁斯、贝·马隆为代表的可能派（该派因坚持改良主义原则，宣布只争取“可能”争得的东西而得名）的否决，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阿讷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452。

170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1年2月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耽搁了很久，终于动手给您写回信。

　　不过，既然您打算很快就到这里来，对您惠寄给我的那本书写详细的书面评论，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了，我将有机会和您面谈这一问题，所以这里只稍微谈点意见。⁴²¹

　　（1）第66页以及后面几页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剩余价值和资本利润之间，除了对可变资本或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差别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实际差别。《反杜林论》第182页上汇总了《资本论》中与此有关的一些重要段落。⁽¹⁾

　　（2）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⁴²²硬要我们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向他们解答一个谜，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可能发生的人口过剩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社会制度垮台的危险，那我也决无义务去满足他们的愿望。为这些人解决他们由于自己的混乱的超智慧所产生的一切顾虑和疑问，或者，比如说，哪怕是仅仅反驳一个谢夫莱在他的许多厚书⁴²³中所写的那一大堆荒谬已极的胡言乱语，我看，这简直是浪费时间。光是修改这些先生们加上引号从《资本论》中摘引的错误引文，大概就可以凑成一大本书。在他们要求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让他们首先学会阅读和抄写吧。

　　况且，我决不认为这个问题在当前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当前刚刚处于形成时期的美国的大规模生产和真正的大农业，生产出堆积如山的生活资料，使我们大有窒息的危险；当前是变革的前夜，这种变革除了其他后果之外，还会使地球上住满居民——您在第169—170页上所谈的，只是很浅地涉及这个问题——，这种变革在欧洲也必然要求大量增加人口。

　　欧拉的计算法⁴²⁴，其价值跟下面这种计算克劳泽的方法完全一样，即假定从公元1年起按复利存放一个克劳泽，则每隔13年增加一倍，那么现在就应为大约古尔登，这是体积超过地球的一大块银子。您在第169页上说美洲的社会关系和欧洲差别不大，这只有在您观察的都是一些沿海的大城市，或者只是这些关系的表面的法律形式的情况下才是对的。广大美洲居民的确生活在非常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条件下。移民源源而来，就能证明这一点。而要使人口增长一倍，仍然需要30年以上。这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无论如何，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自己会决定，是否应当为此采取某种措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措施。我不认为自己有向他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和劝导的使命。那些人无论如何也会和我们一样聪明。

　　其实，早在1844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德法年鉴》第109页）：“即使马尔萨斯完全正确，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社会主义）变革，原因是只有这种变革，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简易的办法。”⁽²⁾

　　暂时告一段落——其余的问题等以后和您面谈。您要到这里来，很好。您是年轻一代中真正想学到点东西的少数人之一，而在无批判的气氛下，现在德国出的一切历史和经济书籍越来越糟，对您来说，摆脱这种气氛将是很有益处的。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20—221页。——编者注
(2) 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81—82页。——编者注

注　　释

421 卡·考茨基在1880年12月4日的信中请恩格斯给他的新作《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维也纳版）提出批评意见，这本书已在1880年12月通过爱·伯恩施坦邮寄给恩格斯。
　　考茨基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几个月后到伦敦拜访马克思和恩格斯。1881年3月，他到了伦敦，与恩格斯就《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一书多次交换了意见。——454。
422 讲坛社会主义者是19世纪70——90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科学的性质。——454。
423 到1882年，阿·谢夫莱出版了以下著作：《人类社会的社会制度》（两卷集）1873年蒂宾根第3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1878年蒂宾根第2版、《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四卷集）1875——1878年蒂宾根版、《税收政策的基本原则》1880年蒂宾根版、《社团的强制救济基金》1882年蒂宾根版。流传最广的是谢夫莱的《社会主义的精髓》1875年哥达版、到1891年，该书共出了13版。——455。
424 卡·考茨基在他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一书中援用莱·欧拉的计算法，按照这种计算法，从纯粹理论上说，十二年多一点时间，人口就会增加一倍。恩格斯在做复利计算时把一个克劳泽定为¹∕₆₀古尔登。——455。

171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牙

1881年2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
　　梅特兰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同志：

　　我长时间没有回信，是因为我想在答复您1月6日的来信时附上一份修正表，这些修正也许是您在再版《资本与劳动》⁴²⁵时必须做的。由于家务事忙乱以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工作和其他的干扰，这份表我还没有完成，因此暂且先寄给您这封短信，没有附表，因为我再继续沉默可能会引起您的误会。我认为必须修改的地方都是一些细节，主要的东西，问题的实质，已经讲清楚了。

　　感谢您的友好的献辞；您用这一献辞亲自向我们的资产阶级敌人提出了挑战。

　　《伟人传》⁴²⁶的作者⁽¹⁾是一个学校视察员之类的人，他曾写信请我把我的传记材料寄给他，此外，他还让他的出版者找我的妹夫尤塔，要尤塔说服我答应他的请求，因为我通常对这类请求都加以拒绝。这位先生——《伟人传》的作者——给我写信说，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承认这些观点的重要性，并对我表示尊敬等等。就是这个人后来厚颜无耻地把声名狼藉的普鲁士间谍施梯伯的诽谤谰言写入了他的小册子，即硬说——大概是在某一个波恩讲坛社会主义者⁴²²的怂恿下——我有意捏造引文，然而这位正人君子甚至都没有花点力气去读读我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同尊敬的布伦坦诺论战的文章⁴²⁷，如果他读了我的文章，他会看到布伦坦诺起先是在《协和》杂志（工厂主的刊物）上责备我“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进行了伪造”，后来又作狡辩，说他对此不是这样理解的等等。一家荷兰杂志愿意向我提供版面来驳斥那个“学校视察员”，不过我对这种臭虫的叮咬原则上是置之不理的。即使在伦敦，我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也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做法，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有时会给以迎头痛击，但是，人上了年纪也就学聪明了，不去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了。

　　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⁴²⁸，在我看来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而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不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就无法解这个方程式。此外，一个由于人民的胜利而突然产生的政府陷入窘境，这决不是什么特别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恰好相反。胜利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由于自己的“胜利”立刻感到束手束脚，而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行动。有一点您可以深信不疑，这就是，如果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发展到能让社会主义政府首先采取必要的措施把广大资产者威吓住，从而赢得首要的条件，即持续行动的时间，那么社会主义政府就不能在那个国家取得政权。

　　也许您会向我指出巴黎公社；但是，且不说这不过是在例外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公社中的大多数人也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而且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只要懂得一点常理，公社就可能同凡尔赛达成一种对全体人民群众有利的妥1炉—_—；塞是当时唯一能做到的事情。只要夺取法兰西银行，就能吓住凡尔赛分子，使他们不敢再自吹自擂，如此等等。

　　法国资产阶级在1789年以前所提出的一般要求，除了必要的改变之外，大体上同无产阶级当前提出的最基本的直接要求一样明确，而无产阶级的这些要求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大致相同。但是，在18世纪有哪一个法国人曾经事先、先验地哪怕是极模糊地意识到用什么方式实现法国资产阶级的要求呢？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世界末日日益临近的幻梦曾经煽起原始基督徒反对罗马世界帝国的火焰，并且给了他们取得胜利的信心。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秩序所必然发生而且也一直在我们眼前发生着的解体过程的科学认识，被旧时代幽灵的化身即各国政府折磨得日益激I贲的群众，以及与此同时生产资料大踏步向前的积极发展—一所有这些就足以保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一旦爆发，革命的直接的下一步的行动方式的种种条件（虽然决不会是田园诗式的）也就具备了。

　　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关键性的形势还不具备；因此，我认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当前的直接的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 卡尔·马克思

脚　　注

(1) 阿·凯迪伊克。——编者注

注　　释

422 讲坛社会主义者是19世纪70——90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科学的性质。——458。
425 指斐·纽文胡斯的著作《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1881年海牙版。这是用荷兰文写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简明通俗的叙述。纽文胡斯在书上的题词是：。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的思想家和争取无产阶级权利的勇敢斗士——卡尔·马克思、以表本书作者的崇敬之情。”该书第二版于1889年出版。——457。
426 指《当代伟人传》，是1870——1882年在哈勒姆出版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由恩·巴尔森主编出版、丛书第十卷中刊载了阿·凯迪伊克写的《卡尔·马克思传》。——457。
427 马克思同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路·布伦坦诺的论战是由于1872年3月7日《协和》杂志第10期上刊登的布伦坦诺所写的一篇诽谤性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而引起的。布伦坦诺采用匿名的方式，企图破坏马克思作为一个学者的威信，指责马克思在科学上不诚实，伪造所使用的材料。《人民国家报》1872年6月1日发表了马克思的《答布伦坦诺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之后，7月4日《协和》杂志第27期上刊登了布伦坦诺的第二篇匿名文章，对此马克思写了《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同上），发表在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第63号上。马克思逝世以后，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塞·泰勒继续进行布伦坦诺掀起的诽谤运动，恩格斯1890年6月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序言中，189 1年在小册子墩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中，对泰勒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在这本小册子的《文件》部分，恩格斯刊载了马克思的这两篇文章。——458。
428 斐·纽文胡斯在1881年1月6日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回答一个问题，即社会党人如果取得政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首要立法措施应当是什么。纽文胡斯告诉马克思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把这个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苏黎世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讨论。但大会认为不宜讨论这个问题。
　　由于苏黎世州委员会不允许在当地举行大会，所以由比利时社会党人发起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2——12日在库尔（瑞士）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2个国家的代表。代表大会的议题是关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联合问题。大会认为联合的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各国社会党还处于形成时期。代表大会决定下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458。

17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3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把国家对自由竞争的每一种干涉一_保护关税、同业公会、烟草专卖、个别工业部门的国有化、海外贸易公司⁴²⁹、皇家陶瓷厂——都叫做“社会主义”，纯粹是曼彻斯特的资产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在胡说。对这种胡说我们应当批判，而不应当相信。如果我们相信它，并且根据它建立起一套理论，那么，只要提出下面的简单论据就会使这套理论连同它的前提一起破产，这种论据就是：此类所谓的社会主义一方面不过是封建的反动，另一方面不过是榨取金钱的借口，而它的间接目的则是使尽可能多的无产者变成依赖国家的公务员和领养老金者，即除了一支有纪律的士兵和公务员大军以外，再组织一支类似的工人大军。在国家长官，而不是在工厂监工的监视下举行强制性的选举——好一个美妙的社会主义！但是，如果相信资产阶级这一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而只是假装相信的说法，那就会得出结论：国家等于社会主义……

注　　释

429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820年1月起，海外贸易公司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460。

173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81年6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收到你寄来的那本亨利·乔治的书⁽¹⁾之前，我已经得到了另外两本：一本是从斯温顿那里得到的，一本是从威拉德·布朗那里得到的，因此，我把一本给了恩格斯，另一本给了拉法格。今天我只能非常简单地谈一下我对该书的意见。

　　这个人在理论方面是非常落后的。他根本不懂剩余价值的本质，因此，就按照英国人的榜样，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已经独立的部分的思辨中，即在关于利润、地租和利息等等的相互关系的思辨中兜圈子，而他思辨的水平比英国人还要低。他的基本信条是：如果把地租付给国家，那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在《共产主义宣言》⁽²⁾里讲到过渡措施的地方，你也能找到这种要求⁽³⁾）。这本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它最早（撇开18世纪末提出的类似要求不谈）是由李嘉图的第一批激进的信徒在他刚去世以后提出来的。1847年，我在一篇反对蒲鲁东的著作里曾经谈到这一点：“穆勒（老穆勒，不是他的儿子约翰·斯图亚特，后者也曾大同小异地加以重复）、舍尔比利埃、希尔迪奇等一些经济学家要求租归国家所有以代替税收，我们是可以理解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在整个资产阶级生产中是一个无用的累赘。”⁽⁴⁾

　　如上所述，我们自己也把国家占有地租看做许许多多过渡措施中的一种。这些措施，正如《宣言》同样指出的，充满了矛盾，而且必然要充满矛盾。

　　但是，第一个把激进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种要求变为社会主义的灵丹妙药，并宣称这种措施可以解决现代生产方式中所包含的种种对抗的人，是科兰。他生于比利时，当过拿破仑的骠骑兵军官，在基佐当权的后期和小拿破仑⁴³⁰执政的初期，他住在巴黎，写了几大卷关于他的这个“发现”的专著⁽⁵⁾以造福世界。他还有另一个发现，那就是：虽然没有上帝，但是有“不灭的”人的灵魂，而动物“没有感觉”。如果动物有感觉，即有灵魂，那么我们就是食人生番，就永远不可能在地球上建立正义的王国。他的少数残存的信徒，多半是比利时人，多年来每月在巴黎的《未来哲学》杂志上宣扬他的“反土地私有论”和灵魂论等等。他们自称“有理性的集体主义者”，并且吹捧这个亨利·乔治。

　　继他们之后，普鲁士的银行家、曾做过彩票经纪人的东普鲁士人扎姆特（这是一个大傻瓜），还独自拼凑了一本关于这种“社会主义”的大作⁽⁶⁾。

　　从科兰算起，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他们想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一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并且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亨利·乔治的论调显然也露出了这种狡猾的，同时也是愚蠢的用心。他这样做是更加不能原谅的，因为他本来应当反过来提出问题：在美国，既然广大人民曾经相对地，即同文明的欧洲相比，容易得到土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相对地）现在还是这样，那么，怎样解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对工人阶级的相应的奴役比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发展得更迅速、更无耻呢？

　　另一方面，乔治的书以及它在你们那里引起的轰动，其意义在于，这是想从正统的政治经济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次尝试——虽然是不成功的尝试。

　　看来，亨·乔治根本不了解那些与其说是理论家不如说是实践家的早期美国抗租犁⁴³¹的历史。不过，他是一个天才的著作家（也是一个天才的美国式的广告家），例如他在《大西洋》杂志上发表的论加利福尼亚的文章⁽⁷⁾就能证明这一点。他还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傲慢无礼、自命不凡的态度，这是所有这类发明灵丹妙药的人的显著特点。

　　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不幸得很，我妻子⁽⁸⁾的病是不治之症。过几天我同她到海滨的伊斯特本去。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你的 卡·马克思

脚　　注

(1) 亨·乔治《进步和贫困》1880年纽约版。——编者注
(2)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编者注
(4)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45页。——编者注
(5) 让·吉·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无产者和资产者》1856—1857年巴黎版。——编者注
(6) 阿·扎姆特《社会学说》187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7) 大概是指亨·乔治《卡尼在加利福尼亚的宣传鼓动》.载于1880年8月《大众科学月刊》。——编者注
(8) 燕·马克思。——编者注

注　　释

430 小拿破仑是维·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会议上发表的演说中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462。
431 抗租者是指19世纪30_一0年代纽约州拒绝向大土地占有者交租并要求把农场全部卖给他们的土地租佃者。这些租佃者对企图用暴力收租的收租人进行了武装反抗，规模最大的租佃者风潮发生在1836到1845年间，租佃者和土地占有者的斗争以相互妥协而告终。1846年以后，大土地占有者开始逐渐把自己的土地卖给租佃者。——463。

174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81年8月18日于布里德灵顿码头
　　望海路1号

　　亲爱的摩尔：

　　昨天晚上才收到你从阿让特伊寄来的信，知道了你突然到来的原因。但愿杜西的病实际上并不严重，——她前天还给我写了一封有趣的信；无论如何，希望今晚或明早能得到详细的消息，还希望知道你的夫人是否和你一起到了布洛涅或加来，以及她是否留在那里了。

　　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没用参考书便研究了你的数学手稿⁴³²，我高兴地看到，我用不着参考书。为此我向你表示祝贺。事情是这样清楚，真是奇怪，为什么数学家们要那样顽固地坚持把它搞得神秘莫测。不过这是那些先生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造成的。肯定地、直截了当地令dy∕dx＝⁰∕₀，这是他们难以理解的。但是很明显，只有当量x和y的最后的痕迹消失，剩下的只是它们的变化过程的表示式而不带任何量时，dy∕dx才能真正表示出在x和y上已经完成了的过程。

　　你无须害怕在这方面会有数学家走在你的前面。这种求微分的方法其实比所有其他的方法要简单得多，所以我刚才就运用它求出了一个我一时忘记了的公式，然后又用普通的方法对它进行了验证。这种方法很值得注意，尤其是因为它清楚地表明，通常的方法忽略了出咖等是完全错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当dy∕dx＝⁰∕₀时，而且只有那时演算在数学上才是绝对正确的。

　　所以，老黑格尔猜得完全正确，他说，微分法作为一个基本条件要求两个变量都有不同的幂，并且至少其中的一个变量是二次或二分之一次幂。⁴³³现在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了。

　　当我们说在y＝f（x）这个公式中x和y是变量时，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这一步，那么这只是一个没有任何进一步结果的论断，而x和y暂时实际上仍然是常数。只有当它们真正地变化时，也就是在函数内部变化时，它们才真正成为变量，而且只有那时，才能显示出隐藏于最初的方程式中的不只是两个量本身的关系，而是它们的可变性的关系。最初的微商ΔyΔx表示在实际变化过程中，即在每一特定的变化当中，这种关系是如何发生的；最后的微商dydx才表现出它的普遍的、纯粹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由dydx得出任何的ΔyΔx，而ΔyΔx本身永远只适应于个别场合。而为了从个别场合得出一般关系，个别场合本身应当予以抛弃。所以当函数完成由z到z’的过程，并带着该过程的全部结果之后，可以放心地把x’重新取徽，这已不是原来的x，只是按名称来说还是变量，它已经过了真正的变化，而且，即使我们把它本身再度抛弃，变化的结果仍保留着。

　　最后，这里一下子弄清了许多数学家早就断言过、但未能提出合理论据来加以论证的一点，即微商是最初始的，而微分出和咖是推导出来的：推导出这个公式本身要求，这两个所谓无理因子首先构成方程的一方，只有等到使方程回到它的这一本来的形式dydx＝f（x）的时候，才能用它来做点什么，才能消除无理式，而代之以有理式。

　　这件事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以致我不仅考虑了一整天，而且做梦也在考虑它：昨天晚上我梦见我把自己的领扣交给一个青年人去求微分，而他拿着领扣溜掉了。

你的 弗·恩·

注　　释

432 指马克思寄给恩格斯的一部分数学手稿。自1 9世纪60年代起，马克思就开始研究著名数学家的著作，同时用专门的笔记本作了1 000多页的摘录。1878—188 1年马克思撰写了微分学的历史纲要，恩格斯高度评价并计划公开发表马克思的这个数学手稿。——464。
433 见黑格尔《逻辑学》上卷第1编第2部分第2章的注释：微分计算从它的应用所引导出来的目的。——465。

17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1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但是盖得的确到这里来过，当时是为了起草法国工人党的纲领草案⁴²⁰。导言⁽¹⁾就是在这里，在我的房间里，我和拉法格都在场，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的：工人只有在成了他们的劳动资料的占有者时才能获得自由，这可以采取个体形式或集体形式；个体占有形式正在被经济的发展所排斥，而且将日益被排斥；所以，剩下的只是共同占有形式，等等。这真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可以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这样的杰作是我少见的，措辞这样精练，真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叹。接下去就讨论纲领的其他内容，在这里我们作了某些增减，但是很难说盖得是马克思的传声筒，这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盖得硬要把他的那一套最低工资额的谬论放到纲领里去，因为对纲领负责的不是我们而是法国人，所以最后我们只得随他的便，虽然他也承认这一点在理论上是荒诞无稽的。

　　布鲁斯当时在伦敦，他是很乐意出席的。但是盖得的时间很有限，并且不无根据地预料到布鲁斯会引起一场关于他自己也不懂的无政府主义论调的无聊争论，所以坚持不要布鲁斯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他⁽²⁾的事情。可是布鲁斯对盖得的这种做法耿耿予际，从此他那反对盖得的小集团便产生了。

　　法国人后来讨论了这个纲领，作了一些改动以后便通过了，其中马隆所作的改动决不是什么改进。

　　后来，我还在《平等报》第2期上写了两篇关于“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文章，就我所知，这就是我们积极参加法国运动的全部经过。

　　可是，最使那些微不足道而又自命不凡的满腹牢骚的小人恼火的是：马克思由于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他已经在德国、法国、俄国赢得了这种地位，至于在比较小的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这些人自己来向他求教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正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

　　马隆也曾想到这里来，但是他想通过拉法格得到马克思的特别邀请；他当然没有得到这种邀请。我们愿意同其他任何怀有良好意愿的人，也愿意同他进行商谈，但是要邀请他！为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这样邀请过人呢？

　　马克思，其次是我，对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持的态度同对法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我们总是同他们保持接触，如果值得花力气这样做，而且有机会这样做的话；但是，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只会毁灭在国际时期取得的原有的信任。在革命事业中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实在太多了……

脚　　注

(1) 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2) 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注　　释

420 指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于1880年5月共同制定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在法国叫做马克思派或盖得派纲领，又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后，以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通过拉法格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他们制定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5月1O日左右在恩格斯的寓所内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共同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定了纲领的实践部分，即最低纲领。最低纲领连同导言首次发表在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第25期上，后来又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上。1880年11月，在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被确定为法国工人党的正式纲领（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569页、纲领的实践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635—636页）。法国工人党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遭到以保·布鲁斯、贝·马隆为代表的可能派（该派因坚持改良主义原则，宣布只争取“可能”争得的东西而得名）的否决，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阿讷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466。

17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月25—3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关于德国“领袖”中的情况的报道，使我们很感兴趣。我从来不讳言：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却突然宰了这头奶牛⁴³⁴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上千人因此一下子被剥夺了生存条件，他们没有被直接置于革命者的处境中即没有被放逐到国外去，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否则，许多现在垂头丧气的人都会转到莫斯特的营垒里去，或者无论如何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是过于温和了。这些人大部分都留在德国，而且必须这样做，他们大部分都去了相当反动的地方，受到社会排斥，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依靠庸人，因而大多数人也被庸俗习气所侵蚀。他们的一切希望很快都集中在废除反社会党人法⁴⁰⁸上面来了。在庸俗习气的压抑下，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一种确实荒唐的幻想，以为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目的，这是毫不足怪的。对意志薄弱的人来说，德国是一个很坏的国家。日常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狭隘琐碎，甚至在大城市中也存在的小城市风气，在同警察和官僚进行斗争时总要遇到的小小的但是层出不穷的刁难——这一切把人弄得精疲力竭，而不是激发人起来反抗；于是，在这个“大幼儿园”⁴³⁵里，许多人自己也变得很幼稚了。生活条件的狭隘造成了眼界的狭隘，以致生活在德国的人，必须有很大的智慧和精力才能超出身边的事物而看得更远一些，才能看见世界大事的巨大联系，才不至于陷入自满自足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不能看得比自己的鼻子更远，因此恰恰是最狭隘的主观性，虽然它是成千上万的这种人都具有的。：

　　但是，无论这种用“客观的”过分聪明来掩盖自己缺乏判断力和抵抗力的倾向是怎样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我们还是必须对它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这里，工人群众本身是最好的支点。在德国，只有他们是生活在比较现代的条件下，他们的一切大大小小的不幸都是资本的压迫所造成的，德国的其他一切斗争，无论是社会斗争或政治斗争，都是琐碎的和微不足道的，都是围绕着一些在别的地方早已解决了的琐碎的事情打转，而工人的斗争是唯一伟大的、唯一站在时代高度的、唯一不使战士软弱无力而是不断加强他们的力量的斗争……

注　　释

408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桨，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O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项法律的评价，见Ⅸ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469。
434 暗指俾斯麦政府实行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408。——469。
435 这里套用了海涅诗集《时事诗》中《安心》这首诗的说法：“德意志是温驯的幼儿园，不是罗马的凶手窝。”——470。

17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2年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我终于着手答复您11月8日的来信了。

　　1848年革命的实际任务之一（而一次革命的实际的、非幻想的任务总是通过这一革命得到解决的），是恢复中欧那些被压迫、被分割的民族，因为一般说来当时它们是有生命力的，特别是已经成熟得可以独立了。对于意大利、匈牙利和德国来说，这一任务由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波拿巴、加富尔、俾斯麦根据当时的情况予以解决了。剩下的是爱尔兰和波兰。这里可以撇开爱尔兰不谈，它只是非常间接地影响大陆的事务。而波兰地处大陆中部，使波兰保留分割状态的，正是一再把神圣同盟⁴³⁶联结起来的那种联系，所以波兰使我们很感兴趣。

　　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1859年以前，在意大利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甚至当时算是最有活力的因素的共和主义者也并不很多。共和主义者到1861年以后才多起来，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力量后来投入了社会主义者的行列。⁴³⁷德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拉萨尔在幸运地被枪弹击中的时候，已经准备承认事业失败并准备放弃事业了。只是在1866年大普鲁士统一小德意志²⁰²的问题实际解决了以后，拉萨尔派⁴³⁸也好，所谓爱森纳赫派³⁵⁴也好，才有了意义1只是从1870年波拿巴进行干涉的渴望彻底破灭以后，事业才蓬勃发展起来。假如在我们这里还保留着旧的联邦议会⁴³⁹，那么，我们的党会怎么样啊！匈牙利的情况也一样。只是从1860年起，它才被卷入现代的运动⁴⁴⁰：上层是欺诈，下层是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1830—1848年，有点共和主义色彩的国际主义寄希望于法国，认为它负有解放欧洲的使命，其结果，法国的沙文主义日益加强，以致法国解放世界的使命及其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直到现在还在步步妨碍着我们（这在布朗基主义者身上表现为滑稽的形式，在比如马隆及其同伙身上也表现得很强烈）。而在国际⁽¹⁾中j法国人也把这个观点当做天经地义的东西来坚持。只有事变才能教育他们，而且还要天天教育他们——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使他们知道，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只要波兰还被分割，还受压迫，那么，不仅在国内不可能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不可能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兰人进行真正的国际交往。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这一事实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那些不把解放国家提到自己纲领的首要地位的波兰社会主义者，我比之为不愿意要求首先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实行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为了能够进行斗争，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

　　关于在最近一次革命之前波兰是否能恢复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我们根本无意阻止波兰人去努力争取为自己的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或者硬要他们相信，从国际观点来看民族独立是很次要的事情，恰恰相反，民族独立实际上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此外，在1873年，德国同俄国差一点打起仗来⁴⁴¹，所以当时波兰完全可能以某种形式得到恢复，成为以后的真正的波兰的萌芽。如果俄国的先生们不马上停止自己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和在黑塞哥维那的挑唆⁴⁴²，他们就会招致一场他们自己、奥地利和俾斯麦都控制不了的战争。黑塞哥维那的事态变得严重，只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政党和沙皇感兴趣，波斯尼亚匪帮则同目前在那里活动的愚蠢的奥地利大臣和官僚一样，并不会引起人们多大的兴趣。因此，甚至不经过起义，而仅仅由于欧洲的冲突就恢复独立的小波兰，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像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普鲁士小德意志一样，它并不是靠这个资产阶级所幻想的革命道路或议会道路，而是靠战争建立的。

　　因此，我认为，欧洲有两个民族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在成为国际的民族以前先成为国家的民族：这就是爱尔兰人和波兰人。他们只有真正成为国家的民族时，才更能成为国际的民族。波兰人在历次危难中懂得了这一点，并且在历次革命战争的战场上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剥夺他们恢复波兰的期望，或者硬要他们相信一个新波兰不久就会从天上掉下来给他们，他们就会对欧洲革命失去任何兴趣。

　　我们尤其没有丝毫理由在波兰人不可避免地渴望独立的时候去阻挡他们。第一，他们在1863年发明和运用了俄国人现在很有成效地加以仿效的斗争方法《柏林和彼得堡》附件二）⁴⁴³，第二，在巴黎公社中，他们是唯一可靠而有才干的统帅⁴⁴⁴。

　　而反对波兰人的民族意向的是哪些人呢？第一，是欧洲的资产者，波兰人从1846年起义⁴⁴⁵以来，同时也由于自己的社会主义倾向，失去了欧洲资产者的任何信任；第二，是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受他们影响的人，比如以赫尔岑的眼光看问题的蒲鲁东。要知道，在俄国人中间，甚至在他们的优秀人物中间，现在已摆脱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倾向和记忆的人寥寥无几，俄国负有泛斯拉夫主义的使命，在他们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就像法国天生享有革命倡导权在法国人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一样。其实，泛斯拉夫主义是在并不存在的斯拉夫民族这一假面具之下争夺世界霸权的骗术，它是我们和俄国人的最凶恶的敌人。这种骗术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但目前还是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目前正在酝酿着一场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这是拯救俄国沙皇制度和俄国反动势力的最后一点指望；战争会不会爆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但是如果战争爆发，那么只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德国、奥地利和俄国那里朝着革命方向顺利发展的情况，将受到极大的破坏，并且会被推到现在还很难预言的其他道路上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因此丧失三年到十年的时间，那时情况很可能是：在德国，可能也在俄国，宪制的“新纪元”³⁷³的死期还要推迟一段时间；德国统治小波兰；对法国进行报复战争；各民族互相进行新的挑拨离间，最后，形成新的神圣同盟。所以，泛斯拉夫主义虽然已经快进坟墓了，或者正是因为这样，它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是我们的死敌。卡特柯夫们、阿克萨科夫们、伊格纳季耶夫们及其同伙都知道，只要沙皇制度一被推翻，俄国人民一登上舞台，他们的王国就永远完蛋了。因此，在国库空虚而又没有一个银行家肯借给俄国政府一文钱的时候，就产生了进行战争的这种热望。

　　所有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恨死了波兰人，因为波兰人是唯一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斯拉夫人，他们是神圣的斯拉夫事业的叛徒，因而必须用暴力将他们圈在大斯拉夫沙皇帝国之内，帝国未来的首都将是沙皇格勒，即君士坦丁堡。

　　您可能要问我，难道我对被插进斯拉夫民族中去的三个楔子一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土耳其人——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那些小的斯拉夫民族和民族碎片不抱任何同情吗？的确是少极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呼救道：“上帝啊，世界上竟没有人公正地对待斯拉夫人！”⁽²⁾彼得堡予以响应，于是捷克的整个民族运动都盼望沙皇“公正地对待”他们。其他的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加利西亚的卢西人（至少是一部分）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却不能赞同这些目的。只有在沙皇制度崩溃以后，这些小民族的民族意向同谋求世界霸权的泛斯拉夫主义倾向脱离了联系时，我们才能给予他们行动自由，而且我深信，对于多数奥地利—匈牙利的斯拉夫人来说，只要有六个月的独立，他们就会央求接受他们回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这些小民族目前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硬说自己拥有的那种权利，即阻止修筑通向君士坦丁堡的欧洲铁路网的权利……

脚　　注

(1) 指国际工人协会。——编者注
(2) 见扬·科拉尔《光荣的女儿》第3篇《多瑙河》。——编者注

注　　释

202 普鲁士在1866年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后，于1867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见注218），其成员有19个德意志邦和3个自由市。1870年，北德意志联邦又吸收了德国西南的4个邦（巴登、黑森、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并于1871年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历史上把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的德意志联邦称为“小德意志”。——472。
354 1869年8月7——9日在德国爱森纳赫举行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或爱森纳赫党。该党的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会址设在不伦瑞克，通称不伦瑞克委员会。另有十一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检查，会址设在维也纳。该党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这次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472。
373 恩格斯在这里把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开始的改革时期比做普鲁士1858——1862年的所谓“新纪元”时期。沙皇政府在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失败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革：1861年废除农奴制、实行地方政府的改革，1864年起实施新的法院规章制度，以及财政体制改革等等。这一系列改革使俄国在转变为资产阶级君主制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马克思曾就这个问题写了《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一文。关于普鲁士的“新纪元”见注180。——474。
436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该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471。
437 1859年的奥意战争结束以后，1861年3月，通过革命群众的斗争诞生了意大利王国，但不包括威尼斯和罗马。恢复民族的统一为开展独立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基础。——471。
438 拉萨尔派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1863年5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t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5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472。
439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联邦议会并不履行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的内部事务，其目的在于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1851——1859年、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卡·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德意志联邦被北德意志联邦所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472。
440 1860年，匈牙利的人民运动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取得了局部的胜利，1860年颁布的《十月诏书》废除了匈牙利1848年以前的旧宪法的部分条款。1867年，匈牙利成了奥地利统治下的联盟中的一个独立王国，这是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和工人运动日益壮大的基础。——472。
441 1873——1874年、俾斯麦政府力图挑起对法战争。在这一冲突中，俄国政府站在法国一边。由于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俾斯麦的这一企图未能实现。——473。
442 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在柏林举行了国际会议。迫于军事恐吓和外交压力，俄国政府将圣斯特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审议。该和约是俄国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获胜后于1878年3月3日同土耳其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强烈抗议。柏林会议最后作出了解决东方危机的临时决议。1882年1月，在奥地利根据柏林会议决议占领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起义。起义是由于占领区兵役制实施法案的通过而引起的，在1882年2月上半月达到了高潮。沙皇政府心怀叵测，极力利用起义谋取私利。——473。
443 指1863年1月在被沙皇俄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爆发的1863——1864年民族解放起义。起义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1863—1864年波兰起义是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得到了俄国和欧洲革命民主派的深切同情和支持。欧洲工人同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团结一致，为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在这里提到的匿名书籍《柏林和圣彼得堡。普鲁士人论俄德关系史》（1880年莱比锡版）出自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尤·埃卡尔特的手笔。该论文集的附录二是专门论述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474。
444 在巴黎公社时期，许多波兰革命流亡者同巴黎无产阶级并肩作战。他们当中最著名的人物有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和雅·东布罗夫斯基。他们两人都是有才干、勇敢而忠诚的统帅。符卢勃列夫斯基被任命为将军，指挥巴黎公社的三个集团军之一。东布罗夫斯基将军起初负责极其重要的前沿阵地的守卫，后来统率巴黎公社的第一集团军，并于1871年5月初被任命为巴黎公社武装部队总司令。——474。
445 1846年2月，波兰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曾准备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埃·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以及起义领袖遭普鲁士警察逮捕，总起义未能成功，仅在从18 1 5年起由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共管的克拉科夫举行了起义，起义者在2月22日获胜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徭役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474。

178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2年2月1O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们已经考虑过你的建谢⁴⁴⁶，认为实行这个建议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是，它是很快就会到来的。第一，一个新的经过正式改组的国际，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只能招致新的迫害，最后只能是二者择一：要么放弃这一事业，要么使这个组织成为秘密的。后一种做法是不幸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阴谋和暴动的欲望，同样不可避免地会让密探混进来。甚至在法国，也完全有可能重新利用那个还根本没有废除的反对国际的法律⁴⁴⁷。

　　第二，在目前《平等报》和《无产者报》争吵不休的情况下，对法国人根本不能有所指望，可是必须表明自己支持哪一方，但这样做也有它的坏处。至于我们自己，我们是站在《平等报》方面的，但是我们仍然要避免现在就公开出面支持这些人，这是因为，尽管我们明确地向他们提出过警告，他们还是一再犯策略上的错误。

　　第三，同英国人打交道，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困难。在五个月当中，我一直力图通过《劳动旗帜报》（我为它写过社论⁴⁴⁸）从论述往日的宪章运动开始来传播我们的思想，看看这样是否能得到一些反应。但毫无结果，因为那位编辑⁽¹⁾，一个好心的但是很软弱的人，最后对我在该报所写的大陆上的异端邪说也感到害怕了，所以我就放弃了这个打算。⁽²⁾

　　所以，只剩下这样一个国际，这个国际，除比利时以外，仅仅限于流亡者，因为除了日内瓦及其近郊，连瑞士人也不能指望，——请看一看《工人呼声》和毕尔克利。但是，花费力气去建立一个仅仅由流亡者组成的协会，未必是值得的。因为荷兰人、葡萄牙人、丹麦人也帮不了多少忙，而同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打交道则越少越好。

　　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实际上是继续存在着的。各国革命工人之间的联系，就其能够发挥作用而言，也还是保持着的。每一个社会主义的报刊都是一个国际的中心；从日内瓦、苏黎世、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米兰向四面八方伸展出许多线，互相交叉，而我实在看不出，在目前，让这样多的小中心聚结在一个大的主要中心的周围会给运动带来什么新的力量——恐怕这只会增加摩擦。但是，正因为如此，当需要把这些力量集合起来的时机到来的时候，这是可以立即做到的，并不需要做长期的准备。每一个国家的先进战士的名字在其他所有国家中都是人所共知的，任何一个由他们签署并为他们拥护的公开行动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和大多为人们所不知道的旧总委员会⁽³⁾委员们的名字完全不同。正因为如此，在这种行动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之前，即当欧洲的事变促使它诞生之前，应当暂不采取这种行动。否则就会损害它将来的效果，就只能是徒劳无益的。这样的事变正在俄国酝酿着，在那里，革命的先锋队就要出击了。照我们看来，应当等待这样的事变以及在德国必然产生的反应，——到那时，采取伟大的行动和建立一个正式的真正的国际的时机就到来了，不过到那时，它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了。因此，我们坚决主张，这样一种优越的斗争手段，决不应当在还比较平静的时期，即革命的前夜就使用它，损害它，从而削弱它的作用。

　　我相信，如果你再次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现在，我们俩都祝你早日痊愈，并且希望很快听到你又完全恢复健康的消息。

永远是你的 老弗·恩—

脚　　注

(1) 乔·希普顿。——编者注
(2) 参看恩格斯1881年8月10日给乔·希普顿的信。——编者注
(3)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编者注

注　　释

446 约·菲·贝克尔在1882年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建议成立一个类似第一国际的新的国际工人组织。——476。
447 指法国国民议会于1872年3月14日通过的法律。这项法律是由司法部长茹·杜弗尔提议、法国国民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制定的。根据这项法律，凡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人都要被判刑。——476。
448 恩格斯于1881年5——8月曾为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工联机关报《劳动旗帜报》撰稿。该报的主编是乔·希普顿。恩格斯的文章发表时不署名、几乎每星期一篇，作为社论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88—527、530—537页）。恩格斯总共写了十一篇文章，最后一篇文章《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刊登在1881年8月6日《劳动旗帜报》第14号。此后，该报编辑部中机会主义分子的影响越来越大，恩格斯于是终止为该报撰稿。——476。

17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2年5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前天辛格尔到我这儿来了，我从他那里得悉，秘密通讯处还可以用，以前我对此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这个地址了。辛格尔有另一种考虑。他属于这样一种人：这些人认为对任何东西实行国有化都是半社会主义的措施，或者无论如何也是预备性的社会主义措施，因而暗暗热衷于保护关税、烟草专卖、铁路国有化等等。⁴⁴⁹所有这一切全是胡说，是被片面地夸大了的反对曼彻斯特主义⁶⁶斗争的遗产，这种胡说特别是在投奔到我们方面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受过大学教育的分子当中追随者最多，因为这种胡说可以使他们在同自己那些资产阶级的及“有教养的”人士争论时占上风。据辛格尔说，不久以前你们在柏林辩论过这个问题，他——幸亏——是少数。我们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不应当为了这样一些细小的打算使自己的名声受到损害。我曾试图向他说明：（1）照我们的看法，在德国，保护关税是完全错误的（在美国则不同），因为我们的工业是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展起来并形成出口能力的，而对于这种出口能力来说，外国的半成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是绝对必需的；能够生产比国内的需要多出三倍产品的钢铁工业，利用保护关税仅仅是为了对付国内市场，而在国外却像事实证明的那样采取倾销价格；（2）烟草专卖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国有化，以致我们在辩论中甚至不能拿它来作例证。另外，不管俾斯麦能否将它付诸实现，我都毫不在乎，因为不论出现哪种情况，结果只会对我们有利；（3）铁路国有化只是对股东们有利，他们可以把股票高价卖出去，而对我们却没有丝毫利益，因为我们只要首先把国家掌握在手中，我们就可以迅速地像收拾国家一样，收拾几个大公司，股份公司业已提供证明，资产者本身是何等的多余无用，因为全部管理工作都是由雇佣人员去做的，而国有化对此并没有增添任何新的论据。但辛格尔对这种国有化过分固执己见，只同意我一点，即从政治观点看来，你们采取的否定的立场是唯一正确的。

　　邮局快关门了。衷心问候你和李卜克内西。

你的 弗·恩·

注　　释

66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并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这种观点也被称做曼彻斯特主义。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英国自由党的左翼。——479。
449 1882年5月14日保·辛格尔来到伦敦，就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性质问题与恩格斯交换了看法，并就党应该采取的策略问题听取了恩格斯的意见。当时，辛格尔还没有认识到俾斯麦及其国有化尝试所追求的目标。不过，在恩格斯的帮助下，辛格尔很快就消除了理论上的糊涂观念。——478。

180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2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先生：

　　……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只有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工人十分安然地分享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和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依我看，真正的殖民地，即欧洲移民占据的土地——加拿大、好望角和澳大利亚，都会独立的；相反地，那些只是被征服的、由土著人居住的土地——印度、阿尔及利亚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属地，无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接过来，并且尽快地引导它们走向独立。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展开，还很难说。印度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闹革命，既然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不能进行殖民战争，那就必须容许它这样做，那时自然不会没有种种破坏，但是，这类事情恰恰是任何革命都免不了的。在其他地方，如阿尔及利亚和埃及，也可能发生同样情况，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家里将有足够的工作要做。只要欧洲和北美一实行改造，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极好的榜样，使各个半文明国家完全自动地跟着走，单是经济上的需要就会促成这一点。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当然，这决不排除各种各样的自卫战争。

　　埃及的事件⁴⁵⁰是俄国外交制造的。让格莱斯顿侵占埃及（埃及还远未落入他的手中，他即使能得到埃及，也远不能守住），以便俄国占据亚美尼亚，按照格莱斯顿的说法，这样做又可以把一个基督教国家从伊斯兰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在这件事上其余的一切都是幌子、托词、借口。这种企图是否会得逞，很快就会见分晓。

　　热情问好。

您的 弗·恩·

注　　释

450 指从1879年延续到1882年的埃及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后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埃及人民开展民族解放运动是为了反对已对埃及实行财政监督的英法资本家对埃及进行殖民掠夺，其导火线是英法代表以债权强国的身份于1878年进入埃及政府担任部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曾经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这一口号的阿拉比帕沙等进步军官。由于开罗卫戍部队起义，埃及总督（执政者）被迫于1881年9月实行宪制，12月埃及召开了国会，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1879年成立的“祖国党”，其成员是那些对外国资本的把持感到不满的自由派地主和商人，以及依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支持的、怀有爱国主义情绪的军官和知识分子。“祖国党”的目的是要实现埃及独立并在国内建立宪制。1882年2月。埃及组成了民族政府（阿拉比在政府中担任陆军部长）。民族政府开始解除外籍官员在埃及担任的职务，并计划实行民主改革。1882年夏天，英国挑起冲突，采取了反对埃及的军事行动。在阿拉比的率领下，埃及军队和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抵抗。1882年9月，抵抗运动遭到失败。英国侵略者在占领开罗以后，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进行了野蛮屠杀，埃及成了英国的殖民地。——481。

181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0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我早就想写信告诉您法国的情况，但是一直到现在才动笔。也好，这样倒可以一举两得了。

　　（1）圣艾蒂安。尽管有比利时人的好意劝告，不可避免的事还是发生了，互不相容的因素已经分开。⁴⁵¹这是一件好事。起初，在工人党创立的时候，必须容许所有接受纲领的人参加到党里来；如果他们在接受纲领的时候暗地里还有保留，这在以后是一定会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我们从来没有被马隆和布鲁斯所迷惑。他们两人都是在巴枯宁的阴谋学校里培养出来的，马隆甚至是建立巴枯宁的秘密“同盟”²⁸⁹的共谋者（他是17个创始人之一）。但是，毕竟还应当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表明，他们是否连同巴枯宁的理论一起放弃了巴枯宁的实践。事情的进程表明，他们接受了纲领（同时歪曲了它，马隆给它加进了许多坏的东西），不过暗中却想推翻纲领。在兰斯和巴黎开始的事情⁴⁵²，在圣艾蒂安完成了。纲领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1880年的共产主义的导言⁴⁵³，已经被1866年国际章程的导言所代替，而1866年的国际章程之所以不得不那么一般地表述，正是因为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非常落后，而又不能把他们排除在外。纲领的正面要求都被取消了，因为每个地方组织有权为了任何一种它们随意设定的特殊目的制定自己特有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圣艾蒂安党，不仅不是工人党，而且根本不是一个党，因为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纲领：它至多只是一个马隆—布鲁斯派。这两个人能够对旧纲领提出的最严厉的责难，就是这个纲领推出去的人比吸收进来的人还多。这一点现在已可以补救：蒲鲁东主义者和激进派⁴⁵⁴再也没有理由留在党外了，而如果事情照马隆这一帮人所希望的那样发展，那么福尔马尔所抱怨的“革命稀粥”⁴⁵⁵就会成为法国无产阶级的正式说法。

　　在所有的罗曼语国家中（可能还有其他地方），对待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证向来是很宽松的。这些代表资格证很多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当这种事情还没有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当这还只涉及次要问题的时候，其危害性还不那么大。但是巴枯宁主义者把这种做法变成了常规（最初是在汝拉），他们一贯地伪造代表资格证，企图用这种办法来窃取领导地位。现在在圣艾蒂安就是这样。在筹备代表大会的时候，完全使用了巴枯宁的一整套旧策略，不惜采取撒谎、诽谤、搞阴谋诡计等一切手段。只有在这方面布鲁斯才是能手。但是这些人忘记了，这在小的支部里和在汝拉这样小的地区能够获得成功，而在一个大国的真正的工人党内则必然要使那些干这种事情和耍这种手腕的人遭到毁灭。圣艾蒂安的表面的胜利不会长久保持下去，马隆和布鲁斯很快就会彻底完蛋。

　　看来，一个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德国党就是在爱森纳赫派³⁵⁴和拉萨尔派⁴³⁸的斗争中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在这种斗争中连吵架本身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在被拉萨尔特意豢养起来充当其工具的一帮恶棍垮下来以后，合并才有可能，即便在那时从我们这方面来说去争取合并也是过于匆忙了。⁴⁵⁶在法国，有些人虽然抛弃了巴枯宁的理论，却继续运用巴枯宁的斗争手段，同时还想为了自己的特殊目的而牺牲运动的阶级性质，这些人也必须先垮下来，然后重谈合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宣传合并就是十足的愚蠢。道德说教对于反对目前隋况下不可避免的幼稚病是没有帮助的。

　　此外，甚至罗阿讷派也很需要经常的尖锐的批评。他们常常醉心于革命的词句和软弱无力的行动要求……

注　　释

289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瑞士日内瓦建立的国际性无政府主义组织。同盟的盟员宣布以无神论、阶级平等和取消国家为自己的纲领，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同盟的这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得到了意大利、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工业不发达地区的支持，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支部。1869年同盟向总委员会申请加入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各支部。实际上，同盟盟员加入国际之后，仍然在国际内部保持着自己的秘密组织，并在巴枯宁的指挥下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同盟反对国际的斗争更加激烈，尤其激烈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对同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揭露了这个力图分裂工人运动的宗派集团的真面目。1872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将同盟领导人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的决定。——482。
354 1869年8月7——9日在德国爱森纳赫举行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主义者全德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革命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或爱森纳赫党。该党的领导人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党的领导机构是由五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会址设在不伦瑞克，通称不伦瑞克委员会。另有十一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负责对执行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检查，会址设在维也纳。该党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支部。这次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是符合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的精神的。——483。
438 拉萨尔派是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斐·拉萨尔的信徒，主要代表人物是约·巴·施韦泽、威·哈森克莱维尔、威·哈赛尔曼等。该派的组织是1863年5月由拉萨尔创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只要进行议会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在国家帮助下建立生产合作社，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t支持普鲁士政府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75年，拉萨尔派与爱森纳赫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483。
451 1882年秋同时召开了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讷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1882年9月25日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由于在代表资格证上采取种种手段而成为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即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在罗阿讷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马克思帮助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同时赋予各选区制定自己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见本卷第482页）。圣艾蒂安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茹·盖得、保·拉法格、埃·马萨尔、加·德维尔、弗雷雅克和古·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新的名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481。
452 指法国工人党兰斯代表大会关于党纲的决议以及在巴黎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的决议。
　　兰斯代表大会于1881年10月30日——11月6日举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贝·马隆和保·布鲁斯主持通过了一项自相矛盾的关于“最低纲领”的决议。决议认为，最低纲领“不完全”符合“劳动者的意图”，因此，应当允许各个地方组织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纲领。同时，决议指出，在新的纲领通过以前这个纲领仍然有效。这个决议旨在反对由茹·盖得领导的《平等报》周围的马克思派。马隆和布鲁斯等机会主义者采取的这一反对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行动，实际上是企图迫使盖得派首先公开起来反对他们，然后伺机以盖得派搞分裂为由把他们开除出党。
　　1882年5月14—21日在巴黎举行的中部联合会联盟代表大会上，出席代表大会的《平等报》的代表被开除出联盟。《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2年6月1日第23号上发表短文，对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谴责。——482。
453 指马克思1880年5月帮助制定并于1880年11月由勒阿弗尔党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见注420）。——482。
454 这里的激进派是指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派别、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派别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放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即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该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伤残抚恤金以及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措施。若·克列盂梭是该派的领袖。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了政党，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482。
455 格·福尔马尔《废除非常法吗？》一文第二部分有“反对派的和自由思想派的‘稀粥”这一提法。——482。
456 指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实现合并（见注363）。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两派合并的共同意见，详见恩格斯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和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83。

182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2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信了。马克思又在这里住了约三个星期，他后天要去怀特岛，因此我一直没法安静地做点事。

　　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我非常喜欢的是第一篇⁴⁵⁷因为它给了“右翼”先生们的哀怨以应有的回击，这些先生们甚至不惜接受那些对党来说要比反社会党人法⁴⁰⁸本身还要坏的条件，来争取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无非是想借此重新筹办像《审判报》之类的报纸，以便回到旧日的写作方面的“埃及的肉锅"⁴⁵⁸。我认为，向这些先生们——文章就是针对他们的——指出下面的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如果反社会党人法被自愿废除，就很容易出现使党的处境更加恶化的条件；应当强调指出，靠屈膝乞求的办法我们是很难摆脱反社会党人法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也是纯理论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法律将会被那些导致革命而且不久就会到来的事件⁴⁵⁹一扫而光。

　　第二篇文章我相当匆忙地看了一遍，当时有两三个人一直在旁边谈话，否则我就会从作者对革命的看法看出法国的影响，同时大概也就认清了我们的福尔马尔。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⁴⁶⁰“只是反动的一帮”⁴⁶¹这种说法终于在长久期待之后被实现了。这边是所有的正式党派纠合在一起，那边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组成严整的队伍；一场大决战，一举获得全线胜利。实际上事隋并不那么简单。恰好相反，实际上，正如你也指出过的，革命是在绝大多数人民和正式党派联合起来反对因此而遭到孤立的政府并要推翻它的时候开始的；而且只有在那些还能继续存在下来的正式党派在相互斗争中一个促使一个和一个接着一个地垮台以后，只有在这以后，才会出现福尔马尔所谈的彻底分裂，与此同时，我们取得统治权的时机也就来临了。假如我们和福尔马尔一起立刻从革命的最后一举开始革命，那对我们将是非常不利的。

　　末尾论及新策略的那一段话，我当时没有怎么重视，——无论如何，要是对照一下刑法典，就可以在这里发现许多能使人坐牢的东西。但是，如果有人偶尔向这方面偏了，那也不是了不得的事，因为偏向另一方面的人也不少。如果说我把这一点看得太轻了，那么我认为你则看得太重了。你看看菲勒克在《南德意志邮报》上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子，就可以知道，右翼在怎样想方设法利用你的反驳。⁴⁶²我不认为我们在德国的同志会由于福尔马尔的文章就真的立即接受他的说法。不过，对他要求宣布“我们要秘密组织起来”这一点，应当断然拒绝。

　　我焦急地等待关于俾斯麦的材料，但是现在你们两人⁽¹⁾正在坐牢⁴⁶³，我大概得再等一些时候。不过，如果我那时要埋头于另外的、也是我早该动手的长篇文章⁽²⁾，那我就不能把它中途搁下，而不得不把俾斯麦往后推了。⁽³⁾

　　在法国，早已预料到的分裂发生了。⁴⁵¹在建立党的时候，盖得和拉法格同马隆和布鲁斯之间的最初的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幻想这种合作能够长期维持下去。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像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这也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而现在第一次建立工人政党的法国也不例外。在德国，我们已经走过了这种内部斗争（同拉萨尔派）的第一阶段，其他阶段还摆在我们面前。在可能团结一致的时候，团结一致是很好的，但还有高于团结一致的东西。谁要是像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做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我希望这封信能在你入狱以前到达你手里。马克思和杜西向你表示衷心的问候。马克思的健康正在完全恢复，如果胸膜炎不再犯，明年秋天他的身体将会比近几年以来都好。如果你在“塔笼”⁽⁴⁾（在伯尔尼的叫法）碰到李卜克内西，请代我们大家问候他。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2)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编者注
(3) 恩格斯曾打算撰文评论俾斯麦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该计划没有实现。参看恩格斯1882年9月13日给爱·伯思施坦的信。——编者注
(4) 指监狱。——编者注

注　　释

408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桨，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O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项法律的评价，见Ⅸ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484。
451 1882年秋同时召开了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讷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1882年9月25日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由于在代表资格证上采取种种手段而成为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即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在罗阿讷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马克思帮助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同时赋予各选区制定自己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见本卷第482页）。圣艾蒂安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茹·盖得、保·拉法格、埃·马萨尔、加·德维尔、弗雷雅克和古·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新的名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486。
457 指刊登在1882年8月1 7日和2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4、35号上的格·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标题都是《废除非常法吗？》。这两篇文章同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霍廷根——苏黎世出版、标题是《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略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署名苏尔土尔。——484。
458 “埃及的肉锅”一词源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484。
459 指奥·倍倍尔1882年11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所涉及的内容。这封信是倍倍尔从莱比锡监狱中写来的，是对恩格斯1882年1O月29目的信的答复。倍倍尔在信中说，他只能想象两个事件会导致革命和废除反社会党人法。他说：“很快又要爆发一场工商业危机，……或者爆发一场欧洲战争，其结果之一无疑是欧洲革命。我想不出有第三种情况。”但是倍倍尔觉得在近期内不可能发生欧洲战争，因为欧洲各国的内阁都清楚地了解并且惧怕一场大战所能带来的后果。——484。
460 指奥·倍倍尔发表在1882年10月1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2号上的《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吗？》一文。这篇文章批驳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并以小册子出版的格·福尔马尔的两篇文章。倍倍尔主要针对福尔马尔的第二篇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福尔马尔在这篇文章中号召采取暴动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的策略。倍倍尔认为这一策略对党来说是不能容许的和极为有害的。他在1882年1O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像福尔马尔这样的文章所使用的不审慎的腔调和语言，只会给党的队伍造成不必要的牺牲。——484。
461 斐·拉萨尔关于“只是反动的一帮”这一论点被吸收进了1875年5月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工人党的纲领。纲领中有这样一句话：“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这一拉萨尔主义论点进行了批判。——485。
462 由于奥——倍倍尔批驳了用苏尔土尔的笔名以小册子出版的格·福尔马尔的文章、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路·菲勒克在他出版的《南德意志邮报》上宣称，这本小册子与党的意见毫无共同之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1882年10月26日对菲勒克的声明表示抗议，强调指出载入小册子的文章是党的一个成员写的，而且最初是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的。——485。
463 威·李卜克内西从1882年10月15日起入狱1奥·倍倍尔从1882年11月1日起被判处徒刑，1883年3月9日在莱比锡监狱服刑期满。——485。

18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1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您屡次硬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威信扫地，所根据的无非就是马隆的陈词滥调。诚然，法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一种特殊的产物，以致有一次马克思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既然《公民报》去年夏天的销售量为25000份，并取得了那样的地位，以致利沙加勒为了夺取它⁽¹⁾竟拿自己的名誉下赌注，那么，这似乎同流传的所谓威信扫地的情况有些矛盾。而与此更加矛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威信扫地没有妨碍这些人享有这样的威望，即他们被驱逐出《公民报》以后，当天就创办了一家新的大型日报⁴⁶⁴，几乎完全靠工人和小资产者（ouvriers et petits industrie1s——拉法格语）的支持使该报整整两周免受旧《公民报》所有者⁽²⁾的阴谋诡计的破坏，并且已经找到一个资本家，明天就要同他就报纸⁽³⁾问题进行最后的谈判——行还是不行。在这样雄辩的事实面前，马隆大概只好把他所说的“威信扫地”留给自己了。而马隆先生本人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致当他请求罗什弗尔给他在《不妥协派报》上发表的文章增加稿费时，那人答复他说：“如果您写得少些，我会付给您多些”。让马隆试试口袋里一文不名能否在巴黎创办日报，以表明他享有怎样的威望……

脚　　注

(1) 参看恩格斯1882年10月20、27日给爱·伯思施坦的信。——编者注
(2) 布洛默斯泰因。——编者注
(3) 《平等报》（日报）。——编者注

注　　释

464 普·利沙加勒为争夺《公民报》大搞阴谋，他把茹·盖得的拥护者赶出了新改名为《公民和战斗报》的该报报社。但是，盖得派立即就以原来的名称《公民报》创办了一家大报，该报在定名为《平等报》之前曾数度易名。——487。

184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诺

1882年11月21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我正想问你“储备吼隋况怎样，今天恰好接到了你的来信⁽¹⁾。附上30英镑支票，你可以像往常那样去兑取。这样，下星期一，或许就在本星期六，你便可以拿到钱，如果你合得花一个先令的电报费，星期五就可拿到。

　　附上（1）穆尔的一篇数学研究⁴⁶⁵。代数方法只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微分方法，这一结论当然只是就他自己的几何作图法而言，在这里也还算正确。我已写信⁽²⁾告诉他说，你对于人们如何用几何作图法来体现事物这一点，是完全不重视的，应用曲线方程便足够了。此外，你的方法和老方法的根本差别在于：你把x变为x′，也就是使之真正起变化，而其他人则是从x+h出发，这终归是两个量的和，而不是表示一个量在变化。因此，你的x纵然纵然通x′再变回到原来的x，毕竟和原先的已不是一回事，而如果先把h加到x上，然后再把它减去，x是始终保持不变的。但是，变化的每一图解都只能表示出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即结果，也就是一个已经变为常数的量；表示线段x及其附加线段的戥+JIz，也就是一根线段的两节而已。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x如何变为z’并再变为z，这是不可能用图解表示出来的。

　　另外附上（2）刚刚收到的伯恩施坦的一封信，望阅后退还给我。

　　（彭普斯带着小家伙⁽³⁾来把我打断了，所以这封信不得不就此草草结束，因为我打算在五点半把它发出。）

　　我不知道，对福尔马尔所作的马隆式的历史叙述⁴⁶⁶要不要给以斥责。对马赛代表大会⁴⁶⁷只字不提，这已是严重歪曲历史了。如果伯恩施坦在给最后一篇文章加的按语中不指出这一点，那就有必要予以纠正。

　　《平等报》我读完后即寄出。拉法格答应写的信和往常一样还未收到。他用教授的口气给预审法官⁽⁴⁾写的公开复信⁴⁶⁸是幼稚的。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千方百计想使自己被捕一样。幸好内阁状况不稳，所以他们也许还能逃脱。

　　杜西和琼尼昨天平安到达。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马克思1882年11月20日给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2) 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3) 女儿莉莲。——编者注
(4) 爱·皮康。——编者注

注　　释

465 指赛·穆尔所写的对马克思独创的微分学论证方法的几页意见（关于这个方法的论述，参看本卷第464——466页）。马克思在1882年11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穆尔的意见作了回答（见本卷第490页）。关于马克思对数学的研究、见注432。——488。
466 指格·福尔马尔发表在1882年11月9、16、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6，47、49号上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题目是《论法国工人党的分裂》，署名福。文章发表时，爱·伯恩施坦加了编者按。——489。
467 马赛代表大会是法国工人第三次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和法国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879年10月20——31日在马赛举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马克思派（盖得派）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蒲鲁东分子在代表大会上展开了激烈而尖锐的斗争、结果以茹·盖得为首的马克思派占了上风。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原则性的决议：关于工业国有化和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工人夺取政权的决议、关于成立法国工人党（正式名称为“法国社会主义者工人党联合会”，实际上只称工人党）的决议。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党章并提出了制定党纲的任务。马克思曾指出：“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见本卷第491页）。——489。
468 保·拉法格等法国工人党的活动家由于在罗阿讷代表大会以后发表的演说而受法庭审讯。法院预审法官爱·皮康传唤拉法格于11月21日到蒙吕松市初级法院出庭，罪名是煽动国内战争、凶杀、抢劫和纵火。拉法格在1882年11月18日《平等报》第4种专刊第26号上发表公开信，声明拒绝出庭，并在信中无情地嘲笑了皮康。拉法格于12月12日在巴黎被警方逮捕。1883年4月底，拉法格等人被陪审法庭判处六个月徒刑和罚款，并从1883年5月21日起在巴黎的圣佩拉日耶监狱服刑。——489。

185
马克思致恩格斯

伦敦

1882年11月22日于文特诺市
　　圣博尼费斯花园1号

　　亲爱的弗雷德：

　　支票已收到，非常感谢！

　　正像你也马上看出来的那样，赛姆⁽¹⁾在批评我所运用的分析方法：他若无其事地把这种方法抛在一边，他不研究这种方法，而去研究我还只字未曾提到过的几何应用。

　　我未尝不可以用同样的态度去看待所谓微分方法本身的发展过程——这种方法始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神秘方法，继之以达兰贝尔和欧拉的理性主义方法，终于拉格郎日的严格的代数方法（但始终是从牛顿一莱布尼茨的原始的基本原理出发的）——，我未尝不可以用这样的话去对待分析的这一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说它在微分的几何应用方面，即在几何图解方面，实际上并未引起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太阳刚刚出来，正是适于散步的时候，因此在这里我就暂且不①再谈数学了，不过以后有机会还要回过头来细谈各种方法。

　　伯恩施坦关于普鲁士铁路“国有化”的消息很有意思。⁴⁶⁹

　　我不同意他关于马隆—布鲁斯的组织〔470〕规模庞大的看法，盖得当时对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的那个“人数众多的”（！）代表团所作的分析并没有被驳倒，不过这已是无谓的争论了。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马隆当时在瑞士，布鲁斯还是一个无名小卒，而《无产者报》——以及它的工团——则采取了否定的立场。

　　阿莫斯这头蠢驴——英国官吏在埃及的传声筒——给《对埃及人的掠夺》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凯伊提供了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答辩》的机会⁴⁷¹，从而使得他的当事人的处境极其困难。里弗斯·威尔逊、罗塞尔和戈申以及站在他们一边的英国内阁更是被凯伊弄得非常狼狈。

　　祝好。

摩尔

脚　　注

(1) 赛·穆尔。——编者注

注　　释

469 爱·伯恩施坦在1882年11月1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普鲁士几家最大的实行国有化的铁路公司的股票行情。这封信是伯恩施坦对恩格斯1882年11月2——3日和4日两封信的回复。一91。470指1882年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形成的以贝—马隆和保·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的党、即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见注451）。——491。
471 谢·阿莫斯针对1882年在伦敦再版的西·凯伊的小册子《对埃及人的掠夺》写了书评，标题是《〈对埃及人的掠夺〉。修订本》，发表在1882年10月《现代评论》第10期。凯伊为了回答阿莫斯，写了《〈对埃及人的掠夺〉。答辩》一文，发表在1882年11月《现代评论》第11期。——491。

186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2年1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巴枯宁主义者也完全是这样做的。据拉法格说，可能派只是在蒙马特尔才真正有些势力，并且在那里也组织得很好。

　　暂时处于少数——在组织上——而有正确的纲领，总比没有纲领而只是表面上拥有一大批虚假的拥护者要强得多。我们一辈子都处于少数，我们觉得这样也非常好。巴黎的组织力量较弱（果真如此，我还远不理解可能派为什么不敢出席罗阿讷派举行的关于两个代表大会⁴⁵¹的辩论会），这可以通过报刊的影响而两倍三倍地得到弥补。

　　在这样的情况下，您的巴黎通讯员们怎么会认为圣艾蒂安派是“真正的工人政党”，我真是无法理解。首先，这帮人根本不是什么党，更不是什么工人政党，就像此地的工人一样。他们其实从骨子里就是激进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正像此地的工人已经完全变成的那样。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他们根本没有工人的纲领。那些为激进派搜罗这类工人投票工具的工人领袖们的行为，在我看来，是直接的背叛……

注　　释

451 1882年秋同时召开了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圣艾蒂安召开的可能派代表大会和在罗阿讷召开的盖得派（马克思派）代表大会。
　　1882年9月25日在圣艾蒂安召开的法国工人党例行代表大会上，党的右翼的拥护者（可能派）由于在代表资格证上采取种种手段而成为多数，大会发生了分裂。马克思派，即盖得派退出大会，并于9月26日在罗阿讷举行了法国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留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的可能派取消了由马克思帮助制定并在1880年11月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的统一纲领，同时赋予各选区制定自己竞选纲领的权利。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作了根本修改的纲领导言中，用恩格斯的话说。“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已经被抛弃”（见本卷第482页）。圣艾蒂安代表大会把党内马克思派的领袖和积极活动家茹·盖得、保·拉法格、埃·马萨尔、加·德维尔、弗雷雅克和古·巴赞开除出党，并确定了党新的名称—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492。

187
恩格斯致马克思

文特诺

1882年1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摩尔：

　　附上关于“马尔克”的附录⁽¹⁾。请于星期日寄还给我，以便我能在星期一进行修改——今天我没有来得及完成最后的修改。

　　这里所提出的对中世纪的农民状况和15世纪中叶以来第二次农奴制的起源的看法，我认为总的说来是无可争辩的。我查阅了毛勒的全部著作⁴⁷²中所有与此有关的地方，在那里面几乎找到了我的全部论点，而且都有证据，此外，也有一些正好相反的论断，但它们不是缺乏证据，就是从这里恰好没有涉及的时代得出的。这种隋况尤其出现在第四卷《领主庄园》的结论中。在毛勒的著作中这些矛盾的产生是由于：（1）他习惯于不分主次地和杂乱无章地引用一切时代的证据和事例；（2）他带有法律偏见的残余，每当问题涉及对发展的理解时，这种偏见就对他起阻碍作用；（3）他对于暴力及其作用注意得非常不够；（4）他具有“开明的”成见，以为自从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必定会不断朝着更美好的方向进步。这不仅妨碍他认识真正进步的对抗性质，①而且也妨碍他认识个别的倒退情况。

　　你可以看出，这篇东西决不是一气呵成的，而确实是一段段拼凑起来的。初稿虽是一气呵成的，但可惜有错误。我是逐步掌握材料的，因此做了很多补缀工作。

　　附带谈一下，农奴制的普遍恢复是17世纪和18世纪德国工业未能发展起来的一个原因。首先，行会中存在着相反的分工，也就是同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相反的分工：分工不是在手工工场内部实行，而是在行会之间实行。在英国这里，工业向没有行会组织的农村迁移。在德国，这种做法因为农民和从事农业的小市镇居民变为农奴而受到阻碍。而由于这一点，一出现外国工场手工业的竞争，行会本身也就终于瓦解了。至于妨碍德国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其他原因，在这里我就不谈了。

　　今天又是整天浓雾弥漫，整天都点着煤气灯。加特曼的电堆大概不能用于照明，至多只能用于电报等。关于这一点，等事情彻底弄清以后再详谈。

　　祝你健康，希望天气很快就会好转，那样你就可以出门了。

你的 弗·恩·1883年

脚　　注

(1) 恩格斯《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注　　释

472 格·毛勒研究中世纪德国农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著作有：《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493。

18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格里伦贝格尔和《社会民主党人报》对普特卡默的伪善态度的回答⁴⁷³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这样做是对的。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逃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而且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我们已经相当成功地战胜了一切敌人。老弗里茨在给他的将军们的一个指令中说：“总之，我们士兵的天才就是善于进攻，仅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¹⁾。这句话也适用于我们德国工人。但是如果凯泽尔在辩论非常法⁴⁰⁸的时候——假定□⁽²⁾的摘录是确实的——退缩和诉苦，说什么我们只不过是匹克威克式的革命者⁽³⁾，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应当说：整个帝国国会和联邦会议都只是靠革命建立起来的；老威廉在并吞三个王位和一个自由市⁴⁷⁴的时候也曾经是革命者；全部法制、全部所谓的法律基础都只不过是完全违背人民意志的和直接反对人民的无数革命的产物。德国人的这种思想上和意志上的该死的委靡状态（有人如此卖力地把它同“有教养者”一起带到党内来），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掉啊！

　　邮局要关门了。我也许遗漏了您来信中的个别事项，一有机会，我立即答复。谢谢寄来的照片。您什么时候寄来校样⁽⁴⁾呢？祝好。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8年8月14日给骑兵少将的指令》，载于《弗里德里希大帝全集》第6卷第310页。——编者注
(2) 指菲勒克。原文为“Viereck”，是一姓氏，也有“四角形”的意思。——编者注
(3) 见麦·凯泽尔1883年1月11日在帝国国会辩论反社会党人法时的发言。——编者注
(4) 指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校样。——编者注

注　　释

408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桨，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O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项法律的评价，见Ⅸ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495。
473 1883年初，《社会民主党人报》就社会民主党议员卡·格里伦贝格尔在1882年12月14日帝国国会会议上发言反对内务大臣罗·普特卡默一事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普特卡默认为，必须根据反社会党人法在德国的许多省份实行戒严，因为社会民主党破坏家庭的神圣性，鼓吹恋爱自由。《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是：《从格里伦贝格尔关于遵守反社会党人法的发言谈起》（1月l、4日第1、2号）、《谈谈自由恋爱问题。供普特卡默先生在帝国国会宣读之用》（1月4日第2号和2月8日第7号）、《普特卡默和家庭的“神圣性”》（1月11日第3号）和《论特权的荣誉。再论自由恋爱问题和普特卡默及其同伙的道德性》（2月22日第9号）。——495。
474 暗指由于1866年普奥战争和德国统一，原先的独立邦——汉诺威、拿骚和选帝侯国黑森——以及自由市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入普鲁士一事。——496。

189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4.交易所税。在英国这里，它老早就以简单的、最普通的印花税形式存在着，就是在转让时交纳占支付额的0.5％的印花税和五先令手续费（无记名股票这里很少，不用纳税）。结果只是，在没有实际转让的差额交易中存在着真正的证券投机。所以课税只涉及所谓的“可靠的投资”。因此根本不能做到使交易所投机商无法逃税。

　　我反对这个，（1）因为我们一般只要求直接税而反对一切间接税，以便人民知道和感觉到，他们交纳多少和应当怎样对付资本，（2）因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赞成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您把反对交易所的喧嚣称做小资产阶级的行为，这是很对的。交易所只改变从工人身上已经窃得的剩余价值的分配，而这种分配是如何进行的，这一点对于工人本身而言，起初可以说是无所谓的。但交易所朝着集中的方向改变分配，大大加速资本的积聚，因此这是像蒸汽机那样的革命的因素。

　　出于道德目的而征税，这也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的想法——只有征收啤酒税和白酒税还勉强说得过去。这种主张真是可笑之极和反动透顶。如果交易所没有在美国造成巨大财富，那么，在这个农民国家里怎么可能产生大工业和社会运动呢？……

190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谨向您确认敝函⁽¹⁾昨日已发，现附上给考茨基的信⁽²⁾，他原先的地址可能已经不能用了。

　　再来谈谈交易所税，我们完全用不着去否定交易所的“不道德行为”和诈骗行为，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如实地描绘成资本主义赢利的顶峰，在那里所有权简直变成了盗窃；不过还应当作出进一步的结论：摧毁现代经济的这个表现得最清楚的顶峰，绝对不利于无产阶级，相反，应当让它充分地自由发展，以便使最蠢的人也能明白，现代经济会造成什么后果。有些人尽管不是交易所的经纪人，却贪得无厌地搞证券投机，因此必然成为掠夺的牺牲品，我们让这些人去表示义愤吧。当交易所和“实力雄厚的实业界”互相角斗的时候，当那些也企图进行证券投机并不可避免地要被洗劫一空的土容克，在剥削阶级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互相斗争中成为第三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将成为第四方：欢笑的一方。

　　还请您把准确地址——街名和门牌号码告诉我。否则我无法寄钱，而为了购买六本关于施米特的小册子⁽³⁾我需要把钱寄上，我和肖莱马希望把小册子寄往德国，请您办一下。

　　我该就此搁笔了。

您的　弗·恩·

脚　　注

(1) 见本卷第496—_497页。——编者注
(2) 恩格斯1883年2月10日给卡·考茨基的信。——编者注
(3) 莫·奥本海默《德国秘密警察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编者注

191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2月27日—3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先生：

　　……菲勒克就电工技术革命掀起了一阵喧嚷，却丝毫不理解这件事的意义，这种喧嚷只不过是为他出版的小册子做广告。但是这件事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革命。蒸汽机教我们把热变成机械运动，而电的利用将为我们开辟一条道路，使一切形式的能——热、机械运动、电、磁、光——互相转化，并在工业中加以利用。循环完成了。德普勒的最新发现⁴⁷⁵在于，能够把高压电流在能量损失较小的情况下，通过普通电报线输送到迄今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远处，并在那一端加以利用——这件事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一，这一发现使工业彻底摆脱几乎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并且使极遥远的水力的利用成为可能，如果说在最初它只是对城市有利，那么到最后它必将成为消除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而且非常明显的是，生产力将因此得到大发展，以至于越来越不再需要资产阶级的管理了。笨蛋菲勒克从这里只是看到了自己所喜爱的国有化的新论据：资产阶级办不到的事，应当由俾斯麦来办……

注　　释

475 指1882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展出的法国物理学家马·德普勒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499。

192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伯恩施坦：

　　我的电报⁽¹⁾想必您已经收到。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本来大有希望，但是今天早晨体力突然衰竭，接着就完全睡着了。在两分钟之内这个天才的头脑就停止了思考，而这正是发生在医生们给了我们最大的希望的时候。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逝。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运动必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但是已经缺少那种沉着的、及时的、深思熟虑的指导了，这种指导到现在为止曾多次使它避免在歧路上长期徘徊。

　　其余的下次再谈。现在已是午夜12点钟了，整个下午和晚上我都不得不写信并且为各种事情奔忙。

您的 弗·恩·

脚　　注

(1) 这封电报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193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83年3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从我给倍倍尔夫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通讯处）的电报⁽¹⁾里，你们大概已经知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党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上星期五医生⁽²⁾——伦敦最好的医生之一——还告诉我们，只要营养跟得上，维持住他的体力，他完全有希望恢复得像以前那样健康。而且正是从那时候起，他的胃口又开始好一些了。但是今天下午两点多钟我去的时候，看到全家都在掉泪，说他异常地虚弱；琳蘅叫我上楼去看他，说他处在半睡的状态，当我上了楼的时候一此时她离开房间不过两分钟光景——他已完全睡着，但是长眠不醒了。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思考了。关于致死的直接原因，没有医生的意见我不好判断，整个情况是这样复杂，以致医生们要把它详细写出来，也要花费许多笔墨。然而，现在这毕竟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了。最近六个星期以来，我饱受了惊恐，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我看来，起初他的夫人去世，接着，在他非常危急的关头燕妮⁽³⁾又去世，这些都起了作用，加速了他的逝世。

　　虽然今天晚上我看到他仰卧在床上，面孔已经僵硬，但是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新旧大陆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你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这封电报没有保存下来。——编者注
(2) 霍·布·唐金。——编者注
(3) 燕·龙格。——编者注

194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83年3月15日晚11时45分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电报已于今晚收到。衷心感谢！

　　当时要把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定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因为病情一直变化不定。现在简单地谈谈主要情况。

　　在他夫人逝世前不久，1881年10月，他得了胸膜炎。痊愈后，他在1882年2月被送到阿尔及尔，由于路上碰到寒冷潮湿的天气，到那里又得了胸膜炎。那里天气一直很坏，由于酷暑即将到来，他的病刚一治好，就被送到蒙特卡洛（摩纳哥）去。到那里他又得了一次胸膜炎，不过病势较轻。那里天气也很坏。最后，病治好了，他到了巴黎附近的阿让特伊，住在他的女儿龙格夫人家里。在那里，他用附近的昂吉安的硫矿泉水医治他的慢性支气管炎。那里虽然天气仍1日不好，但治疗还是有效的。然后他又到沃韦住了六个星期，九月间，他从那里回来时，看起来几乎完全恢复健康了。医生许可他到英国南部的海滨去过冬。而他自己对无所事事的漫游生活已感到很厌倦，所以，要是再一次把他流放到欧洲南部去，也许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而对他的精神却有害处。当伦敦雾季开始的时候，他被送到怀特岛去。那里阴雨连绵；他又患了感冒。新年时我和肖莱马想去看他，但是得到通知，要杜西马上到他那里去。紧接着燕妮⁽¹⁾去世了；他回到这里的时候又得了支气管炎。由于过去的种种情况，加上他这么大的年纪，这是很危险的。此外还产生许多并发症，尤其是肺脓肿以及体力异常迅速地衰竭。虽然如此，病情总的是在好转，上星期五，他的主治医生⁽²⁾（伦敦最好的青年医生之一，是由雷·朗凯斯特专门推荐的）还给了我们莫大的希望。但只要在显微镜下观察过一次肺部组织的人都知道，肺部化脓的地方血管壁穿孔的危险是很大的。所以，六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地方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昨天下午两点半钟——这是白天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间——我到了他家里，看到全家人都在掉泪，说他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他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突然衰竭了。我们那个好样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走下来，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决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³⁾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像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

　　根据过去发生的、连医生也不如我了解得清楚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人类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你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燕·龙格。——编者注
(2) 霍·布·唐金。——编者注
(3) 此处套用了伊壁鸠鲁给梅诺伊凯乌斯的信中的一句话。——编者注

195
恩格斯致菲力浦·范派顿⁴⁷⁶

纽约
　　[草稿]

1883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在4月2日来信问我，卡尔·马克思对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对约翰·莫斯特抱什么态度，我的答复是简短而明确的。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宣言》⁽¹⁾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

　　无政府主义者把争隋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从巴枯宁用现在的形式把它提出来的第一天起就遭到马克思的反对，这难道还需要我特别证明吗？国际工人协会的整个内部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从1867年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就企图用各种最卑鄙的手段夺取国际的领导权；他们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马克思。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在1872年9月的海牙代表大会³⁵⁵上把无政府主义者驱逐出国际，在驱逐无政府主义者这件事情上出力最大的就是马克思。如果你们希望知道更详细的情况，我们的老朋友、出席那次大会的代表，霍博肯的弗·阿·左尔格可以告诉你们……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注　　释

355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1872年9月2——7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和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来自15个全国性组织的65名代表。这次代表大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领导下，从理论上、组织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等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罪恶活动，并决定把巴枯宁等人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507。
476 恩格斯这封信是为了回答菲·范派顿1883年4月2日来信而写的。范派顿在信中说，在不久前举行纪念马克思的游行时，约·莫斯特及其拥护者声称，莫斯特本人同马克思交往密切，他曾在德国协助开展《资本论》的普及工作，马克思赞扬了莫斯特所作的宣传。恩格斯把自己的信发表在1883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1号《卡尔·马克思的逝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还摘引了范派顿上述来信中的一段话。——506。

196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博斯多夫

1883年5月10—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你对经济情况的判断，正为英国、法国和美国发生的事情所证实。⁽¹⁾现在是中间危机，和1841—1842年的危机相似，但是规模要大得多。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以及世界市场的完全形成）。现在，当美国、法国和德国开始打破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由此像1847年以前那样又开始更迅速地出现生产过剩时，又产生了为期五年的中间危机。这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彻底衰竭。繁荣期再也达不到充分发展的程度了，五年过后，便又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在这五年当中，整个说来，情况也是不大妙的。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1884—1887年间，就不会再像1844——1847年间那样，工商业又有相当大的复苏。但是，在这之后，彻底崩溃必将到来……

脚　　注

(1) 奥·倍倍尔在1883年5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德国各经济部门已经呈现出危机临近的征兆。——编者注

197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3年5月22日于伦敦

老朋友：

　　……在马克思家里我们还得忙到明年3月，因此不必急于离开那里和制订未来的计划。整理这些遗物，也要花费许多劳动。我感到惊奇的是，马克思甚至把1848年以前所写的几乎全部文稿、书信和手稿都保存下来了，这是写传记的绝好材料。传记我当然要写。另外，这部传记也将是一部《新莱茵报》和1848—1849年下莱茵地区运动的历史，是一部1849—1852年讨厌的伦敦流亡生活的历史和国际的历史。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²³⁰，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

注　　释

230 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论》第二卷包括两册，用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第四册）则用来探讨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编辑，第二册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第三册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509。

198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3年8月27日于伊斯特本市
　　卡文迪什街4号

亲爱的伯恩施坦：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¹⁾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²⁾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专制君主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像后一种斗争不能在1日的专制君主政体下而只能在立宪君主政体下（英国、1789—1792年和1815—1830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因此，如果说，有利的条件和革命的经历曾经帮助法国人打倒了波拿巴，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那么，同依然停滞在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中的我们相比，法国人有这样一个优越性：他们拥有一定会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我们还有待于夺取。他们在政治上要比我们先进整整一个阶段。因此，如果君主政体在法国复辟，其结果必然是争取恢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又出现在日程上；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

　　在我们这里，革命的第一个直接结果，按其形式来说，同样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它在这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因为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¹⁸³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利用它首先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1830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1848年的法国）。

您的 弗·恩·

脚　　注

(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注　　释

183 进步党人是指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贝·瓦尔德克、鲁·微耳和、舒尔采一德里奇、马——福尔肯贝克和莱·霍维尔贝克。进步党在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进步党没有提出普选权、结社和集会权以及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民主要求。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屈从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510。

199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2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邮班快停收了，匆忙写几行。

　　请您赶快告诉我，您对德维尔的书⁴⁷⁷打算怎样加工，是整章地保留，逐字逐句地翻译呢，还是按我所建议的加以压缩。只有等我知道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向迈斯纳征求意见，因为我得告诉他一个确定的消息。已经在巴黎给迈斯纳订了一本；等书来的时候，您的回答大概也到了。

　　理论部分我很愿意校订，虽然我并不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至于叙述部分，校订没有意义，因为您会避免德维尔的错误。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德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

　　其余的问题过几天再谈。

您的 弗·恩·

注　　释

477 指法国社会主义者加·德维尔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巴黎版）。这一著作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开始撰写，恩格斯答应德维尔为他校阅这一著作并作必要的修改。但是，对于恩格斯的大部分意见，德维尔并未采纳。——511。

200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如果有人肯花点力气用爪哇（国家社会主义在这里极为盛行）的实例来说明猖獗一时的国家社会主义，那倒是一件好事。全部的材料都包括在詹·威·贝·莫尼律师著的《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1861年伦敦版，共两卷）这本书里。从这里可以看到，荷兰人怎样在古代公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由国家组织生产，并且怎样保证人们过上一种在荷兰人看来是非常舒适的生活，结果是：人民被保持在原始的愚昧阶段上，而荷兰的国库却每年得到7000万马克的收入（现在大概还要多）。这种情况很有意思，而且很容易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这也附带证明了，那里的原始共产主义，像在印度和俄国一样，今天正在给剥削和专制制度提供最好的、最广阔的基础（只要现代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震动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并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它和瑞士各旧州⁴⁷⁸的独立的马尔克公社一样，成为极其引人注目的（或者应当被克服或者应当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遗迹。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像达尔文的著作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马克思发现的，这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脑子里正装着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从他所作的十分详细的摘录⁽¹⁾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原始史莫定了牢固的基础。假如我有时间，我倒想利用马克思的札记把这些材料加加工，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杂文栏或《新时代》写点东西，但是，目前不可能去考虑这一点。泰勒、拉伯克及其同伙所摘的整个骗局，不管是内婚制、外婚制，还是其他各种荒诞无稽之谈，现在都被彻底揭穿了。⁴⁷⁹这些先生们在这里拼命抵制这本书，它是在美国印刷的，而在扉页上还印着一家伦敦书局作为共同出版者，五个星期以前我就订购了这本书，但是还没有收到！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

脚　　注

(1) 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5卷。——编者注

注　　释

478 所谓瑞士各旧州是指瑞士的山区各州，这些州在13—14世纪是瑞士联邦的基本核心。——512。
479 恩格斯考虑了马克思的意见并根据自己积累的许多研究成果，在两个月的时间内（1884年3月底至5月底）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对爱·泰勒和约·拉伯克著作的批评性意见，见他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91年德文第四版所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513。

201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关于三月的文章不管怎么说还是很好的，要点都强调得十分正确。刊登在下一号里的那篇论述人民党人对农民进行说教的文章也很好，只是其中对民主这个“概念”的引证是糟糕的。⁴⁸⁰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¹⁾，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在今天，如果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正在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像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那样，它作为单纯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立宪君主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那是（1）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专制君主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2）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就此结束我的赘谈……

脚　　注

(1) “民主”的德文原文是“Demokratie”，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有“人民当权”的意思。——编者注

注　　释

480 指爱·伯恩施坦的两篇文章：《三月战斗纪念日》和《论人民党的自然历史》，作为社论分别发表在1884年3月13日和3月2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 1号和12号上。——514。

202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4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曾经打算，并且在这里也对大家谈过，要作弄一下俾斯麦，写一篇他绝对无法查禁的东西（摩尔根）⁽¹⁾。愿望虽好，但是做不到。关于专偶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代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正如路德说的：宁可让我去见鬼，我也不能改变！

　　如果只是“客观地”介绍摩尔根的著作⁽²⁾，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那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总之，写得好，就一定被查禁；写得坏，就会得到许可。可是按后一种做法，我办不到。

　　到下星期，我大概可以完成（肖莱马又在这里，要住到星期一）。足足有四个印张，甚至更多。你们读了以后，如果愿意冒险刊登在《新时代》上，那一切后果落到你们头上，可别怨我。如果你们明智一些，不致为一篇文章而让整个杂志担风险，那就把这篇东西印成小册子，或者在苏黎世印，或者照《妇女》一书处理。⁴⁸¹这就是你们的事情了。

　　我想，这篇东西对于我们共同的观点，将有特殊的重要性。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提出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不管你对原始史和“蒙昧时代”的某些事实还有什么怀疑，他通过研究氏族基本上把问题解决了，并且阐明了原始历史。因此，这篇东西要认真加工，仔细推敲，从总体上作周密思考，但是在写作时不应当顾虑反社会党人法。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应当指明，傅立叶早就天才地想到了摩尔根谈的很多问题。而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对这一点还要下一番功夫⁽³⁾……

脚　　注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2) 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编者注
(3) 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97页。——编者注

注　　释

481 奥·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第二版即秘密版1883年由斯图加特狄茨印刷所承印，以苏黎世出版商沙贝利茨书局的名义出版，书名是《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516。

203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5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反社会党人法不是废除，而是延长了有效期，对此我实质上是满意的。自由派庸人会在选举中让保守党⁴⁸²取得巨大的胜利；为了维持反社会党人法，他们不仅会赴汤蹈火，而且会陷进最深的粪坑。其结果将是出现新的更严厉的法令。按目前情况判断，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延长了，如果老威姆⁽¹⁾因肾脏病一命呜呼，这个法令实际上很快就会废止。德国自由思想党⁴⁸³和中央党⁴⁸⁴在投票中大出其丑，也有某种价值，而更有价值的是俾斯麦的劳动权⁴⁸⁵。这个糊涂虫抓住这一点以后，我们就有希望摆脱盖泽尔之流的抱怨派⁴⁸⁶。也只有像俾斯麦这样的人，才会在连非常法也无法镇压下去的工人运动面前干这种蠢事。目前我们的人做得对，只要他在这个问题上稍微再多做些承诺（不过他不会轻易地这样做），就要求他兑现自己的话，使他陷得越深越好，这样全部谎言必将化为普鲁士的警察统治。拿这种空话当做竞选纲领，丝毫帮不了他的忙。

　　劳动权是傅立叶发明的，但是，他认为这种劳动权只有在法伦斯泰尔³²那里才能实现，所以，它是以建立法伦斯泰尔为前提的。傅立叶派，即《和平民主日报》（这是他们报纸的名称）的爱好和平的庸人们，之所以能到处散布这种空话，正是因为它听起来不让人感到危险。1848年巴黎工人（由于在理论上非常模糊）相信了这种空话，因为这种话听起来是那样实际，那样不带有空想色彩，又那样容易实行。政府用设立毫无意义的国家工场⁴⁸⁷的办法（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能实现这种空话的唯一办法）实现了这种空话。在1861—1864年棉纺织业危机期间，在这里的兰开夏郡，劳动权同样是通过开办市营工场的办法来实现的。而在德国，劳动权也是通过建立挨饿的和挨打的工人移民区来实现的，而这种移民区目前却正是德国庸人梦寐以求的。作为单独的要求而提出来的劳动权，根本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实现。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劳动权，它就只能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内来实现，如果向它要求劳动权，那就是要求在这些特定条件下的劳动权，也就是要求建立国家工场、习艺所⁴⁸⁸和工人移民区。如果说要求劳动权便间接地表明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那么，这对当前的运动状况来说，是一种怯懦的退步，是对反社会党人法的一种让步，是一句空话，这种空话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能使工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看不清自己应当追求的目标，看不清唯一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

脚　　注

(1) 威廉一世。——编者注

注　　释

32 法伦新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518。
482 保守党是普鲁士大地主、军阀、官僚上层分子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该党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而来的。保守党的政策贯穿了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保守党人主张在国内保留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北德意志联邦建立以后以及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人从右的立场上反对俾斯麦政府，他们担心俾斯麦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从1866年起，这个党分离出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称“帝国党”）的派别，该党维护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拥护俾斯麦的政策。——517。
483 德国自由思想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其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欧·李希特尔。该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1884年5月10日当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议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了赞成票、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他们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恐惧心理。——517。
484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合并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该党主要是把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各中小邦不同阶层的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但同时又投票赞成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等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517。
485 1884年5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有效期的法案时，俾斯麦宣称，他承认劳动权。此后不久，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刊物《北德总汇报》按照英国法律的规定来解释这种劳动权，即把有劳动能力的人送进习艺所（见注488）或监狱，主张在德国也利用失业者进行各种繁重的劳动，如修路、砸碎石、砍柴等等，并发给他们相应的工资或食物。——517。
486 “抱怨派”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有时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称为抱怨派。——517。
487 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想使路易·勃朗关于组织劳动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于是政府便采取减少工人人数、将他们派到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为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利用国家工场内部已有的军事组织采取行动。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518。
488 习艺所是根据英国的《济贫法》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1601年《济贫法》规定以教区为单位解决贫民的救济问题。1723年颁布的《济贫法》进一步作出规定，设立习艺所，受救济者必须入所接受救济。1782年又改为只对年老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采取集中救济的方法。1834年英国颁布的新济贫法对以前实施的《济贫法》作了修订，规定不得向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的救济，受救济者必须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被贫民们称为“济贫法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87页），马克思则称它为。无产者的巴士底狱”（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45页）。——518。

204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6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爱德：

　　在海滨住了一个星期。右手食指割破，很厉害，所以写得简短而潦草。这样一来，考茨基只好等一等了，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比《新时代》更重要，况且后者的情况是这样的：不论我是否发表意见，反正一样。再说，考茨基的一切行动，就他告诉我的和就我对事态的判断而言，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⁴⁸⁹

　　《社会民主党人报扩隋况有些不同。自从抱怨派⁴⁸⁶先生们形式上联合成一个党派并在国会党团中占了多数之后，自从他们意识到他们这种由于实施反社会党人法而取得的力量并利用这一力量之后，我认为，我们尤其必须竭尽全力守住我们掌握的一切阵地，而首先是守住其中最重要的阵地——《社会民主党人报》。

　　这些人是靠反社会党人法过日子的。假如明天能公开论战，我主张立即出击，那时他们马上就会完蛋。但是目前任何的公开论战都不可能，目前所有在德国出版的报刊都在他们手中，而且他们的人数（在“领袖”中间占多数）使他们有可能拼命造谣中伤，施展阴谋和暗中破坏，——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

　　再来谈谈时机问题。现在一切都对他们有利。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在分裂后在德国诬蔑和诽谤我们，不能阻止他们冒充群众的代表（因为群众真会选举他们！）。我们手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国外的报刊。他们的话能够被人倾听，而我们却很难办到。如果我们现在就造成分裂，那么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无理由地说，党费了很大力气，冒着种种危险，刚刚开始改组，而我们却在这时候制造不和，瓦解党。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情况，那么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推迟到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

　　但如果分裂还是不能避免的话，那么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例如，你和斯图加特人之间的争吵，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也就是说，在当前应当由于纲领³⁶⁵遭到破坏而发生。无论纲领怎样坏，你对它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对你来说，那里足以找到立脚点。况且，国会党团是管不着纲领的。其次，分裂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至少要使倍倍尔同意这样做并立即跟我们一起走。第三，你自己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如果让《社会民主党人报》落入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在全世界面前败坏德国党的声誉。

　　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急躁更糟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自己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从千百次的亲身经验中知道得太清楚了。

　　总之：（1）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2）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应当让他们提出来；（3）同时做好一切准备；（4）至少要有倍倍尔，而且尽可能还要有李卜克内西，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李卜克内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会又转变过来（也许，甚至会矫枉过正），（5）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对待这些先生们的“傲慢态度”，你们完全可以用千百倍的傲慢去回敬他们。你们本来是很会讲话的，你们完全可以用相当尖刻和相当讽刺的话去对付这些蠢驴，以便消除他们的此类癖好。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而应当挖苦他们，用他们自己讲过的话嘲弄他们，等等。

　　同时你别忘了，我的手脚已经被我承担的大量工作束缚住了，所以，如果发展到短兵相接的地步，我不会有时间像我希望的那样参加进去。

　　我还想从你那里比较详细地了解这些庸人不满的是什么和他们要求的是什么，而不是对这些庸人的一般的怨言。你要记住，你同他们谈判越久，他们向你提供的可用来指责他们自己的材料就会越多！

　　请来信告诉我，我在和倍倍尔通信中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谈到什么程度。我这几天本应该给他写信，但我想拖到星期一，本月9日；到时候我也许能接到你的 回信。

　　问候考茨基。

你的 弗·恩·

注　　释

365 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召开了合并预备会议，并拟定了合并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马克思在《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以及附信，即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均表示赞同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党，但同时警告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同拉萨尔派的思想进行妥协。他们批判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观点，可是，该纲领草案只是略加修改，便在1875年5月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了。——520。
486 “抱怨派”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恩格斯有时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称为抱怨派。——519。
489 1884年5月29日卡·考茨基和爱·伯恩施坦写信给恩格斯说，在《新时代》杂志编辑部里，考茨基同出版者威·狄茨之间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暂时不要在该杂志上发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519。

205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1884年7月于伦敦]

　　……⁽¹⁾我硬着头皮看了几期《新世界》。这个杂志无聊透了，没法看下去。至于盖泽尔先生，他的“科学”是碰不得的。一个人在如此低贱的杂志上炫耀他的科学，就证明他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何况他还一直把“baci11us”印成"Cho1era—Bacci11us”，好像这个词是来源于bacca，而不是来源于bacu1us。而这个词是任何一本拉丁文词典里都有的。说什么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二者都有片面性，应当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²⁾，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你不必去管它。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我们自己早在40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我们补充说：无神论作为对宗教的单纯的否定，它始终要涉及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

脚　　注

(1) 原信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
(2) 布·盖泽尔《地球的内部结构》一文中的说法。——编者注

206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⁴⁹⁰

苏黎世

1884年9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随信将稿子挂号寄还。你评洛贝尔图斯的文章⁽¹⁾，有关经济方面写得很好，我又要指摘的地方是你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所下的不容争辩的论断，你这样也就把弱点暴露给施拉姆，这个人是很会抓住这些弱点的。

　　这特别表现在对待“抽象”这个问题上，你的确过于一般地贬低“抽象”了。这里的区别在于：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维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维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

　　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维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暂时性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资本。这不是目前的资本，目前的资本只不过是这个概念的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真正的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当然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就干脆把真正的资本和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是资本有时不是资本的生产资料混在一起。这样一来，一切坏的属性，即一切真实的资本属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于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只行使单纯的社会生产资料的职能，抛弃一切使它成为资本的东西，然而它必须仍旧是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真正的资本……

脚　　注

(1) 卡·考茨基《洛贝尔图斯的〈资本〉》，载于1884年《新时代》第2年卷第8、9期。——编者注

注　　释

490 恩格斯在这封信中评论了卡·考茨基驳卡·施拉姆的文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施拉姆把他的《卡·考茨基和洛贝尔图斯》一文送到《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发表．他在这篇文章中猛烈攻击此前该杂志发表的考茨基的一篇文章《洛贝尔图斯的（资本〉》。考茨基为此写了一篇题为《答复》的答辩文章，连同施拉姆的文章一起寄给恩格斯，请恩格斯审阅。施拉姆的文章和考茨基的答辩文章后来均发表在1884年《新时代》杂志第1 l期上。——523。

207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4年10月15日于伦敦

老朋友：

　　……你不必为我的健康担心。我的病是局部的，虽然有时令人厌烦，但是对整个健康毫无影响，而且决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它最坏不过使我不适于服兵役，但是也许过几年我还能够骑马。四个月以来，我不能动笔，但是我口述并几近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册，还校订了第一册的英译文（已译完的那部分，占全书的八分之三）。另外，我现在找到了一种办法，它使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愿不久会进一步好转。不幸的倒是，自从我们失去了马克思之后，我必须代替他。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

20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苏黎世

1884年11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你看看多有趣。正是德国的工业落后，给我们事业的进展帮了大忙。英国和法国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已经完成。无产阶级所处的境况现在已经稳定，农业区和工业区，大工业和家庭工业已经分离，并且按现代工业所能容许的程度固定下来了。甚至每隔十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引起的波动，也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自己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例如，英国失去它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或者法国发生某种特别的革命事件。

　　相反，德国大工业的发展在1848年才开始，这是那一年最可观的遗产。工业变革仍然在继续，而且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继续着。以小块自由地产或租佃地产支撑的家庭工业，仍然在同机器和蒸汽抗争，濒于毁灭的小农抓住家庭工业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是，他们刚刚被卷人工业，就又被机器和蒸汽压下去。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有靠这种办法才能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同时，由于大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中心的整个生活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样，整个德国（也许只有容克统治的东北地区除外）都卷入社会革命，小农被拉人工业，最守旧的地区也被卷进这个运动，因而整个德国的革命化比英国或法国彻底得多。而这场最终导致剥夺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社会革命，又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恰好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它的最终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

20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累斯顿—普劳恩

1884年1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本想写信把洛贝尔图斯的欺诈行为告诉你，但现在《新时代》要发表我为《哲学的贫困》写的序言⁽¹⁾，你可以从那里找到全部最必要的说明，这要比我在信里讲得好。更进一步的论述将放在《资本论》第二册的序言⁽²⁾里。

　　但是，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是迫切的问题，我想对你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所有自由派庸人们都对我们如此尊敬，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是呀，如果社会民主党人愿意守法，放弃革命，那么，我们是赞成立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⁴⁰⁸的。”由此看来，毫无疑问，在国会里会立即向你们提出这种要求。你们的答复，对德国不如对外国那么有意义，因为在德国，我们的可爱的小伙子们在选举中已经作了答复。要是作出顺从的答复，就会立即失去选举⁴⁹¹所造成的全部巨大影响。在我看来，情况如下：整个欧洲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法制基础、历史权利、合法性到处都遭到千百次破坏或彻底颠覆。但是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革命权原先是存在的，否则现在的执政者就是不合法的了，但是后来这种权利被取消了。

　　……各政党的情况如何呢？

　　1848年11月，保守党人毫不犹豫地破坏了1848年3月确立的新的法制基础⁴⁹²。他们认为立宪制度只是暂时的，他们对于任何封建专制政变都会深表欢迎。

　　各种色彩的自由派都参加了1848—1866年的革命，即使今天他们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权利：用暴力对付以暴力颠覆宪法的尝试。

　　中央党⁴⁸⁴认为教会是居于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力，因而也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责成它进行革命的权力。

　　而这些政党却向我们提出要求，要我们，而且仅仅是要我们发表声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诉诸暴力，而要屈从于任何压迫和任何暴力，不仅在它们形式上是合法的（在我们的敌对者看来是合法的）时候要这样，而且在它们完全不合法的时候也要这样！

　　任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

　　但是，如果就一个政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保留这种权利发生了争论，那对我们是有利的。那时争论就会越扯越远。何况是一个被宣布为非法的党，因而是一个被当局逼迫得只能进行革命的党。我们每天都可能被宣布为非法，就像已经被宣布过了一次那样。要求这个党作出这种无条件的声明，简直是荒谬极了。

　　不过，这些先生们可以放心。在目前的军事情况下，当武装力量还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同军队发生战斗。我们可以等待，直到武装力量本身不再是反对我们的力量。在此之前所发生的任何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不会使我们掌握政权，而会使最激进的资产者即小资产者掌握政权。

　　总而言之，选举已经表明：对敌对者采取顺从和让步的办法，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只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能成为一支力量。只有力量才能赢得尊重，只有当我们有力量时，庸人们才会尊重我们。向庸人让步的人，庸人是瞧不起的，这种人在庸人看来不是一支力量。可以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但必须让人感觉到它。德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党，愿它的代表人物无愧于这个阶级！

　　（邮班快截止了。）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2)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第3—25页。——编者注

注　　释

408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桨，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O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项法律的评价，见Ⅸ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527。
484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合并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该党主要是把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各中小邦不同阶层的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但同时又投票赞成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等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528。
491 在1884年10月28日举行的帝国国会选举以及随后于11月初举行的复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共获24个席位（上届选举获13个席位），549990票（比1881年多238029粟）。奥·倍倍尔于1884年10月29日发电报向恩格斯报告了28日的选举结果。——528。
492 指1848年11月普鲁士政变。这次政变以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开始，以1848年12月5日解散议会和颁布所谓钦定宪法告终。根据这部宪法的规定，实行两院制，并且承认国王不仅有权取消议院决议，而且有权修改宪法本身的个别条文。——528。

210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5年3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今天晚上我总算有点空闲时间，于是坐下来给你写信，希望不会有人来看我。因为最近晚上经常有人来访，有时手头有工作，就感到来访的人太多了。而我必须看《资本论》⁽¹⁾已经口授的那部分稿子，趁我现在记忆犹新，原稿又在手边，好修订错误。此外我还有些译稿要校订（上星期校订了我那本《起源》⁽²⁾的一部分丹麦文译稿，译得很不错），要辨读几本俄文小册子（维拉·查苏利奇寄给我一本普列汉诺夫同拉甫罗夫和吉霍米罗夫论战的小册子⁴⁹³，并要我提出我的看法，而且俄国人的这些争论也不是没有意思的），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这样一来，除了日常零碎的东西以外，几个月来我就没有时间看书。

　　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一共有525页，可是我现在只整理了230页（约有70页手稿，完全略去未看，因为这部分手稿由于后来的一个手稿而在某种程度上变得陈旧了）。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20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现在整理的手稿，要不是在第一卷以前写的，就是和第一卷同时写的，手稿的重要部分，已经包含在1860—1862年的旧稿⁴⁹⁴里了。实际情况是：首先，内容复杂的第二册（这是他最后写的，也是他在1870年后唯一动过的一册）使他腾不出手来，因为他当然是想按照正常顺序出版他的三卷书的，其次，他为地租理论所收集的俄国和美国的材料⁴⁹⁵也需要加工并加到旧稿里去，这样，稿子的篇幅就几乎会增加一倍。

　　……尼姆和杜西以及彭普斯星期六⁽³⁾将到海格特⁽⁴⁾去。我不能去，因为有时还行动不便，刚刚还受到一个小小的警告，要我务必保持安静。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⁵⁾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到星期六就是两年了！然而，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像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

　　第二册的进展顺利，已修改了13个印张。请保尔立刻把他给丹尼尔逊写信的那个地址寄给我。我收到丹尼尔逊的一封来信，要给他寄校样⁴⁹⁶，但地址没有把握，而且说不定已经换了……

脚　　注

(1)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编者注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3) 1885年3月14日。——编者注
(4) 伦敦海格特公墓。——编者注
(5) 马克思《资本论》。——编者注

注　　释

493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日内瓦版。
　　维·伊·查苏利奇在1885年2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寄给您一本我们新近出版的小册子《我们的意见分歧》。我们很想听听您对这本书的意见，主要目的还是想解决那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俄国人作出怎样的努力，才能找到发展自己家乡的独立道路，而这本书肯定会给我们的小集团一个冲击。”——530。
494 指马克思在1861—1863年写的经济学手稿。——531。
495 马克思在1873年研究了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历史，并从阿·戈洛瓦切夫、亚·斯克列比茨基、瓦·谢尔盖耶维奇、弗·斯卡尔金等人的著作中作了大量摘录。与此同时，马克思还研究了美国和比利时等国的土地关系，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他打算在《资本论》第三册探讨地租的产生时利用这些材料。——531。
496 尼·丹尼尔逊在1884年12月26日和1885年1月2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说，马克思曾答应把《资本论》第二卷的校样寄给他，以保证这部书能够尽快译成俄文出版。恩格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愿望，德文版校样每印出一批，就立即寄给丹尼尔逊一批。——531。

211
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⁴⁰⁴

日内瓦

1885年4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女公民：

　　……首先，我再对您说一遍，得知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⁴⁹⁷我感到自豪。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此外，对俄国革命派内部的秘密的事情，特别是近几年的事情，我几乎一无所知。我在民意党人中的朋友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这类事情。而这是提出意见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1789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3月13日⁴⁹⁸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¹⁾来说⁴⁹⁹）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释放出一种接着便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幻想通过一个小小的密谋团体的活动来推翻整个社会）有某种存在的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²⁾。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释放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⁵⁰⁰）〕，那么，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而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就会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⁵⁰¹，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³⁾您不妨看看违心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⁴⁾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⁵⁾一场宫廷革命，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一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巨头一都有其代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举世无双的专制制度用强力禁锢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1789年一开始，1793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

脚　　注

(1) 草稿中这里删去：“爱用的比喻”。——编者注
(2) 草稿中这里删去：“我不说是在俄国，因为在远离行政中心的省份，这样的打击是无法进行的。”——编者注
(3) 草稿中这里删去：“也许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会是这样。”——编者注
(4)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5) 草稿中这里删去：“贵族集团或交易所投机分子集团，好吧，欢迎！直到”。——编者注

注　　释

404 与这封信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一个草稿，草稿中不同的地方在脚注中作了说明。——532。
497 指俄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这个组织是由一部分流亡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于1883年9月在日内瓦建立的。他们在一份纲领性文件中宣布与民粹派运动决裂。他们提出的主要任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批判革命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民粹主义倾向，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俄国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分析和阐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维·伊·查苏利奇和格·瓦·普列汉诺夫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532。
498 1881年3月13日，民意党人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彼得堡刺死了俄皇亚历山大二世。——533。
499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他的著作《我们的意见分歧》中一再使用的说法，即俄国的公社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533。
500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用位能和动能所作的比喻。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认为，俄国革命的位能是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如果说反动势力日益抬头，那只是因为我们不善于把这种位能变成动能。”——533。
501 恩格斯在这里沿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中的说法。黑格尔在那里解释“苏格拉底式的讽刺”时作了如下评论：“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人所承认的东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展，——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讽刺。”——533。

212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85年6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资本论》第二卷即将出版，我在等待序言的后半部分的清样，在这篇序言中，洛贝尔图斯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第三册的工作进展顺利，但还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也没有什么不好，首先得把第二卷消化掉。第二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而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但是对它还需要付出不少的劳动。新年以后，经我口授誊清的稿子已经过半，我打算再用约四个月的时间结束这第一阶段的工作。然后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最重要的几章写得很乱——指叙述形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做好的，只不过需要时间。你知道，在完成这一工作以前，我不得不把其余的事情全部搁下来。它甚至影响到我的通信，至于写文章就更谈不上了。请费心注意一下，不要把我说的有关第三卷的任何情况传到《社会主义者报》那里去。这在苏黎世或其他地方都会引起不快。读者所需要的一切，我将在第二卷序言中谈到……

213
恩格斯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

博伊滕
　　[草稿]

[1885年7月5日前后于伦敦]

尊敬的夫人：

　　对您提的问题⁵⁰²，我只能回答说：关于马克思和我在政治著述方面互信合作的情况，我没有权利作任何报道，供最后拿去发表。我既不能以马克思的名义，也不能以我本人的名义对法国的整个纲领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在起草纲领时⁽¹⁾，实际上我们至多只是提些建议。出于信任，我可以告诉您，罗阿讷派工人党纲领⁴²⁰的导言的确出自马克思之意。

　　如果说法国人在要求限制妇女劳动方面不像德国人那么迫切，那是由于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妇女的工厂劳动只起比较次要的作用。就我所知，在工资还根本没有废除以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英国那些女先锋们争取妇女的形式上的权利，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她们自己多半同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我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²⁾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

脚　　注

(1) 草稿中这里删去：“我们只是作为顾问”。——编者注
(2) 草稿中这里删去：“在男权统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编者注

注　　释

420 指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于1880年5月共同制定的法国工人党纲领（在法国叫做马克思派或盖得派纲领，又叫做集体主义派纲领）。1879年在马赛举行的社会主义者代表会议上成立法国工人党后，以盖得为首的一批法国社会主义者决定通过拉法格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他们制定工人党的竞选纲领草案。1880年5月盖得抵达伦敦，5月1O日左右在恩格斯的寓所内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共同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导言是由马克思口授，盖得笔录而成；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参与制定了纲领的实践部分，即最低纲领。最低纲领连同导言首次发表在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第25期上，后来又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1880年7月10日《无产者报》和1880年7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上。1880年11月，在法国工人党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被确定为法国工人党的正式纲领（纲领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68——569页、纲领的实践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635—636页）。法国工人党分裂以后，在1882年9月圣艾蒂安代表大会上，这个纲领遭到以保·布鲁斯、贝·马隆为代表的可能派（该派因坚持改良主义原则，宣布只争取“可能”争得的东西而得名）的否决，他们通过了一个新的改良主义纲领，但同时召开的马克思派的罗阿讷代表大会确认这一纲领仍然有效。——536。
502 德国社会党人盖·吉约姆——沙克女士准备写一篇关于限制妇女劳动的文章、为此写信问恩格斯，马克思和他是否确实参加了拟订包含同工同酬要求的法国工人党纲领（见注420）的工作。——535。

21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苏黎世

1885年7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变得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做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种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很在行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的科学工作，他一无所知。后来，他在人口问题⁵⁰³方面，接着在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几篇论文⁵⁰⁴上，一连碰了几次大钉子。那时，我曾经十分善意地向他提出过诚恳的告诫；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元隋的批评。但同时我幸而还可以这样来安慰他：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我的批评已经对他有很大帮助……

注　　释

503 指卡·考茨基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维也纳版）。恩格斯对该书的批评意见，见本卷第454—456页。——537。
504 指卡·考茨基的一组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文章，题为《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发表于斯图加特出版的《宇宙》杂志1882——1883年第6、7年卷。恩格斯对这组文章的批评意见、见恩格斯1883年2月10日、3月2日和9月18日给考茨基的信。——537。

215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85年11月13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8月6日（18日）和8月9日（21日）的两封来信，我是在泽西岛时收到的，并立即把您要我写给《北方通报》的那封信⁵⁰⁵寄给了您。自那以后，我由于工作繁忙，未能比较详细地答复这两封信以及8月25日（9月5日）的来信。

　　我不怀疑，第二卷⁽¹⁾也会使您像我一样感到高兴。在这一卷里，理论阐述确实精辟高深，庸俗的读者是不会花力气去深入领会并寻根究底的。目前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⁴²²在理论方面向来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的辩护士的地步了。对他们来说，第二卷将始终是一部无法弄懂的书。德国的历史科学在三十年战争³⁰⁹以后，曾经由于德国的政治极端腐败而堕落到卑贱的地步，现在竟然由于德国上升到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而再次堕落到同样卑贱的地步，这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讽刺⁵⁰¹的一个绝妙的例证。然而这却是事实。因此，德国“学术界”对这卷新书目瞪口呆，无法理解。只是由于对后果的正常的恐惧，他们才不敢对它进行公开的批评，因此，官方的经济学书刊对它保持谨慎的沉默。可是，第三卷会迫使他们开口的。

　　至于第三卷，我已经初步把原稿誊写清楚，其中四分之三几乎可以按照现在这个样子拿去出版；但是，最后的四分之一，也许是三分之一，还要花费大量的劳动：第一篇（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以及下面的关于信用、部分地还有关于地租的各篇，此外，还有几乎所有其他各篇中的某些部分。最近两个月来，我不得不去做许多别的工作，这都是因为我专心于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耽搁下来的。这些工作还要持续一些时候。接下去也许还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校订已接近完成的第一卷英译稿，再接下去我就要开始搞第三卷了，并且要把它搞完。这一卷也许分两册出版，因为它大约有1000页。

　　我非常感谢您从作者⁽²⁾1879—1881年间所写的信中作的摘录。⁵⁰⁶我读到这些摘录时，禁不住苦笑了。唉，我们多么熟悉这些为没有完成这一著作而提出的理由啊！每当他的健康状况使他不能继续进行这一工作时，他总是感到很难过；而当他能发现某种理论上的理由来说明著作当时不能完成时，他却感到很高兴。所有这些论据他在同我谈话时都使用过，它们似乎能使他得到宽慰。

　　完成第三卷并从其他手稿中挑选出适于发表的部分以后，我很愿意设法收集作者的那些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的书信，在这方面，他给您的那些信件属于最重要的信件之列。因此，到那时，我将接受您要把这些书信的抄件提供给我的善意。

　　我可以经常给您寄些小册子等，即作者和我本人的再版著作等等，但是我不知道，把这些东西直接寄给您是否安全。如果您能告诉我怎么办，那我将非常感激。

　　但愿我们共同的朋友⁽³⁾的健康状况好转，尽管他的医生们作了不妙的预言⁵⁰⁷。有关他的任何消息，都请告诉我。

　　作者在他的信中谈到的危机，确实是很不寻常的一次。⁵⁰⁸事实上危机还在继续，整个欧洲和美国直到今天还深受其苦。金融没有破产是其原因之一。而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世界市场状况已经完全改变。从1870年以来，德国，尤其是美国，已经成为英国在现代工业中的竞争者，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都已经把它们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到不再依赖英国的水平。后果就是：生产过剩的过程所涉及的范围已经比该过程主要局限于英国的时期大得多，而且这种后果直到目前还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这样一来，先前每10年把大气层清洗一次的大雷雨就推迟了，因此这种持续的慢性的萧条必定酝酿着一次空前剧烈和广泛的破产。况且，作者所说的农业危机也一直持续到今天，几乎蔓延到了欧洲所有的国家，而且只要美国西部草原的黑土处女地还没有开垦完，这次农业危机就必定会持续下去。

忠实于您的 珀·怀·罗舍⁵⁰⁹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编者注
(2) 马克思。——编者注
(3) 格·亚·洛帕廷。——编者注

注　　释

30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538。
422 讲坛社会主义者是19世纪70——90年代一个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主要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们在大学的讲坛上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阿·瓦格纳、古·施穆勒、路·布伦坦诺、卡·毕歇尔，韦·桑巴特等人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因而鼓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主张不触动资本家的利益，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因此，讲坛社会主义的纲领仅局限于提出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如设立工人疾病和伤亡事故保险等，其目的在于削弱阶级斗争，消除革命以及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它反动和反科学的性质。——538。
501 恩格斯在这里沿用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中的说法。黑格尔在那里解释“苏格拉底式的讽刺”时作了如下评论：“所有的辩证法都承认人所承认的东西，好像真是如此似的，然后让它的内部解体自行发展，——这可说是世界的普遍讽刺。”——539。
505 恩格斯给《北方通报》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240页）是根据尼·丹尼尔逊的建议写的。在这封信中，恩格斯通知《北方通报》杂志编辑部，可以在该杂志上刊登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一封未发表的信（参看注599）。恩格斯同时还为《北方通报》编辑部准备了马克思这封信的——个副本。但是、《北方通报》并没有刊登马克思的这封信。——538。
506 尼·丹尼尔逊在1885年8月25日的信中，附上了从马克思写给他的下列信件中所作的一些摘录：1872年12月12日、1878年11月15日和28日、1879年4月10日、1880年9月12日、1881年2月19日和12月13日。
　　丹尼尔逊认为这些摘录对恩格斯整理《资本论》第三卷以及为第二卷撰写序言可能有用处，因为这些摘录中包含马克思对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和农业危机所作的评述，同时还包括马克思对《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文的一些建议。在1879年4月10日的信（见本卷第430——436页）中、马克思还解释了他尚未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原因。——539。
507 指格·亚·洛帕廷于1884年10月6日在彼得堡被捕。洛帕廷在彼徽罗要塞被监禁三年后，于1887年6月4日在“二十一人案件”中与其他13名被告一起被判处死刑，以后又改判在什利谢尔要塞服无期徒刑，1905年10月28日获释。——540。
508 指马克思在1879年4月10日给尼·丹尼尔逊的信（见本卷第430—436页）中谈到的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540。
509 这是恩格斯与尼·丹尼尔逊通信时使用的化名。恩格斯借用的是他内侄女婿珀西·怀特·罗舍的名字。——540。

216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510

巴黎

1885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画像收到，谢谢。在法国这样一个据说人们笑口常开的国家里，却把我画得如此哭丧着脸；也许人们也会笑我吧。尼姆说，从画像看，我好像老了10岁，但这大概是恭维话。

　　1849年的五月起义⁵¹¹，是由德意志大多数邦政府拒绝服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全德宪法引起的。这个议会从来不掌握物质力量，而且不采取任何措施使自己获得这种力量，终于在它结束“制宪工作”的时候，丧失了它最后一点道义上的影响。它那部宪法是一纸空文，并且具有相当多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如此，这部宪法在当时是唯一的一面旗帜，还可以打着它来开始新的运动，等胜利以后再甩开它。因此，在一些小邦里，人们想迫使政府承认它；举行起义的有德累斯顿（5月3日），几天之后是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以及巴登大公国（巴登大公⁽¹⁾在军队转向人民以后逃跑了）。

　　德累斯顿的起义经过英勇的抵抗（四天的斗争）后，被普鲁士军①队镇压下去了（在普鲁士，反动势力靠1848年11月政变取得了胜利，柏林被解除武装，宣布戒严）。但要制服普法尔茨和巴登，当时是需要军队的。因此，普鲁士一开始就召集了后备军。在伊瑟隆（威斯特伐利亚）和埃尔伯费尔德（莱茵普鲁士），后备军拒绝开拔。派去了军队，军队发现这些城市都筑了街垒，他们被击退了。两星期以后，伊瑟隆在两天的抵抗后被占领。埃尔伯费尔德没有这种防守的可能性；因为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将近千人的防守者决定向南突围，到起义地区去。他们在路上就被击溃了，但很大一部分人在居民的帮助下到达了目的地。我当时是埃尔伯费尔德卫戍司令米尔巴赫的副官，但他还在实施自己的计划以前，就派我到科隆这个敌军阵营去执行任务，我去了以后藏在丹尼尔斯家里。实际上米尔巴赫是不想让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人留在自己队伍里，怕吓倒他必须通过的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他与我约定在普法尔茨会合，但他没有到达那里就被俘了（一年后他在埃尔伯费尔德由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米尔巴赫曾经参加过希腊1825—1829年的战役以及波兰1830年和1831年的战役。后来他又去了希腊，死在那里。

　　在此期间，南方的起义声势日益浩大，但它犯了不转入进攻的致命错误。邻近小邦的军队只要找到一个借口就会前来参加起义，因为他们决定不反对人民。而且当时也有这样的借口，那就是应采取进攻去保卫法兰克福议会以抵御包围它的普军和奥军。《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之后，马克思和我前往曼海姆，想向一些领导人提出进军的建议，但遭到了各式各样的推托，说什么军队因原来的军官一跑都瓦解了，什么都缺，等等，等等。

　　6月初，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方面的军队，再加上一些小邦的军队（这些小邦军队本来我们采取勇敢一些的行动就能争取过来的，但后来被反动军队的巨流席卷过去了），开往起义地区。有一周，普法尔茨遭到了扫荡，那里是36000普军对付8000—9000个起义者，而当地的两座要塞又在反动派手里。于是起义者实行退却，向巴登的军队（约8000人的正规军和12000人的志愿部队）靠拢。反动军队一个军30000人迫使他们后撤。进行了四次大的会战，反动军队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加之又侵犯了符腾堡的边界（这使他们在决定性时刻包抄了我们）。经过六星期的战斗之后，起义军残部被迫转入瑞士境内。

　　在这次战争期间，我是某志愿军团司令官维利希上校的副官，该部队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性质。我参加了三次较小的会战和最后一次决定性的穆尔格河战斗。⁵¹²

　　如果您执意要给公民克拉吕斯的佳作撰写评论的话，这些介绍想来够您写几行提要的了。

　　希望您那有意思的疖子早日破口。您可以用2％的石碳酸水洗患处，它对杀灭化脓性细胞有特效。代我吻劳拉。

您的 弗·恩·

脚　　注

(1) 莱奥波德。——编者注

注　　释

511 指1849年5—7月在德累斯顿、莱茵省、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地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参看注60。——541。
512 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开展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原因和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地的战斗过程。——543。

217
恩格斯致明娜·考茨基

维也纳

1885年11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夫人：

　　……《旧和新》⁽¹⁾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场工人生活的描写，就像在《斯蒂凡》⁽²⁾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维也纳的确是唯一有社交界的德意志城市，柏林只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而更多是不固定的，因此，在那里只有描写文人、官员和演员的那种小说才能找到地盘。在您的作品的这一部分里，情节的发展有的地方是否太急促了一些，您比我更能作出判断；使我们这样的人得到这种印象的某些东西，在维也纳可能是完全自然的，因为那里具有把南欧和东欧的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独特的国际性质。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但是，为了表示没有偏颇，我还要找点毛病出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因此，当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时，人们只有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崇尚正义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方面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尽管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

　　至于产生这个缺陷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这您已经做了，已经是过去的事了，用不着再以这种形式重复。我决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出色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巧妙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显示出作者能驾驭自己的作品……

脚　　注

(1) 明·考茨基《旧和新》1885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2) 明·考茨基《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1881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21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86年1月20—23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至于我提的关于在国有土地上建立生产合作社的建议，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给当时赞成轮船公司津贴⁵¹³的多数派指明一条出路，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不失体面地投票反对这个提案，走出他们已经陷入的死胡同。而在我看来，这个建议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如果我们要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实质上可行的，不管现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认为，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所述），那只能是一些切实可行、但对现政府说来是不可行的措施。因为现政府会败坏和糟蹋任何类似的措施，政府实行这类措施仅仅是为了断送它们。而这个建议是任何一个容克的或资产阶级的政府都不会实行的。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一正是把这样一部分居民吸引到运动中来，这部分居民由于受到奴役和愚化，使得支撑整个普鲁士的军队能从他们中间得到兵员的补充，总之，要从内部、从根基上炸毁普鲁士，这样的建议多数派是想不到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的合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越早宣传这个措施，对我们就越有利。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一德里奇还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存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像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至于德意志帝国没有国有土地，那无关紧要：总是可以找到适当方式的，就像在关于波兰人问题的辩论过程中那样，当时驱逐出境的事⁵¹⁴同帝国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政府决不可能接受这类东西，所以，提出我所建议的津贴来同轮船公司津贴相对抗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如果政府能同意这一点，那你当然是正确的……

注　　释

513 1884年底，俾斯麦为了加紧推行德国殖民政策，要求帝国国会批准对轮船公司发放年度津贴，以筹办通往东亚、澳洲和非洲的定期航线。政府的这项提案使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首的左翼反对支持政府的要求。党团中的右翼成员（威·狄茨、卡·弗罗梅、卡·格里伦贝格尔等人）在发展国际关系的借口下打算投票赞成对轮船公司发放津贴。在他们的压力下，党团通过了决议。宣称关于津贴的问题是非原则性问题，党团的每个成员有权根据自己的看法投票，决议还指出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对轮船公司发放津贴。
　　恩格斯支持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立场，明确表示对这个问题投反对票。他指出，党团可以通过提出自己的要求来抵制政府提案，可以要求在国有土地上建立农业工人合作社，并由国家给予津贴（见恩格斯1884年12月29日给李卜克内西和30日给倍倍尔的信）。党团右翼成员受到来自《社会民主党人报》等多方面的尖锐批评后，在1885年3月帝国国会讨论政府提案时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对政府提案的态度，他们以帝国国会接受党团的一些要求作为投票赞成政府提案的条件。只是在这些要求被帝国国会拒绝以后，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全体成员才投票反对这项提案。——546。
514 指非德籍波兰人被驱逐出普鲁士东部各省一事。1885年11月26日，波兰人党团就此事向帝国国会提出质询，得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在1885年12月1日帝国国会会议上，俾斯麦宣读了威廉一世的通告，宣称这个问题属于普鲁士政府的职权范围，帝国国会不能讨论。奥·倍倍尔在同一天的会议上发言，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党团支持这个质询的理由，并指出这个问题属于国会的权限，必须进行讨论。最后帝国国会在1886年1月15—16日就此事展开了一场辩论。——547。

219
恩格斯致爱德华·皮斯⁵¹⁵

伦敦
　　[草稿]

1886年1月27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对于您昨天友好的短笺，很遗憾，我只得告诉您，我的时间现在已被无法拖延的工作完全占去，至少最近一年我无法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如上所述，我无须再申述其他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我不能写您所请求的文章。但是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二版第253—271页，转载于我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版第28—48页。⁽¹⁾这样一个无论是政治的还是非经济的社会问题都根本未触及的特殊的概述，我无法写得更简短。因此要为您写600字的提要，对我来说是一项力所不及的任务。

忠实于您的

脚　　注

(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83—300页、第3卷第547—567页。——编者注

注　　释

515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费边社领导人爱·皮斯的回信的草稿。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费边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悉·韦伯和比·韦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3世纪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他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市政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548。

220

苏黎世

1886年2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今天我用挂号给您寄去了译稿的其余部分和我的序言或附录⁽¹⁾（看您认为把它放在哪里合适）。我认为书名最好索性译为：《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出版的一切障碍都已顺利克服，我很高兴。遗憾的只是，从2月13日纽约《社会主义者报》登载的关于纽约社会主义工人党⁵¹⁶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福斯特小姐曾经向该委员会提出请求。⁵¹⁷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我，凡是可能被说成是向某个工人组织要求给我们个人提供帮助的事，都从来没有做过。其所以必须如此，不仅是为了要保持我们自己的独立性，而且还因为资产阶级经常造谣诬蔑，说什么“煽动家们骗取工人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用于自己的个人目的”。因此，我将不得不通知执行委员会：这个请求，我完全不知道，也不是受我的委托。毫无疑问，福斯特小姐是按照她认为最好的方式去做的，而她的这个做法本身当然也是完全可以容许的，但是，如果我能事先预料到，那我就会尽一切可能加以阻止……

脚　　注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编者注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注　　释

516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城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群众联系极少。党内持拉萨尔主义立场的改良派领导人同以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展开过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推行宗派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开展政治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49。
517 美国妇女运动活动家雷·福斯特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者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委托、为在美国出版该书进行商谈。福斯特曾向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提出出版该书的建议。1886年2月8日，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个建议，并责成一个专门委员会继续进行商谈。但是，商谈被拖延下来，后来该书未经执行委员会参与就出版了。——549。

221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德累斯顿—普劳恩

1886年3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六个多月的繁荣期将要结束。工商业复苏的唯一前景——这至少对制铁业来说是直接的，对其他行业则是间接的——是中国的铁路建设可能开放，这样，这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但是，只要六个月，这个前景就会结束，然后我们也许又要经历一次急性的危机。除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垄断地位的崩溃而外，新的交通联络工具，如电报、铁路、苏伊士运河和取代了帆船的轮船等，也促使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遭到破坏。如果中国今后将开放，那么不仅生产过剩的最后一个安全阀门将会失灵，而且中国将开始大批向外移民，仅仅这一点就会在整个美洲、澳洲和印度的生产条件方面引起革命，甚至也许还会波及欧洲——如果这里的情况能一直延续到那个时候的话……

222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苏黎世

1886年6月3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校样⁽¹⁾我已看过，用铅笔又改了几处错误。

　　书的装帧根本不会美观，这一点，当我知道是谁经手这一工作时早就预见到了，因此，我并不感到特别惊奇。恐怕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抱怨也没有用。

　　不管运动的领袖以及部分开始觉醒的群众会犯什么错误，思想多么狭隘，有一点是清楚的，即美国工人阶级投入了运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走过一些弯路之后，他们将很快地走上正轨。我认为，美国人登上舞台，是今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⁵¹⁸美国阶级战争的爆发，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来说，犹如俄国沙皇制度的崩溃对欧洲各大军事君主国来说一样，意味着它们的主要支柱的垮台。因为美国毕竟是一切资产者的理想：一个富裕、辽阔、正在发展的国家，建立了没有封建残余或君主制传统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制度，没有固定的、世袭的无产阶级。这里每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一定能成为独立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资金自行经营，从事生产或商业。由于这里在此以前还没有利益相互对立的阶级，我们的（以及你们的）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地变为涤罪所，而只有刚成长起来的美国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才有可能使它不致像欧洲那样变为地狱。美国工人登上舞台的方式，是极不寻常的：半年以前谁也没有看出任何迹象，现在他们却突然变成如此有组织的群众而行动起来，足以引起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恐惧。我感到遗憾的只是，马克思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点！

　　不知道这封信往哪里寄好一苏黎世还是您在信末写的那个巴黎的地址。万一寄错，寄苏黎世还比较可靠，因此，我把这封信和校样寄给施留特尔先生，他一定会把它们转寄到该寄的地方。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编者注

注　　释

518 指1886年春在美国的芝加哥、纽约、匹兹堡、巴尔的摩、密尔沃基、波士顿、辛辛那提、圣路易斯等各大工业中心发生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群众运动。1886年5月1日，举行了总罢工和示威游行，参加人数在35万以上，运动达到了高潮。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使大约20万人得以缩短工作日。——551。

223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86年1O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

　　……保尔把巴黎判决看成是工业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迹象，这恐怕是夸大了它的意义。⁵¹⁹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一定数量的小资产者会被推向我们这一边，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正面临着被交易所投机者剥夺的威胁，可是我们决不能期望大批的小资产者转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狭隘的阶级偏见。在德国，这种人我们见得太多了，正是他们成为阻碍党前进的绊脚石。小资产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跟平常一样彷徨、动摇、不知所措和任人摆布，如此而已。即使他们赞同我们的观点，他们也会说：当然，共产主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那是遥远的事情，也许一百年以后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打算为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在下一代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这就是我们在德国的经验。

　　另一方面，这次判决也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它表明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资产阶级自从面对着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以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倾向；另一方面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所需要的镇压。一个怯懦的资产阶级，如德国的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可以牺牲自己总的阶级倾向，去换取残酷镇压所带来的暂时利益。可是一个具有自己革命历史的资产阶级，如英国的特别是法国的资产阶级，是不能够轻易这样做的。这样就产生了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这种斗争尽管有时也使用暴力和镇压，但总的来说，是推动资产阶级前进的。英国格莱斯顿的历次选举改革和法国激进主义的进展就是例证。这次判决是一个新阶段。所以资产阶级在为它自己工作的同时，也在为我们工作。

　　现在我必须搁笔。我要把这封信用挂号寄出，而且还要在第一个邮班截止前给杜西写一封信。

爱你的 弗·恩格斯

注　　释

519 指茹·盖得、保·拉法格、埃·絮西尼和路·米歇尔审判案。他们因1886年6月3日在水塔街集会上发表演说而被控犯有教唆抢劫罪和杀人罪。1886年8月12日此案开庭审理，除米歇尔外，盖得、拉法格和絮西尼三人拒绝出庭。他们四人分别被判处4——6个月的监禁和100法郎的罚款。由于盖得、拉法格和絮西尼不服法庭的判决、法庭不得不于1886年9月24日对这一案件进行重新审理。在七票赞成、三票反对和两票弃权的情况下，四名被告最终被宣判无罪：拉法格在1886年9月3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自己被宣判无罪表示了看法，认为这是资产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已成熟到能够接受我们的一部分理论”的表现。——553。

22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6年10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早就建议他把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写出来⁽¹⁾，这次他告诉我，你和其他一些人也鼓励他这样做，并且他本人也很愿意，甚至已不止一次地动手写过，但是，已发表的一些片断没有得到真正的鼓励《新世界》就是如此，几年前他曾经给这家杂志寄去过几篇非常好的东西⁽²⁾，但是李卜克内西通过莫特勒告诉他说，他们认为这些文章“文艺性”不够）。对他说来，更大的障碍是他必须靠写作维持生活，每星期给维也纳写一篇通讯挣25法郎。⁵²⁰为此他必须阅读大量报刊，而由于他在巴黎搞发明时发生的爆炸使他的视力减退⁵²¹，所以只此一项工作就超过了他力所能及的限度。因此，我答应他就这件事情首先写信同你和爱德谈谈。

　　我认为，党既然在财力上允许（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话和从苏黎世得到的消息来看，情况是这样的），那它就应该用自己的抚恤基金起码是部分地负担这位老战士的生活费用，而不要让他为了每星期挣25法郎累瞎了眼睛。贝克尔每月从范科尔那里得到25法郎，从巴塞尔的一位朋友那里得到同样的数目，我也答应每个季度一定给他寄5英镑（合125法郎），合起来是每年1100法郎。他们两个人寄给他的钱数，我可能搞错了，也许他们每人只给20法郎；那样的话，总数就是980法郎。这样一来，党需要贴补的钱数就不会很大，通过私人捐助大概很容易就能凑够这个数目，而党的财务处就只是起一个付这笔款子的中间人的作用。究竟需要补助多少钱，最好爱德能同老头子本人共同确定下来。

　　如果这件事能够办成，他就有时间去写或口授他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对德国革命运动史，因而也对我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从1860年起部分地对我们党本身的历史，都是极端重要的。这样也就给人民书店⁽³⁾提供了一本极为珍贵的畅销书。我认为这项工作是很必要的，否则老贝克尔就会把一大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材料带进坟墓里去，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材料就会保存在我们的敌人和半敌人、庸俗民主派等等那里并由他们叙述出来。此外，老头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起过重大的作用。在1849年的运动中，他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来自人民的指挥员。他用自己在瑞士军队中学到的那种并不高明的战略和战术，比所有巴登军官和普鲁士军官作出了更大的贡献，而且他在政治上坚决执行了正确路线。他还是一位天生的人民统帅，具有惊人的冷静的头脑和罕见的善于指挥新部队的才能……

脚　　注

(1) 指恩格斯建议约·菲·贝克尔撰写回忆录.参看恩格斯1885年12月5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编者注
(2) 约·菲·贝克尔《我的生活片断》。——编者注
(3) 社会民主党在苏黎世的出版社。——编者注

注　　释

520 约·菲·贝克尔当时是弗·施内贝格尔在维也纳出版的《德意志意大利通讯》的撰稿人。——555。
521 约·菲·贝克尔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化学实验和物理实验感兴趣。他1856——1857年侨居巴黎时恢复了应用化学的研究。在成功地改进了各种器具的镀银工艺之后、他开始进行提取雷酸金的实验。在1857年的一次实验中发生爆炸，他的视力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损害。——555。

22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86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亨利·乔治的成就⁵²²当然已经暴露了一大堆骗局，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当时没有在场。但是，尽管如此，那还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t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此外，他们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因此，美国的群众不得不自找出路，看来他们首先在“劳动骑士”⁵²³那里找到了这种出路，这一团体的混乱的原则和可笑的组织看来是同他们自己的混甜隋况相适应的。但是根据我所听到的一切来判断，“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让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从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自然而然地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手中。“劳动骑士”的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在政治上的中立态度，结果出现了鲍德利等人的十足的欺诈行为。可是这种中立态度已经在11月选举时期，特别是在纽约，由于群众所采取的行动而遭到挫败。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应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而这一步已经做到了，并且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快得多，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党的第一个纲领还是混乱的和极不完备的，⁵²⁴它还打着亨·乔治的旗号，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缺点，然而也是暂时的缺点。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成长，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而取得进步，吃一堑，长一智。

　　美国的运动正处于我们在1848年以前所处的那种阶段上，那里真正有才智的人物首先应当起共产主义者同盟⁴⁹在1848年以前在各个工人联合会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不同的是，在美国，这一切目前将进展得无比迅速；运动开展不过八个月，就能在选举中取得那样的成绩，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而如果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资产者就会去补做；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像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有过之而无不及。⁵²⁵凡是资产者用这种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斗争很快就会见分晓，如果我们在欧洲不加紧行动，那么美国人很快就会超过我们。不过，恰恰是现在，你们那里更需要有几个我们方面的人，他们要在理论和久经考验的策略方面毫不动摇，同时要能说英文和写英文，因为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接受欧洲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普通（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如果那里有几个理论头脑清醒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么，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可是，这必须按英国方式去做，德国的特点必须抛开，《社会主义者报》的先生们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而《人民报》的先生们也只是在做生意方面比他们聪明一点……

注　　释

49 这里所说的代表大会是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波兰的代表、可能还有来自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的代表。马克思作为布鲁塞尔区部的代表、恩格斯作为巴黎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他们在会上不懈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最后使与会代表认识到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他们起草的纲领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并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558。
522 1886年秋纽约市政选举筹备期间，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统一的政治行动，在纽约中央劳动联合会，即1882年成立的该市工会的联合组织的倡导下，建立了统一工人党。其他许多城市以纽约为榜样也纷纷建立了这样的政党。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人政党的领导下，在纽约、芝加哥和密尔沃基的选举中取得了很大成就：统一工人党提出的纽约市长候选人亨·乔治获得全部选票的31％，在芝加哥，工人党支持者把一名参议员候选人和九名众议员候选人选入州的立法议会，工人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候选人仅以64票之差而落选，在密尔沃基，工人党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市长，一名候选人当选为州立法议会的参议员，六名候选人当选为众议员，并有一名候选人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557。
523 “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城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它是一个秘密团体，其成员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并且还有许多是黑人，其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劳动骑士团也曾多次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它的领导层原则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他们曾试图阻止1886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罢工运动，禁止其成员参加。尽管如此，劳动骑士团的普通成员仍然参加了罢工。此后，劳动骑士团逐渐失去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90年代末彻底解散。——557。
524 指统一工人党的纲领，该党纲领的结束语写道：“我们声明：工人的解放只能靠工人自己”。而在其他的具体问题上，纲领仅仅提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改革要求。这个纲领发表在1886年10月2日《社会主义者报》上。——558。
525 1886年，美国针对各个工人组织的领导人及其成员的诉讼不断增多。不少工人领袖和工人组织成员因参加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和其他民主权利的罢工和游行示威而被判处长期徒刑。1886年夏芝加哥的一次审判案最为轰动。而同年8月4日，德国弗赖堡萨克森地方法院以加入“秘密会社”的罪名判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伊·奥尔、奥·倍倍尔、乌尔里希、路·菲勒克、格·福尔马尔和弗罗特等人九个月监禁。判处威·狄茨、汉·弥勒和斯·海因策尔六个月监禁。——558。

226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纽约

1886年12月28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我的序言⁽¹⁾当然将完全转到论述美国工人最近十个月来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上来，自然也要涉及亨·乔治和他的土地改革计划。但是不能要求非常详尽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并不认为这样做的时机已经到了。使运动扩大，使它协调地发展，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像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⁵²³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冷眼看待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而且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在面临一个强大而出色的、但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德国人所应当做的事情是，根据自己的理论去行动——如果他们像我们在1845年和1848年那样懂得理论的话一，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的运动，接受运动的实际出发点，并通过下列办法逐步地把运动提到理论高度：指出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遭到的每一次失败都是原来纲领中的各种错误理论观点的必然结果。用《共产主义宣言》⁽²⁾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³⁾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能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从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一二百万工人在下一个11月投票拥护真正的工人政党，在目前来说，要比十万人投票拥护一个在学理上无可挑剔的纲领更有价值得多。一旦运动向前发展，马上要做的第一个尝试，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把卷入运动的群众联合起来，从而使所有的人——乔治的拥护者、“劳动骑士”、工联主义者以及所有其他人都处于面对面的地位。如果我们的德国朋友们到那时把这个国家的语言学得很好，能够参加讨论，那时他们就能批评别人的观点，通过揭发各种立场的内在矛盾，逐步地使这些人了解他们本身所处的实际地位，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相互关系给他们造成的地位。而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挠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个大错误，因此，我认为全面而详尽地谈论亨·乔治或“劳动骑士”的时机尚未到来……

脚　　注

(1) 指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2)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5页。——编者注

注　　释

523 “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城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它是一个秘密团体，其成员大部分是非熟练工人，并且还有许多是黑人，其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劳动骑士团也曾多次参加工人阶级的行动，但是，它的领导层原则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他们曾试图阻止1886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罢工运动，禁止其成员参加。尽管如此，劳动骑士团的普通成员仍然参加了罢工。此后，劳动骑士团逐渐失去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90年代末彻底解散。——560。

227
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

纽约

1887年1月27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美国的运动，我认为正是目前从大洋的这一边看得最清楚。在当地，个人之间的纠纷和地方上的争论必然要使运动大为失色。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这些分歧的加剧并从而导致宗派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越少越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派，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阶级注意的手段t我们是该派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总章程⁽¹⁾使当时一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皮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国际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即成为逐步融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泰然地让他们寿终正寝，事实上也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我们今天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我认为，我们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可以在工人阶级普遍性的运动的各个阶段上同它进行合作，而无须放弃或隐瞒我们自己的独特立场甚至组织；我担心的是，如果在美国的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们要犯大错误……

脚　　注

(1) 马克思《协会临时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1卷。——编者注

228
恩格斯致布鲁诺·舍恩兰克

纽伦堡

1887年8月29日于伊斯特本

尊敬的合恩兰克先生：

　　您的信考茨基转给了我，读后使我感到有些不安。我饶有兴趣地读了《新时代》上刊载的您那本关于制镜业的很有价值的著作的摘录，说实在的，我并不反对您给我的荣誉一把这本书题献给我。⁵²⁶但是，首先，题献的做法一般说来已不时兴，其次，这种多少是借故表示敬意的做法，总是使马克思和我感到有些为难。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正是这样，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过高了。谁有幸在40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的任何过度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应归之于马克思的功绩。

　　您称我为记述经济学的创始人，这我也不能同意。您在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沃邦、亚·斯密和其他许多人那里，都可以找到记述经济学。此类记述，特别是关于无产者状况的记述，在我之前就有法国人和英国人做过了。我只不过幸运地处于现代大工业的中心，第一个看出那里的相互联系——至少是最表面的相互联系。

　　因此，如果您放弃自己的打算，而且仅仅是根据上述的理由，那我本人会更高兴。但是，如果我这样还说服不了您，那我也不想给您下任何命令。

尊敬您的和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注　　释

526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布·合恩兰克在1887年8月20日的信中向恩格斯表示，要把自己准备付印的《菲尔特的水银制镜业和该行业的工人》一书题献给恩格斯。1887年《新时代》第4、5、6期刊登了该书的摘录。全书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563。

229
恩格斯致若安·纳杰日杰⁴⁰⁴

雅西

1888年1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公民：

　　我的朋友、《新时代》的编辑卡·考茨基给我寄来好几期《社会评论》和《现代人》，其中有您翻译的我的几篇著作，特别是《家庭……的起源》⁵²⁷。请允许我对您表示感谢，您不辞辛劳，使这些著作能为罗马尼亚读者所了解。您不但以此给予我荣誉，而且还帮助了我，使我终于学会了一点贵国的语言。我之所以说“终于”，是因为50年前我就试图利用狄茨的《罗曼语语法》学习贵国的语言，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前，我得到一本乔恩卡的语法，但是既无读本，又无词典，我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而借助您的译文，我倒取得了一些进步，我以自己的原文、拉丁语语源学和斯拉夫语语源学代替了词典。多亏了您的译文，我现在可以说，罗马尼亚语对我来说不再是完全陌生的语言了。但是，如果您能推荐一本好的词典（罗德词典、罗法词典或罗意词典都行），我将非常感激；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用原文来阅读和理解您的文章以及考茨基寄来的两本小册子：《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想做什么》、《卡尔·马克思和我国经济学家》⁽¹⁾。

　　我很高兴地看到，贵国的社会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接受了我的已故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的基本原理，这个理论把欧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战斗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以及我们党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大陆的无产者在同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统一的大军所作的努力，定将获得圆满的成功。但是，如果他能够看到，从那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该有多么好啊！

　　这些成绩非常大，因而有可能也有必要制定共同的国际政策，至少对于欧洲的党是这样。在这一方面，我也高兴地看到，您在原则上同我们以及同西欧的社会主义者是一致的。您翻译我的《欧洲政局》⁽²⁾一文，以及您写给《新时代》编辑部的信，向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的确，我们大家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它阻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们既不可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可能在彼此支持下完成社会革命。这个障碍就是旧的神圣同盟⁴³⁶，即三个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的同盟，这个同盟从1815年以来一直受俄国沙皇政府的控制，尽管发生过种种暂时的内讧，但继续存在到现在。这个同盟是1815年为了对抗法国人民的革命精神而建立的，1871年，这个同盟由于兼并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得到巩固，这次兼并把德国变成了沙皇政府的奴隶，把沙皇变成了欧洲的主宰，1888年，这个同盟继续保存，是为了镇压三个帝国内部的革命运动，即民族运动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由于俄国具有几乎攻不破的战略地位，俄国沙皇政府便成为这个同盟的核心，成为欧洲反动派的主要后备力量。我们认为，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压迫整个欧洲的祸害，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一旦沙皇政府垮台，那么，现在以俾斯麦为代表的那个倒霉的国家就会因失去它的主要支柱而崩溃⁽³⁾。奥地利将会解体，因为它将丧失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它的存在是为了阻止沙皇政府吞并喀尔巴阡和巴尔干地区各分散的民族。波兰将会复兴。小俄罗斯将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罗马尼亚人、马扎尔人、南方斯拉夫人将能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和解决边界问题，而不受任何外来干涉。最后，高贵的大俄罗斯民族所竭力追求的，将不再是为沙皇政府的利益进行毫无意义的征服，而是在亚洲负起自己传播文明的真正使命，并且同西方一起发挥自己广博的才智，而不是用绞架和苦役去摧残自己的优秀人物。

　　此外，您在罗马尼亚必定了解沙皇政府。基谢廖夫的《组织规程》⁵²⁸、对1848年起义的镇压、对比萨拉比亚的两次侵占⁵²⁹、对贵国的无数次入侵（贵国对俄国来说只是通向博斯普鲁斯的一个兵站），这些足以使您有所体会。同时，可以确信，一旦沙皇政府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夙愿得到实现，贵国的独立存在也就完了。在此以前，沙皇政府会让你们注意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尚在马扎尔人的手中这个事实，以此来诱骗你们，其实正是由于沙皇政府的罪过，特兰西瓦尼亚才从罗马尼亚分离出去。只要彼得堡的专制制度一垮台，欧洲随即也就不存在奥匈帝国了。

　　现在这个同盟看来是瓦解了，战争的威胁迫在眉睫。但是，即使战争爆发，那也只是为了使不顺从的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屈服。我们希望，战争不要爆发，对于这类战争，决不能同情交战的任何一方，相反，只能希望它们统统垮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种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归根结底，都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都会使工人阶级早日执掌政权。

　　请原谅我的信写得这么长，但是在目前这种时候，我给罗马尼亚人写信，不能不谈谈自己对这些迫切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使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

　　如果同德国社会党人的关系以及交换报纸等等还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我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您。

　　致以兄弟般的问候。

弗·恩格斯

脚　　注

(1) 这两本小册子的作者是康·多布罗贾努一盖雷亚，后一本小册子是匿名出版的。——编者注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编者注
(3) 草稿中这里还写道：“于是我们工人政党就会大踏步地走向革命。”——编者注

注　　释

404 与这封信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一个草稿，草稿中不同的地方在脚注中作了说明。——565。
436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该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566。
527 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刊登在这两种杂志上的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载于1885—1886年《现代人》杂志第17—24期l《欧洲政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载于1886年12月《社会评论》杂志第2期。——565。
528 《组织规程》是1831年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这两个公国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为俄军所占领。《组织规程》的方案是由两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拟定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则交给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各城市的代表推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将政治权力集中在土地占有者手中。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措施，即废除国内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司法与行政分离以及取消刑讯等。1848年革命期间，该《组织规程》被废除。——567。
529 为了镇压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革命运动，沙皇俄国和土耳其的军队于1848年开进这两个公国。根据1849年5月1日俄土两国签订的巴尔塔利曼尼条约，占领制度一直保持到革命的危险完全被消除时为止（外国军队直到1851年才撤出），暂时实行由苏丹根据同沙皇达成的协议任命国君的原则，条约还规定，如再爆发革命，土耳其和俄国应采取包括重新实行军事占领在内的种种措施。
　　按照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到普鲁特河为止的比萨拉比亚割让给俄国。按照1856年巴黎条约，比萨拉比亚一部分领土割让给土耳其。按照1878年柏林条约，比萨拉比亚这部分领土又划归俄国。——567。

230
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伦敦
　　[草稿]

[1888年4月初于伦敦]

　　尊敬的哈克奈斯女士：

　　多谢您通过维泽泰利出版公司把您的《城市姑娘》转给我。我无比愉快地和急切地读完了它。的确，正像我的朋友、您这本书的译者艾希霍夫所说的，它是一件小小的艺术品。他还说——您听了一定会满意的——，他几乎不得不逐字逐句地翻译，因为任何省略或试图改动都只能损害原作的价值。

　　您的小说，除了它的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以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这种勇气不仅表现在您敢于冒犯傲慢的体面人物而对救世军⁵³⁰所作的处理上，这些体面人物也许从您的小说里才第一次知道救世军为什么竟对人民群众产生这样大的影响，而且还主要表现在您把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朴实无华的手法。平庸的作家会觉得需要用一大堆矫揉造作和修饰来掩盖这种他们认为是平凡的情节，然而他们终究还是逃脱不了被人看穿的命运。您觉得您有把握叙述一个老故事，因为您能够如实地叙述它，使它变成一个新故事。

　　您对阿瑟·格兰特先生的刻画十分出色。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够现实主义。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他们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说这种描写在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在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是恰如其分的，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工人阶级对压迫他们的周围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令人震撼的努力，不管是半自觉的或是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一席之地。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性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决不是这个意思。作者的见解越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越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不顾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无比精彩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腐蚀；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在婚姻上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情况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⁵⁰，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衰落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唯一的一批人，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⁵³¹，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大的特点之一。

　　为了替您辩解，我必须承认，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¹⁾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而且我怎么能知道：您是否有非常充分的理由这一次先描写工人阶级生活的消极面，而在另一本书中再描写积极面呢？

脚　　注

(1) 伦敦东头是无产阶级和贫民的居住区。——编者注

注　　释

50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波旁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结成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该派代表人物的观点叫做封建的社会主义。在第二帝国时期，正统派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只能采取等待时机的策略，出版一些批评性的小册子。他们在1871年参加了反革命势力对巴黎公社的镇压以后，才开始活跃起来。——571。
530 救世军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社会活动组织，1865年由传教士威——蒲斯在伦敦创立。1878年该组织模仿军队编制、教徒称“军兵”，教士称“军官”，1880年正式定名为“救世军”。该组织主要在下层群众中开展慈善活动，并吸收教徒。在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下，该组织进行广泛的宗教活动，并建立了一整套慈善机构。——569。
531 指发起1832年6月5——6日巴黎起义的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反对路易_菲力浦政府的马·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当政府派出军队时、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街垒，英勇顽强地进行自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幻灭》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塑造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克雷蒂安的形象。巴尔扎克称他为“能够改变世界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571。

231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9年1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今天我要向你提一个建议，这个建议爱德⁽¹⁾、吉娜⁽²⁾和杜西都同意。

　　我预感到，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还需要长时期地少用眼睛，以便恢复正常。这样，我至少在几年内不能亲自给人口授《资本论》第四册¹⁹³的手稿。

　　另一方面，我要考虑到，不仅使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人们所利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笔迹，以便必要时能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够帮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为此我能够用的人只有你和爱德。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个人来做这件事。

　　……爱德也热切希望学会辨认潦草的笔迹，我已经打算给他另外的手稿；我也要教会他，但是我当然对他说过，我只能把钱付给一个人，他完全同意这样做。

　　归根结底，问题也涉及将来某个时候出版马克思和我的全集，这一点我在世的时候未必能够实现，而我现在就要为此做必要的准备。我也对杜西谈过这一点，我们能从她那里得到全力支持。一旦我教会你们两人熟练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那时我就可以少用眼睛，同时又不至于忽略这项非常重要的义务，因为到那时，这些手稿至少对于两个人来说不再是看不懂的天书了。

　　直到现在，除了琳蘅，只有爱德夫妇和艾威林夫妇知道我的计划，如果你也同意的话，那么除你们以外，同样也不必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的细节。同时对路易莎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合适的工作……

脚　　注

(1) 爱·伯恩施坦。——编者注
(2) 雷·伯恩施坦。——编者注

注　　释

193 马克思在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后、于1863年8月开始分册撰写《资本论》。在写第一册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
　　后来，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一、二、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上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1866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本论》第一册手稿进行润色，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作了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奥·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理论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整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572。

232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维也纳

1889年9月15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考茨基：

　　……正如我已经对阿德勒⁽¹⁾说过的，你们的关系发生这样的变化⁽²⁾丝毫不改变我就第四卷手稿向你提出的建议⁽³⁾。这项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而你和爱德是我唯一能够委托这项工作的人。据保尔⁽⁴⁾说，档案馆⁵³²的事情现在也顺利解决了，因此，到冬天你肯定还要到这里来，那时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商量，动手干起来。由于该死的代表大会⁵³³，我从2月份起就根本无法搞第三卷，而现在第一卷又需要出第四版，我必须先把它搞出来。这不需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如果每天只能伏案工作三小时，那还是要拖相当长的时间。何况即将来临的两个月又是昏暗的雾季。

　　……你那篇关于图林根矿工的文章⁽⁵⁾，是你迄今为止写得最好的文章，这是一项真正的研究，对重大问题作了详尽的阐述，并且仅限于研究事实，而不是像你在人口问题⁵⁰³和原始家庭问题⁵⁰⁴上所做的那样去论证一些成见，因此也就获得了一些实际的成果。这篇文章阐明了德国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论述发展过程时某些地方有些小缺陷，但这是非本质的。我只是到现在才真正明白（从泽特贝尔的著作⁽⁶⁾中我只是得到一些模糊不清的印象），德国的金银开采（以及匈牙利的金银开采，它的贵金属是通过德国流入整个西方的）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最后的推动因素，使德国在1470—1530年在经济方面居欧洲首位，从而使它成为以宗教形式（所谓宗教改革）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说它是最后一个因素，是说行会手工业和转运贸易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因此相对于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而言，这个因素对德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脚　　注

(1) 维—阿德勒。——编者注
(2) 指考茨基夫妇离婚一事。——编者注
(3) 见本卷第572—573页。——编者注
(4) 保·辛格尔。——编者注
(5) 卡·考茨基《矿工和农民战争（主要是在图林根）》，载于1889年《新时代》第7年卷第7—11期。——编者注
(6) 阿·泽特贝尔《从发现美洲到现在的贵金属的生产和金银比值》1879年哥达版。——编者注

注　　释

503 指卡·考茨基的《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维也纳版）。恩格斯对该书的批评意见，见本卷第454—456页。——574。
504 指卡·考茨基的一组关于原始社会婚姻的文章，题为《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发表于斯图加特出版的《宇宙》杂志1882——1883年第6、7年卷。恩格斯对这组文章的批评意见、见恩格斯1883年2月10日、3月2日和9月18日给考茨基的信。——574。
532 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1882年8月19——21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及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由这个档案馆保存。法西斯分子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档案运出德国，后来于1938年签订协议出售给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574。
533 指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于1889年7月14——20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欧洲和美洲22个国家的393位代表。代表大会听取了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关于各自国家工人运动的报告。制定了国际劳工保护法的原则、通过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指出了实现工人要求的方法。代表大会着重指出了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必要性和争取实现工人的政治要求的必要性l主张废除常备军，代之以普遍的人民武装。代表大会最重要的决议是规定五月一日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节日。恩格斯积极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574。

233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89年12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10月8日和29日的来信收到了，谢谢。

　　情况未必会好到使“社会主义工人党”⁵¹⁶消亡。除了合维奇以外，罗森堡还有一批别的追随者，而在美国的那些自命不凡的空谈理论的德国人，当然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不成熟的”美国人中间所窃取的导师地位。要不然，他们就一文不值了。

　　这里的情况表明：即使掌握了从一个大民族本身的生活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出色理论，并拥有比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拥有的还要高明的教员，要用空谈理论和教条主义的方法把某种东西灌输给该民族，也并不是那样简单的事情。现在，运动终于开展起来了，我相信，它是会一直继续下去的。可是，运动并不直接是社会主义的，而英国人中最懂得我们的理论的那些人都站在运动之外：海德门，因为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阴谋家和忌妒者，巴克斯，因为他是一个书呆子。从形式上看，运动首先是工联的运动，可是它和旧工联的运动，也就是熟练工人或工人贵族的运动截然不同。现在，人们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勤奋地工作，引导更广泛的群众投入战斗，更加深刻地震撼社会，并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把所有组织普遍地联合起来，完全团结一致。由于杜西的努力，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⁵³⁴第一次建立了女工支部。同时，人们把自己目前的要求本身仅仅看成是暂时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所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可是，有关这种最终目的的模糊观念在他们中间已经深深地扎下了根，足以使他们只选择那些公开的社会主义者做自己的领袖。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要从亲身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可是，因为他们同旧工联相反，是以讥笑的态度对待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种种说法的，所以这种学习不会花很长的时间。我希望，下届普选再推迟三年左右，（1）以便使俄国的走狗格莱斯顿在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时候不至于执政（仅仅这一点就足以使沙皇⁽¹⁾挑起战争）；（2）使反对保守党的多数派日益壮大，以致爱尔兰的真正地方自治⁵³⁵成为必要，否则格莱斯顿又会欺骗爱尔兰人，这一障碍（爱尔兰问题）就消除不掉，（3）使工人运动进一步向前发展，并且尽可能利用目前繁荣时期之后必然出现的商业不景气时期所带来的冲击使它更快地成熟起来。这样，下届议会中可能会有20—40个工人代表，而且是和波特尔、克里默之流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工人代表。

　　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人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得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使得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例如，我决不相信，在约翰·白恩士心中，他在本阶级中享有的声望会比他在曼宁红衣主教、市长⁽²⁾和一般资产者那里的声望更使他感到自豪。秦平（退伍的中尉）历来同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保守派分子串通一气，却在教会的教士会议上鼓吹社会主义等等。甚至连我认为是他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汤姆·曼也喜欢谈他将同市长大人共进早餐。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就会发现革命有什么好处。不过，资产者即使把几个领导人引诱到他们的网罗之中，他们也不会赢得多少东西。等到运动变得相当强大的时候，这一切都会被克服掉……

脚　　注

(1) 亚历山大三世。——编者注
(2) 亨·阿·艾萨克斯。——编者注

注　　释

516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城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群众联系极少。党内持拉萨尔主义立场的改良派领导人同以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展开过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推行宗派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开展政治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575。
534 煤气工人和杂工工联是英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非熟练工人的工联，于1889年3月底至4月初在罢工运动高涨的条件下建立。爱·马克思——艾威林（杜西）和爱·艾威林在组织和领导这个工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工联提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在各个阶层工人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一年中，参加该工联的煤气工人就有十万之多。这个工联积极参与组织了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的罢工。——576。
535 地方自治是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实行爱尔兰自治。自由资产阶级要求设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但同时又容许最重要的部门继续掌握在英国的统治集团手中。——576。

234
恩格斯致格尔松·特里尔

哥本哈根
　　[草稿]

1889年12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特里尔先生：

　　衷心地感谢您8日的有趣来信。

　　如果要我对最近在哥本哈根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⁵³⁶（您成了它的牺牲品）发表意见，那么，我就从和您的意见不同的一点开始吧。

　　您原则上拒绝同其他政党采取任何共同行动，甚至是暂时的共同行动。而我即使不绝对拒绝在采取共同行动比较有利或害处最小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手段，我仍不失为一个革命者。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

　　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施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在德国谁真正为废除长子继承权和其他封建残余而斗争，为废除官僚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而斗争，为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和对集会结社权的限制而斗争，那我就会支持谁。如果我们德国的进步党¹⁸³或者你们丹麦的农民党⁵³⁷是真正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不仅仅是一些一受到俾斯麦或埃斯特鲁普的威胁就溜之大吉的可怜的说大话的英雄，那么，我决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同他们一起采取任何暂时的共同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当我们的议员投票赞成（他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时，这也就是一种共同行动。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这样做：对我们的直接的好处或对国家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前进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您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宣言》⁽¹⁾中就可以看到对这种政策的阐述，我们在1848年，在国际中，到处都遵循了这种政策。

　　我把道德问题抛开不说——这里不是谈这一点的地方，所以我把它撇在一边——，对于我这个革命者来说，一切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论是最强硬的，还是看起来最温和的。

　　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坚强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呢？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朋友莫里斯说：它使我们有腐化的危险。是啊，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在政治舞台上就毫无作为了。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的后果中最快地取得教训。

　　因此，在我看来，您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里原本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上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

　　而在这方面，据我判断，您反对中央执委会的策略是正确的。丹麦左派党⁽²⁾多年来充当反对派，表演着一出有失体面的喜剧，不遗余力地一再在全世界面前显示本身的软弱无力。它早已放过拿起武器来惩罚宪法的破坏者⁵³⁸的机会（如果曾经有过的话），看起来，这个左派党党内越来越多的人力求同埃斯特鲁普和好。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同这种党共同行动，否则长此下去就要丧失其工人政党的阶级性。所以，您反对这一政策，强调运动的阶级性，我只能表示同意。

　　至于中央执委会对您和您的朋友们采取的做法，在1840—1851年期间的秘密团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反对派开除出党的现象，而秘密组织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英国宪章派中物质力量派⁵³⁹在奥康瑙尔独裁时期也相当经常地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宪章派正像其名称所表明的，是一个直接为进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而开除则是一种军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时期我只知道约·巴·冯·施韦泽那个“严密组织”中的拉萨尔派有过类似的专横行为。冯·施韦泽由于同柏林的警察有着可疑的联系而有必要这样做，其结果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¹⁸²的瓦解。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美国自从罗森堡先生自己幸运地退出⁵⁴⁰以后——恐怕都不会想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别，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如果您希望全文发表这封信，我丝毫不反对。

忠实于您的

脚　　注

(1)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 农民党。——编者注

注　　释

182 全德工人联合会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各工人团体代表大会上成立的德国工人的政治性组织。从成立时起，全德工人联合会就处于力图使工人运动按改良主义道路发展的拉萨尔及其追随者的有力影响之下，故又称拉萨尔派。联合会把自己的宗旨限于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及和平的议会活动。全德工人联合会一方面否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由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认为生产合作社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段。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赞同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政策和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德国的统一。
　　随着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联合会的拉萨尔派领导人所奉行的机会主义策略成了在德国建立真正工人政党的障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同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到70年代初，先进的德国工人抛弃了拉萨尔主义。1875年5月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全德工人联合会同爱森纳赫派实行合并，合并后的党采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580。
183 进步党人是指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贝·瓦尔德克、鲁·微耳和、舒尔采一德里奇、马——福尔肯贝克和莱·霍维尔贝克。进步党在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进步党没有提出普选权、结社和集会权以及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民主要求。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屈从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578。
536 指1876年成立的丹麦社会民主工党改良主义多数派和以格·特里尔及尼·彼得逊为首的革命少数派之间的斗争。聚集在《工人报》周围的革命派反对该党机会主义派的改良主义政策，力图使该党成为无产阶级的政党，1889年中央执委会把特里尔和彼得逊开除出党。革命少数派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但是由于领导人的宗派主义错误，这个组织未能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
　　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原意，参看注102。——578。
537 农民党（左派党）是1870年建立的丹麦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在20世纪，该党代表大地主、中等地主和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的利益。——578。
538 指1875年开始的丹麦的宪法冲突。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力图以宪法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在财政问题上与政府发生了尖锐矛盾。丹麦议会以宪法第49条关于未经议会决定不得征收任何税款为根据，从1877年起多次否定政府提出的预算。针对这种情况，政府便实行临时预算，广义地解释宪法第25条。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国王在必要时可以颁布临时法律。这场宪法冲突一直持续到政府与自由主义反对派在1894年达成协议为止。——579。
539 物质力量派是对宪章运动两个派别中一派的通称，其领导者是菲·奥康瑙尔、乔·哈尼、厄·琼斯等人。与道义力量派相反，物质力量派主张依靠革命的斗争方法来实现自己的要求，坚持宪章运动的独立性，反对宪章运动服从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领导。——580。
540 1889年9月，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成员发生变动，执行委员会中去掉了罗森堡、欣策、骚特和葛利克，选进了合维奇、赖默、易卜生和普拉斯特。这些变动是党内不同派别斗争的结果，它导致了党的分裂，9月底和10月12日在芝加哥分别召开两个单独的代表大会，就是这种分裂的表现。聚集在《纽约人民报》周围的党员于10月12日召开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新党纲，这一党纲反映了党的先进一翼的观点。——580。

235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德累斯顿

1890年3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祝贺你获得了42OOO张选票，使你成了德国得票最多的当选人⁵⁴¹。如果现在再有某个卡尔多夫、黑尔多夫或者还有某个容克多夫敢于打断你的讲话，你就能够回答他说：“住嘴！我一个人代表的选民和您这样十多个人代表的同样多！”

　　在长时间为胜利所陶醉之后，我们在这里正在逐渐地清醒过来，但是并没有醉后头痛的现象。我原希望得到120万票，大家都说我过分乐观。现在看来，我还是过于拘谨了。我们的伙伴们表现得极好，不过这只是开始，他们还面临着更艰巨的战斗。我们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的胜利，将保证我们当前在东部农业工人中取得巨大的成就。现在当我们掌握了一些城市以及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最偏僻的地主庄园时，我们在乡村所能燃起的火焰就不是12年前那种短暂的闪光了。我们能够在三年内把农业工人争取过来，那时我们将拥有普鲁士军队的模范团。能够阻止这一情况发生的只有一种手段，那就是猛烈炮击和不可避免的残酷恐怖。无情地使用这一手段，这是小威廉⁽¹⁾和俾斯麦现在还能取得一致的唯一的一点。为此目的，任何借口他们都会加以利用，而只要普特卡默的“大炮”⁵⁴²向几个大城市的街道一发射榴霰弹，整个德国就会宣布戒严，庸人就会重新变得规规矩矩，盲目地按照上面的命令进行投票，而我们则将在多年内陷于瘫痪。

　　我们应当阻止这种情形发生。我们不应当在胜利的道路上受人迷惑，给我们自己的事业带来危害，我们不应当妨碍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因此，我同意你的意见：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但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第一，因为反正没有一个敌人会相信你的话（要知道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第二，因为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像善良的贵格会⁵⁴³会士那样，如果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还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无疑，这一次你做得有点过头了……

脚　　注

(1) 威廉二世。——编者注

注　　释

541 在1890年2月20日帝国国会选举中，威·李卜克内西得票最多。——581。
542 指内务大臣罗·普特卡默1890年1月31日在竞选演说中所表达的意思。他认为，在废除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408）的情况下，效忠政府的军队和官员将成为维护国家“秩序”的保障。他还说，如果下届国会不批准这部已经按规定作了修改的非常法，那么，大戒严必将代替小戒严，大炮必将代替非常法第28条。
　　小戒严是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第28条规定实行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邦政府可以在某些区县或村镇实行为期一年的戒严。在戒严期间，只有得到警察局的同意才能举行集会，禁止在公共场所散发印刷品一禁止被控“危害公共安全和秩序”的人员在实行小戒严的区县或村镇滞留，禁止拥有、携带、运送和出售武器。——582。
543 贵格会又名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及其仪式，反对暴力和战争，鼓吹和平主义思想，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582。

236
恩格斯致保尔·恩斯特⁵⁴⁴

柏林

1890年6月5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至于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我首先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如果巴尔先生认为他抓住了您的这种错误，我看他是有点道理的。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横亘在您的面前。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从国外返回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20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

　　在我看来，这些事实使我们有必要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作一定程度的研究。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和遏制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³⁰⁹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迅猛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仍然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摆脱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状态，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的。

　　而在挪威，掺杂着少量中等资产阶级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大致和17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伟大运动的失败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闭塞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点点大工业，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烈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轮船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运，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像1720年前后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旧有的停滞状态毕竟开始运动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与堕落的德国小市民相比，他们是真正的人。同样，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与德国的小市民妇女相比也不知要好多少倍。就拿易卜生的戏剧来说，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虽然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与德国相比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地行动，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宁愿先把它们彻底了解清楚……

注　　释

30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584。
544 1890年9月16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保·恩斯特的文章，文中歪曲恩格斯的观点，声称恩格斯和“青年派”（见注547）持有相同的观点。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一文，其中附有这封信的部分内容。——583。

237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林

1890年8只5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在维也纳的《德意志言论》杂志上看到了莫里茨·维尔特这只不祥之鸟所写的关于保尔·巴尔特所著一书⁽¹⁾的评论⁽²⁾，这个评论使我也对该书本身产生了不良的印象。我想看看这本书，但是我应当说，如果莫里茨这家伙正确地引用了巴尔特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存在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么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么，他就决不可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但是，我已经说过，这全是第二手的东西，而莫里茨这家伙是一个危险的朋友。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民论坛》上也发生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是按照劳动量分配呢，还是用其他方式。⁵⁴⁵人们对于这个问题，是一反某些关于公平原则的唯心主义空话而处理得非常“唯物主义”的。但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有多少产品可供分配，而这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而合理的想法只能是：（1）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2）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趋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内容的。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那时就可能有一个巴尔特冒出‘来，并攻击在他那一圈人中间确实已经退化为套语的东西本身。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会好转的。我们在德国现在已经非常强大，足以经得起许多变故。反社会党人法⁴⁰⁸给予我们一种极大的好处，那就是它使我们摆脱了那些染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德国大学生的纠缠。现在我们已经非常强大，足以消化掉这些重又趾高气扬的德国大学生。您自己确实已经做出些成绩，您一定会注意到，在依附于党的青年著作家中间，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的。有多少人除知道毛勒的名字之外，还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呢！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不过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

脚　　注

(1)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2) 莫·维尔特《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载于1890年《德意志言论》第10年卷。——编者注

注　　释

408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查桨，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O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项法律的评价，见Ⅸ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一文。——587。
545 1890年6月14日、28日和7月5日、12日《柏林人民论坛》以《每个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归自己》为总标题连续刊载了斐·纽文胡斯、保·恩斯特、理·费舍以及署名“一个工人”的文章、展开了关于未来社会中的产品分配问题的辩论，7月12日还刊载了关于辩论的结束语。——586。

238
恩格斯致奥托·冯·伯尼克

布雷斯劳

1890年8月21日于多佛尔
　　附近的福克斯通

奥托·伯尼克先生
布雷斯劳

尊敬的先生：

　　对于您的问题⁵⁴⁶，我只能给予简短而概略的回答，否则，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我就得写一篇论文。

　　一、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国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分配合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合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如果再对几个叛徒——在这伙人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严厉的惩罚以做效尤，那么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我们的东西了。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目前著作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把这些先生们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

　　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大庄园，可以在必要的技术指导下毫不费力地租给目前的短工或雇农集体耕种。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一些乱子，那么应由容克先生们负责，这些先生们无视所有现存的学校法，把人们弄得如此野蛮。

　　小农和那些咄咄逼人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是最大的障碍，这些有教养的人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

　　总之，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社会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

　　您谈到缺乏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缺乏认识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

　　二、马克思夫人是特里尔政府枢密顾问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和曼托伊费尔内阁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

　　致以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注　　释

546 奥·伯尼克为准备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于1890年8月16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回答，在目前社会各阶级的教育、认识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别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改造是否适宜和可能。伯尼克的第二个问题涉及燕妮·马克思的家庭出身问题。——588。

23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0年8月27日于福克斯通
　　贝尔维尤旅馆

亲爱的拉法格：

　　……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⁵⁴⁷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著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在种类繁多的新报纸的编辑部中占据了大部分位置；他们习惯性地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⁵⁴⁸，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证甚至将军证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拟，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t这就是大学生先生们的合唱……

注　　释

547 1890年3月底，柏林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其中包括麦·席佩耳，公布了题为《五月一日应当做些什么？》的呼吁书，号召工人在这一天举行总罢工。这一呼吁书反映了“青年派”的立场。
　　“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1890年最终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它的主要核心是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年轻的大学生、著作家和一些地方党报的编辑（。青年派”的名称由此而来）。“青年派”的思想家是保·恩斯特、保·康普夫迈耶尔、汉·弥勒、布·维勒等人。“青年派”忽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之后党的活动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反对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和利用议会的讲坛·指责社会民主党及其执行委员会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机会主义，破坏党的民主。1891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把“青年派”一部分领导人开除出党（参看注571）。
　　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1890年4月13日在《告德国男女工人书》中对上述呼吁书作了回答，强调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要求工人们避免采取那些可能导致工人运动遭到镇压的行动。——590。
548 指法国的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该校1803年由拿破仑·波拿巴创建于枫丹白露，1808年迁至巴黎郊外凡尔赛官附近的圣西尔，并因此而得名。该校早期主要为步兵和骑兵训练军官。——590。

240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

柯尼斯堡

1890年9月21[—22]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普鲁士国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但是，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了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决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在这里首先起作用的是这样一个隋况：勃兰登堡由于掌握了普鲁士而卷入了波兰事件，并因而卷入了国际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奥地利王室权力的形成过程中也起过决定性的作用）。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或者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把苏台德山脉至陶努斯山所形成的地理划分扩大成为贯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那么，很难不闹出笑话来。

　　但是第二，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另外，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几乎没有一篇不是贯穿着这个理论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¹⁾，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再者，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²⁾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³⁾，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

脚　　注

(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2)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241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柏林

1890年10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的聘请，那您做得很对。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一些东西，特别是如果您注意到，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货币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会在实践中熟悉全部机制，并且不得不注意来自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的第一手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货币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的眼睛中的反映完全一样，它们都通过聚光透镜，因而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只是缺少一个使它们在观念中又正过来的神经器官。货币市场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货币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40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⁵⁴⁹：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及其周期性的起落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货币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些征兆。当时的问题是有人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还有让人们趋向于进行曲解这一方面。现在，至少对我们来说这一点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货币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里还需要弄清和研究一些问题，特别是要考虑到最近20年的历史。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局部劳动过程也都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本来的生产而独立起来，它就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对生产运动起反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先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欲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14世纪和15世纪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极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货币市场也是如此。货币贸易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并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和独特阶段。此外，货币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货币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货币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货币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钢铁厂等的所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时而应当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应当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杰·古尔德、万德比尔特这样一些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资金，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往往只有一个目的，即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货币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问题最容易理解。社会产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也获得了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同这些人相对立而独立起来，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像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货币贸易中发生的那种情形：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货币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上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隋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条件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被毁灭。现在，这种情况多半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从长远看，战败者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有时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与此相似：产生了职业法学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领域，这个领域虽然一般地依赖于生产和贸易，但是它仍然具有对这两个领域起反作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相抵触的一种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越是不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否则就违反了“法的概念”），这种现象就越常见。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⁵⁵⁰中被歪曲了，而就它在这个法典中的体现来说，它必定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每天遭到各种削弱。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一切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的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成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的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一再突破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对经济起着很大的反作用，因为二者都影响财产的分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科学的历史，就是逐渐消除这种愚昧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取而代之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18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专制君主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期，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⁵⁵¹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⁵⁵²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始终显现着德国庸人的面孔—一有时积极地：有时消极地。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¹⁾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²⁾，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³⁾，那里表明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也可以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⁴⁾。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评论这本书⁽⁵⁾了。首先必须出版第三卷⁽⁶⁾，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也能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只存在于危机中，而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脚　　注

(1)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3)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67—350页。——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20_—875页。——编者注
(5)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注　　释

549 恩格斯指自己1842—1844年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实习经商。这几年的经历在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595。
550 拿破仑法典在这里不仅仅是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而是广义地指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省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然有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拿破仑法典》本身）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7页）。——598。
551 指英国1688年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立宪君主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做“光荣革命”。——599。
552 自然神论者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599。

242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⁵⁵³

斯图加特堡

1891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我前天仓促发出的贺信，你大概已经收到了。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谈谈马克思的信⁽¹⁾吧。

　　担心这封信会给敌人提供武器，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事由都可以进行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够这样做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这一点，从你寄给我的（多谢！）和我从别处得到的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坦白地说，这也是我发表这个文件的用意。我知道，这个文件最初一定会使某些人感到很不愉快，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文件的具体内容绰绰有余地补偿了这一点。同时我知道，党很坚强，能够经受得住这件事，而且我估计，党在目前也会经受得住这种在15年前使用的直率的语言，人们会怀着应有的自豪心情提到这次力量的检验，并且说：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其实，这一点已经由萨克森的《工人报》、维也纳的《工人报》以及《苏黎世邮报》说了。⁵⁵⁴

　　你在《新时代》第21期上承担起发表的责任⁵⁵⁵，你这样做是很值得称赞的，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推动力毕竟是我给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我要承担主要的责任。至于细节，在这方面总是会有不同意见的。你和狄茨提出异议的每一个地方，我都已经删去和修改了，即使狄茨标出更多的地方，我也会尽可能地考虑，我总是向你们证明我是好商量的。至于说到主要问题，那么我的责任就是：纲领一提出讨论，就发表这份手稿。况且，李卜克内西在哈雷作了报告⁵⁵⁶，在这个报告中他一方面把抄自马克思手稿的东西放肆地当做自己的加以利用，一方面不指名地对这份手稿进行攻击。马克思如果还在世，一定会拿自己的原稿来同这种篡改进行对证，而我是有义务替他做这件事的。可惜，那时我手头还没有这个文件，我只是在找了很久以后才找到的。

　　你说，倍倍尔写信告诉你，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态度激起了老拉萨尔分子的恼怒。这是可能的。这些人并不知道事实经过，看来在这方面也没有对他们作过什么解释。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马克思容忍他多年来把马克思的研究成果当做自己的东西来装饰门面，而且因为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也是有义务的。

　　拉萨尔属于历史已有26年了。如果他在非常法时期没有受到历史的批判，那么现在终于到了必须进行这种批判并弄清拉萨尔对马克思的态度的时候了。掩饰拉萨尔的真实面目并把他捧上天的那种神话，决不能成为党的信条。无论把拉萨尔对运动的功绩评价得多么高，他在运动中的历史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⁵⁵⁷的律师面孔：在手法的选择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喜欢把一些声名狼藉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以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来了个转变，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品质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好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在拉萨尔的鼓动著作中，从马克思那里抄来的正确的东西同他自己的通常是错误的论述混在一起，二者几乎不可能区分开来。由于马克思的批判而感到自己受了伤害的那一部分工人，只了解拉萨尔两年的鼓动工作，而且还是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他的鼓动工作的。但是在这种偏见面前，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我的责任就是最终揭示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关系。这已经做了，我暂时可以因此而感到满足。况且我自己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做。而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对拉萨尔的无情批判，本身就会产生应有的影响并给别人以勇气。但是，假如情况迫使我非讲话不可，我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只有一劳永逸地肃清有关拉萨尔的神话了。

　　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种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²⁾

　　《前进报》上的文章⁵⁵⁵对我没有什么触动。我将等待李卜克内西说明事情的经过，然后再用尽可能友好的语调对二者一并答复。对《前进报》上的文章，只要纠正几个错误的说法（例如，说我们本来不愿意合并，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不正确等等），并肯定那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就行了。如果不再发生新的攻击或出现错误的论断迫使我进一步采取行动，我想，从我这方面来说就以这个答复来结束这场争论。请告诉狄茨，我正在整理《起源》⁽³⁾。可是今天费舍来信，又要我写三篇新的序言⁵⁵⁸！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指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2) 德语成语，意思是万物都有限度。——编者注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注　　释

553 这封说明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意图、揭露拉萨尔真面目的信。虽然是写给卡·考茨基的，但实际上是写给奥·倍倍尔看的。恩格斯在同一天给考茨基的另一封短信中写道：
　　“礼尚往来：鉴于你把倍倍尔的信寄给了我，我就把附上的信写成这样，以便你也可以把它寄给倍倍尔，假如你出于和好的考虑同样认为这合适的话。此事完全由你酌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35页）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公开发表。189 1年1月，恩格斯为了反击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正在抬头的机会主义思潮，彻底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帮助党制定正确的纲领，不顾党内某些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并写了序言。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考虑了《新时代》杂志出版者威·狄茨和编辑卡·考茨基的要求，删去了一些针对个别人的词句和评语。——602。
554 1891年2月6、7、10和12日《萨克森工人报》转载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加了编者按，指出它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特殊的意义。
　　1891年2月6日，维也纳《工人报》的一篇柏林通讯写道，恩格斯在德国发表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文件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通讯还指出。现在“在纲领中十分明确地、毫不妥协地阐明我们党的理论原则的时候到来了，在此刻公布这个文件也是完全适时的。”
　　1891年2月10日《苏黎世邮报》发表了一篇由弗·梅林起草的社论《艰苦的努力》，这篇社论强调指出：马克思这一著作的发表，表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力求以其固有的客观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阐明自己的斗争目标，表明了党的威力和战斗力。——603。
555 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第37号上发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社论，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这篇社论也试图削弱马克思对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批判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要证明哥达合并大会的妥协纲领是正确的。
　　1890——1891年《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加了简短的引言。编辑部加的一个脚注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党的领导机构或国会党团审查……发表的责任只由我们承担。”——603、605。
556 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90年10月12——18日哈雷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报告。在分析哥达纲领时、李卜克内西不指明出处地引用了马克思批判该纲领的某些论点。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为将要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公布，以便在地方党组织和报刊上展开讨论。——603。
557 斐·拉萨尔在1846——1854年曾办理过索·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拉萨尔过分夸大了为一个古老贵族家庭成员作辩护的诉讼案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斗争相提并论。——604。
558 在1891年2月20日的信中，理·费舍把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关于再版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决定通知恩格斯，征求他的同意并请他作序。——605。

243
恩格斯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德累斯顿

1891年3月24日子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奥本海姆先生：

　　首先请您原谅，直到今天——几乎过了整整四个月！——才答复您去年11月26日的来信。但是，如果您知道我在这期间有许许多多的工作和大量书信往来，而且由于视力衰弱，一天只能写三个小时，还得在白昼光线之下，那么您肯定会原谅我的。

　　衷心感谢您友好的祝愿，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应验了，我总的说来还很健康，人们都说，我显得比自己的岁数要年轻些。但愿能保持下去。

　　此外，您提到了一些复杂的问题，这在一封短信中无法详述。如果工人联合会能够代表所有工人就工资合同问题直接和企业主进行谈判，这无疑是前进了一步。在英国这里，人们致力于此已近50年了，可是资本家很了解自己的利益，不到万不得已时，是不会上钩的。在1889年码头工人大罢工⁵⁵⁹时期做到了这一点，大罢工前后，在某些地方也一度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一有适当时机，资本家先生们又会从工人联合会的这种“不堪忍受的苛政”下解脱出来，声称在他们及其工人之间的宗法关系中不容有第三者擅自进行干涉。这已经是老一套了：在景气时期，对劳动的需求迫使这些先生们让步；而在不景气时期，他们就利用劳动供给过剩而取消所有这些让步。但是总的来说，随着工人组织性的加强，他们的反抗力量也在增长，所以工人的一般状况——平均水平——稍微有所改善，任何危机也不能重新使这种状况长期降到低于或者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即前次危机所造成的最低水平。可是，如果我们遇到长期的、持续性的、为期五六年之久的普遍工业危机，那就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由国家或者地方机关为过剩的工人提供工作以及食品贸易的国有化，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应提得比您信中所提的更广泛一些。这里不仅应包括本国自产的食品的贸易，而且应包括其生产。不然，您如何为过剩的工人提供工作呢？要知道，他们之所以成为过剩的工人，正是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销路。可是，这里我们就涉及剥夺土地所有者的问题了，这已大大超过当今的德意志国家或奥地利国家所能做到的限度。同时，无论前者或后者，我们都不能信赖它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让容克去剥夺容克，其做法如何，结果又怎样，从英国这里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来，这里的国家生活尽管具有各种各样的中世纪的形式，但与厄尔士山脉两侧的国家相比要现代化得多。困难恰恰在于，只要政权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那么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法兰西、美利坚和瑞士等共和国，同君主制的中欧和专制制度的东欧相比，情况并没有丝毫差别。为了把有产阶级赶下台，我们首先需要使工人群众的意识来一个转变，而这种转变尽管比较缓慢，但现在无疑正在进行；为了完成这种转变，需要生产方法发生更迅速的变革，机器用得更多，更多的工人被排挤，更多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破产，以及现代大工业的必然后果更加明显和更为普遍地显现出来。

　　这种经济变革进行得越迅速、越彻底，也就越有必要采取某些措施，这些措施从表面看来只是为了消除突然变得极其严重而难以忍受的弊端，但事实上是要破坏现有生产方式的基础I而工人群众将通过普选权迫使人们倾听他们的意见。到那时，首先要采取哪些措施，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条件而定，关于这一点，事前是无法概括地讲什么的。但是我认为，真正导致解放的措施，只有在经济变革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从而为他们取得政权开辟了道路的时候，才有可能。其他阶级只能干些修修补补或掩人耳目的事情。这种使工人思想明朗化的过程目前正在日益迅速地进行着，再过五至十年，形形色色的国会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一旦能从那些恼人的意外琐事和与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书信往来中抽出时间，我将重新着手进行第三卷⁽¹⁾的工作。到那时，我要来一场革命：锁起门来，不许别人再来打扰。希望今年能完成，这项工作刻不容缓，我必须完成它。

　　您会再次来英国吗？杜西很好，她婚后很幸福，而且胖多了。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注　　释

559 伦敦码头工人罢工发生在1889年8月12日一9月14日，是19世纪末英国工人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参加罢工的有码头工人3万人，其他行业工人3万人以上。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没有参加任何工联的非熟练工人。罢工工人行动坚决、组织性强，因而他们关于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码头工人的罢工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各地捐来的罢工基金约5万英镑，其中仅澳大利亚就捐资3万英镑），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成立了包括大批非熟练工人在内的码头工人工联及其他行业的工联，次年，参加工联的工人总数增加了一倍多。——606。

244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⁵⁶⁰

柏林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不得不再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谈谈马克思的纲领批判⁽¹⁾。“对发表纲领批判这件事本身，谁也不会反对”，这种说法我不同意。李卜克内西永远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同意发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1875年以来，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只要一提到《纲领》，他就想起这个批判。他在哈雷的讲话⁵⁵⁶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批判的。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装腔作势的文章⁵⁵⁵，只不过表明这个批判使他感到良心不安。的确，这个批判首先是针对他的。从这个合并纲领³⁶⁵的腐朽的方面来看，我们过去认为他是该纲领的炮制者，而且我至今还这样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毅然采取单独行动。如果我能只同你一个人讨论一下这个文件，然后立即把它寄给卡·考茨基发表，我们两小时就能谈妥。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关系和党的关系来考虑，你还必须征求李卜克内西的意见。而这会引起什么后果，我是清楚的。或者是文件不能发表，或者，如果我坚持要发表的话，那就要发生公开争吵，至少是在一个时期内，而且和你也要争吵。我并没有说错，下述一点可以证明：你是[1875年]4月1日出狱的，而文件上所注的日期是5月5日，所以，如果没有其他的解释，那显然是有意向你隐瞒了这个文件，而这只能是李卜克内西干的。但是，你为了和睦相处竟容忍他到处撒谎，说你因为坐牢而没有看到这个文件。⁽²⁾同样，为了避免在执行委员会发生争执，这个文件发表以前，看来你也得考虑李卜克内西的意见。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希望你也能理解，我得考虑到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

　　我刚才又把这篇东西看了一遍。再删去一些可能也无碍大体。但可删的肯定不多。当时的情况怎样呢？草案一经你们的全权代表通过，事情就已成定局，对这一点，我们了解得并不比你们差，也不比例如我查到的1875年3月9日《法兰克福报》所了解的差。因此，马克思写这个批判只是为了使自己心安，丝毫不指望有什么效果，正如结尾的一句话所说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³⁾所以，李卜克内西大肆宣扬的“绝对不行”⁵⁶¹只不过是夸口而已，这一点他本人也很清楚。既然你们在推选你们的代表时犯了个大错误，继而为了不损害整个合并事业又不得不吞下这个纲领，那么你们确实也不能反对在15年后的今天把你们在最后决定以前得到的警告公布于众。这样做，既不会使你们成为蠢人，也不会使你们成为骗子，除非你们奢望你们的正式言行绝对不犯错误。

　　诚然，你没有看过这个警告。而且报刊也谈到过这一点，因此，比起看过这个警告而仍然同意接受该草案的那些人，你的处境就非常有利。

　　我认为附信³⁶⁵十分重要，信中阐述了唯一正确的政策。在一定的试行期间采取共同行动，这是唯一能使你们避免拿原则做交易的办法。但是李卜克内西无论如何不想放弃促成合并的荣誉，令人诧异的只是，他那时候没有作出更大的让步。他早就从资产阶级民主派那里接受了地地道道的合并狂热，并且一直抱住不放。

　　拉萨尔派之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那一派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可以用适当的缓和的形式讲出来。他们的“严密组织”已自然而然地彻底崩溃。因此，李卜克内西以拉萨尔派牺牲了他们的严密组织为理由——事实上他们已没有什么可牺牲的了——来替自己全盘接受拉萨尔信条进行辩解，这是很可笑的！

　　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却沉醉于这些词句中。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辞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³⁰⁵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过去，那些头脑不清楚的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由于不善于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谈到“劳动的解放”而没有谈到工人阶级的解放，甚至国际的文件有些地方也不得不使用文件对象的语言，这就成了李卜克内西强使德国党沿用这种陈旧用语的充足根据。绝对不能说他这是“违背自己的见解”，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见解，而且他现在是否就不处于这种状态，我也没有把握。总之，他至今还常常使用那些陈旧的含糊不清的术语，——自然，这种术语用来夸夸其谈倒是方便得多。由于他自以为十分通晓的基本民主要求对他而言至少像他不完全懂得的经济学原理同样重要，所以，他的确真诚地相信：他同意接受拉萨尔信条，以换取基本民主要求，是做了一桩好买卖。

　　至于对拉萨尔的攻击，我已经说过，对我来说这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接受了拉萨尔经济学方面的全部基本用语和要求，爱森纳赫派事实上已成了拉萨尔派，至少从他们的纲领来看是如此。³⁶⁵拉萨尔派所能够保留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牺牲，的确一点也没有牺牲。为了使他们获得圆满的胜利，你们采用了奥多尔夫先生用来进行道德说教并赞扬拉萨尔的押韵词句⁽⁴⁾做你们的党歌。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13年间，在党内反对对拉萨尔的崇拜当然没有任何可能。这种状况必须结束，而我已经开了头。我再也不容许靠损害马克思来维持和重新宣扬拉萨尔的虚假声誉。同拉萨尔有过个人交往并崇拜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所有其他的人对拉萨尔的崇拜纯系人为的，是由于我们违心地对此采取沉默和容忍的态度造成的，因此，这种崇拜甚至也不能以个人感隋来解释。既然手稿是发表在《新时代》上，也就充分照顾了缺乏经验的和新的党员。但是，我决不能同意：在15年极其耐心的等待之后，为了照顾一时的需要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关于这些问题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这样做，每次总得要触犯一些善良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他们对此要大发怨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此以后，如果他们说什么马克思妒忌拉萨尔，而德国报刊，甚至（！！）芝加哥《先驱报》（该报是为在芝加哥的地道的拉萨尔派办的，他们的数目比整个德国的拉萨尔派还要多）也都随声附和，这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责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神圣的斐迪南·拉萨尔，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

　　再者，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新时代》提出警告：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新时代》移交给党来管理并对它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做法，不由得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决定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因此，对种种不愉决的事应该采取容忍态度，而且最好泰然处之，不要急躁。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二者之间出现裂痕了。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新时代》以及其他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前进报》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你们根本不知道，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在党内毫不客气地追究资格最老的党的领导人的责任（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追究托利党政府的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同时，你们不要忘记：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而且使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合在一起（在李卜克内西看来，这却是他那个了不起的纲领促成的！）并使他们如此紧密地联合起来的反社会党人法，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图】恩格斯从1894年10月到逝世在伦敦的住所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脚　　注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编者注
(2) 这种说法见1891年2月26日《前进报》第48号的一篇通讯。——编者注
(3)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49页。——编者注
(4) 雅·奥多尔夫《德国工人之歌》。——编者注

注　　释

30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610。
365 1875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召开了合并预备会议，并拟定了合并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马克思在《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以及附信，即1875年5月5日给威·白拉克的信（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中，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均表示赞同建立德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党，但同时警告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不要急于求成，不要同拉萨尔派的思想进行妥协。他们批判了纲领草案的错误观点，可是，该纲领草案只是略加修改，便在1875年5月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了。——609、610、611。
555 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第37号上发表了一篇由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社论，指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这篇社论也试图削弱马克思对哥达纲领和拉萨尔的批判的实质性内容，尤其是要证明哥达合并大会的妥协纲领是正确的。
　　1890——1891年《新时代》第9年卷第1册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加了简短的引言。编辑部加的一个脚注中写道：“我们当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把马克思的这封信提交党的领导机构或国会党团审查……发表的责任只由我们承担。”——608。
556 指威·李卜克内西在1890年10月12——18日哈雷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的报告。在分析哥达纲领时、李卜克内西不指明出处地引用了马克思批判该纲领的某些论点。根据李卜克内西的建议，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为将要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下届党代表大会起草一个新的纲领草案，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三个月公布，以便在地方党组织和报刊上展开讨论。——608。
560 这封信是对奥·倍倍尔1891年3月30日和4月25日两封信的回复。倍倍尔在1891年3月30日的信中说明了恩格斯发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以来自己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原因。他说，在马克思关于纲领的那封信发表后，他不愿直接答复，因为他不同意这封信发表的方式，加之他在议会活动方面又很繁忙。倍倍尔认为，发表马克思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附信是不妥当的。在他看来，附信所涉及的不是党的纲领，而是党的领导。他不同意发表的更主要的理由是，这样做会向敌人提供反对社会党人的武器，而对拉萨尔的尖锐批判又会触动目前党内那些原来的拉萨尔分子。
　　在1891年4月25日的信中，倍倍尔向恩格斯介绍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尤其是莱茵一威斯特伐利亚煤矿区矿工罢工的情况。——608。
561 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1891年2月13日《前进报》第37号的社论中有一处说，收到马克思关于哥达纲领的信的那些人，用“绝对不行”对抗马克思在该信中提出的建议。——610。

245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堡

[1891年6月29日于赖德]

亲爱的考茨基：

　　我来彭普斯这里躲几天⁵⁶²，堆到我身上的工作实在太多了。我刚刚怀着幸福和满意的心情坐下来研究群婚制⁵⁶³，党的纲领又落到了我的头上，而这也是我应当做的事。⁵⁶⁴我本来想使绪论部分更严谨一些，但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做到；况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要求一节中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进行分析，这样，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同时，我听说，你已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绪论，那就更好了。

　　党将出版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我的信，由我作注⁵⁶⁵（而且不经任何党内检查）。这一工作，我将在秋天和第三卷⁽¹⁾同时进行。（我们知道就行了。）

　　我躲到这里来，为的是能写一些信，星期四⁽²⁾就回去，再开始研究群婚制。我本来工作得很好——可恨的是时常被打断！

　　《哲学的贫困》：既然是狄茨付出〔450〕马克，而只要我们自己协商，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我们可以办妥。至于说你们两人不要第二版的任何稿酬，这是不行的。

　　狄茨出版一卷马克思短篇著作的计划正化为泡影。李卜克内西早就有这一打算，他想让他最近重用的一个人——保尔·恩斯特做这项工作，此外，还要出版马克思的其他一些著作。甚至还打算让恩斯特为此来这里几个月，并要我给以协助。这些著作将以党的名义在柏林的出版社出版，总之，就是在出版拉萨尔文集的同时，也出版马克思文集。这个计划，我当即予以坚决拒绝，所以对狄茨也只能这样做。我曾经允许党以单行本出版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释和序言。超过这个限度，我就不能同意了。出版全集是我今后的义务，我不能允许事先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我手里把它夺走。

　　现在，在完成第三卷以前，我也同样无法考虑《状况》⁽³⁾新版的问题。到时候，我会很乐意同狄茨商定此事的，但是他们应当而且必须明白，第三卷付排以前，我决没有丝毫可能从事任何新的工作。第三卷排印期间，倒可以准备出版某些新的东西。可是在此之前，我要摆脱狄茨和任何其他人的一切干扰和计划。他们这些人也应该多想想，不要用这些事情打搅我，使我花费很多时间，进行毫无意义的通信。一旦完成《起源》⁽⁴⁾的修订工作，我便重新着手准备第三卷，到那时，不管提出什么，我将一概加以拒绝……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2) 1891年7月2日。——编者注
(3)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注　　释

562 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一8月24日这段时间，他断断续续地同卡·肖莱马和乔·哈尼在赖德（怀特岛）休养，住在他的内侄女玛——埃·罗舍家里；后来、大约9月8—23日，他同玛·埃·罗含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613。
563 当时，恩格斯正在修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的第二章《家庭》（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613。
564 1891年6月18日，理·费舍受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将下列材料寄给恩格斯审阅：由威·李卜克内西起草的第一个纲领草案、经奥·倍倍尔亲自修改的一份草案、李卜克内西根据倍倍尔的修改意见拟就的第二个草案以及执行委员会经过一系列会议讨论确定和通过的草案。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在执行委员会内部通过的纲领草案，除了寄给恩格斯审阅外，还寄给了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以及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成员审阅。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对纲领草案作了详细的分析，肯定这个草案优于哥达纲领，并分别对草案的绪论部分、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党的执行委员会收到恩格斯的批评意见后，对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并作为正式草案发表在1891年7月4日《前进报》上。正式的纲领草案发表以1234硒拍跖硒后，在400多次人民代表会议和党的代表会议上以及在《前进报》和《新时代》上，就这个纲领草案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在讨论中，不仅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和修改意见，而且还提出了几个新的纲领草案。《新时代》编辑部也提出了一个新的纲领草案。恩格斯就《新时代》编辑部提出的纲领草案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认为这个纲领草案比正式的草案好得多（参看恩格斯1891年9月28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他支持倍倍尔将这个草案交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参看恩格斯1891年9月29日——10月1日给倍倍尔的信）。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1891年10月14、—21日）最终一致通过将《新时代》编辑部提出的纲领草案作少许修改后作为党的纲领。——613。
565 恩格斯曾打算亲自作注和作序出版斐·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但他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后来由弗·梅林编入《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4卷《斐迪南·拉萨尔给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1849—1862年》。——613。

246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1年7月1日于怀特岛赖德

亲爱的施米特：

　　我来这里躲几天。⁵⁶²彭普斯现在住在这里，她的丈夫在此负责一个经销处。堆到我身上的工作实在太多了，只好来这里几天，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处理刻不容缓的信件。明天就回伦敦。

　　我面前有您3月5日和6月18日两封来信。您关于信用事业和货币市场的著作，最好到第三卷出版后再脱稿。在这本书里，您可以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新的东西和更多尚待解决的东西；也就是说，其中既有新的解答，又有新的问题。暑期休养后，将加紧完成第三卷。您的第二个写作计划——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值得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¹⁾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情况都要有所改变·每隔十年，进攻的目标也会全然不同。

　　您最近在苏黎世大学的遭遇非常有趣。⁵⁶⁶这些先生们到处都是一样。好吧，愿您取得最后胜利，刺激这帮家伙一下，好从此摆脱他们的纠缠。

　　巴尔特的书⁽²⁾使我大失所望。我原以为不会有那么多浅薄和轻率的东西。一个人评价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的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据体系，——这个人还是少说为佳。在巴尔特看来，整个哲学史只不过是已经坍塌的种种体系的“废墟”。同这个所谓的批评家相比，老黑格尔显得多么高大！巴尔特以为，他在这里或那里搜寻到黑格尔（像其他任何一个建立体系的人一样）在创造自己体系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点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说黑格尔有时把相反的、互相矛盾的对立物混为一谈，这真是伟大的发现！如果值得花气力的话，我还可以向他揭露一些完全不同的手法！巴尔特就是我们莱茵地区所说的那种注重细枝末节的人，他把一切都变成琐碎的东西，如不去掉这种习惯，他就会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从无通过无到无”⁵⁶⁷。

　　巴尔特对马克思的批评，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制造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说什么这应当是马克思的理论，继而发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他并未由此得出结论说，是他，巴尔特，把某些不正确的东西强加给了马克思，相反，却说马克思自相矛盾，不会运用自己的理论！“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遇到这类批评时，马克思总是这样感叹。

　　我手头没有这本书。如果有时间，我还可以给您一一指出几百个歪曲之处。真是可惜。显然，此人如果不是这样急于下最后的结论，还是能做些事情的。希望他最近再写点儿东西，这一定会引起更激烈的抨击，痛斥他一顿，对他会大有好处。

　　总的说来，我现在的状况很好，我觉得身体比去年这个时候要好些。想来，再休息一下，就会很健康了。让工作少中断些吧！两三个月前，我就着手准备《家庭……的起源》的新版⁽³⁾了。本来，两周内即可完成，但当时收到一份新的纲领草案，必须提出批评意见；⁵⁶⁸后来大陆上又发生了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小差错，给我们在英国——这里条件虽然很好，但也要慎重从事——筹备布鲁塞尔代表大会⁵⁶⁹等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这些又打扰了我，使我中断了工作。不管怎样，这一纲领不仅大部分需要重新修改和补充，而且必须完成，以便继续准备第三卷。好吧，一切最终都会完成的，因为必须完成。

　　在这里有身在普鲁士之感。星期天⁽⁴⁾，遇到四五名斯托什号军舰的水兵，都是些很好的小伙子，并不比英国水兵逊色。今晨，传来隆隆的炮声和阵阵的榴弹爆炸声，这是朴次茅斯要塞在进行射击演习。彭普斯、珀西和我向您问好。

您的 老弗·恩格斯

脚　　注

(1) 贺拉斯《诗论》第388行，转义是：不要急于求成，匆忙作出结论。——编者注
(2) 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3)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编者注
(4) 1891年6月28日。——编者注

注　　释

562 1891年夏秋两季，恩格斯由于过度劳累不止一次地中断工作，离开伦敦。6月26日一8月24日这段时间，他断断续续地同卡·肖莱马和乔·哈尼在赖德（怀特岛）休养，住在他的内侄女玛——埃·罗舍家里；后来、大约9月8—23日，他同玛·埃·罗含和路·考茨基在爱尔兰和苏格兰旅行。——615。
566 指政治经济学教授尤·沃尔弗阻拦康·施米特担任大学讲师一事。沃尔弗反对施米特进入苏黎世大学，其理由是施米特担任过社会民主党报纸《柏林人民论坛》的编辑。——616。
567 “从无通过无到无”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部第2册，《黑格尔全集》第4卷1834年柏林版第15、75，146页。——616。
568 新的纲领草案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并由理·费舍寄给恩格斯审阅的纲领草案。参看注564。——617。
569 指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于1891年8月16——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337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就劳工保护法、罢工和抵制、工人阶级对军国主义的态度以及庆祝五一节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关决议。恩格斯对这次代表大会作了评价，认为“马克思派不论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在策略问题上，都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第144页）。——617。

247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堡

1891年1O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考茨基：

　　在《前进报》刊登的你那个草案中，我突然发现写上了“反动的一帮”，⁵⁷⁰甚为惊异。我立即就此写信给你，尽管我担心已经太晚了。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不谐和音，破坏了措辞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而且又是极端片面的，它只有用这种武断的和绝对的形式才能给人留下印象，所以是完全错误的。

　　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做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将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经丧失采取任何进步行动的一切能力，虽然这并不是必然的。然而在目前，我们对此还不能像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

　　只要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自己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软弱无力的少数。

　　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分立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变革的行动自由，实现了（物的和人的）交往条件的统一，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

　　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制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义务教育，把教育普及和提高到我们德国人可以向他们学习的程度，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

　　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他们还在议会的历次会议上不但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改革，而且总是投票赞成对工人的新的让步，——他们是在缓慢地、委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简单地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

　　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何况这种倾向，例如在英国，永远不会彻底成为事实。如果这里发生变革，资产阶级仍然会愿意实行种种微小的改革。只是到那时，对将被推翻的制度进行某些微小的改革将失去任何意义。

　　鼓动中使用拉萨尔的用语，在一定的情况下是有理由的，尽管我们的人，例如在1890年10月1日以来的《前进报》上，用得太滥了。但是，纲领中不容许这种用语存在，它用在那里是绝对错误的，而且会把人引入迷途。它用在那里，就像银行家贝特曼的妻子要坐在别人打算给贝特曼的房子修建的阳台上一样：“如果你们给我修建一个阳台，我的妻子往上面一坐，楼房的整个外观就给破坏了！”

　　关于《前进报》刊登的草案中的其他改动，现在无法谈了，这份报纸不知放到哪里去了，而且已经到了发信的时间。

　　党代表大会⁵⁷¹在一个光荣的日子开幕了。10月14日是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的纪念日，正是在这一天，革命前的旧普鲁士崩溃了。让1891年10月14日对普鲁士化的德国来说，成为马克思所预言的“内部耶拿”⁵⁷²的开端吧！

你的 弗·恩格斯

注　　释

570 鉴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在1891年10月6日《前进报》第233号附刊（1）上转载了自己的党纲草案和《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提出的草案，并发表了各地党组织和个人在讨论纲领过程中所提出的其他草案和建议。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反动的一帮”是拉萨尔的论点。这一论点曾写入1875年哥达代表大会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最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纲领删掉了关于“反动的一帮”的段落。——618。
571 指1891年10月14——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在以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代表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下、代表大会一方面批驳了格·福尔马尔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另一方面粉碎了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再次向党发起的进攻。绝大多数与会代表赞同倍倍尔提出的关于党的策略的决议。决议着重指出，工人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决不是靠意外的巧合，而是要靠在群众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和巧妙地运用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途径和手段。决议还指出，德国党是斗争的党，它坚持过去的革命策略。福尔马尔及其支持者陷于孤立，不得不实行退却，表示服从大会的决议。大会通过了关于把“青年派”首领威·韦尔纳和卡·维尔德贝格尔开除出党的决议，因为他们的分裂和诽谤活动给党带来了危害。
　　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的新纲领，即爱尔福特纲领。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摒弃了拉萨尔派的改良主义教条，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灭亡和被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必然性，并且指出，为了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严重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这一原理。纲领也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改造德国国家制度等要求。在这方面，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中对纲领草案提出的意见，也适用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作出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地位。——620。
572 恩格斯在这里采用了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结束语中的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545页）。
　　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都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这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普鲁士作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1807年7月9日在蒂尔西特签订了普法和约。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使普鲁士陷入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属国的境地。——620。

248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1年10月24—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据报道，你说我曾经预言资产阶级社会将于1898年崩溃。这是一个小误会。我只是说：到1898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座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即使它实际上已经坏掉，但如果风平浪静，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因此，对于作这类预言，我还是非常小心的。而说我们可能取得政权，这只是根据数学定律做出的概率计算。

　　不管怎样，我希望和平局面能维持下去。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根本无须孤注一掷，——而战争却会迫使我们这样做。再过10年，那时我们的准备程度就会完全不同，这是因为：

　　为了占有和使用生产资料，我们需要有技术素养的人才，而且需要量很大。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直到最近，我们甚至还因为大体上摆脱了“有教养的”人而感到高兴。现在情况不同了。目前，我们已经相当强大，足以容纳和消化任何数量的有教养的渣滓，我预计，今后8—10年内，我们会把足够数量的年轻的技术专家、医生、律师和教师吸收到我们这方面来，以便在党内同志的帮助下把工厂和大地产掌管起来，为民族造福。因此，那时由我们取得政权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会进行得比较顺利。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提前执掌政权，技术专家就会成为从根本上反对我们的人，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欺骗和出卖我们，我们将不得不对他们采取威慑手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欺骗我们。法国革命者在小范围内所遇到的情况一向是这样：甚至在一般的管理工作中，他们都不得不把一些次要的，但真正管事的职位，交给过去的反动分子担任，而这帮人对一切都百般干扰，横加阻难。因此，我希望并祝愿，我们的这种蓬勃而稳健的、像自然过程一样从容不迫和不可抗拒的发展，继续保持它自然形成的轨道。

　　衷心问候你的夫人⁽¹⁾和你。

你的 弗·恩·

脚　　注

(1) 尤·倍倍尔。——编者注

249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1年11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施米特：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可是，您要采用《全集》第六卷的版本，而不要采用罗生克兰茨编的单行本（1845年版），因为前者引自讲课记录的解释性的补充要多得多，尽管亨宁这个蠢驴自己对这些补充也往往不懂。

　　在导言中您会看到，首先是第26节等批判沃尔弗对莱布尼茨的修改（历史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其次是第37节等批判英、法经验主义，再其次是第40节及以下几节批判康德，最后是第61节批判雅科比的神秘主义。在第一篇《存在论》）中，您无须在《存在》和《无》上花费过多的时间；《质》的最后几节，以及《量》和《度》，就好多了。但是，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在这里您随时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弄清问题。例如，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我记得，正是同一和差异的这种不可分离，最初是怎样折磨我的，尽管我们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碰到这个问题。

　　然而，您千万不要像巴尔特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即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构造体系的杠杆的那些错误推论和牵强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例如，从一个范畴过渡到另一个范畴，或者从一个对立面过渡到另一个对立面，几乎总是随意的，经常是通过俏皮的说法表述的，比如，肯定和否定（第120节）“灭亡了”，这样黑格尔就可以转到“根据”⁽¹⁾的范畴上去。在这方面思考过多，简直是浪费时间。

　　在黑格尔那里每一个范畴都代表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了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只要您稍微读进去，您就会赞叹不已。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如果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就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为正确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这类例子，还可以举出一打来……

脚　　注

(1) “灭亡”的原文是“zu Grunde gehen”，而“Grund”有“根据”的意思。——编者注

250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2年6月18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感谢您3月24日、4月30日和5月18日的很有意思的来信⁵⁷³，很抱歉，我没有早日复信。我忙得很，连一分钟也抽不出来去整理第三卷⁽¹⁾，但愿下周能继续这项工作。

　　我想，无论对于表明你们国家目前经济状况的那些事实，还是对于这些事实的意义，实际上我和您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看来，只是您把我最近一封信⁽²⁾中的一些讽刺话，尤其是我关于各种事物最终都将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说法，看得太认真了。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件事实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你们国家当前的经济变革可能也是这样。

　　我特别要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去年的歉收（用官方语言来说）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现象，而是克里木战争⁵⁷⁴结束以后俄国整个发展的必然后果，是从公社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向现代工业过渡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一变革最终必将危及公社⁴¹⁸的存在，并把资本主义制度扩展到农业方面去。

　　从您的来信可以断定，对于这些事实本身，您是同意我的看法的；至于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事实，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

　　毋庸置疑，当前俄国现代“大工业”的迅猛增长是由人为的手段——禁止性关税、国家补贴等等引起的。从柯尔培尔时起就已实行禁止性关税制度的法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都是这样，甚至德国从1878年起也是这样。尽管德国在1878年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时，几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使资本家能够迫使国内消费者按高价购买商品，以便他们能够按低于成本价格的价格在国外推销同样的商品。美国为了缩短其企业家尚不能按照同等条件与英国竞争的时间，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美国、法国、德国，甚至奥地利势必将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成功地对付英国的竞争，至少在某些重要商品方面是这样，对此我是没有怀疑的。而现在法国、美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英国的工业垄断，对这一点我们这里感觉特别明显。俄国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呢？对此我是怀疑的，因为俄国和意大利一样，在最适合发展工业的地区却不产煤，此外，正如您在3月12（24）日来信中所明确指出的，俄国还处于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

　　不过，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1890年，俄国作为出口粮食并以此换回外国工业品的纯粹农业国，能够存在下去并保持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吗？我想，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不能。一个在世界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在现在的经济和工业情况下，不可能继续停留在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以前的那种发展阶段。采用蒸汽机和工作机，试用现代生产资料来制造纺织品和金属品（至少是为了国内的需要），或迟或早，想必已经实现了，无论如何是在1856—188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你们国家的宗法式家庭工业也就会被英国机器的竞争所破坏，结果就会成为印度，成为一个在经济上受世界大工厂英国支配的国家。可是，连印度也通过保护关税来抵制英国棉织品，而不列颠的其他殖民地也是一获得自治，就立即保护本国的工业，抵制宗主国的压倒优势的竞争。代表英国利益的著作家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拒绝学习他们的自由贸易的榜样，而去实行保护关税。他们当然不敢正视这样一种情况：目前几乎普遍实行的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正是对付使英国的工业垄断达到顶峰的这同一个英国自由贸易的自卫手段，这种手段或多或少是明智的，而在某些场合下是绝对愚蠢的。（例如对德国来说就是愚蠢的，德国由于实行自由贸易已经成了一个大工业国，而它现在把保护关税推行到农产品和原料方面，这就提高了工业生产的费用！）我认为，这种普遍倒退到保护关税的做法不是一种简单的偶然现象，而是对英国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工业垄断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形式，正如我说过的，也许是不适当的，甚至是很糟糕的，但是，这种反应的历史必然性，我觉得是显而易见的。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俄国实现工业革命的手段，是不是最适宜的手段，是另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会使我们离题太远。只要我能证明这一工业革命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关于这种惊人的经济变化必然带来的一些现象，你说的完全正确，不过所有已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过程的国家，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地力耗损——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目前在德国和美国也是如此；气候改变、江河干涸在俄国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厉害，因为给各大河流提供水源的地带是平原，没有像为莱茵河、多瑙河、罗讷河及波河提供水源的阿尔卑斯山那样的积雪。农业旧有条件遭到破坏，向大农场资本主义经营方式逐渐过渡——这些都是在英国和德国东部已经完成了的而在其他地方正在普遍进行着的过程。在我看来，很明显，“俄国的大工业必将扼杀农业公社”，除非发生其他有助于保留这种公社的巨大变化。问题是，俄国的社会舆论是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至于能使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嫁接在公社上面，同时又能对公社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组织这种现代生产和变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适当而又有利的工具？您会同意，哪怕只是去设想这样一种变化，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首先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这次危机的后果使公社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之前，是否会发生这种变化呢？我丝毫也不怀疑，在许多地方，公社在1861年受到打击以后，已经恢复过来了（像瓦·沃·描写的那样⁵⁷⁵）。但是，工业变革、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家庭工业的破坏、公社对牧场及森林的无权地位、农民的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演变以及富农与恶霸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等等，对公社的打击连续不断，而公社是否能经受住这些打击呢？

　　另外，我还要感谢您盛情地给我寄来了几本书，特别是卡布鲁柯夫和卡雷舍夫写的书⁽³⁾。我现在非常忙，六个月以来不管是哪一种文字的书一本也没有看完；我要把您寄来的书留到8月间休假时再看。您信中谈到的关于卡布鲁柯夫的那些话，据我判断，看来是完全正确的⁵⁷⁶，虽然他这本书我还没有看完。既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租地的农业工人，一年当中只是在一定时间能找到工作，如果他们只是靠这段工作得到报酬，那么，在整个失业期间他们就要挨饿，除非他们在这期间找到其他的工作。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剥夺了农业工人找到这类工作的任何希望。在西欧和中欧，这些困难在可能的限度内是这样解决的：（1）资本家农场主或土地所有者在自己的农场整年要留下一部分工人，尽可能让他们食用农场生产的东西，以便尽量少付现金。这个办法在德国东北部用得很普遍，而在英国却采用得较少，尽管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冬季也有许多农活可干。此外，在资本主义农场中，即使冬天也经常有许多农活。（2）所有为维持农业工人冬季生活所需要的（只是为着维持生活所需要的）东西，通常通过妇女和儿童在新的家庭工业部门的劳动来取得（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⁴⁾）。英国南部和西部的情况就是这样，在爱尔兰和德国，对小农也是这样。当然，在发生这种演变时，农业和宗法式家庭工业分离的致命后果就会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你们国家的情况也正是这样。

　　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因此我不能再详谈您5月18日的来信。不过我觉得，您在那封信里援引的事实也证明了农民的破产和至少在一个时期内的地力耗损。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即这两个过程正在加速进行着。如果现在的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必然使地主和农民遭到破产并产生一个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但是，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担心《财政通报》不会对它加以认真研究。这就是国家财政的状况。最近在巴黎发行的公债（1891年）本想筹集2000万英镑。这笔公债的认购数字超过了好几倍；但是这里有消息说，实际上只收到了1200万，其余800万并未进入彼得堡的国库。⁵⁷⁷既然法国在喀琅施塔得⁵⁷⁸之后竟发生这样的事，那么，进行下一次公债谈判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在歉收迫使国库作出重大牺牲以后，能否长期不再向外借债呢？威士涅格拉茨基会不会成为卡龙，在他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个内克呢？⁵⁷⁹

忠实于您的 珀·怀·罗舍〔509〕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2) 恩格斯1892年3月15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
(3) 尼·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1884年莫斯科版；尼·卡雷舍夫《农民非份地的租佃》1892年杰尔普特版。——编者注
(4)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536—540页。——编者注

注　　释

418 公社（обшина）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公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公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公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的公社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俄国自1861年改革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向俄国农业的渗透，公社制度逐渐解体。——625。
573 尼·丹尼尔逊在1892年3月24日、4月30日和5月18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继续探讨了俄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并谈到他肿月30日和5月18日寄给恩格斯的两本书的看法，这两本书是：尼·卡布鲁柯夫的《农业工人问题》1884年莫斯科版和尼·卡雷舍夫的《农民非份地的租佃》1892年杰尔普特版。——624。
574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624。
575 指俄国民粹派经济学家瓦·巴·沃龙佐夫《农民公社》1892年莫斯科版。1892年3月，尼·丹尼尔逊把这本书寄给了恩格斯。——627。
576 尼·丹尼尔逊在1892年4月30日的信中把自己对尼·卡布鲁柯夫《农业工人问题》一书的意见告诉了恩格斯。他写道，卡布鲁柯夫没有注意到农业工人实际上是短工，他们只是在大土地所有者需要劳动力的时候才有活干，他们的劳动所得不足以维持生计。——628。
577 1891年9月，俄国与法国签订利息为3％的公债协议，奥·倍倍尔称之为军事公债。公债额为50 0007~‘法郎（约12 500Zr金卢布），初期推销颇为顺利。但是，由于1891年俄国发生饥荒，经济状况恶化，其有价证券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猛跌，这笔公债最终只推销了约9600万卢布。——629。
578 暗指1891年7月——8月初法国分舰队在喀琅施塔得受到的隆重接待、这次接待是沙皇俄国和法国接近的公开表示。与此同时，两国进行了外交谈判，签订了法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和俄国应当就国际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并且在—方受到进攻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这个协定是法俄联盟于1893年最终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法俄联盟是为对抗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三国同盟而建立的侵略性军事政治集团。——629。
579 雅·内克1777年出任法国财政总监，实行温和的措施解决财政困难，主要办法是缩减国家开支，取消宫廷中部分领取高俸的闲职，压缩国王的开支，并制定出一套节支制度。1781年部分公布的政府财政报告透露了特权等级的年俸数额。这些做法引起特权阶层的不满，内克被迫去职。
　　沙·卡龙继任后，一方面以替宫廷权贵偿还赌债、提高年金等办法争取特权者的支持，另一方面鼓励修筑道路、开挖运河、建设港口，发展对外贸易，但是这些措施未能改变财政困境，国家财政几近破产。卡龙只好多方举债，并要求进行税制改革，增加税收。1784年4月，卡龙被免职。
　　1788年初内克再度出任财政总监，支持召开三级会议并增加第三等级代表人数，主张各等级平等纳税，因而再次触怒国王和特权等级。1789年7月11日内克被免职，这一事件进一步激怒了巴黎人民，成为巴黎7月14日起义的直接起因之一。——629。

251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

伦茨

1892年8月30日于赖德

亲爱的维克多：

　　昨天我未能对你来信中提出的各点一一作答，一是因为纸用完了，二是因为吃午饭的时间（两点钟）已经到了，而这里的邮件三点就走。既然上多布林区的女市民⁽¹⁾在明信片里以感人的急迫心情要我写信，我今天就把其余的内容写完。

　　你对策略问题的议论⁵⁸⁰是很对的。但遗憾的是，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我们往往不得不采用敌人强加于我们的策略。

　　你对独立派的看法也是对的。⁵⁸¹我还记得在同李卜克内西还有正式通信联系的那些年头，我曾不得不经常同长期存在的到处表现出来的德国市侩习气作斗争。整个说来，我们在德意志帝国总算克服了这种习气，然而，组成国会党团并经常补充进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市侩啊！工人党只能在工人和市侩之间进行选择，但被选入的工人马上就会遭到解雇，而靠党养活后又容易腐化堕落，被选入的市侩虽则自己养活自己，然而却玷辱党的声誉。与这些人相比，独立派已属难得了。

　　你信中谈到奥匈工业迅速发展的情况，我看了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运动取得进展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同时，这也是保护关税制度的唯一好处，至少对大部分大陆国家和美国是这样。大工业、大资本家和庞大的无产阶级群众正在人为地制造出来，资本集中正在加速进行，中间阶层正在被消灭。其实，保护关税制度在德国是多余的，因为它正是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得到巩固的时候实施的，它阻碍了这一过程的发展；可是，它也弥补了德国工业中的许多缺陷，不然，这些缺陷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如果德国为了取得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而被迫放弃保护关税制度，它的竞争能力就会和以前完全不同。在德国，如同在美国一样，保护关税制度目前纯粹是一种障碍，因为它妨碍这些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它们应得的地位。因此，它在美国必将很快废止，德国也将照样行动。

　　但是，你们发展本国工业，也帮了英国的忙；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丧失得越快，这里的工人掌握政权也就越快。大陆和美国的（以及印度的）竞争终于在兰开夏郡引起了危机，其第一个后果就是工人突然成为八小时工作日的拥护者。

　　和捷克人共同行动，在政治方面也是必要的。他们处在德国的中心，我们同他们，正像他们同我们一样，是休戚相关的。我们非常希望那里不要出现一个青年捷克派的、俄国式的泛斯拉夫主义巢穴。诚然，这种巢穴即使出现，最终也可能被消除，不过，不出现更好。由于捷克人在捷克土地上的民族自治方面将会从我们这里得到他们所期望的和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这不会有任何危险（你可以看出，我探讨这个问题时并没有考虑同德国暂时的政治分离）。

　　我将于下星期回伦敦。今天我虽然觉得好些，但是，柏林之行看来还是无法实现。

　　向编辑部⁽²⁾全体成员问好。

你的弗·恩·

脚　　注

(1) 路·考茨墓。——编者注
(2) 《工人报》。——编者注

注　　释

580 这封信是对维·阿德勒1892年8月25日来信的回复。阿德勒在信中谈到“青年派”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党的策略，并指出他们把策略看做是一种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630。
581 维·阿德勒1892年8月25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奥地利独立派社会主义者时说，市侩习气是独立派“最大的危险”，因此“如果没有左翼反对派，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
　　德国独立派是指“青年派”，见注547。——630。

252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堡

1892年9月4日于赖德

亲爱的男爵：

　　……如果这次选举⁵⁸²期间你在这里，你对费边派⁵¹⁵的评价就会不同了。对一切现代国家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的策略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引导工人建立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政党。在这次选举中，英国工人第一次（诚然还只是本能地并在事态进程的推动下）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获得了惊人的成绩，比近20年来任何一个事件都更有助于提高工人的觉悟。而费边派（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费边社）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是要工人依附自由党，结果不出所料：自由党分给他们四个不能取胜的选区，费边派的候选人也就遭到了惨败。怪癖的文学家肖伯纳——作为文学家，他很有才能，也很敏锐，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不值一提，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他们不推行这种强求自由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的政策，那么，他们除了失败和耻辱（好像失败不是常常比胜利还要光荣似的）就什么也得不到——而他们现在推行了这个政策，二者也都得到了。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实质。当工人第一次独立行动时，费边社就劝说他们继续做自由党的尾巴。这一点应当公开地告诉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掩饰就意味着共谋。所以艾威林夫妇那篇文章的最后补充的那部分没有发表⁵⁸³，我感到很遗憾。这部分并不是事后想起来的，而只是由于发稿仓促而遗漏的。文章不评述两个社会主义组织⁽¹⁾对选举的态度——这是《新时代》的读者有权知道的——，那是不完整的。

　　我好像在上一封信中对你说过，社会民主联盟⁵⁸⁴和费边社的地方成员比中央领导成员要好。但是，只要中央领导成员的立场还决定着整个组织的立场，那就无济于事。在所有这些优秀的人中间，我只认识班纳一个人。奇怪的是，班纳加入费边社以后，一直没有到我这里来过。我推测，他之所以加入费边社，是由于对社会民主联盟的反感和加入某种组织的要求，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幻想。但是，一燕不成春。

　　你认为费边社还未定型。恰好相反，这些人太定型了。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起来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权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即使他们让几个工人进入他们的中央领导机构，也只是为了使这些工人像工人阿尔伯在1848年那样，在那里永远扮演软弱的少数派的角色，因此，谁也不应当被这种做法所迷惑。

　　费边社的手段和卖身求荣的议员们的花招是完全一样的：金钱，倾轧，名位。纯粹是英国式的：每个政党（只有工人的情况不同！）都采取不同的方式给自己的代理人以金钱或者用职位来酬劳他们，这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些人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自由党的倾轧活动，在自由党那里任职，比如悉尼·韦伯这个典型的英国政治家就是这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正是要提醒工人们加以避免的。

　　虽然如此，我并不要求你把这些人当做敌人看待。不过，据我看，你，其他人也一样，不应当袒护他们。而删掉艾威林夫妇文章中论述他们的地方，正是给人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如果你想要艾威林夫妇给你写一篇关于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的历史和立场的文章，你只要说一声，我可以向他们提出……

脚　　注

(1) 费边社和社会民主联盟。——编者注

注　　释

515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费边社领导人爱·皮斯的回信的草稿。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费边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悉·韦伯和比·韦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3世纪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他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市政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632。
582 在1892年夏季英国议会举行的选举中，自由党人获胜。英国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在选举中也获得了很大成功，他们提出了相当数量的候选人，其中詹·哈第、约·白恩士、约·威尔逊三人当选为议员。——632。
583 指发表在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0年卷第2册上的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所写的《大不列颠的选举》一文。卡·考茨基在编辑该文时、删去了作者批评英国社会主义组织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段落。考茨基1892年8月8日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解释说，由于他当时不在，没有看这篇文章，所以就晚发表了一星期，而且由于版面有限不得不加以删节。——633。
584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1884年8月在民主联盟的基础上成立。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领导权长期掌握在以亨·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手中，他们推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政策。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艾威林、汤·曼等人）反对海德门执行的路线、他们为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联盟的左翼在1884年12月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此后，虽然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中的影响加强了，但是在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不断出现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为英国社会党。该党的一部分成员后来参与了英国共产党的创建。——633。

253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2年9月22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您抱怨机器生产的产品正在排挤家庭工业的产品，从而破坏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生产，可是，这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一个全然不可避免的后果：国内市场的形成《资本论》第二十四章第5节⁽¹⁾），——这是我当年在德国亲眼看到的现象。就连您所说的棉纺织品的推广不仅使农民的家庭纺织业，而且使农民的亚麻种植业遭到破坏这种现象，在德国从1820年直到现在就一直存在着。总之，关于问题的这一方面，即家庭工业和与之有关的农业部门的破坏，我看，实际上对你们来说是这样一个问题：俄国人必须作出抉择，他们的家庭工业是由本国的大工业还是由英国商品的输入来消灭。如采用保护关税政策，这就要由俄国人来完成，如不采用保护关税政策，就要由英国人来完成。在我看来，这一切是显而易见的。

　　据您统计，大工业和家庭工业的纺织品总产量没有增长，而是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有所下降，这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如果您得出另外的结果，倒是错误的了。当俄国的工业还局限于国内市场时，它的产品只能用于满足国内的消费。而国内消费只能是缓慢地增长，而且据我看，在俄国目前的条件下，还很可能下降。

　　要知道，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它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又在破坏这一市场。它是靠破坏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而建立国内市场的。但是，没有家庭工业，农民就无法生存。他们作为农民遭到破产，他们的购买力降到最低点；而他们作为无产者在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以前，对新出现的工业企业来说，将是极为匮乏的市场。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暂时的经济阶段，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这种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的趋势正是这类矛盾之一。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没有出路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在后边这些国家中，这种没有出路的状态，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摆脱。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也会陷人困境。就拿英国来说。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这一市场的开辟可以使英国的贸易暂时恢复繁荣。因此，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将是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可憎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在那之前欧洲的整个生产体系还没有发生改变，到那时也必定要发生改变。

　　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您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生产会引起彻底的土地革命，假如它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就必然会引起这一革命，——我指的是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这一革命将使地主和农民一同遭到破产，他们将被一个从农村富农和城市投机资产者中产生的新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所代替。不管怎样，我相信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那些保守派，总有一天会对自己所做的事造成的后果感到震惊。

忠实于您的珀·怀·罗舍〔509〕

脚　　注

(1)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54—859页。——编者注

254
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⁵⁸⁵

柏林

1892年9月28日于伦敦

　　尊敬的梅林先生：

　　考茨基把您一封信中向我提出问题的一段话给我寄来了。⁵⁸⁶如果您因为我好几年前没有答复您的两封来信⁵⁸⁷，而认为不便再给我写信的话，那我就无权对此抱怨了。当时我们分属于不同的阵营，反社会党人法正在实施，我们不得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则：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况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您本人在一封信中也说过，您不指望得到回信。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后来我们就在同一个阵营里了。您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非常出色的文章，对这些文章，我曾在例如给倍倍尔的几封信中⁽¹⁾倍加赞扬。因此，我很高兴借此机会直接给您复信。

　　这种极力把唯物史观的发现归功于历史学派当中的普鲁士浪漫主义者的主张，对我来说确实是新闻。马尔维茨的《遗著》我自己也有一本，而且几年前就读过了；但是，除了关于骑兵的几段出色的描写和坚信贵族对平民鞭打五下的奇效以外，我什么也没有发现。此外，从1841—1842年以来，我对这种书籍就全然感到格格不入了——我只是粗略地翻翻——，可以肯定，在我所谈的问题方面从中毫无所得。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读了亚当·弥勒的著作和冯·哈勒先生的《复兴》等等，他只是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评论这些平庸乏味的、辞藻华丽而夸夸其谈的、从法国浪漫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红衣主教博纳尔德那里剽窃来的货色。即使他碰到了像您从拉韦涅一佩吉朗著作中所引证的地方⁵⁸⁸，纵然他完全弄懂了这些人想说的是什么，当时也决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对于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像“经济形式”这样的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面所说的这个地方，即使他有所耳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中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我很难相信，在马克思1837—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

　　这个地方确实非常值得注意，但我希望把引文核对一下。我不知道这本书，当然，我知道作者是“历史学派”的信徒。此处有两点不同于现代的观点：（1）这里从经济形式中引申出生产和分配，而不是与此相反，从生产中引申出经济形式；（2）这里给经济形式的“适当运用”硬加上了一种作用，关于这种作用，当人们还没有从该书中弄懂作者指的是什么时，可以作随心所欲的理解。

　　但是，最奇怪的是，从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以具体的形式歪曲历史最厉害的人那里，仿佛可以找到以抽象的形式表述出来的正确的历史观。这些人通过封建主义这个例子可能就已经看出，国家形式在这里是如何从经济形式中发展出来的，因为在这里，可以说一切都昭然若揭，显而易见。我之所以说他们可能看出，是因为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个未经核实的地方以外——您自己说是从第二手材料来的——，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的东西，我只发现封建主义的理论家的抽象能力显然不如资产阶级自由派。既然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把这种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国家形式同经济形式的相互关系的观念概括到这样的程度，说它适用于一切经济形式和国家形式，那么，一谈到其他经济形式，一谈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形式以及与它的各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国家形式——中世纪的行会公社、专制君主政体、立宪君主政体、共和政体，这同一个浪漫主义者却又茫无所知，又该作何解释呢？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况且这个把经济形式看做整个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础的人，竟然属于这样一个学派，在这个学派看来，17、18世纪的专制君主政体就已经是对于真正的国家学说的犯罪和背叛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还是意味着，国家形式必然产生于经济形式及其适当的运用，正像婴儿诞生于男女婚配一样。关于作者所属学派的那个闻名世界的学说，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真正的经济形式是封建主义的经济形式。但是，由于人们出于私仇而密谋反对这种经济形式，因此，就要对这种经济形式加以“适当的运用”，使它免受攻击，永世长存，并使“国家形式”等等和它永远适应，也就是说，尽可能退回到13、14世纪的状况。这样，最好的世界和最美妙的历史理论就会同时实现，而拉韦涅佩吉朗的概括才会归结到它的真实内容：封建社会产生了封建的国家制度。⁵⁸⁹

　　暂且我只能设想，拉韦涅嘲吉朗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有句谚语说得好，某些动物偶尔也会发现一颗珍珠，而在普鲁士的浪漫主义者中，这样的动物比比皆是。不管怎样，要经常把他们同他们的法国蓝本加以对照——看看这是否也是抄袭来的。

　　您使我注意到这个问题，谨向您表示感谢。可惜，我现在还不能在这里更详细地探讨这个问题。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见恩格斯1892年3月8、16日给奥·倍倍尔的信。——编者注

注　　释

585 这封信的部分内容由弗·梅林征得恩格斯的同意（见恩格斯1893年4月11日给弗·梅林的信），第一次发表在梅林本人撰写的论文《论历史唯物主义》中。1893年，这篇论文作为梅林《莱辛传奇》单行本（1893年斯图加特第1版）的附录发表。——637。
586 弗·梅林当时正在撰写《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他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唯物史观。卡·考茨基在1892年9月24日的信中，把梅林提的问题转给了恩格斯。——637。
587 弗·梅林曾在1884年7月3日和1885年1月16日致信恩格斯，请恩格斯为他撰写的马克思传记提供材料。——637。
588 指德国历史学家莫·拉韦涅嘲吉朗《社会科学纲要》第1部《发展和生产的规律》（1838年柯尼斯堡版）。在该书第225页，作者探讨了经济形式对国家形式发展的影响。弗·梅林在其《莱辛传奇》单行本所附论文《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引用了恩格斯提到的段落。——638。
589 恩格斯在1893年4月11日给弗·梅林的信中要求在公开发表时把这段文字改为：“拉维涅—佩吉朗的概括才会归结到它的真实内容：封建社会产生了封建的世界秩序。”——639。

255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92年12月31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很好地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惊奇的，然而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是由于反抗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便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这同新英格兰的情况完全一样，在那里，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而变成了传统的遗产，并且同它的地方观念几乎不能分开。无论美国人如何抗争和坚持，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像票据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现在主要的是要为这个未来作准备；而这种准备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国有土地已经差不多完全转为私人占有，如果现在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么，你们那里的事情也就好办了。阶级斗争在英国这里也是在大工业的发展时期比较激烈，而恰好是在英国工业无可争辩地在世界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沉寂下去的。在德国，1850年以来的大工业的发展也是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同时出现的，美国的情况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

　　此外，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⁵⁹⁰也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付诸实践。而那些立宪君主国也无法以品行端正自诩，它们个个都有自己的小巴拿马：英国有建筑协会丑闻，其中有一个“解放者协会”，把一大批小存户从大约800万英镑的存款中彻底“解放了”；⁵⁹¹德国有巴雷丑闻⁵⁹²和勒韦的犹太枪丑闻⁵⁹³（这证明，普鲁士军官仍在偷窃，不过是零星地干——这是他们唯一有节制的表现）；意大利有罗马银行丑闻⁵⁹⁴，它几乎已经可以和巴拿马丑闻媲美了，这家银行收买了约150名众议员和参议员；我听说，关于这件事的文件不久将在瑞士发表。施留特尔应该注意报纸上有关罗马银行丑闻的一切消息。而在神圣的俄罗斯，有古老俄罗斯公爵称号的美舍尔斯基，由于俄国对揭发出的巴拿马丑闻无动于衷而大动肝火，他认为这只能说明俄国的道德已经被法国的榜样败坏了，而且“我们自己家里不止有一个巴拿马”……

注　　释

590 巴拿马丑闻指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场骗局，故也称巴拿马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真实的财政状况及其滥用所筹集的资金的行为，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内、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贿赂。1893年，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被判罪的仅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骗局的代名词。——641。
591 指英国的建筑协会破产事件。1892年，一个名为“解放者”的建筑协会因欺骗性经营而破产，致使投资者损失了近800Z／英镑，这些投资者主要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身为协会主席的英国议员斯·巴尔福后来逃往国外。——641。
592 巴雷丑闻指波鸿钢铁公司的总经理巴雷因企图漏税而隐瞒公司收入、伪造印章和提供质量低劣的铁轨而被控告。——641。
593 勒韦的犹太枪丑闻指勒韦公司兵工厂的厂主故意向国家提供劣质武器，同时向国家高级官员行贿。海·阿耳瓦尔特在他的小册子《新的揭露。犹太人的枪》（1892年德累斯顿版）中，揭露并谴责了这个犹太人工厂主。——641。
594 1892年对罗马银行检查的结果表明，这家银行违法发行了价值13 300万的纸币（限额是7 000万），并且用一大笔款项贿赂众议院和参议院的议员以及其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员。参看恩格斯《关于意大利的巴拿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一文。——641。

256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93年1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决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地道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归公社所有，而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至少在开头应该这样。此外，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做敌人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用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抗衡，而是把他们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费边派这样做不是自己被欺骗，被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⁵¹⁵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他们一谈到他们的特殊策略一抹杀阶级斗争，那就糟糕了。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阶级斗争问题。

　　费边派当然有许多资产阶级信徒，所以也有钱……

注　　释

515 这封信是恩格斯给费边社领导人爱·皮斯的回信的草稿。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费边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基本要求。费边社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884年建立的改良主义组织。它的主要领导人是悉·韦伯和比·韦伯。费边社的名称来自公元前3世纪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他曾在同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的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逐渐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市政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643。

257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柏林

1893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奥古斯特：

　　……《前进报》刊登的辛格尔关于交易所的演说⁽¹⁾是很出色的，我急切希望看到它的速记稿。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我们大家容易忽略的：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要求工人直接关心容克、工厂主和小资产者在交易所里受到的盘剥并要求对此表示愤慨，这等于要求工人拿起武器保护这些工人自己的直接剥削者占有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来的剩余价值。我们敬谢不敏。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⁵⁹⁰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产阶级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一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与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

脚　　注

(1) 1893年1月20日《前进报》第17号详细报道了保—辛格尔就交易所税务法附则发表的演说。——编者注

注　　释

590 巴拿马丑闻指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务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场骗局，故也称巴拿马骗局。为了给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筹措资金，工程师和实业家斐·莱塞普斯于1879年在法国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1888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1892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真实的财政状况及其滥用所筹集的资金的行为，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内、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贿赂。1893年，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被判罪的仅限于公司的领导人莱塞普斯和一些次要人物。“巴拿马”一词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大骗局的代名词。——645。

258
恩格斯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

德累斯顿

1893年2月7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您友好地祝愿我活90岁，我非常感谢，如果我仍然能够像现在这样，我并不反对，但是，如果我的肉体和精神注定要像许多人那样变得呆滞的话，那就敬请原谅，我不能从命了。

　　您在马克思传记方面的要求⁵⁹⁵，很遗憾，我所能做到的很少；我没有这个时间，我正忙于《资本论》第三卷，一时一刻也不能丢开。

　　关于第一点，除了您已经有的传记材料，我介绍不出更多的东西。至少没有什么可靠的东西。

　　关于第二点，马克思1844—1849年的实际活动，一部分是在工人协会，特别是在1846—1848年布鲁塞尔协会⁵⁹⁶，一部分是在同盟。⁴⁹但是您在印刷品中，如我们给《宣言》所写的那些序言（1892年柏林最新版本）和附有我的引言⁽¹⁾的《揭露共产党人案件》⁽²⁾（1885年苏黎世版）中，只能找到某些有关他在同盟活动的东西。关于国际，可靠的只有艾希霍夫⁽³⁾，他是根据马克思的批注写作的；其他所有人的东西，从弗里布尔⁽⁴⁾到拉夫莱⁽⁵⁾和察赫尔⁽⁶⁾，完全是谎言和神话。宁可自己动手写一大本书来正确地阐明事实，也不要把材料交给第三者去加工。但是我可以向您提供有关总委员会同巴枯宁进行决定性斗争的两个出版物《所谓的分裂》⁽⁷⁾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⁸⁾）。埃里蒂埃给《柏林人民论坛》写的《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一文，渗透着对无政府主义者编造的一切谎言的盲目信任.⁵⁹⁷，这种信任超出了单纯幼稚的范围，而译者，正如埃里蒂埃给我写信所说的那样，又进一步作了无政府主义的歪曲。（不过，俄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大删大砍，倒可使您避免许多错误。）

　　关于第三点，《神圣家族》⁽⁹⁾无论如何您必须弄到；我自己的这一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拿出去，而叙述该书的内容是一件力所不及的工作，摘出要点，也是办不到的。您应该了解全书。在柏林大概可以找到这本书。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¹⁰⁾其实就是它的起源！其次，在《宣言》的序言（1892年柏林新版）和《揭露共产党人案件》的引言中也可以找到。

　　马克思在50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¹¹⁾，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时，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及以下各分册都没有出版。

　　给您寄去《分裂》和《同盟》，希望这些足够您用了；很遗憾，这就是我能为您做的一切。

　　衷心问候格拉德瑙尔和当地的全体同志们。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2) 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编者注
(3) 威·艾希霍夫《国际工人协会》1868年柏林版。——编者注
(4) 厄·爱·弗里布尔《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巴黎版。——编者注
(5) 埃·拉夫菜《现代社会主义》1881年布鲁塞尔一海牙版。——编者注
(6) 格·察赫尔《赤色国际》1884年柏林第2版。——编者注
(7)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8)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8卷。——编者注
(9)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10) 指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编者注
(11) 指马克思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编者注

注　　释

49 这里所说的代表大会是指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于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在伦敦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波兰的代表、可能还有来自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的代表。马克思作为布鲁塞尔区部的代表、恩格斯作为巴黎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他们在会上不懈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最后使与会代表认识到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章程，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他们起草的纲领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正义者同盟，并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原则为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取代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646。
595 俄国流亡社会主义者弗·雅·施穆伊洛夫在1893年2月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应彼得堡联名人传记丛书》出版者巴甫连柯夫的要求，他准备写一本篇幅为6——8个印张的详细的马克思传记。施穆伊洛夫请求恩格斯提供有关材料：1、马克思的简历；2．马克思的实际活动，特别是1847—1849年和国际工人协会时期；3．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施穆伊洛夫还请求恩格斯给他寄去一本《神圣家族》，如不可能，则把主要内容告诉他，或者摘出书中要点寄给他。他写道，如果在俄国不能出版这部著作，那就拿到国外去印刷。但是施穆伊洛夫的愿望并未实现。——645。
596 布鲁塞尔协会，即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该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德国工人团体，旨在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并向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侨居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同佛兰德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646。
597 《柏林人民论坛》从1892年8月6日——12月24日发表了系列文章《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作者为瑞士社会主义者路·埃里蒂埃、他的名字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才出现。这组文章依据巴枯宁的材料捏造在瑞士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企图为巴枯宁派，尤其是巴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的分裂活动辩护。这组文章还对总委员会，对马克思和他的战友约·菲·贝克尔等人进行诽谤。1892年11月12日发表的第10篇文章尤其糟糕，里面有很多歪曲事实的地方。
　　恩格斯决定不等所有文章登完就予以反驳。他于1892年11月15日写了一份致《柏林人民论坛》编辑部的声明寄给奥·倍倍尔，请他转交该报编辑部。声明发表在1892年11月19日《柏林人民论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05—408页）上。
　　1892年12月24日，该报在最后一篇即第13篇后面还刊登了埃里蒂埃的答复。埃里蒂埃在答复中，以及在1892年11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企图反驳对他歪曲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所作的谴责。恩格斯给埃里蒂埃的回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10—12页。——646。

259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3年2月24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很久没有写信，请原谅。这也是不得已。我必须努力——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在这个冬舂把第三卷⁽¹⁾完成。为此我只好放弃所有其他工作，甚至连信也不写，除非非写不可。否则，我不会中止同您继续就那个十分有意思而且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²⁾

　　现在，除了一些形式方面的工作以外，我已经结束了第五篇（银行和信用）的编辑工作，这一篇无论从内容本身或就手稿的状况来说，都是最难的。现在只剩下两篇，占全卷三分之一，其中的一篇（地租）内容也很难，但这一篇的手稿，我记得，要比第五篇的手稿完善得多。因此，我仍有希望在预定期限内完成任务。原先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保证在3—5个月的时间里不受任何干扰，把全部时间都用在第五篇上，现在这一篇幸而已经完成。在工作的时候，我时常想到这一卷出版之后会带给您多么大的喜悦。我将把清样寄给您，就像过去第二卷那样。⁵⁹⁸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似乎在所有各点上都已取得一致意见，只有一个问题除外，您在10月3日和1月27日的两封信里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虽然两封信是从不同角度谈的。

　　在头一封信里您问道：1854年以后不可避免地发生的那种经济变革，不但不能促进俄国历史上形成的那些制度的发展，反而必然从根本上破坏它们吗？换句话说，农村公社⁴¹⁸不能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吗？

　　在1月27日的信中，您用下面的方式表达了同一思想：大工业对俄国来说已经成为必然，但是它以资本主义的形式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吗？

　　好吧，我们来看看。在1854年前后，俄国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社，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虑一下你们国家当时总的情况，难道您认为有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把大工业嫁接在农民公社上面：一方面使这种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的水平？而且是在整个西方都还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发展，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是不同的。

　　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使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我完全同意我们的作者有关茹柯夫斯基的那封信⁵⁹⁹。但无论他还是我都认为，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制度的变革，资本主义在最先产生它的那些国家中被消灭。我们的作者在1882年1月给过去的一篇《宣言》写的一篇序言中，对于俄国的公社能否成为更高级的社会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是这样回答的：假如俄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与西方经济制度的变革同时发生，“从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占有制便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起点”。⁶⁰⁰

　　如果在西方，我们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走得更快些，如果我们在10年或20年以前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俄国也许还来得及避开它自己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遗憾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必然使资本主义制度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仅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然后危机就会到来，这就是到世纪末还剩下的一切。而在这期间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衰败，我们只能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过渡尽快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伟大未来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

　　其余的我都同意您的意见：俄国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征服的最后一个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所引起的动荡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剧烈。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50万地主和大约8000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驾着凯旋车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骋。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

永远是您的 珀·怀·罗·〔509〕

　　来信请寄给考茨基夫人，而不要寄给罗舍夫人。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2) 参看恩格斯1891年1O月29—31日、1892年3月15日、6月18日和9月2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编者注

注　　释

418 公社（обшина）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公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公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公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的公社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俄国自1861年改革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向俄国农业的渗透，公社制度逐渐解体。——649。
598 为了加快《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版的出版，恩格斯曾在1885年把该书德文版的清样寄给尼·丹尼尔逊。《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版也在同一年出版。参看注496。——649。
599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作者”是指马克思，“那封信”是指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这封信是马克思于1877年底读到该杂志第10期登载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后写的。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对《资本论》作了错误的解释。马克思这封信没有寄出，是他逝世以后恩格斯从他的文件中发现的。恩格斯认为，当时马克思“写了这篇答辩文章，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6卷第123页）恩格斯将这封信抄写了几个副本，并把其中一个副本附在1884年3月6日的信中寄给了在日内瓦的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这封信曾在日内瓦1886年《民意导报》杂志第5期上发表。后来又由尼·丹尼尔逊译成俄文于1888年10月在俄国的合法刊物《司法通报》杂志上发表。——649。
600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82年1月21日为《共产党宣言》俄文版第二版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8页）。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格·普列汉诺夫翻译的版本，俄文译文与德文原文略有差别。——650。

260
恩格斯致弗·维森〔601〕

贝尔德

1893年3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由于手边有大量积压下来的工作，以致未能更早地回复您1月29日的来信。

　　我不明白，如果提出候选人来竞选某个政治职位，即使在力求废除这种职位的时候也还投他们的票，这怎么就会使社会民主党的原则遭到破坏。

　　有人可能认为，在美国废除参议院和总统职位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有志于实现这一措施的人选到这种职位上去；这样才能始终朝着这个方向行动。还有人可能认为这个办法不恰当；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争论。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行动方式可能违背⁽¹⁾革命原则，但是我还看不出为什么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会如此。

　　要知道，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么，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但正是美国距离这一目标还很遥远。我觉得，如果我就用这一情况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有时还那样重视这种学院式的争论，大概是不会错的。

　　我给您以发表此信的权利，但不要删节。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在抄件中此处为：“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行动方式可能破坏”。——编者注

26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93年5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关于我对德国局势的看法，你可以从随信寄去的《费加罗报》上的《谈话》⁽¹⁾里看出。像任何访问记一样，一些说法转述得有些走样，整个叙述有缺陷，但总的意思是表达得正确的。我们在德国的人情绪高昂，竞选运动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幸福和愉快的事情，尽管这需要他们付出很多的心血和气力。倍倍尔开过布鲁塞尔会议⁶⁰²以后，曾在这里度过了复活节周。从他的来信看，他觉得像获得了新生一样。除汉堡外，他在阿尔萨斯的斯特拉斯堡——1890年我们在那里是4800票对8200票——也被提名为候选人，而且很多倾向于法国的人都将投他的票。我们参加竞选的选区约有100—110个，估计在这些选区可得总票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参照1890年的选举结果来判断），而且我想，在将近80个选区里，我们不是立即通过就是可以进入复选。我们的人有多少会在复选时遇到障碍，这要看哪些候选人与我们抗衡。如果是对保守党⁴⁸²或民族自由党²¹⁵，那我们当选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是对自由思想党⁴⁸³，可能性就小一些，如果是对中央党⁴⁸⁴——假如对方的候选^在军事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话——，那可能性就很小了。⁶⁰³倍倍尔估计，从总的情况看来可望获得50—60个席位。⁶⁰⁴

　　在德国，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不管资产阶级报刊怎样继续高唱老调，我们的人在帝国国会里博得的尊敬给自己确立了完全不同的地位。况且，不能闭眼不看党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如果我们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又有大的进展，那么，一方面会更受尊敬，另一方面也会更使人恐惧。而这种恐惧将迫使小市民先生们一致倒向政府一边……

脚　　注

(1) 《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注　　释

215 民族自由党是以普鲁士资产阶级为主的德国资产阶级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把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各邦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该党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向俾斯麦政府投降的立场。——654。
482 保守党是普鲁士大地主、军阀、官僚上层分子和路德派僧侣的政党。该党是从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中极右的保皇派党团发展而来的。保守党的政策贯穿了好战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精神。保守党人主张在国内保留封建残余和反动的政治制度。在北德意志联邦建立以后以及在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头几年，保守党人从右的立场上反对俾斯麦政府，他们担心俾斯麦的政策会使普鲁士“溶化”于德国。从1866年起，这个党分离出一个叫“自由保守党”（或称“帝国党”）的派别，该党维护大地主和一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并且无条件地拥护俾斯麦的政策。——654。
483 德国自由思想党是1884年3月由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左翼合并成立的。其领导者之一是帝国国会议员欧·李希特尔。该党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反对俾斯麦的政府。1884年5月10日当帝国国会表决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的法案时，大多数议员——德国自由思想党议员以及将近半数的中央党的议员投了赞成票、从而抛弃了他们通常对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立场，表现出他们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的恐惧心理。——654。
484 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普鲁士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合并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该党主要是把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各中小邦不同阶层的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对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但同时又投票赞成俾斯麦政府采取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等文章中对中央党作了详细的评价。——654。
602 根据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组织委员会的建议，筹备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于1893年3月26日在布鲁塞尔的“人民之家”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六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其中包括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和爱·马克思——艾威林。根据这次预备会议作出的决议、只允许承认“工人组织和政治行动的必要性”的组织派代表参加大会。规定这样的条件，其目的在于阻止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12日举行。——653。
603 1892年1 1月，德国政府把军事法草案提交帝国国会讨论，法案规定把1893——1899年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增加8yY人以上、并追加军事拨款。巨额拨款引起了广大居民阶层的不满，甚至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起来反对这个草案。1893年5月6日，这个草案在帝国国会被多数否决。同一天国会被解散，并决定1893年6月进行新的选举。选举之后，军事法草案由政府稍加修改，重新提交国会讨论，并于1893年7月15日在新选的国会中获得通过。——654。
604 在1893年6月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大获全胜。他们共获得1786738张选票，44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议员，其中有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保·辛格尔。在柏林的六名议员中，五名是社会民主党人。恩格斯1893年6月底在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中对这次选举的结果作了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31—636页）。——654。

262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3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你们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热派极端爱国主义者的胡闹提出抗议是完全正确的⁶⁰⁵；即使这里有米勒兰和饶勒斯的功劳（他们在这方面当然是走在你们前面了），也无关紧要。特别是在普选⁶⁰⁶的前夕，决不能听任别人恣意诽谤。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德国人也不止一次这样做过，结果使博尼埃大为伤心；博尼埃经常在想象的反爱国主义（但反爱国主义主要是对别人而言，因为再没有谁比他更希望“法国走在运动的最前面”）范围里行事。而现在全国委员会毫不含糊地宣称自己是爱国主义的——正好赶上德国的选举⁶⁰⁴也同样毫不含糊地证明，现在走在运动最前面的不是法国——，可怜的博尼埃，他星期天在这里，显得十分难堪。

　　我希望你们的宣言在法国产生影响，但我同样希望它在德国不要引起人们的注意。理由如下（这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但我认为还是应当提醒你们注意，以便你们下次能够避免）：

　　关于爱国主义者一词的使用，关于你们自称为唯一“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些我不想谈了。这个词的含义相当片面——或者说词义相当含糊，依情况而定——，因此我从来不敢把这一称号用在自己身上。我对非德国人讲话时是一个德国人，正像我对德国人讲话时又纯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一样。我认为，要是你们只称自己是法国人，倒会取得更大的效果；因为这反映了事实，其中也包含了由此而得出的逻辑结论。但是我们先不管它，这是个风格问题。

　　你们以法国的革命的过去自豪，并认为它的革命的过去将保证它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太接近布朗基主义⁶⁰⁷了，也就是说，太接近于这样一种理论：法国注定应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它在1789—1798年资产阶级革命中所起的那种作用（不仅是首倡者的作用，而且是领导者的作用）。这是同今天的经济和政治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的。法国工业的发展落后于英国，目前也落后于德国，德国从1860年以来进步迅速。法国的工人运动今天已不能同德国的工人运动相比。但是，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人群众的德国，虽然如此，只要英国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么，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赢得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法国单独领导过资产阶级革命——虽然由于其他国家的糊涂与怯懦，这是不可避免的——，你们知道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导致了拿破仑的出现，导致了征战，导致了神圣同盟⁴³⁶的侵略。希望法国在将来也要起这样的作用，那就是歪曲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就是像布朗基派那样，使法国成为取笑的对象，因为在你们国界以外，人们对这种奢望是嘲笑的……

注　　释

436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该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656。
604 在1893年6月举行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大获全胜。他们共获得1786738张选票，44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议员，其中有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保·辛格尔。在柏林的六名议员中，五名是社会民主党人。恩格斯1893年6月底在对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的谈话中对这次选举的结果作了高度评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631—636页）。——654。
605 1893年春，法国各个保皇派集团在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下对社会主义者掀起了一场诽谤运动。他们把社会主义者遵循的国际主义原则称为反爱国主义，把社会主义者称为无祖国者。为了让工人群众了解真相，茹·盖得和保·拉法格在法国北部一些城市里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向工人宣读告法国劳动者书。告法国劳动者书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在1893年6月17日《社会主义者报》第144号上。——654。
606 指即将到来的法国众议院选举。这次选举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举行，各派社会主义者共获70万票，有30人当选为议员，在众议院中和他们采取一致立场的还有20名属于资产阶级左派团体（基本上属于激进派）、被称为“独立社会主义者”的议员。所以，社会主义党团总计有50人。——654。
607 1860年后，法国革命者奥·布朗基及其追随者发动了一场独立的运动，这场运动在巴黎公社中起了重要作用。布朗基是社会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但是，他本人及其追随者指望通过少数革命者的密谋而不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革命专政。尽管如此，布朗基派依然是革命的法国工人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派别之一。1881年7月，布朗基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爱·瓦扬等人建立了布朗基派的组织革命中央委员会，1898年以后该组织名为社会主义革命党（详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57—365页）。——655。

263
恩格斯致弗兰茨·梅林

柏林

1893年7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梅林先生：

　　直到今天我才有机会感谢您惠寄的《莱辛传奇》。我不想仅仅是正式通知您书已经收到，还想同时谈谈这本书本身——它的内容，因此就拖延下来了。

　　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¹⁾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东西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很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一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是这样。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人正轨，到那时那个人已经幸运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²⁾。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

　　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简单概括）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本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外部事实对这种发展可能共同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种事实本身又被默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而这种思维仿佛顺利地消化了甚至最顽强的事实。

　　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粹的思想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一奥古斯特实行了自由贸易，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征讨，那我们就可以避免500年的贫穷和愚昧。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因此，我不仅根本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一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相反，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

　　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475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让这个人在莱比锡当历史教授呢！那里曾经有个老瓦克斯穆特，这个人头脑也很平庸，但对事实很敏感，完全是另一种人！

　　此外，关于这本书，我只能再重复一下那些文章在《新时代》上发表⁽³⁾时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讲过的话；这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我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出色的论述，对大多数事情，甚至各个细节，都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令人遗憾的，只是您未能把直到俾斯麦为止的全部进一步发展也包括进去，我不由地希望您下一次会做到这一点，连贯地描绘出自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到老威廉⁽⁴⁾为止的整个隋景。您已经做过准备性的研究工作，至少在主要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完成了。而在破马车散架以前这件事无论如何是必须做好的。打破保皇爱国主义的神话，这即使不是铲除掩盖着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度（因为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在德国还没有产生出来就已经过时了）的必要前提，也毕竟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有效的杠杆之一。

　　这样您就会有更多的余地和机会把普鲁士的地方史当做全德苦难的一部分描绘出来。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在某些地方不同意您的意见，不同意您对德国的割据局面和16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先决条件的见解。如果我有机会重新改写我的《农民战争》⁽⁵⁾的历史导言（希望这能在今年冬季实现），那么我就能在那里阐述有关的各点。⁶⁰⁸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您列举的各种先决条件不正确，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提出其他一些，并加以稍许不同的分类。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部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是封建国家的各个分散的成员组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这里恰好是处于最严重的衰落时期。那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贯穿着罕见的客观逻辑，我们这里则表现出不可救药的，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的紊乱。在那里，在中世纪，英国征服者是外国干涉的代表，帮助普罗旺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对英国人的战争可说是三十年战争³⁰⁹，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⁶⁰⁹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³¹⁷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来说是极其令人羞愧的对照，但是正因为如此就更有教益，自从我们的工人重又使德国站在历史运动的前列以来，我们对过去的耻辱就稍微容易忍受了。

　　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它们之所以在德国内部取得了政权，仅仅是因为它们依靠了国外的、非德意志的领地：奥地利依靠了匈牙利（更不用说波希米亚了），勃兰登堡依靠了普鲁士。在最受威胁的西部边境上，这类事情是根本没有的，在北部边境上，保护德国不受丹麦人侵犯一事是让丹麦人自己去做的，而南部则很少需要保卫，甚至国境保卫者瑞士人自己就能从德国分立出去！

　　我已经天南地北地扯得太远了；让这些空话至少给您作个证据，证明您的著作使我多么兴奋吧。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和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附录收入《莱辛传奇》1893年版。——编者注
(2) 指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3) 弗·梅林《莱辛传奇》1891—1892年在《新时代》杂志上连载。——编者注
(4) 威廉一世。——编者注
(5)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309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5—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660。
317 神圣罗马帝国（962——1806年）是欧洲封建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正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了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法国东部、捷克、奥地利、匈牙利、荷兰和瑞士，是由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公国以及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的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661。
608 恩格斯曾计划修改《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增加有关德国史的大量材料，但由于要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及撰写其他文章，他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过，他为这个新版准备的片断和提纲保存了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l卷第448—460页）。——660。
609 勃艮第公国是9世纪在法国东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的上游地区建立的，后来兼并了大片领土（弗朗什孔泰，法国北部·部分和尼德兰），在14——15世纪成了独立的封建国家、15世纪下半叶在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时代达到鼎盛。勃艮第公国力图扩张自己的属地，成了建立中央集权的法兰西君主国的障碍，勃艮第的封建贵族和法国封建主结成联盟，共同对抗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中央集权政策，并对瑞士和洛林发动了侵略战争。路易十一建立了瑞士人和洛林人的联盟来对付勃艮第。在反对联盟的战争（1474—1477年）中大胆查理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在南锡附近的会战（1477年）中被瑞士、洛林联军击毙，勃艮第公国本土遂为法国所并，尼德兰部分则转归哈布斯堡王朝。——661。

264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93年10月17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收到您7月26日说您已经回到家里的来信时，我自己正准备到大陆去两个月，而现在刚刚回来。⁶¹⁰这就是我长时间没给您写信的原因。

　　多谢您寄来数册《概况》⁽¹⁾；其中三册我已送给有眼力的朋友。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引起了轰动，这是当之无隗的。在我所遇到的俄国人中间，这本书成了主要的话题。就在昨天，其中一人⁽²⁾给我写信说：我们俄国正在争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在柏林的《社会政治中央导报》上⁽³⁾，有一位叫彼·冯·司徒卢威先生的发表了一篇评论您这本书的长文⁽⁴⁾。有一点我还是应该同意他的看法，我也认为俄国当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克里木战争⁵⁷⁴所造成的历史条件和1861年使土地关系发生变化的办法的必然结果，也是整个欧洲普遍政治停滞的必然结果。司徒卢威认为您对未来的看法是悲观主义的，但是，他在反驳您的看法时却把俄国的现状同美国的现状作了对比，这就完全错了。他说，现代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恶果，会像在美国一样容易消除。在这里他完全忘记了，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而在俄国，基础则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是文明时代以前的氏族社会，它虽然正在土崩瓦解，但仍然是资本主义革命（这毕竟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赖以行动和进行的基础、材料。在美国，货币经济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完全确立，而在俄国，自然经济还是常规，几乎毫无例外。由此可见，在俄国，这种变革一定比美国强烈得多，尖锐得多，遭受的痛苦也要大得多。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您把事情看得比事实所证实的要阴暗些。毫无疑问，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的变革，没有整个整个阶级的消失和它们向另一些阶级的转变，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在较小的规模上——看到了。但是，这距离一个伟大而天赋很高的民族的彻底灭亡还远得很。你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人口迅速增长，可能遭到遏制。滥伐森林加上对旧地主以及对农民的剥夺，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巨大浪费；然而，一亿多人口终究会给非常可观的大工业提供一个很大的国内市场，在你们那里，也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事情最终会找到它们自己的相应的位置，——当然，如果资本主义在西欧能持续得足够长久的话。

　　您自己承认，

　　“克里木战争后俄国的社会条件，不利于我们从我们过去的历史继承下来的生产形式的发展”。

　　我还要进一步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式，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从而起到样板的作用。这种更高的形式——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它不可能从农村公社直接发展出来，除非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假如西欧在1860—1870年间已经成熟到能实行这种转变，假如这种变革当时已开始在英法等国实行，那么俄国人就应该表明，从他们那种当时大体上还保持原状的公社中能够发展出什么来。但是西方当时却处于停滞状态，不打算实行这种转变，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迅速地发展起来。因而，俄国就只能二者择一：要么把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时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么向资本主义发展。试问，除了这后一条路，它还有什么办法呢？

　　至于公社⁴¹⁸，只有在其成员间的财产差别很小的条件下，它才可能存在。这种差别一旦扩大，它的某些成员一旦成为其他较富有的成员的债务奴隶，它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雅典的富农和富豪在梭伦那个时代以前无情地破坏了雅典的氏族，现在你们国家的富农和富豪也在同样无情地破坏着公社。恐怕这一制度注定要灭亡。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正在展示出新的前景和新的希望。请看它在西方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吧。像你们的民族那样的伟大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

永远是您的

　　第三卷⁽⁵⁾一付印，我就留心把校样寄给您。

脚　　注

(1) 尼·弗·丹尼尔逊《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1893年圣彼得堡版。——编者注
(2) 约·戈尔登贝格。——编者注
(3)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注：“第3年卷，1893年10月1日第1期。”——编者注
(4) 彼·司徒卢威《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编者注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注　　释

418 公社（обшина）是俄国农民共同使用土地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实行强制性的统一轮作的前提下，将耕地分给农户使用，森林、牧场则共同使用，不得分割。公社内实行连环保制度。公社的土地定期重分，农民无权放弃土地和买卖土地。公社管理机构由选举产生。俄国的公社在远古时代即已存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俄国封建制度的基础。俄国自1861年改革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向俄国农业的渗透，公社制度逐渐解体。——664。
574 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663。
610 1893年8月1日一9月29日，恩格斯到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做了一次旅行。恩格斯访问了科隆，然后同奥·倍倍尔一起经美因茨和斯特拉斯堡赴苏黎世，从苏黎世去格劳宾登州，在那里同弟弟海尔曼待了几天。8月12日，恩格斯返回苏黎世，参加了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在会上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79——480页）。恩格斯在瑞士逗留了两个星期后、取道慕尼黑和萨尔茨堡赴维也纳，9月14日在那里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发表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81—482页）。接着恩格斯又从维也纳经布拉格和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到柏林，在那里从9月16日逗留到28日，在此期间于9月22日出席了社会民主党人大会并发表了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2卷第483—485页）。最后，恩格斯经鹿特丹返回伦敦。——662。

265
恩格斯致朱泽培·卡内帕

迪亚诺马里纳
　　[草稿]

[1894年1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公民：

　　请原谅我用法文给您写信。近20年来，我已经失掉在运用意大利文方面所掌握的那点能力。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⁶¹¹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那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¹⁾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共产主义宣言》⁽²⁾中的下面这句话《社会评论》杂志社出版的意大利文版第35页），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要用几句话来概括未来新时代的精神，而又不堕入空想主义或者不流于空泛辞藻，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向您提供的这段文字不能满足您所希望的一切条件，那就请您原谅。但是，由于您要在21日（这是个充满吉兆的日子，是路易·卡佩公民被处死刑的日子）前做好准备，所以时间不能耽误。衷心问好。

您的

脚　　注

(1) 但丁。——编者注
(2)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注　　释

611 1894年1月3日，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1894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词，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卡内帕来信的背面写了这封回信的草稿，回信所引《共产党宣言》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666。

266
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

布雷斯劳

1894年1月25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先生：

　　对您的问题回答如下：

　　1.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这种技术，照我们的观点看来，也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等。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

　　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可惜在德国，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不过这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

　　（a）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陛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

　　（b）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人做了被本身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就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是曲折。如果您画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

　　在德国，达到正确理解的最大障碍，就是著作界对于经济史的不负责任的忽视。不仅很难抛掉学校里灌输的那些历史观，而且更难搜集为此所必需的材料。例如，老古·冯·居利希在自己的枯燥的材料汇集⁽¹⁾中的确收集了能够说明无数政治事实的大量材料，可是他的著作又有谁读过呢！

　　此外，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²⁾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圆满的回答，正是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导言里，后来又在《费尔巴哈》⁽³⁾最后一章里谈到了。

　　请您不要过分推敲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而要把握总的联系，可惜我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字斟句酌地向您阐述这一切。

　　请代我向……⁽⁴⁾先生问好并代我感谢送来的……〔④〕，它使我十分高兴。

　　致以崇高的敬意。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__1845年耶拿版。——编者注
(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3)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编者注
(4) 原信此处缺损。——编者注

267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3月6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拉法格：

　　……前激进派⁴⁵⁴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我们法国有共和国！我们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是，你们已经有了共和国，而我们则不同，我们还必须花费24小时去建立它。但是，共和国像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做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出某些让步，但是决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交给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随时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

注　　释

454 这里的激进派是指19世纪80——90年代法国的一个议会派别、是从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机会主义派”）政党中分裂出来的。这个派别继续坚持事实上已被共和派放弃了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即废除参议院，教会‘和国家分离，实施累进所得税等等。为了把大批选民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该派也要求限制工作日，颁发伤残抚恤金以及实行其他一些社会经济措施。若·克列盂梭是该派的领袖。1901年激进派在组织上形成了政党，主要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671。

268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博肯

1894年11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这里的运动至今仍然同美国的运动相似，只是多少走在你们前面一点。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11月1日的市政选举中又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把它联合起来的人，运动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社会民主联盟〔584〕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⁵¹⁶完全一样，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目光短浅，故步自封，而且由于海德门的缘故，它在国际政策中固守着腐朽透顶的传统，这种传统固然时有松动，但是还远远没有被彻底打破。独立工党⁶¹²在策略上十分含糊，它的领袖基尔·哈第是一个极其狡猾的苏格兰人，对他的蛊惑人心的诡计是丝毫不能相信的。他虽然是一个出身于苏格兰煤矿工人的贫民，却创办了一家大型周刊《工人领袖》，要是没有一大笔钱，这是办不到的，毫无疑问，这笔钱是他从托利党⁷¹或自由党人合并派⁶¹³即从反对格莱斯顿和地方自治⁵³⁵的人那里弄来的。他在伦敦文坛上臭名昭著的交往和一些直接资料以及他的政治态度都能证实这一点。因此，他很可能由于爱尔兰选民和激进派选民的背弃而在1895年的普选中失去他的议席，⁶¹⁴这将是幸事，因为这个人目前是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他只是在有益惑人心的机会时才在议会中出现：说几句关于失业者的空话来抬高自己，却不去为他们争得任何东西，或者在某个王子⁽¹⁾诞生的时候向女王⁽²⁾说一些蠢话（这种做法在这里是极其陈腐和一钱不值的），等等。不过，无论是在社会民主联盟内，还是在独立工党内，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有一些很好的人，但是他们很分散，当然，他们至少使得领袖们唆使这两个组织互相倾轧的一切企图每次都遭到了失败。约翰·白恩士在政治上相当孤立，他受到海德门和基·哈第的猛烈攻击，表现出一副似乎对工人的政治组织失去信心、仅仅对工联还抱有希望的样子。的确，他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有惨痛教训的，如果机械工人联合会不给他支付议会津贴，他就会饿死。他爱慕虚荣，完全让自由派即激进党人“社会派”牵着鼻子走，他无疑过分重视他所争得的许多个别的让步，虽然如此，在整个运动中，即在领袖们中间，他是唯一真正诚实的人，并且具有真正无产阶级的本能，我认为，比起其他人的狡猾和自私打算来，这种本能在紧要关头是能够引导他走向比较正确的道路的。

　　在大陆上，随着各种成果的取得，渴望获得更大成果的心理也在增强，而名副其实的争取农民的活动也就风行起来了。起初，法国人在南特通过拉法格不仅声明说⁶¹⁵：通过直接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破产，这不是我们的事情，这一点资本主义会替我们操心（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写信和他们谈过⁽³⁾），而且还说：必须直接保护小农，使他们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大地主的剥削。但是这一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第一，这是愚蠢的；第二，这是不可能的。接着，福尔马尔又在法兰克福发表演说⁶¹⁶，他打算收买全体农民，但是他在上巴伐利亚要收买的农民，不是莱茵地区的负债累累的小农，而是剥削男女雇工并大批出卖牲口和粮食的中农甚至大农。除非我们放弃一切原则，否则是不能同意这一点的。我们要把阿尔卑斯的农民以及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农争取过来，就只有把雇农和短工出卖给他们，而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得不偿失。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⁶¹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出决定，不过也好，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深入研究。参加代表大会的人对农民和各省的根本不同的土地关系了解太少，所以他们除了胡说一通以外，不能作出什么决议。不过，这个问题迟早总是要解决的。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⁴⁾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被迫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j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

脚　　注

(1) 爱德华·阿伯特，约克亲王。——编者注
(2) 维多利亚。——编者注
(3) 参看恩格斯1894年8月底给保·拉法格的信。——编者注
(4) 指1894年发生的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编者注

注　　释

71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捍卫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了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673。
516 指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该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组织合并而在1876年费城统一代表大会上建立的。大多数党员是移民（主要是德国人），同美国本地工人群众联系极少。党内持拉萨尔主义立场的改良派领导人同以弗·阿·左尔格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派之间展开过斗争。该党曾宣布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是自己的纲领，但是由于党的领导人推行宗派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无产阶级群众性组织中开展政治工作，因而未能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672。
535 地方自治是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自由资产阶级提出的要求，即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实行爱尔兰自治。自由资产阶级要求设立独立的爱尔兰议会，但同时又容许最重要的部门继续掌握在英国的统治集团手中。——673。
612 独立工党是1893年1月在布拉德福德会议上成立的。当时罢工斗争活跃。争取实行英国工人阶级的独立自主政策以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对抗的运动深入开展。一些新、旧工联的成员以及受费边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独立工党。该党的领袖是詹·哈第，其纲领包括争取集体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禁用童工，实施社会保险和失业补助以及其他要求。恩格斯曾祝贺独立工党的成立，希望它能避免宗派主义错误而成为真正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但是独立工党的领导人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的形式上并且同自由党合作。1900年，独立工党并入英国工党。——672。
613 自由党人合并派是主张保持同爱尔兰合并的一派，以约·张伯伦为首，这些人是1886年因在爱尔兰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而从自由党分裂出来的。自由党人合并派实际上依附于保守党，几年后甚至在形式上也依附于保守党。——673。
614 1895年7月12——29日英国举行了议会普选。保守党人在下院获得1504i"。席位、超过半数。独立工党的候选人，包括詹·哈第在内全部落选。——673。
615 指保·拉法格的报告《农民的财产和经济的发展》，这个报告是以法国工人党全国委员会的名义向南特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发表在1894年10月18日《社会民主党人》附刊上。——674。
616 指格·福尔马尔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见注617）上的发言。关于这篇发言的报道，发表在1894年10月26日《前进报》第250号附刊（1）上。——674。
617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一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格·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的主张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总的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以补充党的纲领。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以及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674。

269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94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孩子们：

　　我应该向你们说一说我的遗嘱⁽¹⁾。

　　第一，你们会发现，我大胆地把我的全部书籍，包括摩尔逝世后从你们那里得来的书籍，都赠给了德国党。这些书籍合在一起，构成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科学的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非常完备的文库。如果再把它们分散开，那是很可惜的。把它们保存在一个地方，而且交给那些想利用它们的人支配，——这是倍倍尔和德国社会党其他领导人早已向我表达过的愿望，我认为他们的确是最符合这一目的的人，所以我就同意了。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能够谅解我的行动，并且也表示赞同。

　　第二，我不止一次地同赛米尔·穆尔商讨过，能否在我的遗嘱里用某种方式对我们亲爱的燕妮⁽²⁾的孩子们予以照顾。遗憾的是，这为英国的法律所不许。只有在几乎不可能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这一点，为此所支付的费用将远远超过我想给他们的钱。所以，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办法。既然不能这样做，我就把我的财产（扣除继承事宜所需的费用等等）留给你们每人八分之三。其中八分之二是给你们自己的，其余八分之一你们每人要给燕妮的孩子们留着，并由你们和孩子们的监护人保尔·拉法格来妥善使用。这样你们就不受英国法律的约束，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应有的道义感和爱去做。

　　我应当以摩尔著作的稿酬的形式付给孩子们的那笔钱，已经记入我的总账本，并将由我的遗嘱执行人付给英国法律所认可的孩子们的法定代理人。

　　现在，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身心健康、长寿，并充分享受这种快乐！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杜西务必通知迈斯纳、狄茨和柏林的《前进报》书店，让他们今后把应付给卡尔·马克思的继承人的稿费等全部款项，直接付给她。桑南夏恩方面的事，得用另一种方式解决，因为关于《资本论》⁽³⁾的协议是他和我签订的。

弗·恩·

脚　　注

(1) 参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附录。——编者注
(2) 燕·龙格。——编者注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编者注

270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西柏林

1894年11月24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已经写信给倍倍尔并向他指出，在政治争论中，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行事或者凭一时的冲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常吃亏。因此我现在也要向你提出一个小小的警告。

　　倍倍尔在会议上的做法是否不够聪明，这可以争论。但就事情本身而论，他无疑是正确的。⁶¹⁸你作为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当然应当起调解作用，应当通过争论消除确实存在的分歧，应当做到各方都能接受，只要党还没有分裂，就应当致力于党的团结。你作为编辑对倍倍尔的行为可能感到不愉快。然而，编辑感到不愉快的东西应当是党的领袖所期望的东西，就是说，有些人用不着总是把必不可少的编辑眼镜架在鼻子上，而且他们还可以提醒编辑本人，他作为党的领袖，有时不妨摘掉玫瑰色眼镜，用自己的肉眼来观察世界。

　　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⁶¹⁷前夕，巴伐利亚人在纽伦堡建立了真正的宗得崩德⁶¹⁹。他们带着明白无误的最后通牒来到法兰克福。另外，福尔马尔还说什么各走各的路，而格里洛⁽¹⁾则说，随便你们通过什么决议，反正我们不服从。他们宣布了巴伐利亚人的特权，并把他们在党内的反对者称为“普鲁士人”和“柏林人”。⁶²⁰他们要求党同意他们投票赞成政府预算，同意那种甚至比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还右的农民政策。这次党代表大会不是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坚决制止这种行为，而是不敢通过任何决议。如果说倍倍尔在这种情况下谈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活动的加强不合时宜，那么，我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谈才合时宜。

　　而《前进报》在干什么呢？它紧紧抓住倍倍尔的攻击形式不放，说事情并不是那样糟糕，并采取同倍倍尔“完全相反”的态度，以致你因倍倍尔的反对者事后必然产生的“误会”才被迫发表声明，说你的完全相反的态度仅仅涉及倍倍尔的攻击形式，而就事情本身而论（在政府预算和农民问题上），他是正确的，你也是站在他一边的。⁶²¹到我觉得，你事后被迫发表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就向你证明，你所犯的右倾错误比倍倍尔可能犯的左倾错误要严重得多。

　　整个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归根到底仅仅是巴伐利亚人的行动，这种行动最明显地表现为以下两点：为了争取小资产者而以机会主义的态度赞成政府预算，福尔马尔为了争取中农和大农而在农村进行机会主义的宣传。这两点和巴伐利亚人的宗得崩德立场，是当前存在的唯一实际的问题。如果说倍倍尔正是在党代表大会置党于不顾的时候抓住了这些问题，那么你们应当为此而感谢他。如果说他把党代表大会所造成的这种难以容忍的状况看做是党内庸俗习气日益增长的结果，那也不过是他从正确的总观点出发来看这个具体问题，这一点同样是应当肯定的。如果说他急于对这一切进行辩论，那是他在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是在设法使下一次党代表大会能够对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不知所措的那些迫切问题作出完全正确的判断。

　　分裂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倍倍尔方面，他不过是直言不讳而已。这种危险来自巴伐利亚人，他们采取了党内前所未有的行动方式，使《法兰克福报》的那些把福尔马尔和巴伐利亚人看做自己人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欣喜若狂；这家报纸兴高采烈，而且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也许是这样。我也不认为他自己会把自己看做叛徒。但是，你把一个竟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卜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现状（这种现状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保持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远保持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叫做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一个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像“学士”、考试不及格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一种危险。现在我们能够消化他们。但是消化总得有个过程。为此就需要盐酸，如果盐酸不够（像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现在就应该感谢倍倍尔，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消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

　　建立党内真正和谐的关键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

　　你说，重要的是“引起有效的行动”。这好极了，但是这种行动究竟什么时候才开始呢？

脚　　注

(1) 卡·格里伦贝格尔。——编者注

注　　释

617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于1894年10月21——2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关于主要议程——土地问题一的补充报告人是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领袖格·福尔马尔，他要求把不仅反映劳动农民的利益，而且也反映农村富裕阶层、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条目列入正在拟定的土地纲领中去。福尔马尔的主张虽然也遭到许多代表的反对，但总的说来，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受到应有的回击。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制定土地纲领草案，以补充党的纲领。除土地问题外，代表大会还听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国会党团的报告，研究了关于托拉斯和其他大资本主义联合公司的作用以及庆祝1895年五一节等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载于1894年10月31日《前进报》第254号。——677。
618 1894年11月14日，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批评格——福尔马尔以及其他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机会主义立场、他还批评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是模棱两可的。倍倍尔的发言刊登在1894年11月16日《前进报》第268号，此外，还在1894年12月1日《社会评论》第23期上转载。——677。
619 1894年9月30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慕尼黑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60名代表。大会的议题有两个：关于巴伐利亚邦议会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活动，以及关于对农民的鼓动宣传。格·福尔马尔和卡·格里伦贝格尔在这两个问题上都得到代表大会多数的支持。大会赞同邦议会党团的活动，并决定建立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特别组织，由邦议会代表福尔马尔、格里伦贝格尔等人担任中央领导。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9世纪40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名称来讽刺那些搞分裂的宗派集团。——677。
620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有人提出关于不同意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邦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巴伐利亚邦政府预算的提案。格·福尔马尔在会上发言，对该提案持反对意见。他在发言中强调“北德意志人”可能并不熟悉特殊的“巴伐利亚情况”和“巴伐利亚形式”，还谈到“旧普鲁士的军人作风”，并对“柏林人”进行嘲讽。——678。
621 指可能由威·李卜克内西写的两篇文章：一篇是1894年11月23日《前进报》第273号的社论，标题是《我们的内部情况》；另一篇是短评，标题同上，载于1894年11月24日《前进报》第274号“关于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栏。社论指出，编辑部对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的态度同奥·倍倍尔在柏林第二选区党的会议上所发表的演说“完全相反”。短评则更正了社论的说法，指出编辑部针对的仅仅是“倍倍尔对党代表大会的整个过程和思想水平的悲观性的评论”。——678。

271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勒佩勒

1894年1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小劳拉：

　　你说在结束第三卷⁽¹⁾开始第四卷¹⁹³之前，我应当稍稍休息一下。那我现在就来给你说说我的情况。

　　我要观察欧洲五个大国和许多小国运动的情况，还有美国运动的情况。为此我收到的日报有：德国的三份、英国的两份、意大利的一份，从1月1日起还有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总共七份日报。我收到的周报有：德国的两份，奥地利的七份，法国的一份，美国的三份（两份是英文的，一份是德文的），意大利的两份，以及波兰、保加利亚、西班牙和捷克的各一份，这几种文字中有三种我现在还在逐步掌握。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来访者（几分钟前，波拉克从阿姆斯特丹介绍来的一个德国雕刻家还在我这里，他一文不名，正在找工作），还有越来越多的通讯员（比国际时期还要多！），其中许多人都希望得到详细的说明，这都要占去时间。以上这些再加上第三卷的工作，使我甚至在看校样期间，即1894年全年，只能读完一本书。

　　目前的另一项工作是发表拉萨尔给摩尔的书信。⁶²²杜西已经把这些信件打字，放在我的书桌里，但由于搬家我还未能动它们一下。需要加注释，查对很久以前的一些事实以及我自己过去和摩尔的通信，还要写一篇讲究辞令的序言。

　　还有一大堆积压下来的我个人的工作。第一，要全面修改《农民战争》⁽²⁾；这本书多年前就已经售罄，我曾答应在完成第三卷后首先做这项工作。⁶⁰⁸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我原打算在看校样的同时做这件事情，但不可能。无论如何我现在必须设法完成这项工作。

　　然后——且不说我要做的其他小事了——我还想编写摩尔的政治传记，至少是主要的几章：1842——1852年和国际。后一章最重要也最紧迫，我打算先写这一章。这就要求我摆脱各种打扰，但是，什么时候我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所有这些事情都等我去做，而且还要再版摩尔和我个人的早期的小文章。我已经收集了一些，但不是很多。有些存放在柏林党的档案馆⁵³²里。可是缺的仍很多，例如第一个《莱茵报》就没有。如果我能收集到1842—1850年的文章的三分之二，我就会着手工作，因为我相信到出第二版时还会找到很多。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做不到这点。

　　还有第四卷。这部分手稿很粗糙，现在还不能说可用的部分有多少。这次我不能像处理第二卷和第三卷那样担任辨认字迹和口述全部手稿的工作了。否则，做不到一半我的视力就要完全丧失了。多年以前我就认识到这一点，并一直在寻找别的出路。如果能从年轻一代中找出一两个能干的人学会辨认摩尔的笔迹，那就好了。我曾考虑过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考茨基当时（大约六七年前）还住在伦敦，我同他谈了，他表示同意。我说，把现有的手稿全部整理成“誊清稿”，我将支付100英镑的报酬，有辨认不出的地方，我可以帮忙。那时他已开始工作，后来他离开了伦敦并带走一个笔记本，许多年来他从未向我提及此事。他为出版《新时代》忙得不可开交t因此我曾要他退还手稿和已完成的誊清稿——可能有全书的八分之一或六分之一。⁽³⁾伯恩施坦不仅也很忙，而且疲劳过度，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全好，因此我不便求他。我想看看杜西是否愿意做这件事。如果伯恩施坦自己愿意帮忙，那就好办了，否则，我不想让别人说我加重了他的工作量，因而使他旧病复发。

　　我的状况是：74岁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40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34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74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

　　现在你该了解我的状况了，如果你时常收不到我的信，你也就知道原因在哪里了……

脚　　注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2)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3) 参看恩格斯1892年12月24日给卡—考茨基的信。——编者注

注　　释

193 马克思在写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后、于1863年8月开始分册撰写《资本论》。在写第一册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决定把《资本论》其余三册写完，哪怕只写个草稿。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看来，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完成《资本论》第三册的工作。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四册即最后一册的初稿，马克思已经写好；他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标题为《剩余价值理论》。
　　后来，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一、二、三册以后，又回到第一册上来。按照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先出版第一册。1866年至1867年3月，马克思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对《资本论》第一册手稿进行润色，这实质上是对这一册作了新的、仔细的加工。第一册的德文第一版于1867年9月作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根据同出版商奥·迈斯纳商定的出版计划，第二册和第三册以《资本论》第二卷的形式出版，而第四册理论史则以《资本论》的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的形式出版（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3页）。
　　遗憾的是，马克思在世时没有能够完成付印《资本论》后几册的准备工作。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整理并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的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恩格斯还打算整理并以《资本论》第四卷的形式出版上述第四册的手稿，但是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680。
532 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是根据1882年8月19——21日召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苏黎世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的。档案馆收藏了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德国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文献及工人报刊。档案馆最初设在苏黎世、后来在伦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以后迁往柏林。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由这个档案馆保存。法西斯分子上台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档案运出德国，后来于1938年签订协议出售给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681。
608 恩格斯曾计划修改《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增加有关德国史的大量材料，但由于要整理和编辑《资本论》第二、三卷及撰写其他文章，他的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不过，他为这个新版准备的片断和提纲保存了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l卷第448—460页）。——681。
622 指斐·拉萨尔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恩格斯原打算为这些书信加上注释并写一篇序言予以出版，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681。

272
恩格斯致保尔·施土姆普弗

美因茨

1895年1月3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老朋友：

　　……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偶尔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党不断壮大和不可阻挡的发展，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即新入党的人比以前入党的人难于消化。大城市的工人，即最有见识和最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同我们站在一起。现在加入的不是小城市或农村地区的工人，就是大学生、店员等等，或者是正在破产的边缘挣扎的小资产者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者（这些人还占有或承租小块土地），此外，现在还有真正的小农。由于我们的党事实上是唯一真正先进的党，而且是唯一可以取得某些成就的强大的党，因此容易受诱惑，想用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对那些身负重债并日渐反叛的中农和大农产生点影响，特别是在农村中这些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人越出我们党的原则所许可的界限，那时就会引起某些分歧，但是我们党的机体十分健康，所有这些都丝毫无损于它。没有人愚蠢到真想脱离党内广大群众并陷入痴心妄想，以为他能够创立一个同我们伟大的党并列的、像士瓦本人民党³⁰⁵（党员人数由7人顺利地增长到11人）那样的小小的私人政党。所有这些分歧只能使资产阶级失望，因为20年来它一直指望分裂，但在这20年中它又关切地保护我们避开发生分裂的危险。现在，反颠覆法草案⁶²³，李卜克内西被奉为帝国国会权利和帝国宪法的维护者⁶²⁴，以及来自上层的政变和违法的威胁等等情况，也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干了些蠢事，但是要使这样的敌人能够战胜我们，我们应当具有现在世界上用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十足的愚蠢。再说，你打算让年轻一代也来领导一下党，以便让他们伤伤脑筋，这种打算也许不坏，但我认为，即使没有这种实验他们也会学得理智并获得经验的……

注　　释

305 指德国人民党。该党成立于1865年，主要由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因此又称为南德人民党或士瓦本人民党。德国人民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宣传实行联邦制，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
　　1866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统一问题之外，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处，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1869年8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684。
623 1894年12月6日。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交了《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新闻出版法的法律草案》（即所谓《反颠覆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684。
624 在德意志帝国国会1894年12月6日的会议上，当议长冯·列维佐祝贺皇帝威廉二世身体健康，议员们站起来三呼“万岁”时，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议员仍然稳坐不动。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对陛下不恭，柏林地方法院决定对威·李卜克内西进行刑事追究。12月11日，帝国首相克·霍亨洛埃要求帝国国会赞成法院的这项决定。但是帝国国会在12月15日以168票对58票否决了这项提议。——684。

273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

柏林

1895年2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费舍：

　　附上小册子⁽¹⁾的书名和几章的标题。为了使这三篇文章更加完整，必须加上第五一六期（合刊）上论述法国的部分作为第四章⁶²⁵。材料的安排应像附页上注明的那样：开头（放在括号里）是我写的几句引言，然后是从第15旺153页中按照说明摘录的部分，再后是一行删节号，表示省略，最后是从第160—171页中摘录的主要内容。这样就可组成相当不错的一章，加上关于废除波拿巴在1851年12月作为借口使用过的普选权的段落，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得残缺不全。

　　明天我着手为整个小册子写导言。

　　你们那里的问题也真够尖锐的。我很难设想，中央党会自己动手拆自己的台。⁶²⁶不过，我们的敌人一天比一天愚蠢，因而最终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如果这些先生们彻底垮台，那就意味着他们将把莱茵省和威斯特伐利亚完全让给我们。

　　问好。

你的 弗·恩·

　　（标题后面还应当加上：转载自《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1850年）

脚　　注

(1) 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编者注

注　　释

625 理·费舍在1895年1月30日的信中告诉恩格斯，《前进报》出版社已将马克思发表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关于法国1848年革命的文章分三次连载完毕，总标题是《1848——1849年》、他打算最迟在2月份出版单行本。为此，他请恩格斯写一篇导言。
　　恩格斯在给费舍回信时寄去了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前三章的标题。他建议费含在出版单行本时将马克思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原来所用的标题《1848年的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及《1849年6月13日的后果》改为《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及《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同时建议把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上发表的《时评。1850年5—10月》中论述法国的部分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593—596、602—613页）抽出来作为第四章，并另加标题《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684。
626 1895年1月9日《反颠覆法草案》在帝国国会一读时，中央党（见注484）表面上对这个草案表示担忧，但在讨论具体章节时又明确表示支持。理·费舍1895年2月6日在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提醒大家注意中央党的策略，指出中央党“是在照顾天主教工人和支持它的工人选民，在《反颠覆法》起草委员会上发生‘这种变卦’，就是想明目张胆地突然重新提出中央党的社会纲领”。在1895年2月7日帝国国会的辩论中，中央党国会党团的发言人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并试图为该党实际上反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辩护。——685。

274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

柏林

1895年3月8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我尽可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还是多半不能理解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⁶²⁷然而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违犯的法律面前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不错，在《前进报》上人们有时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以后他们可能又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

　　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我还必须考虑到，阅读我的著作的还有外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瑞士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等，我决不能在他们面前这样糟蹋自己的名誉。

　　因此，我接受你们提出的修改意见，但以下几点除外：1.长条校样第9页，关于群众现在是这样写的：“他们一定要弄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为了什么。”⁽¹⁾2.下一段：关于攻击的话全部删掉。⁽²⁾你们的建议⁽³⁾有事实上的错误。法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攻击的号召，只是不认真罢了。3.长条校样第10页：“现在社会民主党是靠……来从事颠覆的”，你们想去掉“现在”一词，也就是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对意义的策略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正是现在遵守法律对社会民主党从事颠覆十分有利”。

　　为什么你们认为在涉及破坏宪法问题时指出俾斯麦1866年的行为是有害的呢？这是我绝对无法理解的。事实上这是适应其人的最好证据。好吧，我让你们称心如意⁽⁴⁾。

　　就这样，我决不会再多走一步。为了减少你们在辩论期间的烦恼，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如果你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就更好些：守法的义务是法律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像博古斯拉夫斯基（这里有一个长s）给你们郑重指出的那样；⁶²⁸如果掌权者违犯法律，上述义务就完全解除。而你们（起码是你们之中的某些人）却表现软弱，敌人提出守法的义务是道义上的、是适用于一切场合的，你们对这一要求未能给予应有的抵制，当时本应声明：“你们掌权，你们制定法律，我们如有违犯，你们可以根据这些法律处置我们，我们只得忍受，如此而已，此外，我们再没有任何义务，你们也再没有任何权利。”天主教徒在五月法令⁶²⁹时期是这样做的，迈森的老路德派⁶³⁰教徒和那个在各家报刊上出头露面的门诺派教徒士兵⁶³¹也是这样做的，你们不能从这个立场后退。反颠覆法草案⁶²³反正是要完蛋的，类似的东西很难搞成，更难实施；但是，如果这些人掌握了权力，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压制和折磨你们。

　　如果你们想让政府的先生们了解，我们现在还要等待，只是因为我们目前的力量还不足以自立，因为军队还没有受到深刻的影响——既然如此，亲爱的朋友们，那你们为什么天天在报纸上吹嘘党的巨大进步和成就呢？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十分了解，我们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向胜利，再过几年我们将成为不可制服的，因此他们现在就想和我们较量，可惜他们不知道怎么干。在这种隋况下，我们的演说什么也不能改变，这一切他们了解得和我们一样清楚，而且他们还知道，将来我们掌握了权力，我们将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他们的利益。

　　因此，当事情发展到在帝国国会开展大辩论时，你们要考虑一下：你们现在维护抵制权，和博古斯拉夫斯基过去维护反对我们的抵制权完全一样，听你们讲话的还有老一代的革命者，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匈牙利人和英国人；“合法的”一词很久以前在维登已被删掉⁶³²，此事必须严肃对待的时刻还会到来（谁知道多快到来）。请你们看看奥地利人，如果选举权不很快实行，他们将尽可能直接地使用武力威胁！⁶³³回想一下你们自己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的非法行为吧，现在人们又想用它逼你们就范！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即使是口头上也罢！

你的 弗·恩·

　　把引用语（大部分已包括在正文里）译成德文现在太晚了，因为早已排版。

　　校样从这里寄往汉堡。

脚　　注

(1) 在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手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49页）——编者注
(2) 指恩格斯《导言》手稿中下面这句话：“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50页）——编者注
(3) 执行委员会成员建议将这句话改成这样：“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编者注
(4) 在1895年发表的恩格斯《导言》文本中，引起执行委员会成员反对的地方被删去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553页）。——编者注

注　　释

623 1894年12月6日。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交了《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新闻出版法的法律草案》（即所谓《反颠覆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688。
627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5月6日之间写的。在发表这篇导言时，理·费舍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委托给恩格斯去信，以当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所谓反颠覆法草案为由，请求恩格斯按照随信附上的修改方案对导言进行修改。恩格斯接受了他们的部分修改意见，但同时郑重声明，导言的原稿经过这样的删改已受到一些损害，他自己在修改原稿方面决不会再多走一步。在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出版单行本之前不久，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2册刊登了恩格斯的导言，但是保留了单行本中那些删节和修改的文字。1925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在1 925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期上发表了《恩格斯的〈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根据研究院收集到的导言手稿和排印条样，介绍了导言在1895年发表时被删改的情况。——686。
628 阿·博古斯拉夫斯基于1895年在柏林出版了《实实在在的斗争一不是虚有其表的斗争。简评国内的政治形势》一书，鼓吹通过上层政变来对付国内的反对派。——687。
629 五月法令是普鲁士宗教大臣法尔克根据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的名称、这四项法令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令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控制，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僧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天主教僧侣是代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分立主义者利益的中央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光荣殉教的机会。1881—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对付工人运动，不得不在实施这些法令时采取缓和的态度，最后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688。
630 路德派分为两派，一派是利用1817年的强制合并令同改革派（加尔文教派）合并为福音派的路德派·另一派是反对这个合并令，拥护“真正”路德派的老路德派。——688。
631 指基督教新教门诺派教徒特伦涅尔，他由于宗教信念而拒绝执行军勤。门诺派由荷兰和瑞士追随再洗礼派宗教改革家门诺·西蒙主张的人组成。门诺原为天主教神父，后因反对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占有制，反对婴儿受洗，于1536年辞去神父职务而参加再洗礼派。他在荷兰和瑞士的追随者组成的教会称为“门诺会”。——688。
632 1880年8月20——23日、在瑞士的维登举行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56名。这是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以后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由于党的活动条件急剧变化而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引起的动摇情绪得到克服，党的革命路线战胜了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代表大会决定，把1875年哥达纲领第二部分关于党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提法中的“合法”一词删掉，这意味着代表大会承认了必须把合法斗争同不合法的斗争形式结合起来。——688。
633 1895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为了争取在国内实行普选权，组织了广泛的群众运动。2月19日，仅在维也纳就有12处群众集会支持这一要求。维·阿德勒为此在《工人报》“时事”栏连续发表了一组通讯。——688。

275
恩格斯致韦尔纳—桑巴特

布雷斯劳

1895年3月11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尊敬的先生：

　　在答复您上月14日来信时，对您惠寄的关于马克思的文章⁽¹⁾谨致谢意。这篇文章，我在亨·布劳恩博士好意寄给我的那一期《文库》⁽²⁾里已经饶有兴味地拜读了；我很高兴，终于在一所德国的大学里也看到对《资本论》⁽³⁾有这样的理解。不言而喻，我不能完全同意您对马克思观点的表述。尤其是第576和577页上关于价值概念的转述，我觉得谈得太远了一点。如果是我，那就首先对这一概念从历史上加以限定，强调它只适用于迄今唯一能够谈得上价值的那个经济阶段，即存在商品交换，相应地也存在商品生产的那些社会形式。原始共产主义不知道什么是价值。其次，我认为，这个论点还可以有一个在概念上更狭窄的表述。可是这样会使我们扯得太远。在主要问题上，您所谈的还是正确的。

　　在第586页上您直接点了我的名，您这种用手枪顶住我的胸膛的可爱的做法使我觉得好笑。然而您可以放心，我不会要您“相信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个别资本主义企业产生的各种数值mC＝mc+v得出—般的、相同的利润率时所借助的那些概念上的过渡，单个的资本家是完全意识不到的。至于这些过渡在历史上具有某种与其相应的现象或者它们具有某种存在于我们头脑之外的现实性，这可以在下面的过程中看到：资本家甲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超出利润率、因而也超出他在总剩余价值中应得份额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转入另一个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通常总是低于其应得红利的资本家乙的钱袋中。但这个过程是客观地、在事物中不知不觉地完成的，而我们只是到现在才能判断，要费多大气力才能达到对这个过程的正确理解。如果平均利润率的创造需要单个资本家有意识的合作，如果单个资本家意识到，他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生产多少以及在很多情况下还得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拿出一部分，那么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相当清楚了，亚当·斯密，甚至配第，一定早就会指出这一点了。

　　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进程，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曾预见到的后果。用之于经济方面就是：单个资本家都各自追求更大的利润。资产阶级经济学发现，每一单个资本家这种对更大的利润的追求，产生一般的、相同的利润率，差不多人人相同的利润率。但是，不论资本家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追求的真正目的是全部剩余价值按同等的比例分配给总资本。

　　那么平均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怎样完成的呢？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对此谈得不多。但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这里还有一些马克思自己在这部初稿中没有做完的工作要做。我们首先看看第三卷上册第153—156页的叙述⁽⁴⁾，这些对您转述价值概念也很重要，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具有或曾经具有比您所赋予的更大的现实性。在交换之初，当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交换大致是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的。花费在两种物品上的劳动，正是它们在数量上进行比较的唯一标准。因此，那时价值曾经有直接的、现实的存在。我们知道，在交换中，价值的这种直接实现停止了，现在不再有这种情况了。我认为，对您来说，不用费什么事就能看出（起码是大致看出）那些从这种直接的、现实的价值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下的价值的中间环节；后一种价值隐藏得很深，以致我们的经济学家可以满不在乎地否认它的存在。对这个过程作出真正历史的解释，当然要求认真地进行研究，而为此花费的全部心血将换来丰硕的成果；这样的解释将是对《资本论》的十分宝贵的补充。⁶³⁴

　　最后，我还应该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比它的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按马克思的文字整理马克思的手稿，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多地进行独立思考。

　　致以崇高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韦·桑巴特《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批判》，载于1894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第7卷第4期。——编者注
(2) 《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编者注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4)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95—198页。——编者注

注　　释

634 1895年5月，恩格斯写了《（资本论〉第三册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1003—1030页）。——692。

276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

苏黎世

1895年3月12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施米特：

　　……您在利润率问题上为什么走上了岔路，我认为，您的来信已经使我得到了一些解释。我在这里发现了同一种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我把它归咎于1848年以来在德国大学中流行的哲学研究的折中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丢掉了事物的总的概貌，过于经常地陷入一种几乎是无休止、无结果的对枝节问题的思辨中。在古典作家中，您以前主要研究的恰好就是康德，而康德由于他那个时代的德国哲学研究的状况，由于同学究气十足的沃尔弗式的莱布尼茨主义的对立，也就或多或少地被迫在形式上对这种沃尔弗式的思辨作一些表面的让步。我就是这样来解释您陷入枝节问题的偏向的，这种偏向也表现在您的来信中谈到价值规律的那些题外话里；在这些地方，我认为您没有经常注意总的联系，所以您把价值规律贬为一种虚构，一种必要的虚构，差不多就像康德把上帝的存在贬为实践理性的一种假定一样。

　　您对价值规律的责难，从现实的观点来看，涉及一切概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完全符合于您举的圆和多边形的例子。换句话说，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由于这种差别，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由于概念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就是说，它不是直接地、明显地符合于使它得以抽象出来的现实，因此，毕竟不能把它和虚构相提并论，除非您因为现实同一切思维成果的符合仅仅是非常间接的，而且也只是渐近线似地接近，就说这些思维成果都是虚构。

　　一般利润率的情况不就是这样吗？它在任何时候都只是近似地存在着。如果一般利润率某个时候在两个企业中分毫不差地实现了，如果这两个企业在某一年内获得完全相同的利润率，那么这是纯粹的偶然性，实际上，利润率是根据各个企业、各个年度的各种不同情况而变化的，一般利润率只是作为许多企业和许多年度的平均数而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求利润率（比如说是14.876934……）在每一个企业和每一个年度直到第一百位小数都完全一样，不然就把它贬为虚构，那我们就严重地误解了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本质。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是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

　　或者，您可以举工资规律即劳动力价值的实现为例，劳动力价值只是作为平均数实现的，而且就连这一点也不总是如此，它在每一个地区，甚至在每一个部门，都随着通常的生活水平而有所变化。或者以地租这种从被垄断的自然力中产生的超出一般利润率的超额利润为例。就是在这里，现实的超额利润和现实的地租也不是绝对地符合，而只是在平均数上近似地符合。

　　价值规律以及剩余价值通过利润率来分配的情况也是这样。

　　1.这两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到处都已经充分地实现，也就是说，社会已经被简化为地主、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和工人这三个现代阶级，而一切中间阶层都已被消灭的前提下，才能最完全地达到近似的实现。这种情形甚至在英国都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我们决不会让它发展到这个地步。

　　2.利润（包括地租）是由各种不同的成分构成的：

　　（a）由欺诈而来的利润，它在代数和中互相抵消；

　　（b）由于库存货物（例如，当第二年歉收时，上一年收成的余额）的价值上涨而来的利润。这种利润如果不是已经被其他商品的价值下降所抵消，在理论上归根到底也应该平均化，因为，要么是买进的资本家必须多支付的正好等于卖出的资本家多取得的，要么是在涉及工人的生活资料的时候，工资终究必须提高。可是，这种价值上涨的最本质的东西不是长期存在的，因而平均化只是出现在几年的平均数中，而且是十分不完全的，显然是要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才会出现的，工人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没有得到十足的报酬；

　　（c）剩余价值的总和，但是其中还要扣除送给买主的那一部分，特别是在危机时期，那时过剩的生产会缩减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实际含量以内。

　　由此可以立即得出结论，总利润和总剩余价值只能近似地符合。而且您还要考虑到，总剩余价值和总资本都不是常数，而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变数。于是，很明显，利润率由∑m∑（c+v）来表现，要不是通过一个近似的数列，是完全不可能的，总价格和总价值的符合，要不是经常趋于统一而又经常与这种统一背离的符合，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换句话说，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这种统一无论在这个场合还是在其他一切场合都是如此。

　　难道封建制度始终与它的概念相符合吗？它在西法兰克王国⁶³⁵莫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善，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这个王国在耶路撒冷法典⁶³⁶中遗留下了封建制度的最典型的表现。难道说，因为这种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十分典型的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这也只是在纸上，它就是一种虚构吗？

　　或者，自然科学中通用的概念，因为它们决不是一直与现实相符合，就都是虚构吗？从我们接受了进化论的时刻起，我们关于有机体的生命的一切概念都只是近似地与现实相符合。否则就不会有任何变化t哪一天有机界的概念与现实绝对符合了，发展也就终结了。鱼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在水中生活和用鳃呼吸；如果不突破这个概念，您想怎么能从鱼转到两栖动物呢？而这个概念已经被突破了，我们知道一系列的鱼，它们的鳔已经发展成肺并且可以呼吸空气。如果不让爬行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两个概念中的一个或两个与现实发生冲突，您想怎么能从卵生的爬行动物转到能生育活生生的幼儿的哺乳动物呢？实际上，单孔目动物有整整一个亚纲是卵生的哺乳动物，——1843年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并且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动物会下蛋这种愚蠢之见，而现在这却被证实了！因此，但愿您对价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那种事情吧！

　　在桑巴特那篇其他方面都写得很好的关于第三卷的文章⁽¹⁾中，我也发现了这种削弱价值理论的倾向；他显然也曾希望得到一种稍微不同的答案。

　　而您在《中央导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²⁾却很好，对于马克思的利润率理论——由于它的量的规定性——同旧经济学的利润率理论之间的特殊区别作了很好的论证。那位著名的洛里亚自作聪明，认为第三卷中直接抛弃了价值理论⁽³⁾，您的这篇文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完备的回答。现在有两个人很关心这个问题，这就是罗马的拉布里奥拉⁶³⁷和正在《社会评论》上同洛里亚进行论战的拉法格⁶³⁸。因此，如果您能把文章寄一份给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教授（他的地址是罗马维克多一艾曼努埃尔大街251号），那么他会尽一切可能发表这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译文，另外再寄一份给保尔·拉法格（他的地址是法国塞纳省勒佩勒），这会给他提供必要的论据，他会引用您的文章的。我已经就此写信告诉他们两人，说您的文章已包含了对主要论点的现成的答案。如果您无法寄发这两份东西，请您来信告诉我。

　　我必须就此搁笔，否则我就会没完没了地写下去。

　　衷心问好。

您的 弗·恩格斯

脚　　注

(1) 韦·桑巴特《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批判》，载于1894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第7卷第4期。——编者注
(2) 康·施米特《〈资本论〉第三卷》，载于1895年2月25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第4年卷第22期。——编者注
(3) 阿·洛里亚《卡尔·马克思的遗著》，载于1895年2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编者注

注　　释

635 西法兰克王国是在查理大帝帝国瓦解后建立的，该帝国是一个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盟。843年，帝国由查理的三个孙子瓜分。其中秃头查理得到了帝国的西部领土，包括现在法国的大部分，建立了西法兰克王国。莱茵河以东的土地（未来德国的核心）交给了德意志的路易。从北海到中意大利之间的狭长地带则归查理大帝的长孙洛塔尔掌管。——695。
636 耶路撒冷法典是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征讨后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法律文献汇编，该法典于12世纪下半叶完成。——695。
637 安·拉布里奥拉校订了帕·马尔提涅蒂翻译成意大利文的《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他把在意大利围绕阿·洛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所出现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895年2月26日给保·拉法格的信中说：“拉布里奥拉很高兴校订所有论述洛里亚的地方”。——696。
638 指保·拉法格发表的两篇文章：《略驳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批评》和《拉法格的回答》，刊登在1894年10月16日和11月16日《社会评论》第20和22期。这两篇文章是对某些意大利经济学家的反驳，这些经济学家支持阿·洛里亚在《卡尔·马克思的遗著》一文（发表在1895年2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第55卷第3期）中提出的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观点。——696。

277
恩格斯致维克多·阿德勒

维也纳

1895年3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维克多：

　　……由于你想在狱中⁶³⁹钻研《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为了使你省些劲，我想给你几点提示。

　　第二册。

　　第一篇。第一章要认真地读，然后读第二和第三章就比较容易了，第四章是总的概述，也要用心读，第五和第六章容易懂，特别是第六章，谈的是次要的东西。

　　第二篇。第七至九章是重要的。第十和第十一章尤其重要。第十二、十三、十四章也是一样。而第十五、十六、十七章先泛读—遍就行了。

　　第三篇。这是重农学派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和货币的总循环所作的最出色的阐述。内容很好，形式却难得可怕，一是因为这里把按照两种不同方法进行的两次研究合并在一起，二是因为第二次研究是马克思在头脑受到长期失眠的折磨的情况下勉强完成的。要是我的话，我就把它放在最后，即对第三册进行了第一遍学习之后。对于你的学习来说，开头可以撇开这一篇。再谈第三册。第一篇的第一至四章是重要的，而第五、六、七章对总的联系不太重要，所以暂时不必在上面花费很多时间。

　　第二篇。第八、九、十章非常重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泛读一遍就行了。

　　第三篇。第十三至十五章全都非常重要。

　　第四篇。第十六至二十章也非常重要，可是容易读。

　　第五篇。第二十一至二十七章非常重要。第二十八章不那么重要。第二十九章重要。第三十至三十二章总的说来对于你的目的是不重要的，第三十三和第三十四章谈的是纸币等等，也重要；第三十五章谈的是国际汇兑率，重要，第三十六章你会感到非常有趣，也好读。

　　第六篇。地租。第三十七和第三十八章重要。第三十九和第四十章不那么重要，但都需要通读。第四十一至四十三章（级差地租II，各种具体情况）可以比较粗略地读过去。第四十四至四十七章又是重要的，大部分也容易读。

　　第七篇很精彩，遗憾的是只有一个骨架，而且叙述还带有失眠症的明显痕迹。

　　如果你按照这个办法把主要的东西弄通，次要的东西开头先粗略地读一遍（最好先把第一卷中主要的东西再读一遍），那你就会对全书有一个概貌，以后再钻研那些被忽略的地方也就比较容易了……

注　　释

639 由于《工人报》发表了一系列批评奥地利政府的文章，该报编辑维·阿德勒于1895年3月被判处监禁七个星期。——697。

278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

斯图加特堡

1895年4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男爵：

　　明信片收到了。今天我惊讶地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温顺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⁶⁴⁰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对我只字未提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

　　普拉特写的东西收到了，谢谢。写得很没意思，可是这个人却在不断进步。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光是这些教授我们很快就无法应付了。尤·沃尔弗也作了回答⁶⁴¹，这很好。我将把他列为斯蒂贝林和洛里亚一流的人物。世之荣光如斯逝去。⁽¹⁾

　　我们大家向你们大家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德意志言论》我们收到了两份，一份给弗赖贝格尔，另一份留给我自己。

脚　　注

(1) 教皇选举仪式上的用语.原文为拉丁文：“sic transit mundi g1oria”。——编者注

注　　释

640 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699。
641 指尤·沃尔弗为1895年在耶拿出版的弗·贝尔托《给尤利乌斯·沃尔弗博士先生的关于马克思的五封信》一书写的序言，标题是《“收信人”的话》。沃尔弗在这篇序言中回答了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对他的批评。恩格斯曾打算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对沃尔弗加以批判。——699。

279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勒佩勒

1895年4月3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拉法格：

　　……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⁶⁴⁰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⁶²³，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所以我请您等到全篇文章发表后再作评论——文章大概将登在《新时代》上——，我天天等着小册子的样书。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注　　释

623 1894年12月6日。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交了《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新闻出版法的法律草案》（即所谓《反颠覆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700。
640 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他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700。

280
恩格斯致理查·费舍

柏林

1895年4月15日于伦敦西北区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亲爱的费舍：

　　400马克收到，谢谢。我准备明天让人把它换开，分给继承人。⁶⁴²

　　这么说，老《莱茵报》上的几篇文章，还是发生了我—直担心的问题：著作权已经丧失，而所有权我们也只有赶快行动才能保住。所以，最好你马上发表一个声明，说你们的出版社将出版这几篇文章，并附有我的序言和注释。书名大致如下：

　　《卡尔·马克思的处女作。1842年（第一个）〈莱茵报〉上的三篇文章。I.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II.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III.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种植葡萄的农民的状况。弗·恩格斯编辑并作序》。⁶⁴³

　　书名我不太喜欢，在我们想出一个更合适的以前，你最好尽可能不宣布明确的书名。至于那篇关于摩泽尔的文章⁶⁴⁴，我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曾不止一次地听马克思说过，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状况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一直是把这篇关于摩泽尔的文章作为他写的文章来谈论的。这篇文章我没有读过，那时我已经在英国了。不过，从当时我们谈论这件事到现在已经过去很久了，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弄错的可能性，只要把文章拿给我看一看，我就绝对不会搞错。

　　至于你的庞大的计划⁶⁴⁵，我看在反颠覆法草案⁶²³的命运尚未决定时，你最好还是暂时搁一搁。重印历史文献以及早期著作的丛书，不容许任何书报检查——要么完整无损、一字不改，要么根本不印。在发表马克思和我过去的著作时，我决不能同意做即使是最小的删节以适应当前的新闻出版条件。因为我们当时写作是一点也不讲客气的，并且总是为那些目前在德意志帝国国土上被视为越轨和犯法行为的东西辩护，所以在这个模范的法令批准之后，在柏林重印这些文章，不大加删节是根本不可能的。

　　其次，我倒是有一个计划：把马克思和我的小文章以全集形式重新献给读者，并且不是陆续分册出版，而是一下子出齐若干卷。我已就这件事同奥古斯特通过信，我们还在继续商谈。等他回来你再同他谈谈；我还不太有把握的是，这件事对你们是否合适，还有，你们《前进报》出版部是否是做这件事的最合适的人选，——何况还有对新闻出版事业的各种迫害，因此，也许作为一条不得已的出路，我甚至只好考虑在德意志帝国境外找出版者了。

　　马克思决不会赞成陆续分册出版；有一次他曾经允许迈斯纳把《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分成七大册出版，每册约七个印张，但这样的事也就是这么一次。像《神圣家族》、《福格特先生》等这样的书，分成两个印张左右的分册出版，是绝对不行的。这样读书不能使读者有任何收获，这种支离破碎的阅读只会使人莫名其妙。登在《论坛报》上的文章，只有英文的。

　　登在《论坛报》上的文章，只有英文的。

　　节日是在非常好的天气中度过的，一切都还顺利。此外没有什么新的消息。《莱茵报》三篇文章中任何一篇抄好以后，请立即给我寄来，我好开始工作。要用挂号印刷品邮寄，或者采取其他保险措施。

　　大家都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 弗·恩·

【图】1939年—1949年间出版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中译本

注　　释

623 1894年12月6日。德国政府向帝国国会提交了《关于修改和补充刑法典、军事法典和新闻出版法的法律草案》（即所谓《反颠覆法草案》）。按照这个法案，对现行法令增加了一些补充条文，规定对“蓄意用暴力推翻现行国家秩序者”、“唆使一个阶级用暴力行动反对另一个阶级从而破坏公共秩序．者”、“唆使士兵不服从上级命令者”等等，采取严厉措施。1895年5月，该法律草案被帝国国会否决。——702。
642 指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本小册子的稿费。——701。
643 指马克思撰写的以下几篇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恩格斯曾打算将这几篇文章结集出版，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701。
644 这里所说的关于摩泽尔的文章是指马克思在1843年1月《莱茵报》第15、17、18、19和20号上连续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马克思原计划这篇文章分五个部分，但是当时只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其中的前两个部分，后来第三部分被收入卡·海因岑编辑的《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另两个部分是否写成，目前不得而知。——701。
645 理·费舍曾于1894年1月27日建议分册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认为这样做并不妨碍出版他们的全集。——702。

人名索引

A

阿伯丁伯爵，乔治·汉密尔顿·戈登（Aberdeen，George Hamilton Gordon，Earlof 1784—1860）——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50年起为皮尔派领袖，曾任外交大臣（1828—1830和184l—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1834—1835）和联合内阁首相（1852—1855）。——127。

阿卜杜尔·阿齐兹（Abdul-Aziz 1830—1876）——土耳其苏丹（1861年起），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的弟弟。——416。

阿德勒，维克多（Adler，Victor 1852—191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889—1895年曾与恩格斯通信；《工人报》编辑，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后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573、629、697。

阿德隆，约翰·克里斯托夫（Adelung，Johann Christoph 1732—1806）——德国语言学家，写有德语词源学和德语语法等著作。——34。

阿尔伯（Albert原名亚历山大·马丁.Alexandre Martin，人称工人阿尔伯Ouvrier Albert 1815—189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848年二月革命时期领导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临时政府成员，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叛处有期徒刑，巴黎公社的积极战士。——58、633。

阿尔米纽斯（Arminius公元前17一公元21）——日耳曼族凯鲁斯奇人的领袖，曾领导日耳曼部落反对罗马人的斗争，并于公元9年在条顿堡林山击败了罗马人。——34、257。

阿克萨科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Аксаков，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23—1886）——俄国政论家，斯拉夫主义者，50—60年代曾批评沙皇政府的对内政策，70—80年代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鼓吹者之一。——474。

阿拉戈，多米尼克·弗朗索瓦（Arago，Dominique-François 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资产阶级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为共和主义者。《改革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58。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445—385）——古希腊剧作家，写有政治喜剧。——545。

阿莫斯，谢尔登（Amos，Sheldon 1835—1886）——英国法学家，80年代初起在埃及当律师，亚历山大里亚上诉法院法官（1882）。——491。

阿什利——见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阿特伍德，托马斯（Attword，Thomas 1783—1856）——英国银行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59。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工人政论家，职业是裁缝；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213、214、227、396。

埃里蒂埃，路易（Héritier，Louis 1863—1898）——瑞士社会主义者，写有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作。——646。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公元前525—45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家。——545。

埃斯特鲁普，雅科布·布伦农·斯卡文尼乌斯（Estup，Jacob Brönnum Seavenius 1825—1913）——丹麦国务活动家，保守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65—1869），财政大臣和首相（1875—1894）。——578、579。

艾劳（Eilau，N.）——德国商人，马克思和巴黎公社代表之间的联系人，负责传递文件和信函。——355、358。

艾利生，阿奇博尔德（Alison，Sir Archibald 1792—1867）——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人。——79。

艾伦，乔治（Alien，George）——英国医生，曾给马克思一家治过病。——433。

艾萨克斯，亨利·阿伦（Isaacs，Henry Aaron）——伦敦市长（1889—1890）。——577。

艾威林，爱德华（Aveling，Edward 185l—1898）——英国作家和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者，1884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l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译者之一。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573、633、634。

艾韦贝克，奥古斯特·海尔曼（Ewerbeck，August Hermann 1816—1860）——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1—1846年领导巴黎正义者同盟人民议事会，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退出同盟；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在巴黎建立的德国人协会书记和《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50年代是语言教师和图书管理员。——14、17、20—21、33、35、93。

艾希霍夫，卡尔·威廉（Eichhoff，Karl Wilhelm 1833—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50年代末因在报刊上揭露威·施梯伯的密探活动而受到法庭审讯；1861—1866年流亡伦敦，1867年起为国际会员，第一批第一国际史学家之一，国际柏林支部的组织者，总委员会驻柏林通讯员，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296、569、646。

艾泽曼（Eisermann）——德国细木工，19世纪40年代是巴黎正义者同盟成员，卡·格律恩的拥护者。——34—36、38—40。

爱德——见伯恩施坦，爱德华。

爱德华·阿伯特，约克亲王（Eduard Albert，Prince of York 1894—1972）——英国王储，1936年1月20日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八世，同年12月11日退位。——673。

安·斯图亚特（Anna[Ann，Anne]Stuart 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273。

安年科夫，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Анненков，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12—1887）——俄国自由派地主、著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政论家t在国外旅行期间同马克思相识。——41。

安斯，欧仁（Hins，EugSne 1839—1923）——比利时教员，蒲鲁东主义者，后为巴枯宁主义者，国际比利时支部创始人之一，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379。

奥本海默，莫泽斯（Oppenheimer，Moses）——德国社会民主党人。——499。

奥本海姆，麦克斯（Oppenheim，Max）——德国商人，在布拉格和德累斯顿经商，1874年结识马克思；路·库格曼的内弟。——605。

奥伯弥勒，威廉（ObermiJller，Wilhelm生于1809年）——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9年巴登嘈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卡尔斯鲁厄志愿军的领导人·1848年以前侨居法国和瑞士，威·魏特林的反对者。——343。

奥顿诺凡—罗萨，耶利米（O’Donovan Rossa，Jeremiah 1831—1915）——爱尔兰芬尼社的创建人和领导人，《爱尔兰人民报》的出版者（1863—1865），1865年被捕，被判处无期徒刑，1870年获赦，不久流亡美国，在那里领导芬尼社；8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31 5、330。

奥多尔夫，雅科布（Audorf，Jacob 1835—189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拉萨尔派，职业是机械工人，后为政论家和诗人，曾参加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创建（1863），任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颂扬拉萨尔的《德国工人之歌》的作者（1864）；1887—1898年为《汉堡回声报》编辑之一。——611。

奥尔，伊格纳茨（Auer，Ignaz 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曾多次当选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8、1880—1881、1884—1887和1890—1907），晚年为改良主义者。——443。

奥尔西尼，费利切（Orsini，Felice 1819—1858）——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争取意大利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的参加者，因谋刺拿破仑第三（1858）而被处死。——403。

奥尔西尼，切扎雷（Orsini，Cesare）——意大利政治流亡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曾在美国宣传国际的思想；费·奥尔西尼的兄弟。——403。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129、669。

奥古斯特——见倍倍尔，奥古斯特。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翼领袖。——318。

奥康瑙尔，菲格斯·爱德华（O’Connor，Feargus Edward 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创办人和出版者；1848年后为宪章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108、580。

奥美尔帕沙——见拉塔什，米哈伊尔。

奥托—瓦尔斯特，奥古斯特（Otto-Walster，August 1834—189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爱森纳赫代表大会（1869）代表，《德累斯顿人民信使》的创办人和编辑（1871—1875），《克里米乔市民和农民之友》编辑（1875—1876），《人民国家报》撰稿人，1876年流亡美国。——409。

奥哲尔，乔治（Odger，George 1820—1877）——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职业是鞋匠，工联伦敦理事会创建人之一，1862—1872年为理事会书记，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和工人代表同盟盟员，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1）和主席（1864—1867），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在争取英国选举改革的斗争期间与资产阶级有勾结，1871年拒绝在总委员会的宣言《法兰西内战》上签名并退出总委员会。——212、213、247、287、291。

B

巴登格——见拿破仑第三。

巴尔，海尔曼（Bahr，Hermann 1863—1934）——奥地利资产阶级政论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剧作家。——583。

巴尔特，恩斯特·埃米尔·保尔（Barth，Ernst Emile Paul 1858—1922）——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起为莱比锡大学教授。——586、587、600、60l、616、623、657、659。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Honorö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570、571。

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Bax，Ernest Belfort 1854—1926）——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80年代起为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之一，1882年起为民主联盟（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是其左翼的活动家之一；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曾在伦敦东头最贫苦的居民中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工作，1883年起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英国社会党创始人（1911）和领袖之—；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为社会沙文主义者。——575。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20、108、143、297、300、331、336、345、361、364、368、372、375—380、382、383、391、392、398、399、482、483、492、507、646。

巴雷，路易（Baare，Louis 182l—1897）——德国工业家，波鸿钢铁公司总经理，因漏税和其他不法行为受法庭审判。——641。

巴里，马尔特曼（Barry，Maltman 1842—1909）——英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2—1873）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4），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派和英国工联改良派；国际停止活动后仍继续参加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为保守党的报纸《旗帜报》撰稿，90年代支持所谓的保守党人“社会主义派”。——394。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I 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97。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16l。

巴泰勒米，艾曼纽埃尔（Barthé1emy，Emmanuel 1820前后—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99。

白恩士，莉迪娅——见恩格斯，莉迪娅（莉希）。

白恩士，约翰（Buns，John笔名杰克Jack 1858—1943）——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80年代为新工联的领导人之一，伦敦码头工人罢工（1889）的领导者190年代转到自由派工联主义立场；议会议员（1892年起），曾任自由党内阁的地方自治事务大臣（1905—1914）和商业大臣（1914）。——577、673。

白拉克，威廉（Bracke，Wilhelm 1842—188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不伦瑞克支部创始人（1865），1867年起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中的反对派，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创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不伦瑞克白拉克出版社的创办人（1871），《不伦瑞克人民之友》（1871—1878）和《人民历书》（1875—1880）的出版者l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40、404、406、424。

拜比吉，查理（Babbage，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51—153。

拜尔，卡尔·罗伯特（Bayer，Karl Robert笔名罗伯特·比尔Robert Byr 1835—1902）——德国小说家。——11。

班纳，罗伯特（Banner，Robert）——苏格兰社会主义者，费边社社员，社会民主联盟爱丁堡地方分部的创建人（1882）；1881年曾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协助建立苏格兰社会主义政党。——633。

邦霍尔斯特，莱昂哈德·冯（Bonhorst，Leonhard von生于184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技师；60年代中是维斯巴顿工人教育协会会员，1867年春与国际日内瓦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1867年秋天起是全德工人联合会驻维斯巴顿的全权代表，1869年退出全德工人联合会，爱森纳赫代表大会（1869）代表，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不伦瑞克委员会书记，1872年是莱比锡叛国案的被告之一；后来脱离政治活动。——340。

保罗斯，亨利希·埃伯哈德·哥特洛布（Paulus，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教授，神学上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11。

鲍德利，特伦斯·文森特（Powderly，Terence Vincent 1849—1924）——美国技师，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1879—1893年是“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I 1896年归附共和党。——558、560。

鲍威尔，埃德加（Bauer，Edgar 1820—1886）——德国政论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l恩格斯的朋友l 1842年为《莱茵报》的撰稿人；1843年转到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曾多次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1859年为伦敦《新时代》编辑；1861年大赦后为普鲁士官员；布·鲍威尔的弟弟。——18。

鲍威尔，布鲁诺（Bauer，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舂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I 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15、16、18、283、302。

贝德克尔，尤利乌斯·泰奥多尔（Baedeker，Juliusrheodor 1814_188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1845—1846年出版《社会明镜》杂志。——20。

贝尔（Behr，B.）——德国柏林的出版商。——409。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Adolph 1822—1875）——德国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马克思和案件被告人之间的联系人；后为自由主义者。——81、82。

贝尔奈斯，拉撒路·斐迪南·策莱斯廷（Bernays，Lazarus Ferdinand Coelestin 人称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Karl Ludwig Bernays 1815—1879）——德国激进派政论家，40年代初是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1844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1848年春成为巴黎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会员；1848—1849年革命后侨居美国。——18、33、35。

贝尔尼埃。弗朗索瓦（Bernier，Francois 1620—1688）——法国医生、旅行家、作家和哲学家。——111、112、114。

贝盖利，朱泽培（Beghé11i，Giuseppe 1847.—1877）——意大利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加里波第远征的参加者（1866～1871），1871年起为都灵工人联合会会员，罗马代表大会的参加者。都灵的报纸《民主报》和《多事人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381。

贝克尔，伯恩哈德（Becker，Bernhard 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派，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代表，后任主席（1864—1865）I 1870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4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222、406。

贝克尔，伊丽莎白（Becker，Elisabeth死于1884年）——约·菲·贝克尔的妻子。——446。

贝克尔，约翰·菲力浦（Becker，Johann Philipp 1809—1886）——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刷工，1848年加入瑞士籍。三月革命以前的民主运动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以瑞士军队军官身份参加了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在巴登喑法尔茨起义时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和志愿军；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立场，瑞士“革命集中”成员（1850），国际日内瓦第一支部的创建人（1864），国际日内瓦支部委员会、德国和瑞士德语区中央委员会主席（1865），国际德语区支部主席（1866年起），在瑞士的国际德国人支部组织者，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代表，《先驱》杂志出版者和编辑（1866—1871）和《先驱者》杂志编辑（1877—188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32、333、446、476、508、524、555、556。

贝克斯，皮埃尔·让（Beckx，Pierre-Jean 1795—1887）——比利时教士，耶稣会的首领（1853—1884.）。——423。

贝里耶，皮埃尔·安东（Berryer，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正统主义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98。

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139。

贝姆，约瑟夫（Bem，Jé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人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79。

贝奈德克，路德维希·奥古斯特（Benedek，Ludwig August Ritter von 1804—1881）——奥地利将军，曾参加镇压1846年加里西亚农民起义和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民族解放运动；1859年奥意法战争时期任奥军第八军军长，1860—1864年任奥军参谋长，匈牙利军政总督，1866年奥普战争时期任奥军总司令。——277。

贝瑟姆—爱德华兹，玛蒂尔达·巴巴拉（Betham-Edwards，Matilda Barbara 1836—1919）——英国女作家。——402。

贝特曼（Bethmann）——德国银行家。——619。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 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51、390、404、407、439、441、443、478、484、485、507、508、520、521、527、537、546、550、555、603、608、620、632、637、644、653、654、675、677、679、702。

倍倍尔，尤莉娅（Bebel，Julie 1843—1910）——奥·倍倍尔的妻子。——501、62l。

比尔，罗伯特——见拜尔，卡尔·罗伯特。

比斯利，爱德华·斯宾塞（Beesly，Edward Spencer 1831—1915）——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实证论者，伦敦大学教授；积极参加60年代的民主运动，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主席}1870—1871年是争取英国政府承认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英国报刊上为国际和巴黎公社辩护，同马克思保持友好关系。——347、357。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Bismark]，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以“自上而下”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一，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以保证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95、205、220—223、237、239、240、245、250、251、256、258、259、278、302、320、341—345、356、358、359、378、382、409、425、467、469、47l、473、479、485、486、500、515、517、533、538、558、567、578、582、604、659、687。

毕尔格尔斯，约翰·亨利希（Btlrgers，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l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2l、22、33、192、233。

毕尔克利，卡尔（Btirkli，Karl1823—1901）——瑞士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I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I第一国际苏黎世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和洛桑代表大会（1867）秘书，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瑞士合作社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477。

毕舍，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国民议会议长（1848）。——293。

毕希纳，路德维希（BBchner，I，udwig 1824—1899）——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338、410。

边沁，耶利米（Behntham，Jeremy 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24。

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Бельви,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笔名恩·弗列罗夫斯基Н.Флеровский, 1829—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325。

波尔特，弗里德里希（Bolte，Friedrich）——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德国人，国际纽约第一支部成员和书记（1877），国际北美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1872）代表，北美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成员（1874年以前）和书记；《工人报》编委，海牙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总委员会的委员（1872—1874），1874年为美国联合工会委员会书记，同年因参与分裂活动被开除出总委员会。——367。

波克罕，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民主主义者，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在伦敦经商，50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1860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297、448。

波拉克，亨利（Polak，Henri 1868—1943）——荷兰工会活动家和社会民主党人，属于右翼。——680。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6。

波普，约翰（Pope，John 1822—1892）——美国将军，属于共和党，美国内战的参加者，1862年先为密西西比州后为弗吉尼亚州的北军的一个军团的指挥官。——192。

波特尔，乔治（Potter，George 1832—1893）——英国工联改良派领袖之一，职业是木工，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和建筑工人工联的领导人，《蜂房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在报纸上一贯实行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妥协的政策。——216、287、404、576。

伯蒂歇尔，约翰·弗里德里希·威廉（B6tticher，Johann Friedrich Wilhelm 1789—1850）——德国语文学家和古代史学家，写有历史、语文学和神学方面的著作l《迦太基史》的作者。——136。

伯恩施坦，爱德华（Bernstein，Eduard 1850—1 932）——德国银行雇员和政论家，1872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代表（1875），卡·赫希柏格的秘书（1878）；1880年结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81—1890）。——436、443、447、460、466、469、481、487、489、491、492、495、496、498—500、509、514、517、519、522、555、556、572、573、574、601、681、682。

伯恩施坦，雷吉娜（Bernstein，Regina第一个丈夫姓沙特奈尔Schattner）——爱·伯恩施坦的妻子。——572、573。

伯耳齐希，冯（B61zig，von）——普鲁士近卫团上尉。——259。

伯利欣根，葛兹·冯（Berlichingen，Götz von 1480—1562）——德国骑士，1525年参加农民起义，任内卡河谷—奥登林山雇佣军支队的步兵上校，在柯尼斯霍芬决战时出卖了农民·歌德的同名剧本和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葛兹·冯·伯利欣根的原型。——170。

伯尼克男爵，奥托（Boenigk，Otto Baron von）——德国社会活动家，曾在布雷斯劳大学讲授社会主义。——588。

勃朗，加斯帕尔·安东（Blanc，Gaspard-Antoine生于1845年）——法国印刷工人，1866年在里昂成为国际会员；曾为《团结报》撰稿，同巴枯宁关系甚密，1870年里昂九月起义的参加者，1871年3月23日在里昂宣布巴黎公社成立；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1871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要塞监禁，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382。

勃朗，路易（Blanc，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官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58、89、91、93、99、101、105、109。

博尔吉乌斯，瓦尔特（Borgius，Walther）——德国大学生。——667。

博古斯拉夫斯基，阿尔伯特·冯（Boguslawski，Albert von 1834—1905）——德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曾参加镇压波兰起义（1863—1864）。——687、688。

博勒加德，皮埃尔·古斯塔夫·图唐（Beauregard，.Pierre Gustave Toutant 1818—1893）——美国将军，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美国内战时期为弗吉尼亚州（1861～1862年初）、密西西比州（1862）和查理斯顿（1862年9月—1864年4月）的南军指挥官。——181、182。

博纳尔德子爵，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布鲁瓦兹（Bonald，Louis-Gabriel Ambroise，vicomte de 1754—184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保皇派，复辟时期的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638。

博尼埃，沙尔（Bonnier，Charles 1863—1905以后）——法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作家，长期侨居英国，法国工人党党员，曾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茹·盖得的朋友。——655。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564。

布尔，路德维希·亨利希·弗兰茨（Buhl，Ludwig Heinrich Franz 1814—1882）——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博士俱乐部”和“自由人”小组成员，《莱茵报》（1842）及其他许多报刊的撰稿人，《爱国者》杂志的出版者。——24。

布拉斯，奥古斯特（Braß，August 1818—1876）——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9—1860年是《新瑞士报》的主编，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年代起是俾斯麦的拥护者，《北德总汇报》的发行人。——258。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203、212、216、259。

布兰克，卡尔·埃米尔（Blank，Karl Emil 1817—1893）——德国商人，40—50年代接近社会主义观点，恩格斯的妹妹玛丽亚的丈夫。——17、29、57。

布兰克，威廉（Blank，wilhelm 1821—1892）——德国商人，恩格斯的同学。——20。

布兰特，塞巴斯蒂安（Brant，Sebastian 1458—1521）——德国人道主义者，作家。——6。

布朗，威拉德（Brown，Willard）——美国新闻工作者，社会主义者；马克思的熟人。——461。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325、403、472、533、655、656。

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Boulanger，George-Ernest-Jean-Made 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1886—1887）；企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蛊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654。

布劳恩，亨利希（Braun，Heinrich 1854—1927）——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新时代》杂志创办人之一，《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社会政治中央导报》等刊物的编辑，帝国国会议员。——689。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John Francis 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54、159。

布雷肯里奇，约翰·卡贝尔（Breckinridge，John Cabell 182l—1875）——美国国务活动家，民主党人，南部奴隶主叛乱的领导人之一；副总统（1857—1861），186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美国内战时期是南军的将军，南部同盟的陆军部长（1865）。——191。

布林德，卡尔（Blind，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年代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220、24l。

布鲁斯，保尔·路易·玛丽（Broussc，Paul-Louis-Marie 1844—1912）——法国医生，1872年起为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和汝拉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72年9月被开除出国际；1872—1873年住在巴塞罗那—法国南方革命宣传委员会的创始人；巴枯宁派的日内瓦代表大会（1873）和汝拉联合会历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伯尔尼支部成员（1874），伯尔尼社会民主联合会成员（1876）；1880年返回巴黎;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后为可能派的首领。——467、482、483、486、491。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Brentano，Ludwig Joseph[Lujo]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458。

布罗克豪斯，亨利希（Brockhaus，Heinrich 1804—1874.）——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先是莱比锡一家图书出版发行公司的共同所有者（1823年起），后为独立所有者（1850年起）。——197。

布洛赫，约瑟夫（Bloch，Joseph 1871—1936）——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社会主义月刊》编辑。——59l。

布洛默斯泰因（Blommestein）——荷兰金融家，19世纪80年代初为法国《公民报》的所有者。——487。

布洛斯，威廉（Blos，Wilhelm 1849—1927）——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社会民主党人；《人民国家报》编辑（1872—1874），帝国国会议员（1877—1878、188l—1887和1890—1907），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右翼；90年代为《前进报》编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1918年十一月革命后为符腾堡政府领导人。——415、422。

布斯凯，阿贝尔（Bousquet，Abel）——法国无政府主义者，1871年1月起为巴黎第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成员，；1月起在贝济耶成为社会主义委员会主席，1872年9月因警探身份被揭露而被开除出国际。——382。

C

查理五世（Karl V 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查理五世；曾为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170、171、172、175。

查苏利奇，维拉·伊万诺夫娜（Засулич，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1883）的创始人之一；后来转到孟什维克立场。——530、532。

察赫尔，格奥尔格（Zacher，Georg 1854—1923）——德国法学家，柏林政治警察局局长；《赤色国际》一书的作者。——646。

车尔尼晓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Чернышов，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786—1857）——俄国军官，1812年起为将军，国务活动家，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09—1812年为驻拿破仑第一司令部的军事外交代表，1828—1852年为陆军大臣。——182。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179、184、224、244、285、338、4lO、4l l、416、512。

达菲，詹姆斯（Duffy，James 1809—1871）——爱尔兰出版商。——317。

达兰贝尔（达朗贝尔），让·巴蒂斯特—勒龙德（D’Alembert，Jean—Baptiste LeRond 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490。

戴维斯，杰弗逊（Davis，Jefferson 1808—1889）——美国政治活动家，大种植场奴隶主，民主党人，南部奴隶主叛乱策划者之一，美国对墨西哥战争（1846—1848）的参加者；曾任美国陆军部长（1853—1857），南部同盟总统（186l—1865）。——194。

戴维斯，约翰（Davis，John 1569—1626）——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诗人，写有一些爱尔兰历史方面的著作，爱尔兰首席检察官（1609—1619）；拥护爱尔兰的英国殖民地化。——317。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99。

丹尼尔斯，罗兰特（Daniels，Roland 1819—185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医生，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之一，1850年起为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一批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3、80、82、542。

丹尼尔逊，尼古拉·弗兰策维奇（Дэниелсон，Никола Францевич笔名尼古拉—逊 Николай-он 1844—1918）——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和民粹派思想家，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把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是和格·亚·洛帕廷合译的）。——426、430、433、531、538、624、634、648、662。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意大利诗人。——545、666。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259。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8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1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7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1852年4月底流亡英国。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国际会员，7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60、95。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148。

德穆特，海伦（琳蘅，尼姆）（Demuth，Helene[Lenchen，Nim]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317、418、501、504、531、541、573。

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新闻工作者，废奴主义者，40—6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1868年起为《太阳报》主编。——100、144、145、346。

德普勒，马塞尔（Deprez，Marce；1843—1918）——法国物理学家和电气技师，曾从事远距离输电问题的研究。——499。

德萨米，泰奥多尔（Dézamy，Theodore 1803—1850）——法国政论家，空想共产主义革命派的代表人物。_7。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Ester[d’Ester]，Karl Ludwig Johann 1813—1859）——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医生；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曾在科隆的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普鲁士制宪议会和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重要作用并支持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后来流亡瑞士。——20、28、33。

德韦特，威廉·马丁·勒贝雷希特（De Wette，Wilhelm Martin Leberecht 1780—1849）——德国神学家，曾先后在海德堡大学（1809）、柏林大学（1810—1819）和巴塞尔大学（1821—1849）任教授。——145。

德维尔，加布里埃尔（Deville，Gabrie；1854—1940）——法国工人党的活动家和政论家，社会主义者，写有《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著作；1889和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20世纪初脱离工人运动。——511。

德亚克，费伦茨（Deák，Ferenc 1803—1876）——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匈牙利贵族自由派集团的代表人物，主张同奥地利君主国妥协。鲍蒂扬尼政府的司法部长（1848年3—9月），1860年起为众议院议员。——345。

狄茨，克利斯蒂安·弗里德里希（Diez，Christian Friedrich 1794—1876）——德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罗曼语语法的作者。——565。

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Dietz，Johann Heindch Wilhelm 1843——1922）——德国出版商，社会民主党人，1881年在斯图加特创办狄茨出版社，即后来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1881年起为国会议员。——603、605、614、676。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Joseph 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社会民主党党员和国际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288、296、298。

迪斯累里，本杰明，比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D’Israeli]，Benjamin，Earl of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418、437。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Ren6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401、586。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 3世纪末）——古希腊作家和哲学史家，《著名哲学家的生平》的编纂者。——258。

蒂巴尔迪，帕奥洛（Tibaldi，Paolo 1825—1901）——意大利革命家，加里波第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364。

丁铎尔，约翰（Tyndall，John 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科普作家；主要从事声学、磁学和热力学的研究。——400。

杜班，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André-Marie-Jean-Jacques人称大杜班Dupin atné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众议院议长（1832—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97。

杜邦，欧仁（Dupont，Eugene 1831—1881）——法国工人，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1862年起住在伦敦，1870年起住在曼彻斯特，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法国通讯书记（1865—1871），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洛桑代表大会（1867）主席，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伦敦法国人支部成员（1868年以前），曼彻斯特法国人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年），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1873），1874年迁居美国l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331、396。

杜邦·德勒尔，雅克·沙尔（Dupont de l’Eure，Jacques-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1830年以前是烧炭党领导成员·40年代是王朝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后为国民议会议员。——57。

杜朗，古斯塔夫·保尔·埃米尔（Durand，Gustave—Paul—l~.mile生于1835年）——法国首饰匠，警探，公社被镇压后在伦敦冒充流亡者，1871年为法国人支部书记，同年被揭发并被开除出国际。——375。

杜林，欧根·卡尔（Dtlhring，Eugen Karl1833—1921）——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70年代他的思想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党员产生过较大影响。——275、276、280、282、338、414—418、420。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索瓦（Dumouriez[DUmouriez]，Charles—Francois 1 739—1823）——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法国革命时期是吉伦特党人I曾任外交部长、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1792—1793）；1793年3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96。

杜西——见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杜欣斯基，弗兰齐合克（Duchifiski，Franciszek 1817—1893）——波兰历史学家和民族志学家，1830—183 1年起义后侨居巴黎，写有关于波兰和东斯拉夫人的历史和民族志学方面的著作。——320。

敦克尔，弗兰茨·古斯塔夫（Duncker，Franz Gustav 1822—1888）——德国出版商，资产阶级进步党的活动家，1868年同麦·希尔施一起创建改良主义工会（1868—1933），人称希尔施一敦克尔工会。——168、197、246、261、264。

多布罗贾努一盖雷亚，康斯坦丁（Dobrogeanu-Gherea，Constantin真名索洛蒙·卡茨Solomon Kaz 1855—1920）——罗马尼亚社会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社会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后为改良主义者。——566。

E

额尔金伯爵，詹姆斯·普鲁斯（Elgin，James Bruce，Earl of 1811—1863）——英国外交官，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出使中国（1857—1858和1860—1861），印度总督（1862—1863）。——167。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Engels，Friedrich 1796—1860）——恩格斯的父亲。——30、107。

恩格斯，海尔曼（Engels，Hermann 1822—1905）——德国工厂主，恩格斯基兴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恩格斯的弟弟。——19。

恩格斯，莉迪娅（莉希）（Engels，Lydia[Lizzy，Lizzie]父姓白恩士Bums 1827—1878）——爱尔兰女工，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玛·白恩士的妹妹，恩格斯的第二个妻子。——230、259、266、286、318、373、416、418。

恩格斯，玛丽亚（Engels，Marie 1824—1901）——恩格斯的妹妹，1845年起为卡·埃·布兰克的妻子。——17。

恩格斯，伊丽莎白（爱利莎）·弗兰契斯卡·毛里齐亚（Engels，Elisabeth[Blise]Franziska Mauntia父姓范·哈尔van Haar 1797—1873）——恩格斯的母亲。——29、365。

恩斯特，保尔（Ernst，Paul 1866—1933）——德国政论家、批评家和剧作家；80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1891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后来归附法西斯主义。——583、614。

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 1771—1851）——汉诺威国王（1837—1851）——82。

F

法尔加—佩利塞尔，拉斐尔（Farga Pellicer，Rafael化名拉法尔Rafar 1840—1903）——西班牙新闻工作者，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工人协会巴塞罗那支部（1869）以及巴塞罗那联合会委员会（1872）的创建者之一；国际巴枯宁派兄弟会成员·《联盟》周报编辑（1869—1873）；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872—1873年曾参加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科尔多瓦代表大会以及日内瓦代表大会；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371。

法耳梅赖耶尔，雅科布·菲力浦（Fallmerayer，Jakob Philipp 1790—1861）——德国历史学家、旅行家、东方学家；1848年起为慕尼黑大学历史学教授，写有关于希腊历史方面的著作。——282。

法夫尔，克劳德—加布里埃尔·茹尔（Favre，Claude-Gabriel-Jules 1809—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先后任内务部秘书长、外交部副部长、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60年代为立法团议员，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外交部长（1870—1871），曾到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1871）。——358、364、378。

范科尔，亨利克（Van Kol，Henrik 185l—1925）——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90年代末起是改良主义者，在第二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辩护，反对十月革命。——556。

范派顿，菲力浦（Van Patten。Philipp）——美国政治活动家，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1876年起是美国工人党全国书记，1879年起是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1883年起为国家官员。——506。

方塔纳，朱泽培（Fontana，Giuseppe 1840—1876）——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流亡伦敦，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意大利通讯书记（1864—1865）。——213、214、216。

菲尔克斯，费尔多·伊万诺维奇（Фиркс，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笔名谢多—费罗蒂男爵，德·克·Schédo-Ferroti，D.K.，Bacon 1812—1872）——俄国政论家，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关于俄国土地问题的著作。——297、298、319。

菲勒克。路易（Viereck，Louis 1851—1921）——德国出版商和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1887）；机会主义派的主要代表，1886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动。——485、495、499、500。

菲力浦二世·奥古斯特（Philipp II Auguste 1165—1223）——法国国王（1180—1223）；1189—1191年第三次十字军征讨的首领。——658。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9、25、296、298、600。

费舍，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Vischer，Friedrieh Theoder 1807—1888）——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分子，写有多卷美学著作。——150。

费舍，理查（Fischer，Richard 1855—1926）——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党人，党的执行委员会书记（189ff—1893），国会议员（1893—1926）。——605、684、686、701。

费希纳，古斯塔夫·泰奥多尔（Fechner，Gustav Theodor 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哲学家，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338。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658。

弗腊斯，卡尔·尼古劳斯（Fraas，Karl Nikolaus 1810—1875）——德国植物学家和农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写有一些关于植物学和农业方面的著作。——282、285、286。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80、143、317。

弗赖贝格尔，路德维希（Freyberger，Ludwig）——奥地利医生，侨居伦敦，1894年同路·考茨基结婚。——700。

弗兰克尔，莱奥（Frankel，Leo 1844—1896）——匈牙利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首饰匠160年代去伦敦，后迁居法国；1867年在里昂成为国际会员，住在巴黎；巴黎德国人支部创建人之一（1870），巴黎联合会委员会成员和书记；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劳动、商业和财政委员会委员，后流亡伦敦；伦敦社会研究小组成员；1872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1—1872），奥地利—匈牙利通讯书记；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6年返回匈牙利，匈牙利全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880），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355。

弗里布尔，厄内斯特·爱德华（Fribourg，Ernest-Édouard）——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后为商人；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之一，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代表；多家工人报纸的编辑部成员；1867年作为记者参加洛桑代表大会；1871年出版敌视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国际工人协会》一书。——403、646。

弗里茨，约斯（Fritz，Joß 约1470—1525）——1513年莱茵河上游地区鞋会的组织者。——176。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Friedlllnder,Max 1829—1872）——德国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曾参加《新奥得报》和《新闻报》编辑部（50—60年代马克思曾为这两家报纸撰稿），《新自由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斐·拉萨尔的表弟。——149。

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Friedrich—Karl，Prinz 1828—1885）——普鲁士将军，后为元帅，丹麦战争时期（1864）为普军总司令，后为联军总司令，普奥战争时期（1866）任普鲁士第一军团司令，普法战争时期（1871—1872）任第二军团司令，80年代为骑兵总监。——252、277。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620—1688）——勃兰登堡选帝侯（1640—1688）。——659。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 1831—1888）——普鲁士王储，1866年普奥战争时任普鲁士第二军团司令，1888年为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称弗里德里希三世。——277。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348。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6、195、259。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II，Friedrich der Groß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495。

弗列罗夫斯基，恩·——见别尔维，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弗路朗斯，古斯塔夫·保尔（F10urens，Gustave-Paul 1838—1871）——法国革命家和自然科学家，布朗基主义者，曾因遭到迫害而离开法国。1868年回国后，为《马赛曲报》撰稿人；1870年被流放，同年3月逃往伦敦，9月重回法国，1870年10月31日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巴黎公社委员，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1871年4月3日被凡尔赛分子杀害。——336。

弗伦克尔（Friinkel）——德国银行家。——308。

弗洛孔，斐迪南（Floeon，Ferdinand 1801）—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58、99。

伏打，亚历山大罗·朱泽培·安东尼奥·阿纳斯塔西奥（Volta，A1essandro Giuseppe Antonio Anastasio 1745—1827）——意大利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流电理论的创始人。——163。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14。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Jules[Julius]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关于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222、274。

福布斯，阿奇博尔德（Forbes，Archibald 1838—1900）——英国新闻工作者，《晨报》和《每日新闻》撰稿人，1870—1871年普法战争和1877—1878年俄土战争时期为战地记者。——18。

福尔马尔，格奥尔格·亨利希·冯（Vollmar，Georg Heinrich von 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派的领袖，《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79—1880）I多次当选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482、484、485、489、674、678、679。

福格特，奥古斯特（Vogt，August约1830—1883）——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属于无产阶级反对派，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反对拉萨尔主义，国际会员，1866年是国际柏林支部成员；1867年侨居美国，纽约德意志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总委员会驻美国的通讯书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326。

福格特，卡尔（Vogt，Karl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196、250、251、410。

福斯特，雷切尔（Foster，Rachel）——美国女社会活动家，争取妇女选举权全国协会书记。——549、550。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8、14、26、42、52、243、286、516、518。

G

盖得，茹尔（Guesde，Jules真名马蒂厄·巴西尔Mathieu Basile 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初期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自由报》撰稿人和《人权报》编辑部成员，1871年被判处五年徒刑t后逃往瑞士，加人巴枯宁派，日内瓦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和行动支部创始人之一；松维利耶代表大会（1871）的参加者，汝拉联合会成员；1872年流亡意大利，脱离巴枯宁派；1875年返回瑞士，1876年返回法国；后为法国工人党（1879）创始人之一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法国的宣传者；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革命派的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452、466—467、486、491。

盖里埃，安东·昂布鲁瓦兹（Guerrier，Antoine Ambroise 1818—1877）——法国社会主义者，19世纪40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奥·海·艾韦贝克的朋友。——14、20—21。

盖泽尔，布鲁诺（Geiser，Bruno 1846—1898）——德国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新世界》杂志编辑，188l—1887年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80年代末作为机会主义者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威·李卜克内西的女婿。——517、522。

甘必大，莱昂（Gambetta，Léon 1838—1882）——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国防政府的成员（1870—1871），该政府中图尔代表团团长。各省武装反抗普鲁士的组织者，1871年创办《法兰西共和国报》；曾任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1881—1882）。——419。

戈比诺，约瑟夫·阿尔图尔·德（Gobineau，Joseph-Anhurde 1816—1882）——法国社会学家、外交官和作家，反人类的种族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321、322。

戈尔（Gore）——英国人，爱琳娜·马克思的熟人。——417。

戈尔登贝格，约瑟夫·彼得罗维奇（Гольденберг，Иосиф Петрович化名Мешковский 1873—1922）——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90年起在国外学习，1903年起为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护国派，1920年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662。

戈克，玛丽（Goegg，Marie生于1826年）——国际妇女协会主席。——299。

戈申，乔治·乔基姆，霍克赫斯特子爵（Goschen，George Joachim，Viscount of Hawkhurst 1831—1907）——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原系德国人I初为自由党人，1863年起为议会议员，曾多次入阁；写有一些经济方面的著作。——491。

哥尔布诺娃，敏娜·卡尔洛夫娜（Горбунова, Минна Карловна 1840—1931）——俄国经济统计学家，民粹派倾向的女作家，曾多年在国外研究职业教育的组织情况，80年代研究莫斯科省妇女手工业。曾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450。

哥尔查科夫公爵，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Герцог Горча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1798—1883）——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驻维也纳大使（1854—1856），外交大臣（1856—1882），总理大臣（1867—1882）。——416。

哥特弗里德——见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170。

格奥尔格五世（GeorgV 1819—1878）——汉诺威国王（185l—1866）。——241。

格茨，斐迪南（GOtz，Ferdinand 1826—1915）——德国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医生；1849年德累斯顿五月起义的参加者，60年代是进步党人，后为民族自由党人，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273。

格拉德瑙尔，格奥尔格（Gradnauer，Georg 1866—1946）——德国社会民主党人，90年代是一些工人报纸和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647。

格拉顿，亨利（Grattan，Henry 1746—1820）——爱尔兰国务活动家，爱尔兰议会中温和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1775—1800年协助英国当局镇压1798年爱尔兰的起义；承认1801年的英爱合并；1805年起为英国议会议员。——317。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259、287、313、329、330、350、369、437、481、533、.554、576、673。

格雷，约翰（Gray，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阐发了“劳动货币”的理论。——159。

格里伦贝格尔，卡尔（Grillenberger，Karl 1848—1897）——德国政论家，职业是钳工l纽伦堡合作印刷所所长（1874—1895）； 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纽伦堡社会民主党报纸的出版者和编辑，《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南德秘密发行的组织者；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1—1897）和巴伐利亚邦议会议员（1892—1897）；党的领导成员（1884—1890），80年代起转向机会主义立场。——495、678。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Jacob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作开始出版《德语辞典》。——178、23l、258、282、284、285。

格鲁赛，帕斯卡尔·让·弗朗索瓦（Grousset，Pascal Jean François 1844—1909）——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布朗基主义者，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委员，对外联络委员会主席，公社被镇压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从那里逃走I后来转向资产阶级立场。——359。

格律恩，卡尔（GriJn，Karl笔名恩斯特·冯·德尔·海德Ernstvon der Haide 1817—1887）——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接近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1848），属于左翼，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1年起流亡比利时，1861年回到德国，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1870年到维也纳，1874年出版路·费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22、34—36、38—41。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227。

格奈泽瑙，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奈特哈特伯爵（Gneisenau，August Wilhelm.Anton，Graf Neithart von 1761）——1831）——普鲁士将军和军事政治活动家，1825年起为元帅·在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斗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拿破仑打败后与格·夏恩霍斯特等一起制定军事改革的原则，1813—1814年和1815年是格·勒·布吕歇尔将军的参谋长。——348。

龚佩尔特，爱德华（Gumpert，Eduard 1834—1893）——德国医生，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234.、261、279、343、395。

古尔德，杰伊（Gould，Jay 1836—1892）——美国铁路企业主和金融家。——596。

谷兹科，卡尔·斐迪南（Gutzkow，Karl Ferdinand笔名莱昂哈德·法尔克[Leonhard Falk 1811—1878）——德国新闻工作者、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德意志电讯》的出版者，德累斯顿宫廷剧院的戏剧顾问（1847—1850）。——443。

H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索菲娅（Itatzfeldt，Sophie，Grlifin von 1805—1881）——斐·拉萨尔的朋友和拥护者。——146、219—222、604。

哈第，詹姆斯·基尔（Hardie，James Keir 1856—1915）——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和政论家，改良主义者，职业是矿工，苏格兰工党创始人（1888）和领袖，独立工党创始人（1893）和领袖。——672、673。

哈克奈斯，玛格丽特（Harkness，Margaret笔名约翰·劳John Law）——英国女作家。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曾为《正义报》撰稿。写有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569。

啥克斯特豪森男爵，奥古斯特·弗兰茨（Haxthausen，August Franz Freiherr von 1792—1866）——普鲁士官员和作家，联合议会议员（1847—1848），后为普鲁士第一议院议员，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方面的著作。——166。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Hailer，Carl Ludwig von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哈勒的儿子。——638。

哈里斯，乔治（Harris，George）——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前宪章主义者，詹·奥勃莱恩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的信徒，全国改革同盟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总委员会财务书记（1870—1871）。——316。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108。

哈特曼，爱德华·冯（Hartmann，Eduard von 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他把谢林和叔本华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特点结合成“无意识哲学”。——401。

海德门，亨利·迈尔斯（Hyndman，Henry Mayers化名约翰·布罗德豪斯John Broudhouse 1842—1921）——英国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1881年是民主联盟（1884年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始人和领袖，后为英国社会党领袖，1916年因进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宣传而被开除出党。——575、673。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3。

海克尔，恩斯特·亨利希（Haeckel，Ernst Heinrich 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提出了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发生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400。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332、350、422、590。

海因岑，卡尔（Heinzen，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尔，1845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l曾参加1849年巴登一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109。

亥姆霍兹，海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Helmholtz，Hermann Imdwig Ferdinand 182l—1894）——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同时从事生理光学、力学、流体动力学、声学、热动力学和电动力学的研究，柏林物理工程学院创始人，并从1888年起任院长。——416。

汉弗莱·德·特拉福德（Humphrey de Trafford）——英国地主。——306。

豪普特，海尔曼·威廉（Haupt，Hermann Wilhelm约生于1831年）——德国店员，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49），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50年10月在汉堡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审判前即被释放，1852年迁居巴西。——82。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8）——罗马诗人。——322、615。

赫尔岑，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Герцен，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论家和作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847年流亡法国，1852年移居伦敦，在英国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定期文集和《钟声》报。——335、474。

赫尔瓦尔德，弗里德里希·安东·赫勒尔（Hellwald，Friedrich Anton Heller 1842——1892）——奥地利民族学家、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411。

赫拉克利特（Ha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一—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45、146、148。

赫普纳，阿道夫（Hepner，Adolf 1846—1923）——德国书商和新闻工作者l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3），1872年为莱比锡叛国案的被告之一，后宣告无罪·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I后侨居美国（1882—1908），曾为多家社会主义报刊撰稿；1908年回到德国。——415。

赫斯，莫泽斯（Heg，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者之一和撰稿人，1842年1—12月为该报编辑部成员，1842年12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中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1846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63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18、19、22、24、25。

赫希柏格，卡尔（Höchberg，Karl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Dr.Ludwig Richter 1853—1885）——德国作家和出版商，社会改良主义者，富商的儿子；伦理社会主义的拥护者，1876年加入社会民主党，《未来》（1877—1878）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1879—1881）的出版者。——420、444、447。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r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99、400。

黑尔德，阿道夫（Held，Adolf 1844—188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所谓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讲坛社会主义者；波恩大学教授。——337。

黑尔多夫（黑尔多夫—伯德拉），奥托·亨利希·冯（Helldorf[Helldorf-Bedra]，Otto Heinrich von 1833—1908）——德国大地主，德国保守党的创建人之一（1876），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1—1874、1877—1881和1884—1893）。——581。

黑尔斯，约翰（Hales，John生于1839年）——英国工人，工联主义运动活动家，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和劳动同盟、工人代表同盟的成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72）和书记（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曾参加巴枯宁的少数派，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1年11月）； 1872年初起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和分裂派I该派伦敦代表大会（1873）的组织者#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396、404。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25、26、42、44、69、88、93、99、140、143、145、146、148、162—164、184、226、227、239、26l、264、280、285、288、298、338、385、393、400、465、533、539、544、587、599、601、616、622、623、638、658、693。

亨尼西，约翰·波普（Hennessy，John Pope 1834—189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保守党人，60年代初曾在议会提出在爱尔兰实行一系列小改良的提案。——272。

亨宁，莱奥波德·多罗泰乌斯·冯（Henning，L，eopold Dorotheus’von人称冯·申霍夫von Schénhoff 1791—1866）——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1825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科学评论年鉴》编辑（1827—1847），黑格尔著作的编者之一。——622。

胡登，乌尔里希·冯（Hutten，Ulrich von 1488—1523）——德国诗人和政论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冯·胡登的原型。——170—172、175、177。

惠勒，乔治·威廉（Wheeler，George William）——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64—1865和1865—1867），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的参加者，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土地和劳动同盟的成员。——248。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84、411、599。

霍夫曼，奥古斯特·威廉（Hofmann.，.August Wilhelm 1818—1892）——德国有机化学家，1845年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苯胺。——26l、264。

霍夫曼，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多斯（Hoffmann，Ernst Theodor Amadeus 1776—1822）——德国作家、音乐家、画家和法学家，德国晚期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一度在普鲁士政府中任职。——236。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205、347、348。

J

基谢廖夫伯爵，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Киселёв，Павел Дмитриевич граф 1788—1872）——俄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将军；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俄国行政当局首脑（1829—1834），枢密院农民问题委员会常务委员（1835），国家产业大臣（1837—1856）；1837—1841年实行温和的改革；俄国驻巴黎大使（1856—1862）。——567。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c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l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462、669。

吉霍米罗夫，列夫·亚历山大罗维奇（Тихомиров，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2—1923）——俄国政论家，“民意党”党员；80年代末起为革命运动的叛徒，保皇派。——530。

吉约姆，詹姆斯（Guillaume，James 1844—1916）——瑞士教师、政论家，巴枯宁的拥护者，国际会员，国际勒洛克勒支部的创建人（1866），1868年起同巴枯宁建立联系，国际兄弟会的创建人之一；《进步报》（1868—1870）、《团结报》（1870—1871）和《国际工人协会汝拉联合会简报》（1875—1878）的编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组织者之一，由于进行分裂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335、336、371、375。

吉约姆—沙克，盖尔特鲁黛（Guillaume—Schack，Gertrud 1845—1903）——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女工运动活动家。——535。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ль，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427。

济贝耳，卡尔（Siebel，Karl 1836—1868）——德国诗人l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恩格斯的远亲。——174、249。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Franz von 148l—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1522—l523年反对特里尔大主教的骑士起义的领袖；在兰茨胡特的城堡遭攻击时丧生；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济金根的原型。——170—172、175—177。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东（Gamier-Pages，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曾任财政部长（1848年3一6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64—1870）；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57。

加尔文，让（Calvin，Jean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658。

加富尔伯爵，卡米洛·本索（Cavour，Camillo Bensa，conte di 1810_—1861）——意大利国务活动家，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思想家和领袖；撤丁王国政府首脑（1852—1859和1860—1861），实行在萨瓦王朝霸权下“自上”统一意大利的政策，支持拿破仑第三的政策，1861年起任第一届意大利政府首脑。——471。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50—60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进军；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和1866），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70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212、213、228、251、364。

加特曼，列夫·尼古拉耶维奇（Гатман，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0—1908）——俄国革命家，民粹派，1879年参加策划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事后流亡法国和英国，1881年迁居美国。——494。

焦耳，詹姆斯·普雷斯科特（Joule，James Prescott 1818—1889）——英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和热的研究，通过实验测定了热的机械当量，因而为能量守恒定律提供了佐证。——163。

金（King P.St.）——伦敦书商。——263。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的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60、109、320。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tilich，Gustav von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670。

居维叶男爵，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er，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baron de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并提出了灾变论。——284。

K

卡贝，埃蒂耶纳（Cabet，Étienne人称卡贝老爹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阐述的理论。——7、89、408。

卡波鲁索，斯蒂凡诺（Caporusso，Stefano）——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裁缝，国际那不勒斯支部创建人之一，并任该支部主席，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1870年由于盗用公款而被开除出国际。——361。

卡布鲁柯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Кабруков，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9—1919）——俄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民粹派；莫斯科大学教授；莫斯科省地方自治局统计处主任，《莫斯科省统计资料汇编》的主编；写有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著作。——627、628。

卡尔达诺，杰罗拉莫（Cardano，Gerolamo 1501—1576）——意大利数学家、医生和哲学家。——201。

卡尔多夫，威廉·冯（Kardorff，Wilhelm von 1828—1907）——德国大地主，大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保守党（帝国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1868—1906），保护关税派。——581。

卡菲埃罗，卡洛（Cafiero，Carlo 1846—1892）——意大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国际会员，1871年同恩格斯通信，在意大利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1872年起为意大利无政府主义组织的领导人之一，70年代末抛弃无政府主义，1879年用意大利文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节写本。——360、438。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Louis-Euge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96、97。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18。

卡雷舍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Карыш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5—1905）——俄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尤里耶夫（塔尔图）大学教授（1891—1893）和莫斯科农学院教授（1895—1904）；持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观点；写有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的著作。——627。

卡列耶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Кареев，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0—1931）——俄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429。

卡龙，沙尔·亚历山大·德（Calonne，Charles-Alexandre de 1734—1802）——法国国务活动家，财政总监（1783—1787），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分子的领袖。——629。

卡内帕，朱泽培（Canepa，Giuseppe 1865—1948）——意大利律师，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社会沙文主义者。——666。

卡诺。拉扎尔·伊波利特（Carnot，Lazare 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左派反对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848年2—7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反对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为共和党反对派领袖，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99。

卡佩，路易——见路易十六。

卡普，克里斯蒂安（Kapp，Christian 1790—1874.）——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路·费尔巴哈的朋友。——11。

卡斯泰拉佐，路易吉（Castellazzo，Luigi 1827—1890）——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和加里波第远征的参加者，激进资产阶级的佛罗伦萨国际民主协会的创始人。——360、365。

卡特柯夫，米哈伊尔·尼基佛罗维奇（Катков，Михаил Никифорович 1818—1887）——俄国政论家，《莫斯科新闻》的编辑（1850——1855和1863—1887）。——474。

凯迪伊克，阿尔诺德（Kerdijk，Arnold 1846—1905）——荷兰社会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主义者，接近讲坛社会主义。——457。

凯勒，沙尔（Keller，Charles 1843—1913）——法国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1869—1870年曾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部分译成法文·巴黎公社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流亡瑞士。——318、325。

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115—116、119、120、123、124、161、275、280、282、303—313。

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弗洛伦斯（Kelley-Wischnewetzky，Florence 1859—1932）——美国社会主义者，后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译成英文，1892年以前为波兰流亡者拉·威士涅威茨基的妻子。——549、551、.559、562。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200、285、669。

凯伊，约翰·西摩尔（Keay，John Seymour 1839—1909）——英国银行家，自由党人；1862—1882年在印度的英国银行任职，曾参与印度和英国的政治生活。——91。

凯泽尔，麦克斯（Kayser，Max 1853—1888）——德国新闻工作者，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德累斯顿人民信使报》编辑（1874—1878）；国会议员（1878—1887），属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右翼。——440、495、496。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401、415、599、622、658、693。

考茨基，卡尔（Kautsky，Karl 1854—193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社会民主党人，《新时代》杂志编辑。——408、454、47l、480、498、51l、512、515、519、521、523、525、537、563、565、572—574、602、609、613、618、632、637、681、682、699。

考茨基，路易莎（Kautsky，Louise父姓施特腊塞尔Strasser，第二个丈夫姓弗赖贝格尔Freyberger 1860—1950）——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女工报》编辑部成员，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1890年起为恩格斯的秘书；卡·考茨基的第一个妻子。——573、629、651。

考茨基，明娜（Kautsky，：Minna 1837—1912）——德国女作家，写有社会题材的小说；卡·考茨基的母亲。——544。

考夫曼，伊拉里昂·伊格纳季耶维奇（Кауфман，Иларион Игнатьевич 1848—1916）——俄国经济学家，彼得堡大学教授；写有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436。

考斯丘什科，塔杰乌什·安德热伊·博纳文图拉（Kościuszko[Kosciuszko]，Tadeusz Andrzej Bonawentura 1746—1817）——波兰将军，1776年流亡美国，美国独立战争（1776—1783）的参加者；1794年波兰起义的领导人，波兰军队总司令；1798年移居法国，后迁居瑞士，曾参与波兰军团的建立，拒绝同拿破仑第一的合作。——108。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Colbert，Jean-Baptiste 1619—1683）——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财政总监（1661年起），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外政策，曾建立国家工场，促进内外贸易。——625。

柯伦，约翰·菲尔波特（Curran，John Philpot 1750—1817）——爱尔兰法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爱尔兰议会议员，在对革命团体“爱尔兰人联合会”活动家的审判中担任辩护人。——317。

柯舍列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Кошелев，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06—1883）——俄国作家、社会名人。——409。

柯瓦列夫斯基，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Ковалевский，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俄国社会学家、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法学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曾将比较法学的方法运用于民族学和早期历史，写有原始公社制度方面的著作。——427、429。

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216。

科拉尔，扬（Kollár，Ján 1793—1852）——捷克诗人和语文学家l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鼓动者之一；斯洛伐克人。——475。

科兰男爵，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Colins，Jean.Guillaume.César-Alexandre Hippolyte，baron de 1783—1859）——法国经济学家，原系比利时人，主张由国家征收地租，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462、463。

科隆布，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Colomb，Friedrich August 1775—1854）——普鲁士军官，1843年起为将军，普鲁士驻波兹南军队总司令（1843—1848），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

科西迪耶尔，马尔克（Caussidibre，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政府准备在布尔日对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审判，于1848年8月逃往英国。——99。

克拉吕斯（Clarus）——法国艺术家，曾为《社会主义者报》撰稿。——543。

克拉伦登伯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Clarendon，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爱尔兰总督（1847—1852），曾镇压爱尔兰1848年起义；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349。

克兰里卡德侯爵，乌利克·约翰·德·伯格（Clanricarde，Ulick John de Burgh，Marquess of 1802—1874）——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辉格党人，爱尔兰的大庄园主；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38—1841）、邮政大臣（1846—1852）和掌玺大臣（1857—1858）。——336。

克劳塞维茨，卡尔·菲力浦·哥特弗里德·冯（Clausewitz，K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I首次把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理论。参加普鲁士军队的改革。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1818—1830年任普通陆军学校校长，1831年任普鲁士元帅奥·冯·格奈泽瑙的参谋长。——79。

克雷米约，伊萨克·阿道夫（Crémieux[Cremieux]，Isaac-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自由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57。

克里默，威廉·兰德尔（Cremer，William Randall 1838—1908）——英国工联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运动活动家，改良主义者。粗细木工工联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工联伦敦理事会理事，英国波兰独立全国同盟、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64——1866），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的参加者，曾经参加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反对革命策略，在争取选举法改革斗争时期同资产阶级进行勾结，普法战争时期反对英国工人声援法兰西共和国的行动，后来是自由党议会议员（1885—1895和1900一—1908）。——212—214、576。

克利盖，海尔曼（Kriege，Hermann 1820—1850）——德国新闻工作者，正义者同盟盟员，“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1845年前往纽约，在那里出版《人民代言者报》，宣传“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1848年返回德国，成为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又一次流亡美国。——258。

克鲁马赫尔，弗里德里希·威廉（Krummacher，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德国传教士，加尔文宗牧师，伍珀河谷虔诚派的首领。——19。

克路斯，阿道夫（Cluß，Adolf 1820前后—1889以后）——德国工程师，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48年流亡美国；华盛顿海军部职员；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同约·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脱离政治活动；19世纪末成为著名的建筑师。——124。

克吕泽烈，古斯塔夫·保尔（Cluseret，Gustave-Paul 1823—1900）——法国政治和军事活动家，镇压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克里木战争（1853—1856）和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参加者，1858年辞去军官职务；爱尔兰芬尼社社员的支持者；后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获将军衔，1865年起在纽约成为国际会员；1867年返回法国，多家反对派报纸的出版者；法国中央委员会第二十选区的成员并成为该选区的代表；后返回美国，纽约第二支部的创建人；1870年9月返回巴黎，巴枯宁的追随者；1870年9月28日里昂起义和随后的马赛起义的参加者，巴黎公社委员，军事代表（1871年4月）；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比利时；1873年在巴黎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8年是众议院社会党议员；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278、345、346、396。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livet。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27l、315、317、669。

孔岑，卡尔·威廉（Contzen，Karl Wilhelm）——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威·罗雪尔的追随者，莱比锡大学非公聘讲师。——274。

孔德，奥古斯特（Comte，.Auguste 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239、347、357。

库格曼，弗兰契斯卡（Kugelmann，Franziska 1858—约1930）——路·库格曼的女儿。——350。

库格曼，盖尔特鲁黛（Kugelmann，Gertrude约生于1829年）——路·库格曼的妻子。——256、274、299，338、339、350。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n，Ludwig 1828—1902）——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62—1874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通报德国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96、219、232、242、245、252、254—256、273、274、280、286、287、289、299、313、319、337、338、339、341、346、352、353、359、394.。

库诺，泰奥多尔·弗里德里希（Cuno，Theodor Friedrich笔名弗雷德里科·卡佩斯特罗Frederieo Capestro 1847—1934）——德国工程师，1869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870年是维也纳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和国际日内瓦德语区支部成员；国际米兰第一支部和无产阶级解放工人俱乐部的创建人之一（1871），1872年被捕并被驱逐出意大利，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会后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国际的活动；后参加美国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为美国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之一，曾为《纽约人民报》等多家社会主义报刊撰稿。——376。

库珀—坦普尔，威廉·弗兰西斯，蒙特—坦普尔男爵（Cowper-Temple，wilIiam Francis，Baron Mount-Temple 1811—1888）——英国国务活动家，议会议员，历任自由党内阁阁员。——259。

库辛，维克多（Cousin，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中主义者。——11。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Franc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206、211、429、430。

L

拉伯克，约翰（Lubbock，John 1834—1913）——英国生物学家、银行家、政治家和民族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由党人，从事动物学、生物学、民族学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513。

拉布里奥拉，安东尼奥（I，abriola，Antonio 1843—1 904）——意大利哲学家和政论家，社会主义者I意大利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之一I 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696。

拉法格，保尔（Lafargue，Paul笔名保尔·洛朗Paul IJaurent 1842——1911）——法国医生和政论家，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大学生运动的参加者；1865年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巴黎公社的支持者（1871），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1882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18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262、279、298、321、322、33l、336、346、357、370、373、395、396、452、461、466、468、486、487、489、492，531、541、553、590、654、671、674、676、696、700。

拉法格，劳拉（Lafargue，Laura父姓马克思Marx 1845—1911）——法国工人运动的代表；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译成法文；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1868年起为保·拉法格的妻子。——277、298、321、322、373、530、543、553、675、680。

拉法格，沙尔·埃蒂耶纳（Lafargue，Charles-Étienne 1868—1872）——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的儿子。——321、326。

拉夫莱男爵，埃米尔—路易·维克多（Laveleye，Émile-Louis Victor，baron de l822—1892）——比利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646。

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Raffles，Thomas Stamford 1781—1826）——英国殖民官员，曾任爪哇总督（1811—1816）；《爪哇史》一书的作者。——118。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的思想家，在哲学上是折中主义者，1870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进！》杂志编辑（1873—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5—1876）；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从70年代初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410—413、530。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Lagrange，Joseph—Louis 1730—1813）——法国数学家和力学家。——490。

拉科，亨利希（Rackow，Heinrich 1844—1916）——德国书商；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人，柏林合作印刷所和《柏林自由新闻报》的管理委员会委员；1878年被驱逐出柏林，1879年侨居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446。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Alphonse 1796—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57、58。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145、146、148、167、169、172、179、180、189、202、205、217—223、237、246、274、292、295、368、379、390、391、393、404、408、420、423、447、471、472、483、486、547、580、603、604、610—614、619、681。

拉沙特尔，克劳德·莫里斯（La Châtre[Lachâtre]，Claude-Maurice 1814—1900）——法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出版商和书商，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384、394。

拉塔什，米哈伊尔（奥美尔帕沙）（Lataš，Mihail[0mer Pasha] 1806—1871）——土耳其将军，原籍克罗地亚；克里木战争时期先后在巴尔干半岛（1853—1854），克里木（1855）和高加索（1855—1856）任土军总司令。——127。

拉韦涅—佩吉朗，莫里茨（Lavergne-Peguilhen，Moritz 1801—1870）——德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属于所谓浪漫学派。——638、639。

莱奥波德（大公）（Leopold[Grand Duke]1790—1852）——巴登大公（1830—1852）。——541。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Leibnitz]，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t。von 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490、622、693。

莱维，古斯塔夫（Levy，Gustav）——德国社会主义者，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家；1856年受杜塞尔多夫的工人的委派到伦敦拜见马克思。——13l。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146、338。

莱茵哈特，理查（Reinhardt，Richard 1829—1898）——德国诗人，曾侨居巴黎，亨·海涅的秘书，马克思一家的朋友；后来经商。——10l、103。

赖德律（赖德律一洛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Ledru.Rollin]，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58、100。

朗格，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Lange，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德国社会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新康德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杜伊斯堡商会文书（1864年以前），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常设委员会委员（1864—1866），《下莱茵河信使》编辑（1865—1866），1866年前往瑞士，国际会员，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瑞士多家报纸的撰稿人；1870年起为苏黎世大学教授，1872年起为马堡大学教授。——224、337。

朗凯斯特，埃德温·雷（Lankester，Edwin Roy 1847—1929）——英国生物学家。——504。

劳，卡尔·亨利希（Rau，Karl Heinrich 1792—187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观点。——274。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Loyd，Samuel Jones，Baron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l议会议员（1819—1826）。——69、139。

劳伯，亨利希（Laube，Heinrich 1806—1884）——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人物，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后来成为著名的戏剧活动家，曾在维也纳和莱比锡担任多家剧院的院长（1849—1879）。——443。

勒尔根（勒尔兴），约翰·亚当（Löllgen[Löllchen]，Johann Adam）——德国商人，科隆一家啤酒店老板（19世纪40年代）。——20。

勒克律，让·雅克·埃利泽（Reclus，Jean—Jacques.Elisée 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理论家；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国外，1857年回到法国，国际会员，《合作》杂志编辑（1866—1868），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被镇压后被逐出法国。——303。

勒鲁，皮埃尔（Leroux，Pierrer 1797—1871）——法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1、563。

勒吕贝，维克多（Le Lubez，Victor 生于1834年）——法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作为法国侨民的儿子在泽西岛长大，1858年侨居伦敦；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6），法国通讯书记（1864—1865），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由于进行阴谋活动和诽谤，被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开除出总委员会。——212—216。

勒韦，威廉，卡尔伯的勒韦（Löwe，Wilhelm，Löwe von Calbe 1814__1886）——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左派，“残阙”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在纽约主编德文报纸《新时代报》，1861年大赦后回到德国；北德意志联邦国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67—1881），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97。

勒韦，伊西多尔（Löwe，Isidor 1848—1910）——德国工业家，军火商，因故意向德国军队提供劣质步枪而于1892年受到公开指控。——641。

勒文塔尔，察哈里亚斯（LOwen~，Zacharias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勒宁CarlFdedrich Loening 1810_—1887）——德国出版商（19世纪40—50年代）。——29、105。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德（Röser，Peter Ger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雪茄烟工人；1848—1849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主席，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六年徒刑；后来成为拉萨尔派。——109。

勒兹根，查理（Roesgen，Charles）——英国商人，曾任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职员。——107。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234、410。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20、222、241、273、302、308、340—343、35l、406、415、419、479、485、486、501、521、555、58l、603、605、608—611、614、630、677、684、699、700。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5、65、67、69、115、119—122、125、150、156、157、158、184、188、189、193、206、225、275、276、280、290、303—307、309、312、429、449、461。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Fri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23。

李维，梯特（Livius，Titus公元前59—公元17）——罗马历史学家，《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一书的作者。——214。

里沙尔，阿尔伯·玛丽（Richard，Albert-Marie 1846—1925）——法国新闻工作者，1865—1871年是国际里昂支部领导人之一，秘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1870年9月里昂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伦敦，1871年在里昂被缺席判处要塞监禁；巴黎公社被镇压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1872）；80年代追随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阿列曼派。——335、382。

理查（格赖芬克劳的）（Richard von Greiffenklau 1467—1531）——特里尔的选帝侯和大主教（1511—1531），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曾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和1525年的农民起义，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特里尔的理查的原型。——171、175。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Richard I，Lion-Hcarted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658。

利林费尔德—托阿尔，帕维尔·费多罗维奇（Лилинфельд-Тоаль，Павел Федорович 1829—1903）——俄国庸俗社会学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地主和沙皇的高级官吏。——297，320。

利沙加勒，普罗斯佩·奥利维耶（Lissagaray，Prosper Olivier 1838—1901）——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团体“新雅各宾派”。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2年创办《战斗报》。反对法国工人党的集体领导。——487。

列曼——见威廉一世。

林肯，阿伯拉罕（IAncoln，Abraham 1809—1865）——美国国务活动家.共和党创建人之一，美国总统（1861—1865）。美国内战时期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并采取革命措施进行战争，1865年4月被奴隶主的奸细刺杀。——19l、194。

林肯，亨利·约翰（IAncoln，Henry John 1814—1901）——英国新闻工作者，《每日新闻》的编辑。——126。

琉善（Lucianus[Lukianus]约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182。

龙格，让·洛朗·弗雷德里克（琼尼）（Longuet，Jean-Laurent-Frederick[Johnny]1876—1938）——马克思的外孙，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沙·龙格的儿子；法国社会党的领袖之一。——416、489。

龙格，沙尔（Longuet，Charles 1839—1903）——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蒲鲁东主义者，职业是新闻工作者；《左岸》的编辑（1864—1866）；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6—1867和1871—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66），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主编；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后加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80—90年代被选为巴黎市参议会参议员。马克思女儿燕妮的丈夫。——416。

龙格，燕妮——见马克思，燕妮。

卢比，托马斯·克拉克（Luby，Thomas Clarke 1821—1901）——爱尔兰革命家和政论家，芬尼社社员。《爱尔兰人民》报的撰稿人；1865年被判处20年苦役；1871年被释放，流亡美国，从事新闻工作。——318。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0、22、109。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91、93、658。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鲁普斯）。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17l、319、515、658。

路德维希三世（Ludwig III 1806—1877）——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1848—1877）。——241。

路特希尔德男爵，詹姆斯（Rothschild，James，baron de 1792—1868）——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38。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320、435。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435。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667。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Iippe I[Louis-Philippe]，duc d’Orlé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434。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吕措男爵，阿道夫（Lützow，.Adolf Freiherr von 1782—1834）——普鲁士军官，后为将军，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者。——182。

吕斯托夫，弗里德里希·威廉（Rtistow，Friedrich Wilhelm 1821—1878）——德国军官和军事著作家，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流亡瑞士，1860年以参谋长的身份参加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进军；斐·拉萨尔的朋友。——189、251、252。

罗，哈丽雅特（Law，Harriet 1832—1897）——英国无神论运动女活动家，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2）和国际曼彻斯特支部成员（1872）。——299。

罗班，保尔（Robin，Paul 1837—1912）——法国教师，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1869年起），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1871），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331、335、371、379。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91、93、99。

罗塞尔（Rowsell）——491。

罗森堡，威廉·路德维希（Rosenberg，Wilhelm Ludwig笔名冯·德尔·马尔克vonder Mark 1850—1930以后）——美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原系德国人；80年代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书记，党内拉萨尔派领袖；1889年同拉萨尔集团一起被开除出党。——580。

罗舍，莉莲（Rosher，Lilian生于1882年）——玛·埃·罗舍的女儿。——489。

罗舍，玛丽·埃伦（彭普斯）（Rocher，Mary Ellen[Pumps]父姓白恩士Burns约生于1860年）——恩格斯的内侄女。——416_—417、489、531、613、615、617、65l。

罗舍，珀西·怀特（Rosher，Percy White）——英国商人。1881年起为玛·埃·白恩士的丈夫。——15、617。

罗生克兰茨，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Rosenkranz，Johann Karl Friedrich 1805—1879）——德国作家、哲学家和文学史家，保守党人，黑格尔主义者。——622。

罗什弗尔，维克多·昂利，罗什弗尔—吕赛侯爵（Rochefort，Victor-Henri，marquis de Rochefort-Lueay 1830—1913）——法国政治家，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左派共和党人；《灯笼报》、《马赛曲报》、《口令报》的创办人和《号召报》的创办人之一；国防政府成员；巴黎公社时期谴责凡尔赛人的政策，但也反对巴黎公社采取的一些措施，公社被镇压后被判终身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1874年逃往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1880年创办《不妥协报》，1889年因参加布朗热运动被判徒刑，为逃避徒刑，1895年前一直住在伦敦。——488。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John，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259、418。

罗特，理查（Roth，Richard 1821—1858）——恩格斯青年时代的朋友；后为纺织厂厂主。——20。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Wilhelm Georg Fd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268、274—275、280。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Johann Karl 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523、527、534。

洛克，约翰（Loeke，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599。

洛朗，奥古斯特（Laurent，Auguste 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264。

洛朗，保尔——见拉法格，保尔。

洛里亚，阿基尔（Loria，Achille 1857—1943）——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696、699。

洛伦佐，安塞尔莫（Lorenzo，Anselmo 1841—1915）——西班牙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国际西班牙支部的组织者之一，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373。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Ло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1918）——俄国革命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民粹派，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70）。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俄译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540。

M

马丁，博恩·路易·昂利（Martin，Bon-Louis-Henri 1810—1883）——法国历史学家，共和党人，1865年加入国际，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876年起为参议员；著有多卷本《法国史》。——320。

马尔，威廉（Marr，Wilhelm 1819—1904）——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汉堡《易北河观察家报》发行人（1865—1866），60年代前半期支持俾斯麦的政策。——220。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F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63、64、91、115、121、184、225、269、306、338、411、456。

马尔维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Marwitz，Friedrich August Ludwig 1777—1837）——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写有战争史回忆录。——637。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136。

马克思，亨利希（赫舍尔）（Marx，Heinrich[Herschel] 1777—1838）——德国律师，特里尔的司法参事；马克思的父亲。——284。

马克思，亨利希·吉多（小福克斯）（Marx，Heinrich Guido[Föxchen]1849—1850）——马克思的二儿子。——62。

马克思，劳拉——见拉法格，劳拉。

马克思，燕妮（Marx，Jenny笔名燕·威廉斯 J.Williams 1844—1883）——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闻工作者，在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起过很大作用；马克思的大女儿，沙·龙格的妻子（1872年起）。——317、322、329、373、395、416、502—504、675、676。

马克思，燕妮（Marx，Jenny父姓冯·威斯特华伦von Westphalen 1814—1881）——马克思的妻子、朋友和助手。——7、21、59、61、62、95、137、183、195、248、249、262、268、279、317、339、418，423、430、446、464、502、503、505、590。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ling，Eleanor[Tussy]1855—1898）——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联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妻子（1884年起）。——279、308、317、322、417、418、423、464、486、489、504、531、554、572、573、576、608、633、634.、675、676、681、682。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Marie-Francois-Pas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人权社的领导人，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总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57。

马利·德·圣乔治，皮埃尔·托马斯·亚历山大·阿马布勒（Marie de Saint-Georges，Pierre一。Thomas—Alexandre—Amable人称马利Mari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长（1848），曾组织国家工场，执行委员会委员，制宪议会议长（1848），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57。

马隆，贝努瓦（Malon，Benoît 184l—1893）——法国政论家，染整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国际会员（1865年起），日内瓦代表大会（1868）代表，社会主义革命同盟和巴枯宁的国际兄弟会成员（1868年起）；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后辞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巴黎公社公共工程委员会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意大利，后迁居瑞士，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日内瓦支部成员，社会主义革命宣传和行动支部创建人之一，汝拉联合会会员，《社会革命报》编辑部成员；1880年大赦后回到巴黎；法国工人党党员，后来成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可能派的首领和思想家。——452、468、472、482、483、486—489、491。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11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后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94、213、214、364、378、380、403。

迈斯纳，奥托·卡尔（Meißner，Otto Karl 1819_—1902）——德国出版商，曾出版《资本论》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235、245、249，250、253、255、274、337、339、511、676、702。

迈耶尔（Meyer）——德国商人，埃尔伯费尔德一家酒店的老板（19世纪40年代）。——20。

迈耶尔，古斯塔夫（Meyer，Gustav）——德国工厂主，路·库格曼的熟人。——286。

迈耶尔，齐格弗里德（Meyer，Sigfried 1840）—1872）——德国工程师，社会主义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反对拉萨尔主义，1864年自己出钱在德国出版《共产党宣言》，国际会员，国际柏林支部创建人之一；1866年侨居美国，纽约共产主义者俱乐部会员和国际在美国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253、326。

迈耶尔，尤利乌斯（Meyer，Julius死于1867年）——德国企业主和政论家。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258。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269。

麦克莱伦，乔治·布林顿（McClellan，George。Brinton 1826—1885）——美国将军，俄亥俄一密西西比州铁路委员会主席，追随民主党，主张同南部奴隶主妥协；美国内战时期为北军总司令（1861年11月—1862年3月），帕托马克河驻军司令（1862年3—11月），1864年大选的总统候选入。——181、182、191、194。

曼，汤姆（Mann，。Tom 1856—1941）——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属于社会民主联盟（1885年起）和独立工党（1893年起）的左翼。80年代末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把非熟练工人联合成工联的组织；许多次大罢工的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英国工人反对反苏维埃武装干涉斗争的组织者之一，英国共产党（1920）最早的党员之一，为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统一、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而积极斗争。——577。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TheodorFreiherr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I 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人选第一议院，埃·汉·曼托伊费尔的哥哥。——590。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 Ludwig 1791}—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281—283、493、587。

毛奇伯爵，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德（Moltke，Helmut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普鲁士陆军元帅和军事理论家，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思想家；1819年起在丹麦军队中服役，1822年转入普鲁士军队供职，1833年调任总参谋部测绘局；1836—1839年在土耳其军队中任军事顾问；曾任普鲁士总参谋长（1857—1871）和帝国总参谋长（1871—1888）；普法战争（1870—1871）中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1867—1891年是国会议员，1872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终身议员；著有《军事论文集》等军事著作。——342。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保尔·皮埃尔（Mercier de la RivLre，Paul Pierre 1720—1793）——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430。

梅林，弗兰茨（Mehring，Franz 1846—1919）——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80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新时代》杂志编辑，戏剧团体“自由人民舞台”秘书，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在德国共产党成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写有《马克思传》以及德国史和社会民主党史方面的著作。——637、656、657。

梅诺伊凯乌斯（Menoikeus约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同时代人和朋友，流传下来的伊壁鸠鲁致友人书信三篇的收信人之一。——505。

梅斯特尔（德·梅斯特尔）伯爵，约瑟夫·玛丽（Maistre[De Maistre]，Joseph-Made，comte de 1753—1821）——法国作家，保皇党人，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638。

梅因，爱德华（Meyen，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3。

美舍尔斯基公爵，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Мишерский，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 князь 1839—1914）——俄国政论家，保皇派；《公民》周刊的出版者（1872年起），封建贵族特权和专制制度的维护者。——642。

门德尔松，莫泽斯（Mendelssohn，Moses 1729—1786）——德国哲学家、自然神论者和启蒙思想家。——338。

蒙蒂霍，欧仁妮（Montijo，Eugènie 1826—1920）——法国皇后，拿破仑第三的妻子。——318。

蒙特库库利伯爵，雷蒙德，梅尔菲公爵（Montecuculi，Raimond，Grafvon，Herzogvon Melfi 1609—1681）——奥地利统帅、军事著作家和改革家，原籍意大利，三十年战争的参加者，写有军事方面的著作。——79。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ieu，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658。

弥勒，威廉（Mfiller，Wilhelm 1816—1873）——德国诗人，40年代为《莱茵报》的撰稿人，杜塞尔多夫的医生。——20。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Uller，AdamHeinrich，Rittervon Nitterdorf 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638。

米尔巴赫，奥托（Mirbach，Otto）——普鲁士炮兵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五月起义时任埃尔伯费尔德卫戍司令；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542。

米尔柏格，阿尔图尔（Mülberger，Arthur 1847—1907）——德国医生，小资产阶级政论家，蒲鲁东主义者。——391。

米格尔，托马斯·弗兰西斯（Meagher，Yhomas Francis 1823—1867）——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爱尔兰同盟创始人之一（1847）；1848年因参加起义准备工作而被捕，被判处终身苦役，1852年逃到美国，美国内战时期（1861—1865）为爱尔兰志愿兵旅长，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272。

米海洛夫斯基，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社会学中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的编辑。——427。

米凯尔，约翰奈斯·冯（Miquel，Johannes von 1828—1901）——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和金融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50年代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时追随马克思和恩格斯；民族联盟创建人之一，奥斯纳布吕克市市长（1865年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市市长（1879年起）；1867年起是民族自由党右翼领袖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国会议员（1867—1877和1887—1890），普鲁士财政大臣（1890—1901）。——81、82、220—222、233、258、358。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Honoré-Gabriel.Victor Riquefi，comte de 1749—1791）——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220。

米勒兰，亚历山大·埃蒂耶纳（Millerand，Alexandre Ltienne 1859—1943）——法国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律师和政论家，80年代是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85年起为众议院议员；90年代属于社会党，领导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曾参加资产阶级政府（1899—1902），1904年被开除出法国社会党；“独立社会党”创建人；1920年起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后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920—1924）。——654。

米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et，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研究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1818），后进入巴黎新闻界，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国民报》创办人之一（1830）；写有《法国革命史》等历史著作。——669。

闵采尔，托马斯（Miintzer[Milnzer]，Thomas 1490前后—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171。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513、515、516、669。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Jakob 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155、410。

摩西父子公司（Moses＆Son）——伦敦一家服装公司。——91。

莫耳，莫里茨（Mohl，Moritz 1802—1888）——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温和的左派，大德意志党领袖之一。——274。

莫拉，弗朗西斯科（Mora，Francisco 1842—1924）——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鞋匠，国际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支部的组织者之一，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0—1872），《解放报》编委（187l—1873），新马德里联合会会员（1872—1873）；曾与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者之一（1879）。——370、373。

莫里斯，威廉（Morris，william 1834—1896）——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80—90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1884—1889年为社会主义同盟领导人之一，80年代末起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579。

莫利，赛米尔（Morley，Samue；1809—1886）——英国工业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5和1868—1885）；60年代为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69年起是《蜂房》报的所有者。——357。

莫尼，詹姆斯·威廉（Money，James William 19世纪）——英国著作家，律师；《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一书的作者。——512。

莫斯特，约翰·约瑟夫（Most，Johann Joseph 1846—1906）——德国政论家，编辑和书籍装订工，无政府主义者，1868年起参加奥地利工人运动，1871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党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8）；1878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以后流亡英国，《自由》周报的创办人（1879）和编辑；1880年因宣传无政府主义而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1882年侨居美国，继续进行无政府主义的宣传。——14、415、420、442、443、446、447、469、506。

莫特勒，尤利乌斯（Motteler，Julius人称“红色邮政局长”“Roter Feldpostmeister”1838—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I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流亡苏黎世，后来侨居伦敦；从事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书籍运往德国的工作。——555。

莫特斯赫德，托马斯（Mottershead[Mothershead]，Thomas 1826前后—1884）——英国织布工人，土地和劳动同盟成员，工人代表同盟书记，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丹麦通讯书记（1871—1872），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领导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站在脱离派一边；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396。

莫伊勒，弗里德里希·威廉·格尔曼（Mäurer，Friedrich Wilhelm Germain 1811—1885）——德国政论家和作家，语文教员，巴黎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的创建人之一；1843年加入法国籍，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遭迫害时期被捕（1851），后移居法国。——12。

默泽，尤斯图斯（Möser，Justus 1720—1794）——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德国保守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233、281、284。

穆尔，赛米尔（Moore，Samue；1838—1911）——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l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27l、390、488、490、675。

穆罕默德（Muhammad 570前后—632）——伊斯兰教创始人。——111、114。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462。

穆勒.詹姆斯（Mill，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462。

穆瓦兰，茹尔·安东（托尼）（Moilin，Jules-Antoine[Tony]1832—1871）——法国医生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参加者，被凡尔赛分子枪杀。——244、322。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98、100、104、278、348、366、379、462、583、598、656、668、669。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98、100、104、134、138、140、149、204、237、238、250、252、258、318、340、345、347、382、403、434、462、471、472、509、510、604、685。

纳杰日杰，若安（Nǎdejde，Ion 1854—1928）——罗马尼亚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罗马尼亚文；90年代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899年加入资产阶级民族自由党，反对工人运动。——565。

纳皮尔，威廉·弗兰西斯·帕特里克（Napier，Sir。William Francis Patrick 1785—1860）——英国将军、军事史学家和著作家，曾参加比利牛斯半岛的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1808—1814）——79、126。

纳特，戴维（Nutt，David死于1863年）——英国书商和出版商。——148。

内克，雅克（Necker，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从1770—1789年多次任财政大臣，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曾试图进行某些改革。——629。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126。

尼姆——见德穆特，海伦。

涅恰耶夫，谢尔盖·格纳季耶维奇（Нечаев，Сергей 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俄国教师，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拥护者，1868—1869年彼得堡学生运动的参加者，秘密组织“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曾受该组织委托在莫斯科谋杀大学生伊万诺夫（1869年11月），后逃往瑞士；1869—1871年与巴枯宁有密切联系，1872年被瑞士当局引渡给俄国政府，被判处20年要塞监禁，后死于彼得—保罗要塞。——375、382。

牛顿，伊萨克（Newton，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490。

纽文胡斯，斐迪南·多梅拉（Nieuwenhuis，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荷兰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1888年起为议会议员；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90年代转到无政府主义立场。——449、457。

诺瓦伊里（Novaïri 约1280—1332）——阿拉伯历史学家。——114。

O

欧拉，莱昂哈德（Euler，Leonhard 1707—1783）——瑞士数学家、力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在彼得堡科学院（1727—1741和1766—1783）和柏林科学院（1741—1766）工作。——455、490。

欧门，哥特弗里德（Ermen，Gottfried 1812_1899）——德国商人，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之一。——249、25l、260。

欧斯曼，若尔日·欧仁（Haussmann，Georges-Eugene 1809—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塞纳省省长（1853—1870）.曾领导改建巴黎的工作。——340。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13、214、229、243、408、570。

P

帕麦斯顿，埃米莉（Palmerston，Emily 1791—1869）——亨·约·坦·帕麦斯顿的妻子。——259。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 John Temple，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148、149、167、313、349。

帕姆（Pam）——见帕麦斯顿子爵。

培尔，皮埃尔（Bayle，Pierre 1647—1706）——法国政论家和怀疑派哲学家，神学和恩辨哲学的反对者，法国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先驱。——148。

培列，昂利（Perret，Henri）——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雕刻工，在瑞士的国际领导人之一；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盟员（1868—1869），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总书记（1869—1873），《平等报》编辑，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和伦敦代表会议（1871）代表；1869年和巴枯宁派断绝关系，但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采取调和主义立场。——396。

佩尔茨，格奥尔格·亨利希（Pertz，Georg Heinrich 1795—1876）——德国历史学家，《日耳曼历史文献》的出版者。——348。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64、158、429、564、690。

彭普斯——见罗舍，玛丽·埃伦。

蓬佩里，爱德华·德（Pompery，Édouard de 1812—1895）——法国作家和政论家，30—40年代为傅立叶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15。

皮阿，费利克斯（Pyat，F61ix 1810—1889）——法国政论家、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起侨居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在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活动，1869年回到法国；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成员；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1880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公社报》（1880年9—11月）的出版者和编辑。——130、298、359。

皮戈特，理查（Pigott，Richard 1828前后—1889）——爱尔兰政论家，《爱尔兰人报》的出版者（1865—1879），芬尼运动的拥护者，80年代投靠英国政府。——318。

皮康，爱德华（Piquand，Édouard）——法国法学家，19世纪80年代初是蒙吕松市法院预审法官。——489。

皮佩尔，威廉（Pieper，Wilhelm 1826—1899）——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l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3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返回德国，1892年在汉诺威一所中学任教。——101、105。

皮斯，爱德华·雷诺（Pease，Edward Reynolds 1857—1955）——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参与工党的建立。——548。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William，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192、317。

平达（Pindaros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436。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8、15、3l、34、54、84、94、102、120、121、159、162、220、243、274、284、293、295、309、36l、362、367、368、376、379、398、399、403、408，462、474、482、563。

普拉特，尤利乌斯（Platter，Julius 1844—1923）——瑞士经济学家和政论家。——699。

普赖斯，理查（Price，Richard 1723—1791）——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89。

普列汉诺夫，格奥尔吉·瓦连廷诺维奇（Плеханов，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俄国革命家和政论家，70年代是民粹派；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组织者（1883），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了孟什维克的领袖；写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530、533。

普卢塔克（Plutarchos 46—119以后）——古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德论者，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曾与伊壁鸠鲁和斯多亚派论争；写有古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148。

普特卡默，罗伯特·维克多（Puttkamer，Robert Victor 1828—1900）——普鲁士国务活动家，内务大臣（1881—1888），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495、582、612。

普耶—凯尔蒂埃，奥古斯坦·托马（Pouyer-Quertier，Augustin-Thomas 1820—1891）——法国棉纺厂主和政治活动家，保护关税派，财政部长（1871—1872），曾到法兰克福参加同德国关于巴黎投降及签订和约的谈判（1871）。——356。

Q

契切林，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Чичерин，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04）——俄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1861—1868），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他的许多著作都证明，俄国土地公社的产生是沙皇政府赋税政策的结果。——426。

乔恩卡（Cionka）——罗马尼亚语文学家，罗马尼亚语法的编者。——565。

乔治，亨利（George，Henry 1839—1897）——美国政论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张资产阶级国家的土地国有化是解决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461—463、557、561。

乔治二世（George Ⅱ1683—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27—1760）。——273。

秦平，亨利·海德（Champion，Henry Hyde 1859—1928）——英国社会主义者，出版商和政论家，1887年前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伦敦工联工人选举协会领导人之一；《工人选民》报的编辑兼出版者，90年代流亡澳大利亚，在那里积极参加工人运动。——577。

琼尼——见龙格，让·洛朗·弗雷德里克。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诗人和政论家，职业是律师，宪章派领袖；《北极星报》编辑，《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的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107、108、165、228、252。

邱吉尔，伦道夫·亨利·斯宾塞（Churchill，Randolph Henry Spencer 1849—1895）——英国国务活动家，保守党领袖之一，印度事务大臣（1885—1886）、财政大臣（1886）；殖民扩张的拥护者，反对爱尔兰地方自治；主张采取一套社会蛊惑的办法。——13。

R

饶勒斯，让（Jaurès，Jean 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历史学家，法国社会党改良派的领导人；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1905年起为法国统一社会党右翼的领袖之一；《人道报》的创办人和主编；积极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1914年被沙文主义者刺杀。——654。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Charles-Frédéric 1816—1856）——法国化学家，同洛朗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264。

日果，菲力浦·沙尔（Gigot，Philippe-Charles 1819—1860）——比利时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书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31、32。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Georg Gottlob 1814—1886）——德国陪审员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22。

荣克，海尔曼（Jung，Herrnann 1830—1901）——瑞士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侨居伦敦l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瑞士通讯书记（1864年11月—1872年），总委员会财务委员（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副主席，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以及伦敦代表会议（1871）主席，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海牙代表大会（1872）以前在国际中执行马克思的路线，1872年秋加入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的改良派，1877年以后脱离工人运动。——371、396。

茹柯夫斯基，尤利·加拉克季昂诺维奇（Жуковский，Юлий Галактиянович 1822—1907）——俄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国家银行行长；曾撰写《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攻击马克思主义。——427、649。

若昂纳尔，茹尔·保尔（Johannard，Jules-Paul 1843—1892）——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花商；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8—1869和1871—1872），意大利通讯书记（1868—1869），1870年在圣丹尼建立国际支部；巴黎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拉塞西利亚将军手下的民政委员，追随布朗基派，公社被镇压后流亡伦敦，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396。

若米尼，昂利（Jomini，Henri 1779—1869）——瑞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曾先后在法军（1804年起）和俄军（1813—1843）中供职，后来回到法国；写有关于战略和军事史方面的著作。——80。

S

萨克雷，威廉·梅克皮斯（Thackeray，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英国现实主义作家。——173。

萨珊王朝——波斯王朝（226—651）。——114。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Miguel de 1547—1616）——西班牙作家。——545。

赛拉叶，奥古斯特·丹尼尔（Serrailler，Auguste-Danie；1840—约1874）——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制楦工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9—1872），比利时通讯书记（1870）和法国通讯书记（1871—1872）；1870年9月第二帝国崩溃后，曾作为总委员会全权代表被派往巴黎；巴黎公社劳动和商业委员会委员；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3—1874）和第二次年度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战友。——396。

桑巴特，韦尔纳（Sombart，Werner 1863—1941）——德国庸俗经济学家，活动初期为讲坛社会主义者，晚年转向法西斯主义立场。——689、696。

桑南夏恩，威廉·斯旺（Sonnenschein，William Swan 1855—1931）——英国出版商，曾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第一版（1887）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676。

森蒂尼翁，加斯帕尔（Sentifion，Gaspaxd死于1903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职业是医生，西班牙同盟的创始人之一，秘密同盟的领导成员。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371。

沙佩尔，卡尔（Schapper，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60、110、131、195。

沙斯波，安东·阿尔丰斯（Chassepot，Antoine-Alphonse 1833—1905）——法国军事发明家，曾发明一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步枪。——342。

莎士比亚，威廉（Shekespeare，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71、174、175、415。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changarnier，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97。

绍耳（Scholl）——法国工人，国际里昂支部成员，侨居伦敦，1872年支持波拿巴集团复辟帝国的计划。——382。

舍恩兰克，布鲁诺（Schoenlank，Bruno 1859—190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多家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前进报》编辑（189l—1893），《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894—1901），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93—1901），代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563。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Antoine-É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462。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bury，Anthony Ashley Cooper，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259。

申拜因，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Schönbein，Christian Friedrich 1799—1868）——德国化学家，巴塞尔大学教授。——234。

圣茹斯特，安东·路易·莱昂·德（Saint-Just，Antoine-Louis Léon de 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比尔的追随者，1794年被绞死。——99。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93、332、368、570。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Max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23—26、83、88、258。

施拉姆，卡尔·奥古斯特（Schramm，Karl August 1830—1905）——德国经济学家，保险公司职员，70年代初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人民国家报》和《未来》杂志的撰稿人，《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的编辑；70年代下半期起成为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1886年脱离工人运动。——220、443、447、449、523。

施莱登，马蒂亚斯·雅科布（Schleiden，Mathias Jakob 1804—1881）——德国植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163。

施留特尔，海尔曼（Schlilter，Hermann 1854—19]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80年代为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领导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创建人之一，1889年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写有英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552、64l。

施米特（Schmidt，F.）——德国警察当局派往苏黎世的密探。——499。

施米特，康拉德（Schmidt，Conrad 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一度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585、594、615、622、692、696。

施穆伊洛夫，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Шмуилов，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生于1864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87年后流亡德国，在那里参加革命运动；1892—1893年是德累斯顿地方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同劳动解放社有联系，并参加该社出版物转送到俄国的组织工作。——645。

施纳普斯——见拉法格，沙尔·埃蒂耶纳。施泰因梅茨，卡尔·弗里德里希（Steinmctz，Karl Fdexlrich 1796—1877）——德国将军，1871年起为元帅，普法战争时期任第一军团司令（1870年9月前）。——277。

施特芬，威廉·卡尔（Steffen，Wilhelm Karl）——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1853年流亡英国；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接近；1858年迁居美国。——13l。

施特吕克尔，弗里德里希·威廉（Strllcker，Friedrich Wilhelm）——恩格斯在埃尔伯费尔德的朋友。——20、21、27。

施梯伯，威廉（Stieber，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卡·维尔穆特合编《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409、458。

施梯勒，阿道夫（Stieler，Adolf 1775—1836）——德国地图学家。——79。

施土姆普弗，保尔（Stumpf，Pau；1826—1912）——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后为商人，1847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美因茨支部创建人（1867），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241、683。

施旺，泰奥多尔（Schwann，Theodor 1810—1882）——德国动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同植物学家马·施莱登共同奠定了细胞学说的基础。——163。

施韦泽，约翰·巴蒂斯特·冯（Schweitzer，Johann Baptist von 1833—1875）——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拉萨尔派，《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和编辑（1864.—1871）l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1863年起）和主席（1867—1871）；支持俾斯麦所奉行的在普鲁士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阻挠德国工人加入第一国际，反对社会民主工党；国会议员（1867—1871）；1872年因同普鲁士当局的勾结被揭露而被开除出全德工人联合会。——220、222、292、308、368、379、580、604。

施维茨格贝尔，阿代马尔（Schwitzguébel，Adhdmar 1844—1895）——瑞士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雕刻工，国际会员，巴枯宁主义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汝拉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73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371、375。

叔本华，阿尔图尔（Schopenhauer，Arthur 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鼓吹者，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401。

舒尔采—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sch，Franz Hermann 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1859）；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国会议员（1867年起）；曾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222、226、233、292、547。

舒尔茨，路易（Schulz，Louis）——德国商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84。

司徒卢威，彼得·伯恩哈多维奇（Струве，Пет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1870—1944）——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5年起是立宪民主党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成为苏联的敌人，邓尼金和弗兰格尔反革命政府的成员，后为白俄分子。——662、663。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Baruch[Benedictus]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338、430。

斯蒂贝林，乔治·克里斯蒂安（Stiebeling，George Christian 1830—1895）——美国统计学家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德国人，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国际，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699。

斯勒尔，巴尔塔扎尔（S1ör，Balthasar）——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参加者，弗兰茨·冯·济金根的朋友和顾问，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巴尔塔扎尔·斯勒尔的原型。——171、175。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45、156、188、193、206、276、429、430、449、564、658、690。

斯奈德，雅科布（Snider，Jacob死于1866年）——美国发明家，后装针发线膛枪的发明者。——238。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159。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15。

斯温顿，约翰（Swinton，John 1829—1901）——美国新闻工作者，苏格兰人；《纽约时报》的编辑（1860—1870），纽约《太阳报》的编辑（1875—1883），《斯温顿氏新闻》周刊的创办人和编辑（1883—1887）。——46l。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40—560）——雅典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664。

T

塔朗迪埃，皮埃尔·泰奥多尔·阿尔弗勒德（Talandier，Pierre-Théo0dore-Alfred 1822—1890）——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伦敦，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协会》杂志的撰稿人，1870年返回法国，国民议会议员（1876—1880、1881—1885）。——130、329。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Tacitus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284、285。

泰霍夫，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Gustav Adolph 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柏林攻占军械库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成为在瑞士的流亡组织“革命集中”的领导人之一；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95。

泰勒，爱德华·伯内特（Tylor，Edward Burnett 1832—1917）——英国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人类学和民族学中进化论的创始人。——513。

泰伦齐安·摩尔（Terentianus Maurus 2世纪）——罗马诗人。——173。

泰森多夫，海尔曼·恩斯特·克里斯蒂安（Tessendorf，Hermann Ernst Christian 183l—1895）——普鲁士检察官，柏林市法院法官（1873—1879），1885年起为柏林最高法院刑庭庭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策划者。——409。

唐金，霍雷修·布赖恩（Donkin，Horatio Bryan）——英国医生，1881—1883曾为马克思及其一家治病。——501、504。

特德斯科，维克多（Tedesco，Victor 1821—1897）——比利时律师，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工人运动参加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创始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7—1848年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里斯孔图案件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后改为30年徒刑；1854年被赦免。——55。

特尔察吉，卡洛（Terzaghi，Carlo约生于1845年）——意大利新闻工作者，都灵工人联合会和国际都灵支部“无产者解放社”创建人之一和书记，《意大利无产者报》创办人和编辑；1872年2月因其警察局密探身份被揭露而被开除出“无产者解放社”；1873年在波洛尼亚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意大利联合会委员会I巴枯宁派的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参加者；1874年移居瑞士。——374。

特雷莫，皮埃尔（17rdmaux，Pierre）——法国自然科学家。——244。

特里尔，格尔松·格奥尔格（Trier，Gerson Georg 185l—1918）——丹麦语文学家，丹麦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之一，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反对党内机会主义派改良主义的政策；曾将恩格斯的著作译成丹麦文。——577。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l—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80、97、35l、353、356、382。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坦（Thierry，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写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公社方面的著作。——669。

图克，托马斯（1Fooke，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69、157。

托里拆利，埃万杰利斯塔（Torricelli，Evangelism 1608—1647）——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水银温度计的发明者，伽利略的学生。——668。

托伦，昂利·路易（Tolain，Henri-Louis 1828—1897）——法国雕刻工，右派蒲鲁东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巴黎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代表；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在巴黎公社时期投向凡尔赛分子，1871年被开除出国际；第三共和国时期为参议员。——212、375。

W

瓦茨，约翰（Watts，John 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国民人身保险公司”，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公司。——37、127、235。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普鲁士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和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867年起），进步党领袖。——83。

瓦尔兰，路易·欧仁（Varlin，Louis-Eugene 1839—1871）——法国装订工人，左派蒲鲁东主义者，国际法国支部领导人之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日内瓦代表大会（1866）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代表，曾一度流亡比利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巴黎公社委员，1871年5月25日起为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28日即被凡尔赛分子杀害。——335、355。

瓦尔斯特——见奥托—瓦尔斯特，奥古斯特。瓦尔泰希，卡尔·尤利乌斯（Vahlteich，Carl Julius 1839—1915）——德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是鞋匠，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和书记（1863—1864），国际德累斯顿支部创建人和德累斯顿工人教育协会主席（1867）；社会民主工党创建人之一；《开姆尼茨自由新闻》编辑（1872—1878）；国会议员（1874—1876和1878—1881）；1881年前往美国。——406。

瓦盖纳，海尔曼（Wagener，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律师，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新普鲁士报》编辑（1848—1854），《北德意志总汇报》撰稿人，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俾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1866—1873）；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国会议员（1867—1873）。——221、302。

瓦格纳，阿道夫（Wagner，Adolph 1835—1917）——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反犹太主义的基督教社会党的创始人（1878），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社会法学派的代表。——337。

瓦亨胡森，汉斯（Wachenhusen，Hans 1823—1898）——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作家。——366。

瓦克斯，奥托（Wachs，Otto 1836—1913）——普鲁士军官，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参加者，后为德军总参谋部少校，著有军事、政治方面的著作。——395。

瓦克斯穆特，恩斯特·威廉·哥特利布（Wachsmuth，Ernst Wilhelm Gottlieb 1784—1866）——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的书报检查官（1839—1842），写有关于古希腊罗马和欧洲史方面的著作。——145、659。

瓦·沃·——见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

万德比尔特（Vanderbilt）——美国金融和工业巨头世家。——596。

威尔逊，查理·里弗斯（Wilson，Charles Rivers 1831—1916）——英国国务活动家，殖民官员；1874—1894年是英国国家债务管理局局长，1878—1879年是埃及民族政府的财政大臣。——91。

威利斯，罗伯特（Willis，Robert 1800—1875）——英国力学家、工艺师和考古学家；曾给工人讲课（1854—1867）。——199。

威廉斯，燕妮——见马克思，燕妮。

威廉一世（胜者威廉）（Wilhelm I[William the Victorious；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186l—1888），德国皇帝（1871—1888）。——165、195、221、252、258、341、343、352、496、517、660。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普鲁士国王和德国皇帝（1888—1918）。——582。

威士涅格拉茨基，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Вишнеграцкий，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183l—1895）——俄国学者和国务活动家；1888—1892年为财政大臣。——629。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Ferdinand Otto Wilhelm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590。

威斯特华伦，格尔哈德—尤利乌斯·奥斯卡尔·路德维希·埃德加·冯（Westphalen，Gerhard Julius Oscar Imdwig Edgar von 1819—1890）——德国法学家，1846年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7—1865年侨居美国，后回到德国；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弟弟，马克思的同学。——20、228、230、286。

威斯特华伦，卡罗琳·冯（Westphalen，Caroline von 1780—1856）——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母亲。——16。

威斯特华伦，约翰·路德维希·冯（Westphalen，Johann Ludwig von 1770—1842）——德国特里尔行政区首席顾问（1816年起），枢密顾问（1834年起）。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父亲。——590。

威斯特华伦，燕妮·冯——见马克思，燕妮。

韦伯，悉尼·詹姆斯（Webb，Sidney James 1859—1947）——英国政治活动家，费边社创建人之一；曾和妻子比·韦伯合写许多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作，宣扬关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可能解决工人问题的思想。——634。

韦伯，约瑟夫，瓦伦亭（Weber，Joseph Valentin 1814—1895）——德国钟表匠，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先后流亡瑞士和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298。

韦济尼埃，皮埃尔（Vésinier，Pierre 1820—190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论家，反波拿巴主义者，后流亡伦敦，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组织者之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6），曾参加1865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因诽谤总委员会于1866年被开除出总委员会，根据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的决议被开除出国际；巴黎公社委员，公社被镇压后流亡英国，在伦敦出版《联盟报》，为世界联盟委员会委员，该组织反对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1880年大赦后返回法国。——359。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311。

韦斯顿，约翰（Weston，John）——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木匠，后为厂主，欧文主义者，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代表，改革同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和劳动同盟的领导人，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72）。——214、229。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349、673。

维尔茨，沙尔·阿道夫（Wurtz，Charles—Adolphe 1817—1884.）——法国有机化学家，原子分子论的拥护者。——264。

维尔克（Wilke）——普鲁士军官，流亡伦敦。——238。

维尔特，弗里德里希·莫里茨（Wirth，Friedrich Moritz 1849—1916以后）——德国政论家。——585、586。

维尔特，格奥尔格（Weerth，Georg 1822—1856）——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94。

维干德，奥托（Wigand，Otto 1795—187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I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进步作家的著作，1845年出版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8—1849年曾参加萨克森的革命运动。——23、249、255、265。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b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244。

维利森男爵，卡尔·威廉（Willisen，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1790—187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任王室驻波兹南专员；1848—1849年在奥地利军队中供职，曾参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年统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对丹麦作战。写有军事史方面的著作。——79。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 1810_—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59、60、81、96、llO、131、543。

维努瓦，约瑟夫（Vinoy，.Joseph 1800—1880）——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师长，普法战争时期任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巴黎第二军团第一军军长和巴黎第三军团司令，1871年1月22日起先后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和凡尔赛分子预备军司令。——353。

维森，弗·（Wiesen，F.）——德国社会主义者，侨居美国，辛辛那提《人民保卫者》的撰稿人。——651。

维沙尔，保尔·欧仁（Vichard，Paul-Eugene生于1835年）——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参加者，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396。

魏德迈，路易莎（Weydemeyer，Louise生于1822）——约·魏德迈的妻子。——62、95。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t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6l、77、94、106、107、109。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7、33、421。

文特霍尔斯特，路德维希（Windthorst，Ludwig 1812—1891）——德国政治活动家；分立主义者；汉诺威王国司法大臣（185l—1852和1862—1865），国会议；中央党的领袖之一。——350。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Sébastien Le Prêstre[Prestre]，marquis de 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564。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肖（Walpole，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7）。——263。

沃尔弗，斐迪南（Wolff，Ferdinand绰号红色沃尔弗der rote Wolf 1812—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和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后来脱离政治活动，在牛津任语文教师。——97。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80、140、394、395。

沃尔弗，路易吉（Wolff，Luigi）——意大利军官，马志尼的拥护者，伦敦意大利工人组织——共进会的会员，1864年9月28日伦敦圣马丁堂会议的参加者，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11871年被揭露为波拿巴的警探，同年5月30日总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他开除出国际。——213—215、364、403。

沃尔弗，尤利乌斯（Wolf，Julius 1862—193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622、693、699。

沃康松，雅克·德（Vaucanson，Jacques de 1709—1782）——法国力学家，曾改进织机的构造和发明灵敏的自动装置。——201。

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Воронцов，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1847—1918）——俄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80—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写了一些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农村公社命运的著作；反对马克思主义。——627。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__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159、272。

吴亭，尼古拉·伊萨科维奇（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кович 1841—1883）——俄国革命家，60年代革命运动的参加者，“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委员，1863年流亡英国，后迁瑞士；在俄国被缺席判处死刑。国际俄国支部的组织者之一，和平和自由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1867），国际日内瓦中央支部成员l罗马联合会成立大会（1869）的参加者，拉绍德封代表大会（1870）代表；《人民事业》编辑部委员（1868—1870），《平等报》编辑（1870—1871）；1871年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代表；1877年返回俄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36。

武尔姆，古斯塔夫（Wurm，Gustav 1819—1888）——恩格斯的同学；后为语文学家。——18。

武尔斯特（Wulster）——德国分立主义者。——343。

X

西蒙，路德维希（Simon，Ludwig 1810—1872）——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曾被缺席判处死刑。1866年前往巴黎，后返瑞士蒙特勒。——251。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156、266。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r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148。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116、364。

希尔施，卡尔（Hirsch，Karl 1841—1900）——德国新闻工作者；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和国际会员，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1869）；1870—1871年主持《人民国家报》工作；1872年后为几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驻巴黎记者，布鲁塞尔《灯笼》的出版者（1878—1879）；1879年住在巴黎，1892年回到德国；《莱茵报》编辑（1894—1895）；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联系。——440。

希普顿，乔治（Shipton，George 1839—1911）——英国工联领导成员，改良主义者，彩画匠工联书记。土地和劳动同盟盟员，工联伦敦理事会书记（1872—1896），《劳动旗帜报》编辑（1881—1885）。——477。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作家、美学家和历史学家。——17l、176、221、545。

席利，维克多（Schily，Victor 1810—1875）——德国法学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秘密组织“革命集中”的成员，1852年迁居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组织，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60。

肖伯纳，乔治（Shaw，George Bernard 1856—1950）——英国剧作家和政论家，1884年起为费边社社员。——632。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Carl l834—1892）——德国化学家，有机化学的创始人，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859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际会员，6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262、385—386、389、499、504、516。

肖特，西格蒙德（Schott，Siegmund 1818—1895）——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的创建人之一。——421。

谢多—费罗蒂男爵（Schédo-Ferroti，D.K.，Baron）——见菲尔克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

谢尔策尔，安德烈亚斯（scherzer，Andreas 1807—1879）——德国政论家，职业是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1852年2月）的被告之一；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1871年底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言论和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工人教育协会。——130、131。

谢夫莱，阿尔伯特·埃伯哈德·弗里德里希（Schäffle，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l—1903）——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针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主张放弃阶级斗争，并鼓吹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合作。——455。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1810年后鼓吹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宗教的拥护者。——11、12。

辛格尔，保尔（Singer，Paul 1844—1911）——德国商人，1869年起为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社会民主党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联络员，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4—1911），1885年起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主席，1887年起为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890年起和倍倍尔一起是社会民主党的主席；1891、1893、1896和1907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478、479、574、644。

休谟，大卫（Hume，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401、429。

Y

雅科比，弗里德里希·亨利希（Jacobi，Friedrich Heinrich 1743—1819）——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谓信仰哲学的代表人物。——622。

雅科比，约翰（Jacoby，Johann 1805—1877）——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政治家，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普鲁士制宪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62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未来报》创办人（1867），反对俾斯麦的政策；1872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83、259。

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259、418。

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III 1845—1894）——俄国皇帝（188l—1894）。——533、576。

伊壁鸠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148、401、505。

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尼古拉·巴甫洛维奇（Игнатьев，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граф 1832—1908）——俄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1864—1877年为驻土耳其大使，在签订圣斯蒂凡诺和约（1878）时为俄国全权代表I 1881—1882年任国家产业大臣，后任内务大臣。——474。

伊丽莎白·路德维卡（Elisabeth Ludovika 1801—1873）——普鲁士王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妻子，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妹妹。——195、271。

伊曼特，彼得·米夏埃尔（Imandt，Peter Michae；1823—1897）——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3月被驱逐出境，迁居伦敦，1852年7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9。

伊戚希——见拉萨尔，斐迪南。

易卜生，亨利克（Ibsen，Henrik 1828—1906）——挪威剧作家。——585。

尤塔，约翰·卡尔（Juta，Johan Carel生于1824年）——荷兰商人，马克思的妹妹路易莎的丈夫。——457。

雨果，维克多·玛丽（Hugo，Victor-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西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1870年回到法国，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第二帝国时期为参议员（1876）。——332。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1848年6月—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218。

约翰斯顿，詹姆斯·芬利·韦尔（Johnston，James Finlay‘Weir 1796—1855）——英国化学家，写有农业化学方面的著作。——310。

约翰逊，安德鲁（Johnson，Andrew 1808—1875）——美国国务活动家，属于民主党，田纳西州州长（1853—1857和1862—1865），参议员（1857—1862）}美国内战时期是北军的拥护者，美国副总统（1864—1865年4月）和总统（1865—1869），实行和南部种植场主妥协的政策。——228。

云格，阿道夫·弗里德里希（Junge，Adolph Friedrich）——德国细木工，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布鲁塞尔区部成员，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创始人之一，1848年初流亡美国。——34、35、41。

Z

泽德利茨，格奥尔格（Seidlitz，Georg）——德国自然科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学说》一书的作者。——11。

泽耳，理查（Seel，Richard 1819—1875）——德国讽刺画家，19世纪40年代恩格斯的熟人。——20。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Soetbeer，Georg Adolf 1814—1892）——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574、595。

扎姆特，阿道夫（Samter，Adolph 1824—1883）——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追随者。——462。

宗内曼，莱奥波德（Sonnemann，Leopold 1831—1909）——德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银行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曾接近工人运动—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406。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1876）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96、398、420、452、461、503、507、534、557、575i640、643、653、672。

左拉，埃米尔（Zola，Emile 1840—1902）——法国作家。——570。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尔诺德——明娜·考茨基的小说《旧和新》中的人物。——545。

　　爱莎——明娜·考茨基的小说《旧和新》中的人物。——545。

B

　　笨伯雅克——法国农民的讽刺性绰号。——139。

　　波扎侯爵——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221。

F

　　菲力浦二世——席勒的悲剧《唐·卡洛斯》中的人物。——221。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剧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人物，爱吹牛的懦夫，谐谑者，酒徒。——176。

G

　　格兰特，阿瑟——英国女作家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中的主人公。——570。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K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单词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105。

L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304。

M

　　玛丽亚——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女主人公。——171。

P

　　匹克威克——狄更斯的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主要人物。——495—496。

Q

　　乔纳森大哥——美国漫画作品中的人物，在美国建国的初期是美国人或美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的代名词，这个称谓后来逐步被“山姆大叔”所取代。——139。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70。

　　唐达鲁士——古希腊神话中的吕底亚王，因侮弄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504。

X

　　夏娃——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创世时从亚当身上取肋骨而造，是人类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个妻子和第一位母亲。——304、308。

Y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304、308。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16、89。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恩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139、317、350。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其他作者的著作
文学著作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贝尔蒂埃》，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thier.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贝尔纳多特》，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nadotte.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贝西埃尔》，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ssLres.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毕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Bugeaud.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4.1859）。——144。

　　《玻利瓦尔—庞特》，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livar Y Ponte.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勃鲁姆》，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lum.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载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号（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In：New-York Daily Tribune.No.3804.25.June 1853）。——116。

　　《布朗》，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rown.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布里安》，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urHenne.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布吕讷》，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Brune.In：The New AmerLcan Cyclopaedia.Vol.4.1859）。——144。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载于1842年5月5、8、10、12、15、19日《莱茵报》（科隆）第125，128、130、132、135、139号附刊（Die Verhandlungen des 6.rheinischen Landtags.Erster Artikel：Debatten über Pre8freiheit und Publication der Landst.Landischen Verhandlungen.In：Rheinische Zeitung fa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ö1n.Nr.125，5.Mai 1842.Beibl.；Nr.128，8.Mai 1842.Beibl.：Nr.130，10.Mai 1842.Beibl.；Nr.132，12.Mail842.Beibl.：Nr.135，15.Mail842.Beibl.；Nr.139，19.M。Li 1842.Beibl.）。——70l。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载于1842年10月25、27、30日和11月1、3日《莱茵报》（科隆）第298、300、303、305和307号附刊（Verhandlungen des 6.rheinischen Landtags.Dritter Artikel：Debatten tiber das Holzdiebstahls-Gesetz.In：Rheinische Zeitung fa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298，25.Oktober 1842.Beibl.；Nr.300，27.Oktober 1842.Beibl.；Nr.303，30.Oktober 1842.Beibl.；Nr.305，1.November1842.Beibl.；Nr.307，3.November 1842.Beibl.）。——701。

　　《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草案）》，载于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日内瓦）第25期（Considdrants du Programme socialiste（Projet）.In：Le Pröcurseur.Gen~ve.Nr.25，19.Juni 1880）。——466。

　　《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1871年伦敦版（The Civil War inFrance.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London 187 1）。——359、360。《福格特先生》1860年伦敦版（Herr Vogt.London 1860）。——702。

　　《哥达纲领批判》，载于1890—_1891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In：Die Neue Zeit.Stuttgart.Nr.18，9.Jg.B.1.1890—1891）。——405、602、608。

　　《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载于1867年2月20日和3月13日《国际信使》（伦敦）第6—7期和第8—10期（Instruction for the delegates ofthe Provisional General Council.In：The International Conrier.London.Nr.6—7，20.Februar 1867；Nr.8—10，13.Mltrz 1867）。——243。

　　《工人调查表》1880年巴黎版（Enqu&e ouvrLre.Pads 1880）。——452。

　　《工人调查表》，载于1880~4月20日《社会主义评论》第4期（Enquête ouvdère.In：La Revue Socialiste.Nr.4，20.Apri；1880）。———45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附录载于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根据《新时代》杂志校订的单行本，1888年斯图加特版，标题是《卡尔·马克思论费尔巴哈。1845年》（Karl Marx über Feuerbach.In：Friedrich Engels：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c.Revidirter Sonder-Abdruck aus der“Neuen Zeit”.Mit Anhang：Karl Marx tiber Feuerbaeh，vom Jahre 1845.Stuttgart 1888）。——647。

　　《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1848年布鲁塞尔版（Discours sur la question du libre échange，prononcéà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 de Bruxelles，dans la séance publique du 9 janvier 1848.Imprim6 aux frais de l’Association Démocratique.Bruxelles 1848）。——62。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一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Add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In：Address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eiaiton，established September 28，1864，at 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Martin’s Hall，LongAcre，London.London 1864）。——215、216、367、403。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载于1864年12月21和30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2、3号（Manifest an die arbeRende Klasse Europa’s.In：Der Social.Demokrat.Berlin.Nr.2 und 3，21.und 30.Dezember 1864）。——220。

　　《国际工人协会的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正式版本，经总委员会修订，1871年伦敦版（General Rul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Official ed.，rev.by the General Council.London 1871）。——362、372、405。

　　《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载于《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L’Association Intem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 et I’Alliance Intemationale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In：Les Prdtendues scissions dans 1，Intemationale，Genbve 1872）。——334、363。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1864年9月28日创建》1867年伦敦版（Rules of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Founded September 28th，1864.London 1867）。——300。

　　《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和条例》1866年伦敦版（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Statuts et Règlement.Londres 1866）。——362、363、381、482。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载于1870年7月28日《派尔—麦尔新闻》（伦敦）第1702号（First Address ofthe General Council ofthe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n the Prussian-Franco War.In：ThePall Mall Gazette.London.Nr.1702，28.Juli 1870）。——342、34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1870年9月9日于伦敦》（Second Addres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 on the Prussian·Franco War.London，September 9，1870）。——347。

　　《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载于《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Le Conseil G6ndr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des TravaJ[lleurs au Brueau Central de 1'Alliance Intemationale de la Ddmocratie Socialiste.In：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Genève 1872）。——334、36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c.Einleitung.In：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ficher.Lfg.1—2.Paris 1844）。——13。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Enthfi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Hottingen，Zfidch 1885）。——646、647。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Louis Bonaparte.2.Ausg.Hamburg 1869）。——318、593、600。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1期（Der 18.Brumaire des Louis Bonabarte.In：Die Revolution.Eine Zeitschriftin zwanglosen Heften.New York.1852.H.1）。——249、352、509、670。

　　《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Auszug von Lewis H.Morgan“Ancient Society”）。——513。

　　《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载于1865年2月1、3、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16—18号（Über P.J.Proudhon.Brief an J.B.von Schweitzer.In：Der Social-Demokrat.Berlin.Nr.16—18.1.，3.，5.Februar 1865）。——220、295。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载于1843年1月15、17、18、19和20 Et《莱茵报》（科隆）第15、17、18、19和20号（Rechtfertigung des Korrespondenten von der Mosel.In：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Köln.Nr.15，1 5.Januar 1843；Nr.17，17.Januar 1843；Nr.18。18.Januar 1843；Nr.19，19.Januar1843；Nr.20，20.Januar 1843）。——701。

　　《帕麦斯顿勋爵》1854年伦敦版（Lord Palmerston.London 1854）。——313。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载于1853年3月2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22号（Erzwungene Emigration.-Kossuth und Mazzin. -Die Fltichtlingsfrage. -Wablbestechung in England. Mr.Cobden.In：New-York Daily Tribune.Nr.3722，22.März 1853）。——316。

　　《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n tiber den Mehrwert）。——572。

　　《协会临时章程》，载于《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 Ft在伦敦朗一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上成立》1864年伦敦版（Provisional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In：Address and provisional rules of the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established September 28，1864，ata public meeting held at St.Martin’s Hall，Long Acre，London.London 1864）。——215、367、398、403、562。

　　《1844年银行法和英国金融危机》，载于1857年11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176号（The Bank Act of 1844 and the monetary crisis in England.In：New-York Daily Tribune.Nr.5176，21.November 1857）。——138。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95年柏林版（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eh 1848 bis 1850.Berlin 1895）。——684—685。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于1850年1—3月和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和第5—6期（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London，Hamburg，New-York.H.1—3，Januar bis März 1850；H.5—6，Mai bis Oktober 1850）。——93。

　　《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社社员》，载于1870年2月27日和3月6日《国际报》（伦敦）第59、60号（Le Gouvernement anglais et les prisoniers fénians.In：L’Internationale.London.Nr.59，27.Februar；Nr.60，6.Mlirz 1870）。——322、326、329。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于伦敦》，载于1856年4月19日《人民报》（伦敦）第207期（Rede auf der Jahresfeier des“People’sPaper”am 14.Apri；1856 in London.In：The People’s Paper.London.Nr.207，19.Apri；1856）。——130。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 dc la philosophie.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c de la mis~re de M.Proudhon.Paris，Bruxelles 1847）。——54、94、120、124、295、309、403、407、462、527、614。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Oekonomie.H.1.Berlin 1859）。——167、196、198、261、264。

　　《致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编辑》，载于1864年12月10日《北极星》（汉堡）第287期（An den Redal（teur des“Beobachters”zn Stuttgart.In：Nordstern.Hamburg.Nr.287，10.Dezember 1864）。——220。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审定，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t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Transl.from the 3rd German ed.，by S.Moore and E.Avelingand ed.by F.Engels.Vol.1.2.London 1887）。——525、539、676。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72—1875年巴黎版（Le Capital.Traduction de M.J.Roy，entièrement revisde par l’auteur.Paris 1872——1875）。——394、402、422、426、427。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Buch h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amburg 1867）。——229、233、234、238、242、246、248、253—255、260、274、275、279、280、282、296、312、318、337、373、402、\03，422、423、427、438、439、449、454、455、531、593、600、628、634，698。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Buch 1：Der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2.verb.Aufl.Hamburg 1872）。——426、702。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弗·恩格斯编，1890年汉堡第4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1.Buch 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rsg.von F.Engels.4.Aufl.Hamburg 1890）。——574。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2.Buch 2：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Hrsg.von F.Engels.Hamburg 1885）。——255、269、276、339、422、426、431、449、509、524、527、531、534—535、538—539、648—649、681、697。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弗·恩格斯编，1894年汉堡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B.3.Buch 3：Der Gesamtprocess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Hrsg.von F.Engels.Hamburg 1894）。——422、530、534—535、539、574、601、608、614—615、617、624、645、648、665、680、681、690、692、696—698。

　　《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载于1869年11月2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17号（Resolutionsentwurf des Generalrats über das Verhalten der britischen Regierung in der irischen Amnestiefrage.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17，27.November 1869）。——313、326。

　　《总委员会关于〈蜂房报〉的决议草案》。载于1870年5月1 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38号（Beschluß des Generalrats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bezüglich des Bee-Hive.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38，11.Mai 1870）。——358。

　　《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载于1870年7月24日《米拉波报》第53号（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Ddcisions du Conseil général.Le Conseil gdndral au comitd fédéral Romand.In：Le Mirabeau，No.53，24jullet 1870）。——371。

　　《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载于1870年7月23日《团结报》第16号（Le Conseil général all comité fédéral，siégeant à la Chaux-de-Fonds.In：Lasolidarité，No 16，23 juillet 1870）。——325、327—329、335。

弗·恩格斯

　　《爆炸弹》，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In：The New AmerL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比达索阿》，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idassoa.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载于1880年3月3和24日《平等报》（巴黎）（Lesocialisme de M.Bismarck.In：L’Égalit6.Paris.3.und 24.Mäirz 1880）。——467。

　　《波河与莱茵河~1859年柏林版（Po und Rhein.Berlin 1859）。——25l。

　　《博罗季诺》，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rodino.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博马尔松德》，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arsund.In：The New Amen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布达》，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Buda.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4.1859）。——144。

　　《布雷西亚》，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rescia.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布伦海姆》，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lenheim.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刺刀》，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vonet.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2.1858）。——144。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卡尔·马克思，载于1851年10月25、28日、11月6、7、12、28日和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19日、4月9、17、24日、7月27日、8月19日、9月18日、10月2、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283、3285、3293、3294、3298、3312、3389、3395、3403、3406、3407、3425、3432、3438、3517、3534、3564、3576、3594号《德国栏》（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Gez.：Karl Marx.In：New-York Daily Tribune.1851.Nr.3283，25.0kt.；Nr.3285，28.okt.；Nr.3293，6.Nov.；Nr.3294，7.Nov.：Nr.3298，12.Nov.；Nr.3312，28.Nov.，1852.Nr.3389，27.Febr.；Nr.3395，5.März；Nr.3403，15.März；Nr.3406，18.Mälrz；Nr.3407，19.März；Nr.3425，9.April；Nr.3432，17.April；Nr.3438，24.April；Nr.3517，27.Juli；Nr.3534，19.Aug.；Nr.3564，18.Sept.；Nr.3576，2.Okt.；Nr.3594，23.okt.Rubrik：Germany）。——92、100。

　　《德国农民战争》1875年莱比锡第3版（Der deutsche Bauernkrieg.3.Abdr.Leipzig 1875）。——660、681。

　　《垛墙》，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nnet.In：The New AmerLcall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反杜林论》——见《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

　　《防弹工事》，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 Proof.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 Vol.3.1858）。——144。

　　《弗·恩格斯1893年5月11 Et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载于1893年5月13日《费加罗报》（巴黎）（Interview Friedrich Engels’mit dem Korrespondentender Zeitung“Le Figaro”am 11.Mai 1893.In：Le Figaro.Paris.13.Mai 1893）。——_653。

　　《共产主义原理》（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56。

　　《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引言》），载于卡·马克思《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85年霍廷根—苏黎世版（Zur Geschichte des“Bundes der Kommunisten”.In：K.Marx：Enthti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Hottingen，Zürich 1885）。——646、647。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In：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ficher.Lfg.1—2.Paris 1844）。——19、68、193、276、456。

　　《轰击》，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ardment.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会战》，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ttle.In：The New AmerLcan Cyclopaedia.Vol.2.1858）。——144。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若安·纳杰日杰译，载于1885年9月—1886年5月《现代人》（Originea familiei，proprietǎții private și a statului. Traducere de Ion Nǎidejde.In：Contemporanual，September 1885 bis Mai 1886）。——56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Im Anschluss an Lewis H.Morgan’s Forschungen.Hottingen，Zfirich 1884）。——515、605、615。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91年斯图加特第4版（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Im Anschluss an Lewis H.Morgen’s Forschungen.4.Aufl.Stuttgart 1891）。——617。

　　《军队》，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Army.In：The New AmerLcan Cyclopaedia.Vol.2.1858）。——135。

　　《军用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ridge，Military.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载于1894—1895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3年卷第2册第27—28期（Einleitung zu Karl Marx’“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In：Die Neue Zeit.Stuttgart.Nr.27—28.，13.Jg.B.2.1894—1895）。——687、699。《棱堡》，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stion.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2.1858）。——144。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斯图加特版（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ehen deutschen Philosophic.Stuttgart 1888）。——593、600、647、670。

　　《露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ivouac.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论住宅问题。第二篇：资产阶级怎样解决住宅问题》1872年莱比锡版（Zur Wohnungsfrage.H.2：Wie die Bourgeoisie die Wohnungsfrage 1öst.Leipzig 1872）。——509。

　　《马尔克》，载于弗·恩格斯联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Mark.In：F.Engels：Die Entwicklung dess 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Hottingen，Zürich 1882[tatsiichlich 1883]）。——93。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载于1885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3年卷第1期（Marx und Rodbertus.In：Die Neue Zeit.Stuttgart.3.Jg.H.1.1885）。——527。

　　《美国工人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序言》，载于弗·恩格斯《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The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Preface to the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In：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New York 1887）。——559。

　　《缅甸》，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Burmah.In：The New AmerLcan Cyclopaedia.Vol.4.1859）。——144。

　　《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载于1849年2月15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22号（Derdemokratische Panslavismus.In：Neue Rheinische Zeitung.Köln Nr.222，15.Februar 1849）。——297。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Herrn Eugen Dii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hilosophic.Politische Oekonomie.Sozialismus.Leipzig 1878）。——423、454、548、593、670。

　　《欧洲政局》，载于1886年12月1日《社会评论》（雅西）第2期（Statea politicasocials.In：Revista Socialǎ.Iasi.Nr.2，1.Dezember 1886）。——566。

　　《炮兵连》，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Rery.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2.1858）。——144。

　　《炮手》，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ardier.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炮艇》，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 Vessel.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炮座》，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rbette.In：The New AmerLcan Cyclopaedia.Y01.2.1858）。——144。

　　《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1865年汉堡版（Die preußische Militarfrage und di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 Hamburg 1865）。——217、249、251。

　　《桥头堡》，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ridge-head.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载于1853年5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70号（Switzerland，political position of this republic.In：New-York Daily Tdbune.No.3770，17.May 1853）。——11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Hottingen，Ziirich 1882[tatsiichlich 1883]）。——49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第3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3.unveränd.Aufl.Hottingen，Ziirich 1883）。——548。

　　《双桅炮艇》，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mbKetch.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弹射器》，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Catapult.In：The New AmerLcan Cyclopaedia.Vol.4.1859）。——145。

　　《崖路》，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me.In：The New AmericanCyclopaedia.Vol.3.1858）。——144。

　　《掩障》，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findage.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野营》，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9年版第4卷（Camp.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4.1859）。——145。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der arbeLnden Klasse in England.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fischenQuellen.Leipzig 1845）。——23、203、265、614。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附录》，载于弗·恩格斯g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87年纽约版（Appendix.In：F.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in 1844.New York 1887）。——549、551。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Die Lage Englands.Past and Present byThomas Carlyle.London 1843.In：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Ucher.Lfg.1—2.Pads 1844）。——18。

　　《在国际中》，载于1873年7月2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53号（Aus der Internationalen.In：Der Volksstaat.Leipzig.Nr.53，2.July 1873）。——392、396。《自然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416、485。

　　《总委员会就马志尼关于国际的若干文章给意大利几家报纸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71年12月21日《人民罗马》第43号（Erkl／irung des Generalrats an dieRedaktionen italienischer Zeitungen anlaBIich der Artikel Mazzinis gegendie Internationale.In：Roma del Popolo.Nr.43，21.Dezember 1871）。——37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巴克莱—德—托利》，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2卷（Barclay de Tolly.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2.1858）。——144。

　　《贝雷斯福德》，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esford.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贝姆》，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rn.In：The New 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卞尼格先》，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ennigsen.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博斯凯》，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osquet.In：The New AmerL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布吕歇尔》，载于《美国新百科全书》1858年版第3卷（BlUcher.In：The NewAmerican Cyclopaedia.Vol.3.1858）。——144。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手稿）（Die deu~che Ideologie.Manuskripte1845—1846）。——53、54。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ParteLVeröffentlicht im Februar 1848.London 1848）。——83、93、109、405、461、462、506、560、579、666。

　　《共产党宣言》，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序言，1891年柏林第5版（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5.autoris.deutsche Ausg.Mit Vorred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Berlin 1891）。——646、647。

　　《〈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载于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2年日内瓦版（Предисловие авторов к рус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In：К.Маrx und F. Engels：Манифесть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Женева 1882）。——650。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 EI《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é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an den Bund.London.im März 1850.In：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Nr.177，28.Juni 1851）。——81。

　　《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根据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决定公布的报告和文件~1873年伦敦—汉堡版（L’Alliance de la ddmocratie soeialiste et l’Association Intem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Rapport et documents publiés par ordredu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Londres，Hambourg 1873）。——646、647。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Die heilige Familie，oder Kritik der kritischen Kritik.Gegen Bruno Bauer & Consorten.Frankfurt a.M.1845）。——16、18、27、29、252、647、702。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内部通告》1872年日内瓦版（Lesprö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Circulaire pdvée du Conseil Gdndral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Genève 1872）。——381、646、647。

　　《1871年9月17—23日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会议的决议》1871年伦敦版（Resolutions of the Conference of Delegates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Assembled at London from 17 tO 23 September 1871.London 1871）。——368—369。

　　《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载于1865年2月28日《杜塞尔多夫日报》第59号（An die Redaction des“Social-Demokraten”.Erkliirung.In：Düsseldorfer Zeitung.Nr.59，28.Februar 1865）。——223。

　　《总委员会关于茹尔·法夫尔的通告的声明》，载于1871年6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7088号（Erklärung des Generalrats anltläßlich des Rundschreibensvon Jules Favre.In：The Times.London.Nr.27088，13.Juni 1871）。——364。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阿莫斯，谢·《（对埃及人的掠夺〉。修订本》，载于1882年10月《现代评论》（伦敦）第42卷（Amos，s.：“Spoiling the Egyptians”.Revised Version.In：The Contemporary Review.London.Vol.42.Oktober 1882）。——491。

　　埃卡尔特，尤·《柏林和圣彼得堡。普鲁士人论俄德关系史》1880年莱比锡版（Eckardt，J.：Berlin und St.Petersburg.Preussische BeLage zur Geschichteder Russisch-Deutschen Beziehungen.Leipzig 1880）。——474。

　　埃里蒂埃，路·《汝拉联合会和米哈伊尔·巴枯宁。第1—13篇》，载于1892年8月6、13、20日，9月3、17 Et，10月1、8、22日，11月5、12、19日，12月10、24日《柏林人民论坛》（Hdritier，L.：Die Juraföderation und Michael Bakunin.1—13.In：Berliner Volks-TribUne.6.，13.，20.August；3.，17.Septemberl 1.，8.，22.Oktoberl5.，12.，19.Novemberl 10.und 24.Dezember 1892）。——646。

　　艾利生，阿·《从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到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的欧洲史》（十卷集）1833—1842年爱丁堡—伦敦版（Alison，A.：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1789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Bourbons in 1815.Vol.1—10.Edingbourgh，London 1833—1842）。——79。

　　艾希霍夫，威·《国际工人协会。协会的创立、组织、社会政治活动和扩展》1868年柏林版（Eichhoff，W.：Die Internationale Arbeiterassociation.Ihre Griindung，Organisation，politisch-sociale Thatigkeit und Ausbreitung.Berlin 1868）。——646。

　　奥本海默，莫·《德国秘密警察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1882年霍廷根—苏黎世版（Oppenheimer，M.：Die deutsche Geheimpolizei im Kampfe mit der Sozialdemokratie.Hottingen，Ziirich 1882）。——499。

B

　　巴尔特，保·《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1890年莱比锡版（Barth，P.：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r Hegelianerbis auf Marx und Hartmann.Ein kritischer Versuch.Leipzig 1890）。——586、601、616、657。

　　巴师夏，弗·《经济的和谐》1850年巴黎版（Bastiat，F.：Harmonies dconomiques.Paris 1850）。——161。

　　《报刊历史的回顾》，载于1879年12月7日联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Pressgeschichtliche Rückblicke.In：Der Sozialdemokrat.Nr.10，7.Dezember 1879）。——443。

　　贝尔尼埃，弗·《大莫卧儿国家（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等国）游记》（两卷集）1830年巴黎版（Bernier，F.：Voyages…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états du Grand Mogol，de 1’Indoustan，du Royaume de Cachemire，etc.T.1—2.Pads 1830）。——111、112、114。

　　贝克尔，约·菲·《我的生活片断》，载于1876年4月22、29日，5月6、13日，6月3、10、24日，7月8、15日《新世界》（莱比锡）第1年卷第17—20、23、24、26、28、29期（Becker，J.Ph.：Abgerissene Bilder aus meinem Leben.In：Die NeueWelt.Leipzig.1.Jg.Nr.17—20，23，24，26，28 und 29；22.und 29.April 1876，6.und 13.Mai 1876，10.Und 24.Juni 1876，8.und 15.Juli 1876）。——555。

　　贝姆，约·《1819年以前波兰王国炮兵使用康格里夫燃烧火箭的经验》1820年魏玛版（Bem。J.：Erfahrungen über die Congrevschen Brand-Raketen，bis zum Jahre 1819 in der Königl.Polnischen Artillerie gesammelt und an Seine Kaiserliche Hoheit den Großfürsten Constantin，Generalen Chef aller Kbnigl.Polnischen Truppen，berichtet.Weimar 1820）。——79。

　　贝瑟姆—爱德华兹，玛·巴·《国际工人协会》，载于1875年7—9月《弗雷泽杂志》（伦敦）新集第1 2卷第67—69期（Betham-Edwards，M.B.：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In：Fraser’s Magazine.London.New series.Vol.12.Nr.67—69，July to September 1875）。——402。

　　倍倍尔，奥·《妇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883年苏黎世版（Bebel，A.：Die Frau in der Vergangenheit，Gegenwart und Zukunft.Zürich 1883）。——516。

　　倍倍尔，奥·《妇女和社会主义》1879年苏黎世—霍廷根版（Bebel，A.：Die Frauund der Sozialismus.Zürich，Hottingen 1879）。——516。

　　比斯利，爱·斯·《国际工人协会》，载于1870年11月1日《双周评论》（伦敦）（Beesly，E.S.：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In：The Fortnightly Review.London.1.November 1870）。——347。

　　伯蒂歇尔，威·《迦太基史》1827年柏林版（B6tticher，W.：Geschichte der Carthager.Berlin 1827）。——136。

　　勃朗，路·《致〈每日新闻〉编辑》，载于1851年12月1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760号（Blanc，L.：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In：The Daily News.London.Nr.1760，1 1.Dezember 1851）。——101。

C

　　察赫尔，格·《赤色国际》1884年柏林第2版（Zacher，G.：Die Rothe Internationale.2.Aufl.Berlin 1884）。——646。

D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Darwin，Ch.：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natural selection，or the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London 1859）。——179、184、224。

　　戴维斯，约·《史学论文集》1787年都柏林版（Davis，J.：Historical tracts.Dublin1787）。——316。

　　丹尼尔逊，尼·弗·《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1893年圣彼得堡版（Даниелсон，Н.Ф.：Οчеркино нашего по реформенного обшествен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С-Петербургь 1893）。——662。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载于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年莱比锡版（Programm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In：Protokoll des Vereinigungs-Congresses der Sozialdemokraten Deutschlands，abgehalten zu Gotha，vom 22.bis 27.Mai1875.Leipzig 1875）。——404—406、520。

　　《德国史前史学家》第1卷《原始时代》，格·亨·佩尔茨、雅·格林、卡·拉赫曼、兰·莱克、卡·李特尔编，1849年柏林版（Die Geschichtssehreiber der DeutschenVorzeit.Hrsg.von G.H.Pertz，J.Grimm，K.Lachmann，L.Ranke，K.Ritter.Die Urzeit.B.1.Berlin 1849）。——258。

　　德韦特，威·马·勒·《古犹太考古学教科书，附古犹太史简述》1814年莱比锡版（De Wette，W.M.L.：Lehrbuch der hebraisch—judischen Archliologie，nebst einem Grundrisse der hebräisch-judischen Geschiehte.Leipzig 1814）。——145。

　　德维尔，加·《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简述，兼论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巴黎版（Deville，G.：Le Capital de Karl Marx，rösum6 et accompagnd d’un aperçu sur le socialisme scientifique.Paris 1883）。——511。

　　狄茨，弗·《罗曼语语法》1836—1844年波恩版第1—3卷（Diez，F.：Grammatik der romanischen Sprachen.Th.1—3.Bonn 1836—1844）。——565。

　　狄慈根，约·《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汉堡版（Dietzgen，J.：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Dargestellt von einem Handarbeiter.Eine abermalige Kritik der reinen und praktischen Vernunft.Hamburg 1869）。——296、298。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十卷集）1833年莱比锡版（Diogenes Laertius：De vitis philosophorum.Libri X.ed.ster.Lipsiae 1833）。——258。

　　丁铎尔，约·《开幕词》，载于1874年8月20日《自然界》（伦敦—纽约）第10卷第251期（Tyndall，J.：Inaugural Address.In：Nature.London，New York.Vol.10.Nr.251，20.August 1874）。——400。

　　杜林，欧·《贬低凯里的人和国民经济学的危机》1867年布雷斯劳版（Dühring，E.：Die Verkleinerer Carey’s und die Krisis der Nationalökonomie.Breslau 1867）。——282。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Dtlhring，E.：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te der Finanzpolitik.2.theilw.umgearb.Aufl.Leipzig 1876）。——414。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1866年柏林版（Dühring，E.：Kritische Grundlegung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Berlin 1866）。——280。

　　杜林，欧·《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1867年汉堡版》，载于1867年《现代知识补充材料》（希尔德堡豪森）第3卷（Dühring，E.：Marx.Das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1.Band，Hamburg 1867.In：Ergänzungsblatter zur Kenntnifl der Gegenwart.B.3.Hildburghausen 1867）。——275、280。

　　杜林，欧·《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Dühring，E.：Cursus der Philosophic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Leipzig 1875）。——414、417。

　　杜林，欧·《自然的辩证法。科学的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18 65年柏林版（Dühring，E.：Natürliche Dialektik.Neue logische Grundlegungen der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c.Berlin 1865）。——280。

　　杜欣斯基，弗·《斯拉夫人的起源。波兰人和卢西人~1861年巴黎版（Duchifiski，F.：Les origines slaves.Pologne et Ruth~nie.Paris 1861）。——320。

　　多布罗贾努盖雷亚，康·《卡尔·马克思和我国经济学家》，载于1884年《社会评论》（雅西）第1期（Dobrogeanu—Gherea，C.：Karl Marx si economistii nostrLIn：Revista socialǎ.Iasi.Nr.1，1884）。——565—566。

　　多布罗贾努—盖雷亚，康·《罗马尼亚社会党人想做什么？科学社会主义概述和社会主义纲领》，载于1885—1886年《社会评论》（雅西）第8—11期（Dobrogeanu-Gherea，C.：Ce vor socialistii rominLExpunerea socialismului stiintific si Programul socialist.In：Revista social.Iasi.Nr.8—11，1885—1886）。——565—566。

F

　　《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载于1880年6月19日《先驱者》（日内瓦）第25期（Projetde Programme socialiste.In：Le Pröcurseur.Genève.Nr.25，19.Juni 1880）。——466、467、482。

　　《反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法》（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e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440、469、473、484、495、515—517、519、527、578、587、589、603、604、611、613、637。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eh，L.：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Leipzig 1841）。——13、16、25。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Feuerbach，L.：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2.verm.Aufl.Leipzig 1843）。——11。

　　费尔巴哈，路·《基督教的本质》，载于海·艾韦贝克《从最新的德国哲学看什么是宗教》1850年巴黎版（Feuerbach，L.：L’essence du christianisme.In：H.Ewerbeck：Qu’est ce que la religion.D’après la nouvelle philosophie allemande.Paris 1850）。——14。

　　费尔巴哈，路·《路德所说的信仰的本质。对〈基督教的本质〉的补充》1844年莱比锡版（Feuerbach，L.：Das Wesen des Glaubens im Sinne Luther’s.Ein Beitragzum“Wesen des Christenthums”.Leipzig 1844）。——13。

　　费尔巴哈，路·《未来哲学原理》1843年苏黎世一温特图尔版（Feuerbach，L.：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Zürich，Winterthur 1843）。——13。

　　费舍，弗·泰·《美学或关于美的科学。供讲课用》（共十册）1846—1858年罗伊特林根—莱比锡—斯图加特版（Vischer，F.Th.：Aesthetik oder Wissenschaftdes Schfinen.Zum Gebrauche for Vorlesungen.Th.1—10.Reutlingen，Leipzig，Stuttgart 1846—1858）。——150。

　　《芬尼社社员》（Die Fenians）——见诺克斯，亚·安·／乔·波洛克《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弗腊斯，卡·《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1847年兰茨胡特版（Fraas，K.：Klima und Pflanzenwelt in der Zeit.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Beider.Landshut 1847）。——282、285。

　　弗腊斯，卡·《农业史》1852年布拉格版（Fraas，K.：Geschichte derLaudwirthschaft.Prag 1852）。——282、286。

　　弗里布尔，厄·爱·《国际工人协会》1871年巴黎版（Fribourg，E.E.：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Paris 1871）。——403、646。

　　弗里德里希二世《1748年8月14日给骑兵少将的指令》，载于《弗里德里希大帝全集》1913年柏林版（Friedrich II：Aus der Instruction fllr die Generalmajor von der Cavallerie.14.August 1748.In：Die Werke Friedrichs des GroBen.Berlin 1913）。——495。

　　弗列罗夫斯基，恩《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考察与研究》1869年圣彼得堡版（Флеровский，Н.：Положение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России. Наболюдение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С.-Петербург 1869）。——325。

　　福尔马尔，格·亨·《1894年10月25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94年10月26日《前进报》（Vollmar，G.H.：Rede aufdem Parteitag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in Frankfurt a.M.am 25.Oktober 1894.In：Vorwärts.26.Oktober 1894）。——674。

　　福格特，卡·《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伯尔尼版（Vogt，C.：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Genf，Bern 1859）。——250。

G

　　盖得，茹·／保·拉法格《工人党纲领》1883年巴黎版（Guesde，J.／P.Lafargue：Le Programme du Parti Ouvrier.Paris 1883）。——452。

　　盖泽尔，布·《地球的内部结构》，载于1884年《新世界》（莱比锡）第9年卷第14—15期（Geiser，B.：Das Innere der Erde.In：Die Neue Welt.Leipzig.Jg.9.H.14—15，1884）。——522。

　　《告人民书》，路易·勃朗等人著，载于1851年12月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754号（To the people.Von Louis Blanc U.a.In：The Daily News.London.Nr.1754，5.Dezember 1851）。——102。

　　戈比诺，约·阿·《论人种的不平等》（四卷集）1853—1855年巴黎版（Gobineau，J.A.：Essai sur l’in6galit6 des races humaines.T.1—4.Paris 1853—1855）。——321—522。

　　格林，雅·《德国古代法》1828年格丁根版（Grimm，J.：Deutsche Rechtsalterthtimer.Göttingen 1828）。——282。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两卷集）1853年莱比锡第2版（Grimm，J.：Geschichteder deutschen Sprache.2.Aufl.B.1.2.Leipzig 1853）。——178。

　　格罗夫，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Grove，W.R.：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3.ed.London 1855）。——227。

　　《给国际工人协会所有联合会的通告。1871年于日内瓦》，载于1871年12月14日《社会革命报》（Circulaire à toutes les fédérations de l'Association Intemationle des Travailleurs.Geneve.1871.In：La Révolution Sociale，vom 14.Dezember 1871）。——371、380。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1833年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n.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ommissioners.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8 June 1833.London 1833.Nach：Reports of the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for the half-year ending 31stOctober 1848.London 1849）。——155。

　　《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1859年伦敦版（Factories Regulation Acts.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9.August 1859.London 1859）。——302。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Department）。——236。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7年12月8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载于卡·格·路·维尔穆特，威·施梯伯《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卷（Statuten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angenommen vom zweiten Kongreß.8.Dezember 1847.In：Wermuth，C.G.L.／W.Stieber：Die Communisten-Verschw6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Th.1.Berlin 1853）。——423。

　　《谷物法》（The Corn Laws）。——138、272。

　　《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纲领和章程》1868年日内瓦版（Programme et Règlement de 1’Alliance internationale de la démocratie socialiste.Genève1868）。——300、301、332、334、368。

H

　　哈勒，卡·路·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六卷集）1820年温特图尔增订第2版第1卷（Hailer，C.L.von：Restauration der Staats-Wissenschaft oder Theorie des natnrlichgeselligen Zustands der Chimätre des künstlich-bürgeflichen entgegengesezt.2.vernLund verb.Aufl.B.1—6.B.1.Winterthur 1820）。——638。

　　赫希柏格，卡·《社会主义和科学》，载于1877年lO月《未来。社会主义评论》（柏林）第1年卷第1期（Höchberg，K.：Der Soeialismus und die Wissenschaft.In：Die Zukunft.Socialistische Revue.Berlin.1.Jg.H.1.oct.1877）。—420。

　　黑尔德，阿·《莱茵省的农业信贷合作社及其和工人问题的关系》1869年耶拿版（Held，A.：Die ltindlichen Darlehenskassenvereine in der Rheinprovinz undihre Beziehungen zur Arbeiterfrage.Jena 1869）。——337。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183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2卷）（Hegel，G.W.F.：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Hrsg.von J.Schulze.Berlin 1832.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Verewigten…B.2）。——184，393。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3—5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2.Aufl.Berlin 1841.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Verewigten…B.3—5）。——143、145、227，400。

　　黑格尔，乔·威·弗·《美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第2版第1卷（《黑格尔全集》第10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Th.1.2.Aufl.Berlin 1842.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Verewigten…B.10）。——623。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Hegel，G.W.F.：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im Grundrisse.Th.1.：Die Logik.Berlin 1840.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Verewigten…B.6）。——261、400、622。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附卡·罗生克兰茨的序言，1845年柏林第4版（Hegel，G.W.F.：Enc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4.unveriinderte Auflage mit einem Vorwort von K.Rosenkranz.Berlin 1845）。——622。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卡·路·米希勒编，1833年和1836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3—15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Hrsg.von K.L.Miehelet.B.1—3.Berlin 1833 u.1836.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Verewigten…B.13—15）。——146、623。

　　黑格尔，乔·威·弗·《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7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Berlin 1842.Werke.Vollst.Ausg.dut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7）。——162。

　　霍夫曼，奥·威·《现代化学入门》1866年不伦瑞克版（Hofmann，A.W.：Einleitungin die modeme Chemie.Braunschweig 1866）。——26l、264。

J

　　居利希，古·《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五卷集）1830—1845年耶拿版（Giilich，G.：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rer Zeit.B.1—5.Jena 1830—1845）。——670。

K

　　卡贝，埃·《伊加利亚旅行记。哲学和社会小说》1842年巴黎第2版（Cabet，色：Voyage en Icarie，roman philosophique et social.2.6d.Paris 1842）。——8。

　　卡布鲁柯夫，尼·《农业工人问题》1884年莫斯科版（Кабруков，Н.：Вопрос о рабочих в сель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Москва 1884）。——627。

　　卡莱尔，托·《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Carlyle，Th.：Past and present.Lon—don 1843）。——18。

　　卡雷舍夫，尼·《农民非份地的租佃》1892年杰尔普特版（Карыешев，Н.：Крестьянские в ненаделые аренды. Дерпт 1892）。——627。

　　卡列耶夫，尼·伊·《18世纪最后25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Кареев，Н.И.：Крестьяне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франции в последнией четверти 18 века.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диссертация Москова 1879）。——429。

　　凯迪伊克，阿·《卡尔·马克思传》1879年哈勒姆版，引自《当代伟人传》（Kerdijk，A.：Karl Marx.Haarlem 1879.Nach：Mannen van beteekenis in onzedagen）。——457。

　　凯里，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除的办法》1853年费城版（Carey，H.Ch.：The slave trade，domestic and foreign.Why it exists，and how it may be extinguished.Philadelphia 1853）。——115。

　　凯里，亨·查·《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一伦敦版（Carey，H.Ch.：Essay on the rate ofwages.With an examination ofthe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dition of the labouring popul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Philadelphia，London 1835）。——161。

　　凯里，亨·查·《社会科学原理》（三卷集）1868—1869年费城版（Carey，H.Ch.：Principles of social science.Vol.1—3.Philadelphia 1868—1869）。——303、309。

　　凯撒《高卢战记》（Caesar：Commentaili de bello Gallico）。——285。

　　凯伊，西·《〈对埃及人的掠夺〉。答辩》，载于1882年11月《现代评论》（伦敦）第11期（Keay，S.：“Spoiling the Egyptians.”A Rejoinder.In：The Contemporary Review.London.Vol.11，November 1882）。——491。

　　凯伊，西·《对埃及人的掠夺：一个可耻的故事。根据蓝皮书叙述》1882年伦敦增订第2版（Keay，S.：Spoiling the Egyptians.A tale ofshame.Told from the BlueBooks.2.ed.revised and enlarged.London 1882）。—491。

　　凯泽尔，麦·《1879年5月17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德意志帝国国会辩论速记记录。1879年第四届立法会议第二次例会》1879年柏林版第2卷（Kayser，M.：Rede im Reichstag，17.Mai 1879.In：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Reichstags.4.Legislaturperiode.2.Session 1879.B.2.Berlin 1879）。——440。

　　考茨基，卡·《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载于1882年10月—1883年3月和1883年4月—1883年12月《宇宙》（斯图加特）第6年卷第12期和第7年卷第13期（Kautsky，K.：Die Entstehung der Ehe und Familie.In：Kosmos.Zeitschrift für Entwickelungslehre und einheitliche Weltanschauung.Stuttgart.6.Jg.B.122，Oktober 1882 bis März 1883；7.Jg.B.13，Apri；1883 bis Dezember 1883）。——537、574。

　　考茨基，卡·《矿工和农民战争（主要是在图林根）》，载于1889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7年卷第7—11期（Kautsky。K.：Die Bergarbeiter und der Bauernkriegvomehmlich in Thfldngen.In：Die Neue Zeit.Stuttgart.7.Jg.H.7_1 1.1889）。——574。

　　考茨基，卡·《洛贝尔图斯的〈资本〉》，载于1884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2年卷第8、9期（Kautsky，K.：Das“Kapital”von Rodbertus.In：Die Neue Zeit.Stuttgart.2.Jg.H.8 U.9.1884）。——523。

　　考茨基，卡·《人口增殖对社会进步的影响》1880年维也纳版（Kautsky，K.：Der Einfluss der Volksvermehrung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Wien 1880）。——454、537、574。

　　考夫曼，伊·伊·《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1873年圣彼得堡版（Кауфман, И.И.：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банксвого дела. С.-Петербург 1873）。—436。

　　柯伦，约·菲·《尊敬的约翰·菲尔波特·柯伦的演说》1855年都柏林第2版（Curran，J.Ph.：The Speeches of the Right honorable John Philpot Curran.2.ed.Dublin 1855）。——317。

　　柯舍列夫，亚·《论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1875年柏林版（Кошелев，A.：Об общинном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Берлин 1875）。——409。

　　柯舍列夫，亚·《我们的状况》1875年柏林版（КошелеВ，A.：О общинном землевладении в России» Берлинское издание 1875）。——409。

　　科兰，让·吉·《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无产者和资产者》1856—1857年巴黎版第1—3卷（Colins，J.-G.：L’économie politique.Source des révolutions et des utopies prétendues socialistes.Prolétaire etbourgeois.T.1—3.Paris 1856—1857）。——462。

　　孔德，奥·《实证哲学教程》（六卷集）1830—1842年巴黎版（Comte，A.：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T.1—6.Paris 1830——1842）。——239。

　　库格曼，路·《评〈资本论〉》，载于1867年11月10日《德意志人民报》（汉诺威）（Kugelmann，L.：Notiz über“Das Kapital”.In：Deutsche Volkszeitung.Hannover.10.November 1867）。——274。

　　魁奈，弗·《经济表分析》，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F.：Analyse du tableau 6conomique.In：Physiocrates.Quesnay，Dupont de Nemours，Mercier de la RivLre，L’Abbé Baudeau，Le Trosne，avec une introd.sn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des comm.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par E.Daire.Pt.1.Paris 1846）。———206、21l。

L

　　拉法格，保·《蒙吕松事件》，载于1882年11月18日《平等报》（巴黎）（Lafargue，P.：L’affaire de Montluçon.In：L’Égalité.Paris.18.November 1882）。——489。

　　拉夫莱，埃·《现代社会主义》1881年布鲁塞尔一海牙版（Laveleye，É.：Le socialisme contemporain.Bruxelles，La Haye 188 1）。——646。

　　拉弗尔斯，托·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Raffles，Th.S.：The history of Java.With a map and plates.In 2 vols.London 1817）。——118。

　　拉甫罗夫，彼·拉·《社会主义和生存斗争》，载于1875年9月15日《前进！》第17期（Лафров，П. Л.：Социализм и борьба за выживание In：Вперёдь！ Nr.17，15.September 1875）。——410—413。

　　拉萨尔，斐·《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两卷集）1858年柏林版（Lassalle，F.：Die Philosophie Herakleitos des Dunklen von Ephesos.Nacheiner neuen Sammlung seiner Bruchstiicke und der Zeugnisse der Altendargestellt.B.1—2.Berlin 1858）。——145、146、148、249。

　　拉萨尔，斐·《巴师夏一舒尔采一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利安，或者：资本和劳动》1864年柏林版（Lassalle，F.：Herr Bastiat-Schulze von Delitzsch，der ökonomische Julian，oder：Capital und Arbeit.Berlin 1864）。——246。

　　拉萨尔，斐·《法院对我的判决和我为上诉而提出的批判性意见》1863年莱比锡版（Lassalle，F.：Das Criminal—Urteil wider mich mit kritischen Randnoten zum Zweck der Appellationsrechtfertigung.Leipzig 1863）。——202。

　　拉萨尔，斐·《工人读本》1863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Lassalle，F.：Arbeiterlesebuch.Frankfurt am Main 1863）。——205。

　　拉萨尔，斐·《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的公开答复》1863年苏黎世版（Lassalle，F.：Offries Antwortschreiben an das Central-Comité zur Berufung eines Allgemeinen DeuBchen Arbeitercongresses zu Leipzig.Ziirich 1863）。——202。

　　拉萨尔，斐·《拉萨尔的刑事诉讼。第二册。审讯的速记报告》1863年苏黎世版（Lassalle，F.：Der Lassallesche Criminalprozess.H.2.Die mtindliche Verhandlung nach dem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Zürich 1863）。——202。

　　朗格，弗·阿·《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1865年杜伊斯堡版（Lange，F.A.：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Duisburg 1865）。——224。

　　朗格，弗·阿·《工人问题及其在目前和将来的意义》1870年温特图尔增订第2版（Lange，F.A.：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Zukunft.2.umgearb.und verm.Aufl.Winterthur 1870）。——337。

　　劳埃德，赛·琼·《1857年1283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7年1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2855号（Loyd，S.J.：Rede im House of Lords，3.Dezember 1857、In：The Times.London.Nr.22855，4.Dezember 1857）。——139。

　　李卜克内西，威·《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哈雷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890年10月12—18日》1890年柏林版（Liebknecht，W.：Rede auf dem Hallenser Parteitag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In：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Parteitages der Sozialdemokratisehen Patei Deutschlands.Abgehalten zn Halle a.S.vom 12.bis 18.Oktober 1890.Berlin 1890）。——603、608。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Rie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London 1817）。——290、429。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3.ed.London 1821）。——63、67、157、158。

　　李维，梯特《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Livius，Titus.：Aburbe eonditalibri）。——214。

　　利林费尔德.托阿尔，帕·《土地和自由》1868年圣彼得堡版（Лилинфельд-Тоаль, П.：Земля и Воля. С-Петербург 1868）。——297、320。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82年伦敦版（Rousseau，J.J.：Du contract social，on pd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Londres 1782）。——658。

　　吕斯托夫，威·《从军事政治观点看1866年德国的和意大利的战争》1866年苏黎世版（Rüstow，W.：Der Krieg von 1866 in Deutschland und Italien，politisch—militäisch beschrieben.Zürich 1866）。——252。

　　《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对松维利耶代表大会十六名参加者的通告的答复。1871年12820日于日内瓦》，载于1871年12月24日《平等报》（巴黎）第24号（Réponse du Comité fédéral romand à la Circulaire des 16 signataires，membres du Congrès de Sonvilliers，Genève，20 décembre 1871.In：L’Égalité.Pads.Nr.24，24.December 1871）。——375、381。

　　洛里亚，阿·《卡尔·马克思的遗著》，载于1895年2月1日《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罗马）第3辑第55卷第3期（Loria，A.：L’opera postuma di Carlo Marx.In：Nuova antologia.Rivista di scienze，lettere ed artLRoma.Ser.3.Vol.55.Nr.3.1.Februar 1895）。——696。

M

　　马丁，昂·《俄国和欧洲》1866年巴黎版（Martin，H.La Russie et l’Europe.Paris 1866）。——320。

　　马丁，昂·《俄国和欧洲》，经作者审定并增补的德文版，哥·金克尔翻译并作序，1869年汉诺威版（Martin，H.：Rußand und Europa.Deutsche vom Verfasser durchgesehene und vermehrte Ausgabe.Übersetzt und eingeleitet von G.Kinkel.Hannoyer 1869）。——320。

　　马尔维茨，弗·奥·路·《遗著选》（两卷集）1852年柏林版（Marwitz，F.A.L.：Aus。dem Nachlasse.B.1—2.Berlin 1852）。——637。

　　马基雅弗利，尼·《佛罗伦萨史》1747年伦敦版（Machiavelli，N.：Delle istorie Florentine.Londra 1747）。——136。

　　马克思，燕·《一位德国女士来信的摘录》，载于1844年8月10日《前进报》（巴黎）第64号（Marx，J.：Aus dem Brief einer deutschen Dame.In：Vorwärts！Paris.Nr.64，10.August 1844）。——16。

　　《蛮族法典》（Leges barbarorum）。——284。

　　毛勒，格·路·《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1—14.Erlangen 1869—1871）。——493。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四卷集）1862—1863年埃朗根版（Maurer，G.L.：Geschichte der Fronhöfe，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1—4.Erlangen 1862—1863）。——281、283、493。

　　毛勒，格·路·《德国马尔克史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Maurer，G.L.：Geschichte der Mark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Erlangen 1856）。——282、283、493。

　　毛勒，格·路·《德国乡村制度史》（两卷集）1865—1866年埃朗根版（Maurer，G.L.：Geschichte der Doffveffassung in Deutschland.B.1—2.Erlangen 1865—1866）。——281、283、493。

　　毛勒，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G.L.：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Hof-，Dorf- und Stadt-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en Gewalt.München 1854）。——282、283、493。

　　梅林，弗·《莱辛传奇》，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0年卷第1册第17—26期和第2册第30—40期（Mehring，F.：Die Lessing-Legende.EineRettung von Franz Mehring.In：Die Neue Zeit.Stuttgart.10.Jg.B.1.H.17—26 und B.2.H.30—40.1891—1892）。——637、659。

　　梅林，弗·《莱辛传奇》1893年斯图加特版（Mehring，F.：Die Lessing-Legende.Eine Rettung von Franz Mehring.Nebst einem Anhang über den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Stuttgart 1893）。——656、657、659。

　　《美国新百科全书。通俗百科辞典》（共十六卷），乔·里普利和查·德纳编，1858—1863年纽约—伦敦版（New American Cyclopaedia.A popular dictionary ofgeneral knowledge.Ed.by G.Ripley and Ch.Dana.In 16 vols.New York，London 1858—1863）。——145。

　　蒙特库库利，雷·《军队总司令、皇家炮兵总指挥官蒙特库库利回忆录。附评论》1770年阿姆斯特丹—莱比锡版第1—3卷（Montecuculi，R.：Mémoires de Montecuculi，généralissime des arm6es，et grandmaitre de l'artillerie de l’empereur；avec les commentaires.T.1—3.Amsterdam，Leipzig 1770）。——79。

　　《民主研究》（论文集），路·瓦勒斯罗德编，1860年汉堡版（Demokratische Studien.Hrsg.von L.Walesrode.Hamburg 1860）。——251。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L.H.：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 in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London 1877）。——513、516。

　　《摩奴法典》（Gesetze des Manu）。——118。

　　莫尼，詹·威·《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两卷集）1861年伦敦版（Money，J.W.：Java；or，how to manage a colony.Vol.1—2.London 1861）。——512。

　　莫斯特。约·《一位哲学家》，载于1876年9月10—16、20—23、26—30日和10月3、5、7、12—14、17、19、21日《柏林自由新闻报》（Most，J.：Ein Philosoph.In：Berliner Freie Presse.10—16、20—23、20—50.September，3.，5.，7.，12—14.，17.，19，und 21.Oktober 1876）。——414。

　　穆瓦兰，托·《生理医学讲义》1866年巴黎版（Moilin，T.：Lemons de mddecine physiologique.Paris 1866）。——244。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Ed.orig.et seule officielle.Pads 1808）。——598。

　　纳皮尔，威·《比利牛斯半岛和法国南部1807—1814年战争史》1828—1840年伦敦版第1—6卷（Napier，W.：History of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of France，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Vol.1—6.London 1828—1840）。——79。

　　纽文胡斯，斐·多·《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1881年海牙版（Nieuwenhuis，F.D.：Karl Marx.Kapitaal en Arbeid.’s Gravenhage 1881）。——457。

　　诺克斯，亚·安·／乔·波洛克《英国监狱的国事犯待遇调查委员会委员报告》1867年伦敦版（Knox，A.A.／G.Pollock：Report of commissioners on the treatmentof the treason-felony convicts in the English convict prisons.London 1867）。——263。

P

　　配第，威·《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Petty，W.：A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London 1667）。——158。

　　配第，威·《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Petty，W.：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thmetic.London 1699）。——64。

　　佩尔茨，格·亨·《陆军元帅奈特哈德—冯·格奈泽瑙伯爵的生平》（三卷集）1864、1865和1869年柏林版（Pertz，G.H.：Das Leben des Feldmarsehalls Grafen Neithardt von Gneisenau.B.1—3.Berlin 1864，1865，1869）。——348。

　　蓬佩里，爱·德·《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1840年巴黎第2版（Pompery，É.de：Exposition de la science sociale，constituée par C.Fourier.2.éd.revue etaugm.Paris 1840）。——15。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P.J.：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losophic de la misère.T.1.2.Paris 1846）。——35、41—42、403。

　　蒲鲁东，皮·约·《19世纪革命的总观念》1851年巴黎版（Proudhon，P.J.：Idéé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Choix d’études sur la pratique révolutionnaire et industrielle.Paris 185 1）。——85、88、93、102。

　　蒲鲁东，皮·约·《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或贫困的必然性》，卡·格律恩译。1847年达姆施塔特版第1、2卷（Proudhon，P.J.：Philosophic der Staatsökonomie oder Nothwendigkeit des Elends.Deutsch bearb.von K.Grün.B.1.2.Darmstadt 1847）。——35。

　　普赖斯，理·《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第2版（Price，R.：An appeal to the public，on the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debt.2.ed.London 1772）。——89。

　　普赖斯，理·《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第2版（Price，R.：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 payments；on schemes for providing annuities for widows，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on the methodof calculating the values of assurances on lives；and on the national debt.2.ed.London 1772）。——89。

　　《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1806年柏林版（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flischen Staaten.Berlin 1806）。———418。

Q

　　乔治，亨·《进步和贫困：对工业萧条以及贫困随财富的增长而增长的原因的探讨。补救的方法》1880年纽约版（George，H.：Progress and Poverty.An inquiry into the cause of industrial depressions and of increase of want with increase of wealth.The remedy.New York 1880）。——46l。

　　乔治，亨·《卡尼在加利福尼亚的宣传鼓动》，载于1880年8月《大众科学月刊》第17卷（George，H.：The Keamey agitation in California.In：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B.17.August 1880）。—463。

R

　　《人身保护法》（Die Habeas—Corpus—Akte）。——315。

　　若米尼，昂·《革命战争的考据与军事史》1820—1824年巴黎版第1—15卷（Jomini，H.：Histoire critique et militaire des guerres de la Révolution.T.1—15.Paris 1820—1824）。——80。

S

　　桑巴特，韦·《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批判》，载于1894年《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柏林）第7卷第4期（Sombart，W.：Zur Kritik des ökonomischen Systemsvon Karl Marx.In：Archiv fdr soc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Berlin.B.7.H.4，1894）。——689、696。

　　《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载于1879年10月12、19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Rechenschaftsbericht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Mitgliederdes deutschen Reichstags.In：Der Sozialdemokrat.12.，19.und 26.Oktober 1879）。——442。

　　施蒂纳，麦·《评欧仁·苏〈巴黎的秘密〉》，署名：麦克斯·施米特，载于1844年《柏林月刊》（曼海姆）第1期（也是最后一期）（Stirner，M.：Rezension zu：Eugène Sue：Die Mysterien von Paris.Gez，Max Schmidt.In：Berliner Monatsschrift.Mannheim.Erstes und einziges Heft.1844）。——24。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M.：Der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 1845）。——23、83。

　　施米特，康·《〈资本论〉第三卷》，载于1895年2月25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柏林）第4年卷第22期（Schmidt，C.：Der dritte Band des“Kapital”.In：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Berlin.Jg.4.H.22.25.Februar 1895）。——696。

　　施梯勒，阿·《世界地形袖珍地图。根据全球最新情况和地形编制》1817—1822年哥达版（Stieler，A.：Hand-Atlas über alle Theile der Erde nach dem neuesten Zustand und über das Weltgebäude.Gotha 1817—1822）。——79。

　　施韦泽，约·巴·冯·《俾斯麦内阁。——五》，载于1865年1月27日，2月5日，2月17日，2月19日和3月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第14、18、23、24和28号（Schweitzer.J.B.von：Das Ministerium Bismarck.I—V.In：Der Social-Demokrat.Berlin.Nr.14，27.Januar；Nr.18，5.Februar；Nr.23，17.Februar；Nr.24，19.Febraur；Nr.28，1.März 1865）。——222。

　　司徒卢威，彼·《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1893年10月2日《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truve，P.：Zur Beurtheilung der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elung Russlands.In：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2.Oktober 1893）。——662。

　　苏，欧·《巴黎的秘密》（十一卷集）1842—1844年布鲁塞尔版（Sue，E.：Les mystères de Paris.Vol.1—11.Bruxelles 1842—1844）。——24。

T

　　塔朗迪埃，阿·《爱尔兰和天主教》，载于1870年2月18日《马赛曲报》（Talandier，A.：L’Irlande et le catholicisme.In：La Marseillaise.vom 18.Februar 1870）。——329。

　　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Tacitus：Germania）。——284、285。

　　泰霍夫，古·《未来战争概论》，载于1851年9月6日《纽约州报》第36号（Techow，G.：Umrisse des kommenden Krieges.In：New-Yorker Staats-Zeitung.Nr.36，6.September 1851）。——95。

　　特雷莫，比·《论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1865年巴黎版第1部（Trémaux，P.：Origine et transformations de l’homme et des autres êtres.Première partie.Paris 1865）。——244。

　　梯也尔，阿·《执政府时代和帝国时代的历史》1845—1851年巴黎版第1—ll卷（Thiers。A.：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1’Empire.T.1—11.Paris 1845—1851）。——80。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Children’semployment commission 1862.First report of commissioners.London 1863）。——263。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附通货问题概述》1848年伦敦版（Tooke，Th.：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With a general review of the currency question，andremarks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act.London 1848）。——69。

W

　　瓦格纳，阿·《土地私有制的废除》1870年莱比锡版（Wagner，A.：Die Abschaffung des privaten Grundeigenthums.Leipzig 1870）。——337。

　　瓦克斯穆特，威·《从国家观点研究希腊古代》（两卷集）1826—1830年哈雷版（Wachsmuth，W.：Hellenische Alterthumskunde aus dem Gesichtpunkte desStaates.Th.1.2.Halle 1826—1830）。——145。

　　《威尔士的古代法律和规章》1841年版第1—2卷（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Wales.Vol.1—2.1841）。——283。

　　韦克菲尔德，爱·吉·《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两卷集）1833年伦敦版（Wakefield，E.G.：England and America.A comparison of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e of both nations.In 2 vols.London 1833）。——311。

　　维尔特，莫·《现代德国对黑格尔的侮辱和迫害》，载于1890年《德意志言论》（维也纳）第10年卷（Wirth，M.：Hegelunfug und Hegelaustreibung im moderaen Deutschland.In：Deutsche Worte，Wien.10.Jg.1890）。——586。

　　《武装的普鲁士》，载于1866年《我们的时代》第2册，论文一、论文二，第161—177和321—343页（Preussen in Waffen.In：Unsere Zeit.2.Hälfte.1866.1—2，S.161—177 und 321—343）。——25I。

X

　　西蒙，路·《德意志和它的两个大邦》，载于《民主研究》1860年汉堡版（Simon，L：Deutschland und seine beiden Großmächte.In：Dcmokratische Studien.Hamburg 1860）。——251。

　　谢多—费罗蒂，德·克·《关于俄国前途的论文。第十篇论文：人民的世袭财产》1868年柏林版（Schédo-Ferroti，D.K.：Études surl‘avenirdela Russie.Dixième étude：Le patrimoine du peuple.Berlin 1868）。——298。

　　辛格尔，保·《1893年1月19日在帝国国会的演说》，载于1893年1月20日《前进报》（Singer，P.：Rede im Reichstag am 19.Januar 1893.In：Vorwäirts.20.Januar 1893）。——644。

Y

　　《1844年银行法》（The Bank Charter Act of 1844）。——138、432。

　　《1866年的德国战局》，总参谋部战史处编，1867年柏林版（Der Feldzug von 1866 in Deutschland.Redigirt von der kriegsgeschichtlichen Abtheilung des Großen Generalstabes.Berlin 1867）。——277。

　　《英国工人致法国工人》，载于1863年12月5日《蜂房报》（伦敦）第112号（Totheworkmen of France from the working men of England.In：The Bee-Hive Newspaper.London.Nr.112，5.Dezember 1863）。——212。

　　《英国下院委员会的报告。1812年》，引自托·斯·拉弗尔斯《爪哇史》（两卷集）1817年伦敦版第1卷（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1812.Nach：Th.S.Raffles：The history of Java.With a map and plates.In 2vols.Vol.1.London 1817）。——117。

　　约翰斯顿，詹·芬·韦·《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两卷集）1851年爱丁堡—伦敦版（Johnston，J.F.W.：Notes on North America agricultural，eco-nomical and social.In 2 vols.Edingburgh，London 1851）。——310。

Z

　　泽特贝尔，阿·《从发现美洲到现在的贵金属的生产和金银比值》1879年哥达版（Soetbeer，A.：Edelmetall-Produktion und Werthverhältnis zwischen Gold und Silber seit der Entdeckung Amerika’s bis zur Gegenwart.Gotha 1879）。——574、595。

　　扎姆特，阿·《社会学说。论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1875年莱比锡版（Samter，A.：Social-Lehre.Über die Befriedigung der Bedfirfnisse in der menschlichen Gesellschaft.Leipzig 1875）。——463。

　　《组织规程》（多瑙河两公国的第一部宪法）（Réglement organique）。——567。

文学著作

A

　　奥多尔夫，雅·《德国工人之歌》。——61 l。

B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570。

　　比尔，罗·《三次》。——411。

　　布兰特，塞·《愚人船》。——6。

G

　　歌德《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170。

H

　　哈克奈斯，玛·《城市姑娘》。——569、570。

　　海涅《吕太斯》。——332。

　　海涅《抒情间奏曲》。——422。

　　海涅《新舂集。序章》。——350。

　　贺拉斯《诗论》。——615。

　　贺拉斯《书信集》。——322。

　　霍夫曼，恩·泰·亚·《小察赫斯》。——236。

K

　　考茨基，明‘《格里兰霍夫的斯蒂凡》。——544、545。

　　考茨基，明·《旧和新》。——544。

　　科拉尔，扬·《光荣的女儿》第3篇《多瑙河》。——475。

L

　　拉萨尔，斐·《弗兰茨·冯·济金根》。——169、172—174。

　　琉善《谐趣歌》。——182。

　　鲁日·德·李尔，克·《马赛曲》。——348。

S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_415。

　　《守卫在莱茵河上》（德国歌曲）。——348。

T

　　泰伦齐安·摩尔《英雄诗》（《论用词、音节和贺拉斯的韵律》）。——173。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244。

X

　　席勒《唐·卡洛斯》。——221。

　　席勒《阴谋与爱情》。——545。

Y

　　伊壁鸠鲁《论道德。给梅诺伊凯乌斯的信》。——505。

　　《古兰经》。——114、333。

　　圣经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82。

　　《新约全书·加拉太书》。——26。

　　《新约全书·启示录》。——26。

报刊索引

A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0年创刊，1834—190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此后改名为《埃尔伯费尔德日报。联合总汇报和地方报。随送附刊》（Elberfelder Zeitung.Vereinigte.Allgemeine Zeitungund Provinzial-Zeitung nebst Intelligenzblatt），继续出版至1926年；1839—1843年主编是马·伦克尔，1844—1862年为伯·腊韦；19世纪30—40年代报纸持有福音教会正统派和保守派的观点。——342、366。

　　《爱尔兰人报》（The Irishman）——爱尔兰的一家周报，1858—1885年先后在贝尔法斯特和都柏林出版，该报曾经为芬尼社社员辩护。——318。

　　《爱尔兰人民》（The Irish People）——爱尔兰的一家周报，芬尼社的机关报，1863—1865年在都柏林出版。以后为英国政府所查禁，编辑部成员遭到逮捕。——318。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奥地利政府的官方报纸，1780—1931年在维也纳出版，曾数度易名，如《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等，1814年1月1日起正式作为日报出版。——277。

B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61—1918年在柏林出版，60—80年代是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出版者和主编是奥·布拉斯（1861—1872），1872年起埃·弗·品特继其后任主编。——258。

　　《北方通报》（Северный вестник）——俄国的一家文学、科学和政治月刊，1885—1898年在彼得堡出版，1891年中以前属自由主义民粹派，后来转到颓废派手中，80年代末该杂志曾刊载保·拉法格和其他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文章。——538。

　　《北极星》（Nordstern）——德国的一家周报，1860—1866年用不同名称在汉堡出版；1863年起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1865年起为反对党的机关报I编辑是卡·冯·布伦（186I—1866），编辑部成员有约·菲·贝克尔、斐·拉萨尔、奥—亨利希和威·吕斯托夫；1865—1866年经常刊登有关国际工人协会瑞士支部的消息。——220。

　　《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采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Gemeinnütziges Wochenblatt für die Kreise Bernkastel，Wittlich，Zell und die umliegende Gegend）——德国的一家周刊，1835年起在贝恩卡斯特尔出版，主要报道当地发生的事件。——28。

　　《波兰报》（Dziennik Polski）——波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是加里西亚资产阶级自由派右翼的机关报，1869—1914年在利沃夫出版。——409。

　　《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Berliner Volks-Tribüne.Social-Politisches’Wochen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1887—1892年在柏林出版，接近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586、646。

　　《柏林月刊》（Berliner Monatsschrift）——德国的一家杂志，1844年由青年黑格尔派路·布尔在曼海姆出版，只出了一期，后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24。

　　《柏林自由新闻报》（Berliner Freie Presse）——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76年1月1日创刊，1876年中起编辑是约·莫斯特，1878年10月23日被查禁。——414。

　　《不妥协派报》（L’Intransigeant）——法国的一家报纸，1880—1948年在巴黎出版；该报的创办人和主编是昂·罗什弗尔（1880—1910）；80年代是激进共和派的报纸。——488。

C

　　《财政与工商业通报》（Вестник финансов，пор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торговли）——俄国的一家周刊，财政部机关报，1885—1917年用这个名称在彼得堡出版。——629。

D

　　《大西洋月刊》（17he.Atlantic Monthly）——美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月刊，1857年起在波士顿出版。——463。

　　《大众科学月刊》（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美国的一家月刊，1872年创刊，刊登面向一般读者的科技文章，1948年更名为《大众科学》，该杂志至今仍在出版。——463。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6sische Jahrbfi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l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I其中刊登了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原则上的意见分歧。——10、18、34、68、193、276、456。

　　《德国中央文学报》（Literarisches Centralblatt far Deutschland）——德国的一家文摘性的科学情报评论周刊，1850—1944年在莱比锡出版。——289。

　　《德意志言论》（Deutsche Worte）——奥地利的一家经济和社会政治杂志，188l—1904年在维也纳出版；188l—1883年6月是周刊，1883年7月起改为月刊。——585、586、700。

　　《东邮报》（The Eastern Post）——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68—1873年在伦敦出版；1871年2月—1872年6月为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358、373。

　　《多事人报》（Ficcanaso）——意大利共和派的讽刺性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8—1872年在都灵出版。——381。

F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665年左右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刊，1684—1903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23—1903年每日出版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Blatter far Geist，Gemiith und Publizität）；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自由派的倾向； 1842—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406、609、679。

　　《法兰西信使报》（Le Courrier français）——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政治性周报，1867年6月18日起改为日报；186l—1868年在巴黎出版，1866年5月成为国际在法国的机关报，该报曾刊登过总委员会和地方各支部的文件以及保·拉法格和劳·马克思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274、277。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La Phalange.Revuede la science sociale.Politique，industrie.sciences，arts et littéature）——法国的一家杂志，傅立叶派的刊物《法伦斯泰尔。关于建立劳动和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农工法郎吉的报纸》（Le Phalanstère，journal pour la fondation d’une phalange agricole et manufacturère，associée en travaux et en ménage）的续刊，1836—1840年9月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每月出两次，1843年7月以前每周出三次；7月以后又先后改名为《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Revuede la science sociale）和《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Journal des intérêt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1851年停刊；主编是维·孔西得朗。——518。

　　《费加罗报》（Le Figaro）——法国的一家文学政治周报，1854年在巴黎创刊，1866年改为日报，并成为第二帝国政府的喉舌。——653。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英国工联的机关报（周报）；1861—1876年在伦敦出版，曾三度易名：《蜂房》（The Bee-Hive）、《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便士蜂房》（The Penny Bee-Hive）；该报受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改良派的强烈影响，1864年11月该报被宣布为国际的机关报，从此主要刊登国际工人协会的正式文件和总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报道；但是该报刊登国际文件时常作篡改或删节，为此，马克思曾一再提出抗议，从1869年起该报实际上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喉舌，1870年4月，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与《蜂房报》断绝了一切关系。——212、216、229、357、358。

　　《弗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英国自由派的文学、通俗科学和政治月刊，1830—1882年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弗雷泽（1830—1841）。——403。

G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7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创办人为赖德律一洛兰和多·弗·阿拉戈，编辑有赖德律—洛兰和斐·弗洛孔等；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58。

　　《高卢人报》（Le Gaulois）——法国保守派的日报，维护大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的利益，拥护君主制；1867—1929年在巴黎出版。——318。

　　《工人报》（The Working Man）——英国改良派的周报，1861—1867年在伦敦出版（其间有间断）。——244。

　　《工人报》（Arbeiter-Zeitung）——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89—1893年在维也纳出版，每周出版一次，1894年每周出版两次，从1895年1月1日起每天出版，编辑是维·阿德勒；在50年代，该报发表过恩格斯的许多文章；为该报撰稿的有奥·倍倍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其他工人运动活动家。——603、631。

　　《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英国的工人报纸，1865年9月—1866年2月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该报的前身为1862年9月13日创刊的《不列颠矿工和新闻记者总汇报》（British Miner and General newsman），1863年3月7日改名为《矿工报》（Miner），1863年6月13日又改名为《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 Minerand Workman’s Advocate），编辑为约·托尔斯（1862年9月13日—1865年8月5日）和约·贝·莱诺（1865年8月），1865年7月底报纸为莱诺所有，他把报纸交给国际总委员会掌握，9月8日起改名为《工人辩护士报》，编辑为莱诺（1865年9月—1866年1月）和约·格·埃卡留斯（1866年l—2月）I 1865年9月25日起成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1865年11月起报纸归工业报股份公司所有；马克思是工业股份公司理事会理事（1865年8月22日—1866年6月9日）。报纸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刊登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文件；1866年2月，由于编辑部内改良派的势力增强，报纸再度进行改组，并更名为《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232。

　　《工人呼声》（Arbeiterstimme）——瑞士社会民主党和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机关报，188l—1902年在苏黎世出版，1903—1908在伯尔尼出版。——477。

　　《工人领袖》（The Labour Leader）——英国的一家月刊，1887年起出版，最初刊名是《矿工》（Miner），1889年起改用现称，是苏格兰工党的机关刊物；1893年起是独立工党的机关刊物；1894年起改为周刊；在1904年以前，该刊的编辑是詹·哈第。——672。

　　《公民报》（Le Citoyen）——法国的社会主义日报，1881—1884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参加编辑部的有茹·盖得、保·拉法格、艾·马萨尔、贝·马隆和阿·塞孔迪涅等人。——487。

　　《公益周刊》（Gemeinnütziges Wochenblatt）——见《贝恩卡斯特尔、维特利希、采尔及周围地区公益周刊》。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英国的工人报纸，国际总委员会的机关报，1866年2月lO日—1867年7月20日作为《工人辩护士报》（The Workman’s Advocate）的续刊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马克思曾是该报编辑监察委员会成员，出版者为阿·迈奥尔，1866年2—3月约·格·埃卡留斯任编辑，4月乔·奥哲尔被任命为总编辑；报纸曾刊登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以及恩格斯的文章；后来由于参加报纸领导工作的工联领袖的妥协政策，报纸在选举改革的斗争中改变了方针，从1866年9月8日起成为改革同盟的机关报，成了激进资产阶级和非国教徒雇主集团的喉舌；周报于1867年7月20日停刊。——244。

　　《观察家报》（The ObServer）——英国保守派的周报，英国最老的一家星期日刊；1791年在伦敦创刊。——139。

　　《国防报》（Défense nationale）——法国共和派左翼的报纸，1870—1871年在国际会员的参与下，在波尔多出版。——346。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比利时的一家周报，国际比利时支部的机关报；1869—1873年在塞·德巴普的直接参与下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持无政府主义立场。——322、329。

　　《国际工人协会报》（Journal de l’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Travailleurs）——国际瑞士罗曼语区支部的机关报，每月出版，1865年12月—1866年9月在约·菲·贝克尔的参与下在日内瓦出版。——232。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阿·梯也尔、弗·米涅和阿·卡雷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加尔涅—帕热斯和欧·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57、58。

　　《国民改革者》（The National Reformer）——英国的一家周刊，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机关刊物，1860—1893年在伦敦出版。——316。

H

　　《海陆漫游》（0ber Irand und Meer）——德国的一家每周出版的画报，1858—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411。

　　《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émocratie pacifique.Journal des intérê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J

　　《解放报》（La Emancipación）——西班牙的一家工人周报，国际马德里支部的机关报，187l—1873年在马德里出版11871年9月—1872年4月是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t曾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影响作斗争；1872—1873年，该报刊登过《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和《资本论》第一卷的个别章节以及恩格斯的许多文章；1872年保·拉法格担任报纸的编辑。——370、373。

　　《进步报》（Le Progrès）——瑞士巴枯宁派的机关报，公开反对国际总委员会；1868年12月—1870年4月用法文在勒洛克勒出版，编辑是詹·吉约姆。——335。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Weekly Commercial‘Times，Bankers’ Gazette，and Railway Monitor：a political，literary，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37、139、140。

K

　　《抗议报，社会主义杂志》（O Protesto，Periodico Soeialiste）——葡萄牙的一家社会主义周刊，1875年8月—1878年1月在里斯本出版。——407。

　　《科隆日报》（KiSlnische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82、237、366。

　　《科学、文学和艺术最新集萃》（Nuova antologia.Rivista.di scienze，lettere edarti）——意大利自由派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杂志；1866—1877年在佛罗伦萨出版，每月一期，1878—1943年在罗马出版，每月两期。——696。

L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11、28、681、701、703。

　　《劳动旗帜报。工业界刊物》（The Labour Standard.An Organ of Industry）——英国的一家周报，工联的机关报；1881—1885年在伦敦出版，由乔·希普顿编辑，报纸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倾向。1881年5月7日—8月6日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476。

　　《凉亭。家庭画报》（Die Gartenlaube.Illustriertes Familienblatt）——德国的一家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文学周刊，1853—1903年在莱比锡出版，1903—1943年在柏林出版。——251。

　　《论坛报》——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法国左派共和党人的日报，1869年12月19日—1870年9月9日在巴黎出版；由于采取反对第二帝国统治集团的行动，1870年2月10—11日被勒令停刊，5月18日—7月20日被查封，9月9日完全停刊；出版者为昂·罗什弗尔，主编为保·格鲁赛，编辑部成员有安·阿尔诺、西·德雷尔、阿·恩贝尔、昂·罗什弗尔、昂·马雷等人，撰稿人有茹·瓦莱斯、欧·瓦尔兰、古·弗洛朗斯、保·拉法格、维·罗瓦尔和燕·龙格等人，报纸经常报道国际工人协会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刊登国际总委员会的文件。——322、329、330、336。

　　《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英国的一家报纸，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21年在曼彻斯特创刊，最初为周报，后改为每周出两次，1855年起改为日报。——141、241。

　　《玫瑰小报》（Gazzettino Rosa）——意大利的一家日报，左派马志尼主义者的机关报，1867—1873年在米兰出版；该报在187l—1872年维护巴黎公社，发表国际工人协会的报告和文件；1872年起接受巴枯宁派的影响。——374、378、379。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威·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亨·约·林肯、总编辑约·鲁宾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斯·霍奇森；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另一个所有者为赛·莫利，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101、102、104、347、418。

N

　　《南德意志邮报。供全体人民阅读的独立民主派机关报》（Süddeutsche Post. Unabhängiges demokratisches Organ für jedermann aus dem Volk）——德国的民主主义报纸，1869—1884年在慕尼黑出版。——485。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Weekly’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rd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91、92、100、101、107、115、116、138、141、185、196、316、346、702。

　　《纽约人民报。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New Yorker’Volkszeitung.Den Interessendes arbeitenden‘Volks gewidmet）——美国的一家日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由亚·约纳斯创办，1878—193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出版者和主编是谢·吉维奇（1880—1881年）和阿·杜埃（1878—1888年）。——559。

　　《纽约时报》（TheNew-York Times）——美国的一家日报，1851年9月18日创刊，原名是《纽约每日时报》，1857年9月14日改用现名l起初是美国辉格党的机关报，后成为共和党的机关报。——138。

　　《女王信使报》（The Queen’s Messenger）——英国保守派的政治文学周报，1869年1—7月在伦敦出版。——336。

C

　　《欧洲通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杂志》（Весткник Европы. Журнал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к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а）——俄国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1866—1908年由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在圣彼得堡创办和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初期该杂志经常刊登反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436。

P

　　《平等报》（L’色galit6）——瑞士的一家周报，国际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机关报l1868年12月—1872年12月在日内瓦用法文出版11869年11月—1870年1月，参加该报编辑部的巴枯宁、佩龙、罗班等人企图利用该报攻击国际总委员会，1870年1月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改组了编辑部，撤消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职务，自此以后该报开始拥护总委员会的路线。——33l、335、370、375、38l。

　　《平等报。革命组织的刊物》（L’Égalité.Organe collectiviste révolutionaire）——法国的一家社会主义周报，1877年由茹·盖得创办，1880—1883年为法国工人党机关报，1877—1883年分五个专刊出版：第一、二、三辑三个专刊每周出一次（共出113期），第四、五辑两个专刊每日出一次（共出56期）：计划出版的第六辑专刊只在1886年4月出了一期；第二、三辑专刊先后在1880年1月21日—8月25日、1883年2月16—25日出版；编辑部成员先后有加·德维尔，茹·盖得、保—拉法格、卡·布伊、昂·布里萨克、莱—皮卡尔和埃·马萨尔，8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452、467、476、487、489。

Q

　　《前进。柏林人民报》（Vorwiirts.Berliner Volks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1884年创办；根据哈雷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该报从1891年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并用这个名称出版；威·李卜克内西任主编，恩格斯为该报撰稿并纠正该报编辑部的错误和动摇，帮助它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后，《前进报》编辑部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605、608、609、612、613、618、619、620、644、676、678、686、699、702。

　　《前进！不定期评论》（Вперёд！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在苏黎世（1873—1874年）和伦敦（1875—1877年）出版的一家俄文杂志，总共出了五卷。1873～1876年杂志的出版者为彼·拉·拉甫罗夫；1877年，第五卷由瓦·尼·斯米尔诺夫和尼·库利亚勃科—科列茨基编辑出版。——410。

　　《前进报。巴黎德文杂志》（Vorwärts.Pariser Deutsche Zeitschrift）——在巴黎出版的一家德文刊物。1864年1月创刊，每周出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创办人和编辑之一为亨·伯恩施太因，副标题为《巴黎艺术、科学、戏剧、音乐和社交生活信号》（Pariser Signale aus Kunst，Wissenschaft，Theater，Musik undgeselliges Leben），1844年7月1日卡·路·贝尔奈斯参加编辑部，同时副标题改为《巴黎德文杂志》。报纸最初为一家温和的自由派刊物，从1844年夏天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成为三月革命前最优秀的革命报纸之一，反对普鲁士的反动政策，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具有共产主义内容的文章，1844年12月因一些工作人员被政府驱逐出法国而停刊。——16、20、27。

　　《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Vorwärts.Central-Organ der Soc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德国的一家报纸，1876年10月1日—1878年10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出三次，同时出版学术附刊和附刊，编辑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和威·李卜克内西，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后报纸被迫停刊，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报纸编辑部；1877—1878年报纸以及它的学术附刊和附刊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它的续刊为《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419、423。

R

　　《人民报》（Volkszeitung）——见《纽约人民报。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right）——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2年5月由厄·琼斯在伦敦创刊；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并对报纸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周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时期，报纸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130。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I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ti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关注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308、313、340、360、381、392、393、396、408、409、415、458。

　　《人民论坛》（Volks—TribUne）——见《柏林人民论坛。社会政治周报》。

　　《人民论坛报》（La Tribune du Peuple）——比利时民主派和工人阶级的报纸，1861年5月—1869年4月在布鲁塞尔出版，该报由工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拥护者、无神论“人民协会”会员创办；1865年8月起实际上成了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而从1866年1月起正式成为国际在比利时的机关报，国际工人协会会员塞·德巴普、保·拉法格等人曾为该报撰稿。——232。

　　《人民日报》（Gazeta Narodowa）——波兰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2—1914年在利沃夫出版。——409。

S

　　《萨克森工人报》（Siichsische Arbeiter，一Zeitung）——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报，90年代初是半无政府主义反对派“青年派”的机关报，1890—1908年在德累斯顿出版。——602—603。

　　《社会革命报》（La Révolution Sociale）——瑞士的一家周报，1871年10月—1872年1月在日内瓦出版，1871年11月起为巴枯宁派汝拉联合会的机关报。——376、381。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瑞士的一家德文杂志，1879—1881年由卡·赫希柏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在苏黎世出版，前后共出三卷，杂志具有改良主义倾向。——444、449。

　　《社会立法和统计学文库》（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德国一家进步的政治经济杂志，1888—1903年在蒂宾根和柏林以季刊的形式出版。出版者是亨·布劳恩。——689、696。

　　《社会民主党人报。德语区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Der Sozialdemokrat.Organder Sozialdemokratie deutscher’Zunge）——瑞士的一家德文周报，1879年9月—1888年9月在苏黎世出版，1888年10月—1890年9月27日在伦敦出版；1879—1880年编辑是格·福尔马尔，1881—1890年编辑是爱·伯恩施坦，马克思、恩格斯、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为之撰稿，在他们的影响下报纸成为国际工人运动最主要的革命报纸，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战胜反社会党人法作出了重大贡献。——443、444、447、448、469、495、513、519—521。

　　《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Der Social-Demokrat.Organ des Allgemeinen Deutschen Arbeitervereins）——德国的一家报纸，1864年12月15日—1871年4月21日由约·巴·施韦泽和约·巴·霍夫施泰滕在柏林出版，每周出三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为报纸撰稿，后来施韦泽在报上支持俾斯麦的政策，搞拉萨尔崇拜，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再为报纸撰稿，1871年4月底—1876年报纸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的名称出版，推行拉萨尔的政策，迎合俾斯麦制度，巴结德国统治阶级，反对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派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220—223、308、382、393。

　　《社会评论》（Critica Sociale）——意大利的一家双周杂志，是社会党的理论刊物；189l—1924年用这个名称在米兰出版；杂志的编辑是菲·屠拉梯；在19世纪90年代，该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意大利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666、696。

　　《社会评论》（Revista Socialǎ）——罗马尼亚的一家杂志，1884—1887年由若·纳杰日杰在雅西编辑出版。——565。

　　《社会政治中央导报》（Sozialpolitisches Centralblatt）——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周报，1892—1895年用这个名称由亨·布劳恩在柏林出版，1895年同《社会实践报》（Blätter für soziale Praxis）合并后改名为《社会实践》（Soziale Praxis）。——662、696。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法国一家共和社会主义刊物，由贝·马隆创办。后为工团主义和合作社机关刊物，1880年l—4月为月刊，5——9月在巴黎和里昂两地出版半月刊；1885—1914年改为在巴黎出版；188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该杂志撰稿。——452。

　　《社会主义者报》（Der Sozialist）——美国的一家周报，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1885—1892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535、549、559。

　　《审判报。汉堡、阿尔托纳及其郊区的日报》（Geriehts-Zeitung.Tagesblatt für Hamburg，Altona und Umgegend）——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家日报，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机关报，1878—1881年在汉堡出版。——84。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双周评论》（The Fortnightly Review）——英国的一家历史、哲学和文学杂志，由资产阶级激进派于1865年创办，后来奉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方针，该杂志用这个名称在伦敦一直出版到1934年。——279、347。

　　《苏黎世邮报》（Ztlricher Post）——瑞士民主派的日报，1879—1936年出版。——594、603。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Ll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编辑的有：主编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O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138、233、364。

　　《团结报》（La Solidarité）——瑞士的一家周报，巴枯宁派的机关报，1870年4—9月用法文在纳沙泰尔出版，1871年3—5月在日内瓦出版。——336。

W

　　《晚邮报》（The EveningPost）——美国的一家报纸，180l—1934年在纽约出版；从1856年起是共和党的机关报；从1934年起用《邮报》（The Post）的名称出版。——185。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卫报》（The Guardian）——见《曼彻斯特卫报》。

　　《未来。社会主义评论》（Die Zukunft.Socialistische Revue）——德国一家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杂志，1877年10月—1878年11月由卡·赫希柏格（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博士）在柏林出版，每月出两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杂志提出尖锐批评。——420。

　　《未来报》（Die Zukunft）——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人民党的机关报，1867年起在柯尼斯堡出版，1868—1871年在柏林出版；该报曾发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和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259。

　　《未来报》（De Toekomst）——荷兰的一家工人报纸，1870—～1871年在海牙每周出版三次，曾刊载国际的文件和材料。——360。

　　《未来哲学。理性社会主义评论》（La Philosophie de l’Avenir.Revue du socialisme rationnel）——法国的一家月刊，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刊物，1875—1900年在巴黎出版。——462。

　　《文学报》（L，iteratur—Zeitung）——见《文学总汇报》。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I，iteratur—Zeitung）——德国的一家月刊，1843年12月—1844年10月在夏洛滕堡出版，主编是布·鲍威尔。——15、16。

　　《我们的时代》（Unsere Zeit）——德国自由派的文学政治月刊，1857—1891年在莱比锡由布罗克豪斯出版公司出版；1857—1864年该刊出版时附有副标题：《百科辞典年鉴》。——251。

　　《无产者报》（LeProl6taire）——法国的工人周报，1878—1884年在巴黎出版180年代初法国工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即所谓可能派联合在《无产者报》的周围。——476、49l。

　　《无产者报》（Il Proletario）——意大利的一家周报，1872—1874年在都灵出版I该报支持巴枯宁派，反对总委员会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374、378。

X

　　《先驱。国际工人协会机关报》（Der Vorbote.Orga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瑞士的一家德文月刊，1866年1月—1871年12月在日内瓦出版，主编是约·菲·贝克尔。1867年起为政治和社会经济月刊。国际德语区支部联合会中央机关刊物；杂志总的说来执行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路线，定期刊登国际的文件，报道国际各国支部的活动情况。——232。

　　《先驱报》（Vorbote）——美国的一家周报，1874—1876年在芝加哥用德文出版l1876年起作为社会主义报纸《芝加哥工人报》（chicagoer Arbeiter-Zeitung）的星期日附刊出版。——12。

　　《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月刊，1866年起在伦敦出版。——49l。

　　《现代人》（Contemporanul）——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派的一家文学科学和政治杂志，由康·多布罗贾努氆雷亚和若·纳杰日杰创办；1881年7月—1890年12月用这个名称在雅西出版，先是每月出两次，后改为月刊；该杂志刊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论》、《工资、价格和利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一些片断。——565。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Zeitschrift far die Arbeiterfrage）——德国大工业家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的刊物，1871年创刊，在柏林出版到1876年。——458。

　　《新法兰克福报》（Neue Frankfurter 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报纸，1859—1866年用这个名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241。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履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59、60、77、83、249、509、542。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六期。——93、685。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ßise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8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措，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年）；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93、221。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cial—Demokrat）——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

　　《新时代。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评论》（Die Neue Zeit.Revue des geistigen und öffentliehen Lebens）——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890年10月在斯图加特出版，每月一期，以后至1923年秋每周一期；1883—1917年10月由卡·考茨基担任编辑，1917年10月—1923年秋由亨·库诺担任编辑，从90年代初起，弗·梅林为该杂志撰稿；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帮助杂志编辑部端正方向，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在杂志上背离马克思主义；从90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杂志开始经常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513、516、519、523、527、563、565、566、574、603、611、612、633、637、659、682、699、700。

　　《新世界。大众消遣画报》（Die Neue Welt.Illustriertes Unterhaltungsblatt für das Volk）——德国的社会主义杂志，1876—1883年在莱比锡出版，后来在斯图加特和汉堡出版到1919年；杂志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1876—1880）；70年代，恩格斯曾为杂志撰稿。——15、522、555。

　　《新闻报》（D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1848—1896年在维也纳出版，186l—1862年报纸采取反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曾刊登马克思的文章和通讯。——149、185。

　　《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奥地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由米·埃蒂耶纳和麦·弗里德兰德创办，1864—1939年在维也纳出版。——279。

Y

　　《1848年真正的度申老头》（Le vrai Père Duchène de 1848）——法国的一家工人报纸，1848年5月起在巴黎出版，一共出了四号。——318。

　　《宇宙。进化论和完整世界观杂志》（Kosmos.Zeitschrift für Entwickelungslehre und einheitliche Weltanschauung）——德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月刊，1877—1880年在莱比锡出版，1881—1886年在斯图加特出版。——537、574。

Z

　　《中央报》（Centralblatt）——见《德国中央文学报》。

　　《中央导报》（Centralblatt）——见《社会政治中央导报》。

　　《钟声》（Колокол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报纸，1857—1865年由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用俄文在伦敦不定期出版，1865—1867年在日内瓦出版，1868—1869年改用法文出版，同时出版俄文版附刊。——335。

　　《自然界。每周科学画报》（Nature.A’Weekly Illustrated Journal of Science）——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401。

　　《自由》（Freiheit）——德国无政府主义派的周报，1879—1882年在伦敦、1882年在瑞士、1882—1908年在纽约用德文出版，由约·莫斯特编辑l起初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不久便成为以莫斯特和威·哈赛尔曼为首的无政府主义派的喉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尖锐批评报纸的无政府主义言论。——437、446、447。

　　《自由报》（La Liberté）——比利时民主派的报纸，1865—1873年在布鲁塞尔出版，1872—1873年每周出版一次，1867年起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机关报之一。——379。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俄国的一家文学政治月刊，1839—188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主要撰稿人有维·格·别林斯基，亚·伊·赫尔岑、米·尤·莱蒙托夫、尼·阿·涅克拉索夫、伊·谢·屠格涅夫和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报纸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后来主要倾向于民粹派。——427。

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大事年表

1818年

5月5日
卡尔·马克思诞生于德国特里尔市。

1820年

11月28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诞生于德国巴门市。

1830年

10月
马克思进特里尔中学学习。

1834年

10月
恩格斯进埃尔伯费尔德中学学习，此前在巴门市立学校学习。

1835年

9月24日
马克思毕业于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了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10月15日
马克思进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

1836年

10月22日
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

1837年

4—8月
马克思钻研黑格尔哲学，并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

9月15日
恩格斯离开中学，到他父亲在巴门的公司当办事员。

9月25日
埃尔伯费尔德中学给恩格斯颁发肄业证书。

1838年

1838年7月中—1841年3月下半月
恩格斯在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见习。

1839年

1839年初—1841年3月
马克思研究希腊哲学，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并撰写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约1月—3月初
恩格斯撰写《伍珀河谷来信》，发表在3—4月《德意志电讯》上。

1841年

3月30日
马克思毕业于柏林大学。

4月6日
马克思把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

4月15日
耶拿大学哲学系给马克思颁发博士学位证书。

1841年9月底—1842年10月8日
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柏林服役；利用公余时间在柏林大学旁听并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撰写《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及《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等文章，对谢林作了尖锐的批判。

1842年

1月底或2月初—2月10日
马克思撰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文章1843年2月发表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一卷上。

约3月26日—4月26日
马克思撰写《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文章在5月的《莱茵报》附刊上连载。

10月
马克思撰写《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章在10—11月的《莱茵报》附刊上连载。

10月15日
马克思担任科隆《莱茵报》的编辑。

11月下半月
恩格斯动身前往英国，到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实习经商。赴英途中，恩格斯访问了科隆的《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和马克思初次见面。

12月底—最迟1843年1月26日
马克思撰写《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文章分为三部分，前两个部分发表在1843年1月的《莱茵报》上，后一部分收入卡·海因岑《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

1843年

3月17日
马克思由于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退出《莱茵报》编辑部。

约3月中—9月底
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约5—6月
恩格斯在伦敦和正义者同盟建立联系，结识了同盟领导人卡·沙佩尔、约—莫尔和亨·鲍威尔。

6月19日
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在克罗伊茨纳赫结婚。

7—8月
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研究国家学说和宪政史，研究欧洲各国和美国的历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并作读书摘录和笔记。

1843年9月底或10月初—1844年3月中
恩格斯撰写《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英国状况。英国宪法》等文章。

1843年10月—1845年2月
马克思旅居巴黎，筹办《德法年鉴》杂志；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继续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着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

1844年

2月底
马克思和阿·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在巴黎出版，其中发表了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由于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杂志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开始通信。

约5月底6月初—8月
马克思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8月底—9月初
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时，绕道巴黎会见马克思。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为他们终生不渝的伟大合作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合著《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和马克思一起参加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集会。

1844年9月—1845年3月
恩格斯在巴门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莱茵省积极参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1845年

2月3日
马克思因遭法国当局驱逐，迁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1845年2月—1848年3月初
马克思旅居布鲁塞尔}继续研究经济学文献并作了大量摘录和笔记。

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

春天
马克思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4月
恩格斯迁往布鲁塞尔马克思处。

5月底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莱比锡出版。

7—8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伦敦和曼彻斯特作为期六周的旅行。

秋天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6年

年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创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夏天
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主要章节。

8月15日
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来到巴黎，向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工人成员宣传共产主义，组织通讯委员会，并同魏特林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

12月28日
马克思写信给俄国著作家帕·瓦·安年科夫，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同时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

1847年

1月—6月15日
马克思撰写《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

1月20日
正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派代表约·莫尔到布鲁塞尔会见马克思、到巴黎会见恩格斯，建议他们加入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确信同盟领导人愿意改组同盟并接受他们的理论作为纲领的基础之后，同意加入同盟。

6月初
恩格斯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同盟的旧口号‘‘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会决定把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讨论同盟纲领的基础。

7月初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出版。

8月5日
在马克思的领导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在布鲁塞尔成立。马克思当选为支部主席和区部委员会委员。

9月27日以前和10月3日
恩格斯撰写题为《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的论战性文章，发表在10月3日和7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

10月底—11月
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委员会的委托为同盟起草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

11月29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出席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而举行的国际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会上发表了关于波兰问题的演说。11月29日—12月8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纲领。

1847年12月9日—1848年1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

12月下半月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作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说。

1848年

1月9日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公众大会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

1月底
恩格斯被法国当局驱逐，迁居布鲁塞尔。

2月底
《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

2月27日前后
由于法国爆发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把职权移交给马克思领导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

3月初
马克思接到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斐·弗洛孔的书面通知：撤销基佐政府对马克思的驱逐令，并邀请他返回法国。3月3日，马克思接到比利时国王签署的命令，限定他24小时以内离开比利时。3月5日，马克思到达巴黎。

3月11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成立。马克思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布鲁塞尔的恩格斯被缺席选入中央委员会。

3月下半月—4月初
德国爆发三月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拟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同盟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三四百名德国工人（大多数是同盟盟员）分散返回德国，参加已经开始的革命。

3月下旬
恩格斯来到巴黎，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4月6日前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巴黎，回德国参加革命。

4月1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隆，立即着手筹备出版大型政治日报《新莱茵报》。

6月1日
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创刊号出版，报纸的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

6月25日—7月1日
恩格斯和马克思撰写有关巴黎六月起义的一系列文章，发表在《新莱茵报》上。

7月6日
马克思因《新莱茵报》7月5日发表了揭露司法当局的《逮捕》一文受到法院传讯。此后，普鲁士司法当局经常以各种借口传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报》其他人员。

9月11—15日
马克思撰写题为《危机和反革命》的一组文章，发表在《新莱茵报》上。

9月13日
《新莱茵报》编辑部、科隆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在科隆弗兰肯广场召开民众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被选入由30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

9月17日
恩格斯参加由科隆各民主团体发起的在沃林根（科隆附近）召开的民众大会。恩格斯被选为大会书记。

9月26日
科隆戒严。警备司令部命令《新莱茵报》和其他一些民主派报纸停止出版。

9月26日以后—10月
初恩格斯面临被捕的危险，不得不离开科隆。普鲁士当局对参加九月事件的恩格斯等人发出通缉令。恩格斯在布鲁塞尔遭到警察当局逮捕，并被送进监狱，后来又被押解到法国边界。恩格斯从那里前往巴黎。

9月底—10月上半月
马克思为《新莱茵报》复刊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为了偿清报纸的债务和抵补报纸的费用，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现金。10月12日，《新莱茵报》第114号，即科隆戒严解除后的第一号出版。

10月10日前后—24日前后
恩格斯从巴黎徒步前往瑞士。途中恩格斯在法国农民中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12月9—29日
马克思撰写题为《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的一组文章，发表在《新莱茵报》上。

1849年

1月中
恩格斯由瑞士回到科隆，重新全力投入《新莱茵报》的编辑工作。

2月7日
科隆陪审法庭开庭审理《新莱茵报》因发表《逮捕》一文被控侮辱检察官和诽谤宪兵一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庭上发言，当众揭露实行反革命政变的普鲁士政府。陪审法庭宣告马克思、恩格斯无罪。

5月中
恩格斯参加埃尔伯费尔德的起义。

5月16日
马克思接到当局把他驱逐出普鲁士的命令。

5月19日
《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最后一号第301号。

5月19日—5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停刊后，前往国民议会所在地法兰克福以及爆发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巴登、普法尔茨等地区，试图说服国民议会的左派领导人以及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领导人接受他们的革命计划，但没有成功。

6月3日前后
马克思到达巴黎。

6月6日
普鲁士政府下令通缉恩格斯。

6月13日—7月12日
恩格斯作为奥·维利希的副官参加了巴登和普法尔茨起义军的多次战斗。起义失败后，恩格斯于7月12日随同最后一批起义军越过边界退入瑞士境内。

8月中
恩格斯在瑞士开始撰写《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1850年2月完成。

8月24日
马克思因受到法国当局的迫害，离开巴黎前往伦敦。

8月26日前后
马克思来到伦敦，在这里一直居住到逝世。马克思到达伦敦后，着手筹办《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重新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10月初—11月10日前后
恩格斯离开瑞士，取道意大利前往伦敦。

1849年11月—1850年9月
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多次发表演讲，阐述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思想和《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他在家里也多次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们详细地讲解这些问题。

1849年底—1850年11月
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一组文章《从1848年到1849年》。1895年恩格斯将这些文章编成单行本出版，标题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1850年

3—11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了六期（其中第5—6期是合刊）。该杂志发表了马克思的《从1848年到1849年》和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等著作。

3月下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

夏秋
恩格斯撰写《德国农民战争》。

9月15日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评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宗派冒险主义策略。会上发生了分裂。委员会的多数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路线。会议决定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隆，委托科隆区部组织新的中央委员会。

1850年9月—1853年8月
马克思写了24本摘录笔记，用罗马数字编为I—XXIV号。笔记摘录了大量著作和报刊资料，主要是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摘录。

11月中
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回到欧门—恩格斯公司工作。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11月底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开始系统地研究军事问题。

1851年

4月
恩格斯撰写《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条件与前景》。文章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

4月底
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卡尔·马克思文集》第一分册。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一分册出版后《文集》出版工作即告中断。

8月8日
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他接到《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查·德纳邀请他为该报撰稿的建议。马克思接受了德纳的建议。由于马克思忙于经济学说的研究工作，很大一部分文章是马克思请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持续十年以上。

1851年8月17日—1852年9月23日
恩格斯撰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发表在1851年10月25日—1852年10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署名马克思。

12月3日
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分析了1851年12月2日在法国发生的路易·波拿巴反革命政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发挥了这封信中的一些思想。

约1851年12月中—1852年3月25日
马克思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852年

3月5日
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阐述他对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新结论。

5—6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批判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错误观点收集材料，并合写《流亡中的大人物》。该著作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出版。 5月19日前后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纽约的不定期刊物《革命》上发表。

10—11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10月4日—11月12日在科隆进行的由普鲁士政府一手制造的共产党人案件的审讯进程，全力以赴地帮助被告的辩护人在法庭上证明起诉的虚假性，用各种方法把揭露普鲁士警察当局的阴谋的文件和材料寄往科隆。

10月底—12月初
马克思撰写《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1853年1月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美国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从1853年3月5日至4月23日连载这一著作，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11月17日
马克思鉴于欧洲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遭到逮捕，同盟实际上已经停止正常活动等情况，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上提议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的提议获得通过。

1853年

5月26日前后—6月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东方各国的历史问题交换意见。

5月31日前后
马克思撰写《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发表在6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6月7—10日之间
马克思撰写《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发表在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7月22日
马克思撰写《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发表在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9月28—29日
恩格斯鉴于克里木战争即将爆发，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分析多瑙河上的兵力对比的文章。此后直到1856年战争结束。恩格斯就克里木战争写了一系列军事评论。

1854年

8月25日—12月8日
马克思鉴于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题为《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

1854年12月—1855年1月
马克思审阅并整理自己前几年作的政治经济学笔记

1855年

4月16日以前
恩格斯撰写反对泛斯拉夫主义的两篇文章，以《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为题发表在4月21日和24日的德国报纸《新奥得报》上。

6月15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查·德纳建议马克思为纽约的杂志《普特南氏月刊》撰写论述欧洲军队的文章。应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担负了撰写这些文章的工作。恩格斯大约从6月底到9月或10月撰写《欧洲军队》一文，发表在1855年8月、9月、12月《普特南氏月刊》上。

6月24日和7月1日
马克思参加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群众示威，反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

1856年

4月14日
马克思应宪章派机关报妖人民报》编辑部的邀请，参加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会。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演说。4月19日《人民报》发表了马克思的演说记录。

4月16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阐发工人阶级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

6月
马克思研究法国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的活动，撰写了三篇论文。第一篇论文发表在6月7日《人民报》上，标题是《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这三篇文章后来以同一标题发表在6月21日、24日和7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856年6月—1857年3月
马克思为计划撰写的一部关于18世纪英俄关系的著作起草导言。导言以《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为题发表。马克思计划用20个印张的篇幅撰写这部著作，但没有完成。

9—11月
马克思就国际市场开始发生危机，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一系列文章，并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

1857年

3月18日前后
马克思撰写《俄国的对华贸易》，发表在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3月22日前后
马克思撰写《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发表在4月10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4月21日
马克思收到查·德纳4月6日的来信。德纳在信中约请马克思为他所筹划的《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军事等方面的条目。马克思同恩格斯商量后复信表示同意。

5月20日前后
恩格斯撰写《波斯和中国》，发表在6月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6月30日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关于印度军队起义的文章。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印度1857—1859年的民族解放起义。

7月
马克思撰写评论弗·巴师夏和查·凯里的经济学论文。论文没有完成。

1857年7月—1860年11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条目。这些条目主要涉及军事问题。恩格斯承担了大部分条目的撰写工作。许多条目是两人合作的成果。

8月底
马克思为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导言》。《导言》没有写完。

1857年10月—1858年2月底
马克思详细地研究普遍的经济危机的发展，搜集了大量有关危机进程的材料·同恩格斯在通信中讨论了危机问题，恩格斯向他提供了许多有关曼彻斯特的危机进程及其后果的材料。

1857年底—1858年5月
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1858年

2—3月
马克思写信给斐·拉萨尔，托他打听能不能在柏林分册出版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并把自己写作的总计划简要告诉了拉萨尔。拉萨尔告知马克思，柏林出版商弗·敦克尔答应出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头两分册。

4月2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详细说明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纲要。

7月14日
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自己研究比较生理学、物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情况。

8月—10月底
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

8月31日—9月28日
马克思撰写四篇关于鸦片贸易史和关于天津条约的文章，发表在9月20日—10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0月7日
恩格斯就厄·琼斯同资产阶级自由派密切合作一事，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化倾向，并揭示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根源。

10月25日前后
恩格斯撰写《俄国在远东的成功》，发表在11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858年11月—1859年1月
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

1859年

1月下旬
马克思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手稿，寄给柏林出版商弗·敦克尔。

2月23日
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寄给柏林的出版商弗·敦克尔。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

2月底—3月9日
恩格斯撰写《波河与莱茵河》，阐述无产阶级政党在德国统一和意大利统一问题上的政治立场。《波河与莱茵河》4月在柏林匿名出版。

4月19日和5月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写信给斐·拉萨尔，对他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作了评论。

6月4日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创刊不久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等团体的机关报《人民报》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略有删节。马克思的序言同时也被美国的德文报纸转载。

6月11日
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

约7月3日—8月20日
马克思担任《人民报》的实际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该报不久即因经费困难而停刊。8月20日《人民报》出版最后一号第16号。

8月3—15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书评，发表在8月6日和20日《人民报》上。由于《人民报》停刊，书评没有登完。

9月13—30日
马克思撰写题为《新的对华战争》的一组文章，发表在9月27日—10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1月中
马克思撰写《对华贸易》，发表在12月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

12月12日
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正在阅读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并指出达尔文成功地证明了自然界的历史发展，从而驳倒了唯心主义的目的论。

1860年

1月11—26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密切关注美国和俄国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机。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着重指出，美国争取消灭奴隶制的运动和俄国争取废除农奴制的运动是当时最大的事件。

1月底—2月初
马克思为了回击卡·福格特的诽谤性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开始收集文献材料撰写反击福格特的著作。

2月4—20日
恩格斯撰写小册子《萨瓦、尼斯与莱茵》，它是《波河与莱茵河》的续篇。小册子于3月在柏林匿名出版。

11月
马克思写完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12月1日在伦敦出版。

11月底—12月19日
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1861年

1861年6月—1862年11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美国爆发内战，特别注意研究美国内战发生的原因。

1861年8月—1863年7月
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的研究结果和摘录构成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共23个笔记本，用罗马数字卜XXIII统一编号。

1862年

7月9日—8月4日
马克思多次会见来伦敦参观世界工业博览会的斐·拉萨尔；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改良主义纲领和策略。

8月2日和9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介绍自己在写《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取得的研究成果。

12月28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路·库格曼，他打算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下一分册作为单独的著作出版，用《资本论》做书名，并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副标题。

1863年

1月
马克思结束了《剩余价值理论》主要篇章的写作。他后来打算把《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的第四部分即理论史部分出版。同时他编写《资本论》第一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这两部分成了后来《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的基础。

1月28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确定了机器的真正概念，简要论述了机器发展的历史。马克思还告诉恩格斯，斐·拉萨尔的《工人纲领》是对《共产党宣言》的庸俗化。

2月中—5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鉴于用革命方法解决波兰问题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决定以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名义就波兰起义发表呼吁书。他们打算在小册子《德国与波兰。因1863年波兰起义所作的军事政治考察》中更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小册子没有写完。

7月初
马克思研究数学，特别是微分学和积分学。

1863年8月—1865年12月
马克思决定用更有系统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理论部分，着手撰写新稿。经过紧张的劳动，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册的新的手稿。

1864年

6月30日
恩格斯和欧门兄弟签订为期五年的协议，成为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

9月28日
马克思出席在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成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决议。马克思当选为协会临时委员会委员。

10月21—27日之间
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11月1日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他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这两个文件获得一致通过。临时委员会按章程被确定为协会的领导机关（即总委员会；在1866年底以前通常被称为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作为德国通讯书记参加总委员会。

11月4日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详尽地叙述了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的情况和制定纲领性文件的经过。

1865年

1月24日
马克思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请求，撰写《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对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蒲鲁东作了全面的评价。文章于2月1日、3日和5日在该报发表。

1月27日—2月11日
恩格斯撰写《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小册子2月底在汉堡出版。

1月30日
威·施特龙写信告诉马克思，汉堡的出版商奥·迈斯纳同意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

6月20日和27日
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驳斥约·韦斯顿的错误观点，并用通俗的形式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

7月31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再写三章就可以完成《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前三册）的新的手稿，然后还得重新加工整理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

9月25—29日
马克思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

1866年

1月底—2月中
马克思由于紧张写作《资本论》而患病。恩格斯十分关心马克思的健康，建议马克思将第一卷先送去付印。马克思按照恩格斯的意见，决定首先发表《资本论》第一卷。

9月3—8日
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按照马克思起草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通过了各项主要决议，批准了以马克思起草的临时章程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章程和条例。马克思被代表大会选入总委员会。

10月13日
马克思写信给路·库格曼，叙述了《资本论》的总的结构。

11月中
马克思给汉堡出版商迈斯纳寄去《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部分。

12月17日和18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和在总委员会会议上说，刊登在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上的文章不得不承认，国际工人协会是本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1867年

4月2—4日
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他已写完《资本论》第一卷，并打算亲自将手稿送到汉堡出版商那里。恩格斯回信给马克思，衷心祝贺《资本论》第一卷的完成，并给马克思寄去到汉堡的路费。

4月10日—5月19日
马克思为《资本论》的出版事宜回到德国。

4月下半月—6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法通过报刊来报道《资本论》第一卷即将出版的消息，并筹划把该书译成英文和法文。

6月3—16日
马克思把《资本论》第一卷前五个印张的清样寄给恩格斯校阅。恩格斯读完《资本论》第一卷第一批校样后，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了自己的意见。

约6月17—27日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附录《价值形式》。

7月25日
马克思写完《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随后把它寄给汉堡的出版商。

8月16日
马克思看完《资本论》第一卷最后一个印张的校样。他在深夜两点写信给恩格斯，衷心感谢恩格斯在他写作这部著作期间所给予的无私帮助。

1867年8月下半月—1883年初
马克思继续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许多领域进行广泛研究，写作和修订《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但由于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修订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研究其他领域的问题以及病情加重等原因，马克思生前未能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9月6日
马克思被国际工人协会洛桑代表大会选入总委员会。

9月中旬
《资本论》第一卷在汉堡出版。

1867年10月—1868年6月
恩格斯为了宣传《资本论》的理论观点，打破资产阶级报刊和学术界对《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蓄意保持的沉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书评。

11月
马克思研究爱尔兰问题，并在同恩格斯的通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868年

1—3月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和路·库格曼的一系列信件中就欧·杜林对《资本论》第一卷所作的书评以及杜林的其他著作作了评论。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一卷在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不同于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三个崭新因素，以及他的阐述方法同黑格尔的不同之处。

3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德国历史学家格·毛勒的著作，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3月2—13日
恩格斯为德国工人的报纸《民主周报》撰写《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于3月21日和28日发表。

4月底
马克思研究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他几次写信给恩格斯，介绍自己研究这个问题的结论，并谈到《资本论》第二、三册的内容。

9月6—13日
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提出并由总委员会批准的草案，通过了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和关于缩短工作日的决议。马克思被代表大会选入总委员会。

9月11日
在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德国代表们提出一项决议案，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把这一著作译成各种文字，他们还指出，《资本论》作者的功绩不可估量，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对资本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

1869年

5月14日前后—6月23日
马克思校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清样并撰写序言；第二版于1869年7月出版。

6月23日
马克思参加英国工联为支持关于扩大工联权利的法案而在伦敦埃克塞特会堂举行的群众大会。

6月30日
恩格斯结束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从此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但为了处理遗留事务，他在曼彻斯特又住了一年多。

7—8月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讨论即将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时，就土地所有制问题和继承权问题作了发言。

9月7日和11日
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继承权的报告先后在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宣读。马克思再度当选为总委员会委员。

10—12月
恩格斯着手撰写《爱尔兰史》。

10月中—12月
马克思研究爱尔兰问题。

1870年

2月11日
恩格斯把为《德国农民战争》德文第二版写的序言寄给马克思，请他提意见。序言最初发表在4月2日和6日《人民国家报》上。10月15日左右，《德国农民战争》连同恩格斯写的第二版序言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5月—7月上半月
恩格斯撰写《爱尔兰史》。他原计划写四章，但只写完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

7月19—23日之间
马克思撰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7月26日
马克思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读他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总委员会批准了宣言。宣言首先用英文刊登在7月28日伦敦报纸《派尔—麦尔新闻》上，几天后以传单形式印发，后又译为德文和法文发表在报纸上并以传单的形式印发。

1870年7月27日前后—1871年2月中
恩格斯撰写了59篇关于普法战争的文章，发表在《派尔—麦尔新闻》上。

9月6—9日之间
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

9月9日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非常会议上宣读他起草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宣言经总委员会通过后，用英文印行。

9月20日
恩格斯把他在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事务彻底处理完毕后，从曼彻斯特迁居伦敦，住在马克思家附近。此后，恩格斯在伦敦—直居住到逝世。马克思提名恩格斯为总委员会委员。

10月4日
恩格斯当选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员。

1871年

2月13日
恩格斯代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写信答复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来信，他在信中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

3月19日—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仔细研究3月18日巴黎爆发革命后的局势和3月28日宣布成立的巴黎公社的材料，同公社社员建立联系，并在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上向他们提供建议。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各国工人举行群众集会声援巴黎公社。马克思写了几百封关于巴黎公社的信，寄往所有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支部组织的国家，信中阐明了公社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历史意义，呼吁对公社给予支持，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公社所犯的错误。

4月12日和17日
马克思在给路·库格曼的信中，援引自己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作出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的结论，强调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

4月18日—6月初
马克思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撰写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

5月23日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作关于巴黎公社的发言，指出即使公社遭到失败，公社的原则也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

5月30日
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他起草的宣言《法兰西内战》。宣言经总委员会一致通过，用英文印成单行本出版，同时还刊登在国际的许多机关刊物上。

6—1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组织对巴黎公社流亡者的救济和援助，领导了总委员会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工作，设法为流亡的公社社员寻找工作。

6月中—约7月26日
恩格斯把《法兰西内战》译成德文，6月28日—7月29日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8—10月在《先驱》上摘要发表。

7月初
马克思在同纽约《世界报》记者谈话时阐明了国际的目的和任务，并论述了国际的活动。谈话记录发表在7月18日《世界报》和8月12日《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

9月17—23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工人协会伦敦代表会议的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重要决议，着重阐明了各国无产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必要性。

9月24日
马克思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七周年庆祝会上发表讲话，论述国际的任务和目的，阐明巴黎公社的阶级实质。这篇讲话的报道发表在10月15日《世界报》上。

10月21日
恩格斯针对自己的家人对他的政治活动和他同马克思的友谊提出的指责，写信给母亲。恩格斯在信中驳斥了资产阶级报刊对巴黎公社的污蔑，明确表示自己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近30年来所持的观点。

1871年12月—1873年1月
马克思为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进行工作。

1872年

1872年3月—1875年1月
马克思校订由约·鲁瓦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译稿。

3—8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无政府主义者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中捍卫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同时进行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3月初—5月初
马克思应国际工人协会曼彻斯特支部领导人欧·杜邦的请求，就该支部正在争论的土地国有化问题撰写了详细意见。马克思寄去的手稿由杜邦在5月8日支部会议上宣读，并发表在6月15日《国际先驱报》上。

4月初
马克思收到《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译者尼·弗·丹尼尔逊寄来的《资本论》俄译本。这是该书的第一个外文译本。

1872年5月—1873年1月
恩格斯撰写《论住宅问题》一组文章，发表在1872年6月—1873年2月《人民国家报》上。

6月2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将于7月在莱比锡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撰写序言。

1872年7月—1873年5月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陆续分册出版。

9月2—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通过了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把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的建议。

1872年9月17日—1875年底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陆续分册出版。

10月
恩格斯应意大利《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请求撰写《论权威》一文。后因比尼亚米被捕导致文章丢失，恩格斯于1873年3月再次寄出《论权威》一文。文章发表在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

1872年12月底—1873年1月初
马克思应恩·比尼亚米的请求撰写《政治冷淡主义》，发表在1873年12月《1874年共和国年鉴》上。

1873年

1月24日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

约2月
恩格斯撰写批判德国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路·毕希纳的著作的提纲。恩格斯对毕希纳的批判性研究超出了计划的范围，他由此直接转入《自然辩证法》的写作。

5月中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最后一分册出版。5月底6月初，各分册合订成书出版。

5月30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叙述了他拟写《自然辩证法》一书的构思和自然辩证法的要点。

约1873年10月—1874年2月
恩格斯计划撰写一部关于德国史的著作，研究相关资料和著作并作详细摘要。同时，恩格斯撰写关于德国史著作的草稿，标题为《关于德国的札记》。

1874年

1874年—1875年初
马克思阅读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并作了批判性摘要。

约1874年5月中—1875年4月中
恩格斯撰写以《流亡者文献》为题的一组文章（共5篇），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

7月1日
恩格斯在他的《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准备付印时，对1870年为该书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作了补充。

1874年9月中—至少10月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中的50多个札记和片断。

10月28日—12月18日
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在《人民国家报》上连载，并署作者姓名。这是第一次在德国发表马克思的这一著作。

1875年

3月18—28日
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奥·倍倍尔，以他个人和马克思的名义，批判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为准备合并而起草的纲领草案。

4月28日
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跋，指出这个版本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

5月5日
马克思写信给威·白拉克，随信寄去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注。马克思的这封信和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注后来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

约1875年11月—1876年5月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中的30多个札记和片断，并完成其中第一篇较完整的长篇论文《导言》。

年底
《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最后一个分册出版。1876年初，合订成书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出版。

1876年

5—6月
恩格斯为他答应给《人民国家报》撰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撰写导言。后来恩格斯把这篇导言收入《自然辩证法》，并加上标题《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5月24—26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就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欧·杜林的观点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部分党员中影响日益扩大的问题交换意见，认为必须在报刊上批判杜林的观点。

5月28日
恩格斯写信告诉马克思，他已确定了批判杜林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5月底—8月底
恩格斯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开始为批判杜林的观点收集材料。他阅读了杜林的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

1876年9月—1877年1月初
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第一编《哲学》，这一编作为一组文章发表在1877年1月3日—5月13日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

1877年

3月5日和8月8日
马克思把他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写的手稿寄给恩格斯。

6—12月
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这一编作为一组文章发表在7月27日—12月30日《前进报》附刊上。

6月中
恩格斯根据威—白拉克的请求为《人民历书》撰写马克思传略，传略于l878年发表。

9月27日—10月19日
马克思在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谈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英文并在美国出版的问题。马克思在信中说明，在翻译时除了依据德文第二版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马克思还寄给左尔格一份编辑说明。出版美国版的计划没有实现。

10—11月
马克思写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答复俄国政论家和文学评论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

1877年10月—1878年1月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写了50多个札记和片断。

1878年

1878—1882年
马克思钻研代数学，在专门的笔记本上写了大量的札记；写了微分学简史。

约1—4月之间
恩格斯撰写《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一文。后来恩格斯把它编入《自然辩证法》。

3—4月
恩格斯撰写《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这一编作为一组文章发表在5月5日—7月7日《前进报》附刊上。

1878年中—1882年8月之间
恩格斯研究德国史，收集资料并撰写《论德意志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两部著作。

6月底7月初
恩格斯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反杜林论》）一书的第一个单行本在莱比锡出版。

8月或9月初
恩格斯写完《反杜林论》以后，打算着手系统地整理《自然辩证法》的材料，为此他拟订了这一著作的总计划草案。

1879年

1879年下半年—1881年初
马克思写关于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国民经济的一般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一书的批评意见。

不早于9月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中的《辩证法》一文。

9月17—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批评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出现的以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施拉姆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倾向。

1879年秋—1880年夏
马克思阅读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并作了详细笔记。

1880年

1月—3月上半月
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内容《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为一篇独立的通俗著作。这一著作由拉法格译成法文，经恩格斯审定后，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首先发表在3月20日、4月20日和5月5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上；同年又用同一标题出版了法文单行本，马克思为单行本写了前言；1883年出版了德文单行本，标题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月中—7月底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他拟定了一个涉及《自然辩证法》局部内容的计划草案，随后撰写了《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的量度。——功》、《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三篇论文以及一系列札记和片断。

5月10日前后
马克思、恩格斯同保·拉法格和茹·盖得一起制定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分为理论部分和实践部分。纲领的理论性的导言是马克思口授的。

约1880年夏—1881年夏
马克思研究了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詹·莫尼《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约·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鲁—索姆《法兰克法和罗马法》、亨·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等著作，并且作了评注性的摘录。1882年马克思还研究和摘录了约·拉伯克的著作《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

1881年

2月18日前后—3月8日
马克思收到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她在信中代表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请求马克思对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特别是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发表见解。马克思根据查苏利奇的请求，综合他所研究的俄国农村公社的资料，拟了四个复信草稿。3月8日，马克思写复信给查苏利奇。

8月17—18日
恩格斯研究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并在信中对马克思的观点给予高度评价。

12月2日
马克思的妻子燕妮·马克思逝世。

约1881年底—1882年底
马克思研究世界通史，作了《编年摘录》，摘录了公元前1世纪初至公元17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马克思的手稿共有四本，约105个印张。

1881年底—1882年
马克思撰写《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这是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他所研究的关于俄国的资料和文献的开始；继续研究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材料。

1882年

约1882年初—8月11日
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中的《热》、《电》两篇论文以及一系列札记和片断。

1月2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格·瓦·普列汉诺夫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译本撰写序言。该序言的俄译文于1882年2月5日发表在《民意》杂志上。

2月20日—5月2日
马克思在阿尔及尔疗养；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4月10日
恩格斯审阅《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校样后，把它寄给彼·拉甫罗夫。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序言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于5月底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的一种出版。

4月下半月
恩格斯撰写《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该文发表在5月4日和11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9月中—12月
恩格斯为出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单行本德文第一版进行工作。9月21日，恩格斯在基本上完成正文的出版准备工作后，为该版撰写序言。12月，恩格斯写完该版附录《马尔克》。单行本1883年4月出版。

1882年秋—1883年1月初
马克思为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进行工作。

11月
马克思密切关注马·德普勒所作的远距离输电的实验，他请恩格斯也注意这个实验并发表意见。马克思阅读爱·奥斯皮塔利埃的《现代物理学。电的基本应用》一书。

11月23日
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表示要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他时断时续地写这部著作已将近10年。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由于全力进行《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并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事实上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

1883年

3月14日
卡尔·马克思在伦敦逝世。

3月17日
马克思的葬仪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举行。恩格斯发表墓前讲话。

3月18日前后
恩格斯撰写《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一文，发表在3月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4—12月
恩格斯放下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着手整理马克思的遗稿，阅读《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继续进行马克思做过的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的工作；选择马克思的某些著作准备再版；整理马克思的书信。

约4月23日—5月12日
恩格斯撰写《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报道马克思患病和逝世的经过以及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文章发表在5月3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6月下半月
恩格斯审阅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帕·马尔提涅蒂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意大利文译文。这本小册子于7月在贝内文托出版。

6月28日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德文第三版撰写序言；第三版于l883年在苏黎世出版。

8月底
恩格斯着手审定《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文的头几章；审定英译文的工作断续进行达三年之久。翻译工作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承担。

9月下半月
恩格斯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

11月7日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撰写序言。

1883年12月—1884年10月
恩格斯审定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翻译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的德译文，为这个版本撰写序言和作注。

1884年

2月初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出版。

2月中—3月初
恩格斯撰写《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年）》一文，发表在3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2月下半月—3月初
恩格斯为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把马克思在1865年发表的《论蒲鲁东（给约·巴·施韦泽的信）》一文从德文译成法文。这篇经保·拉法格校订过的译文在恩格斯逝世后作为附录收入1896年在巴黎出版的《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二版。

3月底—5月26日
恩格斯撰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利用了马克思对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摘要，同时还利用了大量其他材料。

6月
恩格斯准备出版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新版本，校阅正文，并写一篇关于这部著作发表经过的简短前言。这个新版本当年在苏黎世出版。

10月初
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苏黎世出版。

10月15日
恩格斯在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高度评价马克思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地位，称自己只是“拉第二小提琴”。

10月23日
恩格斯写完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序言。这篇序言以《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为题发表在1885年《新时代》杂志第3年卷第1期，并刊印在1885年1月斯图加特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10月底—11月中
恩格斯热情评价在实施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的成功。

年底
恩格斯计划再版《德国农民战争》并着手进行准备工作。他草拟了准备为该书新版写的一篇导言的提纲，并动笔撰写这篇导言，但未完成。

1885年

1月—2月4日
恩格斯审定《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部分英译文，该书是由美国社会主义者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为了在美国出版而译成英文的。

1月
恩格斯准备付印《反杜林论》德文第二版。

2月—6月初
恩格斯校对《资本论》第二卷的校样。

2月23日
恩格斯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最后一部分手稿的整理工作，并把它寄给出版社。

2月底
恩格斯开始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手稿。这一工作一直进行了10年左右。

1885年3月—约1888年2月
恩格斯陆续审定格·特里尔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丹麦文译稿。这部著作的丹麦文版1888年在哥本哈根出版。

4—5月
恩格斯审定帕·马尔提涅蒂翻译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意大利文译稿。这部著作的意大利文版1885年在贝内文托出版。

5—11月
恩格斯校对《反杜林论》德文第二版的校样。5月5日恩格斯适逢马克思的生日写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

5月底—6月
恩格斯校对马克思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德文第三版校样。该版于1885年出版，附有恩格斯为该版写的序言。

7月
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在汉堡出版。

7月下半月
恩格斯结束《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辨认工作。

9月23日
恩格斯写完《反杜林论》德文第二版的序言。

10月8日
恩格斯写完共产主义者同盟简史，作为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的引言。这篇文章以《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为题发表在11月12日、19日和2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刊印在11月下半月霍廷根—苏黎世出版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德文第三版中。

10月10日—11月24日之间
恩格斯撰写《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出版的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中，作为该书导言的第二部分。这本小册子于1886年在苏黎世出版。

10月中
恩格斯写信给劳·拉法格，就《社会主义者报》上刊登的《共产党宣言》法译文发表意见。

12月2日前后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德文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扉页上标明的时间为1886年。

1886年

年初
恩格斯撰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该著作发表在1886年《新时代》杂志第4年卷第4、5期上。

1月7日—2月25日之间
恩格斯审定准备在美国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文，并为这一版写了一篇文章，概括地论述了英国和美国无产阶级的状况。这篇文章后来收入1887年在纽约出版的《1844年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2月25日—8月5日
恩格斯审定《资本论》第一卷英译稿，他在审定时特别利用了马克思1877年为准备在美国把这部著作译成英文时所作的说明和提示。

3月15日
恩格斯写信给法国社会主义者，在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之际表示与他们团结一致。恩格斯的信发表在3月27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8—10月
恩格斯鉴于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仔细研究欧洲的国际形势。

11月5日
恩格斯写完《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

1887年

1月初
《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出版。

1月10日
恩格斯写完自己的著作《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发表在1月15日和2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刊印在1887年3月出版的《论住宅问题》一书中。

1月26日
恩格斯写完自己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美国版的序言。序言刊印在4月纽约出版的该书中。这篇序言经恩格斯译成德文后又以《美国工人运动》为题发表在6月10日和1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并于7月在纽约以同一标题用英文和德文出版了单行本。

1887年3月—1888年1月
恩格斯审定赛·穆尔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文并作注。

12月15日
恩格斯写完西·波克罕的《纪念1806—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第二版引言。引言的第二部分首先以《欧洲面临什么》为题发表在1888年1月15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引言全文刊印在1888年苏黎世出版的该书中。

1887年12月下半月—1888年4月
恩格斯撰写《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这部著作没有写完。

1888年

1月30日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撰写序言。序言刊印在1888年伦敦出版的该书中。

2月21日
恩格斯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单行本撰写序言。该书于5月上半月在斯图加特出版

4月—5月9日
恩格斯审定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翻译的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的英译文，并撰写序言。序言以《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为题发表在1888年《新时代》杂志第6年卷第7期（由恩格斯本人译成德文）和1888年8月的《劳动旗帜》周刊，并刊印在9月美国出版的马克思这篇演说的单行本中。

8月8日—9月29日
恩格斯到美国和加拿大旅行。

1889年

1—7月
恩格斯积极参加定于7月14日在巴黎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恩格斯认为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个辉煌的胜利。

约10月—11月中
恩格斯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重新核对引文，作了勘误和订正，增加和补充了一些注释。

1889年12月—1890年2月
恩格斯鉴于法德之间的矛盾激化，法俄之间出现相互接近的迹象，以及爆发全欧战争的危险日益增长，研究欧洲局势，撰写《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该文1890年发表在俄国劳动解放社《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新时代》和英国《时代》等杂志上。

1890年

4月—5月初
恩格斯密切关注根据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伦敦举行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的准备工作，这次示威活动的口号是争取在国际范围内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

5月1日
恩格斯为经他校阅过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第四版撰写序言。序言刊印在8月伦敦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中。

5月4日
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恩格斯对第一次五一节活动给予高度评价。

1890年5月底—1801年7月下半月
恩格斯为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文第四版做准备工作。第四版于1891年10月底—11月初出版，扉页上标明的时间为1892年。

6月25日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撰写序言。

9月7日
恩格斯撰写《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发表在9月1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和9月14日《柏林人民报》附刊上。

9月7日以后—9月中
恩格斯撰写《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发表在9月27日《社会民主党人报》上。

9月10日前后—10月中
恩格斯积极参加预定于189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0月底11月初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出版。

11月28日
恩格斯70岁生日。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政党、组织及其活动家向恩格斯表示祝贺。

1890年12月—1891年1月6日
恩格斯整理发表马克思于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的手稿，并撰写序言。这一著作连同恩格斯的序言一起第一次公开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1册第18期。

1891年

1月底—4月
恩格斯积极参加庆祝五一节的准备活动，为此他同法国、美国、德国及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广泛地通信。

2月初—5月初
恩格斯鉴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特别是该党国会党团的大多数成员不赞成在《新时代》上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同许多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通信，说明发表这一著作的必要性。

3月14日
恩格斯写完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而准备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的导言，寄给理·费舍。导言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28期，并刊印在1891年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

4月30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新版单行本撰写导言，导言发表在5月13日《前进报》附刊上，并刊印在1891年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

5月3日
恩格斯参加伦敦庆祝五一节的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

5月12日
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四版，即经过修改和补充的新版撰写序言，序言刊印在当年下半年出版的该书中。

6月16日
恩格斯写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序言以《关于原始家庭的历史（巴霍芬、麦克伦南、摩尔根）》为题发表在1890—1891年《新时代》杂志第9年卷第2册第41期，并刊印在1891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6月18—29日之间
恩格斯撰写《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

8月下半月—9月初
恩格斯通过报刊上的报道和爱·马克思—艾威林、弗·列斯纳以及8月16日—22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其他参加者的来信，密切关注这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工作。

10月13—22日之间
恩格斯应劳·拉法格的请求为《工人党年鉴》撰写《德国的社会主义》，文章于12月初用法文发表在1892年《工人党年鉴》上。稍后，恩格斯把文章译成德文，加上前言和结束语，载于1891—1892年《新时代》杂志第10年卷第1册第19期。

10月中—11月初
恩格斯密切关注10月14—21日在爱尔福特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1892年

1月11日
恩格斯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英国版撰写序言，序言刊印在3月底伦敦出版的该书英国版上。

2月6日
恩格斯撰写《答可尊敬的乔万尼·博维奥》，发表在1892年2月16日意大利《社会评论》杂志第4期上。

2月10日
恩格斯应在伦敦的波兰社会主义者的请求，为《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撰写序言。序言发表在2月27日波兰社会主义杂志《黎明》第35期上，并刊印在1892年伦敦出版的该书波兰文版中。

2月中
恩格斯审定爱·艾威林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英译文。

3—4月
恩格斯鉴于五一节临近，帮助爱·艾威林和爱—马克思—艾威林以及他们所领导的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同盟制定同英国其他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采取一致行动的策略方针；把在伦敦筹备五一节的情况通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

3月29日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二版写按语。德文第二版于1892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4月20日
恩格斯写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英文版于1892年在伦敦出版。

5月1日
恩格斯参加在伦敦举行的五一节示威游行和群众大会。后来他写信给劳·拉法格和奥·倍倍尔，认为庆祝五一节活动的巨大规模证明英国工人运动在向前发展。

约6月初
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译成德文。译文发表在1892—1893年《新时代》杂志第11年卷第1册第1、2期，标题是《论历史唯物主义》。

7月21日
恩格斯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德文第二版于1892年出版。

11月9—25日之间
恩格斯为《政治科学手册》撰写马克思传略。传略发表在1892年在耶拿出版的该手册第四卷上。

1892年11月—1893年7月
恩格斯准备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的德文第二版。

1893年

1—3月
恩格斯密切关注英国独立工党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并把这些情况告知弗·阿·左尔格、奥·倍倍尔、保·拉法格等社会主义活动家。

2月
恩格斯应奥·倍倍尔的请求就德意志帝国国会讨论政府的军事法草案撰写一组题为《欧洲能否裁军？》的文章，发表在3月1—10日《前进报》上，并在3月底出版了单行本。

2月1日
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序言，该版于1893年在米兰出版。

3—4月
恩格斯写信给德国、奥地利、捷克、法国和西班牙工人庆祝五一节，指出庆祝这一节日对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意义。

3月31日
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德国、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议员奥·倍倍尔、保·拉法格和约·白恩士在恩格斯家里会晤。恩格斯认为这次会晤本身证明国际工人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

5月7日
恩格斯参加伦敦的五一节示威游行。

5月11日
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谈话记录发表在5月13日《费加罗报》和5月20日《社会主义者报》上。

7月15日
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二版撰写序言。第二版于1893年出版。

8月1日—9月29日
恩格斯去德国、瑞士和奥匈帝国旅行。8月12日，恩格斯参加在苏黎世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并受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委托以名誉主席的身份宣布大会闭幕。

10月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法文版在巴黎出版。该书由昂·腊韦译成法文，译文由劳·拉法格校订，并经恩格斯本人审定。

12月
恩格斯审定由劳·拉法格翻译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前半部的法译文，并把意见寄给她。这部著作的法译文1894年在《新纪元》杂志上发表。

12月19日
恩格斯写信祝贺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

1894年

1月3日
恩格斯为《〈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撰写序言，论文集收入1871—1875年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恩格斯专门为这本论文集中《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写了跋。论文集于1894年在柏林出版。

1月上半月
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三卷的工作已完成很大一部分，他给汉堡的奥·迈斯纳出版社寄去前四篇，共20章，占整个手稿的三分之一。

1月26日
恩格斯应意大利工人运动活动家菲·屠拉梯和安·库利绍娃的请求，撰写分析意大利革命形势、论述工人阶级政党斗争策略的文章。《社会评论》2月1日发表此文时加的标题是《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

5月11日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一部分手稿寄给奥·迈斯纳出版社。

5月23日
恩格斯为《反杜林论》德文第三版撰写序言，这一版于7月出版。

6月19日—7月16日之间
恩格斯撰写《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发表在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册第1、2期。

10月4日
恩格斯写完《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10月27日
恩格斯根据菲·屠拉梯的请求，写信给《社会评论》杂志编辑部，驳斥资产阶级报刊对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攻击。《社会评论》11月1日发表此信时加的标题是《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

11月12日
恩格斯写信给劳·拉法格，对她翻译的在《新纪元》杂志上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法译文提出自己的意见。

11月15—22日之间
恩格斯撰写《法德农民问题》，发表在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1册第10期。

12月初
《资本论》第三卷在汉堡出版。

1895年

1895年上半年
恩格斯就出版马克思和他自己的著作的全集和文集同路—库格曼、理·费舍、弗·梅林等人通信。

2月14日—3月6日之间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撰写导言。导言发表在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13年卷第2册第27、28期，并刊印在4月中出版的单行本中。

2月下半月
恩格斯审定劳·拉法格翻译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法译文。

4月1日和3日
恩格斯先后写信给卡·考茨基和保·拉法格，对《前进报》发表的《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一文粗暴歪曲恩格斯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所写导言表示愤慨，强调全文发表导言的必要性。

5月
恩格斯写《资本论》第三册增补，共两篇文章：《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恩格斯开始出现食道癌的症状。

8月5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逝世。

9月27日
恩格斯的骨灰罐投葬在伊斯特本海滨的岩崖附近的海中。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
第26卷

（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

目录

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26-001　　前言
MEA26-002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三个版本的序言
MEA26-003　　引论
MEA26-004　　第一编 哲 学
MEA26-005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MEA26-006　　第三编 社会主义
MEA26-007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MEA26-008　　弗·恩格斯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MEA26-009　　卡·马克思 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
MEA26-010　　卡·马克思 《经济表》及若干批注
MEA26-011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反杜林论》正文 所作的补充和修改
MEA26-012　　[计划草案]
MEA26-013　　[历史导论]
MEA26-014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 哲学和自然科学]
MEA26-015　　[辩证法作为科学]
MEA26-016　　[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
MEA26-017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
MEA26-018　　[自然界和社会]
MEA26-019　　[四束手稿目录]
MEA26-020　　《自然辩证法》细目 （按手稿写作时间编排）
MEA26-021　　《自然辩证法》细目 （按手稿内容编排）
MEA26-022　　《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内容索引
MEA26-023　　人名索引
MEA26-024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MEA26-025　　文献索引
MEA26-026　　报刊索引

前言

　　本卷收入恩格斯1876—1878年写的《反杜林论》及相关文献和1873—1882年写的《自然辩证法》。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大工业在欧洲大陆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日益加剧，欧洲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重新走向高潮，西欧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开始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逐步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主导思想。同时又面临各种错误思潮的挑战。从19世纪中叶开始，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其标志性成果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这三大发现。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提供了丰富的科学依据。

　　1869年恩格斯结束了曼彻斯特的商业活动，于1870年迁居伦敦，他积极投身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一起在国际工人协会内部开展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指导工人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活动。为了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投入紧张的理论研究工作，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了进一步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他全面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深入研究了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就是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为批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欧根·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回击杜林对马克思学说的进攻并清除杜林思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而写的一部论战性著作。正像恩格斯在《序言》中所说：“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见本卷第11页）恩格斯通过对杜林错误观点的批判，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引论》中恩格斯论述了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评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贡献和历史局限性，论述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阐明了黑格尔为恢复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作出的巨大贡献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实质，揭示了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恩格斯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功绩，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见本卷第30页）。

　　在《哲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他通过对杜林的先验主义的揭露，科学地阐明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指出：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见本卷第38页）。恩格斯利用他多年研究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的成果，批判了杜林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领域的种种谬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见本卷第47页），“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见本卷第64页），“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见本卷第56页）。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对辩证法的攻击，指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149页）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作了周详的阐述和科学的论证。

　　恩格斯批驳了杜林在道德和法的领域鼓吹的“永恒真理”，“终极真理”，阐明了人类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论述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见本卷第92页）。人对真理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同上）；”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见本卷第96页）。恩格斯还揭示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见本卷第120页）恩格斯还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出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和平等观。他指出：没有永恒的，终极的道德教条，一切道德观念都是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见本卷第100页）。“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同上）平等观念也一样，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恩格斯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与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根本区别，指出无产阶级要求的“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见本卷第112、113页）。

　　在《政治经济学》编中，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系统阐明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他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见本卷第154页）。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材料是历史性的、经常变化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见本卷第155页）。他区分了广义政治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并指出“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见本卷第157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宣扬的唯心主义“暴力论”。杜林把政治关系说成“历史上的最基础的东西”，把政治暴力说成“本原性的东西”，认为一切羟济现象都应该由暴力来解释。恩格斯认为杜林的观点是那种将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看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的唯心史观的翻版。恩格斯阐明了经济决定政治、物质生产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无论私有制的产生，还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发生危机的过程，“都由纯经济的原因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用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来说明”（见本卷第172页）。“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见本卷第168页）；“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造成剥削”（见本卷第161页）。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把暴力看做“绝对的坏事”的错误观点，指出：“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见本卷第193页）。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驳斥了杜林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的歪曲和攻击，以通俗系统的形式论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伟大功绩，指出：这一理论“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得以确立起来的核心”（见本卷第215页）。恩格斯还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一发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指出：“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见本卷第213页）

　　本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写的，原稿标题为《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枇判史〉》。马克思在文中批判了杜林对经济学史的错误论述，阐述了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着重对经济学界视为“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的魁奈《经济表》作了深入的科学剖析，阐明了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理论贡献。恩格斯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学史的阐述是“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见本卷第17页）。

　　在《社会主义》编中恩格斯揭露了杜林的冒牌社会主义，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他批驳了杜林对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攻击，科学地评价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阐述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辛辣抨击、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美好构想，同时剖析了他们的唯心史观和历史局限性，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见本卷第274页）

　　恩格斯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根源，指出：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冲突。“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见本卷第285页）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见本卷第301页）。

　　恩格斯用唯物史观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他指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见本卷第288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同上），这一矛盾还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见本卷第291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的爆发迫使资产阶级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调整生产关系，采取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形式，把有些部门变成国家财产；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见本卷第296页）。恩格斯强调指出，要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建立“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见本卷第297页）。为此必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上）。

　　恩格斯还预言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由生产的有计划的组织代替；商品生产将被消除，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为解放人的手段；旧的分工将消失，人将获得全面的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的对立将消灭；阶级差别和对立将消失；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被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的领导所代替，等等。他还指出，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见本卷第301页）。

　　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三个德文版写的序言中说明了写作的历史背景和目的，还说明了这部著作是在马克思的支持下完成的，反映了他们的共同的观点。他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见本卷第11页）。他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创立过程时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见本卷第13页）他还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是奠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著作。它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保存下来的文稿有：写作计划草案、论文、各类札记和片断以及四束手稿目录。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论述了自然科学史、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自然界的辩证法规律和自然科学的辩证内容、自然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这部著作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新领域，为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恩格斯在《导言》和相关札记中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成就，批判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基础及其基本特征。他指出，从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到18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还处于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见本卷第469页）。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自然科学从收集材料阶段进入综合整理和理论概括阶段，自然科学的各个部门迅速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发现，揭示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辩证过程，为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见本卷第475页）

　　恩格斯以大量自然科学的成就论述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直至人类产生的过程。他还分析了自然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揭示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原因，指出：“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见本卷第485、486页）

　　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及相关札记中，恩格斯论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自然科学家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必要性。他指出，自然科学发展到19世纪，在各个领域已积累了大量实证知识材料，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按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自然科学家必须摆脱形而上学，掌握唯物辩证法，“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见本卷第499页）。他强调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本卷第500页）恩格斯还通过一些自然科学家迷信降神术、陷入唯灵论的实例，阐明了自然科学家停留于片面经验而忽视理论思维的危害，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见本卷第516页）

　　在《辩证法》及相关的札记中，恩格斯阐明了辩证法作为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及其基本规律。他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指出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也是思维本身的一般规律。他还区别了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指出“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见本卷第541页）。他对唯物辩证法的一些重要范畴，如同一和差别、必然性和偶然性、有限和无限、相互作用、因果性等等，作了科学的剖析，阐明了它们的辩证内涵。他还论述了自然研究中的认识论和辩证逻辑问题，阐明了判断的辩证分类、归纳与演绎的辩证关系，批判了自然研究中的不可知论。

　　在论述物质运动形式的论文和札记中，恩格斯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观：“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见本卷第589页）整个自然界构成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各种物体是相互作用着的，“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运动”，因此，“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见本卷第590页）。他考察了物质运动的几种基本形式以及这些运动形式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由此说明研究物质不同运动形式的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的有机联系。恩格斯还广泛收集了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前言学的材料，用唯物辩证法观点对这些科学材料进行梳理和评述。他总结了这些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批判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各种错误倾向，揭示了各门科学中的辩证内容，进一步论证了辩证思维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了人类的起源问题，论述了劳动在人类起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指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见本卷第759页）他阐明了人与动物在对待自然界方面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来利用自然界、支配自然界，同时强调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见本卷第769页）他还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和控制我们日常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他们不考虑这些行为的自然后果。因此。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见本卷第770、771页）。

　　本卷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0卷相比，有如下变动：（1）在《反杜林论》材料部分，增收了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写的原稿《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和《〈经济表〉及若干批注》。（2）在《自然辩证法》正文部分增收了恩格斯的七篇数学、物理学算式和他关于德国化学家菲·泡利评述劳动价值学说的一小段札记。（3）《自然辩证法》的全部手稿参照恩格斯《1878年的计划》编为六个部分：“历史导论”，”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辩证法作为科学”，“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自然界和社会”。（4）为便于读者研究，本卷还附有按手稿写作时间和按手稿内容分别编排的《自然辩证法》细目。

　　本卷全部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第27卷（1988年）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顾锦屏 柴方国 韦建桦 王锡君 朱 毅曹浩瀚

　　参加本卷资料和编辑工作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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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卷译文由顾锦屏 柴方国审定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¹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个版本的序言

一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突然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身份向当代挑战²的时候，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同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肘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评析。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前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确表态。

　　虽然如此，我还是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由此可见，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的详尽是同这一对象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但是，批判之所以这样详尽，还可以归因于另外两种情况。一方面，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尽管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¹⁾，就是人们可以著书立说来谈论自己从未学过的各种东西，而且标榜这是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编纂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粗浅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³。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衷于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⁴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这种幼稚病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会克服这种幼稚病。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发表看法的领域里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错误的或歪曲的论断。在法学上以及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涉及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专业自然科学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像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⁵。在这里，人们对于表达上的些许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会相互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谅解。

　　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则由杜林先生草拟的书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以同他以前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考察过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低温测量仪，既不是用来测量高温，也不是用来测量低温，而唯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狂妄无知。

1878年6月11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部著作不仅在1877年至1878年间分篇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汇编成单行本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对杜林先生的评论，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⁶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只要不是死抱住神圣同盟⁷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地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正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只好干脆任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²⁾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越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极大，他们由于对论战中所作的正面阐述感兴趣，因而愿意了解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对象的同杜林观点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尽管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我的对手不能作什么修改，那我这方也理应不作什么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的答辩的权利。可是杜林先生针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我在理论上对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杜林先生后来遭到柏林大学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对待，我对他更应当遵守文字论战的道义准则。当然，这所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一所大学既然可以在人所共知的情况下剥夺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那么如果有人要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硬塞给它，它也就不应当感到惊讶了。⁸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如果我力求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抱怨的。而且，这里还有外部的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小册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在所有这些舨本中，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不过，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么这就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³⁾而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苏黎世版）一书中对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作了加工，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进行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⁹，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¹⁰，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有时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的术语，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当时自己还做不到确有把握，这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位未被承认的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抱怨我诋毁了 的声誉¹¹。

　　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期求之一。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多少真正好的东西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⁴⁾，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形式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认为只是“精神”才有历史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所以在这方面，黑格尔远远落后于康德，康德的星云说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起源，而他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发现也已经宣布了太阳系的毁灭。¹⁴最后。对我来说，事情不在于把辩证法规律硬塞进自然界，而在于从自然界中找出这些规律并从自然界出发加以阐发。

　　不过，要从相互联系上，而且在每个单独的领域中这样做，却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仅所要掌握的这个领域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就是在这整个的领域内，自然科学本身也正处在急剧的变革过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把全部空闲时间用来干这件事的人，也很难跟踪不失。可是自从卡尔·马克思去世之后，更紧迫的义务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所以我不得不中断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满足于本书所作的概述，等将来有机会再把所获得的成果汇集发表，或许同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极其重要的数学手稿一齐发表。¹⁵

　　可是，理论自然科学的进步也许会使我的劳动绝大部分或者全部成为多余的。因为单是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这场革命必然使最顽固的经验主义者也日益意识到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旧的固定不变的对立，严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线正在日益消失。自从最后的“真正”气体也被液化以来，自从证实了物体可以被置于一种难以分辨是液态还是气态的状态以来，聚集状态就丧失了它以前的绝对性质的最后残余。¹⁶根据气体动力学的原理，在纯气体中，单个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的乘方，在同温时和分子量成反比，这样，热也直接进入本身直接可以计量的运动形式的系列。十年前，新发现的、伟大的运动基本规律还仅仅被概括为能量守恒定律，仅仅被概括为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这种表述，就是说，仅仅从量的方面加以概括，而现在，这种狭隘的、消极的表述则日益被那种关于能的转化的积极的表述所代替，在这里过程的质的内容第一次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对世界之外的造物主的最后记忆也消除了。当运动（所谓能）从动能（所谓机械力）转化为电、热、位能等等，以及发生相反转化时，运动的量是不变的，这一点现在已无须再当做什么新的东西来宣扬了。这种认识，是今后对转化过程本身进行更为丰富多彩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础，而转化过程是一个伟大的基本过程，对自然的全部认识都综合于对这个过程的认识。自从用进化论观点从事生物学研究以来，有机界领域内固定不变的分类界线一一消失了；几乎无法分类的中间环节日益增多，更精确的研究把有机体从这一纲归到另一纲，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丧失了它们的绝对效力；我们现在知道有卵生的哺乳动物，而且，如果消息确实的话，还有用四肢行走的鸟¹⁷。早在许多年以前，由于细胞的发现，微耳和不得不把动物个体的统一体分解成细胞国家的联邦——这种看法与其说是自然科学的和辩证法的，不如说是进步党的¹⁸——，而现在，循环于高等动物体内的阿米巴状的白血球的发现，则使关于动物的（因而也是人的）个体性的概念变得复杂多了。可是，正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化解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纲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它们那些想象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只不过是由我们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积累起来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上述认识；如果人们领会了辩证思维规律，进而去领会这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于是，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作为它的经验的总结的结论都是一些概念，而运用这些概念的艺术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识一起得来的，而是要求有真实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也有同经验自然研究一样长的经验历史——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这些，那么，它就会使自己比较容易地经历这个过程。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单独的、处在它之外和凌驾于它之上的自然哲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

1885年9月23日于伦敦

三

　　这一新版，除了几处无足轻重的文字上的修改，都是照前一版翻印的。只有一章，即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我作了重要的增补，理由如下。

　　正如第二版序言已经提到的，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马克思写的。在原定作为报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节，而恰恰在删掉的部分里，他对经济学史的独立的阐述比起对杜林主张的批判要重要得多。这些阐述恰恰又是手稿当中甚至直到现在还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意义的部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把18马克思说明配第、诺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经济学产生过程中所应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尽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发表出来；而他对魁奈的《经济表》¹⁹所作的解释就更是如此了，这个表对整个现代经济学来说，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谜。相反，凡是专门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只要不影响上下文的联系，我都把它删掉了。

　　最后，我感到十分满意的是，自从第二版以来，本书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公众意识，而且是在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里。

弗·恩格斯
1894年5月23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9月—1878年6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77年1月3日—1878年7月7日《前进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

脚　　注

(1)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鲁·微耳和的《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这一书名中的说法。——编者注
(2)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3) 参看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编者注
(4) 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包含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自然科学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自从进化论传播之后这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承认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¹²。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如果特别谈到黑格尔，那么，他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科学家，这些人硬把某一种力——重力、浮力、电接触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行不通，就搬出某种未知的要素如光素、热索、电素等等。这些臆想出来的要素，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袼尔所反对的那种玩弄力的把戏还在可笑地耍弄着，例如1869年亥姆霍兹在因斯布鲁克的演说中（亥姆霍兹《通俗讲演集》1871年版第2册第190页，¹³。同18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把牛顿神化（英国使他满载荣誉与财富）这种做法相反·黑格尔指出：开普勒（德国让他饿死）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开普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达出来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270节和附释中（《黑格尔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 —115页），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作为现代数学力学的成果重新出现在古斯塔夫·基尔霍夫的书里（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1877年莱比锡第2版第10页），而且采用了和黑格尔首先阐发的那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实质上相同的模型。自然哲学家与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就像空想主义者与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一样。

注　　释

1 《反杜林论》是恩格斯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通过对欧根·杜林在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领域宣扬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揭示了这之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这部著作最初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名发表，后以《反杜林论》著称。
　　《反杜林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想斗争的直接产物。19世纪70年代，柏林大学讲师欧根·杜林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自居，宣扬庸俗社会主义、先验主义、实证主义、庸俗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妄图拼凑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杜林的思想一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产生很大影响，爱·伯恩施坦、约·莫斯特等都成了杜林的积极追随者，甚至奥·倍倍尔也一度受杜林的影响。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1875年出版）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出版）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种势头。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猛烈攻击，这就促使威·李卜克内西在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致信恩格斯，请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恩斯和约·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
　　早在186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因杜林在1867年12月《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上发表了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而开始关注他的观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1868年1—3月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杜林观点的批判态度。1876年2月，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一文中指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4页）。鉴于杜林的思想对1875年5月成立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造成的危害，恩格斯决定中断《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全力反击杜林，捍卫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政党的科学世界观。
　　恩格斯在1876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打算批判杜林的著作，马克思于5月25日回信表示坚决支持。于是恩格斯立即着手这项工作。他在5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阐述了他的著作的总计划和性质。
　　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用了两年时间。从1876年5月底开始做准备工作，到1878年6月完成。
　　《反杜林论》第一编正式写于1876年9月—1877年1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以一组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于1877年1—5月的《前进报》。这一编还包括后来第一次出版该书单行本时抽出来作为整个三编的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二章。
　　该书的第二编写于1877年6月—12月。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7年7—12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其中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是马克思写的，恩格斯作了删节和修改。马克思的原稿《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剡史〉》见本卷第387—430页。
　　该书的第三编写于1878年上半年。这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为题发表于1878年5—7月的《前进报》附刊。
　　《反杜林论》的发表引起了杜林追随者的不满。1877年5月27—29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他们力图阻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由于他们的影响和干扰，该报发表《反杜林论》时断时续。
　　1877年7月，这部著作的第一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哲学》为题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第二编和第三编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为题也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1878年7月，在莱比锡还出版了《反杜林论》第一版，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85年12月，该书第二版在苏黎世出版（扉页上标注的时间为1886年）。1894年7月，经过修订的第三版在斯图加特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均以《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标题。恩格斯为这三个版本写了序言。
　　这部著作的书名讽刺性地套用了1865年在慕尼黑出版的杜林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的书名。杜林在该书中吹捧美国庸俗经济学家查·凯里，把凯里奉为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导师。恩格斯在1879年11月14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把《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称做《反杜林论》。后来这部著作以《反杜林论》这一书名广为流传，载入史册。
　　1880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请求，把《反杜林论》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以及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编成一本独立的通俗著作，由拉法格译成法文并经恩格斯本人审定，书名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出版德文单行本时书名改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41页）。
　　列宁认为，《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9页），它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同上，第23卷第42页）。
　　《反杜林论》第一个中译本由吴黎平翻译，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同年上海昆仑书店还出版了钱铁如翻译的《反杜林论》上册。吴黎平的译本后经译者修订多次再版。
　　本卷所收的《反杜林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1988年）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3。
2 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出自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第1幕第9场的一段话：
　　“我再也无所畏惧了，因为和你手挽着手
　　我就可以向当代挑战。”——7。
3 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9。
4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流传很广的话，有人认为出自法国海军上将德·帕纳1796年的一封信，另有人认为此话出自法国外交大臣沙·达来朗之口，是针对保皇党人讲的，认为他们没有能够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9。
5 “半通”的说法出自鲁·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3页。——9。
6 反社会党人法或非常法，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19日通过并于10月21日生效的一项法律，其目的在于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项法律将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被取缔，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被查禁，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镇压。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倾向，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正确地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结合起来，大大加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日益壮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10。
7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动联盟。该同盟是在拿破仑第一战败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议，俄国，奥地利和普昏土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后来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先后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0。
8 杜林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抨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第一版（1872年）中，他就指责海·亥姆霍兹故意对罗·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因此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1876年，根据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他被剥夺了在私立女子中学任教的资格。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第二版（1877年）和论妇女教育的小册子（1877年）中，杜林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指责，言辞更加激烈。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执教的权利。而奥·俾斯麦的私人医生恩·施韦宁格于1884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12。
9 恩格斯1869年7月1日停止了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工作、于1870年9月29日迁居伦敦。——13。
10 尤·李比希在谈到自己的科学观点的发展时指出：“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进展，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见尤·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第26页。——13。
11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亨·威·法比安1880年11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恩格斯1884年4月11日给卡·考茨基的信和1885年6月3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中谈到了

（见本卷第128页）。——13。
12 指恩·海克尔在他的《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83——88页、即第四讲《歌德和奥肯的进化论》结尾部分提出的见解。——14。
13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见本卷第589—606页）一文中探讨了黑格尔和海·亥姆霍兹关于力的概念的见解。——14。
14 关于伊·康德的星云假说，见注26。
　　关于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见《自然辩证法》中的《潮汐摩擦》（本卷第662—667页）。——15。
15 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共有1 000多页，写于19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15。
16 指英国物理学家托·安德鲁斯、法国物理学家路·保·凯叶泰和瑞士物理学家拉·皮克泰的研究成果。安德鲁斯于1869年研究了气体的临界状态，凯时泰于1877年证明氧可以液化，与他同时皮克泰也研究了气体的液化。——15。
17 卵生的哺乳动物指鸭嘴兽，用四肢行走的鸟显然指始祖鸟。——16。
18 关于有机体是“细胞国家”的形形色色的观点，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按照这种观点，可以把由细胞组成的有机体比做国家，把各个细胞比做单个人。自由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被搬进了生物学理论。根据鲁·微耳和在《细胞病理学》中阐述的观点，动物个体可以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鲁·微耳和《细胞病理学》1871年柏林增订第4版第17页。
　　恩格斯谈到这一观点具有“进步党的”性质，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党员，并且是该党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之一。
　　关于进步党见注145。——16。
19 《经济表》是重农学派创始人弗·魁奈关于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说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形式首次发表，后来多次修改。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74—415页）、在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写的初稿中（见本卷第415—427、431—436页），对《经济表》作了详细评述。马克思的评述主要依据魁奈的著作《经济表分析》（载于欧·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并参考了尼·勃多的《经济表说明》。——18。

引论

一 概论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产者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⁵⁾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²⁰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头脑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人类的一切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同这些原理相矛盾的现实，实际上都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²¹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同贵族斗争时有理由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²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²³，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不仅应当消灭阶级特权，而且应当消灭阶级差别本身。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正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从历史发展的联系中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它被发现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们的主观知性、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训练水平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中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温和的批判性言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越是磨去其锋利的棱角，就像溪流中的卵石一样，这种混合物就越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在此期间，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并列和继它之后，近代德国哲学产生了，并且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⁶⁾。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但是特别由于英国的影响却日益陷入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18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学之外，他们同样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²⁴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就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我们回头还要更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²⁵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做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式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⁷⁾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身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僵硬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极为可信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记它们的生成和消逝；看到它们的静止，忘记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一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为了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曾绞尽脑汁去寻找一条合理的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亡的那一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亡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既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消化着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既是彼此对立的，又是彼此不可分离的，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概念，只有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交汇起来，融合在普遍相互作用的看法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可是，由于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普遍存在的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发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近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太阳系和太阳系经过有名的第一推动后的永恒存在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²⁶

　　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完成了，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⁸⁾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是要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物，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或多或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样，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一个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化身。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样说决不排除，相反倒包含下面一点，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取得巨大进展的。

　　一旦了解到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是完全荒谬的，那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粹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简单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沿着狭小的圆圈循环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也包含在其中。同这种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从这些进步来看，自然界同样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生存在天体上的有机物种都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能够存在，其规模也要大得无比。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²⁷；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宪章派的运动²⁸，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⁹⁾对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对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²⁹；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但是，问题在于：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有害的后果，而不是针对事物的进程本身。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商品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对这种劳动力的支付要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由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欧根·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中已实行了全面的变革的时候，理论上的社会主义和已经死去的哲学方面的情形大体上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来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他又是怎样履行他的诺言的。

二 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首先与此有关的是杜林先生的下述著作：《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我们首先感兴趣的主要是第一部著作。

　　就在第一页上，杜林先生宣布自己是

　　“一个有资格在当代代表这一力量〈哲学〉的人，而且是为了这一力量目前可以预见的发展而代表这一力量的人”。

　　这样，他就把自己说成是当代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谁同他不一致，谁就违背真理。早在杜林先生以前，就有许多人对自己是这样想的，但是，除理查·瓦格纳以外，他也许是第一个大言不惭地说出这一想法的人。而且他所说的真理还是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杜林先生的哲学是

　　“自然体系或现实哲学……这一体系是以这样的方式思考现实的：它排除梦幻式的和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

　　因此，这一哲学有这样的特性：它能使杜林先生超越连他自己也不否认的他个人的主观局限性。这的确是必要的，如果他真能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话，不过我们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个奇迹怎样才能发生。

　　这个“本身对精神极有价值的知识的自然体系”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它从自己的“真正批判的立足点”出发，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这种哲学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它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的结果是“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确立了的真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应在全神贯注的首创精神中寻求自身力量的劳动〈不管这指的是什么〉；一种穷根究底的研究……一种根底深厚的科学……一种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一种全面透彻的思想劳动……一种对可由思想控制的前提和结论的创造性的制定……绝对基础性的东西”。

　　在经济政治的领域内，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

　　“在历史和体系方面包容很广的著作”，另外，其中历史著作由于“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而更加出色，这些著作在经济学中促成了”创造性的转变”；

　　而且，他还以自己的一项完全制定好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社会主义规划作结束，这个规划是

　　“清晰的和穷根究底的理论的实际成果”，

　　因而和杜林哲学一样，是没有谬误的和唯一能救世的；因为

　　“只有在我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弪济学教程》所描绘的那种社会主义结构里，一种真正的所有能够取代纯属虚幻的、暂时的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未来必须以此为目标。

　　杜林先生献给杜林先生的这束颂词之花，可以很容易地增大十倍。这束花现在已经足以使读者产生某些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在同一个哲学家打交道，还是同……打交道，但是我们不得不请求读者在没有更详细地了解上述的深厚根底以前，暂时不要作出自己的判断。我们捧出上面的这束花也只是为了指明，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思想并让往后的发展来判定其价值的寻常的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声称自己是和教皇一样没有谬误的，如果人们不愿意受最可恶的异端邪说的迷惑，那就只好干脆接受他的唯一能救世的学说。我们在这里所遇到的决不是充满各国社会主义文库而且近来也充满德国社会主义文库的那些著作中的一种，在这些著作中，各种各样的人力图以人间最诚恳的态度弄清种种问题，对于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也许或多或少是缺乏资料的；在这些著作中，不管存在什么样学术上和文宁上的缺陷，社会主义的善良愿望总是值得赞许的。相反，杜林先生却给我们提出了由他宣布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那些原理，因此，这些原理以外的任何其他意见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正像他拥有独一无二的真理一样，他也拥有唯一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以外的一切其他方法都是不科学的。或者他是对的，那么我们面对的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位超人，因为他是没有谬误的人。或者他是不对的，那么不管我们作出怎样的判断，即便好心地认为他可能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也是对杜林先生的最致命的侮辱。

　　一个人既然拥有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唯一严格的科学性，当然就要对其他陷入迷途的和不科学的人采取颇为蔑视的态度。因此，当杜林先生以极端轻蔑的态度谈论他的先驱者的时候，当只有被他本人破格封为伟人的少数几个人才在他的深厚根底面前得到恩赦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奇了。

　　首先听听他对哲学家的意见：

　　“缺乏任何良好信念的莱布尼茨，一切哲学侍臣中的这个佼佼者”。

　　康德还被勉强容忍；康德以后就一团糟了：

　　出现了“紧跟其后的模仿者，也就是一个叫做费希特和一个叫做谢林的人的谬论和既轻率又无聊的蠢话……愚昧的自然哲学奇谈的古怪漫画……康德以后的怪现象”，以及由“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总其成的“热昏的胡话”。此人满口“黑格尔行话”，利用自己的“甚至在形式上也不科学的手法”和自己的“粗制品”来传播“黑格尔瘟疫”。

　　自然科学家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不过只举出了达尔文的名字，所以我们只能以他为限：

　　 “达尔文主义的半诗和变态术，莲同其粗陋褊狭的理解力和迟钝的辨别力……据我们的意见，独特的达尔文主义——自然要把拉马克的学说从中排除——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而最倒霉的是社会主义者了。至多除了路易·勃朗这个在一切社会主义者中最微不足道的人，其余的全都是罪人，都不享有该列在杜林先生之前（或者之后）的那种荣誉。不仅从真理和科学性方面来看是这样，不，而且从品格方面来看也是这样。除了巴贝夫以及1871年的几名公社委员，其余的全都算不上“人物”。三个空想主义者被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在他们当中，圣西门还算受到宽大待遇，因为只责备他“过分夸张”，并且还以同情态度指出，他深受宗教狂之害。而在谈到傅立叶的时候，杜林先生就完全忍耐不住了，因为傅立叶

　　 “暴露了神经错乱的一切因素……过去只能到疯人院里去找的观念……最荒唐的梦幻……神经错乱的产物……笨得无法形容的傅立叶”，这个“幼稚的头脑”，这个“白痴”甚至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的法伦斯泰尔³⁰根本没有一点合理的社会主义，而是”按日常交往的样板构造的怪物”。

　　最后：

　　 “如果谁以为这些评论〈傅立叶关于牛顿的评论〉……还不足以使他深信在傅立叶的名字和整个傅立叶主义中只有第一个音节〈fou＝疯狂的〉，道出了一点真实的东西，那么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最后，罗伯特，欧文

　　 “有着无力而贫乏的观念……他在道德问题上的如此粗陋的思想……几句流于荒唐的老生常谈……不合理的和粗陋的看法……欧文的思想进程几乎不值得作比较郑重的批判……他的虚荣心”等等。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极端刻薄地以空想主义者的各自的名字来形容他们：圣西门——saint（神圣的），傅立叶——fou（疯狂的），安凡丹——enfant（幼稚的），那么所差的就只是加上：欧文——o weh！[呜呼！]社会主义历史上一个完整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就用四个词简单地判决了，谁怀疑这一点，“他自己也应当被列入某种白痴的范畴”。

　　从杜林对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评论中，我们为了节省篇幅只举出有关拉萨尔和马克思的那些话：

　　 拉萨尔：“学究气的、咬文嚼字的通俗化尝试……芜杂的经院哲学……一般理论和琐碎废话的奇怪的混合……失去理智的和不成体统的黑格尔迷信……吓唬人的例子……特有的局限性……靠最无聊的琐事来自炫……我们的犹太英雄……写写小册子的人……卑劣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内在不坚定性。”### $$$ 马克思：“理解力褊狭……他的著作和成就，从本身来看，即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对我们的领域〈社会主义批判史〉没有长远意义，而对思潮的一般历史来说最多只能看做近代宗派经院哲学中一个支脉的影响的象征……集中化和系统化的能力的薄弱……思想和文体的不成体统，语言上的下流习气……英国化的虚荣心……欺骗……混乱的观念，它们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迷惑人的辞令……个人的虚荣心……卑劣的手法……无礼的……舞文弄墨的笨蛋和蠢货……中国人式的博学……哲学和科学上的落后。”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为这还是从杜林的玫瑰园中随手采来的一小束花。自然，我们暂且还根本不涉及这些可爱的谩骂——如果杜林先生稍稍有点教养的话，他在谩骂时就不会把任何东西都看做是卑劣的和无礼的——是否也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将来，尤其是现在，我们要留神，丝毫不要怀疑这些谩骂的深厚根底，因为不然，也许我们甚至要被禁止去挑选我们所应属的白痴的范畴。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只是在于，一方面举例说明杜林先生所谓

　　“讲究措辞的谨慎而又真正谦虚的表达方法”；

　　另一方面确认：在杜林先生那里，他的先驱者的一无是处，正像他自己的没有谬误一样，是肯定无疑的。如果一切确实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位一切时代最伟大的天才面前诚惶诚恐，毕恭毕敬。

脚　　注

(5) 在《引论》的草稿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现代社会主义，虽然实质上是由于对现存社会中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工人和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进行考察而产生的，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起初却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更彻底的、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的最初代表摩莱里和马布利也是属于启蒙学者之列的。”——编者注
(6) 在《引论》的草稿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亚里士多德，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编者注
(7)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
(8) 在《引论》的草稿中，对黑格尔哲学作了如下的描述：”就哲学被看做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留下的是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是一个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处在不断的生成和消逝过程中的世界的观点。现在不再向哲学，而是向一切科学提出这样的要求：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而这就是黑格尔哲学留给它的继承者的遗产。”——编者注
(9) 在《引论》的草稿中，接着有下面一段话：“在法国，1834年的里昂起义也宣告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历史价值，并且也必然在德国引起反响和评论，虽然在德国，生产还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小规模的经营。因此，现在与其说在德国还不如说在德国人中间形成的理论的社会主义，其全部材料都不得不是进口的……”——编者注

注　　释

20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恩格斯在此处加了一个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1页。——20。
21 社会契约是让·雅·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合法基础的国家的形成。社会契约的目的是达到每个结合者的平等和自由。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为了消除这一自然状态，必须建立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20。
22 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21。
23 这里首先是指空想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托·莫尔的著作《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的著作《太阳城》（1623年出版）。——21。
24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写成于1762年前后，后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但作者生前没有出版。最初由歌德译成德文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根据德译本翻译过来的法文版，被收入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该文集实际上1823年才出版。——23。
25 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7世纪时期。这个时期因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成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而得名。在这一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参看注191。——23。
26 根据伊·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划时代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皮·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法兰西共和四年（1795—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论》（两卷集）最后一部分中阐述的。在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气团，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26。
27 1831年初，法国丝织业中心里昂的工人掀起了一场以要求提高工价为主要目标的运动，工人多次举行集会、请愿游行。10月间，与包买商谈判达成最低工价协议。但随后在七月王朝商业大臣的支持下，包买商撕毁协议。1831年11月21日，工人举行抗议示威，与军警发生冲突，随后转为自发的武装起义。工人一度占领里昂城。起义很快遭七月王朝政府镇压。——28。
28 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施人民宪章。人民宪章要求实行普选权并为保障工人享有此项权利而创造种种条件。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宪章派全国协会，机关报是《北极星报》，左翼代表人物是乔·朱·哈尼、厄·琼斯等。宪章运动在1839、1842和1848年出现三次高潮，宪章运动领导人试图通过向下院提交全国请愿书的方式迫使政府接受人民宪章，但均遭到下院否决。19世纪50年代末。宪章派全国协会停止活动，宪章运动即告结束。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见恩格斯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写的导言）。列宁指出，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28。
29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1883年）中，恩格斯对这个原理作了如下更加确切的表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92页）。——29。
30 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理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们居住和工作的场所。——34。

第一编 哲 学

三 分类。先验主义

　　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哲学是对世界和生活的意识的最高形式的阐发，在更广的意义上说，还包括一切知识和意愿的原则。无论在哪里，只要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冲动，或者某一类存在形式为人的意识所考察，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当是哲学的对象。这些原则是简单的或迄今被设想为简单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愿。同物体的化学组成一样，事物的一般状态也可以还原为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这些终极的成分或原则，一旦被发现，就不仅对于直接知道和接触到的东西，而且对于我们不知道和接触不到的世界也都有意义。因此，哲学原则就成了科学要成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生活进行解释的统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这样，在我们的材料整理上就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三部分，这就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原则的学说，以及最后关于人的学说。在这个序列中，同时也包含某种内在的逻辑次序，因为适用于一切存在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走在前面，而运用这些原则的对象性领域则按其从属次序跟在后面。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几乎完全是逐字逐句地引述的。

　　可见，他所谓的原则，就是从思维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那些形式的原则，这些原则应当被运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因而自然界和人类都应当适应这些原则。但是，思维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原则呢？从自身中吗？不，因为杜林先生自己说：纯粹观念的领域只限于逻辑模式和数学形式（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后者是错误的）。逻辑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这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把黑格尔的《全书》，³¹以及它的全部热昏的胡话同杜林先生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对照一下。在杜林先生那里首先是一般的世界模式论，这在黑格尔那里称为逻辑学。其次，他们两人把这些模式或者说逻辑范畴应用于自然界，就是自然哲学；而最后，把它们应用于人类，就是黑格尔叫做精神哲学的东西。这样，杜林这套序列的“内在的逻辑次序”就“自然而然地”引导我们回到了黑格尔的《全书》，它如此忠实地抄袭《全书》，竟使黑格尔学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柏林的米希勒教授，³²感激涕零。

　　如果完全自然主义地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当做一开始就和存在、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那么结果总是如此。如果这样，那么意识和自然，思维和存在，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如此密切地相适应，就非常奇怪了。可是，如果进一步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允许自己这样简单地对待问题。他不仅以人类的名义来思维——这本身已经是件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且以一切天体上的有意识的和能思维的生物的名义来思维。

　　 其实，“如果想通过‘人的’这个修饰语来排除或者哪怕只是怀疑意识和知识的基本形式的至上的意义和它们的无条件的真理权，那么这就贬低了这些基本形式”。

　　因此，为了使人们不致怀疑其他某个天体上二乘二等于五，杜林先生就不能把思维称做人的思维，因而只好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入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附带说一下，我们还要更加频繁地在其他天体上欢迎杜林先生。

　　不言而喻，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任何唯物主义学说的。我们以后会看到，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再把有意识的行动方式，即直截了当地叫做上帝的东西，硬塞给自然界。³³

　　此外，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把全部现实的基础从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还有另一种动机。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论、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的基础。如果世界模式论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但是这样一来，杜林先生的整部著作就是徒劳无益的东西了。

　　其次，既然这样的哲学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但是，对这种联系作恰当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各种联系——无论是物质的联系还是精神的和历史的联系——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碰到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这正像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可是杜林先生一开始就宣布，他的思维方式是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杜林先生是无所不在的——在一切可能的天体上。现在我们又看到，他是无所不知的。他解决了科学的最终课题，从而封闭了一切科学走向未来的道路。

　　杜林先生认为，和存在的基本形式一样，全部纯数学也可以先验地，即不利用外部世界给我们提供的经验而从头脑中构思出来。

　　 在纯数学中，知性所处理的是“它自己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对纯数学来说是足够的并且是由它自己创造的对象”，所以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特殊经验和世界现实内容的意义”。

　　纯数学具有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特殊经验的意义，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且这也适用于各门科学的所有已经确定的事实，甚至适用于所有的事实。磁有两极；水由氢和氧化合而成；黑格尔死了，而杜林先生还活着；——这些事实都不依赖于我的或其他个人的经验，甚至也不依赖于杜林先生的经验，如果他酣然入睡的话。但是在纯数学中知性决不是只处理自己的创造物和想象物。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其他任何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人们用来学习计数即做第一次算术运算的十—个指头，可以是任何别的东西，但总不是知性的自由创造物。为了计数，不仅要有可以计数的对象，而且还要有一种在考察对象时撇开它们的数以外的其他一切特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和数的概念一样，形的概念也完全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不是在头脑中由纯思维产生出来的。必须先存在具有一定形状的物体，把这些形状加以比较，然后才能构成形的概念。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这种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但是，为了对这些形式和关系能够从它们的纯粹状态来进行研究，必须使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内容，把内容作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放在一边；这样就得到没有长宽高的点，没有厚度和宽度的线，a和b与x和y，常数和变数；只是在最后才得到知性自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甚至数学上各种数量的表面上的相互导出，也并不证明它们的先验的来源，而只是证明它们的合理的联系。矩形绕自己的一边旋转而得到圆柱形，在产生这样的观念以前，一定先研究了一些现实的矩形和圆柱形，即使它们在形状上还很不完全。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数学是从人的需要中产生的，如丈量土地和测量容积，计算时间和制造器械。但是，正像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遵循的外来的规律而同现实世界相对立。社会和国家方面的情形是这样，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构成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

　　但是杜林先生以为，他不需要任何经验的填加料，就可以从那些“按照纯粹逻辑的观点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论证”的数学公理中推导出全部纯数学，然后把它应用于世界，同样，他以为，他可以先从头脑中制造出存在的基本形式、一切知识的简单的成分、哲学的公理，再从它们中推导出全部哲学或世界模式论，并把自己的这一宪法钦定赐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可惜，自然界根本不是由1850年曼托伊费尔的普鲁士人³⁴组成的，而人类世界也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才是由他们组成的。

　　数学公理是数学不得不从逻輯学那里借用的极其贫乏的思想内容的表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

　　1.整体大于部分。这个命题纯粹是同义反复，因为部分这一从数量上来把握的观念一开始就和整体这个观念以一定的方式相联系，就是说，“部分”直接表示：数量上的“整体”是由若干数量上的“部分”组成的。这个所谓的公理明确地肯定了这一点，但我们没有因此前进一步。这一同义反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这样来证明：整体是由若干部分组成的东西；部分是若干合在一起才构成整体的东西；因此部分小于整体——在这里重复的空洞更强烈地显示了内容的空洞。

　　2.如果两个数量等于第三个数量，那么它们彼此相等。正像黑格尔已经证明过的，这个命题是逻辑可以担保其正确性的那种推论⁽¹⁰⁾，因此它已经得到证明了，虽然是在纯数学之外得到证明的。其他关于相等和不相等的公理只是这个推论的合乎逻辑的扩展。

　　不论在数学中还是在别的领域中，这样贫乏的命题都是无济于事的。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必须引入真实的关系，来自现实物体的关系和空间形式。线、面、角、多角形、立方体、球体等等观念都是从现实中得来的，只有陷入幼稚意识形态的人，才会相信数学家的话：第一条线是由点在空间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面是由线的运动产生的，第一个立体是由面的运动产生的，如此等等。这种说法甚至也遭到语言的反驳。一个具有三维的数学图形叫做立体，corpus solidum，就是说在拉丁文中这个词甚至是指可以触摸到的物体，所以这个名称决不是从知性的自由想象中得来的，而是从确凿的现实中得来的。

　　但是，所有这些冗长的论述有什么用呢？杜林先生在第42页和第43页⁽¹¹⁾上热烈地歌颂纯数学对经验世界的独立性、它的先验性以及它对知性特有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的研究，以后他又在第63页上说：

　　“这就是说，人们容易忽视，那些数学的要素〈数、数量、时间、空间和几何运动〉只在形式上是观念的……所以绝对的数量无论它们属于哪一类，都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但是，“数学的模式能够作一种虽是脱离经验的、但仍然是充分的描述”，

　　这种说法或多或少可以适用于任何的抽象，但是决不能证明后者不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在世界模式论中，纯数学产生于纯思维，而在自然哲学中，纯数学是某种完全经验的东西，是来自外部世界、然后又脱离外部世界的东西。我们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呢？

四 世界模式论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由于它是自满自足的，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同它并列或在它上面。如果给它加上第二个存在，那就使它成为不是它本来那样的东西，即成为一个包容更广的整体的一部分或组成部分。当我们把自己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扩展开来时，任何必须进入这个思想统一体的东西都不能在自身中保持两重性。但是任何东西也不能脱离这个思想统一体……　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不可分割的世界概念正是通过这种综合的统一点产生的，而宇宙，就像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被认为是万物在其中联合为一个统一体的东西。”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数学方法：

　　“任何问题都应当从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原则一样。”——

　　这一方法在这里首先被使用。

　　“包罗万象的存在是唯一的。”如果同义反复，即在谓语中简单地重复主语中已经说过的东西，也算是公理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最纯粹的公理。杜林先生在主语中告诉我们，存在包罗万象，而他在谓语中则大胆地断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在这一存在之外的。多么了不起的“创造体系的思想”！

　　真是在创造体系。我们往下读还不到六行，杜林先生就借助我们的统一思想，把存在的唯一性变成它的统一性了。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都在于把事物综合为一个统一体，所以，存在一旦被思考，就被思考为统一的东西，世界概念就成为不可分割的；又因为被思考的存在、世界概念是统一的，所以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也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这样，

　　“只要精神一学会从存在的同种的普遍性中去把握存在，彼岸性就再没有任何位置了”。

　　这是一次使奥斯特利茨和耶拿、克尼格雷茨和色当³⁵黯然失色的征战。在我们动员第一个公理后还不到一页，只用三言两语，就已经把所有彼岸的东西，上帝、天使军、天堂、地狱和涤罪所，连同灵魂不死，都废弃、排除、消灭了。

　　我们是怎样从存在的唯一性转到它的统一性的呢？全靠我们对它的想象。我们一旦把我们的仿佛框子一样的统一思想围绕着存在扩展开来，唯一的存在就在思想中变成统一的存在，变成思想统一体；因为一切思维的本质就在于把意识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

　　最后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第一，思维既把相互联系的要素联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样也把意识的对象分解为它们的要素。没有分析就没有综合。第二，思维，如果它不做蠢事的话。只能把这样一些意识的要素综合为一个统一体，在这些意识的要素中或者在它们的现实原型中，这个统一体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绝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可见，存在的统一性，或者说把存在理解为一个统一体的根据，正是需要加以证明的；当杜林先生向我们保证，他认为存在是统一的而不是什么两重性的东西的时候，他无非是向我们发表他的无足轻重的意见罢了。

　　如果我们要原原本本地叙述他的思想过程，那么它就是：我从存在开始。因此我思考着存在。关于存在的思想是统一的。但是思维和存在必须互相协调，互相适应，”互相一致”。因此，在现实中存在也是统一的。因此，任何“彼岸性”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杜林先生这样不加掩饰地说出来，而不用上述那些极端玄妙的话来款待我们，那么他的意识形态就昭然若揭了。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

　　即使杜林先生的全部论证都是对的，他也没有从唯灵论者那里赢得一寸阵地。唯灵论者简短地回答他说：我们也认为世界是单一的；只有从我们的特殊世俗的、原罪的观点来看，才有此岸和彼岸之分；全部存在就其本身说来，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是统一的。他们将陪着杜林先生到他所喜爱的其他天体上去，指给他看一个或几个天体，那里没有原罪，所以那里也没有此岸和彼岸的对立，世界的统一性是信仰的要求。

　　在这个问题上最可笑的是，杜林先生为了用存在的概念去证明上帝不存在，却运用了证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法。这种论证法说：当我们思考着上帝时，我们是把他作为一切完美性的总和来思考的。但是，归入一切完美性的总和的，首先是存在，因为不存在的东西必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存在算在上帝的完美性之内。因此上帝一定存在。——杜林先生正是这样论证的：当我们思考着存在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概念来思考的。综合在一个概念中的东西是统一的。因此，如果存在不是统一的，那么它就不符合它本身的概念。所以它一定是统一的。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如此等等。

　　当我们说到存在，并且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都是存在的、实有的。它们被综合在这种存在的统一性中，而不在任何别的统一性中；说它们都是存在的这个一般性论断，不仅不能赋予它们其他共同的或非共同的特性，而且暂时排除了对所有这些特性的考虑。因为只要我们离开存在是所有这些事物的共同点这一简单的基本事实，哪怕离开一毫米，这些事物的差别就开始出现在我们眼前。至于这些差别是否在于一些是白的，另一些是黑的，一些是有生命的，另一些是无生命的，一些是所谓此岸的，另一些是所谓彼岸的，那我们是不能根据把单纯的存在同样地加给一切事物这一点来作出判断的。

　　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

　　继续往下看。杜林先生对我们谈到的存在

　　“不是那种纯粹的存在，即自身等同的、应当没有任何特殊规定性的而且实际上仅仅是思想虚无或无思想之对应物的存在”。

　　但是我们很快就看到，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存在开始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应物，所以是真正的虚无。只是从这样的存在—虚无，才发展出现在的分化了的、变化多端的、表现为一种发展、一种生成的世界状态；我们只有在懂得了这一点以后，才能够甚至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下

　　“把握自身等同的无所不包的存在的概念”。

　　这样，我们现在就有了较高阶段上的存在的概念，在这里，存在的概念既有不变，又有变，既有存在，又有生成。达到这点以后，我们就发现：

　　 “类和种，统而言之，一般和特殊，是最简单的区别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理解事物的状态”。

　　但是这些都是区别质的方法；看过这些以后，我们再往下看：

　　和类相对立的，是量的概念，这个量是同种的，其中再没有种的区别”

　　这就是说，我们从质转到量，而量总是“可测度的”。

　　现在让我们把这个“一般有效模式的透彻分析”以及它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同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粗制品、混乱的东西和热昏的胡话比较一下。我们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学是从存在开始的——像杜林先生一样；这种存在表现为一种虚无——也和杜林先生一样；从这种“存在—虚无”过渡到生成，生成的结果就是定在，即存在的较高的较充实的形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定在导致质，质导致量——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为了不遗漏任何要点，杜林先生利用另外一个饥会对我们说：

　　“人们不管一切量的渐进性，而只是通过质的飞跃从无感觉的领域进入感觉的领域，关于这种飞跃，我们……可以断言，它和同一特性的单纯的渐进有无限的差别。”

　　这完全是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引起质的飞跃，例如，把水加热或冷却，沸点和冰点就是这种关节点，在这种关节点上——在标准压力下——完成了进入新的聚集状态的飞跃，就是说，在这里量就转变为质。

　　我们的研究也力图穷根究底，并且发现杜林的根底深厚的基本模式的根子原来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热昏的胡话”，即黑格尔《逻辑学》³⁶的第一部分存在论的范畴，照搬纯系老黑格尔的“序列”，而且对这种抄袭几乎不想作任何掩饰！

　　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从被他百般辱骂的先驱那咀剽窃完整的存在模式论，他自己在举出了上述从量到质的飞跃式转变的例子以后，竟泰然自若地谈起了马克思：

　　“例如，〈马克思〉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一混乱的模糊观念，这岂不显得多么滑稽！”

　　混乱的模糊观念！究竟是谁在这里转变了，究竟是谁在这里显得滑稽，杜林先生？

　　可见，所有这些漂亮的小玩意，不仅不是根据规定“按照公理来解决”的，而且是干脆从外面，即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搬来的。此外，整章中连内在联系的表面现象都没有，因为没有把这种内在联系也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结果，一切都成为关于空间和时间、不变和变的毫无内容的玄想。

　　黑格尔从存在进到本质，进到辩证法。在这里池研究反思的规定，它们的内在的对立和矛盾，例如正和负，然后就进到因果性或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并以必然性作结束。杜林先生也没有什么不同。黑格尔叫做本质论的东西，杜林先生把它译成：存在的逻辑特性。但是这些特性首先在于“力的对抗”，在于对立。至于矛盾，杜林先生是根本否认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回头来谈。然后，他就转到因果性，并从因果性转到必然性。所以，如果杜林先生这样来谈自己：

　　“我们不是从笼子里谈哲学”，

　　那么大概他是说：他是在笼子里谈哲学，就是说，是在黑格尔的范畴模式论的笼子里谈哲学。

五 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现在我们来谈自然哲学。在这里杜林先生又有种种理由对自己的先驱表示不满。

　　 自然哲学“堕落到这种地步，它竟变成了混乱的、以无知为基础的伪诗词”，并且“陷入一个叫做谢林的人和诸如此类以绝对物的祭司自炫并迷惑公众的伙伴们的卖弄风骚的哲学清谈”。疲倦把我们从这些“怪物”那里援救出来，可是直到现在，它只给“动摇性”让出了位置；“至于谈到广大的公众，大家知道，在他们看来，比较大的江湖骗子的退隐，往往只是给比较小的、却比较世故的后继者提供一个机会，去用别的招牌重新端出前者的货色”。自然科学家自己对于“在囊括世界的观念的王国中漫游”不太“感兴趣”，所以在理论领域中带有纯属“漫不经心的轻率性”。

　　这里亟待援救，幸亏有杜林先生在。

　　为了正确估价以下关于世界在时间上有发展而在空间上右界限的启示，我们不得不重新回来研究“世界模式论”的几个地方。

　　又和黑格尔一样（《全书》第93节），存在被赋予无限性——黑格尔称之为恶无限性⁽¹²⁾，然后对这种无限性进行研究

　　“可以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最明显的形式，是数在数列中的无限积累……正如我们可以在每一个数后面加上另一个个位数而永远不会使进一步计数的可能性穷尽一样，存在的每一个状态也都有另一个状态与之连接，而无限性就在于这些状态的层出不穷。因此，这种被确切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也只有一个具有唯一方向的唯一基本形式。因为，对我们的思维来说，设想这些状态向着相反的方向积累，虽无关紧要，但这种向后倒退的无限性正好只是轻率地想象出来的东西。既然这种无限性真的要朝反方向走，那么它在它的每一个状态中，都得有一个无限数列留在自己后面。但是这样就会出现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这种不可允许的矛盾。所以假定无限性还有第二个方向，显然是荒唐的。”

　　从对无限性的这种看法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世界上的因果链条应当在某个时候有个开端：

　　“已经彼此连接起来的原因的无限数，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假定数不尽的数是可以计数的”。

　　这样就证明有终极原因。

　　第二个结论是

　　 “定数律：任何由独立物组成的现实的类的相同物的积累，只有作为一定的数的构成，才是可思议的”。不仅天体的现有数目在每一瞬间必然是本来就确定的，而且一切存在于世界上的、物质的最小独立部分的总数，也必然是这样。后一种必然性是说明为什么任何化合物没有原子都是不可思议的真正理由。一切现实的可分性总是具有而且必然具有有限的规定性，不然就会出现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这个矛盾。根据同样的理由，不仅迄今为止地球环绕太阳运行的次数必然是确定的——即使还说不出来，而且一切周期性的自然过程都必然有某个开端，而自然界相继发生的一切分化、一切多样性，都必然渊源于某种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可以从来就没有矛盾地存在着，可是，如果时间本身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的，而不是仅仅由我们的知性借助观念上对种种可能性的安排来任意划分的，那么上述观念就被排除了。至于现实的自身有区别的时间内容，那情形就不一样了；在时间中实际地充满各种可以区分的事实这一点以及这一领域内的各种存在形式，正是由于自身的差别性，才是可以计数的。如果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没有什么变化，并且由于它的自身等同性而根本没有前后相继的差别，那么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就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空洞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因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而自鸣得意。起初，他希望这些发现“至少不被看做微不足道的真理”：可是后来我们看到：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由于现代的尖锐化和深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

　　我们促使！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我们是谁，我们的现代是什么时候？谁使之深化和尖锐化？

　　“论题：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也是有界限的。——证明：假定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那么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瞬间之前有一种永恒经历过了，因而彼此相继的事物状态的无限序列便在世界上流逝了。但是，序列的无限性正好在于它永远不能由连续的综合来完成。因此，无限的、已经流逝的世界序列是不可能的，可见世界的开端是世界存在的必要条件。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一点。——关于第二点，我们再假定相反的情形：世界是一个由同时存在的事物所构成的无限的既定的整体。对于不在任何直觉的某种界限内提供的量的大小，我们只有通过各个部分的综合这种方式才可以设想，而对于这种量的总和·我们只有通过完成的综合或通过单位自身的重复相加才可以设想。由此可见，为了把充满一切空间的世界设想为一个整体，必须把无限世界的各个部分的连续综合看做已经完成的，就是说，在对所有同时存在的事物逐一计数时，无限的时间必须被看做已经终止了的，但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现实事物的无限聚集不能被看做一个既定的整体，因而也不能被看做同时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世界就其在空间的广延来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自己的界限的。这是〈需要证明的〉第二点。”

　　这些命题是逐字逐句从一本很著名的书上抄下来的，这本书在1781年第一次出版，书名是《纯粹理性批判》，伊曼努尔·康德著。这些命题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第二编第二卷第二章第二节《纯粹理性的第一个二律背反》中读到。看来，杜林先生的光荣只在于他给康德所表述的思想安上了一个名称——定数律，在于发现有一个时候世界虽然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时间。至于说到其余的一切，即在杜林先生的分析中还有些意思的一切，那就表明”我们”就是伊曼努尔·康德，而“现代”只有95年。的确“极其简单”！好个“空前影响”！

　　可是康德根本没有说上述命题已经通过他的证明最终确立了。相反，在同页的对照栏内，他提出并证明了相反的命题：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在空间上没有终点；康德正是在第一个命题像第二个命题一样可以得到证明这一点上，看出了二律背反，即不能解决的矛盾。“一个叫做康德的人”在这里发现了不能解决的困难，才智比较平庸的人对此或许会感到有些困惑。我们这位勇敢的、“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的炮制者却不是这样：他孜孜不倦地从康德的二律背反中抄下对他有用的东西，而把其余的东西抛在一边。

　　问题本身解决得非常简单。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词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起初总是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的。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就被表达出来了，即使表达得很不贴切。恰恰相反，为了得出空间的维的概念，只需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六条线，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得到空间的六维。康德很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只是间接地、转弯抹角地把他的数列移到世界的空间性上来。杜林先生却相反，他强迫我们接受空间的六维，随后又对那位不愿以通常的空间的三维为满足的高斯的数学神秘主义表示难以言喻的愤慨。³⁷

　　向两个方向延伸的无限的线或无限的单位序列在运用于时间的时候，具有某种比喻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想象为一种从一数起的序列或从某一点延伸出去的线，那么。我们就是事先说时间是有开端的，我们把我们正好要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我们赋予时间的无限性一种单向的，半截的性质；可是单向的、半截的无限性也是自身中的矛盾，即“没有矛盾地加以思考的无限性”的直接对立物。为了避免这一矛盾，我们只能假定，我们在对序列进行计数时所由开始的一、我们在量度线时所由出发的点，是序列中的任何一个一、线上的任何一个点，至于我们把一或点放在哪里，这对线或序列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可以计数的无限数列”的矛盾呢？只要杜林先生向我们施展出绝招，数出这种无限数列，我们就能够更详细地来研究这个矛盾。等他完成了从—∞（负无限）到0的计算时，再来见我们吧。可是显然，不论他从哪里开始计数，总有一个无限序列留在他后面，同这个序列一起的还有他应当解决的课题。就让他把自己的无限序列1+2+3+4……倒过来，并且试试从无限的终点再数到一；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完全不懂事理的人的尝试。不仅如此。如果杜林先生断言，已经流逝的时间的无限序列已经数出来了，那么他就是断言，时间是有开端的；因为，否则他就根本不能开始“计数”。因此，他又把他应当证明的东西当做前提塞进来了。因此，可以计数的无限序列的观念，换句话说，杜林的囊括世界的定数律，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contradiction in adjecto]⁽¹³⁾，它本身就包含着矛盾，而且是荒唐的矛盾。

　　很清楚，有终点而无开端的无限性和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性，都同样是无限的。杜林先生只要有一点点辩证的洞察力就一定会知道，开端和终点正像北极和南极一样必然是互相联系的，如果略去终点，开端就正好成为终点，即序列所具有的一个终点，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数学上运用无限序列的习惯，全部错觉都不可能有了。因为在数学上，为了达到不确定的、无限的东西，必须从确定的、有限的东西出发，所以一切数学的序列，正的或负的，都必须从一开始，否则就无从计算。但是，数学家的观念上的需要，对现实世界来说决不是强制性法律。

　　此外，杜林先生永远做不到没有矛盾地思考现实的无限性。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情况就是这样。物质世界的有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并不比它的无限性所引起的矛盾少，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消除这些矛盾的尝试都会引起新的更糟糕的矛盾。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除了，那无限性就终结了。黑格尔已经完全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以应有的轻蔑态度来对待那些对这种矛盾苦思冥想的先生们。

　　我们再往下看。这样，时间有了开端。可是在这个开端之前是什么呢？是处在自身等同的、不变的状态中的世界。由于在这种状态中没有任何相继发生的变化，所以比较特殊的时间概念也变成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第一，什么概念在杜林先生的脑子里变化着，这和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所说的，不是时间概念，而是杜林先生决不可能这样轻易地摆脱掉的现实的时间。第二，无论时间概念怎样可以变为比较一般的存在观念，我们并没有因此前进一步。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黑格尔的“非时间上过去的存在”和晚期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³⁸，同这种时间以外的存在相比还是合理的观念。因此，杜林先生非常谨慎地行事：实在说，这也许是时间，但这是实质上不能称为时间的那种时间，因为这种时间本身不是由各个现实的部分组成，而仅仅是由我们的知性任意划分的，只有在时间中实际地充满各种可以区分的事实这一点才是可以计数的，而空洞持续性的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不可思议。这种积累究竟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完全无关紧要。问题是：赴于这里所假定的状态中的世界是否持续下去，是否经历时间的持续？我们早已知道，量度这种毫无内容的持续性将一无所得，就像在虚无缥缈的空间中毫无目的和目标地量度也将一无所得一样；正因为这种做法很无聊，黑格尔才把这种无限性称为恶无限性。按照杜林先生的说法，时间仅仅通过变化才存在，不是变化存在于时间之中并通过时间而存在。正因为时间是和变化不同的，是离开变化而独立的，所以可以用变化来量度时间，因为在量度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种与所量度的东西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发生任何显著变化的时间，远非不是时间；确切地说，它是纯粹的、不受任何外来的混入物所影响的时间，因而是真正的时间，作为时间的时间。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把握完全纯粹的，排除一切外来的不相干的混入物的时间概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所有在时间上同时或相继发生的各种事变当做与此无关的东西放在一旁，从而设想一种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的时间。因此，我们这样做才不让时间概念沉没在一般的存在观念中，而是由此才得到纯粹的时间概念。

　　可是，所有这些矛盾和不可能性，同提出自身等同的世界原始状态的杜林先生所陷入的混乱比较起来，还是纯粹的儿戏。如果世界曾经处于一种绝对不发生任何变化的状态，那么，它怎么能从这一状态转到变化呢？绝对没有变化的，而且从来就处于这种状态的东西，不能靠它自己走出这种状态而转入运动和变化的状态。因此，必须有一个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的第一推动，它使世界运动起来。可是大家知道，“第一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论中佯称已经干干净净地扫除了上帝和彼岸世界，在这里他自己又把二者加以尖锐化和深化。重新带进自然哲学。

　　接着，杜林先生说：

　　 “在数量属于存在的不变要素的地方，这种数量在它的规定性上保持不变。这适用于……物质和机械力。”

　　附带说一下，第一句话是杜林先生的公理式和同义反复式的大话的宝贵例子：在数量不变的地方，数量保持原样。因此，机械力的量既已存在于世界上，就永远保持原样。就算这是对的，在哲学上，大约早在三百年前笛卡儿已经知道这一点并且说出来了³⁹；而在自然科学中，力的守恒学说二十年来到处都在流传；杜林先生把这种学说局限于机械力，丝毫没有加以改进——这些事实我们都撇开不谈。但是，当世界处在不变的状态的时候机械力在哪里呢？对这个问题，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向我们作任何回答。

　　杜林先生，自身永远保持等同的机械力那时在什么地方呢？它推动了什么呢？回答：

　　 “宇宙的原始状态，或者更明白地说，没有变化的、本身不包含变化的任何时间上积累的物质存在的原始状态，是一个只有认为自我摧残生殖力是绝顶聪明的行为的人才，会予以否认的问题。”

　　因此：或者是你们不加考虑地接受我的没有变化的原始状态，或者是我，有生殖力的欧根·杜林，宣布你们是精神上的阉人。这的确可以吓唬一些人。我们已经看到关于杜林先生的生殖力的若干范例，我们可以同意暂时不答复这一文雅的谩骂，并且再问一次：但是，杜林先生，如果你乐意的话，机械力会变得怎样呢？

　　杜林先生立刻窘住了。

　　 他吞吞吐吐地说，事实上，“那种原始边际状态的绝对同一，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转变本原。可是我们记得，实质上，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新环节都有同样的情形。所以谁要想在当前的主要场合指出困难，他就应当留意，不要在不太显眼的场合放过它们。此外，还有可能插入循序渐进的中间状态，从而插入连续性的桥，以便向后倒退，直到变化过程消失。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这种连续性无助于摆脱主要思想，可是对于我们，它是一切规律性和任何已知的转变的基本形式，因此，我们有权把它用做上述第一个平衡和它的破坏之间的中介。可是，如果我们按照现代力学中已经不引起特殊反对意见〈！〉的概念来想象所谓〈！〉不动的平衡，那么甚至根本不能说明物质怎么能够达到变化过程的。”可是除了物体力学，还有物体运动到最小粒子运动的转变，不过这个转变是怎样产生的，“对此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掌握任何一般的原则，而且，如果这些过程稍稍陷入黑暗中，那么，我们不应该因此而感到惊奇”。

　　这就是杜林先生所能说的一切。事实上，如果我们容忍他用这种实在可怜的拙劣的遁词和空话来搪塞，那么我们不仅应当把自我摧残生殖力看成绝顶聪明的行为，而且还应当把盲从看成绝顶聪明的行为。绝对同一自身不能进入变化，这是杜林先生承认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手段能够使绝对平衡自身转入运动。那么还有什么呢？有三个错误的拙劣的论调：

　　第一，证实我们所熟悉的存在链条上的任何最小的环节向后一个环节的转变是同样困难的。——杜林先生似乎把自己的读者看成吃奶的孩子。证实存在链条上的最小环节的各个转变和联系，正是自然科学的内容。如果在这方面有些地方还有障碍，那么谁也没有想到，甚至杜林先生也没有想到，对发生的运动要从虚无来说明，而人们总是只从以前的运动的转移、变化或传递来加以说明。而在这里像他所承认的，问题在于：让运动从不动中，也就是从虚无中产生。

　　第二，我们有“连续性的桥”。的确，纯粹从概念上讲，它无助于我们摆脱困难，可是我们有权把它用做不动和运动之间的中介。可惜，不动的连续性就是不运动；所以如何借助它来产生运动，这就比以前更神秘了。无论杜林先生把他的从运动的虚无到普遍运动的转变分成多少无限小的部分，无论他给这种转变以多长的持续时间，我们还是没有从原地前进万分之一毫米。没有造物主的行动，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虚无到某物，即使这个某物小得像数学上的微分一样。因此，连续性的桥甚至不是驴桥⁽¹⁴⁾，它只是供杜林先生通过的桥。

　　第三，在现代力学适用的范围内——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现代力学是形成思维的最重要的杠杆之一——它完全不能说明怎样从不动转到运动。可是力学的热理论告诉我们，物体运动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分子运动（虽然在这里运动也是从另一种运动中产生的，但决不是从不动中产生的）；杜林先生胆怯地暗示说，这或许可以在严格的静（平衡）和动（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可是这些过程“稍稍陷入黑暗中”。杜林先生就让我们留在这样的黑暗中。

　　我们随着全部深化和尖锐化达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越来越尖锐的谬论，并且终于到达那必须到达的地方——“黑暗中”。但是这并没有太使杜林先生难为情。就在下一页，他厚颜无耻地断定，他已经

　　“能够直接根据物质和机械力的作用，赋予自身等同的不变状态的概念以真实内容”。

　　这样的人还说别人是“江湖骗子”呢！

　　我们尽管在“黑暗中”走入迷途，不知所措，幸而还得到一种安慰，而且的确是令人振奋的安慰：

　　“其他天体的居民的数学，决不能以我们的公理以外的别的公理为依据！”### $$$

六 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往下，我们来谈谈关于现在的世界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产生的理论。

　　 物质的普遍弥散状态早已是伊奥尼亚派哲学家的基本观念，可是特别从康德以来，原始星云的假设起了新的作用，在这里，引力和热辐射对各个固态天体的逐渐形成起了中介作用。当代的力学的热理论，使得有关宇宙早期状态的那些推论明确得多了。虽然如此，“气状弥散状态只有在人们能够事先比较明确地说明其中所存在的力学体系的时候，才能成为严肃的推论的出发点。否则，不仅这个观念在事实上仍然是极端模糊的，而且原始的星云，如果进一步推论下去，也要真正变成越来越密、越来越不能穿透了……现在一切暂时还是处于一个不太好捉摸的弥散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因此，“关于这个气状的宇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种非常浮泛的概念”。

　　康德关于所有现在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在这之前，人们都认为，各个天体从最初起就始终在同一轨道上并且保持同一状态；即使在单个天体上单个有机体会消亡，人们总认为类和种是不变的。虽然自然界明显地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这一运动看起来好像是同一过程的不断重复。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以致他所使用的大多数论据，直到现在还有效。当然，严格地说，康德的学说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假说。但是哥白尼的宇宙体系直到今天也不过是一个假说⁴⁰，而自从分光镜驳倒一切异议，证明星空有这种炽热的气团以来，科学界对于康德学说的反对沉默下来了。即便是杜林先生，如果没有这种星云阶段，也不能够完成他的宇宙结构，可是他为此进行了报复，他要求给他指出在这种星云状态中存在的力学体系；由于这是办不到的，他就给这种星云状态加上种种轻蔑的形容词。可惜现代科学不能把这种体系说明得使杜林先生满意。对于其他许多问题，它也同样不能回答。对于为什么蛤蟆没有尾巴这个问题，现代科学直到现在只能回答说：因为它们丧失了尾巴。如果有人愿意对这一回答表示愤怒，并且说，这一切都还处于“丧失”这样一个不太好捉摸的观念的混沌模糊之中，而且是非常浮泛的理解，那么我们是不会因为有人把道德这样地运用于自然科学而前进一步的。这种厌恶和恼怒的表示，可以用于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不中用。究竟是谁妨碍杜林先生自己去探寻原始星云的力学体系呢？

　　幸而我们现在知道，

　　 康德的星云团“远不和宇宙介质的完全同一的状态相一致，或者换句话说，远不和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相一致”。

　　对康德来说真正的幸运是，他对于能够从现存的天体追溯到星云球感到满足，他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顺便指出，如果说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康德的星云球被称为原始星云，那么不言而喻，这应该只是在相对意义上来理解的。它是原始星云，一方面在于它是现存的天体的起源，另一方面在于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追溯的最早的物质形式。这完全不排除下述情况，而更应当说是以下述情况为条件：物质在原始星云之前已经经过了其他形式的无限序列。

　　杜林先生觉察到自己在这里的优势。当我们和科学一起暂时停留在暂时的原始星云阶段的时候，杜林先生的科学的科学帮助他更远地回溯到

　　“宇宙介质的状态，这个状态既不能理解为现代含义上的纯粹静态的，也不能理解为动态的”。

　　因而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物质和饥械力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宇宙介质，是一个可以说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可以用来表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即一切可以计数的发展阶段的前提。”

　　我们显然还远没有摆脱物质的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它在这里被称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这个统一又是逻辑上真实的公式，等等。所以，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一旦终止，运动就开始了。

　　这个逻辑上真实的公式无非是一种想让黑格尔的自在和自为范畴为现实哲学效劳的拙劣企图。在黑格尔那里，自在包含隐藏在某种事物、某种过程或某种概念中的尚未展开的对立所具有的原始同一性；而在自为中，这些隐藏的要素的区别和分离显现出来了，它们的抗争开始了。这样，我们应当把不动的原始状态理解为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而把向运动的转化理解为这两者的分离和对立。我们由此得到的，不是幻想的原始状态的实在性的证明，而只是这样一点：这种状态可以归入黑格尔的自在范畴，而这一状态的同样是幻想的终止可以归入自为范畴。黑格尔来帮忙呀！

　　杜林先生说，物质是一切现实的东西的载体；因此，在物质以外不可能有任何机械力。其次，机械力是物质的一种状态。在什么都不发生的原始状态中，物质及其状态即机械力是统一的。以后，当有点什么东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种状态显然就应当和物质有区别了。所以，我们应当容忍用来搪塞我们的这样一些神秘的词句和这样的保证：自身等同的状态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动态的，既不处在平衡中，也不处在运动中。可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在那种状态下，机械力在什么地方，我们如果没有外来的推动，就是说没有上帝，怎样才能从绝对的不动转到运动。

　　在杜林先生之前，唯物主义者已经谈到了物质和运动。杜林先生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可能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顺便说一下，这种联系对先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者来说也是不清楚的。可是事情是十分简单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各个天体上较小的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或者表现为电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特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例如，某一物体在地球上可以处于机械的平衡，即处于力学意义上的静止；这决不妨碍这一物体参加地球的运动和整个太阳系的运动，同样也不妨碍它的最小的物理粒子实现由它的温度所造成的振动，也不妨碍它的物质原子经历化学的过程。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正如比较早的哲学（笛卡儿）所说的：存在于宇宙中的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因此，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如果运动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如果它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那么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主动的运动叫做力，把被动的运动叫做力的表现。因此非常明显，力和力的表现是一样大的，因为在它们两者中，实现的是同一的运动。

　　可见，物质的没有运动的状态，是最空洞的和最荒唐的观念之一，是纯粹的“热昏的胡话”。要得出这种观念，必须把地球上某一物体所能有的相对的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的静止，然后再把它转移到整个宇宙。如果把普遍的运动归结为单纯的机械力，那么，这样做的确是容易的。把运动局限于单纯的机械力，还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可以把力设想为静止的、受束缚的，因而是在一瞬间不起作用的。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运动的转移成为一个包含各种中间环节的比较复杂的过程，那么，真正的转移就可能因为放过链条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而被推延到任何时候。例如，把枪装上弹药以后，人们自己可以掌握扣扳机射击的时刻，即由于火药燃烧而释放出来的运动实现转移的时刻。因此可以设想，在没有运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下物质是装满了力的，看来杜林先生就是把这一情况理解为——如果他毕竟还有所理解的话——物质和机械力的统一。这种观念是荒谬的，因为它把按本性来说是相对的、因而在同一时间始终只能适用于一部分物质的那种状态，当做绝对的状态转移到宇宙。但是，即使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管，困难毕竟还存在：第一，宇宙是怎样装满力的呢，因为在今天，枪是不会自动装上弹药的；第二，后来是谁的手指扣扳机呢？我们可以任意转过来倒过去，而在杜林先生的指导下，我们总是又回到——上帝的手指。

　　我们的现实哲学家从天文学转到力学和物理学，并且叹息道，力学的热理论在被发现以来的一个世代中，本质上并没有超过罗伯特·迈尔使这一理论本身逐渐取得的成就。此外，一切都还非當昏暗不清：

　　 我们应该“经常记住，与物质的运动状态同时存在的，还有静止的状况，后者是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的……如果我们以前把自然界称为伟大的做功者，而现在严格地采用这个术语，那么，我们还应当补充说，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并不代表机械功。这样，我们又失去了从静到动的桥；如果所谓的潜热直到现在对理论来说仍然是一个障碍，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应当承认有缺陷，至少在应用于宇宙时，不要否认这种缺陷”。

　　所有这些神谕式的空话，无非又是内心有愧的流露，他明明觉得，他所说的从绝对不动中产生出运动这个问题使他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可是又不好意思去求助于唯一的救主，即天和地的创造者。既然在包括热的力学在内的力学中也都不能找到从静到动、从平衡到运动的桥，那么，杜林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找出从他的没有运动的状态到运动的桥呢？这样也许他就可以幸运地摆脱困境了。

　　在通常的力学中，从静到动的桥是外来的推动。如果把50千克重的石头举到10米高，悬空而挂，使它处在自身等同的状态和静止的状况中，那么，除非观众是吃奶的孩子，才能对他们说，这一物体现在的位置并不代表机械功，或者说，它和原先的位置的距离不能由机械功来计量。每一个过路人都可以毫不费力地向杜林先生说明，石头不是自动升到绳子上去的，而且任何一本力学手册都可以告诉他，如果他让这块石头重新落下来，那么它在落下时所做的机械功，正和把它举高10米需要做的机械功一样多。甚至石头悬空而挂这一最简单的事实已经代表一种机械功，因为如果它挂得太久，绳子就会由于化学分解作用，强度不再能承受石头的重量而拉断。但是，一切机械过程都可以归结为——用杜林先生的话来说——这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工程师，他在拥有足够的推动力时还找不到从静到动的桥。

　　运动应当以它的对立面即静止作为自己的量度，这对于我们的这位形而上学者来说当然是一道难题和一服苦药。这确实是一个明显的矛盾，而任何矛盾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背理⁽¹⁵⁾。但是这毕竟是事实：悬挂着的石头代表机械运动的一定的量，这个机械运动的量可以根据石头的重量及其与地面的距离确切地计量，可以通过各种方法——例如垂直落下，从斜面滚下，绕轴旋转——随意加以利用；而装上了弹药的枪的情况也是这样。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可以通过它的对立面即静止表现出来，这根本不是什么困难。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这全部对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只是相对的；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的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表现，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但是对问题作这样简单的说明，杜林先生是不满意的。作为地道的形而上学者，他先在运动和平衡之间挖一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鸿沟，然后因不能找到跨过自己挖的这条鸿沟的桥而表示惊奇。他同样可以骑上他那匹形而上学的洛西南特去追逐康德的“自在之物”；因为归根到底隐藏在这座难以理解的桥下面的，无非就是这种“自在之物”。

　　但是，力学的热理论以及对这种理论说来“仍然是一个障碍”的受束缚的热或潜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果把处于冰点的1磅冰在标准气压下加热变成具有同样温度的1磅水，那么，所消失的热量就足够把同1磅水从0℃加热到79.4℃，或者使79.4磅水的温度上升1℃。如果把这1磅水加热到沸点，即100℃，再使它变成100℃的蒸汽，那么，当最后一滴水变成蒸汽的时候，所消失的几乎是7倍的热量，足够使537.2磅的水的温度上升1℃。⁴¹这种消失了的热就叫做受束缚的热。如果通过冷却，蒸汽重新变成水，水重新变成冰，那么以前受束缚的同一热量又释放出来，就是说，作为热被感觉到，被计量出来。在蒸汽凝结成水，以及水结成冰的时候，热的散发正是蒸汽冷却到100℃时才逐渐变成水，以及处于冰点的一定量的水只是很慢才变成冰的原因。这都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热在受束缚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呢？

　　力学的热理论——按照这种学说，热就是物体的那些进行物理活动的最小粒子（分子）按照温度和聚集状态而发生的或大或小的振动，这种振动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为任何其他的运动形式——把这个问题解释为消失的热已经做了功，已经转变为功。在冰溶化时，各个分子之间的紧密的牢固的结合破坏了，并且变成松弛的并列；当沸点的水汽化时，就出现这样的状态：各个分子相互间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而且在热的作用下，甚至往各个方向飞散。显然，物体的各个分子在气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比在液体状态下大得多，而在液体状态下所具有的能又比在固体状态下大。可见，受束缚的热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变了，采取了分子张力的形式。各个分子能够相互保持这种绝对的或相对的自由的条件一旦不存在，就是说，温度一旦降到最低限度即100℃或0℃以下，这种张力就松弛了，各个分子又用它们过去相互离散时所用的同样的力重新相互集结起来；于是这种力就消失了，但只是重新作为热表现出来，而且热量恰恰同它以前受束缚的时候一样大。这种解释和整个力学的热理论一样，自然是一种假说，因为直到现在谁也没有看见过分子，更不要说振动着的分子了。正因为如此，它和还很年轻的整个理论一样，肯定有不少缺点，但是它至少能够解释这个过程，而同运动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创造这一点毫不抵触，它甚至还能正确地说明热在转变时存在于什么地方。因此，潜热或受束缚的热对力学的热理论来说决不是障碍。相反，这一理论第一次提供了对上述过程的合理的解释，而能够成为障碍的，至多是物理学家继续用“受束缚的热”这个过时的和已经不恰当的用语来称呼已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分子能的热。

　　所以，就机械功是热的量度这一点而言，固体聚集状态、液体聚集状态和气体聚集状态这三者的自身等同状态和静止状况，的确是代表机械功的。坚硬的地壳和海水一样，在现在的聚集状态下，代表十分确定的数量的散发了的热，这种热量不言而喻是和同样确定的数量的机械力相对应的。在地球所由产生的气团变成液体聚集状态，往后再大部分变成固体聚集状态的过程中，一定数量的分子能转变成热并放射于宇宙空间。因此，杜林先生神秘地窃窃私议的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应用于宇宙的时候，我们固然会遇到缺点和缺陷（这归咎于我们的不完备的认识工具），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理论上不能克服的障碍。从静到动的桥在这里也是外来的推动——对处于平衡的对象发生作用的其他物体所引起的冷却和加热。我们越是深入探究杜林的这种自然哲学，越是觉得，想说明运动从不动中产生，或者想找到一座桥，使纯粹的静态、静止通过它而自行转入动态、转入运动的一切尝试，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样，我们总算幸运地暂时摆脱了自身等同的原始状态。杜林先生转到了化学，并且趁此机会向我们指出了到目前为止现实哲学所获得的自然界的三个不变律，这就是：

　　1.一般物质的量，2，单纯的（化学的）元素的量，3，机械力的量，都是不变的。

　　可见，物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物质的单纯组成部分（由于物质是由它们构成的）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以及运动既不能创造又不能消灭——这些表述得根本不能令人满意的陈旧的、举世皆知的事实，就是杜林先生能够作为他的无机界自然哲学的成果提供给我们的唯一真正积极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不过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是“不变律”，而且作为不变律来说，是“事物体系的模式属性”。我们又看到了前面在讲到康德时的同样的情形⁽¹⁶⁾：杜林先生搬出了某个尽人皆知的货色，贴上杜林的标签，而称之为：“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创造体系的思想……根底深厚的科学”。

　　可是我们丝毫不必因此而感到绝望。无论根底最深厚的科学和最好的社会组织具有怎样的缺陷，有一点杜林先生是可以说得十分肯定的：

　　 “宇宙中现有的黄金任何时候都必定是同一数量的，而且和一般物质一样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可惜杜林先生没有说，我们用这种”现有的黄金”可以买到些什么。

七 自然哲学。有机界

　　“从压力和碰撞的力学到感觉和思维的结合，存在着一个由各中间梯级构成的统一的和唯一的阶梯。”

　　凭着这样的断言，杜林先生就避开对生命的起源作稍稍进一步的说明了，虽然对一位曾经追溯宇宙的发展直至自身等同的状态并且感到在其他天体上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思想家，是可以期望他也确切地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此外，如果没有前面提到的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¹⁷⁾作为补充，杜林先生的这个断言也只有一半是对的。尽管会有种种渐进性，但是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从天体力学转变到个别天体上较小物体的力学是如此，从物体力学转变到分子力学——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这些运动——也是如此。从分子物理学转变到原子物理学——化学，同样也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普通的化学作用转变到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蛋白质的化学机理，更是如此。在生命的范围内，飞跃往后就变得越来越稀少和不显著。⁴²——这样又要黑格尔来纠正杜林先生了。

　　目的概念帮助杜林先生在概念上转到有机界。这又是从黑格尔那里抄来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在概念论中——借助于目的论或关于目的的学说从化学机理转到了生命。在杜林先生那里，无论往哪里看，总是碰到某种黑格尔的“粗制品”，而他却毫不难为情地拿它冒充他自己的根底深厚的科学。在这里去研究目的和手段的观念运用于有机界究竟会正确和适用到什么程度，那就走得太远了。无论如何，甚至运用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即不是被一个有意识地行动着的第三者（如上帝的智慧）纳入自然界，而是存在于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中的目的——也经常使得那些缺少哲学素养的人不加思考地把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加给自然界。这位杜林先生在别人表现出一点点“降神术”倾向的时候表示无比的义愤，可是他本人却“明确地”断言：

　　“本能的感觉主要是为了获得与它们的活动密不可分的满足而被创造出来的”。

　　他告诉我们：

　　 可怜的自然界“不得不经常地一再地维持对象世界的秩序”，同时它要处理的还不止这样一件事：“要求自然界具有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大的纤巧性”。但是自然界不仅知道它为什么创造这个或那个东西，它不仅要做家庭女仆的工作，它不仅具有纤巧性——这本身已经是主观的自觉的思维中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它也具有意志；因为，本能的附加物（本能附带地执行现实的自然机能，即喂养、繁殖等等）“我们应当视为不是直接而只是间接企求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一个自觉地思维和行动的自然界，因而已经站在一座不是从静到动，而是从泛神论到自然神论⁴³的“桥”上。也许杜林先生想稍微从事一下“自然哲学的半诗”？

　　这是不可能的。关于有机界，我们的现实哲学家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只限于反对这种自然哲学的半诗、反对“具有轻浮的表面性和所谓科学的神秘化的江湖骗术”、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诗化的特征”的斗争。

　　首先受到责备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⁴⁴从经济学搬进自然科学，说他拘泥于牲畜饲养者的观念，说他用生存斗争来从事不科学的半诗，说整个达尔文主义除了从拉马克那里抄来的东西以外，只是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

　　达尔文从他的科学旅行中带回来这样一个见解：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为了在家乡进一步探索这一思想，除了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以外，他再没有更好的观察场所了。恰恰在这方面英国是典型的国家；其他国家例如德国的成就，同英国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不能相比。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工作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这样，一方面，物种在一定程度上的变异性得到了证实，另一方面，具有异种特征的有机体可能有共同的祖先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于是达尔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觉意图，经过很长时间，会在活的有机体中造成类似人工培育所造成的变异。他发现这些原因就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胚胎的惊人数量和真正达到成熟的有机体的微小数量之间的不相称。而由于每一个胚胎都力争发育成长，所以就必然产生生存斗争，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直接的肉体搏斗或吞噬，而且甚至在植物中还表现为争取空间和阳光的斗争。很明显，在这一斗争中，凡是拥有某种尽管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有利于生存斗争的个别特质的个体，都最有希望达到成熟和繁殖。这些个别特质因此就有了遗传下去的趋势，如果这些特质在同种的许多个体中发生，那么，它们还会通过累积的遗传按既定的方向加强起来；而没有这种特质的个体就比较容易在生存斗争中死去，并且逐渐消失。物种就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通过适者生存而发生变异。

　　杜林先生反对达尔文的这个理论，他说：正如达尔文本人所承认的，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国民经济学上的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的观点的普遍化中去寻找，所以这个理论也就具有关于人口过剩问题的马尔萨斯牧师的观点所固有的一切缺陷。——其实达尔文根本没有想到要说生存斗争观念的起源应当到马尔萨斯那里去寻找。他只是说：他的生存斗争理论是应用于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的马尔萨斯理论。不论达尔文由于天真地盲目地接受马尔萨斯学说而犯了多大的错误，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出：人们不需要戴上马尔萨斯的眼镜就可以看到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看到自然界白白地产生的无数胚胎同能够达到成熟程度的少量胚胎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事实上绝大部分是在生存斗争中，而且有时是在极端残酷的生存斗争中解决的。正如李嘉图用来证明工资规律的马尔萨斯论据早已无声无息以后，工资规律还依旧保持自己的效力一样，生存斗争也可以没有任何马尔萨斯的解释而依旧在自然界中进行。此外，自然界中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人口规律，不过这种规律迄今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过，而证实这种规律，一定会对物种进化的理论有决定性的意义。是谁也在这方面给了决定性的推动呢？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避免探讨问题的这个积极的方面。不探讨这个方面，生存斗争就必然会一再遭到非难。据他说，在没有意识的植物中和在驯顺的食草动物中根本谈不上什么生存斗争：

　　“按照确切的意义说来，在兽类中，只有在通过抢夺和吞噬来获取食物时，才有生存斗争”。

　　他把生存斗争这个概念限制在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以后，就可以对这个被他自己限制在兽类中的概念的兽性任意发泄他的满腔愤怒了。但是这种义愤只能针对杜林先生本人发出，他正是这种被作了限制的生存斗争的唯一炮制者，所以也只能由他对此负责。因此，不是达尔文“在野兽中寻找自然界一切活动的规律和理解”，——达尔文恰恰把全部有机界包括在这个斗争中了，而是杜林先生自己制造的幻想妖怪在寻找这些东西。此外，生存斗争这个名称尽可以作为杜林先生的高尚义愤的牺牲品。至于这种事实在植物中也存在，关于这一点，每块草地、每块谷田、每片树林都可以向他证明，而且问题不在于名称，不在于叫做“生存斗争”或者叫做“生存条件的缺乏和机械作用”，而在于这一事实如何影响物种的保存或变异。关于这个问题，杜林先生始终固执地保持沉默。因此，在自然选择方面，暂时还得任其一切照旧。

　　但是，达尔文主义“从虚无中得出自己的变化和差异”。

　　当然，达尔文在说到自然选择时，并没有考虑到引起单个个体变异的原因，他首先说明这种个体的偏离怎样逐渐成为一个品种、变种或种的特征。在达尔文看来，问题首先与其说是在于找出这些原因——这些原因直到现在有一部分还完全不知道，有一部分也只能作最一般的陈述——，而宁可说是在于找出一种使它们的作用固定下来并获得久远意义的合理形式。达尔文在这方面夸大自己的发现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做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注重个体变异普遍化的形式而忽视重复出现的个体变异的原因，这是一个缺点，是达尔文和大多数真正有所建树的人共有的缺点。此外，如果说达尔文从虚无中得出他的个体的变化，并且在这方面仅仅应用“培育者的智慧”，那么培育者也必定同样是从虚无中得出动植物形态的不仅是想象的而且是现实的变化的。但是，对这些变化和差异究竟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研究给予推动的，又不是别人，正是达尔文。

　　最近，特别是通过海克尔，自然选择的观念扩大了，物种变异被看做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里适应被认为是过程中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被认为是过程中起保存作用的方面，甚至这一点杜林先生也感到不中意。

　　 “对自然界所赋予的或者所剥夺的生活条件的真正适应，要以受观念支配的推动力和活动为前提。否则，适应只是一种假象，而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果性并没有超越物理学的、化学的和植物生理学的东西的低级阶段。”

　　又是名称使杜林先生恼怒了。但是，无论他怎样称呼这个过程，在这里，问题只在于这样的过程是否引起有机体的种的变异？杜林先生再一次不作任何答复。

　　 “如果某种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阳光的途径，那么这种刺激作用只不过是物理力和化学动因的结合；如果有人在这里不是作为比喻而是根据文字本义来谈适应，那么这一定会把降神术的紊乱带到概念中去。”

　　这个人对别人是如此严格，而他本人竟十分确切地知道自然界是按照谁的意志做这件事或那件事，竟去谈论自然界的纤巧性，甚至还谈到自然界的意志！确实是降神术的紊乱，然而是在哪里？在海克尔那里呢，还是在杜林先生那里？

　　不仅是降神术的紊乱，而且也是逻辑上的紊乱。我们已经看到，杜林先生竭尽全力让目的这一概念在自然界中起作用：

　　“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以自觉的意图为前提的。”

　　但是，他如此激烈反对的那种没有自觉意图、没有观念中介的适应，如果不是一种不自觉的有目的活动，又是什么呢？

　　因此，如果雨蛙和食叶昆虫是绿色的，沙漠中的动物是沙黄色的，两极的动物主要是雪白色的，那么它们肯定不是有意识地或按照某种观念获得这些颜色的；相反，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力和化学动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这些动物正是由于那些颜色才能合目的地适应它们所生存的环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变得不易被自己的敌人发现。同样，某些植物用来捕捉和吞噬落在它们身上的昆虫的那些器官，对这种活动是适应的，甚至是合目的地适应的。因此，如果杜林先生坚持说，适应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那么他只是用别的话来说：有目的的活动同样必须通过观念的中介，必须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于是，像在现实哲学中通常遇到的情况那样，我们又来到有目的地活动的造物主那里，来到上帝那里了。

　　 “以前，这样一种解释被称为自然神论，而且是不被重视的〈据杜林先生说〉；可是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人们又往后倒退了。”

　　我们从适应转到遗传。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达尔文主义在这里也完全走上了歧途，据说达尔文断定，整个有机界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唯一的生物的后代。似乎在达尔文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所以在他那里一旦生殖或其他繁殖方法的线索中断，他就不得不立刻和他那追溯既往的观点一起陷入绝境。

　　断定达尔文认为一切现存有机体起源于一个原始生物，说得客气点，这是杜林先生“本身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6版倒数第2页上说得很清楚，他认为

　　“一切生物都不是特殊的创造物，而是少数几种生物的直系后代”⁴⁵。

　　海克尔更大大前进了，他假定：

　　 “植物界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品系，动物界则有另一个品系”，而在二者之间，“还有若干独立的原生生物品系，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品系都完全独立于上述二者而从一个独特的自生的胶液原生物形态发展出来。”（《自然创造史》第397页）⁴⁶

　　杜林先生发明这个原始生物，只是为了通过把它同原始犹太人亚当对比而尽可能地加以丑化；可是对他即杜林先生来说，不幸的是他一直不知道，由于斯密斯在亚述的发现，这个原始犹太人原来是原始闪米特人，而圣经上有关创世和洪水的全部故事，都被证实是犹太人同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和亚述人所共有的古代异教徒宗教传说的一部分。

　　在达尔文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他就立刻陷入绝境，这的确是对达尔文的一个严厉的但无可辩驳的指责。可惜我们的全部自然科学都应当受到这样的指责。在自然科学那里，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就陷入“绝境”。直到现在，除了由生物繁殖，自然科学还不能制造出生物，甚至还不能从化学元素制造出简单的原生质或其他蛋白体。因此，关于生命的起源，自然科学到目前为止能明确地断定的只是：生命的起源必然是通过化学的途径实现的。但是，现实哲学也许能够在这里助一臂之力，因为它拥有彼此没有亲缘关系的独立并存的自然产物。这些产物是怎样产生的呢？是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吗？但是到目前为止，甚至自然发生说的最大胆的代表也不过是主张用这种方法来产生细菌、菌类孢子以及其他非常原始的有机体，而没有提到昆虫、鱼类、鸟类和哺乳动物。如果这些同种的自然产物——当然是有机物，因为这里讲的只是有机物——相互间没有亲缘的联系，那么一旦“亲缘关系的线索中断”，它们或者它们的每个祖先就只能靠造物主的单独行动而出现于世界。于是又回到了造物主和所谓的自然神论那里。

　　其次，杜林先生认为，达尔文非常肤浅的地方是：

　　“把特性的有性组合的单纯行为当做产生这些特性的基本原则”。

　　这又是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哲学家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相反，达尔文说得很明确：自然选择这个用语只包括变异的保存而不包括变异的产生（第63页）。但是，把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过的东西硬加给他，这种新的手法却能帮助我们去接受杜林的下述深刻见解：

　　 “如果在生殖的内在模式中找出某种独立变异的原则，那么这种思想会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把普遍发生原则和有性繁殖原则结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从更高的观点出发，把所谓的自然发生不是看做再生产的绝对对立物，而正是看做一种生产，这是很自然的思想。”

　　能够写出这种胡言乱语的人，居然还有脸去责备黑格尔的“行话”！

　　杜林先生对自然科学依仗达尔文学说的推动而取得的巨大进展怒不可遏，他用来表示这种愤怒的令人厌烦的矛盾百出的唠叨和怨言已经够多的了。无论是达尔文还是他在自然科学家中间的追随者，都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方法来缩小拉马克的伟大功绩；而且正是他们最先重新推崇他。可是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马克时代，科学还远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还不能对物种起源的问题作出并非预先推定的即所谓预言式的回答。不过，从拉马克那时以来，在从事搜集或解剖的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的材料，此外还出现了在这方面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两门崭新的科学：对植物和动物的胚胎发育的研究（胚胎学），对地球表面各个地层内所保存的有机体遗骸的研究（古生物学）。于是发现，有机体的胚胎向成熟的有机体的逐步发育同地球历史上相继出现的植物和动物的次序之间有特殊的吻合。正是这种吻合为进化论提供了最可靠的根据。但是进化论本身还很年轻，所以，毫无疑问，进一步的探讨将会大大修正现在的、包括严格达尔文主义的关于物种进化过程的观念。

　　但是关于有机生命的进化，现实哲学能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可以告诉我们呢？

　　 “……物种的变异性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假定”。但是，“没有亲缘关系的同种自然产物的独立并存”也同样有效。

　　据此就应当这样认为，异种的自然产物，即变异着的物种，是一个传自另一个的，而同种的就不是这样。可是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就是对变异着的物种来说，

　　“亲缘关系，相反，也不过是自然界的极其次要的行为”。

　　这毕竟说的是亲缘关系，尽管是“次要的”。我们高兴的是，杜林先生在对亲缘关系说了那么多坏话和糊涂话之后，终于又把它从后门放进来了。对于自然选择也是如此，因为他在对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正是通过它来实现的——发泄了全部义愤之后，突然又说：

　　 “因此，生物的本性的更深刻的根基应该在生活条件和宇宙状况中去寻找，而达尔文所强调的自然选择只能算是次要的。”

　　这毕竟说的是自然选择，虽然也是次要的；这样，同自然选择一起存在的，还有生存斗争，从而也还有马尔萨斯牧师的人口过剩论⁴⁴！这就是一切，至于其余的，杜林先生指点我们去请教拉马克。

　　最后，他警告我们不要滥用变态和发育这些字眼。他说，变态是一个不明确的概念，而发育概念，只有在发育规律真正能够得到证实时才是可以允许的。我们如果用”组合”来代替这两个名词，那就会十全十美了。又是老一套：一切照旧，只要我们把名称改变一下，杜林先生就十分满意了。如果我们说小鸡在蛋内的发育，我们就会造成混乱，因为我们只能不充分地证实发育规律。但是如果我们说它的“组合”，那么一切都清楚了。因此，我们今后将不再说这个小孩发育得很好，而说这个小孩组合得极好。我们得恭贺杜林先生，他不仅在高贵的自尊心方面，而且在作为未来的作曲家的资格方面都配得上和《尼贝龙根的指环》的作者平起平坐。⁴⁷

八 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请考虑一下……为了给我们的自然哲学部分提供它的一切科学前提，需要有什么样的实证知识。它的基础首先是数学的一切重大成就，其次是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论断，以及生理学、动物学和类似研究领域的所有自然科学结论。”

　　杜林先生如此充满信心地和坚决地表明杜林先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博学。但是，从这一贫乏的部分本身看不出，而从它的更加贫乏的结论上更看不出这里隐藏着什么根底深厚的实证知识。无论如何，为了编造关于物理学和化学的杜林式的神谕，在物理学上只要知道那表明热的机械当量的方程式，在化学上只要知道一切物体分为元素和元素的化合物就够了。此外，谁能像杜林先生在第131页上所说的那样，说出“有引力作用的原子”，那只是证明：他对于原子和分子的区别，还完全处在“黑暗之中”。大家知道，原子不是说明万有引力或其他机械的或物理的运动形式的，而只是说明化学作用的。如果去阅读关于有机界的那一章，而读到的竟是空洞的、自相矛盾的、在关键问题上神谕般毫无意义的信口胡说，一些绝对无用的最后结论，那就不禁立即会产生一种看法：杜林先生在这里谈论的是他显然不知道的东西。在读到他建议在关于生物的学说（生物学）中今后应当用组合去代替发育的时候，这种看法就令人确信无疑了。谁建议这样做，就证明他对有机体的形成一无所知。

　　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即由很小的，只有经过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构成的。通常，细胞也长有外膜，里面或多或少是液态的。最低级的细胞体是由一个细胞构成的；绝大多数生物都是多细胞的，是集合了许多细胞的复合体，这些细胞在低级有机体中还是同类型的，而在高级有机体中就具有了越来越不同的形式、类别和功能。例如在人体中，骨骼、肌肉、神经、腱、韧带、软骨、皮肤，简言之，所有的组织，不是由细胞组成就是由细胞形成的。但是一切有机的细胞体，从本身是简单的、通常没有外膜而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的变形虫起一直到人，从最小的单细胞的鼓藻起一直到最高度发展的植物。它们的细胞繁殖方法都是共同的：分裂。先是细胞核在中间收缩，这种使核分成两半的收缩越来越厉害，最后这两半分开了，并且形成两个细胞核。同样的过程也在细胞本身中发生，两个核中的每一个都成为细胞质集合的中心点，这个集合体同另一个集合体联结在一起，中间收缩得越来越紧，直到最后分开，并成为两个独立的细胞而继续存在下去。动物的卵在受精以后，其胚泡经这样不断重复的细胞分裂逐步发育成为完全成熟的动物，同样，在已经长成的动物中，对消耗的组织的补充也是这样进行的。把这样的过程叫做组合，而把称这一过程为发育的意见叫做”纯粹的想象”，这种话无疑地只有对这种过程一无所知的人——很难设想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人——才说得出来；这里的过程恰好只是而且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发育，而根本不是组合！

　　关于杜林先生对生命的一般理解，我们以后还要来谈。他对生命的特殊的理解则如下：

　　 “无机界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体系；但是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和物质循环的中介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并且按照一种可向较小形体转移的胚胎模式开始实现时，才能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来谈真正的生命。”

　　这句话从比较狭窄和比较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一个胡话的自我实现的活动的体系（无论这可能指的是什么）。且不说它的混乱得不可救药的语法。如果只有在真正的分化开始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海克尔的整个原生生物界是死的，而且根据对分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也许还要宣布更多的东西是死的。如果只有在这种分化可以通过一种较小的胚胎模式转移时才开始有生命，那么至少包括单细胞有机体在内的一切有机体都不是有生命的了。如果物质循环通过特别管道的中介是生命的标志。那么除去上面所讲的，我们还必须把全部高等腔肠动物（最多把水母除外），因而把各种珊瑚虫和其他植虫⁴⁸从生物的队伍中勾销。如果认为物质循环通过起始于一个内在的点的特别管道来进行是生命的根本标志，那么我们就必须宣布一切没有心脏的或有几个心脏的动物是死的。要被宣布是死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要加上各种蠕虫、海星和轮虫（按赫胥黎的分类法⁴⁹是：Annuloida和Annulosa），一部分甲壳动物（蟹），最后甚至还要加上一种脊椎动物，即文昌鱼（Amphioxus）；再就是各种植物。

　　由此可见，杜林先生想从比较狭窄的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明真正的生命的标志，结果提出了四个完全互相矛盾的生命标志。其中的一个不仅把整个植物界，而且把大约半个动物界都宣判永久死亡。真的，谁也不能说，当他许下诺言要给我们提供“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时，他是在欺骗我们！

　　他在另一个地方说：

　　 “在自然界中，从最低级的到最高级的一切组织，也都是以一个简单的类型为基础的”，这种类型“即使在最不完善的植物的最次要的活动中，也完全可以从它的一般性质上看出来”。

　　这种论断又“完全”是胡话。人们在整个有机界里所看到的最简单的类型是细胞；它确实是最高级的组织的基础。相反，在最低级的有机体中，还有许多远远低于细胞的东西：原变形虫，没有任何分化的简单的蛋白质小块，一系列其他胶液原生物和各种管藻（Siphoneen）。它们之所以全都同高级有机体有联系，只是因为它们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蛋白质，所以它们执行着蛋白质的职能，即生和死。

　　往下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在生理学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因此，一切动物形态的特征是能够感觉，就是说，能够从主体方面自觉地理解自己的状态。植物和动物之间的鲜明的界限就在于完成向感觉的飞跃。这一界限不能用众所周知的过渡形态来抹去，相反，它正是由于这些外表上没有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态才被当成逻辑上的需要。”

　　接着又说：

　　“反之，植物完全而且永远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素质。”

　　第一，黑格尔说（《自然哲学》第351节附释）：

　　“感觉是动物的种差，即绝对的标记。”

　　因此，又是黑格尔的一个“粗制品“，它经过杜林先生的生吞活剥，被提升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贵地位。

　　第二，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过渡形态，外表上没有确定的或不能确定的形态（真是莫名其妙的话！）。这种中间形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这使杜林先生觉得在逻辑上需要提出一个区别二者的标志，同时他又承认这个标志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回过来谈植物和动物之间的有疑问的领域了；难道那些稍被触动就会卷起叶子或合拢花瓣的敏感植物，那些食虫植物都没有丝毫感觉的痕迹，甚至也没有任何感觉的素质吗？即使是杜林先生，如果他没有“不科学的半诗”，也不能下断语。

　　第三，杜林先生断言，在生理学上，感觉是和某种即使很简单的神经器官的存在相联系的，这又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不仅所有的原始动物，而且还有植虫，至少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显示出神经器官的痕迹。通常只是从蠕虫开始才发现有神经器官，而杜林先生是第一个提出这些动物因为没有神经所以没有感觉这一主张的人。感觉并不必然和神经相联系，但是大概和某种至今还没有确切地弄清楚的蛋白体相联系。

　　此外，杜林先生的生物学知识从他无所顾忌地向达尔文提出的下述问题得到了充分的说明：

　　“难道动物是从植物发展出来的吗？”

　　只有对动物和植物都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关于一般的生命，杜林先生能告诉我们的只是：

　　 “通过起塑造作用的模式化〈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总是真正的生命过程独具的特性。”

　　这就是我们所听到的有关生命的一切，这里，在碰到“起塑造作用的模式化”时，我们又深深地陷入了毫无意义的莫名其妙的最纯粹的杜林行话。所以，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自己去作更进一步的考察。

　　近30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已经无数次地说过，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一般的和最显著的现象，而在这里杜林先生把这话干脆翻译成他自己的优雅而清晰的语句。但是，如果规定生命就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这就等于规定生命就是生命；因为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或通过起塑造作用的模式化而进行的新陈代谢，正是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需要用有机体和非有机体的区别即生物和非生物的区别来解释的说法。所以这种解释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

　　新陈代谢本身即使没有生命也可以发生。在化学中有一系列过程，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能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在这里有一个确定的物体作为过程的体现者。在通过硫的燃烧制造硫酸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硫燃烧产生二氧化硫（SO2），加上水蒸气和硝酸，二氧化硫就吸收氢和氧而变成硫酸（H2SO4）。这时，硝酸放出氧而还原成氧化氮，这氧化氮立刻又从空气中吸收新的氧，变成氮的高价氧化物，但是立即又把这氧放出给二氧化硫，并重新进行这样的过程。所以在理论上只要极少量的硝酸，就足够使无限数量的二氧化硫、氧和水变成硫酸。——其次，在液体通过死的右机的膜甚至通过无机的膜渗透的时候，也像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⁵⁰中一样发生新陈代谢。这又一次说明，新陈代谢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因为用来解释生命的那种独特的新陈代谢本身又需要用生命来解释。因此，我们必须另寻出路。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成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

　　在这里，蛋白体是按照现代化学的意义来理解的，现代化学把所有在构成上类似普通蛋白或者也称为蛋白质的东西都包括在蛋白体这一名称之内。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因为普通蛋白在一切和它相近的物质中，是起着最没有生命的、最被动的作用的，它和蛋黄一起仅仅是胚胎发育的养料。但是，当人们对蛋白体的化学构成还知之甚少的时候，这个名称总比一切其他名称好些，因为它更有概括性。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生命，我们就发现生命是和某种蛋白体相联系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遇到不处于分解过程中的蛋白体，我们也无例外地发现生命现象。毫无疑问，在生物体中，必然还有其他化合物会引起这些生命现象的特殊分化；对于单纯的生命，这些化合物并不是必要的，除非它们作为食物进入生物体并变成蛋白质。我们所知道的最低级的生物，只不过是简单的蛋白质小块，可是它们已经显示出所有最主要的生命现象。

　　但是一切生物普遍共有的这些生命现象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表现在：蛋白体从自己周围摄取其他有用的物质，把它们同化，而体内其他比较老的部分则分解并且被排泄掉。其他无生命物体在自然过程中也发生变化、分解或结合，可是这样一来它们就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东西了。岩石经过风化就不再是岩石；金属氧化后就变成锈。可是，在无生命物体中成为瓦解原因的东西，在蛋白质中却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蛋白体内各成分的这种不断转化，摄食和排泄的这种不断交替一旦停止，蛋白体本身就立即停止生存，发生分解，即死亡。因此，生命，蛋白体的存在方式，首先在于：蛋白体在每一瞬间既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这种情况不是像在无生命物体那里所发生的情况那样，是由某种从外面造成的过程所引起的。相反，生命，即通过摄食和排泄来实现的新陈代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过程，这种过程是它的体现者——蛋白质所固有的、生来就具备的，没有这种过程，蛋白质就不能存在。由此可见，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人工制造蛋白质，那么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当然，化学是否能同时为这种蛋白质发现适合的食物，这还是一个问题。

　　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通过摄食和排泄来进行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可以导出所有其他最简单的生命要素：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已经在非常低级的阶段上表现于食物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生命定义当然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在科学上，一切定义都只有微小的价值。要想真正详尽地知道什么是生命，我们就必须探究生命的一切表现形式，从最低级的直到最高级的。可是对日常的应用来说，这样的定义是非常适用的，在有些地方简直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们不忘记它们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它们也没有什么害处。

　　还是回到杜林先生那里去吧。如果说，他在地球上的生物学领域中遭遇有点不妙，那么，他是知道怎样自慰的，他遁入自己的星空。

　　 “不仅感觉器官的特殊结构，而且整个客观世界，都是为了唤起快乐和痛苦而安排的。根据这一点，我们认为快乐和痛苦的对立——而且恰恰是以我们所熟悉的方式表现的——是一种普遍的对立，而且在宇宙的不同的世界中必然是由本质上一样的感情来表现……但是这样的一致具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它是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　因此，对我们说来，主观的宇宙世界并不比客观的宇宙世界更陌生。对这两个领域的构造应当按一致的型式去思考，这样我们就获得一种超出单纯地球上的有效范围的意识学的入门知识。”

　　对一个在口袋里藏着打开感觉宇宙的钥匙的人来说，在地球上的自然科学中犯几个大错误，有什么关系呢？算啦！

九 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杜林先生在整整50页内把陈词滥调和玄妙词句的杂拌，一句话，把纯粹的无稽之谈当做关于意识要素的根底深厚的科学提供给读者享受，我们决不想把这些东西的样品都陈列出来。我们只摘引这样一句话：

　　“谁要是只能通过语言来思维，那他就永远不懂得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是什么意思。”

　　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的和最纯正的思维者，因为它们的思维从来不会被语言的强制性的干涉弄得模糊不清。的确，从杜林的思想和表达这些思想的语言中可以看出，这些思想是多么不适合于任何一种语言。而德语又是多么不适合于这些思想。

　　最后，第四编拯救了我们，这一编除了连篇累犊的糊涂话，至少有时还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道德和法的可以捉摸的东西。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被请到别的天体上去旅行：

　　 道德的要素必定“以协调一致的方式……重新出现于人以外的一切生物中，在这些生物中，能动的知性必须自觉地调整以本能形式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动……　不过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但是除此以外，下面的想法始终是一种有益地扩展眼界的思想：我们设想，在其他天体上个体的和公共的生活必须遵循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能废弃或避开按知性行动的生物的一般的基本规章”。

　　如果说在这里例外地，不是在这一章的末尾，而是在开头就指出，杜林的真理也适用于其他一切可能的世界，那么这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如果先确定了杜林的道德观和正义观适用于一切世界，那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把它们的适用性有益地扩展到一切时代。而这里谈的又不折不扣地是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问题。

　　 道德的世界，“和一般知识的世界一样……有其恒久的原则和单纯的要素”，道德的原则凌驾于“历史之上和现今的民族特性的差别之上……　在发展过程中构成比较完全的道德意识和所谓良心的那些特殊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　因此，把认识的正确性设想成是受时间和现实变化影响的，那完全是愚蠢”。所以严格知识的可靠性和日常认识的充足性，不容许我们在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对知识原则的绝对适用性表示失望。“长久的怀疑本身已经是一种病态的软弱状态，而且无非是极端紊乱的表现，这种紊乱有时企图在对自身虚无的系统化意识中装出某种镇定的外表。在伦理问题上，对一般原则的否定，是同风尚和准则在地理上和历史上的多样性牢固地联在一起的，而且一承认伦理上的邪恶和罪孽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那就要否定起协调一致作用的道德本能的庄严意义和实际效用。这种似乎不是反对个别的伪学说而是反对人类达到自觉道德的能力本身的腐蚀性怀疑，最后就流为真正的虚无，甚至实质上流为比单纯虚无主义更坏的东西……　它自炫能在它的已被推翻的伦理观念的一片混乱中很容易地起支配作用，并为无原则的随心所欲敞开一切门户。但是它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指出知性在谬误和真理中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足以借助这个唯一的类比表明，自然规律可能有的缺陷并不需要排除正确的东西的实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静静地听了杜林先生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思维的至上性、认识的绝对可靠性等等所讲的这一切华丽的词句，因为这一问题只有在我们现在所到达的这一点上才能予以解决。在此以前，只需要研究现实哲学的个别论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就够了；在这里，我们却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认识的产物究竟能否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如果能有，那么是哪些产物。当我说人的认识的时候，我无意冒犯其他天体上的居民，我还没有认识他们的荣幸，我这样说只是因为动物也能够认识，虽然它们的认识决不是至上的。狗认为它的主人是它的上帝，尽管这个主人可能是最大的无赖。

　　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吗？在我们回答“是”或“不是”以前，我们必须先研究一下：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单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如果我现在说，这种概括于我的观念中的所有这些人（包括未来的人）的思维是至上的，是能够认识现存世界的，只要人类足够长久地延续下去，只要在认识器官和认识对象中没有给这种认识规定界限，那么，我只是说了些相当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因为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杜林先生本人宣布下面这一点是一种必然性：意识，因而也包括思维和认识，都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令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这只是就这样一点而言的，即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但是，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谈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

　　换句话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在上面已经遇到过的矛盾⁽¹⁸⁾：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做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永恒真理的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从而就实现了数清无限数这一著名的奇迹。

　　然而，不正是存在着如此确凿的、以致在我们看来表示任何怀疑都等于发疯的那种真理吗？二乘二等于四，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巴黎在法国，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这些不都是这种真理吗？这不就是说，还是存在着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吗？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么也可以说，这些科学的某些成果是永恒真理，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所以这些科学也叫做精密科学。然而决不是一切成果都是如此。由于变数的应用以及它的可变性被推广于无限小和无限大，一向非常循规蹈矩的数学犯了原罪；它吃了智慧果，这为它开辟了获得最大成就但也造成谬误的道路。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证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争论的王国出现了，而且我们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大多数人进行微分和积分，并不是由于他们懂得他们在做什么，而是出于单纯的信任，因为直到现在得出的结果总是正确的。天文学和力学方面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像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情况也根本不可能不是这样。我们在物理学中研究分子的运动，在化学中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如果光波的干扰不是一种虚构，那我们绝对没有希望在某个时候亲眼看到这些有趣的东西。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非常罕见了。

　　地质学的情况还要糟，地质学按其性质来说主要是研究那些不但我们没有经历过而且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过程。所以要挖掘出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在这里要费很大的力气，而所得是极少的。

　　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在这一领域中，展现出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都只能一点一点地、通过一系列常常需要花几百年时间的研究才能得到解决；此外，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为了正确地确定像哺乳动物的血液循环这样简单的事实，需要经历从盖仑到马尔比基之间的多么长的一系列中间阶段！我们关于血球的形成知道得多么少！比如说为了确定某种疾病的现象和致病的原因之间的合理联系，我们今天还缺乏多少中间环节！此外还常常有像细胞的发现这样的发现，这些发现迫使我们对生物学领域中以前已经确立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并且把它们整堆地永远抛弃掉。因此，谁想在这里确立确实是真正的不变的真理，那么他就必须满足于一些陈词滥调，如所有的人必定要死，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都有乳腺等等；他甚至不能说，高等动物是靠胃和肠而不是靠头脑消化的，因为集中于头脑的神经活动对于消化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第三类科学中，即在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中，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在有机界中，我们至少是研究这样一些依次相继的过程，这些过程，就我们直接观察的领域而言，正在非常广阔的范围内相当有规律地重复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有机体的种总的说来没有变化。在社会历史中情况则相反，自从我们脱离人类的原始状态即所谓石器时代以来，情况的重复是例外而不是通例；即使在某个地方发生这样的重复，也决不是在完全同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在一切文明民族那里，原始土地公有制的出现和这种所有制解体的形式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不仅如此，如果一旦例外地能够认识到某一时代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的内在联系，那么这照例是发生在这些形式已经半衰退和濒于瓦解的时候。因此，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因此，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例如，人一般地说不劳动就不能生活，人直到现在总是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如此等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一领域，我们最常遇到所谓永恒真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等等。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的人，他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这时，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料，这位人类的朋友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声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驴和骗子，全都陷入谬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谬误和他们的错误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并且证明真理和合乎实际的东西掌握在他手里；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在提包里带着已经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这一切已经出现过成百上千次，如果现在还有人竟如此轻率地认为，别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他才能做到，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是在这里，我们至少还遇到了这样一位预言家，他在别人否认任何个人能提供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时候，照例总是表现出高度的义愤。这样的否认，甚至单纯的怀疑，都是软弱状态、极端紊乱、虚无、比单纯的虚无主义更坏的腐蚀性怀疑、一片混乱以及诸如此类的可爱的东西。像所有的预言家那样，他也没有作批判性的科学的研究和判断，而只是直接进行道义上的谴责。

　　我们本来在上面还可以举出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和辩证法。但是在这方面，永恒真理的情况也不见得好些。杜林先生把本来意义的辩证法宣布为纯粹的无稽之谈，而已经写成的和现在还在写的关于逻辑学的许多书籍充分证明，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也远比有些人所想的要稀少得多。

　　此外，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所处的认识阶段和先前的一切阶段一样都不是最后的。这一阶段已经包括大量的认识材料，并且要求每一个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的人进行极深刻的专门研究。但是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认识，那么，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即使真正的动机并不像在这里那样是要求个人不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即使是杜林先生，只要他稍微知道一点正是说明一切两极对立的不充分性的辩证法的初步知识，他也会知道的。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做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我们举著名的波义耳定律为例，根据这一定律，在温度不变的情况下，气体的体积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雷尼奥发现，这一定律不适合于某些情况。如果雷尼奥是一个现实哲学家，那么他就有义务宣布：波义耳定律是可变的，所以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根本不是真理，所以是谬误。但是，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造成一个比波义耳定律所包含的谬误更大得多的谬误；他的一小粒真理就会消失在谬误的沙丘中；这样他就会把他的本来正确的结论变为谬误，而与这一谬误相比，波义耳定律就连同附在它上面的少许谬误也可以说是真理了。但是雷尼奥是科学家，没有玩弄这样的儿戏，而是继续研究，并发现波义耳定律只是近似地正确，特别是对于可以因压力而液化的气体，当压力接近液化开始的那一点时，波义耳定律就失去了效力。所以波义耳定律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范围内，它是不是绝对地最终地正确的呢？没有一个物理学家会断定说是。他会说，这一定律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的范围内对一定的气体是有效的；而且即使在这种更加狭窄的范围内，他也不会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未来的研究对它作更加严格的限制，或者改变它的表述方式⁽¹⁹⁾。可见，关于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例如在物理学上，情况就是这样。因此，真正科学的著作照例要避免使用像谬误和真理这种教条式的道德的说法，而这种说法我们在现实哲学这样的著作中到处可以碰到，这种著作想强迫我们把空空洞洞的信口胡说当做至上的思维的至上的结论来接受。

　　但是，天真的读者或许要问，杜林先生在什么地方清楚地说过，他的现实哲学的内容是最后的甚至是终极的真理呢？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我们在第二章部分地引证的对他自己的体系的颂歌中⁽²⁰⁾（第13页），或者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里⁽²¹⁾，他说：道德的真理，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相似的适用性。而且，杜林先生难道不是断定，从他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出发，通过他的穷根究底的研究，就可以深入到这种最终的基础，基本的模式，因而就赋予道德的真理以最后的终极性吗？如果杜林先生既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他的时代提出这样的要求，如果他只是想说，在渺茫的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够确立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因而，他想大致地、只是较为混乱地说些与“腐蚀性怀疑”和“极端紊乱”相同的东西，那么，这种喧嚣是为了什么呢？这位先生想要做什么呢？⁽²²⁾

　　如果说，在真理和谬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什么前进，那么在善和恶的问题上就更没有前进了。这一对立完全是在道德领域中，也就是在属于人类历史的领域中运动，在这里播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但是，如果有人反驳说，无论如何善不是恶，恶不是善；如果把善恶混淆起来，那么一切道德都将完结。而每个人都将可以为所欲为了。杜林先生的意见，只要除去一切隐晦玄妙的词句，就是这样的。但是问题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解决的。如果事情真的这样简单，那么关于善和恶就根本不会有争论了，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今天的情形是怎样的呢？今天向我们宣扬的是什么样的道德呢？首先是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这种道德主要又分成天主教的和新教的道德，其中又不乏不同分支，从耶稣会⁵²天主教的和正统新教的道德，直到松弛的启蒙的道德。和这些道德并列的，有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资产阶级道德并列的，又有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所以仅仅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提供了三大类同时和并列地起作用的道德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

　　但是在上述三种道德论中还是有一些对所有这三者来说都是共同的东西——这不至少就是一成不变的道德的一部分吗？——这三种道德论代表同一历史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所以有共同的历史背景，正因为这样，就必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如此，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从动产的私有制发展起来的时候起，在一切存在着这种私有制的社会里，道德戒律一定是共同的：切勿偷盗⁽²³⁾。这个戒律是否因此而成为永恒的道德戒律呢？绝对不会。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就是说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顶多只有精神病患者才会偷盗的社会里，如果一个道德说教者想庄严地宣布一条永恒真理：切勿偷盗，那他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嘲笑啊！

　　因此，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做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现在可以去评价杜林先生的自我吹嘘了。他竟在旧的阶级社会中要求在社会革命的前夜把一种永恒的、不以时间和现实变化为转移的道德强加给未来的无阶级的社会！我们姑且假定他对这种未来社会的结构至少是有概略了解的，——这一点我们直到现在还不知道。

　　最后，还有一个“完全独特的”、但是并不因此不再是“穷根究底的”发现：

　　在恶的起源方面，”我们认为，在动物形态中存在着带着固有虚伪性的猫的类型，这一事实同人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性格形态的情形处于同一阶段……因此，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除非人们有兴趣在猫或所有食肉动物的存在中也嗅出神秘的东西来”。

　　恶就是猫。所以魔鬼没有犄角和马蹄，而有爪子和绿眼睛。当歌德使靡菲斯特斐勒司具有黑狗的形象⁽²⁴⁾而不是黑猫的形象的时候，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恶就是猫！这是不仅适用于一切世界，而且也适用于猫⁽²⁵⁾的道德！

十 道德和法。平等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领教了杜林先生的方法。他的方法就是：把每一类认识对象分解成它们的所谓最简单的要素，把同样简单的所谓不言而喻的公理应用于这些要素，然后再进一步运用这样得出的结论。社会生活领域内的问题也

　　 “应当从单个的、简单的基本形式上，按照公理来解决，正如对待简单的……数学基本形式一样”。

　　这样，数学方法在历史、道德和法方面的应用，应当在这些领域内使所获结果的真理性也具有数学的确实性，使这些结果具有真正的不变的真理的性质。

　　这不过是过去有人爱用的意识形态的或者也称为先验主义的方法的另一种说法，这一方法是：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这些特性。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在杜林先生那里，他所能得到的最简单的要素，终极的抽象，执行着概念的职能，可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这种最简单的要素，最多只带有纯粹概念的性质。所以现实哲学在这里也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不是从现实本身推导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导出现实。

　　当这样一位意识形态家不是从他周围的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而是从“社会”的概念或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中构造出道德和法的时候，可用于这种构造的材料是什么呢？显然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被当做基础的抽象中可能存在的现实内容的一点点残余，第二，是我们这位意识形态家从他自己的意识中再次带入的内容。而他在自己的意识中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地是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相应表现——肯定的或否定的，得到赞同的或遭到反对的；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看法；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我们的意识形态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现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因脱离现实基础而扭曲的、像在凹面镜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

　　于是杜林先生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而且在这里发现最简单的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杜林先生就按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而从这里很自然地得出一个道德的基本公理：

　　“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一开始就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因此，“道德上的正义的基本形式就被表述出来了”；同样，法律上的正义的基本形式也被表述出来了，因为“为了阐发法的基本概念，我们只要有两个人的十分简单的和基本的关系就够了”。

　　两个人或两个人的意志就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这不仅不是公理，而且甚至是过度的夸张。首先，两个人甚至就其本身而言，在性别上可能就是不平等的，这一简单的事实立刻使我们想到：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如果我们暂且接受这样的童稚之见——不是两个男人，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建立了家庭，即以生产为目的的社会结合的最简单的和最初的形式。但是这丝毫不合杜林先生的心意。因为，一方面，必须使这两个社会奠基者尽可能地平等。另一方面，甚至杜林先生也不能从原始家庭构造出男女之间在道德上和法上的平等地位。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杜林所说的通过自身繁衍而建立起整个社会的社会分子一开始就注定要灭亡，因为两个男人是永远不能生出小孩来的；或者是我们必须设想他们是两个家长。在这种情况下，十分简单的基本模式就转成自己的反面：它不是证明人的平等，而最多只是证明家长的平等，而且因为妇女是不被理睬的，所以还证明妇女的从属地位。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读者一个不愉快的通知：读者在今后一段颇长的时间内摆脱不了这两个了不起的人物。这两个人在社会关系的领域中起着我们现在希望不再与之打交道的其他天体上的居民以前所起的类似作用。只要有经济、政治等等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两个人就飞快地出动，而且立刻“按照公理”来解决问题。这是我们那位现实哲学家的卓越的、创造性的、创造体系的发现！但遗憾的是，如果我们愿意尊重真理，那应当说这两个人不是杜林先生发现的。他们是整个18世纪所共有的。他们在1754年卢梭关于不平等的论著⁽²⁶⁾中已经出现——附带说一下，在那里，他们按照公理证明了和杜林的论断恰恰相反的东西。他们在从亚当·斯密到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扮演着主要角色；可是在那里他们各操不同的行业——大多是猎人和渔夫，而且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至少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此外，在整个18世纪，他们主要充当单纯用做说明的例子，而杜林先生的独创性只是在于，他把这种举例说明的方法提升为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和一切历史形态的尺度。要把“关于事物和人的严格科学的观念”变得简单些，肯定是做不到的。

　　为了制定基本公理——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意志是彼此完全平等的，他们之间没有一方能命令另一方，我们决不能用随便什么样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应当是这样的：他们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一切性别的和个人的特性，以致留在这两个人身上的除了人这个光秃秃的概念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于是，他们当然是“完全平等”了。因此，他们成了这一位到处搜索和揭发“降神术”活动的杜林先生所召来的两个十足的幽灵。这两个幽灵自然必须做他们的召唤者要求做的一切，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一切鬼把戏对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我们再稍微往下看看杜林先生的公理论。两个意志中一方不能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如果一方竟然这样做了，并以暴力来实现他的要求，那就产生了非正义的状态，而杜林先生就是按照这一基本模式来说明非正义、暴力、奴役，一句话，说明全部以往的应唾弃的历史的。可是卢梭早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正是通过两个人，同样是按照公理证明了相反的东西，这就是：在A和B两个人之中，A不能用暴力来奴役B，只能用使B处于非有A不可的境地这一办法来奴役B；这对于杜林先生来说的确是一个已经过分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让我们以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明这件事情。两个舟破落海的人，漂流到一个孤岛上，组成了社会。他们的意志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而这一点也是两个人都承认的。但是在素质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A果断而有毅力，B优柔、懒惰和萎靡不振；A伶俐，B愚笨。A照例先是通过说服，以后就按照习惯，但始终是采取自愿的形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B，这要经过很长时间吗？无论自愿的形式是受到维护，还是遭到践踏，奴役依旧是奴役。甘受奴役的现象在整个中世纪都存在，在德国直到三十年战争⁵³后还可以看到。普鲁士在1806年和1807年战败之后，废除了依附农制，同时还取消了仁慈的领主照顾贫病老弱的依附农的义务，当时农民曾向国王请愿，请求让他们继续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否则在他们遭到不幸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呢？这样，两个人的模式既“适用”于不平等和奴役，也同样“适用”于平等和互助；而且因为我们害怕受到灭亡的惩罚而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家长，所以在这里已经预先安排了世袭的奴役制。

　　但是，让我们暂时把这一切放在一旁。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公理论说服了我们，而且我們热衷于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的权利、“一般人的主权”、“个人的主权”——真正壮丽的字眼，和这些字眼比起来，施蒂纳的拥有自己的所有物的“唯一者”⁵⁴相形见绌了，虽然他在这方面也可以要求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样，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完全平等和独立了。是所有人吗？不，的确不是所有人。

　　 也存在着“可以允许的隶属关系”，但是它们存在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例如对儿章来说，就应当到他们的自我规定的欠缺中去寻找”。

　　的确如此！隶属关系的原因不应当到两个意志本身的活动中去寻找！自然不应当，因为一个意志的活动恰恰是受到阻碍的！而应当到第三领域中去寻找！那么什么是这第三领域呢？这是一个受压制的意志即一个欠缺的意志的具体规定性！我们的现实哲学家同现实脱离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看来，对意志这个抽象的、没有内容的用语来说，意志的真实的内容、特有的规定性，已经是“第三领域”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平等是有例外的。对于自我规定欠缺的意志来说，平等是无效的。退却之一。

　　其次，

　　 “在野兽和人混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人们可以以第二个具有完全的人性的人的名义提出问题：他的行为方式，是否应当像所谓只具有人性的人相互间所表现的那样呢……　所以我们关于两个在道德上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带有特有的兽性——的假定，就是依照这种区别而可能在人的集团之中和之间……出现的一切关系的典型的基本形式”。

　　请读者自己去看看紧跟在这些窘态百出的遁词之后的那些可怜的咒骂吧，在那些咒骂里，杜林先生像一个耶稣会⁵²会士那样耍花招，以便用决疑法确定具有人性的人可以多么严厉地对付具有兽性的人，多么严厉地运用不信任、计谋、严酷的甚至恐怖的以及欺骗的手段来对付后者，而且这样做还丝毫不违背不变的道德。

　　因此，如果两个人“在道德上不平等”，那么平等也就完结了。但是这样一来就根本不值得费力去召唤两个完全平等的人，因为两个在道德上完全平等的人是根本没有的。——但是，不平等应当在于一个是具有人性的人，而另一个则带有一些兽性。而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把人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类，分成具有人性的人和具有兽性的人，分成善人和恶人，绵羊和山羊，这样的分类，除现实哲学外，只有基督教才知道，基督教也一贯有自己的世界审判者来实行这种分类。但是在现实哲学中，世界审判者应当是谁呢？这个问题大概要照基督教的做法来处理，在那里，虔诚的羔羊对自己的世俗近邻山羊行使世界审判者的职权，而且成绩卓著。现实哲学家的教派一旦出现，在这方面一定不会比地上的虔信者逊色。然而，这对我们是无所谓的；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承认这样一点：由于人们之间的道德上的不平等，平等再一次化为乌有。退却之二。

　　再往下看：

　　 “如果一个人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而另一个人按照某种迷信或偏见行动，那么……照例一定要发生相互争执……　一定程度的无能，粗暴或恶癖，在任何情况下总要引起冲突……　暴力不仅仅是对付儿童和疯人的最后手段。人的整个自然集团和文明阶级的本性，能够使得对它们的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愿望进行的压服，即促使这种愿望向共同联系手段的还原，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异己的意志在这里也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但是由于它的危害活动和敌对活动的荒谬性，它就引起了恢复平衡的行动，如果它遭到暴力，那么它只是受到它自身的非正义的反作用而已。”

　　可见，不仅道德上的不平等，而且精神上的不平等也足以排除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并树立这样一种道德，按照这种道德，各文明掠夺国对落后民族所干的一切可耻行径，直到俄国人在突厥斯坦的暴行⁵⁵，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1873年夏天，当考夫曼将军下令进攻鞑靼部落的约穆德人，焚毁他们的帐篷，并且像在命令上所说的“按照真正高加索的习俗”屠杀他们的妇女和儿童时，他也断言：对约穆德人的由于本身荒谬而成为敌对性的愿望进行的压服，即促使这种愿望向共同联系手段的还原，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必要，而且他所采用的手段是最合乎目的的；谁想要达到目的，谁也就必然要采用这种手段。不过他还没有残酷到另外还去嘲弄约穆德人，说他屠杀他们是为了恢复平衡，他这样做正是承认他们的意志是有平等权利的。在这一冲突中，又是上帝的选民，所谓按照真理和科学行动的人，归根到底也就是现实哲学家，应该去决定什么是迷信、偏见、粗暴和恶癖，什么时候暴力和压服对于恢复平衡是必要的。因此，平等现在就是通过暴力恢复平衡；而第二个意志被第一个意志通过压服而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退却之三，在这里，这次退却简直堕落为可耻的逃跑。

　　附带说一下，所谓异己的意志正是在通过暴力恢复平衡的行动中被认为是有平等权利的这句话，不过是对黑格尔学说的一种歪曲。按照黑格尔学说，刑罚是罪犯的权利：

　　 “刑罚被认为包含着罪犯本人的权利，在这里罪犯是被当做有理性者来尊重的。”（《法哲学》第100节附释）

　　我们可以就此结束。没有必要继续跟着杜林先生去一点一点地击破他如此按照公理建立起来的平等、一般人的主权等等；没有必要去观察他如何用两个男人来组成社会，而为了建立国家又使用第三个人，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这第三个人就不可能有多数的决议，而没有这样的决议。因而也就没有多数对少数的统治，也就不能有国家存在；没有必要去看他往后如何逐步转入建立他那共同社会的未来国家的那条较为平静的航路——我们将来总有一天有幸在那里拜访他。我们已经充分地看到：两个意志的完全平等，只是在这两个意志什么愿望也没有的时候才存在；一当它们不再是抽象的人的意志而转为现实的个人的意志，转为两个现实的人的意志的时候，平等就完结了；一方面是幼稚、疯狂、所谓的兽性、设想的迷信、硬说的偏见、假定的无能，另一方面是想象的人性、对真理和科学的洞察力；总之，两个意志以及与之相伴的智慧在质量上的任何区别，都是为那种可以一直上升到压服的不平等辩护的。既然杜林先生这样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的平等大厦，那我们还要求什么呢？

　　虽然我们关于杜林先生对平等观念的浅薄而拙劣的论述已经谈完，但是我们对平等观念本身的论述没有因此结束，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巨大的鼓动作用。这一观念的科学内容的确立，也将确定它对无产阶级鼓动的价值。

　　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要从这种相对平等的原始观念中得出国家和社会中的平等权利的结论，要使这个结论甚至能够成为某种自然而然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必然要经过而且确实已经经过几千年。在最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公社中，最多只谈得上公社成员之间的平等权利，妇女、奴隶和外地人自然不在此列。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在罗马帝国时期，所有这些区别，除自由民和奴隶的区别外，都逐渐消失了；这样，至少对自由民来说产生了私人的平等，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罗马法发展起来了，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只要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还存在，就谈不上从一般人的平等得出的法的结论，这一点我们不久前在北美合众国各蓄奴州里还可以看得到。

　　基督教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此外，基督教至多还承认上帝的选民的平等，但是这种平等只是在开始时才被强凋过。在新宗教的最初阶段同样可以发现财产共有的痕迹，这与其说是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是来源于被迫害者的团结。僧侣和俗人对立的确立，很快就使这种基督教平等的萌芽也归于消失。——日耳曼人在西欧的横行，逐渐建立了空前复杂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级制度，从而在几个世纪内消除了一切平等观念，但是同时使西欧和中欧卷入了历史的运动，在那里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样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

　　此外，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本身最初是一个封建等级，当15世纪末海上航路的伟大发现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更加广阔的活动场所时，它使封建社会内部的主要靠手工进行的工业和产品交换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欧洲以外的、以前只在意大利和黎凡特⁽²⁷⁾之间进行的贸易，这时已经扩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来说，很快就超过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和每个国家内部的交换。美洲的黄金和白银在欧洲泛滥起来，它好似一种瓦解因素渗入封建社会的一切罅隙、裂缝和细孔。手工业生产不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在最先进的国家的主要工业部门里，手工业生产为工场手工业代替了。

　　可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当社会日益成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时候，国家制度仍然是封建的。大规模的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世界贸易，要求有自由的、在行动上不受限制的商品占有者，他们作为商品占有者是有平等权利的，他们根据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平等的、至少在当地是平等的权利进行交换。从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转变的前提是，有一定数量的自由工人（所谓自由，一方面是他们摆脱了行会的束缚，另一方面是他们失去了自己使用自己劳动力所必需的资料），他们可以和厂主订立契约出租他们的劳动力，因而作为缔约的一方是和厂主权利平等的。最后，一切人类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²⁸⁾，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规律中得到了自己的不自觉的，但最强烈的表现，根据这一规律，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计量的⁽²⁹⁾。——但是，在经济关系要求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地方，政治制度却每一步都以行会束缚和各种特权同它对抗。地方特权、差别关税以及各种各样的特别法令，不仅在贸易方面打击外国人或殖民地居民，而且还时常打击本国的各类国民；行会特权处处和时时都一再阻挡着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道路。无论在哪里，道路都不是自由通行的，对资产阶级竞争者来说机会都不是平等的，而自由通行和机会平等是首要的和愈益迫切的要求。

　　社会的经济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只要为工业和商业的利益提出这一要求，就必须为广大农民要求同样的平等权利。农民遭受着从十足的农奴制开始的各种程度的奴役，他们必须把自己绝大部分的劳动时间无偿地献给仁慈的封建领主，此外，还得向领主和国家交纳无数的贡税。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要求废除封建特惠、贵族免税权以及个别等级的政治特权。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地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的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典型表现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

　　可是大家知道，从资产阶级由封建时代的市民等级破茧而出的时侯起，从中世纪的等级转变为现代的阶级的时候起，资产阶级就由它的影子即无产阶级不可避免地一直伴随着。同样地，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也由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的形式，借助于原始基督教，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理论本身为依据了。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尤其是从法国资产阶级自大革命开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来，法国无产阶级就针锋相对地提出社会的、经济的平等的要求，这种平等成了法国无产阶级所特有的战斗口号。

　　因此，无产阶级所提出的平等要求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对明显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反应——特别是在初期，例如在农民战争中，情况就是这样；它作为这种自发反应，只是革命本能的表现，它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找到自己被提出的理由。或者它是从对资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反应中产生的，它从这种平等要求中吸取了或多或少正当的、可以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成了用资本家本身的主张发动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的鼓动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和资产阶级平等本身共存亡的。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我们已经举出了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当我们转到杜林先生关于未来的幻想时，我们还会发现更多的这类例子。

　　可见，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所以，这样的平等观念说它是什么都行，就不能说它是永恒的真理。如果它现在对广大公众来说——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它像马克思所说的，“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⁵⁶那么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式的真理性，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得到普遍传播和仍然合乎时宜。因此，如果杜林先生能够直截了当地让他的有名的两个男人在平等的基础上料理家务，那是由于这对国民的成见来说是十分自然的。的确，杜林先生把他的哲学叫做自然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仅仅从那些对他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东西出发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呢？——这一问题他当然是不会提出来的。

十一 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 $$$“对于政治和法律的领域，本教程中所阐述的原则是以最深入的专门研究为基础的。所以……出发点必然是：这里的问题……在于前后一贯地陈述法学和闰家学领域中的成果。我最初的专门研究正好是法学，我在这上面不仅用了大学理论准备通常所需的三年时间，而且在往后审判实践的三年中，继续致力于研究，特别是旨在加深它的科学内容的研究……　如果对私法关系和相应的法律缺陷的批判不善于像了解这门学科的优点那样了解它的一切缺点，那么，这种批判肯定也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发表出来。”

　　有理由这样谈到自己的人，必定一开始就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特别是和“马克思先生以往对法所作的自己也承认是粗枝大叶的研究”比起来，就更是这样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的是，带着这样的自信心出场的对私法关系的批判，竟只限于向我们陈述：

　　 “在科学性上，法学……前进得不远”；成文的民法是非正义，因为它确认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刑法的“自然根据”是复仇，——

　　在这种论断中，顶多只有“自然根据”这件神秘的外衣是新东西。国家学的成果只限于论述已知的三个男人的关系，其中一人至今还对其他两人施行暴力，而且杜林先生还在非常认真地研究首先采用暴力和实行奴役的是第二个人还是第三个人。

　　但是，让我们往下看看我们这位自信的法学家的最深入的专门研究和经过三年审判实践而加深的科学性吧。

　　关于拉萨尔，杜林先生对我们说：

　　他是“由于策动盗窃首饰匣未遂”而被控告的，“但是没有作出判决，因为那时还容许所谓由法官宣告无罪……这种半宣告无罪”。

　　这里所说的拉萨尔案件是1848年夏天在科隆陪审法庭审理的⁵⁷，那里和几乎整个莱茵省一样，通行的是法兰西刑法。仅仅对政治上的违法和犯罪才例外地实施普鲁士邦法⁵⁸，但是早在1848年4月，这种例外规定又被康普豪森取消了。法兰西法根本没有像普鲁士邦法中所说的“策动”犯罪这种不确切的范畴，更不用说什么策动犯罪未遂了。法兰西法只有教唆犯罪，而这只有在“通过送礼、许愿、威胁、滥用威望或权力、狡猾的挑拨或该受惩罚的诡计”（刑法典⁵⁹第60条）来进行时才可以判罪。埋头于普鲁士邦法的检察机关，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忽略了法兰西法的十分明确的规定和普鲁士邦法的含糊的不确定性之间的重大差别，对拉萨尔提出了预谋的诉讼并引人注目地失败了。因为只有对现代法兰西法领域完全无知的人，才敢断言法国的刑事诉讼可以允许普鲁士邦法所说的由法院宣告无罪，这种半宣告无罪；现代法兰西法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判罪或宣告无罪，而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判决。

　　这样，我们不得不说，如果杜林先生手头有过一本拿破仑法典⁶⁰，那么，他肯定不能以同样的自信心对拉萨尔作出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因此，我们必须断定，杜林先生对于以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为依据并把这些成果转化为法律的唯一的现代民法典，即现代法兰西法，是完全无知的。

　　在另外一个地方，当杜林先生批判整个大陆上按照法国典范实行的、以陪审员的多数票作出判决的那种陪审法庭的时候，我们受到这样的教导：

　　“是的，甚至可以去熟悉一下那再说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的思想：在完美的共同体中，有反对票的判罪应当属于不可能的制度……　但是，这种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正像上面已经说过的，对传统的形式看来是不适当的，因为对这种形式来说，它是太好了。”

　　杜林先生又一次不懂得，按照英国的普通法，即从远古以来至少是从14世纪以来就通行的不成文的习惯法，陪审员的一致，不仅在刑事判罪上，而且在民事诉讼的判决上都是绝对必要的。因此，这种在杜林先生看来对于当今世界来说是太好的严肃的和思想深刻的理解方式，早在最黑暗的中世纪就已经在英国具有了法律效力，并且从英国被推行到爱尔兰、美利坚合众国以至英国的一切殖民地，而关于这一点，最深入的专门研究竟连一个字也没有向杜林先生透露！由此可见，以陪审员的一致来实行判决的地区，不但比通行普鲁士邦法的狭小区域大得无可比拟，而且比所有以陪审员的多数来实行判决的地区的总和还要广大。杜林先生不但对唯一的现代法即法兰西法完全无知，而且他对直到现在仍然不依赖于罗马法权威而向前发展的、传播于世界各大洲的唯一的日耳曼法，即英吉利法，也同样无知。为什么不知道呢？杜林先生说，

　　 因为英国式的法律思维方式“面对按古典罗马法学家的纯粹概念在德国土地上实施的那种训练，总是站不住脚的”，

　　他接着说：

　　“同我们天然的语言形式相比，讲幼稚的混合语言的英语世界算得了什么呢？”

　　对此，我们只能用斯宾诺莎的话来回答：Ignorantia non est argumentum，无知并不是论据⁶¹。

　　从这里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杜林先生的最深入的专门研究是在于他用了三年时间在理论方面钻研了民法大全⁶²，以后又用了三年时间在实践中钻研了高贵的普鲁士邦法。这方面的功底肯定已经十分可嘉了，也足以当一个极可尊敬的旧普鲁士地方法官或律师了。但是，如果要给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编写法哲学，那么总应当也多少知道一些像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这样的民族的法的关系，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同德国盛行普鲁士邦法的那个角落完全不同。我们再往下看。

　　 “地方法、省法和邦法杂乱地混合在一起，它们以非常随意的方式，时而作为习惯法，时而作为成文法（经常使最重要的事务具有纯粹的规章形式），按迥然不同的方向交叉起来，这种无秩序和矛盾的样本——其中个别使一般无效，而有时一般又使特殊无效——的确不适于在任何人那里……造成清楚的法的意识。”

　　但是，这种混乱状态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又是在通行普鲁士邦法的地域内，那里，在这种邦法的旁边、上面或者下面，还有省法、地方法令，有些地方还有普通法以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它们都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效力，并且使一切实践的法学家发出杜林先生在这里满怀同情地一再重复的呼救声。他根本不需要离开他心爱的普鲁士，他只要到莱茵省走一趟，就可以确信，在那里70年来这一切都已经根本不提了，至于其他文明国家不用说了，这些国家早已消除了这类过时状态。

　　再往下看：

　　 “集议机构或其他行政机构的秘密的、因而是不记名的集体决断和集体行动对个人的自然责任的掩盖，是以不太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种集体决断和集体行动把每一个成员的个人参与隐藏起来了。”

　　在另一个地方又说：

　　 “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要是不愿意让集议机构遮盖和掩饰个人的责任，那么，这将被认为是一种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要求。”

　　如果我们告诉杜林先生：在通行英吉利法的地区，审判员集议机构的每一个成员必须在公开开庭时单独提出自己的判决并陈述其理由；不经过选举、不公开进行审理和表决的行政集议机构，主要是普鲁士的制度，在大多数其他国家里是没有的，所以他的要求只有在普鲁士才可能被认为是惊人的和极端苛刻的，那么，对他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惊人的消息。

　　同样，他对教会在出生、结婚、死亡和殡葬方面的强制性干预的抱怨，就所有比较大的文明国家来说，也只适合于普鲁士，而且自从采用了户籍簿以来，甚至对普鲁士也不适合了。⁶³杜林先生认为只有通过“共同社会的”未来制度才能实现的事情，俾斯麦目前甚至凭一个简单的法律就完成了。——在“对法学家在履行职务上准备不足的抱怨”中，在这种也可以扩大为对“行政官员”的抱怨中，同样唱出了一曲普鲁士特有的耶利米哀歌；甚至杜林先生一有机会就表露出来的夸张到可笑程度的对犹太人的仇恨，即使不是一种普鲁士特有的特征，也是一种易北河以东地区特有的特征。这个傲然蔑视一切偏见和迷信的现实哲学家，本身却如此深深地沉浸在个人的怪想中，以致把中世纪的迷信中流传下来的反犹太人的民族偏见叫做建立在“自然根据”之上的“自然判断”，并且竟作出了这样伟大的论断：

　　 “社会主义是能够对抗那种带有比较强烈的犹太混合物的人口状态〈带有犹太混合物的状态！多么自然的德语！〉的唯一力量。”

　　够了。这种对渊博的法学知识的炫耀，顶多也只是以一个最普通的旧普鲁士法学家的最平常的专门知识作为根据的。杜林先生向我们彻底地陈述其结论的法学和国家学领域，是和实施普鲁士邦法的地域相“吻合”的。除了每个法学家都熟悉的、目前甚至在英国也为人们所十分熟悉的罗马法以外，他的法律知识仅仅限于普鲁士邦法这部开明宗法专制制度的法典，这部法典是用德语写的，似乎杜林先生就是从中开始识字的，这部带有道德性的注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固性、以鞭挞作为刑讯和处罚手段的法典，还完全是属于革命以前的时代的。除此以外的东西，无论是现代的法兰西民法，还是自身发展十分独特的和整个大陆对其保障个人自由一无所知的英吉利法，在杜林先生看来都是邪恶的。这种“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而是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一切地和天”的哲学，它的真正的地平线就是旧普鲁士东部六省⁶⁴的疆界，至多还包括德国的其他几小块施行高贵的普鲁士邦法的地方：在这个地平线以外，它既没有揭示地也没有揭示天，既没有揭示外部自然也没有揭示内部自然，而只是揭示了对世界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的极端无知的景象。

　　如果不谈所谓自由意志、人的责任能力、必然和自由的关系等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议论道德和法的问题。现实哲学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仅有一个，而且甚至有两个。

　　 “人们用来代替一切伪自由学说的，是这样一种关系的合乎经验的特性，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理性的认识，另方面是本能的冲动，双方似乎联成一个合力。动力学的这种基本事实应当从观察中取得，而且为了对尚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要按照性质和大小尽可能地作出一般的估计。这样，几千年来人们为之费尽心机的关于内在自由的愚蠢幻想不仅被彻底扫除，而且还被生活的实际安排所需要的某种积极的东西所代替。”

　　根据这种看法，自由是在于：理性的认识把人拉向右边，非理性的冲动把人拉向左边，而在这样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中，真正的运动就按对角线的方向进行。这样说来，自由就是认识和冲动、知性和非知性之间的平均值，而在每一个人身上，这种自由的程度，用天文学的术语来说，可以根据经验用“人差”⁶⁵来确定。但是在几页以后，杜林先生又说：

　　 “我们把道德责任建立在自由上面，但是这种自由在我们看来，只不过是按照先天的和后天的知性对自觉动机的感受。所有这样的动机，尽管会觉察到行动中可能出现对立，总是以不可回避的自然规律性起着作用；但是，当我们应用道德杠杆时，我们正是估计到了这种不可回避的强制。”

　　这第二个关于自由的定义随随便便地就给了第一个定义一记耳光，它又只是对黑格尔观念的极端庸俗化。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有在它没有被理解时才是盲目的。”⁽³⁰⁾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但是，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这一点从下述的简单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称为从实际发现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到发现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样一段时间的历史。

　　当然，杜林先生对历史的看法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历史作为谬误的历史、无知和野蛮的历史、暴力和奴役的历史，是现实哲学所厌恶的一个对象，但是具体说来，历史被分为两大段落：（1）从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到法国革命，（2）从法国革命到杜林先生；在这里，

　　19世纪“在实质上还是反动的，在精神方面，它甚至比18世纪还更加这样〈！〉”。虽然如此，它已经孕育着社会主义，因而也孕育着“比法国革命的先驱们和英雄们所臆想的〈！〉更加巨大的变革的萌芽”。

　　现实哲学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的蔑视，是以下述议论为理由的：

　　 “如果想到未来的那些千年的系列，那么要靠原始记载来作历史回忆的那很少的几个千年，连同这期间的以往人类状态，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人类作为整体来说，还很年轻，如果有朝一日科学的回忆不是以千年而是以万年来计算，那么，我们的制度在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对于以后将被视为太古时代的我们的时代来说，将具有无可争辩的意义，不言而喻的前提。”

　　我们不去推敲最后一句话的真正“天然的语言形式”，我们仅仅指出下面两点：第一，这个“太古时代”在一切情况下，对一切未来的世代来说，总还是一个极有趣的历史时期，因为它建立了全部以后的更高的发展的基础，因为它以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为出发点，并且以克服将来联合起来的人们永远不会再遇到的那些困难为内容。第二，同这个太古时代相比，未来的、不再为这些困难和障碍所妨碍的历史时期，将有空前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成果。所以，选择这个太古时代的终结作为一个时机，以便利用在我们这个十分“落后”和“退步”的世纪的精神上不成熟的幼稚状态的基础上所发现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和根底深厚的概念，来为这些未来的千年制定种种规范，这无论如何是非常奇怪的。人们只有成为哲学上的理查·瓦格纳（但没有瓦格纳那样的才能），才看不到：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历史发展的这一切蔑视，同样非常适用于这个历史发展的所谓最后成果，即所谓现实哲学。

　　新的根底深厚的科学中最突出的部分之一，是关于生活的个人化和生活价值的提高那一篇。在这里，神谕式的老生常谈犹如不可遏止的涌泉从整整三章中喷流而出。可惜我们只能举出几个简短的例子。

　　“一切感觉的因而也是一切主观生活方式的更深刻的本质，都是以各种状态的差异为基础的……　但是对于完全的〈！〉生活来说，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证明，它不是固定不变的状况，而是从一种生活状态到另一种生活状态的转变，这样，生活的感情才得以提高，具有决定意义的刺激才得以发展……近似自身等同的、可说是停留在一贯不变的惰性状态并且好像是停留在同一平衡状态中的情况，不论其性质如何，对于验证存在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习惯和可说是适应，使这种生活状况完全变成某种冷漠而无关紧要的、同死的状态没有特殊区别的东西。最多再加上无聊的痛苦作为一种消汲的生活冲动……　在停滞的生活中，对于个人和人民来说，对存在的一切热情和一切兴趣都会熄灭，但是所有这些现象都可以从我们的差异规律中得到说明。”

　　简直无法相信，杜林先生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他的完全独特的结论。对同一神经的持续的刺激或者同一刺激的持续，会使任何一根神经和任何一个神经系统疲劳，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使神经的刺激有间断和变换——这是多年来在任何生理学手册中都可以读到的，而且是任何庸人根据自己的经验都知道的。杜林先生刚把这些老生常谈译为现实哲学的语言，刚给这种陈词滥调套上“一切感觉的更深刻的本质都是以各种状态的差异为基础的”这一神秘的形式，这种陈词滥调就已经转变为“我们的差异规律”了。而且，这一差异规律使得一整系列现象“完全得到说明”，而这些现象又无非是变换的愉快性的具体说明和例子，它们甚至对最平凡的庸人的理解力来说也是完全不需要说明的，而且没有因援引所谓的差异规律而清楚一丝一毫。

　　但是“我们的差异规律”的深厚根底还远不止此：

　　“年龄期的更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活条件的变化，为说明我们的差异原则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儿童、少年、青年和成年人对他们各自的生活感情的力壤的体验，在他们所处的已经固定的状态中所得到的，要少于在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时期所得到的。”

　　这还不够

　　“如果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重复已经验证的或者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那么我们的差异规律就能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现在读者自己可以想象一下以上述那种深刻的和根底深厚的文句为出发点的神谕式的胡话了。当然，杜林先生尽可以在他这本书的结尾得意扬扬地宣告：

　　“差异规律对于生活价值的评价和提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它对于杜林先生对自己的读者的精神价值的评价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他一定以为读者是纯粹的蠢驴或庸人。

　　接着，我们就得到下面这些极为实际的生活准则：

　　 “保持旺盛的总体生活兴趣〈对于庸人和想成为庸人的人倒是一项美妙的任务！〉的手段，就在于使得整体所由构成的个别的、可说是元素般的兴趣，按照自然的时间尺度发展或相互更替，同时，对于同样的状态，也可以利用较高的和效力较持久的刺激去逐渐代替较低的和较易满足的刺激，以避免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的产生。但是除此以外，还应当防止以任意的方式积累和强迫实现那些自然产生的或在社会存在的正常进程中产生的紧张，或者防止出现相反的扭曲，即这种紧张在最轻微的激动下就得到满足，并从而使一种有享受能力的需要的发展受到阻碍。自然旋律的保持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是均匀的和使人动心的运动的先决条件。也不应该给自己提出不能解决的任务：企求把某种状态所造成的刺激延伸到自然或环境给它划定的时间界限以外”，等等。

　　如果老实人把一个拿最乏味的陈词滥调来故弄玄虚的学究作出的这种庄严的庸人神谕，当做他“体验生活”的准则，那他当然不会抱怨“完全丧失了兴趣的空隙”。他将不得不用他所有的时间来对各种享受作合乎准则的准备和安排，结果他甚至没有任何自由时间去享受。

　　我们应当体验生活，体验完全的生活。只是杜林先生禁止我们做两件事：

　　 第一，“吸烟所造成的不洁”，第二，“具有令人厌恶的或为比较精细的感觉所排斥的那些特性”的饮料和食物。

　　但是杜林先生在《经济学教程》中如此狂热地赞美烧酒酿造业，所以他不可能把烧酒理解为这类饮料；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结论：他的禁令只涉及葡萄酒和啤酒。他只要再禁止肉类，就可以把现实哲学提升到古斯塔夫·司徒卢威过去非常成功地达到过的高度，即纯粹儿戏的高度。

　　此外，杜林先生对于酒精饮料可能会稍为宽容一些。一个自己承认还一直不能找到从静到动的桥的人，如果碰到一个可怜的家伙一时过于贪杯，因而在寻找从动到静的桥的方面同样白费了力气，那么，他肯定有一切理由以寬容的态度去进行评断。

十二 辩证法。量和质

　　### $$$“关于存在的基本逻辑特性的第一个命题，而且是最重要的命题，就是矛盾的排除。矛盾的东西是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只能归属于思想组合，而不能归属于现实。在事物中没有任何矛盾，或者换句话说，设定为真实的矛盾本身是背理的顶点……　按相反方向互相抗衡的力的对抗，甚至是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但是，诸要素和诸个体的力的方向的这种抗衡同矛盾荒谬性的思想是远远不相符合的……　在这里我们能感到满意的是：通常从臆想的逻辑奥秘中升起的迷雾，被真实矛盾的真正荒谬性的清晰景象驱散了；人们有时对于矛盾辩证法这个木偶——用来代替对抗的世界模式论的和雕刻得极其粗糙的木偶——的焚香顶礼，被证明是无益的了。”

　　这差不多就是《哲学教程》中关于辩证法所说的一切。但是在《批判史》中，矛盾辩证法，特别是和它一起的黑格尔，受到了完全不同的待遇。

　　“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或确切些说，按照逻各斯学说⁶⁶，矛盾的东西决不是存在于按本性来说只能被看做主观的和自觉的思维中，而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这样，背理就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组合，而是成为一种实际的力量。荒谬东西的现实性，是黑格尔关于逻辑和非逻辑的统一的第一项信条……越矛盾就越真实，或者换句话说，越荒谬就越可信，这种并非新发现的、而是从启示神学和神秘主义中抄来的箴言，是所谓辩证原则的赤裸裸的表现。”

　　上面所引两段话的思想内容可以归结为一个命题：矛盾＝背理，因而它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通常相当有常识的人来说，这个命题也许像直不能是曲、曲不能是直这一命题一样，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微分学不顾常识的一切抗议，竟使直线和曲线在一定条件下相等，并由此达到把直线和曲线的等同看做是背理的常识所永远不能达到的成果。由于所谓矛盾辩证法在从古代希腊人起直到目前为止的哲学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甚至比杜林先生更激烈的反对者要来加以反对，也必须提出别的论据，而不能只凭一个断言和许多的谩骂。

　　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彼此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我们在这里看到某些特性，这些特性，一部分是共同的，一部分是相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分布在不同事物之中的，所以它们内部并不包含任何矛盾。如果限于这样的考察范围，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行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但是杜林先生对此怎么说呢？他断言：

　　无论如何，直到现在“在合理的力学中不存在介乎严格的静和动之间的桥”。

　　现在读者终于看到，隐藏在杜林先生的这个惯用语后面的究竟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地思维的知性绝对不能从静止的思想转到运动的思想，因为上述矛盾在这里挡着它的路。对它来说，运动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为运动是矛盾。而这个知性既然断言运动是不可理解的，它本身就违反自身的意志而承认了这种矛盾的存在，因而就是承认：有一种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的矛盾，而且这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既然简单的机械的位移本身已经包含着矛盾，那么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特别是有机生命及其发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³¹⁾，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间是它自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和过程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来。同样，我们已经看到⁽³²⁾，在思维的领域中我们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内部无限的认识能力和这种认识能力仅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认识上也受限制的各个人身上的实际存在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是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的，是在无穷无尽的前进运动中解决的。

　　我们已经提到，高等数学的主要基础之一是这样一个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直线和曲线应当是一回事。高等数学还有另一个矛盾：在我们眼前相交的线，只要离开交点五六厘米，就应当认为是平行的、即使无限延长也不会相交的线。可是，高等数学利用这些和其他一些更加尖锐的矛盾获得了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初等数学所完全不能达到的成果。

　　但是连初等数学也充满着矛盾。例如，A的根应当是A的幂，这就是矛盾，可是毕竟。负数应当是某数的平方，这也是矛盾，因为任何一个负数自乘得出的是正的平方。因此。—１的平方根不仅是矛盾，而且甚至是荒谬的矛盾，是真正的背理。可是 在许多情况下毕竟是正确的数学运算的必然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准用 来运算，那么数学，无论是初等数学或高等数学，将怎么办呢？

　　数学本身由于研究变数而进入辩证法的领域，而且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正是辩证哲学家笛卡儿使数学有了这种进步。辩证思维对形而上学思维的关系，总的说来和变数数学对常数数学的关系是一样的。这丝毫不妨碍大多数数学家只在数学领域中承认辩证法，也不妨碍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完全按照旧的、有局限性的形而上学方式去进一步运用通过辩证途径得来的方法。

　　要对杜林先生的力的对抗和他的对抗的世界模式论作比较详细的分析，只有当他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只对我们说空话，而是提供点别的东西的时候才有可能。可是他在说了一阵空话之后，无论在世界模式论中，或是在自然哲学中，一次也没有向我们表明这种对抗是在起作用的，这就再好没有地供认了：杜林先生根本不能用这种“世界及其生物的存在中的一切活动的基本形式”得出任何肯定的东西来。既然黑格尔的“本质论”事实上已被降低为关于按照相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在矛盾中运动的力的陈词滥调，那么确实最好是避免对这套老生常谈作任何运用。

　　马克思的《资本论》使杜林先生发泄他的反辩证法的怒气有了新的口实。

　　 “缺乏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逻辑，这正是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和各种观念杂乱交织的特色……　对于已经问世的那一部分不得不应用这样一个原则：就某方面说，甚至一般地说〈！〉，按照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在每一个东西中可以寻找一切，而在一切中可以寻找每一个东西；按照这个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

　　杜林先生的这种对人所共知的哲学偏见的理解，还使他能够满有把握地预言马克思的经济学哲理的“结局”是什么，也就是预言《资本论》往后几卷的内容是什么，而这些话是在他作了下述声明之后正好过了七行讲的，这个声明是：

　　“可是，在〈往后的〉两卷⁶⁷中，像常人那样地直截了当地说，究竟还应当包含些什么，实在是看不透。”

　　不过，杜林先生的著作在我们面前表明它们属于具有“客观地存在着，而且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矛盾”的“事物”，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得意扬扬地继续说下去：

　　 “但是健康的逻辑可望战胜它的讽刺画……　妄自尊大和辩证法的神秘破烂决不能诱惑任何一个还稍微有点正常判断力的人去和这种不成体统的思想和文体……打交道。随着辩证法蠢见的最后残余的消失，这种欺骗手段……也将丧失其迷惑人的影响，谁也不再认为必须自寻烦恼，而到混乱事物的清洗过的核心已暴露出即使不是老生常谈，至多也只是平庸理论的特点的地方，去探索某种深奥的智慧……　不侮辱健康的逻辑，就完全没有可能根据逻各斯学说的准则复制〈马克思的〉一团混乱。”马克思的方法在于“为自己的信徒创造辩证法的奇迹”，如此等等。

　　在这里我们涉及的还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研究中的经济学成果是正确或不正确的问题，而只是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但是肯定无疑的是：《资本论》的大多数读者只是现在靠了杜林先生才知道他们究竟读了些什么。在这些读着当中也有杜林先生自己，他在1867年（《补充材料》第3卷第3期）还能够对该书内容作出对他那类思想家来说算是比较合理的介绍⁶⁸，还不急需一开头就把马克思的论述翻译成杜林的东西，而现在他声明非这样做不可了。虽然那时他已经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但是他毕竟还没有完全丧失把方法和通过方法所获得的成果区别开来的能力，还能理解：笼统地诋毁方法并不等于把成果一一驳倒。

　　无论如何，最令人吃惊的是杜林先生宣布：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归根到底一切都是一个东西”；所以，对马克思来说，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都是一个东西”，而最后连马克思和杜林先生也“都是一个东西”。要说明怎么能做出这样简单的蠢事，只能设想：仅仅“辩证法”这个字眼就已经使杜林先生陷入一种神经错乱而无能负责的状态，以致对他来说，由于某种混乱的和错误的观念，无论他说的和做的是什么，归根到底“都是一个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杜林先生称之为

　　“我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或者也称为“总括方法”的样品，“这一总括方法考虑到类和型，并且决不会硬去通过细枝末节的揭露来礼遇被一个叫做休漠的人称为学界小人的那类货色；只有这种具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的方法，才和完全真理的利益相容，才和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相容”。

　　这种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和这种考虑到类和型的总括方法，对杜林先生实在是很方便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把一切确定的事实当做细枝末节忽略过去，使它们等于零，并且可以不去证明什么而只凭泛泛的空话来作出论断和简单地加以斥责。此外，这种历史记述还有一个优点，这就是它不给对方以任何实际的立足点，因而使对方几乎无法作出任何别的可能的回答，而只能同样以伟大风格和总括方法来进行论断，大讲其泛泛的空话，并且最后也把杜林先生斥责一通，一句话，正如人们所说的，一报还一报，可是这不是合乎每个人的口味的。我们应当感谢杜林先生，因为他破例地丢掉崇高而尊贵的风格，给我们至少举出两个有关马克思的不可饶恕的逻各斯学说⁶⁶的例子。

　　 “例如，引证黑格尔关于量转变为质这一混乱的模糊观念，从而认为预付达到一定界限时就会单单由于这种量的增加而成为资本，这岂不显得多么滑稽！”

　　这一论断在这种经杜林先生“清洗过的”叙述中确实显得相当离奇。因此，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的原文是怎么说的。在第313页上[《资本论》第二版），马克思从前面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及关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中得出结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³³⁾他举例说，假定在某个劳动部门里，工人为自己，就是说为生产自己的工资的价值，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其余的四小时则为资本家，为生产直接流入资本家腰包的剩余价值而劳动。这样，一个人要使每天装入腰包的剩余价值足以使他自己像他的一个工人那样生活，他就必须拥有使他能够供给两个工人以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那种价值额。而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单纯维持生活，而是增加财富，所以我们那位有两个工人的人始终还不是资本家。因此，他要使自己的生活仅仅比普通工人好一倍，并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有雇用八个工人的能力，就是说，拥有四倍于上述价值额的价值额。只是在作了这些说明以后，马克思才指出：“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³⁶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³⁴⁾而且还进一步阐明和论证了下述事实：不是任何一个微小的价值额都是以转化为资本，而是每一发展时期和每一工业部门为实现这一转化都有自己的一定的最低限额。

　　现在让大家来赞赏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吧，杜林先生就是靠这一风格把那种同马克思实际所说的相反的话强加给马克思的。马克思说：只有当价值额达到虽然因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在每一个场合都是一定的最低限量时，它才能转化为资本——这一事实是黑格尔规律的正确性的证明。杜林先生却硬要马克思这样说：因为根据黑格尔的规律，量转变为质，“所以预付达到一定的界限时就……成为资本”。可见这正好说反了。

　　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和出于“在摆脱了行会的公众面前所承担的义务”而作错误引证的习惯，我们已经在杜林先生对达尔文学说的评论中领教过了。这种习惯越来越表明它是现实哲学的内在必然性，而且的确是非常“总括的方法”。更不用说的是：杜林先生进一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任何一种“预付”，其实这里指的仅仅是用在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预付；而杜林先生就这样硬让马克思说纯粹的胡话。然后他再厚着脸皮把他自己编造的胡话叫做滑稽！他制造了虚幻的达尔文，以便在后者身上证实自己的力量，在这里，他同样地制造了虚幻的马克思。真是“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

　　在上面说到世界模式论时，我们已经看到⁽³⁵⁾，由于黑格尔的度量关系的关节线——在这里，在量变的一定点上骤然发生质变——，杜林先生遭到了小小的不幸：他在意志薄弱的时刻自己承认而且运用了度量关系的关节线。我们在那里举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水的聚集状态变化的例子，水在标准气压下，在0℃时从液态转变为固态，在100℃时从液态转变为气态，可见，在这两个转折点上，仅仅是温度的单纯的量变就可以引起水的状态的质变。

　　我们还可以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举出几百个这样的事实来证明这一规律。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整个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领域内，谈到无数关于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同样也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因此，这些情况，用杜林先生非常痛恨的字眼来说，就是量转化为质，质转化为量。例如谈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产生“新力量”⁽³⁶⁾，这种力量和它的单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

　　此外，马克思还在杜林先生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正好弄颠倒了的那个地方作了如下的注释：“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³⁷⁾可是这和杜林先生有什么关系呢？他反正知道：

　　 “正是在半科学和少许贫乏哲理竟成了扮成博学样子所必不可少的可怜工具的地方，例如在马克思先生和他的对手拉萨尔那里，恰好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

　　而在杜林先生那里，是以“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精密知识的主要成就”等等为基础的。这究竟怎样，我们已经见识过了。但是为了使其他人也能作出判断，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马克思在注释中所举的例子。

　　这里所说的是碳化物的同系列，其中很多已为大家所知道，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如果我们按化学上的通例，用C表示碳原子，用H表示氢原子，用O表示氧原子，用n表示每一个化合物中所包含的碳原子的数目，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些系列中某几个系列的分子式表示如下：

　　ＣＨ2n+2　　—— 正烷属烃系列

　　ＣnＨ2n+2Ｏ　—— 伯醇系列

　　ＣnＨ2nＯ2　—— 一元脂肪酸系列

　　如果我们以最后一个系列为例，并依次假定。n＝1，n＝2，n＝3等等，那么我们就得到下述的结果（除去同分异构体）：

　　ＣＨ2Ｏ2 —— 甲酸——沸点100º 熔点 1º

　　Ｃ2Ｈ2Ｏ2 —— 乙酸——沸点118º 熔点 17º

　　Ｃ3Ｈ6Ｏ2 —— 丙酸——沸点140º 熔点 —

　　Ｃ4Ｈ8Ｏ2 —— 丁酸——沸点162º 熔点 —

　　Ｃ5Ｈ10Ｏ2 —— 戊酸——沸点175º 熔点 —

　　等等，一直到Ｃ30Ｈ60Ｏ2三十烷酸，它到80º才熔解，而且根本没有沸点，因为它要是不分解，就根本不能气化。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了由于元素的单纯的数量增加——而且总是按同一比例——而形成的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种情况在化合物的一切元素都按同一比例改变它们的量的地方表现得最为纯粹，例如在正烷属烃CnH2n+2中：最低的是甲烷CH4，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是十六烷C16H34，是一种形成无色结晶的固体，在21º熔融，在278º才沸腾。在两个系列中，每一令新的项都是由于把CH2，即一个碳原子和两个氢原子，加进前一项的分子式而形成的，分子式的这种量的变化，每一次都引起一个质上不同的物体的形成。

　　但是。这几个系列仅仅是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化学中，差不多在任何地方，例如在氮的各种氧化物中，在磷或硫的各种含氧酸中，都可以看到“量转变为质”，看到黑格尔的这个所谓混乱的模糊观念在事物和过程中可以说是见诸形体的，而在这里，除了杜林先生，谁也不会感到混乱和模糊。既然是马克思第一个促使人们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杜林先生读了这个提示，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否则，他肯定不会这样不加惩罚地放过这种闻所未闻的罪行），那么这就足以使人们甚至不用回顾赫赫有名的杜林的自然哲学便完全清楚：究竟是谁缺乏“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极其现代的教育因素”，是马克思还是杜林先生，是谁不知道“化学的……主要成就”。

　　在结束时，我们还想为量转变为质找一个证人，他就是拿破仑。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兵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

　　他写道：“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100个法国兵与100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200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300个马木留克兵，而1 000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1 500个马木留克兵。”⁶⁹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使交换价值额能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额，尽管是可变化的；同样，在拿破仑看来，要使整体队形和有计划行动中所包含的纪律的力量显示出来，而且要使这种力量甚至胜过马匹较好、骑术和刀法较精、至少同样勇敢而人数较多的非正规骑兵，就必须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骑兵的数量。但是这能向杜林先生证明什么呢？拿破仑在同欧洲的斗争中没有惨败过吗？他没有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失败吗？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把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运用于骑兵战术之中！

十三 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这一历史概述〈英国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产生过程〉，在马克思的书中比较起来还算是最好的，如果它不但抛掉博学的拐杖，而且也抛掉辩证法的拐杖，那或许还要好些。由于缺乏较好的和较明白的方法，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从16世纪以来通过上述方法实现的个人所有制的消灭，是第一个否定。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否定，它被称为否定的否定。因而被称为‘个人所有制’的重新建立，然而是在以土地和劳动资料的公有为基础的更高形式上的重新建立：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先生那里同时也称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矛盾被扬弃，就是说按照这种文字游戏，矛盾既被克服又被保存……　这样，剥夺剥夺者，便是历史现实在其外部物质条件中的仿佛自动的产物……　未必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会凭着否定的否定这一类黑格尔蠢话的信誉而确信土地和资本公有的必然性……　其实，马克思观念的混沌杂种，并不使这样的人感到惊奇，他知道什么东西能够同作为科学基础的黑格尔辩证法合拍，或者确切地说，知道一定会出现无稽之谈。对于不熟悉这些把戏的人，应该明确指出，在黑格尔那里，第一个否定是教义问答中的原罪概念，而第二个否定则是引向赎罪的更高统一的概念。这种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荒唐类比，当然不能为事实的逻辑提供根据……　马克思先生安心于他那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的混沌世界，却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这个深奥的辩证法之谜。”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总之，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他在根据从宗教中抄袭来的这种荒唐类比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的社会里，一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即黑格尔的被扬弃的矛盾的更高的统一，将占统治地位。

　　我们先把否定的否定撇在一边，来看看“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杜林先生把这叫做”混沌世界”，而且他在这里令人惊奇地确实说对了。但是很遗憾，处于这个“混沌世界”之中的不是马克思，而又是杜林先生自己。他在前面由于精通黑格尔的“胡思乱想”的方法而能够毫不费力地确定尚未完成的几卷《资本论》中一定包含些什么，同样，在这里他也可以不大费力地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把马克思只字未提的什么所有制的更高的统一硬加给马克思。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⁷⁰他说的就是这些。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说，社会所有制涉及士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涉及产品，也就是涉及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在第56页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还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³⁸⁾这些话甚至对杜林先生的黑格尔化的头脑来说，也是足够清楚的。

　　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个混乱的杂种，这种在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定会出现的无稽之谈，这个混沌世界，这个马克思让他的信徒们自己去解的深奥的辩证法之谜——这又是杜林先生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据称是黑格尔主义者的马克思，有责任提出一个真正的更高的统一作为否定的否定的结果，可是由于他做得不合杜林先生的口味，所以杜林先生只得义表现出崇高而尊贵的风格，并且为了完全真理的利益而把他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马克思。一个完全不能正确引证、连一次例外都没有的人，自然要对别人的“中国人式的博学”表示义愤，这些人总是毫无例外地正确引证的，但是正是以此来“拙劣地掩盖自己对于每次所引证的作者的全部思想的缺乏理解”。杜林先生是对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万岁！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出发点是假定：杜林先生的顽固的错误引证，至少是出自好意，而且，或者是基于他自己的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做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可是好像我们在这里已经达到在杜林先生那里量也转变为质的那一点。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马克思书中的这个地方本身就十分清楚，而且同一书中还有其他决不可能引起任何误解的地方加以补充；第二，不论在上面提到的登载于《补充材料》的对《资本论》的批判中。还是在《批判史》第一版所载的对该书的批判中，杜林先生都没有发现“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这样一个怪物，而只是在这本书的第二版中，就是说在三读《资本论》的时候才发现的；在这个按照社会主义精神修订的第二版中，杜林先生才急需让马克思就未来社会组织发表尽可能荒唐的意见，以便能够针锋相对地、更加得意地提出“我在我的《教程》中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加以概述的经济公社”（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切，那么就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杜林先生在这里使我们几乎不得不认为，他在这里故意“有益地扩展”——对杜林先生有益的扩展——马克思的思想。

　　那么，否定的否定在马克思那里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第791页和以后几页上，马克思概述了前50页中所作的关于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的经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最后结果。⁽³⁹⁾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至少在英国，存在过以劳动者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资本的所谓原始积累，在这里就是这些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这种解体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上述的小生产只能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因而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这种消灭，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形成资本的前史。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的剥夺，都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积聚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积聚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工艺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共同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共同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积聚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⁴⁰⁾

　　现在我请问读者：辩证法的一团混乱和各种观念的杂乱交织在哪里呢？那种归根到底把一切都说成是一个东西的混乱而错误的观念在哪里呢？为信徒创造的辩证法的奇迹在哪里呢？辩证法的神秘破烂和根据黑格尔逻各斯学说⁶⁶的准则复制的一团混乱——据杜林先生说，没有这些东西，马克思就不能自圆其说——在哪里呢？马克思只是历史地证明并在这里简略地概述：正像以往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必然造成消灭自身，即剥夺小私有者的条件一样，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自己造成使自己必然走向灭亡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它同时又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那么这不是马克思的罪过，尽管这对杜林先生说来可能是非常讨厌的。

　　马克思只是在作了自己的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之后才继续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等等（如上面引证过的）⁽⁴¹⁾。

　　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个历史地必然的过程。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他说的就是这些。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或者他断定，马克思要求人们凭着否定的否定的信誉来确信土地和资本的公有（这种公有本身是杜林所说的“见诸形体的矛盾”）的必然性，那么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

　　正如人们可以把形式逻辑或初等数学狭隘地理解为单纯证明的工具一样，杜林先生把辩证法也看成这样的工具，这是对辩证法的本性根本不了解。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不过它高超得多；而且，因为辩证法突破了形式逻辑的狭隘界限，所以它包含着更广泛的世界观的萌芽。在数学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初等数学，即常数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运作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在这里，单纯的证明同这一方法在新的研究领域中多方面的运用相比较，显然退居次要地位。但是高等数学中的几乎所有的证明，从微分学的最初的一些证明起，从初等数学的观点看来严格地说都是错误的。如果像在这里的情形一样，人们要用形式逻辑去证明辩证法领域中所获得的结果，那么情况也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对于一个像杜林先生这样愚蠢的形而上学者说来，企图仅仅用辩证法向他证明什么东西，那就正像莱布尼茨和他的学生向当时的数学家证明微积分定理一样，是白费气力的。微分在这些数学家当中引起的慌乱，正像否定的否定在杜林先生那里引起的慌乱一样，此外，在否定的否定中，我们将会看到，微分也起作用。这些先生们，凡是当时还没有死去的，最后都嘟嘟哝哝地让步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被说服，而是因为它所得到的结果总是正确的。杜林先生，如他自己所说的，现在才40多岁，如果他长寿——我们祝他长寿，那么他也会有同样的经历。

　　这个可怕的否定的否定使得杜林先生的生活充满烦恼，在杜林先生看来，它就像基督教中的亵渎圣灵罪一样，起着不可饶恕的犯罪的作用。可是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每日每地都在发生的过程，一旦清除了旧唯心主义哲学盖在它上面而且由杜林先生一类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继续盖在它上面的神秘破烂，它是任何一个小孩都能够理解的。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30倍。谷类的种变化得极其缓慢，所以今天的大麦差不多和一百年以前的一样。如果我们以一种可培育的观赏植物为例，如大丽花或兰花，我们只要按照园艺家的技艺去处理种子和从种子长出的植物，那么我们得到的这个否定的否定的结果，不仅是更多的种子，而且是品质改良了的、能开出更美丽的花朵的种子，这个过程的每一次重复，每一次新的否定的否定都向前推进这种完善化。——像大麦粒的情形一样，这种过程也在大多数昆虫中，例如在蝴蝶中发生。蝴蝶通过卵的否定从卵中产生出来，经过各种变化而达到性的成熟，交尾并且又被否定，就是说，一旦繁殖过程完成而且雌蝴蝶产了很多卵，它们就死亡了。至于其他植物和动物，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是这样简单，它们在死亡以前，不只是一次而是多次地结子、产卵或生育后代，但是在这里，这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我们只是要说明，否定的否定真实地发生于有机界的两大界中。其次，全部地质学是一个被否定的否定的系列，是旧岩层不断逐层毁坏和新岩层不断沉积的系列。起初，由于液态物质冷却而产生的原始地壳，经过海洋、气象和大气化学的作用而碎裂，这些碎块一层层地沉积在海底。海底的局部隆出海面，又使这种最初的地层的一部分再次经受雨水、四季变化的温度、大气中的氧和碳酸的作用；从地心冲破地层爆发出来的、然后冷却的熔岩也经受同样的作用。这样，在几万万年间，新的地层不断地形成，而大部分又重新毁坏，又变为构成新地层的材料。但是结果是十分积极的：造成了由各种各样的化学元素混合而成的、通过力学作用变成粉末状的土壤，这就使得极其丰富的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可能生长起来。

　　在数学上也是一样。我们试取任何一个代数值，例如a，如果我们否定它，我们就得到－a（负a），如果我们否定这一否定，以－a乘－a，那么我们就得到+a，就是说，得出了原来的正值，但是已经处在更高的阶段，即二次幂的阶段。至于我们可以通过正a自乘得出a的办法来得到同样的a2，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种被否定的否定如此牢固地存在于a2中，使得a2在任何情况下都有两个平方根，即+a和－a。要摆脱被否定的否定，摆脱平方中所包含的负根，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在二次方程式中已经具有极其明显的意义。——在高等分析中，即在杜林先生自己称为数学的最高运算而在普通人的语言中称为微积分的“求无限小之和的运算”中，否定的否定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计算方式是怎样实现的呢？例如，我在某一课题中有两个变数x和y，两者之中有一个变化，另一个也按照条件所规定的关系同时变化。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x和y当做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多么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所谓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即除了没有任何数量的数量关系，就什么也没有剩下。所以，即x和y的两个微分之间的关系＝，可是这是的表现。我只附带指出，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的消失被确定下来的一瞬间，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可能妨碍我们，正像差不多二百年来它根本没有妨碍过数学一样。那么除了否定x和y之外我不是什么也没有做吗？但是，我不是像形而上学者否定它们那样来否定它们，即不再顾及它们，而是根据同条件相符合的方式否定它们。这样，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现在我继续用这些公式运算，把dx和dy当做实数——虽然是服从某些特殊规律的数，并且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我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于是又重新得到实数x和y来代替dx和dy，这样，我并不是又回到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也许费尽心思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历史方面的情形也没有两样。一切文明民族都是从土地公有制开始的。在已经越过某一原始阶段的一切民族那里，这种公有制在农业的发展进程中变成生产的桎梏。它被废除，被否定，经过了或短或长的中间阶段之后转变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导致的较高的农业发展阶段上，私有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的桎梏目前无论小地产还是大地产方面的情况都是这样。因此就必然地产生出把私有制同样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变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并不是要重新建立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级得多、发达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决不会成为生产的束缚，恰恰相反，它会使生产摆脱束缚，并且会使现代的化学发现和机械发明在生产中得到充分的利用。

　　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作为这样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能力弄清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这种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但是在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唯心主义也站不住脚了，它被现代唯物主义所否定。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2 000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2 000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持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因此，在杜林先生只看到“文字游戏”的地方，只要比较仔细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某种现实的内容。

　　最后，甚至卢梭的平等说（杜林的平等说只是它的贫乏的和歪曲的复写）没有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来执行助产婆的职能，也不能建立起来——而这还是黑格尔诞生前差不多20年的事。⁽⁴²⁾卢梭的学说远没有因此而觉得可耻，它在自己的最初的阐述中，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辩证起源的印记展示出来。人在自然和野蛮的状态中是平等的；由于卢梭已经把语言看做自然状态的歪曲，所以他完全有理由把同一物种范围所及的兽类的平等也加到这些兽人的身上，近来海克尔在分类中把这种兽人假定为Alali—没有语言的原始人⁷¹。但是这些彼此平等的兽人有一种比其他兽类优越的特性，这就是趋于完善的能力，即往前发展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成了不平等的原因。因此，卢梭把不平等的产生看做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是对抗性的，它同时又是一种退步。

　　以后的〈越过原始状态的〉一切进步同样表面上是走向单个人的完善，而实际上是走向类的没落……　金属加工和农业是两种技艺。它们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革命〈变原始森林为耕地，但是由于财产的出现也引起了贫困和奴役〉。使人文明起来并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

　　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

　　 “人民拥立国君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毁灭自由，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是全部国家法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些国君必然成为人民的压迫者，而且他们把压迫加重到这样的地步，使得登峰造极的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自己的反面，成为平等的原因：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说大家都等于零。

　　“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点，它和我们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都是平等的，正是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但是暴君只有当他拥有暴力的时候才是君主，因此当人们“驱逐他的时候，他不能抱怨暴力……　暴力曾支持过他，现在暴力又推翻他：一切都按照自己的正常的自然进程进行”。

　　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²¹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因此，如果说在1754年卢梭还不能说黑格尔行话，那么，无论如何他在黑格尔诞生前16年就已经深深地被黑格尔瘟疫、矛盾辩证法、逻各斯学说⁶⁶，神学逻辑等等所侵蚀。当杜林先生为了把卢梭的平等论庸俗化而摆弄他的两个常胜的男人的时候，他已经落在一个斜坡上，无可挽救地滑进否定的否定的怀抱。那种盛行两个男人的平等并且被描绘成理想状态的状态，在《哲学教程》第271页上被称为“原始状态”。根据第279页，这种原始状态必然为“掠夺制度”所消灭——这是第一个否定。但是，多亏现实哲学，我们现在才进到这样一步：我们废除掠夺制度，而代之以杜林先生发明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公社——这是否定的否定，更高阶段的平等。杜林先生亲身犯下否定的否定的滔天罪行。这确是一个有益地扩展眼界的有趣场面！

　　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界、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这一规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动物界和植物界中，在地质学、数学、历史和哲学中起着作用；就是杜林先生自己，虽然他百般反对和抗拒，也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自己的方式遵循这一规律。不言而喻，例如，关于大麦粒从发芽起到结了实的植株逐渐死亡的特殊发展过程，如果我说这是否定的否定，那么我什么也没有说。要知道积分也是否定的否定，如果我只作出这种一般性的论断，那就会肯定这样一个荒唐说法：大麦植株的生活过程就是积分，或者也可以说就是社会主义。而这正是形而上学者经常归咎于辩证法的东西。当我谈到所有这些过程，说它们是否定的否定的时候，我是用这一个运动规律来概括所有这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去注意每一个个别的特殊过程的特点。而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但是，现在有人会提出反驳，说这里所实现的否定根本不是真正的否定：如果我把大麦粒磨碎，我也就否定了大麦粒；如果我把昆虫踩死，我也就否定了昆虫；如果我把正数a涂掉，我也就否定了正数a，如此等等。或者，我说玫瑰不是玫瑰，我就把玫瑰是玫瑰这句话否定了；如果我又否定这一否定，并且说玫瑰终究还是玫瑰，这样能得出什么结果来呢？——这些反驳其实就是形而上学者反对辩证法的主要论据，它们同形而上学思维的狭隘性完全合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随便一种方法把它毁掉。斯宾诺莎早已说过：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lo，即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⁷²再说，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其次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我不仅应当否定，而且还应当再扬弃这个否定。因此，我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能够发生或者将会发生。怎样做呢？这要依每一种情况的特殊性质而定。如果我磨碎了大麦粒，如果我踩死了昆虫，那么我虽然完成了第一个行为，却使第二个行为成为不可能了。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微积分中的否定不同于从负根得出正的乘方时的否定。这一点和其他一切一样，是要经过学习才能理解的。仅仅知道大麦植株和微积分属于否定的否定，既不能把大麦种好，也不能进行微分和积分，正如仅仅知道靠弦的长短粗细来定音的规律还不能演奏提琴一样。——很明显，如果把否定的否定当做儿戏，先写上a，然后又涂掉，或者先说玫瑰是玫瑰，然后又说玫瑰不是玫瑰，那么，除了做这种无聊事情的人的愚蠢以外，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可是形而上学者却要我们确信，如果我们要实现否定的否定，那么这就是恰当的方式。

　　因此，把我们弄得莫名其妙的不是别人，又是杜林先生，他说什么否定的否定是黑格尔发明的、从宗教领域中抄袭来的、按照原罪和赎罪的故事作出的荒唐类比。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用散文讲话一样。⁷³否定的否定这个规律在自然界和历史中起着作用，而在它被认识以前，它也在我们头脑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它只是被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如果杜林先生愿意自己悄悄地干这件事，而只是不能容忍这个名称，那么他可以找出一个更好的名称来。但是，如果他想从思维中排除这件事，那么请他先把它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请他发明一种数学，在那里，－a×－a不等于+a，而微分和积分则严禁使用，违者必究。

十四 结论

　　我们现在谈完了哲学，至于《教程》里还包括的关于未来的幻想，我们以后考察杜林要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时还有机会来探讨。杜林先生对我们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一切。他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一个也没有。“一种现实的、从而以自然和生活的现实为目标的哲学的各个要素”，“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创造体系的思想”，以及杜林先生以傲慢的语气大肆炫耀的杜林先生的其他一切功绩，只要我们一接触，就看出是纯粹的欺人之谈。“已经稳固地确立了存在的基本形式，而丝毫没有损害思想的深度”的世界模式论，的确是黑格尔逻辑学的一个肤浅得无以复加的复制品，而且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样陷入这样一种迷信：这些“基本形式”或逻輯范畴，在它们应当“运用于”其中的那个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了。自然哲学给我们提供了天体演化学，其出发点是“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这种状态只有借助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联系的最无可救药的混乱观念才是可以想象的，此外，只有假定存在着一个唯一能帮助这种状态进入运动的、超越现实世界的、人格化的上帝，才是可以想象的。在论述有机界的时候，现实哲学先是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看做“一种与人性对抗的兽性”而加以拒绝，后来又把这两者作为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因素——虽然是次要的因素——从后门放了进来。此外，现实哲学还找到机会在生物学方面证明它的无知，而自从人们不再忽视通俗科学演讲以来，即使在有教养阶层的少女中，这种无知也必须打着灯笼去找。在道德和法的领域中，现实哲学把卢梭庸俗化，同先前把黑格尔庸俗化相比，其结局并不好些；在法学方面现实哲学也表现出甚至在最平庸的旧普鲁士法学家中也很少见的无知，尽管它一再保证自己完全不是这样。”不承认任何纯属虚幻的地平线”的哲学，在法学上却满足于和普鲁士邦法⁵⁸的实施范围相一致的真实的地平线。这个哲学承诺要在自己的强有力地实行变革的运动中向我们揭示“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的地和天”，我们一直等待着，正像我们一直在等待“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和“绝对基础性的东西”一样。这位在思维方式上“排除受主观主义限制的世界观”的任何趋向的哲学家，表明自己不仅由于他的已经被证实是极端贫乏的认识，由于他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和他的滑稽可笑的自高自大，而且甚至由于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受到主观主义的限制。如果他不把自己对烟草、猫和犹太人的厌恶作为普遍适用的规律强加给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人类，他就不能制造出这套现实哲学。他对别人采用的“真正批判的观点”，就在于固执地把别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而是杜林先生一手炮制的东西硬加给别人。他在生活的价值和生活享乐的最好方法这类庸俗题目上所调制的施给乞丐的稀汤⁽⁴³⁾，充满了庸人气味，这说明他为什么对歌德的浮士德义愤填膺。的确，歌德把不道德的浮士德而不把严肃的现实哲学家瓦格纳当做主角，这是不可饶恕的。——总而言之，现实哲学归根到底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稀薄的清汤”，它的稀薄和一眼就能看透的浅薄只是由于拌入了神谕式的只言片语，才变得稠厚和混浊起来。当我们读完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新的思维方式”、“完全独特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够使我们学到什么东西。这个人大吹大擂叫卖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粗俗的市场小贩，而在他的那些大话后面却是空空如也，简直一无所有——这个人竟敢把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样的人叫做江湖骗子，而他们当中最渺小的人和杜林先生比起来也还是巨人。确实有江湖骗子，而那是谁呢？

脚　　注

(10)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88节；《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第1部分第3章推论第四式和第3部分第2章关于定理这一节。——编者注
(11) 本编中提到的欧·杜林著作的页码均为《哲学教程》1875年莱比锡版的页码。——编者注
(12)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4节。——编者注
(13) 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这类荒唐说法。——编者注
(14) “驴桥”的德文是“Eselsbrücke”，转义是供懒惰的学生抄袭用的题解书，考试时的“夹带”。——编者注
(15) “矛盾”的德文是“Widerspruch”，“背理”的德文是“Widersinn”，两个词的前缀都是“wider”（违背、反对）。——编者注
(16) 见本卷第51—54页。——编者注
(17) 见本卷第48—49页。——编者注
(18) 见本卷第40页。——编者注
(19) 自从我写了上面这几行以来，这些话看来已经得到证实。根据门捷列夫和博古斯基运用比较精密的仪器所进行的最新的研究⁵¹，一切真正的气体都表现出压力和体积之间的可变关系；氢的膨胀系数在直到现在为止所应用的各种压力强度下都是正的（体积的缩小比压力的增大要慢）；对大气和其他研究过的气体来说，每一种气体都有一个压力零点，压力小于零点，此系数是正的，压力大于零点，此系数是负的。因此，到现在为止实际上还一直是可用的波义耳定律，需要一整系列特殊定律来作补充。（现在——1885年——我们也知道根本不存在任何“真正的”气体。所有的气体都可以变成液体状态。）
(20) 见本卷第31—32页。——编者注
(21) 见本卷第90页。——编者注
(22)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23) 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5节和《旧约全书·申命记》第5章第19节。——编者注
(24)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城门之前》和第3场《书斋》。——编者注
(25) “适用于猫”的德文是“für die Katze”，也有“毫无用处、徒劳尢益”的意思。——编者注
(26) 让·雅·卢梭《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该书于1754年写成。——编者注
(27) 地中海东岸诸国的旧称。——编者注
(28)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0—75页。——编者注
(29) 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条件中这样推导出现代平等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出的。
(30)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47节附释——编者注
(31) 见本卷第87—88页。——编者注
(32) 见本卷第40、91—92页。——编者注
(3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56页。——编者注
(34) 同上，第358页。——编者注
(35) 见本卷第49页。——编者注
(3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79页。——编者注
(37) 同上，第358页脚注（205a）。——编者注
(38)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96页。——编者注
(3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2—875页。——编者注
(40)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3—874页。——编者注
(41)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4页。——编者注
(42) 指让·雅·卢梭的著作《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写于1754年。下面恩格斯的几处引文见这一著作（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分第116、118、146、175—177页。——编者注
(43)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

注　　释

21 社会契约是让·雅·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合法基础的国家的形成。社会契约的目的是达到每个结合者的平等和自由。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为了消除这一自然状态，必须建立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148。
31 《全书》指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纲要》，该书第1部为《逻辑学》，第2部为《自然哲学》，第3部为《精神哲学》。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将《全书》中的《逻辑学》称做《小逻辑》，以区别于黑格尔的另一部《逻辑学》（见注36），后者被称为《大逻辑》。——38。
32 恩格斯称卡·米希勒为“黑格尔学派的永世流浪的犹太人”，显然是由于米希勒始终不渝地笃信被肤浅理解的黑格尔主义。例如，1876年，米希勒开始出版五卷集的《哲学体系》，其总的结构完全是模仿黑格尔的《哲学全书纲要》。见卡·米希勒《作为精确科学的哲学体系（包括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76—1881年版第1—5卷。——38。
33 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个地方加一条注释，即《加在第17——18页上：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上的无限》。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收入《自然辩证法》并加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的标题（见本卷第638—644页）。参看注267。——39。
34 暗指普鲁士人奴仆般的顺从态度，他们通过了1848年12月5日在解散普鲁十制宪议会的同时由国王钦定（“恩赐”）的宪法。这部由内务大臣奥·曼托伊费尔参与制定的宪法于1850年1月31日经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最后批准。——42。
35 此处列举的是19世纪欧洲历次战争中的几次最大的会战。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和法军之间进行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结束。
　　耶拿会战是1806年10月14日法军和普军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普鲁士作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1807年7月9日在蒂尔西特签订了普法和约。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使普鲁士陷入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属国的境地。
　　克尼格雷茨会战又称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
　　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法国东北部城市色当附近进行的一次会战。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了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45。
36 黑格尔的《逻辑学》这部著作共分三编：（1）客观逻辑，存在论；（2）客观逻辑，本质论；（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49、132。
37 指杜林对德国大数学家卡·弗·高斯关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体系，特别是关于多维空间几何学体系的思想所进行的攻击。——54。
38 关于黑格尔的“非时间上过去的存在”，见黑格尔《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的开头部分。
　　关于晚期谢林的“不可追溯的存在”，可参看恩格斯的著作《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69—377页）。——56。
39 关于运动的量守恒的思想，勒·笛卡儿曾在《论光》（《论世界》一书的第一部分，该书写于1630——1633年、笛卡儿死后于1664年出版）和他1639年4月30日给德·博恩的信中表述过。这个论点在笛卡儿的《哲学原理》（164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第36节中得到了充分论证。——57。
40 关于尼·哥白尼的宇宙体系，1886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作过论述。——61。
41 根据后来的准确材料，水在100度蒸发时发生的潜热为538.9卡∕克。——67。
42 恩格斯曾经打算在这里加一条注释，即《注释二，附在第46页：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门科学》。后来，他把这条注释的草稿收入《自然辩证法》并加上《关于“机械的”自然观》的标题（见本卷第582—587页）。参看注267。——71。
43 自然神论是一种推崇理性原则，把上帝解释为非人格的始因的宗教哲学理论，曾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也是无神论在当时的一种隐蔽形式。这种理论反对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认为上帝不过是“世界理性”或“有智慧的意志”，上帝在创世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事务，而让世界按它本身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下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者往往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72。
44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1798年在伦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人口论，即人口以几何级数率（1、2、4、8、16……）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率（1、2、3、4、5……）增长，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用这一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贫困和罪恶等来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又称马尔萨斯主义。——72、80。
45 见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72年伦敦修订第6版第428页。这是经过达尔文作了补充和修订的最后一版。该书的第1版1859年在伦敦出版。
　　恩格斯在后面，即在本卷第78页，引用的也是达尔文这本书的第6版。——77。
46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该书第1版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ώτιστζ——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胶液原生物（来自希腊文μούηρηζ——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胶液原生物（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同现代的还存在的胶液原生物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胶液原生物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 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 aurantiaca（橙色胶原虫）、Bathybius 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胶液原生物”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学界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做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胶液原生物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77。
47 《尼贝龙根的指环》是理·瓦格纳的一部大型组歌剧，它包括以下四部歌剧：《莱茵的黄金》、《瓦尔库蕾》、《齐格弗里特》和《神的灭亡》。1876年8月13日，首届拜罗伊特戏剧节上演了这部组歌剧。
　　瓦格纳曾于185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未来的艺术作品》，因而瓦格纳的音乐作品被他的批评者和推崇者称为“未来的音乐”。这一概念在当时非常流行。“未来的作曲家”显然是从“未来的音乐”这一概念而来的，在这里，恩格斯是以此来讥讽杜林，因为德语中“作曲”和杜林讲的“组合”是同一个词“Komposition”。——80。
48 植虫（Pflanzentiere——植物动物）是16世纪以来对无脊椎动物组（主要是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的称呼、它们的某些特征与植物的特征相同（例如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认为植虫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中间形态。从19世纪中叶起，“植虫”这个术语是作为腔肠动物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现在这一术语已不再使用。——83。
49 这里提到的分类法是托·赫胥黎在他的《比较解剖学原理讲义》1864年伦敦版第五讲中提出的。这种分类法为亨·阿·尼科尔森的《动物学手册》（该书第1版在1870年出版）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写《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时参考了尼科尔森的这一著作。——83。
50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莫·特劳白制作的活细胞的模型，用来模拟细胞生长。其方法是在胶质溶液中加入五水硫酸铜晶体，晶体在溶解过程中吸收溶液中的水逐渐膨胀，从而形成带膜的球体——“生长细胞”。1874年9月23日在布雷斯劳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读了自己的试验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特劳白的这一发现评价极高（见马克思1875年6月18H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和1877年1月21日给威·亚·弗罗恩德的信）。——86。
51 恩格斯在这里叙述了发表在1876年11月16日《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简讯的内容。这篇简讯报道了德·伊·门捷列夫1876年9月3日在华沙俄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发言中阐述了1875—1876年同约·耶·博古斯基一起验证波义耳—马里奥特定律的结果。
　　这条脚注显然是恩格斯在校对《反杜林论》的这一章（1877年2月28日发表于《前进报》）时写的。脚注末尾，即括号里的话，是恩格斯在1880年准备《反杜林论》第二版时加的。——97。
52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99、106。
53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0一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105。
54 指麦·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一书中所鼓吹的“唯一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这部著作进行了尖锐的批判。——105。
55 指沙皇俄国占领中亚细亚时期发生的事件。在1873年远征希瓦时期，俄国的一支部队遵照康·考夫曼将军的命令，在尼·戈洛瓦乔夫将军的指挥下，于7——8月对土库曼的约穆德人进行了残暴的讨伐。恩格斯引用的有关材料、显然主要来源于美国驻俄外交官尤·斯凯勒的著作《突厥斯婀。俄属突厥斯坦、浩罕、布哈拉和伊宁旅行札记》（两卷集）。见该书1876年伦敦版第2卷第356—359页。——107。
56 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5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后来在为出版《反杜林论》第三版而修改第二编第十章时，引用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三版。因此，《反杜林论》中《资本论》的有些引文与现在通行的《资本论》德文第四版的文字略有差异（见注70）。——113。
57 斐·拉萨尔于1848年2月因被控教唆盗窃一只存放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离婚案（1846——1854年拉萨尔是该案的律师）有关文件的首饰匣而被捕、拉萨尔案件于1848年8月5—11日审理，拉萨尔本人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110。
58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115、152。
59 刑法典是法国的法典，1810年通过，从1811年起在法国以及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1815年莱茵地区归并普鲁士以后，刑法典仍和民法典并行于莱茵地区。普鲁士政府曾力图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莱茵地区推行普鲁士的法律，但遭到坚决反对。三月革命后，根据1848年4月15日的命令，这些措施被取消。——115。
60 拿破仑法典（法兰西民法典）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民法典，这里还广义地指1804——1810年拿破仑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曾沿用于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在莱茵地区于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以后仍然有效。恩格斯称法兰西民法典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15。
61 无知并不是论据是巴·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中讲的一句话，针对的是持僧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117。
62 民法大全指罗马的民法大全，是调整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于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恩格斯称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17。
63 关于在普鲁士强制实行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民事登记的法律于1874年3月9日批准并于同年10月1日开始生效。1875年2月6日在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也颁布了同样的法律。这一法律主要是针对天主教会的，它剥夺了教会登记户籍的权利，从而大大地限制了教会的影响和收入。这是奥·俾斯麦的所谓“文化斗争”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环节。——118。
64 指勃兰登堡、东普鲁士、西普鲁士、波兹南、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六省，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前这些省份归属普鲁士王国。经济、政治、文化最为发达的莱茵地区不在此列，莱茵地区是1815年归并普鲁士的。——119。
65 人差指确定天体通过已知平面瞬间的系统误差，这种误差是以观察员的心理生理特点和记录天体通过时刻的方式为转移的。——120。
66 逻各斯（Logos）是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常用的哲学术语，意为言语、思想、思维、理性、比例、尺度等；一般指尺度、规律。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将它引入哲学，主要用来说明万物生灭变化的规律。在黑格尔哲学中，逻各斯是指概念、理性、绝对精神。——126、131、141、148。
67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改这一著作的卷册划分计划。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的计划是：《资本论》的四册手稿分三卷出版，第一册为第一卷，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第四册即第三卷为理论史（见《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130。
68 1867年《现代知识补充材料》杂志第3卷第3期第182—186页刊登了杜林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130。
69 见拿破仑回忆录《对1816年巴黎出版的〈论军事学术〉一书的十七条意见。第三条意见：骑兵》，载于沙·蒙托隆伯爵将军编《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历史回忆录。与拿破仑一同被俘的将军们编于圣赫勒拿岛，根据完全由拿破仑亲自校订的原稿刊印》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62页。
　　恩格斯在他的《骑兵》一文中也引用了拿破仑回忆录中的这段话。——136。
70 此处《资本论》第一卷的引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74页。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几处（第134—135、135—136、165—166、216、285—286页）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这些引文在德文第三版和第四版中有一些改动。——138。
71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590——591页。按照海克尔的分类、Alali是在本来意义上的人出现以前的那一阶段。Alali就是“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确切些说，是猿人（直立猿人）。海克尔关于类人猿和现代人之间存在一个过渡形态的假说在1891年得到证实。当时荷兰的人类学家欧·杜布瓦在爪哇岛找到了远古人化石的残片，这种人也被称为“直立猿人”。——147。
72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意思为“规定就是否定”，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见斯宾诺莎1674年6月2日给雅·耶勒斯的信（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任何规定都是否定”、在黑格尔的著作中使用较多，因此为人们所熟知（见《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1节附释，《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1部分第2章关于质这一节的注释，以及《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部第1篇第1章关于巴门尼德的一节）。——150。
73 这一典故出自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2幕第4场。剧中人茹尔丹对他的哲学教师说：“您瞧！40多年来我一直用散文讲话，却不知道散文为何物！我衷心地感谢您，是您让我明白了这一点。”——151。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一 对象和方法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没有交换，生产也能进行；没有生产，交换——正因为它一开始就是产品的交换——便不能发生。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各自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从弓和箭，从石刀和仅仅是例外地出现的野蛮人的交换往来，到上千马力的蒸汽机，到机械织机、铁路和英格兰银行，有一段很大的距离。火地岛的居民没有达到进行大规模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程度，也没有达到出现票据投机或交易所破产的程度。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

　　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和方法的产生，随着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的产生，同时也产生了产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农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这种公社一起或带着它的非常明显的残余进入历史的），相当平等地分配产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员之间在分配方面发生了比较大的不平等，那么，这就已经是公社开始解体的标志了。——不论是大农业还是小农业，按照所由发展的历史前提，各自都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分配形式。但是很明显，大农业所决定的分配，总是和小农业所决定的分配完全不同；大农业以阶级对立为前提或者造成阶级对立——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徭役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而在小农业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之间的阶级差别决不是什么前提，相反，正是这种差别的存在标志着小农经济在开始瓦解。——在至今还完全是或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国家中，金属货币的采用和推广，总是同先前的分配的或慢或快的变革相联系，这种变革使个人之间分配上的不平等，即贫富的对立，日益增长起来。——中世纪地方行会的手工业生产使大资本家和终身的雇佣工人不可能存在，而现代的大工业，今天的信用制度以及与此二者的发展相适应的交换形式，即自由竞争，则必然要使他们产生出来。

　　但是，随着分配上的差别的出现，也出现了阶级差别。社会分为享有特权的和受歧视的阶级，剥削的和被剥削的阶级，统治的和被统治的阶级，而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也就同样具有了这样的职能：用暴力对付被统治阶级，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

　　可是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和交换。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但是，某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越是活跃，越是具有成长和发展的能力，分配也就越快地达到超过它的母体的阶段，达到同当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生冲突的阶段。前面已经说过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在同外界的交往使它们内部产生财产上的差别从而发生解体以前，可以存在几千年，例如在印度人和斯拉夫人那里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则相反，它存在还不到300年，而且只是从大工业出现以来，即100年以来，才占据统治地位，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内它已经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因此它必然要走向灭亡。

　　一个社会的分配总是同这个社会的物质生存条件相联系，这如此合乎事理，以致经常在人民的本能上反映出来。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下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⁴⁴⁾，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效劳而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材料。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肯定方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否定方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它使自己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境地。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地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都拥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手段。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在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

　　虽然到17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⁷⁴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⁴⁵⁾，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这些活动的历史地规定的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在我们从哲学方面充分地认识了我们的“批判的奠基者”杜林先生和他的方法以后，我们也就不难预言，他将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了。在哲学上，当他不是简简单单地胡说八道的时候（像在自然哲学中那样），他的观点是对18世纪的观点的歪曲。在他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道德和法这样的社会关系，不是由当时历史地存在的条件决定的，而是由著名的两个男人来决定的，两人中的一人或者压迫对方，或者不压迫对方，可惜后一种情况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如果我们作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大概是不会错的：杜林先生同样也会把经济学归结为各种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的自然规律、同义反复的毫无内容的公理，而同时又把他所知道的经济学的全部积极的内容再从后门偷运进来；他不会从生产和交换中引申出作为社会现象的分配，而是把它交给他那赫赫有名的两个男人去作最后的解决。由于这一切都是我们早已熟悉的把戏，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谈得简单些。

　　真的，在第2页⁽⁴⁶⁾上杜林先生已经向我们宣称

　　他的经济学涉及他的哲学中“已经确立的东西”，而且“在某些重要方面，依据的是更高级的、在更高的研究领域中已被完成的真理”。

　　到处都是喋喋不休的自夸。到处都是杜林先生为杜林先生所确立的和完成的东西高奏凯歌。确实是完成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得太多了，但是完成得像熄灭一根冒着烟的蜡烛一样⁽⁴⁷⁾。

　　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一切经济的最一般的自然规律”——

　　这就是说，我们猜对了。

　　 可是这些自然规律要使人们正确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只有人们“用更确切的规定研究这些规律，即通过政治的隶属形式和组合形式而获得这些规律的结果。像奴隶制和雇佣依附制这样的体制，连同它们的孪生兄弟即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应当被看做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它们在到现在为止的世界中构成框架，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在这种框架里才能显示其作用”。

　　这段话是一套开场锣鼓，就像瓦格纳歌剧的主调一样，告诉我们那两个有名的男人就要出场了。但是它还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是杜林的全书的主题。在谈到法的时候，除了把卢梭的平等论拙劣地翻译成社会主义语言以外⁽⁴⁸⁾，杜林先生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而比这种翻译好得多的东西，许多年来都可以在巴黎的每一家工人咖啡馆中听到。在这里，他把经济学家的怨言翻译成一种并不高明些的社会主义语言，这些经济学家埋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这样，他就理应在社会主义者中完全陷于孤立。每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不论是哪一个国家的，都很清楚地知道：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造成剥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才是他受剥削的基础，这种关系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决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

　　往下，我们听到，

　　 在一切经济问题上“可以区分两种过程，即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此外，以肤浅著称的让·巴·萨伊还加上了第三种过程，即消耗过程、消费过程，但是他和他的门生在这方面都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是，交换或流通只是生产的一个项目，使产品到达最后的和真正的消费者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切，都属于生产。

　　杜林先生把生产和流通这两个虽然互相制约但是本质上不同的过程混为一谈，并且泰然自若地断言，排除这种混乱只能“产生混乱”，他这样做只不过证明，他不知道或不懂得正是流通在最近50年来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他书中后面说的也证实了这一点。还不止于此。他首先把生产和交换合而为一，统称为生产，然后使分配同生产并列，把它当做同第一个过程毫不相干的、完全外在的第二个过程。可是我们已经知道，分配就其决定性的特点而言，总是某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及这个社会的历史前提的必然结果，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些关系和前提，我们就可以确切地推断出这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分配方式。但是我们也知道，杜林先生如果不想背叛他在道德、法和历史的观点方面所“确立的”原则，他就必定会否认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特别是当他需要把他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男人偷运进经济学的时候，他必定会这样做。在分配终于同生产和交换脱离了一切联系以后，这一伟大的事变就可以发生了。

　　但是，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在道德和法中问题是怎样展开的。在这里，杜林先生最初只是从一个男人说起，他说道：

　　 “一个人，如果被设想为单独的人，或者换句话说，被设想为同其他人没有任何联系，那么这个人是不会有什么责任的。对他来说，不存在义务，只有意愿。”

　　可是这个没有责任的、被设想为单独的人，如果不是天堂里的不幸的“原始犹太人亚当”——在那里他没有任何罪恶，因为他没有任何犯罪的可能——还能是别的什么人呢？但是，连这位现实哲学的亚当也是要犯原罪的。在这位亚当之旁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虽不是卷发垂垂的夏娃，也是第二个亚当。于是亚当立即有了责任，而且——破坏了这个责任。他不是把这位兄弟当做有平等权利的人拥抱于怀，而是迫使他服从自己的统治，对他进行奴役——而世界全部历史直到今天还由于这第一次犯罪所带来的后果，由于奴役别人这一原罪而受苦。因此，在杜林先生看来，这历史连三分钱也不值。

　　顺便说说，如果杜林先生以为把“否定的否定”称为原罪和赎罪的古老故事的翻版就足以使它受辱，那么关于他的同一故事的最新版本，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关于赎罪，用爬虫报刊⁷⁵的话来说，我们将来还要作“详细研究”。）无论如何，我们宁愿选择古代闪米特部落的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是值得花费力量走出无罪状态的。让杜林先生独享用两个男人编造他的原罪故事的殊荣吧。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怎样把原罪译成经济学的语言：

　　 “关于鲁滨逊的想象，无论如何可以作为生产概念的一个合适的思维模式，他凭自己的力量孤独地对抗自然界，而不必和任何人分东西……　对于说明分配思想中的最主要之点，两个人的思维模式是同样适用的，这两个人的经济力量合在一起，他们显然应当通过某种形式互相商定他们各自的份额。为了十分严格地阐明某些最重要的分配关系，并且从胚胎状态上、从其逻辑必然性上去研究这些关系的规律，除了这种简单的二元论，的确不需要更多的东西……　在这里可以设想两个人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行动，也可以设想以完全压服一方的办法把力量合在一起，于是这一方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　在平等状态同一方无足轻重、另一方全智全能并独自主动参与的状态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中间阶段，其中充满了世界历史的形形色色的现象。在这里重要的先决条件是要对历史上的各种正义和非正义的体制有一个全面的考察”……

　　最后整个分配就转变为某种

　　“经济上的分配法”。

　　现在杜林先生终于又脚踏实地了。他可以同他那两个男人手挽着手向当代挑战了²。可是在这三个人的后面还站着一个无名氏。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第227页）⁽⁴⁹⁾

　　这样杜林先生就知道了到现在为止的一切生产形式（就它们运动于阶级对立中而言）所共有的基本剥削形式是什么，在此以后，他只要运用一下他那两个男人，就可以把现实经济学的根底深厚的基础建立起来了。他毫不迟疑地来实施这一“创造体系的思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无偿劳动，这是关键。于是，这里叫做鲁滨逊的亚当便强迫他的第二个亚当即星期五拼命做工。但是为什么星期五的工作量超过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量呢？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也一步一步地找到解答。可是对于这两个男人说来，这太烦琐了。事情一下子就解决了：鲁滨逊“压服”星期五，迫使他“作为奴隶或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把他“也只是作为工具”来养活。杜林先生用这个最新的“创造性的说法”，是一举两得。第一，他省得费力去说明到现在为止的各种分配形式，它们的差别和它们的原因：它们简直全都毫无用处，它们都是以压服、暴力为依据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等一等再谈。第二，他这样就把全部分配理论从经济学的领域搬到道德和法的领域中，就是说，从确定的物质事实的领域搬到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意见和感觉的领域中。因此，他不再需要去研究或证明，只要随心所欲地夸夸其谈就够了，他可以要求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按照其实际原因，而按照他杜林先生所认为的合乎道德的和正义的方式来安排。可是杜林先生认为是正义的东西决不是不变的，所以就远不是真正的真理了，因为真正的真理在杜林先生本人看来“是根本不变的”。杜林先生在1868年就断定（《我的社会条陈的命运》）：

　　“使所有制具有日益鲜明的特点是一切高度文明所具有的倾向，现代发展的实质和前途就在于此，而不在于权利和统治范围的混乱。”

　　其次，他完全不能看到，

　　 “雇佣劳动向另一种谋生形式的转变，怎样能够在某一时候符合于人类本性的规律，符合于社会机体的合乎自然必然性的构造”⁽⁵⁰⁾。

　　这样，在1868年：私有制和雇佣劳动是合乎自然必然性的，因而是正义的；在1876年⁽⁵¹⁾：两者都成了暴力和“掠夺”的结果，因而是非正义的。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位如此突飞猛进的天才几年以后会认为什么东西是合乎道德的和正义的，所以无论如何，在考察财富的分配时，我们最好还是遵循现实的客观的经济规律，而不要遵循杜林先生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一时的、易变的主观想象。

　　如果我们确信现代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以及它造成的赤贫和豪富、饥饿和穷奢极欲尖锐对立的状况一定会发生变革，只是基于一种意识，即认为这种分配方式是非正义的，而正义总有一天一定要胜利，那就糟了，我们就得长久等待下去。梦想千年王国⁷⁶快要来临的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就已经意识到阶级对立的非正义性。在近代史开始的时期，在三百五十年前，托马斯·闵采尔已经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过这一点。在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声，可是后来就消失了。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这一呼声，在1830年以前遭到受苦劳动阶级的冷遇，现在却得到千百万人的共鸣；这一呼声随同各国大工业的发展，以相应的顺序和相应的强度，激荡一个又一个的国家；这一呼声在一个世代内就已经获得这样的威力，竟能抵抗一切为了对付它而联合起来的势力，并且在不久的将来定将取得胜利，——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现代的大工业，一方面造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阶级能够在历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灭某个特殊的阶级组织或某种特殊的阶级特权，而是要求根本消灭阶级；这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贯彻这一要求，否则就有沦为中国苦力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个大工业造成了资产阶级这样一个享有全部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的垄断权的阶级，但是在每一个狂热投机的时期和接踵而来的每次崩溃中，都表明它已经无力继续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产力；在这个阶级的领导下，社会就像司机无力拉开紧闭的安全阀的一辆机车一样，迅速奔向毁灭。换句话说，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

二 暴力论

　　### $$$“在我的体系中，一般政治对经济法的形式的关系被规定得十分肯定，同时又十分独特，为了使研究易于进行而特别把这点指出来，想必不会是多余的。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经济的依存不过是一种结果或特殊情形。因而总是次等的事实。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把完全相反的关系的一目了然的假象当做指导原则，他们以为政治的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当然，这些次等的结果本身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在目前是最能使人感到的；但是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

　　在另一个地方也是这样，在那里杜林先生

　　 “从这样的原理出发：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相反的关系只是次等的相反结果……　只要人们把政治组合不是看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那么不管这些人看来是多么激进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他们总是包藏着一部分隐蔽的反动性”。

　　这就是杜林先生的理论。这一理论在这里和其他许多地方都是直截了当地提出的，可以说是颁布下来的。在厚厚的三大部书里，任何地方都没有作过证明这一理论或者反驳相反意见的哪怕一点点尝试。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⁷⁷，杜林先生也没有给我们拿出一个来。事情本来已经由鲁滨逊奴役星期五这一著名的原罪证明了。这是一种暴力行为，因而是一种政治行为。这种奴役构成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并给这一历史注入了非正义的原罪，以致这种奴役在往后的时期中只是有所缓和并“变为较为间接的经济依存形式”；同样，直到现在还通行的全部“基于暴力的所有制”也是以这种原始奴役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很显然，一切经济现象都应该由政治原因来解释，即由暴力来解释。而谁对此不满意，谁就是隐蔽的反动派。

　　首先应当指出，一个人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自以为是，才能把这个毫不独特的观点看得“十分独特”。把重大政治历史事件⁷⁸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的这种观念，像历史编纂学本身一样已经很古老了，并且主要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保留下来的关于各国人民的发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这种发展正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这种观念曾支配已往的整个历史观，只是法国复辟时代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⁵²⁾才使之发生动摇；在这里，“独特”的只是杜林先生对这一切又毫无所知。

　　其次，即使我们暂且认为，杜林先生关于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人对人的奴役的说法是正确的，那还远未弄清事情的根底。而首先发生了这样的问题：鲁滨逊为什么要奴役星期五呢？单是为了取乐吗？完全不是。相反，我们看到，星期五是“被迫作为奴隶或单纯的工具去从事经济的劳务，而且也只是作为工具被养活着”。鲁滨逊奴役星期五，只不过是要星期五为鲁滨逊的利益来劳动。但是鲁滨逊怎样能够从星期五的劳动中获得好处呢？这只是因为星期五以他的劳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多于鲁滨逊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而不得不给予他的东西。因此，鲁滨逊违背了杜林先生的明确的规定，把由于奴役星期五而造成的“政治组合不是看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出发点，而仅仅把它当做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现在可以让他自己想想，他怎样去向他的主人和师长杜林交代。

　　这样，杜林先生为了证明暴力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而特意编造的天真的例子证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因此，上述例子证明的同它所要证明的正好相反。在鲁滨逊和星期五的例子上如此，在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统治和奴役的事例上也都是如此。用杜林先生的优雅词汇来说，压迫始终是“达到糊口目的的手段”（指最广义的糊口目的），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它都不是什么为“达到自己目的”而实行的政治组合。只有像杜林先生这样的人才能设想，捐税在国家中只是“次等的结果”，或者，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和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政治组合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存在，而不是为了进行统治的资产者的“糊口目的”，即为了榨取利润和积累资本而存在。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我们的两个男人。鲁滨逊“手持利剑”把星期五变成自己的奴隶。但是鲁滨逊为了做到这一点，除利剑之外还需要别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使用奴隶服役。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因此，先要在生产上达到一定的阶段，并在分配的不平等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奴隶制才会成为可能。奴隶劳动要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就要有大得多的增长。在古代自然形成的土地公有的公社中，奴隶制或是根本还没有出现，或是只起极其次要的作用。在最初的农民城市罗马，情形也是如此；当罗马变成“世界城市”，意大利的地产日益集中于人数不多的非常富有的所有者阶级手里的时候，农民人口才被奴隶人口所排挤。波斯战争时期，在科林斯奴隶数目达到46万，在埃吉纳岛达到47万，平均每个自由民有10个奴隶⁷⁹，为此，除“暴力”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即高度发展的工艺美术业和手工业以及广泛的贸易。美国的奴隶制对暴力的依赖，要比它对英国的棉纺织工业的依赖少得多；在不种植棉花的地方，或者不像边境各州那样为各植棉州蓄奴的地区，奴隶制未经使用暴力就自行消失，这仅仅是因为奴隶制不上算。

　　这样，杜林先生把现代的所有制叫做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并且称它为

　　“这样一种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的基础不仅在于禁止同胞使用天然的生活资料，而且更重要得多的是在于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

　　他就把全部关系弄颠倒了。

　　要强迫人们从事任何形式的奴隶的劳役，强迫者就必须拥有劳动资料，他只有借助这些劳动资料才能使用被奴役者；而在实行奴隶制的情况下，除此以外，他还必须拥有用来维持奴隶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这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超过平均水平的财产。但是这种财产是怎样来的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虽然财产可以由掠夺而得，就是说可以建立在暴力基础上，但是决不是必须如此。它可以通过劳动、偷窃、经商、欺骗等办法取得。无论如何，财产必须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掠夺。

　　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相反，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古代自然形成的公社中，私有财产已经存在了，虽然只限于某几种对象。在这种公社的内部，最初是在同外地人进行的交换中，它就已经发展成商品的形式。公社的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就是说，产品中为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越小，为交换目的而生产的部分越大，在公社内部，原始的自发的分工被交换排挤得越多，公社各个社员的财产状况就越不平等，旧的土地公有制就被埋葬得越深，公社就越迅速地瓦解为小农的乡村。东方的专制制度以及东征西讨的游牧民族的不断更迭的统治，几千年来都对这些旧的公社无可奈何；由大工业产品的竞争引起的自然形成的家庭工业的逐渐破坏，却使公社日益瓦解。在这里，像目前在摩泽尔河地区和霍赫瓦尔德地区仍在进行的“农户公社”公有耕地的分配一样，谈不上什么暴力；农民恰恰认为，耕地公有被耕地私有取而代之，对自己是有利的。⁽⁵³⁾甚至原始贵族的形成，像在凯尔特人中、日耳曼人中和在印度旁遮普是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发生的那样，最初也完全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自愿和习惯。私有财产的形成，到处都是由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发生变化，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换——因而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在这里，暴力没有起任何作用。显然，在掠夺者能够占有他人的财物以前，私有财产的制度必须是已经存在了；因此，暴力虽然可以改变占有状况，但是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

　　甚至“强迫人们从事奴隶的劳役”的最现代的形式，即雇佣劳动，我们也不能用暴力或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去说明。我们已经说过，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即不是为自身消费而是为交换所进行的产品生产，对古代公社的瓦解，因而对私有制的直接或间接的普遍化，起了怎样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杜林先生小心翼翼地对此甚至一字不提），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在这个阶段上，“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余额〉……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据马克思分析的结果〉，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⁵⁴⁾换句话说，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必然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必然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必然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全部过程都由纯经济的原因来说明，而根本不需要用掠夺、暴力，国家或任何政治干预来说明。“基于暴力的所有制”，在这里，原来也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真实的事物进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话。

　　历史地说，这个进程是资产阶级的发展史。如果“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那么，现代资产阶级就不应当是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应当是封建制度自愿生产的宠儿。任何人都知道，实际情形正好相反。资产阶级起初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它不得不向进行统治的封建贵族交纳贡税，它由各种各样的依附农和农奴补充自己的队伍，它在反对贵族的不断斗争中占领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最后，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取代了贵族的统治。在法国它直接推翻了贵族，在英国它逐步地使贵族资产阶级化，并把贵族同化，作为它自己装潢门面的上层。它是怎样达到这个地步的呢？只是通过“经济状况”的改变，而政治状态的改变则是或早或迟，或自愿或经过斗争随之发生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是城市反对乡村、工业反对地产、货币经济反对自然经济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资产者的决定性的武器是他们的经济上的权力手段，这些手段由于工业（起初是手工业，后来扩展成为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扩展而不断增长起来。在这整个斗争中，政治暴力始终在贵族方面，只有一个时期是例外，那时王权利用资产阶级反对贵族，以便利用一个等级去控制另一个等级；但是，自从政治上还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因其经济力量的增长而开始变得危险起来的时候起，王权又和贵族联合起来，因而起初在英国随后在法国引起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在法国，在“政治状态”还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经济状况”已经发展得超过它了。就政治状态来说，贵族拥有一切，资产者一无所有；可是就社会状况来说。那时资产者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而贵族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全部社会职能，他们只是继续取得固定收入，以作为失去这些职能的补偿。不仅如此，资产阶级在他们的全部生产中，还受到早已被这种生产（不但被工场手工业，而且甚至被手工业）所超过的中世纪封建政治形式的钳制，受到所有那些已经成为生产的障碍和桎梏的无数行会特权以及各地和各省的关税壁垒的钳制。资产阶级的革命结束了这种状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状况适应政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枉费心机地企图这样做的），而是相反，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使新的“经济状况”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经济状况”在这个与之适合的政治的和法的氛围中蓬勃地发展起来，以致资产阶级已经接近贵族在1789年所处的地位了：它不仅日益成为社会的多余，而且日益成为社会的障碍；它日益脱离生产活动，日益像旧时的贵族那样成为一个只收取固定收入的阶级；它不是用任何暴力的戏法，而是以纯经济的方法，实现了它自己的地位的变革，并造成了新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此外，它决不愿意它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产生这样的结果，相反，这种结果是在违背它的意志和愿望的情况下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实现的；它拥有的生产力发展得超过了它的驾驭能力，好似以自然的必然性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推向毁灭，或者推向变革。资产者现在求助于暴力，以挽救日趋瓦解的“经济状况”免于崩溃，他们这样做只是证明：他们陷入了杜林先生陷入的那条迷途，以为“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他们完全和杜林先生一样想入非非，以为用“本原的东西”，用“直接的政治暴力”就能改造那些“次等的事实”，即经济状况及其不可避免的发展，用克虏伯炮和毛瑟枪就能把蒸汽机和由它推动的现代机器的经济结果，把世界贸易以及现代银行和信用的发展的经济结果从世界上消除掉。

三 暴力论（续）

　　让我们稍微仔细地看一看杜林先生的这个万能的“暴力”吧。鲁滨逊“手持利剑”奴役星期五。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把利剑的呢？就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幻想岛上，利剑也从来不是树上长出来的，而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作任何答复。既然鲁滨逊能够获得利剑。那我们同样可以设想，星期五有朝一日将手握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请读者原谅我们如此经常地回到关于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上来，这个故事其实只属于儿童游戏室而不属于科学。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应用杜林先生的公理般的方法。如果我们经常在纯粹儿戏的范围内兜圈子，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总之，手枪战胜利剑，这样，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可以理解，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可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的。

　　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而我们从法国的数十亿法郎⁸⁰中同样遗憾地知道，这也没有起多大作用。因此，归根到底，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的，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知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⁵⁵⁾

　　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像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那样，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不管工业是以生产什么东西为目的，还是以破坏什么东西为目的，工业总还是工业。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政治上的统治和奴役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火器的改善非常缓慢。火炮仍然是笨重的，枪虽经多次局部的改进，还是很粗笨。经过300多年，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只是在18世纪初，装有刺刀的燧发枪才把长矛最后从步兵的装备中排挤出去。那时的步兵是由经过严格训练的、但完全不可靠的诸侯雇佣兵组成的，他们是从社会中最堕落的分子中招募来的，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这种步兵还常常是由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组成的；这些士兵能够应用新武器的唯一战斗形式就是线式战术，这种战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达到了最完善的地步。军队的全体步兵排成三线，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只能以战斗队形为一个整体来运动；最多只准许两翼之中的一翼稍稍前进或后退。这种动转不灵的队伍，只有在十分平坦的地形上才能整齐地运动，而且只能以缓慢的步伐（每分钟75步〉行进；战斗队形的变换在作战时是不可能的，步兵一进入战斗，只经一次突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败了。

　　在美国独立战争⁸¹中，起义者的队伍曾经同这种动转不灵的线式队形作战。起义者虽然没有经过步法操练，但是他们能很好地用他们的线膛枪射击；他们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他们并没有迎合英国人的愿望，同样以线式队形在开阔地上和他们对抗，而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森林的掩护下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被既看不见又无法接近的敌人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士兵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美国革命所开始的事情由法国革命来完成，在军事方面也是如此。法国革命同样只能以训练很差但人数很多的兵力，以全民武装来和反法同盟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相对抗。它不得不以这些兵力去保卫巴黎，即保卫一定的地区，但要做到这一点，不在投入众多兵力的野战中获得胜利是不行的。仅仅散兵战已经不够了；必须找出一种形式来使用众多兵力，这种形式就是纵队。这种纵队队形使训练较差的军队也能够相当有序地运动，甚至行进速度比较快（每分钟100步或1OO步以上）。这种队形使他们能够突破旧的线式队形的死板形式，能够在任何地形上，也就是说能够在对线式队形最不利的地形上作战，能够以任何适宜的方法去部署军队，同时能够和散兵战相配合来阻滞、牵制和疲惫列成线式队形的敌人，一直到最后用预备队的兵力在阵地的决定性地点上突破敌人的线式队形。这种新的作战方式以散兵和步兵纵队的配合为基础，以军队划分为由各兵种组成的独立的师或军为基础，它在战术和战略方面都被拿破仑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这种作战方式之所以成为必要，首先是由于法国革命的士兵成分发生了变化。但是这种作战方式还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前提：第一，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的野炮架，它使野炮能以现在所要求的速度转移；第二，1777年法国采用的按照猎枪仿造的弯曲的枪托（以前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是直的），它使射手能够向某一个人瞄准而不会屡击不中。没有这些进步，使用旧式武器是不能进行散兵战的。

　　全民武装这种革命的制度，很快就仅仅变成一种强迫征兵制（富人可以出钱雇人代服兵役），而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大国都采用了这种形式的兵役制度。只有普鲁士企图通过自己的后备军制度⁸²更大规模地组成国民的防御力量。在1830年和1860年之间得到改善的、适于作战的前装线膛枪起了短期的作用以后，普鲁士又是第一个以最新式的武器，即后装线膛枪来装备全体步兵的国家。普鲁士在1866年的胜利⁽⁵⁶⁾是应当归功于这两项措施的。

　　在普法战争中，对垒的双方军队第一次都使用后装线膛枪，而且实质上都采用旧式滑膛燧发枪时代的战斗队形。只是普鲁士人尝试采用连纵队，以图找到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但是，当8月18日普鲁士近卫军在圣普里瓦⁸³认真地试用连纵队时，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在不到两小时内就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兵力（176名军官和5 114名士兵），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和线式队形一样被摒弃了：以后不再有人尝试把任何密集的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的火力之下。在普军方面，只是以稠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做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跑步变成了唯一的运动形式。士兵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的火力下至今仍然行之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

　　普法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具有同以前的一切转折点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武器已经大大完善，难以再取得具有任何变革作用的新的进步了。既然有火炮可以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射击一营人，步枪又能在同样的范围内射击单个的人这样的目标，而装弹所花的时间又比瞄准少，那么，往后的一切改进在一定程度上对野战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在这方面发展的时代实质上已经结束了。第二，这一战争迫使欧洲大陆上的一切大国在国内采用更严格的普鲁士式的后备军制度，因而加重了军事负担，而在这种重担之下，它们过不了几年就一定要陷于崩溃。军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变成了目的本身；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当兵和养兵。军国主义统治着并且吞噬着欧洲。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本身也包含着自身毁灭的萌芽。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它们一方面不得不每年在陆军、海军、火炮等方面花费更多的金钱，从而越来越加速财政的崩溃；另一方面不得不越来越严格地采用普遍义务兵役制，结果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一旦人民群众——农村工人、城市工人和农民——有了自己的意志，这样的时机就要到来。那时，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做到使劳动群众具有一种内容适合于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意志。正是因为这种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而这一点社会主义一定会做到，而这就意味着从内部炸毁军国主义并随之炸毁一切常备军。

　　这是我们的现代步兵史上的第一个教训。另一个教训使我们又回到杜林先生那里，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和量以及技术。只有像美国人这样的狩猎民族才能够发明散兵战，而他们之所以曾经是猎人，是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正如今天由于纯经济的原因，旧有各州的同样的美国人已转变为农民、工业家、航海家和商人，他们不再在原始森林中进行散兵战，而是在投机的战场上更干练地进行散兵战，在那里他们在使用众多兵力方面也大有进展。——只有像在经济上解放了资产者，特别是解放了农民的法国革命那样的革命，才能找到人数众多的军队，同时给这种军队找到自由的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形式打破了旧的呆板的线式队形——它所保卫的专制主义在军事上的反映。我们在上面已经一一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外，战争的进行对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率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军士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谁要是想依据杜林的原则从相反的观点来改革军事，那么他除了挨揍是不会有别的结果的。⁽⁵⁷⁾

　　如果我们把话题从陆地转到海上，那么仅仅在最近20年中就发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彻底的变革。克里木战争⁸⁵时，军舰只是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舰船，装有60—100门火炮，这种舰船主要还是靠帆力航行，有一部马力很小的蒸汽机，只起輔助作用。它的主要装备有约重50公担⁽⁵⁸⁾的三十二磅炮，只有少数是重95公担的六十八磅炮。到这次战争快结束时，出现了浮动的装甲炮台，它很笨重，几乎不能运动，但是对当时的火炮来说，这已经是不能损伤的奇物了。不久以后，军舰也装上了铁甲；起初还很薄，4英寸厚的装甲已经算是很重的了。但是火炮的进步很快就超过了它，装甲每加厚一次，就有新的更重的火炮轻而易举地打穿它。这样，一方面，我们现在已经有了10、12、14和24英寸厚的装甲（意大利想建造装甲厚3英尺的军舰）；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25、35，80甚至100吨（每吨20公担）重的线膛炮，能把300、400、1 700直到2 000磅的炮弹发射到前所未闻的距离之外。现在的军舰是一种巨大的装甲的螺旋推进式蒸汽舰，有8 000—9 000吨的排水量，有6 000—8 000匹马力，有旋转的炮塔，四门以至六门重炮，有装在舰首吃水线以下的突出的冲角来冲撞敌人的舰船。这种军舰是一部庞大的机器，唯有在这种军舰上，蒸汽不仅能推动它快速前进，而且还被用来掌舵、抛锚、起锚、转动炮塔、进行瞄准、装填弹药、抽水、升降小船（这些小船本身，一部分也是用蒸汽的力量推动的）等等。装甲防护能力和火炮威力之间的竟赛，还远远没有结束，以致军舰现在几乎总是不再能满足要求，在它下水之前就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还是现代大工业的样板，是浮在水上的工厂——的确，主要是浪费大量金钱的工厂。大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差不多掌握了建造这种舰船的垄断权。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凡是可用的装甲几乎都是在设菲尔德制造的；欧洲只有三个钢铁厂能够制造最重的火炮，两个（伍利奇和埃尔斯维克）在英国，一个（克虏伯）在德国。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杜林先生认为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直接的政治暴力”，反而是完全受经济状况支配的；不仅海上的暴力工具即军舰的建造，而且它的操作本身都成为现代大工业的一个部门。事情发展成这样，谁也不会比“暴力”即国家更感到苦恼，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像以前建立整整一支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眼睁睁地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没有下水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国家肯定会像杜林一样，感到恼火的是：掌握“经济状况”的人即工程师，现在在舰上竟比掌握“直接暴力”的人即舰长重要得多。而我们却不然，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在看到下述情况时感到恼怒：在装甲和火炮之间的竟赛中，军舰建造得极为精良，以致它造价昂贵而又不适于战争⁽⁵⁹⁾；这种竟赛同时也在海战领域里揭示出内在的辩证的运动规律，按照这种规律，军国主义将同任何其他历史现象一样，由于它自身发展的结果而走向灭亡。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非常清楚地看到，决不能说“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恰恰相反。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的煤矿的支配。

　　但是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下一次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受经济状况支配的各种装甲舰队吧。

四 暴力论（续完）

　　“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是：事实上，对自然界的统治，无论如何〈！〉，只是通过对人的统治才实现的〈实现统治！〉。如果事先没有奴役人们·强迫他们从事某种形式的奴隶劳役或徭役，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大面积的地产经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物的经济统治的建立，是以人对人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统治为前提的。如果不同时想到大地主对奴隶、依附农或间接不自由者的统治，怎么能想象一个大地主呢？无论过去和现在，单个人的力量，最多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员的辅助力量，对于大规模的农业耕作来说能有什么意义呢？在超出单个人的天然力量的规模上使用土地或者扩大对土地的经济统治，这在到目前为止的历史中之所以成为可能，只是因为在建立对土地的统治以前，或者与此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对人的奴役。在发展的更后时期，这种奴役变得缓和了……　在高度文明的国家里，它现在的形式是或多或少由警察统治所指挥的雇佣劳动。因此，表现为大规模土地支配和〈！〉大规模土地占有的现代财富形式的实际可能性，是以这种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人对人的间接依附关系，现在构成经济上最发达的制度的基本特征，这种关系是不能由它本身去理解和说明的，而只有把它看做已往的直接奴役和剥夺的稍有变化的遗物才能理解和说明。”

　　杜林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命题：（人）对自然界的统治，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前提的。

　　证明：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由被奴役者来进行的。

　　证明的证明：如果没有被奴役者，怎么能有大土地占有者呢？因为没有被奴役者，大土地占有者及其家属只能够耕种他所占有的土地的极小一部分。

　　所以：为了证明人要征服自然界就必须先奴役别人，杜林先生便直截了当地把“自然界”转换为“大面积的地产”，并且把这个地产——不知是谁的？——又立即转换为大地主的财产，而没有被奴役者，大地主自然是不能耕种他的土地的。

　　第一，“对自然界的统治”和“地产的经营”决不是一回事。对自然界的统治的规模，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大得多，直到今天，农业不但不能控制气候，还不得不受气候的控制。

　　第二，如果我们只限于谈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个地产是属于谁的。我们在所有的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所看到的不是“大地主”——杜林先生在这里以他惯用的、被他称为“自然的辩证法”⁸⁶的那套变戏法的手法把大地主塞了进来——，而是土地共同占有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印度到爱尔兰，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最初正是由这种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来进行的，同时，耕地或者以公社为单位共同耕种，或者分成小块，由公社在一定时期内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种，而森林和牧场继续共同使用。所有这些事情，杜林先生都毫无所知；他的全部著作都表明他完全不知道毛勒关于原始德意志马尔克制度这一整个德意志法的基础的划时代的著作⁸⁷，同时也表明他完全不知道那些主要受毛勒影响的、日益增多的其他著作，这些著作证明在所有欧洲和亚洲的文明民族中都存在过原始的土地公有，而且阐述了这种所有制的存在和解体的各种形式。杜林先生的这种无知又一次表明了他在“政治和法律的领域”中所进行的“最深刻的专门研究”的特色。杜林先生在法兰西法和英吉利法的领域中已经“自己为自己赢得他自己的全部无知”⁽⁶⁰⁾，这种无知尽管是非常惊人的，可是他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赢得了更加惊人得多的无知。这个人对大学教授的狭隘眼界十分愤怒，而他现在在德意志法的领域中所具有的水平最多也不过是20年前大学教授的水平。

　　杜林先生断言，大面积的地产的经营需要有地主和被奴役者，这种说法纯粹是他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在整个东方，公社或国家是土地的所有者，在那里的语言中甚至没有地主这个名词，关于这一点，杜林先生尽可以向英国的法学家请教，他们曾在印度徒劳地苦苦思索“谁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个问题。正像已去世的邦君亨利希七十二世·罗伊斯—施莱茨—格赖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⁸⁸徒劳地苦苦思索“谁是守夜者？”这个问题一样。只有土耳其人才第一次在被他们征服的东方国家推行了一种地主封建制度。希腊早在英雄时代就已经带着等级划分进入历史，这种等级划分本身显然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久远的史前时代的产物；但是就在这里，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的较大的田产，而且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挤小农而代之以奴隶，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像普林尼所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latifundia Italiam perdidere）⁽⁶¹⁾。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开垦荒地方面），至于农民是否必须向某个封建主交纳贡赋，交纳什么，这对于目前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弗里斯兰、下萨克森、佛兰德和下莱茵的移民耕种了从斯拉夫人那里夺来的易北河以东的土地，他们作为自由农进行耕作，交纳很低的赋税，但他们决不是处于“某种形式的徭役”之下。——在北美洲，绝大部分的土地是自由农的劳动开垦出来的，而南部的大地主用他们的奴隶和掠夺性的耕作制度耗尽了地力，以致在这些土地上只能生长云杉，而棉花的种植则不得不越来越往西移。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英国政府人为地制造土地贵族的一切企图都遭到了失败。总之，除了气候使欧洲人无法在当地从事农业劳动的热带和亚热带的殖民地以外，利用奴隶或徭役制农奴来征服自然界和开垦土地的大地主，纯粹是幻想的产物。相反，在古代出现大地主的地方，例如意大利，他们不是把荒地变为可耕的土地，而是把农民已经开垦的土地变为牧场，把人赶走，使整片整片的土地荒芜。只是在近代，自从比较稠密的人口抬高了地价以来，特别是自从农艺学的发展使劣等的土地也较能适于耕种以来，大地产才开始大规模地参与荒地和牧场的开垦，而这主要是通过夺取农民的公地进行的，在英国是这样，在德国也是这样。但当时不是没有对应的措施。例如大土地占有者每在英格兰开垦一英亩公地，总要在苏格兰至少把三英亩耕地变成牧羊场，最后甚至把这些耕地变成单纯的猎取大猎物的围场。

　　这里我们只是针对杜林先生的下述论断：大面积土地的开垦，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全部耕地的开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只是由大地主和被奴役者来进行的。这种论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以对历史的真正空前的无知“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既不必去研究已经完全开垦或大部分开垦了的土地，在各个时代，有多少是由奴隶（如在希腊的极盛时期）所耕种或为依附农所耕种（如中世纪以来的徭役田庄），也不必去研究大土地占有者在各个时代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职能。

　　杜林先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独具匠心的幻想图——在这幅图中，不知是演绎的戏法还是历史的捏造更值得赞叹——，然后就得意扬扬地高呼：

　　“不言而喻，分配财富的一切其他形式，也应该按类似的方式历史地加以说明！”

　　这样一来，他自然就用不着再多说一句话，去解释例如资本的产生。

　　杜林先生断言，人对人的统治是人对自然界的统治的前提。如果他一般地只想以此来表明：我们现代的整个经济状况，目前已经达到的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阶段，是在阶级对立中，在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中展开的社会历史的结果，那么他所说的不过是《共产主义宣言》⁽⁶²⁾发表以来早已成为老生常谈的事情。问题恰恰是要去说明阶级和统治关系的产生，如果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总是只用“暴力”这个词来回答，那么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被统治者和被剥削者在任何时代都比统治者和剥削者多得多，所以真正的力量总是在前者的手里，仅仅这一简单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整个暴力论的荒谬性。因此，问题仍然是要去说明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

　　这些关系是通过两种途径产生的。

　　人们最初怎样脱离动物界（就狭义而言），他们就怎样进入历史：他们还是半动物，是野蛮的，在自然力量面前还无能为力，还不认识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像动物一样贫困，而且生产能力也未必比动物强，那时普遍存在着生活状况的某种平等，对于家长，也存在着社会地位的某种平等，至少没有社会阶级，这种状况在后来的文明民族的自然形成的农业公社中还继续存在着。在每个这样的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体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可以看到，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不言而喻，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生产力逐渐提高；较稠密的人口使各个公社之间在一些场合产生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场合又产生相互抵触的利益，而这些公社集合为更大的整体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护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触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作为整个集体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对每一个公社的关系上已经处于特别的、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是对立的地位，它们很快就变得更加独立了，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地是由于职位的世袭（这种世袭在一切事情都是自发地进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别的集团的冲突的增多，使得这种机构越来越必不可少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深入研究：社会职能对社会的这种独立化怎样逐渐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公仆在情况有利时怎样逐步变为主人；这种主人怎样分别成为东方的暴君或总督，希腊的部落首领，凯尔特人的族长等等；在这种转变中，这种主人在什么样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个统治人物怎样结合成一个统治阶级。在这里，问题仅仅在于确定这样的事实：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它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只有文明的英国人才在印度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听任灌溉渠道和水闸毁坏，现在，由于周期性地发生饥荒，他们才终于发现，他们忽视了唯一能使他们在印度的统治至少同他们前任的统治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的那种行动。

　　但是，除了这样的阶级形成过程之外，还有另一种阶级形成过程。农业家族内的自发的分工，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一个或几个外面的劳动力到家族里来。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者至少是旧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经让位于各个家族分得地块单独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为常见。生产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的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也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属的集团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却提供了这种劳动力，而战争就像相邻几个公社集团的同时并存一样古老。先前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战俘，因此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把他们吃掉。但是在这时已经达到的“经济状况”的水平上，战俘获得了某种价值；因此人们就让他们活下来，并且使用他们的劳动。这样，不是暴力支配经济状况，而是相反，暴力被迫为经济状况服务。奴隶制被发现了。奴隶制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它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讲一些泛泛的空话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惜，这样做仅仅说出了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这就是：这种古希腊罗马的制度已经不再适合我们目前的状况和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我们的感情。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说明。如果我们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我们就不得不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情况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人类是从野兽开始的，因此，为了摆脱野蛮状态，他们必须使用野蛮的、几乎是野兽般的手段，这毕竟是事实。古代的公社，在它们继续存在的地方，从印度到俄国，在数千年中曾经是最野蛮的国家形式即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只是在公社瓦解的地方，各民族才靠自身的力量继续向前迈进，它们最初的经济进步就在于借助奴隶劳动来提高和进一步发展生产。有一点是清楚的：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往的扩大、国家和法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在古代世界，特别是希腊世界的历史前提之下，进步到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社会，这只能通过奴隶制的形式来完成。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

　　在这里我们顺便补充一下，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的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只要实际从事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必要劳动，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的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它自己的利益，从来不会错过机会来把越来越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到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是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才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因此，既然杜林先生因为希腊文化是以奴隶制为基础而对它嗤之以鼻，那他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去责备希腊人没有蒸汽机和电报。既然他断言，我们现代的雇佣奴役制只能解释为奴隶制的稍有变化和稍微缓和的遗物，而不能从它本身（即从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去加以说明，那么这种论断，要么只是说雇佣劳动同奴隶制一样，是奴役和阶级统治的形式——这是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要么就是错误的。因为根据同样的理由，我们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只能被解释为缓和的吃人形式，现在到处都已经证实，吃人曾是处理战败的敌人的原始形式。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经济的发展，暴力在历史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一切政治权力起先都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随着社会成员由于原始公社的瓦解而变为私人生产者，因而和社会公共职能的执行者更加疏远，这种权力不断得到加强。第二，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这少数例外就是个别的征服事件：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杀光或者驱逐某个地方的居民，并且由于不会利用生产力而使生产力遭到破坏或衰落下去。例如在摩尔西班牙，基督徒就是这样对待摩尔人赖以从事高度发展的农业和园艺业的大部分灌溉工程的。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但是，如果撇开征服的情况不谈，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最近这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根据杜林先生的学说，某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此相关的经济制度完全依赖于政治暴力，那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英勇军队”⁸⁹，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嫁接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上去；或者为什么强暴得多的俄国沙皇⁽⁶³⁾不但不能偿付他的债务，而且如果不利用西欧的“经济状况”不断借债，甚至不能保持他的“暴力”。

　　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第一次暴力行为是原罪，他的全部叙述只是哀诉这一暴力行为怎样作为原罪玷污了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一切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怎样被这种恶魔力量即暴力可耻地歪曲了。但是，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⁶⁴⁾；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在叹息和呻吟中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憾！因为在他看来，暴力的任何使用都会使暴力使用者道德堕落。他说这话竟不顾每一次革命的胜利带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⁵³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枯燥的、干瘪的、软弱无力的传教士的思维方式，竟要强加给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

五 价值论

　　大约在一百年以前，在莱比锡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到19世纪初已经再版了30多次；官方、传教士、各色各样的慈善家都在城市和农村传播、分发这本书，并且指定国民学校普遍地把它作为读本，这本书就是罗霍的《儿童之友》。它的目的在于教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子弟懂得他们一生的使命，以及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领导应尽的义务，同时，教导他们愉快地满足于他们在人间的命运，满足于黑面包和土豆，满足于劳役、低微的工资、长辈的鞭笞以及诸如此类的好事，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当时流行的启蒙方式进行的。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开导城市和农村的青年：自然界安排得多么巧妙啊，人必须通过劳动来维持生活和得到享受；农民和手工业者应该感到多么幸福啊，他们可以用艰辛的劳动去给自己的膳食增添滋味，而不像富足的酒肉之徒那样苦于消化不良、胆管阻塞和便秘，勉勉强强地吞咽最精细的美食。老罗霍认为对当时的萨克森农民子弟挺有用的那些老生常谈，现在杜林先生却在他的《教程》第14页和以后几页上当做最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绝对基础性的东西”提供给我们。

　　 “人的需要本身是有其自然规律性的，并且它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只有不自然状态才能在一个时期内超越这种限度，直到由这种不自然状态产生厌恶、厌世、衰老，成为社会的残废，以至最后老死……　纯为享乐而无其他的认真的目的的游戏，很快就使人厌倦，或者换一个说法，使人丧失一切感觉能力。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实际的劳动，是健康人的社会的自然规律……　如果欲望和需要缺少平衡力量，那么它们连儿童式的存在也难以保持，更不用说历史地逐渐上升的生活发展了。如果不经过努力而完全得到满足，那么欲望和需要很快就会枯竭，并且留下一种空虚的存在，也就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间歇时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欲望和需要重新恢复时为止……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欲望和情欲的满足有赖于经济障碍的克服，这是自然界的外部结构和人的内在本性的有益的基本规律”，如此等等。

　　可以看到，尊敬的罗霍的最庸俗的陈词滥调，在杜林先生那里庆祝了它们的100周年，而且这还被看成是为唯一真正批判的和科学的“共同社会体系”“奠定更加深刻的基础”。

　　这样，杜林先生在奠定了基础以后，可以继续建造了。他应用数学的方法，首先照老欧几里得的先例⁹⁰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定义。这是非常便当的，因为他在下定义时就可以把应当借助定义证明的论点部分地包含在这些定义之中了。这样，我们首先看到，

　　 到现在为止的经济学的主要概念叫做财富，而财富，正像它直到现在真正地在世界历史上被理解的那样，像它的领域被人们所阐述的那样，是“对人和物的经济权力”，

　　这是双重的错误。第一，古代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财富决不是对人的支配。第二，就是在那些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里，如果说财富包含了对人的支配，那它主要地、几乎完全地是依靠和通过对物的支配来进行对人的支配的。自从猎取奴隶和剥削奴隶成为彼此分开的行业的最初时期起，奴隶劳动的剥削者就不得不购买奴隶，就是说，只有通过对物的支配，通过对奴隶的购买价格，对奴隶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支配，才能获得对人的支配。在整个中世纪，大地产是封建贵族获得佃农和徭役农的先决条件。现在，甚至六岁的小孩也可以看出，财富对人的支配完全要借助它所掌握的物来进行。

　　但是，为什么杜林先生要对财富下这种错误的定义呢？为什么他要扯断存在于直到目前的一切阶级社会中的事实上的联系呢？为的是要把财富从经济领域拖到道德额域中去。对物的支配是好事，但是对人的支配是坏事；杜林先生既然禁止自己以对物的支配去解释对人的支配，他就可以再一次采取勇敢的步骤，立即以他心爱的暴力去解释这种支配。财富作为人的支配者就是“掠夺”，于是，我们又碰到了蒲鲁东的“财产就是盗窃”这一陈腐观点⁽⁶⁵⁾的拙劣的翻版。

　　这样，我们就有幸从生产和分配这两个主要的角度来看待财富了：作为对物的支配的财富，即生产财富，是好的方面；作为对人的支配的财富，即到现在为止的分配财富，是坏的方面，应该扔掉它！用于今天的关系，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很好的，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完全不适用，必须废除。在写经济学的东西时，连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联系都没有理解，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谬论。

　　在财富之后，对价值所下的定义如下：

　　 “价值是经济物品和经济服务在交往中所具有的意义。”这种意义相当于“价格或其他任何一种等价物名称，如工资”。

　　换句话说：价值就是价格。或者，为了对杜林先生不做任何不公平的事情，并尽量用他自己的话来复述他的定义的荒谬，倒不如说：价值是各种价格。因为他在第19页上说：

　　“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这个价值的各种价格”，

　　可见他自己认定，同一价值有极其不同的价格，因而也有同样多的不同的价值。如果黑格尔不是早已死去，他或许会上吊的。即使他把全部神学逻辑都用上，也造不出这样一种有多少价格就有多少不同的价值的价值。只有具备杜林先生那样的自信心的人，才能以下面这样的解释来为经济学奠定新的更加深刻的基础：在价格和价值之间，除了一个是以货币来表现，另一个不是以货币来表现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区别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是价值，更不知道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所以杜林先生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说明。

　　 “一般说来，价值和以货币来表现这个价值的各种价格所依据的比较和估价的基本规律，撇开只给价值概念带来第二要素的分配不谈，首先存在于纯生产的领域中。自然条件的不同，使得创造物品的种种努力遇到或大或小的障碍，因而迫使人们付出或大或小的经济力量，这些障碍也决定……或大或小的价值”；而价值是根据“自然界和各种条件对创造活动的阻力来估价的……　我们在它们〈物品〉里面所投入的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多少，就是一般价值和某一特定的价值量存在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

　　如果所有这套说法还有某种意义，那么这就是：一个劳动产品的价值是由制造这个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这一点，即使没有杜林先生，我们也老早就知道了。他不是简单地叙述事实，而偏要神谕式地歪曲这个事实。说一个人在任何物品里所投入的力量的多少（为了保留这种浮夸的表达法），是价值和价值量的直接的决定性原因，这完全是错误的。第一，问题在于把力量投入什么物品：第二，是怎样投入的。如果我们的某个人制造的是对于别人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那么他的全部力量就不能造成丝毫价值；如果他坚持用手工的方法去制造一种物品，而用机器生产这种物品所花的力量只是前者的二十分之一，那么他所投入的二十分之十九的力量既没有造成一般价值，也没有造成某一特定的价值量。

　　其次，如果把积极地创造产品的生产劳动变换为纯粹消极地克服某种阻力的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被歪曲了。这样一来，为了要得到一件汗衫，我们必须做以下的事：首先要克服棉花种子对播种和生长的阻力，其次要克服成熟的棉花对采摘、包装和运送等的阻力，再次要克服棉花对开包、梳理和纺的阻力，以后是克服棉纱对织的阻力，棉布对漂白和缝纫的阻力，最后是克服做好的汗衫对穿着的阻力。

　　所有这些幼稚的颠倒和歪曲，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借助“阻力”从“生产价值”，从这个真正的、但直到现在仅仅是想象的价值，得出为暴力所伪造的、在直到现在为止的历史中唯一适用的“分配价值”。

　　 “除了自然界所造成的阻力……还有另一种纯社会的障碍……　在人和自然界之间出现一种阻碍的力量，而这种力量仍旧是人。想象中的唯一的和孤立的人对自然界是自由的……　只要我们想到第二个人，这个人手持利剑，占据通向自然界和自然资源的入口，要求某种形式的入门费，那情况就不同了。这第二个人……仿佛征收另一个人的税，所以他就是以下这种情况的原因：人们想要得到的物品的价值，会比创造或生产没有遇到这种政治障碍和社会障碍时的价值大……　这种人为地提高的物品价值的特殊形式是极其多样的，这种提高自然要以劳动价值的相应的压低作为它的伴随物……　因此，一开始就想把价值看做本来意义上的等价物，即同等价值的东西，或看做根据一种劳动同与其交换的另一种劳动相等的原则而形成的交换关系，这是一种幻想……　相反，正确的价值论的特征将是：这种理论所设想的最一般的估价理由，是不会同建立在强迫分配之上的特殊的价值形态吻合的。这种特殊的价值形态随着社会制度而变更，而真正的经济价值只能是按对自然的关系来计量的生产价值，所以它只随着自然性质的和技术性质的纯粹的生产障碍而变化。”

　　因此，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一个物品的实际上存在的价值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第二，“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换句话说，目前存在的价值是一种垄断价格。如果现在一切商品，按照这种价值论，都具有这样一种垄断价格，那么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或者每个人作为买主重新丧失他作为卖主所获得的东西；价格虽然在名义上改变了，但是实际上——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保持不变；一切还是照旧，而有名的分配价值只不过是假象。——或者所谓的附加税表现为一个真实的价值额，即由劳动的、创造价值的阶级所生产，但被垄断者阶级所占有的价值额，这时，这个价值额就只由无酬劳动组成；尽管有手持利剑的人，尽管有所谓的附加税和所称的分配价值，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但是，我们来看看有名的“分配价值”的几个例子吧。在第135页和以后几页上写道；

　　 “由于个人竞争而产生的价格的形态，也可以看做经济分配和相互征税的形式……试设想，某种必需的商品的储存突然大大地减少了，因此，卖方就得到了过分大的进行剥削的权力……　特别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当必需的商品的供应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中断的时候，可以看到，价格是怎样猛升暴涨的”，等等。除此以外，在事物的正常进程中也存在着可以任意提高价格的实际垄断，例如铁路、城市的自来水公司和灯用煤气公司等。

　　存在着这种垄断性的剥削现象，这是早已知道的。但是不把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垄断价格看做例外和特殊情况，而恰恰把它看做现在通行的确定价值的办法的典型例子，这倒是新鲜事。生活资料的价格是怎样确定的呢？杜林先生回答说：到一个被围困的、供应中断的城市去调查一番吧！竞争怎样影响市场价格的确定呢？去问垄断吧，它会告诉你们的！

　　此外，即使在这种垄断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现手持利剑站在垄断背后的人。相反，在被围困的城市中，手持利剑的人即司令官，如忠于职守，总是很快地取缔这种垄断，并且没收垄断者的存货，拿来平均分配。而且，只要手持利剑的人企图制造“分配价值”，就总是要招致事业的失败和金钱的损失。荷兰人因为垄断东印度贸易而使他们的垄断和贸易遭到毁灭。当年存在过的两个最强大的政府，北美革命政府和法国国民公会，企图强行规定最高价格，结果遭到惨痛的失败。俄国政府几年来都在努力提高俄国纸币的汇价，这种汇价是由于在俄国不断发行不兑现的银行券而压低的，现在它又不断地在伦敦为俄国买进票据，以图达到提高汇价的目的。它在几年之间为了实现这个心愿花费了大约6 000万卢布，可是现在1卢布还不值2马克，而不是3马克多。如果利剑具有杜林先生所赋予的经济魔力，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政府能够长期地硬使坏货币具有好货币的”分配价值”，或者硬使纸币具有黄金的“分配价值”呢？在世界市场上发号施令的利剑在什么地方呢？

　　其次，分配价值还有一种重要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分配价值使人们可以在不付出对等劳动的情况下占有他人的劳动，这种形式就是财产的租金，即地租和资本赢利。我们现在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能够说明，这就是我们关于有名的“分配价值”所得知的一切——是一切吗？还不完全是一切。请听：

　　“尽管在生产价值和分配价值的认识方面表现出双重的观点，但是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作为基础，这就是借以形成一切价值、因而用以计量一切价值的那种对象。直接的天然的尺度是力的花费，而最简单的单位是最粗浅意义上的人力。后者归结为生存时间，而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只有在支配非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权力，或者更通俗地说，这些物品本身，同具有真正生产价值的劳动或物品相交换的地方，分配价值或占有价值才纯粹地或绝对地存在。在每种价值表现中，因而也在那种通过分配而不是付出对等劳动被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中，所表明和表现的相同的东西，就是人力的花费，人力……体现于……每个商品之中。”

　　我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如果一切商品价值都由商品中所体现的人力的花费来计量，那么，分配价值、加价、赋税的征收都到哪里去了呢？杜林先生固然告诉我们，即使非生产出来的物品，即不能有真正价值的物品，也能够获得分配价值，并同生产出来的具有价值的物品相交换。但是，他同时又说，一切价值，因而也包括纯粹的和绝对的分配价值，都在于其中所体现的力的花费。在这里，可惜我们没有听到，力的花费怎样体现在非生产出来的物品中。无论如何，在所有这些关于价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中似乎终于有一点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分配价值，通过社会地位而强加的商品加价，借助于利剑而逼出来的税，又都是虚无；商品的价值是完全由人力的花费决定的，正如通常所说的，是由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决定的。可见，杜林先生所说的，除地租和几种垄断价格外，不就是被他痛骂过的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早就远为明确而清楚地说过的见解吗？只是他说得很混乱，很模糊而已。

　　他说了这些，同时也说了相反的东西。马克思从李嘉图的研究出发，说道：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一般人的劳动决定的，而劳动又由劳动时间的长短来计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但是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杜林先生以他那笨拙的方式也提出劳动是价值尺度，以后又继续说；

　　 劳动“归结为生存时间，而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又表现为对营养上和生活上一定数量的困难的克服”。

　　我们且不说他纯粹想要标新立异而混淆劳动时间（在这里，问题只涉及劳动时间）和生存时间（这种生存时间，直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创造过或计量过价值）。我们也不说这种生存时间的“自我维持”是要造成“共同社会的”假象；从过去到将来，只要世界存在，每个人都必须这样地来维持自己的生命：他自己消费他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资料。如果我们假定杜林先生是用经济学的精确的语言来作表述的，那么上面这句话不是根本没有意义，就是有这样的意义：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体现在这件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这一劳动时间的价值是由在这个时间内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对于目前的社会来说，这就是：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这件商品中的工资决定的。

　　这样我们终于接触到了杜林先生真正要说的东西。按照庸俗经济学的说法，一件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

　　 凯里反对这种意见，而“强调这样的真理：不是生产费用，而是再生产费用决定价值”（《批判史》第401页）。

　　这种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后再说；这里仅仅指出，大家都知道，它们是由工资和资本利润构成的。工资是体现在商品中的“力的花费”，是生产价值。利润是资本家利用自己的垄断、利用自己手中的利剑逼出来的赋税或加价，是分配价值。这样，杜林价值论的充满矛盾的胡言乱语，终于转化为美妙和谐的明白见解了。

　　在亚当·斯密那里，工资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还常常和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混在一起，自李嘉图以来，前一种观点就被逐出科学的经济学之外了，今天，它仅仅还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正是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最平庸的颂扬者宣扬工资决定价值的观点，同时还把资本家的利润说成一种高级的工资、禁欲的报酬（因为资本家没有把他的资本挥霍掉）、冒险的奖赏、经营管理的报酬等等。杜林先生和他们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宣布利润是掠夺。换句话说，杜林先生是把他的社会主义直接建立在最坏的庸俗经济学的学说之上的。他的社会主义和这种庸俗经济学具有同样的价值，二者存亡与共。

　　无论如何，下面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工人所完成的和他所花费的，正像机器所完成的和它所花费的一样，是不同的东西。工人在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内所创造的价值，同他在这个工作日内和属于这个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在这些生活资料中，按照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程度，可以体现出3小时、4小时或7小时的劳动时间。如果我们假定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7小时的劳动，那么根据杜林先生所采用的庸俗经济学的价值论，就应当说：12小时劳动的产品具有7小时劳动的产品的价值，12小时的劳动等于7小时的劳动，或12＝7。说得更明白些：一个农业工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一年内生产了一定数量的谷物，比如说20石小麦。他在这一年内消费了相当于15石小麦的价值，这样，20石小麦就具有了和15石的小麦一样的价值，并且这是在同一市场上，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换句话说，20＝15。而这还叫做经济学！

　　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统治权和精神主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将把这种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即全部原料、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从特权阶级的支配中夺过来，把它们转交给全社会作为公有财产，这样才真正把它们变成了社会的基金。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维持费用决定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的社会中是由工资决定的。这样，每个工人在他的工资中就得到了他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这样，资本家阶级对雇佣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假定维持一个工人生活的费用在一个社会里是每天3马克。这样，根据上述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工人每天的产品就具有3马克的价值。现在我们假定，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对这一产品加上了利润，即加上1马克的税，把它卖了4马克。其他资本家也这样做。但是这样一来，工人每日的生活费就不再是3马克，而是也需要4马克。因为一切其他条件都是假定不变的，所以表现为生活资料的工资应该是不变的，所以表现为货币的工资就不得不增加，从每天3马克增加到4马克。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从工人阶级身上剥夺的东西，不得不以工资的形式还给工人阶级。我们绝对没有前进一步：如果工资决定价值，那么资本家对工人的任何剥削就都是不可能的了。就连产品剩余的形成也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工人正好消费掉他们所生产的价值。而因为资本家不生产任何价值，所以甚至不能想象，资本家究竟靠什么来生活。如果生产超出消费而形成的这种剩余，这种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终究存在，而且是在资本家手中，那么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工人为维持自己的生活仅仅消费了商品的价值，而把商品本身留给了资本家继续使用。

　　或者：如果这个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确实在资本家阶级的手中，如果这种基金确实是由利润的积累而产生的（在这里，我们暂时把地租撇开），那么这种基金必然是由工人阶级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劳动产品超过资本家阶级向工人阶级支付的工资总数形成的剩余积累而成的。但是这样一来，价值就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劳动量本身决定的；这样，工人阶级以劳动产品的形式向资本家阶级提供的价值量，就比他们以工资的形式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所得到的价值量大；这就表明，资本的利润像占有他人的无酬劳动产品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只不过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

　　附带说一下，李嘉图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开始就说

　　 “一件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取决于对这种劳动所付的或高或低的报酬。”⁽⁶⁶⁾

　　关于这个伟大的发现，关于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在整个《经济学教程》中一点也没有提到。在《批判史》中却用神谕式的语句否定了这一发现：

　　 “他〈李嘉图〉没有想到：或大或小的比例（在这比例中，工资可以是对生活需要的支付凭据〈！〉）也必定……造成不同的价值关系！”

　　这句话，读者随便怎么想都可以，但最好是根本不去想它。

　　现在读者可以从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五种价值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那一种了：来自自然界的生产价值，或人的劣根性所创造的分配价值，其特点在于它是按照并非自身所包含的力的花费来计量的，或第三，由劳动时间计量的价值，或第四，由再生产费用计量的价值，或最后，由工资计量的价值。真是丰富的选择，十足的混乱，我们只好和杜林先生一起喊叫：

　　“价值学说是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 $$$

六 简单劳动和复合劳动

　　杜林先生在马克思那里发现了只有小学生才会犯的很不像样的经济学上的错误，这种错误同时还包含着危害公共安全的社会主义异端邪说。

　　 马克思的价值论，“无非是一种普通的……学说，它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原因，而劳动时间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对所谓熟练劳动的不同价值应该怎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　的确，我们的理论也认为，只有通过耗费的劳动时间才能计量经济物品的自然成本，从而计量经济物品的绝对价值；但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应该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相等的，只是必须注意到，在熟练劳动的情况下，在一个人的个人劳动时间之外还有别人的劳动时间共同起作用……例如，以使用的工具的形式起作用。因此，事情并不像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像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相反，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都是完全等价的，只是就一个人的劳动来说，正像任何成品一样，必须注意到，在好像纯粹是自己的劳动时间的耗费中可能隐藏着多少别人的劳动时间。无论是手工生产工具，或者是手，甚至是头脑本身（如果没有别人的劳动时间，这些东西是不能获得专门的特性和劳动能力的），对理论的严格应用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是马克思先生在他的关于价值的议论中，总是不能摆脱熟练的劳动时间这个在背后作怪的幽灵。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他在这方面不能果断行事；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本身在经济」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马克思书中引起杜林先生这样“强烈愤怒”的那段话是非常短的。马克思探讨了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并且作了回答：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决定的。他接着又说，人的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　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做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⁶⁷⁾。

　　马克思在这里所谈的，首先仅仅是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即关于在一个私人生产者所组成的社会内由这些私人生产者各自独立生产出来并且拿来相互交换的物品的价值的决定。因此，这里所说的根本不是什么“绝对价值”（无论它出现在什么地方），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形式中通行的价值，这种价值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表明是由体现在单个商品中的人的劳动来创造和计量的，而这种人的劳动则表明是简单劳动力的耗费。但是，并非任何劳动都只是人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许多种类的劳动包含着需要耗费或多或少的辛劳、时间和金钱去获得的技巧和知识的运用；这种复合劳动同简单劳动即单纯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是否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商品价值呢？显然不是。一小时复合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复合劳动的产品的价值通过这种比较表现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但是复合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完成的，在这里，在阐述价值理论时，对这一过程只能加以确定，还没有予以说明。

　　马克思在这里确证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这一事实是这样确凿，甚至杜林先生也不敢在他的《教程》和他的经济史中加以反驳；马克思的叙述是这样简单明了，除杜林先生外，肯定不会有人感到“在这里是完全不清楚的”。正因为他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清楚，他才错误地把商品价值（马克思现在研究的只是商品价值）看做只是把问题弄得更不清楚的“自然成本”，甚至看做直到目前为止据我们所知在经济学中还根本没有通行过的“绝对价值”。但是，无论杜林先生把“自然成本”理解为什么，无论在他的五种价值中哪一种有幸代表“绝对价值”，有一点是肯定的：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到过这些东西，而只是讨论商品价值；在《资本论》有关价值的整整一章中没有一点迹象表明，马克思是否认为他的商品价值理论也可以应用于其他社会形式，或者可以应用到什么程度。杜林先生继续说：

　　 “因此，事情并不像马克思先生模模糊糊地想象的那样：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更有价值，因为其中好像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相反，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因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都是完全等价的”

　　命运没有使杜林先生成为工厂主，因而他不必按照这个新规则去估定他的商品的价值，从而遭到不可避免的破产，这是他的幸运。这确实是多么幸运啊！我们在这里难道还处于工厂主的社会吗？绝对不是。杜林先生用他的自然成本和绝对价值让我们来一次跳跃，翻了一个真正的空心筋斗，从现在的剥削者的恶劣世界翻到他自己的未来的经济公社，翻到平等和正义的纯洁的太空中，所以我们在这里还不得不稍微观察一下这个新世界，虽然还为时过早。

　　诚然，根据杜林先生的理论，在经济公社中也只能用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经济物品的价值，但是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应该认为每个人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相等的，一切劳动时间毫无例外地和在原则上都是完全等价的，而且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现在，把这种激进的平等社会主义同马克思的模糊观念比较一下。据说，这种观念认为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其中凝结着更多的平均劳动时间；有教养的阶级的传统的思维方式使马克思拘泥于这种观念，在有教养的阶级看来，承认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和建筑师的劳动时间在经济上完全等价，好像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可惜，马克思对前面所引证的《资本论》中的那段话还作了一个简短的注释：“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⁶⁸⁾马克思在这里好像已经预料到杜林的这种手法，所以就反对别人把他的上述见解应用于今天社会中对复合劳动所要支付的工资。如果杜林先生不以此为满足，还把这种见解说成是马克思想用来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中调节生活资料的分配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偷梁换柱的无耻行径只有在专事造谣的出版物里才可以见到。

　　现在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等价学说。一切劳动时间，无论是推小车者的劳动时间还是建筑师的劳动时间，都是完全等价的。这样，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本身，都有一种价值。但是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创造者。只有劳动才赋予已发现的自然产物以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价值本身只不过是对象化在某个物品中的、社会必要的人类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谈论劳动的价值并且想确定这种价值，这等于谈论价值的价值，或者想确定重量本身的重量，而不是确定一个有重量的物体的重量。杜林先生把社会炼金术士的头衔加给像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这样的人。但是，当他虚构劳动时间即劳动的价值时，他证明了他自己还远不如真正的炼金术士。现在让人们估量一下杜林先生把下面这个论断强加给马克思时所表现的勇敢吧！这个论断是：某个人的劳动时间本身比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有更多的价值，劳动时间，从而劳动，有一种价值。其实正是马克思第一次阐明了劳动不能有任何价值，以及为什么不能有任何价值。

　　对于要把人的劳动力从它作为商品的地位解放出来的社会主义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劳动没有任何价值，也不能有任何价值。有了这种认识，杜林先生从自发的工人社会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想把未来的生活资料的分配当做一种比较高的工资来调节的一切企图，就不能得逞。从这种认识产生了进一步的认识：只要分配为纯粹经济的考虑所支配，它就将由生产的利益来调节，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诚然，对于杜林先生所继承的有教养阶级的思维方式来说，下面这种情况必然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从事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好一个把职业的推小车者永恒化的美好的社会主义！

　　如果劳动时间的等价所包含的意义，是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价值，而不必先得出一种平均的东西，那么这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同一生产部门内的两个工人，他们在一个劳动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也总是随着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弊病——而且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经济公社，至少不是我们这个天体上的任何经济公社所能消除的。这样一来，一切劳动的完全等价还剩下些什么呢？剩下的只不过是纯粹夸夸其谈的空话——这种空话的经济基础无非是，杜林先生没有能力把价值由劳动来决定和价值由工资来决定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别，剩下的只不过是敕令，即新经济公社的基本法律：相等的劳动时间的工资应该相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法国工人共产主义者和魏特林倒是曾经为他们的工资平等说举出了更加好得多的理由。

　　现在怎样解决关于对复合劳动支付较高工资的全部重要问题呢？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熟练的奴隶卖得贵些，熟练的雇佣工人得到较高的工资。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工人本身没有任何额外的要求。从这里顺便获得的教益是：工人所中意的对“全部劳动所得”的要求，有时也还不是没有问题的。⁹¹

七 资本和剩余价值

　　 “关于资本，马克思先生首先不是使用流行的经济学概念，即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是企图创造一种更专门的、辩证的历史的观念，这种观念无异于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他说，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它构成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16世纪，即开始于大概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世界市场萌芽时期。显然，在对概念的这种解释中，国民经济分析的尖锐性就丧失了。在这些应该半是历史和半是逻辑的、而实际上只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的荒谬观念中，知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

　　在整整一页上，一直是这样喋喋不休……

　　 “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引起混乱……产生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造成基础的薄弱”等等。

　　这样说来，好像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在16世纪初由货币产生的。这就好像说，金属货币是3 000多年前由牲畜产生的，因为在早期牲畜和其他东西一样也承担过货币的职能。只有杜林先生才能采取这样笨拙的和歪曲的表达方式。在马克思关于商品流通过程赖以进行的各种经济形式的分析中，货币是作为最后的形式而产生的。“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　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⁶⁹⁾这又是马克思确证的一个事实。杜林先生无法驳倒这个事实，就把它加以歪曲，硬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由货币产生的！

　　马克思又进一步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他首先发现，货币作为资本流通的形式，同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的形式是相反的。简单的商品占有者为买而卖；他卖出他不需要的东西，而以所得的货币买进他需要的东西。未来的资本家一开头就买进他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为卖而买，而且要卖得贵些，以便收回最初用于购买的货币价值，并且在货币上获得一个增长额；马克思把这种增长额叫做剩余价值。

　　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既不能来自买者以低于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也不能来自卖者以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每个人的所得和所失由于每个人都轮流地成为买者和卖者而互相抵消了。剩余价值也不能来自欺骗，因为欺骗固然能牺牲一个人而使另一个人发财致富，但是不能增加两人所拥有的总数，因而也不能增加流通的价值的总额。“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⁷⁰⁾

　　可是我们发现，每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因卖出贵于买进，因占有剩余价值，而在我们眼前不断地发财致富。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这种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排除任何欺骗，排除任何暴力的任何干涉，用纯粹经济的方法来解决。于是问题就是：即使假定相等的价值不断地和相等的价值交换，怎样才能不断地做到贱买贵卖呢？

　　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个问题的解决为起点，并以此为中心的。

　　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应该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增长，不能在这种货币上发生，也不能起源于购买，因为这种货币在这里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而这种价格，由于我们假定相交换的是相等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是没有区别的。根据同一理由，价值的增长也不能由商品的出卖产生。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所购买的商品中，但不是发生在商品的价值中，因为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而是发生在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中，就是说，价值的变化一定是从商品的消费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⁷¹⁾如果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任何价值，那么关于劳动力却决不能这样说。劳动力一旦变成商品（它现在事实上就是商品），就获得一种价值，而这种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⁷²⁾，就是说，是由工人为制造维持自己能劳动的状态和延续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必须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我们假定这种生活资料代表每天6小时的劳动时间。我们的未来的资本家为了经营企业而购买了劳动力，即雇用了一个工人，如果他付给这个工人的货币也代表6小时的劳动，那么他付给这个工人的就是他的劳动力的全部日价值。这个工人只要为这个未来的资本家劳动6小时，他就完全补偿了资本家的费用，即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可是这样货币就不能转化为资本，就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价值。所以劳动力的购买者对于他所做的交易的性质也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只需要6小时的劳动就足够维持工人24小时的生活，这一事实丝毫不妨碍工人在24小时中劳动12小时。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所以这一天的劳动力的使用，即这一天的劳动，也就属于他了。劳动力被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它自身的日价值多一倍，这对于买者是特别幸运的，可是根据商品交换的规律，这对于卖者决不是不公平的。这样，根据我们的假设，工人每天使货币占有者付出6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但是他每天向货币占有者提供12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货币占有者赚得了这个差额—6小时的无酬的剩余劳动，即体现6小时劳动的无酬的剩余产品。魔术变完了。剩余价值产生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由于马克思以这种方式说明了剩余价值是怎样产生的，剩余价值怎样只能在调节商品交换的规律的支配下产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以它为基础的占有方式的机制，揭示了整个现代社会制度得以确立起来的核心。

　　但是，资本的这种产生有一个根本的先决条件：“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⁷³⁾但是，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这一方同除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者这另一方之间的这种关系，决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①。而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由于封建生产方式的崩溃，这种自由的劳动者才在历史上第一次大量地出现。但是由于这种情形，而且由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从那个时代起开始形成，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基础，在这种基础上，现存的大量动产必然要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而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越来越成为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

　　这就是马克思的“荒谬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些观念中，”知性的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现在把杜林先生向我们提供的“深刻的逻辑真理”、“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同这种“轻率的见解”比较一下吧。

　　关于资本，马克思”不是使用流行的经济学概念，即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其实，他是这样说的：一定的价值额，只有在它产生剩余价值，从而增殖价值时，才变为资本。而杜林先生说的是什么呢？

　　“资本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它被用来继续进行生产并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

　　无论这话又是说得多么玄妙和没有条理，但总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经济的权力手段的主干可以永远继续进行生产，但是，据杜林先生本人说，它在未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未形成剩余价值，或至少是未形成剩余产品时，不能成为资本，所以杜林先生不仅自己犯了他谴责马克思所犯的那种罪过，即不是使用资本的流行的经济学概念，而且还对马克思进行笨拙的剽窃，这种剽窃是用浮夸的词句“拙劣地掩盖起来的”。

　　在第262页上，这一点发挥得更详细：

　　 “社会意义上的资本〈非社会意义上的资本，还要杜林先生去发现〉，实际上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特殊的区别；因为后者只具有技术的性质，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需的，而前者的特征则在于它那攫为已有和形成份额的社会力量：诚然，社会的资本大部分不过是具有自己的社会职能的技术性的生产资料；但是这种职能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强调了这样的“社会职能”，唯有借助这种职能，一定的价值额才变成资本，那么，确实“每个注意研究问题的人都应该很快地就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的表述只能引起混乱”——但不像杜林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发生在严谨的国民经济学中，而是清清楚楚地仅仅发生在杜林先生本人的头脑中，杜林先生在他的《批判史》中已经忘了他在《教程》中是多么经常地应用上述这个资本概念的。

　　但是，杜林先生不满足于即使以“清洗过的”形式从马克思那里借用资本的定义。他还不得不跟着马克思“玩弄概念和历史的变态术”，虽然他自己很清楚，这样做，除了“荒谬观念”、“轻率的见解”、“基础的薄弱”等等以外，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资本的“社会职能”使它能够占有他人劳动的成果，而且只是因为有了这种职能，它才和纯粹的生产资料有所区别，这样的社会职能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杜林先生说，它不是基于“生产资料的本性和生产资料的技术必要性”。

　　因此，这种职能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杜林先生在第252页上向我们重复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听过十次的东西，他用早已为人所知的两个男人的冒险来说明这种职能的产生，其中的一个人在历史的开端用暴力制服另一个人，从而把自己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但是，杜林先生并不满足于承认一定价值额赖以变成资本的那种社会职能具有历史的开端，他还预言了这种职能的历史结局：它“也正好是必然要消失的”。但是历史地产生而又历史地消失的现象，用普通的语言来说，通常叫做“一个历史阶段”。所以不仅在马克思看来，而且在杜林先生看来，资本都是一个历史阶段，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在这里我们已经置身于耶稣会⁵²会士中了。即使两个人做同一件事，但终究各不相同。⁹²如果马克思说，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是荒谬的观念，是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在这里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如果杜林先生也把资本描写成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就证明了国民经济分析的尖锐性和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的资本观念同马克思的资本观念的区别在哪里呢？

　　马克思说：“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⁷⁴⁾可见，剩余劳动，即超出劳动者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被别人占有，即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只有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当生产资料所有者找到了自由的工人——不受社会束缚和没有自己的财产的工人——作为剥削对象，并且为生产商品而剥削工人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才具有资本的特殊性质。而这种情形只是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才大规模地出现。

　　相反，杜林先生把“形成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即造成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的任何数量的生产资料都解释为资本。换句话说，杜林先生剽窃了马克思发现的剩余劳动，以便用它来消灭一时不合他的心意的、而同样是由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仅科林斯和雅典的市民利用奴隶经营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罗马帝国时代的大土地占有者的财富，以及中世纪封建领主的财富，只要以某种方式为生产服务，毫无差别地都是资本。

　　这样，关于资本，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即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是使用完全相反的概念，这种概念甚至包含非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自然资源。但是，那种认为资本纯属“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观念也只是流行于庸俗经济学中。在杜林先生如此珍惜的庸俗经济学之外，“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或一定的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那只是因为它产生了利润或利息，就是说，它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并且又是以剩余价值的这两种特定的派生形式去占有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至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总是囿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正常条件下用于生产或交换的任何价值额都自然而然地具有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特性，这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在整个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和利润，或资本和利息，正像原因和结果、父亲和儿子、昨天和今天一样，彼此不能分离，并处于同样的必然的相互关系之中。只是在事物本身已经出现，在动产为了生产商品而剥削自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因而越来越具有资本的职能的时候，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这个名词才出现，而采用这个名词的是历史上的第一个资本家民族，即15世纪和16世纪的意大利人。如果说马克思第一个彻底分析了现代资本所特有的占有方式，如果说他使资本的概念同这个概念最后从中抽象出来并且赖以存在的历史事实协调一致，如果说马克思因此使这个经济学概念摆脱了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和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者那里还无法摆脱的含混不清和摇摆不定的观念，那么这正是马克思以“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处理问题，这种科学性杜林先生在口头上也经常讲，可是令人伤心的是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却找不到。

　　事实上，在杜林先生那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先是把那种认为资本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说法斥责为“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后来他自己又把资本说成是一个历史阶段。他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把一切经济的权力手段，一切占有“一般劳动力成果中的份额”的生产资料，因而也把一切阶级社会中的地产，都直截了当地宣布为资本；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往后的叙述中完全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地产和地租同资本和利润区别开来，而只把产生利润或利息的生产资料叫做资本，这些在他的《教程》第156页及以下几页上可以更详细地看到。杜林先生同样可以先把马、牛、驴和狗也包括在“机车”这个名词之内（因为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些作为运输工具），并且责备今天的工程师，说他们把“机车”这个名词局限于现代的蒸汽机车，从而把它变成了一个历史阶段，造成了荒谬的观念、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等等；最后他又会宣布说，马、驴、牛和狗还是应该排除于“机车”这个名词之外，这个名词只能适用于蒸汽机车。——因此，我们又不得不说，恰好在杜林对资本概念的解释中，国民经济分析的一切尖锐性丧失了，识别力连同一切诚实的概念运用全都消失了；而荒谬的观念、混乱、冒充深刻的逻辑真理的轻率见解和基础的薄弱，在杜林先生那里却似繁花怒放。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关紧要。荣誉仍然归于杜林先生，他发现了全部以往的经济学、全部政治学和法学，一句话，全部以往的历史得以运转的轴心。这就是：

　　“暴力和劳动是在社会联系的形成中起作用的两个主要因素。”

　　这一句话里包含了以往的经济世界的全部宪法。这部宪法非常短，内容是：

　　第一条 劳动进行生产。

　　第二条 暴力进行分配。

　　“像常人那样地直截了当地说”，杜林先生的全部经济学的智慧也就到此为止。

八 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 $$$ “按照马克思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了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从事劳动的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剩余价值’，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包含着资本赢利。除去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关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都是归资本主义企业家所有的份额。所以工作日的延长纯粹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靠压榨而取得的赢利。”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无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赢利或利润的东西。我们听听马克思本人是怎样说的吧。在《资本论》第195页，剩余价值是用放在它后面的括号里的“利息、利润、地租”⁽⁷⁵⁾这几个词来说明的。在第210页，马克思举例说明71先令的剩余价值额怎样表现于它的各种分配形式：什一税⁹³、地方税和国税21先令，地租28先令，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22先令，剩余价值总计71先令。⁽⁷⁶⁾在第542页，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一个主要缺点是，“不是纯粹地描述剩余价值，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等去进行描述”，因而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谈；与此相反，马克思指出：“以后在本书第三册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⁷⁷⁾在第587页，我们看到：“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在第三册里才能研究。”⁽⁷⁸⁾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同样的话。

　　再不能说得更清楚了。马克思一有机会就提醒读者注意，决不要把他所说的剩余价值同利润或资本赢利相混淆，后者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派生形式，甚至常常只是剩余价值的一小部分。如果杜林先生仍旧硬说，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用通常的话来说，是资本赢利”，如果肯定马克思的整本书都是以剩余价值为中心的，那么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杜林对此一点也不懂，如果是这样，他对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一无所知，却要加以诋毁，这就要极端厚颜无耻才行；或者是他都懂，如果是这样，他就是故意捏造。

　　再往下看：

　　 “马克思先生在表述对压榨的这种见解时怀有恶毒的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接受马克思关于某种剩余价值的学说中所采用的理论措辞，也尽可以对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形式的剥削性质表示更强烈的愤怒和更完全的承认。”

　　马克思的善意的但在理论上不正确的措辞，激起他对压榨的恶毒仇恨；那种本身属于道德的情感，由于错误的”理论措辞”而采取了不道德的表现方式，这种情感表现为不高尚的仇恨和卑下的恶毒。而杜林先生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却表现为一种具有相应的高尚性质的道德情感，表现为一种在形式上也是道德的而且在量上还超出恶毒仇恨的愤怒，一种更强烈的愤怒。当杜林先生这样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这种更强烈的愤怒是从哪儿来的。他继续说道：

　　 “这就发生了问题：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如上述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所显示的）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的价值。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是找不到的，理由很简单，在那里甚至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那里完全没有认真地谈到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的奢侈性质，根本没有认识到带有寄生状态的社会制度是白人奴隶制的最后基础。相反，一切政治的社会的事物，总是被认为应该由经济的事物来说明。”

　　但是，我们从前面所引证的几段话中已经看到，马克思根本没有像杜林先生在这里所假定的那样断言，剩余产品在一切情况下都被工业资本家即它的第一个占有者平均地按照它的全部价值出卖。马克思明确地说，商业赢利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且在上述前提下，只有当工厂主把自己的产品低于商品价值卖给商人，因而让给商人一部分掠夺物时，这种情形才有可能。因此，杜林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甚至不可能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合理提法是这样的：剩余价值是怎样转化成它的派生形式——利润、利息、商业赢利、地租等等的呢？马克思确实说过要在第三册中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杜林先生等不及《资本论》第二卷⁶⁷出版，那么他目前就应该稍微仔细地读一读第一卷。这样，除了已经引证过的几段以外，他还可以在例如第323页上读到，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资本的外部运动中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并且以这种形式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所以，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⁷⁹⁾；接着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一定的规律，价值规律，如何在一定的情况下在竞争中表现出来并行使它的推动力。杜林先生从这里已经可以知道，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竞争起主要的作用，而且只要略加思考，第一眷中的这些提示事实上就足以使人们至少大致上认识剩余价值向它的派生形式的转化。

　　但是，对杜林先生来说，竞争正是理解的绝对障碍。他不能理解，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远远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包括剩余产品在内的全部劳动产品的价值。这里杜林先生又是以其惯有的“严格性”实际是轻率性来表述的。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产品本身根本没有任何生产费用，它是资本家不花一文钱得到的一部分产品。所以，如果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要按照自然生产费用实现剩余产品的价值，那么他们就应该把它赠送出去。但是我们不在这种“细微的逻辑细节”上浪费时间。实际上，互相竞争的企业家不是每天都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吗？根据杜林先生的意见，

　　自然生产费用是“劳动或力量的支出，而这归根到底又是可以用食物费用来计量的”

　　所以在今天的社会里，自然生产费用是实际花费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上面的费用，它们不同于“赋税”，利润以及手持利剑逼出来的附加税。但是大家知道，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中，互相竞争的企业家不是按照这种自然生产费用实现他们的商品的价值，而是还要算上并且通常也获得所谓附加税，即利润。杜林先生以为，他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就可以像从前约书亚吹倒耶利哥城墙⁹⁴一样把马克思的整个大厦吹倒，可是这个问题对杜林先生的经济理论来说也是存在着的。我们看看他是怎样回答这一问题的。他说：

　　 “资本所有权，如果本身不同时包含着对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实现它的价值。这种暴力的产物就是资本赢利，所以赢利的大小取决于这种统治作用的范围和强度……　资本赢利是政治的和社会的体制，这种体制比竞争具有更有力的作用。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单个的企业家都坚守自己的阵地。一定程度的资本赢利在已经占据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是一种必然。”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互相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杜林先生如此荒唐地无视他的读者，竟用下面的话来搪塞他们：资本赢利凌驾于竞争之上，就像普鲁士国王当年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样。普鲁士国王借以取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位的手法，我们是知道的；资本赢利借以使自己比竞争更有力的那种方法，正是杜林先生应该向我们说明的，但是他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即使像他所说的，企业家在这方面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而每一个单个的企业家都坚守自己的阵地，这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们丝毫不能相信他的这种话：一定数量的人只要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他们中的每一个单个的人因此也就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大家知道，中世纪的行会师傅、1789年的法国贵族都非常坚决地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但是都没落了。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也曾作为一个等级来行动，然而非但不能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反而不得不逃跑，后来甚至一部分一部分地投降了。硬说在已经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方式中，一定程度的资本赢利是一种必然，这同样不能使我们满意，因为问题正是要说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没有向目标接近一步，尽管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

　　 “资本的统治是紧随土地的统治而发展起来的。一部分依附的农村劳动者转入城市，从事手工业劳动，最后变成工厂的材料。在地租之后，形成了资本赢利，作为财产租金的第二种形式。”

　　即使撇开这种论断的历史错误不谈，它终究也只是一种空洞的论断，只限于重复地肯定正好应该加以说明和证明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杜林先生无法回答他自己提出来的问题，即相互竞争的企业家怎么能够持续地按照高出自然生产费用的价格实现劳动产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他无法说明利润的形成。他只能简单地发布命令，说资本赢利是暴力的产物，这的确和杜林的社会宪法第二条完全一致，第二条说：暴力进行分配。这的确说得很漂亮；但是现在“发生了问题”：暴力分配什么呢？必须有可分配的东西，不然，甚至最强大的暴力，不管多么想分配，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分配的。互相竞争的企业家装入腰包的赢利是非常明显而实在的东西。暴力可以夺取它，但是不能生产它。如果说杜林先生执拗地拒绝向我们说明，暴力怎样夺取企业家的赢利，那么他对于暴力从哪里夺取这种赢利的问题，则总是以死一般的沉默来作为回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和任何其他暴力一样，丧失了自己的权力。从虚无之中，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特别是不能产生利润。如果说，资本所有权只要本身不同时包含着对人这一材料的间接暴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且也不能实现它的价值，那么，又发生了问题：第一，资本财富是怎样获得这种暴力的——这个问题用上述两三个历史论断是绝对不能解决的；第二，这种暴力是怎样转化为资本的价值增殖，转化为利润的；第三，暴力是从哪里夺取这种利润的。

　　我们无论从哪方面去把握杜林的经济学，都不能前进一步。它对于所有使它厌恶的事情，对于利润、地租、饥饿工资、工人被奴役等等，只用一个词来说明：暴力，而且始终是暴力。杜林先生的“更强烈的愤怒”也就化为对暴力的愤怒。我们已经看到，第一，这样援引暴力是一种腐朽的遁词，是把问题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种转移不能解释任何一件经济事实；第二，这种援引使暴力本身的形成没有得到说明，这是工于心计的，因为不然的话，这种援引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权力都起源于经济的先决条件，起源于各个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但是我们不妨试一下，能否从这位固执的经济学的“更深刻的基础的奠定者”那里找出其他一些有关利润的说明。我们来看看他关于工资的论述，或许能够有所得。在第158页上，他说：

　　 “工资是维持劳动力的报酬，并且首先只是被当做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基础来考察的。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可以设想一下最初在历史上没有工资的情况下的地租以及资本赢利，即以奴隶制或依附农制为基础的地租和资本赢利……　必须养活的是奴隶和依附农，还是雇佣工人，这只造成负担生产费用的方式和方法的区别。在任何情况下，因利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都构成雇主的收入……　由此可见……特别是造成一方为某种形式的财产租金和另一方为没有财产的雇佣劳动的这种主要对立，不能仅仅从一方去找，而必须同时从双方去找。”

　　但是，财产租金，如我们在第188页所看到的，是地租和资本赢利的统称。此外，在第174页上说：

　　“资本赢利的特征是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如果没有以某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受人支配的劳动的相关物，就不能设想资本赢利。”

　　在第183页上又说：

　　工资“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过是通常应保证工人能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的报酬”。

　　最后在第195页上：

　　 “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从一般生产能力中〈！〉归于劳动的，必然是从财产收入中抽出来的。”

　　杜林先生使我们吃了一惊又一惊。在价值论和以后各章，直到竞争论（包括竞争论在内），就是说，从第1页到第155页，商品价格或价值分为：第一，自然生产费用或生产价值，即用于原料、劳动资料和工资的费用；第二，附加税或分配价值，这是手持利剑逼出来的落到垄断者阶级手中的赋税，这种附加税，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实际上丝毫不能改变财富的分配，因为它一手夺得，另一手不得不归还，而且就杜林先生关于它的起源和内容所作的说明看来，这种附加税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因而也就是由虚无构成的。在接着论述收入种类的两章中，即从第156页到第217页，就再也不提附加税了。而是把每个劳动产品的价值，即每个商品的价值，分成下面两部分：第一，生产费用，其中也包括所付的工资，第二，“因利用劳动力而得到的纯收益”，它构成雇主的收入。这种纯收益具有尽人皆知的、任何文饰和涂抹都掩盖不了的面目。“为了真正彻底弄清楚这里所存在的关系”，读者把刚才从杜林先生那里引证的几段话和前面从马克思那里引证的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几段话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杜林先生在这里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直接抄袭《资本论》。

　　杜林先生承认，任何形式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奴隶制、依附农制或雇佣劳动制的剩余劳动，都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统治阶级的收入的源泉；这出自多次引证过的地方，即《资本论》第227页：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等等⁽⁸⁰⁾。——构成“雇主的收入”的“纯收益”，不是劳动产品超出工资部分的剩余，又是什么呢？不管杜林先生怎样多此一举地把工资改称为报酬，他也还是认为，工资通常应保证工人能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马克思指出，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多于为再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就是说，资本家使工人劳动的时间长于补偿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要不是这样，怎么能“占有劳动力收益的最主要的部分”呢？所以，超出再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时间的工作日的延长部分，即马克思所说的剩余劳动，正是隐藏在杜林先生的“劳动力的利用”后面的东西；而他的雇主的“纯收益”，如果不表现为马克思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又能是什么呢？除了表达不确切以外，杜林的“财产租金”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又有什么区别呢？此外，财产租金这个名词是杜林先生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抄来的；洛贝尔图斯把地租和资本租金或资本赢利统称为租金，杜林先生只是加上了“财产”一词⁽⁸¹⁾。为了使人不怀疑这种剽窃行为，杜林先生就以自己的方式来概括马克思在第十五章（《资本论》第539页及以下几页）中所阐述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的规律⁽⁸²⁾：财产租金之所得，必定是工资之所失，反过来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就把马克思的内容丰富的具体规律化为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因为一定的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不减少，另一部分就不可能增加，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杜林先生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把马克思的思想攫为己有，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的阐述所确实具有的“精确学科意义上的终极的最严格的科学性”就完全丧失了。

　　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杜林先生在《批判史》中关于《资本论》所发出的引人注目的喧嚣，特别是他在涉及剩余价值的著名问题上（这个问题他还是不提为好，因为他自己都不能解答）扬起的尘土，都不过是一种军事计谋，狡猾手腕，借以掩盖他在《教程》中对马克思的粗暴剽窃。杜林先生确实有一切理由警告他的读者，不要研究“马克思先生称做资本的那个线球”，要提防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黑格尔的混乱的模糊观念和遁词等等。这位忠实的埃乍尔特警告德国青年提防维纳斯，但是他为了自己的需要却悄悄地把她从马克思的领地引到自己家里保护起来。我们恭贺他利用马克思的劳动力而获得的这种纯收益，恭贺他在财产租金这个名称下霸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行为，以独特的方式暴露了他执拗地（因为在两个版本中都这样重复）、歪曲地断定马克思把剩余价值仅仅理解为利润或资本赢利的动机。

　　这样，我们不得不用杜林先生的话把杜林先生的贡献描述如下：

　　 “按照〈杜林〉先生的意见，工资仅仅代表工人为了自身能够生存而实际从事劳动的时间的报酬。为此只要比较少的钟点就够了；经常被延长的工作日的整个其余部分提供一种剩余，其中包含着我们的作者所谓的〈财产租金……〉除去在某个生产阶段上已经包含在劳动资料和相关原料中的工作时间，上述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都是归资本主义企业家所有的份额。所以工作日的延长纯粹是落入资本家手中的靠压榨而取得的赢利。〈杜林〉先生在表述对压榨的这种见解时怀有恶毒的仇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而不可理解的是，他怎么又会产生“更强烈的愤怒”？

九 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到现在为止，尽管我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卸未能发现杜林先生在经济学领域内

　　“有资格建立一种新的、不仅满足时代需要而且对时代具有决定意义的体系”。

　　但是，我们在暴力论，在价值和资本那里未能看到的东西，在考察杜林先生提出来的“国民经济的自然规律”时，也许会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为，正像他以惯有的新奇性和尖锐性所表述的：

　　 “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在于越过对好像处于静止状态的材料的单纯记述和分类，而达到生气勃勃的、窥见产生过程的洞察力。所以，对规律的认识是最完善的认识，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一个过程怎样为另一个过程所制约。”

　　一切经济的第一个自然规律恰恰被杜林先生发现了。

　　 “令人惊奇的是”，亚当·斯密“不仅没有把一切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提到第一位，而且也完全没有单独加以说明，这样，他就不自觉地把那种给现代欧洲的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的力量贬为次要的角色”。这个“应当被提到第一位的基本规律是技术装备的规律，甚至可以说是对人的自然经济力进行武装的规律”。

　　杜林先生发现的这个“基本规律”如下：

　　第一条规律。“经济手段（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因发明和发现而提高。”

　　我们感到惊奇。杜林先生对付我们，完全像莫里哀作品中的诙谐家对付新贵一样，他告诉这位新贵一件新鲜事，说后者说了一辈子散文，却不知道散文是什么。⁷³发明和发现在一些情况下是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在许多情况下也不见得是这样，世界上一切专利局的大量档案废纸就是证明），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了；但是这一极为陈旧的老生常谈竟是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一说明倒要归功于杜林先生。如果经济学上和哲学上的“高度的科学性的胜利”，仅仅在于给随便一种陈词滥调加上一个响亮的名称，把它吹嘘为自然规律，甚至吹嘘为基本规律，那么科学的“更深刻的基础的奠定”和变革，实际上对任何人来说，甚至对柏林《人民报》⁹⁶的编辑部来说，都是可以做到的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以一切严格性”，以杜林先生对柏拉图的下列判决用于杜林先生自己身上：

　　“如果这样的东西应该被看做国民经济学的智慧，那么〈批判基础⁽⁸³⁾的〉作者，就可以同任何一个一般有机会思考”——甚至仅仅是随便议论——“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人共有这样的智慧了”。

　　例如，如果我们说，动物吃东西，那么我们就无意中说出了一句伟大的话；因为我们只要说，吃东西是一切动物生活的基本规律，我们就对整个动物学实行了变革。

　　第二条规律。分工：“职业的区分和活动的划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就这句话的正确方面而言，从亚当·斯密以来，这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至于这句话正确到什么程度，这将在第三编中看到。

　　第三条规律。“距离和运输是阻碍和促进生产力合作的主要原因。”### $$$第四条规律。“工业国家比农业国家具有大得无可比拟的人口容量。”### $$$第五条规律。“在经济方面，任何事情没有物质利益都是不能完成的。”

　　这就是杜林先生据以建立他的新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他仍然忠于他在哲学中已经陈述过的方法。从最无聊的陈词滥调中抽出两三个有时甚至措辞不当的不言而喻的语句，也会构成经济学的不需要证明的公理，基本原理、自然规律。在阐述这些毫无内容的规律的内容的借口下，乘机对各种题目作一番广泛的经济学的空谈，而这些题目的名称在这些所谓的规律中已经出现了，如发明、分工、运输工具、人口、利益、竞争等等。给这种空谈的平淡无奇的平庸性所加的佐料不过是神谕式的大话，有时是对于各种各样琐碎事情的曲解或自以为了不起的臆想。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地租、资本赢利和工资，由于我们在前面只研究了后两种占有形式，所以在这里，在结束时我们还要简略地研究一下杜林先生对地租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且不考虑杜林先生从他的先驱者凯里那里直接抄来的各种论点；我们不必同凯里打交道，也不必替李嘉图的关于地租的观点作辩护，而去反对凯里的曲解和胡说。我们只涉及杜林先生，他给地租下了一个定义，说地租是

　　“土地所有者本身从土地上得到的收入”。

　　杜林先生把他本来应当加以解释的地租这个经济学概念不假思索地翻译成法律词汇，我们并不因此比先前了解得更多一些。所以我们这位更深刻的基础的奠定者，无论愿意不愿意，都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探讨。他把一处田庄租给租地农场主同把一笔资本借给企业家这两件事作了对比，但是很快就发现，这种对比同其他一些对比一样，是不妥当的。因为他说：

　　 “如果要继续采用这种类比，那么租地农场主在偿付地租以后所余的赢利，应该相当于借别人的资本来经营的企业家在偿付利息以后所余的资本赢利。但是人们不习惯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做主要收入，把地租只看做余额……　下列事实就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的证明：在关于地租的学说中，人们没有特别指出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的情况，而且没有把佃金形式的地租和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而产生的地租之间的数额差别看得特别重要。至少人们不认为有必要去考虑把由于自己经营而得的地租这样加以分解：一部分仿佛代表土地的利息，而另一部分代表企业家的剩余的赢利。撇开租地农场主所用的自己的资本不谈。看来应当把租地农场主的特殊赢利大部分看做一种工资。但是，要想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某种断语是有疑虑的，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凡是涉及比较大的经营的场合，都很容易看到，问题不在于把租地农场主的独特的赢利看成工资。这种赢利本身正是建立在同农业劳动力的对立之上，只有使用这种劳动力才使这种收入成为可能。留在租地农场主手里的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此，土地所有者经营时所获得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

　　关于地租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带有英国特色的部分，这所以是这样，是因为只有在英国才存在着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地租事实上也是同利润和利息分开的。大家知道，在英国是大地产和大农业占支配地位。土地所有者把自己的土地按照大田庄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田庄的形式租给租地农场主，租地农场主拥有充裕的资本来经营土地，并不像我们的农民那样自己从事劳动，而是作为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家利用雇农和短工的劳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三个阶级，以及各阶级所特有的收入：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资本家获得利润，工人获得工资。在杜林先生看来，应当把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看做一种工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英国经济学家会这样想；对他们来说，要断定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它无疑是、显然是和确实是的那种东西，即资本利润，是没有任何疑虑的。在这里，如果有人说，租地农场主的赢利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那简直是可笑的。在英国，这个问题甚至没有提出的必要，因为问题和答复一样早已存在于事实本身之中，而且自亚当·斯密以来还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

　　杜林先生所说的土地占有者自己经营的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发生的土地占有者通过管理人经营土地的情况，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如果土地占有者也提供资本，而且由自己经营，那么他除了地租以外，还得到资本利润。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下，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根本不可能是另外的样子。如果杜林先生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并不认为有必要去考虑把由于自己经营而得的地租（应该叫做收入）加以分解，那么这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最多也只能再一次证明他自己的无知。例如：

　　 “由劳动所得的收入叫做工资；某人从使用资本而得的收入叫做利润……完全从土地得来的收入叫做地租并归土地占有者所有……　如果这几种不同种类的收入落到不同的人手里，那是很容易加以区分的；但是，如果它们落到同一个人手里，那么它们至少在日常用语中是常常被混淆的。自己经营自己的一部分土地的土地占有者，除去经营费用，应该既获得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又获得租地农场主的利润。但是，至少在习惯用语中，他往往容易把他的全部赢利叫做利润，因而混淆了地租和利润。我们的北美和西印度的种植场主大部分都是处于这种状况；他们大多数都种植自己的土地，所以我们极少听到什么种植场的地租，而常常听到的是它产生的利润……自己亲手种植园地的园艺业者，一身兼土地占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工人。所以，他的产品应该付给他土地占有者的地租，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但是所有这些通常都被称为他的劳动所得；所以在这里地租和利润就同工资相混淆了。”

　　这一段话出自亚当·斯密的著作第一卷第六章⁽⁸⁴⁾。可见，土地占有者自己经营的情况在一百年前已经被研究过了，而在这里使杜林先生感到十分苦恼的种种疑虑和不安，仅仅是出于他自己的无知。

　　最后他耍了大胆的花招来摆脱困境：

　　 租地农场主的赢利以剥削“农业劳动力”为基础，所以他的赢利显然是“一部分地租”，因而那种本来应该装入土地占有者腰包的“全部地租就减少了”。

　　从这里我们知道了两件事情。第一，租地农场主使土地占有者的地租“减少了”，所以，和人们到目前为止所设想的不同，杜林先生认为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土地占有者，而是土地占有者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这确实是“完全独特的观点”；第二，我们终于看到杜林先生把地租设想为什么；就是说，他把地租设想为在农业中剥削农业劳动而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但是，除了几个庸俗经济学家以外，在以前的经济学中这种剩余产品都被分成地租和资本利润，所以我们不能不断言，关于地租，杜林先生也“不是使用流行的概念”。

　　这样，在杜林先生看来，地租和资本赢利的区别，只在于前者产生于农业，而后者产生于工业或商业。杜林先生产生这种非批判的和混乱的观点是必然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是从“真正的历史的观点”出发的，根据这一观点，对土地的支配仅仅是借助对人的支配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只要土地是借助某种形式的奴役劳动来耕种，就会为地主产生剩余，而这种剩余正是地租，就像工业中劳动产品超出工资的剩余是资本赢利一样。

　　 “因此很清楚，在借助某种隶属形式的劳动来经营农业的地方，地租总是随时随地大规模地存在着。”

　　既然把地租说成农业中得到的全部剩余产品，杜林先生面前就出现了拦路虎：一方面是英国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另一方面是由此而来的、为整个古典经济学所承认的剩余产品之分为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因而也就是纯粹的精确的地租概念。杜林先生怎么办呢？他假装丝毫不知道农业剩余产品分为租地农场主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丝毫不知道古典经济学的整个地租理论；好像在整个经济学中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根本没有“这样明确地”被提出来过；好像这里所探讨的是一种完全没有被研究过的对象，关于这个对象，似乎除假象和种种疑虑而外，人们一无所知。在讨厌的英国，农业中的剩余产品未经任何理论学派的任何干预就被无情地分为这样的组成部分：地租和资本利润。而杜林先生就从这个讨厌的国家逃到他所热爱的、行使普鲁士邦法⁵⁸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盛行的是以完备的宗法形式经营自己的土地，“土地占有者把地租理解为自己那块土地上的收入”，而容克老爷们关于地租的见解甚至妄想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意义的见解，所以在这里，杜林先生还可以指望自己的关于地租和利润的混乱概念能够蒙混过关，甚至让人们相信他的最新发现：不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付给土地占有者，而是土地占有者把地租付给租地农场主。

十 《批判史》论述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国民经济学批判史》，看一下杜林先生自称为“完全没有先驱者”的“这一企业”。也许我们在这里最后会遇到多次许诺的终极的和最严格的科学性。

　　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

　　“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

　　确实，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⁸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上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⁸⁶⁾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因此，他有充分的权利在其引论的结尾扬扬得意地宣称：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⁹⁷。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外表的手法……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外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两者都是鞋的用途，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货币或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这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⁸⁷⁾——

　　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内”，当然是在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

　　“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

　　这大概是指《资本论》第三版第十二章第5节第369页，可是，恰恰相反，在这一节里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⁸⁸⁾——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⁸⁹⁾，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杜林先生却嗤之以鼻，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不过希腊人色诺芬提到了⁽⁹⁰⁾，杜林先生！）这样一些“界限”，

　　“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⁹¹⁾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和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5节《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⁹²⁾

　　 “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这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实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然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⁹³⁾，那么在杜林先生看来，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嫌恶”。

　　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居然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学说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问题⁽⁹⁴⁾，那么“一个叫做”杜林的“人”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鲁莽行为完全保持沉默，这自然是出于十足的不可告人的理由。

　　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25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法”（第19页）毕竟还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

　　至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⁹⁸的一章，那么最好是读“原著”，即读弗·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29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工业主义体系》。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显示出任何“博学外表”，这从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李斯特在第28章《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

　　“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

　　然后又提到

　　“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在1613年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⁹⁵⁾。

　　杜林先生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论》⁽⁹⁶⁾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1609年，即在《略论》出现前四年，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⁹⁹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主义，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以最初的形式就已经出了好几版，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充当“某种入门标牌”，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对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关于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杜林先生告诉我们说，他具有

　　 “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而且“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　“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　他“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并且他“得出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发笑”。

　　承蒙“比较认真的思想家”杜林先生留意到“一个叫做配第的人”，这是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留意他的呢？

　　配第关于

　　“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不完整的痕迹”。

　　配第的这些论点，在杜林先生的书上只提到这一句话，此外就没有了。确实是不完整的痕迹。配第在他的《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而且他还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equal labour）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作出重要的结论。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⁹⁷⁾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a natural Par），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

　　杜林先生对于配第的价值论作出了经过缜密思考的评语：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种对立见解的痕迹”；

　　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知道了事情的要点，事实上，上述作者在以前和以后都是避开了这种要点的。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各种“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努力克服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可是这样的事情在经过筛选来概括150年以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现在我们从大事情谈到小事情，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杜林先生自己同样向我们提供五种不同的价值以及同等数量的对立的见解，供任意选择。自然，“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他就不会花费这样多的力气来使他的读者脱离配第关于价值的十分清楚的见解而陷入极度的迷乱之中。

　　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解剖》一书出版之后10年，即在1682年出版（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672年，而不是杜林先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抄下来的1691年）。¹⁰⁰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甚至连书名都不提一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好为人师的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只能牢骚满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火花竟没有严整地作为现成的“公理”傲然挺立，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迸发出来。

　　杜林先生对待配第的真正经济学的著作的态度，也同样用来对待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通常所说的统计。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100年以后甚至拉瓦锡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¹⁰¹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给它极概要地规定的目的还相距很远，那么，在200年以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无所不知，就只是表现为无法粉饰的愚蠢。

　　配第的最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兴的意见，它们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过断章取义的引用，而赋予一种它们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看来杜林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当谈论洛克和诺思时），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看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须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那就是，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以被信用货币（一张纸片）所代替。⁽⁹⁸⁾而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⁹⁹⁾杜林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布阿吉尔贝尔的“转变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形态”，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

　　“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

　　“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

　　“但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第83页）

　　关于罗，杜林先生只能说出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

　　“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即“贵金属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¹⁰²

　　在回过来谈论配第以及杜林先生让他在经济学史上所起的渺小作用的时候，我们首先听一听杜林先生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向我们说了些什么。洛克的《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

　　 “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第64页）

　　现在，这个“记述”的读者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

　　 “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64页）

　　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rent of money which we call usury）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rent of land and houses）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the vanitv and fruitlessness of making civil positive law against the law of nature）⁽¹⁰⁰⁾。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调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半先令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用一盎司银铸造出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

　　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洛克从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相提并论这一点出发，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rent of stock）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和地主相对立⁽¹⁰¹⁾。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要求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厉的重商主义者——自恃高明，用一句评语把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打发过去，说它是“按自由贸易的精神”写的，这和有人在谈到哈维的时候，说他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在1691年这确是“某种奇闻”！

　　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

　　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

　　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主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出版的（其中一部分还是在17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一过程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的踪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历史记述”则干脆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这个“历史记述”从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直接跳到重农学派⁷⁴，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人口，出现了大卫·休漠。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把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

　　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¹⁰²⁾。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尽管杜林先生不知道这位范德林特，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亚当·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

　　像范德林特一样，休谟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本来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袭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总是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教导说，贸易差额的平衡是按各个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随范德林特，也误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别咄u出逼人地提到了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本论》中违反禁令，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¹⁰³⁾；关于马西，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确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可是休谟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¹⁰⁴⁾）：

　　 “毫无疑问”，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漠还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在观察时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个人的勤勉心。”⁽¹⁰⁵⁾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是描写贵金属价值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一般所说的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利润（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为一谈。因此，休谟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1页）⁽¹⁰⁶⁾。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论文《论利息》。

　　休谟明确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节，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要精确得多，较少卖弄聪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个多方面的著作家，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润”的本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

　　杜林先生教导我们：

　　 “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明显例证。

　　例如，休谟在论利息一文中开始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¹⁰⁷⁾

　　这样，休谟在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整整100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

　　“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睛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第130页）

　　说这些话的那个“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

　　而且，我们的批判的历史编纂学家对于下面这一点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惊讶：休谟在发挥了某种出色的观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样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休漠是如何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的。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丛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的错误见解，而结果越纠正越糟，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¹⁰⁸⁾

　　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是生产的第一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同样“落后”。至于杜林先生要人相信休谟在其论丛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关系”，那么只要把亚当·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龙的著作（该著作和休漠的论丛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多年了）¹⁰³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惊异地看到休谟的经济学著作的范围是多么狭窄。正如前面所说⁽¹⁰⁹⁾，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他的经济学论丛之所以能影响当时的知识界，不仅是因为卓越的表达方法，而且更多地还是因为他的论丛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丛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作一个提示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一切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这篇论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念念不忘的权威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

　　“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劳动价格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¹¹⁰⁾

　　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联系论“公债”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更觉得是这样；在那里，关于向国债债权人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遮掩的。”⁽¹¹¹⁾

　　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决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对于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别的态度。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1 000英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对这一事实作了如下的周到实用的表达：

　　“因为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做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

　　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还说道：

　　“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

　　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做”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¹⁰⁴，可是我们知道，他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辉格党¹⁰⁵寡头统治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高得多的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¹¹²⁾

　　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贝特说

　　 “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¹¹³⁾

　　杜林先生说：

　　休漠“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明得多”。

　　可是，为什么休谟在《批判史》中被捧得这样高呢？只不过是因为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荣幸地扮演了18世纪的杜林。一个叫做休谟的人可以证明

　　“整个科学部门〈经济学〉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

　　同样，休谟的先驱作用也极好地显示了这整个科学部门将保证会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完成。这位人物把仅是“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现实哲学，这位人物也和休谟一样，把

　　 “狭义的哲学的研究同国民经济的科学研究联系起来……到现在为止，这在德国是没有先例的”。

　　于是，我们看到，作为经济学家无论如何还是值得尊重的休谟，被吹嘘成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而只有到现在为止对杜林先生的“划时代”的成就还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仍然忽视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的价值。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⁷⁴在魁奈的《经济表》¹⁹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为解开这个谜，经济学的以前的批评家和历史编纂学家绞尽脑汁而毫无结果。这个表本来应该清楚地表明重农学派对一国总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观念，可是它对后世的经济学家仍然是一团模糊。在这里，杜林先生也要给我们以终极的启示。他说：

　　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对这些概念人们总是带着”摇摆的不确定性”来说明，甚至亚当·斯密也“不能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需要了。

　　杜林先生现在要永远结束这种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可是他用整整五页的篇幅来愚弄读者，在这五页上，使用各种夸张言辞，不断重复，有意搅乱，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即关于魁奈的“主导概念”，杜林先生所能告诉我们的，未必多于他不断警告读者去反对的那些“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这个引论上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甚至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经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但接着就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反思中。如果说这种区别“不能在魁奈的观念中现成地找到”，那么一旦杜林先生从他的冗长的引论上的“耗费”转到异常短命的“成果”上来，即对《经济表》本身的说明上来，他倒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这种区别的光辉范例，现在让我们引证他认为围绕魁奈的经济表应该告诉我们的一切，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证这一切。

　　在“耗费”上，杜林先生说道：

　　“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他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运用的是“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我们在本文中读到：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　但是他只计算价值额，而且一开始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

　　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知道：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扣除了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纯产品〉。”

　　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开始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

　　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各类产品作为“自然对象”出现，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¹¹⁴⁾

　　在如此“耗费”之后终于有了“成果”。听一听就会感到吃惊：

　　“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在经济的循环〈经济表中所显示的〉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自己承认，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在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进行纵横跳跃、耍了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之后——而这一切只是准备让我们去听取关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的有力说明——，在经过所有这一切之后，杜林先生终于羞愧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既然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这个在他驰骋重农学派国度时骑在他背上的贺拉斯式的黑暗的烦恼⁽¹¹⁵⁾，我们的这位“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六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相交的线中”，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等等，

　　因为杜林先生自己承认，尽管这些线很简单，他还是不懂，所以他就不得不以他惯用的手法去怀疑它们。现在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给予这个讨厌的经济表以致命的打击了：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等等。

　　就是说，他自己不得不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以及其中的纯产品所起的“作用”——杜林先生就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读者不至于像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我们作以下的简短说明：

　　大家知道，重农学派把社会分成三个阶级：（一）生产阶级，即真正从事农业的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生产阶级，是因为他们的劳动提供剩余——地租。（二）占有这种剩余的阶级，包括土地占有者和依附于他们的家仆，君主以及所有由国家付给薪俸的官吏，最后还有以什一税⁹³占有着这一特殊身份出现的教会。为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第一个阶级简称为“租地农场主”，把第二个阶级简称为“土地所有者”。（三）从事工商业的或sterile（不结果实的）阶级，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不结果实的，是因为从重农学派的观点看来，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原料中所加上的价值，只是等于他们在生产阶级供给他们的生活资料上消费掉的价值。魁奈的《经济表》就是要通过图解来清楚地说明：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每年的总产品。怎样在这三个阶级之间流通，怎样为每年的再生产服务。

　　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大农业（在魁奈那个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第、法兰西岛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整个生产的（从事农业的）阶级，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全体租地农场主共计拥有创业资本或总财产100亿利弗尔，其中五分之一，即20亿，是每年应被补偿的经营资本，这种计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租地农场为标准的。

　　另外的前提是：（一）为简单起见，采用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二）在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任何流通都排除在外。而只考虑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流通；（三）在生产年度内阶级与阶级间所进行的一切买卖，都合算成一个总数。最后应该记住，在魁奈那个时代，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民家庭自身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必需品，所以在这里，它作为农业的当然附属物被当做前提了。

　　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因此，这种总产品列在表的最上端），或一个国家（在这里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这个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50亿利弗尔，这个数额依据当时可能的统计估算，大致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疽。正是这种情形，而不是别种情形，才使魁奈在经济表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运用50亿的数目，而不是5个图尔利弗尔¹⁰⁶。

　　这样，价值50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固定价格和既定规模的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因为正如已经指出的，任何在每一个阶级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

　　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额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三分之二，即20亿。为什么只有这20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的项目下，马上就会看到。

　　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50亿，其中30亿进入一般的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全国的“储金”，即20亿现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在1759年这个新的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一定次数的支付即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无论如何是经济表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行为，其中每一种行为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占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20亿数额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个数额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额，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额（由于支付是不断以零星数额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20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

　　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可以见到。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亿地租的七分之四，七分之二归政府，七分之一归什一税的收取者。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

　　“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10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机器等等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工业生产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把原料转化为工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它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不结果实的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业的全部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种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前提是：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结果实的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10亿的原料，转化为价值20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这个转变时期中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这里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结果实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么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结果实的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还企图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实际价值要高，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它的生产的全部价值算在这些商品上面的。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在表上引起任何变化，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不结果实的阶级的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

　　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

　　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30亿的全部农产品和20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20亿地租的权力。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品。仅仅在这三个阶级之中的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重农学派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则称为完全的流通。

　　现在来谈《经济表》本身。

　　第一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

　　魁奈在他的《经济表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二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一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至少极大部分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护和改良土地以及扩大耕种”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法”，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尽心管理并出资维护他们的世袭财产”⁽¹¹⁶⁾，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 toncières，即支出一笔费用，以准备土地并给租地农场配备一切设施，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第二种（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

　　第三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相应货币价值的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亿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这样，“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这个大谜，也就解开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过程开始的时候，生产阶级手中握有30亿的剩余。其中只有20亿作为纯产品以地租的形式付给土地所有者。剩余中的另外10亿，成为租地农场主整个创业资本的利息，对100亿来说，就是10%的利息。这种利息，他们——请注意——不是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以实物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同等价值的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

　　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把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魁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做一年中必要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做防止意外事故的后备基金，最后，在可能范围内，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整个过程确实是”相当简单的”，投入流通的有：租地农场主拿来交租的20亿货币，以及30亿的产品，其中三分之二是生活资料，三分之一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的20亿的工业品。在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人员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不结果实的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现在让读者来赞赏杜林先生的”真正批判的”、比起“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如此无限优越的说明吧！他接连五次神秘地告诫我们说，魁奈在其《经济表》中仅仅运用货币价值（而且这是不真实的）是多么令人可疑；在这以后，他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那么”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表这种对于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度再生产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说明，非常准确地回答了这种纯产品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究竟成了什么这一问题。因此，“神秘主义”以及“混乱和任性”，又只是杜林先生才独自拥有的，是他的重农学派研究的“最可怀疑的方面”和唯一的“纯产品”。

　　杜林先生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教导我们说：

　　“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¹⁰⁷

　　但是，米拉波按其经济学观点来说实质上是重农学派。他在1789年的制宪议会¹⁰⁸上是第一个经济学权威，这次制宪议会在其经济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农学派原理从理论变成了实际，特别是对土地占有者“没有回报”而占有的纯产品即地租还征收了重税，而这一切对于“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是不存在的。

　　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销了，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同样，又大笔一挥，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¹¹⁷⁾，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经久地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没有看到片语只字。可是，对于斯图亚特，杜林先生却把自己的词典中最恶毒的谩骂的言辞都搬出来了，而且还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教授”。可惜，这种怀疑完全是凭空而生的。实际上，斯图亚特是苏格兰的大土地占有者，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逐出英国。他长期在大陆居住，并且游历大陆各地，所以熟悉各国的经济状况。

　　总而言之，根据《批判史》，以前一切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由于他们可以充当杜林先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奠定更深刻基础的工作的“萌芽”，或者由于他们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衬托杜林先生的奠基工作。可是在经济学中还存在着一些英雄，他们不仅是“奠定更深刻基础”的工作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奠基工作——像杜林先生在自然哲学中所提示的那样——不必由此“发展”，而只要直接加以“组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⁹⁸吹嘘成为“较有力”的词句；其次是凯里，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质：

　　 “李嘉图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其结果是挑动阶级之间的仇恨……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手册”⁽¹¹⁸⁾；

　　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糊涂人麦克劳德。

　　因此，凡是想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研究政治经济学史的人，与其依靠杜林先生的“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还不如去熟悉“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的“白水似的作品”、“老生常谈”和“施给乞丐的稀汤”⁽¹¹⁹⁾，这样做也许可靠得多。

　　我们分析了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自造的体系”，最终得到了什么结果呢？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切豪言壮语和更加伟大的诺言之后，我们也像在“哲学”上一样受了骗。从价值论这块“经济学体系的纯洁性的试金石”得出的结果是：杜林先生把价值理解为五种完全不同的、彼此直接矛盾的东西，所以最多也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此大吹大擂地来宣告的“一切经济的自然规律”，原来全都是众所周知的老生常谈，而且往往是理解得极差的、最糟糕的老生常谈。自造的体系关于经济事实向我们提供的唯一解释是：这些事实是“暴力”的结果，这是几千年来一切国家的庸人在遭遇到一切不幸时聊以自慰的词句，在读了这些以后，我们丝毫没有比未读以前知道得多一些。杜林先生不去研究这种暴力的起源和作用，而只叫我们感恩戴德地安于”暴力”这个字眼，把它当做一切经济现象的终极原因和最后说明。在他被迫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对劳动的剥削时，他最先把这一剥削笼统地说成是以课税和加价为基础，在这里他完全窃取了蒲鲁东的“预征税”（prélèvement）观点⁽¹²⁰⁾，以后又用马克思关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理论来具体地解释这种剥削。这样，他一口气把二者都抄袭下来，并做到了把两个完全矛盾的观点巧妙地调和起来。他在哲学上觉得对黑格尔骂得不够，但同时又不断剽窃黑格尔的思想并把它庸俗化，同样，他在《批判史》上对马克思的最放肆毁谤，也只是为了遮掩这一事实：在《教程》中关于资本和劳动的一切稍微合理的东西，同样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了的剽窃。在《教程》中，作者把“大土地占有者”放在文明民族的历史的开端，而对于真正是全部历史出发点的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则一无所知——这种在今天看来几乎是难以理解的无知，几乎又被《批判史》中以“历史眼光的广博远大”自诩的无知所超越，关于这种无知，我们在上面只举出几个惊人的例子。一句话：最初为自我吹嘘、大吹大擂、许下一个胜似一个的诺言付出了巨大的“耗费”，而后来的“成果”却等于零。

脚　　注

(44) 这一说法出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的第一首。——编者注
(45) 见本卷第19—20页。——编者注
(46) 本编中提到的杜林著作的页码，除第十章外，均为《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的页码。——编者注
(47) “完成”的德文是“ausmachen”，也有“熄灭”的意思。——编者注
(48) 见本卷第102—109页。——编者注
(49)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2页。——编者注
(50) 见欧·杜林《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1868年柏林版第5页。——编者注
(51) 指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编者注
(52) 指奥·梯叶里、弗·基佐、弗·米涅和阿·梯也尔。——编者注
(53) 参看格·汉森《特里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年柏林版。——编者注
(54)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73—674页。——编者注
(55) 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最初的手稿中，关于以下六段文字的内容有更详尽的论述，后来恩格斯把这些论述抽出来，冠以《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1700—1870年》的标题，见本卷第380—386页。——编者注
(56) 指1866年的普奥战争。——编者注
(57) 在普鲁士总参谋部内，人们都已经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总参谋部的上尉麦克斯·耶恩斯先生在一个学术报告中指出：“军事的基础首先就是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1876年4月20日《科隆日报》第3版）⁸⁴
(58) 德国1公担等于50千克。——编者注
(59) 恩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大工业供给海战的最新产品自动鱼雷的完善化，看来会造成这一结果：最小的鱼雷艇因此会比威力最大的装甲舰厉害。”
　　在《反杜林论》1894年第3版中，恩格斯在原注文之后又加了一句话，“此外，请读者记住，上述文字是在1878年写的。”——编者注
(60) 见海涅《科贝斯第一》。——编者注
(61) 参看普林尼《博物志》第18卷第35章。——编者注
(62) 即《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63) 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
(64)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61页。——编者注
(65) 见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第2页。——编者注
(66)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l页。——编者注
(67)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8页。——编者注
(68)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8页脚注（15）。——编者注
(6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71—172页。——编者注
(70)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0页。——编者注
(71)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4—195页。——编者注
(72)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8页。——编者注
(7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97页。——编者注
(74)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2页。——编者注
(75)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39—240页脚注（22）。——编者注
(7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54页。——编者注
(77) 同上，第598页。——编者注
(78) 同上，第651—652页。——编者注
(79)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68页。——编者注
(80)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72页。——编者注
(81) 甚至这个词也不是他提出来的。洛贝尔图斯说（《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信第59页）：“根据这一〈他的〉理论，租金不是靠自己的劳动，而是完全依靠某种财产获得的全部收入。”⁹⁵
(82)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94—598页。——编者注
(83) 欧·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1866年柏林版。——编者注
(84)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48年阿伯丁—伦敦版。——编者注
(85)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页。——编者注
(86)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页。——编者注
(8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编者注
(88)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425页。——编者注
(89)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编者注
(90) 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821年莱比锡版第8册第2章。——编者注
(91) 参看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卷第85—86页。——编者注
(9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54—859页。——编者注
(93)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8—10章。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11 — 512、532页和第44卷第178、192页。——编者注
(94) 参看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编者注
(95) 见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版第1卷第401、456页。——编者注
(96) 安·塞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编者注
(97) 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5页。——编者注
(98) 参看皮·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6—398页。——编者注
(99) 参看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523—541页。——编者注
(100) 参看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9页。——编者注
(101) 参看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编者注
(102) 指大·休谟《政治论丛》1752年爱丁堡版。马克思所用的版本是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79年都柏林版，《政治论丛》是该两卷集第1卷的第2部分。——编者注
(103)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46、588页。——编者注
(104) 参看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编者注
(105)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04页。——编者注
(106)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107)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3页。——编者注
(108)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4页。——编者注
(109) “正如前面所说”是指从“可是，为什么休谟……”开始到“……如此顽强地闭口不谈的忌妒心，才能到现在为止仍然忽视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的价值”为止的两段话（见本卷第257—258页）。这两段话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是接在“大卫·休谟”的后面（见本卷第250页第11行）。恩格斯在为第三版变动正文的顺序时，保留了“正如前面所说”这几个字，未作相应的修改。——编者注
(110)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67页。——编者注
(111)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79页。——编者注
(112) 见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编者注
(113) 见威·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第58、68页。——编者注
(114) 参看尼·勃多《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22—867页。——编者注
(115) 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册第1篇。——编者注
(116) 见《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编者注
(117) 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编者注
(118) 见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75页。——编者注
(119)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
(120) 参看皮·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编者注

注　　释

2 恩格斯的这一说法出自席勒的剧本《唐·卡洛斯》第1幕第9场的一段话：
　　“我再也无所畏惧了，因为和你手挽着手
　　我就可以向当代挑战。”——163。
19 《经济表》是重农学派创始人弗·魁奈关于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说明，1758年在凡尔赛以小册子形式首次发表，后来多次修改。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374—415页）、在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写的初稿中（见本卷第415—427、431—436页），对《经济表》作了详细评述。马克思的评述主要依据魁奈的著作《经济表分析》（载于欧·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并参考了尼·勃多的《经济表说明》。——258。
52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修会之一，以对抗宗教改革运动为宗旨。耶稣会会士以各种形式渗入社会各阶层进行活动，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在欧洲声誉不佳。——218。
53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是一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由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引起，是欧洲国家集团之间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德国是战争的主要场所，是战争参加者进行军事掠夺和侵略的对象。
　　三十年战争分为四个时期：捷克时期（1618—1624年）、丹麦时期（1620一1629年）、瑞典时期（1630—1635年）以及法国瑞典时期（1635—1648年）。
　　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缔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和约的签订加深了德国政治上的分裂。——193。
58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237。
67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改这一著作的卷册划分计划。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的计划是：《资本论》的四册手稿分三卷出版，第一册为第一卷，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第四册即第三卷为理论史（见《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224。
73 这一典故出自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2幕第4场。剧中人茹尔丹对他的哲学教师说：“您瞧！40多年来我一直用散文讲话，却不知道散文为何物！我衷心地感谢您，是您让我明白了这一点。”——232。
74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见注98），主张经济自由，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158、250、258。
75 爬虫报刊是指得到政府资助的反动报刊。1869年1月30日奥·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但是后来这一用语却恰好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卖身投靠政府并为其效劳的记者。俾斯麦本人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德国广为流传的事实。——162。
76 千年王国是基督教用语，指世界末日到来之前，基督将再次降临，在人间为王统治一千年，届时魔鬼将暂时被捆锁，福音将传遍世界。此语常被用来象征理想中的公正平等、富裕繁荣的太平盛世。——165。
77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了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奥·威·施勒格尔的德译本）前篇第2幕第4场中福斯泰夫的话：“即使论据像乌莓子一样便宜，我也不会在人家的强迫之下给他一个论据。”——167。
78 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德文原文是Haupt - und Slaatsaktion，其原意是“大型政治历史剧”，指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巡回剧团演出的戏剧。这些戏剧用夸张的、粗俗的和笑剧的方式展现悲剧性的历史事件。——167。
79 恩格斯的这些材料引自恩·库尔齐乌斯的《希腊史》1869年柏林第3版第2卷第48、731页。大约在1876年3月底至5月底，恩格斯对该书全三卷曾作过大量摘录。——169。
80 法国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以阿·梯也尔和茹·法夫尔为一方，奥·俾斯麦为另一方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法德初步和约。按照初步和约，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东部割让给德国，并于1871——1873午向德国缴付50亿法郎的赔款；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国军队继续占领法国的部分领土。正式和约于1871年5月10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签订。——175。
81 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是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1781年10月，英军主力被击溃，被迫在弗吉尼亚的约克镇投降。交战双方最终于1783年9月签订了巴黎和约。——176。
82 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已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尚在规定的预备期限内年龄较大的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普鲁士后备军在1813——1814年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以民团的形式组建的。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受命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178。
83 在1870年8月18日圣普里瓦会战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取得了对法国莱茵军团的胜利。在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又称格拉沃洛特会战。
　　这里所引用的关于普鲁士近卫军伤亡的材料，很可能是恩格斯在研究普军总参谋部战史处编纂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正史的材料时得到的、见《1870—1871年普法战争》1875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2卷。——178。
84 麦·耶恩斯的报告《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载于1876年4月18、20、22、25日《科隆日报》第108。110、112、115号。——180。
85 克里木战争是1853 ——1856年俄国对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发生冲突而引起的、故又称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中俄国的惨败重挫了沙皇俄国独占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的野心，同时加剧了俄国国内封建制度的危机。这场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告结束。——180。
86 杜林把自己的“辩证法”称做“自然的辩证法”，以便区别于黑格尔的”非自然的”辩证法。见杜林《自然的辩证法。科学的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1865年柏林版。——184。
87 格·路·毛勒研究中世纪德国的土地制度、城市制度和国家制度以及马尔克的经济社会作用的著作共12卷。这些著作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在第一、二、四部著作中、毛勒对德国马尔克制度作了专门研究。——184。
88 恩格斯讽刺性地改变了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称号。德国一小邦罗伊斯幼系的两个领主之一亨利希七十二世的称号是罗伊斯——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格赖茨是罗伊斯长系（罗伊斯—格赖茨）公国的首都。施莱茨是罗伊斯幼系另一领主（罗伊斯—施莱茨）的领地、它不属于亨利希七十二世。——185。
89 引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普鲁士军队的新年文告（1849年1月1日）。1849年以来、这一用语就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被用来表示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国主义行为。对这一文告的批判，见马克思1849年1月8日写的文章《新年贺词》。——192。
90 指欧几里得的著作《几何原本》（共13册），这一著作阐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数学原理。——195。
91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第一节中，对斐·拉萨尔的口号“全部的”或“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了详尽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8—23页）。——211。
92 这里套用了罗马剧作家忒伦底乌斯的喜剧《兄弟》第5幕第3场中的一句话。——218。
93 什一税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捐税，由天主教会向居民征收其收成或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一。通常情况下，是对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对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18世纪末至19世纪什一税逐渐被废除。——222、261。
94 根据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下半年，以色列统帅约书亚的军队围攻耶利哥城时，约书亚令自己的士兵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并随号角声一齐大声呼喊，从而使久攻不破的城墙应声倒塌（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225。
95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乐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第59页。——230。
96 《人民报》是德国的民主振日报，1853年4月9日起在柏林出版。恩格斯在1860年9月1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批评这家报纸散发着”令人厌烦的胡言乱语和自作聪明的鄙俗言论的恶臭”。——232。
97 这里套用了麦·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名。参看注54。——239。
98 重商主义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入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242、269。
99 托马斯·曼《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21年伦敦版。目前尚未找到1609年的版本，1621年版可能就是第一版。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接受了约·拉·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观点，马克思曾多次摘录这本书。——243。
100 威·配第的著作《货币略论》于1682年写成，1695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用的是1760年的版本。
　　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写于1672年，1691年在伦敦出版。——245。
101 参看法国化学家安·洛·拉瓦锡的经济学著作《论法兰西王国的土地财富》（1791年巴黎版）和《试论巴黎的人口，财富和消费》，以及拉瓦锡和法国数学家约·路·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术试论》1791年巴黎版）。马克思使用的上述著作，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集》（附欧·德尔和古·德·莫利纳里编写的作者传略、评注和注解）1847年巴黎版第1卷第575——620页。——246。
102 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约翰·罗曾经提出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增加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把这一主张付诸实施，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硬币，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到了1720年国家银行倒闭，“罗氏体系”彻底破产。——247。
103 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出版于1755年，而不是1752年。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中提到了康替龙的这部著作。——255。
104 恩格斯在这里讽喻的是发生在杜林和海·瓦盖纳之间的一场著作权诉讼。1866年，俾斯麦通过自己的顾问瓦盖纳委托杜林起草致普鲁士政府关于工人问题的条陈。宣扬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杜林，接受了委托并写出条陈。但是，1867年，这一文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就发表了。起初是匿名发表，后来是瓦盖纳冒充作者署名发表。于是杜林对瓦盖纳提起诉讼，控告他侵犯著作权。1868年，杜林胜诉。在这一事件引起轰动的时候，杜林出版了小册子《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256。
105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拥有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见注156）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见注150）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的位置。——256。
106 图尔利弗尔是因图尔城而得名的法国货币单位；从1740年起，1图尔利弗尔相当于1法郎，1795年，这种货币为法郎所代替。——262。
107 这里讽刺杜林完全不懂得雅·杜尔哥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完善了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并超越了它的认识界限。杜尔哥在担任法国财政总监时期，力图改革封建专制主义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于1776年初颁布了取消徭役制度、废除行会等六个法令，并试图对地租实行单一税。杜尔哥的措施遭到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他最终被免职，马克思认为杜尔哥“试图施行后来法国革命也采取的一些措施”，称他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42、415页）。——268。
108 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一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立宪君主派在议会中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268。

第三编 社会主义

一 历史

　　我们在《引论》里⁽¹²¹⁾已经看到，为革命做了准备的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认为，应当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应当无情地铲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²¹在恐怖时代¹¹⁰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恐怖时代，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¹¹¹，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调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犯罪现象一年比一年增多。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¹²²⁾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大量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就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¹²³⁾；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¹²⁴⁾，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罗伯特·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¹¹²的管理工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在英国刚刚兴起的大工业，在法国还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前后，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开始形成，那么，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它表现为一个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的受压迫的受苦的等级。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这一点己经弄清，我们不再花费时间去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杜林之流的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去宣扬自己的清醒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人人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他向他们高声说道：

　　“看吧，当你们的伙伴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¹²⁵⁾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政治将完全溶化在经济中。¹¹³如果说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那么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高明的是：在1814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1815年百日战争期间，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其次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¹¹⁴在1815年向法国人鼓吹去和滑铁卢会战¹¹⁵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比起向德国的教授们宣布进行一场舌战⁸，当然是需要有更多一点勇气的，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发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所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么，我們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的、但并不因此就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预言者和革命后得到利益的奉承者所说的话。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启蒙学者关于只应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绘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欺诈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习气。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¹¹⁶但是，傅立叶最了不起的地方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他指出：

　　 “这种文明制度使野蛮时代每一个以简单方式犯下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¹²⁶⁾

　　文明时代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¹²⁷⁾，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历史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所以，比如说，

　　“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¹²⁸⁾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郡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¹²⁹⁾，而且他还把这种考察方法运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把地球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自然科学一样，傅立叶把人类将来会走向灭亡的思想引入历史研究。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使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发生了革命。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转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越来越迅速地分化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29岁的厂主作为改革家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他的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500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年到1829年间，他按照同样的精神以股东兼经理的身份管理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只是在行动上更加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2 500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官、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蟯中，特别是让成长中的一代受到精心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满一周岁以后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几乎领不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13—14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工人只劳动10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一直给企业主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欧文对这一切并不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良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允许进行自由的生命活动了。

　　“可是，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 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本来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5%的创业资本利息以外，还得到30万英镑（600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种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¹³⁰⁾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到目前为止仅仅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商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面向实际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年度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¹³¹⁾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对各种技术上的细节，都作了非常内行的规划，以致他的社会改革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尊敬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革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官方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方社会，报刊对他实行沉默抵制，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30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进步，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经过他五年的努力，在1819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妇女和儿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¹¹⁷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工会大联盟。¹¹⁸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¹¹⁹，即借助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来交换劳动产品的机构；这种机构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¹²⁰，而它和后者不同的是，它并没有被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万灵药方，而只是被描写为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这些就是至上的杜林先生从他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高度以轻蔑的态度鄙视的人，关于这种轻蔑的态度我们已经在引论中举出了几个例子。这种轻蔑态度从某一方面看来，也不是没有自身的充分理由的：它本质上是来源于对三个空想主义者的著作的真正惊人的无知。例如关于圣西门，他说：

　　 “他的基本思想本质上是中肯的，而且除去一些片面性以外，在今天还能给真正的创造以指导性的推动。”

　　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像真有圣西门的几部著作在手边，我们在有关的27页中去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像以前寻找魁奈的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是白费力气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

　　“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夸张的幻想，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些描绘得像小说中的情节一样的关于未来的幻想，而这对于确证杜林先生无限地优越于傅立叶，要比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地批判现实状态”确实“重要得多”。附带地！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这正像说杜林先生仅仅“附带地”宣布杜林先生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至于论述罗伯特，欧文的12页，那么杜林先生在这里应用的资料绝对没有别的，而只有庸人萨金特写的蹩脚的传记⁽¹³²⁾这位先生同样不知道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作⁽¹³³⁾。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胆地断言，在欧文那里“不能假定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当然，如果杜林先生手头哪怕仅仅有过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那么他就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正如欧文经常补充说明的，平等是按年龄的大小来说的）的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作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但是，如果像杜林先生一样，把“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界的代表者的原著的直接研究”局限于只看看标题或最多还看看少数著作中的提要，那么确实只会作出这种愚蠢的和纯粹杜撰的断语。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¹²¹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五年（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以前参加了这种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但是，关于这一切以及1836—1850年间欧文的活动，萨金特毫无所知，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历史记述”也就陷入了漆黑一团的无知之中。杜林先生把欧文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但是，当这位杜林先生向我们讲授他连标题和提要几乎都没有看过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时，我们千万可别说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因为这出自我们之口就叫做“谩骂”。

　　我们已经看到，空想主义者之所以是空想主义者，正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头脑中构想出新社会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在旧社会本身中还没有普遍地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求助于理性来构想自己的新建筑的基本特征，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同时代的历史。但是，如果说在他们出现以后差不多80年的今天，杜林先生登上舞台，要从他的至上的头脑中，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想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而不是根据现有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材料，不是作为这些材料的必然结果来阐述这个体系，那么，到处嗅出模仿者的杜林先生本人则只不过是空想主义者的模仿者，最新的空想主义者。他把伟大的空想主义者称为“社会炼金术士”。就算是这样吧，炼金术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但是从那时以来，大工业已经把潜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发展为如此明显的对立，以致这种生产方式的日益迫近的崩溃可说是用手就可以触摸到了；只有采用同生产力的现在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产力本身才能保存并进一步发展；由以往的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并在日益尖锐的对立中不断再生产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遍及一切文明国家并且日益剧烈；而且人们也已经了解这种历史的联系，了解由于这种联系而成为必然的社会改造的条件，了解同样由这种联系所决定的这种改造的基本特征。如果说杜林先生现在不是根据现有的经济材料，而是从自己至上的脑袋中硬造出一种新的空想的社会制度，那么，他就不仅仅是在从事简单的“社会炼金术”了。他的行为倒像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在现代化学的各种规律被发现和确立以后，还想恢复旧的炼金术，并想利用原子量、分子式、原子价、晶体学、光谱分析，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发现——哲人之石。

二 理论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¹³⁴⁾的日益觉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兆，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么，照此看来，现代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占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的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它的种种限制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存在于事实中，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上的反映。

　　那么，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之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的即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域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担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怎样从15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篇⁽¹³⁵⁾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械织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种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在整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量；采用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不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人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在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中，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仍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別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按社会化方式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社会化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¹³⁶⁾。赋予新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辅助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几亩土地，不得已时单靠这些土地也能生活。行会条例是要使今天的帮工明天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辅助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离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控制。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个人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出现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到底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而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社会联系的唯一继续存在的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对各个生产者发生作用。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发现。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为自己开辟道路。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交纳实物贡赋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¹³⁷⁾，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单个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在哪里控制了手工业，就把那里的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¹²²。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中。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更确切地说，运动沿螺线行进，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止境地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命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增加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么，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造成一批超过资本雇工的平均需要的，可供支配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1845年就这样称呼他们⁽¹³⁸⁾）；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供随意支配，而由于随后必然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同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¹³⁹⁾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正常条件的剥夺⁽¹⁴⁰⁾；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成了另一部分人失业的前提，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¹⁴¹⁾而期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另一种产品分配，那就等于要求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在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而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況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在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多血症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¹⁴²⁾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¹⁴³⁾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要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向股份公司的转变，还是向国家财产的转变，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质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质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¹²⁴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这些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

　　但是，如果说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的存在，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为时代错乱，成为过时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来说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它自己的而又无法加以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¹⁴⁴⁾。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三 生产

　　看了上述的一切以后，读者得知上一章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根本不合杜林先生的胃口，是不会感到奇怪的。相反，杜林先生一定会把这种论述扔到堆放一切废弃物的深坑中去，扔到“历史幻想和逻辑幻想的杂种”、“荒谬的观念”、“混乱的模糊观念”等等那一堆东西中去。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根本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不是粗糙物质的、单纯为了喂饱肚子的现代经济条件的产物。他的货色要好得多。他的社会主义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

　　它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植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中，

　　如果说他不得不留意以前的罪恶历史所造成的既存状况，以便加以改善，那么这宁可看做是纯粹的公平原则的不幸。杜林先生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正如创造其他一切一样，是通过他的著名的两个男人进行的。这两个傀儡不是像过去那样扮演主人和奴隶的角色，这次变换了角色，这两个傀儡上演了一出表现权利平等的戏——于是杜林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就奠定了。

　　因此，不言而喻，在杜林先生看来，周期性的工业危机，决不具有像我们认为它们应该具有的那样的历史意义。

　　 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理由。用生产过剩解释危机的这一“通常的方法”，决不能满足他对问题的“更确切的理解”。诚然，对“特殊领域中的特殊危机”来说，这样的解释方法“也许是可行的”。例如，“适于大量销售的著作，突然宣布可以自由翻印，于是它们就充斥于书籍市场”。

　　诚然，杜林先生尽可以高枕无忧：他的不朽的著作是永远不会引起这样的世界不幸的。

　　 但是，对巨大的危机来说，“储存和销售之间的鸿沟最后竟大得如此惊人”，这不是因为生产过剩，而是”因为人民消费的落后……　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不足……　因为人民需求〈！〉，在它的自然增长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而他还为他的这种危机理论幸运地找到了一个信徒呢。

　　但是，遗憾的是，群众的消费不足，他们的消费仅仅限于维持生活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现象。自从有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来，这种现象就存在着。即使在群众的状况特别好的历史时期，例如在15世纪的英国，群众的消费仍然是不足的。他们远没有能支配自己的全部年产品来用于消费。因此，如果说消费不足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由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爆发于危机中的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最近50年来才变得明显，那么，只有具备杜林先生的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浅薄见解，才能够不是去用生产过剩这种新的现象，而是用存在了几千年的消费不足这一老现象来解释新的冲突。这就像在数学上不从变数发生了变化这一事实，而从常数没有发生变化这一事实去解释一个常数和一个变数之间的关系的变化一样。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造成危机。因此，群众的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但是，群众的消费不足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

　　杜林先生关于世界市场的观念是非常奇特的。我们已经看到，他怎样以真正德国著作家的身份力图用想象的莱比锡书籍市场上的危机来说明真正的工业上的特殊危机，用杯水风暴来说明海上风暴。他进一步地想象，

　　目前的企业家的生产不得不“主要地在有产阶级自身的圈子里寻找它的销路”，

　　这并不妨碍他在仅仅16页后就按人所共知的做法把制铁工业和棉纺织工业看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现代工业，而正是这两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只有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在有产阶级的圈子里被消费。它们比其他任何产品都更多地为群众所消费。在他那里，不管我们怎么看，能见到的都只不过是空洞的矛盾百出的胡说。我们就举棉纺织工业中的一个例子吧。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奥尔德姆——这是分布在曼彻斯特周围、经营棉纺织工业、各拥有5万—10万人口的十几个城市之一——仅在这一个城市里，从1872年到1875年的四年当中，单单纺32支纱的纱锭，就从250万增加到500万，就是说，在英国一个中等城市纺一种纱的纱锭数就达到了整个德国（包括阿尔萨斯）的棉纺织工业所拥有的纱锭总数。如果注意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棉纺织工业的其他部门和地区也获得了差不多同样规模的发展，那么只有蛮不讲理的人才会用英国群众的消费不足，而不用英国棉纺织厂主的生产过剩，来解释目前棉纱和棉布的普遍滞销。⁽¹⁴⁵⁾

　　够了。同那些对经济学无知到竟把莱比锡的普通书籍市场当做现代工业意义上的市场的人，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论的。所以，我们只是指出，关于危机，杜林先生在以后的论述中仅仅能够告诉我们说：

　　 这只不过是“过度紧张和松弛之间的一场寻常的游戏”，过度的投机”不仅仅是由于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而引起的”，而且“个别企业家的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也应该算做造成供给过剩的原因”。

　　那么“造成”急躁和个人考虑不周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无计划性，这种无计划性表现在私人企业的无计划的积累上。把经济事实变成道德菲难，并认为这样做就是发现了新的原因，这也正是过度的“急躁”。

　　关于危机的问题，我们就此结束。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危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它作为这一生产方式本身的危机、作为社会变革的强制手段的意义，因此，我们就不必多费口舌来批驳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的浅薄之见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积极的创造，看看他的“社会的自然体系”。

　　这一建立在“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上、因而对讨厌的物质事实不屑一顾的体系，是由经济公社的联邦组成的，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

　　“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

　　经济公社本身首先是

　　 “具有人类历史意义的广泛的模式”，远远地超越例如一个叫做马克思的人的”陷入迷途的不彻底性”。它是“人们的共同体，这些人由支配一个区域的土地和一批生产企业的公共权利相互联合起来，共同活动，共同分配收入”，公共权利是“对自然界和生产设备的纯粹公共的关系意义上的……对物的权利”。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未来的经济公社的法学家去伤脑筋吧，我们在这方面不打算作任何的尝试。我们只是得知，

　　 这种公共权利和“工人社团的团体所有制”决不是一回事。后者似乎不排除相互竞争，甚至不排除雇工剥削。

　　然后他顺便说道：

　　 在马克思那里也可以看到的“公共所有制”的观念，“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因为这个关于未来的观念，总是具有这样的外貌，好像它只是指工人团体的团体所有制”。

　　这又是杜林先生所惯用的许多偷梁换柱的“卑鄙手法”之一，“对于这些手法的庸俗的特性〈像他自己所说的〉只有无耻这个粗俗的词才完全适用”；这是凭空捏造的假话，正和杜林先生的另一个虚构一样，这个虚构是：“公共所有制”，在马克思看来，是“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

　　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某一经济公社对自己的劳动资料的公共的权利，至少对任何其他经济公社，以至于对社会和国家来说，是排他性的所有权。

　　 但是，这一权利不应该使自己”和外界……相隔绝，因为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存在着根据一定的法律和行政规范规定的迁徙自由和接受新社员的必要性……就好像……现在人们从属于某一政治组织和参与村镇的经济事务一样”。

　　因此，将出现富裕的和贫穷的经济公社，它们之间的平衡是通过居民脱离贫穷的公社挤入富裕的公社的方法来实现的。因此，杜林先生虽然想通过全国性的商业组织来消除各个公社之间在产品上的竞争，但是他却听任生产者方面的竞争安然存在下去。物被置于竞争之外，而人仍旧要服从于竞争。

　　但是，我们由此还远不清楚什么是“公共的权利”。两页之后，杜林先生向我们宣布：

　　 商业公社扩展得”首先像政治社会领域一样地广大，这个领域的成员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权利主体，并且由于这种身份而支配着整个土地、住宅和生产设备”。

　　可见，具有支配权的终究不是个别公社，而是整个民族。“公共权利”、“对物的权利”、“对自然界的公共的关系”等等，不仅“至少是不清楚的和可疑的”，而且简直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权利实际上——至少当每一单个经济公社同样是权利主体的时候——是“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有制”，因此，这后一个“模糊的杂种”，又只有在杜林先生本人那里才会遇到。

　　无论如何，经济公社是为了生产来支配自己的劳动资料的。这种生产是怎样进行的呢？根据我们在杜林先生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来判断，这种生产是完全依照从前的样式进行的，只是公社代替了资本家而已。顶多我们还看到，只是现在每个人才能自由地选择职业并具有同等的劳动义务。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一方面是社会内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一单个生产机构内部的分工。杜林的“共同社会”是怎样看待分工的呢？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照杜林先生的说法，这个对抗“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以为农业和工业之间的鸿沟……是不可能填平的，这倒是值得怀疑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连续过渡，这种连续过渡在将来还可望大大加强”。现在侵入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已经有两种工业：”第一是酿酒业，第二是甜菜制糖业……　酒精生产具有这样大的意义，以致容易被人估计过低，而不会被人估计过高”。如果由于“某些发现使工业的范围更加扩大，使生产经营必须在农村中进行，并且直接同原料的生产挂钩”，那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就可以因此减弱，而“文明发展的最广泛的基础就可以获得”。但是，“同样的事情也许还可以由别种方法产生。除技术上的必需外，社会需要的问题将越来越多地被提出，当社会需要成为人类活动的组合的标准时，就不能再忽视田间作业和技术加工之间的有系统的紧密结合所带来的好处了”。

　　而在经济公社中正好存在着社会需要这个问题，这样，公社不会急于充分利用上述的农业和工业联合的好处吗？关于经济公社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杜林先生不会不用他所喜爱的冗长文字把他的“更确切的理解”告诉我们吧？如果读者相信他会这样做，那就要受骗。上面那些贫乏的、吞吞吐吐的、在施行普鲁士邦法⁵⁸的酿酒区和制糖区内又流传开来的老生常谈，就是杜林先生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所能告诉我们的一切。

　　让我们来详细地谈谈分工吧。在这里，杜林先生已经多少“确切些”了。他谈到

　　“应该专门从事一种活动的人”，如果说到建立一个新的生产部门，“那么问题只是在于：能否把致力于生产某一种物品的一定数量的人，连同他们所需要的消费〈！〉，可以说一起创造出来”。在共同社会中，任何一个生产部门，都“不需要许多居民”在共同社会中，也会有”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

　　这样，在生产的范围内，一切都差不多是照旧不变的。的确，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中，总是“错误的分工”占支配地位；但是，这种错误的分工表现在哪里，它在经济公社中将被什么所代替，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听到下面的话：

　　 “至于分工本身的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只要注意到各种不同的自然状况的事实和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说是解决了。”

　　除能力外，还有个人的爱好在起作用：

　　 “促使人们去从事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训练的那些活动的刺激，将完全基于对有关行业的爱好，以及对从事恰恰是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从事一种事物！〉，的乐趣。”

　　但是，这样一来在共同社会中就将引起竞争，而且

　　 “生产本身引起了某种兴趣，而把生产仅仅看做获利手段的呆板的经营，将不再是各种社会状态的占支配地位的特征”。

　　在生产自发地发展起来的一切社会中（今天的社会也属于这样的社会），不是生产者支配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支配生产者。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一种新的生产杠杆都必然地转变为生产资料奴役生产者的新手段。这首先是大工业建立以前的最强有力的生产杠杆——分工的特点。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立即使农村居民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的肉体发展的基础。如果说农民占有土地，城市居民占有手艺，那么，土地也同样占有农民，手艺也同样占有手工业者。由于劳动被分割，人也被分割了。为了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人的这种畸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分工在工场手工业中达到了最高的发展。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艺分成各种局部操作，把每种操作分给各个工人，作为终身的职业，从而使他们一生束缚于一定的局部职能和一定的工具。“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　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马克思）⁽¹⁴⁶⁾，这种自动工具在许多情况下只有通过工人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真正的畸形发展才达到完善的程度。大工业的机器使工人从一台机器下降为机器的单纯附属物。“过去是终生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生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马克思）⁽¹⁴⁷⁾，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法学家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身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属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

　　空想主义者已经充分地了解分工所造成的结果，了解一方面是工人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是劳动活动本身的畸形发展，这种劳动活动局限于单调地机械地终身重复同一的动作。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他们两人都主张人口应该分成1 600—3 000人的许多集团，分布于全国；每个集团居住在他们那个地区中央的一个巨大的宫殿中，共同管理家务。虽然傅立叶在有些地方也提到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本身又只是由四个到五个这种相互毗连的宫殿组成的。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中，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要求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們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力，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从事每一种劳动的“活动时间”（用傅立叶的话说）⁽¹⁴⁸⁾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他们两人都远远地超出了杜林先生所承袭的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它拘泥于这样的狭隘观念，即似乎一定数量的“人”无论如何必然注定要从事某一种物品的生产；它要使根据生活方式而区分的人的“经济变种”永世长存，这些人据说对从事恰恰是这一种事物而不是别种事物感到乐趣，就是说，他们落到了竟然乐于自身被奴役和片面发展的地步。即使同“白痴”傅立叶的最狂妄的幻想所包含的基本思想相比较，即使同“粗陋、无力而贫乏”的欧文的最贫乏的观念相比较，还完全被分工奴役着的杜林先生也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侏儒。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替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而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障碍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是以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使劳动时间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

　　同样，消灭旧的分工，也不是只有靠牺牲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的一种要求。相反，消灭旧的分工已经被大工业变为生产本身的条件。“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所以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　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¹⁴⁹⁾但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方式不得不继续实行旧的分工及其僵死的专业化，虽然这些在技术上已经成为多余的了，于是机器本身就起来反对这种时代错乱。大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马克思《资本论》）⁽¹⁵⁰⁾

　　大工业使我们学会，为了技术上的目的，把几乎到处都可以造成的分子运动转变为物体运动，这样大工业在很大程度上使工业生产摆脱了地方的局限性。水力是受地方局限的，蒸汽力却是自由的。如果说水力必然存在于乡村，那么蒸汽力却决不是必然存在于城市。只有蒸汽力的资本主义应用才使它主要集中于城市，并把工厂乡村转变为工厂城市。但是这样一来，蒸汽力的资本主义应用就同时破坏了自己的运行条件。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干净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所有的水都变成臭气熏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关于这一过程，可以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详细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

　　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

　　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

　　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相对地摆脱了它本身所需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远销本地区以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整个沿海地区，蒸汽机用英国的煤，有的地方用德国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更大踏步地前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每一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会绰绰有余地抵偿从比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

　　因此，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分离的条件这方面来说，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不是什么空想。的确，文明在大城市中给我们留下了一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力量才能消除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必须被消除而且必将被消除，即使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普鲁士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可能遭受怎样的命运，俾斯麦总可以骄傲地进入坟墓了，因为他的夙愿——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¹²⁶

　　现在可以好好看看杜林先生的下述的幼稚观念：无须从根本上变革旧的生产方式，首先无须废除旧的分工，社会就可以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只要“注意到……自然状况和个人的能力”，就一切都解决了。而在这里，整批的人却依旧为生产某一种物品所奴役，整批的“居民”依旧被要求就业于一个生产部门，而人类却依旧分成一定数目的不同的畸形发展的“经济变种”，就像现在的“推小车者”和“建筑师”一样。社会应该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让每一个人依旧做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奴隶，而仅仅有选择哪一种生产资料的权利。同样可以好好看看，杜林先生怎样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看做”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只能在烧酒酿造业和甜菜制糖业这两个具有普鲁士特有的结合方式的部门中发现一点小小的缓和剂；他怎样使工业在全国的分布取决于将来的某些发现以及取决于生产直接靠近原料开采的必要性——这些原料，现在已被用于离开原产地越来越远的地方了！——他在结束时又怎样力图用下面的保证来给自己留下退路：社会需要终究要使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即使这样做违反经济上的考虑，就是说，似乎这样做会造成经济上的牺牲！

　　诚然，要看到那些将消除旧的分工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将使全部生产发生变革的革命因素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包含在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条件中，要看到这些因素在其发展中受到现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阻碍，就必须把视野放宽些，稍稍超出普鲁士邦法⁵⁸的适用地区，因为在那里，烧酒和甜菜糖是主要的工业产品，而商业危机竟可以根据书籍市场的状况来研究。为此，必须从大工业的历史中，从它目前的现实状况中，特别是从那个成为大工业发源地并唯一地使大工业获得典型发展的国家中，去了解真正的大工业；这样就不会想到要把现代科学社会主义浅薄化，并把它降低为杜林先生的普鲁士特有的社会主义。

四 分配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¹⁵¹⁾，杜林的经济学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现在我们看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不过是这一命题在幻想中的实现。事实表明：杜林先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就其本身来说）几乎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对他的经济公社内部的生产，也差不多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的确，生产是同确凿事实打交道的一个领域，所以在这个领域内，“合理的幻想”只能给自己的自由心灵提供极小的飞翔空间，因为出丑的危险太大了。分配就不同了，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由生产来决定，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来决定的，——分配是他的“社会炼金术”的再合适不过的用武之地了。

　　 在经济公社和包括许多经济公社的商业公社里，平等的消费权利是和平等的生产义务相适应的。在这里，“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　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而且，这种“人力的相等，不管个别人的贡献是多些还是少些，或者甚至偶然丝毫没有”，都是有效的；因为“任何行动，只要它花费时间和力量，都可以看做劳动消耗”，——因此，玩九柱戏和散步也在此列。但是，因为集体是一切生产资料从而也是一切产品的占有者，所以这种交换不发生在个别人之间，而是一方面发生在每个经济公社和它的各个社员之间，另一方面发生在各个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之间。“特别是各个经济公社，将在它们本身的范围内，用完全有计划的销售去代替小商业。”批发商业也同样被组织起来：“所以，自由经济社会的体系……仍旧是一个巨大的交换组织，它的活动，是通过贵金属提供的基础进行的。我们的模式和一切模糊的观念——甚至现在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最合理的形式也还没有脱离这种模糊观念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对这个基本特性的绝对必要性有所认识。”### $$$ 为了进行这种交换，经济公社作为社会产品的最先占有者，必须根据平均生产费用“给每类物品规定一个统一的价格”。“现在所谓生产成本……对价值和价格的意义，〈在共同社会里〉将由……对所需劳动量的估计来实现。根据每个人在经济上也具有平等权利的原则，这种估计最终可以归结为对参加劳动的人数的考虑，这种估计将产生既跟生产的自然关系又跟社会的价值增殖权利相适应的价格比例。贵金属的生产，仍然像现在一样，是规定货币价值的决定因素……　由此可见，在经过变更的社会制度中，对于价值以及产品借以进行交换的比例来说，决定原则和尺度不但没有丧失，反而第一次恰如其分地得到了。”

　　著名的“绝对价值”终于实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一定也会使各个人有能力向公社购买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因为它每日、每周或每月付给每个社员以一定数目的货币，作为他的工怍报酬——这个数目对于一切人来说都应该是一样的。“所以，从共同社会的观点看来，说工资应该消失或者说工资应该成为经济收入的唯一形式，这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同等的工资和同等的价格，”即使不造成质量上的消费平等，也造成数量上的消费平等”，这样一来，“普遍的公平原则”就在经济上实现了。

　　至于这种未来的工资额如何规定，杜林先生仅仅告诉我们：

　　 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劳动六小时，就应该得到同样体现六个劳动小时的货币量。

　　但是，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极其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这一公平原则远不是像外表看起来那样不能通融。

　　“经济上的权利要求的原则平等，并不排除对公平所要求的东西再自愿地附加上特别赞许和尊敬的表示……　当社会通过适当地增添消费来表彰摆在较高位置的工种时，社会只是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当杜林先生把鸽子的纯洁和蛇的智慧⁽¹⁵²⁾融合起来，并如此令人感动地惦念未来杜林们的消费的适当增添时，杜林先生也是在表示对自己的尊敬。

　　这样，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就最终地被清除了。因为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假定谁真正拥有私人资料的剩余，那么他也不能为这些剩余找到任何资本式的应用。一个人或一群人如果为了生产向他取得这些剩余，那他们只能以交换或购买的方式向他取得，但是决不会向他支付利息或利润。”所以，“和平等原则相适应的遗产”是可以允许的。它是不能避免的，因为“某种遗产总是家庭原则的必然伴侣”。继承权也“不能引起巨大财富的积累，因为在这里财产形成……再也不能以创造生产资料和完全过食利生活为目的了”。

　　这样，经济公社似乎是顺利地建成了。我们现在来看看这种公社是怎样经营的。

　　我们假定，杜林先生的一切假设都完全实现了；因而我们假定，经济公社因每个社员每天劳动六小时，而付给他们以同样体现六劳动小时的货币最，比如说12乌克。同样，我们假定，价格确切地与价值相符合，就是说，根据我们的前提，它仅仅包含原料费、机器损耗、劳动资料的消耗和所付的工资。一个拥有100个从事劳动的成员的经济公社，每天生产价值为1 200马克的商品，一年以300个工作日计算，生产36万马克的商品，公社以同样的数目付给它的成员，每个成员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一天得到的12马克，或一年得到的3 600马克。在一年之末，甚至在一百年之末，这个公社并没有比开始时富裕一些。在这个时期内，如果公社不愿动用它的生产资料的基金，那么，它甚至无法适当地增添杜林先生的消费。积累完全被遗忘了。更糟糕的是：因为积累是社会的必需，而货币的保存是积累的方便形式，所以经济公社的组织就直接要求它的成员去进行私人积累，从而破坏公社自身。

　　怎样避免经济公社的本性的这一矛盾呢？公社只能求助于杜林先生所得意的“课税”，即加价，把它的年产品卖48万马克，而不是卖36万马克。但是，因为其他一切经济公社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下，所以都不得不采取同样的做法，这样，每一公社在和别的公社进行交换时都不得不偿付和自己额外所得相等的“课税”，结果“贡税”还是完全落在它自己的成员身上。

　　或者，公社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更简单；每个成员劳动六小时，公社付给他少于六小时劳动的产品，比如说四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就是说，一天不是付12马克，而只付8马克，但是让商品的价格保持原来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直接地公开地做了它在前一情况下隐蔽地转弯抹角地企图做的事情：它按纯粹资本主义的方式付给社员以低于社员所生产的物品的价值，而社员只能从公社买得的那些商品却要按照全部价值来计算，这样它就造成每年总计12万马克的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所以经济公社要能获得后备基金，就只有暴露自己实行的是最广阔的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高贵的”实物工资制⁽¹⁵³⁾。

　　这样，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经济公社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积累基金来维持和扩大生产的，就不是公社，而是私人。或者是它要建立这种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能以“等量劳动和等量劳动”相交换。

　　经济公社中的交换的内容就是这样。交换的形式怎么样呢？交换是以金属货币为中介的，杜林先生颇以这种改良所具有的“人类历史意义”自傲。但是在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易中，这种货币决不是货币，决不执行货币的职能。它成为纯粹的劳动券，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它只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在这一职能中，它也“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¹⁵⁴⁾因此，它可以为任何凭证所代替，例如魏特林就以“交易簿”来代替，在这个账簿中，在一边记下劳动小时，在另一边记下为此而领得的享受资料。¹²⁷一句话，在经济公社和它的社员之间的交易中，货币只是起欧文的“劳动小时货币”的作用，这是杜林先生非常傲慢地蔑视的“狂想”，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未来经济之中。标明所完成的“生产义务”和从而获得的“消费权利”的尺度的凭证，无论是一张废紙、一种筹码，或者是一块金币，这对这个目的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对其他目的来说就不然了，这一点以后就会看到。

　　这样，如果说，在经济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易中，金属货币已经不执行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变相的劳动券的职能，那么在各个经济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它就更不执行货币的职能了。在这里，在杜林先生的前提下，金属货币完全是多余的。实际上，这里只要有簿记就足够了，在实现等量劳动的产品同等量劳动的产品的交换时，如果簿记以自然的劳动尺度——时间，即以劳动小时为单位来计算，这就比预先把劳动小时转换为货币简单得多。实际上，交换是纯粹的实物交换；全部余额可以很容易地和简单地用转到其他公社账上的办法来结清。但是，如果某一公社真的对其他公社有了亏空，那么所有“宇宙间的黄金”，无论它们怎样“天然就是货币”，都不能使这个公社（如果它不愿意由于欠债而隶属于其他公社）避免这样的命运，即用增加自己的劳动的方法来补偿这种亏空。此外，请读者经常记住，我们在这里决不是设计未来的大厦。我们只是采用杜林先生的假设，并且从中作出不可避免的结论。

　　因此，无论是在经济公社和它的成员之间的交换中，还是在各个公社之间的交换中，“天然就是货币”的黄金都不能实现它的这种天然的本性。尽管如此，杜林先生却硬叫它在“共同社会”中也执行货币的职能。因此，我们不得不为这种货币职能寻找别的活动舞台。而这样的舞台是存在着的。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货币。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货币，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而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单身汉用他一天8马克或12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凄惨度日。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货币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货币。金钱没有臭味¹²⁸。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货币职能的全部条件。现在，一方面出现了贮藏货币的机会和动机，另一方面出现了借债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作为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为公社所接受，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类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现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像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合成分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直到现在，我们只是考察了在杜林的经济公社所管辖的领域内保存金属货币这件事的影响。但是在这一领域以外，其余的罪恶世界此时还是一切都照老样子进行。在世界市场上，金银仍然是世界货币、一般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财富的绝对的社会体现。由于贵金属的这种特性，在经济公社的单个社员面前，出现了贮藏货币、发财致富和放高利贷的新的动机，即对公社和在公社范围以外自由地、独立地行动，并在世界市场上使积累的个人财富增殖的动机。高利贷者变成借助流通手段来做生意的商人，变成银行家，变成流通手段和世界货币的支配者，因而变成生产的支配者和生产资料的支配者，虽然这些生产资料在许多年内名义上还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的财产。因此，变成了银行家的货币贮藏者和高利贷者也就是经济公社和商业公社本身的主人。杜林先生的“共同社会”，实际上是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模糊观念”根本不同的。如果它真的能拼凑起来并维持下去，那么，它的唯一目的就是重新产生金融巨头，它将在金融巨头的控制下并为他们的钱袋勇敢地竭尽全力地工作。它的唯一可以获救的道路，也许就在于货币贮藏者宁愿借助他们的世界货币尽快地逃离公社。

　　在德国人对早先的社会主义普遍缺乏了解的情况下，一个天真烂漫的青年，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例如欧文的劳动券是否也会引起类似的滥用呢？虽然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来阐述这种劳动券的含义，但是，为了把杜林的“包罗万象的模式论”和欧文的“粗糙、无力和贫乏的观念”作一比较，我们还是可以指出下面几点：第一，要使欧文的劳动券被这样地滥用，就要假定它已变成真正的货币，而杜林先生是以真正的货币为前提，可是却想禁止它执行单纯劳动券以外的其他职能。在欧文那里，是假定发生了真正的滥用，而在杜林这里，是内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货币本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货币对抗着杜林先生由于自己不懂货币的本性而要强加给它的那种滥用，去实现它本身所固有的正确的应用。第二，在欧文那里，劳动券只是达到社会资源的完全公有和自由利用的一个过渡形式，此外，顶多还是一个使共产主义易于为英国公众接受的手段。所以，如果某种滥用迫使欧文的社会废除劳动券，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向它所追求的目的前进一步，进入一个更完善的发展阶段。相反，杜林的经济公社一废除货币，它就立刻消灭了自己的“人类历史意义”，消除了自己的最特出的妙处，不再成其为杜林的经济公社，而下降为模糊观念，而杜林先生为了使它从这种模糊观念中摆脱出来，曾花费了多少艰苦的劳动去从事合理幻想啊。⁽¹⁵⁵⁾

　　杜林的经济公社遭遇到的所有这些奇怪的迷误和混乱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不过是从存在于杜林先生头脑中的对价值和货币的概念的模糊观念中产生的，这种模糊观念最后竟驱使他企图去发现劳动的价值。但是，因为杜林先生决没有在德国垄断这种模糊观念，相反，他还有许多竞争者，所以我们“愿意暂时耐着性子来清理”他在这里造成的“乱线球”。

　　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商品是在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一单个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也是社会的产品（但这不是有意的而且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那么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质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类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类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不变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的偶然的不熟练性当做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人类劳动。因此，第一个铁匠的五个马掌中的一个，在交换中并不比第二个铁匠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所打的十个马掌中的一个具有更多的价值。私人劳动，只有在它是社会必要劳动的时候，才包含着一般人类劳动。

　　这样，当我说某一商品具有一定的价值的时候，那我就是说：（1）它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产品；（2）它是由私人为了私人的打算生产出来的；（3）它虽然是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又是社会劳动的产品（这一点似乎是生产者所不知道的或者似乎是违背他们意愿的），而且是以社会方法即通过交换来确定的一定量社会劳动的产品；（4）我表现这个数量，不是用劳动本身，也不是用若干劳动小时。而是用另外一个商品。因此，如果我说，这只表和这块布价值相等，这两件物品中每一件的价值都等于50马克，那么我就是说：在这只表、这块布和这些货币中，包含着等量的社会劳动。因此，我确认，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劳动时间是以社会的方式计量的，而且被看做是相等的。但是这种计量，不像通常用劳动小时或工作日等等来计量劳动时间那样，是直接的、绝对的，而是迂回地以交换为中介来进行的，是相对的。因此，即使这一确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我也不能用劳动小时表现出来，因为我仍然不知道劳动小时的数目，而同样只能迂回地相对地通过另外一个代表等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商品把它表现出来。一只表的价值和一块布的价值相等。

　　但是，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迫使建筑在它们之上的社会采取这种迂回途径的时候，它们同时也迫使这个社会尽可能地缩短这条途径。它们从一般的平常商品中选出一种权威性的商品，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永久由这种商品来表现，这种商品被当做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因而能够直接地无条件地同一切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就是货币。货币已经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价值概念中，它只是发展了的价值。但是，当商品价值在商品本身面前独立化为货币时，在生产商品和交换商品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具有新的社会职能和社会影响的因素。我们暂且只确认这一事实，而不作详细的探讨。

　　商品生产的经济学，决不是考察我们仅仅相对认识的因素的唯一科学。在物理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一定体积的气体包含着多少个气体分子。但是我们知道，在波义耳定律有效的范围内，在相同的压力和温度下，一定体积的一种气体和同一体积的任何他种气体包含着同样多的分子。所以，对不同的压力和温度条件下的不同的气体的各个不同的体积，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分子容量来加以比较；例如我们以0℃和760毫米压力下的1升气体为单位，用这个单位去测量上述的分子容量。——在化学上，我们也不知道各个元素的绝对原子量。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的相互的比例，所以我们相对地知道它们的原子量。商品生产和商品生产的经济学根据各个商品的相对劳动量来比较各个商品，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包含于各个商品中的劳动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同样，化学根据各个元素的原子量来比较各个元素，把一个元素的原子量表现为另一个元素（硫、氧，氢）的原子量的倍数或分数，因而使它所不知道的原子量的大小获得一个相对表现。商品生产把黄金提升为绝对商品，提升为其他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提升为一切价值的尺度，同样，化学把氢的原子量当做一，并把其他一切元素的原子量还原为氢，使之表现为氢原子量的倍数，因而把氢提升为化学上的货币商品。

　　但是，商品生产决不是社会生产的唯一形式。在古代印度的公社里，在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里，产品都没有转变为商品。公社成员直接为生产而结合成社会，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分配的，产品只要是供消费的，也是如此。直接的社会生产以及直接的分配排除一切商品交换，因而也排除产品向商品的转化（至少在公社内部），这样也就排除产品向价值的转化。

　　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劳动小时。因此，到那时，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不断波动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产品中包含的现在已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的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是会用它们的自然的、最恰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同样，化学一旦能够以最恰当的尺度，即以实际重量，以1012分之一或1024分之一克，来绝对地表现原子量，它也就不会想到再通过迂回的途径，用氢原子来相对地表现各种元素的原子量了。因此，在上述前提下，社会也不会赋予产品以价值。生产100平方米的布，比如说需要1 000劳动小时，社会就不会用间接的和无意义的方法来表现这一简单的事实，说这100平方米的布具有1 000劳动小时的价值。诚然，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¹⁵⁶⁾

　　价值概念是商品生产的经济条件的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广泛的表现。因此，在价值概念中，不仅包含了货币的萌芽，而且还包含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切进一步发展了的形式的萌芽。价值是私人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表现，在这里已经存在着社会劳动和同一产品中所包含的私人劳动这二者之间出现差别的可能性。这样，如果一个私人生产者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时候，仍用旧的方式进行生产，那么他会深切地感到这一差别。当某类商品的全体私人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超过社会所需要的数量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来表现并且只有在和另一个商品交换时才能实现，在这里包含着这样一种可能：或者是交换根本不能成立，或者是交换虽然成立却实现不了商品的真实的价值。最后，如果在市场上出现了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那么，劳动力的价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按照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制造“真正的价值”的办法来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废除天主教，或者等于用彻底实现某种最全面地表现生产者受自身产品奴役的经济范畴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者最终支配自身产品的社会。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成社会的共同体内部的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共同体的各种纽带，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人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耕地的最终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办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泽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共的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这些原因借以对共同体发生作用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

　　我们在上面（《经济学》第六章）已经看到，谈论劳动的价值，这是自相矛盾。因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也生产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劳动来计量的，所以它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像重本身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一样。但是，胡乱思考“真正价值”的一切社会糊涂虫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们想象，在目前的社会中，工人没有获得他的劳动的全部“价值”，而社会主义的使命就是要矫正这种情况。为此，首先就要探索什么是劳动的价值；这些人企图不用劳动的最恰当的尺度即时间，而用劳动的产品来衡量劳动，这样就发现了劳动的价值。根据这种观点，工人应当获得“全部劳动所得”；不仅劳动产品，而且劳动本身都应当可以直接和产品相交换，一个劳动小时和另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相交换。但是，在这里立即产生了一个十分“可疑的”困难。全部产品被分掉。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即积累被剥夺，并且被个人所掌握和支配。个人可以随意处置自己的“所得”，在最好的情况下，社会的贫富程度仍然是和以前一样。这样，这些人把过去积累的生产资料集中于社会手中，只是为了使未来积累的一切生产资料重新分散于个人的手中。这些人是给自己的前提一记耳光，达到了纯粹荒唐的地步。

　　根据这种观点，流动的劳动，即能动的劳动力，应当和劳动产品相交换。于是它和应当与之交换的产品一样，也是商品。于是这种劳动力的价值就决不会根据它的产品来决定，而是根据它里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即根据目前的工资规律来决定。

　　但是，这正好是这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有的情形。根据这种观点，流动的劳动，即劳动力，是应当可以和它的全部产品相交换的。这就是说，它应当不和它的价值相交换，而和它的使用价值相交换；价值规律应当适用于其他一切商品，但是对于劳动力，它是应该被废除的。隐藏在“劳动的价值”背后的，正是这种自己消灭自己的混乱观念。

　　“劳动和劳动根据平等估价的原则相交换”——这句话如果还有某种意义的话——就是说，等量社会劳动的产品可以相互交换，这也就是价值规律，正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也就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在目前的社会中，它以各种经济规律在私人生产者的社会里唯一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那种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即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愿望或活动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杜林先生把这一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他和蒲鲁东完全在同一个基地上进行活动。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我们现代的唐·吉诃德，无论怎样傲慢地骑上他的高贵的洛西南特——“普遍的公平原则”，在他的威武的桑乔·潘萨——阿伯拉罕，恩斯的跟随下，来作骑士的远征以夺取曼布里诺的头盔——“劳动的价值”，我们还是担忧，非常担忧，他除了大家知道的理发用的旧铜盆以外，什么也拿不到家里去。¹³⁰

五 国家，家庭，教育

　　在前两章里，我们也许可以说大体上概括了杜林先生的“新的共同社会结构”的全部经济内容。还要提一下的顶多是，“历史眼光的普遍远大”丝毫没有妨碍他去关心自己的特殊利益，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适当地增添消费就更不用说了。由于旧的分工继续存在于共同社会中，所以经济公社除了考虑到建筑师和推小车者，还要考虑到职业著作家，而且还发生了那时怎样处理著作权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使杜林先生更加劳神。无论在什么地方，例如在提到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时候，著作权总是把读者缠住不放，他终于在《教程》⁽¹⁵⁷⁾中以整整九页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讲述著怍权，并用神秘的“劳动报酬”的形式（但没有说这里是否适当地增添消费）把它平安地引进共同社会的海港。如果就跳蚤在社会的自然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写上一章，是同样恰当的，并且无论如何不会乏味的。

　　关于未来的国家制度，《哲学教程》作了详细的规定。在这方面，卢梭虽然是杜林先生的“唯一重要的先驱者”，但他奠定的基础不够深刻；他的更加深刻的后继者从根本上补救了这一点，办法是把卢梭的东西最大限度地稀释，并加上用同样方式调制成的黑格尔法哲学废弃物的稀汤。“个人的主权”构成杜林的未来国家的基础；它在多数人的统治下不应当被压制，而应当在这里真正达到全盛状态。这是怎样发生的呢？非常简单。

　　 “如果假定人和人之间在一切方面都有协定，如果这些契约以相互帮助来反对不正当的侵害为目的，那么这时维护权利的力量就只会加强，而仅仅从众人对个人或多数对少数的优势中就引申不出某种权利。”

　　现实哲学戏法的活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越过最不容易通过的障碍，而如果读者认为，他听了这些以后并没有比以前更聪明一些，那么杜林先生就这样回答他：不能这样轻易地对待这件事，因为

　　“在理解集体意志的作用时，最微小的错误都会毁灭个人的主权，而这种主权正是唯一能从中引申出各种现实权利的东西”。

　　杜林先生在嘲弄他的读者时，正是以读者似乎理应受到的对待来对待读者。他甚至还能做得更无礼些；现实哲学的学生们看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个人的主权主要是在于

　　“单独的个人被迫绝对地服从国家”，但是这种强迫只有在“真正地为自然的正义服务”时才是正当的。为此目的，将有“立法和司法”，但是它们“必须在集体的掌握之中”；其次还要有防卫的联合，它表现于“军队里面或者负责内部安全的执行机关里面的共同行动”，

　　所以也将有军队、警察、宪兵。杜林先生确实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勇敢的普鲁士人；在这里，他证明自己和那些典型的普鲁士人出身相同，这些普鲁士人，用已故的罗霍大臣的话来说，“心中都有自己的宪兵”。但是这些未来的宪兵将不像现在的反动宪警那样危险。无论这些宪兵怎样侵犯有主权的个人，个人总是有一种安慰：

　　“个人视各自的情况从自由社会方面遇到的正义或非正义，决不会比自然状态所带来的更坏些！”

　　于是，杜林先生再一次用他那无法避免的著作权绊住我们以后，向我们保证，在他的未来世界中将有一种“不言而喻是完全自由的和普遍的律师制”。

　　“现在设想的自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杂了。建筑师、推小车者、著作家、宪兵，还有律师！这个“坚固的和批判的思想王国”酷似各种宗教的各种天国，在那里，信徒在大彻大悟中总是能重新找到使他的人间生活带有甜蜜色彩的那种东西。杜林先生正是属于“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¹³¹的国家。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于，杜林先生需要什么。杜林先生不同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地方是，在杜林先生的未来国家中，决不是人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升入天堂的。在这个未来国家的宪法上写着：

　　“在自由的社会里，不可能有任何膜拜；因为每个社会成员都克服了幼稚的原始的想象：以为在自然界背后或自然界之上有一种可以用牺牲或祈祷去感动的存在物。”“所以，正确理解的共同社会体系……必须除去宗教魔术的一切道具，因此也必须除去膜拜的一切基本组成部分。”

　　宗教被禁止了。

　　但是，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根据比较神话学，这一最初的过程，至少就印欧语系各民族来看，可以一直追溯到它的起源——印度的吠陀¹³²，以后又在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日耳曼人中间，而且就材料所及的范围而言，也可以在凯尔特人、立陶宛人和斯拉夫人中间得到详尽的证明。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¹⁵⁸⁾。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并在犹太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神雅赫维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这个适宜的、方便的和普遍适用的形式中，宗教可以作为人们对支配着他们的异己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这种关系的直接形式即感情上的形式而继续存在，只要人们还处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之下。但是，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在目前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这种基础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

　　可是杜林先生不能静待宗教这样自然地死亡。他干得更加彻底。他比俾斯麦本人有过之无不及；他颁布了更严厉的五月法令¹³³，不仅反对天主教，而且也反对一切宗教；他唆使他的未来的宪兵进攻宗教，从而帮助它殉道和延长生命期。无论我们向什么地方看，总是看到普鲁士特有的社会主义。

　　在杜林先生这样顺当地把宗教消灭以后，

　　 “只依靠自身和自然界的、成熟到认识自己的集体力量的人，就可以勇敢地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

　　现在我们改变一下话题，看看那依靠自身的人在杜林先生的领导下，能够勇敢地踏上什么样的“事物进程”。

　　人借以依靠自身的第一个事物进程就是他诞生的进程。以后，

　　 在自然的未成年期，他始终处在“儿童的自然教养者”即母亲的保护之下。“这个时期，正如古代罗马法所说的，可以延长到青春期，大约到14岁。”只有当比较大的未受教育的少年不十分尊敬母亲的威严的时候，父亲的协助，特别是社会教育措施才来消除这种缺点。如果具有这种“无可争辩的真正的父亲身份”的父亲确实存在，那么儿童在到达青春期后，就处在“父亲的自然监护”之下，否则，公社就指定监护人。

　　杜林先生以前曾设想，不必改造生产本身，人们就能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去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现在，他在这里想象，人们可以把现代的资产阶级家庭同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分隔开来，而不会由此改变家庭的全部形式。这个家庭形式，在他看来是这样的不可改变，以致他甚至把“古代罗马法”（即使它具有某种“完美的”形式）当做家庭永远奉行的标准，并且设想家庭只是“继承遗产”的单位，即拥有财产的单位。在这个问题上，空想主义者比杜林先生高明得多。在空想主义者看来，随着人们自由结合成社会和私人家务劳动转为公共事业，青年教育的社会化，从而家庭成员间真正自由的相互关系，也就直接产生了。此外，马克思已经证明（《资本论》第515页及以下几页），“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¹⁵⁹⁾。

　　杜林先生说：

　　“每一个社会改良幻想家，自然事先备有和他的新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教育学。”

　　用这个观点来衡量，杜林先生是社会改良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他对未来学校的关注，至少不亚于他对著作权的关注，这可真了不起。他不但为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而且还为过渡时期详尽地制订中小学计划和大学计划。不过，现在让我们只考察一下，在最后的终极的共同社会中，将要向青年男女传授些什么东西。

　　 普通的国民学校，把“凡是本身和在原则上能够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从而特别是把“涉及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切科学的基础和主要结论”教给学生，所以这种学校首先要教数学，而且要把从简单的计数和加法起直到积分为止的一切原理性概念和方法“全部教完”。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这种学校里要真正去做微积分。相反，不如说在这种学校里，将教授综合数学的崭新的要素，这些要素包含普通的初等数学以及高等数学的萌芽。虽然杜林先生自己断定，这种未来学校的“教科书的内容”“在他心目中大致有了一个梗概”。但是可惜直到现在，他还不能发现这种“综合数学的要素”；而他不能做的事情，“实际上也应该有待于新社会制度的自由的和强化了的力量来做”。

　　但是，如果说未来数学的葡萄眼下还是非常酸的，那么，未来的天文学、力学和物理学就会困难少一些，并将成为

　　 “全部学校教育的核心”，至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论，通常主要采用记述的方式”……不如说是“一种轻松的谈话资料”。

　　在《哲学教程》第417页上就是这样说的。杜林先生直到如今还只知道主要是记述式的植物学和动物学。包括有机界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和古生物学在内的整个有机形态学，杜林先生甚至连名称都不知道。当生物学领域内崭新的科学几乎成打地在他背后兴起的时候，他的幼稚的情感还总是从拉夫的《自然史儿童读本》中去获取“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非常现代的教育因素”，并且把有机界的这部宪法也强加给整个“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在这里，正像他习惯做的那样，化学又被完全忘记了。

　　至于美学方面的教育，杜林先生不得不一切重新做起。从前的诗对此都不适用。在一切宗教都被禁止的地方，学校里自然不能容忍从前的诗人惯用的“神话式的或其他宗教式的描写手法”。“例如歌德非常喜爱的诗的神秘主义”，也是为人嫌弃的。这样，杜林先生自己不得不下定决心，向我们提供诗的杰作，这些作品“符合于某种同知性相称的幻想的更高要求”，并描述出“显示世界之完美”的真正理想。但愿他别踌躇。经济公社只有以那种和知性相称的亚历山大诗体的急进步伐前进，才能起征服世界的作用。

　　至于语文学，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大可不必为此伤脑筋。

　　 “死的语言完全被摒弃……　但是活的外国语将……仍然是次要的东西。”只有在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扩展成为人民群众本身的运动的地方，外国语才能按照需要，以容易的方式，为每一个人所接受。“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将从某种一般语法中找到，特别是从“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中找到。

　　在杜林先生看来，现代人的民族狭隘性还是过于世界化了。他还想消灭在目前的世界上至少有可能使人超越狭隘的民族观点的两种杠杆，一个是至少为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一个共同的广阔视野的古代语言知识，一个是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的现代语言知识。相反，他认为应该把本族语言的语法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质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本族语言的形成和它的逐步发展，如果一不考察它自身的已经消亡的形式，二不考察同源的各种活的和死的语言，那么这种追溯是不可能的。而如果进行这种考察，我们就再次进入了明确划定的禁区。杜林先生既然把整个现代的历史语法从他的教育计划中勾掉，那么在他的语言教学上就只剩下一种老式的、完全按照旧的古典语文学仿造的技术语法了，这种语法由于缺乏历史的基础而带有自己的全部的诡辩性和任意性。对旧的语文学的憎恨，使他把旧的语文学的最坏的产品奉为“真正有教益的语言教育的中心”。显然，我们与之打交道的这位语言学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近60年来这样有力地和这样成功地发展起来的全部历史语言学，所以他不是到博普、格林和狄茨那里，而是到已故的海泽和贝克尔那里去寻求语言教育的“非常现代的教育因素”。

　　但是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有了这一切还远不能“依靠自身”。为此还要奠定更深刻的基础，借助于对

　　 “最后的哲学基础的领会”。但是自从杜林先生在这里扫清了道路以后，“这种深化……就不再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了”。其实，“如果从存在的一般模式论所夸耀的少量严密知识中清除掉错误的烦琐的装饰品，如果决定处处只承认〈杜林先生〉所征明的现实是有意义的”，那么初级哲学也将为未来的青年所完全了解。“大家回想一下我们用来促使无限性概念及其批判具有空前影响的那些极其简单的说法”，就“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由于现代的深化和尖锐化而变得如此简单的普遍时空观念的因素，不能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　〈杜林先生的〉根底最深的思想，在新社会的普遍教育体系中不应当起次要的作用。”相反，物质的自身等同状态以及可以计数的数不尽的数负有使命，使人“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还从自身了解到，他已经把所谓绝对的东西踩在他的脚下了”。

　　可见，未来的国民学校只不过是稍微“完美”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在那种学校里，希腊文和拉丁文被更为纯粹些和实用些的数学，特别是被现实哲学的诸要素所代替，而德语教学又倒退到已故的贝克尔时代，就是说差不多退到四五年级的程度。事实上，“完全不能想象”，为什么杜林先生的那些在他所涉及的一切领域中现在都已被我们证实是十足小学生的“知识”，或者确切地说，这些“知识”经过事先彻底“清洗”以后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全部“最终地转入基本知识的行列”，因为杜林先生的知识实际上从来没有脱离过这一行列。杜林先生自然也会略有所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从而既使多方面的技术训练也使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得到保障；因此，这一点也被他照例用于共同社会。但是，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的分工在杜林的未来的生产中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所以学校中的这种技术教育就脱离了以后的任何实际运用，失去了对生产本身的任何意义；它只有一个教学上的用途：可以代替体育。关于体育，我们这位根底深厚的变革家是什么也不愿意知道的。因此，他也只能告诉我们几句话，例如：

　　“青年人和老年人都按照工作这个词的最严格的意义工作。”

　　这种空泛的无内容的清谈，同《资本论》第508—515页上所说的一比，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在那里马克思发挥了这样的见解：“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¹⁶⁰⁾

　　我们不再谈未来大学的问题了，在这种大学里，现实哲学将构成一切知识的核心，并且除医学院外，法学院也十分兴旺；我们也不再谈“专科技术学校”了，关于这种学校我们仅仅知道，它们只开“两三门课程”。我们假定，年轻的未来公民在读完了学校全部课程以后终于能“依靠自身”，以致能够去物色妻子。在这里杜林先生给他开辟的是什么样的事物进程呢？

　　 “鉴于繁殖对各种素质的保持、淘汰、混合以至新质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人的东西或非人的东西的最后根源大部分必须在性的结合和选择之中去寻找，此外，还必须在促进或阻止一定生育结果的考虑中去寻找。对在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所进行的审判，实际上必须留给以后的时代去做。但是·哪怕在偏见的压力下，至少从一开始就必须弄明白：对自然或对人的周密考虑来说是好的或者差的生育质量，无疑比数量重要得多。的确，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法律状态下，畸形人都招致毁灭；但是这个从正常人到不再像人的畸形人的梯子是有许多梯级的……　如果劣等人的产生得到了预防，那么这件事实显然是有益的。”

　　在另一个地方也说：

　　 “未出生者有权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这对哲学的观察来说是不难理解的……　怀孕，至少还有生育，提供一种机会，使得在这方面可以采用预防的或者在例外情况下采用选择的办法。”

　　再往下：

　　 “当人们负担起较少艺术性的、从而对千百万人的命运远为重大的任务的时候，就是说，当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的时候，用大理石把人理想化的希腊艺术，就再也不能保持它以前的历史意义了。这种艺术不是纯石头的艺术，它的美学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等等。

　　我们的正在成长的未来公民感到十分诧异。结婚同纯石头的艺术无关，也同对死的形象的直观无关，这些即使没有杜林先生，他也肯定会知道的；但是杜林先生曾经向他许诺过：他可以踏上事物进程和他自己的本质为他开辟的一切道路，以求得女人的同情心连同属于这颗心的肉体。现在“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对他厉声申斥道：决不能这样。首先要做的是：抛弃在性的结合和选择这个领域中盛行的粗野和愚昧，并且要考虑新出生者要求尽可能好的组合的权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们的年轻公民要用血和肉完成人的创造，成为一个所谓有血有肉的菲迪亚斯。从何下手呢？杜林先生的上面那些神秘的陈述，并没有在这方面给他任何指导，虽然杜林先生本人也说，这是一种“艺术”。莫非杜林先生已经“在心目中大致”拥有这种艺术的指南。就像目前在德国书店中销行的种种秘本之类的东西？事实上，我们在这里已经不再处于共同社会中，倒不如说是处于《魔笛》¹³⁴中，只是脑满肠肥的共济会¹³⁵牧师查拉斯特罗同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家相比，简直算不上“二等教士”。这位牧师对他的弟子中的一对情人所做的试验，同杜林先生在允许他的那两个有主权的个人进入”道德的自由的婚姻”状态之前强加给他们的可怕考验相比，简直是儿戏。这样一来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虽然我们的“依靠自身”的未来的塔米诺两只脚都立在所谓的绝对物之上，可是他的一只脚离开正常的位置还有两三个梯级，于是嘴巴刻薄的人就说他是跛子。同时也会有这种可能：他最心爱的未来的帕米纳，由于右肩略略偏斜而不是完全直立在上述绝对物之上，于是好忌妒的人就把这种偏斜称为小驼背。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更深刻的更严格的查拉斯特罗是禁止他们从事于用血和肉创造人的艺术呢，还是对他们采用怀孕时的“预防的办法”或”生育”时的“选择的办法”呢？事情十之八九是另一种结局，即这对情人将撇开查拉斯特罗—杜林而去找婚姻登记员。

　　住口！——杜林先生喊道。这不是我的意思。让我来说说。

　　在“有益的性结合具有更高的、真正人的动机时……性冲动——其高涨表现为热恋——的人间完美形式，就其双向性而言，正是结果也有益的结合的最好保证……　从本来就是和谐的关系中得出一种具有和谐特性的产物，这只是第二级的效果。从这里又得出结论：任何强迫都必定发生有害的影响”等等。

　　这样一来，在这个最美好的共同社会里，一切都安排得尽善尽美。跛脚男人同驼背女人彼此热烈相爱，从而就其双向性而言，也为和谐的“第二级的效果”提供了最好的保证；这就像小说中说的那样，他们恋爱，结为夫妇，而所有“更深刻的更严格的道德”，像往常一样，到头来化为一堆和谐的胡说。

　　杜林先生对女性究竟抱有什么样的高尚观念，可以从他对目前社会的如下控诉中看出：

　　“在以人口买卖为基础的压迫社会里，卖淫被认为是对强制婚姻的有利于男人的当然补充；类似的情况对女人来说不可能有的，这是极容易理解的，但也是意味极深长的事实之一。”

　　女人们对杜林先生的这套恭维话所应表示的那种感谢，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领受的。此外，难道杜林先生完全不知道那种在目前并不算很特别的收入——女人的倒贴？杜林先生自己曾经是见习官¹³⁶，而且住在柏林，在那里，还是我在的那个时候，即36年前，别说尉官，就是见习官[Referendarius]同受倒贴者[Schürzenstipendarius]也往往是押韵的！

　　让我们同我们这个确实常常是枯燥无味的和令人不快的题目和和气气地、高高兴兴地告别吧。在我们不得不讨论各个争论之点的时候，判断总是受到客观的无可置疑的事实的制约；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的结论，常常不免是尖锐的，甚至是无情的。现在，当我们谈完哲学、经济学和共同社会的时候，当我们不得不逐点加以评论的这位著作家的全貌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摆出对他这个人的看法了；现在我们可以把他的许多本来无法理解的科学上的谬误和武断归结为个人的原因，并把我们对杜林先生的全部判断概括为一句话：无责任能力来自自大狂。

脚　　注

(121) 参看《哲学》第一章¹⁰⁹
(122) 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编者注
(123) 昂·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编者注
(124) 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125) 见昂·圣西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引自尼·古·于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1857年巴黎版第135页。——编者注
(126) 见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62页。——编者注
(127) 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27—46页。——编者注
(128) 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35页。——编者注
(129) 参看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6年巴黎第3版第33—37页。——编者注
(130) 以上三处引文引自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编者注
(131) 参看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编者注
(132) 指威·卢·萨金特《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编者注
(133) 指罗·欧文《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利兹版）、《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伦敦版）和《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1849年伦敦版）。——编者注
(134) 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编者注
(135) 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362—580页。——编者注
(136) 这里无须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还是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的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这一萌芽才能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137) 参看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138)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109页。
(139)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01、560页。——编者注
(140)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32页。——编者注
(141)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43—744页。——编者注
(142) 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48年巴黎第3版第32页。——编者注
(143)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做准备的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¹²³，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144) 有几个数字可以使人们对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仍然具有的巨大扩张力有个大体的概念。根据吉芬的最新统计¹²⁵，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 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 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统计，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制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 500万马克。
(145) 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洛贝尔图斯从西斯蒙第那里借用了这种解释，而杜林先生又以他惯有的肤浅方式从洛贝尔图斯那里把它抄袭过来。
(146)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17页。——编者注
(147) 同上，第486页。——编者注
(148) 参看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第2、5、6章。——编者注
(14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84—485页。——编者注
(150)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60—561页。——编者注
(151) 见本卷第195—196页。——编者注
(152) 参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0章第16节。——编者注
(153) 实物工资制（truck system）是英国人的说法，在德国也为人所熟知，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自己开设店铺，强迫工人在这些店铺中购买商品。
(154)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14—115页脚注（50）。——编者注
(155) 附带说一下，杜林先生完全不明白劳动券在欧文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是从萨金特的书上知道这种劳动券的，在那里它们只是出现在自然要遭到失败的劳动交换市场¹¹⁹里，这种交换市场试图以直接交换劳动的办法从现存的社会转变到共产主义社会。
(156) 上面所说的在决定生产问题时对效用和劳动支出的衡量，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能余留的全部东西，这一点我在1844年已经说过了（《德法年鉴》第95页）¹²⁹。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见解的科学论证，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成为可能。
(157) 指欧·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编者注
(158) 神的形象后来具有的这种两重性，是比较神话学（它片面地以为神只是自然力量的反映）所忽略的、使神话学以后陷入混乱的原因之一。这样，在若干日耳曼部落里，战神，按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称为提尔，按古高地德语，称为齐奥，这就相当于希腊语里的宙斯，拉丁语里的“丘必特”（替代“迪斯必特”）；在其他日耳曼部落里，埃尔、埃奥尔相当于希腊语的亚力司、拉丁语的玛尔斯。
(159)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63页。——编者注
(160)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556—557页。——编者注

注　　释

8 杜林从1872年开始就在自己的著作中猛烈抨击大学的教授们。例如，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第一版（1872年）中，他就指责海·亥姆霍兹故意对罗·迈尔的著作保持缄默。杜林还尖锐地批评了大学的各种制度，因此遭到了反动教授们的迫害。1876年，根据大学教授们的倡议，他被剥夺了在私立女子中学任教的资格。在《力学一般原则批判史》第二版（1877年）和论妇女教育的小册子（1877年）中，杜林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指责，言辞更加激烈。1877年7月，根据哲学系的要求，他被剥夺了在大学执教的权利。而奥·俾斯麦的私人医生恩·施韦宁格于1884年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275。
21 社会契约是让·雅·卢梭提出的政治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合法基础的国家的形成。社会契约的目的是达到每个结合者的平等和自由。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为了消除这一自然状态，必须建立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卢梭在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以及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272。
58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普鲁士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307、315。
109 指《引论》第一章的开头部分（见本卷第19——20页）。最初、《反杜林论》前十四章以《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为总标题发表在《前进报》上。从单行本第一版开始，头两章改为全书的总的《引论》，后面十二章构成了第一编《哲学》，各章的序号没有改变。脚注“参看《哲学》第一章”，是恩格斯在报上发表《反杜林论》时加上的。这一脚注在恩格斯生前出版的所有版本中都保留下来，未作过更动。——272。
110 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恐怖。——272。
111 督政府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由五名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执行的政策摇摆不定，导致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迭起，最后在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中被推翻。——272。
112 新拉纳克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了一个小镇。——273。
113 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275。
114 参看昴·圣西门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1814年10月巴黎版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1815年巴黎版。
　　1814年3月31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军队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拿破仑本人宣布退位后被流放到厄尔巴岛。
　　百日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自1815年3月20日他率军从流放地厄尔巴岛重返巴黎执政时起，到同年6月18日在滑铁卢会战失败后6月22日再次退位时止。——275。
115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会战中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及格·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击败。这次会战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示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275。
116 这一思想在沙·傅立叶《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已作过阐述，该书包含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把这个论点概括为：“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1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276。
117 1815年1月，罗·欧文在英国格拉斯哥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棉纺厂童工和成年工人状况的措施，遭到工厂主们的反对。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直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形成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做工，限定16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280。
118 1833年10月，由罗·欧文主持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工会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失败。由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280。
119 指劳动交换市场，即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由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杜创办的。第一个这样的交换市场由罗·欧文于1832年9月在伦敦创办，一直存在到1834年。在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企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不用货币进行交换，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遭到失败。——280、323。
120 指皮·约·蒲鲁东于1849年1月31日尝试成立的人民银行。他打算借助这个银行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即消灭信贷利息，在生产者获得自己劳动收入的全部等价物的基础上进行没有货币的交换。这个银行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之前就于4月初宣告关闭。——280。
121 和谐大厦是以罗·欧文为首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839年底在英国汉普郡建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名称。移民区一直存在到1845年。——282。
122 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17世纪和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02——1654、1664—1667和1672—1674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战争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是英国，到18世纪末，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290。
123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820年1月起，海外贸易公司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295。
124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19世纪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奥·倍倍尔的信中、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27—30页）对这个口号作了批判。——298。
125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联合王国近来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1878年1月15日在统计学会上宣读的，发表在《伦敦统计学会会刊》1878年3月号。——300。
126 这里很有可能是指奥·俾斯麦于1852年3月20日在普鲁士议会第二议院的发言（从1849年起俾斯麦是第二议院议员）。俾斯麦的发言反映了普鲁士容克对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大城市的仇恨，他发出号召，一旦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就把大城市夷为平地。——314。
127 关于“交易簿”，参看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第2部分第10章。按照魏特林的空想计划，在未来社会中，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都必须工作一定的小时，并因此而得到生活必需品。他们的工作小时和得到的生活必需品记在“交易簿”上。此外，每个工作的人有权再工作几个附加的“交易小时”并因此而得到奢侈品。这些附加的工作小时和由此而得到的物品也记在“交易簿”上。——320。
128 “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9——79年）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322。
129 恩格斯在这里是指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442—473页）。——328。
130 关于夺取曼布里诺的神奇头盔（一个理发用的普通铜盆）的冒险，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第1部第21章中描述的场景。
　　阿·恩斯曾因1877年1—2月《前进报》发表《反杜林论》前几章而撰文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331。
131 引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0年7月22日对大臣布兰德和教会法庭庭长赖辛巴赫关于新教普鲁士国家是否容许天主教学校存在的咨询所作的答复。——333。
132 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梵文原义为“知识”，是对神的颂歌和祷文的文集。吠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最古的四部吠陀本集，亦称四吠陀，广义除四吠陀外，还包括解释四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经书，亦称吠陀文献。吠陀中年代最久的作品可上溯到公元前约1500年以前，最晚的作品形成于公元前约6——4世纪。吠陀在被规定为神圣的经典以后、就成为神秘的著作·只许祭司和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学习，不许低等种姓的人接触。以祭司为职业的婆罗门垄断了这些古代的经典，把它们作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凭借。他们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只在内部口头传授这些典籍，不肯写成文字。直到19世纪吠陀才刊行于世。——334。
133 五月法令是普鲁士宗教大臣法尔克根据奥·俾斯麦的创议于1873年5月11——14日通过国会实施的四项法令的名称、这四项法令以此名而载入史册。这些法令确立了国家对天主教会活动的控制，是俾斯麦于1872—1875年采取的一系列反对天主教憎侣的立法措施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所谓”文化斗争”的顶点。天主教憎侣是代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分立主义者利益的中央党的主要支柱。警察迫害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激烈反抗并为他们创造了光荣殉教的机会。1880—1887年，俾斯麦政府为了联合一切反动势力对付工人运动，不得不在实施这些法令时采取缓和的态度，最后便取消了几乎所有反天主教的法令。——335。
134 《魔笛》是莫扎特的最后一部歌剧（艾·希卡内德作词），于1791年写成并上演，反映了共济会派的思想，歌词的作者和莫扎特本人都属于这一派。下文提到的查拉斯特罗、塔米诺和帕米纳均是这部歌剧中的主要人物。——342。
135 共济会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的一个秘密团体，旨在传播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它最早起源于中世纪的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的行会，后来随着英帝国的向外扩张传播到欧美许多国家。共济会谴责封建制度和英国国教，谋求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新宗教。共济会秘密分会的活动是模仿工匠行会的神秘典礼和秘密仪式。该会会员赋予自己净化道德、慈善为怀和革新世界的任务。他们相信永恒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但他们认为这些规律只有最有智慧的领导人物才能认知，这些领导人物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负责教育一般会员遵守这些规律，培养博爱、正义和启蒙的精神。——342。
136 见习官是德国的低级官员，尤指作为见习人员在法院或国家机关试用的法官。担任这种职务时通常没有薪俸。——343。

《反杜林论》材料

弗·恩格斯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¹³⁷

第一部分⁽¹⁶¹⁾

第一编

第三章

[观念是现实的反映]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第三章，第37—40页

[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

　　两类经验：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么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正如解析几何的演算必定与几何作图相符一样，尽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几乎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再则，外部世界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社会。

第三章，第37—40页；第四章，第44—47页；

第十章，第101—102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世界和思维规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意识形态，迄今为止所有的唯物主义也都陷入过这种意识形态，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意识形态家，而他所以能够掩饰他是意识形态家，只是因为他把那些命题表达得如此一般而空洞，以致它们看起来是公理式的、平凡的，但从它们中不能推导出任何东西，而只能加进解释。关于唯一的存在的原则也是如此。世界的统

　　　　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的《反杜林论》中译本

　　　　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却要先验地、根据某个思维公理来加以证明。由此产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

第三章，第39—40页

[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

　　体系学⁽¹⁶²⁾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陷入意识形态。

　　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

第三章，第41—44页

[数学演算和纯逻辑演算]

　　从事计算的知性——计算机！——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淆。数学演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适合于检验，因为这种演算是建立在物质直观的基础上的，尽管这种直观是抽象的；而纯逻辑演算只适合于推理证明，因此没有数学演算所具有的实证的可靠性——何况在纯逻辑演算中有许多还是错误的！关于求积分的机器，参看安德鲁斯的演说，《自然》，1876年9月7日¹³⁸。

　　模式＝死板公式。

第三章，第41—44页；第四章，第44—47页

[现实和抽象]

　　关于包罗万象的存在的唯一性这个命题，罗马教皇和伊斯兰教总教长¹³⁹也可以承认，这样做丝毫无损于他们的永无谬误说¹⁴⁰和宗教；杜林用这个命题并不能证明整个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物质性，正如他不能从任何数学公理中构造出三角形、球形，或者推导出毕达哥拉斯定理一样。这二者都需要有现实的前提，只有研究这些前提才能得到那些结果。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几何学的结果不外是各种线、面、体或它们的组合的自然特性，这些组合大部分早在有人类以前就已在自然界中出现了（放射虫、昆虫、结晶体等等）。

第六章，第63页及以下几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仅仅是物质的单纯特性。现在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个别天体上的较小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电压、磁极化的分子振动，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直至它的最高产物即思维——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都处在一种或另一种上述运动形式中。任何平衡或者只是相对的静止，或者甚至是平衡中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绝对的静止只有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无论运动本身，或者它的任何一种形式，例如机械力，都不能同物质分开，都不能把它们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异物同物质对立起来，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七章，第75—77页

[自然选择]

　　杜林应当对自然选择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他的无意识的目的和手段说提供最好的例证。达尔文研究自然选择，即缓慢变异借以实现的形式，而杜林要求达尔文也应当指出变异的原因，对这种原因杜林先生同样是一无所知的。无论别人在科学上取得怎样的进展，杜林先生总是会说还有不足之处，因而总有抱怨的足够理由。

第七章

[关于达尔文]

　　同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自吹自擂的杜林相比，极为谦逊的达尔文显得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不惜贬损他自己的荣誉，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的前辈是微不足道的。

第七章，第75—77页；第八章，第83—85页

　　杜林主义。达尔文主义，第115页⁽¹⁶³⁾。

　　杜林认为，植物的适应是物理力或者化学动因的结合，因此不是适应。如果说“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它能够得到最大量阳光的途径”，那么它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这些途径和方式因植物的种类和属性的不同而不同。正是在每种植物那里，物理力和化学动因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帮助植物——植物与这些“化学的和物理的东西”毕竟是不同的——通过在过去长期发展中已成为它所特有的途径来获得它所必需的阳光。这种阳光像一种刺激作用于植物的细胞，从而使这些力和动因在细胞中起反应，即发生运动。因为这个过程是发生在有机体的细胞结构中，而且采取刺激和反应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样见于人脑的神经媒介中，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采用适应这同一个术语都是恰当的。如果适应一定要通过意识的媒介，那么意识和适应在哪儿开始，又在哪儿终止呢？是在胶液原生物⁴⁶、食虫植物、海绵、珊瑚、初级神经那里吗？如果杜林能把界限划出来，他一定会使旧式的自然科学家喜出望外。凡是有活的原生质的地方，都有原生质的刺激和原生质的反应。因为原生质在缓慢变化的刺激的影响下，同样在发生变化，否则它就会毁灭，所以适应这个术语，对于一切有机体来说，必然是同样适用的。⁽¹⁶⁴⁾

第七章，第75页及以下几页

[适应和遗传]

　　海克尔认为，就物种的发展来说，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遗传是肯定的或起保存作用的。相反。杜林在第122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¹⁴¹的妙论）。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都把它们颠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通过改变形式来保存本质的东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通过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

第八章，第85—88页

　　杜林，第141页。

　　生命。最近20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无数次地说过，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重要的现象；而在这里，这句话又一再地被推崇为生命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我们发现，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有新陈代谢，例如：在那些简单的化学过程中，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其中有某一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程（例子见罗斯科的著作第102页：硫酸的制造⁽¹⁶⁵⁾）；在内渗和外渗现象中（透过已死的有机的膜，甚至无机的膜？）；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50及其媒介物中。因此，据称构成生命的新陈代谢，本身首先需要加以进一步规定。尽管有种种深刻的论证、精辟的见解、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且还经常在问：什么是生命？

　　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达比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它也不会造成什么损害。因此，让我们试给生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在这上面曾经有许多人费尽心血但没有成功（见尼科尔森¹⁴²）。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通过摄食和排泄而不断更新。

　　……

　　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导出所有其他的最简单的生命机能：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表现在养料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胶液原生物⁴⁶）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的可塑的蛋白质是怎样发展为细胞，从而发展为组织的，这一点必须先通过观察才能认识，而这种研究已经不属于给生命下个简单通俗的定义了。（杜林在第141页上还谈到一个完整的中间世界，那里没有管道循环系统，没有“胚胎形态”，因而也就没有真正的生命。这一段很妙。）

第十章，第102—109页

杜林——经济学——两个男人

　　只要是谈到道德，杜林就能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一涉及到经济学，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柏林大学生，前者熟悉各种行业，后者除了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和现实哲学，再加上根本没有在击剑馆受过锻炼的双臂，别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到平等呢？这个美国人生产一切，那个大学生只是这里帮帮，那里帮帮，而分配是依照每个人的贡献来进行的；不久，这个美国人就具有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居民（由于人口增殖或移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因此，整个现代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两个男人中产生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需要动武。

第十章，第109—114页

　　杜林主义

　　平等——正义。——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然形成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则成为紧接着出现的主要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连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申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

　　因此，为了得出平等＝正义的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但是，平等的命题是说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权，因而它在本质上是否定的，它宣布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糟糕的。由于它缺少肯定的内容，由于它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所以它既适合于由1789—1796年的大革命来提倡，也适合于后来的那些制造体系的平庸之徒。但是，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¹⁶⁶⁾

　　这就已经使得它们不能成为永恒的正义和真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达到这样的境地：侈谈平等和权利就像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显得可笑：同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同新的暂行法的对立，都要从实际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求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两份以示嘲笑。甚至杜林也会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那时，平等和正义，除了在历史回忆的废物库里可以找到以外，哪儿还有呢？由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今天对于鼓动是很有用的，所以它们决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平等的内容须待阐明。——限于权利等等。）

　　此外，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抽象平等的观点也会立时被消除。随着合理的平等的建立，抽象平等本身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现在之所以要求平等，那是由于预见到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平等要求自然而然来到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化。但是，永恒的道德应当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可行的。关于平等的这种主张，甚至杜林也没有想提出；相反，他还容许暂时性的压制，这样也就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和一定的历史状况的特征。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么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18世纪的思想的传播。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著名的男人今天置身于平等的基础上，那么，这正是因为他们被想象为19世纪的“有教养的”人，而且这对于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

第九章，第98—101页；第十章，第109—114页

[观念对社会关系的依存]

　　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条件下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制度（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希望出现这种必然性，而不是无意识地、很不情愿地被迫面对这样的必然性。——这也同样适用于法的观念，因而也适用于政治（如果合适的话，这一点应当在《哲学》编中加以论述，《暴力论》仍放在《政治经济学》编中）。

第十一章，第120—121页

（并参看第三编第五章，第334—335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¹⁴⁴。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第十二章，第125—129页

（并参看《引论》，第23—27页）

　　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包含着对立，那么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

第十三章

[否定的否定]

　　所有印度日耳曼语系民族都是从公有制开始的。几乎在所有这些民族那里，公有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被废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等其他形式排挤掉。对这种否定进行否定，重新建立处于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公有制，这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又如：古希腊罗马哲学最初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从这种唯物主义中产生了唯心主义、唯灵论，即唯物主义的否定，它先是采取灵魂和肉体对立的形式，后来又采取灵魂不死说和一神教的形式。这种唯灵论借助基督教普遍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成果的。甚至卢梭关于历史的看法也是否定的否定：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坏——实现更高阶段上的平等。因此，在杜林从辩证法和思维中排除否定的否定之前，他必须先把否定的否定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排除出去，并且发明一种数学，在那里，－a×－a不等于+a2，而+a2的平方根也不是－a……

　　不言而喻，这些自然的和历史的过裎，正如上述关于－a×－a等等的例子所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有自己的反映，并且在那里得到再现；而且最高级的辩证的问题正是借助这种方法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确实，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面的划分，对立面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而那种没有结果的否定则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由于从这种否定中不能得出任何结果，所以作这种否定的人就必然与世界不和，必然要愤愤不平地非难现存的和以往的一切，非难整个历史发展。古希腊人虽然做出了一些成就，但是他们不知道光谱分析、化学、微分、蒸汽机、公路、电报和铁路。对这些落后人的成果还有什么可多谈的。一切都是坏的——只要这类否定论者是悲观主义者的话——，但至高无上的、完美无缺的人除外，这样，我们的悲观主义又转变成为我们的乐观主义。而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就进行了否定的否定！

　　理想主义——理想的观点等等，是杜林经常宣扬的。当我们从现存的关系中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时，当我们理解和研究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消极因素中的积极方面时——就连最庸俗的进步党人¹⁴⁵也以自己的方式在这样做，甚至理想主义者拉斯克尔也是如此——，杜林就把这称为“理想主义”，并且由此就认为自己有权设计未来的规划，甚至把学校计划也包括在内，这是个幻想的规划，因为它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他忽略了：他这样做也是在进行否定的否定。

第十三章，第145—147页

否定的否定和矛盾。

　　黑格尔说，正数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¹⁶⁷⁾。### $$$“微分可以当做真正的零来看待和对待，但是这些零相互处于由当前的问题的情况所决定的关系之中。”波绪说，这在数学上不是荒谬。⁽¹⁶⁸⁾

　　 可以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值，如果它是由分子和分母同时消失而得出来的话。0∶0＝A∶B也是如此，因此，在这里＝是随着A和B的值的变化而变化的（第95页的例子）。那么，零可以和零相比，就是说，它们不仅可以具有值，而且甚至可以具有不同的、能够用数字表示出来的值，这不是“矛盾”吗？1∶2＝1∶2；1—1∶2—2＝1∶2；0∶0＝1∶2。¹⁴⁶

　　杜林本人说，那种求无限小总和的运算——通称为积分——是数学中最高的运算等等。这种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呢？我有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变数，即一些在变化时彼此间保持一定的关系的数。例如，就算是两个，即x和y，并且要去解一个用普通的数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x和y有函数关系。我把x和y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x和y当做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多么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x和y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所以＝，但是是的关系的表现。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的消失被确定下来的一瞬间，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能妨碍我们。因此，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否定了x和y，但是，我不是不再顾及它们，而是根据同条件相符合的方式否定它们。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x和y，而是x和y的否定，即dx和dy。我像通常那样用这些公式运算，把dr和dy就当做它们好像是实数一样，而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以实数x和y代替dx和dy，这样一来，我并不是又回到了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费尽心思也无法解决的课题。

第二编

第二章

　　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对自由民来说是有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通过另外的比较强盛的公社对衰落的公社进行暴力的奴役（例如马其顿以及后来的罗马对希腊的奴役）而解决的；只要这些比较强盛的公社本身也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那这里发生的就仅仅是中心的转移和这一过程在更高阶段上的重复，直到（罗马）最后被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为止。但是，不管奴隶制是通过强制还是自愿地废除的，以前的生产方式还是死亡了；例如在美洲，移民的小地缺耕作代替了大规模耕作。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也是毁于奴隶制的，关于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早就谈到：同奴隶的交往使得市民道德败坏——更不用说奴隶制使市民失去劳动能力了。（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人家庭（例如内宅的女奴）。）

第三章

　　杜林所说的应该加以斥责的历史，是由暴力支配的。现实的、向前发展的[历史运动，是]由保存着的物质成就[支配的]。

第三章

　　暴力，即军队，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呢？用金钱。可见，立即又取决于生产。比较一下雅典的海军和政治（[公元前]380—340年）。对同盟国采取的暴力，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去进行长期的和有效的战争而失败。英国的通过新型大工业创造出来的补助金打败了拿破仑。

第三章

[党和军事训练]

　　在谈到生存斗争以及杜林反对斗争和武器的声明时，应该强调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降临到它的面前；但不是去反对目前的军事官僚国家，如果那样做，在政治上就会同巴贝夫企图从督政府¹¹¹立即跳到共产主义一样荒谬，甚至还更加荒谬，因为督政府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府。但是，为了反对接替目前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党可能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措施，不得不去维护资产阶级本身所制定的法律。因此，普遍义务兵役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大家都应该利用这种兵役制来学会斗争，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足以使自己在当一年制志愿兵期间具备一名军官所必需的军事素养的人，更应当利用这种兵役制。

第四章

关于“暴力”

　　暴力也起着革命的作用，并且是在一切决定性的“关键”时期，如在向共同社会过渡时，而且这时它也只是作为抵御外来反动敌人的正当自卫——这一点已被承认。而马克思所论述的16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变革，也有其革命的方面：它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¹⁶⁹⁾1789年的法国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暴力，8月4日仅仅认可了农民的暴力行动，并且以没收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作为补充¹⁴⁷。日耳曼人进行暴力征服，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农村占支配地位而不是（像在占代那样）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国家，总是伴随着——正由于这后一种原因——奴隶制向痛苦少些的农奴制或依附农制的转变（在古代，伴随大庄园制的是耕地向牧场的转变）。

第四章

[暴力，公有制，经济和政治]

　　当印度日耳曼语系的人迁徙到欧洲时，他们用暴力赶走了土著居民，并且在公社占有制下耕种土地。在凯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那里，这后一种情形还可以历史地加以证明，而且在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甚至凯尔特人那里（朗得尔制度[rundale]⁽¹⁷⁰⁾），这种情形现在还存在着，甚至是以直接的（俄国）或者间接的（爱尔兰）依附农制的形式出现。当拉普人和巴斯克人被驱逐出去以后，暴力遂即停止了。在公社内部占支配地位的是平等原则或自愿承认的特权。在从公有制中产生出富裕农民的土地私有制的地方，公社成员之间的这种分化，直到16世纪，纯粹是自发地产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逐渐地实现的，而公有制的残余也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当时还谈不上暴力，它只是在反对这些残余时（英国是在18和19世纪，而德国主要是在19世纪）才使用起来：，爱尔兰是特殊情况。在印度和俄国，这种公有制在极为不同的暴力征服和专制制度下安然地继续存在下来，并且成为专制制度的基础。俄国是生产关系决定政治暴力关系的一个证明。直到17世纪末，俄国农民还没有受到什么压迫，享有迁徙自由，几乎不受依附关系的束缚。罗曼诺夫一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彼得大帝的即位，俄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发展，它当时只能输出农产品。于是就引起了对农民的压榨，这种为输出而进行的压榨随着输出的增长而日益加重，直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把这种压榨推进到极点，并且制定了法律。而这种法律允许地主加紧榨取农民，结果压迫也就越来越厉害。

第四章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原因，那么，什么是暴力的原因呢？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和别人的劳动力。暴力可以改变产品的消费，但是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它不能使徭役劳动转变成为雇佣劳动，除非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徭役形式已成为生产的桎梏。

第四章

　　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纯粹善良的愿望，“正义”的要求。但是，托·莫尔早在三百五十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¹⁴⁸，始终没有实现。为什么现在就应该实现呢？杜林没有回答。事实上，大工业把这个要求，不是作为正义的要求，而是作为生产的必要性提出来了，而这改变了一切。

第三编

第一章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¹⁷¹⁾

　　不平等的因素：“因为人本能地就是平等的敌人”（第59页）。### $$$“这种人们称之为文明的欺诈机构”（第81页）。### $$$ “人们应该避免像在我们这里看到的那样让她们〈妇女〉屈从于哲学所指定给她们的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屈从于仆从的角色，这种哲学宣称，妇女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刷锅洗碗和缝衣补裤。”（第141页）### $$$ “上帝只赋予工场手工业劳动一定量的吸引力，这个量仅仅相当于社会的人能够花费在劳动上的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其余的时间应该归农业，畜牧业、烹调、产业大军。（第152页）### $$$“温情的道德——贸易的善良而纯洁的朋友”（第161页），“道德的批判”（第162页及以下几页）。### $$$ 在今天的社会里，“在文明化的机构中”，充满了“行动的两面性，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对立”；这是“个人对群众所进行的一场普遍的斗争。而我们的政治科学还敢于谈论行动的一致性！”[第172页）### $$$ “因为现代人不知道关于例外或者过渡的理论，即关于杂种的理论，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到处碰壁。”（“杂种”的例子：“榅樟，油桃，鳗鱼，蝙蝠等等”。）（第191页）

第二部分

　　 [杜林断言，“人们的联合借以建立的意志活动，本身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关于历史的发展，只字未提。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一切都是心理学，而且，遗憾得很，心理学还远远“落后”于政治。

　　[针对杜林关于奴隶制、雇佣依附制和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的论述，恩格斯写道：]

　　总是以为：经济学只具有永恒的自然规律，所有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可恶的政治造成的。

　　总之，在全部暴力论中，正确的仅仅是：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因此，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这样一种平庸之见：从人们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时起，国家就到处存在，而这一点早在杜林以前就众所周知了。——但是，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比如，我这样来说明东方专制制度、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说它们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那我就什么也没有说明。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各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这样就会发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封建制度基于乡村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如此等等。

　　 [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论：“经济的自然规律，极其严格地说来，只有通过下列办法才能获得：我们要在思想上铲除掉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特别是与雇倜依附制相联系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并且谨防把后者看成人的不变本性〈！〉的需要……”### $$$针对杜林的这些议论，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

　　总之，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经济抽象掉，才会被发现，这些规律至今从来没有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好一个人（从猿到歌德）的不变本性！

　　杜林打算用这种“暴力”论来说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古以来，到处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占多数，而拥有暴力的人占少数。这本身就已经证明：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那样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

　　杜林对地租、利润、利息、工资未作解释，而只是说，是暴力如此造成的。可是暴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说。

　　暴力造成占有，而占有造成经济权力。因此暴力＝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中证明：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形态完备的资本主义生产，而且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¹⁴⁹

　　当杜林把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冒充为新东西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所有历史编纂学家所说的话，在他们看来。社会形式也仅仅是由政治形式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太好了！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¹⁵⁰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都认为他们所理解的经济规律是“自然规律”，并且断言，这些规律的作用被国家，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歪曲了！

　　此外，这一整套理论只不过是企图根据凯里的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身是和谐的，国家用它的干涉败坏了一切。

　　永恒的正义是对暴力的补充，见于第282页。

　　 [对杜林在批判斯密、李嘉图和凯里时所阐发的观点，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似乎在一个鲁滨逊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产，在岛上的两个孤独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分配，甚至可以想象出从主奴之间的完全平等直到完全对立的所有中间阶段……”　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面这句话：“但是，最终真正对分配学说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只有通过严肃的社会的〈！〉考察才能得到……”### $$$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先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法的关系，把这些关系同它们所由产生的并且只有以其为依据才有意义的历史基础分开，再把它们转移到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身上，当然，在那里它们完全是任意地出现的。在它们被这样归结为纯粹的暴力之后，又被转移到现实的历史中去，并以此证明：这里的一切也都基于纯粹的暴力。至于暴力必须应用于某种物质基质，而且正是需要阐明这种基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杜林则不管不问。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一段：“所有国民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传统观点认为：分配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被设想为成品总和的产量有关……　而更加深刻的论证应当注重这样一种分配，这种分配同经济的或有经济效力的权利本身有关，而不是仅仅同这些权利的日常的和积累着的结果有关。”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总之，研究日常生产的分配是不够的。

　　地租以地产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工资以没有财产的工人，即只有劳动力的人为前提。因此应该研究一下，这一切从何而来。马克思——由于这个问题属于他的任务——在论述资本和没有财产的劳动力的第一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现代土地所有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对地租的研究有关，因而属于第二卷的研究范围⁶⁷。杜林的研究和历史论证只限于一个词：暴力！这里已经表现出毫不掩饰的险恶用心。杜林如何说明大土地所有制，见财富和价值，这一点移至此处较好。

　　总之，暴力创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等等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条件。但是谁创造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石制武器、青铜制武器、铁制武器、盔甲、骑兵、火药以及大工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编成和编制，战略和战术，又取决于装备。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和成就在当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隆日报》，《马基雅弗利……》）⁸⁴。

　　同时，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使用装刺刀的枪到后装枪的现代作战方法，其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横队，由训练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护的纵队（耶拿反对威灵顿），最后，普遍分列成散兵线以及跑步代替慢步。

　　[根据杜林的说法，“灵巧的手或脑应被看成属于社会的一种生产资料，看成一部机器，而机器的生产是属于社会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但是机器并不增加价值，而灵巧的手却增加价值！因此，与此相关的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在这里遭到了禁止，虽然这种规律依然存在。

　　[针对杜林关于“整个共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的设想，恩格斯指出：]

　　这样一来，马上使用了唯心主义的尺度。不是生产本身，而是法。

　　 [关于杜林的“经济公社”和其中通行的分工、分配、交换的制度和货币制度，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评述；]

　　因此，还要由社会给一个个工人发解雇金。

　　因此，还会出现货币贮藏、高利贷、信贷以及包括货币危机和货币荒在内的一切后果。货币炸毁经济公社，正像它目前就要炸毁俄国公社，而且一旦成为各个社员间进行交换的中介时也要炸毁家庭公社一样，是必然的。

　　 [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述说法：“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劳动，都是健全组织的社会自然规律”，同时用括号附加了一句：“（照此说法，迄今为止的所有组织都是不健全的）……”### $$$恩格斯就杜林的这种说法指出：]

　　这里，劳动或者被理解为经济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这样，这句话就是无稽之谈，并且同以往的全部历史不相适合；或者劳动是在更一般的形式上来理解的，即被理解为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或适用的各种活动、施政、诉讼、军事训练，这样，这句话又是一种狂妄之极的平庸之谈，并且和经济学毫不相干。但是把这一堆陈词滥调美其名曰“自然规律”，企图以此让社会主义者敬服它，这可真有点恬不知耻。

　　[就杜林关于掠夺和财富的联系的议论，恩格斯指出：]

　　全部方法都在这里。首先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每一种经济关系，而不管所有的历史规定。因此，只能讲出最空泛的话，如果杜林想超出这种状况，那么他就不得不考察某个时代的一定历史关系，就是说，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产的范围而陷入混乱。其次，从分配的观点去理解同一经济关系，也就是把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归结为暴力这个空洞的词语，接着便对暴力的恶果大发其火。这会导致什么，我们在考察自然规律时将会看到。

　　[杜林断言，对于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奴隶制”或“农奴制”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1，世界历史从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大片土地的耕作与大土地占有者的耕作是一回事！被大庄园主改变为牧场的意大利土地，以前是一片荒芜！北美合众国如此巨大地扩展，不是靠自由农，而是靠奴隶、依附农等等！

　　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大片土地的耕作”应该＝大片土地的开垦，但马上又被解释为＝大规模的耕作＝大土地所有制！而在这种意义上，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发现：如果某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多于他及其家庭所能耕种的，那么，他不用别人的劳动就不能耕种全部土地！要知道，使用依附农的耕作，不是大片土地的耕作，而是小块土地的耕作，而且这种耕作终归要比依附农制悠久（俄国，斯拉夫人马尔克里的佛来米人、荷兰人和弗里西亚人的移民区，见朗格塔尔⁽¹⁷²⁾）；原初的自由农被变成依附农，而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是在形式上自愿地成为依附农的。

　　 [杜林断言，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自然障碍的大小，这种障碍阻挠着需求的满足，并且“迫使人们付出或大或小的经济力量〈！〉”，对此恩格斯指出：]

　　克服阻力——这个从数学力学中搬过来的范畴，在经济学中就成了荒谬的东西。我用棉花纺线，然后织布，接着漂白和印染，现在意味着：我克服棉花对被纺的阻力。纱线对被织的阻力，织物对被漂白和被印染的阻力。我制造蒸汽机，意味着：我克服铁对它被变为蒸汽机的阻力。我用夸大其词的迂回说法来表达一件事，结果只不过是歪曲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因此导入分配价值，在分配价值中似乎也有一种阻力需要克服。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杜林说：“分配价值纯粹地而且唯一地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对非生产出来的物品的支配权，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这些〈非生产出来的！〉物品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产价值的劳作或物品换来的。”针对这段话恩格斯指出：]

　　什么是非生产出来的物品呢？是用现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吗？或者它应该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产出来的物品？但是，“真正的生产价值”是同非生产出来的物品对立的。下一句话表明：这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非生产出来的自然对象，同“无偿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了。

　　 [杜林断言：人类的所有设施和事实是被严格地决定的，但是它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决不“像外表的天生畸形那样是实际不变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这是自然规律，并且始终是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全部无计划和无联系的生产中，经济规律都是作为人们无力驾驭的客观规律，就是说，以自然规律的形式，同人们相对立的，关于这点，只字未提。

　　[杜林的“全部经济的基本规律”是：“经济资料即自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是由于发明和发现而提高的，而且这一点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实现的，尽管如此，分配本身仍能经历或引起重大的改变，但是它不决定主要结果的特征〈！〉”。针对这点恩格斯说：]

　　结尾这句话：“而且……”对规律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因为，如果规律是真实的，那么，分配就不可能对它作任何改变，这样，也就没有必要说：这一规律对于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确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自然规律了。所以要补充上结尾这句话，只不过是因为杜林总还不好意思把这完全光秃秃的规律如此光秃秃地、平淡地提出来。此外，这个补充也是荒谬的，因为分配既然仍能引起重大的改变，那么就不可能“完全不管”它。因此，我们勾掉这个补充，就得到一个纯粹而又简单的规律——全部经济的基本规律。

　　但是这还不够平淡。我们又被教导说：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继续作了一些摘录。]### $$$[杜林断言：经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总和，”而仅仅取决于知识和一般的技术操作方法”，而且根据杜林的意见，如果“把自然意义上的资本理解为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就立即显露出来”。对此，恩格斯写道：]

　　停放在尼罗河上的赫迪夫¹⁵¹的蒸汽犁，废置在库棚里的俄国贵族的脱粒机等等，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蒸汽等等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诚然，这些前提比较容易创造，但总得要创造出来。这样一来杜林把那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使这一“观念同我们的被置于最重要地位的规律一致了”（第71页），而他却以此感到无比骄傲。经济学家们在这一规律上毕竟还考虑出某种真实的意义，而杜林则把它归结为最肤浅的平庸之见。

　　[针对杜林关于分工的自然规律的表述：“职业的区分和活动的划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恩格斯指出：]

　　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即使在这里，专业分工也已经由于使个人畸形发展和僵化而成为生产的障碍，但是，将来这种分工会完全消失。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今天这种专业分工在杜林看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共同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一列宁格勒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编译

脚　　注

(161) 每一段前面的《反杜林论》编次、章次、页码以及方括号里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页码为本卷的页码。——编者注
(162) “体系学”在这里是指绝对完备的认识体系。——编者注
(163) 这里和后面提到的欧·杜林著作的页码均为《哲学教程》1875年莱比锡版的页码。——编者注
(164)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无意识的适应在动物中也是很重要的。”——编者注
(165) 见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根据最新科学观点编写》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102页。——编者注
(166) 平等观念产生于商品生产中一般人类劳动的等同性。《资本论》第36页。¹⁴³
(167) 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1部分第1章，关于存在和无在观念中的对立的注释。——编者注
(168) 见沙·波绪《微积分》1797—1798年巴黎版第1卷第94页。——编者注
(169)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20—875页。——编者注
(170) 关于朗得尔制度，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编者注
(171) 以下沙·傅立叶的言论摘自《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编者注
(172) 引自克·爱·朗格塔尔《德国农业史》第2册《从查理大帝到王位虚悬时期》1850年耶拿版。——编者注

注　　释

46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该书第1版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ώτιστζ——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胶液原生物（来自希腊文μούηρηζ——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胶液原生物（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同现代的还存在的胶液原生物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胶液原生物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 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 aurantiaca（橙色胶原虫）、Bathybius 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胶液原生物”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学界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做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胶液原生物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354、356。
67 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更改这一著作的卷册划分计划。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的计划是：《资本论》的四册手稿分三卷出版，第一册为第一卷，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第四册即第三卷为理论史（见《资本论》第一卷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373。
84 麦·耶恩斯的报告《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载于1876年4月18、20、22、25日《科隆日报》第108。110、112、115号。——374。
111 督政府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由五名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执行的政策摇摆不定，导致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迭起，最后在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中被推翻。——366。
137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40页幅面大小不一的手稿，包括杜林著作的摘录和恩格斯的札记，其中有一部分已经勾掉，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正文中。第二部分是12页幅面较大的手稿，每页分两栏：左边大多是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笫2版）一书摘录，右边是恩格斯的批语；个别地方因为已用在《反杜林论》中，所以用直线勾掉了。
　　此外，可以列入《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还有；关于奴隶制的札记、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一书摘要和作为《反杜林论》中《引论》草稿的关于现代社会主义的札记。在本卷中，前两个札记列入《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第一部分，《引论》的草稿和定稿之间的重要差别列入《引论》第一章的脚注。
　　这里选收了准备材料中对《反杜林论》正文作了重要补充的部分。准备材料第一部分的札记是按照《反杜林论》正文的相应次序排列的，同时还标明了与札记内容相关的正文部分的页码。第二部分的片断主要是按照恩格斯手稿中的次序排列的；对恩格斯评语所涉及的杜林的言论摘录作了删节，并用方括号标出。
　　《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的第一部分大概写于1876年5——9月、第二部分大概写于1876年春。这些准备材料第一次部分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1927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347。
138 指托·安德鲁斯于1876年9月6日在格拉斯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四十六届年会上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1876年9月7日《自然》杂志第358期。——351。
139 伊斯兰教总教长是苏丹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僧侣首脑的称号。——352。
140 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是1870年7月18日在罗马公布的。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约·德林格尔拒绝承认这一教义。美因茨的主教威·凯特勒最初也反对宣布新教义，但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教义而且成为它的热烈拥护者。——352。
141 预成是指成熟的机体在胚细胞中预先形成。预成论在17世纪和18世纪生物学中占主导地位。从预成论拥护者的形而上学观点来看，成熟的机体的一切部分都已经以紧缩的形式存在于胚胎中，这样一来，机体的发育被归结为已有器官的纯粹量的增长，而本来意义上的发育，即作为新生成（渐成）的发育就不发生了。从卡·沃尔弗到查·达尔文等许多杰出的生物学家不断论证并发展了渐成论。——355。
142 指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一书的总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自然界和生命的条件，在这一节中尼科尔森引用了生命的各种定义。——356。
143 这句话是恩格斯写在页边上的，参看《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75页。——359。
144 指安·赛奇的《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一书。他在书中没有用神学观点进行考察，仅仅认为：太阳系和其他天体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某个特定时刻通过一次创造行为产生的。——361。
145 进步党人是指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其著名的代表人物有贝·瓦尔德克、鲁·微耳和、舒尔采——德里奇、马·福尔旨贝克和莱·霍维尔贝克。进步党在纲领中提出如下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成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进步党没有提出普选权、结社和集会权以及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民主要求。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1866年，进步党分裂，其右翼组成了屈从于俾斯麦政府的民族自由党。——363。
146 在沙·波绪《微积分》第95——96页上、零与零之间的关系的命题是这样说明的：在两个零处于某种相互关系这个假定中，没有丝毫荒谬的或不可接受的东西。设比例式A∶B＝C∶D，由此得出（A—C）∶（B—D）＝A∶B；如C＝A，而D＝B，则O∶O＝A∶B；这种关系随着A和B的值而变化。恩格斯以A＝C＝1和B＝D＝2的数值代入波绪的例题，以此说明波绪的这个论断。——364。
147 1789年8月3日夜，法国制宪议会在不断高涨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郑重宣布取消一系列当时事实上已被起义农民废除了的封建徭役。但是，在随之颁布的法律中，不付赎金废除的只是个人徭役。直到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7月17日的法律才实现了不付任何赎金废除一切封建徭役。
　　没收教会财产的法令是1789年11月2日由制宪议会通过的，而没收贵族流亡者财产的法令是1792年2月9日由立法议会通过的。——367。
148 指托·莫尔的《乌托邦》，该书第一版于1516年在比利时的卢汶出版。——369。
149 恩格斯指的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论》这一部分的相关内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二章中也引用过（见本卷第171页）——372。
150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372。
151 赫迪夫是土耳其统治时期埃及世袭君主的称号（从1867年起）。——378。

《反杜林论》材料

弗·恩格斯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1700——1870年¹⁵²

　　在14世纪，火药和火器传到了西欧和中欧。现在，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这种纯技术的进步，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革命。但是这个革命进展得非常缓慢。最初的火器，特别是马枪，是十分粗笨的。很早以前虽经多次部分的改进，如枪管加膛线，改为后装，使用轮发枪机等，但是经过300多年，直到17世纪末，才出现了适合装备全体步兵的枪。

　　在16世纪和17世纪，步兵是由长矛手和火枪手两部分组成的。最初，长矛手的任务是在决战时持矛冲锋，而火枪手则以火力进行掩护。因此，长矛手采用类似古希腊方阵的密集队形作战，而火枪手则每八至十人成一列，因为只有在这么多人数的情况下才能做到，在一个人装弹完毕前射击不致中断。谁先准备完毕，便跑步到前面射击，然后又退到后面，重新装弹。

　　火器的逐步改进改变了这种情况。最后。明火枪可以很快地装填，以致为了保持不间断的射击只需要五人，也就是说每一列五个人。因此，同样数量的火枪手，在这时就能占领几乎比过去宽一倍的正面。由于枪的火力对密集的人群具有巨大的杀伤作用，长矛手的队形这时也改为六列或八列。这样，战斗队形越来越接近于线式队形，在这种队形中，战斗的胜负取决于火力。长矛手的作用已不是攻击，而是掩护火枪手不受敌人骑兵袭击。在这一时期末，战斗队形是由两个队和一个预备队组成的。每一队排成一线，大多由六列组成。炮兵和骑兵，一部分配置在各营的间隙，一部分配置在两翼。同时，每一步兵营中长矛手最多不超过三分之一，火枪手至少不下于三分之二。

　　最后，在17世纪末，出现了装有刺刀的、使用预先造好的子弹的燧发枪。于是长矛终于从步兵的武器中消失了。这时，装填子弹所需要的时间较前减少了，较快的射速能掩护射手本身，而刺刀在必要时，则代替了长矛。因此，横队的纵深便由六人减到四人，后来减到三人，最后在某些场合竟减到二人。这样，在同样人数的情况下，横队越来越宽，能同时射击的枪也越来越多。但是，这种正面宽纵深小的横队，却越来越显得动转不灵。它只能在平坦无阻的地形上队列整齐地而且以缓慢的、每分钟70—75步的速度运动。而在平地上，这种横队，尤其是在它的两翼，恰好使敌人的骑兵能够进行有效的袭击。一方面为了掩护两翼，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第一线火力，全部骑兵都配置在两翼上，因此真正的横队只是由步兵及其轻型的营属火炮组成的。极其笨重的重型火炮配置在两翼上，在整个会战期间最多只能转移一次。步兵编成两个队，各队的两翼由成拐字队形的步兵掩护，因而形成一个非常狭长而中空的四边形。这个动转不灵的人群，如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运动时，就只得分成三部分：中央和两翼。各部分的整个运动都在于：使兵力比敌人的一翼占优势的一翼向前推进，以迂回敌人，而使另一翼停止前进，作为威胁，以防止敌人作相应的机动。在会战过程中变换整个队形需要很长的时间，暴露给敌人很多弱点，以致这种企图常常等于自取失败。这样，原来的队形在整个会战期间都不改变，步兵一进入战斗后，会战的胜负便由一次歼灭性的打击决定了。被弗里德里希二世发展到顶峰的这套作战方法，是两种物质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一种因素是人员，他们是诸侯雇佣兵，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但却完全不可靠，只有在鞭笞之下才俯首听命，而且其中一部分是强迫编入军队的怀有敌意的战俘；另一种因素是武器——笨重的重型火炮和带刺刀的、射速大但不准确的滑膛燧发枪。

　　这种作战方法，当敌对双方在人员和武器方面处于同样状态时，一直被采用着，因此保持陈规，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时，同这些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作战的，突然是起义者的队伍，他们虽然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射击准确，大都装备有优良的火枪，并且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没有临阵脱逃的。这些起义者并不像英军所希望的那样，在平坦的开阔地上按照军事礼节的一切规定，以缓慢的步伐同他们跳熟习的战斗舞。他们把敌人引入稠密的森林，使敌人长列的行军纵队毫无抵抗地暴露在分散的、隐蔽的射手的火力之下。他们分成许多分散的兵群，利用每一个天然掩蔽物打击敌人，同时，由于行动迅速，他们常使行动迟缓的敌人追赶不上。这样，在使用火枪的条件下已起了某些作用的散兵火力，现在在一定场合，特别是在小规模的战斗中，比线式队形显得优越。

　　如果说欧洲的雇佣军队的士兵不适合于散兵战，那么它们的武器就更不适合了。诚然，在射击时已经用不着像以前的火枪手使用明火枪那样将枪抵在胸部，而是像现在这样抵在肩头，但是还谈不上瞄准，因为作为枪管的延长部分的枪托完全是直的，眼睛不能顺着枪管瞄准。直到1777年，法国步枪才采用了猎枪的弯曲枪托，因而才会形成有效的散兵群火力。第二项值得注意的改进，是18世纪中叶格里博瓦尔设计的较轻便而又坚固的炮架，全靠它，后来要求炮兵具有的较高的运动性才成为可能。

　　法国革命在战场上应用了这两项技术改进的成果。当结成同盟的欧洲向法国革命进攻的时候，革命把全国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交给政府支配。但是他们没有时间在训练中充分掌握线式战术，以同样的战斗队形对付老练的、经验丰富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步兵。另一方面，法国不仅没有美国那样的原始森林，而且实际上也没有辽阔无垠的地区可供退却。必须把敌人歼灭在国境线和巴黎之间，因此，必须保卫一定的地区，而这一点只有在兵力众多的野战中才能最后达到。因此，除了散兵群以外，还需要找到另外一种形式，使人数众多的，训练较差的法国士兵能稍有把握地对付欧洲各国的常备军。这种形式找到了，那就是密集的纵队，它在某些场合已经采用过，但大多数只是在练兵场采用。纵队比横队易于保持秩序。甚至当纵队稍被打乱时，它仍然能够以较密集的队伍进行至少是消极的抵抗；纵队比较容易指挥，能更好地为指挥官所掌握，并能更迅速地运动。行进速度增加到每分钟100多步。但是，最重要的结果是：采用纵队这种特殊的众兵作战形式，就能把整个动转不灵的单一的旧的线式战斗队形分为若干个单独的部分，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能使总的规定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其中每一部分可由所有的三个兵种组成。纵队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使用各部分兵力。它能利用弗里德里希二世严格禁止利用的村镇和庄园，而且从此以后，村镇和庄园在每次战斗中都成为主要据点。纵队可以适用于任何地形。最后，纵队还可以用这样一种作战方法来对付一举投入全部兵力的线式战术，这种作战方法就是，用散兵群的行动和逐渐投入兵力以拖延战斗的方法来疲惫成横队的敌人，并且大量地消耗他们，使他们不能再抵抗一直留做预备队的生力军的猛攻。同时因为线式队形在各点上兵力相等，所以成纵队作战的敌军便能用少量兵力作佯攻，以吸引其部分兵力，而同时集中主力在阵地的决定性的地点进行攻击。射击这时主要由散兵群来担任，而纵队则用来进行刺刀冲锋。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又同16世纪初火枪队和长矛队的关系相似，所不同的只是新式纵队能随时展开成散兵群，而散兵群又能随时再集合成纵队。

　　由拿破仑发展到最完善地步的新的作战方法，比旧的方法优越得多，以致在耶拿会战以后，旧的方法遭到无可挽回的彻底的破产，在这次会战中，动转不灵、运动迟缓、大部分根本不适于散兵战的普鲁士线式队形，在法国散兵群火力下简直瘫痪了，只能用齐射来还击。但是，如果说线式战斗队形已无用，那么这决不是指作为战斗队形的横队而言的。在普鲁士军队因采用线式队形在耶拿蒙受极大的耻辱后数年，威灵顿又率领英军以横队来对抗法军的纵队，而且总是打败他们。但是威灵顿恰好采用了法军的全部战术，例外的只是在战斗中将密集的步兵编成横队而不编纵队。他这样做的优点是能使所有的枪同时射击，所有的刺刀同时冲锋。英国人一直在几年以前还采用过这种战斗队形，并且在进攻（阿尔布埃拉）和防御（因克尔曼）¹⁵³中战胜了兵力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同英军的这种横队作过战的毕若，一直认为它比纵队好。

　　虽然如此，步枪性能极差，以致在100步的距离上很少能射中单个的人，而在300步的距离上也很少能射中整个的营。因此，当法国军队开到阿尔及利亚时，贝都因人用长管枪从法军火枪所达不到的距离给他们以重创。在这里只有线膛枪才能解决问题。但正是在法国，人们一直反对采用线膛枪，甚至反对把它作为特殊的武器，因为它装弹慢，枪膛容易淤塞。但是现在当需要一种便于装弹的线膛枪的时候，这个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在德尔维涅的工作的基础上，出现了图沃南式步枪和米涅的扩张式弹丸，后者使得线膛枪在装弹方面和滑膛枪同样便利。因而从这时起，全部步兵便能装备射程远和射击准确的线膛枪。但在前装线膛枪还没有创立相应战术之时，它就已经被最新的火器，即后装线膛枪所代替，而线膛炮的战斗性能也同时越来越改进了。

　　革命所提出的全民武装，不久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全体有兵役义务的青年中，只有一部分用抽签办法征召到常备军服役，而其余公民中的一部分（时多时少）至多只组成了未受训练的国民自卫军。即便是在严格贯彻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国家里，也至多组成一支仅服役几周的民兵部队，瑞士就是如此。财政情况迫使国家不得不在征兵制或民军制之间进行选择，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而且是最穷的国家之一，曾试图把普遍义务兵役制和常备军制结合起来。这就是普鲁士。虽然人人都必须在常备军中服役这一制度，也由于不得已的财政原因，在任何国家都没有严格地执行，但是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⁸²却为政府提烘了大量受过训练并组织成现成的骨干的人员，使得普鲁士比其他任何人口相同的国家占有明显优势。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征兵制败于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但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双方都使用后装枪，而军队移动和作战时所采用的合乎规定的形式，却基本上和旧式燧发枪时期相同。至多不过散兵群的队形密集一些。此外，法军仍然采用过去的营纵队，有时也采用横队，而普军至少曾企图把连纵队当做一种更适合于新式武器的战斗形式。最初几次会战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普鲁士近卫军的三个旅在圣普里瓦的攻击中（8月18日）认真地试用这种连纵队时，就发现后装枪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在这次会战中参战最多的五个团（共15 000人）的几乎全部军官（176人）和5 114名士兵阵亡，占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参加会战的全部近卫军步兵共28 160人，当天损失8 230人，其中军官307人。⁸³从那时起，连纵队这种战斗形式也同营纵队或线式队形一样被摒弃了；以后把任何密集队伍置于敌人步枪火力之下的一切企图都放弃了；在普军方面，还只是以密集的散兵群进行战斗，其实从前纵队在敌人的弹雨下就已常常自行分散为这种散兵群，尽管上级把这种行为看做破坏队形而加以反对。士兵又一次表现得比军官聪明：正是士兵本能地找到了在后装线膛枪火力下至今仍然有效的唯一的战斗形式，而且不管长官如何反对，还是成功地坚持了这种战斗形式，同样，在敌人步枪的射程内，只有跑步才是适用的。

弗·恩格斯写于1877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翻译

注　　释

82 普鲁士的后备军制度是把已在正规军中服满现役和尚在规定的预备期限内年龄较大的人员编成一支武装部队的制度。普鲁士后备军在1813——1814年反拿破仑战争期间是以民团的形式组建的。后来德国其他各邦和奥地利也实行了这种制度。1870—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后备军受命和正规部队共同作战。——385。
83 在1870年8月18日圣普里瓦会战中德国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取得了对法国莱茵军团的胜利。在历史文献中，这一会战又称格拉沃洛特会战。
　　这里所引用的关于普鲁士近卫军伤亡的材料，很可能是恩格斯在研究普军总参谋部战史处编纂的1870——1871年普法战争正史的材料时得到的、见《1870—1871年普法战争》1875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2卷。——386。
152 这篇论文原是《反杜林论》第二编第三章的五页手稿，后来恩格斯代之以较短的文字（见本卷第175—178页），而为这几页手稿加上了标题《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 1700——1870年》。该文写于1877年3月初到6月25日之间、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380。
153 阿尔布埃拉会战是1811年5月16日英军和法军在西班牙进行的一次会战，由威·贝雷斯福德率领的英军围攻了被法军占领的巴达霍斯要塞，由让·苏尔特元帅率领的法军前去援救要塞。这次会战以法军失败而告结束。恩格斯在《阿尔布埃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第192—193页）一文中描述了这次会战的情况。
　　因克尔曼会战是1854年11月5日俄国军队和英法军队在克畢木战争期间进行的一次会战。由于俄国军队在指挥上的失误，会战以俄军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是，联军特别是英军由于俄军采取了积极行动遭到重大损失，联军不得不放弃立即强攻塞瓦斯托波尔，转入对这个要塞的长期围攻。恩格斯在《因克尔曼会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2—687页）一文中详细描述了这次会战的情况。——384。

《反杜林论》材料

卡·马克思

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¹⁵⁴

Ⅰ）希腊古代

　　杜林先生对于下述发现大吹大擂：

　　“经济学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现象”（第12页）。

　　确实，《资本论》（1867年）中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¹⁷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第29页）中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¹⁷⁴⁾杜林先生是沿着这条预先指给他的道路走的，但是在他看来，高级经济学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科学在其古典时期结束之后所发生的可怜的流产才开始的。⁽¹⁷⁵⁾因此，杜林有充分的权利在其《批判史》引论的结尾扬扬得意地宣称：

　　 “这一企业，如果按其外部可以感知的特点、按其更新颖的一半内容来说，是完全没有先驱者的，那么按其内部的批判的观点及其一般的立场来说，它更是归我个人所有。”（第9页）

　　实际上，他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宣布自己的“企业”（这个工业上的用语倒选得不坏）是“唯一者及其所有物”⁹⁷。

　　因为所谓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只是由于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就希腊人有时涉猎这一领域来说，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经济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现在我们来听听充当世界审判者的杜林先生说些什么话：

　　 “因此，关于古代的科学的经济理论，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可以奉告，而完全非科学的中世纪，则对此〈对此无可奉告！〉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因为虚荣地炫耀博学外表的手法……败坏了现代科学的纯洁性，所以不能不至少举出几个例子，以资留意。”（第17页）

　　然后杜林先生就举出批判的例子，这一批判确实连“博学外表”也没有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是：

　　“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它作为物所固有的，例如鞋用来穿，另一种则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即它可以用来交换（η（即（χρησιζ）μεταβληικη…àλλαγηζ ενεκεν）⁽¹⁷⁶⁾（你自己去查看这段话，我由于俄语的缘故无法正确书写希腊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页脚注1⁽¹⁷⁷⁾）。——

　　这个论点，在杜林先生看来，不但“表达得很迂腐，学究气十足”（第18页），而且那些在其中找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的人，还未免有些“滑稽”，居然忘记“在最近的时期”，“只是在最进步的体系的范围内”，即杜林先生本人的体系的范围内，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已经永远完结了。

　　“在柏拉图论国家的著作中，有人……也企图去发现国民经济分工的现代的篇章，”（第20页）（见《资本论》第379—381页。恰恰相反，在这一节里证明，古典古代对于分工的见解，是同现代的见解”截然相反”的。⁽¹⁷⁸⁾）

　　柏拉图把分工描述为城市的（在希腊人看来，城市等于国家）自然基础⁽¹⁷⁹⁾，对这种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描述，杜林先生却嗤之以鼻，仅此而已，而且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柏拉图没有提到（不过希腊人色诺芬提到了⁽¹⁸⁰⁾，杜林先生！）这样一些“界限”，

　　“这些界限是当时的市场范围为了进一步划分职业并在技术上划分特殊作业而设置的——只有关于这种界限的观念，才是这样一种认识，有了这种认识才使那种通常很难称为科学的观念成为经济学上重要的真理”（第20页）。

　　可是杜林先生曾十分藐视的罗雪尔“教授”，事实上却划出了这种“界限”，在这种“界限”中，“分工观念”第一次变成了“科学的”观念，所以他明确地宣布亚当·斯密是分工规律的发现者。⁽¹⁸¹⁾在商品生产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社会里，“市场”——也用一次杜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曾经是“生意人”中间历来十分熟悉的“界限”。需要有比“墨守成规的知识，或者确切地说墨守成规的本能”更多的东西，才能理解：不是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的分工，相反地，是以前的社会关系的瓦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工造成市场。（见《资本论》第2版第776页：《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¹⁸²⁾

　　“货币的作用，在一切时候都曾经是经济〈！〉思想的首要刺激。可是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关于那种作用知道些什么呢？显然，他只知道，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代替了原始的实物交换，此外再没有什么了。”（第21页）

　　可是，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竟然发现货币流通的两种不同形式，一种是货币执行单纯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种是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¹⁸³⁾，那么（也就是说，按照杜林先生独特的记述）“他只是表现了某种道德上的嫌恶”（第21页）。

　　如果一个叫做亚里士多德的人这时居然大胆地出来分析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正确地提出了这个对于货币理论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¹⁸⁴⁾，那么一个叫做杜林的人宁愿对这种不能允许的鲁莽行为完全保持沉默，这自然是出于十足的不可告人的理由。⁽¹⁸⁵⁾

　　最后的结果是：在杜林的“以资留意”的镜子的映象中，“希腊古代”实际上只具有“最通常的观念”（第25页），如果这样的“愚蠢想法”（第19页）毕竟和通常的或非常的观念有共同之点的话。

Ⅱ）重商主义

　　### $$$“因此，重商主义体系严格说来作为科学根本不存在……因此必须摒弃在有名的三大体系〈重商主义体系、重农主义和工业主义体系〉中列举这一体系。”（第27页）另一方面：“这〈三个〉体系……确实存在，只是须提防把重商主义体系在解释和表述实践准则时所展示的种种技巧与……重农学派……独立的理论论述一起抛入一个唯一的同类的整体中”（第29页）！？！⁽¹⁸⁶⁾

　　此外，对于杜林先生论重商主义⁹⁸的一章，最好是读“原著”。即读李斯特的《国民体系》第29章《被学派误称为重商主义体系的工业主义体系》。

　　杜林先生在这里又如何谨慎地避免显示出任何“博学外表”，这从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李斯特在第28章（同上，标题为《意大利国民经济学家》）里说道：

　　“无论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上还是在理论上，意大利都走在一切现代国家的前头”，

　　然后又提到

　　 “那不勒斯的安东尼奥·塞拉所写的关于如何供给王国以丰富金银的著作，是意大利第一本专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¹⁸⁷⁾。（1613年）

　　杜林先生（第34页）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因而竟把塞拉的《略论》⁽¹⁸⁸⁾

　　“当做经济学的最新前史的某种入门标牌”。（同上）

　　事实上，他对于《略论》的考察，只限于这种美文学的蠢话。不幸，事情在实际上并非如此：早在1609年（1613年才有塞拉的《略论》），已经发表了托马斯·曼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⁹⁹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攻击了当时在英国作为国家政策还受到保护的原始的货币主义，因而代表了重商主义体系对于自身的母体系的自觉的自我脱离。这一著作以最初的形式就已经出了不同的版本，并且对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以后经作者本人完全改写并在其死后于1664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在100年之内，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么这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本书在杜林先生的“细心观察顺序关系的历史”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第133页）

Ⅲ）较合理的经济学说的先驱和标志

配第

　　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一个最伟大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对于填充白纸十分有用的）方面就是：杜林借助世界上众所周知的各类传记来描绘各个经济学家的性格特征，再由此出发去构想他们的著作特点。依靠这种方式便轻而易举地从配第丰富多样的生活中得出

　　“一种精神特质，它包含相当轻率的思维方法，并且在真正的严肃性方面只知道它的商人形式”。（第54页）〈难以理解，如何在真正的严肃性方面……知道严肃性的商人形式。〉“对于概念的内部的和更精细的区别缺乏理解……显示出配第理解方式的最薄弱的一面，”（第55页）“有人尊重配第，因为配第通过经营自己的生意最终拥有15 000英镑的年收入⁽¹⁸⁹⁾。”（同上）而且配第还具备“完全精准地刻画英国形形色色的教士等技巧”。这“……只证明他具有多方面才能，知识广博，但容易从一种东西跳到另一种东西，而对任何深刻的思想不作彻底的研究”（第55、56页）。“正因为配第对国民经济的论述还非常粗陋，由于周围还没有可以借鉴的学派而显得笨拙，所以他得出了幼稚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加以对照……有时可以使比较认真的思想家发笑”。（第56页）

　　上述一切的结论就是，像欧根·杜林这样认真的思想家竟留意到一个叫做配第的人，这表明了他多么崇高的谦虚态度。而杜林先生是怎样留意他的呢？

　　配第关于

　　“劳动，甚至劳动时间是价值尺度的论点，在他那里……只能见到不完整的痕迹”。（第62页）

　　配第的这些论点，杜林先生置之不理，也就是说，他的读者所获悉的全部相关内容，就只有“不完整的痕迹”这一句话。那么实际情况怎样呢？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1662年第1版）中，对商品的价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确的分析。他首先用耗费同样多的劳动来生产的贵金属和谷物具有同等价值的例子来说明价值量，这样他就为贵金属的价值下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理论上的”定义。⁽¹⁹⁰⁾但他并没有停留于举例，而是明确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他把自己的发现用来解决各种不同的和一部分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且有时在各个场合和各种著作中，甚至在没有重复这个主要论点的地方，从这个主要论点作出正确的结论。但是配第在自己的第一部著作中就已经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通过等量劳动进行估价〉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¹⁹¹⁾

　　可见，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

　　 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中”表现出来。

　　这个迷误本身是天才的。⁽¹⁹²⁾

　　杜林先生对此作出了尖锐的评语

　　 “如果他自己的思考更缜密一些，那么人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遇到以前已经说过的一种对立见解的痕迹”；〈（第63、64页）这就是说，杜林先生“以前”除了提到“痕迹”是”不完整”的以外，并没有说过其他什么东西。这是杜林先生所特有的手法，他“以前”用一句毫无内容的话来暗示什么东西，以便“以后”要读者相信，他“以前”早就听说了事情的要点。〉

　　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¹⁹³⁾但丘必特可以做的事，牛却不可以做。⁽¹⁹⁴⁾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那里，必然要摸索、试验、努力克服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经过筛选来概括150年以上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已经部分地从书本转入一般的意识中）的著作家那里出现，却是十分奇怪的。

　　配第的十分圆满的、浑然一体的著作，是他的《货币略论》，这本书在他的《爱尔兰解剖》一书出版之后10年，即在1682年。也就是说他去世前五年由他本人出版（后一本书第一次出版于1672年，而不是杜林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中照搬下来的1691年）。¹⁰⁰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源自重商主义体系的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按内容和形式说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杰作；正因为如此，杜林先生在“以资留意”时甚至连书名都不提一下。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一个装腔作势的好为人师的庸夫，对于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只能牢骚满腹地表示自己的不满，只能埋怨：理论火花竟没有严整地作为现成的公理傲然挺立，而只是从对“粗杂”的实际材料的探究中，例如对租税的探究中，散乱地迸发出来。

　　杜林先生对待配第的真正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著作的态度，也同样用来对待配第创造的“政治算术”，即通常所说的统计，他对于配第所用方法的奇特，只是恶意地耸耸肩膀！如果我们想到100年以后一个叫拉瓦锡的人在这一领域中还采用的奇异方法¹⁰¹，如果我们想到现在的统计同配第给它极概要地规定的目的还相距很远，那么，在200年以后这种自鸣得意的无所不知，就只是表现为无法粉饰的愚蠢。

　　配第的有意义的观念——这在杜林先生的“企业”中是绝少看到的——在杜林先生看来，只不过是零碎的想法、偶然的思想和即兴的意见，它们只是在今天，才被人通过断章取义的引用，而赋予一种它们本身根本未具有的意义，所以它们在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史上不占有任何地位，而只在那些处于杜林先生的根底深厚的批判和“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的水平之下的现代书籍中才占有一席之地。看来杜林先生在其“企业”中所看到的读者群，只是一些盲目信从而根本不敢要求杜林先生证明自己的主张的人们。我很快就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必须先把洛克和诺思暂时搁置一边——他们在杜林先生那里已按正确的年代顺序被排在配第之后，现在先来看一看继他俩之后才论述到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布阿吉尔贝尔和罗

　　关于布阿吉尔贝尔，我们只须指出杜林先生的唯一的发现，那就是他发现了从前没有看出的布阿吉尔贝尔和罗之间的联系。因为布阿吉尔贝尔断言，贵金属在商品流通中执行正常的货币职能的时候，可以被信用货币（”un morceaude papier”或正如杜林先生正确地用德语转述的“一张纸片”）所代替，⁽¹⁹⁵⁾而罗以为这些小纸片的任何“增加”，都是增加国家的财富，⁽¹⁹⁶⁾因此布阿吉尔贝尔的“转变已经包藏着重商主义的新的形态〈换句话说，已经包藏着罗〉”（第83页），并且这可由下述的话十分清楚地得到证明：

　　“只要赋予‘单纯的小纸片’以贵金属所应起的作用，那么，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就立刻完成了。”

　　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使叔父变为叔母的形态变化“立刻”完成。虽然杜林先生以抚慰的口吻补充说道：

　　“当然，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这样的愿望。”

　　但是，活见鬼，他怎么竟可能仅仅由于认为贵金属在那种作用上可以被纸片所代替，就有这样的愿望，要以重商主义者的迷信的见解，去代替他自己对贵金属的货币作用的合理的见解呢？

　　 “可是”，杜林先生还是摆出一本正经的滑稽样子，继续说道：“可是应当承认，我们的作者在有些地方确实能够发表真正中肯的意见。”（同上）⁽¹⁹⁷⁾

　　关于罗，杜林先生说出了下面这样”真正中肯”的意见：

　　“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即“贵金属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

　　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基础，而是为了把贵金属从公众的钱袋吸入空虚的国库里去。¹⁰²

再论配第，还有上述提到的洛克和诺思
以及杜林关于1691—1752年这段时期的全部论述

　　在回过来谈论杜林让“一个叫配第的人”所起的非历史性的作用之前，我们首先听一听他关于配第的直接后继者洛克和诺思说了些什么。（洛克的《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和诺思的《贸易论》，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

　　 他〈洛克〉关于利息和铸币所写的东西，没有超出重商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所流行的、以国家生活的各种事件为转移的思考范围。”（第64页）

　　杜林的读者从这个“记述”中应该完全清楚了，为什么洛克的《降低利息》在18世纪后半期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产生这样重大的影响，而且是多方面的影响。⁽¹⁹⁸⁾

　　 “关于利率自由，许多生意人抱着类似的〈和洛克类似的〉意见，而且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产生这样的倾向，即认为限制利息是无效的。当一个叫做达德利·诺思的人能够按自由贸易的精神著述《贸易论》〈1691年〉的时候，一定已经有很多东西似乎在流传，使得反对限制利息的理论不致成为某种奇闻。”（第64页）

　　这样，洛克为了发表利息自由的理论和说些并非“奇闻”的东西，只须采纳同时代的某些“生意人”的思想，或把当时”很多似乎已经在流传”的东西接过来就够了！但实际上，1662年配第已在《赋税论》中把利息，即“我们叫做高利贷的货币租金”同“土地的和房屋的租金”相对比，并且向那些想用法律来压低货币租金（自然不是地租）的地主解释，“制定违反自然法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¹⁹⁹⁾。所以配第在其《货币略论》（1682年）一书中宣布，用法律来调节利息，和凋节贵金属的输出或汇率一样，都是蠢事。在同一著作中，他还对于“货币价值的提高”（例如，为了使六便士⁽²⁰⁰⁾具有一先令的名义，就把一盎司银改铸成两倍数量的先令）说出了永远具有权威意义的见解。

　　关于最后一点，洛克和诺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关于利息，洛克从配第把“货币的利息”和“地租”相提并论这一点出发，而诺思则更进一步把利息作为“资本的租金”和“地租”相对立，把“资本家”和“地主”相对立⁽²⁰¹⁾。但是，洛克只是有条件地接受配第所教导的利息自由，而诺思则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杜林先生——他自己还是“更加微妙的”意义上的严厉的重商主义者——自恃高明，用一句话把达德利·诺思的《贸易论》打发过去，说它是“按自由贸易的精神”写的。这就如同有人说哈维是按照“血液循环论的精神”写作一样。诺思的著作（抛开它的其他功绩不谈）是关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和国外的贸易往来）学说的古典的、始终一贯的论述，在1691年这确是——“某种奇闻”！

　　此外，杜林先生告诉我们，

　　诺思是一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坏家伙，他的著作“不可能博得任何赞许”。

　　当时正是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候，这样的著作怎能得到身居主导地位的混蛋们的“赞许”！可是这并不妨碍这部著作立刻发生理论上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随后不久于英国17世纪出版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中，都可以看到。

　　洛克和诺思的例子向我们提供了证明：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的几乎一切领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尝试，是如何一一为他的英国的后继者所接受并且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的。这一过程在1691年到1752年这段时期的踪迹，就是对于最肤浅的观察者说来，也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经济学著作，无论赞成或者反对配第，总是从配第出发的。因此，这个充满有创见的思想家的时期，对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逐渐产生来说是最重要的时期。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认为我在《资本论》中如此重视配第以及那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家，是犯了恶劣的罪过）干脆把他们从历史上一笔勾销。杜林先生在对洛克、诺思、布阿吉尔贝尔和罗发表一番宏论之后就直接跳到重农学派⁷⁴，然后在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殿堂的入口，出现了大卫·休谟。杜林先生大笔一挥，便把1691年到1752年这一时期勾销了，也就把休谟的一切先驱者勾销了，同样，又大笔一挥，把休谟和亚当·斯密之间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勾销了。后者的大作⁽²⁰²⁾，撇开其历史重要性不谈，经久地丰富了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关于这部著作，我们在杜林先生的”企业”内，没有看到片语只字。可是，杜林先生却以非公聘讲师式的执着来愚弄自己的读者，说“在亚当·斯密时期，斯图亚特是一位教授”（第136页）。实际上，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是苏格兰的地主，他因有参加斯图亚特阴谋的嫌疑，而被长年逐出英国。他在大陆游历和居住期间通过自己的观察熟悉了各国的经济状况。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来恢复年代的顺序，把“他的”休谟放在重农学派的前面而不是后面；另一方面，尽管杜林先生严禁通过指出著作家的智慧源头来贬损他的“无与伦比的独特性”（见第50页），但是，在论及休漠的时候，还是要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有违反这种禁令的自由。⁽²⁰³⁾

Ⅳ）大卫·休谟

　　休谟的经济学《论丛》出版于1752年⁽²⁰⁴⁾。在《论货币》、《论贸易差额》、《论商业》这一组论文中，休谟一步一步地，往往甚至在一些古怪的想法上都跟着杰科布·范德林特的《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一书走。顺便提一下：尽管这位范德林特在柏林一直没有名气，可是在18世纪末，就是说在斯密以后的时代的英国经济学著作中，都还一直提到他。

　　像范德林特一样，休漠也把货币看成单纯的价值符号；他差不多是逐字逐句照抄范德林特（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他本来还可以从其他许多著作中去抄袭价值符号理论）关于贸易差额为什么不能总是有损或有利于某国的意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教导说，贸易差额的平衡是按不同国家的不同的经济状况而自然地建立的；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倡自由贸易，不过没有那么勇敢和彻底；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提出，需要是生产的推动力，不过是以更浅薄的形式提出的；他跟随范德林特，也误认为银行货币和一切国家有价证券影响商品的价格；他和范德林特同样反对信用货币；像范德林特一样，他也以为商品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的高低；他甚至抄袭范德林特的关于货币贮藏会压低商品价格这种古怪的意见，如此等等。

　　杜林先生早已神谕式地诉说有人误解了休谟的货币论，他特别咄咄逼人地在他的通缉令中描述罪犯特征，明确攻击马克思，说他除了误解休谟以外，还在《资本论》中违反禁令，谈到了休谟同范德林特和约·马西的秘密联系⁽²⁰⁵⁾；关于马西，后面还要谈到。

　　关于这种误解，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休谟的确实的货币论，货币只是价值符号，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价格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的比例而提高，按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减少的比例而降低，对于这个货币论，杜林先生无论如何努力，即使是使用他特有的明快的叙述方法，也只能重复他的先驱者的错误见解。

　　可是休漠在提出上述理论之后，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异议（孟德斯鸠在他之前从同样的前提出发，已经提出过这种异议⁽²⁰⁶⁾）：

　　“毫无疑问〈certain〉”，自从美洲的金银矿发现以来，“除了这些矿主的工业以外，欧洲各国的工业也都有了发展”，这种发展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金银的增加”。

　　对“这种现象”，他解释道：

　　 “虽然商品价格的昂贵是金银增加的必然结果，可是这种昂贵并不紧跟着这种增加而来，而是需要一些时间，直到货币流通到全国并使各界人民都感觉到它的影响的时候。”在这一期间，它对于工业和商业起着良好的影响。

　　在这个论述的最后，休谟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虽然他的说明比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同时代人要片面得多：

　　“要观察货币通过整个社会的运动，是很容易的；这时我们将看到，货币在提高劳动价格以前，一定会鼓舞每一个人的勤勉心。”⁽²⁰⁷⁾

　　换句话说，休谟在这里只描写了贵金属价值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即它们贬值的影响，也就是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发生的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他正确地发现，在商品价格只是逐渐平衡的状况下，这种贬值只在最后才“提高劳动价格”，即一般所说的提高工资；所以它是在牺牲工人的情况下来增加商人和工业家的赢利（在他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这样鼓舞“勤勉心”。可是他没有提出真正科学的问题：贵金属的供给的增加，在其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是否影响和怎样影响商品的价格；因而他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都和它的贬值混为一谈。因此，休漠所做的，正是马克思说他做了的那些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1页）⁽²⁰⁸⁾。我们在下面还要简单地谈到这一点，可是首先来看看休谟的论文《论利息》。

　　休谟明确反对洛克的论据，即利息不是由现有货币量来调节，而是由利润率来调节，以及他关于决定利息率高低的原因的其他说明——所有这些，都可以在1750年，即休谟的论文发表前两年出版的《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壳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一书中找到，这本书在论述方面要精确得多，较少卖弄聪明。这本书的作者是约·马西，他是一个多方面的著作家，拥有很多读者，这从当时英国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亚当·斯密对于利息率的说明，接近马西甚于接近休谟。马西和休谟两个人对于在他们学说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利润”的本性，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说到。⁽²⁰⁹⁾

　　杜林教导我们：

　　“人们在评价休谟时，大都总是带着很大的偏见来对待他，并且把他所完全没有的观念加到他的身上。”

　　事实上，杜林先生本人就不止一次地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对待”的明显例证。⁽²¹⁰⁾

　　例如，休漠在论利息一文中就说：

　　“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是利息率低，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人们通常所想的有些不同。”⁽²¹¹⁾

　　这样，休谟在论文开头的第一句话中就引证了利息率低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状态的最可靠的标志的看法，这在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陈腐的老生常谈了。而且事实上，这一“观念”，自柴尔德以来，经过了100年的时间，已经流行于世。然而

　　“在〈休谟〉关于利息率的看法中，应当主要地强调这一观念：利息率是状态〈什么状态？〉的真正的晴雨表，而晴雨表的低度数则是某一民族的繁荣的几乎不会出错的标志。”（第130页）

　　这里说的“有偏见”的、陷于窘境的“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杜林先生。

　　再举这同一个“人”如何对待的例子，这个例子还将表明，为什么这个“人”对引用他所痛斥的那些著作家的话如此深恶痛绝。⁽²¹²⁾

　　 休漠说：“许多国家的例子看来成了这个流行的迷误〈即货币量决定利息率〉的又一个原因，这些国家通过对外征服突然获取货币和贵金属之后，利息不仅在这些国家出现下降，而且一旦货币分流并流入各个角落，利息在邻国也出现下降，”在“进行征服的”国家中，货币落入少数掠夺者手中，他们依靠购置地产和放贷收息来谋求货币增殖，这样“在短期内便形成了同样的效应〈即利息率降低〉，似乎工业和贸易出现了极大的增长”。⁽²¹³⁾但是这一现象维持的时间不长；尽管征服国持有的部分掠夺来的货币使商品价格相应地持续升高，利息率还是会回到它旧有的水平。⁽²¹⁴⁾

　　至于与征服国进行贸易交往的邻国，当它们与征服国实现贸易差额平衡之后（而不是像这个人即将立即改成的之前），也就是征服国抢夺来的财富有一部分通过贸易在邻国“分流”后，这些邻国的利息率开始下降。

　　 但利息率的下降“单从自身来看，不是由货币增加引起的，而是由工业增长引起的，在货币增加造成劳动价格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上升之前，这种增长是货币增加的自然效应”。休谟继续写道，“尽管货币量保持不变”，工业仍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而增长。⁽²¹⁵⁾

　　正如我们先前在《论货币》中看到的，这里又是贵金属的贬值，把全部商品价格提高，因而工资也最终相应提高之前的一切效应都归结于贵金属的贬值。而与贵金属增加时贵金属的贬值，或者与贵金属减少时贵金属的增值毫无关系的货币量的另一种变化情况，对休漠来说是不存在的。⁽²¹⁶⁾

　　我们对休谟的论述仅仅作了以上片断性摘录，休谟明确论述这些内容，是为了揭示货币量决定利息率“这个流行的迷误”所依据的理由之一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个理由是以掠夺货币的国家等为例创造出来的。休谟的全部论述在这个“人”那里变成下列简述：

　　“例如〈休漠〉指出，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第131页）这句话，确切地说，这种说法没有真实内容，丝毫无法让读者明白休谟真正的意思，但这并不妨碍杜林先生一口气说下去：“因而我们看到，一个叫休谟的人在思考时的审慎要远胜于后来那些以他为依据来为自己的片面性或意识形态论证的人。”（第131页）。

　　事实上杜林先生本人就遭遇不幸，他的偶像休谟即便是自由贸易的较为胆怯的倡导者，杜林还是有理由在自由贸易的导师中以他为依据，不过这个”人”却不得不采用我们刚才看到的手法来篡改休谟，以便为自己从19世纪“较微弱的”重商主义者那里借用来的“片面性或意识形态论证”。

　　而且，杜林先生对于下面这一点表示出自己的天真的惊讶：休谟在发挥了某种出色的观念之后“甚至没有自称是这种观念的创立者”。这样的事情在杜林先生身上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到，休漠是如何把贵金属的任何增加，同引起它们贬值、引起它们自身的价值发生革命，即商品的价值尺度发生革命的那种增加，混为一谈的。这种混淆对休谟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完全不了解贵金属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他不可能了解这种职能，因为他丝毫不懂得价值本身。“价值”一词，在他的论丛中，也许只在一个地方出现过，在那里，他想纠正洛克关于贵金属具有的“只是想象的价值”（imaginary value）的错误见解，而结果越纠正越糟，竟认为贵金属具有的“主要是虚构的价值”（“chiefly a fictitious value”）。⁽²¹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远不如配第以及配第较早的后继者，而且远不如他同时代的一些英国人。他仍然用老一套办法赞扬“商人”是生产的第一盘发条，这个观点早已被配第所抛弃，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得同样落后。至于欧根要人相信休漠这个“认真的和缜密的”思想家在其论丛中所研究的是“主要的经济关系”（第121、122页），那么只要把亚当·斯密所援引的康替龙的著作（该著作和休谟的论丛都是1752年出版，但那时作者已经死去多年了）¹⁰³比较一下，人们就会惊异地看到休谟的经济学著作的范围是多么狭窄，尽管杜林先生给休谟以特许证，休谟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也毕竟还是一位值得尊重的人物，但是在这里，他不能被认为是有创见的研究者，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

　　他的论丛为什么会对当时知识界产生影响？这决不仅仅因为休谟简明、生动和法国式风趣的表达方法。他的论丛实际上对当时繁荣起来的工商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因而他的论丛自然要博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在这里只要作一个提示就够了。每个人都知道，正是在休谟的时代，英国的人民群众是多么激烈地反对间接税制度，这种制度是臭名昭著的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有计划地减轻土地所有者和富人的负担而实行的。可是休谟在他的《论租税》这篇论文中，不指名地同自己的念念不忘的权威范德林特——间接税的最猛烈的反对者，土地课税的最坚决的拥护者进行辩论，其中有一段话：

　　“如果工人不能在不提高劳动价格的情况下靠更加勤勉和节俭来交纳消费税，那么它们〈消费税〉实际上必定是很重的，是很不合理的。”⁽²¹⁸⁾

　　我们以为是罗伯特·沃尔波尔本人在这里说话，特别是再联系论“公债”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更觉得是这样；在那里，关于向国债债权人课税的困难是这样说的：

　　“他们收入的减少，是不能由消费税或关税的一个单纯的项目的外表来遮掩的。”⁽²¹⁹⁾

　　休谟对于资产阶级赢利的羡慕，决不是纯粹柏拉图式的，对于一个苏格兰人来说也不可能指望他会有别的态度。他出身贫穷，可是后来却达到每年1 000英镑的巨额进款，因为这里不是说的配第，所以杜林先生就对这一事实作了如下的周到实用的表达：

　　“因为他善于经营私人经济，所以他以很少的资财做本钱，就达到不必为迎合任何人而写作的地位。”（第134页）

　　杜林先生关于休谟还说道：

　　“他从未对党派、君主或大学的影响作过丝毫的让步”（同上）

　　虽然确实还不知道休谟是否同一个叫做“瓦盖纳”的人有过文字上的共事关系¹⁰⁴，可是我们知道，他是托利党¹⁵⁶的热烈拥护者，也就是对“教会与国家”颂扬备至的托利党的热烈拥护者，为了酬谢他的这些功劳，他最初被授予巴黎使馆秘书的职位，后来被授予位置重要得多、收入高得多的英国副国务大臣的官职。

　　正派的施洛塞尔老头说：

　　 “在政治方面，休谟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具有保守思想和强烈的君主主义思想的人。因此，他受到当时的教会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没有像吉本受到的那样猛烈。”⁽²²⁰⁾

　　平民出身的“粗野”的科贝特说：

　　 “这位自私的休谟，这位历史的伪造者”，曾骂英国僧侣是肥胖的、不结婚的、没有家庭的、乞讨为生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家庭或者妻子，他本人是一个大胖子，在很大程度上靠社会的钱财来养活，却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事情。”⁽²²¹⁾

　　杜林先生说：

　　休谟“在对待人生的实际态度上，在基本方面要比一个叫做康德的人高明得多”（第122页）。

　　杜林吹嘘休谟的阴险用意究竟何在？首先，杜林从休谟身上瞥见了自身的原型，于是向休谟过分表示敬意，赞扬休谟其实是赞扬自己。其次，休谟作为主要依据可以证明

　　“整个科学部门〈即“国民经济学说”〉的创造是更有见识的哲学的事情”（第123页），

　　因而它必然会由一位非凡的人物在最近的将来完成。这位人物把“更有见识的哲学”改造为绝对光辉的、根底深厚的现实哲学。

Ⅴ）重农学派

　　“魁奈至少留下了堪称经济学概念方面的创作的东西。”（第136页）杜林不能宣称自己做了同样的事情，尽管他也有创作的手法，或者确切地说编造的手法——关于这种手法，可以在有关重农学派的一章中了解得很清楚。

　　他先是用了引论性的整整八页篇幅絮絮叨叨地谈论魁奈其人、重农学派的名称这类东西。在写完这引论性的八页之后，杜林先生接着说：

　　“只有首先准确地研究魁奈关于财富生产所特有的主导概念，才能确定关于生产和分配的关系的这一经济图表〈指《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对这方面的观念人们总是带着摇摆的不确定性来描述，以至于哪怕从较好的记述，例如亚当·斯密的记述中，也不能完全认识它们的本质特征，所以上述研究就更加必要了……倘若对魁奈的基本观点采用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其结果将会把事情弄糟。”（第105页）

　　杜林接下来又写了满满五页，使用各种夸张言辞，不断重复，有意搅乱，都不过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即迄今最好的对魁奈《经济表》中的基本观点的“记述”包含着以下全新的启示：

　　 魁奈“先假定一个唯一的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劳动的阶级”，这个阶级“之所以是生产阶级，只因为他们生产的东西多于他们在劳动期间消耗的东西，这个多余部分，即纯产品或纯收入”（第105页）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的：自然“对人的劳动使用土地的报酬多于人从事这种劳动所必需的消耗”。（第107页）除了这个生产阶级之外还有“攫取租金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第105页），最后是“不结果实的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他们“给自己的产品添加的价值仅仅相当于他们劳动期间消耗掉的〈农业的〉纯产品的价值”。（第106、107页）

　　杜林先生本人在有关亚当·斯密的一章中把他对重农学派“基本观点”的认识总结为：

　　“重农学派认为农业〈！〉土地中的自然具有非凡的生产潜能，此外还坚持认为〈！〉存在着超过农业劳动者的耗费〈！！〉的剩余，因而从未真正把农业劳动本身当做出发点。自然力对于它们来说才是主要的事情。”（第148、149页）

　　如果一个学生从“最流行的东拼西凑的教科书”（第109页）中发现不了比这更多的东西，那么他肯定是太笨了。

　　“从一个自造的体系的高度”（第9页）进行的“历史批判〈同上〉”许诺：第一部分对魁奈的“基本观点”的记述要远胜于“传统的轻率的记述”，并以此为第二部分即阐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做准备。引论性的第一部分的“一个最可怀疑的方面”是：在这里，到现在为止对我们来说只知其名的《经济表》，也已经偶然地被杜林先生嗅到，还被他嘟囔几句，但接着又被抛开，并消失在各种各样的“反思”中，例如，消失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反思中（第109页）。一旦杜林先生最终不得不从第一部分冗长的“耗费”转到第二部分短命的“成果”上来，这种区别实际上就再清楚不过了。现在让我们来引证第一部分对魁奈的经济表所作的附带性说明，还有第二部分对此所作的关键性说明，而且是逐字逐句引证这一切。

第一部分 对《经济表》所作的附带的和引论性的说明

　　“他〈魁奈〉认为，收入〈杜林先生刚才说过纯产品〉应当被作为货币价值来理解和对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第105、106页）“他〈魁奈〉立刻把自己的思考〈！〉和货币价值联系起来，他假定货币价值是第一手出卖全部农产品的结果。用这种方法〈什么方法？〉，他就在《经济表》的项目中运用数十亿的数目〈即货币价值〉。”（第106页）

　　这样，我们第三次知道：魁奈在其《经济表》中，立刻运用了“农产品”的“货币价值”，其中包含“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货币价值。往下看，尊敬的先生！

　　 “如果魁奈采用真正自然的观察方法，如果他不仅放弃对于贵金属和货币量〈！〉的考虑，而且还放弃对于货币价值的考虑〈！〉……但是他只计算价值额，而且一开始〈“立刻”一词的另一种表达〉就把纯产品想象〈！〉为货币价值。”（第106页）

　　这样我们就第四次和第五次知道；在《经济表》中只有货币价值！

　　 “由于他〈魁奈〉扣除了〈从什么当中扣除？〉开支〈什么开支？〉，并且主要是想着〈！〉〈不是“传统的”，然而是更加“轻率的记述”！〉那种作为地租而为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价值，他得到了它〈纯产品〉。”（第106页）

　　到此还是毫无进展，不过现在开始了：

　　 “可是〈这个“可是”是一颗珍珠！〉另一方面，纯产品作为自然对象进入流通中，它因此变成……维持……所谓不结果实的阶级的一个要素。在这里，立刻〈！〉可以看到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思想进程在一种情况下〈哪种情况下？〉为货币价值所决定，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为事物本身〈！〉所决定。”〈第106页）

　　一般说来，任何商品流通看来都免不了这样的“混乱”，即商品同时作为“自然对象”和“货币价值”进入商品流通。可是我们还是围绕”货币价值”转圈子，因为

　　“魁奈要避免国民经济收入的双重计算”（第106页）

　　请杜林先生允许我们指出：在魁奈自己写的《经济表分析》中，在经济表图式的后面出现的是各类产品，而在前面，在经济表本身内出现的则是它们的货币价值。魁奈以后甚至让他的助手、修道院院长勃多，把“自然对象”和它的“货币价值”并列在表上⁽²²²⁾，使得真正“认真的”，即好学的学生受益匪浅。

　　但是，杜林把他在这里可以说只是偶然嗅到的这个《经济表》又抛在一边，他一再地重复——重复是智慧之母——说，魁奈认为“生产率源于自然”。杜林接着提到他对“重农学派”这一名称的新的考察，提醒说“魁奈在农村受过教育，对农村生活情有独钟”（第107页），然后他又用一句话提到他为阐释《经济表》准备的对魁奈“主导概念”的“敏锐思考”，并用对“耗费和成果的区别的思想”来结束这种思考。

第二部分 对《经济表》所作的关键性说明

　　### $$$“只要问一下：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不连贯性〈考虑到魁奈赋予土地所有者的作用〉就立刻显露出来了。这里，对重农学派的思想方式和对经济表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趋于神秘主义的混乱和任性。”（第110页）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这样，杜林先生不知道经济表所显示的“在国民经济的循环中，作为地租而被占有的纯产品，究竟成了什么”。经济表对于杜林来说，是一个“化圆为方问题”。他不懂得重农学派的ABC。

　　没有人强迫杜林，要求他解释《经济表》。他自己在写了八页引论性的说明后，开始对魁奈的学说进行真正的叙述，一开头是江湖骗术式的宣传：“传统的轻率的记述”迫使他对魁奈的“主导概念……进行十分仔细的研究”，以便事后向我们“说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因此，他兜了各种圈子、说了各种空话、纵横跳跃、耍滑稽把戏、加进插话、离题发挥、一再重复、令人迷惑不解的语无伦次！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个掉进自设陷阱、徒劳地往外挣扎的江湖骗子耍的拙劣把戏。

　　但是，当我们这位“认真的思想家”最终摆脱了这个痛苦的秘密，这个在他驰骋重农学派国度时骑在他背上的黑暗的烦恼⁽²²³⁾之后，他又精神抖擞地大吹大擂：

　　 “魁奈在其本来相当简单的〈因而是“导致神秘主义的混乱的”〉表中到处所画的、要用来表明纯产品的流通的线〈总共是六条〉”，使人们有理由考虑，在“这些奇异的〈实际上是“令人尴尬的”奇异的〉相交的线中”〈直到现在读者尚未得知有关“这些线”的更多说明〉，是否隐藏着某种数学的幻想；使我们想到魁奈是在研究“化圆为方”问题，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尔巴特的心理学”，想到“最新一代人在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数学把戏”。

　　这样一来，“企业”在重农学派那里遇到的最大障碍即《经济表》就可以一劳永逸地顺利清除了。但事情没有结束，杜林在跳到下一个研究对象时又给了这个经济表致命的打击：

　　“由于我们从这个最可怀疑的方面考察了纯产品”（第111页）。

　　就是说，他自己承认，他丝毫也不了解《经济表》——杜林先生把这称为“纯产品的最可怀疑的方面”。这是多么绝望的滑稽！

关于《经济表》对魁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的简短说明

　　在这一切论述之后，如果让《前进报》的读者像那些从杜林先生的“第一手”材料去吸取经济知识的人所必然遭遇的那样，对于魁奈的经济表一无所知，那就不合适了。因此我们作以下说明：

　　经济表的第一个前提，是租佃制度以及与之并存的大农业（在魁奈那个时代的意义上）到处被采用，而且，对于魁奈说来，其标本地区是诺曼底、皮卡第、法兰西岛和法国其他一些省份。所以，租地农场主作为农业的真正领导者，在《经济表》上代表生产（从事农业的）阶级的其他所有当事人，付给土地所有者以货币租金。租地农场主每年的经营资本（年预付）占创业资本或总财产（原预付）的五分之一，这种计算又是以上述各省经营最好的租地农场为标准的。⁽²²⁴⁾

　　经济表的出发点（因此列在表的最上端）是总收成，是土地上每年所生产的“总产品（年原产品）”，或一个国家（实际上就是法国）的”总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ioiale”）。这个总产品的价值量，是根据通商各国的农产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的。价值量等于50亿图尔利弗尔¹⁰⁶，这个数额依据当时可能的统计估算，大致表示法国全部农产品的货币价值。正是这种情形，才使魁奈运用50亿利弗尔的数目，而不是5个利弗尔。

　　这样，价值50亿的全部总产品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20亿经营资本（与100亿创业资本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当事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农业再生产上。因为，固定价格和简单再生产是作为前提的，所以总收成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等于预付经营资本的价值，即等于20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任何在每一个阶级内部进行的而不是在不同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都明确地没有列入表内。最后应该看到，在魁奈那个时代，在法国，而且或多或少地在整个欧洲，农村的家庭工业供给了极大部分非食品类的必需品，所以它作为农业的当然附属物被当做前提了。

　　除开补偿经营资本的数额以外，在总产品中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可是租地农场主不得不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只占了这个剩余的三分之二，即只有20亿。为什么只有这20亿被列在“纯产品”或“纯收入”（“Revenue”）的项目下，下面顺便就会看到。

　　农业的“总的再生产”的价值为50亿，其中五分之三（30亿的价值）进人流通；可是除这个农业的“总的再生产”以外，当经济表上所描写的运动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手中还握有全国的“储金”，即20亿现金。这些储金的情况如下：

　　因为经济表的出发点是总收成，所以这个出发点同时也就成为一个经济年度例如1758年的终点，在终点之后，开始了新的经济年度。在1759年这个经济年度中，总产品中预定进入流通的那一部分，经过多次支付印买卖，分配在其他两个阶级中间。但是，这些前后相接的、分散的、延长到整年的运动，被归并为（这也是经济表的理论前提通常所必需的）几种各具特征的运动，其中每一种运动都一下子就包含整整的一年。这样，在1758年末，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7年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占有者的货币，又重新流回这个阶级的手中了（至于怎样进行，经济表本身就说明了），就是说20亿数额又重新流回来了，于是租地农场主阶级在1759年又可以把这个数额投入流通。因为这个数额，正如魁奈所指出的，大大超过一个国家（法国）的全部流通所实际需要的数额（由于支付是不断以零星数额重复进行的），所以租地农场主手中的20亿利弗尔就代表国内流通的货币总额。

　　在刚才谈到的经济表第一栏左边“生产阶级”和右边“不结果实的（从事工商业的）阶级”之间，列着一栏收取地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由于这个阶级最初起了付款收取者的“作用”——这种情况现在偶尔还可以见到，所以在此要说明一下：按照魁奈的前提，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20亿地租的七分之四，七分之二归政府，七分之一归什一税⁹³的收取者（“décimateurs”）。在魁奈那个时代，教会是法国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除了这笔收入以外，它还从其他的一切地产上征收什一税。但由于这种情形与“自然秩序”不相符合，所以他们在经济表内就只是作为什一税的收取者出现。

　　我们现在来看表中第三栏即最后一栏“不结果实的阶级”。这个阶级在整年内所支付的经营资本（年预付），是价值10亿的原料，而且只是原料，因为工具之类的东西算是这一阶级本身的制造品。但是，这些制造品在这一阶级本身的生产部门中所起的多种作用，以及只在这一阶级內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在经济表中都没有涉及。不结果实的阶级在把原料转化为工业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报酬，等于它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些生活资料，一部分是直接从生产阶级获得的，另一部分是间接地经过土地所有者而获得的。虽然不结果实的阶级本身分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可是根据魁奈的基本观点，它作为整个阶级是被生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雇用的。工业的全部生产，从而它的全部流通（这种流通分布于收获以后的一年中），也归并成为一个总数。因此，这是以下述情况为前提：当表内所描写的运动开始的时候，不结果实的阶级每年的商品生产完全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所以它的全部经营资本或价值10亿的原料，转化为价值20亿的商品，其中一半是它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异议：不结果实的阶级为了自己的家庭需要也消费工业品；如果它自己的全部产品都通过流通而转归其他阶级，那么它自己所消费的工业品列到哪里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如下的回答：不结果实的阶级不但自己消费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而且还企图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竭尽所能地，也就是尽可能多地保留一部分商品。因此，它把投入流通的商品卖得比这些商品的实际价值要高，事实上它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是把它的生产的全部价值算在这些商品上面的。但是，这种情形不会在表上引起任何变化，因为其他两个阶级只有付出不结果实的阶级的全部生产的价值，才能取得这些工业品。

　　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经济表所描述的运动开始时三个不同阶级的经济状况。生产阶级在以实物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以后，还拥有全部农产品的五分之三，价值额为30亿利弗尔，和20亿的货币。土地所有者阶级开始出现时还只是拥有向生产阶级要求地租的权力。不结果实的阶级拥有20亿的工业品。

　　这样便可以用最简略的方法来描述这个真正的运动了。但先要说明的是：重农学派把仅仅在两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称为“不完全的”流通，而把在所有三个阶级之间进行的流通称为“完全的”流通。

　　第一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付给土地所有者20亿货币，作为归于他们的地租，并且“没有回报”。土地所有者用其中的10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所以租地农场主为支付地租所花费的货币，有一半又流回到自己的手中。

　　我们现在可以对土地所有者阶级作一个说明：魁奈在他的《经济表分析》中没有再谈到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二的国家和获得地租的七分之一的教会，因为二者的社会“作用”是大家都知道的。

　　关于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他却说，他们的费用，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全部仆从人员的费用，极大部分“至少是不结果实的费用”，只有用来“维护和改良土地以及扩大耕种”的很小的一部分，才是例外。可是依据“自然法”，他们的真正职能正是在于“尽心管理并出资维护他们的世袭财产”⁽²²⁵⁾，或者像后来所解释的，在于avances toncières，即支出一笔必要的费用，以准备土地并配备一切设施，这笔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

　　第二种完全的流通：土地所有者用他们手中余下的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而不结果实的阶级又用这样得到的10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生活资料。

　　第三种不完全的流通：租地农场主用10亿货币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相应货币价值的工业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工具和农业所必需的其他工业产品。不结果实的阶级又把同量的货币送还给租地农场主，来购买价值10亿的原料以补偿自己的经营资本。这样，租地农场主用以交付地租的20亿利弗尔的预付货币，又重新回到他们的手中，运动于是完成了。

　　总收成的货币价值是50亿利弗尔。租地农场主为补偿他们的“年预付”，预先以实物形式扣除了价值20亿的产品，剩下价值20亿的生活资料和10亿的原料，即价值为30亿的农产品。它们是超出每年预付和支付的农业经营资本的年农业剩余。但租地农场主只付给土地所有者这一剩余的价值的三分之二（20亿）；另外的三分之一（10亿）成为他们创业资本（原预付）的利息。相当于创业资本的10%，因为创业资本是100亿利弗尔。但是，请注意，这里有一点特别重要，这种利息不是他们从流通中得来的，它作为他们生产的总产品的一部分以实物形式，而且是用于工业用途的原产品的形式存在于他们的手中。他们只是经过流通把它转变为工业品，才把它实现的。

　　没有这一利息，租地农场主，即农业的主要当事人，就不会把创业资本投到农业上。在重农学派看来，租地农场主对于这一部分代表利息的农业剩余收入的占有，即使从这一观点来看，也和租地农场主阶级本身一样，都是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因此，这个“组成部分”不能放在国民“纯产品”或“纯收入”的范畴中；因为“纯产品”或“纯收入”的特征，正是在于它可以不考虑每年国民“再生产”的直接需要而被消费。但是这10亿基金，根据魁奈的说法，大部分是用做一年中所要进行的修缮和创业资本的部分更新，其次，用做防止“意外事故”的后备基金，最后，在未出现上述情况期间，用来增加创业资本和经营资本，以及改良土壤，扩大耕种。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经济表描写的流通的结果：租地农场主投入流通的有20亿利弗尔货币，用于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另外还有30亿的农产品，其中20亿是生活资料，10亿是原料。不结果实的阶级投入流通的是价值20亿的工业品。在价值20亿利弗尔的生活资料中，一半为土地所有者（国家和教会一直包括在内）所消费，另一半为不结果实的阶级所消费，用来支付他们的劳动。价值10亿的原料补偿不结果实的阶级的经营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20亿的工业品内，一半为土地所有者所得，另一半为租地农场主所得，对于租地农场主说来，这一部分工业品只是他们创业资本的利息的转化形式，这种利息是他们从农业再生产上直接得来的。租地农场主交付地租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通过出卖自己的产品又回到他自己的手中，这样，在下一个经济年度，同样的循环又可以重新进行了。

回头来看暴力论者杜林

　　欧根·杜林对于重农学派的历史影响的认识，是和他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认识完全一样的。他说：

　　“到杜尔哥，法国重农学派在实际上和理论上都告终了。”¹⁰⁷，第120页）

　　制宪议会¹⁰⁸和它的米拉波！⁽²²⁶⁾关于后者，杜林先生只知道说：

　　“米拉波侯爵是一般历史记载中都要提到的那个立场摇摆不定的演说家⁽²²⁷⁾的父亲”（第103页）。### $$$

Ⅵ）亚当·斯密

　　杜林先生把平庸的东西当做重要的东西来对待的天赋，只有他的另一天赋能够超越：把重要的东西当做平庸的东西来对待。因此，我们在他论述亚当·斯密的一章中除了下面这句话还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

　　“同决定价格的纯经济原因相区别的还有社会原因，换句话说就是社会征税，由于征税，无偿占有成为经济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而这一思想在经济学理论的最新的批判阐述中，也就是在我的体系的价值学说中，才变得完全清楚了。”（第152页）⁽²²⁸⁾

　　由此我们“完全清楚”的是：正像杜林先生不了解重农学派一样，他也同样不了解亚当·斯密——更不用说他的后继者。因此，如果再去听他妄谈马尔萨斯、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等人，纯粹是浪费时间。⁽²²⁹⁾

Ⅶ）以恐吓结束

　　迄今所有被提及的经济学家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由于他们可以充当杜林先生在“最近的将来”具有决定意义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的“萌芽”（见引论部分第1页），或者由于他们在这方面的不中用，可以更好地衬托杜林先生的《教程》。

　　可是还有一些真正的英雄，他们不仅是刚才提到的《教程》的“萌芽”，而且还提供了一些“定理”，使杜林先生的《教程》不必由此“发展”，而只要直接加以“组合”就成了。这样的英雄中，有“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第16页）李斯特，他为了德国工厂主的利益，把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较微弱”的重商主义学说⁹⁸吹嘘成为较有力的词句；其次是“哥白尼”凯里¹⁵⁸，他的下述言论暴露了他的智慧的本质：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整个体系的结果是挑动阶级之间的仇恨……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²³⁰⁾

　　最后，在这些英雄中还有伦敦西蒂区的糊涂人麦克劳德。⁽²³¹⁾

　　因此，那些不大成熟的大学生们——杜林先生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史》在现在或最近的将来就是写给他们看的——不妨私下熟悉一下讨厌的教授“考茨先生1860年出版的白水似的作品⁽²³²⁾”（第14页），尽管它被杜林先生斥责为“老生常谈和缺乏判断力”（同上）；同样也可以去熟悉一下罗雪尔教授的《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以及其他著作，而不要被欧根·杜林的下述警告吓倒：

　　前面提到的“考茨先生，他主要是把罗雪尔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稀释成了施给乞丐的稀汤⁽²³³⁾，这倒可以让人稍微领略一下他的餐桌主人自己的主菜会是什么味道”。（同上）⁽²³⁴⁾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2月底—3月5日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以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翻译

脚　　注

(173)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页。——编者注
(174)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页。——编者注
(175)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几段话：“不过，杜林立刻向我们展示了属于他的智慧：‘科学的较严肃的确立始于休谟和亚当·斯密。’（第15页）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发现有何意义。
　　杜林责骂考茨和罗雪尔（第14页）。他在这里故意避而不谈罗雪尔《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一书的存在，这种做法自有它的原因，因为他在这里已找到为他的无知服务的种种记述。
　　（这里已经提到李斯特这个“无可比拟的卓越的大人物”（第16页）。）
　　（为了研究各个古代时期（它们的经济关系），他“首先需要一种关于那些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否认的关系、规律的可靠理论”。第16页）”。——编者注
(17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见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第13页。——编者注
(177)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编者注
(178)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422—425页。——编者注
(179) 参看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见《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编者注
(180) 参看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821年莱比锡版第8册第2章。——编者注
(181) 参看威·雪尔《国民经济体系》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1卷第85—86页。——编者注
(182)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854—859页。——编者注
(183) 参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8—10章。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11—512、532页和第44卷第178、192页。——编者注
(184) 参看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册第8章，见伊·贝克尔編《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编者注
(185)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那么，对‘一个叫做’杜林的‘人’来说，即使对此略提一句也会有伤尊严，因为他自己关于货币的观念没有超出李斯特用较有力的词句所重复的一个叫做费里埃的人和其他人的观念。”——编者注
(186)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装腔作势的废话！除了19世纪的几个与杜林先生有渊源关系的伪装的重商主义者之外，谁还会拼凑出这样的东西！但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所谓体系‘严格说来作为科学根本不’存在。所有这些体系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来说都具有相对的价值，因为它们固然有体系框架，但实际上都包含着对资产阶级经济体系，严格地说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论表述，或者对这个经济体系内的这个或那个分支的理论表述。只有像杜林先生这样的形而上学者才会把这些不同的要素一起抛入‘一个唯一的同类的整体中’。”——编者注
(187) 见弗·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版第1卷第451、456页。——编者注
(188) 安·塞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编者注
(189) 草稿中这里还有一段杜林的引文：“‘但我们对此不作非议〈真是宽宏大量！〉’（第55页）”。——编者注
(190)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当然，这样做并没有消除重商主义的错误，因为这些错误不仅产生于对贵金属价值的错误观念，而且还产生于对贵金属作为货币所具有的特殊职能的错误观念。”——编者注
(191) 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5页。——编者注
(192)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颇费心机地不向读者提及配第关于价值规定的伟大发现，却对配第后来所作的尝试妄加评论。”——编者注
(193)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他一方面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量，另一方面又反过来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不仅如此，这些尖锐对立的‘观点’在他那里还完全相安无事地交错着。可是要知道，配第的书写于1662年，亚当·斯密的书写于1776年！”——编者注
(194) 古罗马谚语。原文是“quod licet Iovi，non licet bovi”，意思是评判事物采取双重标准。——编者注
(195) 参看皮·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第2章，载于《18世紀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6—398页。——编者注
(196) 参看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523—541页。——编者注
(197)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几段话：“人们看到，杜林总是在以前的著作家面前扮演非公聘讲师的角色，并且还超出职责范围给他们颁发考试成绩单。可以说杜林先生本人已经‘完成了’即使不是‘微妙的’、也是‘最新的重商主义的形态变化’，即他误以为生产即使不再以商品生产的形式进行，货币也会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杜林从布阿吉尔贝尔过渡到罗。
　　罗：亚当·斯密在第2篇第2章中谈论苏格兰银行——当时苏格兰各地已建立信贷银行——（其中附带批判了罗），他说道：，银行为自身的利益考虑，不能总是贷给商人经商用的全部流动资本，大部分也不行。因为商人的流动资本，虽然在他那里不停地以货币形式进进出出，但全部收回的时候，距离全部付出的时候太远了，要在短期间内适合银行利益，使偿还的数额等于贷出的数额，那是做不到的。至于固定资本的大部分，比如用来开垦土地之类的资本，就更不应该大部分贷自银行，固定资本的收回在通常情况下比流动资本的收回要慢得多：……企业主要经过许多年才能收回，这样长的期间当然不利于银行。’
　　杜林先生在批判罗时把上述内容改编为：‘因而货币制度的基础从来不会……是全部资产的价值，该价值之所以表现为庞大的数额，只是因为它投向遥远的未来，在当前实际上只履行极小一部分自然职能。在相互交织的经济职能的运行过程中，时间，也可以说速度起着主要作用。而真正的货币应起的作用，正是为当前的流通和现存的各种关系的平衡服务。……在这些即使没有流于表面、也算简单的思想中，包含着对任何企图让货币制度脱离贵金属基础的做法的批判。显然，罗也从来没能完全抛弃这个基础，可是他使纸币的发行达到极端，就是说，导致整个制度的崩溃。’（第94页）这头蠢驴先是郑重其事地把亚·斯密肤浅化·然后把斯密明确的思想改成空话，而他在听到斯密结尾一句话时却竖起了两只耳朵。货币制度为什么不能脱离‘贵金属基础’，原因恰好在别处，而根本不在那些‘流于表面’的思想中。‘那些只要商品不要货币、只要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而不要这种生产的必要条件的空想主义者是做得彻底的，他们不等货币以可感觉的形式出现，就在它作为价值尺度的朦胧的、想象的形式上把它“消灭”。在看不见的价值尺度中，潜伏着坚硬的货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7页¹⁵⁵）但是，就连《资本论》也没能让杜林先生的货币观念变得明白。——编者注
(198)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洛克：杜林从配第过渡到洛克。杜林对洛克《政府论》中的一段话作了错误的阐释，因而也作了错误的指责，并且针对洛克的重商主义观点（顺便说明，巴尔本在他1696年出版的反对洛克的著作中抨击过这些观点）发表了一些怪论，除了这些东西，我们还看到他对洛克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1691年）发表的如下见解：”——编者注
(199) 见威·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29页。一编者注
(200) 1先令等于12便士。——编者注
(201) 参看达·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4页。——编者注
(202) 指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编者注
(203)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大约三十年前，瓦尔克奈尔试图把休谟描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但是，他这样做并不像杜林先生那样有着某种‘阴险的’用意，关于这种用意我们接下来将了解得更多。”——编者注
(204) 指大·休谟《政治论丛》1752年爱丁堡版。马克思所用的版本是大·休漠《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79年都柏林版，《政治论丛》是该两卷集第1卷的第2部分。——编者注
(205)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46、588页。——编者注
(206) 参看沙·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编者注
(207)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04页。——编者注
(208)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09年柏林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5—556页。——编者注
(209)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此外，杜林先生对休漠的论文《论利息》的记述完全是肤浅的，部分是错误的。”——编者注
(210)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两段话：“荷兰在17世纪被英国经济学家视为模范国度；他们都注意到了荷兰的富有和低利息率。因此自卡耳佩珀和柴尔德以来，利息率低就被认为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休谟不是杜林，杜林要人们相信他把一种已经陈腐的‘看法’吸收过来并把它变成重要的‘观念’。相反，休谟用下面一句话作为论利息一文的开头，这句话对杜林是一种彻底反驳。”——编者注
(211)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3页。——编者注
(212) 草稿中这里有以下两段话：“‘例如〈休谟〉指出，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第130、131页）
　　杜林先生在这里让他的读者倍感迷惑，一是他空谈‘上面所说的平衡’，其实这种平衡是指不同国家贸易差额的‘平衡’；二是他隐瞒了休漠提到的一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休谟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货币量的变化会影响’利息率。”——编者注
(213)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3—324页。草稿中这里还有一段引自该书第324页的引文：“不过，在征服国及其邻国，利息率的降低有不同的原因；但无论在征服国还是在其邻国，我们都不能把上述结果简单地归结为金和银的增加。”——编者注
(214)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因此，按照休谟自己的看法，他在这里论述的现象与利息率的正常变动没有丝毫关系。”——编者注
(215)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4—325页。——编者注
(216)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一方面先是在他不连贯的‘记述’中作了篡改，完全隐瞒了休谟关于征服得來的货币与通过贸易得来的货币这两者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区别，这是其一，其二，事情并不像杜林先生强加给休谟的‘在上面所说的平衡实现之前’——（指不同国家货币贸易差额的平衡，“上面”没有提到过其他的“平衡”）——，而是在征服国与邻国的贸易差额平衡实现之后，即前者的一部分货币流向后者之后，利息率在后者那里出现下降。利息率下降不是因为货币增加本身，而是因为货币增加在造成商品价格，尤其是工资普遍上升之前，对工业起了促进作用。”——编者注
(217)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14页——编者注
(218)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67页——编者注
(219) 见大·休谟《对若干问题的论述》1779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79页。——编者注
(220) 见弗·克·施洛塞尔《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第76页。——编者注
(221) 威·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第58、68页。——编者注
(222) 参看尼·勃多《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22—867页。——编者注
(223) 参看贺拉斯《颂歌》第3册第1篇。——编者注
(224)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创业资本没有出现在经济表中，但它在其中发挥作用。”——编者注
(225) 见《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8页。——编者注
(226) 参看本卷第268页。——编者注
(227) 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编者注
(228)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这个家伙依靠上述体系又获得了一个过时的观念：地租是价格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这句话至少可以让人知道杜林先生直到此时仍然不理解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本性，正如他不理解魁奈的《经济表》一样。”——编者注
(229)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如果再去研究杜林先生所传授的马尔萨斯、奥特斯、李嘉图、西斯蒙第等人的理论，那顶多会对一个极其次要的目的有些用处，那就是可以证明他怎样将他所引用的作者的原文，不管好坏，都以扭曲的形式再现出来，貌似他的独创，哪怕这样做就像歌德诗歌中所提到的那个‘自行其是的蠢货’¹⁵⁷”。——编者注
(230) 见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75页。——编者注
(231)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杜林先生把自己任命为当代和未来的划时代的经济学家之后，没有忘记去任命过去的那些划时代的经济学家，这的确是合乎情理的。”——编者注
(232) 指久·考茨《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1860年维也纳版。——编者注
(233)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6场《魔女之厨》。——编者注
(234) 草稿中这里有一段话：“前面提到的不大成熟的大学生们应当考虑一下：于别人合理的事，于他们也是行得通的。也就是说，大学生们应当摆脱大学非公聘讲师的束缚，就像这位非公聘讲师对待大学教授所做的那样，不过态度要礼貌些。”——编者注

注　　释

74 重农学派是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弗·魁奈和雅·杜尔哥，当时在农业占优势的法国。因实行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农业遭到破坏而陷于极度衰落。重农学派反对重商主义（见注98），主张经济自由，重视农业，认为只有农业才能创造“纯产品”，即总产量超过生产费用的剩余，即剩余价值，因而认为只有农业生产者才是生产阶级。这一学派从生产领域寻求剩余价值的源泉，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系统理解的第一个学派。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价值的实体是人类的一般劳动，混同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看不到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中都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以致把地租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看成是生产的永久的自然形态。——405。
93 什一税是中世纪的一种宗教捐税，由天主教会向居民征收其收成或收入的十分之一。这种税的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十分之一。通常情况下，是对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对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18世纪末至19世纪什一税逐渐被废除。——423。
97 这里套用了麦·施蒂纳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书名。参看注54。——388。
98 重商主义是15——16世纪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反映了那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基本形式，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采取措施在对外贸易上实现出超，使货币流入本国，并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对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
　　早期重商主义的形式是货币主义，主张货币差额论，即禁止货币输出，增加金银收入。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主张贸易差额论，即发展工业，扩大对外贸易出超，保证大量货币的输入。——394、429。
99 托马斯·曼《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1621年伦敦版。目前尚未找到1609年的版本，1621年版可能就是第一版。马克思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接受了约·拉·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观点，马克思曾多次摘录这本书。——395。
100 威·配第的著作《货币略论》于1682年写成，1695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用的是1760年的版本。
　　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写于1672年，1691年在伦敦出版。——399。
101 参看法国化学家安·洛·拉瓦锡的经济学著作《论法兰西王国的土地财富》（1791年巴黎版）和《试论巴黎的人口，财富和消费》，以及拉瓦锡和法国数学家约·路·拉格朗日合著的《政治算术试论》1791年巴黎版）。马克思使用的上述著作，载于《政治经济学文集》（附欧·德尔和古·德·莫利纳里编写的作者传略、评注和注解）1847年巴黎版第1卷第575——620页。——399。
102 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约翰·罗曾经提出国家可以依靠把不可兑银行券投入流通的办法来增加国内的财富。1716年他把这一主张付诸实施，在法国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这家银行改组成国家银行。罗氏银行在无限发行信贷券的同时从流通中收回硬币，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空前风行，到了1720年国家银行倒闭，“罗氏体系”彻底破产。——402。
103 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出版于1755年，而不是1752年。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中提到了康替龙的这部著作。——413。
104 恩格斯在这里讽喻的是发生在杜林和海·瓦盖纳之间的一场著作权诉讼。1866年，俾斯麦通过自己的顾问瓦盖纳委托杜林起草致普鲁士政府关于工人问题的条陈。宣扬资本和劳动的和谐的杜林，接受了委托并写出条陈。但是，1867年，这一文件未经他本人同意就发表了。起初是匿名发表，后来是瓦盖纳冒充作者署名发表。于是杜林对瓦盖纳提起诉讼，控告他侵犯著作权。1868年，杜林胜诉。在这一事件引起轰动的时候，杜林出版了小册子《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414。
106 图尔利弗尔是因图尔城而得名的法国货币单位；从1740年起，1图尔利弗尔相当于1法郎，1795年，这种货币为法郎所代替。——421。
107 这里讽刺杜林完全不懂得雅·杜尔哥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完善了重农学派的理论体系并超越了它的认识界限。杜尔哥在担任法国财政总监时期，力图改革封建专制主义的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于1776年初颁布了取消徭役制度、废除行会等六个法令，并试图对地租实行单一税。杜尔哥的措施遭到特权阶层的强烈反对，他最终被免职，马克思认为杜尔哥“试图施行后来法国革命也采取的一些措施”，称他是“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42、415页）。——427。
108 制宪议会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阶段（1789年7月14日一1792年8月10日）的革命领导机关和国家立法机关，从1789年7月存在到1791年9月，立宪君主派在议会中起主要作用。制宪议会曾于1789年8月4——11日通过法令、宣布废除封建制度，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1789年8月26日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原则。——427。
154 《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是马克思为恩格斯《反杜林论》写的一篇手稿，是阐述政治经济学史的重要文献。马克思在文中批判了杜林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中对政治经济学史的歪曲描述，揭露了杜林以经济学史权威自居的狂妄企图，同时通过对弗·魁奈《经济表》（参看注19）的分析阐明了重农学派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地位。
　　马克思为支持恩格斯与杜林的论战，从1877年1月开始研读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版），并写下札记和评论这部著作的草稿。马克思对草稿进一步作了加工整理，于1877年2月底至3月初写成《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草稿中未收入本文的一些重要内容以脚注形式列出。马克思提到的《资本论》页码均为《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页码。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篇手稿作了修改和删节，编为《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后来在出版《反杜林论》第三版时，恩格斯又按马克思原稿对该章作了增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和第三版序言中对此作了介绍（参看本卷第11页和第17—18页）。
　　本文第一次以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387。
155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第47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4页。——402。
156 恩格斯在《〈批判史〉论述》中把这里的“托利党”改为“辉格党”（见本卷第256页）。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坚持反动的对内政策，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朽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中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消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关于辉格党，见注105。——414。
157 出自歌德的诗歌《致独创者》：
　　有人说：“我不属于任何学派！
　　不依傍任何在世的大师；
　　也不会向死人讨教。”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他是在说：
　　我是一个自行其是的蠢货。——428。
158 杜林在他1865年出版的著作《凯里在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中提到，亨·查·凯里关于土地耕种是从较劣质的土地逐渐扩展到较肥沃的土地的观点，对于经济学说的意义无异于尼·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对于天文学的意义。杜林认为凯里的这一观点可能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奠定理论基础。杜林在其后来的著作中一再将凯里比做哥白尼。——429。

《反杜林论》材料

卡·马克思

《经济表》及若干批注¹⁵⁹

　　下面的《经济表》除铅笔写的部分⁽²³⁵⁾以外，其余的逐字逐句摘自魁奈《经济表分析》（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65页。

　　魁奈和这里一样用的是虚线。

经济表图式

<Ⅰ）>
<Ⅱ）>
<Ⅲ）>

<生产阶级>
<土地所有者>
<不结果实的阶级>

生产阶级的[年]
预付
土地所有者、君主和
什一税征收者的收入
不结果实的阶级的
预付

20亿〈a〉
20亿〈b〉
10亿〈c〉

用于支付
收入和原
预付利息
的数额

┏

┃
┃
┃

┨

┃
┃
┃

┗

10亿〈aⅠ〉

10亿〈cⅠ〉

〈（生活资料）〉
<（工业品）>

10亿〈aⅡ〉
10亿〈cⅡ〉

〈（原料）〉
<（工业品）>

10亿〈aⅢ〉

〈（生活资料）〉

年预付的支出

20亿〈aⅣ〉

总计：20亿

<（年预付的再生产）>

其中一半被该阶级

留作下一年的预付

这就是魁奈的经济表！

　　关于Ⅰ）。a）为租地农场主的年预付，由租地农场主支付；通过50亿的产品得到补偿，其中20亿（aⅣ）是以实物补偿上面说的年预付，被生产阶级（租地农场主和工人）在下一个年度即取得新收成的年度耗费掉。

　　100亿的原预付没有出现在经济表中，但却被当做经济表的前提；还有一个前提是：在经济表描述的流通开始以前，租地农场主已经支付给纯收入者（土地所有者、教会和国家）20亿货币的地租。总产品除了用实物补偿20亿的年预付外，还有30亿的剩余，其中20亿为生活资料，10亿为工业需要的原料。这30亿（aⅠ、aⅡ、aⅢ）是剩余产品，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二是纯产品或纯收入，因为三分之一是100亿原预付的以实物形式产生的利息（实际上是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关于Ⅲ）。c）为不结果实的阶级的10亿预付，全部是原料（参看我之前的分析⁽²³⁶⁾），在以上次收成结束的年度被耗费掉。通过价值20亿的工业品（cⅠ和cⅡ）得到补偿；其中10亿等于原料的价值，10亿等于生活资料的价值，后者是不结果实的阶级凭其劳动从另外两个阶级那里获得的报酬。

　　现在来谈《经济表》描述的运动：

　　1.b—aⅠ。土地所有者（包括教会、国家）用10亿从祖地农场主那里购买生活资料；这样，租地农场主为地租支付的货币有二分之一重新回到他们手中。

　　2.b—cⅠ—aⅢ。土地所有者用10亿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后者又用这10亿向生产阶级购买生活资料；这样，生产阶级为地租支付的另外一半货币重新回到他们手中。

　　3.a—cⅡ。租地农场主用10亿向不结果实的阶级购买工业品（详见之前的分析⁽²³⁷⁾）。这条线从a到cⅡ，又从cⅡ回到a，以此表示租地农场主这项支出的绝大部分已经具有资本的性质。即用来维持和扩充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各种要素。

　　4.c—aⅡ。不结果实的阶级用10亿向生产阶级购买原料，以补偿他们下一年的预付，事实上是补偿他们的生产资本。这样，10亿货币又流回到租地农场主手中，租地农场主再次握有20亿的货币，这20亿货币构成全国的储金，并被租地农场主在一开始时通过土地所有者（用于支付地租，投入到流通中。每一个阶级内部发生的货币流通都被《经济表》排除在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

　　鉴于《经济表》的发表时间，这整个表是政治经济学所作出的最天才的概括之一。

　　勃多神父经魁奈许可在《经济表说明》中对该表做了一些修改，我在之前写给你的分析就是以修改后的表为基础的。a—cⅡ这条线曾引起误解。同样，在勃多那里，运动也不是从b（土地所有者）开始，而是从aⅠ（租地农场主）开始的，因为没有假定货币地租的支付已经完成。⁽²³⁸⁾这一点和其他几处细节对事实并没有丝毫改变。

　　此外我认力，这个表最好只是供你自己参考。在为《前进报》写的文章中你只需用文字说明各种非常简单的运动。假如还要把这个表刊印出来，那就要去探讨一些细枝末节，这些细枝末节不会让人更加明白，而会让人更加迷惑。

卡·马克思写于1877年8月2—8日之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发表于1966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4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8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7卷翻译

脚　　注

(235) 表中用尖括号标识。——编者注
(236) 见本卷第423页。——编者注
(237) 见本卷第425页。——编者注
(238) 见尼·勃多《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864—867页。——编者注

注　　释

159 《〈经济表〉及若干批注》是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见本卷第387——430页）的一篇补充材料。马克思在《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中对魁奈的《经济表》（参看注19）作了科学分析。1877年8月初、马克思又摘录了一份《经济表》并作了批注，附在1877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经济表〉及若干批注》首次发表于1966年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34卷。——431。

《反杜林论》材料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反杜林论》正文 所作的补充和修改¹⁶⁰

　　《引论》第一章⁽²³⁹⁾

　　第19页

　　[“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经济的事实中。”——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1页）

　　第20页

　　[“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个注释：]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有如下一段话：“正义思想、正义概念一下子就得到了承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在正义思想的基础上现在创立了宪法，今后一切都必须以此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因此，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到处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正是现在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035页）难道现在不正是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害社会秩序的颠覆学说吗？[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1—372页]

　　第20页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2页]

　　　　第20页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普遍的对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2页]

　　第21页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¹⁶¹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²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3页]

　　第21页

　　[“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3页]

　　第21页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解放全人类。”——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3—374页]

　　第22页

　　 [“这种见解本质上是英国和法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以及包括魏特林在内的第一批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见解。”——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4页]

　　第23页

　　 [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在这段话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注意什么东西在运动、转变和联系。[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6页]

　　第23页

　　 [“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研究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搜集材料。”——在这一句之后作了如下的补充：：

　　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整理和比较，或者说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7页]

　　第25页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提到达尔文，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9页]

　　第27页

　　 [“黑格尔没有解决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修改：]

　　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向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这在这里没有多大关系。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任务。[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90页]

　　第29—30页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 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对这两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和修改：]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同辩证法和近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越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它是怎样产生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92—393页]

　　第三编第一章

　　第272—273页

　　### $$$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调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化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调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摆脱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产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¹⁶²[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4—375页]

　　第273—274页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除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6页]

　　第274页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¹¹⁰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甚至违背资产阶级的意愿引导资产阶级革命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6页]

　　第274—275页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人人应当劳动’。”——在这段话之前加了一段话：]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30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印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利用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借承办军需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¹¹¹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覆灭，从而使拿破仑有了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代的经验所证明。那么，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是一种必然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其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的各种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活动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的受托人，但是对工人应当保持发号施令的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特别是银行家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完全适应法国刚刚产生大工业以及随之产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的那个时代。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的命运。¹⁶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7—378页]

　　　　第275页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78页]

　　第276页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16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0页]

　　第277—278页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就在那时，它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弊病：无家可归的人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的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全新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1页]

　　第279页

　　### $$$[在引自欧文著作的第三段引文的结尾加了一个注释：]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致全体“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并呈1848年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女王的责任顾问”的备忘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83页]

　　第三编第二章

　　第286页

　　### $$$ [“但是，在自发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在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形成的社会内部分工成了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具有商品的形式，而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397页]

　　第290页

　　 [“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统一的；农村中有马尔克，城市中有行会。”——对其中的“马尔克”一词加了一个注释：“见书末的附录。⁽²⁴⁰⁾”]### $$$

　　第295页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它们的管理，”——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修改和补充：]

　　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 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会被废除。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管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06页]

　　第295页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对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¹²³、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一本正经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07页]

　　第295—296页

　　 [在提到“股份公司”的地方，在“股份公司”后面加上了“托拉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07页]### $$$### $$$

　　第299页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欺诈和蒙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加紧剥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10—411页]

　　第301页

　　[在本章最后一段的前面，补充了如下的概述：]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們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没有触及交换形式。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竞争的强制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质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413—414页]

脚　　注

(239) 这里标明的《反杜林论》的编次、章次，页码，方括号里的说明以及引文出处，都是编者加的；页码为本卷的页码。——编者注
(240) 指恩格斯所著《马尔克》一文，该文1883年作为德文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附录第一次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编者注

注　　释

22 指“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通过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439。
110 恐怖时代指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实行了革命恐怖。——445。
111 督政府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制政府，由五名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督政府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执行的政策摇摆不定，导致政局动荡，内忧外患迭起，最后在1799年拿破仑·波拿巴雾月十八日政变中被推翻。——446。
123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到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的作用。1820年1月起，海外贸易公司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450。
160 恩格斯在把《反杜林论》的三章改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时，对原文作了一系列补充和修改。恩格斯认为这些补充的文字有一部分必须在《反杜林论》再版时列入该书（见本卷第12页）。下面所列的这些补充和修改的文字，是恩格斯在准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和德文第四版时所加的，但恩格斯本人并没有把这些补充列入他生前所出的《反杜林论》各版。——437。
161 再洗礼派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该派不承认为婴儿所施的洗礼，主张成年后须再次受洗。该派在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于德国、瑞士和荷兰等地。其主要成员为农民和城市平民，他们仇视封建制度及其支柱天主教，信仰宣传基督复临并在世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该派中一部分人主张财产公有，反对贵族、地主和教会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积极参加了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后来被统治阶级残酷镇压。——439。
162 参看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198页。文中所提到的卡莱尔的言论，恩格斯曾在他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引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504页）。——444。
163 昂·圣西门认为社会的目的应当是改善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这一思想，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新基督教》中表现得最明显。该书第1版于1825年在巴黎匿名出版。——446。

弗·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¹⁶⁴

弗·恩格斯写于1873—1882年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以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全文发表于1925年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2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

[计划草案]

[164]⁽²⁴¹⁾

[1878年的计划]¹⁶⁵

　　1.历史导论：在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观点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

　　2.黑格尔以来的德国理论发展进程（旧序⁽²⁴²⁾）。回到辩证法是不自觉的，因而是充满矛盾的和缓慢的。

　　3.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

　　4.各门科学的联系。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圣西门（孔德）和黑格尔。

　　5.关于各门科学及其辩证内容的概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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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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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数学：辩证的辅助手段和表达方式——数学上的无限是实际存在的；

（2）天体力学——现在被解释为一个过程。——力学：出发点是惯性，而惯性只是运动不灭性的反面表现；

（3）物理学——分子运动的相互转化。克劳修斯和洛施密特；

（4）化学：理论，能；

（5）生物学：达尔文主义。必然性和偶然性。

　　6.认识的界限。杜布瓦—雷蒙¹⁶⁶和耐格里¹⁶⁷——亥姆霍兹，康德，休谟

　　7.机械论。海克尔¹⁶⁸

　　8.原生粒的灵魂——海克尔的耐格里。¹⁶⁹

　　9.科学和讲授——微耳和。¹⁷⁰

　　10.细胞国家——微耳和。¹⁸

　　11.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海克尔和施米特。¹⁷¹人通过劳动而分化出来。——经济学应用于自然科学。亥姆霍兹的“功”[“Arbeit”]（《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册）。¹⁷²

脚　　注

(241) 方括号中的数字是编者按照恩格斯各篇手稿写作时间顺序加的序号。——编者注
(242) 指《〈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见本卷第496—505页。——编者注

注　　释

18 关于有机体是“细胞国家”的形形色色的观点，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按照这种观点，可以把由细胞组成的有机体比做国家，把各个细胞比做单个人。自由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被搬进了生物学理论。根据鲁·微耳和在《细胞病理学》中阐述的观点，动物个体可以分解为组织，组织分解为细胞层，细胞层分解为单个细胞，所以归根到底，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见鲁·微耳和《细胞病理学》1871年柏林增订第4版第17页。
　　恩格斯谈到这一观点具有“进步党的”性质，是暗指微耳和是德国资产阶级进步党党员，并且是该党的创始人和著名活动家之一。
　　关于进步党见注145。——458。
164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1873——1882年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由论文、札记和片断等组成。这部著作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问题的重要著作。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最重要成就作了哲学概括，批判了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多年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他最初打算写一部批判庸俗唯物主义者路·毕希纳的论战性著作，1873年1月前后写出了提纲（见本卷第518—522页），后来改变计划，转入写作《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叙述了撰写《自然辩证法》的宏大计划。在以后几年，恩格斯按既定计划进行了大量工作，但原定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列入《自然辩证法》的材料，除《〈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外，都是1873—1882年这一时期写成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可分为两个主要时期：从计划写这一著作到完成《反杜林论》（1873年初—1878年中）和从《反杜林论》完稿到马克思病逝前（1878年夏—1882年夏）。在前一时期，恩格斯完成了几乎所有的札记和有关问题的细节的研究，并写了一篇较完整的论文《导言》。在后一时期，恩格斯拟定了未来著作的具体计划，写完了几乎所有的论文。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把主要精力用于完成《资本论》的编辑出版工作和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停止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
　　恩格斯将《自然辩证法》的材料分为四束，并冠以下列标题：《辩证法和自然科学》、《自然研究和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这里看不出这些材料是按内容划分还是严格按写作时间顺序划分。这四束手稿中只有两束（第二束和第三束）标有恩格斯编的目录，列出了该束所包括的材料。
　　《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还包含恩格斯原定写作计划以外的一些文稿，《〈反杜林论〉旧序》、《反杜林论》三则注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关于“机械的”自然观》和《注释（1），凯库勒》）、《〈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等，此外还有几篇短小的札记材料。
　　《自然辩证法》的手稿在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恩格斯逝世后，德国有关报刊发表了收入《自然辩证法》手稿的两篇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第14年卷第1册；《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发表在1898年《新世界历书》上。1925年《自然辩证法》以德文和俄译文对照的形式首次全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莫斯科版第2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刊出的《自然辩证法》，分别按手稿写作时间顺序编排和按手稿内容编排。后一种编排方式以恩格斯的写作计划为基本依据。本卷采用后一种编排方式，并在每篇论文、札记和片断的开头标注按手稿写作时间顺序加的序号。本卷还附有按手稿写作时间和按手稿内容分别编排的《自然辩证法》细目。
　　《自然辩证法》先后出版过几种不同的中译本：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杜畏之的译本；1950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郑易里的译本；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曹葆华、于光远、谢宁的译本；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于光远等的译编本。
　　收入本卷的《自然辩证法》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26卷（1985年）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20卷翻译。——455。
165 《1878年的计划》是恩格斯写完《反杜林论》以后拟定的《自然辩证法》具体写作计划，第一次以详细提纲的形式确定了整部著作的结构。该计划可能是1878年8月下半月——9月写成的、因为里面提到了1878年5—6月写的《反杜林论》旧序和1878年7月出版的恩·海克尔的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此外，这个计划第11项提到恩·海克尔和爱·施米特的达尔文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说，而在1878年8月10日恩格斯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也谈到了同样的内容。——457。
166 指埃·杜布瓦——雷蒙于1872年8月14日在莱比锡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五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公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对自然界认识的界限》、这个报告于1872年在莱比锡以小册子形式出版。——458。
167 卡·耐格里认为人的认识永远不具有全知的性质，这一观点见他于1877年9月20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报告刊载在代表大会《公报》附录中。——458。
168 恩·海克尔是自然科学界中唯物主义的代表，持有机械论观点。参看札记《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见本卷第582—587页）。——458。
169 原生粒是恩·海克尔对活的原生质的细微粒子的称呼，按照他的学说，其中每一个粒子都是结构极其复杂的蛋白质分子，并且具有某种初级“灵魂”，即“记忆能力”。
　　关于“原生粒的灵魂”、初级活体中存在着意识的胚胎、意识和它的物质基质的相互关系的问题，是1877年9月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辩论的题目，恩·海克尔、卡·耐格里和鲁·微耳和在9月18、20、22日的全体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讨论。海克尔在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中专门用一章来阐述这个问题，反驳微耳和的观点。——458。
170 指鲁·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在这个报告中微耳和建议限制科学的自由，反对在课堂里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断言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密切联系，暗指与巴黎公社有联系。恩·海克尔为反驳微耳和的观点，出版了小册子《自由的科学和自由的讲授》。——458。
171 鉴于有人试图从查·达尔文的学说中得出社会学的结论，恩格斯计划对他们进行反驳。恩格斯注意到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鲁·微耳和与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恩·海克尔之间的争论（见注170）。他们对达尔文主义同社会主义运动是否有联系的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同时，恩格斯从1878年7月18日《自然》杂志第18卷第455期上获悉，德国达尔文主义者爱，施米特将于1878年9月在卡塞尔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达尔文主义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报告（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施米特的报告用《达尔文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名称以小册子形式发表）。恩格斯在1878年7月19日给施米特的信以及同年8月10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都表示将对有关的言论予以批驳。——458。
172 关于物理学概念“功”，海·亥姆霍兹主要在他1862年的讲演《论力的守恒》中谈到，见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第137—179页。恩格斯在《运动的量度——功》一文中考察了“功”这一范畴（见本卷618—632页）。——458。

[历史导论]

[57]

[历史]⁽²⁴³⁾

　　现代自然科学——它同希腊人的天才的直觉和阿拉伯人的零散的无联系的研究比较起来，是唯一可以称得上科学的自然科学——发端于市民等级摧毁封建主义的那个伟大时代。那个时代，在市民和封建贵族间的斗争背景下出现了造反的农民，而在农民后面则出现了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他们已经手持红旗，高喊共产主义了¹⁷³；那个时代，在欧洲建立起了大君主国，摧毁了教皇的精神独裁，重新展现了希腊的古代，同时展现了新时代的最高度的艺术发展，打破了旧世界的界限，并且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地球。

　　这是地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场最伟大的革命。自然科学在这场革命中也生机勃勃，它是彻底革命的，它和意大利伟大人物¹⁷⁴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使自己的寻道者被送到火刑场和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同天主教徒一道竞相迫害他们，前者烧死了塞尔维特，后者烧死了乔尔丹诺·布鲁诺，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学识、精神和性格方面的巨人。这个时代，法国人正确地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新教的欧洲则片面狭隘的称之为宗教改革。

　　自然科学在当时也有自己的独立宣言¹⁷⁵，诚然，宣言并不是一开头就发布的，正如路德并不是第一个新教徒一样。哥白尼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推出伟大的著作，犹如路德在宗教领域内焚毁教谕；哥白尼在他的著作中虽然还有些胆怯，但经过36年的踌躇之后，可以说是在临终之际向教会的迷信提出了挑战。¹⁷⁶从此以后，自然研究基本上从宗教下面解放出来了，尽管彻底弄清各种细节的工作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解决。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这种发展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仿佛要向世界表明，对于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即对于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规律。

　　近代自然科学的第一个时期——在无极界的领域内——是以牛顿告结束的。这是一个掌握已有材料的时期，他在数学、力学和天文学、静力学和动力学的领域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点尤其要归功于开普勒和伽利略，牛顿就是从他们那里得出自己的结论的。但是在有机界的领域内，却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对历史地相继出现和依次取代的生命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变化着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古生物学和地质学——当时还不存在。那时，自然界根本不被看做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在时间上具有自己的历史的东西；人们注意的仅仅是自然界在空间的广延性；各种不同的形态不是前后相继地而只是彼此并列地被组合在一起；博物学被认为适用于一切时代，就像行星的椭圆形轨道被认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样，对于有机物的所有进一步的研究，还缺乏两个首要的基础：化学以及关于有机物的主要结构即细胞的知识。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面对着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世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并且直到世界末日，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保守的自然观无论在无机界中还是在有机界中[……]⁽²⁴⁴⁾

天文学 | 物理学 | 地质学 | 植物生理学 | 治疗学
力学 | 化学 | 古生物学 | 动物生物学 | 诊断学
数学 |  | 矿物学 | 解剖学 |

　　第一个突破口：康德和拉普拉斯。第二个突破口：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赖尔，缓慢的进化。第三个突破口：有机化学，它制造出有机体，表明化学定律适用于有生命体。第四个突破口：1842年，力学的热理论，格罗夫。第五个突破口：拉马克，细胞等等，达尔文（斗争，居维叶和阿加西斯）。第六个突破口：解剖学、气候学（等温线）、动物地理学和植物地理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洪堡）⁽²⁴⁵⁾中的比较的要素（18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考察旅行），材料的收集整理。形态学（胚胎学，贝尔）⁽²⁴⁶⁾。

　　旧的目的论被抛弃了，但这时有一种信念牢固地确立了：物质在其永恒的循环中是按照规律运动的，这些规律在一定的阶段上——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必然在有机体中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

　　动物的正常生存条件，是在它们当时所生活和所适应的环境中现成具有的；而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就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的发展造成的。人是唯一能够挣脱纯粹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状态，是需要他自己来创造的状态。

[98]
[导言]¹⁷⁷

　　现代的自然研究不同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也不同于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都无果而终的发现，它是唯一得到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发展的自然研究——现代的自然研究同整个近代史一样，发端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根据我们当时所遭遇的民族不幸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16世纪，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个时代是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王权依靠市民摧毁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在互相争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就预告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持红旗，高喊财产公有的要求。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稿，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进入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世界的界限被打破了；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则构成现代大工业的起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日耳曼语族各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族各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开朗的自由思想，越来越深地扎下了根，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没有市民局限性。相反，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那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莱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分支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画家、铜板雕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又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加以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编纂学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清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清扫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创作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¹⁷⁸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产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奋发，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有人用舌和笔，有人用剑，有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二流或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自然研究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因为它必须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自然研究同开创了近代哲学的意大利伟大人物携手并进，并使自己的殉道者被送到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由的自然研究方面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则只是满足于直截了当地烧死乔尔丹诺•布鲁诺。

　　自然研究通过一个革命行动宣布了自己的独立，仿佛重演了路德焚烧教谕的行为，这个革命行动就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²⁴⁷⁾，他用这本著作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提出了挑战，虽然他当时还有些胆怯，而且可以说直到临终之际才采取了这一行动。从此自然研究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彼此间一些不同主张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很有力量，可以说同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距离的平方成正比。这种发展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在自然科学的这一刚刚开始的最初时期，主要工作是掌握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领域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有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的物体和天体的力学，和它靠近并且为它服务的，是一些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在某种程度上已臻完成。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立了；主要由笛卡儿确立了解析几何，耐普尔确立了对数，莱布尼茨，也许还有牛顿确立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角度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甚至离这种初步的完成还很远。液体和气体的力学只是在这个时期末才有了更多的研究⁽²⁴⁸⁾。如果把光学当做例外，那么本来意义上的物理学在当时还没有超出最初的阶段，而光学取得例外的进步是由于天文学的实践需要。化学刚刚借助燃素说¹⁷⁹从炼金术中解放出来。地质学还没有超出矿物学的胚胎阶段；因此古生物学还完全不可能存在。最后，在生物学领域内，人们主要还是从事搜集和初步整理大量的材料，不仅是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材料，而且还有解剖学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理学的材料。至于对各种生命形态的相互比较，对它们的地理分布以及对它们在气候学等方面的生活条件的研究，则还几乎谈不上。在这里，只有植物学和动物学由于林耐而接近完成。

　　然而，这个时期的突出特征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总观点，其核心就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旋转下去，永不停息，或者一直旋转到万物的末日。恒星永远固定不动地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凭着“万有引力”而互相保持这种位置。地球亘古以来或者从它被创造的那天起（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就一成不变地总是保持原来的样子。现在的“五大洲”早就存在着，它们始终有同样的山岭、山谷和河流，同样的气候，同样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而这些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变化或移植。植物和动物的种，一旦形成便永远固定下来，原来是什么样，所产生的东西仍是什么样，而当林耐承认通过杂交有时可能育出新种的时候，这已经是作出很大的让步了。与在时间上发展着的人类历史不同，自然界的历史被认为只是在空间中扩张着。自然界中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都被否定了。开初那样革命的自然科学，突然面对着一个彻头彻尾保守的自然界，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仍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模一样。

　　18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大大超过了希腊古代，但是在以观念形式把握这些材料上，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大大低于希腊古代。在希腊哲学家看来，世界在本质上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某种发展起来的东西、某种生成的东西。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看来，世界却是某种僵化的东西、某种不变的东西，而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来，是某种一下子就造成的东西。科学还深深地禁锢在神学之中。它到处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不能从自然界本身来解释的外来的推动作为最后的原因。如果牛顿所夸张地命名为万有引力的吸引被当做物质的本质特性，那么开初造成行星轨道的未经说明的切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植物和动物的无数的种是如何产生的呢？而早已确证并非亘古就存在的人类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些问题，自然科学往往只能以万物的创造者对此负责来回答。哥白尼在这一时期之初向神学下了挑战书；牛顿却以神的第一推动这一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这时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的安排的合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根据这种理论，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

　　我把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也算入这个时期，因为除了上面所叙述的，再也没有其他的自然科学材料可供他们利用。康德的划时代的著作对于他们依然是一个秘密，而拉普拉斯在他们以后很久才出现。²⁶我们不要忘记：这种陈旧的自然观，虽然由于科学的进步而显得漏洞百出，但是它仍然统治了19世纪的整个上半叶⁽²⁴⁹⁾，并且一直到现在，所有学校里主要还在讲授它。⁽²⁵⁰⁾

　　在这种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突破口的，不是一位自然研究家，而是一位哲学家。1755年，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出版。关于第一推动的问题被排除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如果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于思维并不像牛顿在“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¹⁸⁰这个警告中那样表现出厌恶，那么他们一定会从康德的这个天才发现中得出结论，从而避免无穷无尽的弯路，省去在错误方向上浪费的无法估算的时间和劳动，因为在康德的发现中包含着一切继续进步的起点。如果地球是某种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和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生成的东西，它不仅在空间中必然有并列的历史，而且在时间上也必然有前后相继的历史。如果当时立即沿着这个方向坚决地继续研究下去，那么自然科学现在就会大大超过它目前的水平。但是哲学能够产生什么成果呢？康德的著作没有产生直接的成果，直到很多年以后拉普拉斯和赫歇尔才充实了这部著作的内容，并且作了更详细的论证，因此才使“星云假说”逐渐受人重视。进一步的一些发现使它终于获得了胜利；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恒星的自行；宇宙空间中具有阻抗的介质得到证实；宇宙物质的化学同一性以及康德所假定的炽热星云团的存在通过光谱分析得到证明⁽²⁵¹⁾。

　　但是，如果这个逐渐被认识到的观点，即关于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着的观点，没有从其他方面得到支持，那么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是否会这样快地意识到变化着的地球竟承载着不变的有机体这样一个矛盾，那倒是值得怀疑的。地质学产生了，它不仅揭示了相继形成的和逐次累积起来的地层，而且指出了这些地层中保存着已经灭绝的动物的甲壳和骨骼，以及已经不再出现的植物的茎、叶和果实。人们不得不下决心承认：不仅整个地球，而且地球现今的表面以及在这一表面上生存的植物和动物，也都有时间上的历史。这种承认最初是相当勉强的。居维叶关于地球经历多次变革的理论¹⁸¹在词句上是革命的，而在实质上是反动的。这种理论以一系列重复的创造行动取代了上帝的一次创造行动，使神迹成为自然界的根本杠杆。最初把知性带进地质学的是赖尔，因为他以地球的缓慢的变化所产生的渐进作用，取代了由于造物主的一时兴起而引起的突然变革。⁽²⁵²⁾

　　赖尔的理论，与以前的一切理论相比，同有机物种不变这个假设更加不能相容。地球表面和各种生存条件的逐渐改变，直接导致有机体的逐渐改变和它们对变化着的环境的适应，导致物种的变异性。但传统不仅在天主教教会中是一种势力，而且在自然科学中也是一种势力。赖尔本人许多年来一直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他的学生们就更没有看到。这只有用当时在自然科学中流行的分工来说明，这种分工使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中，只有少数人没有被它夺走纵览全局的眼力。

　　这期间物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成果由三个不同的人在自然研究的这一部门的划时代的一年即1842年中几乎同时作出概括。迈尔在海尔布隆¹⁸²，焦耳在曼彻斯特¹⁸³，都证明了从热到机械力和从机械力到热的转化。热的机械当量的确定，使这个结果成为无可置疑的。同时，格罗夫¹⁸⁴——不是职业的自然科学家，而是英国的一名律师——通过单纯地整理物理学上已经取得的各种成果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而不会损失任何力。这样，他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补充证明了笛卡儿的原理：世界上存在着的运动的量是不变的。因此，各种特殊的物理力，也可以说是物理学上的各个不变的“种”，就变成形形色色的并且按照一定的规律互相转化的物质运动形式。种种物理力的存在的偶然性，从科学中被排除出去了，因为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转化已经得到证明。物理学和以前的天文学一样，获得了一种结果，这种结果必然表明：运动着的物质的永恒循环是最终的结论。

　　从拉瓦锡以后，特别是从道尔顿以后，化学的惊人迅速的发展从另一方面向旧的自然观进行了攻击。由于用无机的方法制造出过去只能在活的机体中产生的化合物，就证明了适用于无机物的化学定律对有机物是同样适用的，而且把康德还认为是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平了。

　　最后，在生物学研究的领域中，特别是由于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系统地进行的科学考察旅行，由于生活在当地的专家对世界各大洲的欧洲殖民地的更精确的考察，此外还由于古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尤其是从系统地应用显微镜和发现细胞以来的进步，已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使得运用比较的方法成为可能，同时也成为必要⁽²⁵³⁾。一方面，由于有了比较自然地理学，查明了各种不同的植物区系和动物区系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对各种不同的有机体按照它们的同类器官相互进行了比较，不仅就它们的成熟状态，而且就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进行了比较。这种研究越是深刻和精确，那种固定不变的有机界的僵硬系统就越是一触即溃。不仅动物和植物的单个的种之间的界线无可挽回地变得越来越模糊，而且冒出了像文昌鱼和南美肺鱼¹⁸⁵这样一些使以往的一切分类方法遭到嘲弄的动物⁽²⁵⁴⁾；最后，甚至发现了说不清是属于植物界还是动物界的有机体。古生物学档案中的空白越来越多地被填补起来了，甚至最顽固的分子也被迫承认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单个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信服的一致，承认有一条阿莉阿德尼线，它可以把人们从植物学和动物学似乎越来越深地陷进去的迷宫中引导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在康德攻击太阳系的永恒性的同时，即在1759年，卡·弗·沃尔费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¹⁸⁷但是这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到了奥肯、拉马克、贝尔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100年以后，即1859年，才由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²⁵⁵⁾，几乎同时还发现，以前被说成是一切有机体的最后构成成分的原生质和细胞，原来是独立生存着的最低级的有机形式。因此，不仅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鸿沟缩减到最小限度，而且机体种源说过去遇到的一个最根本的困难也被排除了。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⁴⁶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逝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中。只有这样一个本质的差别：在希腊人那里是天才的直觉，在我们这里则是以实验为依据的严格科学的研究的结果，因而其形式更加明确得多。当然，对这种循环的经验证明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与已经确立的东西相比是无足轻重的，而且会一年一年地得到弥补。如果我们想到科学的最主要的部门——超出行星范围的天文学、化学、地质学——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100年，生理学的比较方法作为科学而存在还不足50年，而几乎一切生命发展的基本形式即细胞被发现还不到40年，那么这种证明在细节上怎么会没有缺陷呢！⁽²⁵⁶⁾

　　从旋转的、炽热的气团中（它们的运动规律也许要经过几个世纪的观察弄清了恒星的自行以后才能揭示出来），经过收缩和冷却，发展出了以银河最外端的星环为界限的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和太阳系。这一发展显然不是到处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在我们的星系中，黑暗的、不仅仅是行星的天体的存在，即熄灭了的太阳的存在，越来越迫使天文学予以承认（梅特勒）；另一方面，属于我们这一星系的（依据赛奇的观点）还有一部分气状星云，它们是还没有形成的太阳；这并不排斥这样的情况：另一些星云如梅特勒所认为的，是一些遥远的独立宇宙岛，这些宇宙岛的相对发展阶段要用分光镜才能确定。¹⁸⁸

　　拉普拉斯以一种至今尚未被超越的方法详细地证明了一个太阳系是如何从一个单独的气团中发展起来的；以后的科学越来越证实了他的说法。

　　在这样形成的各个天体——太阳以及行星和卫星上，最初是我们称为热的那种物质运动形式占优势。甚至在今天太阳还具有的那种温度下，也是谈不上元素的化合物的；对太阳的进一步的观察将会表明，在这种场合下热会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电和磁；在太阳上发生的机械运动不过是由于热和重力发生冲突而造成的，这在现在几乎已成定论。

　　单个的天体越小，冷却得越快。首先冷却的是卫星、小行星和流星，正如我们的月球早已死寂一样。行星冷却较慢，而最慢的是中心天体。

　　随着进一步的冷却，相互转化的物理运动形式的交替就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直到最后达到这样一点，从这一点起，化学新和性开始起作用，以前化学上的没有区分的元素现在彼此在化学上区分开来，获得了化学性质，相互发生化合作用。这些化合作用随着温度的下降（这不仅对每一种元素，而且对元素的每一种化合作用都产生不同的影响），随着一部分气态物质由于温度下降先变成液态，然后又变成固态，随着这样造成的新条件，而不断地变换。

　　当行星有了一层硬壳而且在其表面上有了积水的时候，行星固有的热同中心天体传递给它的热相比就开始越来越处于次要地位。它的大气层变成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气象现象的活动场所，它的表面成为地质变化的场所，在这些地质变化中，大气层的沉降物所起的沉积作用，同来自炽热而流动的地球内核的慢慢减弱的外张作用相比越来越占有优势。

　　最后，一旦温度降低到至少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地面上不再超过能使蛋白质生存的限度，那么在具备其他适当的化学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活的原生质。这些先决条件是什么，今天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直到现在连蛋白质的化学式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甚至还不知道化学上不同的蛋白体究竟有多少，而且只是在大约十年前才认识到，完全无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消化、排泄、运动、收缩、对刺激的反应、繁殖。

　　也许经过了多少万年，才形成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种没有形态的蛋白质由于形成核和膜而得以产生第一个细胞。而随着这第一个细胞的产生，也就有了整个有机界的形态发展的基础；我们根据古生物学档案的完整类比材料可以假定，最初发展出来的是无数种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其中只有加拿大假原生物¹⁸⁹留传了下来；在这些原生生物中，有一些逐渐分化为最初的植物，另一些则分化为最初的动物。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在这些脊椎动物中，最后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也是由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经过多少万年的努力，手脚的分化，直立行走，最后终于确定下来，于是人和猿区别开来，于是奠定了分音节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使人和猿之间的鸿沟从此不可逾越了。手的专业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狭义的动物也有工具，然而这只是它们的身躯的肢体，蚂蚁、蜜蜂、海狸就是这样；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能够做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而人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和主要是借助于手。甚至蒸汽机这一直到现在仍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正因为是工具，归根到底还是要依靠手。但是随着手的发展，头脑也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首先产生了对取得某些实际效益的条件的意识，而后来在处境较好的民族中间，则由此产生了对制约着这些条件的自然规律的理解。随着自然规律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起反作用的手段也增加了；如果人脑不随着手、不和手一起、不是部分地借助于手而相应地发展起来，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汽机来的。

　　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即动物的起源和逐渐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的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来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不自觉和不自愿的。相反，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未能预见的作用、未能控制的力量对这一历史的影响就越小，历史的结果和预定的目的就越加符合。但是，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人类的历史，甚至衡量现代最发达的民族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这里，预定的目的和达到的结果之间还总是存在着极大的出入。未能预见的作用占据优势，未能控制的力量比有计划运用的力量强大得多。只要人的最重要的历史活动，这种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即人的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就是今天的社会生产，还被未能控制的力量的意外的作用所左右，而人所期望的目的只是作为例外才能实现，而且往往适得其反，那么情况就不能不是这样。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100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达尔文并不知道，当他证明经济学家们当做最高的历史成就加以颂扬的自由竞争、生存斗争是动物界的正常状态的时候，他对人们，特别是对他的同胞作了多么辛辣的讽刺。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

　　但是，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注定要灭亡⁽²⁵⁷⁾。也许经过多少亿年，多少万代生了又死；但是这样一个时期会无情地到来，那时日益衰竭的太阳热将不再能融解从两极逼近的冰，那时人们越来越聚集在赤道周围，最终连在那里也不再能够找到足以维持生存的热，那时有机生命的最后痕迹也将渐渐地消失，而地球，一个像月球一样死寂的冰冻的球体，将在深深的黑暗里沿着越来越狭小的轨道围绕着同样死寂的太阳旋转，最后就落到太阳上面。有的行星遭到这种命运比地球早些，有的比地球晚些；代替配置得和谐的、光明的、温暖的太阳系的，只是一个寒冷的、死去的球体，它在宇宙空间里循着自己的孤寂的轨道运行着。像我们的太阳系一样，我们的宇宙岛的其他一切星系或早或迟地都要遭到这样的命运，无数其他的宇宙岛的星系都是如此，还有这样一些星系，它们发出的光在地球上还有活人的眼能接受时将不会达到地球，甚至连这样一些星系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当这样一个太阳系走完自己的生命旅程并且遭受一切有限物的命运，即死亡的时候，以后又会怎样呢？太阳的遗骸是否将永远作为遗骸在无限的空间里继续运转，而一切以前曾无限多样地分化了的自然力，是否将永远变成引力这样一种运动形式？

　　“或者”，如赛奇问道（第810页），“在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力，它们能使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重新唤起它的新的生命？我们不知道。”⁽²⁵⁸⁾

　　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像知道2×2＝4或物质引力的增减取决于距离的平方一样。但是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运用还不完全清楚的数量去进行计算，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补救有缺陷的知识；理论自然科学把它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加工为一个和谐地整体，如今甚至连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寸步难行。现在，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但是物质的运动不仅仅是粗糙的机械运动、单纯的位置移动，它也是热和光、电压和磁压、化学的化合和分解、生命乃至意识。有人说，物质在其整个无限悠久的存在中仅仅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与其永恒相比只是极短的时间内，才有可能使自身的运动发生分化，从而展示这种运动的全部多样性，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等于宣称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一种物质的纯粹机械的位置移动即使有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转化为热、电、化学作用、生命，但是这种物质如果不能从自身中产生这些条件，那么这样的物质就丧失了运动；一种运动如果失去了转化为它所能有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能力，那么即使它还具有潜在力，但是不再具有活动力了，因而它部分地被消灭了。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一点是肯定的：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宇宙岛的物质把如此大量的运动——究竟是何种运动，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转化成了热，以致（依据梅特勒的说法）从中可能产生了至少包括了2 000万颗星的诸太阳系，而这些太阳系的逐渐死寂同样是不容置疑的。这个转化是怎样进行的呢？关于我们的太阳系的将来的遗骸⁽²⁵⁹⁾是否总是重新变为新的太阳系的原料，我们和赛奇神父一样，一无所知。在这里，我们要么必须求助于造物主，要么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形成我们的宇宙岛的太阳系的炽热原料，是按自然的途径，即通过运动的转化产生出来的，而这种转化是运动着的物质天然具有的，因而转化的条件也必然要由物质再生产出来，尽管这种再生产要到亿万年之后才或多或少偶然地发生，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性。

　　这种转化的可能性越来越得到承认。现在人们得出了这样的见解：诸天体的最终命运是互相碰在一起。人们甚至已经计算这种碰撞必然产生的热量。天文学所报道的新星的突然闪现和已知旧星的同样突然的亮度增加，用这种碰撞最容易说明。同时，不仅我们的行星群绕着太阳运动，我们的太阳在我们的宇宙岛内运动，而且我们的整个宇宙岛也在宇宙空间中不断运动，和其余的宇宙岛处于暂时的相对的平衡中；因为连自由浮动的物体的相对平衡也只有在相互制约的运动中才能存在；此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宇宙空间中的温度不是到处都一样的。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宇宙岛的无数个太阳的热，除了极小的一部分以外，都消失在空间里，甚至不能把宇宙的温度提高百万分之一摄氏度。这全部巨大的热量变成了什么呢？它是不是永远用于为宇宙空间供暖的尝试，是不是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而只在理论上仍然存在于宇宙空间的温度已上升百亿分之一度或更低度数这一事实中？这个假定否认了运动的不灭性；它认可这样一种可能：由于诸天体不断地相互碰在一起，一切现存的机械运动都变为热，而且这种热将发散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尽管存在“力的不灭性”，一切运动还是会停下来（在这里顺便可以看出，用力的不灭性这个说法替代运动的不灭性这个说法，这是多么错误）。于是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发散到宇宙空间中去的热一定有可能通过某种途径（指明这一途径，将是以后某个时候自然研究的课题）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在这种运动形式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因此，阻碍已死的太阳重新转化为炽热气团的主要困难便消除了。

　　此外，诸天体在无限时间内永恒重复的先后相继，不过是无数天体在无限空间内同时并存的逻辑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甚至德雷帕的反理论的美国人头脑也不得不承认了。⁽²⁶⁰⁾

　　这是物质运动的一个永恒的循环，这个循环完成其轨道所经历的时间用我们的地球年是无法量度的，在这个循环中，最高发展的时间，即有机生命的时间，尤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自然界意识的人的生命的时间，如同生命和自我意识的活动空间一样，是极为有限的；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每一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了。但是，不论这个循环在时间和空间中如何经常地和如何无情地完成着，不论有多少亿个太阳和地球产生和灭亡，不论要经历多长时间才能在一个太阳系内而且只在一个行星上形成有机生命的条件，不论有多么多的数也数不尽的有机物必定先产生和灭亡，然后具有能思维的脑子的动物才从它们中间发展出来，并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适于生存的条件，而后又被残酷地毁灭。我们还是确信：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仍永远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必将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再次毁灭物质的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但在另外的地方和另一个时候又一定会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札记和片断]
[87]

　　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分的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数学也开始发展。——后来，在农业的某一阶段上和在某些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型建筑物的出现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力学。不久，力学又成为航海和战争的需要。——力学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可见，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

　　在整个古代，本来意义的科学研究只限于这三个部门，而在后古典时期¹⁹⁰才有了精确的和系统的研究（亚历山大里亚学派¹⁹¹、阿基米德等）。在头脑中几乎还没有区分开来的物理学和化学（元素论，还没有化学元素的概念）中，在植物学、动物学、人体和动物解剖学中，直到那时人们还只会搜集事实和尽可能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生理学一离开最明显的事情（例如，消化和排泄）便成了纯粹的猜测；在连血液循环都不知道的时候，也不能不如此。——在这一时期末，化学以炼金术的原始形式出现了。

　　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第一，从十字军征讨¹⁹²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随之出现许多新的事实，有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有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以及物理学上的（眼镜），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²⁶¹⁾可以说，真正系统的实验科学这时才成为可能。第二，这时整个西欧和中欧，包括波兰在内，已在相互联系中发展起来，虽然意大利由于自己的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明，还继续居于首位。第三，地理上的发现——纯粹是为了营利，因而归根到底是为了生产而完成的——又在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人体的）方面，展示了在此以前还见不到的材料。第四，印刷机出现了。

　　这时——撇开早就有的数学、天文学和力学不谈——物理学和化学最终分开了（托里拆利、伽利略——前者依靠工业上的水利工程第一个研究了液体的运动，见克拉克·麦克斯韦）。波义耳使化学确立为科学。哈维由于发现了血液循环而使生理学（人体生理学和动物生理学）确立为科学。动物学和植物学起初一直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直到古生物学的出现（居维叶），以及不久以后细胞的发现和有机化学的发展。由此，比较形态学和比较生理学才成为可能，而且从此以后两者才成为真正的科学。在上一世纪末创立了地质学，最近则出现了名称很别扭的所谓人类学，它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向历史过渡的中介。这还要进一步详加研究和阐明。

[95]
黑格尔《哲学史》。——希腊哲学（古代人的自然观）。第一卷⁽²⁶²⁾。

　　亚里士多德在谈到早期的哲学家时说道（《形而上学》第1卷第3章）：他们断言，

　　“有一个东西，万物由它构成，万物最初从它产生，最后又复归于它，它作为实体（ούσία）永远同一，僅在自己的规定（πάմεδι）中变化，这就是元素（στοιχεῑον），这就是万物的本原（àρχή）。因此他们认为，没有一个物能生成（οüτε γίγνεδմɑι ούδέν）或消失，因为物永远保持同一本性”（第198页）。

　　可见，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起始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做不言而愈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东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比如泰勒斯就在水里去寻找。

　　西塞罗说：

　　“米利都的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本源，而神则是用水创造出万物的精神。”（《论神之本性》第1章第10节）

　　黑格尔非常正确地宣称这是西塞罗附加上去的说法，并且补充道：

　　 “但是，泰勒斯此外是否还相信神这个问题，在这里与我们并不相干，这里所谈的不是假设、信仰、民间宗教……　即使他说神是用水制造万物的造物主，我们也并不因此就对这个本质有更多的认识……这是毫无意义的空话”，（第209页）（[公元前]600年前后）

　　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泰勒斯是几何学家，他确定了一年是365天，据说他曾预言过一次日蚀，——阿那克西曼德制造过日晷、一种海陆地图（περίετρον）和各种天文仪器。——毕达哥拉斯是数学家。

　　根据普卢塔克（《席间谈话》第8章第8节）的说法，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人是由鱼变成，是从水中到陆地上来的”（第213页）。在他看来，本原和原始元素是无限的东西，他没有把它规定为（διορίζων）空气或水或其他什么（第欧根尼·拉尔修⁽²⁶³⁾，第2卷第1节）[第210页]。黑格尔（第215页）正确地把这个无限的东西表达为“未规定的物质”（[公元前]580年前后）。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把空气当做本原和基本元素，认为它是无限的（西塞罗《论神之本性》第1章第10节），而且

　　“万物产生于空气，又消解于空气”（普卢塔克《伦哲学家的见解》¹⁹³第1章第3节）。

　　在这里，空气，呼吸＝精神：

　　“正如我们的灵魂，即空气，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精神（πνεῡμα）和空气也把整个世界结合在一起；精神和空气是同等重要的。”（普卢塔克）[第215—216页]

　　灵魂和空气被视为普遍的媒介质（[公元前]555年前后）。

　　亚里士多德已经说过：这些较早的哲学家都设想原初本质是某种物质：空气和水（也许阿那克西曼德设想的是空气和水的某种中间物，后来赫拉克利特设想是火，但是没有一个人设想是土，因为土的成分太复杂（διὰ τὴν μεγαέρειαν）。《形而上学》第1卷第8章（第217页）。

　　关于所有这些人，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正确：他们没有说明运动的起源（第218页及以下几页）。

　　萨摩斯的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40年前后）认为数是基本的本原：

　　“数是万物的本质，就宇宙的规定性来说，它的组织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散见第5章）

　　黑格尔正确地指出：

　　 “这种说法是大胆的：它一下子推翻了表象认为是存在的或本质的（真实的）一切东西，根绝了感性的本质”，并且把本质设想为一个思想规定，虽然这个思维规定是很狭隘的和片面的[第237—238页]。

　　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宇宙也同样服从于一定的规律。这样就第一次表述了宇宙的规律性。人们认为，是毕达哥拉斯把音乐的和谐归结为数学的比例。

　　同样：

　　 “毕达哥拉斯派把火放在中央，而把地球看做沿轨道环绕这个中心天体运行的一颗星。”（亚里士多德《天论》第2章第13节）[第265页]

　　但是这火不是太阳；这毕竟是关于地球运行的第一个推测。

　　黑格尔关于行星系说道：

　　 “……对于用来确定[行星间的]距离的和谐率，一切数学至今还不能提供任何根据。经验的数，大家确切地知道了；但是一切看起来都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大家知道了这些距离的大致的规则性，因而侥幸地预想到了火星和木星间还有某些行星，后来果然在那里发现了谷神星、灶神星、智神星等等；但是天文学在这些距离中还没有找到包含着理性、知性的前后一贯的序列。相反，它以轻蔑的态度看待关于这种序列的有规则的叙述；而这本身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应该放弃的。”（第267页）

　　虽然古希腊人的整个宇宙观具有素朴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在他们那里已经包藏着后来分裂的种子：早在泰勒斯那里，灵魂就被看做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和肉体不同的东西（比如他认为磁石也有灵魂）；在阿那克西米尼那里，灵魂是空气（正像在《创世纪》中一样）⁽²⁶⁴⁾；在毕达哥拉斯那里，灵魂已经是不死的和可移动的，肉体对他说来是纯粹偶然的。在毕达哥拉斯派那里，灵魂又是“以太¹⁹⁴的碎片（άπόσπασμα αίմέρος）”（第欧根尼·拉尔修，第8卷第26—28节），冷的以太是空气，密集的以太则形成海和湿气[第279—280页]。

　　亚里士多德又正确地责备毕达哥拉斯派：

　　 用他们的数，“他们并没有说明运动是怎样发生的，没有说明没有运动和变化怎么会有生存和灭亡或天体的状态和活动”（《形而上学》第1卷第8章）[第277页]。

　　据说毕达哥拉斯派发现启明星和长庚星是同一颗星，发现月球是从太阳取得自己的光。最后，他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律。

　　 “据说毕达哥拉斯发现这个定理的时候，举行了一个百牛大祭……　而引人注目的是，他竟这样地快活，以致举行盛宴，把富人和全体人民都邀请了；这番辛苦是值得的。这是精神（认识）的快乐和喜悦——然而牛遭了殃。”（第279页）

埃利亚派。

[96]

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¹⁹⁵

　　“留基伯和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充实和虚空都是元素，并称其中一个为存在，另一个为非存在，也就是说，称充实和坚实〈即原子〉为存在，称虚空和稀薄为非存在。因此，他们还说，存在决不比非存在更多地存在着……　这二者作为物质，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根据。有些人认为，有一个唯一的基本实体，其他事物是从这种实体的变化中产生的，……同这些人也一样，他们[即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也同样教导说，差别〈即原子的差别〉是其它事物的原因。他们说，这些差别有三种：形状、次序和位置。……例如，A在形状上与N有区别，AN在次序上与NA有差别，Z在位置上与N有差别。（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4章）

　　留基伯

　　 “他〈留基博〉第一个提出原子是始基……并且把原子称为元素。他说：无数的天体由元素构成，复又分解成元素。天体是这样产生的：无数多种多样的物体从无限中脱落出来，进入巨大的虚空之中，他们聚拢在一起并形成一个唯一的漩涡，在漩涡的作用下，它们互相碰撞，以多种方式旋转，同者相聚，最后分离开来。他们由于数量巨大而再也不能均衡旋转，于是细小的部分像筛掉似的被抛到外部虚空之中；其余的都聚合在一起，互相黏附，沿同一轨道运行，从而形成最初的球体的整体。”（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6章[第30、31节]）

　　以下是关于伊壁鸠鲁

　　“原子在不断地运动。往下他说道：它们[原子]也以同等速度运动，因为虚空使其中最轻的能够永远和最重的同样地运转……　原子除了形状、体积和重力外，没有其他性质……　原子并不具有任意大小的体积，无论如何从来还没有一个原子被视觉观察到。”（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第1章第43—44节）“其次，当原子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在虚空中运动时，他们的速度必定是一样快的，因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阻挡，重的原子运动的速度不会比小而轻的原子快；同样，小的原子运动的速度也不会比大的原子快，因为他们都有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如果没有任何阻碍的话。”（同上，第61节）### $$$“所以，显然一在所有的种里面都是某种本性，而在任何情况下其本性都不可能只是一。（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9卷第2章）⁽²⁶⁵⁾

[157]

　　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早在公元前270年就已经提出哥白尼关于地球和太阳的理论了（梅特勒⁽²⁶⁶⁾，第44页；沃尔夫⁽²⁶⁷⁾，第35—37页）。

　　德谟克利特已经推测到，银河投给我们的是无数小星的汇合起来的光（沃尔夫，第313页）。

[89]

　　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差别¹⁹⁶：

　　（1）地中海沿岸的一条狭长的文明地带——它的分支曾分散地伸向内地并且一直达到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大西洋海岸，因而很容易被来自北方的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以及来自东南方的阿拉伯人冲破和击溃，——现在已被连成一片的文明地区取代，这就是整个西欧以及作为前哨阵地的斯堪的纳维亚、波兰和匈牙利。

　　（2）希腊人或罗马人同野蛮人的对立，现在已被六个具有文明语言的文明民族¹⁹⁷，（斯堪的纳维亚等民族还不计在内）所取代，所有这些语言都已经很发达，都能参与14世纪盛极一时的文学繁荣，而且同古代末期已经走向衰退和死亡的希腊语和拉丁语比较起来，他们保证了文化取得更加多方面的发展。

　　（3）由中世纪的市民等级所创立的工业生产和商业获得极大发展；一方面，生产更加完备，更加多样化，规模也更大，另一方面，商业交往更加兴盛，航海从萨克森人、弗里西亚人和诺曼人时代起更加赋予无限的冒险精神，再一方面，各种发明的大量涌现和东方发明的引进，不仅使希腊文献的引进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革命成为可能，并且使他们的影响范围异常广泛而迅速地扩展，此外还提供了大量古代从未见过的、虽然还未系统化的科学事实：磁针、活字印刷、亚麻纸（12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犹太人所使用的；棉纸自10世纪以来就逐渐出现，而在13和14世纪已经传布得更广，莎草纸从阿拉伯人占领埃及以后就根本不再使用了）、火药、眼镜、机械时计，后者在计时上的和力学上都是一大进步。

　　（关于发明见№11）⁽²⁶⁸⁾。

　　此外还有旅行所提供的材料（马可波罗¹⁹⁸，1272年前后，等等）。

　　因为有了大学199，普通教育即使还很差，却普及得多了。

　　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兴起和罗马的衰落，古代便完结了。中世纪的终结是和君士坦丁堡的衰落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新时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否定的否定！

[90]
历史——发明

　　公元前：

　　灭火唧筒，滴漏计时器，公元前200年前后。石砌路面（罗马）。

　　羊皮纸，160年前后。

　　公元后：

　　莫泽尔河上的水磨，340年前后，在查理大帝时代的德国。

　　最早的玻璃窗遗迹。安塔基亚的路灯，370年前后。

　　蚕在550年前后从中国输入希腊。

　　羽毛笔尖，6世纪。

　　棉纸在7世纪从中国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

　　法国的水风琴，8世纪。

　　哈茨山的银矿从10世纪开始开采。

　　风磨，1000年前后。

　　阿雷佐的圭多的音符和音阶，1000年前后。

　　养蚕业传入意大利，1100年前后。

　　有齿轮的钟——同上。

　　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前后。

　　巴黎的石砌路面，1184年。

　　佛罗伦萨的眼镜。玻璃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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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后半期。

　　腌制鲱鱼。水闸。

　　自鸣钟。法国棉纸。

　　破布造纸，14世纪初叶。

　　票据——同一世纪的中叶。

　　德国第一座造纸工场（纽伦堡），1390年。

　　伦敦的路灯，15世纪初叶。

　　威尼斯的邮局——同上。

　　木刻和木版印刷——同上。

　　铜版雕刻术——同一世纪中叶。

　　法国的驿游，1464年。

　　萨克森厄尔士山区的银矿，1471年。

　　脚踏风琴，1472年发明。

　　怀表。气枪。火枪枪机——15世纪末叶。

　　纺车，1530年。

　　潜水钟罩，1538年。

脚　　注

(243) 这篇札记是《导言》（见本卷第465—484页）的初稿。——编者注
(244) 手稿此处缺损。——编者注
(245) 指亚·洪堡《宇宙》1845-1862年柏林版第1—5卷。——编者注
(246) 这篇札记到此为止的全部正文在手稿中用一条垂直线画掉了，因为恩格斯已在《导言》的第一部分（见本卷第465—476页）中利用过。接下去的两段也部分地用于《导言》的第二部分（见本卷第476—484页），但在手稿中并未划掉。——编者注
(247) 尼·哥白尼《天体运行论》1543年纽伦堡版。——编者注
(248)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托里拆利在治理阿尔卑斯山区河流方面的研究。”——编者注
(249)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旧自然观的知识，为把全部自然科学概括为一个整体提供了基础：法国的百科全书派还是纯粹机械地进行罗列，后来圣西门和由黑格尔完成的德国自然哲学同时做过这方面的工作。” ——编者注
(250) 有一个人以自己的科学成就提供了排除上述观点的极其重要的材料，可是直到1861年，这个人居然还毫不动摇地相信这种观点，下面这段典型的表述就是证明：
　　“我们的太阳系的所有安排，就我们所能观察到的而言，就是为了保持现存的东西，保持其长久不变。正如从远古以来，地球上的任何一种动物，任何一种植物，都没有变得更完美些，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变过样；正如我们在一切有机体中只见到各个阶段彼此并列，而不是前后相继；正如我们本身的种属从躯体方面来看始终是一样的，——同样，甚至同时存在的诸天体的极大的多样性，也并没有使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各种形式无非是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正好相反，一切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本身具有同样的完美性。”（梅特勒《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第5版第316页）。
(251)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同样是由康德发现的潮汐对地球自转的阻碍作用现在才被认识。”——-编者注
(252) 赖尔的观点的缺陷——至少就这一观点的最初的形式来说——在于，他认为在地球上发生作用的各种力是不变的，在质上和量上都是不变的。地球的冷却对他说来是不存在的；地球不是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着，而只是以杂乱无章的、偶然的方式变化着。
(253)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胚胎学”。——-编者注
(254)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一角鱼。同样，始祖鸟等等¹⁸⁶。——-编者注
(255) 达尔文的主要著作《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11月24日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256) 手稿中本段上下端均用横线同上下文隔开，中间划有几道斜线，恩格斯通常以这一方式表示手稿相应段落已在其他著作中利用。——-编者注
(257) 参看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书斋》。——-编者注
(258) 见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编者注
(259) 原文是“caput mortuum”，直译是骷髅，转意是遗骸，燃烧、化学反应等等之后的残渣；这里指熄灭的太阳和落在太阳上失去生命的行星。——-编者注
(260) “无限空间中的无数天体导致无限时间中天体先后相继的概念。”（德雷帕《欧洲智力发展史》第2卷第[325]页）
(261)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以前人们只夸耀生产应归功于科学，但是科学应归功于生产的事实却多得数不胜数。”——编者注
(262)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33年柏林版。——编者注
(263)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十卷集）1833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264) 参看《旧约全书·创世纪》第2章第7节。——编者注
(265) 在《形而上学》各种最新版本中第9卷改称第10卷。——编者注
(266) 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编者注
(267) 鲁·沃尔夫《天文学史》1877年慕尼黑版。——编者注
(268) 恩格斯指他的札记的第11张。在这一张上写下的发明年表就是下面看出的第[90]节。——编者注

注　　释

26 根据伊·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康德在1755年柯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划时代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皮·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法兰西共和四年（1795—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论》（两卷集）最后一部分中阐述的。在他生前编好，死后即1835年出版的此书的最后一版（第6版）中，这个假说是在第七个注中阐述的。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的炽热的气团，是由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实的，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古·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发明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470。
46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该书第1版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ώτιστζ——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胶液原生物（来自希腊文μούηρηζ——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胶液原生物（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同现代的还存在的胶液原生物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胶液原生物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 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 aurantiaca（橙色胶原虫）、Bathybius 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胶液原生物”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学界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做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胶液原生物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475。
173 恩格斯在这里描述的情景，是以他1850年写成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一文中的论点为依据的。——461。
174 指意大利16、17世纪的著名思想家和哲学家，其中有杰·卡尔达诺、乔·布鲁诺、尤利乌斯·凯撒·瓦尼尼、托·康帕内拉等人。——461。
175 《独立宣言》是1776年7月4日由13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在费城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它宣布北美各殖民地脱离英国，成立独立的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462。
176 尼·哥白尼在他临终的那天1543年5月24日（旧历）得到一本刚刚在纽伦堡印好的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这部著作阐述了宇宙的太阳中心说。——462。
177 《导言》是《自然辩证法》中第一篇较完整的长篇论文，它对以前写成的关于自然界的历史和认识自然的历史的很多札记进行了加工。《导言》的草稿没有标题。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这篇《导言》叫做《旧导言》。《导言》中有两个地方使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写作日期。恩格斯在本文中说：“细胞被发现还不到40年”（见本卷第475页）。而他在1858年7月14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发现细胞的大致日期是1836年，由此可得出结论：《导言》是1876年以前写的。其次，恩格斯还在本文中说：“在大约十年前才认识到，完全无结构的蛋白质执行着生命的一切主要机能”（见本卷第477页）。这里所指的是胶液原生物——最简单的有机体。恩·海克尔在1866年出版的著作《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中第一次描述了胶液原生物（见注46）。《导言》的初稿《历史》写于1874年底。把上述所有事实加以比较、就可确定《导言》的写作日期是1875年底或1876年上半年。《导言》的第一部分可能写于1875年11月或12月，第二部分可能写于1876年上半年。——465。
178 路德通过翻译圣经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促进了德国语言的发展。路德翻译的圣经第一个全译本于1534年在维滕贝格出版。
　　路德的赞美诗《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被海涅称赞为“宗教改革的马赛曲”（《德国的宗教和哲学史》第2册）。恩格斯在1885年5月15日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中套用了悔涅的这句话，称“《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这首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466。
179 燃素说是格·施塔尔于1700年创立的，在18世纪的化学中曾一度占统治地位。根据这一学说，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断言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杰出的法国化学家安·洛·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过程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与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旧序》的结尾部分谈到（见本卷第504—505页），并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第20 21页）。——468。
180 指伊·牛顿在他的主要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822年格拉斯哥版第4卷第201——202页昕表达的思想。牛顿写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用重力说明了天体现象和海洋的潮汐。但是我没有指出重力本身的原因。”他在列举了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接着说：“至今我还不能从种种现象中推论出重力的这些性质的原因，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凡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都应该叫做假说；凡是假说，不管它是形而上学的或物理学的，力学的或隐蔽性质的，都不能用于实验哲学之中。在这种哲学中，一切定理都由现象推论而来，并用归纳法加以概括。”。
　　黑格尔也注意到牛顿的这种看法，他在《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8节附释1中指出：“牛顿……直接警告物理学，不要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471。
181 若·居维叶认为，在地球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巨大的灾变，每经一次灾变，旧的生物被毁灭，新的生物又被创造出来。他的这一观点，见他的著作《论地球表面的巨变》1830年巴黎第6版。——472。
182 尤·迈尔在1842年发表了《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载于1842年《化学和药学年鉴》第42卷）。这是迈尔有关能量守恒定律的表述见诸出版物的最早证明。——473。
183 詹·焦耳于1843年在其报告《论磁电的热效应，兼论热值》（载于《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十三届年会报告。1843年8月于科克》1814年伦敦版）中，公开了自己的实验结果。——473。
184 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威·格罗夫的著作《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三版。该书第一版于1846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曾在1864年8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称格罗夫在英国和德国“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他还在1864年8月17日给莱·菲力浦斯的信中称赞格罗夫的这部著作是“自然科学方面一本很出色的书”。——473。
185 文昌鱼（Amphioxus）是一种有些像鱼形的小动物，是非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产于多处海域。南美肺鱼（Lepidosiren）是肺鱼属的动物，兼有肺和腮，产于亚马孙河流域·大多数时间不在水中生活。——474。
186 一角鱼（Ceratodus）是一种产于澳洲的肺鱼，每隔三四十分钟浮出水面一次，以更新鱼鳔中的空气，
　　始祖鸟（Archaeopieryx）是一种古生脊椎动物，具有爬行类的某些特征，是爬行动物向鸟类进化的过渡形式。
　　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亨·阿·尼科尔森的著作《动物学手册》，该书第一版于1870年出版。——474。
187 1759年卡·沃尔弗发表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发育论》，论文中依据对植物的观测及对鸡的胚胎的考察，科学地论证了渐成论，驳斥了预成论（见注141）。——475。
188 恩格斯在这里以及后面利用了下列著作：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和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参看注301。——476。
189 加拿大假原生物（Eozoon canadense）是在加拿大发现的一种化石，曾被看做最古的原始有机体的遗骸（见亨·阿·尼科尔森《地球古代生命史》1876年爱丁堡—伦敦版第70—71页）。1878年德国动物学家卡·默比乌斯否定关于这种化石的有机起源的意见。——478。
190 后古典时期指随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开始的希腊化时期（到公元前30年止）和罗马帝国直到解体时（公元395年）为止的时期。——485。
191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是希腊化一罗马时期（公元前323——公元642年）以亚历山大里亚城为中心的各种学术思潮的总称。亚历山大里亚是当时埃及的一个港口城市、是地中海地区的经济中心，也是各种学派的聚集地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下，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在科学、文学和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在科学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从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综述转向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的有系统的深入研究，各种专门学科，如数学、力学、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都有长足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人。
　　在哲学和神学方面，该派将古犹太神学和古希腊哲学结合起来，对犹太教及以后的基督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该派认为神灵的启示是最高的知识源泉，对圣经进行比喻性诠释，与侧重从字面和历史意义上进行解释的安提阿学派相对。其主要代表是犹太学者斐洛·尤迪厄斯。斐洛不是基督徒，但因其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原始基督教》中称他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第551页）。斐洛之后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欧利根和普罗提诺。——485。
192 十字军征讨指11——13世纪西欧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圣地耶路撒冷的宗教旗帜、主要对东地中海沿岸伊斯兰教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故称“十字军”。十字军征讨前后共八次，历时近200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十字军征讨给东方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西欧国家的人民遭受惨重的牺牲，但是，它在客观上也对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86。
193 《论哲学家的见解》的作者不是普卢塔克·而是一位佚名作者（所谓“假普卢塔克”）。这位佚名作者是公元100年前后的艾修斯。——488。
194 以太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介质，是构成宇宙和天体的最高元素。17世纪，克·惠更斯在阐述光的波动说时又重新提出。当时认为，光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但由于光可以通过真空传播，所以必须假设存在着一种尚未经实验发现的介质，这种介质可借以传播光波，这就是以太。以太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仍为人们所接受。到了20世纪初，随着相对论的建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以太成为过时的概念而不为采用。——490。
195 有关留基伯、德漠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札记是马克思的手笔，原文是希腊文（根据卡·陶赫尼茨的版本），摘自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和第欧根尼·拉尔修编《著名哲学家的生平》。这个札记大概写于1874年9—10月。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提及有关伊壁坞鲁引文的内容（见本卷第500页）。——491。
196 这篇札记原是恩格斯为《导言》写的准备材料，写于1876年5月底以前。文中提到的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是指欧洲古代奴隶制社会的末期。公元4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帝国。395年东罗马帝国建立，定都君士坦丁堡，历史［又称拜占庭帝国。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灭亡，标志着罗马帝国的正式终结。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关于“拜占庭灭亡”这一事件，恩格斯在《导言，中提及（见本卷第465页）。——492。
197 指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参见本卷第465—466页。——492。
198 1271年11月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随其父亲和叔父前往东方，经两河流域、伊朗，越过帕米尔高原，于1275年到达中国内蒙古地区，此后他在中国各地生活和游历达17年之久。他回国后口述并出版了《马可波罗行纪》，此书被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珍贵资料。——493。

[95]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
哲学和自然科学]

[163]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²⁰⁰

　　这部著作决不是由于“内心冲动”而产生的。恰恰相反，我的朋友李卜克内西可以为我作证：他曾经费了多少力气才说服我对杜林先生的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评析。我既然决心这样做，就不得不把这种被宣称为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理论同这一体系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舍此别无选择。因此，我只好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献给读者。

　　对于一种大肆自我吹嘘却根本不值一提的体系作出这个对象本身所要求的详尽批判，可以归因于两种情况。一方面，这种批判使我有可能在不同领域中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我根本不想以另一个体系来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不过也希望读者不要因为所考察的材料的极其多样化而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哲学体系，特别是自然哲学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无数新体系，就更不用说了。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买主对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每个人都可以著书立说来谈论任何东西，而“科学自由”⁽²⁶⁹⁾恰恰就是人们可以著书立说来谈论自己从未学过的东西，而且标榜这是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中。诗歌、哲学、经济学、历史编纂学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粗浅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³。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衷于高超的胡说；只有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才很少为这种高超的胡说所迷惑，而在一个除了自然科学以外目前几乎普遍患病的国家里，这再一次证明我们的工人阶级具有非常健康的本性。

　　耐格里在他向慕尼黑自然科学家大会所作的演说中曾谈到人的认识永远不具有全知的性质¹⁶⁷，他这样说显然还不知道杜林先生的贡献。这些贡献迫使我也跟随其后进入一系列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我顶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行动。这特别是指自然科学各个部门而言，在这些部门中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认为，一个“门外汉”想发表意见未免不大谦虚。不过微耳和先生给了我几分勇气，这位先生也在慕尼黑发表了看法，并在另外的地方作了更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每个自然科学家在本身的专业之外也只是一个半通⁵，不客气地说是一个门外汉。既然一位这样的专家可以而且不得不常常不揣冒昧地涉及邻近的领域，既然在这些领域中他在表达上的笨拙之处和些许不确切之处可以得到有关专家的谅解，那我也就敢于放手来引用某些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作为我的一般理论观点的例证，并且可以指望得到同样的谅解。⁽²⁷⁰⁾现今的自然科学家，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关心理论上的一般结论，同样，每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也不可抗拒地被迫接受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这里出现了某种相辅相成现象。如果说理论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是半通，那么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在理论的领域中，在迄今为止被称为哲学的领域中，实际上也同样是半通。

　　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迫切需要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同样也迫切需要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²⁷¹⁾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现在仍是激烈争辩的领域。而辩证法直到今天也只有两位思想家曾作过较仔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

　　其次，认识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各种见解，对理论自然科学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认识可以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要提出的理论提供一种尺度。然而，在理论自然科学中，往往非常明显地显露出对哲学史缺乏认识。哲学上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并且在哲学界中往往早已被抛弃的一些命题，在理论自然科学家那里却常常作为崭新的知识而出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时髦。力学的热理论以新的论据支持了能量守恒原理，并使这一原理重新受到重视，这无疑是它的一个重大成就；但是，如果物理学家先生们还能记起，这一原理早就由笛卡儿提出过，那么它还能以某种绝对全新的东西的面貌出现吗？自从物理学和化学再一次几乎专门从事于分子和原子的研究以来，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必然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但是，甚至最优秀的自然科学家对这种哲学所作的研究也是何等肤浅！例如，凯库勒指出（《化学的目的和成就》），原子论哲学的创始者不是留基伯，而是德谟克利特，并且断言，道尔顿最先假定了不同质的元素原子的存在。并且最先认定不同元素具有各自特有的不同重量。可是，我们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作（第10卷第43—44和61节）中可以看到：伊壁鸠鲁早已认定原子不仅在大小上和形态上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不相同，也就是说，他早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认识了原子量和原子体积。

　　1848年这一年在德国一事无成，只是在哲学领域中发生了全面的转折。这个民族由于热衷于实际，一方面初步建立起大工业和投机事业，另一方面为德国自然科学此后所经历的、由巡回传教士和漫画人物福格特、毕希纳等等所揭开的巨大跃进奠定了基础，于是民族坚决摒弃了在柏林老年黑格尔派中陷入困境的德国古典哲学。柏林的老年黑格尔派确实应该遭到这样的命运。但是，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可是正当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承认它，因而只有辩证法能够帮助自然科学战胜理论困难的时候，人们却把辩证法同黑格尔派一起抛进大海·因而又无可奈何地陷入旧的形而上学。从此以后，在公众当中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叔本华的、尔后甚至是哈特曼的迎合庸人的浅薄思想，另一方面福格特和毕希纳之流的庸俗的巡回传教士的唯物主义。在大学里，各种各样的折衷主义互相展开竞争，不过在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这就是它们全都是由过时哲学的十足的残渣拼凑而成的，并且全部同样地是形而上学的。在古典哲学的各种残余中，只有某种新康德主义得以幸存，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终结论就是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下来的部分。最终的结果就是理论思维现在处处表现出杂乱无章。

　　现在几乎没有一本理论自然科学著作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自然科学家们自己就感觉到，这种杂乱无章多么严重地左右着他们，并且现今流行的所谓哲学又决不可能使他们找到出路。在这里，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既然无法找到明晰思路，也就只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

　　这种复归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实现。它可以仅仅通过自然科学的发现本身所具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但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已在进行中，特别在生物学中是如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家愿意较为仔细地研究一下辩证哲学在历史上有过的各种形态，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在这些形态中，有两种形态对现代的自然科学可以格外有益。

　　第一种是希腊哲学。在这种哲学中，辩证思维还以原始的朴素的形式出现，还没有受到令人迷醉的障碍⁽²⁷²⁾的干扰，而这些障碍是17和18世纪的形而上学——英国的培根和洛克，德国的沃尔弗——为自己设置的，并且由此就堵塞了自己从认识个别到认识整体，到洞察普遍联系的道路。在希腊人那里——正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做整体，从总体上来进行观察。自然现象的总的联系还没有从细节上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在希腊人那里是直观的结果。这正是希腊哲学的缺陷所在，由于这种缺陷，它后来不得不向其他的观点让步。然而这也正是希腊哲学要比它以后的所有形而上学对手更高明之处。如果说，形而上学同希腊人相比在细节上是正确的，那么，希腊人同形而上学相比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上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的原因之一，这个民族的无所不包的才能和活动使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享有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的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这种见解已经越来越被接受。有的自然科学家一方面把希腊哲学的残篇如原子论当做永恒真理来看待，另一方面以希腊人缺少经验自然科学为理由而对他们采取培根式的高傲的蔑视态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越来越少了。但愿上述见解再前进一步，能促使人们对希腊哲学真正有所认识。

　　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这里已经有了开头，因为即使把刚才提到的新康德主义除外，回到康德去又重新成为时髦。自从人们发现康德是两个天才假说的首创者以来，他在自然科学家当中重新获得了应有的荣誉。这两个假说就是先前曾归功于拉普拉斯的太阳系起源理论和地球自转由于潮汐而受到阻碍的理论。没有这两个假说，今天的理论自然科学简直就不能前进一步。但是，自从黑格尔著作中已提出一个虽然是从完全错误的出发点阐发的、却无所不包的辩证法纲要以后，要向康德学习辩证法，就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和收效甚微的事情。

　　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错误的出发点和柏林黑格尔派的无可救药的堕落而对“自然哲学”采取的反对态度，得到了随心所欲的表现，并且演变成了纯粹的谩骂；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有理论上的需要时又被流行的折衷主义的形而上学置于完全无援的境地。而在这以后，也许才有可能在自然科学家面前重新提起黑格尔的名字，而不致引发那种使杜林先生出尽洋相的舞蹈病。

　　首先要明确的是，这里的问题决不是要捍卫黑格尔的出发点：精神、思维、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这种出发点已经被费尔巴哈摒弃了。在下述这一点上我们大家都是一致的：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²⁷³⁾，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构想出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这些联系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

　　同样，也谈不上保持黑格尔体系的独断的内容，而这一内容正是柏林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所鼓吹的。随着唯心主义出发点的垮台，建筑在这一出发点上的体系，特别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也就垮台了。但是要记住，自然科学上反对黑格尔的论战，在对黑格尔有大致正确理解的范围内，仅仅针对以下两点：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而任意编造体系。

　　去除这一切之后，剩下的就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²⁷⁴⁾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以致德国现代的经济学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袭马克思（还常常抄袭错），才胜过了庸俗的自由贸易派¹⁵⁰。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正像在他的体系的所有其他分支中一样，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①

　　可是，在自然科学本身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些理论，它们把真实的关系弄颠倒了，把映象当做了原型，因而这些理论同样需要倒置过来。这样的理论常常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盛行。在差不多两个世纪内，热一直不是被看做普通物质的一种运动形式，而是被看做一种特殊的神秘的物质，就是这种情况，而力学的热理论完成了这种倒置。尽管如此，热素说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却发现了关于热的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定律，特别是傅立叶和萨迪•卡诺²⁰¹为一些正确的见解开辟了道路，而这些见解不过是把其先驱所发现的定律倒置过来，翻译成自己的语言。⁽²⁷⁵⁾同样，在化学中，燃素说¹⁷⁹经过上百年的实验工作才提供了一些材料，而拉瓦锡利用这种材料才在普利斯特列提取出来的氧气中发现了想象中的燃素的实在对立物，从而推翻了全部燃素说。但是燃素说的实验成果决不因此就被抛弃。正好相反。这些成果依然存在，只不过其表述被颠倒过来，从燃素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行的化学语言，因此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

　　黑格尔的辩证法同合理的辩证法的关系，正像热素说同力学的热理论的关系一样，正像燃素说同拉瓦锡的理论的关系一样。

[162]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²⁰²

　　深入大众意识的辩证法有一个古老的命题：两极相联。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在寻找幻想、轻信和迷信的极端表现时，如果不是面向像德国自然哲学那样竭力把客观世界嵌入自己主观思维框子内的自然科学派别，而是面向与此相反的派别，即一味吹捧经验、极端蔑视思维而实际上思想极度贫乏的派别，我们就不至于犯什么错误。后一个学派在英国占据统治地位。它的始祖，备受称颂的弗兰西斯·培根就已经渴望他的新的经验归纳法能够付诸应用，并首先做到：延年益寿，在某种程度上使人返老还童，改形换貌，易身变体，创造新种，腾云驾雾，呼风唤雨。他抱怨这种研究无人问津，他在他的自然史中开出了制取黄金和创造种种奇迹的正式的丹方²⁰³。同样，伊萨克·牛顿在晚年也热衷于注释《约翰启示录》²⁰⁴。因此，难怪近年来以几个远非最差的人物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看来竟不可救药地迷恋于从美国输入的招魂术和降神术。

　　属于这一行列的第一位自然科学家，是功勋卓著的动物学家兼植物学家阿尔弗勒德·拉塞尔·华莱士，此人曾和达尔文同时提出物种通过自然选择发生变异的理论。他在1875年由伦敦白恩士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里面说，他在自然知识的这个分支中的最初经验是在1844年开始取得的，那时他听到斯宾塞·霍尔先生关于麦斯默术²⁰⁵的讲演，因此他在他的学生身上作了同样的实验。

　　“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并且有热心〈ardour〉进行研究。”[第119页]

　　他不仅使人进入催眠状态并发生四肢僵硬和局部丧失知觉的现象，而且也证实了加尔颅骨图²⁰⁶的正确，因为在触摸任何一个加尔器官的时候，相应的活动就在已受催眠的人身上发生，并以灵活的动作按规定演示出来。其次，他断言，他的被催眠者只要被他触摸一下，就会产生催眠者的一切感觉；他只要把一杯水说成白兰地酒，就可以让被催眠者喝得酩酊大醉。他能使一个年轻人甚至在清醒的时候糊涂得忘记自己的姓名，然而这是其他教员不用麦斯默术也可以办到的。如此等等。

　　1843—1844年冬季，我也适逢其会在曼彻斯特见到了这位斯宾塞·霍尔先生。他是一个很普通的江湖术士，在几个教士的赞助下在国内跑来跑去，用一个少女作催眠颅相学的表演，借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证明灵魂不死，证明当时欧文主义者在各大城市中所宣传的唯物主义毫无价值。少女被催眠后，催眠者只要摸一摸她的颅骨上的任何一个加尔器官，她就像演戏一样做出各种表示相应器官活动的动作和姿势；例如，摸一下爱孩子（philoprogenitiveness）的器官，她就爱抚和亲吻所幻想的婴孩，如此等等。此外，这位堂堂的霍尔还用一个新的巴拉塔里亚岛²⁰⁷丰富了加尔的颅骨地理学：他在颅骨顶上发现了一个敬神的器官，只要摸一摸这里，他的那位受了催眠的小姐就跪下去，把双手合在一起，并且在惊讶的庸人观众面前做出一副虔敬地祈祷的天使的样子。表演到此结束并达到高潮。上帝的存在得到了证明。

　　我和我的一个熟人也同华莱士先生一样，对这些现象颇感兴趣，并且想试一下，我们能在什么程度上再现这些现象。我们选择了一个12岁的活泼的男孩来做对象。安详的凝视或轻柔的抚摩就轻而易举地使他进入催眠状态。但是，因为我们对这套把戏不像华莱士先生那样虔诚，那样热心，所以我们也就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除了很容易产生的肌肉僵硬和丧失知觉状态以外，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意志完全被动而感觉又异常过敏的状态。被催眠者一旦由于任何外部刺激而从昏睡中醒过来，他就显得比清醒的时候更活跃得多。被催眠者同催眠者没有任何神秘的感应关系；任何其他的人都同样可以很容易地使被催眠者动作起来。让加尔颅骨器官起作用，在我们看来是太容易了；我们的花样还更多：我们不仅能使这些器官互相置换，把它们配置在整个身体的任何地方，而且还能造出不拘数目的其他器官，如唱歌、吹口哨、吹笛、跳舞、拳击、缝纫、补鞋、抽烟等等的器官，这些器官我们希望安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华莱士用水使他的被催眠者酩酊大醉，而我们却在大脚趾上发现了醉酒的器官，只要摸它一下，被催眠者就会演出最妙的喝醉酒的滑稽戏。但是十分清楚：如果不使被催眠者明白人们希望他做些什么，那么任何器官都不能显示任何作用。这个小孩经过实际练习很快便熟练到这样的程度：只要多少有一点暗示就够了。这样造成的器官只要不用同样的方法加以改变，对于以后的催眠是永远有效的。这个被催眠者也就有双重的记忆，一种是清醒时的记忆，另一种是催眠状态中的完全独立的记忆。至于说到意志的被动性，说到对第三者的意志的绝对服从，只要我们不忘记整个状态是在被催眠者的意志服从催眠者的意志的情况下开始的，而且没有这种服从就形成不了这种状态，那么这种被动性，这种绝对服从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只要被催眠者同催眠者开个玩笑，那就连世界上最有魔力的催眠术家也无计可施了。

　　这样，我们不过随便怀疑了一下，便发现了催眠颅相学的江湖骗术的老底，这是一系列与清醒状态时的现象多半只有程度差异的、无须作任何神秘主义解释的现象，而华莱士先生的热心（ardour）却使他一再地欺骗自己，靠了这种自我欺骗去在各种细节上证实加尔颅骨图，确认催眠者和被催眠者之间的神秘的感应关系⁽²⁷⁶⁾。在华莱士先生的天真得有些稚气的谈话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所关心的并不是探究这种江湖骗术的真相，而是不惜任何代价去再现所有的现象。只要有了这种心态，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刚入门的研究者靠简便易行的自我欺骗变成一位行家。华莱士先生终于相信了催眠颅相学的奇迹，这时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神灵世界中去了。

　　到1865年，他的另一只脚也跟着踏进去了。当他在热带地方旅行了12年回来以后，桌子跳舞的降神术实验促使他加入了各种“神媒”的团体。他进步得多么快，他对这套把戏掌握得多么纯熟，上述小册子就可以证明。他希望我们不仅要当真相信霍姆、达文波特兄弟以及其他看来多少是为了钱并且大多一再暴露出骗子面目的“神媒”们的一切所谓的奇迹，而且要当真相信许多从很古的时候起就被信以为真的神灵故事。希腊神托所的女占卜者、中世纪的女巫便都是“神媒”，而扬布利柯在他的《论预言》中已经十分确切地描绘了

　　“现代唯灵论中最令人惊异的现象”[第229页]。

　　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表明，华莱士先生对于这些奇迹在科学上的确证是处理得何等轻率。如果有人要我们相信神灵会让人给它们照相，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奢望，而我们在认定这种神灵照片是真实的以前，当然有权要求以最真实可信的方式对它们加以证明。但华莱士先生在第187页上说：1872年3月，主神媒古皮太太（父姓为尼科尔斯）跟她的丈夫和小儿子在诺丁山⁽²⁷⁷⁾的赫德森先生那里一起照了相，而在两张不同的照片上都看得出她背后有一个身材高高的女人的形象，优雅地（finely）披着白纱，面貌略带东方韵味，摆出祝福的姿势。

　　“所以，在这里，两件事中必有一件是绝对确实的⁽²⁷⁸⁾。要不是眼前有一个活生生的、聪敏的、然而肉眼看不见的存在物，就是古皮先生夫妇、摄影师和某一第四者筹划了一桩卑劣的（wicked）骗局，而且一直隐瞒着这一骗局。但是我非常了解古皮先生夫妇，所以我绝对相信：他们像自然科学领域中任何真挚的真理探求者一样，是不会干这种骗人的勾当的。”[第188页]

　　这样看来，要么是骗人的勾当，要么是神灵的照片。对极了。如果是骗人的勾当，那么，不是神灵早已印在照片底版上，就是有四个人参与其事，或者有三个人参与其事，如果我们把活到84岁于1875年1月去世的对自己的行为不能负责的或易受愚弄的古皮老先生撇开不谈的话（只要把他送到作为背景的屏风后面就行了）。一位摄影师要替神灵找个“模特儿”是没有什么困难的，我们对此无须多费唇舌。但是摄影师赫德森不久就因一贯伪造神灵照片而被公开检举，而华莱士先生却安慰人们说：

　　“有一件事情是明白的：如果发生了骗人的勾当，那立刻就会被唯灵论者自己看破的。”[第189页]

　　这也就是说，摄影师也不大可信了。剩下的是古皮太太，而对她，我们的朋友华莱士表示“绝对相信”，此外再没有别的。再没有别的吗？决不是这样。表明古皮太太的绝对可靠的，还有她自己的如下说法：1871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在不省人事的状态中从汉伯里山公园她的家里，由空中被摄到兰布斯·康第特街69号——两地的直线距离是三英里——并且被弄到上述69号房子中正在举行降神仪式的一张桌子上。房门是关着的，虽然古皮太太是一个极肥胖的伦敦女人（这的确很重要），可是她突然闯到屋里来，在门上或天花板上连个小小的窟窿都没有留下来（1871年6月8日伦敦《回声报》上的报道）。现在谁还不相信神灵照片是真的，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英国自然科学家中的第二位著名的行家，是威廉·克鲁克斯先生，化学元素铊的发现者和辐射计（在德国也叫做光转车辐射计）的发明者。²⁰⁸克鲁克斯先生大约从1871年起开始研究唯灵论者的表演，为了这个目的应用了许多物理学仪器和力学仪器，如弹簧秤、电池等等。他是否带来了主要的仪器，即一颗抱怀疑态度的有批判力的头脑，他是否使这颗头脑始终保持工作能力，我们是会看到的。无论如何，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克鲁克斯先生就像华莱士先生一样完全被俘虏了。华莱士叙述道：

　　 “几年的工夫，一个年轻的女人，弗洛伦斯・库克小姐，就显示出值得注意的神媒的特性，而且最近已经登峰造极，化成一个肯定是来自神灵世界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赤着脚，披着飘洒的白色长袍，而这时神媒却穿着深色的衣服，被捆缚着，沉睡在一间密室〈cabinet〉邻室里”[第181页]。

　　这个神灵自称凯蒂，看起来非常像库克小姐。一天晚上，沃尔克曼先生，古皮太太现在的丈夫，突然拦腰把它抱住，紧紧搂住不放，看它到底是不是库克小姐的化身。这个神灵显示出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女人，它竭力反抗，观众们来干预，瓦斯灯被熄灭，撕扯了一阵以后，重新安静下来，屋子里点起了灯，这时神灵已经不见了，而库克小姐仍然被捆着，不省人事地躺在原来的角落里。但是，据说沃尔克曼先生直到现在还坚持认为，他抱住的是库克小姐而不是别人。为了从科学上来确证这件事情，一位著名的电学家瓦利先生作了一次新的实验，把电池的电流通到神媒库克小姐身上，使得她不切断电流就不能扮演神灵的角色。然而神灵还是出现了。所以它的确是和库克小姐不同的存在物。而进一步确证这件事情便是克鲁克斯先生的任务。他第一步是要取得这位神灵小姐的信任。

　　这种信任，如他自己在1874年6月5日的《灵学家报》中所说的，“逐渐加深，直到除非由我来安排，不然她就拒绝降神。她说她希望我一直在她近旁，就在内室的隔壁；我发现，在这种信任已经建立而且她确信我决不致对她食言以后，各种现象的表现程度大大加强了，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证据也如意地得到了。她常常和我商量参加降神仪式的人以及他们的席位，因为她最近变得非常不安〈nervous〉，原因是她感到有人曾不怀好意地向她暗示，除了使用其他的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外，有人可能使用武力”。⁽²⁷⁹⁾

　　这位神灵小姐对这种既亲切又科学的信任给了最充分的回报。她甚至出现——现在这使我们不会再感到吃惊——在克鲁克斯先生家里，和他的孩子们玩耍，给他们讲“她在印度冒险的趣闻”，向克鲁克斯先生讲述“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些痛苦的经历”，让他拥抱她，好让他相信她的结结实实的物质性，并让他察看她每分钟的脉搏次数和呼吸次数，最后她自己还和克鲁克斯先生并排照相。华莱士先生说：

　　“这个形象在人们看见她，摸到她，给她照相，并且和她谈话以后，就从一个小屋子里面绝对地消失了，这个小屋子除了通往挤满观众的隔壁一间屋子，是没有其他出口的。”[第183页]

　　假若观众们十分有礼貌，信任发生事情的房子的主人克鲁克斯先生，就像克鲁克斯先生信任神灵一样，这也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把戏了。

　　可惜这些“完全被证实了的现象”，甚至在唯灵论者看来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相信的。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十分相信唯灵论的沃尔克曼先生怎样采取了非常物质的突然下手的办法。现在又有一个教士，“不列颠全国灵学家协会”委员，也出席了库克小姐的降神仪式，而且毫无困难地发现：神灵从门进到里面并在里面消失的那间屋子，是有第二道门通往外界的。当时也在场的克鲁克斯先生的举动，“使我原以为这些表演中也许有点什么玩意儿的信念受到了最后的致命打击”（查·莫里斯·戴维斯牧师《神秘的伦敦》，伦敦廷斯利兄弟出版社版）。此外，人们怎样使“凯蒂们”“现身”的事，在美国也真相大白了。有一对姓霍姆斯的夫妇在费城举行表演，当时也出现了一个“凯蒂”，她得到信徒们丰富的馈赠。但是，这位凯蒂有一次竟因为报酬不够多而罢了工，这就引起一个怀疑者下决心非要探查出她的踪迹不可；他发现她住在一个boarding house（公寓）里，是一个毫无可疑问有血有肉的年轻女人，占有了赠送给神灵的一切礼物。

　　同时，欧洲大陆也有自己的科学界的降神者。彼得堡的一个学术团体——我不大清楚是大学或者甚至是研究院——曾委托枢密官阿克萨柯夫和化学家布特列罗夫探究降神现象，但似乎并没有多少结果。²⁰⁹另一方面——如果可以相信唯灵论者的喧嚣的声明——德国现在也推出自己的唯灵论者，这就是莱比锡教授策尔纳先生。

　　大家知道，策尔纳先生多年来埋头研究空间的“第四维”，发现在三维空间里不可能出现的许多事情，在四维空间里却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在四维空间里，一个全封闭的金属球，不在上面钻一个孔，就可以像翻手套一样地翻过来；同样，在一条两端各无尽头或两端都被系住的线上可以打结，两个相互分离的闭合的圆环，不锯开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套在一起，还有许多这一类的把戏。根据神灵世界最近传来的捷报，策尔纳教授先生曾请求一个或几个神媒帮助他确定第四维空间中的各种细节。结果据说是惊人的。他把自己的手臂架在椅子的扶手上，而手掌按在桌子上不动，降神仪式一开始，椅子的扶手就和他的手臂套在一起了；一条两端用火漆固定在桌子上的线，竟在中间打了四个结，如此等等。一句话，神灵是可以极其容易地完成第四维空间的一切奇迹的。但是必须注意：我是在转述别人的说法。我不能保证这个神灵通报的正确性，如果它有什么不确实的地方，策尔纳先生应当感谢我给他提供了一个更正的机会。但是，如果这个通报不是虚假地报道策尔纳先生的经历，那么这些经历显然会在神灵科学和数学方面开辟一个新纪元。神灵证明第四维空间的存在，而第四维空间则为神灵的存在作担保。而这一点一经发现，便给科学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广阔的天地。对于第四维和更高维的空间的数学来说，对于待在这种高维空间中的神灵们的力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来说，过去的全部数学和自然科学都不过是一种预备科目罢了。克鲁克斯先生不是已经在科学上确证桌子和其他家具在移动到——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第四维空间的过程中会损失多少重量，而华莱士先生不是也声称他已经证明在第四维空间中火不会伤害人体吗！现在甚至已经有神体生理学了！神灵们会呼吸，有脉搏，这就是说，他们有肺脏、心脏和循环器官，因而在身体的其他器官方面至少是和我们一样齐全的。因为要呼吸就要有碳水化合物在肺里被转化，而这些碳水化合物又只能由外界供给，于是要有胃、肠及其附属器官，而这一切一经确定，其余的就毫无困难地都跟着有了。但是这些器官的存在就使得神灵们有生病的可能，这样一来，微耳和先生也许就不得不写一部神灵世界的细胞病理学了。而因为这些神灵大多是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除了她们的超凡的美丽，她们和世间的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完完全全没有什么不同，所以用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出现在“爱上她们的男人”⁽²⁸⁰⁾的身边；而且，既然克鲁克斯先生通过脉搏已经断定，她们“并不缺少女性的心”，所以对于自然选择来说，也同样会出现一个第四维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再也用不着担心人们会把自然选择和万恶的社会民主主义混淆起来。²¹⁰

　　够了。这里已经看得一清二楚，究竟什么是从自然科学走向神秘主义的最可靠的道路。这并不是过度滋蔓的自然哲学理论，而是蔑视一切理论、怀疑一切思维的最肤浅的经验。证明神灵存在的并不是那种先验的必然性，而是华莱士先生、克鲁克斯先生之流的经验的观察。既然我们相信克鲁克斯利用光谱分析进行的观察（铊这种金属就是由此发现的），或者相信华莱士在马来群岛所获得的动物学上的丰富的发现，人们就要求我们同样去相信这两位研究者在唯灵论方面的经验和发现。而如果我们认为，在这里毕竟有一个小小的区别，即前一种发现可以验证，而后一种却不能，那么降神者就会反驳我们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是乐于给我们提供机会来验证这些神灵现象的。

　　实际上，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对一切理论思维尽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在这里，问题只在于思维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因而是错误地进行思维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据一个自古就为人们所熟知的辩证法规律，错误的思维贯彻到底，必然走向原出发点的反面。所以，经验主义者蔑视辩证法便受到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

　　数学方面的情形也一样。平庸的形而上学的数学家，都十分高傲地夸耀他们的科学成果是绝对无法推翻的。但是这些成果也包括虚数在内，从而这些虚数也就带有某种实在性。如果我们已习惯于给或第四维硬加上我们的头脑以外的某种实在性，那么我们是否再前进一步，承认神媒的神灵世界，这也就不是什么重要问题了。这正如凯特勒谈到德林格尔时所说的：

　　“这个人一生中曾为那么多的谬论作辩护，就连教皇永无谬误¹⁴⁰的说法他也真能接受了！”

　　事实上，单凭经验是对付不了唯灵论者的。第一，那些“高级的”现象，只有当有关的“研究者”已经着迷到像克鲁克斯自己天真无比地描绘的那样，只能看到他应看到或他想看到的东西的时候，才能够显现出来。第二，唯灵论者并不在乎成百件的所谓事实被揭露为骗局，成打的所谓神媒被揭露为下流的江湖骗子。只要所谓的奇迹还没有被逐一揭穿，唯灵论者就仍然有足够的活动地盘，华莱士在伪造神灵照片的事件中就一清二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伪造物的存在，正好证明了真实物的真实。

　　这样，经验要摆脱降神者的纠缠，就不得不借助于理论的思考，而不再靠经验性的实验；用赫胥黎的话说：

　　 “我认为从证明唯灵论是真理这件事当中所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给反对自杀提供一个新论据。与其死后借每举行一次降神仪式赚一个基尼⁽²⁸¹⁾的神媒的嘴巴说一大堆废话，还不如活着做清道夫好。”²¹¹

[札记和片断]
[1]
毕希纳²¹²

　　这一派别的产生。德国哲学消融于唯物主义。对科学的控制被排除了。庸俗的唯物主义通俗化者一哄而起，他们的唯物主义据说要弥补科学的贫乏。盛行于资产阶级德国和官方德国科学极度衰落的时代——1850—1860年。福格特、摩莱肖特、毕希那。相互的保险。——由于达尔文主义变为时髦并被这些先生们立即借用而引起的新的活跃。

　　人们本来可以听其自然，让他们从事自己的虽然狭隘但尚可称道的职业，即教给德国庸人以无神论等等。但是，第一，他们对那些毕竟给德国带来荣誉的哲学家大肆谩骂（文句尚待引证）⁽²⁸²⁾，第二，他们妄图把他们的自然理论应用于社会并用来改良社会主义。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注意他们了。

　　第一，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做了些什么呢？引证。

　　第二，转变，第170—171页。这个突然出现的黑格尔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²¹⁴向辩证法的过渡。——两个哲学派别：主张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主张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后一派证明：理由和推断、原因和结果、同一和差异、现象和本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经分析证明，一极已经作为核内的东西存在于另一极之中，到达一定点一极就转化为另一极，整个逻辑都只是从这些前进着的对立中展开的。——这在黑格尔本人那里是神秘的，因为各种范畴在他那里表现为预先存在的东西，而现实世界的辩证法表现为这些范畴的单纯的反照。实际上恰恰相反：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反映。到上一世纪末，甚至到1830年，自然科学家靠旧的形而上学差不多还能应付过去，因为真正的科学当时还没有越出力学——地球上的力学和宇宙的力学的范围。尽管如此，高等数学已经带来了混乱，因为高等数学把初等数学的永恒真理看做已经被摒弃的观点，常常作出相反的论断，提出一些在初等数学家看来纯属谬论的命题。固定的范畴在这里消融了，数学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在这里即使很简单的关系，如纯粹抽象的量之间的关系、恶无限性，都采取了完全辩证的形态，迫使数学家们既不自愿又不自觉地成为辩证的数学家。数学家们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为了调和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为了弄清楚在他们面前表现为不可否认的结果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纯属荒诞无稽的东西，以及为了合理地说明以无限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的出发点、方法和成果所采用的隐晦说法、无聊诡计和应急手法，是再滑稽可笑不过了。

　　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化学——原子论。物理学的抽象的可分性——恶无限性。生理学——细胞（由分化而发生的个体和种的有机发展过程，是对合理的辩证法的最令人信服的验证）。最后，各种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这种转化使范畴的一切固定性都终结了。尽管如此，大批自然科学家仍然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范畴之内，在必须合理地解释这些可以说在自然界中证实了辩证法的最新事实并把它们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在这里就不能不靠思维：原子和分子等等是不能用显微镜来观察的，只能用思维来把握。看看那些化学家（肖莱马例外，他懂得黑格尔）以及微耳和的《细胞病理学》，在那里最终不得不用笼统的空话来掩盖这种束手无策。脱掉神秘主义外衣的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已经离开这样的领域，在那里，固定不变的范畴，犹如逻辑的初等数学，足以供日常使用。哲学因自然科学抛弃了它而对自然科学事后进行了报复。而自然科学家本来可以从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成就中看到：在这全部哲学中隐藏着某种即使在自然科学家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莱布尼茨——以无限为研究对象的数学的创始人²¹⁵，和他比较起来，归纳法的蠢驴牛顿²¹⁶是个剽窃者和破坏者；康德——拉普拉斯以前的天体起源理论；奥肯——在德国采纳进化论的第一个人；黑格尔——他对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概括和合理的分类是超过一切唯物主义胡说的伟大成就）。

[9]

　　关于毕希纳妄图从生存斗争出发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9页）论制鞋²¹⁷。

　　关于政治和社会主义：曾经为世界所期待的知性（第11页）²¹⁸。

　　彼此相外、彼此并列和彼此相继。黑格尔《全书》第35页！作为对感性、表象的规定⁽²⁸³⁾。

　　黑格尔《全书》第40页。自然现象⁽²⁸⁴⁾——但毕希纳不假思索，只是照抄，所以是不必要的。

　　第42页。梭伦“从自己头脑中产生出”自己的法律⁽²⁸⁵⁾——毕希纳可以为现代社会做同样的事情。

　　第45页。形而上学——关于事物的科学⁽²⁸⁶⁾——不是关于运动的科学。

　　第53页。一说到经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²¹⁹

　　第56页。人类个体和历史之间的对应关系²²⁰＝胚胎学和古生物学之间的对应关系。

[193]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²²¹

　　[50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根本没有突破他们的老师们⁽²⁸⁷⁾的这些局限。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反对信仰世界创造主的新论据；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情决不是进一步发展理论。唯心主义由于1848年革命受到了沉重打击，而唯物主义在它的这一更新了的形态下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承担责任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本身混淆起来。

　　但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极其辉煌的成果，从而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18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领域（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认识体系。气体力学；新创立的有机化学，它从无机物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所谓有机化合物，从而扫除了这类化合物的不可捉摸性质的最后残余，1818年创立的科学的胚胎学；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动植物比较解剖学——这一切领域提供了前所未闻的新材料。但是，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三大发现。

　　第一是由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柯尔丁）而使能的转化得到证实。自然界中无数的起作用的原因，过去一直被看做某种神秘的不可解释的存在物，即所谓力——机械力、热、放射（光和辐射热）、电、磁、化学化合力和分解力，现在全都被证明是同一种能（即运动）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存在方式；我们不仅可以证明，这种能在自然界中不断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在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这一或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例如，我们可以用千克米表示热量单位，又用热量单位来表示若干单位的或任何量的电能或化学能，反过来也可以；我们同样可以把一个活的机体所消耗的和所获得的能量测量出来，并且用任何单位，例如用热量单位表示出来。自然界中一切运动的统一，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哲学的论断，而是一个自然科学的事实了。

　　第二个发现——在时间上更早一些——是施旺和施莱登发现有机细胞，发现它是这样一种单位：一切机体，除最低级的以外，都是从这种细胞的繁殖和分化中产生和生长起来的。有了这个发现，有机的、有生命的自然产物的研究——不仅是比较解剖学和比较生理学，还有胚胎学——才获得了巩固的基础。机体的产生、成长和构造的秘密被揭开了；从前不可理解的奇迹，现在已被归结为某种遵循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本质上共有的同一规律所发生的过程。

　　但是还剩下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如果一切多细胞的机体——植物和动物，包括人在内——都是按照细胞分裂规律各自从一个细胞中生长起来，那么这些机体的无限差异性是从何而来呢？解答这个问题的，是第三个大发现，即达尔文首先系统地加以论述和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多少变化，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对问题的解答已经十分令人满意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序列，在大的基本点上被证实了；这样一来，不仅有可能来说明有机自然产物中的现存者，而且也为认识人类精神的前史，为追溯人类精神从简单的、无结构的、但有感受刺激能力的最低级有机体的原生质起直到能够思维的人脑为止的各个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不了解这个前史，能够思维的人脑的存在就仍然是一个奇迹。

　　有了这三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被归之于自然的原因。现在只剩下一件事情还得去做：说明生命是怎样从无机自然中产生的。在科学发展的现阶段上，这也就是要从无机物中制造出蛋白体来。化学正向完成这个任务日益接近，虽然距离还远。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维勒在1828年才由无机物制成第一种有机物——尿素，而现在以人工方法不使用任何有机物就能制成无数所谓有机化合物，那么我们就不会让化学在蛋白质这一难关面前停步不前。到目前为止，化学已经能够制出它确切知道其成分的每一种有机物。一旦蛋白体的化合成分被弄清楚，化学就能着手制造活的蛋白质。但是，要求化学在今天或明天就完成自然界本身在个别天体的极为有利的环境下经过千百万年才完成的事情，这就等于要求创造奇迹。

　　这样，同前一世纪比较起来，唯物主义自然观现在已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牢固的基础上了。那时，只是对于天体和地球上的固体在重力的影响下所发生的运动有相当详尽的了解；差不多整个化学领域和整个有机界仍然是没有被理解的秘密。现在，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大的基本点上已得到解释和理解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当然，唯物主义自然观只是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质朴地理解自然界，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所以这种自然观在希腊哲学家中间原本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古希腊人和我们之间，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存在了两千多年，所以，即使要返回到不言而喻的东西上去，也要比初看起来困难些。因为问题决不是要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对它们进行批判，要把那些在错误的、但对于那个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来说是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的形式内获得的成果，从这种暂时的形式中剥取出来。而这是多么困难，许许多多的自然科学家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证明，他们在他们自己的那门科学中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在本门科学以外不仅是唯心主义者，甚至是虔诚的正教教徒。

　　自然科学的所有这些划时代的进步，都在费尔巴哈那里擦肩而过，基本上没有触动他。这与其说是他的过错，不如说应归咎于当时德国的可悲的环境，由于这种环境，大学教席都被毫无头脑的折衷主义的小识小见之徒占据了，而比这些人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与世隔绝的乡间过着孤寂的农民式的生活²²²。于是出现这种情况：他在谈到自然界时，不得不说一些美文学的空话，虽然附带也作出个别的天才的概括。例如，他说：

　　 “生命当然不是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一般说来不是某一个别的自然力或自然现象的产物，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却把生命归结为这种产物；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²⁸⁸⁾

　　生命是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结果，这和下面这一情况一点也不矛盾：蛋白质，作为生命的唯一的独立的载体，是在自然界的全部联系所提供的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然而恰好是作为某种化学过程的产物而产生的。⁽²⁸⁹⁾费尔巴哈围绕着思维和思维器官大脑的关系问题而沉溺在一连串毫无结果的和来回兜圈子的思辨之中，沉溺在施达克乐于步他后尘的这个领域之中，这也应当归咎于这种孤寂的生活。

　　够了，费尔巴哈反对的是唯物主义这个名称²²³。这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他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唯心主义。在自然领域中他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在人类[……]领域中[……]⁽²⁹⁰⁾

[56]

　　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思维便不能前进，而且要思维就得有思维规定，而这些范畴是他们从所谓有教养者的那种受早已过时的哲学残渣支配的一般意识中盲目地取来的，或是从大学必修的哲学课的零星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片断的，而且是分属于极不相同的和多半是最蹩脚的学派的人们的观点的杂烩）中取来的，或是从不加批判而又毫无系统地阅读的各种哲学著作中取来的——正因为这样，他们同样做了哲学的奴隶，而且遗憾的是大多做了最蹩脚的哲学的奴隶，而那些对哲学家辱骂得最厉害的人恰好成了最蹩脚的哲学家的最蹩脚的庸俗残渣的奴隶。

[97]

　　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在另一种意义上。²²⁴

　　自然科学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

[180]

　　正如傅立叶是一首数学的诗，而且还在起作用²²⁵，黑格尔是一首辩证法的诗。

[27]

　　荒谬的多孔性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各种虚假的物质，热素等等，处在它们彼此的许多细孔中，然而却不能相互渗透），被黑格尔描写为纯粹的知性的虚构（《全书》第1部第259页，并见《逻辑学》）。⁽²⁹¹⁾

[152]

　　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有一段针对当时物理学见解提出的关于原子量的预言，还有认为原子和分子是由思维决定的思维规定的预言。⁽²⁹²⁾

[149]

　　如果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而且这是一大罪过，那么，关于形态学家理查·欧文我们又该怎样说呢，他曾经写道：

　　 “原型观念远在那些现在实际体现这种观念的动物种属存在之前，就已经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显现在这个行星上了。“（《论肢体的本性》1849年版）⁽²⁹³⁾

　　如果一个神秘主义者的自然科学家说了这些话，而且是毫无所指，那么这是可以听其自便的；可是，如果一个哲学家说了同样的话，并有所指，虽然用的是颠倒的形式但实质上却指的是真实的东西，那么这就是神秘主义和前所未闻的罪过了。

[190]

　　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引文出自真正的黑格尔派所不承认的美文学家罗生克兰茨的著作。让自然哲学对罗生克兰茨负责，就像霍夫曼认为霍亨索伦王朝对马格拉夫发现甜菜糖有功一样荒唐。²²⁶

[156]

　　理论和经验：牛顿在理论上确定了地球是扁圆的。很久以后，卡西尼家族²²⁷及其他几个法国人还在根据他们的实际测量断言：地球是椭圆的，并且以极轴为最长。

[129]

　　黑格尔靠纯粹的思想构建光和色的理论，这样一来就堕入了庸人们通常经历的最粗陋的经验中去了（虽然也还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一点当时还没有弄清楚），例如，他举出画家的色彩混合来反对牛顿（第314页下端）。⁽²⁹⁴⁾

[122]

　　如果读一下例如托·汤姆生关于电学的著作⁽²⁹⁵⁾，就会看到经验主义者藐视希腊人的一个特别的例证，书中表明，像戴维以及甚至像法拉第这样一些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电火花等等），而他们所做的实验使人不禁想起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关于物理化学现象的叙述。这些经验主义者正是在这门新科学中完全重蹈了古代人盲目摸索的覆辙。天才的法拉第在什么地方走上正确的道路，庸人汤姆生就必定在什么地方加以反对（第397页）。

[42]

　　在奥肯那里（海克尔，第85页及以下几页⁽²⁹⁶⁾），可以看到从自然哲学和哲学间的二元论中所产生出来的荒谬言论。奥肯通过思维途径发现原生质和细胞，但是没有人想到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这个问题——据说思维就能完成这件事！而当原生质和细胞被发现之后，奥肯就名声扫地了。

[40]

　　自然科学家的思维：阿加西斯的造物谱，根据这个图谱，上帝是从一般的东西进而造出特殊的和个别的东西（首先造出脊椎动物本身，然后造出哺乳动物本身，食肉动物本身，猫科本身，最后才造出狮子等等），这就是说首先造出关于具体事物形态的抽象概念，然后再造出具体事物！（见海克尔，第59页）

[44]

　　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那里的遭遇，比在任何地方都要糟糕。唯物主义者只去说明事物，是不理睬这套废话的。只有当那些纠缠不休的教徒们想把上帝强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才会考虑这件事，并且作出简单的回答，或者像拉普拉斯那样说：“陛下，我不……”²²⁸，或者更粗鲁一些，以荷兰商人经常用来打发硬把次货塞给他们的德国行商们的方式说：“我用不着那路货色”，并且这样就把问题了结了。而上帝在他的保卫者那里竟要忍受何等遭遇啊！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中，上帝在他的保卫者那里的遭遇，就像耶拿会战³⁵中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他的文官武将那里的遭遇一样。在科学的推进下，一支又一支部队放下武器，一座又一座堡垒投降，直到最后，自然界无穷无尽的领域全都被科学征服，不再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把“第一推动”留给上帝，但是不允许他对自己的太阳系进行别的任何干预。神父赛奇虽然履行教规中的全部礼仪来恭维上帝，但是并不因此就变得手软些，他把上帝完全逐出了太阳系，而只允许后者在原始星云上还能作出某种“创造行动”。在一切领域中，情况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上帝的最后的伟大的唐·吉诃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要求他去做十足荒唐的事情：他不仅应当创造实在的动物，而且还应当创造抽象的动物，即创造鱼本身！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上帝进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之所以还允许上帝存在，只是因为对这一切事物（自然界）总得有个什么人能比约翰·丁铎尔知道得更多些！⁽²⁹⁷⁾²²⁹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连一根头发也不能从头上掉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

　　丁铎尔的情感上的需要什么也证明不了。格里厄骑士确实有爱恋和占有曼侬·列斯戈的情感上的需要，而后者一次又一次地出卖她自己和他；为了取悦于她，他做了骗子和王八。如果丁铎尔要责备她，他会回答说：这是出于“情感上的需要”！

[6]

　　赛奇和教皇。

[185]

　　仅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这在我看来是愚蠢的。

　　菲力浦·泡利曾这样说过。

　　1882年5月17日。

脚　　注

(269) 恩格斯在这里借用了鲁·微耳和的《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这一书名中的说法。——编者注
(270) 本手稿从开头到此处为止这一部分，恩格斯从上到下划了直线，表示他在《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言中已经利用过了。——编者注
(271) 手稿中这一句和前面一句都用铅笔划掉了。——编者注
(272) 参看海涅《新春集》1831年版诗序。——编者注
(273) 手稿中接着删掉一句话：“我们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甚至比自然科学家走得还远得多，因为我们也……”——编者注
(274)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22页。——编者注
(275)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卡诺函数C的倒数＝绝对温度。此函数不倒置过来，毫无用处。”——编者注
(276) 如前所述，被催眠者是通过练习而熟练起来的。因此，当意志的服从变成习惯以后，两个当事者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密切，某些个别现象会越来越强化，甚至在清醒状态中也有微弱的反映，这是完全可能的。
(277) 注释：诺丁山是伦敦西城的一个区。——编者注
(278) 原文是“Here, then one of two thingsareabsolutely certain”。神灵世界是超越于语法的。有一次，一位喜欢开玩笑的人让神媒把语法家林德利·默里的灵魂召来。问他来了没有，他回答道：“I are”[我来了]（美国人的说法，不说“I am”）。这位神媒是在美国出生的。
(279) 见威·克鲁克斯《“凯蒂·金”的最后出现》，载于1874年6月5日《灵家学报》第23号。——编者注
(280) 莫扎特《魔笛》第1幕第14场帕米纳和巴巴盖诺的二重唱。——编者注
(281) 基尼是英国从前的一种金币，合21先令。——编者注
(282) 毕希纳把这些哲学家仅仅看做独断主义者，其实他本人正是宣扬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的最浅薄滥调的独断主义者；德国的所谓启蒙学说背弃了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曾谈到他们）的精神和运动，就像尼古拉背弃了伏尔泰的精神一样。莱辛提到的“死狗斯宾诺莎”（[黑格尔]《全书》序言第19页）²¹³。
(283)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20节说明。——编者注
(284) 同上，第21节附释。——编者注
(285) 同上，第22节附释。——编者注
(286) 同上，第24节。——编者注
(287) 指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编者注
(288) 见《费尔巴哈全集》1876年莱比锡第3版第3卷第331页。——编者注
(289) 手稿中删去一句话：“如果费尔巴哈生活在一个容许他哪怕只是皮毛地研究自然科学发展的环境中，那么他无论如何不会说化学过程是某一个别的自然力的作用。”——编者注
(290) 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稿第19页到此为止，这句话的后半句在下一页上，但是这一页没有找到，根据正式发表的该著第二章的内容推测，这句话可能是：“在人类历史的领域中，他是唯心主义者。”——编者注
(291)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30节说明；《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2部分第1章关于物质的多孔性的注释。——编者注
(292)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03节附释。——编者注
(293) 理·欧文《论肢体的本性》1849年伦敦版第86页。——编者注
(294) 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320节附释。——编者注
(295) 托·汤姆生《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编者注
(296) 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编者注
(297)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上帝＝我不知；但是无知并不是论据（斯宾诺莎）⁶¹。——编者注

注　　释

3 1876年5月10日第六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在费城开幕，有40个国家参展。为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一席之地，德国也参加了展览。可是，德国政府任命的德国展品评判委员会主席、柏林工业学院院长弗·勒洛教授不得不承认，德国产品的性能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德国工业遵循的原则是”价廉质劣”。此事由1876年6月27日柏林《国民报》第293号首先披露，致使舆论哗然。《人民国家报》在7—9月就此事专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497。
5 “半通”的说法出自鲁·微耳和1877年9月22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见鲁·微耳和《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柏林版第13页。——498。
35 此处列举的是19世纪欧洲历次战争中的几次最大的会战。
　　奥斯特利茨会战是1805年12月2日俄奥联军和法军之间进行的一次决定性会战。这次会战以拿破仑第一取得胜利而告结束。
　　耶拿会战是1806年10月14日法军和普军之间的会战。这次会战以普鲁士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普鲁士作为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成员国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1807年7月9日在蒂尔西特签订了普法和约。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使普鲁士陷入了拿破仑法国的附属国的境地。
　　克尼格雷茨会战又称萨多瓦会战，是1866年7月3日以奥地利和萨克森的军队为一方，普鲁士军队为另一方，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克尼格雷茨（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城郊）进行的会战。这是1866年普奥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以奥军败北而告终。
　　色当会战是1870年9月1—2日在法国东北部城市色当附近进行的一次会战。这是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的一次决定性会战。在这次会战中，法军全部被击溃。法军司令部1870年9月2日签了投降书，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10万余名官兵全部成为俘虏。法军在色当会战中的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灭亡，法兰西共和国遂于1870年9月4日宣告成立。——532。
61 无知并不是论据是巴·斯宾诺莎在《伦理学》第一部中讲的一句话，针对的是持僧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提出“上帝的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唯一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533。
140 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是1870年7月18日在罗马公布的。德国的天主教神学家约·德林格尔拒绝承认这一教义。美因茨的主教威·凯特勒最初也反对宣布新教义，但是很快就接受了这一教义而且成为它的热烈拥护者。——516。
150 自由贸易派也称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两个纺织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关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50年代，该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504。
167 卡·耐格里认为人的认识永远不具有全知的性质，这一观点见他于1877年9月20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报告刊载在代表大会《公报》附录中。——498。
179 燃素说是格·施塔尔于1700年创立的，在18世纪的化学中曾一度占统治地位。根据这一学说，燃烧的过程决定于可燃物体中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它在燃烧时从可燃物体中逸出。但是，由于人们知道，金属在空气中燃烧时重量增加了，于是主张燃素说的人断言燃素具有一种在物理学上无法解释的负重量。杰出的法国化学家安·洛·拉瓦锡证明了这种理论是毫无根据的，他把燃烧过程正确地解释为燃烧着的物质与氧化合的反应。关于燃素说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旧序》的结尾部分谈到（见本卷第504—505页），并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第20 21页）。——504。
200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目录中加的标题。它是恩格斯在把《自然辩证法》材料加以分类时列入第二束的。这篇论文的手稿上只有一个“序”字作为标题。而在第一页上面还标有“杜林，科学中的变革”等字样。它是1878年5月或6月初作为《反杜林论》第一版序而写的。但是恩格斯后来又决定用一个较短的序（见本卷第7——10页）来代替这个旧序。新序注明日期是1878年6月11日、新序中利用了旧序前四段的内容。——496。
201 指让·傅立叶《热的解析理论》1822年巴黎版和萨·卡诺《关于火的动力和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恩格斯在页边上提到的函数C，见卡诺的著作第73—79页的注释。——504。
202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是写在手稿第1页上的标题。恩格斯后来把它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标题是《自然研究和神灵世界》。这篇论文最早可能写于1878年1月，因为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谈到弗·策尔纳关于两端固定在桌上的一条线打了几个结的“实验”这个”最近传来的捷报”（见本卷第514页）；策尔纳是1877年12月17日在莱比锡做这些“实验”的。
　　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在他逝世以后第一次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898年《新世界历书》第56—59页。——506。
203 指弗·培根计划写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伟大的复兴》，特别是它的第三部分。培根的计划未能完全实现。该著作第三部分的材料以《自然现象，或可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的和实验的历史》为标题于1622年在伦敦出版。——506。
204 伊·牛顿以神学为题材的最著名的著作是他逝世六年后于1733年在伦敦出版的《评但以理书和圣约翰启示录》。
　　《约翰启示录》即《新约全书》中的《启示录》，相传为圣徒约翰所著。——506。
205 麦斯默术是关于某种“动物的磁性”的理论，据说可用于治疗疾病，以其创立者奥地利医生弗·麦斯默（1734——1815年）的名字命名。麦斯默术在18世纪末广为流传、是降神术的前导之一。——507。
206 19世纪初奥地利医生弗·加尔创立了颅相学，认为人大脑的一定部位上生长有各种心理特性的器官，某种心理特性和能力的发展会引起大脑相应部位的发育并使颅骨的相应部位隆起。因此，根据颅骨的外形就可判断人的心理特性。颅相学的结论曾被各式各样的江湖术士包括降神术士广为利用。——507。
207 巴拉塔里亚岛（源于西班牙语barato——廉价的）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虚构的一个岛。在该书第2部第40—53章中、唐·吉诃德的侍从桑乔·潘萨被任命为该岛的总督。——507。
208 铊是威·克鲁克斯1861年发现的。
　　辐射计也叫光转车辐射计，是一种测量光能的仪器：在一个真空玻璃球内装一根垂直或水平线轴，上面装几个轻质的小翼，小翼在光或热辐射的作用下旋转，使线轴折弯而产生偏向角，用测定偏向角的方法来测量光能。辐射计是1873—1874年由克鲁克斯设计成功的。——511。
209 圣彼得堡大学物理学会于1875年5月6日设立了降神现象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德·伊·门捷列夫和其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委员会要求在俄国传播降神术的亚·尼·阿克萨科夫、亚·米·布特列罗夫和尼·彼·瓦格纳对降神术进行介绍，按要求进行演示并在实验报告上签字。委员会在圣彼得堡《呼声报》1876年3月25日第85号上发表了总结性报告，认为降神现象发生于无意识的动作或有意识的欺骗，降神说是迷信。考察纪要和其他材料单独由门捷列夫出版。——513。
210 暗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在德国特别流行的对达尔文主义的反动攻击。甚至像鲁·微耳和这样的大科学家，曾经是达尔文主义的信徒，也在1877年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反对达尔文主义的言论。参看注170。——515。
211 这段话引自托·赫胥黎1869年1月29日给伦敦逻辑学会理事会的信。该学会邀请他参加降神现象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赫胥黎拒绝邀请。并发表了许多讽刺降神术的意见。赫胥黎的这封信曾两度公开，一次是在伦敦《每日新闻》1871年10月17日第7946号上，另一次是查·戴维斯在《神秘的伦敦》1875年伦敦版第389页上引用了这封信。——517。
212 《毕希纳》这个片断是《自然辩证法》中写得最早的一篇；它是恩格斯第一束手稿中的第一个札记。恩格斯原本计划要写一部反对庸俗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路·毕希纳的著作，这篇札记看来是这部著作的提纲。根据这一片断的内容和恩格斯在毕希纳所著《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72年莱比锡第2版页边上所作的批注来判断，恩格斯打算首先批判毕希纳的这一著作。威·李卜克内西在1873年2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至于毕希纳——你就狠揍吧！”据此判断、在此信之前，恩格斯已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卜克内西。因此可以认为，这个片断最早写于1873年2月，不晚于5月30日，因为这一天恩格斯在同一张稿纸上紧接着写下了札记《自然科学的辩证法》。——518。
213 恩格斯引用的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二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1840年柏林版）序言中的一段话：“莱辛曾经说过，人们对待斯宾诺莎就像对待死狗一样。”黑格尔指的是1780年6月？日哥·莱辛和弗·雅科比的谈话。莱辛在这次谈话中说：“要知道人们谈起斯宾诺莎时总是像谈死狗一样。”（见《雅科比全集h1819年莱比锡版第4卷第1编第68页）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中详细地谈到了法国唯物主义者。——518。
214 参看路·毕希纳《人及其过去、现在和将来在自然界中的地位》1872年莱比锡第2版。毕希纳在该著作第170——171页上说：在人类逐渐发展的过程中、自然界在人身上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刻正在到来；从这个时刻起，人就不再消极地服从于自然界的盲目规律，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正发生量到质的转变。在恩格斯自己手头的毕希纳的著作中，这段话用短线标出，并批注：Umschlag！［转变！］——521。
215 恩格斯对哥·莱布尼茨的评价是以黑格尔的观点为依据的。黑格尔曾把莱布尼茨看做微积分的创始人，并认为他先于伊·牛顿建立了这一理论。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黑格尔全集》第15卷）1836年柏林版第451页。后来公认的事实是：牛顿没有依赖莱布尼茨并且先于莱布尼茨建立了微积分。恩格斯写成这个片断后，过了两年在这个问题上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见本卷第645页）。——522。
216 恩格斯在这里是指伊·牛顿过高估计归纳法的哲学观点的局限性和他对假说所持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所说的“假说这个东西我是不考虑的”这句众所周知的话中（见注180）。恩格斯对牛顿的这一评价，也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对牛顿使用的方法曾多次进行严厉批判。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黑格尔全集》第15卷）1836年柏林版第447页。——522。
217 指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5节说明中的一段话：“人们都承认，要懂得别的科学，必须先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懂得了这些科学以后，才有资格去对它们做出判断。人们都承认，要想做一只鞋子，必须学会制鞋技术……唯独谈论哲理，似乎用不着花功夫去进行这种研究和学习。”——522。
218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6节：“知性特别喜欢把现实和观念分开，它把自己的来自抽象的梦想当做某种真实的东西，并且以‘应当’自夸，它也尤其喜欢在政治领域中去规定‘应当’，仿佛世界就期待着它，以便知道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而实际上又不是那样的。”——522。
219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24节附释3：“一说到经验，一切取决于用什么样的头脑去把握现实。一个伟大头脑创造出伟大的经验，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洞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523。
220 指黑格尔关于在社会历史和个人发展中从朴素的直接性状态过渡到反思状态的论断，参看《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24节附释3。——523。
221 《〈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是这一片断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这一片断原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初稿的四页（笫16——19页）。在第16页上面写有：《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这个片断属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并且应当紧跟在关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三个主要“局限性”的论述后面。在最后整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手稿时，恩格斯抽出了这四页，并代之以另外的内容，而这一片断的基本内容（论19世纪自然科学中的三个伟大发现）则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章中简略地加以叙述。因为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最初发表在1886年《新时代》杂志第4年卷第4，5期，所以这个片断的写作日期可以认为是1885年底1886年初。这个片断开头部分的语句是不完整的，现根据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原文补全，补上的部分放在方括号内。——523。
222 费尔巴哈在柏林、耶拿、马尔堡和弗赖堡等地谋求教职的努力失败后，隐居在安斯巴赫附近的布鲁克贝格村，靠他的夫人贝尔塔·勒韦的财产维持生活。——527。
223 指费尔巴哈的如下箴言：“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所认为的而且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认为的那种东西，即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这一箴言在费尔巴哈逝世后发表在卡·格律恩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遗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海德堡版第2卷第308页上。参看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章。——527。
224 不是指伊·牛顿作为一般哲学思维来理解的形而上学（见注180），而是指现在作为思维方法来理解的形而上学。——528。
225 威·汤姆生把法国数学家让·傅立叶的著作《热的解析理论》称做“傅立叶的伟大的数学的诗”。见威·汤姆生和彼·格·泰特《自然哲学论》1867年牛津版第1卷第713页。恩格斯在笔记本中摘录了汤姆生的话，并在“傅立叶的伟大的数学的”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529。
226 恩格斯的这个札记是针对奥·威·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这本小册子写的。霍夫曼的有关论述引自卡·罗生克兰茨的著作《科学体系》1850年柯尼斯堡版。霍夫曼在他的小册子里谈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建立甜菜制糖业方面的“功绩”时说、“由于国王本人的过问，这一产业的引进大为容易而加快了”。——530。
227 卡西尼家族是法国一个天文学世家：（1）从意大利迁来的乔·多·卡西尼（1625——1712）、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2）儿子雅·卡西尼（1677—1756），（3）孙子塞·弗·卡西尼·德·蒂里（1714—1784），（4）曾孙雅·多·卡西尼伯爵（1748—1845）。他们四个人依次担任了巴黎天文台台长之职（从1669年到1793年）。前三人所持的关于地球形状的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反牛顿的，只有最后一个卡西尼在对地球体积和形状更精确测量的影响下，被迫承认牛顿关于绕轴旋转的地球的扁率的结论是正确的。——530。
228 原话为：“陛下，我不需要这种假说。”据说这是皮·拉普拉斯对拿破仑问他为什么在《论天体力学》中不提上帝时的回答。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也引过此话，但未注明出处。——532。
229 指约·丁铎尔在1874年8月19日召开的贝尔法斯特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四十四届年会上的开幕词。开幕词载于1874年8月20日《自然》杂志第10卷第251期。恩格斯在1874年9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丁铎尔的这一发言作了更详细的评论。——533。

[辩证法作为科学]

[165]
辩证法²³⁰

　　（阐明辩证法这门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关于联系的科学的一般性质。）

　　可见，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³⁶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

　　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黑格尔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在几百处地方都善于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令人信服的例证来证明辩证法规律。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写辩证法的手册，而只想说明辩证法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因而对于理论自然研究也是有效的。因此，我们不能深入地考察这些规律之间的内部联系。

　　一、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述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按照各自的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构成，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

　　几乎用不着指出：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同素异形状态和聚集状态，因为是基于分子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所以是基于已经传导给物体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

　　但是运动或所谓能的形式变换又怎样呢？当我们把热变为机械运动或把机械运动变为热的时候，在这里质是变化了，而量依然保持不变吗？完全正确。但是关于运动的形式变换，正如海涅谈到罪恶时所说的：每个人独自一人可以是道德高尚的，而罪恶总是两个人的事。⁽²⁹⁸⁾运动的形式变换总是至少发生在两个物体之间的一个过程，这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失去一定量的一种质的运动（例如热），另一个就获得相当量的另一种质的运动（机械运动、电、化学分解）。因此，量和质在这里是双方互相适应的。直到现在还无法在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物体内部使运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

　　在这里我们首先只谈无生命的物体；对于有生命的物体，这个规律也适用，但它是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起作用的，而且现在我们还往往无法进行量的测定。

　　如果我们设想，将任何一个无生命的物体分割成越来越小的部分，那么开头是不会发生任何质的变化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极限：如果我们能够（如在蒸发的情况下）得出一个个的自由状态的分子，那么我们虽然在大多数场合下还可以把这些分子进一步分割，但这一点只有在质完全发生变化的条件下才能做到。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这些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分子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场合下，取代化合物的分子而出现的是这些元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在分子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场合下，出现的是则是由自由的原子，它们起着质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自由原子，轻松自如地起着大气中结合在分子内的氧原子所决不能起的作用。

　　而分子和它所归属的物体，在质上也是不相同的。分子可以不依赖于物体而运动，而同时物体却好像是处在静止中，例如热振动；分子可以因位置的变化，因与相邻分子的联系的变化，而使物体处于另一种同素异形状或聚集状态，如此等等。

　　这样，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量的分割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的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以及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

　　在力学中并不出现质，最多只有如平衡、运动、位能这样一些状态，它们都是基于运动的可量度的转移，并且本身是可以用量来表示的。所以，这里只要发生质变，便总是由相应的量变引起的。

　　在物理学中，物体被当做化学上不变化或呈惰性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是物体的分子状态的变化和运动的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在任何情况下——至少在双方的一方中——都会使分子活动起来。在这里每种变化都是量到质的转化，是物体所固有的或所承受的某种形式的运动的量发生量变的结果。

　　 “例如，水的温度起初对于水的滴液状态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后来由于液体水的温度的升高或降低，便会达到这样一个点，在这一点上这种凝聚状态会发生变化，水会变为蒸汽或冰。”（黑格尔《全书》，《黑格尔全集》第6卷第217页）。

　　例如，电流必须达到一定的最低强度才能使电灯泡中的白金丝发光，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白热点和融解点，每种液体在已知的压力下都有其固定的冰点和沸点——只要我们有办法造成相应的温度；最后，例如，每种气体都有其临界点，在这一点上压力和冷却能使气体变成液体。一句话，物理学的所谓常数，大多不外是这样一些关节点的标志，在这些关节点上，运动的量的增加或减少会引起相应物体的状态的质变，所以在这些关节点上，量转化为质。

　　不过，黑格尔所发现的自然规律取得最伟大胜利的领域是化学领域。化学可以说是研究物体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黑格尔本人已经懂得这一点（《逻辑学》，《黑格尔全集》第3卷第433页），拿氧来说：如果结合为一个分子的是三个原子，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只是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质上与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笑气（一氧化二氮N2O）和无水硝酸（五氧化二氮N2O5）是多么不相同！前者是气体，而后者在常温下是结晶的固体。而两者在构成上的全部区别是，后者所含有的氧为前者的五倍，并且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另外三种氮的氧化物（NO，N2O3，NO2），它们在质上与前两者不同，并且彼此也不同。

　　在同系列的碳化物，特别是较简单的碳氢化合物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正烷烃中，最低的一级是甲烷，CH4，在这里，碳原子的四个化学键被四个氢原子所饱和。第二种是乙烷，C2H6，两个碳原子互相联结，自由的六个化学键被六个氢原子所饱和。再往下，依据代数公式CnH2n+2，便有C3H8，C4H10等等，结果每增加一个CH2，便形成一个和以前的物体在质上不同的物体。这一系列中最低的一级的三个同系物是气体，已知的最高的一级的同系物十六烷，C16H34，是固体，沸点为270℃。从烷烃（理论上）导出的伯醇系列（公式是CnH2n+2O）和一元脂肪酸系列（公式为CnH2nO2），情形也完全一样。在量上加上一个C3H6，会引起什么样的质的差别，从如下的经验中就可以明白：一次我们喝不掺杂其他醇类的可饮用的乙醇C2H6O，另一次我们喝同样的乙醇，但掺入少量的戊醇C5H12O（它是可怕的杂醇油的主要成分）。第二天早晨我们的脑袋就会有所感觉，而且受到伤害；所以甚至可以说：醇酒和后来的醉后头痛也是量到质的转化。一方面是由于乙醇，另一方面是由于加上去的这一点儿C3H6。

　　在这些系列中，黑格尔的规律还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低级别的同系物只允许原子相互间有一种排列法。但是，当结合成一个分子的原子数目达到每一系列的各自一定的大小时，分子中的原子的组合就可以有多种方式，于是就能出现两种或更多的同分异构体，它们在分子中包含有相等数目的C、H、O原子，但是在质上却各不相同。我们甚至能够计算一个系列的每一个同系物可能有多少同分异构体。例如，在烷烃系列中，C4H10有两个同分异构体，C5H12有三个同分异构体；对于更高级别的的同系物来说，可能存在的同分异构体的数目增加得非常快。可见，又是分子中的原子的数目制约着这种质上不同的同分异构体的可能性，并且就已经证实的情形来说，还制约着这些同分异构体的现实的存在。

　　不仅如此。从每一个这样的系列中我们所熟悉的物体的类比中，还能推论出该系列中未知的同系物的物理性质，并且至少对于紧跟在已知同系物后面的一些同系物，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言其性质，如沸点等等。

　　最后，黑格尔的规律不仅适用于化合物，而且也适用于化学元素本身。我们现在知道，

　　“元素的化学性质是原子量的一个周期函数”（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第823页），

　　因此，元素的质是由元素的原子量的数量所决定的。这已经得到了出色的验证。门捷列夫证明了：在依据原子量排列的各同族元素的系列中，发现有各种空白，这些空白表明这里有新的元素尚待发现。这些未知元素之一他称之为亚铝，因为该元素在以铝为首的系列中紧跟在铝的后面。他预先描绘了这一元素的一般化学性质，并大致地预言了它的比重、原子量以及原子体积。几年以后，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确实发现了这个元素，门捷列夫的预言被证实了，只有微不足道的误差。亚铝实际上就是镓（同上，第828页）。²³¹门捷列夫通过——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一勋业，足以同勒维烈计算出尚未见过的行星海王星的轨道的勋业媲美。

　　在生物学中，以及在人类社会历史中，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证实了，但是我们在这里只想从精密科学中举出一些例子，因为在这些科学中量是可以精确地测定和探求的。

　　有些先生在此以前曾经诽谤量到质的转化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理解的先验主义，正是这些先生大概现在会宣称这种转化是某种完全不言自明的、浅薄的和平凡的东西，说什么他们早就应用过了，因此从中没有学到任何新东西。但是，第一次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一个一般规律以其普通适用的形式表述出来，这毕竟是一项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勋业。如果这些先生多年来曾经使质和量互相转化，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他们就只能用莫里哀笔下的茹尔丹先生来安慰自己了。那位茹尔丹先生也一样，他有生以来一直用散文讲话，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散文。⁷³

[札记和片断]
[规律和范畴]

　[82]

　　所谓的客观辨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辨证法，即辨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磁，开始有了两极性，这种两极性在同一物体中显现出来；就电而言，这种两极性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带有相反的电荷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最后，在有机生命中，细胞核的形成同样应看做活的蛋白质的极化，而且进化论证明了，从简单的细胞开始，怎样由于遗传和适应的不断斗争而一步一步地前进，一方面进化到最复杂的植物，另一方面进化到人。同时还表明，像“肯定”和“否定”这样的范畴是多么不适用于这种进化形式。我们可以把遗传看做肯定的、起保存作用的方面，把适应看做否定的、不断破坏遗传的东西的方面；但是，我们同样也可以把适应看做创造性的、主动的、肯定的活动，把遗传看做抗拒的、被动的、否定的活动。但是，正像在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一样，在这里——从纯粹实践的理由来考虑——把适应看做否定的活动比较好。在历史上，对立中的运动在主导民族的一切危机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样的时刻，一个民族只能在两难中择其一：“非此即彼！”而且问题的提法总是迥然不同于一切时代谈论政治的庸人们所期望的提法。甚至1848年的德国自由派庸人，在1849年也突然地、意外地和违反本愿地发现自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倒退到具有更加尖锐的形式的旧的反动中去，或者是继续革命，一直达到共和国，甚至也许是一个有社会主义背景的统一的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们没有考虑多久，便帮助建立了作为德国自由主义花朵的曼托伊费尔反动统治²³²。同样，1851年法国资产者也陷入了他们确实没有料到的两难选一的局面：或者是帝制和近卫军制的滑稽可笑的临摹画和一帮流氓对法国的剥削，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结果是他们俯伏在这帮流氓面前，为的是在后者的庇护下继续剥削工人。²³³

[81]

　　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不相容的——甚至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之间的界线也不再是固定的了，鱼和两栖动物之间的界线也是一样。鸟和爬行动物之间的界线正日益消失。细鄂龙²³⁴和始祖鸟¹⁸⁶之间只缺少几个中间环节，而有牙齿的鸟喙在两半球都出现了。“非此即彼！”是越来越不够用了。在低等动物中，个体的概念简直不能严格地确定。不仅就这一动物是个体还是群体这一问题来说是如此，而且就进化过程中何时一个个体终止而另一个个体（“褓母虫体”）开始²³⁵这一问题来说也是如此。——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转移，对自然观的这样的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再够用了。辨证的思维方法同样不承认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线，不承认什么普通绝对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使对立各方相互联系起来。这样的辨证思维方法是唯一在最高程度上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当然，对于日常应用，对于科学上的细小研究，形而上学的范畴仍然是有效的。

[14]

　　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正如电、磁等等出现两极化，在对立中运动一样，思想也是如此。正如在涉及电、磁等等的时候不能固执片面性，而且也没有一位自然科学家想这样做，同样，对于思想来说也是如此。

[107]

　　两极性。把一块磁石切断，中性的中央便两极化，但是原先的两极仍旧不变。相反，把一条蠕虫切断，它的正极仍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另一端则形成一个新的负极，上面有排泄废物的肛门；但是原先的负极（肛门）现在变成了正极，即变成了口，而带伤的一端形成为新的肛门或负极。这就是正转化为负。

[108]

　　在海克尔那里，还有两极性的另一个例子，机械论＝一元论，而活力论或目的论＝二元论，早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就有了内在的目的，而且反对二元论。应用到生命上的机械论是一个无济于事的范畴，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命名的全部智慧，那么我们最多只能说化学论。目的：黑格尔，第5卷第205页⁽²⁹⁹⁾：

　　 “由于机械论企图把自为的自然界看做一个在自己的概念上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的整体，所以机械论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对整体性的追求，而这一整体性不可能存在于目的中以及同目的相联系的世界以外的知性中。”

　　然而，关键在于机械论（18世纪的唯物主义也是如此）摆脱不了抽象的必然性，因而也摆脱不了偶然性。物质从自身中发展出了能思维的人脑，这对机械论来说，是纯粹偶然的事件，虽然事情的发生是逐步地必然地决定了的。但是事实上，进一步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是物质的本性，因而凡在具备了条件（这些条件并非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必然是一样的）的地方是必然要发生的。

　　其次，黑格尔，第5卷第206页：

　　 “因此和目的论相反，这个〈机械论的〉原理在其和外部必然性的联系中提供了无限自由的意识；目的论则把自身内容中的微不足道的和甚至可避的东西当做绝对的东西，而较为一般的思想在其中只能无限的受到舒服，甚至令人感到讨厌。”

　　同时还有自然界的物质和运动的巨大浪费。在太阳系中，能够存在生命和能思维的生物的行星，在今天的条件下也许最多只有三个，而这整个庞杂的机构就是为了他们而存在！

　　根据黑格尔（第5卷第244页）⁽³⁰⁰⁾，机体中的内在目的是通过本能来实现的。这是不太令人信服的。按照这种说法，是本能或多或少地将单个的有生命的东西从它的概念协调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整个内在目的本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的规定，而这恰恰是拉马克的立足点。

[106]

　　两极化。在雅·格林看来，下述论点是确定的：一种德意志方言不是高地德语，就必定是低地德语。同时，法兰克方言在他看来是完全消失了。²³⁶因为加洛林王朝末期的书面的法兰克语是高地德语（因为高地德语的辅音音变波及法兰克的东南地区），所以按照他的看法，法兰克语在一些地方已经融合在古高地德语中，而在另一些地方已经融合在法兰西语中。但是这种说法仍然完全没有讲清楚尼德兰语究竟是从什么地方传到古萨利克语区的。只是在格林死后法兰克语才重新被发现：萨利克语经过革新成为尼德兰语，里普利安语经过革新成为中莱茵和下莱茵的方言，这些方言有一部分以不同的程度转变为高地德语，有一部分依然是低地德语，所以法兰克语是一种既是高地德意志的又是低地德意志的方言。

[17]

　　“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黑格尔自己已经说明了（《全书》第1部第111节，附释）：“在本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例如正和负，只是在它们的关系中才有意义，每一方独自来说都没有意义）。

[121]

　　把正和负看做一样的东西，随便把哪一方看做正，哪一方看做负都无所谓，这不仅适用于解析几何，更适用于物理学（见克劳修斯，第87页及以下几页）⁽³⁰¹⁾。

[21]

　　正和负。也可以颠倒过来称呼，在电等等中。北和南也一样，如果颠倒过来，并且把其余的名称也相应地加以改变，那么一切仍然是正确的。这时，我们称西为东，称东为西。太阳从西边升起，行星从东向西旋转等等，这只是名称的变更而已。此外，受地磁的北极吸引的磁石的真正南极，我们在物理学中称作北极，这丝毫无碍于事。

[19]

　　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种子的萌发——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做是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就是错误解释。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全书》第1部第268页）。²³⁷

[25]

　　单一的和复合的：这对范畴在有机的自然界中也早已失去意义，不适用了。无论是骨、血、肌肉、细胞纤维组织等等的机械组合，或是各种元素的化学组合，都不表示某个动物（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56页）²³⁸。有机体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复合的，不管它是多么复杂。

[179]

　　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这是两个主要的对立⁽³⁰²⁾，当它们被分开来考察时，都互相转化。于是必须求助于“根据”。

[20]

　　同一性——抽象的，α＝α，否定的说法：α不能同时既等于α又不等于α——这在有机的自然界中同样是不适用的。植物，动物，每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都和自身同一而又和自身相区别，这是由于各种物质的吸收和排泄，由于呼吸，由于细胞的形成和死亡，由于循环过程的进行，一句话，由于全部无休止的分子变化，而这些分子变化便形成生命，其累积的结果一目了然地显现在各个生命阶段上——胚胎生命，少年，性成熟、繁殖过程，老年，死亡。生理学越向前发展，这种无休止的、无限小的变化对于它就越重要，因而对同一性内部的差异的考察也越加重要⁽³⁰³⁾，而旧的、抽象的、形式上同一性观点，即把有机物看做只和自身同一的东西，看做固定不变的东西的观点过时了。尽管如此，以这种同一性观点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及其范畴仍然继续存在。但是，就是在无机自然界中，这样的同一性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每一个物体都不断地受到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作用，这些作用不断使它们发生变化，使它们的同一性变形。只是在数学中，即在一种研究思想之物（不管它们是不是现实的摹本）的抽象科学中，才有抽象的同一性及其与差异的对立，而且甚至在这里也不断地被扬弃（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35页）。²³⁹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因为在命题中谓词必须不同于主词。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词中还是在谓词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谓词或主词所涵盖不了的（黑格尔，第1部第231页）。²⁴⁰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

[24]

　　同一性。补充。不断的变化，即与自身的抽象的同一性的扬弃，在所谓无机界中也是存在的。地质学就是这种变化的历史。在地表上是机械的变化（冲蚀，冰冻）、化学的变化（风化），在地球内部是机械的变化（压力）、热（火山的热）、化学的变化（水、酸、胶合物），属于大规模的变化的是地壳隆起、地震等等。今天的页岩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沉积物；白垩土根本不同于构成它的松散的、用显微镜才能观察到的甲壳；石灰石更是这样，根据某些人的看法，石灰石完全是从有机物产生的；沙岩根本不同于松散的海沙；海沙又产生于被磨碎的花岗石等等；至于煤，就不必说了。

[55]

　　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观点的基本原理：α＝α，每一事物都与自身同一。一切都是永恒的，太阳系、星体、有机体都是如此。这个定律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都被自然研究一件一件地驳倒了，但是在理论上还保留着，仍被旧事物的拥护者用来抵制新事物：一件事物不能同时既是自身又是他物。但是新近自然研究从细节上证明了这样的事实：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见前面）。——抽象的同一性，像形而上学的一切范畴一样，足以满足日常应用，在这种场合涉及的只是狭小的环境或很短的时间；它所能适用的范围差不多在每一场合都是不相同的，并且是由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个行星系中，可以采用椭圆为基本形式来进行寻常的天文学计算，这不会导致实践上的错误，在这里这种抽象的同一性的适用范围就比在几周内完成变态的昆虫那里要宽广得多。（还可以举其他的例子，例如以若干千年为尺度来计算的物种变异。）但是，对综合性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每一单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也是完全不够用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在实践中现在已经排除这种抽象的同一性，但它在理论上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而不是各占一边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

[145]
偶然性和必然性

　　束缚形而上学的另一对立，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对立。还有什么能比这两个思维规定更尖锐地相互矛盾呢？这两者怎么可能是同一的，偶然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必然的，而必然的东西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常识和具有这种常识的大多数自然科学家都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做永远互相排斥的两个规定。一个事物、一种关系、一个过程，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所以两者是并存于自然界中；自然界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对象和过程，其中有些是偶然的，另一些是必然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不要把这两类混淆起来。例如，人们把种的有决定意义的性状看做必然的，而把同一个种的各个个体的其他差异称做偶然的，这一点适用于植物和动物，也适用于结晶体。于是较低的群体对较高的来说又被看做偶然的，这样一来，猫属或马属里有多少不同的种，或一个纲里有多少属和目，这些种里各有多少个体，或某一地区的动物有多少不同的种类，或动物区系和植物区系的一般状况如何——所有这些都被说成是偶然的。于是，必然被说成是科学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东西，而偶然被说成是对科学无足轻重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人们可以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认识的东西，都是值得注意的；凡是人们不能纳入规律、因而是人们不认识的东西，都是无足轻重的，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这样一来，一切科学便停滞不前了，因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这就是说：凡是可以纳入普遍规律的东西都被看成是必然的，凡是不能纳入的都被看成是偶然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就成了这样一种科学，它把它能解释的东西称为自然的东西，而把它解释不了的东西归之于超自然的原因。我把解释不了的东西的原因叫做偶然性还是叫做上帝，这对事情本身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这两者无非以不同的方式表示，我对此没有认识。因此它们不属于科学的范围。在必然的联系不起作用的地方，科学便停滞不前了。

　　与此对立的是决定论，它从法国唯物主义中移入自然科学，并且力图用根本否认偶然性的办法来对付偶然性。按照这种观点，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单纯的直接的必然性。这个豌豆荚中有五粒豌豆，而不是四粒或六粒；这条狗的尾巴是五英寸长，丝毫不长，也丝毫不短；这朵苜蓿花今年已由一只蜜蜂授粉，而那一朵却没有，而且这朵花是由这只特定的蜜蜂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内授粉的；这粒被风吹来的特定的蒲公英种子发了芽，而那一粒却没有；今天清晨4点钟一只跳蚤咬了我一口，而不是三点钟或五点钟，而且是咬在右肩上，而不是咬在左腿上——这一切都是由一条不可移易的因果链，由一种不可动摇的必然性造成的事实，而且产生太阳系的气团早就被安排得使这些事情只能这样发生，而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发生。承认这样一种必然性，我们还是没有摆脱神学的自然观。无论我们是用奥古斯丁和加尔文的说法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旨，或者是用土耳其人的说法把这称做天数²⁴¹，还是把这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在这里的任何一个场合下都谈不上对因果链的探索，因此，我们在一个场合下并不比另一个场合下更聪明一些，所谓必然性仍旧是一句空话，因而偶然性依然如故。只要我们不能证明豌豆荚中豌豆的粒数是由什么原因决定的，豌豆的粒数就依旧是偶然的，而且，即使断言这件事情在太阳系的原始构造中是早就预先安排好了的，我们也没有前进一步。不仅如此，科学如果老是从因果链中去追溯这一个个的豌豆荚事例，那就不再成其为科学，而成了纯粹的游戏，因为单是这同一个豌豆荚就还具有其他无数的、独具的、表现为偶然的特性：色彩的浓淡，豆壳的厚薄和软硬，豆粒的大小，更不必说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那些独具的特点了。因此，这一个豌豆荚所要求探索的因果联系，已经多得连全世界的全体植物学家都解决不了。可见，偶然性在这里并没有从必然性得到说明，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纯粹偶然性的产物。如果某个豆荚中有六粒豌豆而不是五粒或七粒这一事实，与太阳系的运动规律或能量转化规律是处于同一等级的，那实际上就不是把偶然性提高为必然性，而是反倒把必然性降低为偶然性。不仅如此。某一地区内并存的各个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的多样性，即使可以说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的，但是就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就个别的动物来说，它生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什么敌人和多少敌人威胁着它，这都是偶然的。一粒种子被风吹到什么地方去，这对于母株是偶然的；这粒种子在什么地方找到发芽的土壤，从而使子株成长起来，这对于子株也是偶然的；确信在这里一切也都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即使有种种永恒的原初决定，各种自然对象的纷然杂陈依旧是偶然的。

　　同这两种观点相对立，黑格尔提出了前所未闻的命题：偶然的东西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有某种根据，而且正因为是偶然的，所以也就没有根据；偶然的东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我规定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偶然性又宁可说是绝对的必然性（《逻辑学》第2编第3部分第2章：《现实》）。自然科学把这些命题当做悖理的文字游戏、当做自相矛盾的胡说而根本不予理睬，并且在理论上一方面坚持沃尔弗那种思想贫乏的形而上学，认为一个事物不是偶然的，就是必然的，但是不能同时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又坚持同样思想贫乏的机械的决定论，在口头上笼统地否认偶然性，而在每一特定场合实际上又承认这种偶然性。

　　当自然研究依然这样进行思考的时候，在达尔文这个人那里，这种研究又做了些什么呢？

　　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³⁰⁴⁾中，是从偶然性的现存的最广阔的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断扩大，以至突破种的特性，而这种突破的近因也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实（这期间积累起来的有关偶然性的材料，把关于必然性的旧观念压垮和冲破了）——正是这些偶然的差异迫使达尔文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生物学中的一切规律性的基础，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种概念。但是，没有种概念，整个科学就会化为乌有。科学的所有部门都曾需要有种概念作为基础：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古生物学、植物学等等，离开种概念还成什么东西呢？这些科学部门的一切成果不仅会发生问题，而且会干脆被废弃。偶然性推翻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迄今为止的必然性观念失灵了。坚持这种观念，就等于把人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任意规定当做规律强加给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把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普遍宣布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²⁴²——旧学派的生物学家们异口同声地喊叫起来。

　　达尔文。

[36]

　　相互作用是我们从现今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在整体上考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东西⁽³⁰⁵⁾。我们看到一系列的运动形式，机械运动、热、光、电、磁、化合和分解、聚集状态的转化、有机的生命，如果我们暂且把有机的生命排除在外，那么，这一切都是互相转化、互相制约的，在这里是原因，在那里就是结果，运动尽管有种种不断变换的形式，但是运动的总和始终不变。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磁、光等等，反之亦然。因此，自然科学证实了黑格尔曾经说过的话（在什么地方？⁽³⁰⁶⁾）：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我们认识了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于自然科学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确还有很多缺陷），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因而我们的认识就完备了（格罗夫对因果性的全部误解，就在于他没有形成相互作用这一范畴。他只看到事物，但是没有抽象的思想，所以陷入混乱。第10—14页⁽³⁰⁷⁾）。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的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不断变换的运动，一个表现为原因，另一个表现为结果。

[33]

　　因果性。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间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时所必需的那些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得到确证。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说，休谟的怀疑论也许说得对：有规则的post hoc[在此之后]决不能为propter hoc[因此]提供根据⁽³⁰⁸⁾。但是人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如果我们用一面凹镜把太阳光集中在焦点上，造成像普通的火光一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因此就证明了热是从太阳来的。如果我们把引信、炸药和弹丸放进枪膛里面，然后发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事先从经验已经知道的效果，因为我们能够在所有的细节上探究包括发火、燃烧、由于突然变为气体而产生的爆炸，以及气体对弹丸的压挤在内的全部过程。在这里甚至怀疑论者都不能说，从以往的经验中不能得出下一次将出现同样情形的结论。确实有时候并不发生同样的情形，引信或火药失效，枪筒破裂等等。但是这正好证明了因果性，而不是推翻了因果性，因为我们对这样偏离常规的每一件事情加以适当的研究之后，都可以找出它的原因，如引信发生化学分解，火药受潮等等，枪筒损坏等等，因此在这里可以说是对因果性作了双重的验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³⁰⁹⁾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而德意志的自然界在这一期间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简直微小得无法计算。

[150]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而Post hoc[在此之后]并不是propter boc[因此]（《全书》第1部第84页）²⁴⁴。非常正确，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 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 hoc等同了。⁽³¹⁰⁾

[15]

　　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对天体进行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如果停在这里不动，那思维是何等的浅薄！

[43]

　　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被海克尔（第89—90页）变成了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和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因为对他来说，终极的原因等于上帝！同样，对他来说，不假思索地按照康德的意思，“机械的”等于一元的，而不等于力学意义上的机械的。用语如此混乱，谬论不可避免。海克尔在这里就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所说的话，同黑格尔不一致（《哲学史》第603页）。²⁴⁵

[102]

　　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³¹¹⁾

　　“和某物相对立的无，任何某物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第74页）### $$$“鉴于〈世界〉整体的相互规定的联系，形而上学可能提出下述——实质上是同义反复的——论断：如果一粒尘埃破灭了，整个宇宙就会崩溃。”（第78页）

　　关于否定的一段重要的话。《导论》第38页：

　　“自相矛盾的东西，不是化为零，化为抽象的无，而是化为对自己的特定内容的否定……”

　　否定的否定。《现象学》的《序言》第4页：蓓蕾、花、果等等。²⁴⁶

[认识]
　　[46]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甚至到今天最愚蠢的经验主义者还用他们的推理（不管是多么错误）来证明：他们一开始就深信，自然界不可能是无理性的，理性不可能是违反自然的。

[76]

　　知性和理性。黑格尔的这一区分——其中只有辨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从而还有抽象（狄多⁽³¹²⁾的类概念：四足动物和两足动物），对未知对象的分析（剖开一个果核已经是分析的开端），综合（动物的狡猾的小动作），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在新的阻碍下和在陌生的环境中），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性质来说，所有这些行为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在人和高等动物那里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每一次运用的方法的发展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人和动物都运用或满足于这些初级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对二者来说就是相同的，并导致相同的结果。相反，辨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要晚得多，通过现代哲学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那里就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那些成果深远地预示了以后的研究工作。⁽³¹³⁾

[182]

　　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偶体）在思维的历史中的发展同它们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像一个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这种情形是黑格尔为说明概念而首先揭示出来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发挥着作用，而在辨证的思维中就像在胚胎的发展中一样，这种偶然性融合在必然性中。

[183]

　　抽象的和具体的。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比运动形式变换的任何个别的“具体的”例证都要更具体得多。

[186]

　　认识。蚂蚁具有和我们不同的眼睛，它们能看见化学（？）光线（1882年6月8日《自然界》，拉伯克）²⁴⁷，但是，在认识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些光线方面，我们大大胜过蚂蚁。我们能够证明蚂蚁看得见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而且这种证明只是以我们的眼睛所造成的知觉为基础，这就说明人的眼睛的特殊构造并不是人的认识的绝对界限。

　　除了眼睛，我们不仅还有其他的感官，而且有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情形又正好和眼睛一样。要想知道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而试图在康德以后100年去从理性的批判，从认识工具的研究中发现这种思维的作用范围，是徒劳的，正如亥姆霍兹的下述做法也是徒劳的：他曾用我们的视力的缺陷（这一缺陷的确是必然的，一只眼睛如果能看见一切光线，那么正因为如此它就什么也看不见）和我们的眼睛的构造（它使视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即使在这个范围内也不能完全准确无误地去复制）来证明我们的眼睛对所看到的东西的性状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和不可靠的。⁽³¹⁴⁾我们宁可从我们的思维已经探索到和每天还在探索的东西中，来认识我们的思维究竟能探索到什么东西。这从量上和质上来说已经足够了。相反，对思维形式、思维规定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做的和必要的，而且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只有黑格尔系统地从事过这种研究。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化学光线在蚂蚁的眼睛里究竟是怎样呈现出来的。谁要为这件事苦恼，我们可一点忙也帮不了。

[187]

　　辨证逻辑和旧的单纯形式的逻辑相反，不像后者那样只满足于把思维运动的各种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形式和推理形式列举出来并且毫无联系地并列起来。相反，辨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导出这些形式，不是把它们并列起来，而是使他们互相从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黑格尔恪守他的整个逻辑学的分类，把判断分为以下几类：²⁴⁸

　　1.实有的判断，判断的最简单的形式，用来肯定地或否定地陈述某一个别事物的某种一般的性质（肯定判断：玫瑰花是红的；否定判断：玫瑰花不是蓝的；无限判断：玫瑰花不是骆驼。）

　　2.反思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的某种关系规定，某种关系（单称判断：这个人是会死的；特称判断：有些人或很多人是会死的；全称判断：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或人是会死的）²⁴⁹。

　　3.必然性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的实质的规定性（直言判断：玫瑰花是植物；假言判断：如果太阳升起，那就是白昼；选言判断：南美肺鱼不是某种鱼就是某种两栖动物）。

　　4.概念的判断，用来陈述主词对自身的一般本性，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对自身的概念符合到什么程度（实然判断：这所房子是次的；或然判断：如果一所房子是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它就是好的；确然判断：如此这般地建造起来的房子是好的）。

　　第一类是个别的判断，第二和第三类是特殊的判断，第四类是普遍的判断。

　　不管这些东西在这里读起来多么枯燥，不管这种判断分类法初看起来有时是多么专断，但是，对于仔细研究过黑格尔《大逻辑》中的天才阐述（《全集》第5卷第63—115页⁽³¹⁵⁾的人来说，这种分类法的内在真理性和内在必然性是明明白白的。而这种分类法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而且还以自然规律为根据，我们在这里愿意举出一个同这里的上下文无关的而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摩擦生热，这在实践上史前的人早已知道，他们也许在10万年前就发明了摩擦取火，而且在更早以前就通过磨擦来温暖冻冷了的肢体。但是，从那时起直到发现摩擦本身就是热的一个源泉，谁也不知道又经过了几万年。最后，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此时人脑发展到足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磨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一个实有的判断，并且是一个肯定判断。

　　又经过了几千年，到1842年迈尔、焦耳和柯尔丁才根据这一特殊过程与当时已发现的其他类似的过程的关系，即根据与它最相近的一般的条件来研究这个过程，并且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助摩擦而转化为热。我们对这个对象的认识，竟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经验性知识，才得以从上述的实有的肯定判断进步到这个反思的全称判断。

　　不过从那时起事情发展得很快，只过了三年，迈尔就能够（至少在实质上）把反思的判断提高到它至今仍有效的阶段：

　　在每一场合的各自的特定条件下，每一运动形式都能够并且必然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是概念的判断，并且是确然判断，即判断的最高形式。

　　可见，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过程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关于运动性质的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这就说明，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做个别性的判断：磨擦生热这一零星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做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即机械的运动形式，显示出在特殊环境下（经过磨擦）转变为另一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每一运动形式都表明能够并且必然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有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新的发现为规律提供新的证据，赋予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这样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已不能再增添什么。在普通性方面——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同样是普遍的——这个规律已不可能再扩大：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可惜，在我们还不能制造蛋白质的时候，我们暂时无法来讨论蛋白质的运动形式，即生命。

[189]

　　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为了作出判断，不仅需要康德的“判断力”，而且还需要[……]²⁵⁰。

[188]

　　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这就是贯穿全部《概念论》⁽³¹⁶⁾的三个规定。在这里，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递进，并不是在一种样式中，而是在许多种样式中实现的，黑格尔经常以从个体到种和属的递进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现在标榜归纳法的海克尔们跑出来了，说什么应当实现从个别到特殊、然后再到普遍的递进，应当实现从个体到种、然后再到属的递进，并吹嘘这是一个（反对黑格尔的）壮举；而在这之后，他们才允许进一步进行演绎推理！这些人陷入了归纳和演绎的对立中，以致把一切逻辑推理形式都归结为这两种形式，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1）他们在这些名称下不自觉的应用了完全不同的推理形式，（2）由于全部丰富的推理形式不可能被强行塞进这两种形式的框子，他们就把这些丰富的推理形式全部丢掉了，（3）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形式变成了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

[104]

　　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反对演绎。似乎演绎不＝推理，因此归纳也是一种演绎。这是由两极化而来的。

[105]

　　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而一切更低级的动物都是蠕虫。现在用归纳法发现：这是荒谬的，并且有x纲存在。这样，既然所谓归纳推理和所谓演绎推理同样有可能出错，那么所谓归纳推理的优越性又在什么地方呢？何况演绎推理正是以分类为基础的。

　　归纳法决不能证明：任何时候都决不会出现无乳腺的哺乳动物。从前乳房是哺乳动物的标记。但是鸭嘴兽就没有乳房。

　　归纳法的全部混乱来自英国人。休厄尔认为归纳科学包围着纯粹数学。²⁵¹，于是虚构了归纳和演绎的对立。这一点，不论在旧逻辑学还是在新逻辑学中都是没有的。从个别的东西开始的一切推理形式都是实验性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甚至归纳推理（一般说来）也是从A—E—B开始的。²⁵²

　　正当归纳法的结果——分类法——到处出问题的时候（鲎属是一种蜘蛛，海鞘属是一种脊椎动物或脊索动物，肺鱼亚纲和原来把它列为两栖类的整个定义相反，是一种鱼⁽³¹⁷⁾），正当每天都有新的事实发现，不断推翻全部旧有的归纳分类法的时候，海克尔却出来狂热地维护归纳法，这也是我们这些自然科学家的思考力的典型表现。这一事实为黑格尔曾经说过的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推理那句话提供了多么确切的证明！而且由于进化论的成就，有机界的全部分类都脱离了归纳法而回到“演绎法”，回到亲缘关系上来——任何一个种属都确确实实是由于亲缘关系而从另外一个种属演绎出来的——，而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性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而运用相对的概念是不能进行归纳推理的。⁽³¹⁸⁾

[41]

　　归纳和演绎。海克尔，第75页及以下几页，其中谈到，歌德作出了这样的归纳推理：通常没有颚间骨的人，应当有颚间骨，于是他用错误的归纳法得出了某种正确的东西！²⁵³。

[77]

　　关于归纳万能论者。我们用世界上的一切归纳法都永远做不到把归纳过程弄清楚。只有对这个过程的分析才能做到这一点。——归纳和演绎，正如综合和分析一样，必然是相互关联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片面地捧到天上去，应当设法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但是只有认清它们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才能做到这一点。——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万无一失的方法。但是并非如此，它的似乎是最可靠的成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光微粒和热素是归纳法的成果。现在它们在哪里？归纳法告诉我们：一切脊椎动物都有一个分化成脑髓和脊髓的中枢神经系统，脊髓包含在软骨性的或骨性的脊椎中——这种动物就由此而得名。可是文昌鱼¹⁸⁵却表明它原来是一种具有未分化的中央神经索并且没有脊椎骨的脊椎动物。归纳法确认鱼类是一种终生只用鳃呼吸的脊椎动物。可是出现了一些动物，这些动物所具有的鱼的特征差不多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它们除去鳃，还有很发达的肺，并且已证实，每一条鱼的鳔都是潜在的肺。海克尔大胆地应用进化论，才把在这些矛盾中感到很舒服的归纳派解救出来。——假如归纳法真的万无一失，那么有机界的分类中接连发生的变革是从何而来呢？这些变革是归纳法的最独特的产物，然而它们一个推翻另一个。

[86]

　　归纳和分析。在热力学中，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可以说明归纳法没有权利要求充当科学发现的唯一的或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蒸汽机已经最令人信服地证明，我们可以投入热而获得机械运动。10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能更多地证明这一点，而只是越来越迫使物理学家们不得不去解释这一情况。萨迪·卡诺是第一个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的人。但是他没有用归纳法。他研究了蒸汽机，分析了它，发现蒸汽机中的关键的过程并不是纯粹地出现的，而是被各种各样的次要过程掩盖起来了；于是他略去了这些对主要过程无关紧要的次要情况而设计了一部理想的蒸汽机（或煤气机），的确，这样一部机器就像几何学上的线或面一样是无法制造出来的，但是它以自己的方式起了这些数学抽象所起的同样的作用：它纯粹地、独立地、不失真地表现出这个过程。热的机械当量（见他的函数C的含义）⁽³¹⁹⁾，对他来说已近在眼前，只是因为他相信热素而未能发现它和看清它。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造成损害的证明。⁽³²⁰⁾

[12]

　　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去纯化到足以形成定律为止，那就等于要在此以前使运用思维的研究，而那样以来，就永远都不会形成什么定律了。

　　对于缺乏逻辑修养和辩证法修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相互排斥的假说的数目之多和更替之快，很容易引起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哈勒和歌德）²⁵⁴。这并不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现象，因为人的全部认识是沿着一条错综复杂的曲线发展的，而且，在历史学科中（哲学也包括在内）各种理论也是相互排斥的，可是没有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例如，形式逻辑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观点的最后的形式，就是“自在之物”。第一，关于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论断（黑格尔《全书》第44节），离开了科学，陷入了幻想。第二，这个论断没有给我们的科学认识增添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如果不能探索事物，那么这些事物对我们来说就是不存在的了。第三，这个论断是纯粹的空话，永远不会被应用。抽象地说，这种论断听起来好像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让我们应用一下吧。如果一个动物学家说：“一只狗好像有四条腿，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只狗实际上是有四百万条腿还是一条也没有”，那么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动物学家呢？如果一个数学家先下定义说，三角形有三条边，然后又说，他不知道三角形是不是有二十五条边；如果他说二乘二好像等于四，那么我们怎样看待这个数学家呢？不过自然科学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自然科学中应用自在之物这个词，只有在跨入哲学时才敢于应用它。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了：他们对这个词的处理是多么不严肃，而这个词本身是多么没价值。如果他们当真采取严肃的态度，那为什么终究要去研究点什么呢？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就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16]

　　自在之物⁽³²¹⁾。黑格尔《逻辑学》第二编第10页（往后还有一整节也是论述这个问题的）²⁵⁵：

　　“怀疑论不允许自己说存在；近代唯心主义〈即康德和费希特〉不允许自己把认识看做关于自在之物的知识……　但是，怀疑论同时又允许它的外观有多种多样的规定，或者更恰当的说，它的外观是以世界的整个丰富的多样性为内容。同样，唯心主义的现象〈即唯心主义称为现象的东西〉也把这些多种多样的规定性全部包括在自身之中……　所以，这个内容可以不以存在，不以物或自在之物为基础；这个内容对自己来说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它只不过从存在转化为外观而已。”

　　因此，黑格尔在这里比起现代的自然科学家来，是一个更加坚决得多的唯物主义者。

[109]

　　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康德在思维着的“自我”上面也失败了，他在这个“自我”中同样发现了一个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黑格尔，第5卷第256页及以下几页）。⁽³²²⁾

[100]

　　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水在0℃和100℃之间是液体，这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规律，但是要使这个规律成为有效的，就必须有：（1）水，（2）一定的温度，（3）正常压力。月球上没有水，太阳上只有构成水的元素，对这两个天体来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气象学的规律也是永恒的，但是，只适用于地球，或者只适用于一个具有地球的大小、密度、星轴倾斜、温度，并且具有由氧和氮的同样混合体构成的大气以及正在蒸发和凝结的同量水蒸气的天体。月球上没有大气，太阳上只有由炽热的金属蒸气构成的大气：所以月球没有气象学，而太阳的气象学则和我们的完全不同。——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都只是适用于地球的。太阳、恒星、星云上的，甚至密度不同的行星上面的电和磁的强度的情况，我们还根本不知道。元素的化学化合规律，在太阳上由于高温而失去了效力，或者只是在太阳大气层边缘暂时有效，而这些化合物一接近太阳便又分解了。太阳化学正在生成中，而且必然和地球上的化学完全不同，它不是推翻地球上的化学，而是同它毫不相干。在星云上面，也许连65种元素中的那些本身可能也是化合而成的元素都不存在。因此，如果我们要谈论对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都同样适用的普遍的自然规律，那么留给我们的也就只有重力，也许还有能量转化理论的最一般的说法，即通常所说的力学的热理论。但是，如果把这个理论普遍地彻底地应用到一切自然现象上去，那么这个理论本身就会变成一个宇宙体系从产生到消逝的过程中相继发生的变化的历史表现，也就是说变成一部历史，在这部历史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规律，即同一普遍运动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起支配作用，从而作为始终具有普遍效力的东西留下来的就只有运动了。

[125]

　　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被排除是合理的。但是，我们的研究再深入下去，这种观点就越来越有合理性。太阳等等服务于地球（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7页）。²⁵⁶（整个巨大的太阳只是为小的行星而存在。）对我们来说，除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不可能有别的，而这些科学并不因为说它们是只适用于地球的并且因而只是相对的就损失了什么。如果人们把这一点看得很严重并且要求一种无中心的科学，那就会使一切科学停顿下来。对我们来说，只要知道，在相同的情况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在我们右边或左边比距离太阳还远1 000万亿倍的地方，都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这就够了。

[144]
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²⁵⁷

　　耐格里，第12—13页

　　耐格里先说，我们不能认识现实的质的差异，马上又接着说，这种“绝对差异”在自然界中是不会出现的！（第12页）

　　第一，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如色彩的浓淡、软硬、寿命的长短等等，而且它们都是可以度量和可以认识的，即使它们是不同质的。

　　第二，存在着的不是质，而只是具有质并且具有无限多的质的物。两种不同的物总有某些质（至少在物体性的属性上）是共有的，另一些质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还有一些质可能是两种物中的一个所完全没有的。如果我们拿两种极不相同的物——例如一块陨石和一个人——来比较，我们由此得到的共同点便很少，至多只有重量和其他一些一般的物体属性是二者所共有的。但是，介乎这二者之间还有其他自然物和自然过程的一个无限的系列，这些自然物和自然过程使我们有可能把从陨石到人的这个系列充实起来，并指出每一个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在自然联系中的地位，从而认识它们。这是耐格里自己也承认的。

　　第三，我们的不同的感官可以给我们提供在质上绝对不同的印象。因此，我们靠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而体验到的属性会是绝对不同的。但是就在这里，这些差异也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而消失。嗅觉和味觉早已被认为是同源的、同属的感觉，它们所感知的属性即使不是同一的，也是同属的。视觉和听觉二者所感知的都是波动。触觉和视觉能很好地互相补充，以致我们往往根据某物的外形便完全可以预先说出它在触觉上的属性。最后，接受所有这些不同的感性印象，对它们进行加工，从而把它们综合为一个整体的始终是同一个我，而提供这各种不同印象的同样也是同一个物，这些印象表现为这个物的共同的属性，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它。说明这些只有用不同的感官才能感受的不同属性，揭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恰好是科学的任务，而科学直到今天并不抱怨我们有五个特殊的感官而没有一个总的感官，也不抱怨我们不能看到或听到滋味和气味。

　　不管我们向哪里看，自然界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被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质上不同的或绝对不同的领域”。全部混乱都发生于质和量的混乱。根据流行的机械观点，耐格里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能够归结为量的差异时才能说明（关于这一点，将在其他地方作必要的说明）；或者说，这是由于在他看来质和量是两个绝对不同的范畴。形而上学。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第13页]

　　就进入我们认识领域的仅仅是有限的对象这一点而言，上述说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个命题还须有如下的补充：“从根本上说我们只能认识无限的东西。”事实上，一切真实的、寻根究底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出和确定无限，从暂时中找出和确定永久。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无限的东西。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种现象随时随地都会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还是重复发生过100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自然界中的普遍性的形式就是规律，而关于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谁也没有自然科学家谈得多。因此，当耐格里说，人们由于不愿意只去研究有限的东西，而是把永恒的东西和有限的东西混在一起，于是就把有限的东西弄得神秘莫测，这时他否定的不是自然规律的可认识性，就是自然规律的永恒性。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因而本质上是绝对的。

　　但是，这种绝对的认识遇到一个明显的麻烦。可认识的物质的无限性，是由各种纯粹的有限性组成的，同样，绝对地认识着的思维的无限性，也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而人脑是彼此并列和前后相继地从事这种无限的认识的，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出差错，从歪曲的、片面的、错误的前提出发，循着错误的、弯曲的、不可靠的道路行进，往往当正确的东西碰到鼻子尖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它（普利斯特列²⁵⁸）。因此，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受到双重困难的困扰，并且按其本性来说，只能通过一个无限的渐近的前进过程而实现。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无限的东西既是可以认识的，又是不可以认识的，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耐格里以可笑的方式说出同样的意思：

　　“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实能认识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一切有限的东西。”[第13页]

　　正是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有限的东西以其总和构成无限的东西，因为耐格里正是从这个总和中得出他的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离开这个进入我们的感性知觉范围的有限的东西，他就根本不会有关于无限的东西的观念，

　　（关于恶无限性本身，要在别的地方来谈。）

　　针对这种无限性研究，说了以下几点：）

　　1.空间和时间上的“微小领域”。### $$$2.“感觉器官的可能有缺陷的发育”。### $$$3.“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的、暂时的、变换着的东西，只能认识等级上不同的东西和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只能把数学概念转用到自然物上，只能根据从自然本身得到的尺度来判断自然物。我们不知道任何无限的东西或永恒的东西，任何固定不变的东西，任何绝对的差异。我们准确地知道一小时、一米、一公斤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不知道时间、空间、力和物质、运动和静止、原因和结果是什么。”[第13页]

　　这是老生常谈。先从感性的事物得出抽象，然后又期望从感性上去认识这些抽象，期望看到时间，嗅到空间。经验主义者深深地陷入经验体验的习惯之中，甚至在研究抽象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置身在感性体验的领域内。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不是实实在在的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仿佛空间不是实实在在的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物质的这两种存在形式离开了物质当然都是无，都是仅仅存在于我们头脑之中的空洞的观念、抽象。的确，据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和运动！当然不知道，因为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还没有人看到过或以其他方式体验过；只有现实地存在着的各种物和运动形式才能看到或体验到。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运动本身无非是一切感官可感知的运动形式的总和；“物质”和“运动”这样的词无非是简称，我们就用这种简称把感官可感知的许多不同的事物依照其共同的属性概括起来。因此，只有研究单个的物和单个的运动形式，才能认识物质和运动，而我们通过认识单个的物和单个的运动形式，也就相应地认识物质本身和运动本身。因此，当耐格里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时间、空间、物质、运动、原因和结果的时候，他不过是说：我们先用我们的头脑从现实世界作出抽象，然后却无法认识我们自己作出的这些抽象，因为它们是思想的事物，而不是感性的事物，而一切认识都是感性的量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难处，我们固然能吃樱桃和李子，但是不能吃水果，因为还没有人吃过水果本身。²⁵⁹

　　耐格里断言自然界中也许存在着许多为我们的感官所不能感知的运动形式，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遁辞，等于取消运动不可创造这个规律，至少对我们的认识来说是这样。要知道，这些运动形式是可以转化为我们能感知的运动的！这样一来，例如，接触电就容易解释了！

[151]

　　关于耐格里。无限的东西的不可理解性。当我们说，物质和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时候，我们是说：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展过程而存在着，即以恶无限性的形式存在着，而且这样一来，我们就对这个过程理解了所必须理解的一切。最多还有这样的问题：这个过程是同一个东西——在大循环中——的某种永恒的重复呢，还是这个循环有向下的和向上的分支。

[23]

　　恶无限性。真无限性已经被黑格尔正确地设置在充实了的空间和时间中，设置在自然过程和历史中。现在整个自然界也融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所以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在自身中包含了时间的和空间的无限性——恶无限性，但只是作为被扬弃了的、虽是本质的却不是主导的因素。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极限，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宇宙，而在我们的宇宙以外的无限多的宇宙，是我们认识自然界所用不着的。的确，几百万个太阳中只有一个太阳和这个太阳系，才是我们的天文学研究的根本的立足点。就地球上的力学、物理学和化学来说，我们是或多或少地局限于这个小小的地球，而就有机体科学来说，则完全局限于这个地球。但是，这对于现象的实际上无限的多样性和对于认识自然界来说，并没有本质的损害，正如对于历史来说，同样地并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局限于比较短促的时间和地球上的一小部分地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害。

[111]

　　1.无限的进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因为它只表现为同一个东西的永恒的重复：1+1+1……

　　2.然而在现实中，这个无限的进展过程并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前进或后退，因而成为必然的运动形式。撇开这个过程不是无限的这一点不说，因为现在已经可以预见到地球生存时期的终结。但地球也并不就是整个宇宙。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的时间上的历史是排除任何发展的，否则自然界就不是精神的自我外在了。但是在人类历史中，黑格尔承认无限的进展过程是“精神”的唯一真实的存在形式，只不过他幻想这个发展有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黑格尔哲学的确立。

　　3.还有无限的认识：事物在进展中所没有的无限，在循环中却有了²⁶⁰（量，第259页，天文学）²⁶¹。这样，运动形式变换的规律便是无限的、自我闭合的规律。但是这样的无限性又被有限性所纠缠，只是一段段地出现的。也是如此。²⁶²

脚　　注

(298) 参看海涅《论告发者。〈沙龙〉第三部序言》。——编者注
(299) 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版第2版第2部分第3章。——编者注
(300) 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版第2版第3部分第1章。——编者注
(301) 鲁·克劳修斯《力学的热理论》1876年不伦瑞克第2版第1卷，该书第87—88页谈到“正的热量和负的热量”。——编者注
(302) “两个主要的对立”是指同一和差异，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恩格斯后来加进去的。——编者注
(303)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写着：“至于物种进化，就更不用说了。”——编者注
(304) 指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编者注
(305)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斯宾诺莎：实体是自身原因，这恰当地表现了相互作用。²⁴³——编者注
(306) 可能指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54节以及《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3部分第3章第3节，这两处谈到相互作用问题。——编者注
(307) 参看威·罗·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编者注
(308)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此之后，所以是因此），这一说法表示一种仅仅根据一个现象发生在另一个现象之后便作出两个现象有因果联系的不合理推论。——编者注
(309) 参看约·威·德雷帕《欧洲智力发展史》（两卷集）1864年伦敦版。——编者注
(310) 意即：如果我能造成现象之间的一定的顺序，那么就等于证明它们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编者注
(311) 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黑格尔全集》第3卷）1841年柏林第2版。——编者注。
(312) 恩格斯的一只狗的名字。——编者注
(313) 恩格斯在本段页边上写着：“以分析为主要研究形式的化学，如果没有分析的对立极即综合，就什么也不是了。”——编者注
(314) 参看海·亥姆霍兹《视觉理论的新进步》，载于《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第1—98页。——编者注
(315) 黑格尔《逻辑学》第3册《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第2版。——编者注
(316) 指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编者注
(317) 参看亨·阿·尼科尔《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187—188、240—244页以及187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第375—377页。——编者注
(318) 恩格斯在本段页边上写着： “归纳和演绎。海克尔《创造史》第76—77页、推理分为归纳和演绎两极！”——编者注
(319) 见本卷第504页——编者注
(320) 参看萨·卡诺《关于火的动力和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编者注
(321)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参看《全书》第1部第252页。”这是指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24节说明和附释。——编者注
(322) 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3部分第2章。——编者注

注　　释

36 黑格尔的《逻辑学》这部著作共分三编：（1）客观逻辑，存在论；（2）客观逻辑，本质论；（3）主观逻辑或概念论。——534。
73 这一典故出自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第2幕第4场。剧中人茹尔丹对他的哲学教师说：“您瞧！40多年来我一直用散文讲话，却不知道散文为何物！我衷心地感谢您，是您让我明白了这一点。”——540。
185 文昌鱼（Amphioxus）是一种有些像鱼形的小动物，是非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产于多处海域。南美肺鱼（Lepidosiren）是肺鱼属的动物，兼有肺和腮，产于亚马孙河流域·大多数时间不在水中生活。——566。
186 一角鱼（Ceratodus）是一种产于澳洲的肺鱼，每隔三四十分钟浮出水面一次，以更新鱼鳔中的空气，
　　始祖鸟（Archaeopieryx）是一种古生脊椎动物，具有爬行类的某些特征，是爬行动物向鸟类进化的过渡形式。
　　恩格斯在这里利用了亨·阿·尼科尔森的著作《动物学手册》，该书第一版于1870年出版。——542。
230 《辩证法》是这篇论文手稿第1页上的标题。在手稿第5页和第9页的上端页边上注有“辩证法的规律”的字样。这篇论文没有完成。可以推测，这篇论文写于1879年，但不早于当年9月，根据是：论文引证了亨·罗斯科和卡·肖莱马著《化学教程大全》第2卷的结尾部分；这一卷的第2部分于1879年9月初出版。其次·在论文中完全没有谈到钪的发现（1879年），如果这篇论文写于1879年以后，那么，恩格斯在说到镓的发现时，就不可能不提到钪。——534。
231 德·伊·门捷列夫于1869年发现了化学元素問期律。在1870——1871年、门捷列夫详尽地描述了元素周期系中尚缺的一些元素的性质。为了表示这些元素，他建议用梵文数词（例如，“埃卡”——“一”）作为字头加在该元素所在系列的第一个元素的名称前面。门捷列夫预言的第一元素镓于1875年被发现。——540。
232 指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这次革命以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妥协而告终。时任普鲁士内务大臣的奥·曼托伊费尔男爵对于实现这一妥协起了决定性作用。——542。
233 1851年12月2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翌年1月14日颁布新宪法，把一切权力集中在总统手中。1852年12月2日波拿巴恢复帝制，称拿破仑第三，建立第二帝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终结。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详细评述了这次政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127—240页）。——542。
234 细颚龙是一种已经绝迹的动物，恐龙的一支（鸟臀目），属爬行纲，但就其骨盘和后肢的构造来看与鸟类相似（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第422页）。——542。
235 指通过发芽或分裂进行繁殖的腔肠动物。——542。
236 指雅·格林的著作《德意志语言史》1853年莱比锡第2版第1卷第580页的相关论述。恩格斯在1878—1882年期间写的专著《法兰克时代》中较为详细地谈到了法兰克方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25卷）。——545。
237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35节附释：“不应当把一个活的躯体的肢体和器官只看做动物的各个部分，因为肢体和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肢体和器官，它们决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肢体和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546。
238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26节附释：“甚至有人还将这种认为物的持存是由独立的质素所构成的理论常常应用于有机生命方面，也是显得不够用的。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一动物是由骨骼、筋肉、神经等所构成。但很明显，在这里我们用构成一词，与前面所说花岗石是由某些质素构成的，其意义又不相同。因为在花岗石里，各种质素的联合完全不相干，即使不联合在一起，各个质素仍可独立存在。反之，有机体的各部分，各肢节只有在它们的联合里才能存在，彼此一经分离便失掉其为有机体的存在。”——546。
239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17节附释：“此外，比较的任务既在于从当前的差别中求出同一，则我们不能不认数学为最能圆满达到这种目的的科学。其所以如此，即由于量的差别仅是完全外在的差别。比如，在几何里一个三角形与一个四角形虽说有质的不同，但可以忽略这种质的差别，而说它们彼此的大小相等。”——548。
240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15节说明：“于是同一律便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种命题并非真正的思维规律，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这个命题的形式自身就陷于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渭词间的区别，然而这个命题就没有做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548。
241 天数源于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术语，意即定数、命运、天意。后来在土耳其语及其他语种中被采用。——551。
242 引自海涅的讽刺诗《宗教辩论》（《罗曼采罗》诗集），其中描写了中世纪天主教嘉布遣会修士和有学问的犹太教拉比之间的一场宗教辩论。拉比在辩论中引用犹太教的圣书《泰斯维斯——钟托夫》。嘉布遣会修上回答说：“让《泰斯维斯—钟托夫》见鬼去吧！”这时愤怒的拉比高声叫道：“连《泰斯维斯—钟托夫》都不再适用了、那还有什么东西适用呢’天哪！”——553。
243 参看巴·斯宾诺莎《伦理学》第1部分定义一和定义三，以及定理六。——553。
244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39节：“经验中诚然呈现出很多甚或不可胜数的相同的知觉，但普遍性与一大堆事实完全是两回事。同样，经验中还呈现许多前后相续的变化的知觉和位置接近的对象的知觉，但是经验并不提供必然性的联系。如果老是把知觉当做真理的基础，普遍性与必然性便会成为不合法的，一种主观的偶然性，一种单纯的习惯，其内容可以如此，也可以不如此。”——556。
245 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第89——94页强调指出、在康德的《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判断力批判》第2部分）中，“机械的说明方法”和目的论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与康德相反，海克尔把目的论描绘成关于外在目的和外在的合目的性的学说。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第3部第3篇关于伊·康德的一节中也考察了《目的论的判断力批判》，他把康德的“内在的合目的性”这一概念提到首位，根据这一概念，在有机物中“一切都是目的而且也互为手段”（黑格尔引自康德《判断力批判》）。——557。
246 指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黑格尔全集》第2卷）1832年柏林版序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当鲜花开放时蓓蕾消失了，也可以说，蓓蕾被花推翻了；同样，当果实出现时，可以说花是植物的虚假的存在，而果实作为植物的真实取代了花。”——557。
247 指乔·罗马尼斯对约·拉伯克《蚂蚁，蜜蜂和黄蜂。对群居的膜翅日观察的报告》1882年伦敦版所作的评论。评论的标题为《蚂蚁、蜜蜂和黄蜂》，载于1882年6月8日《自然》杂志第658期第121—123页。——559。
248 关于逻辑学分为三部分（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与判断分为四类这二者之间的一致性，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71节附释中是这样说明的：“判断种类的不同是由逻辑观念本身的普遍形式决定的。因此，我们起初得到的是三种主要的判断，这三种主要的判断恰好相当于存在、本质和概念这三个阶段。其中第二种主要的判断恰好相当于本质的性质，亦即相当于差别的阶段，使这一阶段本身又得到了重新表述。”——561。
249 “单称的”，“特称的”、“全称的”（singulär，partikulär，universell）等规定，在这里就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而不同于辩证法范畴“个别的”、“特殊的”、“普遍的”（Einzelnes，Besonderes，Allgemelnes）。——561。
250 这篇札记没有写完。恩格斯在这里可能是要强调理论知识的经验基础，——563。
251 恩格斯是针对威·休厄尔的两部主要著作《从远古到现代的归纳科学史》（1837年伦敦版）和《归纳科学的哲学》（1840年伦敦版）中的观点说的。
　　在休厄尔的著作中，归纳科学都被安排在纯粹数学科学的周围。休厄尔认为，纯粹数学科学是纯理性的科学，它们研究“任何理论的条件”，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说，好像在“心智世界地理学”中占据中心地位。在《归纳科学的哲学》（第1卷第2册）中，休厄尔对“纯粹科学的哲学”作了简要论述，认为这类科学的主要代表是几何学、理论算术和代数学。而他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归纳科学史》（第1卷导言）中又把“演绎”科学（几何学、算术、代数学）和归纳科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地质学）对立起来。——564。
252 在“A——E—B”这个公式中、A表示普遍的，E表示个别的，B表示特殊的。黑格尔在分析归纳推理的逻辑实质时总是使用这个公式。见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第1部分第3章《归纳推理》一节。在这一节中有恩格斯在下面提到的黑格尔的论点，即归纳推理本质上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推理。——564。
253 恩·海克尔在他的著作《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77页上写道：“根据当时综合的经验认识，人们作出归纳推理：一切哺乳动物都有颚间骨。歌德由此作出演绎推理；由于人在其机体的一切其他方面同哺乳动物没有任何重大差别，所以一定也有颚间骨。事实上他曾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的这一演绎推理为后来的经验所证实或验证。”歌德发现胚胎状态的人有颚间骨，而在个别的返祖遗传的场合下，成人也有颚间骨。恩格斯认为海克尔所谈到的归纳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同公认是正确的论点相矛盾，这个论点就是：“人”这种哺乳动物没有颚间骨。——565。
254 指歌德和阿·哈勒用诗歌进行的一场哲学争论。1730年哈勒发表了诗歌《人的善行的虚伪性》，诗中断言：“没有一个生灵能够洞悉自然界的内部本质，他若知道自然界的外壳就已经非常幸运了。”歌德1821年在《无疑》和《最后通喋》两首诗中反驳哈勒的这个说法，指出自然界是统一的，不能像哈勒那样，把自然界分为不可认识的内核与可以认识的外壳。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40节说明和第2部（《自然哲学》）第246节附释中曾提到歌德和哈勒的这一争论。——567。
255 指黑格尔《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1部分第1章《外观》一节和第2部分第1章，该章中关于自在之物有专门的一节（《自在之物和存在》）和专门的一个注释（《先验唯心主义的自在之物》）。——568。
256 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第280节附释：“太阳服务于行星，一般说来，正如同太阳，月亮、彗星、恒星都只是地球的条件一样。”恩格斯引自《黑格尔全集》第h卷1842年柏林版。——570。
257 《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是这个札记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札记批判了卡·耐格里的报告《自然科学认以的界限》中的基本论点。恩格斯引用耐格里的报告时依据的版本是：《1877年9月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这个版本的报告很可能是曾出席代表大会的卡·肖莱马送给恩格斯的。——571。
258 1774年约·普利斯特列描述了氧，但他没有想到，他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学元素，而且这一发现将会引起化学中的变革。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写的序言中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一发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第20—21页）。——573。
259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3节说明：“从形式上看普遍并把它和特殊并列起来，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特殊；这种并列的办法，即使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也显然不合理和行不通，例如，怎么会有人只要水果而不要樱桃、梨和葡萄，因为它们是樱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575。
260 这句话引自意大利经济学家斐·加利阿尼的《货币论》第2册，引文稍有改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摘引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17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出自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155—156页。——577。
261 恩格斯引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关于量的那一部分，其中谈到：天文学之所以值得惊奇，并不是由于它所涉及的不可计数的星星和不可度量的时间和空间的恶无限性，而是“由于理性在这些对象中认识到的并且成为与上述不合理无限相对立的合理无限的那些度量关系和规律”。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黑格尔全集》第3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2部分第2章注释：对无限进展的称颂意见。——577。
262 “也是如此”这句话是恩格斯补写上去的。恩格斯可能是指无理数π，它的意义是完全确定的，可是却不能用一个有限的小数或普通的分数来表示。如果取圆面积为一单位，则由公式πr2＝1可得π＝去（r表示圆的半径）。——577。

[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

[2]

　　自然科学的辩证法²⁶³：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质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和种类又只有通过运动才能认识，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关于不运动的物体，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此，运动着的物体的性质是从运动的形式得出来的。

　　（1）第一个最简单的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是纯粹的位置移动。

　　（a）单个物体的运动是不存在的——只是相对地说才谈的上——下落。

　　（b）分离的诸物体的运动：抛物线运动，天文学——外表上的平衡——终点总是接触。

　　（c）互相接触的诸物体的相对运动——压力。静力学。流体静力学和气体。杠杆和本来意义上的力学的其他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能在其最简单的接触形式中，产生出仅仅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的摩擦和碰撞。但是摩擦和碰撞，实际上就是接触，还具有从未被自然科学家在这里指出过的其他结果：它们在一定的情况下产生声、热、光、电、磁。

　　（2）这些不同的力（除了声）——天体物理学——

　　（a）都互相转化和互相代替，而且

　　（b）当做用于各类物体（不论它们是化学结构复杂的或者是化学结构比较简单的）并且对每一物体来说都各不相同的每个力在量上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化学变化，于是我们就进入化学领域。

　　（3）物理学应该或者可以不去考虑活的有机体，化学通过对有机化合物的研究才找到关于最重要物体的真实性质的真实解释，并且合成了只在有机界中才出现的物体。在这里，化学进入到有机生命的领域，而且他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它独自就可以为我们说明向有机体的辩证转化。⁽³²³⁾

　　（4）而实际的转化是在历史——太阳系的历史、地球的历史之中；有机论的现实前提。

　　（5）有机论。

[47]

　　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其内在序列所进行的分类、排序，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

[48]

　　在上世纪末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出现了要把旧的牛顿—林耐学派的整个自然科学作百科全书式的概括的要求，有两个最有天才的人物投身于这项工作，这就是圣西门（未完成）和黑格尔。现在，当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特点而言已经形成的时候，人们又感到有同样的要求了，并且正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但是，当现在自然界中的发展的普遍联系已经得到证明的时候，外表上的排序已经不够用了，正如黑格尔所巧妙论证的辩证转化也已经不够用了一样。转化必须自行完成，必须是自然而然的。正如一个运动形式是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发展出来一样，这些形式的反映，即各种不同的科学，也必然是一个从另一个中产生出来。

[126]

　　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²⁶⁴，这从下列事实中就可以看出：这套方法对他来说只有安排教材和课程的意义，因而导致了荒诞的全科教育，在这种方式下，在一门科学完全教完之前，不会再开另一门课程，在这里，一个基本上正确的思想被以数学方式夸大成胡说八道。

[132]

　　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机械论、化学论、有机论²⁶⁵，在当时是完备的。机械论——物体的运动；化学论——分子的运动（这里也包括物理学，两者都属于同一序列）和原子的运动；有机论——以上两项运动不可分地包含于其中的那些物体的运动。因为有机论无疑是把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更高的统一，在这里这三个方面不可能再分离开来。在有机体中，机械运动直接由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引起，营养、呼吸、排泄等等是如此，纯粹的肌肉运动也同样是如此。⁽³²⁴⁾

[159]
注释²⁶⁶

　　（1）凯库勒。此外：自然科学现在越来越有必要系统化，这种系统化只能在现象本身的联系中发现。例如，一个天体上的小物体的机械运动，终止于两个物体的接触，这种接触有两种仅仅在程度上不同的形式，即摩擦和碰撞。因此，我们首先要研究摩擦和碰撞的机械作用。但是我们发现，问题并不到此为止：摩擦产生热、光和电，碰撞也产生热和光，也许还产生电，由此便有物体运动向分子运动的转化。我们进入了分子运动的领域，即物理学，并且继续研究下去。但是我们在这里也发现，分子运动并不是研究的终结，电转化为化学变化，而且又从化学变化产生。热和光也是一样，分子运动转化为原子运动——化学。化学过程的研究又遇到有机世界这样一个研究领域，即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化学过程的发生所遵循的规律还是同一些规律，但是条件在和在无机世界中不同。对于这些条件，化学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然而，对于有机世界的一切化学研究最终总要归结到一个物体上来，这个物体是普通化学过程的结果，他和其他一些物体的区别在于，它是自行完成的、持续不断的化学过程，它就是蛋白质。如果化学能制造出这种一产生就明显具有确定性的蛋白质，即所谓的原生质，在这种确定性中，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种不确定性中，这种蛋白质潜在地包含着蛋白质的其他一切形式（于是就没有必要去假定只存在着某种老是一样的原生质），那么辩证的转化也就现实地被证实了，因而也就被完全证实了。在此以前，事情还只停留在思想上，或者说停留在假说上，当化学制造出蛋白质的时候，化学过程就像上述的机械过程一样，便超出自身，就是说，进入一个内容更丰富的领域，即有机体的领域。生理学当然是有生命体的物理学，特别是有生命体的化学，但同时也不再是专门的化学，因为它一方面限制了自己的范围，另一方面却由此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161]
关于机械的自然观²⁶⁷
注释二

　　附在第64页⁽³²⁵⁾；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门科学

　　在上面这篇论文⁽³²⁶⁾（《前进报》，1877年2月9日）发表以后，凯库勒（《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给力学、物理学和化学下了完全类似的定义：

　　 “如果把关于物质的本质的这一观念当做基础，就可以把化学定义为原子的科学，把物理定义为分子的科学，而这样一来，显然就可以把今天物理学中涉及质量的那个部分作为专门的学科分出来，并为之预留力学这一名称。这样，力学就表现为物理学和化学的基础科学，因为这两者在某些观察中，特别是在计算中，必须把分子或原子当做质量来看待。”

　　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说法和正文中及前一注释中⁽³²⁷⁾所提到的说法的差别，仅仅在于它不是那么明确罢了。但是有一家英国杂志自然把凯库勒的上述提法翻译成力学是质量的静力学和动力学，物理学是分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化学是原子的静力学和动力学；²⁶⁸照我的看法，这种甚至把化学过程无条件地归结为纯粹机械过程的做法，是把研究的领域，至少是把化学的领域不适当地缩小了。但是这种做法竟成为时髦，例如，连海克尔也经常把“机械的”和“一元论的”当做同义词来使用，并且据他看来，

　　“现代生理学……在其领域内只让物理—化学的力——或广义上的机械力——起作用”（《交替发生》）。⁽³²⁸⁾

　　当我先把物理学叫做分子的力学，把化学叫做原子的物理学，再进一步把生物学叫做蛋白质的化学的时候，我是想借此表示这些科学中一门向另一门的过渡，从而既表示出两者的联系、连续性，又表示出它们的差异、非连续性。更进一步把化学也叫做某种力学，这在我看来是不能容许的。不论就广义或狭义而论，力学只顾及量，它所考虑的是速度和质量，最多再加上体积。如果力学碰到了物体的质，例如在流体静力学和气体静力学中，那么他不研究分子状态和分子运动就不行，他本身在这里也只是一种辅助科学，只是物理学的前提而已。但是，在物理学中，尤其是在化学中，不仅有量变所引起的连续的质变，即量到质的转化，而且要考察许许多多的质变，这些质变怎样为量变所制约还完全没有证实。说今天的科学潮流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是可以欣然同意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这个潮流是唯一正确的潮流，遵循这个潮流就会穷究全部物理学和化学。一切运动都包含着物质的最大或最小部分的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而认识这种机械运动，是科学的第一个任务，然而也只有他是第一个任务。但是这种机械运动并没有把所有的运动包括无遗。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它也是质变。发现热是一种分子运动，这是划时代的。但是，如果我除了说热是分子的某种位置移动之外再也不知道说些别的什么，那么我还不如闭口不谈为妙。化学似乎已经走上了一条最佳途径，就是从原子体积和原子量的关系中去说明元素的一系列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没有一个化学家敢断言：某个元素的全部属性可以通过他在洛塔尔·迈耶尔曲线²⁶⁹上的位置完全表现出来，比如说，单凭这个位置就能说明使碳成为有机生命的主要载体的那些特殊属性，或说明磷在脑髓中的必要性。然而“机械观“正是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他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并且忽视了质和量的关系是相互的，忽视了量可以转变为质，质也可以转变为量，忽视了这里发生的恰好是相互作用。如果质的一切差异和变化都可以归结为量的差异和变化，归结为机械的位置移动，那么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命题：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同一的最小的粒子所组成，而物质的化学元素的一切质的差异都是由量的差异，即由这些最小的粒子结合成原子时在数目上和在空间排列上的差异所引起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得这么远。

　　除了现今在德国各大学流行的最粗陋的庸俗哲学外，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对别的哲学一无所知，因此他们才会这样应用诸如“机械的”一类的术语，而不需说明甚至也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必然得出怎样的结论。物质具有质的绝对同一性这一理论，也还有它的信徒——从经验上既驳不倒它，也证明不了它。但是，如果去问问那些想“机械地”解释一切的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个结论，是否承认物质的统一性，那我们将会听到许多不同的回答！

　　最滑稽可笑的是：这种把“唯物主义的”和“机械的”混为一谈的做法是从黑格尔那里搬来的，正是黑格尔想用“机械的”这个附加语来贬低唯物主义。⁽³²⁹⁾诚然，黑格尔所批判的唯物主义——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确实是完全机械的，而且其原因是很自然的，因为当时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还处在襁褓之中，还远不能为一般的自然观提供基础。同样，海克尔还照搬黑格尔的译法，把causae efficientes⁽³³⁰⁾翻译为“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把causae finales⁽³³¹⁾翻译为“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不过在这里，黑格尔是把“机械的”设定为盲目地起作用的、无意识地起作用的，而不是海克尔所理解的那种“机械的”。况且黑格尔本人把这整个对立明确地看作完全被克服了的观点，以致他在《逻辑学》中两处说明因果关系的地方对这种对立只字未提，而只是在《哲学史》中谈到这种对立在历史上出现的地方才提到它（所以才有海克尔的因肤浅而产生的纯粹误解！），另外在论述目的论（《逻辑学》第3编第2部分第3章）的时候完全偶然地提到它，把它当做旧形而上学用来表达机械论和目的论之间的对立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黑格尔是把它当做早已被克服了的观点来对待的。可见，在海克尔自以为找到了自己“机械的”观点的佐证而兴高采烈时，意把黑格尔的话抄袭错了，并且因此得出了一个绝妙的结果：如果某种动物或植物通过自然培育而发生一定的变异，那么这是由于causa efficiens⁽³³²⁾的作用，如果通过人工培育而发生同样的变异，那么这是由于causa finalis⁽³³³⁾的作用！育种家是causa finalis！当然，一个像黑格尔这样的辩证论者是不会在causa efficiens和causa finalis的狭小的对立中兜圈子的。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关于这个对立的一切不可救药的奇谈怪论都该收场了，因为我们从经验和理论都知道：物质及其存在方式即运动，是不能创造的，因而是他们自己的终极的原因；同时，如果我们把那些在宇宙运动的相互作用中暂时地和局部地孤立的或者被我们的反思所孤立的个别原因，称为起作用的原因，那么我们决没有给它们增加什么新的规定，而只是增添了一个带来混乱的因素而已。不起作用的原因绝不是原因。

　　注意，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用物质概念来概括各种有形的存在着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的东西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如果自然科学试图寻找统一的物质本身，试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在结合上的纯粹量的差异，那么这样做就等于要求人们不是看到樱桃、梨、苹果，而是看到水果本身²⁵⁹，不是看到猫、狗、羊等等，而是看到哺乳动物本身，看到气体本身、金属本身、石头本身、化合物本身、运动本身。达尔文学说就要求有这样的原始哺乳动物，即海克尔的前哺乳动物类⁽³³⁴⁾，但是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既然这种原始哺乳动物在胚胎状态中就包含了一切将来的和现在的哺乳动物，那么它在现实中就比现在的一切哺乳动物都要低级而且非常粗陋，所以比它们都要消失得快些。黑格尔已经证明（《全书》第1部第199页），这种见解，这种“片面的数学观点”，这种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在质上从一开始就相同的观点，“无非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³³⁵⁾它甚至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他就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

[178]

　　量到质的突变＝“机械的”世界观，量的变化改变着质。这是那些先生们从来没有嗅到的！

脚　　注

(323) 恩格斯在本段页边上写着：“天体化学。晶体学是化学的一部分。”——编者注
(324) 恩格斯在本段页边上写着：“每一组又一分为二。力学：（1）天体力学，（2）地球上的力学。分子运动：（1）物理学，（2）化学。有机论：（1）植物，（2）动物。——编者注
(325) 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
(326) 指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7章。——编者注
(327) 指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第7章的正文和注释《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见本卷第71页和第638—644页）。——编者注
(328) 见恩·海克尔《原生粒之交替发生》1876年柏林版第12—13页。——编者注
(329)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9页附释。——编者注
(330) 意为“起作用的原因”。——编者注
(331) 意为“终极的原因”。——编者注
(332) 意为“起作用的原因”，海克尔借用黑格尔的译法，把这个词组译为“机械地起作用的原因”。——编者注
(333) 意为“终极的原因”，海克尔借用黑格尔的译法，把这个词组译为“合目的地起作用的原因”。——编者注
(334) 参看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588页。——编者注
(335)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99节附释。——编者注

注　　释

259 参看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3节说明：“从形式上看普遍并把它和特殊并列起来，它本身也会变成某种特殊；这种并列的办法，即使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事物，也显然不合理和行不通，例如，怎么会有人只要水果而不要樱桃、梨和葡萄，因为它们是樱桃、梨和葡萄而不是水果。”——586。
263 这篇札记写在《自然辩证法》第一束材料的第一张稿纸上。它和恩格斯1873年5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所谈的内容相同。恩格斯在信中一开始便说：“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这些思想在信中比在这篇札记中阐述得更详尽。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篇札记草稿是在1873年5月30日写这封信之前写的。除了在这篇札记草稿前不久写成的关于毕希纳的片断（见本卷第518——522页）、《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其他论文和片断都应当是在这篇札记草稿写成以后即1873年5月30日以后完成的。——578。
264 奥·孔德在他的主要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叙述了这个科学分类法。该书第一版于1830——1842年在巴黎出版。该书第1卷第2讲专门谈科学分类的问题。第2讲的标题是《这一教程计划的说明、或实证科学系统总论》。——580。
265 黑格尔在《逻辑学》第2编《概念论》中把自然哲学分为“机械论”、“化学论”、“目的论”，在《自然哲学》中，用“力学”、“物理学”、“有机论”三个术语来表示自然科学的三个主要部门。——580。
266 这个片断写在标有《注释》字样的一张单页上。它显然是《关于“机械的”自然观》（见本卷第582—587页）的初稿。——581。
267 这篇札记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之一（较短的札记都放在第一束和第四束）。这三篇札记中有两篇，即《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和本篇《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是《反杜林论》的两个注释，在这里恩格斯阐发了在《反杜林论》的个别地方只是提到或简短地加以叙述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另一篇札记《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与《反杜林论》无关。前两篇札记的写作时间可能是1877年12月至1878年1月或1878年5月至6月初，因为它们原是为1878年7月在莱比锡出版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即《反杜林论》第一版准备的，打算作为注释分别加在该版第17——18页（本卷第37—39页）和第46页（本卷第71页）、不过最终未采用。另外，从恩格斯1884年给爱·伯恩施坦和卡·考茨基以及1885年给海·施留特尔的信件可以看出：在准备出版《反杜林论》第二版时，恩格斯又打算在《反杜林论》的个别地方加进一些关于自然科学的注释，附在该书末尾。但是由于别的事情十分繁忙，特别是要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又未能如愿。
　　《关于“机械的”自然观》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所采用的标题。《注释二，附在第46页：运动的各种形式和研究这些形式的各门科学》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题。——582。
268 指1877年11月15日在伦敦和纽约出版的《自然》杂志第17卷第420期第55页上的一篇短文，其中简要地叙述了奥·凯库勒在1877年10月18日就任波恩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1878年，凯库勒的这篇演说以《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为题在波恩出版了单行本。——583。
269 洛塔尔·迈耶尔曲线是表现化学元素的原子量和原子体积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图形，由德国化学家洛·迈耶尔绘制，1870年发表在他的论文《化学元素的性质即它们的原子量的函数》中，见《化学和药学年鉴》1870年莱比锡版第7卷（补编）第354—364页和第三个图表。——584。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

[166]
[1880年的计划]²⁷⁰

　　1.一般运动。.

　　2.吸引和排斥。运动的传递。

　　3.能量守恒[定律]在这里的应用。排斥+吸引。——排斥的进入＝能量。

　　4.重力——天体——地球上的力学

　　5.物理学。热。电。

　　6.化学。

　　7.概要。

　　（a）在第4项之前：数学。无限长的直线。+和－相等。

　　（b）在天文学中：有潮汐做功。

　　亥姆霍茨的两种计算，第2册第120页⁽³³⁶⁾。

　　亥姆霍茨的“力”，第2册第190页⁽³³⁷⁾。

[170]
[运动的基本形式]²⁷¹

　　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本性，当然不得不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学会理解这样的形式，然后才能在说明更高级的和复杂的形式方面有所建树。所以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产生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变动的理论，即天体和地上的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接着、几乎同时而且在有些方面还先于物理学而产生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支配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成功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对这些运动进程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取得相应的进步的。因此，当力学早已对动物躯体中通过肌肉收缩而引起运动的骨骼杠杆作用能够用那些对非生物界也有效的规律作出充分说明的时候，对其他生命现象的物理化学的论证几乎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研究运动的本性时，我们不得不把有机体的运动形式撇在一边。我们不得不局限于——按照科学的现状——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

　　一切运动都和某种位置变动相联系，不论这是天体的、地上物体的、分子的、原子的或以太¹⁹⁴粒子的位置变动。运动形式越高级，这种位置变动就越微小。位置变动决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本性包括无遗，但是也不能和运动分开。所以必须首先研究位置变动。

　　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的物质存在，从星球到原子，甚至直到以太粒子，如果我们承认以太粒子存在的话。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它们的相互作用就是运动。由此可见，没有运动，物质是不可想象的。再则，既然我们面前的物质是某种既有的东西，是某种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东西，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运动也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只要认识到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就不能不得出这个结论。早在这种认识在自然科学中发挥实际作用以前很久，哲学就已经有了这种认识，所以不难说明，为什么哲学比自然科学整整早200年就得出了运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结论。甚至哲学作出这个结论时所采取的形式，也比今天的自然科学的表述要高明。笛卡儿关于宇宙中现存的运动量永远一样的原理只是在形式上有缺点，即用一种有限的表达方式来表示一种无限大。与此相对应，在自然科学中这同一个定律现在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亥姆霍兹的力的守恒定律，另一种是更新的更确切的能量守恒定律。我们以后可以看到，这两种表达法中的每一种所表示的正好是另一种的对立面，而且它们当中的每一种都只表达了关系的一个方面。⁽³³⁸⁾

　　如果两个物体相互作用，致使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发生位置变动，那么这种位置变动就只能是互相接近或互相分离。这两个物体不互相吸引，就互相排斥。或者如力学上所说的，在这两个物体之间起作用的力是有心力，即沿着它们的中心点所联结起来的直线的方向起作用的力。不管许多运动看起来多么复杂，上述情形都在宇宙中发生着，不断地和绝无例外地发生着，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设想两个相互作用的物体在相互作用时不受第三个物体的任何妨碍或影响，而这种作用不是沿着最短的和最直接的路线发生，即沿着联结两个物体的中心点的直线发生，那么这在我们看来是很荒谬的。⁽³³⁹⁾。大家知道，亥姆霍兹（《论力的守恒》）1847年柏林版第1节和第2节）用数学方法也证明了：有心作用和运动量²⁷²的不变性是互为条件的，如果设想存在着不同于有心作用的作用，那就会导致运动可以创造或消灭的结论。所以一切运动的基本形式都是接近和分离，收缩和膨胀，一句话，是吸引和排斥这一古老的两极对立。

　　应当明确指出：吸引和排斥在这里不是被看做所谓“力”，而是被看做运动的简单形式。康德早就把物质看做吸引和排斥的统一。⁽³⁴⁰⁾至于“力”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到时候将会看到。

　　一切运动都在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然而运动只有在每一个吸引被另一处的相应的排斥所抵偿时，才有可能发生。否则一方会逐渐胜过另一方，运动最后就会停止。所以，宇宙中的一切吸引和一切排斥，一定是互相平衡的。于是，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的定律，就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宇宙中的每一个吸引运动，都必定由一个相等的排斥运动来补充，反过来也是这样；或者如古代哲学早在自然科学中提出力的守恒定律或能量守恒定律以前所说的，宇宙中一切吸引的总和等于一切排斥的总和。

　　但是，这里似乎还留下了一切运动总有一天会停止的两种可能性：这或者是由于排斥和吸引有一天在事实上终于互相抵消，或者是由于全部排斥最终占据物质的一个部分，而全部吸引则占有另一个部分。从辩证法的观点看来，这两种可能性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存在。辩证法根据我们直到目前为止的自然经验的结果，已经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都以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为条件；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联结，只存在于它们的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之中；这样，就不可能存在排斥和吸引最终抵消的问题，也不可能存在一种运动形式最终分配在物质的这一半上，而另一种运动形式最终分配在另一半上的问题，这就是说，既不存在两极互相渗透⁽³⁴¹⁾的问题，也不存在两极绝对分离的问题。在第一种场合下，这就好比硬要使一条磁石的北极和南极互相抵消，在第二种场合下，就好比把一条磁石从中间切断，硬要使一段只有北极而没有南极，使另一段只有南极而没有北极。不过，虽然从两极对立的辩证性质中已经可以推断这样的假设是不能容许的，可是由于在自然科学家中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占支配地位，至少第二种假设在物理学的理论中仍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一点以后在适当的地方还要谈到。

　　运动在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这最好是就运动本身的各单个形式来研究。这样最终就会得出结论。

　　我们不妨看一看一颗行星环绕其中心天体所作的运动。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追随牛顿把椭圆形的行星轨道解释为两种力，即中心天体的吸引和使行星沿着垂直于这种吸引的路线运动的切线为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除向心的运动形式外，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还假设了与中心点的联线相垂直的另一个运动方向或所谓“力”。因此，它和前面所说的基本定律是矛盾的，依据这个定律，我们的宇宙中的一切运动，只能沿着相互作用的物体的中心点的方向发生，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只能由有心作用力所引起。正因为如此，普通的天文学教科书就把下面这样一种运动因素纳入理论之中，这种运动因素，如我们也已经看到的，必然要导致运动可以创造也可以消灭的结论，因而也就必然要以造物主的存在为前提。这样一来，就需要把这一神秘的切线力归结为某种向心的运动形式，而完成这个工作的，是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大家知道，按照这种看法，整个太阳系是由某种旋转着的极稀薄的气体逐渐收缩而产生的，旋转运动在这个气团的赤道线上显然最为强烈，并且使个别的气环从这个气团上分离出去，然后这些气环就收缩成行星、小行星等等，并按照原来的旋转方向围绕着中心天体旋转。这一旋转本身，通常是用气体的单个质点的自身运动来说明。这种运动朝极不相同的方向发生，但是最后总有某一多余部分朝一定的方向运动下去，这就引起旋转，这种旋转必然随着气团的进一步收缩而不断地加强。但是，关于旋转的起源，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假说，都是排除了切线力，使之化为向心运动的某种特殊的现象形式。如果行星运动的一个要素，即直接向心的要素，表现为重力，即行星和中心天体之间的吸引，那么，另一个要素，即切线要素，则表现为气团各个质点原有排斥的残余，即以衍生的或改变了的形式出现的残余。于是，一个太阳系的生存过程就表现为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排斥以热的形式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而在太阳系中，排斥就逐渐消失，而这样一来，吸引就越来越占优势。

　　一目了然：在这里被理解为排斥的运动形式，和现代物理学所说的“能”是同一个东西。由于太阳系的收缩和由此而来的构成现在的太阳系的各个天体的分离，太阳系便失去了“能”，而这一损失，按照亥姆霍兹的著名的计算现在已经达到太阳系中原来以排斥的形式出现的全部运动量的。

　　我们还可以再来看一看地球上的某个物体。这个物体是靠重力和地球联结在一起的，正像地球是靠重力和太阳联结起来一样，但是这个物体和地球不同，不能作自由的行星般的运动。它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运动起来，而且推动一旦终止，它的运动很快也就停止，这或者仅仅是重力的作用所致，或者是重力和该物体赖以运动的介质的阻抗的共同作用所致。这一阻抗归根到底也是重力的一种作用，没有重力，地球表面上就不会有任何具有阻抗的介质，不会有大气了。所以在地球表面上的纯粹的机械运动中，我们所碰到的是重力即吸引占有决定性优势的情形，因而在这里运动的产生显示出两个阶段：首先是抵抗重力的作用，然后是让重力起作用，一句话，就是先使物体上升，然后再使之下降。

　　这样一来，我们又有了以吸引为一方和以按相反方向发生的运动形式即排斥的运动形式为另一方的相互作用。但是，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这种力学所研究的，是处于既定的、对它来说是不变的聚集状态和凝聚状态之中的物体）的范围内，这种排斥的运动形式在自然界中是不发生的。无论是岩石从山顶上崩落下来，还是水之所以能够下泻，形成这类现象的物理条件和化学条件都是这种力学范围以外的事情。所以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中，排斥运动或提升运动只能由人工造成，即由人力、畜力、水力、蒸汽力等等造成。这种情形，这种用人工办法克服天然的吸引的必要性，使力学家们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吸引、重力，或者如他们所说的重力的力，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运动形式，甚至是基本的运动形式。

　　例如，如果提升一个重物然后让它直接或间接下落而把运动传导给其他物体，那么按照通常的力学观点，传导这个运动的不是重物的提升，而是重力的力。例如，亥姆霍兹就让

　　 “我们最熟悉的和最简单的力，即重力，作为推动力而起作用……例如在一座靠重锤推动的挂钟里。这个重锤……如果不使钟的全部机械运转起来，便不能顺应重力的牵引”。而它如果不自行下落，便不能使钟的机械运转起来，而且这种下落最终一直要持续到联结它的链条完全松直为止。“到那时，钟就停了，重锤的推动能力暂时用尽了。重锤的重力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它依旧被地球在同一程度上吸引着，可是这个重力引起运动的能力已经丧失了……　但是我们可以用手臂的力量把钟再上好，重锤就又升上去。这样一来，重锤又获得了它原先的推动能力，又能使钟走起来。”（亥姆霍兹《通俗讲演集》第2册第144页）

　　因此，按照亥姆霍兹的说法，使钟走起来的，不是运动的主动的传导，不是重锤的提升，而是重锤的被动的重力，虽然这个重力本身只是由于被提升才脱离被动状态，而在联结重锤的链条松直以后又回到被动状态。所以，照我们刚才见到的新观点看来，能仅仅是排斥的另一种说法，而照亥姆霍兹的旧观点看来，力则是排斥的对立面即吸引的另一种说法。我们暂且确认这一点。

　　这样，当地球上的力学的过程终结的时候，当重物先被提升然后又下降到同一高度的时候，构成这个过程的运动将怎样呢？在纯粹力学看来，它是消失了。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决没有消灭。它有一小部分转化为空气的声波振动，而绝大部分则转化为热。这些热一部分传导给具有阻抗的大气，一部分传导给落体本身，最后一部分传导给落体所碰到的地面。钟的重锤，也以摩擦热的形式，把自身的运动逐渐传导给钟表机械的各个齿轮。可是转化为热，即转化为排斥的一种形式的东西，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落体运动，就是说，并不是吸引。相反，如亥姆霍兹正确地指出的，吸引，重力，现在仍然和先前一样，确切地说，甚至变得更大了。倒不如说，通过下降而在力学上被消灭的，并且以热的形式重新出现的，恰好是借提升而传导给被提升物的排斥。物体的排斥变成了分子的排斥。

　　如我们已经说过的，热是排斥的一种形式。它使固体的分子发生振动，从而减弱各个分子间的联系，直到最后开始向液态过渡；在液态下，如果继续加热，热便又会增强分子的运动，直到达到这样的程度：分子完全脱离物体，并以一定的速度一个一个地自由运动起来，而这个速度对每一个分子来说取决于它的化学构造。如果再继续加热，热就使这个速度更加增大，从而使分子越来越互相排斥。

　　但是，热是所谓“能”的一种形式；后者在这里再次证明与排斥是同一的。

　　在静电和磁的现象中，我们有吸引和排斥的两极之分。关于这两种运动形式的作用方式，无论提出什么样的假说，面对事实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只要吸引和排斥是由静电或磁所引起，而且能够毫无阻碍地展开，它们就会完全互相抵偿。这事实上已经是从两极划分的本性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各自的作用不能完全互相抵偿的两极，决不是极，而且到现在为止在自然界中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极。流电现象我们在这里暂时撇开不谈，因为这方面的过程决定于化学过程，因而比较复杂。所以我们最好来研究化学的运动过程本身。

　　当两份重的氢和15.96份重的氧化合成水蒸气的时候，从这个过程中散发出68.924热量单位的热量。反过来，如果要把17.96份重的水蒸气分解为两份重的氢和15.96份重的氧，那么这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要有等于68.924热量单位的运动量传导给水蒸气，不管这是以热本身的形式还是以电运动的形式发生的。一切其他的化学过程也是一样。在大多数场合下，化合时放出运动，分解时必须导入运动。在这里，排斥通常也是过程的主动方面，即被赋予更多的运动或要求导入运动的方面，吸引则是过程的被动方面，即造成运动过剩并放出运动的方面。因此，现代的理论也宣称：总的说来，元素化合时释放能量，化合物分解时束缚能量。所以“能”在这里又是表示排斥的。亥姆霍兹又说：

　　“这个力〈化学亲和力〉，我们可以想象为吸引力……　碳原子和氧原子间的这种吸引力所做的功，同地球以重力的形式对一个被提升的重物所做的功是一样的……　当碳原子和氧原子互相冲撞而化合成碳酸气的时候，新形成的碳酸气粒子一定是处在极猛烈的分子运动中，即处在热运动中……　当碳酸气后来向四周放出自身的热的时候，碳酸气中的碳和氧仍然丝毫没有减少，而两者的亲和力也和以前一样强。但是这个亲和力现在只表现在这一点上：它把碳原子和氧原子牢固地联结在一起，不让它们分开。”（上引书，第169[—170]页）

　　同上面刚刚说过的完全一样，亥姆霍兹坚持认为，在化学中和在力学中一样，力只存在于吸引之中，因而它是和其他物理学家称做“能”并与排斥完全等同的东西正好相反的东西。

　　因此，我们现在不再只有吸引和排斥这两种简单的基本形式，而有一大串从属形式，那种在吸引和排斥的对立中展开和收缩的包罗万象的运动的过程，就是在这些从属形式中进行的。但是，把这形形色色的现象形式归纳到运动这一总的名称之下，这决不仅仅是我们的理解。相反，这些形式本身通过实际过程就证明它们是同一运动的不同形式，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们会互相转化。物体的机械运动可转化为热，转化为电，转化为磁；热和电可以转化为化学分解；化学化合反过来又可以产生热和电，而以电为中介又产生磁；最后，热和电又可以产生物体的机械运动。而且这种转化是这样进行的：一种形式的一定运动量，总是有另一形式的精确规定的一定运动量与之相适应，而且，用来量度这个运动量的量度单位，不管是从哪一种运动形式中借用来的都无所谓，就是说，不管是用来量度物体的运动，量度热，量度所谓的电动力，还是量度化学过程中转化的运动，都是无所谓的。

　　在这里，我们是立足在“能量守恒”理论的基础上，这个理论是尤·罗·迈尔在1842年创立的⁽³⁴²⁾），并且从那时以来国际上对它的研究已获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现在，我们应当研究一下这个理论目前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这就是关于“力”或“能”以及关于“功”的概念。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根据较新的、现在几乎已经被公认的观点，“能”被理解为排斥，可是亥姆霍兹却主要是用“力”这个词来表示吸引。人们会以为这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差别，因为在宇宙中吸引和排斥是互相补偿的，因此把这个关系中的哪一方当做正或当做负，似乎都无所谓，这就好像正的横座标是从某一直线上的某一点向右边算起或向左边算起都是无所谓的一样。但是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的。

　　目前我们在这里考察的并不是宇宙，而是地球上发生的一些现象，这些现象被地球在太阳系中和太阳系在宇宙中的十分确定的位置所制约。我们的太阳系每一瞬间都向宇宙空间放出极大量的运动，而且是具有十分确定的质的运动，即太阳热，亦即排斥。而我们的地球本身只是由于有太阳热才有生气，而且它本身在把这种太阳热的一部分转化为其他运动形式以后，最终也把所获得的太阳热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因此，在太阳系中，特别是在地球上，吸引已经大大地胜过了排斥。如果没有太阳放射到我们这里的排斥运动，地球上的一切运动都一定会停止。倘若太阳明天就冷却，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球上的吸引还会和现在一样。100千克重的石头，只要还在原来的地方，就和原先一样还是重100千克。可是运动，无论是物体的还是分子和原子的运动，都会进入我们所想象的绝对静止状态。所以很清楚，对于在今天的地球上所发生的过程来说，是把吸引还是把排斥看做运动的主动的方面，即看做“力”还是看做“能”，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在今天的地球上，吸引由于明显地胜过排斥而变成完全被动的了；一切主动的运动都应归功于来自太阳的排斥的供给。因此，最新的学派——虽然它对运动关系的本性还不清楚——把“能”理解为排斥，这从事物本身来看，以及从地球上的过程来看，甚至从整个太阳系来看，都是完全正确的。

　　“能”这个词确实没有把整个运动关系准确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只包括这种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作用，而没有包括反作用。它还会造成这样一种假象：“能”是物质以外的某种东西，是植入物质中的某种东西。但是和“力”这个词比起来，无论如何还是宁可选择“能”这个词。

　　力的观念，如各方面所承认的（从黑格尔起直到亥姆霍兹止），是从人的机体在其周围环境中的活动借用来的。我们说肌肉力、双臂上举力、腿的弹跳力、肠胃的消化力、神经的感觉力、腺的分泌力等等。换句话说，为了不必对我们机体的某种机能所引起某种变化的真实原因作出说明，我们就塞进某种虚构的原因，某种和这个变化相当的所谓力。然后我们又把这种偷懒的办法搬用于外在世界，这样，有多少种不同的现象，便虚构出多少种力。

　　自然科学（天体的和地球上的力学或许是例外）还在黑格尔的时代已经处于这种质朴的发展阶段，而黑格尔已经完全正当地抨击当时流行的把什么都命名为力的手法（引证一段话）²⁷⁴。他在另一个地方也指出：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说它有吸引力更好些；力是一种属性，它可以和物质分离开来，可以认为是一个宾词；而灵魂则是磁石的这种运动，同物质的本性是一回事。”（《哲学史》第1卷第208页）

　　现在我们已经不像当初那样轻易地谈论各种力了。且听听亥姆霍兹的说法：

　　 “当我们完全认识某一自然规律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要求它毫无例外地起作用……　这样，规律在我们面前就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力量，因此，我们把它叫做力。例如，我们把光的折射定律客观化，把它看做透明物体的一种折射力；把化学亲和性定律客观化，把它看做各种不同物质间的亲和力。我们同样地说金属的电接触力，说附着力、毛细作用力等等。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起初只涵盖了一小批条件还相当复杂的自然过程……　力只是作用的客观化了的规律……　我们所引进的力的抽象概念，只补充了这样一层意思：我们不是任意编造这个规律，它是现象的无法违抗的规律。这样，我们的旨在把握自然现象即发现其规律的要求，就采取了另外的表述形式，这就是：我们应当去探究构成现象的原因的力。”（上引书，第190页。1869年在因斯布鲁克的报告）

　　首先，把关于力的纯主观的概念，塞到一个已认定为不以我们的主观为转移的、从而是完全客观的自然规律中去，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奇特的“客观化”方法。干这种事情的充其量只是一个墨守陈规的老年黑格尔派，而不应当是亥姆霍兹这样的新康德主义者。当我们把某种力硬塞进已经确定的规律中去的时候，我们既没有给这个规律，也没有给它的客观性或它的作用的客观性添加哪怕一点点新的客观性；所添加的只是我们的主观的论断；这个规律靠着某种暂时还完全未被认识的力而起作用。但是，当亥姆霍兹给我们举出光的折射、化学亲和性、接触电、附着、毛细现象这些例子，并把支配这些现象的规律提高到力这个“客观的”显贵等级上去的时候，这种在规律中塞进某种力的做法的隐秘含义立刻就显露出来了。

　　“这些名称把一些规律客观化了，这些规律起初只涵盖了一小批条件还相当复杂的自然过程。”

　　正是在这里，“客观化”（实际上是主观化）有了某种意义：并不是因为我们完全认识了规律，而恰好是因为我们不认识它，因为我们还不清楚这些现象的“相当”复杂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时把“力”这个词当做避难所。可见，我们由此不是表明我们对规律的本性及其作用方式具备科学知识，而是表明我们缺少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力”这个词作为尚未探明的因果关系的略语，作为语言上的权宜之计，日常还是可以使用的。但是超过了这一点，那就糟了。如果亥姆霍兹有权利用所谓光的折射力、电接触力等等来解释物理现象，那么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同样有权利用热力和冷力来解释温度的变化，从而就用不着对热这个现象作任何进一步的研究了。

　　即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力”这个词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它对一切事物都作了片面的表述。一切自然过程都有两个方面，它们建立在至少两个发生作用的部分的关系上，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上。可是，由于力的观念来源于人的机体对外界的作用，再者也来源于地球上的力学，所以它包含的意思是：只有一个部分是主动的、发生作用的，而另一部分是被动的、接受作用的；这样一来，就把两性的差异推广到无生命的存在物上去，而对此直到现在却不能作出证明。力作用于另一个部分所产生的反作用，最多只表现为一种被动的反作用，表现为一种阻抗。这种看问题的方法甚至在纯粹力学以外的许多领域里也是行得通的，因为在这些领域里涉及的只是运动的简单的转移及其量的计算。但是在比较复杂的物理过程中这就不够了，亥姆霍兹自己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光的折射力在光本身中和在透明物体中一样多。在附着和毛细现象中，“力”在固体表面上和在液体中肯定一样多。关于接触电，有一点无论如何是没有问题的，即在这里有两块金属各自起着作用；而“化学亲和力”如果存在于什么地方的话，那无论如何是存在于起着化合作用的两个部分中。但是，由两个分开的力所构成的一种力，一种不引起反作用、却在自身中包含和承载着这种反作用的作用，决不是地球上的力学所说的力，而这门科学正是让我们真正明白力的含义的唯一科学。要知道，地球上的力学的基本条件，首先是不去研究碰撞的原因，即每一种情况下的力的本性，其次是关于力的片面性的观点，它认为同这个力相对抗的是一种在任何地方都总是和自身相等的重力，这也就是说，同地球上的任何物体降落的距离比起来，地球半径都被认为等于无限大。

　　我们现在进一步看看亥姆霍兹怎样把他的“力”“客观化”，使之成为自然规律。

　　在1854年的一篇讲演（上引书，第119页）中，他研究了构成我们的太阳系的星云球体最初所包含的“做功的力的蕴藏”。

　　 “事实上，它不过是以它的各个部分彼此间的万有引力的形式获得这方面的一套极为巨大的妆奁。”

　　这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同样无可怀疑的是，这一整套由重力或引力构成的妆奁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现在的太阳系中，也许要除去一个微不足道的量，这个量是同可能一去不复返地抛到宇宙空间中去的物质一道丧失的。接着说：

　　 “各种化学力必定也是既有的，已准备好起作用的；但是，各种物质只有发生最紧密的接触，这些力才能起作用，所以在它们开始起作用以前，一定要发生凝缩现象”[第120页]

　　如果我们像亥姆霍兹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把这些化学力看做亲和力，即看做吸引，那我们在这里也不得不说，这些化学吸引力的总和依然丝毫未减地继续存在于太阳系中。

　　但是在同一页上，亥姆霍兹还叙述了他的计算的结果：

　　在太阳系中“最初的机械力现在大约只有还原样存在着”。

　　这怎么能和上面所说的相一致呢？引力，无论是万有引力或是化学吸引力，都依然完好地存在于太阳系中。亥姆霍兹并没有指出力的某个其他的确实来源。当然，按照亥姆霍兹的说法，这些力已经作了巨大的功。但是这些力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或减少。太阳系中的每一个分子乃至整个太阳系本身的状况，都和前面的例子中的钟锤的情形相同。“重锤的重量既没有失去，也没有减少。”一切化学元素的状况都和前面说过的碳和氧的情形一样：每种元素既有的总量依然原样保存着，而“全部亲和力也和以前一样强”。那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力”做了据他计算相当于太阳系现在能做的功的453倍的巨大的功呢？到目前为止，亥姆霍兹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答案。不过他进一步又说：

　　“我们不知道，[原始星云球体中]是否另外还有以热的形态存在的力的蕴藏。”[第120页]

　　但是，请让我说几句。热是一种排斥的“力”，因而是逆着重力和化学吸引的方向起作用的，假设重力和化学吸引为正，它就是负。因此，既然亥姆霍兹以万有吸引和化学吸引来构成他的力的原始蕴藏，那就不应当把此外还存在着热的蕴藏算到这个力的蕴藏中去，而应当从中减掉。否则情况应当是这样：当太阳热正好逆着地球的引力把水变成水蒸气并使水蒸气上升的时候，太阳热必定增强地球的引力；或者用来输送水蒸气的发烫的铁管所具有的热必定增强氧和氢的化学吸引。可是它实际上恰恰会使这种吸引不起作用。所以，当亥姆霍兹设想一定量的排斥运动可以以热的形式加到吸引形式的运动上去，并增加后者的总量时，他犯了一个明显的计算错误。

　　或者我们可以以另外的形式来说明这同一个问题：假设星云球体半径为r，因而体积为 πr³，其温度为t。再假设另一质量相同的星云球体在较高的温度T之下有较大的半径R和体积 πR³。显然，在第二个星云球体中，只有当它的半径从R缩小到r，即把相当于温度差T—t的热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的时候，吸引，无论是力学的吸引或是物理的和化学的吸引，才能和第一个星云球体中的吸引以同样的强度发生作用。所以较热的星云球体比较冷的星云球体要凝缩得晚一些，因而从亥姆霍兹的观点看来，热作为凝缩的障碍，就不是“力的蕴藏”的正量，而是负量。

　　这所有的“力的蕴藏”，不管是可能存在的，还是可能加以证实的，我们都冠以同样的符号，使它们可以相加。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使热转换，不能用等量的吸引来代替热的排斥，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两种吸引的形式下来实现这种转换。于是我们就干脆用气团自身独立化的那一时刻存在于其中的排斥运动或所谓的能的总和，来代替万有引力，代替化学亲和力，代替那些一开始可能就在这些力之外存在着的热。这样，亥姆霍兹的下述计算就理顺了，在这里他要计算的是

　　“由于太阳系各天体从弥漫的星云物质发生假设的最初的凝缩而必定出现的变热现象”[第134页]。

　　他就这样把全部“力的蕴藏”都归结为热，归结为排斥，从而就可以把想象的“热这样一种力的蕴藏”加到“力的蕴藏”上去。于是他的计算表明：最初存在于气团中的全部能量（即排斥）的，已经以热的形态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或者确切地说，现在的太阳系中的一切吸引的总和，与太阳系中还存在着的一切排斥的总和之比，是454：1。但是这样一来，这些计算就和拿这些计算来作例证的讲演的本文发生矛盾了。

　　关于力的观念甚至在亥姆霍兹这样的物理学家那里都引起了这样的概念混乱，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它在计算力学范围以外的任何研究部门中，在科学上都是不适用的。在力学中，运动的原因被当做已知的，人们关心的不是运动的起源，而只是运动的作用。因此，如果有人把某种运动的原因称做某种力，这丝毫无损于力学本身；但是人们习惯于把这个名称也搬到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去，这样一来混乱就不可避免了。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而且还会常常看到。

　　关于功的概念，我们在下一章中再谈。

　　（应当阐明功这种运动的传递及其形式的概括。）

[札记和片断]
　　[11]

　　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这种物质并不是抽象。就是在太阳中，一个个实物都是分解了的，并且在它们的作用上是没有差别的。而在星云的气团中，一切实物虽然彼此分离地存在着，却融合为纯粹的物质本身，即仅仅作为物质起作用，而不以自己的特殊属性起作用。

　　（此外，在黑格尔那里，起作用的原因和终极的原因的对立也已经在相互作用的范畴中被扬弃了。）⁽³⁴³⁾

[26]

　　原始物质。

　　 “关于物质本身就存在并且自身没有形式的观点，是很古老的，在希腊人那里我们就碰到过，他最初是以混沌这一神话形式出现的，而混沌被设想为现存世界的没有形式的基础。”（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58页。）⁽³⁴⁴⁾

　　我们在拉普拉斯那里又看到这种混沌，星云就近似于它，这种星云也只具有形式的萌芽，此后便发生了分化。

[153]

　　通常都把重量看做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这就是说，吸引是物质的必然属性，而排斥却不是，但是吸引和排斥像正和负一样是不可分的，因此，根据辩证法本身就可以预言：正确的物质理论必定认为排斥具有和吸引同样重要的地位；只以吸引为基础的物质理论是错误的，不充分的，片面的。事实上已经有足够的现象预示了这一点。仅仅由于光的缘故，以太¹⁹⁴就是不可缺少的东西。以太是否是物质的东西呢？如果它确实存在着，它就必定是物质的，必定归入物质概念。但是它没有重量。彗尾被认为是物质的。它们显示出很强的斥力。气体中的热会产生斥力，等等。

[123]

　　吸引和重力。整个重力论是建立在吸引是物质的本质这种说法的基础上的。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是有吸引的地方，它都必定被排斥所补充，所以黑格尔说得完全正确：物质的本质是吸引和排斥。⁽³⁴⁵⁾事实上，我们越来越不得不承认：物质的离散有一个界限，达到这个界限，吸引就转变成排斥；反之，被排斥的物质的凝缩也有一个界限，达到这个界限，排斥就转变成吸引。

[13]

　　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这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的，但是，事实上他在这里预言了以后自然科学上的发现。就是在气体中也存在着分子的排斥，而在更稀薄的离散的物质中，例如在彗尾中，更是如此，在那里排斥甚至以非常巨大的力起着作用。甚至在这里黑格尔也显示出他的天才，他把吸引看成是从作为首位的东西的排斥中派生出来的第二位的东西：太阳系不过是由于吸引渐渐超过原来占支配地位的排斥而形成的。——由热产生的膨胀＝排斥。气体动力学。

[39]

　　物质的可分性。这个问题对于科学来说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我们知道，在化学中，可分性是有一定的界限的，超出这个界限，物体便不能再起化学作用——原子；几个原子总是结合在一起——分子。同样，在物理学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有某种——对物理学的观察来说——最小的粒子；它们的排列制约着物体的形式和内聚力，它们的振动表现为热等等。但是，物理学上的分子和化学上的分子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我们直到现在还毫无所知。——黑格尔很容易就把这个可分性问题应付过去了，因为他说：物质既是两者，即可分和连续的，同时又不是两者。²⁷⁵这不是什么答案，但现在差不多已被证明了（见第5张第3页下端：克劳修斯⁽³⁴⁶⁾）。

[3]

　　可分性。哺乳动物是不可分的，爬行动物还能再生出一只脚来。——以太波可以分割并且可以计量到无限小。——实际上，每一物体在一定的界限内，例如在化学中，都是可分的。

[30]

　　 “它〈运动〉的本质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空间和时间都属于运动；速度作为运动的量，是与流逝的特定时间成比例的空间。”（《自然哲学》第65页）“空间和时间充满着物质……正如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一样，也没有无运动的物质。”（第67页）⁽³⁴⁷⁾

[60]

　　力。⁽³⁴⁸⁾黑格尔（《哲学史》第1卷第208页）说：

　　“说磁石有灵魂〈如泰勒斯所说的〉，比说他有吸引力更好些；力是一种属性，它可以和物质分离开来，可以认为是一个宾词；而灵魂则是磁石的这种运动，同物质的本性是一回事。”

[61]

　　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

　　“根据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物质或实物的存在早于运动或活力，实物创造了力！这和断言力创造了实物是同样错误的，因为力和实物是不可分的。⁽³⁴⁹⁾

　　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他的唯物主义的呢？

[38]

　　机械运动。在自然科学家那里，运动总是不言而喻地被看成等于机械运动，位置移动。这种看法是从化学产生前的18世纪遗留下来的，它大大妨碍了对各种过程的清楚的认识。运动应用于物质，就是一般的变化。出于同样的误解，还产生了想把一切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的狂热——甚至格罗夫也

　　“强烈地倾向于相信物质的其他属性是运动的各种样式或者最终会归结为运动的各种样式“（第16页）²⁷⁶，

　　这样就把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杀了。这决不是说，每一种高级的运动形式并不总是必然与某种真正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反应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的形式的存在并不能穷尽各种主要形式的本质。终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中的分子运动和化学运动，但是这样一来难道就穷尽了思维的本质吗？

[32]

　　运动和平衡。平衡和运动是分不开的。⁽³⁵⁰⁾在天体的运动中，存在着平衡中的运动和运动中的平衡（相对的）。但是，任何特殊的相对的运动，即这里的一个运动着的天体上的单个物体的所有的单个运动，都趋向于实现相对静止即平衡。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本质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本质条件。在太阳上没有单个物体的平衡，而只有整个物体的平衡，或者说只有一种极微不足道的、由密度的显著差异所制约的平衡，而在表面上则是永恒的运动和不平静，离解。在月球上似乎只有平衡占统治地位，没有任何相对的运动——死亡（月球＝否定性）。在地球上，运动分化为运动和平衡的变换：单个运动趋向平衡，而总体运动又破坏单个平衡。岩石进入静止状态，但是剥蚀、海浪、河流、冰川的作用，不断地破坏这个平衡。蒸发和雨，风，热，电和磁的现象，也造成同样的景象。最后，在活的有机体中我们看到一切最小的单位和较大的器官的持续不断的运动，这种运动在正常的生存时期以整个有机体的持续平衡为其结果，然而又始终处在运动之中，这是运动和平衡的活的统一。

　　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

[169]

　　（1）天体的运动。吸引和排斥在运动中的近似平衡²⁷⁷。

　　（2）一个天体上的运动。物体。只要这种运动是由纯粹机械的原因所引起，也就存在着平衡。物体静止在自己的基础上。在月球上这种静止看来是完全的。机械的吸引克服了机械的排斥。从纯粹力学的观点看来，我们不知道从排斥中发生了什么，而且纯粹力学也没有说明，例如在地球上是物体反重力而运动的“力”究竟从何而来。纯粹力学視这一事实为己知的。所以，这里讲的只是具有排斥、分离作用的位移运动由物体传递给物体，这时吸引和排斥是相等的。

　　（3）但是，地球上异常多的种种运动，都是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转化（机械运动向热、电、化学运动的转化），是每一种运动形式向任何其他运动形式的转化；所以，或者是吸引转化为排斥——机械运动转化为热、电、化学分解（这种转化是原来上升的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而不是下降的机械运动转化为热，后者只是假想而已）⁽³⁵¹⁾。

　　（4）现在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全部能量，都是由太阳热转化来的。

[29]

　　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下述命题中：宇宙永远保持着同量的运动。³⁹自然科学家把这一点表达为“力的不灭”，这是不完全的。笛卡儿仅仅从量上加以表达，也同样是不充分的：运动本身作为物质的本质活动，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和物质自身一样，是不灭的，其中包括量的方面。这就是说，在这里哲学家的理论也是在200年之后才被自然科学家所证实。

[115]

　　能量守恒。运动的量的不变性已经由笛卡儿指出了，并且使用的是和现在（克劳修斯，罗伯特·迈尔，麦克思韦？）差不多相同的说法。而运动形式的转化却从1842年起才被发现，而且新的东西正是这一点，而不是有关量的不变性的定律。

[37]

　　运动不灭。格罗夫书中有很精彩的一段，第20页及以下几页。²⁷⁸

[138]

　　力和力的守恒。须引用尤·罗·迈尔的最初两篇论文中的几段话来反驳亥姆霍茨。⁽³⁵²⁾

[28]

　　力。任何运动如果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那么，只要这一运动是自己转移的，是主动的，就可以把它看做是被转移的、被动的运动的原因。于是，这个原因，这一主动的运动，就表现为力，而被动的运动就是力的表现，根据运动不灭定律，从这里自然而然的就得出结论：力和力的表现是同样大的，因为在两种情况下出现的是同一个运动。但是，自己转移的运动或多或少在量上是可以规定的，因为它出现在两个物体上，而这两个物体中间的一个，可以作为量度单位去量度另一个物体的运动。运动的可量度性使力这个范畴具有它的价值，否则力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此，运动越是可以量度，力和力的表现这些范畴在研究上就越有用处。因此，这些范畴在力学中特别有用，在那里，力还进一步地被分解，被看做复合的东西，从而时常得到新的结果，可是，不要忘记，这不过是头脑中的运算罢了。如果把力的平行四边形所表示的真正合理的类比应用到真正简单的力上，那么这些简单的力并不因此就变为真正的合力。在静力学中也是如此。其次，在其他运动形式转变为机械运动形式（热、电、吸铁时的磁）时也是如此，在这里，原来的运动可以用产生出来的机械作用来量度。但是就在这里，在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同时被考察时，“力”这一范畴或简称的局限性已经显露出来了。没有一个像样的物理学家再把电、磁、热简单地称为力，正如不再把它们称为物质或不可量物一样。当我们知道一定量的热运动转变为若干量的机械运动的时候，我们还一点也不知道热的性质，虽然对这些转变的研究是探讨热的性质所必需的。把热看做一种运动形式，这是物理学上最近的进步，而且这样一来，力这一范畴在这种形式上就被取消了：在某些情况下——在转移的情况下——这些运动形式可以表现为力，并因而可以量度。例如，热可以用受热的物体的膨胀程度来量度。如果在这里热没有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充当尺度的物体），就是说，如果充当尺度的物体的热没有发生变化，那就谈不上什么量度，谈不上什么数量变化了。人们简单地说：热使物体膨胀；然而，如果说热具有使物体膨胀的力，这就不过是同义反复，至于说热是使物体膨胀的力，那就不确切了，因为（1）用别种方法也可以产生膨胀，例如在气体中，（2）这样并没有把热完全表现出来。

　　一些化学家也谈到化学力，说它是产生和保持化合物的一种力。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真正的转移，而只是不同物体的运动合在一起，这样，“力”在这里就遇到了自己的界限。但是这个“力”还可以用产生的热来量度，然而直到今天并没有多大结果。“力”在这里成了纯粹的空话，就像在任何这样的地方一样，在这些地方，人们不去研究没有研究过的运动形式，而是虚构某种所谓的力来解释这些运动形式（例如，用浮力来说明木块在水上浮起，用光的反射力来说明光的反射作用等等），于是有多少种不能说明的现象，便有多少种力，而外部的现象恰好仅仅被翻译成一种最纯粹的空话。²⁷⁴（引力和斥力的提法倒还说得过去，在这里，物理学家们所不能说明的许多现象都总括在一个共同的名称之下，这个名称暗示出某种内在的联系。）

　　最后，在有机界中，力这一范畴是完全不够的，可是人们不断地使用它。当然，人们可以根据肌肉的机械作用，把肌肉的活动叫做肌肉力，而且也可以把它量度出来；甚至还可以把其他可量度的机能看做力，例如，不同的胃的消化力，但是这样立刻会产生荒谬的东西（例如，神经力），在这里无论如何只能在十分有限的和借喻的意义上谈论力（日常的说法：恢复力量）。但这种不经之谈引起了生命力的说法。如果这里是想说，机体中的运动形式不同于机械的、物理学的和化学的运动形式，它扬弃后几种运动形式而把它们包含在自身之中，那么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因为力——它以运动的转移为前提——在这里表现为某种从外部导入机体的东西，而不是机体所固有的、和机体分不开的东西，因此，生命力就成了一切超自然主义者的最后避难所。

　　缺点：（1）力通常是被当做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黑格尔《自然哲学》第79页）。

　　（2）潜在的、静止的力——这要从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来说明（惯性、平衡），而在说明时还需要研究力的激发问题。

[31]

　　力（见上述）。运动的转移当然只是在所有各种条件齐备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些条件常常是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特别是在机器中（蒸汽机，装有枪机、撞针、火帽和火药的枪支）。如果缺少一个条件，那么在这个条件产生以前，转移是不会发生的。于是，人们对这种情况就可能产生这样的想象：力似乎只有依靠这最后一个条件的帮助才被激发起来，力似乎潜藏于某一物体即所谓力的载体（火药、煤炭）之中。但是在这里，实际上不仅要具备这个物体，而且还要具备其他的一切条件，才能引起这个特殊的转移。——

　　力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是因为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有使运动转移的手段，这些手段在某种限度内可以受我们的意志支配而运作起来，特别是双臂的肌肉，我们可以用它来使别的物体发生机械运动，即位置移动，可以用它来举、持、掷、击等等，并因此得到一定的效果。在这里，运动好像是产生出来的，而不是转移过来的，于是就引起这样一个观念：仿佛力的真的产生运动。肌肉力也不过是运动的转移，这在今天才在生理学上得到了证明。

[181]

　　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力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那么，这从物质的形式变换中得到了证明，在这种变换中等价性已在数学上得到证明。这种等价性在量度上早已被承认了：力用力的表现来量度，原因用结果来量度。

[35]

　　力。还得分析消极方面——和运动的转移相对立的阻抗。

[171]
运动的量度——功²⁷⁹

　　 “相反，直到现在我仍然发现：这个领域中的基本概念〈即“功及其不变性的基本物理概念”〉，对于那些没有研习过数理力学的人来说，不管他们多么努力，多么有才华，甚至还有相当高的自然科学造诣，都是很难理解的。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十分特别的抽象。甚至像伊·康德这样有才智的人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领悟的，这从他和莱布尼茨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就可以得到证明。”

　　这段话是亥姆霍茨说的（《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册序言）。

　　这样，我们现在就冒险进入了一个十分危险的领域，何况我们不好冒昧地让读者去“研习数理力学”。但是，也许事实表明：在问题涉及到概念时，辩证思维至少可以像数学计算那样管用。

　　伽利略一方面发现了落体定律，依照这个定律，落体经过的距离和下落所用的时间的平方成正比。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一个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同这个定理不完全符合的命题：一个物体的运动量（它的冲量和动量）是由质量和速度决定的，所以在质量不变时它与速度成正比。笛卡儿采取了后一命题，把运动物体的质量和速度的乘积一般地看做物体运动的量度。

　　惠更斯已经发现：在弹性碰撞时，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之和，在碰撞前后是不变的，而且类似的定律，对于连成一个系统的各个物体的其他各种运动的情况，也是适用的。

　　莱布尼茨是看出笛卡儿的运动量度和落体定律相矛盾的第一个人。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笛卡儿的运动量度在许多情况下是正确的。因此，莱布尼茨把运动力分为死力和活力。死力是静止物体的“压力”或拉力，其量度是物体的质量同物体由静止状态转入运动时的运动速度的乘积；至于活力的量度，即物体的真正运动的量度，他则认为是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而且，他是直接从落体定律导出这种新的运动量度的，莱布尼茨的结论是：

　　“把4磅重的物体提升1英尺和把1磅重的物体提升4英尺，需要同样的力；但是运动距离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为，物体下落4英尺，其速度两倍于下落1英尺。而物体下落时获得把物体提升到原有高度所需要的力；所以这两种力都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苏特尔《数学史》第2卷第367页）

　　但是他又进一步又证明了：运动的量度mv和笛卡儿关于运动量守恒的问题是矛盾的，因为，如果这一量度真正有效，那么力（即运动量）在自然界中就会不断地增加或减少。他甚至设计了一种仪器（《学术记事》，1690年），如果mv这一量度是正确的，这种仪器就必然成为不断获得力的永动机，而这是荒谬的。近来，亥姆霍兹又常常使用这种论据。

　　笛卡儿派竭力抗争，于是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延续多年的争论，康德在他的第一部著作（《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1746年）²⁸⁰中也参加了这场争论，虽然他并没有弄清这个问题。今天的数学家们都十分轻蔑地看待这场“无结果的”争论，这场争论

　　 “延续了四十多年，使欧洲的数学家分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直到最后，达兰贝尔才与他的《动力学》（1743年）一书，俨然以最后裁决的形式结束了这场只能说是无益的文字争论”（苏特尔，上引书第366页）。

　　但是，看来还不能把争论的问题这样完全归结为一场无益的文字争论，因为争论的问题是由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针对笛卡儿这样的人物提出来的，而且康德这样的人物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并为此写了他的第一部相当有分量的著作。的确，说运动有两种互相矛盾的量度，一会儿说它和速度成正比，一会儿又说他和速度平方成正比，怎样才能使之协调一致呢？苏特尔把事情看得很容易。他说，两种说法都对也都不对；

　　“‘活力’这个用语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它不再被看做力的量度，而只是一度用来表示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一半的乘积这一力学中很有意义的东西”[第368页]。

　　由此可见，mv仍是运动的量度，而活力只是的另一种表达，关于这一公式，我们虽然知道它在力学中很有意义，可是现在确实不知道它意义何在。

　　我们且把那用来救命的《动力学》拿在手上，仔细读一下达兰贝尔的“最后裁决”。他就写在序言里。

　　那里说，在正文中根本没有谈这整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力学来说毫无用处”。[第XVII页]

　　这对纯粹计算的力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这样的力学中，正像以上我们在苏特尔那里看到的，文字标记不过是代数公式的另一种表达，另一种名称，就这些名称来说，最好根本别去费脑筋。

　　 但是，由于有如此重要的人物探讨过这个问题，所以达兰贝尔也愿意在序言中简略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他认为，人们只要头脑清醒，就会把运动物体的力仅仅理解为物体克服障碍或抵抗障碍的特性。所以，力既不能用mv去量度，也不能用mv2去量度，而只能用障碍和这些障碍的阻抗来量度。### $$$障碍有三种：（1）不可克服的障碍，这种障碍可以使运动完全消失，所以在这里用不着考察；（2）其阻抗刚好足以使运动停止，而且这是一瞬间做到的：平衡的情况；（3）只能逐渐使运动停止的障碍：减速运动的情况。[第XVII—XVIII页]“大家都会同意：当两个物体的质量与其虚速度（即物体即将开始运行运动的速度）的乘积彼此相等时，这两个物体便处于平衡状态。所以在平衡中，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即运动量，是可以代表力的。大家也都会同意：在减速的运动的情况下，被克服的障碍的数目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如果一个物体例如在某一速度下可以压缩一根弹簧，那么在速度为两倍时就可以同时或连续压缩四根而不是两根同样的弹簧，当速度为三倍时可以压缩九根，以此类推。于是活力的拥护者〈莱布尼茨派〉便由此得出结论：运动中的物体的力，一般是同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成正比。其实，如果力的量度在平衡状态中和在减速运动中有所不同，这又有什么不方便呢？因为，只要用明确的概念来进行推论，他就应把力这个词仅仅理解为克服障碍或抵抗障碍时所发生的那种作用。”（法文第1版序言第XIX—XX页）

　　但是达兰贝尔毕竟是一位哲学家，他不会不明白用如此轻而易举的办法是摆脱不了同一个力有双重亮度这一矛盾的。因此，在他实际上只是重复了莱布尼茨已经说过的话（因为他的“平衡”和莱布尼茨的“死压力”是一回事）之后，突然又转向笛卡儿派，找到下面这样一条出路：

　　mv这一乘积甚至在减速运动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做力的量度，“只要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用障碍的绝对量去量度力，而是用这些障碍的阻抗的总和去量度力。毋庸置疑，阻抗的这个总和是与运动量〈mv〉成正比的，这是因为，如大家所公认的，物体在每一瞬间所失去的运动量同阻抗与无限小的时间段的乘积成正比，而这些乘积的总和显然表示全部阻抗”。这后一种计算方式在他看来更为合理，“因为一个障碍只有当它产生阻抗时才成其为障碍，阻抗的总和恰当的表示被克服的障碍；此外，这样的量度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平衡和减速运动就有了一种共同的量度”。但是究竟怎样行事，不妨各随其便。[第XX—XXI页]

　　这样他用一种数学上不正确的方法（这一点连苏特尔也是承认的）自认为解决了问题，随后，他在序言的末尾对他的前辈们的思想混乱做了令人不快的评述，并且断言：从以上的评述看来，这只能是一场毫无价值的形而上学的争论，甚至是一场更加不足取的纯粹文字争论。

　　达兰贝尔的调和建议可归结为下列计算：

　　质量为1，速度为1，在单位时间内可压缩1根弹簧。

　　质量为1，速度为2，可压缩4根弹簧，但要用2个单位时间，即在每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压缩2根弹簧。

　　质量为1，速度为3，在3个单位时间内可压缩9根弹簧，即在每个单位时间内只能压缩3根弹簧。

　　所以，如果用所需要的时间去除效果，我们就又从mv2回到mv了。

　　这正是卡特兰以前用来批驳莱布尼茨的那个论据²⁸¹：的确，一个速度为2的物体抵抗重力而上升的高度，是速度为1的物体上升高度的4倍，但是所需时间为2倍；所以，运动量应除以时间，结果等于2，而不等于4。十分奇怪，苏特尔的观点也是这样。它去除了“活力”这一用语的全部逻辑含义，只给他留下数学含义。其实，这是很自然的。在苏特尔看来，问题是要把mv这一公式拯救出来，把它作为运动量的唯一量度；所以mv2就合乎逻辑地要被牺牲掉，以便在数学的天国里变容复活。

　　不过，如果说卡特兰的论据构成一座连接mv和mv2的桥梁，因而是有价值的，这倒是对的。

　　达兰贝尔之后的力学家们根本没有接受他的最后裁决，因为他的最后裁决是有利于以mv为运动的量度的。他们抓住他在表述莱布尼茨对死力和活力的区分时所说的话：对于平衡，即对于静力学来说，mv是有效的；对于受阻碍的运动，即对于动力学来说，mv2是有效的。这种区分虽然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种形势下，它并不比那位军士的著名解决办法有更多的逻辑含义：这位军士值班时总是说“对我”，在下班后总是说“使我”²⁸²。大家都默认这种区分：既然事已如此，我们就无法去改变，即使这种双重亮度有矛盾，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例如，汤姆生和泰特在《自然哲学论》：（1867年牛津版）第162页上说：

　　 “一个没有自转的、运动着的钢铁，其运动量或动量，与其质量和速度二者成正比，质量或速度增加一倍，运动量也增加一倍。”

　　紧接着又说：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的活力或动能，与质量和速度的平方二者成正比。”

　　他们竟这样明显地把两种相互矛盾的运动量度并列在一起。对这个矛盾根本不想去说明，哪怕只是掩饰一下也不想去做。在这两位苏格兰人²⁸³的著作中，思维是被禁止的，只有计算才被容许。难怪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即泰特，被看做虔诚的苏格兰的最虔诚的基督徒了。

　　在基尔霍夫的关于数理力学的讲义⁽³⁵³⁾中，mv和mv2这两个公式完全不是以这种形式出现。

　　也许亥姆霍兹会帮助我们。他在《论力的守恒》中主张用来表示活力⁽³⁵⁴⁾，这一点我们回头再来谈，接着他的第20页和以下几页列举了活力〈即〉守恒原理至今仍被应用和承认的几种情况”。其中的第二种情况是：

　　 “只要不发生摩擦或非弹性体的碰撞，运动就可以由不可压缩的固体或流体来传递。在这些情况下，我们的一般原理通常表述为下列规则：由机械力所传递和改变的运动，其力的强度的减少与其速度的增加总是保持同一比例。因此，如果我们设想有一架机器靠某种过程而均匀地产生做功的力，重量m借助于这家机器以速度c向上升起，而重量nm借助于另一架机械装置向上升起，不过其速度为，那么，在这两种情况下，由机器在单位时间内产生的张力的量，都可以用mgc来表示，其中g表示重力的强度。”[第21页]

　　这样，这里又产生一个矛盾：与速度成简单比例而增减的“力的强度”，竟不得不成为以速度平方而增减的力的强度守恒的证明。

　　当然，这里表明，mv和被用来规定两种完全不同的过程，但是这一点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因为mv2不可能＝mv，除非v＝1。问题是要弄清楚，为什么运动会有两种量度，这种情况在科学中也和在商业中一样，是不容许的。因此，我们再试一试别的解决办法。

　　既然mv可以用来量度“由机械力所传递和改变的运动”，那么这种量度对于杠杆及其一切派生的形式，如滑轮、螺杆等等，一句话，对于传递运动的一切机械，都是适用的。但是，一种十分简单而又不是什么新的考察表明：在这里，在mv适用的场合，mv2也一样适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样一个机械装置，在这个装置中，两边的杠杆臂的比是4∶1，因而在这个装置中1千克的重物可以同4千克的重物保持平衡。这样，我们在一个杠杆臂上稍微加上一点力，使1千克上升20米；如果把同样的力加在另一个杠杆臂上，则可以使4千克上升5米，并且较重的重物下降所用的时间和另一重物上升所需要的时间是一样的。质量和速度互为反比：mv，1×20＝m′v′，4×5。反过来，我们让每个重物在上升以后又自由下落到原来的水平线上，则1千克的重物下落20米所达到的速度是20米（在这里，重力加速度用整数10米来表示，而不是用9.81米）；另一个4千克的重物下落5米所达到的速度是10米。²⁸⁴

　　mv2＝1×20×20＝400＝m′v′2＝4×10×10＝400。

　　相反，下落所用的时间却是不一样的：4千克下落5米，时间是1秒，1千克下落20米，时间是2秒。摩擦和空气阻力在这里当然全都略去。

　　但是两个物体中的每一个从所在的高度下落后，运动便停止了。所以，在这里mv表现为单纯传递的、也就是持续的机械运动的量度，而mv2表现为已经消失的机械的量度。

　　其次，完全弹性体相碰撞的情形也是一样：mv的总和与mv2总和在碰撞前后都是不变的。两个量度具有同样的效力。

　　非弹性体相碰撞时，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通行的初等教科书（高等力学几乎根本不再研究这类小问题）都说，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是一样的。相反，活力却有损失，因为，如果用碰撞前的mv2的总和减去碰撞后的mv2总和，会留下一个总归是正的余数。这个量（或它的一半，这要视采取的观点而定）就是因碰撞物体的相互挤压和变形而减少的活力。这后一点现在是清楚明白的。前一论断，即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不变，却不是如此。不管苏特尔怎么说，活力是运动，如果它的一部分丧失掉，运动也就丧失了。可见，要么mv在这里表示运动量并不准确，要么上述论断是错误的。总之，这整个定理是从这样一个时代承袭下来的，在这个时代，人们对运动的转化还毫无所知，因而只是在没有别的出路时才承认机械运动的消失。所以，mv的总和在碰撞前后的相等，是由这一总和在碰撞前后不增不减来证明的。但是，既然物体由于没有弹性而发生相应的内部摩擦使活力有所损失，从而也就使速度有所损失，那么mv的总和在碰撞后必定比碰撞前小。既然在计算mv2时，内部摩擦显得这样重要，那么在计算mv时就不应该把它略去。

　　但是，这没有什么关系。即使我们承认这个定理，而且在计算碰撞后的速度时假定mv的总和不变，我们仍然可以发现mv2的总和减少了，因此，mv和mv2在这里发生了冲突，而且是因为出现了实际消失的机械运动的量差，计算本身表明：mv2的总和准确地表示运动量，而mv总和并未准确地表示运动量。

　　mv应用于力学的各种情形大致上就是如此。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应用mv2的几种情形。

　　当炮弹发射出去的时候，无论他击中固体目标，或是因空气阻力和重力的作用而趋于静止，它在飞行过程中总要消耗一个和mv2成正比的运动量，如果一列火车撞上另一列停着的火车，那么碰撞的激烈程度和相应的破坏程度，和这列火车的mv2成正比。计算克服某一阻抗所需要的机械力，同样要应用mv2。

　　但是，“克服某一阻抗”这一在力学家中非常流行的方便用语的含义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提升一个重物，克服了重力的阻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某个运动量即某个机械力的量便消失了，这个消失的运动量即机械力的量等于所提升的重物从它所达到的高度直接或间接下落到原来的水平线时重新产生的运动量即机械力的量。这个量可以用重物的质量同下落的最终速度的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即来量度。那么提升重物时发生了什么呢？机械运动或机械力本身消失了。但是它并没有化为乌有：按亥姆霍茨的说法，它转化为机械张力；⁽³⁵⁵⁾按现代人的说法，它转化为位能；按克劳修斯的说法，它转化为埃尔加勒[Ergal]；⁽³⁵⁶⁾，而且它可以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力学上可行的方法重新转化为同它产生时所必需的机械运动能量的机械运动。位能只是活力的反面表现，反之亦然。

　　一颗24磅重的炮弹以每秒400米的速度击中一辆铁甲舰的一米厚的钢板而对钢板无显著影响。就是说，在这里消失的机械运动等于，即等于12×400×400×＝960 000千克米（因为24磅＝12千克⁽³⁵⁷⁾），这运动变成了什么呢？一小部分消耗于钢板的震动及其分子移动。另一部分消耗于把炮弹爆炸成无数碎片。大部分则转化为热，使炮弹升温到炽热状态。1864年，普鲁士人在驶向阿尔斯岛时用重炮轰击罗尔夫·克拉克号²⁸⁵的铁甲船舷，每命中一发，他们在黑暗中都看到突然变得炽热的炮弹所发出的闪光，而惠特沃思通过实验早已证明，射向铁甲舰的爆破弹无需安装雷管；炽热的金属本身就可以引燃炮弹中的炸药。如果以424千克米作为单位热量的机械当量²⁸⁶，那么和上述机械运动的量相当的是2 264单位的热量。铁的比热是0.1140，也就是说，使1千克水的温度升高1℃的热量（这一热量被当做热量单位），足以使＝8.772千克铁的温度升高1℃。所以，上述2 264单位的热量可以使1千克铁的温度升高8.772×2 264＝19 860°，或使19 860千克的铁升高1℃。因为这一热量均等地分布于舰身钢板和击中钢板的炮弹上，所以后者的温度便升高＝828°，这就足以产生出相当高的炽热。但是，因为炮弹前端即与目标碰撞的一端所得到的热量必定占绝大部分，大约比后半截所得到的热量多一倍，所以前端的温度会上升到1 104℃，而后半截的温度则上升到552℃，即使我们把碰撞时的实际作的机械功大打折扣，这也完全足以解释炽热效应。

　　机械运动在摩擦中同样也会消失，并以热的形式重新出现；大家知道，曼切斯特的焦耳和哥本哈根的柯尔丁，对这两种相互关联的过程作了尽可能精确的测量，通过实验第一次近似地确定了热的机械当量。

　　由机械力，例如由蒸汽机发动的磁发电机产生电流的情形也是一样的。一定时间内产生的所谓电动力的量和同一时间内消耗的机械运动的量成正比，如果用同一量度来表示，则二者正好相等。我们可以设想，这个量不是由蒸汽机产生，而是由一个在重力作用下下落的重物产生的。这个重物所能提供的机械力，可以用该重物自由下落经过同一高度所得到的活力去量度，或者用该重物重新升到原来的高度所需要的力去量度：两种情况都是用去量度。

　　这样，我们发现机械运动确实有双重亮度，但是也发现每一种量度适用于某个界限十分确定的范围之内的一系列现象。如果现有的机械运动以保持机械运动的方式进行传递，那么它是按照质量和速度的乘积的比例传递的。但是，如果它以下述方式进行传递，即它作为机械运动消失掉而又以位能、热、电等等形式重新出现，一句话，它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那么这种新的运动形式的量则同原来的运动着的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成正比。一句话，mv是以机械运动来量度的机械运动； 是以机械运动转化为一定量的其他运动形式的能力来量度的机械运动。我们看到，这两种量度因为互不相同，所以并不互相矛盾。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和笛卡儿派的争论绝不是单纯的文字争论，而达兰贝尔的最后裁决事实上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达兰贝尔大可不必长篇大论地指责他的前辈们糊涂，因为他自己和他们一样糊涂。事实上，只要人们不知道仿佛消失了的机械运动变成了什么，他们一定会是糊涂的。只要像苏特尔这样的数理力学家死守在本专业的范围之内，他们就会像达兰贝尔一样糊涂，而且一定会用既空洞又充满矛盾的套话来搪塞我们。

　　但是，现代力学对机械运动向在量上与之成正比的另一种运动形式的这种转化是怎样表述的呢？——他做了功，而且做了如此这般多的功。

　　但是，这里并没有把功这一概念的物理含义充分表达出来。比如说，在蒸汽机或热力机中热转化为机械运动，即分子运动转化为物体运动；热使化合物分解；热在热电堆中转化为电；电流从稀硫酸中把水的两种元素分解出来，或者反过来，在电池的化学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运动（换句话说，就是能量）采取电的形式，而后者在闭合电路中又重新转化为热——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那种使过程发生并由此转化为另一运动形式的运动形式做了功，而且它所做的功的量是和他自己原有的量相当的。

　　所以功是从量的方面来考察的运动形式的变换。

　　但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一个被提升的重物停在高处不动，那么在静止状态下它的位能仍是一种运动形式吗？当然是。甚至泰特也深信，这种位能随后会转化为一种实在运动的形式（《自然》杂志）。²⁸⁷，此外，基尔霍夫走得远得多，他说（《数学物理学讲义。力学》第32页：

　　“静止是运动的特殊情况”，

　　这就证明：“他不仅能计算，而且能辩证地思维。

　　可见，我们通过考察机械运动的两种量度，完全是顺便地、轻而易举地而且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功这一概念，而有人曾对我们说，不懂数理力学是很难理解这一概念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对这一概念所了解的超过了我们从亥姆霍茨1862年《论力的守恒》这一演讲中所学到的东西，而正是在这一讲演中，他要

　　“尽可能清楚地阐明功及其不变性的基本物理概念”⁽³⁵⁸⁾。

　　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关于功的全部东西就是：功是可以用磅英尺或热量单位表示的东西，而这种磅英尺或热量单位的数目对于一定量的功来说是不变的；其次，除机械力和热外，化学力和电力也能做功，但是所有这些力都会随着它们实际所做的功而耗去它们做功的能力。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整个自然界中能够起作用的力的量的总和，不管自然界发生怎样的变化，总是永恒不变的。功这一概念既没有得到阐发，甚至也没有被界定。⁽³⁵⁹⁾正是功的大小在量方面的不变性，使亥姆霍兹看不出：纸变、形式变换是物理学上的一切功的基本条件。正因为如此，他竟断言：

　　“摩擦和非弹性碰撞是机械功消失并从而产生热的过程。”（《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册第166页）

　　正好相反，在这里机械功并没有消失，在这里是做了机械工，机械运动表面上消失了。但是，机械运动本身如果不在表面上消失，如果不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就连百万分之一千克米的功也无法做出来。

　　包含在一定量的机械运动中的做功能力，正像我们所看到的，称作这一机械运动的活力，而且直到最近还是用mv2来量度的。可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矛盾。我们去听听亥姆霍茨的说法（《论力的守恒》第9页）。他说：功的大小可以用升到h高度的重物m来表示；然后，如果用g来表示重力，则功的大小＝mgh。重物m要自由地垂直上升到h这一高度，需要速度，它下落时又会得到同一速度，所以，mgh＝。于是亥姆霍兹建议

　　“用这个量来表示活力的量，这样一来，它就和功的大小的量度同一了。就活力这个概念一向使用的情况来说……这一变动没有什么意义，不过以后会给我们带来莫大好处”。

　　这真是难以置信。亥姆霍兹在1847年的对活力和功的相互关系还不太清楚，以致完全没有发觉，他是怎样把活力的先前的比例量度变为它的绝对量度的；而且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由于自己的大胆的处理竟作出了多么重要的发现，而且他仅仅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才推荐用来代替mv²的！力学家们也是为了方便采用的。这个只是逐渐地在数学上得到了证明：瑙曼从代数上做了阐发（《普通化学》第7页），克劳修斯从解析法上作了阐发（《力学的热理论》第2版第１卷第18页），这一阐发后来又由基尔霍夫作了另外的推导和解释（上引书第27页）。克拉克·麦克思维提供了从mv到的出色的代数上的推导（上引书第88页）。可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两位苏格兰人汤姆生和泰特²⁸³这样说（上引书第163页）：

　　 “一个运动着的物体的活力或动能，与质量和速度的平方二者成正比。如果我们采用先前的质量[和速度]的单位〈即以单位速度运动着的质量的单位〉，那么把活力界定为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是特别有利的。”

　　可见，在这里，在这两位一流的苏格兰力学家那里，不仅思维停止了，而且计算也停止了。说这个公式特别有利、十分方便，有妙不可言地把一切都解决了。

　　我们已经知道，活力无非是一定量的机械运动做功的能力，所以在我们看来，不言而喻，这一做功的能力和他实际做的功，用力学的量度来表示，必定是彼此相等的，因此，如果功可以用来量度，那么活力也一定可以用来量度。而这就是科学上发生的情形。理论力学得出了活力这一概念，工程师们的应用力学得出了功这一概念，并把它强加给理论家。人们只顾计算而非常不习惯于思维，以致多年来都没有认识到二者的相互联系，他们用mv2去量度其中的一个，用去量度另一个，而最后才采用量度这二者，但这不是因为有了认识，而是为了计算的简便！⁽³⁶⁰⁾

[札记和片断]
　　[176]

　　气体动力学证明mv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因此，分子运动和物体运动有同样的定律。二者的差异在这里被取消了。

[172]

²⁹⁰

[数学]
[160]
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²⁹¹
Ⅰ
加在第17—18页上⁽³⁶¹⁾：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上的无限

　　我们的主观思维和客观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的结果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这个事实是我们理论思维的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和无条件的前提。18世纪的唯物主义，由于它的本质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是从内容方面研究这个前提。它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并且重新提出下面这个命题：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²⁹²。只有现代的唯心主义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才又从形式方面研究了这个前提。尽管我们在这里遇到无数的任意虚构和凭空臆造，尽管这种哲学的结果——思维和存在的统一——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可是不容否认，这种哲学在许多场合下和在极不相同的领域中证明了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是类似的，反过来也一样，并且证明了同一些规律对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已经把一切思维内容都来源于经验这一命题以某种方式加以扩展，以致把这个命题的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和表述完全抛弃了。它由于承认了获得性状的遗传，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取得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个体的个别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个体的历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例如，在我们中间，一些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儿童来说都好像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通过经验来证明，这只是“累积的遗传”的结果。想用证明的方法向一个布须曼人或澳大利亚黑人传授这些公理，这可能是困难的。

　　在本书⁽³⁶²⁾中，辩证法被看做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中和人类历史中的运动，还是对思维的运动，都必定是同样适用的。一个这样的规律可以在这三个领域中的两个领域中，甚至在所有三个领域中被认识到，只有形而上学的懒汉才不明白他所认识到的是同一个规律。

　　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在一切理论进展中，同17世纪下半叶发明微积分比较起来，未必再有别的东西会被看做人的精神如此崇高的胜利。如果说在什么地方可以出现人的精神的纯粹的和唯一的业绩，那就正是在这里。至今仍围绕着微积分中所运用的各种数量（各阶的微分和无限）的那种奥秘，是下述事实的最好的证据：人们总是以为，这里所研究的是人的精神的纯粹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³⁶³⁾，而客观世界提供不出任何相应的东西。然而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自然界对这一切想象的量都提供了样本。

　　我们的几何学是从空间关系出发，我们的算术和代数学是从数量出发，这些数量是同我们的地球上的各种关系相适应的，就是说，是同力学称之为质量的物体大小相适应的，这些质量是出现在地球上并由人使之运动的。和这些质量比起来，地球的质量显得是无限大的，并且也被地球上的力学当做无限大来看待。地球半径＝∞，这是整个力学在考察落体定律时的原则。但是，当我们所考察的是那些用天文望远镜才能观察到的恒星系中的、必须以光年来估算的距离时，不只是地球，而且整个太阳系以及其中呈现出的各种距离，又都成为无限小了。这样，我们在这里不仅已经有了第一阶的无限，而且还有了第二阶的无限，我们的读者高兴的话，还可以凭自己的想象构造出无限空间里的其他的更高阶的无限。

　　但是，按照现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流行的观点，力学所研究的地球上的质量，即物体，都是由分子构成的，而分子是最小的微粒，如果不破坏所研究的物体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同一性，便不能再加以分割。根据威·汤姆生的计算，最小的分子的直径不能小于五千万之一毫米²⁹³。但是，即使我们假定最大的分子的直径甚至达到二千五百万分之一毫米，那么，同力学、物理学、甚至化学所研究的最小的质量比较起来，分子仍然是一个非常微小的量。尽管如此，分子还是具有所考察的质量的一切特性，可以在物理学上和化学上代表质量，而且在一切化学方程式中确实代表着质量。一句话，分子同相应的质量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正如数学上的微分同其变数相比具有完全相同的特性一样。唯一的差别是：在微分中，在数学的抽象中，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神秘的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在这里却是不言自明的，并且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

　　自然界使用这些微分即分子的方式和所遵循的规律，与数学使用数学中的抽象的微分的方式和规律是完全相同的。例如：x3的微分是3x2dx，这里略去了3xd x2和dx3。如果我们按几何学来设想，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边长为x的立方体，其边长按无限小dx量增大。我们假定这一立方体是由一种可升华的元素构成的，比方说，是由硫磺构成的；再假定构成一个角的三面被遮盖起来，另三面是露着的。我们把这个硫磺立方体放在硫磺蒸气中，再把气体温度降低足够的度数，于是硫磺蒸气就凝结在这个立方体的露着的三面上。如果我们设想这是一个以纯粹的状态发生的过程，因而假定在这三面的每一面上最初凝结了一个分子厚的一层，那么我们就完全没有超出物理学和化学惯用的实验方法。立方体各边的长度x增大了一个分子直径的长度dx。立方体的容积x3增加x3和x3+3x2dx+3xdx2+dx3之差，按照数学中的同一理由，我们可以略去dx3和3xdx2，即略去一个分子和联成直线的长度为x+dx的三排分子。结果是一样的：这个立方体的质量增加了3x2dx。

　　严格说来，硫磺立方体上并不存在dx3和3xdx2，因为在同一空间内不能有两个或三个分子存在，因而这个立方体的质量的增量恰好是3x2dx+3xdx+dx。这可以由下述事实来说明：在数学上dx是一个线性量，而大家知道，这种没有厚和宽的线在自然界中并不能独立地存在，因此数学的抽象也只是在纯数学中才是无条件地有效的。既然这个3xdx2+dx3也可以略去，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蒸气的情形也是一样，如果一杯水的最上面的一层分子蒸发了，那么水层的高度x就减少了dx，这样一层分子又一层分子地蒸发下去，事实上就是一个连续的微分。如果热的水蒸气在一个容器中由于压力和冷却又凝结成水，而且分子一层又一层地累积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把那些使过程变得不纯粹的次要情况撇开不谈），直到容器满了为止，那么这里就不折不扣地发生了一种积分，这种积分和数学上的积分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一种是由人的头脑有意识地完成的，另一种是由自然界无意识地完成的。不过，和微积分运算完全类似的过程，不仅仅发生在从液态到气态或从气态到液态的转变中。当物体运动由于碰撞而中止，并转化为热即分子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不是物质运动发生微分，又是什么呢？当水蒸气的分子运动在蒸汽机的汽缸中累积起来，把活塞冲高一定的距离并且自身转化为物质运动的时候，这种运动不是被积分了吗？化学把分子分解为原子，即具有更小的质量和空间广延的量，然而是同阶的量，所以二者相互间保持一定的、有限的比值。因此，表示物体的分子组合的一切化学方程式，就形式来说是微分方程式。但是这些方程式由于其中所表示的原子量实际上已经积分化了。化学所计算的正是量的相互关系为已知的微分。

　　但是，原子决不能被看做单一的东西或者被笼统看做已知的最小的物质粒子。撇开越来越倾向于把原子看做复合的东西的化学本身不谈，大多数物理学家都断言：充当光辐射和热辐射的介质的宇宙以太¹⁹⁴，同样是由分立的粒子构成的，不过这些粒子极小，以致它们同化学的原子和物理的分子的关系就像后两者同力学上质量的关系一样，也就是像d2x同dx的关系一样。因此，这里我们在现今流行的关于物质构造的观念中，同样看到了二阶微分；每个人只要高兴，完全有理由设想：自然界中一定还存在着和d3x，d4x等等相似的各种情况。

　　因此，不论人们对物质构造采取什么样的观点，下面这一点是十分肯定的：物质按质量的相对的大小分成一系列大的、界限分明的组，每一组的各个成员在质量上各有一定的、有限的比值，但相对于邻近的组的各个成员则具有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大或无限小的比值。目力所及的恒星系，太阳系，地球上的物体，分子和原子，最后，以太粒子，都各自形成这样的一组。这种情况不会因为我们在各组之间发现中间成员而有所改变。例如，在太阳系的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之间有小行星，其中一些小行星的直径并不比罗伊斯幼系公国²⁹⁴的直径大些，此外还有流星等等。例如，在地球上的物体和分子之间有有机界中的细胞。这些中间环节只是证明：自然界中没有飞跃，正是因为自然界全是由飞跃所组成的。

　　数学计算的只要是实数，它就也要毫不犹豫地采用这个观点。对地球上的力学说来，地球的质量已经被看做无限大，而在天文学中，地球上的物体及与之相当的流星却被看做无限小，同样，对于天文学来说，只要它超出最邻近的恒星的范围来研究我们这一恒星系的构造，太阳系诸行星的距离和质量就会趋近于零。但是，数学家一旦退入他们的无法攻克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而在分析中所运用的方式方法就好像成了完全不可理解的、同一切经验和一切理智相矛盾的东西。数学家们的这种处理方法令人奇怪地总是取得正确的结果，他们对这种方法与其说作说明不如说作辩解时所表现的愚蠢和荒唐，超过了例如黑格尔自然哲学的各种最坏的虚虚实实的幻想，然而面对这些幻想，数学家们和自然科学家们却害怕得难以言状。他们谴责黑格尔把抽象推到了极端，可是他们自己正是这样做的，而且规模还大得多。他们忘记了：全部所谓纯数学都是研究抽象的，它的一切数量严格说来都是想象的数量，一切抽象推到极端都变成荒谬或走向自己的反面。数学的无限是从现实中借用的，尽管是不自觉地借用的，所以它只能从现实来说明，而不能从它自身、从数学的抽象来说明。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研究现实，那么如我们看到的，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数学的无限性关系的来源的现实关系，甚至会发现自然界中使这种关系起作用的数学方法的类似物。而这样一来，事情就得到了说明。（海克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糟糕的复述。但是还有连续的物质和分立的物质之间的矛盾，见黑格尔。）²⁹⁵

[18]

　　数学上的所谓公理，是数学需要用作自己的出发点的少数思维规定，数学是数量的科学；它从数量概念出发。他以不充分的方式给数量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中没有包含进来的数量的其他一些基本规定性，当做公理从外部补充进来，在这里，这些规定性表现为未经证明的东西，自然也是数学上无法证明的东西。对数量的分析会得出所有这些公理的规定，及数量的必然规定。斯宾塞说得对：我们所认为的这些公理的不证自明性是传承下来的，这些公理只要不是纯粹的同义反复，都是可以辩证地证明的。

[66]

　　统一和差异——在微分学中已经存在辩证的关系，在那里，dx是无限小，然而是起作用的并且是无所不能的。

[67]

　　数学问题。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四则运算（一切数学的要素）的差异具有更牢固的基础了。然而，乘法一开始就表现为一定数目的同一数量的简约的加法，除法则表现为其简约的减法，而且除法在一种情况下，即当除数是一个分数时，可化为同此分数的倒数相乘。代数的运算却进步了很多。每一个减法（a－b）都可以用加法（－b+a）来表示，每一个除法都可以用乘法来表示。至于幂运算就更进步得多。运算方法的一切固定的差异都消失了，一切都可以用相反的形式表示出来。幂可以写做方根（），方根可以写做幂（），1被幂除或方根除，可以写做分母的幂。，。一个数的几个幂相乘或相除，可以化为其各个指数的相加或相减。任何一个数都可以理解为并表示为任何其他一个数的幂（对数，y＝ax）。⁽³⁶⁴⁾而这种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相反的形式的转化，并不是一种无聊的游戏，它是数学科学的最有力的杠杆之一，如果没有它，今天就几乎无法去进行一个比较困难的计算。如果从数学中哪怕只把负指数幂和分数指数幂取消掉，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等等，应在前面说明。）

[120]

　　只有微分学才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数学来表示过程即运动，而不仅仅表示状态。

[137]

　　分子和微分。维德曼（第3册第636页）²⁹⁶把有限的距离和分子的距离彼此直接对立起来。

[112]

　　量和质。数是我们所知道的最纯粹的量的规定。但是它充满了质的差异。（1）黑格尔，数目和单位。乘，除，乘方，开方。由此已经产生了黑格尔所没有强调的质的差异：质数和乘积，单根和幂。16不仅仅是16个1之和，而且也是4的2次方和2的4次方。不仅如此，质数使它和其他数相乘而得的数获得新的确定的质：只有偶数才能被2整除，类似的规定也适用于4和8。在用3做除数的情况下。有数字横和的规则。在用9和6做除数的情况下也是一样，但是在用6的情况下必须同时是偶数。在用7做除数的情况下有特殊的规则。数字游戏就建立在这上面。没有学过的人觉得莫名其妙。所以黑格尔（《量》第237页）关于算术的无思想性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是参看《度量》²⁹⁷。

　　数学一谈到无限大和无限小，它就导入一个质的差异，这个差异甚至表现为不可克服的质的对立：量之间的差异太大了，以至它们之间不再有任何合理的关系，无法进行任何比较，它们变成在量上不可通约的了。例如，圆和直线通常是不可通约的，这也是一种辩证的质的差异；但是在这里正是同类数量的量的差异把质的差异提高到不可通约的地步。

[113]

　　数。单个的数在记数法中已经获得某种质，而且这要视记数法的情况而定。9不仅是1相加九次。而且是90、99、900 000等等的基数。一切数的定律都依赖于并取决于所采用的记数法。在2进位记数法和3进位记数法中，2×2不等于4，而等于100或等于11。在以奇数作基数的每种记数法中，偶数和奇数的差异不复存在了，例如在5进位记数法中，5＝10，10＝20，15＝30。同样，在这种记数法中，3的倍数3n的数字横和可以被3除尽的规则也失去作用了，9的情况也是这样（6＝11，9＝14）。因此，基数不但决定它自己的质，而且也决定其他一切数的质。

　　关于幂的关系，问题更进了一步：每个数都可以当做其他任何一个数的幂——有多少整数和分数，就有多少对数系统。

[116]

　　零是任何一个确定的量的否定，所以不是没有内容的。相反，零具有非常确定的内容。作为一切正数和负数之间的界限，作为可以既不是正又不是负的唯一真正的中性数，零不只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数，而且它本身比其他一切以它为界限的数都更重要。事实上，零比其他任何一个数都有更丰富的内容。把它放在其他任何一个数的右边，按我们的记数法它就使该数变成原来的十倍。在这里，本来也可以用其他任何一个记号来代替零，但是有一个条件，即这个记号就其本身来说表示零，即等于0。因此，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零有这样的用处。而且唯有它才能够被这样应用。零乘任何一个数，都使这个数变成零；零除任何一个数，都使这个数变成无限大，零被任何一个数除，都使这个数变成无限小；它是和其他任何一个数都有无限关系的唯一的数。可以表现－∞和+∞之间的任何数，而且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代表一个现实的量。——一个方程式的真实内容，只有当它的所有各项都被移到一边，从而把它的值约简为零时，才能清楚地表现出来，这在二次方程式中已是如此，而在高等代数学中几乎是一般的规则。一个函数F（x，y）＝0，同样可以使之等于z，而这个z虽然等于０，却可以像普通的因变量一样被微分，而且可以求得它的偏微商。

　　但是，任何一个量的无，本身还是有量的规定的，并且仅仅因此才能用零来运算。一些数学家心安理得地以上述方式用零进行运算，即把零当做特定的量的观念而用于运算，使它和其他量的观念发生量的关系，而当他们看到黑格尔把这一点概括成某物的无是一个特定的无⁽³⁶⁵⁾时，却大惊失色。

　　现在来谈（解析）几何。在这里零是一个特定的点，从这个点起，一条直线上某一方向定为正，而相反的方向定为负。因此，在这里零点不仅和表示某一正量或负量的任何点同样重要，而且比所有这些点更重要得多：它是所有这些点所依存、所有这些点与之发生关系、所有这些点由之决定的一点。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点甚至可以任意选定。但是一经选定，它就始终是全部运算的中心点，甚至常常决定其他各点（横坐标终点）所在的线的方向。例如，如果我们为了求得圆的方程式而选择圆周上的任何一点作为零点，那么横坐标轴必定通过圆心。这一切在力学中也得到应用，在那里，在计算运动时，每次选定的零点都构成整个运算的轴心。温度表上的零点是一个温度段的十分确定的下限，这个温度段可以任意分成若干度数，从而既可以用做这一温度段内各温度等级的量度，也可以用做更高温度或更低温度的量度。因此，零点在这里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点。甚至温度表上的绝对零点也决不代表纯粹的、抽象的否定，而是代表物质的十分确定的状态，即一个界限，一旦达到这个界限，分子独立运动的最后痕迹便消失了，而物质只是作为质量起着作用。总之，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碰到零，它总是代表某种十分确定的东西，而它在几何学、力学等等中的实际应用又证明：作为界限，它比其他一切以它为界限的现实的量都更加重要。

[117]

　　一。再没有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这个数量单位更简单了，但是。只要我们把它和相应的多联系起来，并且按照它从相应的多中产生出来的不同方式加以研究，就知道再没有什么比一更为多样化了。一首先是整个正负数系统中的基数，它自身不断相加可得出其他任何数目。——一可以表示一的所有正指数幂、负指数幂和分指数幂：1²， ，1⁻²都等于一。——一是分子和分母相等的一切分数的值。——一可以表示任何数的零次幂，因此，它是在所有对数系统中其对数都相同即都等于零的唯一的数。这样，一是把所有可能的对数系统分成两个部分的界限：如果底大于一，则一切大于一的数的对数都是正的，而一切小于一的数的对数都是负的；如果底小于一，则结果相反。因此，如果说，任何数只要是由相加起来的一所组成，因而自身包含着一，那么，一自身也同样包含着其他一切数。这不仅就可能性来说是这样。因为我们单纯用一就能构成任何数；而且就现实性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一是其他任何数的特定的幂。数学家们只要觉得合适，便不动声色地在自己的计算中引用x0＝１，或引用分子和分母相等的分数，即其值等于一的分数，因而在数学上应用包含在一中的多。可是，当人们按一般的说法对这些数学家讲，一和多是不可分的、相互渗透的两个概念，一寓于多中，同样，多也寓于一中，他们就会皱起鼻子，变起脸来。但是，只要我们一离开纯粹数的领域。就会看到情形确实如此。在测量长度、面积和体积时就已经看到，我们可以把相应量纲的任何数量当做单位，而在测量时间、重量和运动等等时也是如此。用于测量细胞，毫米和毫克还嫌太大；用于测量星球距离或光的速度，千米也嫌太小而不便使用，正如测量行星的质量，尤其是太阳的质量，千克也嫌太小了。这里清楚地表明，在这个乍看起来十分简单的单位概念中包含着何等的多样性和多。

[69]

　　零次幂。在对数序列中，零次幂是很重要的。一切变数都会在某个地方经过一；因此，如果x＝0，那么以变数作为指数的常数ax＝1。a0＝l所表现的，不外是和a的幂序列的其他各项联系起来去理解的一，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这才有意义，才能得出结果（）²⁹⁸，否则就不成。由此可知：尽管一看起来和自身多么等同，它本身却包含着无限的多样性，因为它可以是其他任何一个数的零次幂；这种多样性决不是纯粹虚构的，凡是一被看做确定的一，被看做和某个过程相联系的该过程的可变的结果之一（被看做某一变数的暂时的数值或形式）的时候，都会得到证明。

[118]

　　⁽³⁶⁶⁾。——代数学上的负数，只是对正数而言。只是在和正数的关系中才是实在的；在这种关系之外，就其本身来说，它们纯粹是虚构的。在三角学、解析几何以及以这两者为基础的高等数学的某些分支中，它们是表示和正的运动方向相反的一定的运动方向；但是，不论从第一象限或第四象限都同样能计算出圆的正弦和正切。这样就可以把正和负直接颠倒过来。同样，在解析几何中，圆中的横坐标从圆周或从圆心开始都能够被计算出来，而且，在一切曲线中，横坐标都能够从通常定为负的方向上的曲线，[或者]从任何其他方向上的曲线被计算出来，并得出正确的、合理的曲线方程式。在这里，正只是作为负的补充而存在，反之亦然。但是代数学的抽象把负数当做独立的实数，即使是在和某些较大的正数的关系之外，也是如此。

[114]

　　数学。把某个确定的数，例如把一个二项式，化为无穷级数。即化为某种不确定的东西。从常识来说，这是荒谬的。但是，如果没有无穷级数和二项式定理，那我们能走多远呢？

[68]

　　渐近线。几何学开始于下列发现：直线和曲线是绝对对立的，直线根本不能用曲线表示，曲线也根本不能用直线表示，两者是不可通约的。但是，连圆的计算也只有用直线来表示它的圆周时才有可能。而在具有渐近线的曲线的情形下，直线完全化为曲线，曲线完全化为直线；平行的观念也同样趋于消失：两条线并不是平行的，它们不断地互相接近。但永远不相交。曲线的臂越伸越直，但永远不能完全变成直线。正如在解析几何中直线被看做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一样。而不论对数曲线的—x变得多么大，y始终不会等于0。

[70]

　　直线和曲线在微分中终于等同起来了：在以弧的微分构成自己的斜边（用切线法）的微分三角形中，我们可以把这个斜边看做

　　“既是弧的要素又是切线的要素的一条小直线”，——不管我们把曲线看做由无限多的直线所构成，还是“看做真正的曲线；因为在每个M点上曲率既然是无限小的，所以曲线要素和切线要素的最后关系显然是等同的关系”。

　　在这里，关系虽然不断地接近等同的关系，但是根据曲线的本性来说这种接近是渐近的，因为相切处局限在一个无长度的点上，不过最后还是可以假定，直线和曲线的等同是达到了。（波绪《微积分》共和六年巴黎版第1卷第149页）在极曲线⁽³⁶⁷⁾中，虚构的微分横坐标甚至被假定和实在的横坐标平行，并根据这个假定进行运算。虽然两者相交于极上；由此甚至推论出两个三角形的相似性，其中一个三角形有一个角刚好在这样两条线的交点上，而这两条线的平行却是整个相似性的基础！（图17）²⁹⁹⁽³⁶⁸⁾

[139]

　　三角学。在综合几何学从三角形本身详述了三角形的性质并且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之后，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被一个非常简单的、彻底辩证的方法开拓出来了。三角形不再被孤立地只从它本身来考察，而是和另一种图形，和圆联系起来考察。每一个直角三角形都可以看做一个圆的附属物：如果斜边＝r，则两条直角边分别为正弦和余弦；如果其中的一条直角边＝r，则另一条直角边＝正切，而斜边＝正割。这样一来，边和角便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特定的相互关系，如果不把三角形和圆这样联系起来，这些关系是决不能发现和利用的。于是一种崭新的三角理论发展起来了，它远远地超过旧的三角理论而且到处可以应用，因为任何一个三角形都可以分成两个直角三角形。三角学从综合几何学中发展出来，这对辩证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辩证法怎样从事物的相互联系中理解事物，而不是孤立地理解事物。

[119]

　　数学的应用：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试性的和相对的，在化学中是具有最简单本性的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在生物学中＝0。

[142]

[力学和天文学]
　　[63]

　　辩证思维的必要性的例子和自然界中非固定的范畴和关系的例子：落体定律，它在物体下落数分钟时便不正确了，因为这时不能再假设地球的半径＝∞而毫无误差了，而且地球的引力在增大，而不像伽利略的落体定律所假定的那样保持不变。尽管如此，现在学校里还在继续讲授这个定律，而对保留条件却避而不谈！

[7]

　　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形而上学思维的例子：问题没有解答，而只是提出，然而却被当做答案来讲授。克劳修斯的热的消散的见解也是如此³⁰⁰。

[34]

　　牛顿的万有引力。能够给予它的最好的评价就是：它不是解释而是描述行星运动的现状。运动是既定的。太阳的引力也是既定的。应当怎样用这些数据来解释运动呢？用力的平行四边形，用一种切线力来解释，这种切线力现在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采用的必要假定。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现有状态的永恒性为前提，我们就需要有一个第一推动，上帝。但是，现有的行星状态并不是永恒的，而运动原初也不是复合的，而是简单的旋转，力的平行四边形用在这里是错误的，因为它不只是要说明尚待发现的未知数x，就是说，牛顿所要求的，不只是提出问题，而且还要解答问题。

[74]

　　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在太阳系中至多在环行天体分离出来的一刹那间是正确的，因为这时的旋转运动自身处于矛盾之中，它一方面表现为引力，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切线力。但是，只要分离一完成，运动又重新成为统一的。这种分离必然会发生，这是辩证过程的证据。

[8]

　　拉普拉斯的理论只是以运动着的物质为前提——悬浮在宇宙空间中的一切物体都必然旋转。

[91]

　　梅特勒，恒星³⁰¹。

　　哈雷在18世纪初叶，根据依巴谷和弗拉姆斯蒂德两人关于三颗星的报告之间的差异，首先得出了星体自行的观念（第410页）。——弗拉姆斯蒂德的《不列颠星表》是第一本比较精确、比较完备的星表（第420页）；后来在1750年前后有布拉德莱、马斯基林和拉朗德的观测。

　　关于巨大天体的光线射程的荒唐理论和梅特勒据此所作的推算，与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某种东西一样荒唐（第424—425页）。

　　恒星最大的自行（可见的）每百年为701″＝11′41″＝太阳直径的从天文望远镜中观测到的921颗星的自行的最小平均值是8.65″，个别的为4″。

　　银河——一系列的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重心（第434页）。

　　昴星团和其中的昴宿六（金牛座η），是“直到银河最远区域”的我们的宇宙岛的运动中心（第448页）。昴星团内部的公转周期平均约为200万年（第449页）。在昴星团周围，星多和星少的环状星团交替出现。——赛奇对于现在就把一个中心确定下来的可能性提出异议。

　　据贝塞尔说，天狼星和南河三星除一般的运动之外，还在环绕某一暗体的轨道上运行（第450页）。大陵五食，每3天一次，持续8小时，是由光谱分析证实的（赛奇，第786页）。

　　在银河区域中，然而是在它的深远的内部，有一个由7到11等星组成的稠密的环；在远离这个环之外的地方是一些同心的银河环，我们能看见其中的两个。据赫歇尔说，在银河中，用他的天文望远镜所能看到的星约有1800万个，位于环内的星约有200万个或更多，就是说总共超过2000万个。此外，在银河本身中，在已经分辨出来的星的背后，始终存在着一种无法分辨的微光，因此很可能还有一些更遥远的、隐而不见的星环吧？（第451—452页）

　　昴宿六距太阳573光年。由能够看见的各星体组成的银河环的直径，至少为8000光年。（第462—463页）

　　在以太阳到昴宿六的距离573光年为半径的范围内运动着的天体的质量，共计是11 800万个太阳质量（第462页）；这和在其中运动着的至多200万个星体是完全不符合的。有暗体吗？这里无论如何有点错误。这证明我们的观测的先决条件还是多么不完备。

　　梅特勒假定银河环最外端的距离为几万光年，也许为几十万光年（第464页）。

　　一个反对所谓光的吸收的绝妙理由：

　　 “当然存在着这样的距离〈从那里再也没有任何光能达到我们这里〉，然而理由却完全不同。光的速度是有限的；从创世之初直到现在，消逝的是一段有限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能看到光在那段有限时间里所经过的距离以内的天体！”（第466页）

　　光既然与距离的平方成比例地减弱，它就必定会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眼睛，不管它们如何敏锐和配上什么样的装备，都再也看不见光了，这是不言而喻的；这已经足以驳倒奥伯斯的见解：只有用光的吸收才能说明，为什么四面八方、远及无限距离都充满着发光星体的天空会是昏暗的。但这决不是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距离，一到这个距离，以太便不再让光通过了。

[92]

　　星云。它有各种形状：轮廓分明的，圆的，椭圆的，或不规则的和锯齿状的。它有各种程度的可分辨性，直到模糊得完全不可分辨，只能识别出趋向中心的密集。在一些可分辨的星云中，可以看见的达1万颗星，中心多半是比较密集的，很难得有一颗较明亮的中心星。罗斯的巨型天文望远镜又分辨出许多星云。老赫歇尔数出了197个星群和2 300个星云，此外还应加上小赫歇尔在南天星表中所记录的星云。不规则的星云必定是遥远的宇宙岛，因为云雾体只能以球体或椭圆体的形式处于平衡状态。这些星云大多数甚至在最高倍的天文望远镜中也只是刚刚能看到。圆形的星云或许可能是云雾体，在上述的2 500个星云中有78个是这种云雾体。至于它们和我们的距离，赫歇尔假定是200万光年；梅特勒——在星云的实际直径＝8 000光年这个假定下——假定是3 000万光年。因为每个天体体系和最近的天体体系的距离，至少是这些天体体系的直径的100倍，所以我们这个宇宙岛和最近的宇宙岛的距离，至少应该是8 000光年的50倍＝40万光年；这样一来，在存在着数千星云的情况下；我们就远远超出老赫歇尔的200万光年了，（[梅特勒，第485—]492页）。

　　赛奇：

　　 可分辨的星云提供了连续的和普通的恒星光谱。但是本来意义上的星云“有一部分提供了连续的光谱；例如仙女座中的星云；而大多数则提供了由一条或很少几条亮线所组成的光谱；例如猎户座、人马座和天琴座中的星云；以及许许多多以行星状〈略带圆形的〉星云著称的星云”，第787页）。

　　（根据梅特勒的说法，第495页，仙女座中的星云是不可分辨的。——猎户座中的星云是不规则的，呈棉絮状，而且像胳膊一样伸出去！第495页——天琴座中的星云呈环状，略带椭圆形，第498页。）

　　哈金斯在第4374号（赫歇尔星表）星云的光谱中发现了三条亮线，“由此立即推论出：这个星云并不是由单个的星体所组成的星群，而是一个真正的星云，是气体状态的炽热的实体”[第787页]。

　　这三条线中，一条属于氮，一条属于氢，第三条未知。猎户座中的星云的情况也是一样。甚至含有发光点的星云（长蛇座和人马座）也有这些亮线，因此密集中的星体的物质还不是固态或液态（第789页）。天琴座的星云只有一条氮线（第789页）。——猎户座的星云最密集的地方是1°，全部广延是4°[第790—791页]。

[93]

　　赛奇：天狼星：

　　“11年以后〈即贝塞尔的计算11年后，梅特勒，第450页〉……不但发现了天狼星的卫星，一颗自己发光的6等星，而且还证实了它的轨道也和贝塞尔所计算的相符合。南河三星及其伴星的轨道现在已由奥沃斯确定了，但是这颗卫星本身还没有观察到。”（第793页）

　　赛奇：恒星。

　　“因为恒星除了两三个例外，都没有可觉察到的视差，所以它们离我们至少”有30多光年之远（第799页）。

　　据赛奇说，（赫歇尔的大望远镜还能分辨出的）16等星离我们有7 560光年之远，而罗斯的望远镜所能分辨出的，至少有20 900光年之远（第802页）。

　　赛奇自问道（第810页）：

　　 当太阳和整个太阳系死灭的时候，“自然界中是否存在着力量能把死了的星系恢复到最初的炽热的星云状态，并使它再度获得新的生命呢？我们不知道”。### $$$

[177]
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
地球的自转和月球的引力³⁰²

　　汤姆生和泰特《自然哲学论》第1卷第191页（第276节）：

　　 “凡像地球这样有一部分自由表面被液体覆盖着的天体，都存在来自摩擦的间接的阻抗，这种摩擦阻碍着潮汐运动。当这些天体和邻近的天体相对运动时，这些阻抗必定总是从它们的相对运动中不断吸取能量。如果我们首先单独考察月球对地球及其海洋、湖泊、河流的作用，我们就会看到，这个作用势必使地球绕自己的轴而自转的周期和这两个天体绕它们的惯性中心而旋转的周期相等；因为只要这两个周期不相同，地球表面的潮汐作用必然从这两个天体的运动中不断吸取能量。为了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同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假设月球是一个匀称的球体。月球质量和地球质量之间引力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相当于沿某条经过月球中心的直线起作用的单独的力，而且只要地球自转的周期小于月球绕地球运动的周期，这个力就阻碍地球的自转。因此，它必定沿着MQ这条线发生作用，因而偏离地心OQ这样一段距离；这个偏离在示意图中当然是被大大扩大了。现在，沿直线MQ实际作用于月球的力可以设想是由两股力合成的，一股是沿着指向地心的直线MO发生作用，其大小和整个力差不多相等，另一股是相对说来甚小的力，它沿着垂直于MO的直线MT起作用。后一股力极接近于和月球的轨道相切，其作用和月球的运动是同向的。如果这个力突然开始发生作用，它首先会使月球的运行速度加快；经过一段时间，月球就会由于加速运行而同地球拉开一段距离，这使得它（由于它是抵抗着地球的引力而运动的）正好失去它从切线加速力所得来的速度。持续不断的切线力顺着运动方向发生作用，但是它的量很小，每一瞬间只能导致和圆形轨道稍有偏离。这种切线力的作用就在于，它会逐渐拉大卫星和中心天体的距离，并且抵抗中心天体的引力做功，而它所做的功又等于运动失去的动能。如果想象这个环绕中心天体的运动是沿着极其缓慢地扩展着的螺旋形轨道运行的，问题就容易理解了。假设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重力的反运动方向的切线分力，将是顺运动方向的起干扰作用的切线力的两倍，因此，抵抗前者所做的功，有一半是由后者做的，而另一半则是从运动中吸取来的动能做的。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起干扰作用的特殊原因对月球运动所发生的全部作用，很容易由动量矩原理求出。我们看到，地球的惯性中心和月球的惯性中心相对于它们共同的惯性中心而运动，由它们的运动随时得到的动量矩，等于地球绕自己的轴自转而损失的动量矩。处于现今运动状态的月球的惯性中心和地球的惯性中心的动量矩之和，约为现今地球自转的动量矩的4.45倍。前一个运动的平均平面是黄道面，所以两个动量的轴互成23°27.5′的平均倾角，如果略去太阳对月球运动动平面的影响，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做两个轴现今的实际的交角。因此，合成的或总的动量矩为现今地球自转的动量矩的5.38倍，其轴和地轴成19°13′交角。所以落潮和涨潮最终导致地球和月球以这个合成的动量矩围绕这个合成的轴作简单的等速转动，就好像它们是同一个刚体的两个部分一样：在这种条件下，月球和地球间的距离会（大约）按1∶1.46的比例（即两个惯性中心现今的动量矩的平方与总的动量矩的平方之比）加大，而公转的周期则按1∶1.77的比例（即这两个动量矩的立方之比）加大。因此，距离会增大到347 100英里，而周期会延长到48.36天。假如宇宙中除了地球和月球不再有其他的天体，那么这两个天体就会沿圆形轨道围绕它们共同的惯性中心永远这样运行下去，而地球则以同一周期围绕自己的轴旋转，结果总是以同一个面朝向月球，因而地球表面的全部液体部分对于其固体部分来说处于相对的静止状态。但是太阳的存在使得这种状态不能永久保持下去。地球上会发生太阳潮——在地球相对太阳旋转的一个周期中有两次潮涨和两次潮落（也就是说，在一个太阳日内有两次，或者在一个月内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因为液体的摩擦会使能量有所丧失，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要把地球和月球运动中由这种原因所造成的干扰的整个过程描绘出来是不容易的，但是这种干扰归根到底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地球、月球和太阳像一个刚体的各个部分一样围绕它们共同的惯性中心旋转。”

　　1754年，康德首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地球自转因潮汐摩擦而放慢，并且这种作用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会完结：

　　 “那时，它〈地球〉的表面和月球将处于相对静止之中，也就是说，它围绕自己的轴旋转的周期将和月球围绕地球旋转的周期相等，结果将总是以同一个面朝向月球。”⁽³⁶⁹⁾

　　同时，他认为，地球自转的变慢仅仅起因于潮汐摩擦，即地球上有液体存在。

　　 “如果地球完全是固体，没有任何液体，那么无论太阳的引力还是月球的引力，都不会改变它绕轴的自由旋转，因为这种引力对地球的东西两个部分的吸引力是相同的，因而不会引起向哪一方偏斜；所以，它一点也不妨碍地球继续完全自由地自转，就好像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影响一样。”⁽³⁷⁰⁾

　　对于这样的成果，康德应当感到满足。要更深入地了解月球对地球自转的影响，当时还缺少科学上的一切前提。的确，差不多过了一百年，康德的理论才得到公认；又过了一些时间，人们才发现，落潮和涨潮只是太阳和月球的引力对地球自转产生影响作用的一个明显的方面。

　　这个较为一般的见解由汤姆生和泰特在上文作了阐发。月球和太阳的引力不仅对地球或地球表面上的液体发生作用，而且对整个地球都发生作用，阻碍着地球的自转。只要地球自转的周期和月球围绕地球旋转的周期不一致，月球的引力（暂且只考察这种引力）的作用就会促使这两个周期彼此越来越接近。如果（相对的）中心天体自转的周期比卫星公转的周期长，那么前者会逐渐缩短；如果前者较短，就像地球的情形那样，那么它会变长。但是，动能不可能在一种情况下凭空产生，也不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归于消灭。在前一种情况下，卫星越来越接近中心天体，它的公转周期逐渐缩短；在后一种情况下，它离中心天体越来越远，公转周期变长。在前一种情况下，卫星由于接近中心天体而失去的位能，正好等于中心天体由于自转速度加快而得到的动能；在后一种情况下，卫星由于和中心天体的距离加大而得到的位能，正好等于中心天体所失去的自转的动能。地月系统中所存在的动力学能量，即位能和动能的总和不变；这个系统完全是保守的。

　　可见，这个理论和所考察的天体的物理化学性质完全无关。它是从自由天体的一般运动规律中得出的，这些天体之间的联系是由同质量成正比而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引力所确立的。这一理论显然是作为康德的潮汐摩擦理论的一般化而产生的，并且汤姆生和泰特在这里甚至是把它当做对后一理论的数学论证向我们表述的。但是实际上它把潮汐摩擦这种特殊情况排除在外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点，这两位作者连想也没有想到。

　　摩擦是物体运动的障碍，几百年来都被看做是物体运动的消灭，即动能的消灭。现在我们知道，摩擦和碰撞是动能借以转化为分子能，转化为热的两种形式。因此，每当发生摩擦时，动能本身就失掉，可是又再现出来，但不是作为动力学上的位能，而是作为热这一特定形式的分子运动。可见，由于摩擦而失掉的动能，从所考察的系统的动力学方面来说，暂时确实是失掉了。只有当它从热的形式反过来又转化为动能时，才能重新起动力学意义上的作用。

　　那么，潮汐摩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显然，由月球的引力传给地球表面的水的全部动能，在这里也转化为热，这或者是由于水的粘滞性所造成的水的各个质点的相互摩擦，或者是由于水与地球固体表面的摩擦和阻抗潮汐运动的岩石的破碎。在这些热中，只有促进水面蒸发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反过来又转化为动能。但是，整个地月系统传给地球表面某一个部分的这点微不足道的动能，也会暂时留在地球表面上，经受那里起作用的各种条件的影响，而这些条件则给活动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切能量准备了同一个最终命运：最后转化为热并放射到宇宙空间中去。

　　可见，就潮汐摩擦无可辩驳地阻碍地球的自转而言，这方面耗费的动能，对于地月动力学系统来说，是绝对地失掉了。所以，它不能以动力学上的位能的形式在这个系统内部再现。换句话说，由于月球的引力而在阻碍地球自转方面耗费的动能，只有对地球上的固体发生作用的那一部分，能够作为动力学上的位能完全再现，也就是能够通过月球距离的相应拉大而得到抵偿。至于对地球上的液体发生作用的那一部分动能，只有当它不使这些液体本身按同地球自转相反的方向运动时，才可能是这样，因为这种运动会完全转化为热，并由于放射出去而从系统中最终失去。

　　关于地球表面的潮汐摩擦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有时作为假说提出的假想的流体地心的潮汐摩擦。

　　这里颇为奇怪的是，汤姆生和泰特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为了论证潮汐摩擦理论却提出了以下面这个默认的前提为出发点的理论，这个前提就是：地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刚体，决不可能有潮汐，因而也不可能有潮汐摩擦。

[155]

　　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作用所引起的。他还和斯涅尔同时发现了光的折射的基本定律（沃尔夫在第325页上对此提出异议³⁰³），并且以他所特有的、和斯涅尔不同的方式来表述这一定律。

[62]

　　迈尔《热力学》第328页：康德已经讲过，落潮和涨潮对旋转的地球施加起延缓作用的压力（根据亚当斯的计算，恒星日的长度现在每千年增加百分之一秒）。

[140]

　　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并且有两重结果：（1）做出的运动功，相当量的位能的产生，但是这个量总是小于用掉的动能；（2）摩擦等等阻抗（重力除外）的克服，这些阻抗把所消耗的动能的剩余部分转化为热。——在转化回来时也是如此：依转化的方式不同，由摩擦等等而损失的一部分作为热消散了。——这一切全是老生常谈！

[154]

　　碰撞和摩擦。力学把碰撞的作用看做是纯粹地发生的。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每次碰撞时，都有一部分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而摩擦无非是碰撞的一种形式！它不断地把机械运动转化为热（摩擦取火在远古时就已经为人所知）。

[10]

　　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即分子运动，后者视情况区分为热、电等等。然而这种运动只是暂时的，无因便无果。在一定的阶段上，这一切会转变为永久的分子变化，即化学变化。

[物理学]
[191]
热³⁰⁴

　　我们已经看到⁽³⁷¹⁾，机械运动、活力消失的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它转化为机械的位能，例如，通过提升一个重物。这种形式的特点是：这种位能不仅能重新转化为机械运动，而且是同原来的机械运动具有同样活力的机械运动，并且也只能进行这种形式变换。机械的位能决不能产生热或电，除非它事先转化为实际的机械运动。用克劳修斯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可逆的过程”。

　　机械运动消失的第二种形式发生在摩擦和碰撞的场合，而这二者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摩擦可以看做相继和并行发生的一连串的小的碰撞，碰撞可以看做集中于一个瞬间和一个地方的摩擦。摩擦是缓慢的碰撞，碰撞是急剧的摩擦。在这里消失了的机械运动是作为机械运动本身消失的。它一时还不能自行复原。这个过程不是直接可逆的。机械运动转化为不同质的运动形式，转化为热、电——转化为分子运动的形式。

　　可见，摩擦和碰撞引起物体运动（力学的对象）向分子运动（物理学的对象）的转化。

　　当我们把物理学叫做分子运动的力学⁽³⁷²⁾时，不要忽略这样的事实：这个术语决没有涵盖现代物理学的全部领域。恰恰相反，作为光和辐射热这些现象的中介的以太振动，肯定不是今天所说的分子运动。但是以太振动在地球上的作用首先涉及分子，因为光的折射、光的偏振等等都是由相关物体的分子结构所决定的。同样，那些最著名的科学家现在几乎普遍地把电看做以太粒子的运动，而克劳修斯在谈到热的时候甚至说：

　　 “物体内部的以太也能够参与……有重量的原子〈最好是说分子〉的运动”（《力学的热理论》第1卷第22页）。

　　但是，在电和热这些现象中首先要考察的确实又是分子运动，而且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对于以太知之甚少。但是，一旦我们能够创立以太力学，这种力学自然就会把现在不得不归入物理学的许多东西也包括进去。

　　分子结构被改变甚至被破坏的种种物理过程，将在以后讨论。这些过程构成了从物理学到化学的过渡。

　　运动的形式变换只是由于分子运动才获得完全的自由。在力学的边界上，物体运动只能采取个别的其他形式——热或电，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形式变换的某种完全不同的活跃状态：热在热电堆中转化为电，它在辐射的一定阶段上变得和光完全一样，并且又重新产生机械运动；电和磁像热和光一样是一对双生子，不仅可以互相转化，而且也可以转化为热和光以及机械运动。并且，这是遵循一定的量度关系的，以致每一种运动形式的一个已知量，都可以用任何其他一种形式，用千克米，用热量单位，用伏特来表示³⁰⁵，而每一种量度单位也都可以换算为任何其他一种。

　　在实践中发现机械运动可以转化为热是很古老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这看做人类历史的发端。尽管工具和驯养动物的发明在先，但人类只是在学会摩擦取火以后，才第一次迫使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替自己服务。至今在民间还流行的迷信表明，这个具有几乎不可估量的意义的巨大进步在人类的心灵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在青铜和铁使用了很久以后，石刀这第一件工具的发明仍然受到崇敬；祭祀用的一切牲畜仍然要用石刀来处理。依据犹太传说，约书亚曾吩咐对降生在荒野上的男孩用石刀行割礼⁽³⁷³⁾；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杀人祭神时也只用石刀。这一切早已湮没无闻了。摩擦取火的情形却不一样。在人们认识其他取火方法以后很久，在大多数民族中一切圣火仍须通过摩擦来取得。甚至直到今天，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民间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迷信：灵火（例如我们德国的祛除畜疫的火）只可用摩擦点燃。这样，直到今天，关于人类在自然面前取得的第一个伟大胜利的满怀感激之情的回忆，有意无意地留在民间的迷信中，留在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的残存的异教神话传说中。

　　可是，在摩擦取火中过程还是单方面的。这里机械运动转化为热。要使过程变得完整，它必须再反过来，必须把热转化为机械运动。这时，过程的辩证法才完满实现，过程才完成循环，至少暂时是这样。但是历史有自己的进程，不管这种进程归根到底多么合乎辩证法，辩证法往往还是要等待历史很久。在发现摩擦取火以后，不得不经历好几万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希罗（公元前120年前后）才发明一种机械，以其自身喷出的水蒸汽推动自身旋转。又过了差不多两千年，才产生了第一台蒸汽机，这是把热转化为真正有用的机械运动的第一部装置。

　　蒸汽机是第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发明，而这一事实又昭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法国人帕潘发明了蒸汽机，而且是在德国发明的。现在我们从帕潘的书信集（由盖兰德出版⁽³⁷⁴⁾）中得知，汽缸和活塞的应用这一基本思路是德国人莱布尼茨提示给他的；莱布尼茨经常把自己的天才思想向周围传布，而毫不理会功绩应归于他自己还是归于别人。不久，英国人萨弗里和纽可门也发明了类似的机械：最后，他们的同胞瓦特给加上了分离的冷凝器，使蒸汽机从原理上达到了现今的水平。发明的循环在这个领域内完成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实现了。以后的一切都不过是细节方面的改进而已。

　　这样，实践以它自己的方式解决了机械运动和热的关系问题。它先把前者转化为后者，然后再把后者转化为前者。但是理论方面的情况怎样呢？

　　情况真是够可怜的。虽然正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游记，其中充满了关于野蛮民族的描写，说他们除了摩擦取火就不知道其他取火方法，可是物理学家们对此几乎毫不在意；他们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最初几十年对蒸汽机也是同样漠不关心。他们大多满足于简单地记载各种事实。

　　最后，在20年代，萨迪·卡诺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而且研究得很巧妙，以致他所作的、随后由克拉佩龙以几何学方式加以表述的出色计算，直到今天还被克劳修斯和克拉克·麦克斯韦所采用，并且他差不多已经寻究到问题的根底。妨碍他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并不是事实材料不足，而只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误理论。而且这种错误理论并不是某种邪恶的哲学强加给物理学家的，它是物理学家用他们自己的似乎比形而上学哲学思维方式高明得多的自然主义思维方式苦思冥想出来的。

　　在17世纪，至少是在英国，热被看做物体的一种特性，看做

　　“一种特殊的运动”（其本质从未得到过令人满意的解释的一种特殊的运动）。

　　这是托·汤姆生在力学的热理论被揭示前两年对热的描述（《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第281页]）。但是在18世纪，下述观点越来越占上风：热和光、电、磁一样，也是一种特殊的实体；所有这些独特的实体和普通物质的区别就在于它们没有重量，不可称量。

[192]
电⁽³⁷⁵⁾³⁰⁶

　　电和热一样，也具有某种无所不在的性质，只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地球上发生的任何变化，几乎无不同时显示出电的现象。水的蒸发，火的燃烧，两块不同的或温度不同的金属相接触，或者铁和五水硫酸铜的溶液相接触等等，当这类现象发生时，除了明显的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外，同时还有电的过程发生。我们越是精细地考察千差万别的自然过程，就越多地碰到电的踪影。尽管电无所不在，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电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工业来为人类服务，可是，在电这种运动形式的性质方面仍然笼罩着一大团迷雾。电流的发现比氧的发现大约晚25年，而前者对于电学同后者对于化学至少是一样重要的。可是直到今天，这两个领域的差别还是多么大啊！在化学中，特别是由于道尔顿发现了原子量，已经取得的成果都有序可循并有了相对的可靠性，已经能够系统地、差不多是有计划地向还没有被征服的领域进攻，就像有步骤地围攻一座堡垒一样。在电学中，只有一堆由陈旧的、不可靠的、既没有彻底证实也没有彻底推翻的实验拼凑成的杂乱的东西，只有许多孤立的学者在黑暗中毫无把握地摸索，从事彼此毫无联系的研究和实验，他们像一群游牧的骑手一样，分散地向未知的领域进攻。的确，在电学领域中，一个像道尔顿那样的能给整个学科提供一个中心点并为研究工作打下稳固基础的发现，现在还有待完成。电学还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暂时还不能建立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正是这一情况使得片面的经验在这个领域中占优势。这种经验甚至竭力拒绝思维，正因为如此，它不仅错误地思维，而且也不能忠实地跟踪事实，甚至不能忠实地报告事实，结果就变成和实际经验相反的东西。

　　有些自然科学家先生竟在背后大骂德国自然哲学的荒诞的先验思辨，如果说对于这班先生应该奉劝他们去读一读同时代的甚至晚些时候的经验派理论物理学的著作，那么，对于电学来说，就更应该这样做了。就拿1840年出版的托马斯·汤姆生所著的《热学和电学概论》来说吧。老汤姆生在当时是一个权威；再说，他已经可以利用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电学家法拉第的大部分著作。可是他的著作含有至少和老早以前的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有关章节同样荒诞的东西。例如，关于电火花的记述，可能就是从黑格尔著作的相应段落直接移植过来的。他们两人都列举了在人们还不认识电火花的真正性质和种种差别时想从电火花中发现的种种奇迹，而现在已经证明，这多半是一些特例和误解。更妙的是，汤姆生在第416页上郑重其事地叙述了戴赛尼的无稽之谈，说什么在气压上升而温度下降时，玻璃、松香、丝绸等浸入水银就发生负电，反之，在气压下降而温度上升时，就发生正电；在夏天把黄金和其他几种金属加热就发生正电，冷却就发生负电，在冬天则相反；在高气压和刮北风的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金属就产生很强的正电，气温下降就产生很强的负电，如此等等。关于汤姆生对事实的论述，就说到这里。至于先验思辨，汤姆生用来款待我们的下述关于电火花的构想，也不过是来自法拉第本人的东西：

　　 “电火花就是放电，或者说，是许多电介质粒子因其中少数占有极小极有限空间的粒子的特殊作用而发生的极化感应状态减弱的现象。法拉第认为，发生放电现象的这少许粒子，不仅被互相推开，而且短暂间处于一种特殊的、十分活跃的〈highly exalted〉状态；就是说，它们周围的所有的力都相继投向它们，从而它们就进入一种强度也许和原子发生化学结合时的强度相当的状态；然后它们又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某种方式把这种力放出来，就像上述原子放出自己的力一样，整个过程至此结束〈and so the end of the whole〉。最后的结果就像以金属粒子代替放电的粒子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而且有朝一日可以证明这两种场合下的作用原理相同，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³⁰⁸汤姆生又说：“我之所以用法拉第的原话来叙述他的这个解释，是因为我对此还不完全了解。”

　　在其他人那里也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就像他们在阅读黑格尔的著作时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黑格尔说：在电火花中，

　　 “有紧张关系的物体的特殊物质性还没有进入过程，而在其中只是以元素和灵魂的方式得到规定”，并且电是“物体固有的愤怒、固有的暴怒”，是“任何物体受到刺激时都会表现出来的”“愤怒的自我”，《自然哲学》第324节附释）。

　　的确，黑格尔和法拉第的基本思想是一样的。他们两人都反对那种认为电不是物质的一种状态而是某种特有的特殊物质的看法。因为在电火花中电似乎表现为独立的、自由的、脱离了一切异己的物质基础的东西，然而仍然是可以感知的东西，所以他们两人在当时的科学状况下，就必然会设想电火花是一种瞬间离开一切物质的“力”的转瞬即逝的现象形态。对我们来说，这个谜当然是已经解开了，因为我们知道，在电火花放电的时候，在两个金属电极之间确实发生了“金属粒子”的跳越，所以“有紧张关系的物体的特殊物质性”实际上“进入过程”。

　　大家知道，电和磁像热和光一样，最初是被看做没有重量的特殊物质。一提到电，大家知道，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两种相对立的物质、两种“流体”，一种是正的，一种是负的，这两者在正常的状态下相互中和，直到它们被所谓“电的分离力”分开为止。此外，人们可以使两个物体中的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如果用第三个导电的物体把这两个物体连接起来，那么视情况不同，两个物体所带的电或者突然变成相等，或者以恒定电流为中介而变得相等。突然变得相等的现象似乎很简单而且很容易理解，但是要说明电流就困难了。有一个最简单的假说：每一次在电流中运动的要么只是正电，要么只是负电。费希纳和韦伯反对这个假说，他们认为，在闭合电路中，每一次都有一对相等的正电电流和负电电流，以相反的方向在有重量的物体分子间的通道中并行流动着，韦伯还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说明。韦伯运用数学方法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理论，最后得出了这样一种结果，一个函数（什么样的函数在这里无关紧要）乘以数值，而这个表示“电的单位和毫克的比值”（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第2版第3册第569页）。对重量量度的比值，自然只能是重量间的比值。所以，片面的经验就这样只顾计算而忘记了思维，在这里竟让没有重量的电成为有重量的东西，并且把这一重量导入数学计算。

　　韦伯得出的公式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意义，而亥姆霍兹早在几年以前就据此计算出和能量守恒原理相抵触的结果。1871年卡·诺伊曼提出另一个假说来反对韦伯关于两种电流以相反方向流动的假说，这个假说就是：在电流中运动的只是两种电中的一种，例如正电，而另一种，例如负电，则和物体的质量固结在一起。维德曼对这个假说作过下述评论：

　　“如果在韦伯所假定的以相反的方向流动而电量为± 的两个电流上，再加上一个对外部不起作用的中性电流，它沿正电流方向流动，电量为，那么这个假说就可以和韦伯的假说统一起来了。”（第3册第577页）

　　这个论断仍然带有片面经验的特征。为了使电无论如何能成为电流，就得把电分解为正电和负电。但是用这两种物质来解释电流的一切尝试，都会碰到困难；假设电流中每次只存在一种物质也好，假设两种物质同时以相反的方向流动也好，最后，假设一种物质发生流动而另一种物质静止不动也好，结果都一样。如果我们采取最后一种假设，那么，怎样来解释下面这个无法解释的想法，在发电机和莱顿瓶中本来十分活跃的负电，在电流中却和物体的质量固结在一起。很简单。我们让正电流沿导线向右流动，让负电流 沿导线向左流动，此外再让一个中性电的电流向右流动。我们先是假设，为了使两种电无论如何能流动起来，就得把它们分离开来；而为了解释这两种分离的电在流动时发生的现象，我们又假设它们不分离也能够流动。我们先是作出一个假设去解释某一现象，而在我们一遇到困难时，又作出正好否定前一假设的第二个假设。这班先生理当抱怨的那种哲学究竟应当是怎样的呢？

　　除了关于电的物质性这种观点，还立即出现了另一种观点，电只是物体的一种状态、一种“力”，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是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持这种观点的，前有黑格尔，后有法拉第。自从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彻底清除了关于某种独特的“热素”的观念，并证明热是一种分子运动以来，紧接着的一步就是也用新的方法来研究电，并尝试测定电的机械当量。这个尝试完全成功了。特别是焦耳、法夫尔和拉乌尔的实验，不仅确定了电流中的所谓“电动力”的热当量和机械当量，而且还证明了它和电池中通过化学过程所释放出来的能或者和电解槽中所消耗的能是完全等价的。因此，把电看做一种独特的物质流体的假设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但是热和电并不完全相似。电流在一些极其本质的方面和热的传导毕竟是不相同的。我们仍然不能说明，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带电的物体中运动。像在热的场合那样假设一种纯粹的分子振动，看来是不够的。从电的惊人的甚至超过光速的运动速度³⁰⁹来看，很难克服这样的观念：这里在物体的分子之间有某种物质的东西在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克拉克·麦克斯韦（1864年）、汉克尔（1865年）、雷纳尔（1870年）以及埃德伦（1872年）的最新理论，都一致同意1846年法拉第凭推测首先提出的假设：电是渗透整个空间因而也渗透一切物体的弹性介质的一种运动，这种介质的分散的粒子是按照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定律互相排斥的，换句话说，电是以太粒子¹⁹⁴的一种运动，物体的分子则参与这种运动。至于这种运动的性质，各种不同的理论就有分歧了；麦克斯韦、汉克尔和雷纳尔的理论，以对漩涡运动的最新研究为基础，依然用漩涡对这种性质作出不同方式的说明，这样一来，老笛卡儿的漩涡又重新在不断更新的领域中受到尊重。我们暂且不去更深入地研究这些理论的细节。它们彼此间的分歧是很大的，而且一定还会发生许多变化。但是在它们共同的基本观点中有一个决定性的进步：电是能穿透一切有重量物质的光以太粒子的运动，这种运动会反作用于物体的分子。这种见解调和了以前的两种见解。按照这种见解，在发生电的现象时，的确有某种与有重量物质不同的物质的东西在运动。但是这种物质的东西不是电本身，电实际上倒不如说是一种运动形式，虽然并不是有重量物质的一种直接的运动形式。以太说一方面指出一条道路，使人们摆脱关于两种对立的电流体的原始的愚蠢观念，另一方面也使人们有希望弄清楚，什么东西是电运动的真正物质基础，什么东西的运动引起电现象。

　　以太说已经有一个决定性的成就。大家知道，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电直接改变光的运动：它使光的偏振面旋转。克拉克·麦克斯韦根据他的前面说过的理论，计算出一个物体的电容率等于它的光折射率的平方。玻耳兹曼研究了各种非导体的介电常数，发现硫磺、树脂和石蜡的介电常数的平方根分别等于其光的折射率。最大的误差——在硫磺中——仅为百分之四。这样一来，麦克斯韦的以太说恰好就由实验证实了。

　　但是，要通过一系列新的实验从这些本来互相矛盾的假说中剥出一个坚实的内核来，还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和花费很多劳动。在此以前，或者在以太说也许被另一崭新的理论取代以前，电学还将处于尴尬的境地，不得不使用它本身也认为是错误的表达方法。它的一整套术语仍然是以两种电流体的观念为基础的。它仍然信口谈论“在物体中流动的电的质量”，“电在每一个分子中的分离”等等。这是一种弊病，我们已经说过，这种弊病主要是由科学目前的过渡状态所不可避免地造成的，而且在片面的经验恰好在这个研究部门中占据优势的情况下，这种弊病对于迄今为止的思想混乱的延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我们已经学会利用起电机产生恒定电流，反过来又利用电流产生所谓静电，并使莱顿瓶充电等等，从此，所谓静电（或称摩擦电）和动电（或称流电）之间的对立可以说是有了中介。我们在这里不谈静电的亚型，也不谈现在被当做电的一种亚型来看待的磁。对这类现象的理论上的解释，无论如何应到电流的理论中去寻找，所以我们主要谈电流的理论。

　　恒定电流可以由不同的方法获得。物体的机械运动最初只能直接（由摩擦）产生静电，只有耗费很大的能量，才能产生恒定电流；要使这种运动至少大部分变成电的运动，那就要以磁为中介，就像格拉姆、西门子等人的著名的磁发电机那样。热可以直接变成电流，如两种不同金属的焊接处就会发生这种情形。由化学反应释放出来的能量，在通常的环境中是以热的形式出现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变成电的运动。反过来，电的运动，只要具备所需要的条件，又会变成任何其他形式的运动；它可以变成物体运动（在小的规模上，可直接变成电动力学的吸引和排斥；在大的规模上，可在电磁发动机中再以磁为中介）；它可以变成热（只要不导入其他变化，这在闭合电路中就处处发生），它可以变成化学能（在接上闭合电路的电解槽和伏特计中，电流在其中可以分解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分解的化合物）。

　　在所有这些转换中，运动的一切变化在量的方面等价这一基本定律都是适用的。或者如维德曼所说的，

　　 “依据力的守恒定律，以任何方式为产生电流所做的[机械]功，必定等于为产生各种电流作用所做的功”]第3册第472页]。

　　物体运动或热转变为电⁽³⁷⁶⁾，在这里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已经证明，所谓“电动力”，在第一种情况下等于消耗在这一运动上的功，在第二种情况下则“在热电堆的每一个焊接处和热电堆的绝对温度成正比”（维德曼，第3册第482页），就是说，和存在于每一个焊接处的以绝对单位计量的热量成正比。有人证明，这个定律事实上也适用于由化学能产生的电。但是在这里，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至少对于现在流行的理论来说是如此。所以我们就稍微深入地考察一下。

　　法夫尔的实验（1857—1858年），是通过伽伐尼电堆引起运动形式转化的一系列卓越的实验中的一个。³¹⁰他把一个由5个电池组合起来的斯米电堆置于一个热量计中；把一部带有可随意连接的外露主轴和皮带轮的小型电磁发动机置于另一个热量计中。电堆中每产生1克氢，或每溶解32.6克锌（这是以克表示的锌的旧的化学当量，等于其现在的原子量65.2的一半），就有下列的结果：

　　A.热量计中的电堆处于闭合状态，不连接发动机时：产生的热是18 682或18 674热量单位。

　　B.以闭合电路把电堆和发动机连接起来，但不让发动机运转：电堆中的热是16 448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2 219热量单位，一共是18 667热量单位。

　　C.同B，但发动机运转而不提升重物：电堆中的热是13 888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4 769热量单位，一共是18 657热量单位。

　　D.同C，但是发动机提升重物，并且为此所做的机械功等于131.24千克米：电堆中的热是15 427热量单位，发动机中的是2 947热量单位，一共是18 374热量单位，和前面的18 682热量单位相比，损耗为308热量单位。但是作出的131.24千克米的机械功，如乘以1 000（为了把化学结果的克化成千克），除以热的机械当量423.5千克米²⁸⁶，结果就是309热量单位，这正是前面所说的损耗，即所做的机械功的热当量。

　　因此，运动在它的各种变化中的等价，在电的运动上（在不可避免的误差范围内）也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明。而且同样证明了伽伐尼电池的“电动力”不过是转化为电的化学能，而电池本身不过是把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化为电的一种装置、一种器具而已，这正如一部蒸汽机把供给它的热转化为机械运动一样，在两种情况下，进行这种转化的器具都不能从自身再提供另外的能量。

　　可是对于传统观点来说，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困难。这种观点认为，电池由于电池中液体和金属相接触而产生一种“电的分离力”，它和电动力成正比，所以它对于一定的电池就代表一定量的能。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电池本身固有的、即使没有化学反应也具有的能量来源，即电的分离力，同化学反应释放出来的能量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如果它是同化学反应无关而独立存在的能量来源，那么它提供的能量又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

　　这个不大清楚的问题成了伏打所建立的接触说和随后产生的电流化学说之间争论的焦点。

　　接触说是从电池中金属和一种或多种液体接触，或者单纯液体和液体接触而产生的电压出发，从这些电压的均等化，或闭合电路中所产生的相分离相对立的电的电压的均等化出发，来解释电流的。对于纯粹的接触说来说，这里所发生的化学变化完全是第二位的东西。与此相反，李特尔早在1805年就主张，只有激发物在接通电路以前就互相发生化学作用，电流才能形成。维德曼曾把这种较旧的化学说总括如下（第1册第784页），按照这种理论，所谓接触电，

　　 “只有当相互接触的物体同时发生实际的化学作用，或者当化学平衡遭到破坏（即使和化学过程没有直接联系），相互接触的物体之间出现‘化学作用的倾向’的时候，才有可能发生”。

　　可以看出，双方都只是间接地提出电流的能量来源的问题，这在当时也几乎是别无他法的。伏打及其后继者认为下面这一点是十分自然的：不同类的物体一接触，就会产生恒定电流，所以并不需要补偿就能做一定的功。李特尔及其追随者同样也不了解，化学反应怎么竟能使电池产生电流并做功。但是就化学说而言，这一点早就由焦耳、法夫尔、拉乌尔等人阐明了，可是就接触说而言，情况却恰恰相反。它固步自封，以致在本质上还停留在原来的出发点上。所以，在今天的电学中，那些属于早已过去的时代的观念，即和能量守恒原理直接矛盾的观念还在起作用，而在过去的那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满足于把任何结果都归之于随便找到的、浮在表面上的和似是而非的原因，而不管运动是否能从无中产生。而且，即使把这些观念的最糟糕的方面加以删除、削弱、冲淡、割除、美化，也无补于事：混乱只会更加严重。

　　我们知道，即使更陈旧的电流化学说，也承认电池中发生接触对于形成电流是完全必要的；它只是主张，如果不同时发生化学反应，这种接触便不能产生恒定电流。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不言而喻的是，电池的接触设备恰恰是使释放出来的化学能变为电的装置，并且化学能是否以及有多少能够真正变为电的运动，本质上取决于这些接触设备。

　　维德曼是一个片面的经验主义者，他力图从旧的接触说中拯救出可以拯救的东西。我们就来听听他说些什么吧。他说（第1册第799页）：

　　“虽然化学上呈惰性的物体（例如金属）的接触作用，像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既不是电堆理论所必不可少的，也并不因为欧姆从这个假设中推导出自己的定律（没有这个假设这个定律也可以推导出来）并且以实验证实过这个定律的费希纳也维护过这种接触说而得到证明，但是，金属接触便产生电，这是不可否认的，至少照现有的几个实验看来是如此，即使在量的方面能够获得的结果由于不可能使互相接触的物体的表面保持绝对清洁，而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不可靠性。”

　　可以看到，接触说已经变得非常谦逊了。它承认，它对于说明电流不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既没有由欧姆在理论上，也没有由费希纳在实验上加以证明。它甚至承认，它唯一还能依靠的所谓基本实验，在量的方面总是只能够提供一些不可靠的结果，最后，它只要求我们承认电运动总是由接触引起——即使只是金属的接触！

　　如果接触说到此止步，那就无须再置一词来反对它了。也许应当无条件地承认，两种金属一接触就会产生电的现象，这种电可以使解剖的蛙腿痉挛，可以使验电器带电，可以引起其他各种运动。这里首先要问的只是，产生这种现象所需要的能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照维德曼的意见（第1册第14页），我们

　　“大致可做如下考察，使两块不同类的金属板A和B彼此靠近到很小的距离，它们因附着力的作用就相互吸引。它们彼此一接触，就失去了这种吸引所给予它们的运动的活力。（如果我们假设金属的分子处于不断的振动之中，那么也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如果不同类的金属一接触，不同时振动的分子就相互接触，那么分子的振动在失去活力时就会发生变化。）失去的活力大部分变成热。而其中的一小部分就消耗在以另外的方式分配先前没有分离的电上。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可能由于对两种电的引力不同，这两个碰在一起的物体就带上了等量的正电和负电。”

　　接触说变得越来越谦逊了。先是承认，以后要做如此巨大的功的强大的电分离力，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固有的能量，而如果没有能量从外面传给它，它就无法起作用。后来给它指定了一个很小的能量来源，即由附着作用而致的活力，这个活力只在距离小得几乎无法测量的时候才起作用，使物体移动一个小得几乎无法测量的距离。然而这是无关紧要的：它无可否认地存在着，而且同样无可否认地在接触时消失。但是这一极小的来源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仍然提供了太多的能量：大部分变成了热，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引起电的分离力。虽然大家都知道，自然界中有不少由极小的碰撞产生极强的作用的实例，可是看来维德曼自己也感觉到，他那一点点能量来源在这里是很不够的，于是便去寻找第二个可能的来源，也就是假设两种金属的分子振动在接触面上发生干涉。撇开我们在这里碰到的其他种种困难不谈，格罗夫和加西奥都证明了，根本不需要真正的接触就可以产生电，正如维德曼自己在前一页上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总之，我们对产生电的分离力的能量来源考察得越多，这个来源就越来越枯竭了。

　　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几乎还不知道金属接触产生电的其他能量来源。按照瑙曼的意见（《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1877年海德堡版第675页），“接触电动力把热转化为电”，他认为“下面这个假设是很自然的：电动力引起电运动的能力，是以现有的热量为基础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温度的一个函数”，并说这也由勒鲁从实验上加以证明。在这里，我们又完全无所适从了。金属电动序定律不容许我们求助于在总是蒙着一层几乎无法去掉的薄薄的空气和非纯净水的接触面上不断发生的微小化学过程，也就是不容许我们从接触面间的不可见的主动电解质的存在来说明电的产生。电解质在闭合电路中必然产生恒定电流；相反，仅仅由金属接触所产生的电，在电路一接通时就消失了。这里我们就接触到了关键：维德曼本人起初认为“电的分离力”只是金属所具有的，并且认为不从外面供给能量就不能做功，后来又专门为其指定了一个极其微小的能量来源，可是，这个“电的分离力”，通过化学上呈惰性的物体的接触能否产生和以什么方式产生恒定电流呢？

　　电动序是按这样的方式来排列各种金属的：每一种金属对于前面的一种来说带负电，对于后面的一种来说带正电。所以，如果我们把金属片按这样的顺序排列起来，例如依次为锌、锡、铁、铜、铂，我们就能在两端得到电压。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金属序列联成一个闭合电路，使锌和铂也碰在一起，那么电压就立即均等化并消失。

　　“所以在列入电动序的各物体所构成的闭合电路中，要形成恒定电流是不可能的。”[第1册第45页]

　　维德曼还以下面这种理论上的考虑来支持这个命题：

　　 “事实上，如果在电路中出现恒定电流，它就会在金属导体本身中产生热，这种热充其量会由于金属接触处的冷却而被抵消。无论如何，总会引起热的不均衡的分布；而且一部电磁发动机如果没有从外面供给的能量，而由电流持续地发动起来并因而做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金属例如通过焊接牢牢连接在一起时，在接触处也不可能再发生足以补偿这个功的任何变化。”[第1册第44—45页]

　　但是，维德曼并不满足于对金属的接触电不能单独产生电流这一点作出理论上的和实验上的证明，我们将看到，他还认为必须提出一个特殊的假说，以便把接触电的作用排除在外，即使是在接触电在电流中也许起作用的场合。

　　因此，要从接触电到达电流，我们就得寻找其他的道路。让我们和维德曼一起这样设想：

　　 “把两种金属，例如锌棒和铜棒的一端焊接在一起，而以第三种物体把这两种金属棒各空着的一端连接起来，这一物体对两种金属都不发生起电作用，而只传导聚集于金属表面的两种相反的电，结果使这两种电在它里面互相中和，于是电的分离力总是又恢复先前的电位差，从而在电路中产生一个无须任何补偿就能做功的恒定电流。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导电而对其他物体不发生起电作用的物体是不可能有的。”[第1册第45页]

　　我们并没有比以前走得更远些，不可能创造运动这一事实又堵住了我们的道路。依靠化学上呈惰性的物体的接触，即依靠本来意义的接触电，我们永远不能产生出电流来。因此，我们就再转过身来，试试维德曼给我们指出的第三条道路：

　　“最后，如果我们把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浸入含有所谓二元化合物的液体中（这种化合物能分解为化学性质不相同的完全饱和的两种成分），例如，浸入稀盐酸（H+CI）等等中，这时，按照第27节中的说明，锌就带负电而铜则带正电。如果把这两种金属连接起来，这两种电就经过接触的地方而中和，于是正电流就经过这个地方由铜流到锌。而且，因为在这两种金属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使正电按同一方向流动，所以各个电的分离力的作用并没有像在金属闭合电路中那样互相抵消。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正电恒定电流，这个电流在闭合电路中经过铜和锌的连接处由铜流到锌，再经过液体由锌流到铜。我们很快（第34节）还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来：存在于闭合电路中的各个电的分离力，在形成电流方面实际上起了多少作用。——产生这种电流的导体组合，我们称之为伽伐尼电池，或者也叫做伽伐尼电池组。”（第1册第45页）

　　这样，奇迹就似乎告成了。在这里，仅仅由于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恒定电流就产生了，而按照维德曼自己的说法，这种分离力如果没有从外面供给的能量，是不可能起作用的。而且，除了维德曼在前面所说的，他没有再向我们提供任何东西来对此作出说明，可见，这确实是一个十足的奇迹。在这里，关于这个过程我们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1.如果把锌和铜浸入含有所谓二元化合物的液体中，于是，照第27节中的说明，锌就带负电，而铜就带正电。但是在整个第27节中关于二元化合物只字未提。那里只谈到由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夹着一块浸过酸性溶液的布料所构成的简单的伏打电池，然后就研究由此引起的两种金属上的静电荷，而根本没有提到任何化学过程。因此，所谓二元化合物在这里是从后门偷运进来的。

　　2.这个二元化合物在这里究竟起什么作用，仍然是完全神秘的。它“能分解为化学性质不相同的完全饱和的两种成分”（它们分解后完全饱和？！），这一情况最多也只是在它真正分解的时候，才能教给我们一点新东西。但是，关于这一点他对我们只字未提，所以我们暂时不得不假设它是不分解的，例如烷烃就是这样。

　　3.因此，当锌在液体中带负电，铜带正电之后，我们就让它们（在液体外）相接触。即刻，“这两种电就经过接触的地方而中和，于是正电流就经过这个地方由铜流到锌”。为什么只有“正”电流按这一方向流动，却没有“负”电流按相反的方向流动，对此我们又一无所知。直到现在还被认为和正电同样必要的负电究竟变成了什么，我们毫无所知；而电的分离力的作用恰好在于使这两种电相游离而对立。现在负电却突然被压制下去，在一定程度上被隐藏起来了，这就显得似乎只有正电存在了。

　　但是后来在第51页上又作了正好相反的说明，那里说，“两种电合在一个电流中”，就是说负电和正电二者都在其中流动！谁能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混乱呢？

　　4.“而且，因为在这两种金属接触时出现的电的分离力使正电按同一方向流动，所以各个电的分离力的作用并没有像在金属闭合电路中那样互相抵消。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恒定电流”，等等。

　　这说得有些过分了。因为我们会看到，维德曼在几页以后（第52页）就向我们证明，

　　在“形成恒定电流的时候……在金属接触处的电的分离力……必定是不起作用的”；

　　他还证明，即使这种分离力不使正电按同一方向流动，而是朝着电流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也不仅有电流发生，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分离力也不能由电池的分离力的一定部分得到补偿，所以又是不起作用的。因此，既然维德曼在第52页上认为电的分离力对于保持电流是不起作用的，他又怎么能够在第45页上把电的分离力当做形成电流的必要因素，并且还为此目的专门提出了一种假说呢？

　　5.“因此，这里产生了一个正电恒定电流，这个电流在闭合电路中经过铜和锌的连接处由铜流到锌，再经过液体由锌流到铜。”

　　但是，要使这种恒定电流“在导体本身中产生热”，并且能够由它把“一部电磁发动机发动起来并因而做功”，不供给能量是不可能的。可是这种能量的供给是否可能，它从何而来，维德曼直到现在也没有向我们透露过半个字，所以到现在为止，恒定电流还是和在前面研究过的两种场合下的情形一样，是不可能有的东西。

　　这一点没有人比维德曼更清楚。所以他认为最好还是尽快避开这个关于电流形成的奇异解释的许多棘手之处，而塞给读者几页有关这个仍然十分神秘的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磁效应以及生理效应的种种浅薄的逸闻，而且在这里甚至例外地使用了十分通俗的语调。然后他突然接着说道（第49页）：

　　 “我们现在应当研究一下，电的分离力在一个由两种金属和一种液体，例如由锌、铜和盐酸所构成的闭合电路中，是怎样起作用的。### $$$我们知道，当电流通过的时候，液体中所含的二元化合物（HCI）的成分就分开了：一种成分（H）在铜上游离出来，另一种等当量的成分（CI）在锌上游离出来，在这里，后一成分和等当量的锌化合成ZnCI。”

　　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肯定不是从维德曼那里知道的，因为关于这个过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至今他连半个字也没有向我们透露过。此外，如果说我们对这个过程知道一些什么，那就是它并不是像维德曼所描绘的那样。

　　在气体氢和气体氯形成一个HCI分子时，释放出来的能量等于22 000热量单位（尤利乌斯·汤姆森）311。因此，要把氯从它和氢的化合物中分离出来，就必须从外面供给每个HCI分子以等量的能。电池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一能量呢？在维德曼的叙述中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自己来研究一下吧。

　　当氯和锌化合成氯化锌的时候，释放出的能量大大多于把氯和氢分开所必需的能量，（Zn，CI2）释放出97 210热量单位，而2（H，CI）则释放出44 000热量单位（尤·汤姆森）。这样，电池中的过程就可以说明了。所以事情并不像维德曼所说的那样，氢一下子就在铜上游离出来，而氯一下子就在锌上游离出来，“在这里”，锌和氯随即偶然地化合起来了。相反，锌和氯的化合是整个过程的最重要的基本条件，而且这个化合过程如果不发生，我们就别指望铜上会有氢游离出来。

　　形成一个ZnCI2分子所释放出的能量，多于两个H原子从两个HCI分子中游离出来时所耗费的能量，这一多余的能量就在电池中转化为电的运动，并且提供了电路中出现的全部“电动力”。所以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电的分离力”在没有已经指出的能量来源的情况下使氢和氯互相分开，而是电池中所发生的整个化学过程为闭合电路中的全部“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提供了它们的存在所必需的能量。

　　这样，我们眼下可以确定，维德曼对电流的第二种解释和他的第一种解释一样，对我们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现在我们往下再看看他还写了些什么：

　　 “这一过程证明：二元化合物在两种金属间的作用，不再像金属的情形那样，仅仅存在于它的全部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简单的强势吸引，在这里还出现了它的两种成分的一种特殊作用。因为CI这一成分在正电流进入液体的地方分解出来，而H这一成分在负电流进入液体的地方分解出来，所以我们就假设：HCI这一化合物中的每一个当量的氯都带有一定量的负电，而后者则制约着进入的正电对氯的吸引。这是化合物中带负电的成分。同样，每一当量的H都一定带有正电，所以是化合物中带正电的成分。这些电荷在H和CI化合时可能呈现出锌和铜接触时所呈现出的那种情形。因为HCI这一化合物本身是不带电的，所以我们必须据此假设：其中带正电的成分的原子和带负电的成分的原子含有的正电和负电是等量的。### $$$现在如果把一块锌板和一块铜板浸入稀盐酸中，我们就可以推测，锌对其中带负电的成分，CI的吸引比对带正电的成分，H的吸引要强些。因此，和锌接触的盐酸分子将会这样配置其中带负电的成分趋向锌，带正电的成分趋向铜。因为这样排列起来的各个成分通过自己的电吸引作用于后面的HCI分子，所以锌板和铜板之间的分子的整个序列就排列如图10：

　　 如果第二种金属对带正电的氢的作用也像锌对带负电的氯的作用一样，那么这就会促进这样的配置。如果它的作用方向相反，但是较弱，那么至少这个配置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由于靠近锌的带负电的成分CI的负电的感应作用，电就会这样分布于锌：锌板上同最临近的盐酸原子⁽³⁷⁷⁾中的CI紧挨着的地方带正电，离得较远的地方带负电。同样，铜板上负电聚集在同临近的盐酸原子中的带正电的成分，H最靠近的地方，正电则被排斥到较远的地方。### $$$其次，锌上面的正电就会和最临近的CI原子所带的负电结合起来，而CI原子本身就会和锌化合。先前和这个CI原子化合在一起的带正电的H原子，就会和趋向它的第二个HCI原子中的CI原子化合，同时这些原子中所含的电也互相结合起来；同样，第二个HCI原子中的H原子和第三个HCI原子中的CI原子会化合起来，如此类推，直到最后，就会有一个H原子在铜上游离出来，而它所带的正电就和分布在铜上的负电结合起来，因而它就在不带电的状态中逸出了。”这个过程会“持续重复下去，直到聚集在金属板上的电对于趋向它们的盐酸成分所带的电的排斥力和金属对这些成分的化学吸引力相互平衡为止。但是，如果用一个导体把两块金属板连接起来，那么金属板上的游离电就互相结合，而且上述过程又会重新发生。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恒定电流就产生了。——显然，因为移向金属的二元化合物的两个成分以一定的速度向金属运动，然后达到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ZnCI），或者以游离的形态（H）逸出，所以这里就不断地失去活力。”（[维德曼的]注：因为CI和H这两种成分分开时所获得的活力又被这两种成分和最临近的原子的成分结合时所失去的活力抵消了，所以这一过程的影响可以略去不提。）“失去的活力，相当于可见的化学过程中所释放出的热量，即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酸时所释放出的热量。其数值必定和两种电分开时所耗费的功相等。因此，如果这两种电在电流中结合起来，那么，在一个当量的锌被分解而一个当量的氢从液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在整个闭合电路中就一定会产生功（或者是以热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在外部做功的形式出现），而且这个功也和上述化学过程所释放出的相应的热量相当。”[第1册第49—51页]

　　“我们就假设——可能——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就可以推测——会这样分布——会带电”，如此等等。全是推测和假设，在这些推测和假设中确实能拿得出来的实际的表述只有三点：第一，锌和氯的化合现在已被认作氢游离出来的条件；第二，如现在我们直到最后才知道而且可以说是顺便知道的，这里所释放出的能量正是形成电流所必需的全部能量的来源，而且是唯一的来源；第三，对于电流形成的这个解释是和他前面的两个解释正相矛盾的，正如那两个解释也是相互矛盾的一样。

　　维德曼往下又说：

　　“这样，在形成恒定电流时起作用的唯有电的分离力，这种力产生于电池的激发液体中二元化合物的原子由两个金属电极所引起的不相等的吸引和极化作用；在不会发生任何机械变化的金属接触处，电的分离力反而必定不起作用。前面说过，闭合电路中的全部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是和前面说过的化学过程的热当量完全成正比，这证明，这个分离力，如果其作用的方向同液体对金属的电的激发作用方向相反（例如把锡和铅浸入氰化钾溶液的时候），那么它就不能由金属和液体的接触处的电的分离力中得到一定量的补偿。所以这个分离力必须以另外的方式被抵消掉。这一过程按以下假设是再简单不过了：在激发液体和金属接触的时候，电动力由两种方式产生，第一种方式，是由于液体和金属的整个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强度不相等的吸引而产生的；第二种方式，是由于金属对液体的带相反电荷的两种成分的不相等的吸引而产生的……由于第一种方式中质量[对这种或那种电的]不相等的吸引，液体完全服从于金属电动序定律，而在闭合电路中，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完全抵消为零；第二种方式中的化学作用则相反，只提供形成电流所必需的电的分离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电动力。”（第1册第52、53页）

　　这样，接触说的最后残余就被顺利地排除在电流形成过程之外了，同时维德曼在第45页上提出的关于电流形成的第一个解释的最后残余也被排除了。最后毫无保留地承认：伽伐尼电池不过是把释放出来的化学能变为电的运动，变为所谓电的分离力和电动力的一种装置，正如蒸汽机是把热能变为机械运动的一种装置一样。在这两种场合下，装置只能为能量的释放和形式转化提供条件，但是本身并不提供任何能量。确定了这一点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维德曼对电流的解释的第三个方案。在这里，他是怎样描述电池的闭合电路中的能量转变的呢？

　　 他说，显然，在电池中，“因为移向金属的二元化合物的两个成分以一定的速度向金属运动，然后达到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ZnCI），或者以游离的形态（H）逸出，所以这里就不断地失去活力。失去的活力，相当于可见的化学过程中所释放出的热量，即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酸时所释出的热量”。[第1册第51页]

　　首先，如果过程是纯粹地进行的，那么在电池中，当锌溶解的时候，根本不会释放出任何热量；因为释放出来的能直接变成了电，由于整个闭合电路中的电阻，电才再转变成热。

　　其次，活力是质量和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因此，上述的命题亦可表述如下：一个当量的锌溶解于稀盐酸时所释放出的能量（＝若干卡路里），也等于离子的质量和离子向金属移动的速度平方的乘积的一半。这样来表述，这个命题显然就不对了，因为离子移动时所显示出的活力在数值上远不等于由化学过程释放出来的能量⁽³⁷⁸⁾。如果二者相等，那么就不会有电流产生，因为这样就没有给在闭合电路其余部分中的电流留下任何能量。因此，在维德曼那里又加了个说明：离子达到静止状态，“或者形成一种化合物，或者以游离的形态逸出”。但是，如果活力的丧失也包含着这两个过程中发生的能量转变，那么我们就真是陷入困境了。既然我们在谈到释放出的全部能量时是把这两个过程一并考虑的，那么这里就根本谈不上活力的丧失，而顶多只能说活力的获得。

　　可见，维德曼对这个命题本身显然并没有确定的理解，“活力的丧失”只不过是一种解围之神⁽³⁷⁹⁾，使他可能作出拼死的一跃，从陈旧的接触说跳到电流化学说。事实上，“活力的丧失”现在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退出舞台；从此以后，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无可争辩地被当做产生电流的唯一的能量来源，而我们这位作者还剩下的唯一的忧虑是，怎样才能把化学上呈惰性的物体接触生电的最后残余，也就是把两种金属接触处发生作用的分离力，从电流中体面地排除出去。

　　当我们读到维德曼对电流形成过程的上述解释的时候，会觉得摆在面前的不过是大约四十年前正统和半正统的神学家们为对付施特劳斯、维耳克、布鲁诺·鲍威尔等人从语言学和历史学方面对圣经的批判³¹³而采用过的一种辩护术。他们使用的方法是完全相同的，也必然是相同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下都是要在思维着的科学面前挽救旧的传统。那种顶多只能以数学计算形式来思维的孤傲的经验，却以为自己所使用的完全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是实际上，它所使用的多半是因袭下来的观念，是其前辈的多半已过时的思维产品，如正电和负电、电的分离力、接触说。这些东西成为它的无穷无尽的数学计算的基础，在这些计算中，由于数学公式的严密性，各种前提的假说性质竟被轻易地忘记了。诸如此类的经验对同时代的思维成果十分怀疑，而对其前辈的思维成果却深信不疑。甚至经实验确定的事实，对这种经验来说也渐渐变得和相关的传统的解释难以分开了；最简单的电现象在描述中也由于例如偷运两种电的理论而遭到歪曲；这种经验已经不可能再正确地描述事实了，因为传统的解释已混进到这种描述中去。一句话，在电学领域里，我们碰到了和在神学领域里所碰到的同样盛行的传统。在这两个领域里，最新研究的成果，对从前不认识的事实或有争议的事实的确认，以及由此必然得出的理论结论，都无情地打击了旧的传统，所以，这种传统的维护者就陷入极为困难的境地。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各样的诡计、种种站不住脚的借口，求助于掩盖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堕入矛盾的迷宫，找不到任何出路。维德曼绝望地试图把以“接触力”为根据的对电流的陈旧解释和以化学能量的释放为根据的新解释用理性主义方式加以调和，正是这种对全部陈旧的电理论的信仰，使他在这里陷入无法自拔的自相矛盾之中。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上面对于维德曼的电流解释的批评是咬文嚼字，即使维德曼起初在表述上有一些疏忽大意和不精确之处，可是最后他毕竟提出了正确的、合乎能量守恒定律的阐述，因此，一切都还做得不错。为了回答这种反驳，让我们在这里再来看一个例子，就是他对于由锌、稀硫酸、铜组成的电池中发生的过程所作的描写。

　　“如果用一根导线把两块金属板连接起来，就会产生电流……　通过电解过程，在铜板上从含有稀硫酸的水里分离出一个当量的氢，成为气泡逸出。在锌板上则生成一个当量的氧，它把锌氧化为氧化锌，而氧化锌又溶于周围的酸中成为硫酸氧化锌。”（第1册第[592—]593页）

　　为了把氢和氧从水中分离出来，每一个水分子需要相当于68 924个热量单位的能量。在上述电池中从哪里得到这个能量呢？“通过电解过程”。可是，电解过程从哪里得到这个能量呢：没有任何回答。

　　但是维德曼后来不止一次，至少有两次告诉我们（第1册第472和614页）：总的说来，“根据最新的实验，[在电解的时候]水本身并没有分解”，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是硫酸H2SO4分解了，它分解为H2和SO3+O，在分解过程中，H2和O在一定的情况下会以气态逸出。但是，这样一来，过程的整个性质改变了。H2SO4中的H2直接由两价的锌所代替而形成硫酸锌ZnSO4。一方面剩下了H2，另一方面剩下了SO3+O。两种气体按照它们结合成水的比例逸出；SO3和溶液中的水H2O重新结合成H2SO4，即硫酸。但是，在形成ZnSO4时放出的能量，不仅足以用来置换和释放硫酸中的氢，而且还有相当的剩余，这些剩余在我们的例子中便消耗在电流的形成上。这样，锌也就无须等待电解过程供给它游离的氧，以便先氧化，接着再溶解于酸中。正相反，锌直接地参加到过程中来，这个过程正是由于锌的参加才得以实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陈腐的化学观念怎样成了陈腐的接触观念的帮手。根据最新的观点，盐是一种酸，酸中的氢被某种金属所置换。这里所研究的过程证实了这种观点：酸中的氢被锌直接置换，这充分说明了能量的转变。维德曼所遵循的旧观点认为，盐是某种金属氧化物和某种酸的化合物，因此不说硫酸锌，而说什么硫酸氧化锌。但是，为了在我们的电池中从锌和硫酸获得硫酸氧化锌，就必须首先使锌氧化。为了使锌足够迅速地氧化，就需要有游离的氧。为了获得游离的氧，我们就必须设想——因为在铜板上出现了氢——水被分解。为了分解水，我们就需要巨大的能量。怎样得到这些能量呢？仅仅是“通过电解过程”，而这个过程本身在它的最终的化学产物“硫酸氧化锌”开始形成之前又不可能进行。孩子生妈妈。

　　可见，维德曼在这里也把整个过程完全弄反了，颠倒了，这是因为维德曼不假思索地把主动电解和被动电解这两个直接对立的过程混为一谈，以为它们都不过是电解而已。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研究的还只是电池里所发生的过程，也就是剩余能量通过化学反应而被释放出来，并且通过电池的装置转变为电的过程。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电池里从化学能中得到的恒定电流的电，又可以反过来在置于闭合电路中的电解槽中转变为化学能。两个过程显然是互相对立的：如果把前者看做化学—电的过程，那么后者就是电—化学的过程。两个过程可以在具有同样物质的同一闭合电路中发生。例如，靠气体元素工作的电池组，其电流是通过氢和氧化合成水而产生的，而在以电路连起来的电解槽中又可以按照氢和氧化合成水的比例分解出氢和氧来。通常的看法是把这两种对立的过程冠以一个共同的名称——电解，而没有把主动电解和被动电解区别开来，没有把激发液体和被动电解质区别开来。例如，维德曼用133页的篇幅来探讨电解本身，后来在结尾处附加了关于“电池中的电解”的几点评述，其中关于真正的电池中所发生的过程只占这一篇17页中的一个极小的部分。在随后的“电解理论”中，电池和电解槽的这种对立甚至连提也没有提一下；谁想在接下来的《电解对导体电阻和闭合电路中电动力的影响》这一章中寻找关于闭合电路中能量转变的某种考虑，一定会大失所望。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不可阻挡的“电解过程”，它无需可见的能量的输入就可以把H2和O分离，而且在该书我们现在看到的篇章中，它所起的作用和先前那个神秘的“电的分离力”起过的作用是一样的。

　　“除了把离子分开的第一位的、纯粹的电解过程外，由于被电流所分开的离子的作用，还发生一些第二位的、同电解过程完全无关的纯粹化学的过程。离子的这种作用会发生在电极物质上和被分解的物体上，在溶液中也会发生在溶剂上。”（第1册第481页）

　　现在让我们回到先前谈到的由锌和铜浸在稀硫酸中形成的电池上去。在这里，用维德曼自己的话来说，被分开的离子就是水中的H2和O。因此，按照他的说法，锌的氧化和ZnSO4的形成是第二位的、同电解过程无关的纯粹化学的过程，虽然只有通过这个过程，第一位的过程才成为可能。现在我们要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这种由于颠倒真实的过程而必然造成的混乱。

　　我们首先来看看电解槽中的所谓第二位的过程，维德曼给我们举了好几个这方面的例子⁽³⁸⁰⁾（第481—482页）：

　　1.溶于水中的硫酸钠（Na2SO4）的电解。它“分解为……一个当量的SO3+O……和一个当量的Na……但是后者和溶液中的水起反应，从水中分离出一个当量的H，同时形成一个当量的苛性钠[NaOH]，苛性钠又溶解于周围的水中”。

　　方程式是：

　　Na2SO4+2H2O＝O+SO3+2NaOH+2H。

　　在这个例子中，实际上可以把

　　Na2SO4＝Na2+SO3+O

　　这个分解看做第一位的、电—化学的过程，而把进一步的转变

　　Na2+2H2O＝2NaOH+2H

　　看做第二位的纯粹化学的过程。但是，这个第二位的过程是直接在出现氢的那个电极上发生的；因此，这里所释放出的十分可观的能量（按照尤利乌斯·汤姆森的计算，对于Na，O，H，水来说是111 810热量单位）至少大部分转变为电，只有小部分在电解槽中直接变成热。而后一种情况也可以发生在从电池中直接或首先释放出来的化学能量上。但是，这样获得并且转变为电的能量，应当从电流所供给的用来不断分解Na2SO4的能量中减去。如果钠转变为氢氧化物在整个过程的第一个瞬间是第二位的过程，那么，从第二个瞬间起，它就成为整个过程的根本因素，因此就不再是第二位的了。

　　但是，在这个电解槽中还有第三种过程发生：如果SO3没有和正极的金属化合，同时又释放出能量的话，那它就和H2O化合成H2SO4，即硫酸。但是，这个转变并不一定要直接在电极上进行，因此，这里所释放出的能量（按照尤·汤姆森的计算，等于21 320热量单位）就全部或绝大部分在电解槽本身中转换为热，顶多只有极小一部分以电的形式提供给电流。由此可见，在这个电解槽中所发生的唯一的真正第二位的过程，维德曼一点也没有提到。

　　2.“如果把五水硫酸铜[CuSO4+5H2O]溶液置于正铜极和负铂极之间电解，那么，在同一电路中，在硫酸溶液被分解的同时，每有一个当量的水被分解，就有一个当量的铜在负铂极上分离出来；在正极上则应当有一个当量的SO4出现，但是它和电极上的铜化合成一个当量的CuSO4，并溶解于被电解的溶液的水中。”[第1册第481页]

　　因此，如果用现代化学的说法来描述，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设想如下：Cu在铂上沉积下来；释放出来的SO4因为本身不能独立存在，便分解为SO3+O，而O则以游离的形态逸出；SO3从溶剂中获得H2O而形成H2SO4，H2SO4又重新和电极上的铜化合而成CuSO4，H2则被释放出去。严格说来，在这里有三个过程：（1）Cu和SO4的分离；（2）SO3+O+H2O＝H2SO4+O；（3）H2SO4+Cu＝H2+CuSO4。显然可以把第一个过程看做第一位的。而把其余两个看做第二位的。但是，如果我们提出能量转变的问题，我们便会看到，第一个过程完全被第三个过程的一部分补偿了；铜和SO4的分离被两者在另一个电极上的重新结合所补偿了。如果我们撇开把铜从一个电极推向另一个电极所必需的能量不算，又撇开电池中由于能转变为热所无法避免的能量损失不算，那么，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所谓第一位的过程并不从电流中取得任何能量。电流供给的能量仅仅使H2和O的分离（而且还是间接的）成为可能，这个分离是整个过程的真正的化学的结果——这就是说，仅仅实现某种第二位的或者甚至是第三位的过程。

　　然而，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和在其他场合下一样，第一位过程和第二位过程的区分无疑具有某种相对的合理性。例如，在这两种场合下，除了其他过程，看来也发生了水的分解，而且水的成分分别在相反的电极上分离出来。根据最新的实验，绝对纯的水极其接近理想的非导体，因而也极其接近理想的非电解质，因此，证明下面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些以及这一类场合下，并不是水直接以电化学的方式被分解，而是水的成分从酸中分离出来，当然，在这里酸的形成也一定要有溶液中的水参加。

　　3.“如果盐酸[HCI+8H2O]……同时在两个U形管中被电解……在一只管中用的是正锌极，另一只管中用的是正铜极，那么，在第一只管中有32.53的锌溶解，而在第二只管中则有2×31.7的铜溶解。”[第1册第482页]

　　我们暂时撇开铜不谈，单来看锌。按照维德曼的说法，在这里，HCI的分解是第一位的过程，Zn的溶解是第二位的过程。

　　所以，根据这个观点，电流是从外面供给电解槽分离H和CI所必需的能量；在这种分离完成以后，CI和Zn化合，同时释放出一定的能量，这一能量应当从分离H和CI所必需的能量中减去；这样一来，电流只须供给两个能量间的差数就够了。看来一切都极其完满；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观察一下这两个能量，就会发现，形成ZnCI2时所释放出的能量大于分离2HCI所消耗的能量；因而电流不仅无须供给能量，反而获得能量。现在，我们所碰到的根本不再是被动的电解质，而是激发液体，不是电解槽，而是给产生电流的电池组添加一个新单元的电池；本该看做第二位的过程，成为绝对第一位的了，成为整个过程的能量来源并使这个过程不用靠电池组提供电流了。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维德曼的理论说明中全部的、到处出现的混乱的根源是什么。维德曼从电解出发，却不管这是主动的电解还是被动的电解，是电池还是电解槽，反正都无所谓，正像一个老少校对“一年制志愿兵”哲学博士所说的那样，“外科医生就是外科医生”³¹⁴。因为在电解槽中研究电解比在电池中研究电解要简单得多，所以他实际上是从电解槽出发，把电解槽中所发生的过程，把这些过程被分为第一位和第二位这种部分合理的区分，作为衡量电池中完全相反的过程的尺度，同时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电解槽在他手里变成电池了。因此，他可以提出这样的命题：

　　“分离出来的物质对于电极的化学亲和性，对电解过程本身不发生任何影响”（第1册第471页）。

　　这个以如此绝对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命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关于电流形成的三重理论就是：第一，以纯粹的接触为中介的陈旧的传统的理论；第二，以理解得更加抽象的电的分离力为中介的理论，这种分离力以一种无法说明的方式供给自身或“电解过程”以能量，使电池中的H和CI互相分开，并且还产生电流；最后，是现代的化学—电的理论，这个理论证明，上述能量的来源是电池中一切化学反应的代数和。他没有注意到第二种解释推翻了第一种解释，同样，他也没有觉察到第三种解释又推翻了第二种解释。相反，能量守恒定律纯粹是从外部加到从惯常经验中沿袭下来的旧理论之上的，这就像把一个新的几何定理加到以前的定理上去一样。他不知道，这个定律使得自然科学的这一领域以及其他一切领域的全部传统观点都不得不加以修正。因此，维德曼只是在解释电流时简单地确认这个定律，然后就悄悄地把它放在一边，只是在书的最末尾，在说明电流做功的那一章中才又找了出来。甚至在接触生电理论中（第1册第781页及以下几页），能量守恒在论述主要问题时也根本没有派上用场，只是在说明次要问题时偶尔提到；能量守恒始终是“第二位的过程”。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前面的第三个例子。在那里，两个U形管中的盐酸被同一个电流所电解，不过在一个管中锌是正极，在另一个管中铜是正极。按照法拉第的电解基本定律，同一个电流，在每一个电解槽中能分解等当量的电解质，而在两个电极上分离出的物质的量，也与它们的当量成正比（第1册第470页）。于是，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个例子中，第一只管中溶解了32.53的锌，第二只管中溶解了2×31.7的铜。

　　“可是，”——维德曼继续往下说——“这并不能证明这两个值相当。它们只是在电流很弱的情况下，当一方面……形成了氯化锌，而另一方面……形成了氯化铜的时候，才被观察到的。当电流较强时，在形成的氯化物的量不断大的情况下，溶解的铜的量可能……降到31.7，而这时溶解的锌的量不变。”

　　大家知道，锌只能形成一种氯化物——氯化锌ZnCI2，铜则可以形成两种：氯化铜CuCI2和氯化亚铜Cu2CI2。过程是这样的：弱电流给每两个氯原子从电极上夺下两个铜原子，这两个铜原子仍然以自己的两个化学键之中的一个互相联结着，同时，它们的两个空出来的化学键则和那两个氯原子结合：

　　而如果电流较强，那么它就把两个铜原子完全互相分开，每一个铜原子单独地和两个氯原子结合：

　　当电流为中等强度的时候，两种化合物相并形成。这样，两种化合物中形成这一种或那一种，仅仅由电流强度来决定，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整个过程是电—化学的过程，如果“电—化学”这个词还具有某种意义的话。尽管如此，维德曼仍断然把这一过程说成是第二位的过程，即不是电化学的过程，而是纯粹化学的过程。

　　上述的实验是雷诺（1867年）做的，它是一系列类似的实验之一，在这些实验中，同一个电流在U形管里由食盐溶液（以锌为正极）传导，而在另一个电解槽中，由一些可变换的电解质（以一些不同的金属为正极）传导。这里，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其他金属溶解的数量有很大的差异，而维德曼引用了这一系列实验的结果，这些结果大部分在化学上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决不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例如，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只有个当量的金溶解于盐酸中。这个事实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显得奇怪，即像维德曼那样，死守旧的当量，用ZnCI来表示氯化锌，从而使氯和锌一样，在氯化物中只显示出一个化学键。实际上，在这里每一个锌原子和两个氯原子化合（ZnCI2），一旦知道这个分子式，我们就可以立即看到，在确定上述的当量时，应当以氯原子为单位，而不应当以锌原子为单位。氯化金的分子式是AuCI3，这就可以明显地看出，3ZnCI2中所含的氯和2AuCI3中所含的氯恰恰相等，因此，电池或电解槽中把一个当量的锌变为氯化锌的全部过程（第一位的、第二位的、第三位的），也能不多不少把个当量的金变为氯化金。绝对会是这样的，除非用通电的办法也能制取AuCI这种化合物；在这种情况下每溶解一个当量的锌，甚至应当有两个当量的金溶解，而且视电流强度的情况，还可能发生和前面所说的铜和氯的例子里类似的变化。雷诺的实验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显示出，法拉第定律怎样被一些似乎和它相矛盾的事实所证明。但是，这些实验对于解释电解时的第二位过程会有什么意义，却看不出来。

　　维德曼的第三个例子又把我们从电解槽引到电池。而实际上，如果联系所发生的能量转变来研究电解过程，电池是极有趣味的。例如，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电池，其中化学—电过程似乎和能量守恒定律直接矛盾，似乎违背了化学亲和性定律。

　　根据波根道夫的测定³¹⁵，由锌、浓食盐溶液和铂组成的电池提供的电流强度为134.6。这样，我们在这里就有了十分可观的电量，比丹聂耳电池中的电量大。这里以电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能量来源于哪里呢？“第一位的”过程是锌从氯化物中置换钠。可是，在通常的化学中，不是锌从氯化物或其他化合物中置换钠，而相反是钠置换锌。“第一位的”过程决不可能供给电流以上述能量，恰恰相反，这个过程本身还需要从外面输入能量才能发生。可见，仅仅有“第一位的”过程，我们仍然不能前进一步。那就让我们来看看实际的过程。这时我们发现，这里所发生的转变不是

Zn+2NaCI＝ZnCI2+2Na，

　　而是

Zn+2NaCI+2H2O＝ZnCI2+2NaOH+H2。

　　换句话说，钠并不是以游离的形式在负极上分离出来，而是被氧化，正如上面例一中的情形一样（第[481]页）。⁽³⁸¹⁾

　　为了计算这里所发生的能量转变，尤利乌斯·汤姆森的测定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些根据。根据这些测定，化合时所释放出的能量是：

　　（Zn，CI2）＝97 210
（ZnCI2，水）＝15 630
溶解了的氯化锌总共＝112 840热量单位
　　2（Na，O，H，水）＝223 620热量单位
　　　　　　　　　　　　336 460热量单位

　　从这里减去分解时消耗的能量：

2（Na，CI，水）＝193 020热量单位
　　 2（H2，O）＝136 720热量单位
　　　　　　　　 329 740热量单位

　　释放出来的能量的剩余＝6720热量单位。

　　这个数量，对于波根道夫所得到的电流强度说来，显然是很小的，但足以用来一方面解释钠同氯的分离，另一方面解释电流的形成。

　　这里，我们得到一个确凿的例子，它说明了第一位过程和第二位过程的区分完全是相对的，一旦被看做是绝对的，就会把我们引向荒诞的地步。单独地看，第一位的电解过程不但不能产生电流，而且它本身也不可能发生。正是第二位的、所谓纯粹化学的过程，才使第一位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且还提供全部的剩余能量来形成电流。因此，实际上它成了第一位的过程，而原来第一位的过程倒成了第二位的过程。当黑格尔把形而上学者和形而上学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所想象的固定不变的差别和对立辩证地转变为同它们相反的东西时，人们也许会说黑格尔有意歪曲了他们的话。可是，如果自然界也像老黑格尔那样对待这些差别和对立，那就确实该稍微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可以把下述这样一些过程看做第二位的过程，这些过程虽然是由于电池中的化学—电的过程或电解槽中的电化学的过程才发生的，但是并不依赖于这些化学—电和电化学过程并和它们是分开的，就是说，这些过程发生在离电极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因此，这一类第二位的过程发生时所完成的能量转变也并不加入到电的过程中来；它们既不直接从电的过程中取走能量，也不直接给电的过程提供能量。这样的过程在电解槽中屡见不鲜；前面在例一中，在电解硫酸钠形成硫酸时，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形。可是，在电解槽中，它们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不过，它们在电池中的出现却具有重要得多的实际意义。因为它们即使不直接给化学—电的过程提供能量或从中取走能量，也改变了电池中存在的可供使用的能量的总和，因而间接地对化学—电的过程起了作用。

　　除了后来发生的通常形式的化学变化，还有一种现象也属于这一类，这就是当离子以不同于它们通常以游离状态出现的情况而在电极上分离出来时以及当这些离子离开电极后才过渡到通常的游离状态时所发生的现象。在这些情况下，离子可以有另外的密度，或者采取另外的聚集状态。但是，离子还可能在它们的分子结构方面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正是最值得注意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与离子在离开电极一定距离的地方发生的第二位的化学变化或物理变化相适应，会发生一种类似的热的变化；大多数情况下热被释放出，个别情况下热被消耗掉。这种热的变化，自然首先局限于有热发生的地方：电池或电解槽中的液体变热了或者冷却了，而闭合电路的其余部分则不受这一变化的影响。因此这种热称为局部热。这样看来，释放出来转换为电的化学能量，会按电池中产生的这个正的或负的局部热的当量减少或增加。据法夫尔说，在含有过氧化氢和盐酸的电池中，释放出来的全部能量的是以局部热的形式消耗掉了；格罗夫电池却正好相反，在线路闭合以后明显冷却，因而还要通过吸收热量从外面供给电路以能量。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第二位的过程也反作用于第一位的过程。我们尽可以任意处置，但第一位的过程和第二位的过程的区分始终是纯粹相对的，并总是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又被消除。³¹⁶如果忘记这一点，如果把这种相对的对立看成绝对的，那么，最后就会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陷入矛盾而无法自拔。

　　大家知道，当用电解法分离气体的时候，金属电极上覆盖了薄薄的一层气体；因此，在电极上的气体达到饱和之前，电流强度会降低，在达到饱和之后，减弱了的电流又重新达到恒定。法夫尔和济伯曼证明：在这一类电解槽中也产生局部热，这种局部热的产生，仅仅是由于气体不是以其通常出现的状态在电极上释放出来，而是在离开电极以后，通过一个与放热相联系的进一步的过程才进入其通常的状态。那么，气体在电极上到底是以怎样的状态分离出来的呢？谈到这个问题，没有谁比维德曼更加小心翼翼的了。他把这种状态称为“一定的”、“同素异形的”、“活性的”状态，最后，要是氧的话，有时也称之为“臭氧化的”状态。要是氢的话，那就说得更加神秘。有时候还出现这样的观点：臭氧和过氧化氢就是这种“活性的”状态借以实现的形式。在这里，臭氧总是纠缠着我们的作者，使他甚至于用某些过氧化物“可能以臭氧化的状态含有一部分氧”（第1册第57页）来解释这些过氧化物的极度的负电属性。在发生所谓水分解的时候，无疑会形成臭氧和过氧化氢，但是量很少。没有任何根据可以假定，在我们所研究的例子中，局部热是由于较大量的上述两种化合物先形成然后又分解而产生的。由游离的氧原子形成臭氧（O3）的生成热是多少，我们不知道。由H2O（液态）+O形成过氧化氢的生成热，按拜特洛的说法³¹⁷，等于-21 480；因此，这种化合物如果比较大量地产生的话，就要求补充大量的能量（大约等于分离H2和O所需要的能量的百分之三十），而这种能量必然是显眼的和可以证明的。最后，臭氧和过氧化氢只能解释氧（如果我们撇开电流方向变换不管，在电流发生方向变换时两种气体会在同一个电极上相遇），并不能解释氢。然而，氢也以“活性的”状态逸出，例如，在硝酸钾溶液介于铂电极之间这一装置中，氢就和由酸中分离出来的氮直接化合为氨。

　　实际上，所有这些困难和疑虑都是不存在的。把物体“以活性的状态”分离出来，并非电解过程所独有。每一种化学分解中都会发生这种情形。化学分解使释放出来的化学元素首先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分离出来，如O，H，N等等，这些原子只是在它们被释放出来以后，才能化合成为O2，H2，N2等等分子，并且在化合的时候，还释放出至今尚未确定下来的、以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定量的能。但是，在原子处于游离状态的那一瞬间，它们是它们可以取得的全部能量的载体；当它们拥有自己的最大限度的能量时，就能够自由地参与所面临的任何化合。因此，它们对于O2，H2，N2这些分子来说是“处于活性状态”，而这些分子已经释放出上述能量的一部分，并且，如果不从外面重新获得它们释放出的能量，就不能和其他元素化合。因此，我们根本用不着还要去求助于臭氧和过氧化氢，它们本身也无非是这种活性状态的产物。例如，我们也可以不用电池，单用化学的方法来实现刚刚提到的电解硝酸钾时所实现的氨的生成，办法是把硝酸或某种硝酸盐溶液加到一种通过化学过程可释放出氢的液体中去。氢的活性状态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可是，在电解过程中，有趣的是游离原子的瞬息存在可以说是一清二楚的。过程在这里分为两步：电解在电极上分离出游离原子，而游离原子在离电极一段距离的地方化合为分子。不管这段距离从物体的尺寸来看是多么微不足道，它却足以阻止形成分子时释放出来的能量应用于电的过程（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加以阻止），从而使得这些能转换为热，即电池中的局部热。而这证明：元素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分离出来，并在一瞬间以游离原子的形式存在于电池中。这个事实，我们在纯粹的化学中只能通过理论的推断来确定，在这里却通过实验得到了证明，因为这无需对原子和分子本身的感性知觉就可以做到。电池中的所谓局部热的巨大的科学意义就在于此。

　　关于化学能通过电池转换为电的过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也许，只有当我们更好地认识了电运动本身的作用方式的时候，才能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

　　电池被硬说成具有一种“电的分离力”，而这种力对于每一特定的电池来说是特定的。我们一开始就看到，维德曼已承认这种电的分离力并不是能的一种特定形式。相反，它首先不过是一个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把一定量的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换为电的能力和特性。这一化学能本身在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采取“电的分离力”的形式，相反，它立即而且直接地采取所谓“电动力”即电的运动的形式。如果说，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一台蒸汽机的力的时候，是指它有能力在单位时间内把一定量的热转换为物体的运动，那么，这一点决不能成为把这种概念上的混乱也搬到科学中来的理由。同样，我们也可以说手枪、马枪、滑膛枪和来复枪有不同的力，因为它们用同样多的火药和同样重的弹丸，却可以有不同的射程。但是，在这里，这种说法的错误是一目了然的。谁都知道，推动子弹前进的是火药的起爆，至于武器射程的远近则仅仅取决于耗费能量的多少，而后者则随枪筒的长度、弹丸的运动空隙⁽³⁸²⁾和形式而定。蒸汽力和电的分离力的情况也是一样。有两台蒸汽机，别的条件都相同，就是说，假定两者在同一段时间内释放出同样数量的能，或者有两个电池，条件也是这样，那么它们在做功方面的区别仅仅在于其内部发生的能量消耗的大小。如果说，一切军队里的火器技术到今天已经成熟，已无须再设想火器具有某种特殊射击力，那么，在电学上还设想存在一种和火器的射击力相似的“电的分离力”，也就是存在一种绝对没有能量、因而本身也不能做出哪怕是百万分之一毫克·毫米功的力，那就完全不可原谅了。

　　关于这种“分离力”的第二种形式，即亥姆霍兹提到的“金属的电的接触力”，情形也是一样。它无非是金属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相互接触时把现有的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这就是说，它同样也是一种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一点能量的力。让我们和维德曼一样假定，接触电的能量来源在于附着运动的活力；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能量首先以这种物体运动的形式存在，而当这种物体运动消失时就立即转换为电的运动，连一瞬间也没有采取“电的接触力”的形式。

　　除此以外，人们还让我们确信：电动力，即作为电的运动重新表现出来的化学能，同这种本身不仅不包含而且按其概念来说也根本不可能包含任何能量的“电的分离力”是成比例的！非能量和能量之间的这种比例关系，显然属于奢谈“电的单位和毫克的比值”⁽³⁸³⁾的那种数学的范围。但是，在这种只是由于把简单的特性看做某种神秘的力才存在的荒谬形式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极为简单的同义反复：一个特定的电池把释放出来的化学能转换为电这样一种能力是可以量度的，——用什么来量度？就是用闭合电路中以电的形式再现的能同电池中所消耗的化学能的比值来量度。如此而已。

　　为了得出某种电的分离力，人们不得不郑重其事地采用两种电流体的权宜说法。为了把这两种流体从中性状态转变到极性状态，也就是为了把它们互相分开，就要消耗一定量的能——电的分离力。这两种电一旦互相分开，那么，当它们重新结合时，就能重新释放出同样数量的能——电动力。但是，在今天，再也没有人（包括维德曼在内）把这两种电看做真实存在的东西了，因此，再来啰唆地谈论这种观点，那就是为死去的读者写文章了。

　　接触说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它无法摆脱把接触力或电的分离力当做某种能量来源的观念。当人们把某种装置可促成能量转换的简单特性看做是一种力以后，摆脱这种观念确实是困难的，因为力正好应该是能的某种特定形式。虽然维德曼不得不同时接受能量不可消灭不可创造的现代观念，但是，因为他无法摆脱关于力的这种不明确的观念，所以就采用关于电流的上述第一种毫无意义的解释，并且陷入后来所指明的各种矛盾之中。

　　如果“电的分离力”的说法简直是荒谬的，那么另一个说法“电动力”至少是多余的。我们在有电动机以前很久就有了热动机，而热的理论没有特别的热动力也发展得很好。热这个简单的词可包罗属于这种能量形式的一切运动现象，同样电这个词也可包罗其领域内的一切运动现象。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电的作用形式完全不带有直接的“动”的性质，如铁的磁化、化学分解、向热的转化。最后，在自然科学的任何部门中，甚至在力学中，每当人们在什么地方摆脱了力这个字眼的时候，都是一次进步。

　　我们已经看到，维德曼接受关于电池中的过程的化学解释是有些勉强的。这种勉强的态度不断纠缠着他；凡是在他对所谓化学说可以说三道四的地方，都一定是这样。例如，他说：

　　“电动力和化学反应的强度成比例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第1册第791页）

　　这种比例性的确不是在一切场合都存在。但是，在不存在这种比例性的地方，只能证明电池设计得很差，其中浪费了能。因此，同一位维德曼做得非常正确：他在理论推断中完全不考虑那些会破坏过程的纯粹性的附带情况，而直截了当地断言，一个电池的电动力等于电池中在单位时间内和单位电流强度下所发生的化学反应的机械当量。

　　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读到：

　　“还有，在由酸和碱构成的电池中，酸和碱的化合并不是产生电流的原因，这是根据第61节〈柏克勒尔和费希纳〉、第260节〈杜布瓦—雷蒙〉和第261节〈沃姆—弥勒〉的实验得出来的，这些实验证明，在某些情况下，当酸和碱各以等当量存在时，不会出现任何电流，而且这也是根据第62节引证的实验〈亨利齐〉得出来的，这个实验证明，在苛性钾溶液和硝酸之间加入或不加入硝酸钾溶液，电动力出现的情况都是一样的。”（第1册第791页）

　　酸和碱化合是不是产生电流的原因这个问题，使得我们的作者认真思考。以这样的形式提出问题，回答可以是很简单的。酸和碱的化合首先是形成盐的原因，同时释放出能量。这个能量是全部还是部分地采取电的形式，取决于释放这个能量时的情况。例如，在硝酸和苛性钾溶液置于两个铂电极之间而组成的电池中，至少会部分地产生电，而且酸和碱之间加不加硝酸钾溶液，对于电流的产生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顶多只能延缓，但不能阻止盐的形成。但是，如果选取一个像维德曼常常引用的沃姆—弥勒式电池，酸和碱溶液位于中间，它们的盐溶液位于两端，其浓度和电池中所形成的溶液的浓度相同，那就不言而喻，任何电流也不可能发生，原因是，由于这两端环节的缘故——由于到处都形成了同样的物体——任何离子都不可能产生。所以在这里我们便直接阻止了释放出来的能量转变为电，这就仿佛我们根本没有把电路闭合一样；因此，在这里得不到电流，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酸和碱毕竟可以产生电流，这由碳、硫酸（一分对十分水）、苛性钾（一分对十分水）、碳所组成的电池证明了，根据拉乌尔的说法，其电流强度为73⁽³⁸⁴⁾；而且，只要电池装配得当，酸和碱就可以提供与它们化合时所释放出的大量的能相匹配的电流强度，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已知的最强电池几乎都是以碱金属盐的生成为基础的。例如，惠斯通电池，由铂、氯化铂、钾汞齐组成，电流强度是230；由二氧化铅、稀硫酸、钾汞齐组成，电流强度是326；用二氧化锰代替二氧化铅，电流强度是280；而且，每一次用锌汞齐代替钾汞齐，电流强度就几乎丝毫不差地降低100。同样，贝茨在由固体二氧化锰、高锰酸钾溶液、苛性钾溶液、钾组成的电池中得到电流强度是302；还有，由铂、稀硫酸、钾组成的电池，电流强度是293.8；焦耳电池，铂、硝酸、苛性钾溶液、钾汞齐，电流强度是302。这些异常强的电流形成的“原因”无疑是酸和碱的化合，或者酸和碱金属的化合，以及化合时释放出的大量的能。³¹⁸

　　几页以后，我们又读到：

　　 “但是，应当注意，不能直接把出现在不同类物体接触之处的全部化学反应的功当量当做闭合电路的电动力的量度。例如，在由酸和碱组成的柏克勒尔电池中〈又是克里斯平³¹⁹！〉，这两种物质化合起来；在由铂、熔融的硝酸钾、碳组成的电池中，碳烧尽了；在由铜、不纯的锌、稀硫酸组成的普通电池中，在形成局部电流的情况下锌很快地溶解了。在这些化学过程中所产生的功〈应当说，释放出来的能〉有很大一部分转换为热，从而对整个电路来说是损耗掉了。”（第1册第798页）

　　所有这些过程都归结为电池中能量的损耗；它们并没有牵涉到电运动产生于转换了的化学能这一事实，而只是牵涉到转换了的能的数量。

　　电学家们花费了无尽的时间和精力来装配各式各样的电池并量度它们的“电动力”。由此积累起来的实验材料包含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但其中更多的东西无疑是没有价值的。例如，那些用“水”做电解质的实验有什么科学价值呢？现在弗·柯尔劳施已证明，水是最差的导体、因而也是最差的电解质，⁽³⁸⁵⁾所以在这一实验中促使过程发生的不是水，而是水中我们所不知道的某些杂质。可是，例如，费希纳的全部实验差不多有一半是像这样用水来做的，甚至包括他的“十字实验”³²⁰，而他是想借此在化学说的废墟上牢固地建立起接触说。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差不多在所有的实验里，除了少数例外，几乎都忽略了电池里的化学过程，而这些过程正是所谓电动力的真正源泉。可是有许多电池，从它们的化学式来看，根本不可能对电路闭合以后电池中发生的化学变化作出任何可靠的结论。恰恰相反，正如维德曼所说的（第1册第797页），

　　“不能否认，我们还远不能在一切情况下都观察到电池中的化学吸引”。

　　因此，从越来越重要的化学方面来看，所有这些实验，只要它们还不能在上述过程受控制的情况下重复进行，都是没有价值的。

　　在这些实验中，注意到电池中发生的能量转变的只是罕见的例外。许多实验是在自然科学承认运动等价定律以前做的，它们通常未经检验和补正而被从一本教科书搬到另一本教科书中。如果从前人们说，电没有惯性（这个说法就好比说速度没有比重），那么，关于电的学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这样说了。

　　到现在为止，我们是把伽伐尼电池看做一种通过建立接触关系而使化学能——以一种现在还不知道的方式——释放出来并转换为电的装置。同样，我们把电解槽描述为这样一种装置：其中发生相反的过程，即电运动转变为化学能并作为化学能被消耗掉。在这里，我们曾不得不把电学家们如此忽视的这个过程的化学方面提到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由陈旧的接触说和关于两种电流体的学说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观念造成的混乱。这一点解决了以后，就要转向下面这个问题：电池中的化学过程是在和电池外相同的条件下发生的，还是在这里出现了特殊的、以电的激发为转移的现象？

　　在任何一门科学中，不正确的观念，如果抛开观察的错误不讲，归根到底都是对于正确事实的不正确的观念。即使我们已经证明观念是错误的，事实依旧是事实。即使我们抛弃了陈旧的接触说，这种理论试图加以解释的那些已经确定的事实仍然存在。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一下这些事实，从而考察一下电池中的过程所固有的电的方面。

　　当不同类物体接触时，不管有没有发生化学变化，总是出现电的激发，这可以用验电器或电流计显示出来，关于这一点是没有争论的了。在个别情况下，正如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很难确定这些本身极为微弱的运动现象的能量来源；只要普遍承认存在着这样一种外在的来源就够了。

　　柯尔劳施在1850—1853年间公布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里，他把一个电池的各个组件成对地连接起来，测定每一种情况下可证实的静电压，而电池的电动力就应当由这些电压的代数和构成。以Zn/Cu的电压为100，他所算出的丹聂耳电池和格罗夫电池的相对强度如下：

　　丹聂耳电池：

　　Zn/Cu+amalg.Zn/H2SO4+Cu/SO4Cu＝100+149—21＝228；

　　格罗夫电池：

　　Zn/Pt+amalg.Zn/H2SO4+Pt/HNO3＝107+149+149＝405

　　这和直接量度这些电池的电流强度所得的结果相近。但是这些结果根本不可靠。第一，维德曼本人已经注意到，柯尔劳施仅仅列出了最后的结果，

　　“可惜，没有列出各次实验结果的数据”[第1册第104页]。

　　第二，维德曼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从量方面测定金属相接触、特别是金属和液体相接触时所发生的电的激发的一切实验，由于存在着许多无法避免的误差源，至少是很不可靠的。尽管如此，他仍然多次运用柯尔劳施的数字进行计算，在这方面我们最好不效仿他，何况还存在着另一种不致受到这类非议的测定方法。

　　如果把一个电池的两块激电板浸入液体中，并把它们同电流计的两端连接起来构成闭合电路，那么，据维德曼说，

　　 “电流计磁针的最初偏转度，在化学变化还未变更电的激发强度之前，是闭合电路中电动力总和的量度”[第1册第62页]。

　　于是，不同强度的电池显示出不同的最初偏转度，而这些最初偏转度的数值是和相关电池的电流强度成正比的。

　　看来，我们在这里似乎是清楚地见到了那种不依靠任何化学反应而能引起运动的“电的分离力”、“接触力”。整个接触说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而真正摆在面前的是电的激发和化学反应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在前面还没有研究过。为了回过来研究这种关系，我们先要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所谓电动力定律；从中我们将会看到，就是在这方面，传统的接触观念不仅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反而直接堵塞了解释的道路。

　　如果在一个由两种金属和一种液体组成的电池，例如由锌、稀盐酸和铜组成的电池中，置入任何第三种金属，例如铂板，但不用导线把后者和外部闭合电路连接起来，那么，电流计的最初偏转度就会和没有置入铂板时完全一样。因而，铂板对于电的激发没有影响。但是，这一点用电动力说的语言来表达却没有那么简单。书中写道：

　　 “现在，锌和铂与铂和铜的电动力的总和代替了锌和铜在液体中的电动力。因为插进铂板并没有明显地改变电路，所以，从电流计在两种情况下示数相等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锌和铜在液体中的电动力，等于同一液体中锌和铂的电动力加上铂和铜的电动力。这和伏打提出的金属之间自己激发生电的理论相符合。这一结果适用于任何液体和金属，可以表述如下：### $$$金属当其被液体电动激发的时候，遵循电动序定律。这个定律也叫电动力定律。”（维德曼，第1册第62页）

　　如果人们说，铂在这一组合中根本不起激发生电的作用，那么，这是说出了简单的事实。如果人们说，铂的确起激发生电的作用，但是按两个相反的方向以同样的强度起作用，以致其作用抵消掉了，那么，这仅仅是为了给“电动力”留点面子而把事实变为假说。在这两种情况下，铂都不过是扮演了稻草人的角色。

　　在电流计的磁针最初偏转时，还不存在闭合电路。酸在没有分解时，是不导电的；它只能借离子导电。如果第三种金属对最初的偏转不起作用，那不过是因为它还是被绝缘的。

　　但是，在恒定电流产生以后以及在它持续期间，这第三种金属怎样起作用呢？

　　在大多数液体中，按金属电动序排列，锌位于碱金属之后，差不多都在正极一端，铂在负极一端，而铜则在两者之间。因此，如果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把铂置于铜和锌之间，那么铂对两者来说都是负的。液体中的电流，如果铂确实起作用的话，应当是从锌和铜向铂流动，也就是说，从两个电极向未连接的铂流动，而这里就出现了形容语的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³⁸⁶⁾。多种金属在电池中起作用的基本条件正在于：它们向外互相连接成一条闭合电路。电池中某种未连接的、多余的金属扮演了非导体的角色，它既不生成离子，也不让离子通过，而离开离子，就谈不上电解质的传导性。因此，这种金属不只是稻草人，甚至还是一种障碍，因为它迫使离子绕它而行。

　　如果我们把锌和铂连接起来，而把铜放在中间，不加连接，情形也是一样。在这里，如果铜确实起作用的话，它就会引起从锌到铜的一股电流和从铜到铂的另一股电流；因而，它会成为一种中间电极，并在朝向锌极的那一面上分离出氢，而这又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抛开关于电动力的传统说法，情形就显得异常简单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伽伐尼电池是一种把化学能释放出来并把它转换为电的装置。它通常是由一种或几种液体和两种用做电极的金属组成的，这两种金属一定要在液体之外用导线连接起来。这种装置就是这样组成的。不管我们还把什么东西不加连接地浸入激发液体中，只要它不使液体发生化学变化，那么，不管它是金属，是玻璃，是松香，还是别的什么，都不可能参与电池中发生的化学—电过程，就是说，不能参与电流的形成；它顶多只能干扰这个过程。不管浸入的第三种金属对液体和对电池的一个或两个电极的激电能力如何，只要这种金属没有在液体之外和闭合电路连接起来，它的激电能力是不会起作用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不仅维德曼对所谓电动力定律的上述推论是错误的，而且他赋予这个定律的含义也是错误的。既不能说什么未加连接的金属具有一种自行补偿的电动作用，因为这种作用可以实现的唯一条件一开始就被剥夺了；也不能从所谓电动力定律范围之外的事实中推论出这个定律。

　　波根道夫在1845年公布了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实验中，他测量了各种不同的电池的电动力，就是说，测量了每一种电池在单位时间内供给的电量。在这些实验中，前面27个具有特别的价值，在其中的每一个实验中，三种特定的金属在同一激发液体里依次两两相连从而组成三个不同的电池，他从这些电池所供给的电量方面对这些电池进行了研究，并互相做了比较。作为正统的接触说电学家，波根道夫每一次都把第三种金属不加连接地一起放入电池里，并且满意地确认：在全部81个电池中，这个“联盟中的第三者”³²¹纯粹是个稻草人。但是，这些实验的意义完全不在这里，而在于证实和确定了所谓电动力定律的正确含义。

　　我们来看看上面说过的锌、铜、铂在稀盐酸里两两相连的一系列的电池。如果以丹聂耳电池的强度为100，波根道夫在这里所得到的电量如下：

　　锌—铜　　 78.8

　　铜—铂　　 74.3

　　　　　　──────

　　　　　总和 153.1

　　锌—铂　　 153.7

　　可见，锌和铂直接相连提供的电量，几乎正好等于锌—铜提供的电量加铜—铂提供的电量。在所有其他电池中，无论使用的是什么液体和金属，情形都是一样。如果把一系列金属放到同一激发液体中，并按照它们在该液体中的电动序排列出第二、第三、第四种金属等等，把每一种金属依次作为前面金属的负极和后面金属的正极两两组成电池，那么，所有这些电池所提供的电量总和，等于直接由整个金属序列两端的两种金属所组成的电池所提供的电量。按照这一道理，例如在稀盐酸中，锌—锡、锡—铁、铁—铜、铜—银、银—铂这些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的总和，就等于锌—铂电池所提供的电量；由上述一系列电池所组成的电池组，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恰好被一个电流方向相反的锌—铂电池所中和。

　　这样理解的所谓电动力定律具有巨大的实际意义。它揭示了化学反应和电的作用之间的相互联系的新的一面。在这以前，在主要研究电流的能量来源的时候，化学转变这个来源表现为过程的主动方面；电由它产生，因而电最初表现为被动的。现在，关系反过来了。由电池中互相接触的不同类物体的性质所决定的电的激发，既不能给化学反应添加能，也不能从那里取走能（除非把释放出来的能转变为电），但是，根据电池结构的不同，电的激发却可以加速或减缓这种反应。如果说，由锌—稀盐酸—铜组成的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给电流的电，仅仅等于由锌—稀盐酸—铂组成的电池所提供的一半，那么，用化学的术语来表示就是，前一个电池在单位时间内提供的氯化锌和氢，只有后一个电池所提供的一半。可见，虽然纯粹的化学条件是相同的，化学反应却增强一倍。电的激发变成了化学反应的调节器；电的激发现在表现为整个过程的主动方面，而化学反应则变成被动方面了。

　　这样看来，过去被看做纯粹化学过程的一系列过程，现在被描述为电化学过程，是可以理解的了。化学上纯粹的锌，即使受稀酸腐蚀，那也是很微弱的；而市上出售的普通的锌却会迅速溶解于稀酸中，形成盐并释放出氢；它含有其他金属和碳这样一些杂质，它们不均匀地分布在其表面的各个部分上。在酸中，在这些杂质和锌本身之间形成局部电流，其中锌所在的地方形成正极，其他的金属形成负极，氢气泡就在负极上逸出。浸在五水硫酸铜溶液中的铁在表面上覆盖一层铜，这一现象现在也同样被看做一种电化学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个现象被看做是由铁表面各异质点之间产生的电流所决定的。

　　由此我们又发现，液体中的金属电动序和金属从它们的卤化物和酸根化合物中被互相置换的顺序大体上是一致的。在电动序的负极的最外端，我们所见到的通常总是金族金属：金、铂、钯、铑，它们很难氧化，酸对它们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腐蚀作用，它们很容易从自己的盐中被别的金属置换出来。在正极的最外端是碱金属，它们的活动情况恰恰相反：即使耗费极大的能量，也很难使它们从它们的氧化物中分离出来；它们几乎只以盐的形式出现在自然界，并且在所有的金属中，它们对于卤素和酸根具有最大的亲和性。其他金属排列于两者之间，其顺序会发生些许变动，但整个说来，它们的电的和化学的活动情况是相互一致的。各个金属的顺序随液体的不同而有所变动，并且即使就单独一种液体来说，这种顺序也未必是一成不变的。就某一种液体来说，究竟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绝对的金属电动序，甚至是值得怀疑的。两块同样的金属，在适宜的电池和电解槽里，可用做正极，又可用做负极，就是说，同一种金属就自身而言可以既是阳性的，又是阴性的。在把热变为电的热电偶中，当两个接点上的温差太大时，电流方向会发生突变：原先为正极的金属会变成负极，而负极则变成正极。同样，金属在它们的某些特定的卤化物或酸根化合物中互相置换时，也不存在绝对的顺序；本来适用于常温的顺序，通过供给热能，在许多情况下几乎可以任意加以改变和颠倒。

　　于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化学反应和电之间的一种特有的相互作用。电池中的化学反应给电提供形成电流所必需的全部能量，这种化学反应本身在许多情况下又由电池中产生的电压所引起，而且在一切情况下在量上都由这些电压加以调节。如果说电池中的过程先前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化学—电的过程，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们也同样是电化学过程。从产生恒定电流的角度来看，化学反应是第一位的；从激发电流的角度来看，它又是第二位的、附带的。相互作用消除了一切绝对的第一位和第二位，可是，同时它又是一个两面的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为了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甚至必须分别从两个角度逐一加以研究，然后才能概括出总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片面地抓住一个角度，认为它对另一个角度来说是绝对的，或者，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推理需要而任意地从一个角度跳到另一个角度，那我们就会陷入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我们把握不住两者的联系，就会陷入一个接一个的矛盾之中。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维德曼看来，当激电板刚刚浸入电池的液体并且在化学变化改变电的激发强度之前，电流计的最初偏转度

　　“是闭合电路中电动力总和的量度”。

　　迄今为止，我们知道所谓电动力是一种能的形式，在我们的这个场合，它从化学能中以等当量产生出来，而在进一步的过程中又转变为等当量的热、物体运动等等。现在，我们突然得知，“闭合电路中电动力的总和”在化学变化释放出这种能量以前就已经存在，换句话说，电动力无非是一定的电池在单位时间内释放出一定量的化学能并把它转换为电运动的能力。和先前的电的分离力一样，电动力在这里也表现为一种不含有任何一点能量的力。这就是说，维德曼把“电动力”理解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一方面是电池释放出一定量的已有的化学能并把它转换为电运动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所产生的电运动量本身。它们互成正比，互为量度，但这并未消除它们之间的差别。电池中的化学反应、产生的电量以及由电量在闭合电路中产生的热（如果除此以外再没有做功的话），不止是互成正比，它们甚至是等价的；但这也并不妨碍它们彼此之间有差别。一台装配有一定直径的汽缸和具有一定活塞冲程的蒸汽机，能够从供给它的热中产生一定量的机械运动，不管这种能力同这种机械运动如何成正比，它和这种机械运动本身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说这种说法在自然科学提出能量守恒以前的时代里是可以容忍的，那么很显然，在这个基本规律得到承认以后，就再也不允许把某种形式的实际的活生生的能和某种装置赋予释放出来的能以这种形式的能力混为一谈了。这种混淆是在谈到电的分离力时把力和能混淆起来的必然结果；这两种混淆就是维德曼把电流的三种完全互相矛盾的解释糅合在一起的原因，而且归根到底就是维德曼关于所谓“电动力”的一切谬误和混乱的基础。

　　除了上面已经考察过的化学反应和电之间的特有的相互作用外，它们之间还存在另一共同性，这一共同性也表明这两种运动形式具有较紧密的亲缘关系。两者的存在都只能是转瞬即逝的。化学过程对于介入该过程的每一原子团来说是突然完成的。只是由于存在着可以不断进入过程的新物质，过程才能延续下去。电运动的情形也是一样。它刚刚从另一种运动形式中产生出来，就已经又向第三种运动形式转化了；只有不断地提供可用的能量，恒定电流才能形成，在恒定电流中，每一瞬间都有新的运动量采取电的形式，并且随即又失去这一形式。

　　理解了化学反应与电的作用的紧密联系以及电的作用与化学反应的紧密联系，就会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中获致巨大的成果。这种理解已经日益普遍。在化学家中间，洛塔尔·迈耶尔和随后的凯库勒都明白地说过：电化学理论正在以一种年轻的面目复活。在电学家中间，特别是像弗·柯尔劳施最近的著作所表明的，看来终于也有意传播这样一种信念：只有精确观察电池中和电解槽中的化学过程，才能帮助他们的科学研究走出旧传统的死胡同。

　　事实上，除了精确地观察和确定能量转变并把关于电的一切传统的理论观念暂时搁置一旁，在此前提下用化学方法对一切传统的、未经验证的、依据已被克服的学术观点所进行的实验作一次缜密的普遍的修正，看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能为流电的学说，其次也为磁和静电的学说奠定坚固的基础。

[札记和片断]
　　[124]

　　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些。例如，培根（在他之后有波义耳、牛顿和差不多所有的英国人）早就说，热是运动⁽³⁸⁷⁾（波义耳甚至说是分子运动）。而直到18世纪，热素才在法国出现，并且在大陆上或多或少地被接受了。

[73]

　　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拉甫罗夫所引述的关于已经死寂的天体再生的一切假说（第109页）³²²，都把运动的丧失包括在内。已经辐射出去的热，即原始运动的无限大的部分，是永远丧失了的。亥姆霍兹说迄今已丧失了。³²³因此，结论是运动终归要耗尽和停止。只有证明辐射到宇宙空间的热怎样变得可以重新有用，这个问题才会得到最终解决。运动转化的学说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了，对这个问题是不能用无谓的拖延或回避的办法来应付的。而这同时也给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这是另外一回事。运动的转化和运动的不灭刚刚在三十年前才被发现，而对它的结论直到最近才有进一步的发挥和阐述。关于似乎消失了的热变成了什么的问题，可以说是直到1867年以后才明白地提出来（克劳修斯）³²⁴。它还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不足为奇的；用我们的寻常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要拖很长的时间。但是它会得到解决，这是确定无疑的，就像已经确定自然界中没有什么奇迹，星云球体的原始的热也并不是由什么奇迹从宇宙之外传送给它一样。运动的总量是无限的，因而是不可穷尽的，这个一般的论断对克服每一个别场合的困难同样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它也不能使已经死寂的宇宙复活，除非是在上面的假说中所预先规定的情况下，这些情况总是和力的丧失相联系的，因而不过是暂时的。在发现辐射出去的热可以重新利用以前，这个循环是得不到的，而且是不会得到的。

[79]

　　克劳修斯——如果我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证明：世界是被创造出来的，所以，物质是可以创造的，所以，它是可以消灭的，所以，力或运动也是可以创造和可以消灭的，所以，关于“力的守恒”的整个学说全是胡诌，所以，由这种胡诌中得出的一切结论也全是胡诌。

[88]

　　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无论以什么形式提出来，都不外乎是说，能消失了，即使不是在量上，也是在质上消失了。熵不可能通过自然的途径消灭，但可以创造出来。宇宙钟必须上紧发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中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来的推动开初是必需的；因此，宇宙中存在的运动或能的量不是永远一样的；因此，能必定是创造出来的，因而是可以创造的，因而是可以消灭的。荒唐！

[167]

　　对汤姆生、克劳修斯、洛施密特来说，结论是：反转在于斥力自我排斥并从而通过机械过程返回到已死的天体。但是，在这里恰好也证明：排斥是运动的真正主动的方面，吸引是被动的方面。

[5]

　　聚集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

[4]

　　内聚力——在气体中是负的——吸引转变成排斥；后者只有在气体和以太（？）中才是真实的。

[141]

　　在气体的运动中，在蒸发过程中，物体的运动直接转化为分子运动。因此，在这里要造成转化。

[175]

　　在绝对零度下任何气体都不可能存在，分子的一切运动都停止了；只要有微不足道的压力，因而只要有它们自己的吸力，就可以把它们压在一起。因此，永恒的气体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78]

　　动力学必须证明：向上运动的分子怎么同时能产生向下的压力，怎么（假定大气对宇宙空间来说是或多或少固定不变的）能够克服重力而离开地心，可是当到达一定的距离，重力按距离的平方减少之后，却又因重力而被迫停顿下来或反转回来。

[54]

　　气体动力学：

　　 “在理想气体中……分子和分子间的距离很远，以致可以把它们的相互作用忽略过去。”（克劳修斯，第6页）

　　是什么东西填满这些空间呢？同样还是以太。³²⁵因此，在这里就假定了一种不能分为分子单元或原子单元的物质。

[58]

　　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从嫌恶真空³²⁶立刻过渡到绝对虚空的宇宙空间；只是在这以后才出现了以太。

[71]

　　以太。如果以太确有阻抗，那么它对光也一定有阻抗，因而在一定的距离上光就不能透过了。而以太既然能传播光，是光的介质，这必然意味着：它对光也有阻抗，否则光就不能使以太发生振动。这是对梅特勒⁽³⁸⁸⁾所引起的和拉甫罗夫³²⁷所提到的那些争论问题的解答。

[84]

　　光和暗肯定是自然界中最显明、最尖锐的对立，它从第四福音书⁽³⁸⁹⁾起直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止，对于宗教和哲学来说始终是一种修辞学上的用语。

　　菲克⁽³⁹⁰⁾，第9页：“物理学中早已严格地证明了的命题就是……被称为辐射热的运动形式和我们称之为光的那种运动形式，在一切本质的方面都是等同的。”克拉克·麦克斯韦⁽³⁹¹⁾，第14页：“这些〈辐射热的〉射线具有光射线的一切物理性质，并且能反射，等等……有一些热射线是和光射线等同，可是其他各种热射线在我们的眼睛里造成不了印象。”

　　因此，存在着暗的光线，而尽人皆知的光和暗的对立，作为绝对的对立，就从自然科学中消失了。顺便说说，最深沉的暗和最明亮、最耀眼的光对我们的眼睛起同样的目眩的作用，所以它们对我们来说也是等同的。——事实是这样：太阳射线按其波长而具有不同的作用，波长最大的射线传送热，波长中等的传送光，波长最小的传送化学作用（赛奇，第632页及以下各页），同时，这三种作用的极大点彼此靠得很近，而靠外的射线群的靠里的极小点，就其作用来说是和光线群相重合的。³²⁸什么是光，什么是非光，这取决于眼睛的构造。夜间活动的动物甚至能看见一部分化学射线⁽³⁹²⁾，而不是热射线，因为它们的眼睛比我们的眼睛更适应于较短的波长。如果我们不认为有三种射线，而认为只有一种射线（在科学上我们只知道一种，其余的都是过早的结论），它的作用虽然视波长而各不相同，但在狭小的界限内是一致的，那么，困难便消除了。

[130]

　　库仑说，“电的粒子的相互排斥同粒子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汤姆生便泰然自若地把这当做已经得到证明的东西（第358页）³²⁹。对待电是由“正负两种流体”所组成，它们的“粒子互相排斥”这个假说也是一样，第366页上说，带电体中的电仅仅是由于大气的压力而被保持着。

　　法拉第把电归之于原子（或分子，它们仍然常常被混淆）的对立的两极，于是第一次发表了这样的意见：电不是流体，而是一种运动形式，是“力”（第378页）。老汤姆生根本不懂得：电火花恰恰是某种物质的东西！

　　法拉第早在1822年就已经发现：瞬间的工作感生电流——不论是第一次的还是第二次的逆电流——“更多地具有莱顿瓶放电所产生的电流的性质，而较少具有伏打电池所产生的电流的性质”，全部秘密就在这里（第385页）。

　　关于电火花，有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它们今天已经被认定是特殊情况或错觉，阳性的物体所产生的电火花是“一束画笔状的或锥体状的射线”，其尖端为放电点；而阴性电火花是一颗“星”（第396页）。短的电火花总是白色的，长的电火花大都是红色的或浅紫色的（法拉第关于电火花的动听的胡说，第400页⁽³⁹³⁾）。用金属球从主导体中诱发的电火花是白色的，用手诱发的电火花是紫红色的，用水气诱发的电火花是红色的（第405页）。电火花，即光，“并不是电所固有的，而只是压缩空气的结果。当电火花穿过空气时，空气就剧烈地和突然地被压缩了”，这是金纳斯利在费城的实验所证明的；根据这个实验，电火花引起“管中空气的突然稀薄”，并把水驱入管内（第407页）。在德国，在三十年前，温特尔和其他人都认为，电火花或电光“和火具有同样的性质”，并且是由两种电的结合产生的。汤姆生反对这种说法并郑重其事地证明，两种电相遇的地方正是光度最弱的地方，它位于距正极三分之二处，距负极三分之一处！（第409—410页）显然，火在这里还完全被看做某种神秘的东西。

　　汤姆生还同样郑重其事地引证戴赛尼的实验，根据这些实验，在气压上升而温度下降时，玻璃、松香、丝绸等浸入水银就发生负电，在气压下降而温度上升时，就发生正电，在夏天浸入不纯净的水银中总是发生正电，浸入纯净的水银中总是发生负电；在夏天把黄金和其他各种金属加热就发生正电，冷却就发生负电，在冬天则正相反；在高气压和刮北风的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金属就产生很强的正电，气温下降就产生很强的负电，如此等等（第416页）。

　　热的情况怎样呢：

　　“要产生热电效应，并不需要使用热。凡是可以变更电池组中某一部分的温度的东西……都能引起磁针偏转的变化”。例如，用冰或蒸发醚使一种金属冷却下来！（第419页）

　　电化学理论（第438页）被认为“至少是颇为机智的和似乎有道理的”。

　　法布罗尼和沃拉斯顿在很早以前，而法拉第在最近都断言：伏打电是化学过程的简单的结果。法拉第甚至已经正确地解释了液体中所发生的原子易位，并且提出用电解产物的量来计算电量。

　　靠法拉第的帮助，汤姆生得出了这样一个定律：

　　“每个原子都必定自然而然地被同样的电量所包围，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热和电是彼此相似的！”[第454页]

[131]

　　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可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第346—347页，那里完全一样⁽³⁹⁴⁾。——可是黑格尔早就反对电流体说和电物质说，很明确地把摩擦电理解为电的紧张关系（第347页）。

[135]

　　静电和动电。

　　静电或摩擦电，是使自然界中以电的形式存在着的、然而是处于平衡的、中性的状态的现成的电转为电压状态。因此，这种电压状态的消失——在电能够传播，能够被传导的时候，而且只有在这样的时候——是随着一次闪击，即随着那种使中性状态得以恢复的电火花而发生的。

　　相反，动电或伏打电是由化学运动转变为电而发生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锌、铜等等的溶解产生这种电。在这里，电压状态不是急性的，而是慢性的。在每一瞬间，都有新的正电和负电从另一个运动形式中产生出来，而不是已经存在的正负电分裂为正电和负电。这个过程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因此，它的结果——电——也就不是瞬息间的电压和放电，而是恒定电流，这一电流又能在两极重新转变为它曾从中产生的化学运动，这就是所谓的电解。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化学化合产生电的时候（在这里，电代替了热而被释放出，而且释放出的电和在其他情况下所释放出的热一样多，格思里，第210页）³³⁰，我们可以追踪液体中的电流（相邻分子中的原子置换——这就是电流）。

　　这种电按其本性来说就是电流，所以不能直接转变为静电。但是通过感应的方法已经可以使这种既有的中性电失去中性。按事物的本性来说，被感生的电应尾随起感应作用的电，因而也是流动的。而在这里，显然有可能使电流蓄积起来，并使之转化为静电，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化为把电流的性质和电压的性质结合在一起的更高的形式。这一点是在龙考夫机器中实现的。³³¹它产生出的感生电体现了这一点。

[158]

　　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根据现代的理论，用同性电流的吸引说明同性磁极的排斥（格思里，第264页）。

[133]

　　电化学。维德曼在说明电火花对化学的分解和重新结合的影响时宣称：这多半同化学有关。⁽³⁹⁵⁾在同一场合，化学家宣称：这确实多半同物理学有关。这样，在分子科学和原子科学的接触点上，双方都宣称无能为力，但是恰恰在这里可望取得最大的成果。

[168]

[化学]
　　[80]

　　关于实在的、化学上统一的物质的观念——不管它多么古老——是和直到拉瓦锡时还广泛流传的那种幼稚见解完全一致的，这种见解认为：两个物体的化学亲和性的基础在于它们各自含有一个共同的第三物体（柯普《发展》第105页⁽³⁹⁶⁾）。

[128]

　　化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原子论开始的（所以，近代化学之父不是拉瓦锡，而是道尔顿⁽³⁹⁷⁾），相应地，物理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分子论开始的（换一种形式来说，而实质上只是就这一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来说，是从发现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开始的）。新的原子论和所有已往的原子论的区别，在于它不认为（撇开蠢材不说）物质单纯是分立的，而认为不同层次的各分立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了一般物质的不同的质的存在方式——直到失重和排斥。

[148]

　　量到质的转化：最简单的例子是氧和臭氧，在这里2∶3就造成一些完全不同的属性，甚至气味也不同。化学也只用分子中原子数目的不同去说明其他的同素异形体。

[134]

　　旧的、方便的、符合以往流行的实践的方法，怎样转用于其他领域并且在那里变成障碍：在化学中，有化合物成分的百分率计算法，它是使人发现不了化合物的定比和倍比定律的最好不过的方法，它也确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这些定律未被发现。

[184]

　　名称的意义。在有机化学中，一个物体的意义以及它的名称，不再仅仅由它的构成来决定，而更多地由它在它所隶属的系列中的位置来决定。因此，如果我们发现了某个物体属于某个这样的系列，那么它的旧名称就变成了理解的障碍，而必须代之以一个系列名称（烷烃等等）。

[生物学]
　　[127]

　　地文学。在从化学过渡到生命以后，首先应当阐述生命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条件，因而首先应当阐述地质学、气象学等等。然后才阐述生命的各种形式本身，如果不这样，这些生命形式也是不可理解的。

[65]

　　反应。机械的、物理的反应（换言之，热等等），随着每次反应而耗尽了。化学反应改变了发生反应的物体的构成，并且只有再增添该物体的量，反应才能重新发生。只有有机体才独立地发生反应——当然是在它的能力范围之内（睡眠），而且是在有营养补给的前提下，但是这种营养补给只有在被同化之后才发生作用，而不像在低级阶段那样直接发生作用，所以在这里有机体具有独立的反应力，新的反应必须以这种有机体为中介。

[22]

　　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做生命的本质因素（注，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152—153页）³³²、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说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在他面前一切关于灵魂不死的说法便破除了。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成分，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来；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要素，或多或少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要素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本性，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

[59]

　　自然发生[Generatio aequivoca]。至今所有的研究如下：在含有分解着的有机物并接触空气的液体当中，产生了低等的有机体，即原生生物、真菌、纤毛虫。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它们是由于自然发生而来的，还是由大气中带来的胚胎产生的？这样，这种研究就局限于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局限于原生质发生³³³的问题了。

　　关于新的活的有机体可以由其他有机体的分解而产生的假定，实质上属于承认物种不变的时代。当时人们必然假定，一切有机体，甚至最复杂的有机体，都是从无生命的物质通过自然发生而产生的；如果人们不愿求助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行动，他们就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观点：要是有一种已起源于有机界的生成物质，这种过程就比较容易说明了；人们已不再设想通过化学方法直接从无机物质中产生出哺乳动物了。

　　但是，这样的假定是和科学的现状直接冲突的。化学通过对死的机体的分解过程的分析证明：这个过程一步一步地进行下去必然产生更加无生气、更加接近于无机界的产物，这些产物越来越不适于在有机界中加以利用了；这些分解出来的产物只有及时地被摄取到适于利用它们的既有的有机体中，这个过程才可能被导向另一个方向，这样的利用才可能实现。最先分解的恰恰是细胞生成的最重要的载体，即蛋白质，而且这种东西直到现在还不能重新合成。

　　不仅如此，我们这里所研究的那种从有机液体中自然发生的有机体，虽然是比较低等的，但本质上是已经分化了的有机体，如细菌、酵母等等，它们具有一种由不同阶段构成的生命过程，而且有一部分（如纤毛虫类）还具有相当发达的器官。它们至少都是单细胞生物。但是，在我们知道无结构的胶液原生物⁴⁶以后，如果还想说明哪怕一个细胞也是直接产生于无生命的物质，而不是产生于无结构的活的蛋白质，如果还相信能够借助少许臭水强迫自然界在24小时内完成它用了多少万年才完成的事情，那真是愚蠢。

　　巴斯德的实验334在这方面是没有用处的：对那些相信自然发生的可能性的人来说，他单凭这些实验还决不能证明自然发生的不可能；但是这些实验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实验对这些有机体、它们的生命、它们的胚种等等提供了许多说明。

[64]

　　莫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奥格斯堡《总汇报》，1874年10月6、7、8日附刊）³³⁵。

　　李比希在他晚年（1868年）对瓦格纳表示：

　　 “我们只可以假定：生命正像物质本身那样古老，那样永恒，而关于生命起源的一切争端，在我看来已由这个简单的假定解决了。事实上，为什么不应当设想有机生命正像碳和它的化合物〈！〉一样，或者正像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的所有物质一样，像永远和宇宙空间中的物质运动联结在一起的力一样，是原来就有的呢？”

　　此外，李比希还说（瓦格纳确信，是在1868年11月）：

　　他也认为，我们行星上的有机生命可能由宇宙空间“输入”的这种假说是“可以接受的”。

　　亥姆霍兹（为汤姆生《理论物理学手册》德文版第2部所写的序言）：

　　“如果我们让有机体从无生命的实体中产生出来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依我看来，一个完全正确的办法就是我们问一问：生命究竟曾经发生过没有，它是否和物质一样古老，它的胚种是否从一个天体被移植到另一个天体，并且在有适宜土壤的一切地方发展起来？”³³⁶

　　瓦格纳：

　　“物质是不灭的和永恒的……无论什么力量都不能把它化为乌有，这个事实足以使化学家认为物质也是不能创造的……但是，根据现在流行的观点〈？〉，生命仅仅被看做构成最低等有机体的某些简单元素所固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自然应当和这些基本物质及其化合物〈！！〉本身一样地古老，就是说，一样地是本来就有的。”从这个意义来说，也可以像李比希（《化学通信》第4版[第1卷第349、372—373]）那样说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它是‘一种在物理力中并且借物理力起作用的造形本原’，所以不是在物质之外起作用的。但是，这个生命力，作为物质的一种属性……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之下才显现出来，这些条件从太初以来就存在于无限宇宙空间中的无数点上，但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又必然常常改变自己的空间位置。”因此，在以前的液态的地球上或现在的太阳上，不可能有生命，但是炽热的天体覆盖有一层非常广袤的大气，根据最新的见解，这种大气是由极稀薄地充满宇宙空间并且被各个天体吸引着的同一些物质所组成。发展出太阳系并延伸到海王星轨道以外的旋转星云，也包含着“散布在大气中的一切蒸汽状态的水分〈！〉，这层大气直到不可测度的高度都为碳酸气〈！〉所饱和，因此也就包含着使最低等的有机胚种得以存在〈？〉的基本物质”；在旋转星云中，“在各个极不相同的区域中有极不相同的温度，所以完全有理由假定：有机生命所必需的各种条件，总可以在其中的某个地方找到。因此，我们可以把天体的和旋转的宇宙星云的大气看做有生命形式的永久储藏所，看做有机胚种的永恒栽培地”。——在赤道附近科迪勒拉山脉的高达16000英尺的大气中，还大量地存在着最小的有生命的原生生物和它们的不可见的胚种。佩尔蒂说它们“几乎到处都存在”。只是在炽热把它们烧死的地方，它们才不存在。“因此，在一切天体的大气中”，它们（弧菌等等）的存在都是可以想象的，“那里总会找到适当的条件”。⁽³⁹⁸⁾### $$$“根据科恩的说法⁽³⁹⁹⁾，细菌……极其微小，在一立方毫米中能容下6.33亿个，而6360亿个总共不过1克重。微球菌甚至还要小些”，而且也许还不是最小的。但是它们的形状是各种各样的，“弧菌……有时是球形，有时是卵形，有时是杆形或螺旋形〈因此，它们的形状已经具有重大的价值了〉。从这样的或者类似的、极其简单的〈！！〉、在动物和植物之间摇摆不定的中性的原始生物中……在个体的变异性和新获得特性遗传给后代的能力的基础上，在天体的物理条件发生变化以及正在产生的个体变种在空间上被隔离的情况下，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而且必定发展出动植物界中多种多样的有高级组织的生物，——这是一个颇有道理的假定，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人对它提出过有力的反驳。”

　　值得指明的是，李比希在和化学相比邻的科学即生物学方面完全是一个一知半解的人。

　　他在1861年才读过达尔文的著作⁽⁴⁰⁰⁾，至于达尔文以后出现的生物学和古生物地质学的重要著作则读得更晚得多。他“从没有读过”拉马克的著作。“同样，在1859年以前已经出版的莱·冯·布赫、德·奥尔比尼、明斯特、克利普施泰因、贺业尔和昆施泰特的关于头足纲化石的很重要的古生物学的研究专著，他也始终完全不知道，而这些研究已经令人惊奇地揭示了各种造物在发生方面的联系。上述的一切研究者……由于事实的威力，差不多都违背了自己的意志，被迫走向拉马克的种源假说”，而且这是达尔文的著作问世以前的事。“因此，在那些对有机体化石进行较深入的比较研究的研究者的观点中，种源学说早已不声不响地扎下了根。莱·冯·布赫早在1832年就在他的著作《关于菊石及其分科》中，以及1848年在柏林科学院宣读的论文中，把拉马克关于有机形态的典型的亲缘关系是有机形态的共同种源的标志这一观念，十分明确地引入化石学〈！〉”他在1848年根据他的菊石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论断：“旧形态的消失和新形态的出现，并不是有机生物全部灭亡的结果，新种从较旧的形态中形成，极可能仅仅是生活条件改变的结果”。⁽⁴⁰¹⁾

　　评注。上述关于“永恒生命”和生命自外面输入的假说，是以下列两点为前提的：

　　（1）蛋白质的永恒性。

　　（2）那些可以从中发展出一切有机物的原始形态的永恒性。两者都是不可能的。

　　关于（1）：李比希认为碳化物和碳本身一样是永恒的，这个主张如果不是错误的，也是值得怀疑的。

　　（a）碳是简单的东西吗，如果不是，那么它本身便不是永恒的。

　　（b）说碳化物是永恒的，这是指它们在相同的混合、温度、压力、电压等等条件下会不断地再产生出来。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断言：哪怕像CO2或CH4这些最简单的碳化物是永恒的，就是说，它们在任何时候以及或多或少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而不是不断地重新产生又重新消失（从一些元素中产生出来又分解为这些元素）。如果说，活的蛋白质如同其余的碳化物一样是永恒的，那么，它不但必须不断地分解为它的各个元素（这一点是人所共知的），而且必须不断地从这些元素中重新产生，并且无需原有蛋白质的帮助，——而这和李比希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

　　（c）蛋白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不稳定的碳化物。只要它一失去执行它所特有的、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些机能的能力，它就立即分解，并且由于它的本性所致，它的这种能力迟早会丧失。难道可以认为这种化合物是永恒的，在宇宙空间能够经受住温度、压力、缺乏养分和空气等等的一切变化吗，其实它们能经受的最高温度界限竟如此之低——在100℃以下。蛋白质的存在条件远比其他已知的一切碳化物的存在条件复杂，因为其中不仅增添了物理机能和化学机能，而且还增添了营养机能和呼吸机能，而这两种机能又要求一种在物理和化学方面被限制得很狭窄的媒介物，——难道可以认为这种媒介物在一切可能的变化下会永远保持着吗？李比希“在其他各种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宁愿从两个假说中选择最简单的一个”，但是有的东西看起来可能很简单，实际却很复杂。假设存在着无数永恒的活的蛋白体的连续系列，其中每一个都源于另一个，并且在任何环境下总是保持足够的数量，以致它们的门类能保持齐全，——这是所能做出的最复杂的假设。天体的大气，特别是星云的大气，在开始时也都是炽热的，因而没有蛋白体存在的余地。这样一来，最后宇宙空间就势必成为生命的大储藏所，可是在这个储藏所中既没有空气，也没有养料，并且这里的温度肯定使任何蛋白质都无法发生作用，也无法存在！

　　关于（2）：这里所谈的弧菌、微球菌等等，是已经相当分化了的生物——分泌出膜但没有核的蛋白质小块。然而有发展能力的蛋白体系列都是首先形成核并变成细胞。然后进一步发展就有了细胞膜（球体变形虫[Amoeba sphaerococcus]）。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考察的有机体，根据以往的全部类比，是属于不能传种接代而走入死路的一种，不可能列为较高等的有机体的始祖。

　　亥姆霍兹就人工制造生命的尝试没有取得结果这一事实所说的话，是极端幼稚的。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本质要素就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⁴⁰²⁾。如果有一天用化学方法合成蛋白体成功了，那么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发生新陈代谢，即使是很微弱的和短暂的。但是这种物体肯定最多也不过具有最低等胶液原生物的形式，或者还更低得多的形式，而决不会是这样一些有机体的形式，这些有机体经过多少万年的发展已经分化出来，外膜已和内部区别开来并获得一定的遗传形态。但是，如果我们对蛋白质化学成分了解还不比现在多，因而或许再过一百年还不敢设想用人工方法合成蛋白质，那么，抱怨我们的一切努力等等都“已经失败”，这就未免可笑了，

　　关于新陈代谢是蛋白体特有活动的上述论点，可以举出特劳白的“人造细胞”⁵⁰的生长来加以反驳。但是，这不过是通过内渗作用而把某种液体不加任何改变地吸收进来而已，至于新陈代谢则在于吸收化学构成已被改变的物质，使之为有机体所同化，而其残余则和有机体本身因生命过程而产生的分解物一起排泄出去了。（注意：正如我们不得不说无脊椎的脊椎动物那样，在这里也必须把无机的、无定形的、未分化的蛋白质小块称做有机体。——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这是可行的，因为正如脊索“自在地”以萌芽状态包含着脊柱一样，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也“自在地”以萌芽状态包含着较高等的有机体整个无限系列。）特劳白的“细胞”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了，内渗和生长也是无机界中没有任何碳素参与就可能发生的两种现象。

　　最初产生的蛋白质小块，必然具备了从氧、二氧化碳、氨以及溶解在周围水里的一些盐类中吸取养料的能力。有机的养料当时还不存在，因为它们还不能互相吞食。这就证明，即使是今天的那些无核的胶液原生物⁴⁶，比起它们来也要高出很多，这些胶液原生物靠吞食硅藻等为生，也就是说，它们是以一系列已发生分化的有机体为前提的。

[49]

　　原生生物⁴⁶。（1）无细胞的原生生物，是从那以某种形式伸出和缩回伪足的简单蛋白质小块，从胶液原生物开始的。⁽⁴⁰³⁾今天的胶液原生物与原始的胶液原生物肯定是非常不同的，因为它们大部分依靠有机物来生活，吞食硅藻和纤毛虫，即吞食比它们自身要高级并且产生得比较晚的生物体，而且如海克尔的图表Ⅰ³³⁷所表明的，它们有自己的发展史，并且经历了无细胞鞭毛虫的形态。——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一切蛋白体所固有的成形本能。这种成形本能在无细胞的有孔虫类那里更进了一步，它们分泌出极其精巧的外壳，而且预示了高等软体动物的形态（预示了群体，珊瑚等等），正如管藻类，Siphoneen）预示了高等植物的干、枝、根和叶的形态一样，但它们仅仅是简单的无结构的蛋白质。所以，应该把原变形虫和变形虫区分开来。

　　（2）一方面，在太阳虫（Actinophrys sol）那里已有了外膜层（Ectosarc[外质]）和细胞髓层（Endosarc[内质]）的区别（尼科尔森，第49页⁽⁴⁰⁴⁾）。外膜层伸出很多伪足（在橙色胶原虫[Protomyxa aurantiaca]那里，这一阶段已经是过渡阶段，见海克尔，图表Ⅰ）。在这条发展道路上，蛋白质似乎没有走得很远。

　　（3）另一方面，在蛋白质中又分化出核和仁——裸变形虫。此后，形体的形成就迅速起来了。在有机体中，年轻细胞的发展情况也类似，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冯特（开头部分）。³³⁸在球体变形虫那里，就像在胶原虫那里一样，细胞膜的形成只是过渡阶段，但是，甚至在这里也已经有了伸缩泡，这是循环作用的开端。我们时而发现一个胶结在一起的沙壳（沙壳虫[Difflugia]，尼科尔森，第47页①），例如在蠕形动物和昆虫的幼虫那里就是如此，时而又发现一个真正分泌出来的外壳，最后是，

　　（4）有永久细胞膜的细胞。⁽⁴⁰⁵⁾按照海克尔的说法（第382页），根据细胞膜的坚硬程度，或是从中产生了植物，或是在外膜较软时从中产生了动物（？肯定不能这样一概而论）。随细胞膜一起出现的，还有确定的、同时是可塑性的形态。在这里又有单纯的细胞膜和分泌出来的外壳之间的区别。但是（和第三点不同）随着这种细胞膜和这种外壳的形成，伪足的伸出便停止了。以前的各种形态（鞭毛类）的重现和形态的多样性。Labyrinthuleen[有孔目的一种]（海克尔，第385页）是个过渡阶段，它们把伪足伸到外边，并在这个网膜内，靠通常纺锤形态在某种限度内的变化而来回爬行。簇虫类预示了高等寄生生物的生活方式：有一些已不再是单个的细胞而是细胞链了（海克尔，第451页），但是只包括两三个细胞——一种不健全的开端。就纤毛虫类真正属于单细胞来说，它们体现了单细胞有机体的最高发展。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分化（见尼科尔森）。⁽⁴⁰⁶⁾再就是群体和植虫⁴⁸，累枝虫[Epistylis]）。⁽⁴⁰⁷⁾同样，在单细胞植物那里也有高等的形态发展（鼓藻类[Desmidiaceen]，海克尔，第410页）。

　　（5）进一步的发展是几个细胞结合成一个生物体，而不再结合成一个群体。首先是海克尔的变形类，即大球型浮浪幼虫[Magosphaera planula]（海克尔，第384页），在这里细胞的结合不过是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在这里也早就不再有伪足了（这是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海克尔没有确切地说出来）。另一方面，放射虫类——也是未分化的细胞块——却保持了伪足，并且把外壳的几何学上的规则性发展到最高程度，这种规则性甚至在真正无细胞的根足类中间也起着作用——蛋白质可以说是用自己的结晶形态来包住自己。

　　（6）大球型浮浪幼虫[Magosphaera planula]形成了向真正的浮浪幼虫[Planula]和原肠胚[Gastraea]等等的过渡。详见海克尔，第452页及以下各页）。³³⁹

[75]

　　深水虫³⁴⁰。它体内的石质证明：蛋白质的原初形态还没有发生任何形态分化却已经在自身中包含了形成骨骼的胚体和能力。

[94]

　　《自然》第294期及以下各期。奥尔曼论纤毛虫类。³⁴¹单细胞性，重要。克罗尔论冰期和地质年代。³⁴²

　　《自然》第326期。丁铎尔论发生、特有的腐烂和发酵实验。³⁴³

[50]

　　个体。这个概念也变成了完全相对的东西。合体，群体，绦虫——另一方面，细胞和体节，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体（《人类学》和《形态学》）。³⁴⁴

[53]

　　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不可分离性。形态学现象和生理学现象、形态和机能是互相制约的。形态（细胞）的分化决定物质分化为骨骼、肌肉、表皮等等，而物质的分化又决定分化了的形态。

[51]

　　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细胞形态（在原肠胚[Gastrula]中已经有两种主要的细胞形态）——一定阶段上的体节形成：环节动物，节肢动物，脊椎动物。——在两栖类动物的幼体中，海鞘幼虫的原始形态重现了。——有袋类动物的各种形态在胎盘类动物中重新显现出来（甚至仅就现在还活着的有袋类动物来说）。

[52]

　　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应当承认按照离开起点的时间距离的平方发生加速的定律。参看海克尔《创造史》和《人类学》，在这里可以看到与各种地质年代相适应的各种有机形态。⁽⁴⁰⁸⁾形态越高，进化就越快。

[72]

　　脊椎动物[Vertebrata]。它们的主要特征：整个身体都围绕神经系统组成。因此便有了发展到自我意识等等的可能性。在其他一切动物那里，神经系统是次要的东西，而在这里则是整个机体的基础；神经系统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由于蠕虫的头节向后延伸），便控制整个身体，并且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安排整个身体。

[110]

　　当黑格尔以交配（繁殖）为中介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⁴⁰⁹⁾，在那里已经有了进化论的萌芽，这种理论认为，有机生命一旦产生，它就必然经过一代一代的发展而发展到有思维的生物这一个属。

[147]

　　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因而有机体也就形成了向意识的过渡，即从必然向自由、向概念的过渡（见《逻辑学》第2编末尾）345。

[45]

　　自然界中的萌芽：昆虫国家（普通的昆虫国家超不出纯粹的自然关系），这里甚至是社会的萌芽。能用工具进行生产的动物（蜂等等，海狸）也是如此，但是，这还只是次要的事情，并且不发生总体作用。——在这以前就有：珊瑚群体和水螅群体，在这里个体至多不过是过渡阶段，而肉体的共同体才多半是充分发展了的阶段。见尼科尔森⁽⁴¹⁰⁾。——纤毛虫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单细胞所能达到的最高级的和部分地高度分化了的形态。

[146]

　　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黑格尔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内在联系的论述在实践上的证明。⁽⁴¹¹⁾

[136]

　　生存斗争。首先必须把它严格限制在由于植物和动物的过度繁殖所引起的斗争的范围内，这种斗争实际发生在植物和低等动物的某些发展阶段上。但是必须把这种斗争同下述情况严格分开：没有这种过度繁殖，物种也会变异，旧种会绝灭，新的更发达的种会取而代之。例如，动物和植物迁移到新的地域，那里的新的气候、土壤等等条件会引起变异。在那里，有适应能力的个体存活下来，并且由于越来越适应而形成新种，而其他较稳定的个体则死亡和最后灭绝，那些不完善的、处于中间阶段的个体也随同它们一起灭绝。没有任何马尔萨斯主义⁴⁴，上述情形也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就算这里出现了马尔萨斯主义，它也丝毫不能改变过程，最多只能加快过程。——在某一已知地区的地理、气候等等条件逐渐变化（例如，中亚细亚变得干旱）的情况下，也是一样。在那里动物或植物是否互相排挤，这是无关紧要的；由这些变化所引起的有机体的进化过程照样发生。——性的选择也是一样，在这里马尔萨斯主义也毫不相干。

　　因此，海克尔的“适应和遗传”，无须选择和马尔萨斯主义，也能引起全部进化过程。

　　达尔文的缺点正在于他在《自然选择，或最适者生存》⁽⁴¹²⁾中把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混淆起来了，

　　（1）由于过度繁殖的压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也许是最强者首先生存下来，但是最弱者在某些方面也能这样。

　　（2）由于对变化了的环境有较大适应能力而发生的选择，在这里生存下来的是更能适应这些环境者，但是，在这里这种适应总的说来可以是进步，也可以是退步（例如，对寄生生活的适应总是退步）。

　　重要的是，有机物发展中的每一进步同时又是退步，因为它巩固一个方面的发展，排除其他许多方向上的发展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83]

　　生存斗争³⁴⁶。在达尔文以前，他的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恰好是有机界的和谐的合作，植物界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氨和碳酸。达尔文的学说刚刚得到承认，还是一些人立刻到处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狭小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但两者也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纷繁变化的全部丰富多样的内容一律概括在“生存斗争”这一干瘪而片面的说法中，是极其幼稚的。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关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³⁴⁷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的合理性，特别是同马尔萨斯的学说相关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学说从自然界的历史中再搬回到社会的历史中去，那是很容易的；如果断言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

　　但是为了进行论证，我们暂且接受“生存斗争”这个说法。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采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完全不适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地同这些资料隔离开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建平衡；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把历史看做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内容丰富得多，而且深刻得多。

[85]

　　功⁽⁴¹³⁾。——这个范畴被力学的热理论从经济学搬到了物理学（因为在生理学上对它还远没有作出科学的规定），可是这样一来它就被赋予完全不同的规定，这从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来：经济学上的功，只有很有限的次要的一部分，举起重物等等，可用千克米来表示。尽管如此，却有一种倾向，想把热力学上的功的规定搬回到这个范畴由之借用来的、其规定和原来不同的那些科学中去。例如，菲克和维斯里辛努斯在福尔山所做的实验³⁴⁸，就直截了当地、笼统地把它同生理学的功等同起来。按照这个实验，把一个比方说60千克重的人体提升到比方说2000米高，那么120000千克米就可以表示所做的生理学的功。但是，在所做的生理学的功中，如何实现这个提升是有巨大差别的，是把这个重物直接提升，还是攀登直立的梯子，还是走坡度为45°的路径或台阶（=军事上难以行进的地形），还是走坡度为45︒的路径，即走大约36公里长的路途（然而，如果在这一切情况下都用同一的时间，那么后者就成问题了）。但是不管怎样，在一切实际的情况下，和上升相联系的还有向前的运动，并且在按直线计算时向前的运动也相当大，而这个向前的运动作为生理学的功是不能认定为等于零的。看来有些人在有的地方甚至恨不得把热力学的功这个范畴也搬回到经济学中去，就像某些达尔文主义者把生存斗争搬到经济学中去一样，但是结果无非是一场闹剧而已。让他们把随便某种熟练劳动转换成千克米，并试试以此规定工资吧！从生理学观点看来，人体包含着各个器官，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些器官的整体可以看做一架获得热并把热转化为运动的热动机。但是，即使我们假设身体其余器官的条件不变，能否直接用千克米把所做的生理学的功，即使是提升重物的功，完全表示出来，也还是问题，因为在身体中同时进行的内部工作在结果上并没有表现出来。身体毕竟不是一部只发生摩擦和损耗的蒸汽机。只有当身体本身不断地发生化学变化时，才能做出生理学的功，并且这还有赖于呼吸过程和心脏的工作。当肌肉每一次收缩和松弛时，神经和肌肉都会发生化学变化，这些变化和蒸汽机中的煤的变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做的两个生理学的功加以比较，但是不能用蒸汽机等等的功来量度人的生理学的功；它们的外部结果当然是可以比较的，但是，在不做重大保留的情况下，过程本身是不能比较的。

　　（这一切还要大加修订。）

脚　　注

(336) 参看本卷第603—606页。——编者注
(337) 参看本卷第600—602页。——编者注
(338) 参看鲁·克劳修斯《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15页上对海·亥姆霍兹《论力的守恒》中的有关论点的评论。——编者注
(339)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康德在第22页上说：三维空间的条件是，吸引或排斥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见伊·康德《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第10节（《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编者注
(340) 参看伊·康德《自然通史和天体论》1755年柯尼斯堡版。——编者注
(341) 原文为gegenseitige Durchdringung，这里的意思是相互抵消或中和。——编者注
(342) 亥姆霍兹在他的《通俗科学讲演集》第2册第113页上表示，在自然科学 证明笛卡儿关于运动在量上不变的原理方面，除迈尔、焦耳和柯尔丁外，似乎他自己也有一份功劳。“我自己对迈尔和柯尔丁毫无所知，而且只是在我自己的研究完成时才知道焦耳的实验，但我和他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我竭力探究从上述考察方法中可以得出的自然界中各种过程间的一切联系，并且1847年在题为《论力的守恒》的小册子中公布了我自己的研究。”——但是在这部著作中，从1847年的水平来看，并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只有下面这两点是例外：一点是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个很有些价值的数学上的推导，即断定“力的守恒”和在某一体系中各个不同物体之间发生作用的各个力的有心作用，只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说法，另一点是他较为准确地表述了下面这个定律：某一既定的力学体系中的活力和张力的总和是不变的。在其他各个方面，自1845年迈尔的第二篇论文发表后，亥姆霍兹的这部著作就已经过时了。迈尔在1842年就已经肯定了“力的不灭”，并且在1845年又根据自己的新观点，围绕“各种自然过程间的联系”说出了比1847年亥姆霍兹所说的要高明得多的东西。²⁷³
(343) 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黑格尔全集》第4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231—235页。——编者注
(344) 见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128节附释。——编者注
(345) 参看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62节第67—68页。——编者注
(346) 恩格斯援引札记《气体动力学》（见本卷第731页），在《自然辩证法》手稿中，这篇札记写在第5张对折页稿页的第3页的末尾。——编者注
(347) 见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261节附释。——编者注
(348) 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中利用过这篇札记（见本卷第600页）。——编者注
(349) 参看恩·海克尔《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1874年莱比锡版第707—708页。——编者注
(350)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平衡＝吸引胜过排斥”。——编者注
(351) 根据行文，在句末还应当有个“或者是”。可以推测，恩格斯还想指出：或者是排斥转化为吸引。——编者注
(352) 见本卷第598页。——编者注
(353) 古·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力学》1877年莱比锡第2版。——编者注
(354) 见海·亥姆霍茨《论力的守恒》1847年柏林版第9页。——编者注
(355) 海·亥姆霍茨《论力的守恒》1847年柏林版第13—14页。——编者注
(356) 鲁·克劳修斯《力学的热理论》1876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2页。——编者注
(357) 这里指的是德国磅，1磅＝500克。——编者注
(358) 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第VI页。——编者注
(359) 我们就教于克拉克·麦克斯韦，也没有进展。此人说（《热的理论》1875年伦敦第4版），“阻抗被克服，就是做功”（第87页）；又说：“某一物体的能量，就是它做功的能力”（第185页）。这就是我们关于功所领教的一切。
(360) “功“[Arbeit]这个词及其相应的观念来自英国工程师。在英语中，实际工作叫做work，经济学上所说的劳动叫labour。²⁸⁸所以，物理学上的功也用work来表示，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和经济学上所说的劳动相混淆。在德文中情况却不是这样，于是，在现代伪科学文献中就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用法：把物理学上的功用于经济学上的劳动关系，或者反过来。不过我们也有Werk这个词，它像英语中的work一样，完全可用于表示物理学上的功。但是，因为经济学对我们的自然科学家来说是离得太远了，所以他们难以下决心采用Werk来代替Arbeit这个已经通行的词，——也许到了要这样做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只有克劳修斯曾尝试保留Werk这个用语，至少和Arbeit这个词并用。²⁸⁹
(361) 见本卷第37—39页。——编者注
(362) 指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
(363) 见本卷第41页。——编者注
(364)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微分和积分也就立刻成为必要的了，而它们也很快就出现了，并且是由牛顿和莱布尼茨大体上完成的，但不是由他们发明的。”——编者注
(365) 参看本卷第557页。——编者注
(366) 关于 QUOTE 的论述，参看本卷第128页。——编者注
(367) 沙·波绪对极坐标系中的曲线的称呼。——编者注
(368)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当直线和曲线的数学可以说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一条新的几乎无穷无尽的道路，由那种把曲线视为直线（微分三角形）并把直线视为曲线（曲率无限小的一次曲线）的数学开拓出来了。啊，形而上学！”——编者注
(369) 伊·康德《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其引起日夜更替的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和怎样才能证实这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1754年版。这里引自《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85页。——编者注
(370) 见《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82—183页。——编者注
(371) 见《运动的基本形式》（本卷第589—606页）。——编者注
(372) 见本卷第60、71、537、589页。——编者注
(373) 参看《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5章第2、3节和《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4章第25节。——编者注
(374) 哥·威·莱布尼茨和克·惠更斯《同帕潘的通信集》，1881年由恩·盖兰德在柏林出版。——编者注
(375) 本章中的事实材料，我们主要是依据维德曼的《流电说和电磁说》，两卷三册本，1874年不伦瑞克第2版。²⁹⁶
　　在1882年6月15日的《自然》杂志中，有人指出这一“令人钦佩的著作——在本版中增补了静电学——是目前最杰出的关于电的实验著作”³⁰⁷。
(376) 我是在电的运动这一意义上使用“电”这个名称的，正如“热”这个普通名称可以用来表示使我们感官感到热的那种运动形式。这是不应当引起任何异议的，因为和电压状态的任何可能的混淆，在这里早就明确地排除了。
(377) 古·维德曼在这里和后面所说的“盐酸原子”是指盐酸分子。——编者注
(378) 不久以前，弗·柯尔劳施（《维德曼年鉴》³¹²第6卷[1879年莱比锡版]，第206页）计算出，需要“巨大的力”才能使离子在水溶液中移动。使1毫克移动1毫米所需要的拉力，H是32 500千克，CI是5 200千克，这就是说，HCI是37 700千克。——即使这些数值绝对正确，也不影响上述见解。可是，这个计算包含着电学领域中至今一直无法避免的假说因素，因此还需要通过实验来验证。这种验证看来是可能的。首先，这些“巨大的力”在被消耗掉的地方，在上述场合，就是在电池中，必然以一定的热量的形式再现出来。其次，这些“巨大的力”所消耗的能量必然小于电池中化学过程所产生的能量，并且保持一定的差额。第三，这个差额必然在闭合电路的其余部分中消耗掉，并且在那里也同样可以在数量上加以证实。上述数值只有通过这种检验而被证实之后，才彻底有效。在电解槽中证实这些数值更为可行。
(379) 原文为：deux ex machina，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剧院中，扮演神的演员是借助于特别的机械装置而出现在舞台上的）；转义是：突然出现的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380) 在这里我总括地说明一下，维德曼所用的全是旧的化学当量值，所以写出HO，ZnCI等。在我的方程式中，所用的全是现代的原子量：所以我写成H2O，ZnCI2等。
(381) 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第481页。参看本卷第700—701页。——编者注
(382) 指枪筒的内直径和枪弹直径之间的差数。——编者注
(383) 见本卷第677页。——编者注
(384) 以下各处都以丹聂耳电池的电流强度为100。
(385) 由柯尔劳施所制备的最纯的水所构成的长度为一毫米的水柱，其电阻同直径一样而长度大致等于月球轨道的铜质导线的电阻相同（瑙曼《普通化学》第729页）。
(386) 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这类荒唐说法。——编者注
(387) 参看弗·培根《新工具》后篇第20则格言。该书1620年在伦敦出版。——编者注
(388) 见本卷第660页。——编者注
(389) 参看《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5、9—11节以及第3章第19节。——编者注
(390) 阿·菲克《自然力间的相互关系》1869年维尔茨堡版。——编者注
(391) 詹·克·麦克斯韦《热的理论》1875年伦敦第4版。——编者注
(392) 即紫外线。恩格斯在1882年再次谈到视觉范围的差异以及所谓的化学射线，见本卷第559—560页。——编者注
(393) 见本卷第676页。——编者注
(394) 黑格尔《自然哲学讲演录》1842年柏林版第324节附释，参看本卷第676页。——编者注
(395) 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第2版第2卷第2篇第418页。——编者注
(396) 海·柯普《近代化学的发展》1871年慕尼黑版第1编第105页。——编者注
(397) 指约·道尔顿的著作《化学哲学的新体系》（两卷集）1808—1827年曼彻斯特版。——编者注
(398) 莫·瓦格纳引自马·佩尔蒂《有关显微镜和望远镜现今所能观察到的可显现的造物的界限》1874年柏林版。——编者注
(399) 莫·瓦格纳引自斐·科恩《论细菌这种最小的生物》1872年柏林版。——编者注
(400) 指《根据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401) 莫·瓦格纳引自莱·冯·布赫《关于齿菊石》，载于《1848年柏林皇家科学院论文集。物理学论文》1850年版第19页。——编者注
(402) 在无机体内也可以发生这种新陈代谢，而且到处不断地发生，因为到处都有化学作用即使这种作用发生得很慢。而差别在于：在无机体的场合，新陈代谢破坏它们而在有机体的场合新陈代谢是它们存在的必要条件。
(403)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个体化的程度很小，它们分成几部分，也融合在一起。” ——编者注
(404) 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42—45页。——编者注
(405)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开始走向更高的分化”。——编者注
(406) 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59—65页。——编者注
(407) 见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62—63页。——编者注
(408) 参看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第333—363页，《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关于人类胚胎史和人类氏族史的基本特征的通俗学术报告》1874年莱比锡版第340—368页。——编者注
(409) 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第3部分第1章。——编者注
(410) 参看亨·阿·尼科尔森《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第24、59—69页。——编者注
(411) 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3编《概念论》，《黑格尔全集》第5卷，1841年柏林第2版第236—254页。另参看本卷第549—553页。——编者注
(412) 这是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第4章的标题。——编者注
(413) 原文是“Arbeit”，在经济学中通常译“劳动”。——编者注

注　　释

39 关于运动的量守恒的思想，勒·笛卡儿曾在《论光》（《论世界》一书的第一部分，该书写于1630——1633年、笛卡儿死后于1664年出版）和他1639年4月30日给德·博恩的信中表述过。这个论点在笛卡儿的《哲学原理》（1644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部第36节中得到了充分论证。——613。
44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托·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人口对社会未来进步的影响》1798年在伦敦出版。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人口论，即人口以几何级数率（1、2、4、8、16……）增长，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率（1、2、3、4、5……）增长，人口的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用这一观点来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认为只有通过战争、瘟疫、贫困和罪恶等来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才能相适应。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又称马尔萨斯主义。——754。
46 见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该书第1版1868年在柏林出版。
　　原生生物（来自希腊文πρώτιστζ——最初的）按照海克尔的分类、是最简单的有机体的一大组，它包括单细胞的和无细胞的有机体，在有机界中构成除多细胞有机体的两界（植物和动物）以外的一个特殊的第三界。
　　胶液原生物（来自希腊文μούηρηζ——简单的）——按照海克尔的见解，是无核的完全没有结构的蛋白质小块，它执行生命的所有重要职能：摄食、运动、对刺激的反应、繁殖。海克尔把原始的、通过自生的途径产生而目前已经绝灭的胶液原生物（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同现代的还存在的胶液原生物区分开来。前者是有机界的三个界发展的起点，细胞就是从最古的胶液原生物历史地发展出来的。后者属于原生生物界，并构成该界的第一个最简单的纲；在海克尔看来，现代的胶液原生物具有不同的种：Protamoeba primitiva（原变形虫）、Protomyxa aurantiaca（橙色胶原虫）、Bathybius Haeckelii（海克尔深水虫）。
　　“原生生物”和“胶液原生物”这两个术语是海克尔1866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使用的，但是未被科学界确认。目前，曾被海克尔看做原生生物的有机体或者被划为植物，或者被划为动物。胶液原生物的存在后来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关于细胞有机体由前细胞组织发展而来这一总的思想和把原始生物划分为植物和动物的思想已为科学界所公认。——742、748。
48 植虫（Pflanzentiere——植物动物）是16世纪以来对无脊椎动物组（主要是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的称呼、它们的某些特征与植物的特征相同（例如固定的生活方式），因此人们认为植虫是介于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中间形态。从19世纪中叶起，“植虫”这个术语是作为腔肠动物的同义词来使用的，现在这一术语已不再使用。——750。
50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是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莫·特劳白制作的活细胞的模型，用来模拟细胞生长。其方法是在胶质溶液中加入五水硫酸铜晶体，晶体在溶解过程中吸收溶液中的水逐渐膨胀，从而形成带膜的球体——“生长细胞”。1874年9月23日在布雷斯劳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特劳白宣读了自己的试验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特劳白的这一发现评价极高（见马克思1875年6月18H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和1877年1月21日给威·亚·弗罗恩德的信）。——747。
194 以太最早是古希腊哲学家设想的一种介质，是构成宇宙和天体的最高元素。17世纪，克·惠更斯在阐述光的波动说时又重新提出。当时认为，光是一种机械的弹性波，但由于光可以通过真空传播，所以必须假设存在着一种尚未经实验发现的介质，这种介质可借以传播光波，这就是以太。以太这一概念直到19世纪仍为人们所接受。到了20世纪初，随着相对论的建立和对场的进一步研究，以太成为过时的概念而不为采用。——590、608、642、679。
270 《1880年的计划》的基本部分是《运动的基本形式》这篇论文的写作计划。同时它涉及在主题和写作年代方面彼此相关联的几篇论文：《运动的量度——功》、《潮汐摩擦》、《热》和《电》。所有这几篇论文都是在1880—1882年写成的。这个计划还表明、恩格斯打算进一步发挥《1878年的计划》中第5项第（1）—（4）点（见本卷第458页）的内容。——588。
271 《运动的基本形式》是这篇论文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它是《1880年的计划》中预计完成的彼此相关联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一篇，写于1880年。——589。
272 这里是指运动的一般量，运动在量方面的一般规定性，而不是表示质量和速度的乘积（mv）的特殊意义上的运动量。——591。
273 指尤·迈尔的两篇文章《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1842年发表）和《有机运动及其与新陈代谢的联系》（1845年发表）。这两篇文章均被收入尤·迈尔《热力学文集》1874年斯图加特第2版。恩格斯在写作《自然辩证法》时使用的是这个版本。——598。
274 这里很可能是指黑格尔《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1部分第3章中关于《形式的根据》这一节的注释。在这个注释中，黑格尔嘲笑“用同语反复的根据所作的形式的说明方式”。他写道：“这种说明方式所以被推荐，正是由于它十分明白易懂。因为，例如再没有比指出植物的根据是某种植物力即产生植物的力更明白易懂了。”“如果对于某人为什么到城里去的问题，指出下列根据：城里有吸引他到那里去的吸引力”，那么，这种回答的荒谬程度并不下于借“植物力”作说明。同时，黑格尔指出：“科学，特别是物理科学，是充满这种似乎构成科学特权的同语反复的。”——600、615。
275 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2部分第1章中的注释：《康德关于时间、空间、物质不可分性和无限可分性的二律背反》。——609。
276 威·格罗夫所谓的“物质的属性”是指“热、光、电、磁、化学亲和力和运动”，而他所谓的“运动”是指机械运动，或位移。参看威·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第15页。——611。
277 这个札记和《1880年的计划》写在同一张稿纸上，是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见本卷第589—606页）一文中所要阐述的观点的提要。——612。
278 威·格罗夫在《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第20—29页上谈到在机械运动转变为“电压状态”和热时“力的不灭”。——613。
279 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这篇论文的标题为《运动的两种量度》，论文的写作时间大概在1880年2月中旬到7月底之间。——618。
280 康德这部著作的柯尼斯堡第一版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年代是1746年，而献词所注日期是1747年4月22日，可见该书实际上是1747年写成并问世的。——619。
281 针对哥·莱布尼茨1686年9月在一家科学杂志《文学共和国新闻》上发表的文章，修道院院长卡特兰于1686年9月和1687年6月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反对莱布尼茨的论文，替勒·笛卡儿的运动的量度（mv）辩护。莱布尼茨进行反驳的文章分别于1687年2月和9月发表在同一杂志上。这家杂志是由皮·培尔1684——1687年在鹿特丹出版的；后来昂·巴纳日—德—博瓦尔将它更名为《学术著作史》继续出版、直到1709年。——622。
282 这是一个弄不清德语语法关系的普鲁士下级军官闹的笑话，他搞不清楚在什么场合必须用第三格“mir（“对我”），在什么场合用第四格“mich”（“使我”）。为了不再在这个问题上给自己找麻烦，他便采取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值班时在任何场合都说“mir”，而下班后在任何场合都说“mich”。——623。
283 指威·汤姆生和彼·格·泰特，当时两人都在苏格兰的大学任教，实际上，只有在爱丁堡任教的泰特是苏格兰人，而在格拉斯哥任教的汤姆生是英格兰人。——623、632。
284 恩格斯是根据公式

来计算落体速度的，这里v是速度，g是重力加速度，而h是物体下落前的高度。——625。
285 指1864年丹麦战争期间的一次会战，普鲁士和奥地利参加了反对丹麦的战争。
　　罗尔夫，克拉克号是丹麦的一艘装甲舰，于1864年6月28日夜停泊在阿尔斯岛岸边，其任务是阻止普鲁士军队登上该岛。——627。
286 根据现在更精确的测量，单位热量的机械当量为426.9千克米。——627、682。
287 此处指彼·格·泰特1876年9月8日在格拉斯哥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四十六届年会上所作的报告《力》。报告载于1876年9月21日《自然》杂志第360期第459—463页。——629。
288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马克思谈到“Arbeit（劳动）”的地方加了一个注：“第4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做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做labour，以与work相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第61页）——632。
289 参看鲁·克劳修斯《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2—3页。——632。
290 《10千克的物体被提升80米》、《质量为4的物体》、《1）v＝ct》这三篇札记是《运动的量度——功》（见本卷第618—632页）一文的准备材料，有关算式意在推导物体动能应由

来准确表示。恩格斯在计算时所用的物理单位与现代物理学通行的单位不一致，且同一物理量的单位也不完全统一。——633。
291 《关于现实世界中教学上的无限之原型》是这篇札记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的标题。《加在第17——18页上：思维和存在的一致。——数学上的无限》是写在本札记开头部分的标题。这是恩格斯列入《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中的三个较大的札记之一、原是为《反杜林论》第一版第17—18页准备的注释。参看注267。——638。
292 感觉中未曾有过的东西，理智中也不存在（Nihil est in intellectu，quod non fuerit，in sensu）是感觉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感觉论的这个基本原理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后篇》第1册第18章和《论灵魂》第3册第8章。——638。
293 这个数字引自威·汤姆生的论文《原子的大小》，这篇论文最初于1870年3月31日发表在《自然》杂志第1卷第22期上，后又作为附录收入威·汤姆生和彼·格·泰特合著的《自然哲学论》一书第2版。——640。
294 罗伊斯幼系公国是德国图林根地区的一个小邦，面积826平方公里，1864年人口为86 400人，1871年加入德意志帝国。——643。
295 “海克尔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糟糕的复述”可能是指海克尔的心理生理一元论和他的物质构造观。例如，海克尔在他的小册子《原生粒之交替发生》（恩格斯在为《反杜林论》写的第二个注释《关于“机械的”自然观》中引用过）中断言，初级的“灵魂”不仅是“原生粒”（即原生质的分子）所固有的，而且也是原子所固有的；一切原子都“有灵魂”，有“感觉”和“意志”（见注169）。海克尔在同一书中说，原子是某种绝对分立的、绝对不可分的、绝对不变的东西，而同时又承认，在分立的原子之外，以太是作为某种绝对连续的东西存在的。见恩·海克尔《原生粒之交替发生》1876年柏林版第38—40页。
　　关于黑格尔如何处理连续的物质和分立的物质的矛盾，恩格斯在《物质的可分性》这个札记中提到过（见本卷第609页）。——644。
296 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该版分为两卷三册：（1）第1卷《流电说》；（2）第2卷第1篇《电动力学，电磁和抗磁性》；（3）第2卷第2篇《感应和结束章》。维德曼这部著作的第1版两卷本于18611863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第3版四卷本以《电学》为书名于1882—1885年也在不伦瑞克出版。——646、674。
297 参看黑格尔《逻辑学》第1编《存在论》第2部分第2章中的注释《数的规定应用于哲学概念的表达》，其中谈到算术中思维“在无思想性中运动”。另参看《逻辑学》第1编第3部分第2章中的注释《度量关系关节线的例子以及所谓自然界中没有飞跃》，其中谈到“自然数列已经显示了纯粹外在的进程中出现的质的各个环节的关节线”。——646。
298 这一公式见于沙·波绪的著作《微积分》法兰西共和六年（1797—1798年）巴黎版第1卷第38页。恩格斯在《直线和曲线》这一札记中（见本卷652—653页）引用了这本书。波绪在《定差积分》一章中首先研究了求变数x的整数幂的积分或其和数”这一问题。同时，波绪假定差数（微分）△x是常数，并且用希腊字母ω来表示它。因为由△x或ω构成的和（积分）是x，所以由ω×1或ωx°构成的和也等于x。波绪把这个等式写做：Σωx°＝x。然后把常数ω提出来，置于求和的符号前面，再在公式两边都除以ω，于是就得出了公式

。波绪后来又用最后这一个等式引出了取出乏了Σx，Σx2，Σx3等数，并解决其他问题。——650。
299 这里是指波绪的《微积分》第148—151页上第17图以及对该图的说明。这个图如下：

　　BMK是曲线（“极曲线”）。MT和这一曲线相切。P是坐标的极点或原点。PZ是极轴。PM是M点的坐标（恩格斯称之为“实在的横坐标”，现在叫做动径）。Pm是无限地接近于M的m点的坐标（恩格斯称这一动径为“虚构的微分横坐标”）。MH是切线MT的垂直线。TPH是坐标PM的垂直线。Mr是以PM为半径的弧线。因为MPm是无限小的角，所以PM和Pm可认为是平行的。因此三角形Mrm和TPM，以及三角形Mrm和MPH，都可以看做是相似三角形。——653。
300 指鲁·克劳修斯所阐述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参看鲁·克劳修斯《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不伦瑞克版。恩格斯后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详尽的探讨，见本卷第728—730页。——657。
301 这篇札记和后面两篇札记（《星云》、《赛奇：天狼星》）中的材料摘自下列两部著作：（1）约·亨·梅特勒《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第9篇《恒星》，第10篇《星云》）；（2）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3部《太阳或恒星》）。这些摘录是在1875年底或1876年初作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笫二部分中使用过（见本卷第476—484页）。——658。
302 这一标题的第一行写在正文前面的单页上，第二行写在正文第一页上。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本文的标题是《潮汐摩擦》，写作时间为1880年。——662。
303 鲁·沃尔夫在《天文学史》（1877年慕尼黑版）一书第325页指出，光的折射定律是维，斯涅尔发现的，而不是勒·笛卡儿发现的；但是斯涅尔表述这个定律的著作在生前并未发表，斯涅尔死后笛卡儿从他的著作中抄袭了这个定律。——667。
304 本文没有写完。本文和札记《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见本卷第560——563页）都对自摩擦取火以来有关热的观念的历史发展进行探究、从它们阐述的详略程度来看，恩格斯写作本文的时间是在《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之后；《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与《认识》写在同一张纸上，恩格斯在《认识》中引用了1882年6月8日《自然》杂志第658期上的内容（见本卷第559页），由此可以推断恩格斯开始写作本文的具体时间应在1882年6月8H之后。恩格斯结束本文的时间是同年8月底之前，因为恩格斯在本文以及与本文写于同一时间段的《电》中没有采用威·西门子在1882年8月底提出的新的功率单位——瓦特，仍沿用“伏特”这一术语，而从恩格斯1882年8月26日和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看出，恩格斯是知道西门子在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第五十二届年会上的发言和他提出的这一新的量度单位的。——669。
305 这里应“换算”成电的量度单位——瓦特。恩格斯在1882年11月2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对电这种运动形式的量度问题作了重要修正。——671。
306 在《自然辩证法》第三束材料的目录中，本文的标题是《电和磁》。从恩格斯在写作本文时引用了1882年6月15日《自然》杂志第659期一事来看，本文的写作时间应该是1882年。——674。
307 恩格斯引证的是《自然》杂志上的一篇书评《马斯卡尔和茹贝尔的〈电和磁〉》，作者署名G.C.。书评中提到古·维德曼的《流电说和电磁说》。——674。
308 托·汤姆生是在他的《热学和电学概论》第2版第400页上引用法拉第这段话的。这段话引自法拉第《电学实验研究》第12辑。法拉第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38年伦敦皇家学会杂志《自然科学会报》第105页。汤姆生的引文有一处不确切。按法拉第的原文，应译为“就像以金属丝代替放电的粒子时所发生的情形一样”。——676。
309 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认为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c为一物理常数，是物质粒子运动速度的上限。带电粒子的运动速度小于c。——679。
310 恩格斯在说明法夫尔的实验时依据的是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2卷第2篇第521—522页。——682。
312 《维德曼年鉴》即《物理和化学年鉴》，古·维德曼从1877年起为该杂志发行人。这里引用的是弗·柯尔劳施《轻金属水化物、轻金属盐、五水硫酸铜、七水硫酸锌和硝酸银的水溶液的电导性》一文。——695。
313 有关在德国批判圣经的流派和代表人物可参看恩格斯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恩格斯提到批判圣经的几部主要著作：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校勘本）1835——1836年蒂宾根版第1—2卷、布·鲍威尔的《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0年不来梅版、《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故事考证》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和《符类福音作者和约翰的福音故事考证》1842年不伦瑞克版。——696。
314 这是当时的一个笑话。在德语中，博士和医生均称做“Doktor”。有一个老少校，听到一个“一年制志愿兵”自称是哲学博士。而老少校弄不清什么是“哲学博士”，什么是“医学博士”，不知道两者有什么不同，便说：“对我来说倒无所谓，外科医生就是外科医生”。恩格斯用这个笑话嘲笑那些不懂得区别概念含义的人。——703。
315 指《逻辑学》第2编《本质论》第3部第3章中的《相互作用》。另见《哲学全书》第1部（即《小逻辑》）第156节附释。黑格尔把生物机体用做说明相互作用的例子；“生物机体的各种器官和机能都是处于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中”。——753。
316 恩格斯在这里引用的实验结果，依据的是古·维德曼《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2卷第2篇第498—499页。——709。
317 恩格斯引用的拜特洛的热化学测量结果，依据的是亚·瑙曼《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1877年海德堡版第652页。——710。
318 恩格斯在这一节中引用的电动力的测量结果，依据的是古·维德曼的《流电说和电磁说》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390、375、385和376页。这些结果是从拉乌尔、惠斯通、贝茨和焦耳的实验中得出的。——716。
319 “又是克里斯平”（Ecce itcrum Crispinus）是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首诗的首句，这部诗集的第一首诗曾提到并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716。
320 十字实验（Experimentum Crucis）源于弗·培根的insiantia cruces（十字路口用来指路的标志物），指一种决定性的实验，可最终确定对某一现象所做解释的正确性。见弗·培根《新工具论》第2册格言第36则。——717。
321 “联盟中的第三者”出自席勒叙事诗《保证》。暴君狄奥尼修斯口出此言，要求接受他参加两个忠实朋友的联盟。——722。
322 彼·拉·拉甫罗夫在匿名出版的著作《论思想史》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09页上说：“那些熄灭的太阳以及死寂的行星和卫星体系在变为正在形成的新星云以前，在空中继续运动。而死去的星体的残骸会成为加速新的星体形成过程的材料。”他在脚注中引证了弗·策尔纳的观点：熄灭的天体的僵死状态“可能仅仅由于外部的影响，例如，由于和另一个天体碰撞产生热而停止”。——728。
323 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第119—121页。恩格斯在《运动的基本形式》中对亥姆霍兹的计算作了评述（见本卷第594页）。——728。
324 指鲁·克劳修斯1867年9月23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报告的单行本于1867年在不伦瑞克出版。——729。
325 恩格斯显然是指鲁·克劳修斯《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不伦瑞克版第16页上提到的存在于天体之外的以太。克劳修斯在该书第6页上也谈到以太，但是他在那里认为它不是存在于天体之外，而是存在于天体的粒子的空隙之间。关于以太的概念参看注194。——731。
326 嫌恶真空（horrow vacui）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下述观点：自然界不存在真空的空间（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4章中的《B虚空》）。在17世纪中叶以前，这一观点在自然科学中统治地位。1643年，伽利略的学生埃·托里拆利发现了大气压，从而证实了物理学意义上真空的存在。——731。
327 这里是指彼·拉·拉甫罗夫的著作《论思想史》。在《思想史的宇宙基础》这一章，即该书第103——104页上、拉甫罗夫提到各派科学家（奥伯斯、威·司徒卢威等）关于光经过极大距离会消失的观点。——732。
328 这里是指安·赛奇的著作《太阳》第632页上所引用的，用来表明不同太阳射线的波长与其热功能、光功能和化学功能之间的关系的图解。图解的主要部分如下：

　　曲线BDN表示热辐射从波长最大的热射线（在B点）到波长最小的热射线（在N点）的强度变化。曲线AMH表示从波长最大的（在A点）到波长最小的（在H点）光线的强度变化。曲线IKL表示从波长最大的（在I点）到波长最小的（在L点）化学射线的强度变化。在所有这三种情形中，射线的强度都是用曲线上的点到直线PW的距离来表示的。——733。
329 这篇札记中的引文均摘自托·汤姆生《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这篇札记和接下来的两篇札记（《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静电和动电》）是恩格斯为写作《电》一文（见本卷第674—727页）准备的材料。——733。
330 在这篇札记以及下一篇札记《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中，恩格斯引用的是弗·格思里的著作《磁和电》1876年伦敦——格拉斯哥版。格思里在第210页上写道：“电流强度和溶解于电池中的即氧化了的锌的量成正比、而且也和这个锌氧化时所放出来的热成正比。”——736。
331 指路·巴斯德1860年所做的有关自然发生这个问题的实验。巴斯德用这些实验证明：空气中广泛存在着微生物；在装有营养被（有机液）的容器中，如果没有细菌孢子，此后又阻断了外界空气中生命胚种的进入，其中不可能产生微生物（细菌、真菌、纤毛虫）。巴斯德由此得出结论：生命不可能自然发生。——742。
332 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即《小逻辑》）第81节附释1：“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740。
333 原生质发生（Plasmogonie）这一概念源自恩·海克尔，指有机体产生于某种有机溶液中；它不同于自生（Autogonie），即最简单的有机个体从无机溶液中直接产生。原生质发生又被海克尔称做自然发生。参看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第4版第302页。——741。
335 莫·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载于奥格斯堡《总汇报》1874年10月6日第279号附刊第4333——4335页、1874年10月7日第280号附刊第4351—4352页和1874年10月8日第281号附刊第4370—4372页。——742。
336 威·汤姆生和彼·格·泰特《理论物理学手册》，经作者同意的德译本，由海·亥姆霍兹和韦特海姆翻译，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2部第XI页。这段文字恩格斯转引自莫·瓦格纳的文章。马克思针对这种意见，曾写道：“亥姆霍兹和其他人已经打算宣布一种荒谬的学说，胡说地球上生命的胚胎是从月亮上现成地掉下来的，即它们是靠陨石带到我们这里来的。”（见马克思1875年6月18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743。
337 恩格斯这里引用的是恩·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图表I在该书的第168和169页之间，而图表的说明在第664—665页上。——748。
338 恩格斯引用的很可能是威·冯特的著作《人体生理学教本》1873年埃朗根增订第3版第14页。该书1865年第1版，1868年第2版均在埃朗根出版。——749。
339 恩·海克尔在他的著作《自然创造史》第4版中列举了多细胞动物胚胎发育的下述五个最初阶段：Monerula（前卵），Ovulum（卵），Morula（桑椹胚），Planula（毛胚）和Gastrula（原肠胚）。根据海克尔的观点，这五个阶段与整个动物界的五个最初发展阶段相一致。在这部著作的以后各版中，海克尔对这个公式作了重要修改。但是，恩格斯所肯定的海克尔的基本思想，即有机体的个体发展（个体发育）和该有机形态的历史发展（系统发育）之间的平行关系的思想，在科学中得到了可靠的证实。——750。
340 “深水虫”的原文为“Bathybius”，这个词的含义是“生活在深水中”。1868年托·赫胥黎描述了取自北大西洋海底的黏物，认为这就是原始的无结构的活的物质——原生质。为了纪念恩·海克尔、他把这种在他看来最简单的生物命名为海克尔深水虫。海克尔认为，深水虫是现代还活着的胶液原生物的一种。关于深水虫及其中的石灰石小块，见海克尔《自然创造史》1873年柏林第4版第165—166、306、379页。后经对各大洋海底进行考察，都未证实所谓深水虫的存在，前面发现的黏物只不过是有机体的分解物。——751。
341 指乔·詹·奥尔曼1875年5月24日向林耐学会所作的年度报告。报告以《我们关于纤毛虫类的知识方面的最新进步》为题，载于1875年6月17日和24日以及7月1日《自然》杂志第294—296期。——751。
342 指署名为J.F.B.的人对詹·克罗尔《气候和年代以及它们的地质关系。地球气候世纪变化的理论》（1875年伦敦版）一书的评论。评论发表于1875年6月17日和24日《自然》杂志第294、295期。——751。
343 指约·丁铎尔的论文《论胚胎。腐烂和传染现象引起的大气在光学上的变化》，这是他于1876年1月13日在皇家学会上所作报告的简述。论文以《丁铎尔教授论胚胎》为题发表在1876年1月27日和2月3日《自然》杂志第326、327期。——751。
344 恩·海克尔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第1卷中，用四大章（第8——11章）的篇幅来阐述有机个体的概念、论述有机体在形态学和生理学上的个性。海克尔的《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一书有许多地方也考察了个体的概念。他把有机个体分为六个纲或目：质体、器官、体辐、体节、个体、合体。第一目中的个体是细胞前的原虫（原细胞）型的有机构成和细胞。这是“初级有机体”。从第二目开始，每一目的个体都是由前一目的个体构成。第五目的个体，在高级动物中，是狭义的“个体”。
　　合体是第六目的形态学上的个体，是第五目的个体的群体；可以作为合体的例子的是海萤的链。
　　体节是第四目的形态学上的个体，是第五目个体的躯体的重复部分。可以作为体节的例子的是绦虫的节片（节）。海克尔认为，未分化为体节的动物不可能达到已分化为体节的动物在形态和功能上的完善性，因此体节在某种意义上是独立的个体。——751。
346 这一札记与恩格斯1875年11月12—17日给彼·拉·拉甫罗夫的信在内容上几乎完全一致。——755。
347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霍布斯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市民社会之外的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克服这种状态，人们必须通过契约来建立国家。——755。
348 生理学家阿·菲克和化学家约·维斯里辛努斯在1865年登上瑞士土伯尔尼阿尔卑斯山福尔山，用采集小便的方法研究人体肌肉的新陈代谢的变化。他们把生理学上的机能活动简单地等同于热力学的功。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苏黎世自然研究学会季刊》1865年第10年卷第317—348页上。——757。

[自然界和社会]

[99]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³⁴⁹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做第三纪的那个地质时代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大概是在这个时代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可能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大片陆地上，生活着一个异常高度发达的类人猿的种属。达尔文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浑身长毛，有胡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⁴¹⁴⁾

　　这种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在攀援时手干着和脚不同的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平地上行走时也开始摆脱用手来帮忙的习惯，越来越以直立姿势行走。由此就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向前运动。但是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会如此，并且非常笨拙。它们的自然的步态是采取半直立的姿势，而且用手来帮忙。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握成拳头的手指骨支撑地面，两腿收起，身体在长臂之间摆动前进，就像跛子撑着双拐行走一样。一般说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用四肢行走到用两条腿行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用两条腿行走。

　　如果说我们的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先成为习惯，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成为必然，那么这就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此期间已经越来越多地从事其他活动了。在猿类中，手和脚的使用也已经有某种分工了。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抓住食物，就像低级哺乳动物用前爪所做的那样。有些猿类用手在树上筑巢，或者如黑猩猩甚至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掷向敌人。它们在被圈养的情况下用手做出一些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相比，竟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两者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任何猿手都模仿不了的数百种动作。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过渡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的使自己的手能做出的一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已向更近乎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躯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远远高于这种过渡性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石刀以前，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迈出了：手变得自由了，并能不断获得新的技能，而由此获得的更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总是要去适应新的动作，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

　　但是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只是整个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益于手的，也有益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以二重的方式发生的。

　　首先这是由于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他部分的某些形态息息相关，哪怕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联系。例如，一切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以一对关节（髁状突）来联结后脑骨和第一节脊椎骨的动物，无例外地也都长有乳腺以用来哺养幼仔。又如，在哺乳动物中，偶蹄通常是和进行反刍的多囊的胃相联系的。身体的某些特定形态的改变，会引起其他部分的形态的改变，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联系。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聋的。人手的逐渐灵巧以及与之相应的脚适应直立行走的发育，由于上述相关律的作用，无疑会反过来影响机体的其他部分。但是这种影响现在研究得还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般的叙述。

　　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机体其余部分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甚至高度发达的动物，彼此要传递的信息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通信息。在自然状态下，没有一种动物会感到不能说话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十分敏锐，以致它们在它们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很容易地学会听懂任何一种语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表示依恋、感激等等的表达感受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经常接触的人几乎不能不相信：有足够的情况表明，这些动物现在感到没有说话能力是一个缺陷。不过，它们的发音器官可惜过分地专门朝特定方向发展了，再也无法补救这种缺陷。但是，只要有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叫声最令人讨厌的鹦鹉说得最好。人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的是什么了。它一连几个小时唠唠叨叨重复它那几句话，的确纯粹是出于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交往。但是在它的想象力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到这些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么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像柏林卖菜的女贩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话。它在乞求美味食品时也有这样的情形。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的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连被人当做各种物的特定标志的不同气味的百分之一也辨别不出来。至于触觉，在猿类中刚刚处于最原始的萌芽状态，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而一同形成。——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相当于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⁴¹⁵⁾。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在我们看来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抵抗了邻近的猿群而占得的觅食地区的食物吃光。为了获得新的觅食地区，它们进行迁徙和战斗，但是除了无意中用自己的粪便肥沃土地以外，它们没有能力从觅食地区索取比自然界的赐予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的觅食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繁殖了；这种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保持不变。但是一切动物对待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毁掉还处在胚胎状态中的新生的食物。狼不像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动物的这种“掠夺行为”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行为强迫动物去适应不同于惯用食物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获得了和过去不同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而从前某个时候固定下来的物种也就灭绝了。毫无疑义，这种掠夺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远远高于其他一切猿种的某个猿种中，这种掠夺行为必然造成的结果就是食用植物的数目越来越扩大，食用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越来越增多，总之，就是食物越来越多样化，随之摄入身体内的物质，即向人转变的化学条件，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已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并且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群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过渡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向人转变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几乎现成地含有身体的新陈代谢所必需的各种最重要的物质；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他植物性的即同植物生活相应的各种过程的时间，因此为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物质和更多的精力。这种正在生成中的人离植物界越远，他超出动物界的程度也就越高。如果说除吃肉外还要习惯于吃植物这一情况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那么除吃植物外也要吃肉的习惯则大大促进了正在生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食对于脑的影响；脑因此得到了比过去丰富得多的为脑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因而它就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育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恕我直言，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到达现在这个地步的，至于说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都曾经有一个时期由于吃肉而竟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10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³⁵⁰，那么这在今天同我们已经毫不相干。

　　肉食引起了两个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嘴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食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在打猎之外开辟了新的更经常性的肉食来源，除此以外还提供了奶和奶制品之类的新的食品，而这类食品就其养分来说至少不逊于肉类。这样，对于人来说，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新的解放手段。这里逐一详谈它们的各种间接的影响，未免扯得太远，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些影响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正如人学会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其他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气候，但这不是独立自主的行为，而只是跟着人学会这样做的，例如家畜和有害的小动物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常年炎热的地带，迁移到比较冷的、一年中分成冬季和夏季的地带，就产生了新的需要：要有住房和衣服以抵御寒冷和潮湿，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越来越远了。

　　由于手、说话器官和脑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发生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完成越来越复杂的动作，提出并达到越来越高的目的。⁽⁴¹⁶⁾劳动本身经过一代又一代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了。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之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和航海。伴随着商业和手工业，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间事物在人的头脑中的虚幻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起初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创造物面前，劳动的手的较为简陋的产品退到了次要地位；何况能作出劳动计划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很早的阶段上（例如，在简单的家庭中），就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完成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典古代世界没落时起，就支配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支配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们对于人类的产生也不能提出明确的看法，因为他们在那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认识不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同样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我们也看到：动物对环境的这些改变又反过来作用于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发生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发生的。每个事物都作用于别的事物，反之亦然，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正是忘记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才妨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赫勒拿岛，第一批扬帆过海者带到岛上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原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部消灭光，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引进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土地。但是，如果说动物对周围环境发生持久的影响，那么，这是无意的，而且对于这些动物本身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事情。而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带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腾出土地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地区移到另一个地区，这样就把各大洲动植物的生活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人们曾去寻找演化为谷类的野生植物，但至今仍是徒劳。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狗，或者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这始终是一个争论的问题。³⁵¹

　　此外，不言而喻，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有能力采取有计划的、经过事先考虑的行动方式的。恰恰相反。哪里有原生质和活的蛋白质生存着并发生反应，即由于外界的一定刺激而发生某种哪怕极简单的运动，那里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有计划的行动方式。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捉猎获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从某一方面来看同样似乎是有计划的。在动物中，随着神经系统的发展，作出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中则达到了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的猎狐活动中，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懂得怎样准确地运用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逃避追逐者，怎样出色地懂得并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切断自己的踪迹。在我们身边的那些由于和人接触而获得较高发展的家畜中间，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同样机灵的调皮行动。因为，正如母体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以蠕虫为开端的几百万年的躯体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则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晚些时候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不过更加压缩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⁴¹⁷⁾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竞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³⁵¹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发展。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我们曾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瘰疬症的蔓延。但是，同工人降低到以马铃薯为生这一事实对各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影响比起来，同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遭受病害而发生的大饥荒比起来，瘰疬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次饥荒中，有100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进了坟墓，并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由此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成了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著居民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以后，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早已被抛弃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一边，而另一边的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使得资产阶级赢得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尔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但是，就是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人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为应付这种原始经济的意外的灾祸提供了某种回旋余地。这种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影响。这同以这种社会科学为其理论表现的社会组织是完全相适合的。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当一个厂主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或者一个商人卖出他所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么样，他并不关心。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情况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的过程就显示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³⁵²期间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丧失财产，同时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劳动的人的手中；[……]⁽⁴¹⁸⁾

脚　　注

(414) 参看查·达尔文《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1卷第6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编者注
(415) 这方面的一流权威威廉·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冷却到植物和动物能在地面上生存的时候起，已经过去了一亿年多一点。
(416)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感觉器官”。——编者注
(417) 恩格斯在此处页边上写着，“改良”。——编者注
(418)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注　　释

349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是这篇论文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目录中的标题。这篇论文是恩格斯原打算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的导言，标题为《对劳动者的奴役。导言》。但是由于该著作没有完成，恩格斯最后给他已经写成的导言部分加上了《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的标题，这个标题符合手稿基本部分的内容。这篇论文很可能是1876年5——6月写成的、因为威·李卜克内西在1876年6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急切地等待着恩格斯答应给《人民国家报》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这篇论文1896年第一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14年卷第2册第545—554页。——759。
350 参看雅稚·格林《德国古代法》1854年格丁根第2版第488页所引用的德国修道士拉·诺持克尔（约952—1022年）的证明材料。恩格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爱尔兰史》中也引证了诺特克尔的这个材料。——765。
351 在论述动物及人类活动影响植物界和气候的问题上，恩格斯利用了卡·弗腊斯的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1847年兰茨胡特版和马·雅·施莱登的著作《植物及其生命》1848年莱比锡版。马克思1868年曾读过弗腊斯的这部著作并作了摘录。他在1868年3月25日的信中对恩格斯谈到弗腊斯的著作。——768、769。
352 指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席卷了奥地利、德国、北美、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具有猛烈而深刻的特点。在德国，这次危机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772。

[四束手稿目录]³⁵³

[第一束]

[194]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第二束]

[195]
自然研究和辩证法

　　1.札记：（a）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

　　　　　　　（b）关于“机械的”自然观。

　　　　　　　（c）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

　　2.《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4.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5.《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⁴¹⁹⁾

[第三束]

[196]
自然辩证法

　　1.运动的基本形式。

　　2.运动的两种量度。

　　3.电和磁

　　4.自然研究和神灵世界。

　　5.旧导言。

　　6.潮汐摩擦。

[第四束]

[197]
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

脚　　注

(419) 第二束手稿目录中原有“3.自然研究和神灵世界”、“5.运动的基本形式”，后因列入第三束目录而划去。——编者注

注　　释

353 恩格斯给《自然辩证法》四束材料中每一束材料所加的标题以及他所编的第二束和第三束材料的目录，大概写于《自然辩证法》的主体工作结束之后，可能不早于1886年，因为第二束的目录中已列举出1886年初才写成的片断《〈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773。

《自然辩证法》细目

（按手稿写作时间编排）⁽⁴²⁰⁾

1873年2—5月

　　[1]毕希纳…………………………………………………………………………518

　　[2]自然科学的辩证法……………………………………………………………578

　　[3]可分性…………………………………………………………………………610

　　[4]内聚力…………………………………………………………………………730

　　[5]聚集状态………………………………………………………………………730

　　[6]赛奇和教皇……………………………………………………………………533

　　[7]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657

　　[8]拉普拉斯的理论………………………………………………………………658

　　[9]关于毕希纳妄图从生存斗争出发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522

1874年9—10月

　　[10]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668

　　[11]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607

　　[12]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567

　　[13]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609

　　[14]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543

　　[15]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556

　　[16]自在之物……………………………………………………………………568

　　[17]“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545

　　[18]数学上的所谓公理…………………………………………………………644

　　[19]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546

　　[20]同一性——抽象的…………………………………………………………547

　　[21]正和负………………………………………………………………………546

　　[22]生和死………………………………………………………………………740

　　[23]恶无限性……………………………………………………………………576

　　[24]同一性。补充………………………………………………………………548

　　[25]单一的和复合的……………………………………………………………546

　　[26]原始物质……………………………………………………………………607

　　[27]荒谬的多孔性理论…………………………………………………………529

　　[28]力……………………………………………………………………………614

　　[29]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下述命题中………………………………613

　　[30]它〈运动〉的本质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610

　　[31]力（见上述）………………………………………………………………616

　　[32]运动和平衡…………………………………………………………………611

　　[33]因果性………………………………………………………………………554

　　[34]牛顿的万有引力……………………………………………………………657

　　[35]力。还得分析消极的方面…………………………………………………617

　　[36]相互作用……………………………………………………………………553

　　[37]运动不灭……………………………………………………………………613

　　[38]机械运动……………………………………………………………………611

　　[39]物质的可分性………………………………………………………………609

　　[40]自然科学家的思维…………………………………………………………531

　　[41]归纳和演绎…………………………………………………………………565

　　[42]在奥肯那里…………………………………………………………………531

　　[43]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557

　　[44]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那里的遭遇………………………………532

　　[45]自然界中的萌芽……………………………………………………………753

　　[46]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558

　　[47]科学分类……………………………………………………………………579

　　[48]在上世纪末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579

　　[49]原生生物……………………………………………………………………748

　　[50]个体…………………………………………………………………………751

　　[51]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751

　　[52]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752

　　[53]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不可分离性…………751

　　[54]气体动力学…………………………………………………………………731

　　[55]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定律……………………548

　　[56]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 ………528

　　[57][历史]………………………………………………………………………461

　　[58]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731

　　[59]自然发生……………………………………………………………………741

　　[60]力……………………………………………………………………………610

　　[61]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610

　　[62]迈尔《热力学》第328页…………………………………………………667

　　[63]辩证思维的必要性的例子…………………………………………………657

　　[64]莫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742

1875年11月—1877年8月

　　[65]反应…………………………………………………………………………740

　　[66]同一和差异…………………………………………………………………644

　　[67]数学问题……………………………………………………………………645

　　[68]渐近线………………………………………………………………………652

　　[69]零次幂………………………………………………………………………650

　　[70]直线和曲线…………………………………………………………………652

　　[71]以太…………………………………………………………………………732

　　[72]脊椎动物……………………………………………………………………752

　　[73]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728

　　[74]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658

　　[75]深水虫………………………………………………………………………751

　　[76]知性和理性…………………………………………………………………558

　　[77]关于归纳万能论者…………………………………………………………565

　　[78]动力学必须证明……………………………………………………………731

　　[79]克劳修斯……………………………………………………………………729

　　[80]关于实在的、化学上统一的物质的观念…………………………………738

　　[81]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542

　　[82]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541

　　[83]生存斗争……………………………………………………………………755

　　[84]光和暗………………………………………………………………………732

　　[85]功……………………………………………………………………………756

　　[86]归纳和分析…………………………………………………………………566

　　[87]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485

　　[88]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729

　　[89]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

　　差别…………………………………………………………………………492

　　[90]历史——发明………………………………………………………………494

　　[91]梅特勒，恒星………………………………………………………………658

　　[92]星云…………………………………………………………………………660

　　[93]赛奇：天狼星………………………………………………………………662

　　[94]《自然》第294期及以下各期……………………………………………751

　　[95]黑格尔《哲学史》。——希腊哲学（古代人的自然观） ………………487

　　[96]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491

　　[97]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528

　　[98][导言]………………………………………………………………………465

　　[99]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759

　　[100]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 ………………………569

　　[101]★奴隶制 …………………………………………………………………365

　　[102]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 ………………………………………………557

　　[103]★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 ………………………………369

1877年10月—1878年5月或6月

　　[104]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反对演绎……………………………………………564

　　[105]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564

　　[106]两极化………………………………………………………………………545

　　[107]两极性………………………………………………………………………543

　　[108]在海克尔那里，还有两极性的另一个例子………………………………543

　　[109]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569

　　[110]当黑格尔以交配（繁殖）为中介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752

　　[111]1.无限的进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 …………………576

　　[112]量和质………………………………………………………………………646

　　[113]数……………………………………………………………………………647

　　[114]数学…………………………………………………………………………651

　　[115]能量守恒……………………………………………………………………613

　　[116]零……………………………………………………………………………647

　　[117]一……………………………………………………………………………649

　　[118] ………………………………………………………………………651

　　[119]数学的应用…………………………………………………………………653

　　[120]只有微分学才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数学来表示过程即运动………………646

　　[121]把正和负看做一样的东西…………………………………………………545

　　[122]如果读一下例如托·汤姆生关于电学的著作……………………………531

　　[123]吸引和重力…………………………………………………………………608

　　[124]最初的、素朴的观点………………………………………………………728

　　[125]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570

　　[126]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580

　　[127]地文学………………………………………………………………………740

　　[128]化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原子论开始的………………………………………738

　　[129]黑格尔靠纯粹的思想构建光和色的理论…………………………………530

　　[130]库仑说………………………………………………………………………733

　　[131]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735

　　[132]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580

　　[133]电化学………………………………………………………………………737

　　[134]旧的、方便的、符合以往流行的实践的方法……………………………739

　　[135]静电和动电…………………………………………………………………736

　　[136]生存斗争……………………………………………………………………754

　　[137]分子和微分…………………………………………………………………646

　　[138]力和力的守恒………………………………………………………………614

　　[139]三角学………………………………………………………………………653

　　[140]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668

　　[141]在气体的运动中……………………………………………………………730

　　[142]球……………………………………………………………………………654

　　[143]F（x+h，y+k） …………………………………………………………655

　　[144]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571

　　[145]偶然性和必然性……………………………………………………………549

　　[146]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753

　　[147]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753

　　[148]量到质的转化………………………………………………………………739

　　[149]如果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529

　　[150]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556

　　[151]关于耐格里…………………………………………………………………575

　　[152]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 …………………………………529

　　[153]通常都把重量看做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608

　　[154]碰撞和摩擦…………………………………………………………………668

　　[155]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作用所引起的…………………667

　　[156]理论和经验…………………………………………………………………530

　　[157]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492

　　[158]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737

　　[159]注释…………………………………………………………………………581

　　[160]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638

　　[161]关于“机械的”自然观……………………………………………………582

　　[162]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506

　　[163）《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496

1878年8—9月

　　[164][1878年的计划] …………………………………………………………457

1879年9月

　　[165]辩证法………………………………………………………………………534

1880年2—7月

　　[166][1880年的计划] …………………………………………………………588

　　[167]对汤姆生、克劳修斯、洛施密特来说，结论是 …………………………730

　　[168]Cu—CuSO4 …………………………………………………………………737

　　[169] （1）天体的运动 …………………………………………………………612

　　[170]运动的基本形式 ……………………………………………………………589

　　[171]运动的量度——功 …………………………………………………………618

　　[172] 10千克的物体被提升80米………………………………………………633

　　[173]质量为4的物体 ……………………………………………………………635

　　[174] 1）v＝ct ……………………………………………………………………637

　　[175] …………………………………………………………………………730

　　[176]气体动力学证明mv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633

　　[177]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662

1882年初—1886年或以后

　　[178]量转变为质…………………………………………………………………587

　　[179]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547

　　[180]正如傅立叶是一首数学的诗………………………………………………529

　　[181]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力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 ……………617

　　[182]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559

　　[183]抽象的和具体的……………………………………………………………559

　　[184]名称的意义…………………………………………………………………739

　　[185]仅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533

　　[186]认识…………………………………………………………………………559

　　[187]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560

　　[188]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563

　　[189]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563

　　[190]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530

　　[191]热……………………………………………………………………………669

　　[192]电……………………………………………………………………………674

　　[193]《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523

　　[194]辩证法和自然科学…………………………………………………………773

　　[195]自然研究和辩证法…………………………………………………………773

　　[196]自然辩证法…………………………………………………………………774

　　[197]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774

脚　　注

(420) 各篇手稿标题前方括号[]内的数字是编者按照恩格斯手稿写作时间加的序号，后面标注的数字是本卷的页码。标有★符号的两个片断收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编者注

《自然辩证法》细目

（按手稿内容编排）⁽⁴²¹⁾

　　[计划草案]…………………………………………………………………457—458

　　[164][1878年的计划]………………………………………………………457

　　[历史导论]…………………………………………………………………461—495

　　[57][历史]……………………………………………………………………461

　　[98][导言]……………………………………………………………………465

　　[札记和片断]…………………………………………………………………485

　　[87]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485

　　[95]黑格尔《哲学史》。——希腊哲学（古代人的自然观） …………487

　　[96]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491

　　[157]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 ………………………………………………492

　　[89]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差别 ……………492

　　[90]历史——发明…………………………………………………………494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 ……………………496—533

　　[163]《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496

　　[162]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506

　　[札记和片断]…………………………………………………………………518

　　[1]毕希纳 …………………………………………………………………518

　　[9]关于毕希纳妄图从生存斗争出发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 ………522

　　[193]《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 …………………………………………523

　　[56]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 ………528

　　[97]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 …………528

　　[180]正如傅立叶是一首数学的诗…………………………………………529

　　[27]荒谬的多孔性理论 ……………………………………………………529

　　[152]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529

　　[149]如果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 ………529

　　[190]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530

　　[156]理论和经验……………………………………………………………530

　　[129]黑格尔靠纯粹的思想构建光和色的理论……………………………530

　　[122]如果读一下例如托·汤姆生关于电学的著作………………………531

　　[42]在奥肯那里 ……………………………………………………………531

　　[40]自然科学家的思维……………………………………………………531

　　[44]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那里的遭遇…………………………532

　　[6]赛奇和教皇………………………………………………………………533

　　[185]仪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533

　　[辩证法作为科学] …………………………………………………………534—577

　　[165]辩证法……………………………………………………………………534

　　[札记和片断] …………………………………………………………………541

　　[规律和范畴] ………………………………………………………………541

　　[82]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 ……………541

　　[81]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542

　　[103]★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369

　　[14]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 ………………………………543

　　[107]两极性………………………………………………………………543

　　[108]在海克尔那里，还有两极性的另一个例子………………………543

　　[106]两极化………………………………………………………………545

　　[17]“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 …………………………………545

　　[121]把正和负看做一样的东西…………………………………………545

　　[21]正和负 ………………………………………………………………546

　　[19]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 ………546

　　[25]单一的和复合的 ……………………………………………………546

　　[179]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547

　　[20]同一性——抽象的 …………………………………………………547

　　[24]同一性。补充 ………………………………………………………548

　　[55]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定律 ……………548

　　[145]偶然性和必然性……………………………………………………549

　　[36]相互作用 ……………………………………………………………553

　　[33]因果性 ………………………………………………………………554

　　[150]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556

　　[15]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 ……………556

　　[43]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 ………………………………………557

　　[102]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557

　　[认识] ………………………………………………………………………558

　　[46]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 ………………………………………………558

　　[76]如性和理性 …………………………………………………………558

　　[182]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559

　　[183]抽象的和具体的……………………………………………………559

　　[186]认识…………………………………………………………………559

　　[187]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560

　　[189]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563

　　[188]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563

　　[104]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反对演绎……………………………………564

　　[105]一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564

　　[41]归纳和演绎 …………………………………………………………565

　　[77]关于归纳万能论者 …………………………………………………565

　　[86]归纳和分析 …………………………………………………………566

　　[12]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 ………………567

　　[16]自在之物 ……………………………………………………………568

　　[109]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569

　　[100]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569

　　[125]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570

　　[144]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571

　　[151]关于耐格里…………………………………………………………575

　　[23]恶无限性 ……………………………………………………………576

　　[111] 1.无限的进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576

　　[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 ……………………………578—587

　　[2]自然科学的辩证法……………………………………………………578

　　[47]科学分类 ……………………………………………………………579

　　[48]在上世纪末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 ………579

　　[126]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 ………580

　　[132]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580

　　[159J注释…………………………………………………………………581

　　[161]关于“机械的”自然观……………………………………………582

　　[178]量转变为质…………………………………………………………587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 ……………………………………………………588—758

　　[166][1880年的计划]…………………………………………………………588

　　[170]运动的基本形式…………………………………………………………589

　　[札记和片断] …………………………………………………………………607

　　[11]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 ……………………………607

　　[26]原始物质 ……………………………………………………………607

　　[153]通常都把重量看做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608

　　[123]吸引和重力…………………………………………………………608

　　[13]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 ………………………………609

　　[39]物质的可分性 ………………………………………………………609

　　[3]可分性 …………………………………………………………………610

　　[30] 它〈运动〉的本质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 …………………610

　　[60]力………………………………………………………………………610

　　[61]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610

　　[38]机械运动………………………………………………………………611

　　[32]运动和平衡……………………………………………………………611

　　[169]（1）天体的运动……………………………………………………612

　　[29]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下述命题中…………………………613

　　[115]能量守恒 ……………………………………………………………613

　　[37]运动不灭………………………………………………………………613

　　[138]力和力的守恒 ………………………………………………………614

　　[28]力………………………………………………………………………614

　　[31]力（见上述）…………………………………………………………616

　　[181]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力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 ………617

　　[35]力。还得分析消极的方面……………………………………………617

　　[171]运动的量度——功……………………………………………………………618

　　[札记和片断] ………………………………………………………………………633

　　[176]气体动力学证明mw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633

　　[172]10千克的物体被提升80米…………………………………………633

　　[173]质量为4的物体………………………………………………………635

　　[174]1）v＝ct………………………………………………………………637

　　[数学]…………………………………………………………………………………638

　　[160]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638

　　[18]数学上的所谓公理 ……………………………………………………644

　　[66]同一和差异 ……………………………………………………………644

　　[67]数学问题………………………645

　　[120]只有微分学才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数学来表示过程即运动 ……………646

　　[137]分子和微分……………………………………………………………646

　　[112]量和质…………………………………………………………………646

　　[113]数………………………………………………………………………647

　　[116]零………………………………………………………………………647

　　[117]一………………………………………………………………………649

　　[69]零次幂 …………………………………………………………………650

　　[118] …………………………………………………………………651

　　[1l4]数学……………………………………………………………………651

　　[68]渐近线 …………………………………………………………………652

　　[70]直线和曲线 ……………………………………………………………652

　　[139]三角学…………………………………………………………………653

　　[119]数学的应用……………………………………………………………653

　　[142]球………………………………………………………………………654

　　[143]F（x+h，y+k） ……………………………………………………655

　　[力学和天文学]………………………………………………………………………657

　　[63]辩证思维的必要性的例子 ……………………………………………657

　　[7]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657

　　[34]牛顿的万有引力 ………………………………………………………657

　　[74]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 ………………………………………………658

　　[8]拉普拉斯的理论…………………………………………………………658

　　[91]梅特勒，恒星 …………………………………………………………658

　　[92]星云 ……………………………………………………………………660

　　[93]赛奇：天狼星 …………………………………………………………662

　　[177]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662

　　[155]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作用所引起的……………667

　　[62]迈尔《热力学》第328页 ……………………………………………667

　　[140]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668

　　[154]碰撞和摩擦……………………………………………………………668

　　[10]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 …………………………668

　　[物理学]………………………………………………………………………………669

　　[191]热……………………………………………………………………………669

　　[192]电……………………………………………………………………………674

　　[札记和片断] ……………………………………………………………………728

　　[124]最初的、素朴的观点…………………………………………………728

　　[73]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 ………………………………………………728

　　[79]克劳修斯 ………………………………………………………………729

　　[88]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 …………………………………………………729

　　[167]对汤姆生、克劳修斯、洛施密特来说，结论是……………………730

　　[5]聚集状态…………………………………………………………………730

　　[4]内聚力……………………………………………………………………730

　　[141]在气体的运动中………………………………………………………730

　　[175] ……………………………………………………………………730

　　[78]动力学必须证明 ………………………………………………………731

　　[54]气体动力学 ……………………………………………………………731

　　[58]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 …………………………………………………731

　　[71]以太 ……………………………………………………………………732

　　[84]光和暗 …………………………………………………………………732

　　[130]库仑说…………………………………………………………………733

　　[131]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735

　　[135]静电和动电……………………………………………………………736

　　[158]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737

　　[133]电化学…………………………………………………………………737

　　[168] Cu—CuSO4……………………………………………………………737

　　[化学]…………………………………………………………………………………738

　　[80]关于实在的、化学上统一的物质的观念…………………………… 738

　　[128]化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原子论开始的…………………………………738

　　[148]量到质的转化…………………………………………………………739

　　[134]旧的、方便的、符合以往流行的实践的方法………………………739

　　[184]名称的意义……………………………………………………………739

　　[生物学]………………………………………………………………………………740

　　[127]地文学…………………………………………………………………740

　　[65]反应 ……………………………………………………………………740

　　[22]生和死 …………………………………………………………………740

　　[59]自然发生 ………………………………………………………………741

　　[64]莫里茨，瓦格钠《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 ……………………742

　　[49]原生生物 ………………………………………………………………748

　　[75]深水虫 …………………………………………………………………751

　　[94]《自然》第294期及以下各期 ………………………………………751

　　[50]个体 ……………………………………………………………………751

　　[53]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

　　不可分离性 ……………………………………………………………751

　　[51]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 ……………………751

　　[52]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 …………………………………………752

　　[72]脊椎动物 ………………………………………………………………752

　　[110]当黑格尔以交配（繁殖）为中介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752

　　[147]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753

　　[45]自然界中的萌芽 ………………………………………………………753

　　[146]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753

　　[136]生存斗争………………………………………………………………754

　　[83]生存斗争 ………………………………………………………………755

　　[85]功 ………………………………………………………………………756

　　[自然界和社会] ………………………………………………………………759—772

　　[99]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 …………………………………………759

　　[札记和片断]

　　[101]★奴隶制…………………………………………………………………365

　　[四束手稿目录]……………………………………………………………773—774

　　[第一束] …………………………………………………………………………773

　　[194]辩证法和自然科学………………………………………………………773

　　[第二束] …………………………………………………………………………773

　　[195]自然研究和辩证法………………………………………………………773

　　[第三束] …………………………………………………………………………774

　　[196]自然辩证法………………………………………………………………774

　　[第四束] …………………………………………………………………………774

　　[197]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774

脚　　注

(421) 各篇手稿标题前方括号[]内的数字是编者按照恩格斯手稿写作时间加的序号，后面标注的数字是本卷的页码。标有★符号的两个片断收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编者注

《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内容索引⁴²²

[第一束]

辩证法和自然科学

　　[1] 毕希纳……………………………………………………………………………518

　　[9] 关于毕希纳妄图从生存斗争出发来非难社会主义和经济学…………………522

　　[2] 自然科学的辩证法………………………………………………………………578

　　[3] 可分性……………………………………………………………………………610

　　[4] 内聚力……………………………………………………………………………730

　　[5] 聚集状态…………………………………………………………………………730

　　[6] 赛奇和教皇………………………………………………………………………533

　　[7] 牛顿的引力和离心力……………………………………………………………657

　　[8] 拉普拉斯的理论…………………………………………………………………658

　　[10]摩擦和碰撞使有关的物体产生内在的运动……………………………………668

　　[11]终极的原因——物质及其固有的运动…………………………………………607

　　[12]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567

　　[13]吸引转变成排斥和排斥转变成吸引……………………………………………609

　　[14]知性的思维规定的对立性：两极化……………………………………………543

　　[15]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556

　　[16]自在之物…………………………………………………………………………568

　　[17]“本质”的各个规定的真实本性………………………………………………545

　　[18]数学上的所谓公理………………………………………………………………644

　　[19]例如，部分和整体在有机自然界中已经是不够用的范畴了…………………546

　　[20]同一性——抽象的………………………………………………………………547

　　[24]同一性。补充……………………………………………………………………548

　　[21]正和负……………………………………………………………………………546

　　[22]生和死……………………………………………………………………………740

　　[23]恶无限性…………………………………………………………………………576

　　[25]单一的和复合的…………………………………………………………………546

　　[26]原始物质…………………………………………………………………………607

　　[27]荒谬的多孔性理论………………………………………………………………529

　　[28]力…………………………………………………………………………………614

　　[29]运动不灭已经表现在笛卡儿的下述命题中……………………………………613

　　[30]它〈运动〉的本质应该是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610

　　[31]力（见上述）……………………………………………………………………616

　　[32]运动和平衡………………………………………………………………………611

　　[33]因果性……………………………………………………………………………554

　　[34]牛顿的万有引力…………………………………………………………………657

　　[35]力。还得分析消极的方面………………………………………………………617

　　[36]相互作用…………………………………………………………………………553

　　[37]运动不灭…………………………………………………………………………613

　　[38]机械运动…………………………………………………………………………611

　　[39]物质的可分性……………………………………………………………………609

　　[40]自然科学家的思维………………………………………………………………531

　　[41]归纳和演绎………………………………………………………………………565

　　[42]在奥肯那里………………………………………………………………………531

　　[43]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557

　　[44]上帝在信仰上帝的自然科学家那里的遭遇……………………………………532

　　[40]自然界中的萌芽…………………………………………………………………753

　　[46]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558

　　[47]科学分类…………………………………………………………………………579

　　[48]在上世纪末叶，在多半坚持机械唯物主义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之后……………579

　　[49]原生生物…………………………………………………………………………748

　　[50]个体………………………………………………………………………………751

　　[51]形态学上的各种形态在一切发展阶段上的重现………………………………751

　　[52]在有机体发展的全部历史中……………………………………………………752

　　[53]整个有机界在不断地证明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不可分离性………………751

　　[54]气体动力学………………………………………………………………………731

　　[55]旧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同—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定律…………………………548

　　[56]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要不理睬哲学或辱骂哲学，就能从哲学中解放出来…………528

　　[57][历史]……………………………………………………………………………461

　　[58]理论发展中的对立性……………………………………………………………731

　　[59]自然发生…………………………………………………………………………741

　　[60]力…………………………………………………………………………………610

　　[61]海克尔《人类起源学》第707页………………………………………………610

　　[62]迈尔《热力学》第328页………………………………………………………667

　　[63]辩证思维的必要性的例子………………………………………………………657

　　[64]莫里茨，瓦格纳《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第1卷……………………………742

　　[65]反应………………………………………………………………………………740

　　[66]同一和差异………………………………………………………………………644

　　[67]数学问题…………………………………………………………………………645

　　[68]渐近线……………………………………………………………………………652

　　[69]零次幂……………………………………………………………………………650

　　[70]直线和曲线………………………………………………………………………652

　　[71]以太………………………………………………………………………………732

　　[72]脊椎动物…………………………………………………………………………752

　　[73]进入宇宙空间的热辐射…………………………………………………………728

　　[74]牛顿的力的平行四边形…………………………………………………………658

　　[75]深水虫……………………………………………………………………………751

　　[76]知性和理性………………………………………………………………………558

　　[77]关于归纳万能论者………………………………………………………………565

　　[78]动力学必须证明…………………………………………………………………731

　　[79]克劳修斯…………………………………………………………………………729

　　[80]关于实在的、化学上统一的物质的观念………………………………………738

　　[81]僵硬和固定的界线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542

　　[82]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541

　　[83]生存斗争…………………………………………………………………………755

　　[84]光和暗……………………………………………………………………………732

　　[85]功…………………………………………………………………………………756

　　[86]归纳和分析………………………………………………………………………566

　　[87]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485

　　[88]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729

　　[89]古代世界末期（300年前后）和中世纪末期（1453年）的情况的差别………492

　　[90]历史——发明……………………………………………………………………494

　　[94]《自然》第294期及以下各期…………………………………………………751

　　[91]梅特勒，恒星……………………………………………………………………658

　　[92]星云………………………………………………………………………………660

　　[93]赛奇：天狼星……………………………………………………………………662

　　[100]永恒的自然规律也越来越变成历史的自然规律 ……………………………569

　　[101]★奴隶制 ………………………………………………………………………365

　　[186]认识 ……………………………………………………………………………559

　　[187]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 ………………………………………560

　　[188]个别性、特殊性、普遍性 ……………………………………………………563

　　[189]但是，以上各点也证明了 ……………………………………………………563

　　[190]霍夫曼（《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530

　　[104]海克尔的谬论：归纳反对演绎 ………………………………………………564

　　[105]—百年前，用归纳法发现了海虾和蜘蛛都是昆虫 …………………………564

　　[95]黑格尔《哲学史》。——希腊哲学（古代人的自然观） ……………………487

　　[96]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491

　　[97]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528

　　[119]数学的应用 ……………………………………………………………………653

　　[120]只有微分学才使自然科学能够用数学来表示过程即运动 …………………646

　　[121]把正和负看做一样的东西 ……………………………………………………545

　　[145]偶然性和必然性 ………………………………………………………………549

　　[103]★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 ……………………………………369

　　[106]两极化 …………………………………………………………………………545

　　[107]两极性 …………………………………………………………………………543

　　[108]在海克尔那里，还有两极性的另一个例子 …………………………………543

　　[109]康德的自在之物的有价值的自我批判 ………………………………………569

　　[110]当黑格尔以交配（繁殖）为中介而从生命过渡到认识的时候 ……………752

　　[111] 1.无限的进展过程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空旷的荒野………………………576

　　[112]量和质 …………………………………………………………………………646

　　[113]数 ………………………………………………………………………………647

　　[114]数学 ……………………………………………………………………………651

　　[115]能量守恒 ………………………………………………………………………613

　　[175] ……………………………………………………………………………730

　　[176]气体动力学证明mv2也适用于气体分子 ……………………………………633

　　[118] …………………………………………………………………………651

　　[178]量转变为质 ……………………………………………………………………587

　　[179]同一和差异——必然性和偶然性——原因和结果 …………………………547

　　[180]正如傅立叶是一首数学的诗 …………………………………………………529

　　[181]如果说，黑格尔把力和力的表现、原因和结果理解为同一的东西…………617

　　[182]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 …………………………………………………………559

　　[183]抽象的和具体的 ………………………………………………………………559

　　[184]名称的意义 ……………………………………………………………………739

　　[159]注释 ……………………………………………………………………………581

[第二束]
自然研究和辩证法

　　[160]关于现实世界中数学上的无限之原型 ………………………………………638

　　[161]关于“机械的”自然观 ………………………………………………………582

　　[144]关于耐格里所说的没有能力认识无限 ………………………………………571

　　[163]《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 ………………………………………………496

　　[99]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759

　　[193]《费尔巴哈》的删略部分 ……………………………………………………523

[第三束]

自然辩证法

　　[170]运动的基本形式 ………………………………………………………………589

　　[171]运动的量度——功 ……………………………………………………………618

　　[192]电 ………………………………………………………………………………674

　　[162]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 ………………………………………………………506

　　[98][导言]……………………………………………………………………………465

　　[177]潮汐摩擦。康德和汤姆生—泰特………………………………………………662

[第四束]

数学和自然科学。各种札记

　　[165]辩证法 …………………………………………………………………………534

　　[191]热 ………………………………………………………………………………669

　　[102]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557

　　[172] 10千克的物体被提升80米 …………………………………………………633

　　[173]质量为4的物体 ………………………………………………………………635

　　[174]1）v＝ct…………………………………………………………………………637

　　[152]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05—206页 …………………………………………529

　　[153]通常都把重量看做物质性的最一般的规定 …………………………………608

　　[154]碰撞和摩擦 ……………………………………………………………………668

　　[155]笛卡儿发现，落潮和涨潮都是由月球的作用所引起的 ……………………667

　　[156]理论和经验 ……………………………………………………………………530

　　[157]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 …………………………………………………………492

　　[158]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737

　　[122]如果读一下例如托·汤姆生关于电学的著作 ………………………………531

　　[123]吸引和重力 ……………………………………………………………………608

　　[124]最初的、素朴的观点 …………………………………………………………728

　　[125]天文学中以地球为中心的观点是褊狭的 ……………………………………570

　　[126]孔德不可能是他从圣西门那里抄袭来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的排序法的创造者……580

　　[127]地文学 …………………………………………………………………………740

　　[128]化学上的新时代是从原子论开始的 …………………………………………738

　　[129]黑格尔靠纯粹的思想构建光和色的理论 ……………………………………530

　　[116]零 ………………………………………………………………………………647

　　[117]一 ………………………………………………………………………………649

　　[135]静电和动电 ……………………………………………………………………736

　　[130]库仑说 …………………………………………………………………………733

　　[131]电。关于汤姆生的无稽之谈……………………………………………………735

　　[132]黑格尔的（最初的）分类………………………………………………………580

　　[133]电化学 …………………………………………………………………………737

　　[134]旧的、方便的、符合以往流行的实践的方法…………………………………739

　　[1880年的计划]………………………………………………………………………588

　　[167]对汤姆生、克劳修斯、洛施密特来说，结论是…………………………………730

　　[137]分子和微分 ……………………………………………………………………646

　　[138]力和力的守恒 …………………………………………………………………614

　　[139]三角学 …………………………………………………………………………653

　　[140]动力学中动能本身的消耗总是两重性的 ……………………………………668

　　[141]在气体的运动中 ………………………………………………………………730

　　[168]Cu—CuSO4 ………………………………………………………………………737

　　[146]必须指出，达尔文学说是………………………………………………………753

　　[147]黑格尔叫做相互作用的东西是有机体 ………………………………………753

　　[148]量到质的转化 …………………………………………………………………739

　　[149]如果说黑格尔把自然界看做永恒的“观念”在外化中的显现 ……………529

　　[150]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 ………………………556

　　[151]关于耐格里 ……………………………………………………………………575

　　[136]生存斗争 ………………………………………………………………………754

　　[169]（1）天体的运动………………………………………………………………612

　　[142]球 ………………………………………………………………………………654

　　[143]F（x+h，y+k） ………………………………………………………………655

　　[185]仅仅用在某物上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算该物的价值 ………………………533

　　[164][1878年的计划]………………………………………………………………457

脚　　注

(422) 各篇手稿标题前方括号[]内的数字是编者按照恩格斯手稿写作时间加的序号，后面标注的数字是本卷的页码。标有★符号的两个片断收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准备材料。——编者注

人名索引

A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前后—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485。

　　阿加西斯，路易·让·鲁道夫（Agassiz，Louis-Jean-Rudolphe 1807—1873）——瑞士动物学家和地质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居维叶的学生，写有关于古生物和现代动物的著作和有关冰川理论的文章。——463、531、532。

　　阿克萨科夫，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Aксaков，Aлексaндр Николaевич 1832—1903）——俄国的神秘主义者和降神术士。——513。

　　阿里斯塔克（萨摩斯的）（Aristarchus of Samos约公元前310—250）——古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提出关于太阳系以太阳为中心的假说，因测定从地球至月亮和太阳的距离而闻名。——492。

　　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Anaxagoras of Klazomenae公元前500前后—428）——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438。

　　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的）（Anaximander of Mdetus公元前610前后546）——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奥尼亚学派的代表人物。——488。

　　阿那克西米尼（米利都的）（人naximenes of Mdeius约公元前585—525）——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奥尼亚学派的代表人物。——488、490。

　　埃德伦，埃里克（Edlund，Erik 1819—1888）——瑞典物理学家，斯德哥尔摩科学院的教授，主要从事电学理论方面的研究。——679。

　　安德鲁斯，托马斯（Andrews，Thomas 1813—1885）——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曾研究物质的临界状态，1869年创立了物质的气态和液态的连续性的理论。——351。

　　安凡丹，巴泰勒米·普罗斯佩（Enfantin，Barthélemy Prosper人称安凡丹老爹Père Enfantin 1796—1864）——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门徒，同巴扎尔一起领导圣西门学派；自40年代中起在许多资本主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35。

　　奥伯斯，亨利希·威廉·马蒂亚斯（Olbers，Heinrich Wilhelm Matthias 1758—1840）——德国医生和天文学家，发现了彗星和小行星以及它们运行轨迹的计算方法。——660。

　　奥尔比尼，阿尔西德·德萨林·德（Orbigny，Alcide-Dessalines d' 1802—1857）——法国古生物学家和探险家，居维叶的学生，把居维叶的灾变论发展到了极限。——744。

　　奥尔曼，乔治·詹姆斯（Allman，George James 1812—1898）——英国医生和动物学家。——751。

　　奥古斯丁，奥勒留（Augustinus，Aurelius 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387年弃摩尼教，皈依基督教，395年任北非希波主教；他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他的一些论述对以后基督教各派的神学和哲学都有一定影响。——551。

　　奥肯，洛伦茨（Oken，Lorenz原名奥肯富斯Ockenfuβ1779 —1851）——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14、475、522、531。

　　奥特斯，贾马里亚（Ortes，Giammaria 1713—1790）——意大利经济学家，修道士；重商主义的反对者。——428。

　　奥沃斯，阿尔图尔·尤利乌斯·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冯（Auwers，Arthur Julius Georg Friedrich von 1838—1915）——德国天文学家，天体测量学专家，因编制星辰表而闻名。——662。

B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Gracchus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François-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21、34、358、366、439。

　　巴尔本，尼古拉斯（Barbon，Nicholas约1640—169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货币国定说的先驱。——403。

　　巴斯德，路易（Pasteur，Louis 1822—1895）——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微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742。

　　白恩士公司（Burns）——英国的一家印刷和出版公司。——506。

　　拜特洛，皮埃尔·欧仁·马塞兰（Berthelot，Pierre-Eugène-Marcelin 1827—1907）——法国化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从事有机化学、热化学和农业化学的研究；写有中古化学史方面的著作。——710。

　　鲍威尔，布鲁诺（Bauer，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1839年起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讲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696。

　　贝茨，威廉（Beetz，Wilhelm 1822—1886）——德国物理学家，曾在慕尼黑工学院进行多项电学的研究，以其电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716。

　　贝尔，卡尔·恩斯特（卡尔·马克西莫维奇）（Бэр Карл Эрнст[Карл Максимович]1792——1876）——俄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胚胎学的创始人，曾在德国工作。——463、475。

　　贝克尔，卡尔·斐迪南（Becker，Karl Ferdinand 1775—1849）——德国语言学家、医生和教育家，写有《语言结构》和一些德语语法教科书。——339、340。

　　贝克尔，伊曼努尔（Bekker，Immanuel 1785—1871）——德国语言学家，整理并出版了古典古代著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著作。——240、242、391、393。

　　贝塞尔，弗里德里希，威廉（Bessel，Friedrich Wilhelm 1784—1846）——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测量学家，用观测和计算的方法准确地测定多颗恒星的位置，天体测量学奠基人。——659、662。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Ⅰ，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368。

　　俾斯麦公爵，奥托（Bismarck [Bismark]，Otto Fürst von 1815—1898）——普鲁士和德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1870年发动普法战争，1871年支持法国资产阶级镇压巴黎公社；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自上而下”统一德国；曾采取一系列内政措施，捍卫容克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1878年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118、295、314、335。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1前后—497）——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数，相信灵魂转生。——352、488—490、587。

　　毕若·德·拉·比贡利，托马，罗伯尔（Bugeaud de la Piconnerie，Thomas-Robert 1784—1849）——法国元帅，奥尔良党人，七月王朝时期是众议院议员；在比利牛斯半岛战争期间（1808—1814）指挥法军分队，以后曾指挥军队镇压1834年巴黎共和派的起义；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1841—1847年为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1849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384。

　　毕希纳，路德维希（Büchner，Ludwig 1824—1899）——德国医生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极左翼；国际洛桑代表大会代表（1867）。——500、518、522—523。

　　波根道夫，约翰·克里斯蒂安（Poggendorff，Johann Christian 1796—1877）——德国物理学家，以其电学和磁学方面著作而闻名，《物理和化学年鉴》的发行人。——706、707、722。

　　波绪，沙尔（Bossut，Charles 1730—1814）——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写有关于数学理论和数学史方面的著作。——364、652。

　　波义耳，罗伯特（Boyle，Robert 1627—1691）——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科学化学的奠基人，最先提出化学元素的科学定义，试图把机械原子论的观点运用于化学，研究过定性化学分析；发现了气体的体积和压力成反比的定律。——96、97、486、728。

　　玻耳兹曼，路德维希·爱德华（Boltzmann，Ludwig Eduard 1844—1906）——奥地利物理学家、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说的拥护者，以研究力学热理论和气体动力学而闻名，为用统计学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奠定了基础；原子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680。

　　柏克勒尔，安东·塞扎尔（Becquerel，Antoine-César 1788—1878）——法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磁和光学现象的研究，以其电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715、716。

　　柏拉图（Platon [Plato]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232—233、240、256、391、392、414。

　　勃多，尼古拉（Baudeau，Nicolas 1730—1792）——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260、418、435。

　　勃朗，路易（Blanc，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反对巴黎公社。——34、331。

　　博古斯基，约瑟夫·耶日（Boguski，Józef Jerzy 1853—1933）——波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1875—1878年任门捷列夫的助手，从事气体压力的研究。——97。

　　博普，弗兰茨（Bopp，Franz 1791—1867）——德国语言学家，梵文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印欧语比较语法的作者。——339。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238、246、247、250、387、400、401、405。

　　布赫，克里斯蒂安·莱奥波德·冯（Buch，Christian Leopold von 1774—1853）——德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主要从事自然地理学、植物学和气象学的研究，写有《关于菊石及其分科》等著作。——744—745。

　　布拉德莱，詹姆斯（Bradley，James 1693—1762）——英国天文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三任台长（1742—1761）；发现了光行差和地轴的章动。——658。

　　布鲁诺，乔尔丹诺（Bruno，Giordano 1548—1600）——意大利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唯物主义者；阐发了泛神论的、辩证的世界观，哥白尼关于宇宙构造学说的拥护者；由于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被宗教裁判所烧死。——461、467。

　　布特列罗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Бутеров，A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1828—1886）——俄国化学家，作为现代有机化学基础的有机化合物构造学说的创始人。——513。

C

　　策尔纳，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Zöllner，Johann Carl Friedrich 1834—1882）——德国天体物理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从事天体光度学的研究；开发了第一个测震计；降神术的拥护者。——514。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Ⅰ，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494。

　　柴尔德，乔赛亚（Child，Josiah 1630—1699）——英国商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重商主义者；东印度公司董事长。——253、409。

D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 Robert 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34、72—75、77—79、85、133、152、291、353、354、441、458、463、475、479、506、518、525、531、552、553、586、744、752—755、757、759、761、767。

　　达兰贝尔（达朗贝尔），让·巴蒂斯特·勒龙德（D’Alembert，Jean-Baptiste Le Rond 1717—1783）——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619、622、629。

　　达文波特，埃拉·伊拉斯特斯（Davenport，Ira Erastus 1839—1911）——美国降神术士，1864年起住在欧洲，威·亨·达文波特的哥哥。——509。

　　达文波特，威廉·亨利，哈里森（Davenport，William Henry Harrison 1841—1877）——美国降神术士，1864年起住在欧洲，埃·伊·达文波特的弟弟。——509。

　　戴赛尼，维克多（Dessaignes，Victor 1800—1885）——法国化学家。——675、734。

　　戴维，汉弗莱（Davy，Sir Humphrey 1778—1829）——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曾发现多种化学元素和化合物，并发明了矿工安全灯；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1820—1827）；由于在原电池、制革和矿物分析上的研究，1820年荣获科普利奖章。——531。

　　戴维斯，查理·莫里斯（Davies，Charles Maurice 1828—1910）——英国神学家、教士和著作家，自由派，写有关于宗教问题的著作。——513。

　　丹聂耳，约翰·弗雷德里克（Daniell，John Frederic 1790—1845）——英国自然科学家，1820年发明了湿度计，1836年设计制造了一个完善的锌—铜电池。——706、715、718、722。

　　道尔顿，约翰（Dalton，John 1766—1844）——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近代化学原子论的奠基人。——473、500、675、738。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Louis François Eugène 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431。

　　德尔维涅，昂利·古斯塔夫（Delvigne，Henri-Gusrave 1799—1876）——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385。

　　德雷帕，约翰·威廉（Draper，John William 1811—1882）——美国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483、556。

　　德林格尔，约翰·约瑟夫·伊格纳茨·冯（Dollinger，Johann Joseph Ignaz von 1799—1890）——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和教会史学家，旧天主教运动的领袖；拒绝承认“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516。

　　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Democritus]约公元前460—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主要代表，留基伯的学生。——491、492、500。

　　狄茨，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Diez，Christian Friedrich 1794—1876）——德国语言学家，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罗曼语语法的作者。——339。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23。

　　笛卡儿，勒奈（Descartes，Reré 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22—23、57、64、129、468、473、499、590、598、613、618—621、629、645、667、679。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 3世纪）——希腊作家和哲学史家，《著名哲学家的生平》的编纂者。——488、490、491、500。

　　丁铎尔，约翰（Tyndall，John 1820—1893）——英国物理学家，科普作家；主要从事声学、磁学和热力学的研究。——532、533、751。

　　丢勒·阿尔布雷希特（Durer，Albrecht 1471—1528）——德国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塑家和建筑学家。——466。

　　杜布瓦—雷蒙，埃米尔（Du Bois-Reymond，Emil 1818—1896）——德国生理学家，原籍瑞士；现代电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反活力论者和原子论者。——458、715。

　　杜尔哥·安娜·罗伯尔·雅克·洛恩男爵（Turgot，Anne-Robert-Jacques，baron de l’Aulne 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的学生；财政总监（1774—1776）。——268、427。

　　杜林，欧根·卡尔（Dühring，Eugen Karl 1833—1921）——德国折中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年为柏林大学非公聘讲师；70年代他的思想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部分党员产生过较大影响。——7—13、17、18、30—50、52—63、65—67、69—86、88—91、95—98、100—106、 108、109、113—127、129—134、136—143、145、147—153、159—169、171、173—175、179—187、191—203、205—212、216—251、253—261、267—270、274、281——283、301—308、310—311、314—324、329—333、335—344、347—348、352—355、357、359—360、362—364、366、369—379、387—405、407、409—421、427—429、437、457、496—498、503、582、583、639、773。

E

　　恩斯，阿伯拉罕（Enβ，Abraham 19世纪）——普鲁士农场主，曾有三年追随爱森纳赫派；杜林分子；曾撰文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331。

F

　　法布罗尼·乔万尼·瓦伦蒂诺·马蒂亚（Fahbroni，Giovanni Valentino Mattia 1752—1822〉——意大利化学家，燃素说的反对者。——735。

　　法夫尔，皮埃尔，安东（Favre，Pierre-Antoine 1813—1880）——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同让·蒂·济伯曼一起从事热化学的研究，热化学方面第一批实验者之一。——678、682、684、709。

　　法拉第，迈克尔（Faraday，Michael 1791—1867）——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电磁场学说的奠基人。——531、675—676、678—679、704、706、733—735。

　　范德林特，杰科布（Vanderlint，Jacob死于1740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250、251、255、406、407、413。

　　菲迪亚斯（Phidias约公元前500—430）——古希腊雕刻家。——342。

　　菲克·阿道夫（Fick，Adolf 1829—1901）——德国生理学家，主要从事肌肉热力学的研究，证明了能量守恒定律在肌肉收缩情况下的作用。——732、757。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Ludwig 1804—1872）——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503、523、526、527、773。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Fraçois-Louis 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269、393、429。

　　费希纳，古斯塔夫·泰奥多尔（Fechner，Gustav Theodor 1801—1887）——德国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和哲学家，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677、684、685、715、717。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 Gottlieb 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33、153、569。

　　芬奇——见莱奥纳多·达`芬奇。

　　冯特，威廉·麦克斯（Wundt，Wilhelm Max 1832—1920）——德国生理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749。

　　弗拉姆斯蒂德，约翰（Flamsteed，John 1646—1719）——英国天文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一任台长（1675年起），《不列颠星表》的编纂者。——658。

　　弗朗索瓦·诺埃尔——见巴贝夫，格拉古。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 Ⅱ，Friedrich der Groβe 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176、333、382、383。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Ⅲ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450、532.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Ⅳ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192。

　　伏尔泰（Voh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518。

　　伏打，亚历山大罗·朱泽培·安东尼奥·阿纳斯塔西奥（Volta，Alessandro Giuseppe Antonio Anastasio 1745—1827）——意大利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流电理论的创始人。——683、688、720、734—736。

　　福格特，卡尔（Vogr，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为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往瑞士，50—60年代是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中对他进行了揭露。——14、500、518。

　　傅立叶，让·巴蒂斯特·约瑟夫（Fourier，Jean-Baptiste-Joseph 1768—1830）——法国数学家，从事代数和数学物理的研究，《热的解析理论》一书的作者。——504、529。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1、34、35、157、209、273、275—277、281、291、294、310、311、369。

G

　　盖兰德·安东·韦尔纳·恩斯特（Gerland，Anton Werner Ernst 1838—1910）—德国物理学家，写有物理学史方面的著作。——672。

　　盖仑，克劳狄乌斯（Calenos [Galen]，Claudius 129—199）——希腊医生，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古典古代医学科学的理论家；从事解剖学和生理学研究，同时奠定了研究血液循环的基础，在哲学方面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93。

　　高斯，卡尔·弗里德里希（Cauβ，Karl Friedrich 1777—1855）——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测量学家和物理学家，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创始人；著有天文学、测量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著作。——54。

　　哥白尼，尼古拉（Kopemicus [Copernicus，Copernikus]，Nikolaus 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太阳中心说的创立者。——61、429、462、467、470、492。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Colombo [Columbus]，Christoforo 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在四次航海（1492—1504）过程中，发现并考察了加勒比群岛以及中美洲沿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东北地区。——770。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98、101、152、153、270、284、338、371、428、430、480、531、565、567、752。

　　格拉姆，泽诺布·泰奥菲尔（Gramme，Zénobe-Théophile 1826—1901）——法国电工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原籍比利时，1869年设计出一种带环状电枢的直流发电机。——681。

　　格里博瓦尔，让·巴蒂斯特，德（Gribeauval，Jean-Baptiste de 1715—1789）——法国将军，军事发明家；1764—1789年期间曾几度任法国炮兵总监，在改编炮兵和改进火炮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77、383。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作开始出版《德语辞典》。——339、545。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William Robert 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463、473、554、611、613、686、709、718。

　　格思里，弗雷德里克（Guthrie，Frederick 1833—1886）——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36、737。

　　古皮（Guppy父姓尼科尔斯Nicholls 19世纪）——英国女巫师，第二个丈夫是沃尔克曼。——510—012。

　　古皮（Guppy死于1875年）——古皮（父姓尼科尔斯）的第一个丈夫。——510。

　　圭多（阿雷佐的）（Guido d'Arezzo 992前后—1050）——意大利修道士，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创立了现代记谱法的基础。——494。

H

　　哈金斯，威廉（Huggins，Sir William 1824—1910）——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天文学中运用光谱分析和摄影的奠基人之一，1864年最终确定了气体星云的存在。——661。

　　哈勒·阿尔布雷希特·冯（Haller，Albrecht von 1708—1777）——瑞士医学家、植物学家、诗人和政论家；写有反对伏尔泰和自由思想派的《关于启示录中的重要事实的书信》（1772）。——567。

　　哈雷，埃德蒙（Halley，Fdmund 1656—1742）——英国天文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二任台长（1720年起），曾提出关于星体自行的假说，因对彗星运动的研究而闻名。——658。

　　哈特曼，爱德华·冯（Hartmann，Eduard von 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他把谢林和叔本华的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保守特点结合成“无意识哲学”。——500。

　　哈维，威廉（Harvey，Wdlliam 1078—1657）——英国医生、生理学家和胚胎学家，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和胚胎学研究的倡导者；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系统。——249、404、486。

　　海尔巴特，约翰·弗里德里希（Herbart，Johann Friedrich 1776—1841）——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420。

　　海克尔，恩斯特·亨利希（Haeckel，Ernst Heinrich 1834—1919）——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的代表，无神论者；提出了确定系统发育和个体发育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生物发生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14、75—77、83、147、355、458、531—532、543、557、563—566、583、585—587、610、644、748—750、752、754。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184、501、536。

　　海泽，约翰·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Heyse，Johann Christian August 1764—1829）——德国语言学家和教育家，编有《外来语辞典》和一些德语教科书。——339。

　　亥姆霍兹，海尔曼·路德维希·斐迪南（Helmholtz，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1821—1894）——德国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倾向于新康德主义的不可知论；同时从事生理光学、力学、流体动力学、声学、热动力学和电动力学的研究，柏林物理工程学院创始人，并从1888年起任院长。——14、458、560、588、590、594—596、597—606、614、618—619、623、627、630、631、677、713、728、743、747。

　　汉克尔，威廉·哥特利布（Hankel，Wilhelm Gottlieb 1814—1899）——德国物理学家，从事热电研究，提出了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相似的电现象理论。——679。

　　汉森，格奥尔格（Hanssen，Georg 1809—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史问题的著作。——170。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公元前65—8）——罗马诗人。——260、420。

　　贺业尔，弗兰茨（Hauer，Franz Riner von 1822—1899）——奥地利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744。

　　赫德森（Hudson 19世纪下半叶）——英国伦敦的摄影师。——510。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23、489。

　　赫歇尔，弗雷德里克·威廉（Herschel，Frederick William 1738—1822）——英国天文学家，原籍德国，1781年发现海王星以及约2500个星云和星团。——472、659—662。

　　赫歇尔从男爵，约翰·弗雷德里克·威廉（Herschel，John Frederick William，Baronet 1792—1871）——英国天文学家，威·赫歇尔的儿子。——660。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Thomas Henry 1825—1895）——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83、517。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4—15、20、22、26—28、34—35、38—39、41、43、46、48—51、55—56、63、70—71、79、84、108、120、126、129—133、136—139、141、147—148、150—153、196、231—232、270、277、332、351、364、437、438、442、457、470、487—489、496、499、500、502—505、518—523、529—530、534、535、537—540、543—546、548、552、554、557—563、565、568—570、575—577、580、585—587、600—601、607—610、616、617、638、643—644、646、648、658、675、676、678、708、735、740、752、753。

　　亨利齐，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Henrici，Friedrich Chrisioph 1795—1885）——德国物理学家。——715。

　　亨利希七十二世（Heinrich LXXII 1797—1853）——德国一小邦幼系（罗伊斯-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的领主王公（1822—1848）。——185。

　　洪堡男爵，亚历山大（Humboldt，Alexander Freiherr von 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463。

　　华莱士，阿尔弗勒德·拉塞尔（Wallace，Alfred Russel 1823—1913）——英国生物学家，生物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曾和达尔文同时提出自然选择的理论，降神术的拥护者。——506、508—511、513—516。

　　惠更斯，克利斯蒂安（Huygens，Christian 1629—1695）——荷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他创立了光的波动说。——618、672。

　　惠斯通，查理（Wheatsrone，Charles 1802—1875）——英国物理学家和发明家，以其电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716。

　　惠特沃思，约瑟夫（Whitworth，Joseph 1803—1887）——英国工程师，军事发明家和兵工厂厂主。——627。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755。

　　霍尔，斯宾塞·蒂莫西（Hall，Spencer Timothy 1812—1885）——英国降神术士和颅相相士。——506—507。

　　霍夫曼，奥古斯特·威廉（Hofmann，August Wilhelm 1818—1892）——德国有机化学家，1845年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苯胺。——530。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530。

　　霍姆，丹尼尔·邓格拉斯（Home，Damel Dunglas 1833—1886）——苏格兰降神术士，曾经去过美国、瑞士和英格兰。——509。

　　霍姆斯（Holmes 19世纪）——美国降神术士。——513。

　　霍姆斯（Holmes 19世纪）——美国降神术士，霍姆斯的妻子。——513。

J

　　基尔霍夫，古斯塔夫·罗伯特（Kirchhoff，Gustav Robert 1824—1887）——德国物理学家，自然科学中唯物主义的代表，从事电动力学热射线理论、力学和光学问题的研究；1859年与罗·本生一起奠定光谱分析的基础。——14、623、629、631。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167。

　　吉本，爱德华（Gibbon，Edward 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议会议员；著有反专制性质的多卷本《罗马帝国的衰亡史》。——257、415。

　　吉芬，罗伯特（Giffen，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财政问题专家，《伦敦统计学会会刊》发行人（1876—1891），商业部统计局局长（1876—1897）。——300。

　　济伯曼，让·蒂埃博（Silbermann，Jean-Thiébaut 1806—1865）——法国物理学家，同皮·安·法夫尔一起从事热化学的研究。——709。

　　加尔，弗兰茨·约瑟夫（Gall，Franz Joseph 1758—1828）——奥地利医生和解剖学家，颅相学的创始人。——507—509。

　　加尔文，让（Calvin，Jean 1509—1564）——法国神学家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新教宗派之一加尔文宗的创始人。——467、551。

　　加洛林王朝——法兰克王朝，751年起统治法兰西（到987年）、日耳曼尼亚（到911年）和意大利（到887年）。——545。

　　加西奥，约翰·彼得（Gassiot，John Peter 1797—1877）——英国物理学家，从事电现象的研究。——686。

　　伽伐尼，路易吉·阿洛伊西奥（Galvani，Luigi Aloisio 1737—1798）——意大利医生和自然科学家，动物电的发现者。——682—683、688、694、717、721。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i，C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维护太阳中心说，为此遭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1633）；晚年在流亡中度过。——462、486、618、657。

　　焦耳，詹姆斯·普雷斯科特（Joule，James Prescott 1818—1889）——英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磁理论和热的研究，通过实验测定了热的机械当量，因而为能量守恒定律提供了佐证。——473、524、562、598、628、678、684、716。

　　金纳斯利，埃比尼泽（Kinnersley，Ebenezer 1711—1778）——美国医生和物理学家。——734。

　　居维叶男爵，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der，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haron de 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并提出了灾变论。——463、472、486。

K

　　喀德邻二世——见叶卡捷琳娜二世。

　　卡尔·马克西莫维奇——见贝尔，卡尔·恩斯特（卡尔·马克西莫维奇）。

　　卡耳佩珀，托马斯（Culpeper，Sir Thomas 1578—1662）——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409。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444。

　　卡诺，尼古拉·莱奥纳尔·萨迪（Carnot，Nicolas-Léonard Sadi 1796—1832）——法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热力发动机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热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关于火的动力和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一书的作者。——504、566、567、673。

　　卡特兰，弗朗索瓦（Catelan，François死于1719年以后）——法国修道院院长，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笛卡儿的追随者。——622。

　　卡西尼·乔万尼·多梅尼科（Cassini，Giovanni Domenico，又称卡西尼一世Cassini I 1625—1712）——法国天文学家，原籍意大利；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1669年起）；发现了土星的四颗卫星及木星和火星的自转，在法国境内曾多次组织和进行大地测量。——530。

　　卡西尼·雅克（Cassini，Jacques，又称卡西尼二世Cassini II 1677—1756）——法国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巴黎天文台第二任台长：乔·多·卡西尼的儿子。——530。

　　卡西尼伯爵，雅克·多米尼克（Cassini，Jacques Dominique，comte de，又称卡西尼四世Cassini IV 1748—1845）——法国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巴黎天文台第四任台长，塞·弗·卡西尼的儿子。——530。

　　卡西尼·德·蒂里，塞扎尔·弗朗索瓦（Cassini de Thury，César-Frarçois，又称卡西尼三世Cassini III 1714 —1784）——法国天文学家和测量学家，巴黎天文台第三任台长；雅·卡西尼的儿子。——530。

　　开普勒·约翰奈斯（Kepler，Johannes 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哥白尼学说的基础上，发现行星运动的规律。——14、462、468。

　　凯库勒·冯·施特拉多尼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Kekulé von Stradonitz，Friedrich August 1829—1896）——德国化学家，从事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的研究；提出了价理论，并于1860年发现苯的环结构。——500、581、582—583、727。

　　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202、234、269、372、429。

　　凯特勒男爵，威廉·艾曼努埃尔（Ketteler，Wilhelm Emanuel Freiherr von 1811—1877）——德国天主教神学家，1850年起为美因茨主教。——516。

　　康德·伊曼努尔（Kant，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15、26、33、53、54、60—62、67、70、257、277、415、458、463、470—472、474、500—502、522、543、557、560、563、569、591、593、601、618—620、662、664—667。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活动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领袖之—；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议员。——115。

　　康替龙，理查（Cantillon，Richard 1680—1734）——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农学派和亚·斯密的先驱；《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作者。——254、413。

　　考茨，久洛（Kaurz，Guyla 1829—1909）——匈牙利经济学家、统计学家、财政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拥护者，写有政治经济学历史方面的著作。——388、429。

　　考夫曼，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Кayфман，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1818—1882）——俄国将军、军事和国务活动家，积极推行沙皇侵略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政策，1867年起指挥突厥斯坦边区的军队；曾任突厥斯坦边区总督。——107。

　　柯尔丁，路德维希·奥古斯特（Colding，Ludwig August 1815—1888）——丹麦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不依靠迈尔和焦耳而独立地确定了热的机械当量。——524、562、598、628。

　　柯尔劳施，弗里德里希·威廉·格奥尔格（Kohlrausch，Friedrich Wilhelm Ceorg 1840—1910）——德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测量和磁测量、电解和热电方面的研究，鲁·柯尔劳施的儿子。——695、717、727。

　　柯尔劳施，鲁道夫·海尔曼·阿恩特（Kohlrausch，Rudolf Hermann Arndt 1809—1858）——德国物理学家，以研究电流闻名。——718、719。

　　柯普，海尔曼·弗兰茨·莫里茨（Kopp，Hermann Franz Moritz 1817—1892）——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曾把新的物理测量方法运用于化学；李比希的学生，肖莱马的老师。——738。

　　科贝特，威廉（Cobbett，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257、415。

　　科恩·斐迪南·尤利乌斯（Cohn，Ferdinand Julius 1828—1898）——德国植物学家和微生物学家，从事藻类、菌类和细菌的研究。——744。

　　克拉佩龙，贝努瓦·皮埃尔·埃米尔（Clapeyron，Benoit-Pierre-Émile 1799—1864）——法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以其热力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673。

　　克拉左门的阿那克萨哥拉——见阿那克萨哥拉（克拉左门的）。

　　克劳修斯，鲁道夫·尤利乌斯·艾曼努埃尔（Clausius，Rudolf Julius Emanuel 1822—1888）——德国物理学家，从事力学的热理论、气体动力学和电学理论的研究，曾提出热力学的第二定律（1850）并把墒的概念引入物理学领域（1865）。——458、545、546、590、609、613、627、631、632、657、669、670、673、729—731。

　　克利普施泰因，菲力浦·恩格尔（Klipstein，Philipp Engel 1747—1808）——德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744。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rupp，Alfred 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174、181。

　　克鲁克斯，威廉（Crookes，William 1832—1919）——英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辐射计的发明者；1861年发现铊元素。——511—516。

　　克罗尔，詹姆斯（Croll，James 1821—1890）——英国地质学家，主要从事气候与地质关系的研究，研究重点为冰期。——751。

　　孔德，奥古斯特（Comte，Auguste 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457、580。

　　库克·弗洛伦斯（Cook，Florence 19世纪）——英国的一位招魂巫师。——511—513。

　　库仑，沙尔·奥古斯坦（Coulomb，Charles-Augustin 1736—1806）——法国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发明了扭秤，确立了静电和磁性相互作用的定律。——733。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François 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18、258—262、264、265、267、281、415—424、426、431、435。

　　昆施泰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Quenstedt，Friedrich August 1809—1889）——德国矿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蒂宾根大学教授。——744。

L

　　拉伯克·约翰（Lubbock，John 1834—1913）——英国生物学家、银行家、政治活动家和民族学家，达尔文主义者，自由党人；从事动物学、生物学、民族学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559。

　　拉法格·保尔（Lafargue，Paul笔名保尔·洛朗Paul Laurent 1842—1911）——法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医生和政论家：1865年流亡英国，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西班牙通讯书记（1866—1869），曾参加建立国际在法国的支部（1869—1870）及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支部（1871—1872）；巴黎公社的支持者（1871），公社失败后逃往西班牙；《解放报》编辑部成员，新马德里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1872），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法国工人党创始人之一（1879）；1882年回到法国，《社会主义者报》编辑：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者之一和代表，1891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法国众议院议员（1891—1893）；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战友；马克思女儿劳拉的丈夫。——12。

　　拉斐尔·桑齐奥（Raffaello Sanzio 1483—1520）——意大利画家。——761。

　　拉夫，格奥尔格·克里斯蒂安（Raff， Georg Christian 1748 ——1788）——德国教育家，曾为青少年写有科普读物。——338。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俄国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民粹派的思想家，在哲学上是折中主义者；1870年起侨居国外；第一国际会员，巴黎公社参加者；《前进！》杂志编辑（1873—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5—1876）；1889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副主席；从70年代初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728、732。

　　拉朗德·约瑟夫·日罗姆（Lalande，Joséph-Jérôme 1732—1807）——法国天文学家·巴黎天文台台长（1795年起）。——658。

　　拉马克，让·巴蒂斯特·皮埃尔·安东（Lamarck，Jean-Baptiste-Pierre-Antoine 1744 —1829）——法国自然科学家，从事植物区系学和动物区系学方面的研究，生物学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的先驱。——34、72、79、80、463、475、531、545、744、752。

　　拉普拉斯，皮埃尔·西蒙（Laplace，Pierre-Simon 1749—1827）——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不依靠康德而独立地阐发了并且从数学上论证了太阳系起源于星云的假说（1796），并阐发了概率论（1812）。——26、463、470、472、476、502、522、532、593、608、658。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 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法学史和文学方面的著作。——35、115、134。

　　拉斯克尔，爱德华（Lasker，Eduard 1829—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65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363。

　　拉瓦锡，安东·洛朗·德（Lavoisier，Antoine-Laurent de 1743—1794）——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从理论上解释了氧气的发现，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假说，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1794年被处死。——246、399、473、504、505、738。

　　拉乌尔，弗朗索瓦·玛丽（Raoult，François-Marie 1830—1901）——法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结晶过程的研究，以物理化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678、684、715。

　　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意大利画家、雕刻家和作家，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学多才的学者和工程师。——466。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Leibniz[Leibnitz]，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33、143、468、522、618—622、629、645、672。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 Ephraim 1729 ——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518。

　　赖尔，查理（Lvell，Charles 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463、472—473。

　　朗格塔尔，克里斯蒂安·爱德华（Langethal，Christian Eduard 1806—1878）——德国植物学家，从事植物栽培和农业史的研究。——376。

　　勒科克·德·布瓦博德朗，保尔·埃米尔（Lecoq de Boisbaudran，Paul-Émile 1838—1912）——法国化学家，1875年发现门捷列夫预言的镓元素。——540。

　　勒鲁，弗朗索瓦·皮埃尔（Le Roux，François-Pierre 1832—1907）——法国物理学家。——686。

　　勒维烈，乌尔班·让·约瑟夫（Le Verrier，Urbain-Jean-Joseph 1811—1877）——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846年不依靠亚当斯而独立地计算出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海王星的轨道，并确定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540。

　　雷纳尔，弗朗索瓦（Reynard，François 1805—1870以后）——法国工程师，写有许多关于物理学方面的著作；在电学理论方面，曾提出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相近似的假说。——679。

　　雷尼奥·昂利，维克多（Regnault，Henri-Victor 1810—1878）——法国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从事气体和蒸汽的性能的研究。——96。

　　雷诺，贝尔纳（Renault，Bernard 1836—1904）——法国自然科学家，对电学也有研究。——705—706。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Justus Freiherr von 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13、742—746。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96。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74、104、201、203、205、222、234、238、269、372、387、428—429。

　　李斯特，弗里德里希（List，Fnedrich 1789—1846）——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政策的维护者。——242、269、388、393—395、429。

　　李特尔，约翰·威廉（Ritter，Johann Wilhelm 1776—1810）——德国物理学家，从事电现象的研究，紫外区的光谱发现者，——683—684。

　　林耐，卡尔·冯（Lmné，Carl von 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植物和动物分类法的创立者；主张物种描述采用双名命名制。——28、468—469、579。

　　留基伯（Leukippos rLeucippus，Leukipp]约公元前460年）——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的创始人，德谟克利特的老师。——491、500。

　　龙考夫，亨利希·丹尼尔（Ruhmkoff， Heinrich Daniel 1803 ——1877）——德国机械师和电学家；1839年移居巴黎，1851年发明了一种可以把低压强电流转化为高压弱电流的电磁感应装置。——736。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20、23、103——104、109、147—148、152、160、272、332、358、362、

　　路德，马丁（Luther，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平民。——462、466、467。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 of Lauriston 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而闻名。——246—247、250、400—402、405。

　　罗霍男爵，弗里德里希，埃伯哈德（Rochow，Friedrich Eberhard Freiherr von1734—1805）——普鲁士地主，教育家，主张特别是在农村实施和改善国民教育体制。——193、194、333。

　　罗曼诺夫，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Ρомнов，Μихаил Федорвич 1596—1645）——俄国沙皇（1613—1645）。—368。

　　罗生克兰茨，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Rosenkranz，Johann Karl Friedrich 1800—1879）——德国作家、哲学家和文学史家，保守党人，黑格尔主义者。——530。

　　罗斯伯爵，威廉·帕森斯（Rosse，Wdliam Parsons，Earl of 1800—1867）——爱尔兰天文学家，1845年研制了182厘米反射望远镜，并用其观测和发现了许多螺旋星云。——660、662。

　　罗斯科，亨利，恩菲尔德（Roscoe，Henry Enfield 1833—1915）——英国化学家，写有化学教科书。——356、539。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Wilhelm Georg Friedrich 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241、388、392、429。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Johann Karl 1805—1875）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230、304。

　　洛克，约翰（Locke，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8、24、246、248—250、252—254、400、402—405、408、412、501。

　　洛朗，奥古斯特（Laurem，Auguste 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134。

　　洛施密特，约瑟夫（Loschmidt，Josef 1821—1895）——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主要从事气体动力学和力学的热理论的研究。——458、730。

M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Mably，Gabriel 1709—1785）——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9、21。

　　马尔比基，马尔切洛（Malpighi，Marcello 1628—1694）—意大利生物学家和医生，显微解剖学的奠基人之一，1661年发现了毛细血管的血液循环。——93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72—74、80、428、754—755。

　　马格拉夫，安德烈亚斯·西吉斯蒙德（Marggraf，Andreas Sigismund 1709—1782）——德国化学家，1747年发现甜菜根里含糖。——530。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资本主义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374、466。

　　马可波罗（Polo，Marco 1254—1324）——意大利商人和旅行家，1271—1295年从欧洲到亚洲旅行，其中在中国逗留17年（1275—1292）。——493。

　　马斯基林，约翰·内维尔（Maskelyne，John Nevil 1732—1811）——英国天文学家，格林尼治天文台第五任台长；1774年测定出地球密度。——658。

　　马西，约瑟夫（Massie，Joseph死于1784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51、253、407、408。

　　迈尔，尤利乌斯·罗伯特（Mayer，Julius Robert 1814—1878）——德国医生和物理学家，最先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科学家之一。——65、473、524、562、598、613、614、667。

　　迈耶尔，尤利乌斯·洛塔尔（Meyer，Julius Lohar 1830—1895）——德国化学家，主要从事物理化学问题的研究。——584、727。

　　麦克劳德，亨利·邓宁（Macleod，Henry Dunning 1821—1902）——英国法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信贷理论研究，阐发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269、429。

　　麦克斯韦，詹姆斯·克拉克（Maxwell，James Clerk 1831—1879）——英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经典电磁场论的创始人；计算出了土星的光环。——486、613、630、631、673、679、680、732。

　　麦斯默，弗兰茨·弗里德里希·安东（Mesmer，Franz Friedrich Anton 1734—1815） ——奥地利神学家和医生，麦斯默术和动物磁学的创始人。——507。

　　曼，托马斯（Mun，Thomas 1571—1641）——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1610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243、395。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一1850年12月），首相和外交大臣（1850—1858）；1849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6年入选第一议院。——42、542。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 Ludwig 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184。

　　毛瑟，保尔（Mauser，Paul 1838—1914）——德国兵工厂厂主，步兵武器发明人，同他的哥哥威·毛瑟一起研制步枪，所设计的步枪被德国军队采用，后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为毛瑟枪。——174。

　　毛瑟，威廉（Mauser，Wilhelm 1834—1882）——德国兵工厂厂主，步兵武器发明人，保·毛瑟的哥哥。——174。

　　梅特勒，约翰奈斯·亨利希·冯（Mädler，Johannes Heinrich von 1794—1874）——德国天文学家，多尔帕特天文台台长；写有天文学方面的通俗著作。——471、476、482、492、658、660—662、732。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295。

　　门捷列夫，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Менделеев，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 1834—1907）——俄国化学家，1869年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97、539—540。

　　蒙塔朗贝尔侯爵，马尔克·勒奈（Montalembert，Marc-Reré，marquis de 1714—1800）——法国将军，军事工程师，曾研究出一种新筑城法，在19世纪被广泛采用。——466。

　　孟德斯鸠，沙尔（Momesquieu，Charles 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251、407。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Honoré-Gabriel-Victor Riqueti，comte de 1749—1791）——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427。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Victor Riqueti，marquis de 1715—1789）——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的父亲。——268、427。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见阿那克西曼德（米利都的）。

　　米利都的阿那克西米尼——见阿那克西米尼（米利都的）。

　　米涅，弗朗索瓦·奥古斯特·玛丽（Mignet，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研究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1818），后进入巴黎新闻界，为《法兰西信使报》撰稿人，《国民报》创办人之一（1830）；写有《法国革命史》等历史著作。——167。

　　米涅，克劳德·埃蒂耶纳（Mimié，Claude-Étienne 1804—1879）——法国军官，米涅式步枪的发明者。——385。

　　米希勒，卡尔·路德维希（Michelet，Karl Ludwig 1801—1893）——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柏林大学教授。——38。

　　闵采尔，托马斯（Muntzer[Munzer]，Thomas 1490前后—1525）——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时期和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农民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21、165、439。

　　明斯特伯爵，格奥尔格（Munster，Georg Graf zu 1776—1844）——德国古生物学家。——744。

　　摩尔根，路易斯·亨利（Morgan，Lewis Henrv 1818—1881）——美国法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学家，进化论的代表，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2。

　　摩莱里（Morelly 1715前后—1755以后）——法国作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9、21。

　　摩莱肖特，雅科布（Moleschott，Jakob 1822—1893）——荷兰生理学家和哲学家，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518。

　　莫尔，托马斯（More，Thomas 1478—153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家，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369。

　　莫里哀（Molière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540。

　　莫扎特，沃尔弗冈·阿马多斯（Mozart，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515。

　　默里，林德利（Murray，Lindley 1745—1826）——英国语法学家。——510。

N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I [Napoléon Bonaparte]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95、115、136、177、272、279、295、366、384、446。

　　耐格里，卡尔·威廉·冯（Nageli，Carl Wilhelm von 1817—1891）——德国植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1857年起住在慕尼黑；主要从事植物学各领域的研究。——458、497、571—575、773。

　　耐普尔，约翰（Napier [Neper]，John 1550—1617）——英格兰数学家，在16世纪后十年发明了对数。——468。

　　瑙曼，亚历山大（Naumann，Alexander 1837—1922）——德国化学家，主要从事热化学的研究。——631、686、717。

　　尼古拉·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Nicolai，Christoph Friedrich 1733—1811）——德国作家、出版商和书商，开明专制主义的拥护者；在哲学中反对康德和费希特。——518。

　　尼科尔森，亨利·阿莱恩（Nicholson，Henrv Alleyne 1844—1899）——英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以其动物学和古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而闻名。——356、565、749、750、753。

　　牛顿，伊萨克（Newton，Isaac 1642—1727）——英国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经典力学的创始人。——14、26、28、34、462、468、470、471、506、522、530、532、579、593、645、657—658、728。

　　纽可门，托马斯（Newcomen，Thomas 1663—1729）——英国铁匠，蒸汽机的发明者之一。——672。

　　诺思，达德利（North，Dudley 1641—169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代表人物。——18、246、248—250、400、402—405。

　　诺伊曼，卡尔·哥特弗里德（Neumann，Carl Gottfried 1832—1925）——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677。

O

　　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古希腊数学家。——195、468。

　　欧姆，格奥尔格·西蒙（Ohm，Georg Simon 1787—1854）——德国物理学家，1826年发现了确定电路电阻、电动力和电流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电路基本定律，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欧姆定律。——684、685。

　　欧文，理查（Owen，Richard 1804—1892）——英国动物学家、解剖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发展了关于脊椎动物是按“原型”构成的唯心主义观念；1863年最先描述了侏罗纪的始祖鸟。——529—530。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 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1、35、157、209、273、278—282、310、311、320、323、340、448、507。

P

　　帕格尼尼·尼古洛（Paganini，Niccoló 1782—1840）——意大利提琴演奏家和作曲家。——761。

　　帕潘，德尼（Papin，Denis 1647—1714）——法国医生和物理学家，1680年起游历欧洲各国，进行了一些蒸汽机发明前准备工作，蒸汽机发明者之一。——672。

　　泡利，菲力浦·维克多（Pauli，Philipp Viktor 1836—1920）——德国化学家，曾管理莱瑙（曼海姆附近）的一家化学工厂，肖莱马和恩格斯的朋友。——533。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Francis，Baron of Verulam and Viscount of Saint Albans 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24、501、506、728。

　　佩尔蒂，约瑟夫·安东·马克西米利安（Perty，Joseph Anton Maximdian 1804—1884）——德国自然科学家，1833年移居伯尔尼。——744。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8、238、243—246、248—250、253—254、256、387、396—400、402—404、408、412—414。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95、270、280、330、331。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Priestley，Joseph 1733—1804）——英国化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家，1774年发现氧气；1794年因拥护法国大革命而流亡美国。——504、573。

　　普林尼（老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Gaius Plinius Secundus Major 23—79）——古罗马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博物学家，《博物志》（共37卷）的作者。——185、531。

　　普卢塔克（Plutarchos 46—119以后）——希腊著作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道德论者，柏拉图哲学的拥护者，曾与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论争；写有古希腊罗马名人传记以及哲学和伦理学著作。——488。

R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Charles-Frédéric 1816—1856）——法国化学家，同洛朗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134。

S

　　萨弗里，托马斯（Savery，Thomas约1650—1715）——英国工程师，蒸汽机的发明者之一。——672。

　　萨金特，威廉·卢卡斯（Sargant，William Lucas 1809—1889）——英国教育家和经济学家，欧文传记的作者。——281、282、323。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生产三要素”论。——161。

　　塞尔维特，米格尔（Serveto[Senet]，Miguel 1511—1553）——西班牙医生，政论家和思想家，在研究血液循环方面有重要发现，因批判宗教教义而被加尔文下令在日内瓦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461、467。

　　塞拉·安东尼奥（Serra，Antonio 17地纪）——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早期代表。——242、395。

　　赛奇，彼得罗·安吉洛（Secchi，Pietro Angelo 1818—1878）——意大利天文学家，罗马天文台台长，耶稣会会士；主要从事太阳系和恒星光谱的研究。——361、476、481—482、532、533、659、661、662、733。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240、392。

　　圣西门，昂利（Saint-Simon，Henri 1760 —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1、27、34、35、157、209、273—275、281、445、446、457、470、579—580。

　　施达克，卡尔·尼古拉（Starcke，Carl Nikolai 1858—1926）——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527。

　　施蒂纳，麦克斯（Stimer，Max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105。

　　施莱登，马蒂亚斯·雅科布（Schleiden，Matthias Jakob 1804—1881）——德国植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524。

　　施洛塞尔，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Schlosser，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自由党人，德国历史编纂学中海德堡学派的领袖。——256、257、414—415。

　　施米特，爱德华，奥斯卡尔（Schmidt，Eduard Oskar 1823—1886）——德国动物学家，达尔文主义者，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458。

　　施米特，约翰·卡斯帕尔——见施蒂纳，麦克斯。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β，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696。

　　施旺，泰奥多尔（Schwann，Theodor 1810—1882）——德国动物学家，细胞学说的创立者之一，同植物学家马·施莱登共同奠定了细胞学说的基础。——524。

　　施韦宁格·恩斯特（Schweninger，Ernst 1850—1924）——德国医生，1881年起为俾斯麦的私人医生，1884年起为柏林大学皮肤病学教授。——12。

　　叔本华，阿尔图尔（Schopenhauer，Arthur 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的鼓吹者，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500。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冯（Srruve，Gustav von 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1847—1848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鼓吹素食主义；1862年返回德国。——125。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Baruch [Benc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23、117、150、470、518、533、553。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Herbert 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者。——644。

　　斯米·阿尔弗勒德（Smee，Alfred 1818—1877）——英国外科医生和物理学家，曾将电运用于生物学和冶金工业。——682。

　　斯密，亚当（Smir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04、158、202、232—233、235—236、241、245、250、253、254、258、268—269、372、388、392、398、401—402、405—406、408、413、416、427、428。

　　斯密斯，乔治（Smith，George 1840—1876）——英国考古学家，以其在古亚述地区进行的挖掘工作而闻名。——77。

　　斯涅尔，维勒布罗尔德（Snellius，Willebrord 1580—1626）——荷兰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发现了光的折射定律。——667。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68、405。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269。

　　苏特尔·亨利希（Suter，Heinrich 1848—1922）——瑞士数学家和数学史学家。——619—622、625、629。

　　梭伦（Solon约公元前640—560）——雅典政治活动家和诗人，相传为古希腊“七贤”之一，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制定了许多反对氏族贵族的法律。——523。

T

　　泰勒斯（米利都的）（Thales of Milerus公元前624—547）——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伊奥尼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自发唯物主义的米利都学派的创始人。——487，488、490、600、610。

　　泰特，彼得·格思里（Tait，Peter Guthrie 1831—1901）——苏格兰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理论物理学手册》的作者。——623、629、632、662、665—667。

　　汤姆森，汉斯·彼得·耶尔根·尤利乌斯（Thomsen，Hans Peter Jorgen Julius 1826 —1909）——丹麦化学家，主要从事热化学的研究。——691、701、707。

　　汤姆生，托马斯（Thomson，Thomas 1773—1852）——苏格兰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道尔顿的原子论的拥护者。——531、673、675—676、733—735。

　　汤姆生，威廉，开尔文男爵（Thomson，William，Baron Kelvin 1824—1907）——英国物理学家，格拉斯哥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1846—1899）；主要从事热力学、电工学和数学物理学的研究；1852年提出唯心主义的“宇宙热寂”假说。——623、632、640、662、665—667、730、743、764。

　　特劳白，莫里茨（Traube，Moritz 1826—1894）——德国化学家和生理学家，曾创造出演示细胞生理学过程的人造细胞模型。——86、356、747—748。

　　特雷维腊努斯，哥特弗里德·莱茵霍尔德（Treviranus，Cottfried Reinhold 1776—1837）——德国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生物界进化思想的早期拥护者，从事生命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六卷本著作《生物学，或生物界的哲学》的作者。——14。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67。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坦（Thierry，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法国历史学家，早年热衷于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写有诺曼人征服英格兰的历史和中世纪公社方面的著作。——167。

　　廷斯利兄弟公司（Tinsley Brothers）——英国一家印刷和出版公司。——513。

　　图沃南，路易·埃蒂耶纳（Thouvenin，Louis-Erienne 1791—1882）——法国军官和军事发明家。——385。

　　托勒密，克劳狄乌斯（Ptolemaeus，Claudius约90—160）——希腊天文学家，星象学家、数学家和地理学家，地球中心说的创立者。——468。

　　托里拆利，埃万杰利斯塔（Torricelli，Evangelista 1608—1647）——意大利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水银温度计的发明者，伽利赂的学生。——468、486。

　　托瓦森，贝尔特尔（Thorvaldsen，Benel 1768—1844）——丹麦雕刻家，后古典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761。

W

　　瓦尔克奈尔男爵，沙尔·阿塔纳斯（Walckenaer，Charles-Athanase，baron de 1771—1852）——法国学者，写有人物传记、地理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作。——405。

　　瓦盖纳，海尔曼（Wagener，Hermann 1815—1889）——德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职业是律师；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新普鲁士报》编辑（1848—1854），《北德意志总汇报》撰稿人，普鲁士保守党的创始人，俾斯麦政府的枢密顾问（1866—1873）；普鲁士容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国会议员（1867—1873）。——256、414。

　　瓦格纳，理查（Wagner，Richard 1813—1883）——德国作曲家、指挥家、诗人和作家。——31、122、160。

　　瓦格纳，莫里茨·弗里德里希（Wagner，Moriz Friedrich 1813—1887）——德国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达尔文主义者。——742—745。

　　瓦利，克伦威尔·弗利特伍德（Varley，Cromwell Fleetwood 1828—1883）——英国电气工程师。——512。

　　瓦特，詹姆斯（Watt、James 1736—1819）——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672。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i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374、384。

　　微耳和，鲁道夫（Virchow，Rudolf 1821—1902）——德国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细胞病理学的奠基人，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进步党的创始人和领袖；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902）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80—1893）。——8、9、16、458、497、498、515、522。

　　韦伯，威廉·爱德华（Weber，Wdhelm Eduard 1804—1891）—一德国物理学家，曾从事电学理论和磁学理论的研究，1833年制造出德国第一台电报机。——677、678。

　　维德曼，古斯塔夫·亨利希（Wiedemann，Gustav Heinrich 1826—1899）——德国物理学家，主要从事电磁学的研究，《物理和化学年鉴》的发行人（1877—1899）。——646、674、677、681、683—707、710、712—715、717、719—721、725、726、737。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448。

　　维耳克，克里斯蒂安·哥特洛布（Wilke，Christian Gottlob 1786—1854）——德国神学家，新教教徒，后改宗天主教。——696。

　　维勒，弗里德里希（Wöhler，Friedrich 1800—1882）——德国化学家，主要从事有机化学和无机化学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化学合成方法；1824年第一次实际完成尿素的合成；李比希的好友。——525。

　　维斯里辛努斯，约翰奈斯（Wislicenus，Johannes 1835—1902）——德国化学家，主要从事化学结构和立体化学的研究。——757。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报》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22、211、320、440。

　　温特尔，雅科布·约瑟夫（Winterl，Jakob Joseph 1739—1809）——奥地利医生、植物学家和化学家。——734。

　　沃尔波尔，罗伯特，奥福德伯爵（Walpole，Sir Robert，Earl of Orford 1676—1745）——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721—1742），在他执政时期完全形成了摆脱国王控制、依靠议会多数的内阁制。——255、256、413、414。

　　沃尔夫，鲁道夫（Wolf，Rudolf 1816—1893）——瑞士天文学家，从事太阳黑子的研究，苏黎世天文台台长（1864年起）；写有《天文学史》一书。——492、667。

　　沃尔弗，卡斯帕尔·弗里德里希（Wolff，Caspar Friedrich 1733—1794）——德国解剖学家和胚胎学家，胚胎渐成论的奠基人之一；1768年起住在彼得堡。——474。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Christian Freiherr von 1679—1754）——德国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470、501、552。

　　沃尔克曼（Volckman）——古皮（父姓尼科尔斯）的第二个丈夫。——512—513。

　　沃拉斯顿，威廉·海德（Wollaston，William Hyde 1766—1828）——英国医生，化学家和物理学家，1804和1805年先后发现了化学元素钯和铑。——735。

　　沃姆—弥勒，雅科布（Worm-Müller，Jakob 1834—1889）——挪威医生、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715。

X

　　希罗（亚历山大里亚的）（Hero[Heron] of Aiexandria 1世纪前后）——希腊数学家，工程师和发明家。——672。

　　西门子，恩斯特·韦尔纳（Siemens，Ernst Werner 1816—1892）——德国电气技术方面的发明家和企业家，曾设计了带有圆柱形电枢的磁发电机（1856）和自激直流发电机（1866）。——681。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487—488。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238、304、387、428。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Carl 1834—1892）——德国化学家，有机化学的创始人，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大学教授（1859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际会员。6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522、539。

　　谢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1）——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1810年后鼓吹神秘主义的“启示哲学”；宗教的拥护者，——33、50、56、153。

　　休厄尔，威廉（Whewell，William 1794—1866）——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剑桥大学矿物学教授（1828—1832）和道德哲学教授（1838—1855）。——564。

　　休谟，大卫（Hume，David 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18、131、250—258，268、388、405—415、458、555。

Y

　　亚当斯，约翰·库奇（Adams，John Couch 1819—1892）——英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1845年不依靠勒维烈而独立地计算出当时还不为人知的海王星的轨道，并确定了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667。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22、94、239—242、365、391、393、487—492、499、521、531、560。

　　亚历山大二世（Αлександр Ⅱ 1818—1881）——俄国皇帝（1855—1881）。——192。

　　扬布利柯（Jamblichos约死于330年）——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神秘主义者，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学派的主要人物，该学派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著有《论埃及的秘密宗教仪式》等著作。——509。

　　耶恩斯，麦克斯（Jähns，Max 1837—1900）——普鲁士军官、军事著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在军事科学院讲授军事学术史。——180、374。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Ⅱ 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368。

　　依巴谷（尼西亚的）（Hipparchus of Nicaea约公元前190—125）——古希腊天文学家。——658。

　　伊壁鸠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491、500。

　　尤维纳利斯（德齐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60前后—127以后）——古罗马讽刺诗人。——157。

　　于巴，尼古拉·古斯塔夫（Hubbard，Nicolas-Gustave 1828—1888）——法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275。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阿莉阿德尼——古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她曾用小线团帮助提修斯在迷宫中杀死怪物米诺托之后走出迷宫。后来人们用”阿莉阿德尼线”来比喻帮助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提修斯把她带走并遗弃在纳克索岛上，后来她成了女祭司和酒神巴克科斯的妻子。——474。

　　埃尔或埃奥尔——日耳曼部落崇奉的战神，相当于希腊战神亚力司或罗马人的战神玛尔斯。——334。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游吟诗人汤豪塞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想要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231。

　　奥吉亚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吉亚斯王，有大牛圈，养牛3000头，30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466。

B

　　巴巴盖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捕鸟者，身穿鸟羽做成的衣服。——515。

C

　　查拉斯特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342。

D

　　迪斯必特——见丘必特。

F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98、101、152、153、284、480。

G

　　格里厄骑士——普列服的小说《曼依·列斯戈》中的人物。——533。

H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罗马神话称之为武尔坎，掌管火、火山、冶炼技术和神奇手工艺，被视为工匠的始祖。——292。

J

　　基督——见耶稣基督。

K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作品《讽刺诗集》中的人物。——716。

L

　　拉摩——德尼·狄德罗的作品《拉摩的侄子》中的人物。——23。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162—164、167—169、174、372、373。

　　洛西南特——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唐·吉诃德的马（西班牙语中的“洛西”，有“劣马”的意思）。——67、331。

M

　　马太——据基督教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马太福音的作者。——24、318。

　　玛尔斯（亚力司）——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战神亚力司。—334。

　　曼布里诺——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331。

　　曼依·列斯戈——普列服的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533。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浮士德》和卡·谷兹科的剧作《维膝贝格的哈姆雷特》中的主要人物。——101。

N

　　嫩的儿子约书亚——见约书亚。

　　尼贝龙根——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和理·瓦格纳的歌剧《尼贝龙根的指环》中的人物形象，传说中的侏儒族，据有宝物。——80。

P

　　帕米纳——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342、515。

　　普罗克拉斯提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他强迫所有过路的人躺在他所设置的一张床上，若比床长则砍足，短则拉长。——501。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类；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292。

Q

　　齐奥——见提尔。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头公牛。——334、398。

R

　　茹尔丹——莫里哀的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中的主人公。——540。

S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331。

　　斯芬克斯——古希腊神话中半截狮身半截美人的怪物。传说它常向过路人提出难猜的谜语，谁猜不出，谁就被它吃掉。后来谜底被奥狄浦斯道破，遂即自杀。今用以隐喻—谜”一样的人物。——18。

T

　　塔米诺——莫扎特的歌剧《魔笛》中的人物。——342。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331、532。

　　提尔——日耳曼部落崇奉的战神。——334。

W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门生；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者的典型。——153。

　　维纳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和美神。——231

X

　　夏娃——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创世时从亚当身上取肋骨而造，是人类的第一位女性、第一个妻子和第一位母亲。——162。

　　星期五——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鲁滨逊的仆人。——163、164、167—169、174、373。

Y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334。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77、162、163。

　　亚哈随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中世纪时代出现的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亚哈随鲁因不敬基督受惩罚，注定永世流浪，亚哈随鲁这一形象在文学中被广泛采用。——38。

　　亚力司——见玛尔斯。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利米——圣经中的先知。——118。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358。

　　永世流浪的犹太人——见亚哈随鲁（永世流浪的犹太人）。

　　约翰——据基督教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是耶稣基督最喜爱的门徒。按习惯说法是启示录、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的作者，实际上这些作品是由许多人写成的。——732。

　　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圣烃中的英雄，相传他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225、671。

Z

　　忠实的埃卡尔特——见埃卡尔特。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克伦纳士神的儿子。——334。

文献索引⁴²³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一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11。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柏林版（Zur Krk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H.1.Berlin 1859）。——238、252、387、391、402、408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1.Buch 1：Der Produktionsprocessdes Kapitals. Hamburg 1867）。——11、111、238、328、387、402、405。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 Kapiial.Kritik der Polirischen Oekonomie.Bd.1：Buch l: 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2.， verb. Aufl. Hamburg 1872）。——129、134、138、142、148、163、171、193、207、209、212、215、218、221—222、224、229、230、250、251、286、292、309、312、313、320、336、340、359、367、372、391、392、407、504。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Das Kapital.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1.Buch 1：Der Produktionsprocess des Kapiials.3.，verm.Aufl.Hamburg 1883）。——240、241。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 Bd. 2.Buch 2：Der Cirkulationsprocess des Kapitals. Hrsg. Von F.Engels. Hamburg 1885）。——224。

弗·恩格斯

　　《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1700—1870年》，载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弗·恩格斯《〈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自然辩证法〉》专卷，1935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Taktik der Infanterie aus den materiellen Ursachen abgeleitet. 1700 bis 1870.In：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F. 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Dialektik der Natur.Sonderausgabe. Moskau，Leningrad 1935）。——175。

　　《反杜林论》——见《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1884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er Ursprung der Famdie，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 Im Anschluss an Lewis H. Morgan's Forschungen Hottingen，Zürich 1884）。——13、368。

　　《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译自德文第2版，1884年日内瓦版（Ρазвитiе научаго соцiализма Πереводъ со 2го нъмецкаго изданiя 1883. Женева 1883，1884）。——12。

　　《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1882年日内瓦版（Socyjalizm utopijny a naukowy. Przekład z tłomaczenia francuzkiego Lafargue’a. Genève 1882）。——12。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由保·拉法格译成法文，1880年巴黎版（Socialisme utopique et socialisme scientifique. Trad. française par Paul Lafargue. Paris 1880）。——12。

　　《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883年贝内文托版（Il socialismo utopico e i1socialismo scientifico. Benevento 1883）。——1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载于1886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4年卷（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In：Die Neue Zeit. Stuttgart. Jg.4. 1886）。——523、527、773。

　　《马尔克》，载于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Mark. In：F. Engels：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Hottingen. Zürich 1882）[tatsächlich 1883]）。——290、449。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1878年莱比锡版（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Politische Oekonomie. Sozialismus. Leipzig 1878）。——7、10、170、347、437、496、498、582、583、639、773。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1886年苏黎世第2版（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 2.Aufl.Zürich 1886）。——10—13、17、18。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1894年斯图加特修订第3版（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3.，durchges.und verm. Aufl. Stutigart 1894）。——17、18。

　　《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8年5月5日一7月7日《前进报》（莱比锡）附刊（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Sozialismus.In：Vorwärts. Leipzig.5.Mai bis 7.Juli，1878 Beil.）。——8、496。

　　《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7年1月3日一5月13日《前进报》（莱比锡）（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Philosophie.In：Vorwärts. Leipzig.3.Januar bis 13、 Mai 1877）。——8、496、582。

　　《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载于1877年7月27日—12月30日《前进报》（莱比锡）学术附刊和附刊（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politische Oekonomie In：Vorwärts. Leipzig.27.Juli bis 30.Dczember 1877.Wissenschaftliche Beil.Beil.）。——8、496。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2年[应为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 Hottingen-Zürich 1882[tatsächlich 1883]）。——12、437—403。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霍廷根一苏黎世第2版（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2.，unveränd. Aufl. Hottingen-Zürich 1883）。——1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3年霍廷根—苏黎世第3版（Die Enr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3.unveränd. Aufl. Hottingen-Zürich 1883）。——12。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载于《社会主义丛书》第1卷，1885年哥本哈根版（Socialismens Udvikling fra Utopi til Vidcnskab.In：Socialisiisk Bibliotek.Udgivet af Det socialdemokratiske Arbejderparti I Danmark. Bd. 1：Socialistiske Pjecer.KØbenhavn 1885）。——12。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1845年莱比锡版（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 in England. Nach eigner Anschauung und authentischen Quellen. Leipzig 1845）。——29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1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Veröffcntlicht im Februar 1848. London[1848]）。——11、187。

其他作者的著作

A

　　奥尔曼，乔·詹·《我们关于纤毛虫类的知识方面的最新进步》，载于1875年6月17、24日和7月1日《自然》（伦敦—纽约）第12卷第294—296期（Allman，G.J.： Recent progress in our knowledge of the ciliate infusoria. In：Nature. London，New York. Vol.12.Nr.294，17.Juni 1871；Nr.295，24. Juni 1875：Vr.296.1.Juli 1875）。——751。

B

　　巴尔本，尼·《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Barbon，N.：A discourse cuncerning coining the new money lighter. In answer to Mr.Lock’s considerations about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London 1696）。——403。

　　波绪，沙·《微积分〉》两卷集，共和六年[1797—1798年]巴黎版第1卷（Bossut，Ch.：Traités de calcul differential et de calcul integral.T.1.2.T.1.Paris an VI.[1797—1798]）。——364、652、653。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柏拉图全集》，拜特尔、奥雷利、溫克尔曼编，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Plato：De relluhlica. In：Opera quae feruntur omnia. Recogn. Georgius Baiterus，Caspar Orellius，Augustus Guilielmus Winckelmannus. Vol.13.Turici 1840）。——240、392。

　　勃多，尼·《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2部（Baudeau，N.：Explication du Tableauéconomique. In： Physiocrates. Quesnay，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L'Abbé Baudeau，Le Trosne，avec une introd. sur i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toriques，par E.Daire.Pt2.Paris 1846）。——260、418、435。

　　布阿吉尔贝尔，[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P.]：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 In：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Précédé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 par E. Daire. Paris 1843）。——246、400。

　　布赫，莱·冯·《关于齿菊石》，载于《1848年柏林皇家科学院论文集。物理学论文》 1850年版（Buch，L. von：Über Ceratiden.In：Abhandlungen der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 aus dem Jahre 1848. Physikalische Abhandlungen 1850）。——745。

　　布赫，莱·冯·《关于菊石及其分科》1832年柏林版（Buch，L.von： Über AmmonitenÜ，über ihre Sonderung in Familien，über die Arten，welche in den älteren Gehirgsschichten vorkommen，und über Goniatiten insbesondere. Berlin 1832）。——745。

D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59年伦敦版（Darwin，Ch.：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London 1859）。——475、552、744、754。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1872年伦敦第6版（Darwin，Ch.：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6.ed.London 1872）。——74—79。

　　达尔文，查·《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两卷集）1871年伦敦版（Darwin、Ch.：The descent of man，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In 2 vol.London1871）。——759。

　　达尔文，查·《物种起源》。——见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

　　达兰贝尔，让·勒·《动力学》1743年巴黎版（D'Alembert，J.Le：Traité de dynamique. Paris 1743）。——619—621。

　　戴维斯，查·莫·《神秘的伦敦》1875年伦敦版（Davies，Ch. M.：Mystic London.London 1875）。——513。

　　道尔顿，约·《化学哲学的新体系》（两卷集）1808—1827年曼彻斯特版（Dalion，J.：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 Vol. 1.2.Manchester 1808—1827）。——738。

　　德雷帕，约·威·《欧洲智力发展史》（两卷集）1864年伦敦版（Draper， J.W.：History of the intelle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Vol.1.2.London 1864）。——483、556。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十卷集）1833年莱比锡版（Diogenes Laertius： De vitis philosophorum libri X. Cum indice rerum. Lipsiae 1833）。——488、490、491—492、500。

　　丁铎尔，约·《论胚胎。腐烂和传染现象引起的大气在光学上的变化。1月13日在皇家学会所作的报告的摘要》，载于1876年1月27日和2月3日《自然》（伦敦—纽约）第13卷第326和327期（Tyndall，J.：On germs. On the optical deportment of the atmosphere in relerence to the phenomena of putrefaction and infection. Abstract of a paper read before the Royal Society. January 13th.In：Nature. London，New York. Vol.13. Nr. 326，27. Januar 1876；Nr.327，3. Februar 1876）。——751。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Dühring，E.：Cursus der National-und Socialökonomie einschliesslich der Hauptpunkie der Finanzpolitik. 2.，theilw. umgearb. Aufl. Leipzig 1876）。——31—344、373、378、428—429。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1年柏林版（Dühring，E.：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Berlin 1871）。——139、231。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柏林修订第2版（Dühring，E.：Kritische Geschichte der Nationalökonomie und des Socialismus. 2.，theilw. umgearb. Aufl. Berlin 1875）。——31—344、387—405、409—420、427—430。

　　杜林，欧·《国民经济学批判基础》1866年柏林版（Dühring，E.：Kritische Grundlegung der Volkswirthschaftslehre. Berlin 1866）。——233。

　　杜林，欧·《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1878年莱比锡版第1辑（Dühring，E.：Neue Grundgesetze zur rationellen Physik und Chemie. Erste Folge. Leipzig 1878）。——10。

　　杜林，欧·《我致普鲁士内阁的社会条陈的命运》1868年柏林版（Dühring，E.：Die Schicksale meiner socialen Denkschrift fur das Preussische Staatsministerium. Berlin 1868）。——164。

　　杜林，欧·《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莱比锡版（Dühring，E.：Cursus der Philosophie als streng wissenschaftlicher Weltanschauung und Lebensgestaltung. Leipzig 1875）。——31—364、639—640。

　　杜林，欧·《自然的辩证法。科学的和哲学的新的逻辑基础》1865年柏林版（Dühring，E.：Natürliche Dialektik. Neue logische Grundlegungen der 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e. Berlin 1865）。——184。

F

　　法拉第，迈·《电学实验研究》第12辑，载于1838年伦敦皇家学会《自然科学会报》1838年伦敦版（Faraday，M.：Experimental researches in electricity. Ser. 12.In：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year1838. London 1838）。——676。

　　范德林特，杰·《货币万能，或试论怎样才能使各阶层人民都有足够的货币》1734年伦敦版（Vander1int，J.：Money answer，al1，things：or，an essay to make money sufficiently plentiful amongst all ranks of people，and increase our foreign and domestic trade. London 1734）。——250、406。

　　菲克，阿·《自然力间的相互关系。通俗讲演集》1869年维尔茨堡版（Fick，A.：Die Naturkräfte in ihrer Wechselbeziehung. Populäre Vorträge. Würzburg 1869）。——732。

　　费尔巴哈，路·《费尔巴哈全集》（三卷集）1876年莱比锡第3版第3卷（Feuerbach，L.：Sämmtliche Werke.3. Aufl.Bd.1—3.Bd.3.Leipzig 1876）。——527。

　　冯特，威·《人体生理学教本》1873年埃朗根修订第3版（Wundt，W.：Lehrbuch der Physiologie des Menschen. 3.，völlig umgearb. Aufl. Erlangen 1873）。——749。

　　弗拉姆斯蒂德，约·《不列颠星表》（三卷集）1725年伦敦版（Flamsteed，J.：Hisroria coelestis Britannica complectens stellar… Vol.1—3.London 1725）。——658。

　　傅立叶，沙·《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四卷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傅立叶全集》第4卷）（Fourier，Ch.：Théorie de l' urutéuniverselle、2，éd，Vol.1—4.Vo1.3.Paris 1841）。——（Euvres Complètes.T.4）。——276。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08年莱比锡版（[Fourier，Ch.：]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Prospectus et annonce de la découverte. Leipzig 1808）。——273。

　　傅立叶，沙·《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1846年巴黎第3版（《傅立叶全集》第1卷） （Fourier，Ch.：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Prospectus et annonce de la découverte.3.éd.Paris 1846，—（Euvres Complètes.T.1）。——277、291。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45年巴黎版（《傅立叶全集》第6卷）（Fourier，Ch.：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i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Paris 1845.—（Euvrcs Complètes. T. 6）。——310、369—370。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1848年巴黎第3版（《傅立叶全集》第6卷）（Fourier，Ch.：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i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 3. éd.Paris 1848.—（Euvrcs Complètes. T. 6）。——276、277、293—294。

G

　　哥白尼，尼·《天体运行论》1543年纽伦堡版（Copemicus，N.：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Norimbergae 1543）。——462、467。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两卷集）1853年莱比锡第2版第1卷（Grimm，J.：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 2. Aufl. Bd.1.2. Bd. 1. Leipzig 1853）。——545。

　　格罗夫，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1855年伦敦第3版（Grove，W.R.：The correlation of physical forces.3. ed. London 1855）。——554、611、613。

　　格思里，弗·《磁和电》1876年伦敦一格拉斯哥版（Guthrie，F.：Magnetism and electricity. London， Glasgow 1876）。——736、737。

H

　　海克尔，恩·《人类起源学或人类发展史。关于人类胚胎史和人类氏族史的基本特征的通俗学术报告）1874年莱比锡版（Haeckel，E.：Anthropogenie oder Emwickelungsgchichte des Menschen. Gemeinverständliche wt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über die Grundzüge der menschlichen Keimes- und Stammesgeschichte. Leipzig 1874）。——610、751、752。

　　海克尔，恩·《有机体普通形态学。有机形态学的一般特征，通过查理·达尔文改造的进化论得到了力学方面的论证》（两卷集）1866年柏林版（Haeckel，E.：Generelle Morphologie der Organismen. Allgemeine Grundzüge der organischen Formen-Wissenschait，mechanisch begründet durch die von Charles Darwin reformirte Descendenr-Theorie.Bd.1.2.Berlin 1866）。——751。

　　海克尔，恩·《原生粒之交替发生，或有生命微粒之波状产生。关于基本发展过程之机械说明的实验》1876年柏林版（Haeckel，E.：Die Perigenesis der Plastidule oder die Wellenzeugung der Lebensiheilchen Ein Versuch zur mechanischen Erklärung der elementaren Entwickelungs-Vorgänge. Berlin 1876）。——583。

　　海克尔，恩·《自然创造史。关于一般进化学说，特别是达尔文、歌德、拉马克的进化学说的通俗学术讲演》1873年柏林修订第4版（Haeckel，E.：Natürliche Schöpfungsgeschichte.Gemeinverständliche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über die Entwickelungslehre im Allgemeinen und diejenige von Darwin，Goethe und Lamarck im Besonderen 4.，verb.Aufl.Berlin 1873）。——77、531、557、565、587、749—750、752。

　　海涅，亨·《论告发者。〈沙龙〉第三部序言》（Heine，H.：Über den Denunzianten. Eine Vorrede zum 3.Teile des Salons）。——536。

　　亥姆霍兹，海·《论力的守恒。物理学论文。1847年7月23日在柏林物理学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847年柏林版（Helmholtz，H.：Über die Erhaltung der Kraft，eine physikalische Abhandlung，vorgetragen in der Sitzung der physikalischen Gesellschaft zu Berlin am 23.Juli 1847.Berlin 1847）。——590、598、623—624、631。

　　亥姆霍兹，海·《论自然科学的目标与进步。1869年因斯布鲁克自然科学家大会开幕词》，载于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Helmholtz， H.：Über das Ziel und die Fortschritte der Naturwissenschaft Eröffnungsrede für die Naturforscherversammlung zu Innsbruck，1869.In：H.Helmholtz：Populäre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 H.2.Braunschweig 1871）。——14、601。

　　亥姆霍兹，海·《视觉理论的新进步》，载于海·亥姆霍兹《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Helmholtz， H.：Die neueren Fortschritte in der Theorie des Sehens.In：H. Helmholtz：Populare wissenschaftliche Vorträge.H.2.Braunschweig 1871）。——560。

　　亥姆霍兹，海·《通俗科学讲演集》1871年不伦瑞克版第2册（Helmholtz， H.：Populäre wissenschaftliche Vortrage H.2.Braunschweig 1871）。——14、458、588、595、597、598、601—605、618、630。

　　汉森，格·《特里尔专区的农户公社（世代相承的协作社）》1863年柏林版（Hanssen，G.：Die Gehöferschaften 〈Erbgenossenschaften〉 im Regierungsbezirk Trier.Berlin 1863）。——170。

　　赫胥黎，托·亨·《比较解剖学原理讲义》1864年伦敦版（Huxley，Th.H.：Lectures on the elements of comparative anatomy.London 1864）。——83。

　　赫胥黎，托·亨·《给伦敦逻辑学会理事会的一封信》，载于1871年10月17日《每日新闻》（伦敦）第7946号（Huxley，Th.H.：A letter to the council of the London Dialectical Society.In：The Daily News.London.Nr.7946，17. Oktober 1871）。——517。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爱·甘斯编，1840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G.W.F.：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d.Gans.2.Aufl.Berlin 1840.（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8））。——108。

　　黑格尔，乔·威·弗·《精神现象学》，约·舒尔采编，183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2卷）（Hegel,G.W.F.：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Schulze. Berlin 1832.（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2））。——557。

　　黑格尔，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爱·甘斯编，1840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rsg. Von Ed. Gans.2. Aufl. Bcrlin 1840.（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9））。——437—438。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l部《客观逻辑》第l编《存在论》，莱·冯·亨宁编，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Hegel,G.W.F.：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1.2.Th.1.Die ohjektive Logik.Abth.l.Die Lehre vom Seyn Hrsg. Von L. von Henning. 2. Unveränd. Aufl.Berlin 1841.（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3））。——48、49、364、534、538、557、646。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1部《客观逻辑》第2编《本质论》，莱·冯·亨宁编，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1.2.Th.1.Die objective Logik.Ahth.2.Die Lehre vom Wesen. Hrsg.von L.von Henning. 2.，unveränd.Aufl Berlin 1841.（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4））。——129、132、529、534、554、568—569、607、753。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2部《主观逻辑》或《概念论》，莱·冯·亨宁编，1841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5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 Th.1.2.Th.2 Die subjektive Logik Oder：Die Lehre vom Begriff. Hrsg.von L.von Henning.2.，unveränd. Aufl.Berlin 1841.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 Bd.5））。——43、71、544、561、563、569、585、752、753。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莱·冯·亨宁编，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Hegel,G.W.F.：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Th.1.Die Logik. Hrsg. Von L.von Henning.Berlin 1840.（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6））——38、43、50—51、120、518、522—523、529、537、545—546、548、554、556、568、585、587、607、740。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史讲演录》，卡·路·米希勒编，1833年和1836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3—15卷）（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Hrsg. von K. L.Michelet.Bd.1—3. Berlin 1833 u. 1836.（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13—15））。——487—490、557、585、600、610。

　　黑格尔，乔·威·弗·《自然哲学讲演录》（《哲学全书纲要》第2部），卡·路·米希勒编，1842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7卷第1部）（Hegel,G.W.F.：Vorlesungen über die Naturphilosophie als der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cnschaften im Grundrisse zweiter Theil. Hrsg. von K.L. Michelet.Berlin 1842.（Werke.Vollst.Ausg.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7，Abth.1））。——14、84、530、570、610、616、658、 675、676、735。

　　洪堡，亚·冯·《宇宙。物质世界概要》（五卷集）1845—1862年柏林版（Humboldt，A.von： Kosmos. Entwurf einer physischen Weltbeschreibung.Bd.1—5.Berlin 1845—1862）。——463。

　　华莱士，阿·拉·《论奇迹和现代唯灵论》1875年伦敦版（Wallace，A.R.：On miracles and modem spiritualism. London 1875）。——506—507、509—511、513。

　　霍夫曼，奥·威·《霍亨索伦王朝庇护下的化学研究工作一百年。为纪念柏林弗里德里希·威廉皇家大学奠基人而发表的演说》1881年柏林版（Hofmann，A.W.：Ein Jahrhundert chemischer Forschung unter dem Schirme der Hohenzollem Rede zur Gedächtnissfeier des Stifters der Kgl.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zu Berlin…Berlin 1881）。——530。

J

　　基尔霍夫，古·《数学物理学讲义。力学》1877年莱比锡第2版（Kirchhoff，G.：Vorlesungen über mathematische Phvsik Mechanik.2. Aufl. Leipzig 1877）。——14、623、629—631。

　　吉芬，罗·《联合王国近来的资本积累》，载于1878年《伦敦统计学会会刊》（伦敦）第41卷第1期（Giffen，R.：Recent accumulations of capital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Society of London. London 1878. Vol. 41. Pt.1）。 ——300。

　　假普卢塔克《论哲学家的见解》（Pseudo-Plutarchus：De placitis philosophorum）。——488。

K

　　卡诺，萨·《关于火的动力和发动这种动力的机器》1824年巴黎版（Carnot，S.：Réflexions sur 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 et sur les machines propres àdévelopper cette puissance. Paris 1824）。——567。

　　凯库勒，奥·《化学的科学目的和成就》1878年波恩版（Kekulé，A.：Die wissenschafilichen Ziele und Leistungen der Chemie. Bonn1878）。——500、582。

　　凯里，亨·查·《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Carey，H.Ch：The past，the present，and the future. Philadelphia 1848）。——269、429。

　　康德，伊·《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里加版（Kant，L：C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Rlga 1781）。——53。

　　康德，伊·《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其引起日夜更替的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和怎样才能证实这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1754年版，载于由G.哈尔登施太因按年代次序编的《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Kant，I.：Untersuchung der Frage，ob die Erdf ln ihrer Umdrehung um die Achse，wodurch sie die Abwechselung des Tages und der Nacht hervorbringt，einige Veränderung seit den ersten Zeiten ihres Ursprunges erlitten habe，und woraus man sich ihrer versichern könne？ 1754、In：I. Kant： Sämmtliche Werke.In chronol. Reihenfolge hrsg.Von G.Hartenstein Bd.1. Leipzig 1867}。——664。

　　康德，伊·《关于活力的正确评价的思想兼评冯·莱布尼茨先生以及其他力学家在这个争论问题上所使用的证据。附就物体的力所作的一些初步考察》1746年柯尼斯堡版，载于由G.哈尔登施太因按年代次序编的《康德全集》1867年莱比锡版第1卷（Kant，I.：Gecianken von der wahren Schätzung der lebendigen Kräfre und Beurtheilung der Beweise，deren sich Herr von Leibnirz und andere Mechaniker in dieser Streitsache bedienet haben，nebst einigen vorhergehenden Betrachrungen，welche die Kraft der Körper überhaupt betrerfen. Königsberg 1746.In：I. Kant： Sämmtliche Werke. In chronol. Reihenfolgehrsg. Von G. Hartenstein.Bd.1.Leipzig 1867）。——591、619。

　　康德，伊·《判断力批判》1790年柏林—利包版（Kant，I：Cntik der Urtheilskraft Berlin,Libau 1790）。——557。

　　康德，伊·《判断力批判》1799年柏林第3版（Kant，I.：Critik der Urtheilskraft. 3.Aufl.Berlin 1799）。——557。

　　康德，伊·《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试论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1755年柯尼斯堡—莱比锡版（Kant，I.：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ä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ätzen abgehandelt.Köngsbcrg，Leipzig 1755）。——470、471、591。

　　[康替龙，理·]《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译自英文，1955年伦敦版（[Cantillon,R.：]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Trad.de l’anglois. Londres 1755）。——254、413。

　　考茨，久·《国民经济学及其文献的历史发展》1860年维也纳版（考茨《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和历史》第2部）（Kaurz，J.：Die gcschichtliche Entrwickelung der National-Oekonomik und ihrer Literatur.Wien 1860.（Kautz：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National-Oekonomik Th.2））。——429。

　　科贝特，威·《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说明这次事件怎样使这两国的基本人民群众贫困和堕落。给一切明智的和公正的英国人的信》1868年都柏林—伦敦版（Cobbett，W.：A history of the Protestant“Reformation”，in England and Ireland.Showing how that event has impoverished and degraded the main body Of the people in those countries. In a series of letters，addressed to all sensible and just Englishmen Dublin，London 1868）。——257、415。

　　科恩，斐·《论细菌这种最小的生物》1872年柏林版（Cohn，F.：Ueber Bacienen，die kleinsten lebenden Wesen Berlin 1872）。——744。

　　柯尔劳施，弗·《轻金属水化物、轻金属盐、五水硫酸铜、七水硫酸锌和硝酸银的水溶液的电导性》，载于1879年《物理和化学年鉴》（莱比锡）新辑第6卷（Kohlrausch，F.：Das electrische Leitungsvermögen der wässerigen Lösungen von den Hydraten und Salzen der leichten Metalle，sowie von Kupfervitriol，Zinkvitriol und Silbersalpeier.In：Annalen der Physik und Cheime. Leipzig. N.F.Bd.6.1879）。——695、727。

　　柯普，海·《近代化学的发展》1871年慕尼黑版第1编（Kopp，H.：Die Entwickelung der Chemie in der neueren Zeit.Abth.1.München 1871）。——738。

　　克劳修斯，鲁·《力学的热理论》（三卷集）1876年不伦瑞克第2版第1卷（Clausius，R.：Die mechanische Wärmetheorie.2.,umgearb. Und vervollst. Aufl.Bd.1—3.Bd.1.Braunschweig 1876）。——545—546、627、631、670。

　　克劳修斯，鲁·《论力学的热理论的第二定律。1867年9月23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四十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867年不伦瑞克版（Clausius，R.：Über den zweiten Hauptsatz der mechanischen Wärmetheorie. Ein Vortrag，gehalhten in einer allgemeinen Sitzung der 41. Versammlung deuischer Naturforscher und Aerzte zu Frankfurt a. W. am 23. September 1867. Braunschweig 1867）。——590、731。

　　克鲁克斯，威·《“凯蒂·金”的最后出现。借助电灯拍摄的“凯蒂·金”》，载于1874年6月5日《灵学家报》（伦敦）第4卷第23号（Crookes，W.：The last of “Katie King”. The photographing of “Katie King” by the aid of the electric Light. In： The Spiriiualist Newspaper. London. Vol.4.Nr.23，5. Juni 1874）。——512。

　　《克罗尔的〈气候和年代〉》，。[评：]詹姆斯·克罗尔〈气候和年代以及它们的地质关系。地球气候世纪变化的理论〉（1875年伦敦版）》，[署名：]J.F.B.，载于1875年6月17和24日《自然》（伦敦一纽约）第12卷第294和295期（Croll's “Climate and time”.[Rezension zu：]James Croll：Climaie and time in their geological relations；a theory of secular changes of the earrh's climate.〈London 1875〉J.F.B.In：Nature.London，New York Vol.12. Nr.294，17.Juni 1875；Nr.295，24.Juni 1875）。——751。

　　[魁奈，弗·]《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Quesnay，F.：]Tableau économique. Versailles 1758）。——18、258—262、265、267、416—421、428、431—435。

　　魁奈，弗·《经济表分析》，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Quesnay，F.：Analyse du tableau économique. In： Physiocrates Quesnay，Dupont de Nemours， Mercier de la Rivière，L'Abbé Baudeau， Le Trosne，avec une introd. sur la doctrine des physiocrates，des comm. et des notices hisioriques，par E.Daire. Pt.1.Paris 1846）。——260、265、418、424—425、431。

L

　　拉伯克，约·《蚂蚁、蜜蜂和黄蜂。对群居的膜翅目观察的报告》1882年伦敦版（Lubbuck，J.：Ants，bees，and wasps；a record of ohservaiions on the social hymenoptera.London 1882）。——559。

　　拉夫，格·《自然史儿童读本。供城市和乡村学校使用》1778年格丁根版（Raff，G.：Naturgeschichte für Kinder，zum Gebrauch in Stadt-und Landschulen Göttingen 1778）。——338。

　　[拉甫罗夫，彼·拉·]《论思想史》1875年圣彼得堡版第1卷第1册（[Лавров，П.Л.：]Опыть исторiи мысли.Τ.1.Βып.1.С.-Петербургь 1875）。——728。

　　拉马克，让·巴·比·安·《动物学哲学。有关动物博物学史的思考的阐述》1809年巴黎版（Lamark，J.-H.-R.-A.：Philosophie zoologique，ou exposition des considerations relatives à 1' hisroire naturelle des animaux. Paris 1809）。——744。

　　[莱布尼茨，哥·威·∕克·惠更斯]《同帕潘的通信集。附帕潘的传记以及与之有关的书信和文件》，恩·盖兰德整理和出版，1881年柏林版（[Leibniz，G.W. von，C. Huygens：]Briefwechsel mit Papin，nebst der Biographie Papin’s und einigen zugehörigen Briefen und Actenstücken.Bearb. und hrsg. von E. Gerland.Berlin 1881），——672。

　　朗格塔尔，克·爱·《德国农业史》第2册《从查理大帝到王位虚悬时期》1850年耶拿版（Langethal，C. E.：Geschichte der teutschen Landwirthschaft.Buch 2：Von Karl dem Groβen bis zum Interregnum Jena 1850）。——376。

　　李比希，尤·《化学通信》1859年莱比锡—海德堡增订第4版第1卷（Liebig，J.：Chemische Briefe. 4.，umgearb. und verm Aufl. Bd.1.Leipzig，Heidellberg 1859）。——743。

　　李比希，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两卷集）1862年不伦瑞克第7版第1卷（Liebig，J.：Dee Chemie in ihrer Anwendung auf Agricultur und Physiologie.7.Autl.In 2 Th.Th.l.Braunschweig 1862）。——13。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v，and taxation.3.ed.London 1821）。——205。

　　李斯特，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的关税同盟》1842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第2版（List，F.：Das narionale System der polirischen Oekonomie. Bd.1.：Der international Handel， die Handelspolitik und der deutsche Zollvcrein.2.，ganz unveränd Aufl. Stuitgart，Tübingen 1842）。——242、394—395。

　　卢梭，让·雅·《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1755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J.J.：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e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Amsterdam 1755）。——23、103、104、147—148。

　　罗，约翰《论货币和贸易》，载于《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欧·德尔编，1843年巴黎版（Law，John：Considérations sur le numéraire et le commerce Mémoires et lettres sur les banques. Opusculus divers. In： É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et accomp. De comm.et de notes explicatives，par E.Daire.Paris 1843）。——247、400。

　　罗霍，弗·埃·《儿童之友。乡村学校读本》1776年勃兰登堡一莱比锡版（Rochow，F.E.：Der Kinderfreund.Ein Lesebuch zum Gebrauch in Landschulen. Brandenburg，Leipzig 1776）。——193。

　　罗生克兰茨，卡·《科学体系。哲学手册〉1850年柯尼斯堡版（Rosenkranz，K.：Svstem der Wissenschaft.Ein philosophisches Encheiridion Königsberg 1850）。——530。

　　罗斯科，亨·恩·《简明化学教程，根据最新科学观点编写》1867年不伦瑞克版（Roscoe， H.E.：Kurzes Lehrbuch der Chemie nach den neuesten Ansichten der Wissenschaft.Braunschweig 1867）。——356。

　　罗斯科，亨·恩·∕卡·肖莱马《化学教程大全》（两卷集）1879年不伦瑞克版第2卷（Roscoe.H.E.：C.Schorlemmer： Ausführliches Lehrbuch der Chemie.Bd.1.2.Bd.2.Braunschweig 1879）。——539。

　　罗雪尔，威·《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一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Roscher，W.：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3.，verm. und vcrb.Aufl.Siuttgart，Augsburg 1858.（Roscher：System der Volkswirihschaft.Bd.1））。——241、392。

　　罗雪尔，威·《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1851年莱比锡版（Roscher，W.：Zur 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Volkswirthschaftslehre. Leipzig 1851）。——388、429。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二封：基尔希曼的社会理论和我的社会理论》1850年柏林版（Rodbenus[-Jagetzow]，[J. K.]：Sociale Briefe an von Kirchmann.Zweiier Brief：Kirchmann’s sociale Theorie und die meinige. Berlin 1850）。——230。

　　[洛克，约·]《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1692年伦敦版（[Locke，J.：]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1691.）London 1692）。——248、402—403。

　　洛克，约·《政府论两篇。（1690年）》，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第7版第2卷（Locke，J.：Two trearises of government 〈1690〉.In：The works.7.ed.In 4 vol.Vol.2.London 1768）。——403。

M

　　[马西，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1750年伦敦版（[Massie，J.：]An essay on the governing causes of the natural rate of interest；wherein the sentiments of Sir William Petty and Mr.Locke，on that head，are considered.London 1750）。——253、408。

　　麦克斯韦，詹·克·《热的理论》1875年伦敦第4版（Maxwell，J.C.：Theory of heat.4.cd.London 1875）。——630、631、732。

　　迈尔，尤·罗·《关于非生物界的各种力的意见》，载于1842年《化学和药学年鉴》（莱比锡）第42卷（Mayer，J.R.：Bemerkungen über die Kräfte der unbelebten Narur.In：Annalen der Chemie und Pharmacie.Leipzig.Bd.42. 1842）。——598、614。

　　迈尔，尤·罗·《热力学文集》1874年斯图加特增订第2版（Mayer，J.R.：Die Mechanik der Wärme in gesammelten Schriften 2.，umgearb. und verm Aufl.Stuttgart 1874）。——598、614、667。

　　迈尔，尤·罗·《有机运动及其与新陈代谢的联系。论生物学》1845年海尔布隆版（Mayer，J.R.：Die Organische Bewegung in ihrem Zusammenhang mit dem Stoffwechsel. Ein Beitrag zur Naturkunde. Heilbronn 1845）。——598、614。

　　[曼]，托·《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兼答通常反对贸易的各种异议》1621年伦敦版（M[un]，Th.：A discourse of trade,from England into the East-Indies：answering to diverse objections which are usually made against the same.London 1621）。——243、395。

　　曼，托·《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们的对外贸易差额是我们财富的尺度》1664年伦敦版（Mun，Th：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Or，the ballance of our forraign trade is the rule of our treasure London 1664）。——243、395。

　　毛勒，格·路·《德国城市制度史》1869—1871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Bd.1—4.Erlangen 1869—1871）。——184。

　　毛勒，格·路·《德国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2—1863年埃朗根版第1—4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Fronhofe，der Bauernhöfe und der Ho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1—4.Ertangen 1862—1863）。——184。

　　毛勒，格·路·《德国马尔克制度史》1856年埃朗根版（Maurer，G.L.：Geschichte der Marken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Erlangen 1856）。——184。

　　毛勒，格·路·《德国乡村制度史》1865—1866年埃朗根版第1—2卷（Maurer，G.L.：Geschichte der Dorfverfassung in Deutschland. Bd.l—2.Erlangen 1865—1866）。——184。

　　毛勒，格·路·《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Maurer，G.L.：Einleitung zur Geschichte der Mark-，Hof-，Dorf- und Sradt- Verfassung und der öffentlichten Gewalt. München 1854）。——184。

　　梅特勒，约·亨·《宇宙的奇妙结构，或通俗天文学》1861年柏林增订第5版（Mädler，J.H.：Der Wunderbau des Weltalls，oder Populäre Astronomie.5.，gänzl. neu bearb. Aufl. Berlin 1861）。——471、492、658—661。

　　孟德斯鸠，[沙·]《论法的精神》（四卷集）1769年伦敦版第3卷（《孟德斯鸠全集》第2卷）（Monresquieu，[Ch.]：De l'esprit des loix. Nouv.éd.，revue，corr.et considérablement augm.par l'auteur.T.1—4.T.3. Londres 1769.—（Euvres. T.3）。——251、407。

　　摩尔根，路·亨·《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年伦敦版（Morgan，L.H.：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London 1877）。——12。

N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Ed.orig.et seule officielle. Paris 1808）。——115。

　　耐格里，卡·冯·《自然科学认识的界限》，载于《1877年9月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公报。附录》（Nägeli，C.von：Die Schranken der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Erkenntniss In：Tagcblatt der 50.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Aerzte in München. September 1877.Beil.）。——571—574。

　　瑙曼，亚·《普通化学和物理化学》1877年海德堡版（Naumann，A.：Allgemeine und physikalische Chemie. Heidelberg 1877）。——631、686、717。

　　尼科尔森，亨·阿·《动物学手册》1870年伦敦版第1卷，1870年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Nicholson，H.A.：Amanual of zoology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with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n the principles of zoology. Vol.London 1870.Vol.2.Edinburgh，London 1870）。——356、565、749—750、753。

　　牛顿，伊·《评但以理书和圣约翰启示录》1733年伦敦版（Newton，I：Observations upon the prophecies of Daniel and the apocalypse of St.John. London 1733）。——506。

　　牛顿，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四卷集）1822年格拉斯哥版第4卷（Newton，I：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Ed.nova. Vol.1—4、Vol.4. Glasgue 1822）。——471。

　　[诺思，达·]《贸易论：主要是关于利息、硬币的铸造和损坏、货币量的扩大问题》1691年伦敦版（[North，D.：Discourses upon trade：principally directed to the cases of the interest，coynage，clipping，increase of money.London 1691）。——248—249、402—404。

O

　　欧文，理·《论肢体的本性》1849年伦敦版（Owen，R.：On thc nature of limbs.London 1849）。——529—530。

　　欧文，罗·《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19日和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Owen，R.：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hlic meetings,held in Dublin. On the 18th March，12th—19th April and 3rd May.Dublin 1823）。——279。

　　欧文，罗·《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Owen，R.：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or，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iionality to rationality. London 1849）。——278—279、282、448。

　　欧文，罗·《新道德世界的婚姻制度》1838年利兹版（Owen，R.：The marriage system of the new moral world. Leeds 1838）。——282。

　　欧文，罗·《新道德世界书》1836—1844年伦敦版第1—7册（Owen，R.：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Pt.1—7.London 1836—1844）。——282。

P

　　[培根，弗·]《新工具》，载于培根《伟大的复兴》1620年伦敦版（[Bacon，F.：]Novum organum In： Eacon： Insrauratio magna.Londini 1620）。——728。

　　佩尔蒂，马·《有关显微镜和望远镜现今所能观察到的可显现的造物的界限》1874年柏林版（Perty，M.：Ueber die Grenzen der sichtbaren Schöpfung，nach den jetzigen leistungen der Mikroskope und Femröhre. Berlin 1874）。——744。

　　配第，威·《爱尔兰的政治解剖。附（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伦敦版（Petty，W.：The political anatomy of Ireland. To which is added Verbum sapienti. London 1691）。——245、399。

　　[配第，威·]《赋税论》1662年伦敦版（[Petty，W.：]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London 1662）。——244、397。

　　[配第，威·]《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Petty，W.：]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London 1667）。——244、248、397、403。

　　配第，威·《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1695年伦敦版（Petty，W.： 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 1682.To the Lord Marquess of Halifax. London 1695）。——245、398。

　　配第，威·《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b1760年伦敦版（Petty，W.： Quantulumcunque concern；ng money、 To the lord Marquess of Halifa，eAnno 1682、London 1760）。—248、403。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0年巴黎版（Proudhon，P.J.：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Premier mémoire. Paris 1840）。——195、270。

　　普林尼《博物志》第18卷（Plinius：Naturalis histria.Liber XVIII）。——185。

　　普卢塔克《席间谈话》（Plutarchus Chaeronensis：Quaestiones convivales）。——488。

S

　　萨金特，威·卢·《罗伯特·欧文和他的社会哲学》1860年伦敦版（Sargant，W.L.： Robert Owen，and his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1860）。——281、323。

　　塞拉，安·《略论以金银充分供应无贵金属矿的王国的手段。（1613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卷（Serra，A.：Breve trattato delle cause che possono far abbondare li regni d'arge d'argento dove non sono miniere（1613.）In：Scrittori classici italiani di economia politica. Parte antica.T.1.Milano 1803）。——242—243、395。

　　赛奇，安·《太阳。关于它的构造、辐射、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它同其他天体的关系方面的重要的新发现》，经作者授权的德文版，1872年不伦瑞克版（Secchi，A.：Die Sonne Die wichtigeren neuen Entdeckungen über ihren Bau，ihre Strahlungen， ihre Stellung im Weltall und ihr Verhältniss zu den übrigen Himmelskörpern. Autoris. deutsche Ausg. Braunschweig 1872）。——36l、481、659、661—662、733。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恩·波波编，1821年莱比锡版（Xenophon：Cyropaedia Ed.E. Poppo. Lipsiae 1821）。——240、392。

　　[圣西门，昂·]《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03年巴黎版]，引自尼·古·于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1857年巴黎版（[Saint Simon，H.：Lettres d' 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Paris 1803.]Nach：N.-G. Huhbard：Saint-Simon. Sa vie et ses travaux. Paris 1857）。——273—275、445—446。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M：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 1845）。——105、239。

　　施洛塞尔，弗·克·《供德国人民阅读的世界通史》1855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7卷（Schlosser，F.C.：Weltgeschichte für das deutsche Volk. Bd. 17.Frankfurt a.M. 1855）。——256—257、414—415。

　　斯宾诺莎，巴·《伦理学》1677年[阿姆斯特丹版]（Spinoza，B.：Ethica. [Amsterdam] 1677）。——117、533。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48年阿伯丁—伦敦版（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With a memoir of the author's life. Compl. in 1 vol. Aberdeen. London 1848），——236、254、398、401。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或自由国家内政学概论》（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第1卷（Steuart，J.：An inquiry，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r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2 vol.Vol.1.London 1767）。——268。

　　苏特尔，亨·《数学史》第2部1875年苏黎世版第2卷（Suter，H.：Geschichte der mathematischen Wissenschaften. Th. 2. Zürich 1875）。——619—620。

T

　　汤姆生，托·《热学和电学概论》1840年伦敦第2版（Thomson，Th.：An outline of the sciences of heat and electricity.2.ed. London 1840）。——531、673、675、676、733—735。

　　汤姆生，威·∕彼·格·泰特《理论物理学手册》，经作者授权由海·亥姆霍兹和格·韦特海姆译成德文，1874年不伦瑞克版第1卷第2部（Thomson，W.，P.G.Tait： Handbuch der theoretischen Physik.Autoris.deutsche Übersetzung von H. Helmholtz und G. Wertheim. Bd.1.Th.2. Braunschweig 1874）。——743。

　　汤姆生，威·∕彼·格·泰特《自然哲学论》1867年牛津版第1卷（Thomson，W.，P. G.Tait：Treatise on natural philosophy. Vol.l. Oxford 1867）。——623、632、662、664。

W

　　瓦格纳，莫·《自然科学的争论问题》，载于1874年10月6—8日《总汇报》（奥格斯堡）第279—281号附刊（Wagner，M.：Naturwissenschaftliche Streitfragen.In： Allgemeine Zeitung. Augsburg. 1874. Nr. 279，6. Oktober. Beil.；Nr. 280，7.Oktober.Beil.； Nr.281，8.Oktober.Beil.）。———742—746。

　　微耳和，鲁·《细胞病理学在生理和病理组织学方面的根据》1871年柏林增订第4版（Virchow，R.：Die Cellularpathologie in ihrer Begründung auf physiologische und pathologische Gewebelehre.4.，neu bearb. und stark verm. Aufl.Berlin 1871）。——522。

　　微耳和，鲁·《现代国家中的科学自由。1877年9月22日在慕尼黑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第五十次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1877年柏林版（Virchow，R.：Die 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 im modernen Staat. Rede，gehalten in der 3.allgemeinen Sitzung der 50. Versammlung deutscher Naturforscher und Aerzte zu Müchen am 22.September 1877. Berlin 1877）。——8、497。

　　维德曼，古·《流电说和电磁说》（两卷集）1874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Wiedemann，G.：Die Lehre vom Galvanismus und Elektromagnetismus. 2.，neu bearb.und verm.Aufl.Bd.1.2. Braunschweig 1874）。——646、674、677—678、681、683—705、707、710、714—717、719—720、725、737。

　　沃尔夫，鲁·《天文学史》1877年慕尼黑版（Wolf，R.：Gechichte der Astronomie. München 1877）。——492、667。

X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Cicero：De natura deorum）。——487、488。

　　《刑法典，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Code pénal，ou code des délits et des peines）。——115。

　　休漠，大·《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52年爱丁堡版第1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Hume，D.：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is. In 2 vol. Vol.1： Containing essays，moral，political，and literary. Edinburgh 1752）。——250、406。

　　休漠，大·《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79年都柏林新版第1卷《包括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Hume，D.：Essays and treatises on several subjects.A new ed.In 2 vol. Vol.1： Containing essay,moral，political,and literary. Dublin 1779）。——250、251—256、406、414。

　　休谟，大·《政治论丛》1752年爱丁堡版《Hume，D.：Political discourses Edinhurgh 1752）。——250、406。

Y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第9卷（Aristoteles：Ethica Nicomachea In：Opera，Ex rec.I.Bekkeri.T.9.Oxonii 1837）。——242、393。

　　亚里士多德《天论》（Arisioteles：De coelo libri IV.Ed.Ster.）。——489。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Arisioteles：Metaphysica）。——487—49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于《亚里士多德全集》，伊·贝克尔编，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ristoteles：De republica libri VIII et oeconomica（Politica.）In：Opera. Ex rec.I.Bekkeri.T.10.Oxonii 1837）。——240、241、391、393。

　　扬布利柯《论预言》（Jamhlichus：De divinatione）。——509。

　　耶恩斯，麦·《马基雅弗利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思想。1876年2月26日在柏林科学协会的报告》，载于1876年4月18、20、22和25日《科隆日报》第108、110、112和115号（Jähns，M.：Macchiavelli und der Gedanke der allgemeinen Wehrpflichi.Vorirag，gehalten im Wissenschaftlichen Vereine zu Berlin am 26.Februar 1876.l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08，18. April 1876； Nr. 110，20.April 1876；Nr.112，22.April 1876；Nr.115，25.April 1876）。——180、374。

文学著作

D

　　狄德罗，德·《拉摩的侄子》。——23。

G

　　歌德《浮士德》。——98、101、152、270、284、480。

　　歌德《致独创者》。——428。

H

　　海涅《科贝斯第一》。——184。

　　海涅《新春集》。——501。

　　贺拉斯《颂歌》。——260、420。

L

　　鲁日·德·李尔，克·《马赛曲》。——466。

M

　　莫里哀《醉心贵族的小市民》。—232、540。

　　莫扎特《魔笛》。——342、515。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331、532。

T

　　《泰斯维斯—钟托夫》。——553。

W

　　瓦格纳，理·《尼贝龙根的指环》。——80。

Y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157。

　　圣经

　　—《旧约全书·出埃及记》。——99、671。

　　—《旧约全书·创世记》。——490。

　　—《旧约全书·申命记》。——99。

　　—《旧约全书·耶利米哀歌》。——118。

　　—《旧约全书·约书亚记》。——225、671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24、318。

　　—《新约全书·约翰福音》。——732。

脚　　注

(423)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引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编者注

报刊索引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马克思和阿·卢格在巴黎编辑出版的德文刊物，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恩格斯的著作《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该杂志由于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原则分歧而停刊。——328。

H

　　《回声报》（The Echo）——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1868—1907年在伦敦出版。——511。

K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该报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该报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科隆日报》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180、374。

L

　　《灵学家报》（The Spiritualist Newspaper）——英国降神术士的周报，1869—1882年在伦敦出版；1874年以前以《灵学家》（The Spiritualist）的名称出版。——512。

Q

　　《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Vorwärts. Central-Organ der Socialde-mokratie Deutschlands）——德国的一家报纸，1876年10月1日—1878年10月26日在莱比锡出版，每周出三次，同时出版学术附刊和附刊；编辑是威·哈森克莱维尔和威·李卜克内西；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帮助报纸编辑部；1877—1878年报纸以及它的学术附刊和附刊刊登了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后报纸被迫停刊；它的续刊为反社会党人法期间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8、10、420、435、496、582。

R

　　《人民报》（Volks-Zeitung）——德国的民主派日报，1853年4月9日—1904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是抱有反对派情绪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机关报。——232。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其前身是《民主周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Arbeiterpartei und der Internationalen 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11日起又改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 der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的观点，因而经常受到政府和警察的迫害；由于编辑常被逮捕，致使该报编辑部成员不断更换，但报纸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威·李卜克内西手里；主持《人民国家报》出版社的奥·倍倍尔在该报中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刊起就为它撰稿；经常给编辑部提供帮助和指导，使这家报纸成了19世纪70年代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7、8。

W

　　《维德曼年鉴》——见《物理和化学年鉴》。

　　《物理和化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 und Chemie）——德国的一家科学杂志，1824—1899年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发行人是约·克·波根道夫（1824—1877）和古·亨·维德曼（1877—1899）；定期每年出版三卷。——695。

X

　　《现代知识补充材料》（Ergänzungsblätter zur Kenntniβ der Gegenwart）——德国的一家通俗科学月刊，1865—1871年在希尔德堡豪森出版。——130、139。

　　《学术纪事》（Acra Eruditorum）——德国一家刊登学术出版物及书评的杂志，1682 —1731年用这个名称在莱比锡出版，编者为奥托·门克，1732年起更名为《新学术纪事》（Nova acta Eruditorum）。——619。

Z

　　《自然。每周科学画报》（Nature. A weekly illustrated journal of science）——英国的一家自然科学杂志，1869年起在伦敦出版。——351、559、583、674、751。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19世纪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742。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
第30卷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前半部分）

目录

  相关作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资本论手稿选编）
\n左侧为网页文件名，即以MEA为前缀的卷数、序号，右侧为对应文件标题。
MEA30-001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前言
MEA30-002　　前言
MEA30-003　　（XIV）论工资
MEA30-004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MEA30-005　　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
MEA30-006　　[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MEA30-007　　[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MEA30-008　　[货币流通和货币的三种规定]
MEA30-009　　[货币转化为资本]
MEA30-010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
MEA30-011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MEA30-012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MEA30-013　　[利润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
MEA30-014　　[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MEA30-015　　[资本的原始积累]
MEA30-016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MEA30-017　　[资本流通]
MEA30-018　　[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理论]
MEA30-019　　人名索引
MEA30-020　　文献索引
MEA30-021　　报刊索引

前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包括第30卷到第45卷。

　　本卷与第31卷属同一单元。这一单元包括马克思在1857―1861年撰写的经济学手稿和经济学著作，分为两组。第1组是1857-1858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第2组是1859―1861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7―1858年期间的经济学手稿包括六篇手稿：《巴师夏和凯里》、《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金称量机》、《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本卷收入的是《巴师夏和凯里》、《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前半部分。第31卷收入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后半部分和第1组手稿的其他各篇，以及第2组的各篇。

　　马克思早在4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计划写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巨著。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因投身革命而中断了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侨居伦敦，重新开始了经济学研究工作。当时，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伦敦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又藏有丰富的经济学方面的文献，这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和研究经济学提供了方便条件。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各种报刊资料，作了内容十分广泛的笔记。1856年秋天，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革命即将到来，于是从1857年起他加紧自己的研究工作。收入本卷和第31卷的第1组各篇手稿就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最重要成就。

　　《巴师夏和凯里》写于1857年7月。这一未完成的手稿是马克思针对巴师夏1851年出版的《经济的和谐》一书而写的。它标志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有了重要的发展。马克思在这个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用巴师夏和凯里的观点作为实例，说明庸俗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见本卷第4页）。马克思分析了这两个经济学家形成各自的观点所处的不同的经济条件和民族环境，批判了他们鼓吹的阶级矛盾调和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内在的对抗性矛盾。

　　另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导言》产生于1857年8月底。这一手稿是马克思为自己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而写的，但后来没有发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序言》中说明了这个手稿没有写完和没有发表的原因；“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

　　在这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手稿中，马克思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详细地论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和并列起来，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往往把分配提到首位，把它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历史上永恒的制度。马克思同他们相反，说明生产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他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统一和相互作用，指出它们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他得出结论说，生产不仅是这种统一的出发点，而且是决定因素，而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另一种表现。马克思认识到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见本卷第42页），同时批评了黑格尔对这一方法的唯心主义观点。按照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具体，在研究的结果中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许多规定的综合。马克思理论中的科学抽象是同作为它们的前提的具体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从简单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进程，总的说来是同现实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

　　马克思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见解出发，在《导言》中拟定了他的未来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的最初计划。这一结构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重要的方面，拟分为五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见本卷第50页）

　　在《导言》的最后一节中，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出发，也研究了属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某些过程，探究这些过程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和反作用，论述了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的特点。他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并不排除艺术和文学这样一些上层建筑要素的相对独立性。他以古希腊的艺术和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例，说明艺术的兴盛并不是必然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完全一致的。这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关系，是不能简单化地加以阐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是一部庞大的经济学手稿，它的基本部分大致写于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这部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发表时，编者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标题，从此它就以《大纲》闻名于世。这部内容丰富的手稿被视为《资本论》的最初稿，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他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这一发现连同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部手稿的开头是《货币章》。在这里，马克思首先通过批判阿尔弗勒德·达里蒙的《论银行改革》一书，批驳了蒲鲁东主义的货币理论。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关于通过银行改革、实行“劳动货币”，就可以克服资产阶级社会对抗性矛盾的论点。他指出，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试图“改进”资本主义制度以消除其缺陷，而又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提出的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这个论点，是马克思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使他的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区别开来。马克思依据劳动的二重性解决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理论难题。

　　马克思在制定自己的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发现，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是价值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因此，应当把商品本身，而不应当像李嘉图那样，把价值、价值关系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出发点。

　　马克思论证了商品和货币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未想到的问题。他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在交换中必然导致货币的产生。货币使这个矛盾得到外部的解决，同时又加深了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一切矛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占大部分篇幅的是《资本章》。收入本卷的是《资本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前半部分。在这里，马克思解决了他研究的中心问题，即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机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徒劳地试图从价值直接过渡到资本，他们把资本简单地看成是价值额，而不懂得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见本卷第209页）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是由相互对立的而又彼此进行交换的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对这种关系进行分析的困难在于，说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实质上的非等价交换究竟是怎样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

　　马克思的分析是在《货币章》中得出的商品二重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过程分为两个性质上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在这里，“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见本卷第224―225页）。马克思指出，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是工人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马克思在这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抛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惯用的“劳动商品”这一不正确的用语，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的概念。这就为他根据价值规律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交换的第一个阶段结束后，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权落入资本家手中，交换的第二阶段已不属于流通过程，而是劳动过程。马克思根据劳动的二重性，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一方面这一过程是生产物质财富的一般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的过程。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正是这部分价值余额构成剩余价值，落入资本家的口袋。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第一次制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并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把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区分开来，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表明，利润即剩余价值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而只是由支付给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创造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增加，它只是被转移到产品上。

　　马克思还论述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靠延长工作日取得的绝对剩余价值和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既有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倾向，又有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倾向。

　　这样，马克思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机制。他指明，资本家阶级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种占有是在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它的生产和占有是这种关系的本质，是资本家的主要目的，它决定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的范畴和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基础，并决定了这一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和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所代替。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工人阶级是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内，都没有研究过纯粹形式的剩余价值，而总是把剩余价值同它的各种特殊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等混为一谈。撇开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来研究剩余价值本身，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着手依据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并已接近于发现平均利润规律和制定生产价格的范畴。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等额资本不管其有机构成如何会在同一时间内平均地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这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总额不可能超过剩余价值总额，并且得出结论说，各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由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必然地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因此，一般利润率是所有资本主义部门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按各个部门所投资本的大小重新分配的结果。由于这种平均化的过程，商品出售时的价格与它们的价值不一致，在一些部门高于它们的价值，在另一些部门低于它们的价值。诚然，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问题，马克思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全面论述和彻底解决的。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章》的过程中还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并展望了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写道：“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见本卷第452―453页）

　　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他叙述了从原始公社所有制直到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产生这一发展过程，并在制定自己的社会形态学说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中，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说明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取代。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条件。他指出，劳动者占有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原有各种形式的解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马克思阐明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是在封建的和行会的等等传统关系解体的条件下，劳动者大众被迫同自己的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在这部手稿中，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第一次被明确地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特殊过渡时期。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现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同时，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地位，证明了它的必然灭亡以及它固有的劳动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的必然消灭。他指出；“为了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见本卷第505页）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所作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新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将形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见本卷第107―108页）。马克思论述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是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将发生变化，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不是交换赋予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劳动的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

　　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幻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绝大多数劳动者所厌恶的负担转变成娱乐或消遣。马克思与他们不同，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描绘成生活的需要，并且指出，“真正自由的劳动……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见本卷第616页）

　　马克思阐明了时间节约的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的重要意义，他说：“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见本卷第123页）

　　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自由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会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在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和艺术将得到极大的发展。劳动将是科学知识的直接应用，科学将变成直接生产力。

　　马克思在阐发自己的经济理论时，也在制定和改进他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在《导言》中设想的第一个结构计划。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结构计划也不断完善。在《货币章》的结尾和《资本章》的开头，马克思又对他的划分为五部分的结构计划作了改进（参看本卷第180―181、220―221，233―234页）。后来这个五篇结构计划又演变为六册方案（见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和同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值得注意的是，结构计划中“一般性”这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资本一般”，它对《资本论》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的上述这些手稿都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带有明显的草稿性质。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篇幅很长，没有明确地划分章节，所加标题甚少，论述的内容不断为插入的思想所打断。原文绝大部分是用德语写的，但也夹杂着少量其他文字，有的句子是不完整的。在准备中文第2版时，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2分册，并参考原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思格斯全集》1983年德文版第42卷，对第1版的译文重新作了校订。我们除保留了马克思手稿中的所有标题外，只在必要的地方加了少量标题。因此，中文第2版的标题不同于原来沿用俄文版标题的中文第1版。为了便于阅读，我们把原手稿中过长的段落分短了。马克思的引文绝大多数转引自他自己在不同时期写的摘录笔记，我们用相应的符号作了注明。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

[手稿前半部分]¹

[巴师夏和凯里]

[III—1]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

前言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同样，它在17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例如像约·斯·穆勒的著作⁽¹⁾，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例如像图克的《价格史》以及最近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的著作，——流通是真正有些新发现的唯一领域，因为论述殖民、土地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人口等等的著作与过去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其实只是材料更丰富而已，——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如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最后，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如查默斯发挥马尔萨斯·居利希发挥西斯蒙第，在一定意义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耳（就他们的早期著作来看）发挥李嘉图。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

　　看来，只有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著作是一个例外，巴师夏承认他是以凯里为依据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他们两人从事写作的民族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却驱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

　　凯里是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属于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那里，它不是表现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的遗留下来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一个新的运动的起点；在那里，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的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并且从来未能自命不凡地提出某种自我目的的要求；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自由发展着，在[III—2]征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并且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

　　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大陆赖以如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特别是在他认为实际上代表欧洲的英国，只是由于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束缚而受到阻碍和损害，在他看来，英国经济学家只是歪曲地和非真实地观察、描述或概括这些关系，他们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偶然颠倒和它们的内在性质混为一谈，凯里的这些看法不是十分自然吗？

　　凯里对英国人关于土地所有制、工资、人口和阶级对立等等的理论的批判，无非就是拿美国的关系和英国对比。[他认为，]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不具有纯粹形式，不符合它的概念，同自身不相适合。英国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怎么能真实地、清楚地反映他们所不认识的现实呢？

　　在凯里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关系所受到的传统的、并非来自这个社会本身内部的影响的干扰作用，最终归结为国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归结为国家的侵犯和干涉。例如，工资理应随同劳动生产率而增长。如果我们发现现实和这一规律不相符合，不管是发生在印度斯坦还是英国，我们只须抽掉政府的影响，即赋税、[国家的]垄断等等。他说，如果就资产阶级关系本身来考察，也就是说，除去国家的影响，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和谐规律事实上总是会得到证实的。自然，凯里没有研究国家的这些影响，即公债、国税等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从资产阶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例如在英国，这些影响决不是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结果，相反地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瓦解和被制服的结果，而在北美本身，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和资本的集中一起增长的。

　　如果说，凯里和英国的经济学家相反，强调北美的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高的潜力，那么，巴师夏则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相反，强调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低的潜力。[他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喊道：]你们竟想在一个从来不允许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的国家里反抗这些规律！你们只是在发育不全的法国形式中来认识这些规律，并且把这些规律的不过是法国的、民族的歪曲表现，看作是它们的内在形式。试看一看英国吧！在我们法国，任务在于使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给它设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你们却想要加重这种桎梏。你们先使资产阶级关系纯粹化，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就下面这点来说巴师夏是正确的：在法国，由于它特有的社会形成，许多在英国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

　　不过，以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那里取得美国式的解放为出发点的凯里，最后要求国家干涉，以便使资产阶级关系的纯粹发展，像在美国实际发生的那样，不受外部影响的干扰。他是保护关税派，而巴师夏却是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使凯里感到惊讶的是，这种不和谐甚至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凯里用竭力追求工业垄断的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破坏作用来解释。起初，英国的关系在国内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搞乱了。现在，[III—2]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在国外搞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以经济学家们的主观理解为根据，

　　凯里眼中的英国的经济状况，同乌尔卡尔特眼中的俄国的政治状况是一样的。凯里认为，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在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的英国，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护关税，这是抵制英国大工业破坏力量的国家强力的屏障。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破坏者

　　一方面，凯里在这里又表述了美国的一定的民族的发展，表述了美国同英国的对立和竞争。他是十分天真地表述这一点的，他建议美国在本国实行保护关税以加速发展工业制度，以此来摧毁英国所推广的工业制度。撇开这种天真不谈，在凯里那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一旦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而出现，便以这些关系的极度不和谐而告终。在他看来，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上表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等），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促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统治，并作为这种统治的结果而成为破坏性势力的那些内在关系时，他就认为是不和谐的。

　　如果在某一国家里，家长制的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而伴随这一发展的瓦解过程只是从它的肯定方面去理解，那么这是和谐的。如果英国的大工业瓦解了外国的家长制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其他处于较低阶段的生产形式，那么这就是不和谐的。他只看到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和这种积聚的瓦解作用的肯定的方面。但是，积聚起来的英国资本的垄断和它对其他民族的较小的民族资本的瓦解怍用则是不和谐的。凯里不懂得，这种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分的表现。

　　毫不奇怪，另一方面他忘记了这一瓦解过程在世界市场上的充分的表现中所具有的肯定内容，而这正是他在抽象形式的经济范畴上，或者在这些范畴由以抽象出来的一定国家内部的现实关系上所观察到的唯一的一个方面。因此，经济关系以其真实性即以其普遍现实性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从他的原则上的乐观主义转变为带有控诉性的和愤怒的悲观主义。这种矛盾使他的著作具有独创性并具有自己的意义。他无论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或者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都同样是一个美国人。

　　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国。这只是非法国的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的想象的，理想的形式，而不是像他在他自己的国土上所看到的那种现实的形式。因此，如果说在他那里和谐决不是来自丰富的生动的直观，而相反地是从贫乏的、紧张的、对立的反思中产生的夸张的产物，那么，在他那里唯一现实的要素就是要求法国放弃它的经济上的疆界。

　　一旦经济关系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英国式的关系时，凯里就看到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矛盾。而仅仅想象和谐的巴师夏，只是在法国的尽头，并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民族分立的组成部分摆脱了国家监督而相互竞争的地方，才开始看到和谐的实现。不过，他的这一最终的和谐本身——同时也是他所有以前想象的和谐的前提——无非又是一个要借助自由贸易的立法来实现的要求。

　　[III—4]因此，如果说凯里（完全撇开他的研究的科学价值不谈）至少有这样的功劳，即他以抽象的形式表述了庞大的美国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那么，在巴师夏那里，法国关系的细小性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背景，这种关系在他的和谐中到处都显露出来。不过，这种功劳是多余的，因为像法国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国家的关系是人们所充分了解的，完全不需要经过那样否定的曲折的道路去认识。因此，凯里在经济科学方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巴师夏所从事的，只是对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凯里的普遍性是美国人的普遍性。对他来说，法国和中国是同样近的。他总是表现为居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人。巴师夏的普遍性是无视一切国家。作为真正的美国人，凯里从四面八方收集旧大陆给他提供的大量材料，但不是为了去认识这些材料的内在精神，从而承认这些材料特有的生存权利，而是把它们作为死的例子，作为毫无差别的材料来进行加工，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用来证实他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抽象出来的论点。所以他漫游世界，占有大量未加批判的统计材料，像图书目录似的博学多识。相反，巴师夏提供的是虚构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不过，这些事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就像神学家那样，把罪恶有时看作人的本质的规律，有时看作原罪的历史。

　　因此，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18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因此，凯里不拘形式，杂乱冗长，巴师夏则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巴师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方式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在凯里那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提出几个一般论题。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的正常现象加以想象的编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

　　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总之，是现代英国经济学家；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²

脚　　注

(1) 指《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编者注

注　　释

1 马克思这篇评论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写于1857年7月，这是马克思在包含这一草稿的手稿笔记本III的封面上所注明的日期。这一草稿写在手稿笔记本的前7页上。第1——3页和第4页上半页是马克思为评论巴师夏的《经济的和谐）一书而写的（前言》。第4页下半页空着、第5—7页上是题为《（XIV）论工资》的论文。后来，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将其概括为“巴师夏和凯里（1—4）。巴师夏论工资（5—7）”。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他所分析的巴师夏的那本书的书名作为这篇草稿的标题，据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曾想对该书进行广泛的评论，但是后来发现，这本书不值得作更详细的分析，因此放弃了最初的意图。致使这一草稿未能完成。
　　但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草稿超出了书评的范围。在这一草稿开头的《前言》里马克思用大量的笔墨来描绘他所处的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状况，并且第一次精确而简要地描述了从17世纪末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开始到19世纪前30年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为止所完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轮廓。至于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不是古典学派的模仿者，便是古典学派的反动的批判者。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著作正是对古典学派，首先是对李嘉图的反动批判的例子。
　　这篇草稿不是为公开发表而写的。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考茨基1904年3月以《凯里和巴师夏》为标题第一次发表了这个草稿，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第22年卷（1903—1904年）第2卷第5—16页。1939—1941年本手稿又用德文原文作为莫斯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附录再次发表，标题为《巴师夏和凯里》。——3。
2 手稿笔记本第4页上半页至此中断。下半页空着。可以设想，继1——3页和第4页上半页之后、即在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立场作一般评论的《前言》之后，马克思打算更详细地评述他所研究的巴师夏的这本书。可能是想谈这本书前13章的某些内容。不过这种打算没有实现。在笔记本的下一页上，马克思评论的已是第14章的基本论点了。——11。

[III—5]（XIV）论工资³

　　下面是巴师夏的主要论点：

　　所有的人都追求收入的固定性，固定收入。

　　〔纯粹是法国的例子：（1）每个人都想当官，或者让自己的儿子当官（见[巴师夏著作]第371页）。〕

　　工资是报酬的固定形式（第376页），因此是联合体的一种极完美的形式，而在联合体的最初的形式中“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因为在这里“联合体的一切成员都要受到事业的各种偶然性的支配”[（第380页）]。

　　〔“如果资本自己承担风险，劳动报酬便以工资的名称固定下来。如果劳动本身想承担好的和坏的结果，资本的报酬就以利息的名称分离出来和固定下来。”（第382页。关于这种对比的进一步论述，见第382—383页）〕

　　但是，最初在劳动者的状况中，偶然性占统治地位，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稳定性还没有充分保证。雇佣劳动制度是

　　“偶然性和稳定性之间的中间阶段”[（第384页）]。

　　稳定性阶段的达到，是通过

　　“在有工作的日子里进行节约，以此来满足年老或生病时的需要”（第388页）。

　　这后一个阶段依靠“互助会”而发展（同上），最后，依靠“工人养老金”⁴而发展（第393页）。

　　（正像一个人从满足需要出发而当官一样，他由于领取养老金而满意地终其余生。）

　　关于第一点。假定巴师夏关于工资的固定性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然而，把工资归入“固定收入”之列，仍旧不能使我们了解工资的特有的性质，它的具有特征的规定性。这里只是强调了工资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对工资以及其他收入来源来说是共同的。仅此而已。自然，这已经给那些想为雇佣劳动制度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提供了一点东西。不过，这对于想了解整个这种关系的特点的经济学家来说，却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把某种关系、某种经济形式的某个片面的规定固定下来，颂扬这个规定，排斥相反的规定——这种律师和辩护士的惯用手法正是说教者巴师夏的特点。

　　于是，“收入的固定性”代替了“工资”。难道收入的固定性不好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乐于指望某种固定的东西吗？特别是每个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法国人，这种总是拮据的人，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替奴隶制辩护也是用的同样的方法，而且理由也许更充分。

　　不过，也可能有相反的主张，而且确实有这样的主张。假定工资等于某种不固定的东西，即超过一定点继续前进的东西。谁不喜欢前进而愿停滞不前？因此，有可能给资产阶级无止境的进步创造机会的一种关系难道是坏的吗？自然，巴师夏本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固定的东西。难道不是只有通过非固定化，通过变动，工人才能像巴师夏所希望的那样不再劳动而成为资本家⁵吗？

　　可见，雇佣劳动制度是好的，因为它是固定的东西；它是好的，因为它是不固定的东西；它是好的，因为它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既是这个也是那个。不论何种关系，如果被归结为片面的规定，这种规定又被看作肯定的东西，而不是否定的东西，那么，这种关系不是好的吗？一切反思的、忽东忽西的空谈，一切辩护，一切老实的诡辩，都是建立在这种抽象上的。

　　在作了这种一般的引论之后，我们来研究巴师夏的实际的结构。

　　（只是还要顺便指出，他所说的[（第378—379页）]朗德省的分成制佃农，那兼受雇佣工人的不幸和小资本家的遭遇的人，如果领取固定工资，确实是会感到幸福的。）

　　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⁶不见得能赶上他的对手巴师夏的同类著述。巴师夏认为，一切成员分享一切偶然机会的联合体的最初形式，应让位于联合体的更高的、双方自愿[III——6]议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工人的报酬是固定的。这个天才先假定一方存在资本家，另一方存在工人，然后好通过双方的协议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的天才，我们在这里不想让人们再去注意了。

　　在联合体的最初形式中，工人在收入上要取决于一切偶然机会，一切生产者都同样取决于这种机会，并且这种联合体的形式，正像正题出现在反题之前一样，直接出现在劳动报酬借以取得固定性，成为固定东西的那种工资之前——这种联合体的形式，正像我们从巴师夏那里听到的，是捕鱼、狩猎、畜牧在其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的一种状态。先有不定居的渔夫、猎人、牧人，然后才有雇佣工人。从半野蛮状态到现代状态的这种历史的过渡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实现的呢？顶多是在《喧声报》上实现的。

　　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在所有这些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消灭，在这些关系中，劳动从它的收入、它的内容、它的场所和它的规模等等所有方面来说都是固定的。所以，雇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从非洲人的偶像直接过渡到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⁷或者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都不像巴师夏所说的从渔夫过渡到雇佣工人这样荒谬和反历史。

　　（此外，在所有这一切发展中，并没有显示出自愿的、根据相互的协议而发生的变动的任何迹象。）

　　同这一历史结构——巴师夏就是凭借这种结构来用事变的形式杜撰他的肤浅的抽象理论——完全相适合的是这样一种合题，按照这种合题，英国的互助会和储蓄银行表现为雇佣劳动制度的最新成就和社会的一切二律背反的扬弃。

　　因此，在历史上，不固定性是雇佣劳动制度的特点，这和巴师夏的结构是相反的。但是，他是怎样把固定性看作雇佣劳动制度的弥补一切的规定而得出这种固定性的结构的呢？他又是怎样企图把具有这一规定的雇佣劳动制度当作报酬的更高形式，即当作其他社会形式或联合体形式中的劳动报酬的更高形式而从历史上加以说明的呢？

　　当一切经济学家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的现存关系，并向工人证明，工人无权分享取得利润的机会的时候，当他们想劝慰工人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的时候，他们向工人指出，工人与资本家相反，工人取得收入的某种固定性，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并不为资本的巨大冒险行为所左右。这完全像唐·吉诃德安慰桑乔·藩萨那样：虽然老是挨揍，并不需要勇敢。可见，经济学家们在同利润相对立的意义上赋予雇佣劳动制度的那个规定，在巴师夏那里变成同过去的劳动形式相对立的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规定，被看作比这些过去关系下的劳动报酬前进了一步。被塞进现存关系中的、安慰其中一方去容忍另一方的这种陈腐思想，被巴师夏先生从现存关系中搬出来，并说成是产生这一关系的历史基础。

　　经济学家们说，在工资和利润、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固定性的优点属于工资。

　　巴师夏先生说，固定性，即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或者说，属于不是同利润相对立意义上的工资，而是同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相对立意义上的工资），因此也是产生利润，产生整个关系的历史基础。

　　这样，在他那里，关于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的一个方面的这种陈腐思想就悄悄地变为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一直在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而冥思苦想，这种社会主义往后到处都被他梦想为联合体的最初形式。这个例子表明，在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中只是占次要地位的那些辩护性的陈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具有多么重要的形式。

　　[III—7]我们再回来谈谈经济学家们。工资的这种固定性究竟是什么呢？工资是永远固定的吗？这同确定工资的基础即供求规律是完全矛盾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认工资的变动，即提高和降低。或者，工资与危机无关？或者，与造成雇佣劳动过剩的机器无关？或者，与调配劳动的分工无关？主张这一切会是荒谬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主张。

　　这里包含的意思是，在某种平均状况下，工资实现一个相当的平均量，即巴师夏如此憎恶的整个阶级的工资最低额，并且劳动会保持某种平均连续性，例如工资甚至在利润下降或者暂时完全消失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支付。但这不过表明：如果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形式，是生产的基础，那么，工人阶级就靠工资生活，而单个工人在平均状况下就取得为工资而劳动的固定性。换句话说，这是同义反复。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地方，只要存在着工人工资的固定性，就存在着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在存在雇佣劳动的地方，就存在工人工资的固定性。而这就被巴师夏先生看作是雇佣劳动的弥补一切的性质！

　　其次，说什么在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下，同资本即生产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地方比较起来，社会生产整个说来更有规则、更有连续性、更全面，从而从事生产的成员的收入也更“固定”，这又是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是随着资本的概念和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本身的概念一起出现的。换句话说，雇佣劳动普遍存在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阶段，这一点谁会否认呢?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雇佣劳动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更高的发展为前提，他们怎么会想到提出更高的要求呢？这种更高的发展倒正好是他们的要求的前提。

　　注：工资表现为普遍现象的第一个形式就是军饷，这种军饷出现在国民军和民兵衰落的时期。最初，军饷是发给市民本身。后来，市民很快被雇佣兵代替了，后者不再是市民。

　　（2）（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夏先生。）

写于1857年7月
原文是德文
第—次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1904年）第2卷第27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分册并参考1983年德文版第42卷翻译

注　　释

3 《（XIV）论工资》是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一书的第14章，1851年巴黎出版的该书第2版共有25章。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的第5—7页上对巴师夏关于工资的基本论点作了批判性的评论。——12。
4 工人养老金是巴师夏的主张，用工人本人的工资扣款来建立养老金以满足年老或生病时的需要。他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养老金才能保证必要程度的“稳定性”。见弗·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第395页。——13。
5 巴师夏在同上书第402页上说：“工资的提高……有利于积蓄，也有利于雇佣工人成为资本家”。——13。
6 马克思这里说的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指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中的错误的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对蒲鲁东的这些错误理论，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曾专门进行了分析批判。——14。
7 最高存在物（être supr me）是伏尔泰对上帝的称呼。和所谓的“天启”宗教相反，他把上帝描绘成似乎是创造世界、制定世界规律和赋予世界第一推动力，但在此以后就不再对事变的自然进程进行任何干预的某种非人格的理性本原。——15。

导言⁸

写于1857年8月底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第21年卷（1902—1903年）第1卷第23—2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分册并参考1983年德文版第42卷翻译

目录⁹

　　A. 导言

　　1.生产一般

　　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

[M—1]A. 导言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¹⁰

1.生产

　　（a）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¹¹，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¹²，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¹³，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¹⁴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¹⁵，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²⁾和蒲鲁东¹⁶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M—3]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言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¹⁷），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

　　（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摆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这些要素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2）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¹⁸。要把这些在亚·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这种研究超出本题的范围，而这种研究同本题有关的方面，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蜂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M—4]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¹⁹），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祖生活的土地所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的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财产，（2）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对此要极简短地答复一下：

　　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而且还以对立的形式即无财产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却表明，共同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那里的共同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

　　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M—5]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

　　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³⁾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交换决定个人拿分配给自己的一份[M—6]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或者低于他们。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作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这样一种经济观点，即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a）[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自然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形状和特性。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²⁰。

　　[M—7]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M—8]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1）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2）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3）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国民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M—9]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一点在经济学中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

　　（3）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只是由于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只是由于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上升为熟练技巧；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²¹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例如，萨伊说，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如此。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他说，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²²此外，把社会当作一个单一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M—9’]²³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怍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

　　那么，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处于生产之外呢？

（b）[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开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因此，利息和利润本身，就它们作为资本增长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生产本身的要素来说，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的分配形式[M—10]——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劳动一般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

　　因此，像李嘉图那样一些经常被人责备为只看到生产的经济学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²⁴因为他们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于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作]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劳动像社会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M—11]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地产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

　　[M—12]然而，这些问题即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同样也可以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例如，蒙古人根据他们生产即放牧的特点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因为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放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行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地产的积聚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掠夺生活。但是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掠夺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的方式。例如，掠夺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掠夺一个游牧民族一样。

　　在奴隶的场合，生产工具直接被掠夺。但在这种情况下，掠夺奴隶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使用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²⁵）。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地产同社会生产处于和谐中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地产，但经营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地产就被革命打碎了。但是，土地分成小块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财产却又积聚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规定。

[M—13]（C）最后，交换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第一，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²⁶，不仅从它的组织方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M—14]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接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M—15]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²⁷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息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M—16]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²⁸。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²⁹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M—17]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例如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其次，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M—18]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M—19]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这样就规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M20]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³⁰）（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M—21]

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³¹，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³²。（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3）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

　　（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1）³³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M—22]我们例如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³⁴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³⁵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³⁶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脚　　注

(2) 见本卷第10—11、14—15页。——编者注
(3) 原手稿中是“人”。——编者注

注　　释

8 《导言》是马克思为他计划写的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巨著而写的，（导言）包含在标以“M”字母的笔记本上，笔记本封页上注明：“1857年8月23日，伦敦”。这很可能就是马克思开始写《导言，的日期。《导言》没有写完就中断了，历史考证版编者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可能是8月底中断的。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序言中关于《导言，写道：“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导言》虽然带有未完成的草稿性质，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还说明了关于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意识形态这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想法。
　　《导言》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考茨基在1903年3月把这一手稿第一次发表在《（新时代》（斯图加特）第21年卷（1902—1903年）第1卷第710—718、741—745、772—781页上。1939—1941年本手稿又用德文原文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导言》的中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在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上。——19。
9 这一目录也许是马克思在已经起草完《导言》正文以后才写的，因为目录中的标题比《导言》正文中的某些节的标题更确切地反映出《导言》的一般逻辑结构。该目录写在包含《导言》的手稿笔记本“M”的第二封面上。——21。
10 标题《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手稿笔记本“M”封面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9的前两节，即（生产）一节（在笔记本“M”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璃切的标题《生产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I’，在v导言）往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与之相连接。——22。
11 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的观点，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威克菲尔德］的注释，1835—1839年伦敦版）一书的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3节。——22。
12 社会契约论（Comrar social）是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让·雅·卢梭在19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则》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22。
13 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出自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82节附录）。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并参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中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此处应为后一种含义。——22。
14 德语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Cens）和“部落”（Siamm）两个概念。另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科学中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层单位，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新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f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氏族纽带的解体，才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全面阐述了这些新见解。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第（50a）注。——25。
15 政治动物（Ζωου πολιτιχσυ）．从更广泛意义来说是“社会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1册开头给人下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第（13）注中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25。
16 见注6。关于下一句话中蒲鲁东所说的普罗米修斯·参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末尾作的评论。——25。
17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1篇《生产》第1章，就加上了《生产的要素》这一标题。——27。
18 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篇第8章和第11章结束语。——27。
19 关于生产不同于分配的内容，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25—26页。——28。
20 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 est negatio），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1674年6月2日致贾利克·杰里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这里强调任何一个有规定的存在即任何“某物”内部所固有的否定的要素（见黑格尔《逻辑学》1833年柏林版第1部第1编第2章注释“实在或现实与否定”，以及黑格尔《哲学全书》1840年柏林版第1部《逻辑》第91节附释）。——31。
21 社会主义美文学家，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这样一些庸俗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卡尔·格律恩，以及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有关的内容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第4节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末尾。——35。
22 对萨伊和施托尔希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9节作了专门的评介。——35。
23 在这一页上，马克思标重了页码，结果出现了两个［M—9］。——35。
24 大·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37。
25 这里除了指南美洲之外，可能还包括美国南部各州。——39。
26 马克思所说的“所谓实业家之间（zwischen dealers und dealers）的交换”，指的是亚·斯密把整个流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领域是只在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另一个领域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个人之间的流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10节（b）中直接摘录了斯密这一论点。——40。
27 关于黑格尔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见他的《法哲学原理》第40、45、49—52节。——43。
28 关于秘鲁被西班牙征服以前不存在任何货币的材料，马克思采自美国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的著作《秘鲁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1850年伦敦第4版。马克思从这一著作第1卷所作的摘录，包含在马克思1850——1853年期间在伦敦写的经济学摘录笔记（以下简称《伦敦笔记》）的第XIV本笔记本中。关于印加人中不存在货币的情况、见该书第1卷第147页。——44。
29 马克思在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较多地谈到了军队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了货币在军队中的发展。——44。
30 蒲鲁东的观念顺序的历史，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两卷集）1846年巴黎版，特别是第1卷第145——146页、马克思曾摘录并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见《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方法》中的《第一个说明》，还可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章第6节。——49。
31 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来看，他在1852——1853年期间阅读并在他的第XIX、XX和XXI笔记本中做了摘录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1）威·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1850年莱比锡版第1部、1851年莱比锡版第2部；（2）威·德鲁曼《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3）古·克列姆《人类文化通史》1847年莱比锡版第6卷，1849年莱比锡版第7卷。——50。
32 这里指以德国著名历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学派，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政治史和外交史，声称对外政策高于国内政策，忽视社会关系的历史，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
　　莱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年）的观点是在哲学唯心主义和新教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兰克的观点、宗教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体现在国家中的政治思想，他的历史观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欧洲中心论。——50。
33 这个（1）的内容没有写完，马克思还打算在其中谈论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但未能实现。在这里写完对希腊艺术的评论以后，马克思随即中断了《导言》的写作，因而也没有写以后各点。——51。
34 曼彻斯特的罗伯茨公司，是英国发明家理查·罗伯茨从1843年起主持生产各种工具、机器和机车的公司。罗伯茨是19世纪机械方面的著名发明家之一，自动走锭精纺机就是他发明的。——52。
35 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于1852年创立并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担保。因此，同一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它的保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撅，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仿照动产信用公司建立类似的机构。马克思对动产信用公司所作的分析，参看他1856——1857年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部分有关伊·贝列拉的脚注。——52。
36 印刷所广场（Printing House Square）是伦敦一个不大的广场，英国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所在地，印刷所广场的转义是指以优秀报业组织闻名于19世纪中叶的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本身。——52。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³⁷
[手稿前半部分]

大约写于1857年底—1858年5月
原文是德文
1939—1941年第一次用德文以单行本形式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分册并参考1983年德文版第42卷翻译

[I—1]II.货币章³⁸

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

I.

　　“一切弊病，都来自人们顽固地保持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优势地位。”[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第1—2页）

　　达里蒙开头就谈到1855年10月法兰西银行为制止其库存现金不断减少而采取的措施（第2页）。他想给我们提供这家银行在10月采取措施前的最后五个月中的状况的统计表。为此目的，他把这家银行这五个月中每个月的金银储备和“证券总存额的波动”即这家银行贴现的数量（在它的证券总存额中的商业证券即汇票的数量）加以对比。按照达里蒙的说法，表明银行持有的证券的价值的数字，

　　“代表公众所感到的对银行服务的或大或小的需要，或者代表流通的需要，而这两者是一回事”（第2页）。

　　两者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如果待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同“流通的需要”，即真正的货币流通的需要是一回事，那么，银行券的流通就必然由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决定。但这种运动，平均说来，不仅不是平行的，而且往往是相反的。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及其波动，表明信贷的需要，而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由完全不同的影响决定的。如果要得出关于流通的结论，达里蒙首先应当在金银储备栏和贴现的汇票栏之外，再加上流通的银行券总额栏。

　　实际上很明显，要谈论流通的需要，首先应该弄清楚实际流通中的波动。把对比中的这一必要环节略去，立即暴露出他一知半解，非常拙劣，并且故意把信贷的需要和货币流通的需要混淆起来，——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之上的。（死亡统计表的一方是疾病，另一方是死亡事件，而出生情况却被忘记了。）

　　达里蒙提出的两栏（见第3页），一方是4月至9月银行的金属储备栏，另一方是银行的证券总存额的变动栏，它们所反映的无非是并不需要用统计例证来说明的同义反复的事实：交到银行多少汇票，就从银行取出多少金属，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就增添多少汇票，银行的地库就失去多少金属。甚至连达里蒙想用他的表来证明的这种同义反复，在他的表中也不是表现得很清楚。这个表倒是表明，从1855年4月12日至9月13日，银行的金属储备大约减少14 400万，而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的证券，却大约增加10 100万³⁹。因此，金银储备的减少额比所贴现的商业证券的增加额多4 300万。五个月变动的这个总结果表明，两种变动不是一回事。

　　把数字更仔细地对比一下，我们就看到另外的不一致。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4月12日——432 614 797法郎 　　　 4月12日——322 904 313

　　5月10日——420 914 028　　　　　　　　 5月10日——310 744 925

　　换句话说，从4月12日至5月10日，金属储备减少11 700 769，而证券的数目增加⁴⁰12 159 388；也就是说，证券的增加额比金属储备的减少额大约多50万（458 619法郎）。如果我们把5月同6月加以对比，那就会出现更令人吃惊的相反的事实：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5月10日——420 914 028　　 5月10日——310 744 925

　　6月14日——407 769 813　　 6月14日——310 369 439

　　[I—2]可见，从5月10日至6月14日，金属储备减少13 144 215法郎。银行的证券是不是以同样程度增加了呢？相反，在这期间，银行的证券减少375 486法郎。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再是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的单纯量上的不成比例。两种变动本身的反比例关系消失了。一方大幅度减少，而另一方相对来说减少较少。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6月14日——407 769 813　　　　 6月14日——310 369 439

　　7月12日——314 629 614　　　　 7月12日——381 699 256

　　6月和7月的对比表明，金属储备减少93 140 199，证券增加71 329 817，也就是说，金属储备的减少额比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多21 810 382法郎。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7月12日——314 629 614　　　　7月12日——381 699 256

　　8月9 日——338 784 444　　　　 8月9 日——458 689 605

　　我们看见双方都增加了，金属储备一方增加24 154 830，证券总存额一方增加多得多，达76 990 399法郎。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8月9 日——338 784 444　　 　 8月9 日——458 689 605

　　9月13日——288 645 333　　　 [[9月13日]——431 390 562

　　在这里，金属储备减少50 139 111法郎，同时证券减少27 299 043法郎（尽管法兰西银行采取了限制措施，1855年12月它的库存现金仍然减少2 400万）。

　　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对五个月的连续对比得出的实际情况，同达里蒙先生对头尾两个月所作的对比得出的实际情况，是同样可信的。对比表明了什么？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

　　有两次是证券总存额增加，同时金属储备减少，不过后者的减少额赶不上前者的增加额（4月至5月和6月至7月）。有两次是金属储备减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不过后者的减少额赶不上前者的减少额（5月至6月和8月至9月）。最后，有一次是金属储备增加，证券总存额也增加，不过前者赶不上后者。

　　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双方都减少；双方都增加；因此，可以是各种情况，而恰好不是始终不变的规律，首先不是反比例的关系，甚至也不是相互作用，因为证券总存额的减少不可能是金属储备减少的原因，而证劵总存额的增加不可能是金属储备增加的原因。甚至连达里蒙对头尾两个月所作的孤立的对比，也不能证实反比例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既然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10 100万³⁹抵不上金属储备的减少额14 400万，那剩下的可能性就是，一方的增加[I—3]同另一方的减少之间根本没有因果联系。统计例证没有作出回答，倒是提出了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再是一个谜，而是一大堆谜。

　　如果达里蒙先生除了他的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贴现的证券）栏之外，还提出“银行券流通”栏和“存款”栏，那么谜事实上就会消失。如果金属储备一方的减少额小于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那可以这样来说明：金属的储存同时增加了；或者一部分为贴现而发行的银行券没有换成金属，而是仍然在流通中，最后，或者发行的银行券没有使通货增多，而立即以存款的形式或以支付到期汇票的形式流回了。如果金属储备减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较少，则可以这样来说明：从银行取出了存款，或者人们拿银行券向银行兑换金属，于是银行自己的贴现业务受到取出的存款或兑现的银行券的所有者的损害。最后，如果金属储备减少较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也较少，这也可以用同样的原因来说明（我们把为补偿国内的银币而发生的流出完全撇开，因为达里蒙没有把这一点包括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但是，这些可以这样互相说明的各栏，也会证明他本来不想证明的东西，那就是：银行方面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商业需要，并不一定要增加它的银行券的流通；这种流通的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银行的金属储备的减少或增加相符合；银行不能控制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这些结果全都不合达咀蒙先生的心意。由于他匆忙地大喊大叫地提出他的先入之见，即以银行的金属储备为代表的银行的金属基础同他所谓的以证券总存额为代表的流通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斫以他就列出这两栏而撇开了它们的必要的补充，但把这两栏这样地孤立起来，它们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或至多证明事情和他的愿望是相反的。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蒲鲁东派的统计的和实证的例证的全部价值。经济事实并没有验证他们的理论，而是证明他们不会掌握和利用事实。他们利用事实的方式倒是表明了他们的理论抽象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往下看达里蒙讲了些什么。

　　当法兰西银行看到它的金属储备减少14 400万，它的证券总存额增加10 100万³⁹的时候，就在1855年10月4日和18日对它的地库采取了保护措施，以免受证券总存额的影响。它接连地把贴现率从4%提高到5%，从5%提高到6%，并且把汇票贴现的期限从90天减少到75天。换句话说，银行使商业取得金属的条件变得困难了。这证明了什么呢？

　　达里蒙说：“这证明了，一个按照现行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建立在金银的统治地位上的银行，正是在公众蛀需要它服务的时候，逃避为公众服务。”（同上，第3页）

　　难道达里蒙先生需要用他的数字来证明，需求向供给提出的要求（和超过供给）有多少，供给就使它的服务变贵多少？在银行面前代表“公众”的先生们不是遵循同样的“令人愉快的生活习惯”⁽⁴⁾吗？博爱的谷物商人把他们的汇票提交银行兑现，以便取得银行券，用银行券兑换银行的黄金，用银行的黄金换取外国的谷物，用外国的谷物换取法国公众的货币，难道他们的出发点是考虑到：因为公众现在最需要谷物，所以他们有义务在较便宜的条件下把谷物出让给公众吗？或者不如说，难道他们不是求助于银行，以便利用谷物价格的上涨，公众的急需，谷物的供求失调而捞到好处吗？银行可以不受这个普遍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吗？这是什么样的想法！

　　但是不妨认为现今的银行组织有可能储存大量黄金，使那种在粮荒时可以按照对国民最有利的方式使用的购买手段处于闲置状态，使本来应该通过生产的转化而获利[I—4]的资本成为非生产的和呆滞的流通基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在现今的银行组织中，非生产的金属储备仍然超过它的必要的最低限额，因为流通中金银的节省还没有达到它的经济极限。这是同一基础上的量的多少问题。但是，问题就会从社会主义的高处降到资产阶级实践的平地上来，而我们发现，英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英格兰银行的大多数人就是在这个平地上绕来绕去的。怎样的坠落啊！

　　或者问题不在于通过银行券和其他银行手段节省多少金属，而在于完全抛弃金属基础？但这样一来，统计寓言及其寓意又都不适用了。如果银行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在急需时，都要把贵金属运往国外，那么，它必须预先积累贵金属，而如果要外国接受贵金属以换出它的商品，那么，贵金属就必须已经保持住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达里蒙认为，夺走银行的贵金属的原因是歉收，从而必须从国外进口粮食。他忘记了蚕丝减产，因而必须从中国大量购入蚕丝。达里蒙还说，在最近几个月的巴黎工业博览会⁴¹期间进行了巨大的、为数众多的交易活动。他又忘记了动产信用公司³⁵及其竞争者在国外进行的大量投机活动和企业活动，它们进行这些活动，正如伊萨克·贝列拉所说，是要表明，法国资本比其他资本出色的地方是它的世界性，正如法国语言比其他语言出色的地方是它的世界性一样。此外还要加上东方战争⁴²引起的非生产开支：75 000万债款。

　　因此，一方面是法国两个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突然大量减产！另一方面是在国外市场上，在那些根本不创造直接的等价物，其中一部分可能从来不能弥补自己的生产费用的企业中，不寻常地使用法国资本！一方面，为了通过进口来弥补国内生产的缩减，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国外工业企业的增长，所需要的都不是用于等价物交换的流通符号，而是等价物本身，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法国国内生产的缩减无论如何不是法国资本在国外活动的等价物。

　　现在假定，法兰西银行不是建立在金属基础上，并且外国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而不只是贵金属这种特殊形式的法国等价物或法国资本。难道银行不正是在“公众”最急需它的服务的时候，也被迫提高它的贴现条件吗？银行用来为公众的汇票进行贴现的银行券，现在无非是取得金银的凭证。而在我们的假设下，它们就会是取得国家的产品储备和直接可以利用的劳动力的凭证：产品储备是有限的，而劳动力只是在非常肯定的限度内和在一定的时期内才能增加。另一方面，印刷纸币的机器是不会疲惫的，好像魔杖一挥就会转动。同时，当谷物和蚕茧歉收，使国家的可供直接交换的财富大大减少的时候，国外的铁路、矿山等企业却把这种可供直接交换的财富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这种形式不创造直接的等价物，因而一时无偿地吞没了这种财富！因此，可供直接交换的、能够流通的、可以运到外国去的国家财富是绝对地减少了！另一方面，银行凭证是无限制地增加了。直接的结果是产品、原料和劳动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银行凭证价格下跌。银行不能靠魔杖一挥使国家财富增加，而只会通过十分平常的活动使自己的纸币贬值。随着这种贬值而来的，难道不是生产的突然瘫痪？

　　不是这样——蒲鲁东主义者叫道。我们的新的银行组织不会[I—5]满足于这种消极的业绩：废除金属基础，而让其余一切仍旧是老样子。它会创造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因而在崭新的前提下进行干预。难道现代银行的出现在当时不也使生产条件发生革命吗？如果没有银行促成的信贷的积聚，没有银行创立的、与地租相对立的国债利息，从而没有与地产相对立的金融，没有与地主相对立的金融家，如果没有这种新的流通设施，难道会有现代大工业、股份企业等等，会有这些既是现代工商业的产物、又是现代工商业的生产条件的成千上万种形式的流通券吗？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基本问题，它同起点已经不再有联系。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要让这些改变本身不是成为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证明，这种学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

　　上述历史上的例证当然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它只构成资本积聚的一个要素，而财产的积聚既因流通的缺乏（如在古罗马）而加快，也因流通的易于进行而加快。

　　接下来应该研究，或者不如说应该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货币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过一种关系的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是否又是一个自行取消的要求？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一种杠杆可能比另一种杠杆更好地克服静止的物质的阻力。但是，每种杠杆都是以阻力始终存在这一点为依据的。

　　关于流通同其余的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当然只能在结束部分提出来。从一开始就值得怀疑的是，蒲鲁东及其同伙从来就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只是偶尔装腔作势地叫喊一番。凡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每次都应该密切注意。

　　从达里蒙的开头部分就可以看出，他把货币流通和信贷完全等同起来，这在经济学中是错误的。（附带指出，无息信贷无非是财产就是盗窃⁴³这一论点的虚伪的、市侩的、怯懦的形式。不是让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资本，而是让资本家不得不把资本交给工人。）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谈。

　　至于所讨论的题目本身，达里蒙只得出这样的结论：银行出卖信贷，就像商人出卖商品，工人出卖劳动一样，当需求与供给相比增加的时候，就卖得贵一些，也就是说，正当公众最需要银行的服务的时候，银行使公众得到它的服务变得困难了。我们看到，不管银行发行可兑现的还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它都必须这样做。

　　法兰西银行在1855年10月的做法引起了一片“大喊大叫声’（同上，第4页），引起了银行和公众代言人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达里蒙对这场争论进行总结或者说佯装进行总结。我们在这里只是顺便地看看他总结些什么，因为他的总结表明论战双方的弱点，他们经常随意离题，在外部原因上兜圈子。论战双方的每一方都随时抛掉自己的武器，找出另外的武器。双方之所以交不了锋，不仅是因为他们经常调换他们用来战斗的武器，而且也因为他们只要在一个场地上相遇，就立即逃到另一个场地上去。

　　（从1806年至1855年，法国的贴现率没有达到过6%；50年来，商业汇票最长的支付期限几乎始终是90天。）

　　达里蒙让银行自我辩护时所带有的弱点，以及他自己的错误见解，例如，从他的虚构的对话中的下列地方[I—6]就可以看出来：

　　银行的反对者说：

　　“由于您的垄断，您成了信贷的分配者和调节者。当您显得严厉的时候，贴现业者不仅模仿您，并且比您更严厉…… 由于您的一些措施，您已经使营业停滞。”（同上，第5页）

　　银行则说，并且是“谦恭地”说

　　“您想要我怎样做？——银行谦恭地说……——为了提防外国人，我必须提防本国同胞…… 首先我必须阻止硬币的外流，没有硬币我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同上，第5页）

　　银行被说得荒谬可笑。让它离开问题，说一番空话，以便人们有可能也用空话来回答它。在这一对话中，银行也抱有达里蒙的幻想：银行由于自己的垄断确实调节着信贷。实际上，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也就是说，在它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时候才开始。在货币市场松动、每人都按2 ¹/₂%进行贴现时，让银行仍然按5%贴现，这时，贴现业者就不会模仿它，而会把一切贴现业务从它鼻子底下夺走。1844年法令⁴⁴实行以来的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法律使英格兰银行在贴现业务等等方面成为私人银行家的真正对手。英格兰银行为了在货币市场松动时期保证自己在贴现业务方面占有一个份额，并且是日益增多的份额，经常被迫降低贴现率，不仅降低到私人银行家的水平，而且往往更低。因此，银行“对信贷的调节”应该有保留地来理解，而达里蒙却把自己关于银行无条件地控制货币市场和信贷的偏见当作出发点。

　　达里蒙不是批判地研究银行对货币市场拥有真正权力的条件，而是立即抓住这样一句话：硬币对于银行说来就是一切，银行必须防止硬币流往国外。法兰西学院⁴⁵的一位教授（舍伐利埃）回答说：

　　“金银是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的商品…… 银行的金属储备之所以需要只是为了在紧急时期把它运往国外去买东西。”

　　银行回答说

　　“金属货币不是同其他商品—样的商品，而是交换工具，由于这一称号，它享有为其他一切商品规定法律的特权。”

　　在这里，达里蒙突然在战斗双方之间出现：

　　因此，不仅现今的危机，而且周期性的商业危机，都应该归因于金银享有的这种特权，即唯有金银才能充当可靠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

　　为了消除危机造成的种种不愉快

　　“只要做到下面这一点就够了：金银成为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或者，准确地说，一切商品都具有和金银一样的等级（由于同样的名义）而成为交换工具，产品确实同产品交换”（同上，第5一7页）。

　　在这里，把争论的问题想象得多么肤浅。既然银行发行货币凭证（银行券）和可用金（银）偿还的资本债券（存款），那么，不言而喻，银行对自己的金属储备的减少只能在一定的程度内听任和容忍，而不予理会。这种论调同金属货币理论毫无关系。达里蒙的危机理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在《流通危机简史》⁴⁶—章中，达里蒙先生略而不谈1809—1811年英国的危机，仅仅在谈到1810年时，指出任命金条委员会⁴⁷，在谈到1811年时，又略去了实际的危机（1809年开始），而只提到两点：一是下院通过的决议：

　　“银行券同金银条块相比的贬值，不是由纸币的贬值引起的，而是由金银条块的腾贵引起的”；

　　二是持相反论断的李嘉图的小册子⁽⁵⁾，他认为从李嘉图的论断中应得出如下结论：

　　“最完善状态的货币是纸币”（第22—23页）。

　　在这里，1809到1811年的危机是重要的，因为银行当时发行的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可见，危机决不是由银行券可兑换成金（金属）而产生的，因此，也决不能通过废除这种可兑换性来加以防止。达里蒙用灵巧的裁剪手法避开了这些会驳倒他的危机理论的事实。他抓住李嘉图的格言，虽然这与问题的实际内容和小册子——论银行券的贬值——的实际内容毫无关系。他忽略了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及其错误的前提已经完全被驳倒。这种理论的错误前提是认为银行控制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价格，然而情况正好相反，是价格决定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在李嘉图时代，对货币流通现象还没有作任何详细的研究。这一点顺便提一下。

　　金银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金银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作为一般交换工具，金银是享有特权的商品，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特权，金银使其他商品降了级。这就是达里蒙对这种对立所作的最终分析。达里蒙最后做出判决：要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那时，你们消除的不是金银货币的特有的弊病，或者说可以兑换成金银的银行券的特有的弊病。你们消除的是一切弊病。或者不如说，把一切商品提高到现在只有金银才享有的垄断地位。让教皇存在，但是使每个人都成为教皇。废除货币，办法是你们把每个商品都变成货币，并且赋予它以货币的特性。

　　在这里，不禁要问，这个问题是否表明了它本身的荒谬，因而，任务所提出的条件本身已经包含着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回答往往只能是对问题的批判，而问题往往只能[I—7]由对问题本身的否定来解决。

　　实际问题是：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是否需要一种特有的交换工具？它是否必然会创造一种一切价值的等价物？这种交换工具的或这种等价物的一种形式可能比其他形式更顺手、更合适，更少一些不便。但是，由一种特殊的交换工具，一种特殊的然而又是一般的等价物的存在而造成的不便，必然会在任何一种——虽然各不相同的——形式中重复产生。当然，达里蒙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本身。要废除货币而又不要废除货币!要废除金银由于作为货币这种排他物而具有的排他的特权，但是要把一切商品变成货币，也就是说，要使一切商品都具有离开排他性就不再存在的属性。

　　在贵金属的外流中确实出现了矛盾，达里蒙对这一矛盾的理解以及克服办法是同样肤浅的。显然，金银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而现代经济学突然惊恐地看到，它竟不时一再地回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偏见上去。英国经济学家企图通过某种区分来克服困难。他们说，在发生这种货币危机的时候，所需要的不是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作为铸币的金银，而是作为资本的金银。他们忘记加上一句：资本，然而是在一定的金银形式上的资本。如果任何形式上的资本都能够输出，那么，为什么输出的恰恰是这种商品，而大多数其他商品却由于输出不足而跌价呢？

　　我们举些特定的例子来说：贵金属外流是由于国内某种主要食物（例如谷物）歉收，是由于某种进口的主要消费品（例如茶叶）在国外歉收并因而涨价引起的；贵金属外流是由于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原料（棉花、羊毛、丝、亚麻）歉收引起的；贵金属外流是由于进口过剩（因投机、战争等等）引起的。在国内歉收的情况下，对（谷物、茶叶、棉花、亚麻等）突然的或长期的减产进行补偿，给国民带来双重的损害。国民所投的资本的或劳动的一部分不能再生产出来——这是生产的真正缩减。为了填补这一漏洞，必须拿出再生产出来的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同减产量并不是形成简单的算术比例，因为欠缺的产品由于供给减少，需求增大，在世界市场上会涨价，而且必然会涨价。

　　必须仔细地研究，如果抛开货币不说，这类危机会呈现出什么样子，而在这里既定的关系内，货币带来什么样的规定性。（谷物歉收和进口过剩是主要的场合。战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直接从经济上来看，这就像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扔到水中一样。）

　　谷物歉收的场合。把该国同另一个国家加以比较，那就很清楚，它的资本（不仅是它的实际财富）减少了，这就像一个农民把做面包的生面团烧掉了，他不得不向面包师购买，于是他少掉了购买面包的金额。至于国内，看来，谷物价格的上涨，就价值来说，使一切仍保持原状。只不过撇开下面这一点不说：在真正歉收的情况下，减少的谷物数量乘以上涨的价格，决不等于正常的谷物数量乘以较低的价格。

　　假定英国只生产1夸特小麦，而这1夸特小麦的价格达到以前3 000万夸特小麦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撇开该国缺少再生产生命和谷物的手段不说，如果我们假定再生产1夸特小麦所需要的工作日为a，那么，该国就要以a×3 000万工作日（生产费用⁴⁸）来交换a×1工作日（产品）；它的资本的生产力就会减小到原来的几千万分之一，而国内拥有的价值总额就会减少，因为每个工作日就会贬值到原来的三千万分之一。每一份资本现在只代表自己以前价值的、自己的等价物即生产费用的 ¹/30 000 000，虽然在上述场合一国资本的名义价值并未减少（把土地的跌价撇开不说），因为其余产品的价值的减少正好由1夸特小麦的价值的增加所补偿。小麦价格提高到3 000万倍就是其余一切产品以同样程度跌价的表现。

　　此外，本国和外国的这种区别是完全虚妄的。一个国家，谷物遭到歉收，向外国购买谷物，这个国家同外国的关系，和这个国家的每个个人同租地农场主或谷物商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个人必须用于购买谷物的追加数额，是他的资本即他自行支配的资金的直接减少。

　　为了使问题不致被一些不重要的影响搞混，应该假定一国实行粮食的自由买卖。即使进口的谷物像自己生产的谷物一样便宜，该国仍然少掉了租地农场主没有再生产出来的那部分资本。但是，在我们所作的假定下，该国进口的外国谷物的数量总是等于正常价格下可能进口的数量。因此，进口的增长是以价格上涨为前提的。

　　谷物价格的上涨等于其余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一夸特谷物的生产费用（表现为价格）的提高，等于在其他一切形式上存在的资本的生产率的降低。用于购买谷物的数额增加了，对其他一切产品的购买必然相应减少，因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必然相应降低。不管是有或没有金属货币或其他任何货币，该国会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仅波及谷物，而且波及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生产率确实降低了，它们的产品的价格同正常生产费用所决定的价值相比下降了，而且也因为一切契约、债务等等都是以产品的平均价格为基础的。举例来说，必须提供x舍费耳谷物来支付国债，而这x舍费耳的生产费用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了。

　　因此，完全不考虑货币的情况，[I—8）该国也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不仅撇开货币，甚至撇开产品的交换价值不说，产品仍会贬值，该国的生产率仍会下降，而该国的一切经济关系是以它的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

　　因此，谷物歉收引起的危机决不是由贵金属外流造成的，虽然为制止这种外流而设置的障碍可以加剧这种危机。

　　无论如何也不能附和蒲鲁东⁴⁹，说什么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只有贵金属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具有可靠的价值；这是因为，仔细考察一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意味着必须拿出更多的金银来交换一定量的谷物，也就是说，金银的价格同谷物的价格相比下跌了。因此，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同谷物相比贬值了，任何特权也不能保护金银免于贬值。金银同谷物相比的贬值和谷物价格的上涨是一回事。（这并不完全正确。例如一夸特谷物从50先令上涨到100先令，也就是上涨50%，但是棉织品下降100%。这样，银同谷物相比只下降50%，而棉织品（由于需求停滞等等）同银相比下降了100%。⁵⁰也就是说，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超过谷物价格的上涨。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最近几年，谷物有时上涨100%，而工业品并不是按照金同谷物相比下跌的同一比例下跌。这种情况并不直接影响一般原理。）也不能说，金享有特权，是由于金作为铸币，它的量是准确和可靠地规定的。一塔勒（银）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是一塔勒。同样，一舍费耳小麦始终是一舍费耳，一码麻布始终是一码。

　　因此，在谷物严重歉收的情况下，大多数商品（包括劳动）的跌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金的输出，因为即使本国的金根本不输出，外国谷物根本不输入，跌价和危机还是会发生的。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大家知道，这一规律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内（从全国范围来看）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一切领域内所起的作用，要强烈和有力得不可比拟。金的输出不是谷物危机的原因，而谷物危机却是金的输出的原因。

　　如果就金银本身来考察，那么可以断言，它们只是在两个方面影响危机，使危机的症状更加恶化：（1）金的输出因银行受金属条件的约束而变得困难；银行因而针对这种金的输出所采取的措施对国内流通产生不利的反作用；（2）金的输出是必需的，因为外国只愿意以金的形式而不愿意以任何其他形式接受资本。

　　即使第一点困难得到克服，第二点困难可能仍然存在。英格兰银行正是当它在法律上有权发行不可兑现的银行券的时期经历这种困难的。银行券同金条相比贬值了，而金的造币局价格同金条价格相比也下跌了。对银行券来说，金成了特种商品。可以说，从银行券名义上代表一定数量的金来说，银行券还依赖于金，而实际上用银行券是不能换回金的。金仍然是银行券的名称，虽然在法律上银行券已经不再能够向银行换回这一数量的金。

　　只要纸币从金得到名称（也就是说，例如五镑银行券是5索维林的纸代表），对银行券说来，银行券可兑换为金就仍然是经济规律，不管这一规律在政策上是否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这要在以后来考察，并且不直接属于所研究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1799—1819年时期⁵¹还继续声称，它们代表一定量金的价值。除了通过银行券实际上支配多少金条这个事实之外，还能通过其他办法来检验这种声明吗？从五镑银行券不再能够得到等于5索维林的金条价值的时刻起，银行券就贬值了，虽然它是不能兑现的。银行券的名称所表明的银行券价值和一定量金的价值相等，立即同银行券和金的实际上的不相等发生矛盾。

　　因此，坚持把金当作银行券的名称的英国人中间争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银行券兑换为金的问题，——这种兑现只不过是把银行券的名称在理论上所表明的那种相等，从实践上表示出来，——而是怎样保证这种兑现的问题，是通过在法律上对银行作出限制来保证这种兑现呢，还是让这种兑现放任自流呢？持后一种看法的人断言，发行银行凭票据发放贷款，因而它的银行券保证能够流回，这种兑现平均说来是有保证的，而他们的反对者反正从来没有提供比这个平均保证更多的东西。后一情况是事实。顺便说一下，这种平均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平均计算能够和应该既成为银行的根据，也成为一切保险机构等等的根据。站在这方面的，首先是苏格兰的各银行，它们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典范。

　　严格的金条主义者则说：他们是认真对待[I—9]兑现的；这种兑现的必要性是由银行券本身的命名造成的；银行负有兑现的义务，就使银行券始终成为可兑现的，这就形成对过量发行的限制；他们的反对者是不可兑现论的虚假的维护者。在这两派之间，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派别，有一群小的“品种”。

　　最后，不可兑现论的辩护者，坚定的反金条主义者，自己不知道他们只是不可兑现论的虚假的拥护者，正如他们的反对者只是可兑现论的虚假的拥护者一样，因为反金条主义者坚持银行券的命名，也就是把具有一定命名的银行券同一定金量的实际相等当作计量自己的银行券的十足价值的尺度。

　　在普鲁士存在着强制流通的纸币。（由于一定量的税必须以纸币支付，就此而言，纸币的流回是有保证的。）这些纸塔勒不是支取银的凭证，根据法律它们不能向任何银行换取银等等。它们不是由商业银行凭票据而贷出的，而是政府为负担自己的费用发出的。但是，它们的命名就是银的命名。一个纸塔勒声称代表和一个银塔勒同样的价值。如果对政府的信任发生根本的动摇，或者这种纸币以大于流通的需要所要求的比例发行，那么，在实践中纸塔勒就不再与银塔勒处于同等地位，就会贬值，因为它会降到它的名称所表示的价值之下。如果不是发生上述情况，而是产生了对银的特别需要，例如，为了输出，使银与纸塔勒相比拥有特权，那么，纸塔勒也会贬值。

　　因此，可兑换为金银成了以金银命名的任何纸币的实际价值尺度，不管这种纸币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名义价值只是像影子那样跟随着它的实体；两者是否一致，那要由它们的实际可兑现性（可交换性）来证明。实际价值降低到名义价值以下就是贬值。实际的互相平行运动，互相交换，就是兑现。就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来说，可兑现性不是表现在银行的出纳上，而是表现在具有用金属货币命名的纸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日常交换上。实际上，如果不再是通过在全国各地的日常交易，而是要通过在银行出纳处进行特别的大量试验来确认可兑现银行券的可兑现性，那么，这种兑现就已经是受到危害的了。

　　在苏格兰，纸币在农村中甚至比金属货币更受欢迎。苏格兰在1845年以前，也就是在英国1844年法令⁴⁴强加于它以前，自然也经历了英国的一切社会危机，而有些危机甚至更加厉害，因为“清扫”土地⁵²在这里进行得更加肆无忌惮。但是，苏格兰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货币危机（某些银行由于轻率地提供贷款而破产，这是例外情形，和这里的问题无关）；没有银行券贬值，没有抱怨，没有对于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否够用的研究等等。

　　在这里，苏格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方面表明在现存基础上可以怎样充分调节货币制度——消除达里蒙所抱怨的一切弊病——而不必屏弃现存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基础的矛盾、对抗、阶级对立等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尖锐。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达里蒙和他的保护者，那位为他的书写序的埃米尔·日拉丹——他以理论上的空想来补充前者实践上的欺骗——不是在苏格兰去发现同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这类垄断银行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在美国去寻找，而在美国，由于要得到州的特许证，银行制度只在名义上是自由的，那里没有银行的自由竞争，只存在着垄断银行的联邦制度。

　　确实，苏格兰的银行制度和货币制度是流通魔术师的幻想所碰到的最危险的暗礁。尽管金币或银币（在没有铸币的法定复本位制的地方）对其他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经常发生变化，但人们不说金币和银币贬值了。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它们就是它们自己的名称，因为它们的名称不是一种价值的名称，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以某一第三种商品来估价，而只是表示自身物质的可除部分，即一索维林等于若干重量的金量。

　　因此，金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这不是因为只有金才表现可靠的价值，而是因为金作为货币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价值，而是自身物质的一定量，它在自己额头上标明的，是自己的量的规定性。（以后应当更详细地研究，金币和银币的这种特征归根到底是不是一切货币的内在属性。）

　　达里蒙及其同伙被金属货币的这种名义上的不可贬值性所迷惑，只看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金银同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升值了；他们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在所谓的繁荣时期，即价格暂时普遍上涨的时期，金银或者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劳动也许除外，但并非总是如此）相比贬值了。由于金属货币（以及以它为基础的一切种类的货币）的这种贬值总是先于它的升值，他们本来应该按相反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要预防货币的周期重复的贬值（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废除商品对货币的特权）。如果采用后一种提法，任务就会立即解决，这就是要取消价格的涨落。取消价格的涨落就是消灭价格。这也就是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I—10]相适应的交换。要这样，就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

　　可见，可兑现性——法定的或不是法定的——始终是对每一种这样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这种货币的名称使它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也就是说，使它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等同。等同已经包含着对立面——可能的不等同；可兑现性包含着它的对立面——不可兑现性；升值包含着贬值。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潜在地包含着。

　　例如，假定索维林不仅叫作索维林，——这只是一盎司金的x可除部分的尊称（计算名称），正如米是一定长度的尊称一样，——而且它还例如叫作 ¹/x 小时劳动时间。事实上， ¹/x 盎司金无非是物化的即对象化的x小时劳动时间。但是，金是过去的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劳动时间。它的名称使一定量劳动成为它的标准。一磅金必须能兑现为x小时劳动时间，必须能够随时购买这些劳动时间；一旦它能够购买的劳动时间多了或少了，它就是升值或贬值了；在后一情况下，它的可兑现性就终止了。

　　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必要的劳动时间。我们就拿一磅金本身来说：假定它是20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假定由于某些情况，后来生产一磅金只需要10小时。一磅金的名称表明它＝20小时劳动时间，现在它只＝10小时劳动时间，因为20小时劳动时间＝2磅金。10小时劳动实际上交换一磅金；也就是说，一磅金不能再交换20劳动小时。

　　具有x劳动小时这种平民名称的金币发生的变动，会大于任何其他货币，特别是大于现在的金币；因为金和金相比是不能提高或降低的（它和它本身相等），但是，一定量金包含的过去的劳动时间同现在的活劳动时间相比，必定不断地提高或降低。要使它保持可以兑现，就必须使劳动小时的生产率保持不变。但一般经济规律是，生产费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以致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就会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要防止这种弊病，人们也许会说，不应该让金获得劳动小时的名称，正如魏特林⁵³和在他之前的英国人及在他之后的法国人，其中包括蒲鲁东之流所建议的那样，而应该让纸币即单纯的价值符号来获得这种名称。在这里，体现在纸本身中的劳动时间，和银行券的紙的价值一样，在计算上是微不足道的。纸券将纯粹是劳动小时的代表，正如银行券纯粹是金或银的代表一样。如果劳动小时的生产率提高了，代表劳动小时的纸券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反之亦然；正如现在一张五镑银行券会由于金同其他商品相比的相对价值的提高或降低而买到较多或较少的东西一样。

　　根据会使金劳动货币不断贬值的同一规律，纸劳动货币会不断地升值。社会主义者会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工人从自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会得到快乐，而不像现在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别人的财富，造成自身的贬值。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不幸，这里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虑。

　　首先：如果我们假定存在着货币，即使这只是小时券，那么我们也必须假定存在着这种货币的积累，存在着以这种货币形式订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等。积累的纸券和新发行的纸券一样，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如果世界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已订立的要用一定量金来偿付的债务没有持续到金价值发生波动的时刻，那么，金价值或银价值的降低或提高就会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在这里，小时券和小时生产率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里应该研究的是小时券的兑现问题。我们通过迂回的道路，也会达到同一目的。虽然为时过早，但还是可以谈一谈作为小时券依据的那些幻想，这些幻想使我们能够看到把蒲鲁东的流通理论和他的一般理论——他的价值决定[I—11]理论——联系起来的最深奥的秘密。例如在布雷和格雷那里，我们也能找到这种同样的联系。其中是否有正确的东西作为根据，我们以后再去研究（先要顺便指出：如果银行券单纯被看作金的支取凭证，那么，它要不贬值，它的发行量就不能超过它所要代替的金币量。如果我凭同一十五镑的金，向三个不同的债权人开出三张十五镑的支取凭证，那么，事实上每一张只是 ¹⁵/₃ 镑即5镑的支取凭证。因此，每一张银行券从一开始就贬值到333 ¹/₃%）。

　　一切商品（包括劳动）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由那种用劳动时间本身命名的劳动货币来代替金属货币（以及用它命名的纸币或信用货币），就会把商品的实际价值（交换价值）和商品的名义价值、价格、货币价值等同起来。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等同，价值和价格等同。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前提只能是：价值和价格只是名义上不同。可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只要平均数是作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数合计计算出来的，例如，按25年的咖啡价格平均计算，一磅咖啡值一先令，那么平均数就表现为外在的抽象；但是，如果把平均数同时理解为商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所经历的波动的推动力和起推动作用的原则，那么平均数就是十分现实的。

　　这种现实性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它是商业投机的基础，因为商业投机进行概率计算时，既要从被它当作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出发，也要从在这个中心以上和以下波动的平均高度和平均低度出发。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它。

　　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实际价值，是由于它不断波动，决不是由于和实际价值这个第三物相等，而是由于和它自身经常不相等（要是黑格尔的话，就会这样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性，而是由于不断的否定的否定⁵⁴，也就是说，是由于对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它自身的否定）。而实际价值本身——不以它对市场价格波动的支配为转移（撇开它是这些波动的规律不说）——又否定自己，并使商品的实际价值不断和它自身的规定发生矛盾，使现有商品的实际价值贬值或升值——这一点我在我那本驳斥蒲鲁东的小册子中已经指出⁵⁵，在这里不需要详细论述。

　　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像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但是它们不断地不同，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供求的波动。

　　表现商品价格的，表现商品市场价值的金或银，本身是一定量的积累劳动，是一定数量的物化劳动时间。假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和金银的生产费用都保持不变，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就无非表示，一个等于x劳动时间的商品，在市场上不断地支配着大于或小于x的劳动时间，不断地高于或低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商品的平均价值。

　　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的第一个基本错觉在于：他们以为只要取消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不用劳动时间的一定对象化，比如说金和银，而用劳动时间本身来表现价值，——他们也就消除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实际差别和矛盾。这样说来，不言而喻，单是实行小时券，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危机，一切弊病就都消除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商品的实际价值；需求＝供给；生产＝消费；既废除货币，又保存货币；似乎只要确认生产商品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能以价值符号，货币，以小时券的形式创造出一种和这种劳动时间相当的摹本。这样一来，每个商品就会直接转化为货币，而金和银则下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

　　没有必要详细地说明，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的矛盾——平均价格和价格（其平均数就是平均价格）之间的矛盾——，一定量和其平均量之间的差别，[I—12]是不会由于下面这种办法而消除的：取消这两者的单纯名称的差别，即不说1磅面包值8便士，而说1磅面包＝ ¹/x 劳动小时。相反，如果8便士＝ ¹/x 劳动小时，如果物化在1磅面包中的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 ¹/x 劳动小时，那么，由于价值尺度同时又是表现价格的要素，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别只会使它们的隐藏在金价格和银价格中的差别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样就会得出一个无限的等式。（包含在8便士中或由一张纸券表现的） ¹/x 劳动小时大于或小于（包含在1磅面包中的） ¹/x 劳动小时。

　　代表平均劳动时间的小时券决不会和实际劳动时间一致，也决不能和它兑换；也就是说，对象化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所能支配的决不是和它本身等量的劳动货币，反过来说也一样，而是较多或较少的劳动货币，正如现在市场价值的任何波动都表现为其金价格和银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⁶⁾，商品同小时券相比——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不断贬值，产生于劳动时间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产生于相对价值本身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由相对价值固有的原则即劳动时间所造成的。我们现在说的小时券不可兑换无非是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不可兑换的另一种说法。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动时间，并且在纸券上取得一种和这一实际不等相适应的、独立的、特有的存在。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和尺度，又会作为个体化的、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和商品相对立，也就是说，它具有现在的货币的一切属性，而不提供这种货币的服务。但是，由于比较各商品即各对象化劳动时间量所用的手段，不是一个第三种商品，而是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本身，所以混乱就更严重了。

　　商品a，3小时劳动时间的对象化＝2劳动小时券；商品b，也是3劳动小时的对象化＝4劳动小时券。这个矛盾事实上已表现在货币价格中，只是隐蔽地表现罢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用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和这个商品与之交换的劳动时间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商品来充当表现商品的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由于价格不等于价值，所以决定价值的要素——劳动时间——就不可能是表现价格的要素，因为不然的话，劳动时间就会同时是决定者，又不是决定者，和自身相等，又和自身不相等。因为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地存在着，所以它不能充当对价格进行比较的材料。（在这里，同时弄清楚了，价值关系是怎样和为什么在货币上取得了物质的、独立的存在。这一点在后面再详细论述。）价格和价值的差别，需要以另外一种尺度而不是以价值本身的尺度去衡量作为价格的价值。‘和价值不同，价格必然是货币价格。由此可见，价格和价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是由它们实际上的差别决定的。

脚　　注

(4) 歌德《爱格蒙特》第5幕。——编者注
(5) 指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0年伦敦版。——编者注
(6) 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

注　　释

35 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 Mobilier全称Société générale du Crédit 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于1852年创立并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担保。因此，同一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它的保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撅，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仿照动产信用公司建立类似的机构。马克思对动产信用公司所作的分析，参看他1856——1857年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部分有关伊·贝列拉的脚注。——67。
37 马克思的这个手稿是后来的《资本论》最初的草稿，包含在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注明I—VII的七个笔记本中。在最后一本即第VII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明；《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of （Fortsetzung）》，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续”这个词表示第七本是前六本的继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可以认为是全部手稿的主要标题。马克思在1858年11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18571858年期间的这部经济学手稿时把它叫作“草稿”。手稿确实具有明显的草稿性质。马克思在1858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这个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
　　手稿一开始是第2章，即《货币章》，后面接着是篇幅很大的第3章，即《资本章》。在手稿的最后一页上，马克思起草了第1章的开头，这一章应该是论述商品的，不过马克思当时还把它放在《价值》的标题下。手稿的写作很可能始于1857年底，因为马克思在第I笔记本第46页（见本卷第166页）上引用了1857年11月8口《每周快讯）上的一段话。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马克思在此之前就已开始了手稿的写作，不过中断了较长的时间。因为马克思在1857年1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已经对达里蒙的著作作了简短评论，手稿第H笔记本第18页（见本卷第101——102页）上还引用了1857年1月24日《经济学家》杂志和1857年2月12日《晨星报》的一些话。但无论如何、第I笔记本的结尾部分不可能早于1857年11月8日。这部手稿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它很少分段，并不是按事先确定的计划写的，相反，它的结构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在写作时，利用了他在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写的大量摘录笔记，许多引文注有这些摘录笔记的页码。
　　在本卷中，这部手稿是按照马克思原来的顺序刊印的，不过由编者加了些标题，划分了节和小节，并把过长的段落划分成较短的段落。只有在极个别场合，即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是前面内容的补充的地方，才作了个别的挪动。这些极个别的挪动之处都在方括号内标明了笔记本的号数和页码。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本手稿没有发表，1939—1941年第一次在莫斯科用德文原文出版，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55。
38 马克思把蒲鲁东主义者阿·达里蒙的著作《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作为《货币章》的起点，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在1857年1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过达里蒙的这本书。马克思在《货币章》里不是仅仅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关于货币和银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用的幻想，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分析了作为商品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货币的形成和本质。《货币章》这一标题是马克思后来补加的，他以后又补加了罗马数字“II”。引文后圆括号里的数字指的是达里蒙的著作《论银行改革》的页码。——59。
39 马克思采用了达里蒙著作中的数字10 100万，但正确的数字很可能是10 800万。——60、64、66。
40 从列举的数字来看，应为“减少”。据此，以下的有关数字和结论也应作相应的变动。不过，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从达里蒙的统计表中得出的结论。——63。
41 巴黎世界工业博览会于1855年5—11月举行。——67。
42 东方战争即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同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政治利益冲突引起的、俄国战败，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结束。——67。
43 “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是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的基本论题。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一书中阐述了“无息信贷”的理论。关于马克思对这种理论的评论，见《资本论》第3卷第36章和《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附录》第6节。——70。
44 1844年法令指英格兰银行改革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9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71、80。
45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法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1530年在巴黎建立。——72。
46 阿·达里蒙《论银行改革》一书第3章的标题是《流通银行简史》，见阿·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第20—27页。——73。
47 金条委员会（Bull1ionkomitee）是英国下院于1810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研究银行券贬值、贵金属价格上涨的原因，揭示流通手段和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汇兑率的状况。——73。
48 生产费用是马克思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所使用的一个术语，其含义是“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1节（c））．“商品本身的实在的生产费用”（见同上书，第3册《附录》第5节），而不是只支付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的资本家所耗费的生产费用。——76。
49 蒲鲁东关于产生危机的观点见他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68—70页。——77。
50 这些百分比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个例子可能是这样的：1夸特谷物从50先令上涨到100先令，而棉织品从100先令下降到20先令，银同谷物相比只下降50%，棉织品（由于需求停滞等等）同银相比下降了80%。——77。
51 1799—1819年时期指英国银行限制法（Bank Restriction Act）生效时期。为使英格兰银行不致破产，1797年s月英国政府颁布了银行限制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的强制性牌价，并且停止用银行券兑换黄金。1819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法令。实际上这种兑换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3章中把银行限制法的实施期间写成1797—1820年。——78。
52 清扫土地或清扫领地（Clearing of the land；Clearing of estates）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例子之一。在16、17世纪，甚至在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化的农村贵族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2节）。——80。
53 指威·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一书中阐述的劳动货币理论，在英国，持这种理论的有约·弗·布雷、托·霍吉斯金，威·汤普逊以及欧文的其他一些追随者。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中批判地分析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3编第4节中也批判了魏特林的这一理论。——83。
54 关于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这一术语，参看他的《逻辑学》1834年柏林版下册第1篇第2章A节《同一》。——85。
55 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第2节。——85。

[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商品a＝1先令（即＝ ¹/x 银）；商品b＝2先令（即 ²/x 银）。因此，商品b＝商品a的价值的两倍。a和b之 ¹/x 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银相交换的比例得到表现的，而不是通过与一个价值比例相交换的比例得到表现的。

　　每一个商品（产品或生产工具）都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它的价值，即它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或其他商品与它相交换的比例，等于在它身上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例如，如果一个商品＝1小时劳动时间，那么，它就可以同都是1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整个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交换价值＝市场价值；实际价值＝价格。）

　　商品的价值和商品本身不同。商品仅仅在交换（实际的或想象的）中才是价值（交换价值）：价值不仅是这种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是这种商品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的指数，同时是这种商品在生产中已经与其他商品（物化劳动时间）相交换的比例的指数；价值是量上一定的[I—13]可交换性。例如，1码棉布和1升油，作为棉布和油来看，这些商品自然互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属性，要用不同的尺度来计量，是不可通约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因此全都可以按一定的量的比例互相计量和互相替换（互相交换，可以互相兑换）。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一本有一定价值的书和一个有同一价值的面包相交换，它们是同一价值，只是材料不同罢了。作为价值，商品按一定的比例同时是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

　　但是，因为商品——或者确切地说，产品或生产工具——和作为价值的自身不同，所以，作为价值，它和作为产品的自身不同。它作为价值的属性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同时取得一个和它的自然存在不同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商品作为价值彼此只是在量上不同，所以每种商品必然在质上和自身的价值不同。因此，商品的价值也必然取得一个在质上可以和商品区别的存在，并且在实际交换中，这种可分离性必然变成实际的分离，这是因为商品的自然差别必然和商品的经济等价发生矛盾，两者所以能够并存，只是由于商品取得了二重存在，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还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

　　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在它的自然存在中，它却不是这样。作为价值，商品无论经历多少形态变化和具有多少存在形式，都保持不变；在实际中，商品进行交换，只是因为它们不相同并且适合于各种不同的需要。作为价值，商品是一般的，作为实际的商品，商品是一种特殊性。作为价值，商品总是可交换的；在实际的交换中，只有当商品符合特殊的条件，商品才是可交换的。作为价值，商品的可交换性的尺度决定于商品本身，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正是这个商品换成其他商品的比例；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只有在和自己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并且和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可交换的。

　　（总之，当作货币的特殊属性列举的一切属性，都是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属性，是产品作为价值——不同于价值作为产品——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同商品本身并列的特殊存在，是货币；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它是一切商品向之转化，而本身又转化为一切商品的那种形式；是一般等价物。）

　　任何时候，在计算，记账等等时，我们都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把商品当作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象掉。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单纯的抽象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的中介，一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商品在其自然属性上，既不总是可交换的，也不是可同任何其他商品交换的；它可以和其他商品交换，并不是由于它和自身在自然上等同，而是由于它被设定⁵⁶为和自身不等同，设定为和自身不同的东西，设定为交换价值。我们首先必须把商品转变为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然后才能拿这个交换价值和其他交换价值进行比较和交换。

　　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当两种商品互相交换时，每一种商品首先等于一个表现出它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例如，在西非海岸的某些黑人那里，等于x金属条块⁵⁷。一种商品＝1金属条块；另一种商品＝2金属条块。它们按照这个比例交换。在商品互相交换之前，先在头脑中和在语言上把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在商品相交换以前，就要对它们估价，而要对它们估价，就必须使它们彼此处于一定的数字比例中。要使它们处于这样的数字比例中，使它们可以通约，它们就必须具有同一名称（单位），（金属条块具有一个单纯想象的存在，正如一般说来，一种关系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取得一个特殊的化身，才能使自身重新个体化。）为了抵偿在交换中一个价值超过另一个价值的余额，为了进行结算，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就像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中一样，要求用货币支付。

　　产品（或者活动）只是作为商品相交换；在交换本身中，商品只是作为价值而存在；只有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才进行比较。为了确定我用一码麻布能交换的面包的重量，我先使一码麻布＝自己的交换价值，也就是＝ ¹/x 劳动时间。同样，我使一磅面包＝自己的交换价值＝ ¹/x 或 ²/x 等等劳动时间。我使每一个商品＝某个第三物；也就是说，[I—14]使它和自身不相同。这个第三物不同于这两种商品，因为它表现一种关系，所以它最初存在于头脑中，存在于想象中，正如一般说来，要确定不同于彼此发生关系的主体⁵⁸的那些关系，就只能想象这些关系。

　　当一种产品（或活动）成为交换价值时，它不仅转化为一定的量的比例，转化为比例数，——也就是说，转化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表明若干量的其他商品和它相等，是它的等价物，或者说，它按什么比例是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而且同时还必须在质上转化，变为另一种要素，以便两种商品变成具有同一单位的名数，也就是说，变成可以通约的。

　　商品首先必须转化为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转化为某种在质上和它不同的东西（其所以在质上不同，（1）因为商品不是作为劳动时间的劳动时间，而是物化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不是处于运动形式，而是处于静止形式；不是处于过程形式，而是处于结果形式；（2）因为商品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只是和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而是一定的、自然规定的，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的劳动的一定结果），然后才能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量即一定的劳动量，和其他的劳动时间量即其他的劳动量相比较。

　　为了对产品进行单纯的比较一估价，为了在观念上决定产品的价值，只要在头脑中进行这种形态变化就够了（在这种形态变化中，产品单纯作为量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而存在）。在对商品进行比较时，这种抽象就够了；而在实际交换中，这种抽象又必须对象化，象征化，通过一种符号来实现。这种必然性的出现是由于：（1）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两个待交换的商品，是在头脑中转化为共同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从而互相进行估价的。但是，它们要在实际中进行交换，它们的自然属性就同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和单纯名数的规定发生矛盾。它们是不能够随意分割的，等等。（2）在实际交换中，总是特殊的商品和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每一个商品是否可交换，以及它可交换的比例怎样，要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等条件。

　　但是，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并不是使这个商品和一定的其他商品相等，而是表明这个商品是等价物，表明这个商品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在头脑中一下子就作出的这种比较，在实际中只是在一定的、由需要决定的范围以内实现的，并且只是相继实现的。（例如，我用100塔勒的收入，按照我的需要的顺序交换总共等于100塔勒交换价值的一系列商品。）

　　可见，要使商品一下子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并使它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作用，它只和一种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是不够的。商品必须和一个第三物相交换，而这第三物本身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象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因而，可以说，它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一张纸或一张皮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个可除部分。（这样一种象征是以得到公认为前提的；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象征；事实上，它只表现一种社会关系。）

　　这种象征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些可除部分，代表这样一些可除部分的交换价值：它们通过简单的算术组合，能够表现出各交换价值互相间的一切比例。这种象征，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是交换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的实现。（事实上，被用作交换中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商品的一个象征又可能代替这种商品本身。这种商品现在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

　　因此，过程简单地说是这样：产品成为商品，也就是说，成为单纯的交换要素。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为了使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相等，商品换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代表作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商品。然后，作为这种象征化的交换价值，商品又能够按一定的比例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由于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产品开始在头脑中取得了二重存在。这种观念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相分离的存在。

　　[I—15]可见，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在列举货币的通常的属性时，还要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表现这种象征的材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材料。社会的发展，在产生出这种象征的同时，也产生出越来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一种象征如果不是任意的，它就要求那种表现它的材料具有某些条件。例如，文字符号有自己的历史，拼音文字等等。）

　　这样，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出同产品并存的货币。因此，货币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乱和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的形式而消除的（尽管可以用较高级的货币形式来避免较低级的货币形式所具有的困难），同样，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才能认识到货币改革和流通革新可能改造生产关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界限。

　　货币的属性是：（1）商品交换的尺度；（2）交换手段；（3）商品的代表（因此是契约的对象）；（4）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所有这些属性都单纯来自货币是同商品本身相分离的和对象化的交换价值这一规定。（货币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货币的这种属性，使货币同时成为资本的已实现的和始终可以实现的形式，成为资本的始终有效的表现形式。这个属性在金银外流时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属性使资本在历史上最初只以货币的形式出现；最后，这个属性说明了货币和利息率的关系以及货币对利息率的影响。）

　　生产越是发展到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产品越是在实际上成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越是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那么，货币关系以及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产品同作为货币的自身的关系的内在矛盾就必然越是发展。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

　　（要详细说明一切关系转化为货币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义务兵制转化为雇佣兵制，总之，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纯粹的雇佣劳动。）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商品的这个货币属性作为货币同商品相脱离，取得了一个同一切特殊商品及其自然存在形式相分离的一般社会存在；产品对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的关系，成为产品对同它并存的货币的关系，或者说，成为一切产品对在它们全体之外存在的货币的关系。正像产品的实际交换产生产品的交换价值一样，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货币。

　　现在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货币同商品并存，是否从一开始就掩盖了随着这种关系本身而产生的矛盾？

　　第一，商品二重地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一方面商品作为一定的产品存在，而这个产品在自己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观念地包含着（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作为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货币）存在，而这个交换价值又拋弃了同产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切联系，——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I—16]矛盾。商品作为产品的特殊性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产生了二重设定商品的必要性，即一方面表现为这种一定的商品，另方面表现为货币——商品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同商品的一般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商品的可交换性作为同商品并存的物存在于货币上，作为某种和商品不同的东西，不再和商品直接同一的东西而存在。一旦货币成为同商品并存的外在的物，商品同货币的可交换性马上就和可能出现或可能不出现的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受外部条件的支配。

　　在交换中要得到商品，是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由于需要（商品是需要的对象）。相反，要得到货币只是由于它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因此，商品是否能够转化为货币，是否能够同货币相交换，它的交换价值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本来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毫不相干的、不以它为转移的各种情况。商品转化的可能性取决于产品的自然属性；货币转化的可能性是和货币作为象征化的交换价值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商品在它作为产品的一定形式上，不再能同它的一般形式即货币相交换和相等同。

　　因为商品的可交换性是作为货币存在于商品之外，所以它就成为某种和商品不同的东西，对商品来说是异己的东西；商品还必须和这种东西等同，可见，商品最初是和这种东西不等同的；而等同本身取决于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是偶然的。

　　第二，正像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交换货币，货币交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性就终止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可能出现彼此不协调。固然，它们不断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在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是不断的平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

　　第三，随着买和卖的分离，随着交换分裂为两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互相独立的行为，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关系。

　　正像交换本身分裂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一样，交换的总运动本身也同交换者，商品生产者相分离。为交换而交换同为商品而交换相分离。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这个阶层只是为卖而买，只是为再买而卖，这种活动的目的，不是占有作为产品的商品，而只是取得交换价值本身，取得货币。（在单纯的物物交换中，也可能形成一个商人阶层。但是，因为他们支配的只是双方生产的剩余物，所以他们对生产本身的影响以及他们总的来说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完全次要的。）

　　交换价值脱离产品而在货币形式上独立化，与此相适应，交换（商业）则作为脱离交换者的职能而独立化。过去，交换价值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但是，商品交换的目的是直接占有所交换的商品，是消费这种商品（不论这种消费是把商品当作产品来直接满足需要，还是又把商品本身当作生产工具）。

　　现在，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由于交换的这种二重化——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协调。商人在交换中只受商品的买和卖之间的羞额支配；而消费者则必须最终补偿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即商人阶层内部的交换，与流通的结局即商人阶层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尽管归根到底必然是互相制约的，但它们是由完全不同的规律和动机决定的，彼此可能发生最大的矛盾。在这种分离中已经包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因为生产是直接为了商业，只是间接为了[I—17]消费，所以生产既造成了商业同为消费而交换之间的不一致，同样又受这种不一致的影响。（供求关系完全颠倒。）（从真正的商业中义分离出货币经营业。）

　　警句。（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⁵⁹。分工越发达，直接产品就越不再是交换手段。必须有一种一般交换手段，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不依赖于每一个人的特定生产的交换手段。在货币上，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开。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不是每一种物品都能和任何一种物品相交换，一定的活动只能和一定的产品相交换。货币所以能够克服物物交换中包含的困难，只是由于它使这种困难一般化，普遍化了。被强制分离的而本质上是同属一体的各要素，绝对必须通过暴力的爆发，来证明自己是一种本质上同属一体的东西的分离。统一是通过暴力恢复的。一旦敌对的分裂导致了爆发，经济学家就指出本质上的统一，而把异化抽象掉。他们的辩护才智就在于，在一切紧要关头忘记他们自己的规定。作为直接的交换手段的产品，（1）和自己的自然的质还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受这种质的各种方式的限制；例如，它可能变坏，等等；（2）和别人对这种产品或我对别人的产品有没有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一旦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受交换的支配，它们同自己的占有者分离的时刻也就来临。它们是否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从这种分离重新回到它们自己的占有者手中，这是偶然的。因为货币加入交换，我不得不用我的产品交换一般交换价值或一般交换能力，所以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不再是产品。）

　　第四，正像交换价值在货币上作为一般商品与一切特殊商品并列出现一样，交换价值因此也作为特殊商品在货币上（因为货币具有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其他一切商品并列出现。问题不仅在于，货币由于只存在于交换之中，因而作为一般交换能力同商品的特殊交换能力相对立，并且直接使后者消失，尽管如此，它同商品又应当始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样便产生了不一致；问题还在于，货币由于以下原因而同它本身以及它的规定发生矛盾：它本身是一种特殊商品（即使只是符号），因此在它同其他商品的交换中又受特殊交换条件的支配，这些条件是同它的绝对的一般可交换性相矛盾的。（这里还完全没有说到货币固定在一定产品的实体上，等等。）

　　交换价值除了在商品上的存在以外，还在货币上取得自身的存在，它之所以同自身的实体分离，正是因为这个实体的自然规定性同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规定发生了矛盾。作为交换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和其他商品等同（或可以相比较）（在质上：每一种商品只代表量上或多或少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这种等同，它们的这种统一，不同于它们的自然差别，从而在货币上，既表现为商品共同的要素，又表现为与商品相对立的第三物。但是，一方面，交换价值自然仍旧是商品固有的质，然而它同时却存在于商品之外；另一方面，货币不再作为商品的属性，不再作为商品的一般性质存在，而是与商品并列而个体化了，因此它本身成为一种与其他商品并列的特殊商品（可以通过供求来决定；分为各种特殊的货币，等等）。

　　货币成了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同时又不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货币虽然有它的一般规定，它仍然是一种与其他可交换物并列的可交换物。货币不仅是一般交换价值，同时还是一种与其他特殊交换价值并列的特殊交换价值。这里就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新的根源。（在货币经营业从真正的商业分离出来时，货币的特殊性质再次显现出来。）

　　由此可见，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商品相对立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I—18]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些困难；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换，就使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与生产者相对立而独立。

　　（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

　　（1857年1月24日《经济学家》。在研究银行时，要考虑下面这段话

　　“既然商业阶段现在通常参与银行利润的分配，——他们由于股份银行更广泛地发展，废除一切社团特权，把完全的自由扩展到银行业，而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银行利润的分配，——所以这些阶级由于利息率提高而发财致富了。的确，按存款量来看，商业阶级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银行家；既然如此，贴现率对这些人来说必然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然，所有银行的和其他的准备金，都必然是不断勤劳和把利润储蓄起来的结果；因此，把商业阶级和工业阶级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他们必然是他们自己的银行家，而这只需要把自由贸易的原则推广到一切行业，使它们在货币市场的一切波动中损益均衡或抵销。”）

　　货币制度的和货币制度下产品交换的一切矛盾，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关系的发展，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的规定的发展。

　　（1857年2月12日《晨星报》：“去年的货币荒和因此而实行的高贴现率，对法兰西银行获取利润，是非常有利的。该行的股息一直在提高：1852年为118法郎，1853年为154法郎，1854年为194法郎，1855年为200法郎，1856年为272法郎。”）

　　还必须注意下面这些论述：英国银币发行时的价格，高于它所含银的价值。1磅银的内在价值为60—62先令（平均合3金镑），铸成银币后为66先令。造币局支付是按照

　　“目前的市场价格，即每盎司5先令至5先令2便士，而发行则按照每盎司5先令6便士。有两个原因防止了这种措施###〈$$$以银符号为依据而不是以内在价值为依据###〉$$$所造成的一切实际不便：第一，这种铸币只能从造币局获得，而且是按照上述价格获得；因此，作为国内通货，它不能贬值，并且由于它在国内流通时高于它的内在价值，也不能运往国外；第二，作为法定货币，它仅以40先令为限，因此，它决不会和金币发生冲突，也不会影响金币的价值”。建议法国“以银符号为依据而不是以内在价值为依据发行银辅币，并限定其作为法定货币的数额”。但同时：“确定铸币的成色，使内在价值和名义价值之间的差额比我们英国的更大，因为同金相比，银的价值不断提高，很可能不久以后就会上升到目前我们的造币局价格，到那时我们小得不又改变造币局价格。现在，我们的银币比内在价值低5%，而在不久前比内在价值低10%。”（1857年1月24日《经济学家》）

　　可能有人认为，发行小时券就能克服这一切困难。（当然，小时券的存在要以公共信用、银行等等这样一些条件为前提，这些条件在研究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关系时还没有直接提供出来，而且没有这些条件，交换价值和货币也能存在并且存在着；不过，在这里不必更多地谈论这一切；因为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自然把小时券看作“一定系列”⁶⁰的最后的产物，当这个产物最符合货币的“纯粹”概念时，便最后“出现”在现实中。）

　　首先，如果假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已经实现，如果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平衡，归根到底是按比例的生产⁶¹（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那么，货币问题就成为完全次要的了，特别是这样的问题：是发行票券（不管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是金属的还是纸的），还是以另外一种什么形式进行社会簿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必须对现实的货币关系进行研究这样的借口，就是极端荒谬的了。

　　[I—19]银行（任何银行）发行小时券。等于交换价值x即等于x劳动时间的商品a，同代表x劳动时间的货币相交换。银行也必须购买商品，即把这个商品换成它的货币代表，例如，正像现在英格兰银行必须发行银行券去换取黄金一样。商品，即交换价值的实体的因而偶然的存在，同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存在相交换。因此，使商品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并不困难。只需要确切地证实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顺便说一下，这并不像检验金银的成色和重量那样容易），马上就会得出商品的对等价值，商品的货币存在。

　　不论我们怎样谈论问题，它最后总是归结为：发行小时券的银行，按商品的生产费用购买商品，购买一切商品，它除了生产纸券以外，没有为这种购买花费分文，它给予卖者的，不是卖者在某种特定的实体形式上占有的交换价值，而是商品的象征性的交换价值，换句话说，是领取具有等量交换价值的其他一切商品的凭证。当然，交换价值本身只能象征地存在，虽然这个象征——为了能够把它当作物，而不是只当作观念形式来使用——具有物的存在；它不仅是想象的观念，而且通过某种对象的方式实际表现出来。尺度可以保留在手中；交换价值充当尺度，但是只有当这种尺度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交换价值才进行交换。⁶²）

　　可见，银行为了商品而付出货币；货币确实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凭证，也就是说，是领取等量价值的一切商品的凭证；银行进行购买。银行是总的买者，不仅是这种或那种商品的买者，而且是一切商品的买者。因为银行正是必须使每一种商品都转化为它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存在。但是，既然银行是总的买者，它也必然是总的卖者，不仅是储存一切商品的堆栈，不仅是总的商店，而且也是商品的占有者，正像每个其他商人都是商品的占有者一样。

　　我用我的商品a换成代表它的交换价值的小时券b；但这只是为了使我能够再把这个b任意变为一切实在商品c、d、e等等。这种货币能不能在银行之外流通呢？能不能不只在小时券的所有者和银行之间流通呢？用什么来保证这种券可以兑现呢？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商品（产品或劳动）的全体所有者都想按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或者是，有的商品所有者想这样做，有的商品所有者不想这样做。如果他们全都想按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售，那么他们就不会等着看是否会有买者，而是马上到银行去，把商品出让给银行，换取商品的交换价值符号，货币：用商品兑换银行本身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身二任，同时是总的买者和卖者。

　　或者情况与此相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是纯粹的纸票，它只不过声称是交换价值的公认的象征，而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象征的特点是，它不仅代表交换价值，而且在实际交换中是交换价值。在这后一种情况下，银行券就不是货币，或者，只是银行及其顾客之间的习惯的货币，而不是一般市场上的习惯的货币。这就和我在一个餐厅老板那里预订的十二张餐券或和十二张戏票一样；这两者都代表货币，但是，前者只是在这一定的餐厅里代表货币，后者只是在这一定的剧场里代表货币。这种银行券不再适应货币的要求了，因为它不是在全体公众之中流通，而是在银行及其顾客之间流通。因此，我们必须抛弃后一种假定。

　　这样，银行会是总的买者和卖者。它也可以不发行银行券，而开支票，可以不开支票，而记简单的银行往来账。x根据他出让给银行的商品价值额，要求银行给予他别种商品形式的同等价值额。银行的第二个职能是必须确切地确定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物化在一切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但是，银行的职能不止于此。它必须规定能够用平均的产业手段生产出商品的劳动时间，即必须生产出商品的时间。

　　但这还不够。银行不仅要规定必须生产出一定量产品的时间，不仅要使生产青处于这样的条件下，即他们劳动的生产率相同（可见，也要使劳动资料的分配得到平衡和调整），而且银行还要规定不同生产部门所要使用的[I—20]劳动时间量。后面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要使交换价值得到实现，要使银行的货币真正可以兑现，就必须使整个生产得到保证，并且按照使各交换者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那种比例进行。

　　不仅如此。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接着马上来详谈这一点。）工人不是把他们的劳动卖给银行，而是得到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等。这样，仔细考察就可看到，银行不仅是总的兴者和卖荷，而且也是总的生产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是生产的专制统治机构和分配的管理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无非是一个为共同劳动的社会进行记账和计算的部门。生产资料的共有是前提条件，等等。圣西门主义者把他们的银行变成了统治生产的教皇政权。

　　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亚当·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⁶³，倒是历史的产物。

　　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⁶⁴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

　　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这种情况实际上同下述情况截然不同：个人或者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为家庭和氏族¹⁴（以后是共同体）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I—21]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见我的笔记本第XII本第34b页⁶⁵）。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见我的《经济学评论》第V（13、14）页）⁶⁶。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

　　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然性本身证明了两点：（1）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因此，正像前面谈到发行小时券的银行时看到的那样，设想在交换价值，在货币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那是再错误再荒谬不过的了。

　　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相互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不管这种统治和从属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这种联合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这一点在这里就不进一步论述了。）

　　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聚、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这些制度的簿记[I—22]至少可以使私人交换进行结算。虽然每个民族的私人利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等等。谁也不会因此认为，通过交易所改革就可以铲除对内或对外的私人商业的基础。但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我们已经看到，虽然交换价值＝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而货币又＝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种交换价值或货币关系中，包含着商品同它的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包含着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同货币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劳动货币形式直接创造商品的摹本的银行，是一种空想。因此，虽然货币仅仅是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而且只是由于这种交换价值要使自身在纯粹形式上确定下来的趋势，货币才得以产生出来，但商品却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的真凭实据，并不能在交换价值世界中充当商品的价格。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对于货币的一种形式——指货币充当交换手段（而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这里指的是货币表现为抵押品，一个人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商品，就必须把这种抵押品留在别人手里。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每一种别的抵押品对抵押品持有者可以直接作为抵押品来用，而货币对于他只作为“社会的抵押品”⁶⁷来用，但货币所以是这种抵押品，只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象征性的）属性；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

　　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芹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山然同时发展下，通过这些东西，每‘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普遍的统计等等的可能性。）

　　（此外，这应当在考察“价格、需求和供给”这些范畴时加以阐述。这里只须指出一点，在行情表上实际呈现出来的整个商业和整个生产的概况，事实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表明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I—23]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

　　比较代替了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

　　（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⁶⁸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这里可以用单个人对科学的关系作例子。）

　　（把货币比作血液——“流通”一词为这种比喻提供了理由——这大体上就像梅涅尼·阿格利巴把贵族比作胃⁶⁹一样不正确。）

　　（把货币比作语言⁷⁰同样不正确。观念不是这样转化为语言：观念的特性消失了，而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就像价格同商品并存一样。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必须先从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可作较多的类比；但是这种类比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的异族性。）

　　（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就是说，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的贿赂，普遍的收买是一回事。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莎士比亚对货币就有过这样中肯的理解⁷¹。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致富欲本身；其他的一切积累和积累欲，表现为自然发生的、有限的、一方面受需要、另一方面受产品的有限本性制约的东西（万恶的求金欲⁷²）。）

　　（货币制度的发展，显然已经以其他的一般发展为前提。）

　　如果考察的是产生出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它们的不发达程度与自身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似乎是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I—24]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的自由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

　　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图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一定的，只不过除掉一切错觉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当然，对于封建时代的“纯粹人的关系”等等的错觉，一刻也不能忘记：（1）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例如，从纯粹军事隶属关系到地产关系的发展就表明这一点；但是（2）由这些关系没落而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并列获得特殊的存在，即商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1）它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2）因而成为一般商品，它的自然特性消失了；（3）它的交换能力的尺度已经确定，即它与其他一切商品赖以相等的一定比例已经确定，它是作为货币的商品，而且不是作为货币一般，而是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的商品，因为，要表现交换价值的一切差别，货币必须是可以计数的，在量上是可分的。

　　货币，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转化成的共同形式，一般商品，其本身必须作为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并存，因为商品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必须用货币来计量，而且在实际交换中必须与货币相交换和相兑换。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留待其他地方去阐述。正像国家一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是交換的产物。

　　最初充当货币的商品——不是作为需要和消费的对象，而是为着用它再去交换其他商品而换进来的商品——是最经常地作为需要的对象换进来的，即进行流通的商品；因而能够最可靠地用来再去交换其他特殊商品；因而在当时社会组织下最能代表财富，是最普遍的供求的对象，并且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盐、毛皮、牲畜、奴隶。这样的商品在其作为商品的特殊形态上，实际上比其他商品更符合于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遗憾的是，德语中没有合适的词来表达denrée和marchandise的区别⁽⁷⁾）。

　　商品的特殊有用性，不管是作为特殊的消费品（毛皮），还是作为直接的生产工具（奴隶），在这罩给商品打上货币的烙印。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恰好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就是说，那种最不容易直接成为消费品或生产工具的商品反而最适于代表这一方面：它为交换本身的需要服务。在前一种[I—25]情况下，商品由于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而成为货币；在后一种情况下，商品由于充当货币而获得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特别适于充当货币。同时，它们构成从货币的最初形式开始的自然过渡。在生产和交换的略高一些的阶段上，生产工具比产品重要；而金属（起初是石块）是最初的和最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就在古代人的货币中扮演了重大角色的铜来说，充当生产工具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与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包括交换手段）的规定相适应的其他属性，在它身上还是结合在一起的。

　　以后，贵金属又从其他金属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不氧化等等，质地均匀等等，其次，贵金属更适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因为它们对消费和生产的直接有用性降低了，而它们由于稀少却能更好地代表纯粹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它们一开始就表示剩余，即财富最初表现的形式。而且人们更乐意用金属换金属，而不是换其他商品。

　　货币的最初形式是与交换和物物交换的低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货币更多地还是出现在它作为尺度而不是作为实际的交换工具的规定上。在这个阶段上，尺度还能够纯粹是想象的（不过在黑人那里，金属条块⁵⁷指的是铁）。（但贝壳等等更适于以金银为末端的那个系列。）

　　由于商品成为一般交换价值，结果交换价值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交换价值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一种特殊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而获得代表或象征它们的交换价值的特权，即成为货币的特权。一种特殊商品与一切商品的货币属性相对立，作为货币主体而出现——这是由交换价值自身的本质产生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货币的交换价值又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材料，脱离货币实体的存在，如纸币，但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权并没有消失，因为这种特殊的存在必须继续从这种特殊商品那里得到自己的名称。

　　因为商品是交换价值，所以它可以同货币交换，同货币相等。它同货币相等的关系，即它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是它转化为货币的前提。特殊商品同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即一定的商品量可以转化成的货币量，决定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的体现，商品是交换价值；在货币上，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份额，不仅被计量，而且包含在它的一般的、符合概念的、可以交换的形式中。货币是这样一种物质中介：交换价值隐藏在其中，从而取得了一种符合自己一般规定的形态。亚当·斯密说，劳动（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⁷³。如果考察的是生产行为，那么这始终是正确的（就相对价值的规定来说，也始终是正确的）。在生产中，每个商品总是不断地同劳动时间相交换。

　　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一定份额的劳动时间不应当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产品上，而应当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产品上，即表现在与含有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一切产品相等和可以相兑换的那种特殊产品上；这种劳动时间不是包含在一种商品中，而是同时包含在一切商品中，因而包含在代表其他一切商品的一种特殊商品中。

　　劳动时间本身不能直接成为货币（换句话说，这等于要求每个商品直接成为它自己的货币），正是因为劳动时间（作为对象）实际上始终只是存在于特殊产品中：作为一般对象，劳动时间只能象征性地存在，它恰好又存在于被设定为货币的那种特殊商品中。劳动时间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的自然特殊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相隔绝）的交换对象而存在。然而，要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劳动时间又必须作为这样的交换对象而存在。正是劳动（从而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对象化，使劳动的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赋予商品以货币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又意味着有一个独立存在于商品之外的货币主体。

　　一定的劳动时间对象化在具有特殊属性并与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一定的特殊商品中；而作为交换价值，劳动时间必须对象化在这样一种商品中，这种商品只表现劳动时间的份额或量而同劳动时间的自然属性无关，因而可以变形为——即交换成——对象化着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任何商品。作为对象，它们必须具有这种一般性质，[I—26]而这种性质是与它们的自然特殊性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矛盾本身的对象化才能解决，即只有使商品成为双重的东西才行：一方面处于自己自然的直接形式中，另一方面处于作为货币的间接形式中。这后一种情况要成为可能，只有某种特殊商品成为比如说交换价值的一般实体才行，或者说，只有把商品的交换价值跟某—区别于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实体，跟某一特殊商品视为同一个东西才行。也就是说，商品必须先同这种一般商品，同劳动时间的象征性的一般产品或化身相交换，然后才能作为交换价值随便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变形为任何其他商品。

　　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由于调节交换价值，它实际上就不仅是交换价值内在的尺度，而且是交换价值的实体本身（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没有任何其他实体，没有自然属性），并且还能直接充当交换价值的货币，即提供使交换价值本身得以实现的因素；如果说这一切看来十分简单，那么，这种简单的外表是骗人的。实际情况正相反，交换价值关系——商品作为彼此相同和彼此可以相等的劳动时间化身的关系——包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在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上取得了自己的物的表现。

　　在亚当·斯密那里，这种矛盾还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东西。除了特殊的劳动产品（作为特殊对象的劳动时间）以外，劳动者还必须生产某些数量的一般商品（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斯密认为，交换价值的两种规定是在外部同时并存的⁷⁴。整个商品的内在实质显得尚未被矛盾所贯穿和浸透。这是与他所处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劳动者还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中取得一部分自己的生存资料；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或斯图砸特的类似说法⁷⁵，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而且家长制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织布和纺纱）也是这样。只有剩余物才在国内大范围内进行交换。交换价值及由劳动时间来决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展起来。

　　（附带说明：如果认为商品的消费只能随着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而增加，这种看法对金银来说比对任何其他商品来说更不正确。不如说，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金银的使用专门代表财富、富裕、奢侈，因为它们本身代表一般财富。撇开作为货币使用不谈，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供给突然增加，即使生产费用或它们的价值并没有相应降低，它们也会找到迅速扩大的市场，从而会阻碍它们的贬值。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⁷⁶而发生的许多问题，对于那些认为金银的消费完全取决于它们生产费用的降低的经济学家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总是兜圈子，现在这些问题得到说明了。这正好是同金银代表财富相联系的，即同它们充当货币的属性相联系的。）

　　（我们在配第的著作⁽⁸⁾中看到的作为永久商品的金银同其他商品的对立，早在色诺芬的著作《雅典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谈到大理石和银时就已有论述：

　　“这块国土不仅就每年成长和凋谢的作物来说是上等的，而且还有长久的利益。它丰产石头（即大理石）……有这样的土地，播种后毫无收成，但如深挖下去，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⁷⁷）

　　（应当指出，不同的部落¹⁴或民族之间的交换——交换的最初形态正是这种交换，而不是私人交换——起初是开始于从未开化部落那里购买（骗取）剩余物，这不是它的劳动产品，而是它所占领的土地和自然界的自然产物。）

　　（由于货币必须通过一定的商品而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于是就要说明这种商品本身（金等等），说明由此产生的通常的经济矛盾。这是第二。其次，一切商品为要作为价格确定下来，必须与货币相交换，而不管这种交换是实际地进行还是仅仅想象地进行，因此就要确定金或银的虽同商品价格的比例。这是第三。很明显，单是用金或银来计量，金银的量并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然而，只要货币真正充当流通工具，由于实际的交换，困难就产生了；供求关系等等。但是，凡是影响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的价值的因素，显然也会影响作为尺度的货币。）

　　[I—27]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从劳动时间本身可以交换（本身是商品）来说，它不仅在量上被规定了，而且在质上也被规定了，并且，不仅在量上不相同，而且在质上也不相同；它决不是一般的、自我等同的劳动时间；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不相符合一样。

　　亚·斯密认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特殊商品以外，还必须生产一般商品，换句话说，还必须赋予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以货币形式，总之，只要他的商品对于他自己不是充当使用价值，而是充当交换价值，就要赋予它们以货币形式，⁷⁴——这种论点从主体方面来表达无非是说：劳动者的特殊劳动时间不能直接同任何其他特殊劳动时间相交换，它的这种一般交换能力还需要通过中介而取得，它必须采取与本身不同的、对象的形式，才能获得这种一般交换能力，

　　从生产行为本身来考察，单个人的劳动就是他用来直接购买产品即购买自己特殊活动的对象的货币；但这是一种只能用来购买这种特定产品的特殊货币。为了直接成为一般货币，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但在这种前提下，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单个人的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单个人的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参与。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最初在生产中发生的交换——这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是由共同需要，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一开始就意味着单个人参与共同的产品界。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决不会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的中介。当然，中介必定是有的。

　　在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第一种情况下，——不管这些独立生产通过自己的互相联系而在事后怎样确立和发电形态变化，——中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系的表现。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提本身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也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有一般性质。在这里，不存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而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在事后成立。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的。

　　因此，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就是说，也使他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把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的要求，只有在不再能提出这种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直接具有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对象的中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吊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I—28]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

　　（斯特拉本，第11卷，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⁷⁸：

　　“居民长得漂亮，身材魁梧，他们纯朴，无商人习气；他们通常不使用钱币，不知道一百以上的数目，但进行物物交换。”接着还说：“他们既不知道精确的尺度，也不知道重量。”[（斯特拉本《地理学》（十七卷集）1829年莱比锡铅印版第2卷第11篇第4章第415—416页）]）

　　货币充当尺度（例如，在荷马著作中充当这种尺度的是公牛），先于充当交换手段，因为在物物交换时，每个商品本身还是它自己的交换手段。但商品不能成为自己的尺度或本身的比较标准。

脚　　注

(7) 法语“denrée”和“marchandise”不同，前者指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后者指作为贸易品的商品。——编者注
(8) 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

注　　释

14 德语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Cens）和“部落”（Siamm）两个概念。另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科学中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层单位，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新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f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氏族纽带的解体，才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全面阐述了这些新见解。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第（50a）注。——107、120。
56 设定，被设定的（das Gesetzre）是黑格尔的哲学术语，指和无条件的、原初的、第一性的东西相区别的某种受制约的东西，不以本身为根据而以他物为根据的某种东西。关于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设定的东西，还可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3节（d）。——91。
57 金属条块（bars）最初指铁块。马克思在下列一些作者的著作中读到过有关金属条块的论述：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326—327页；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6年伦敦版第112页。——91、117。
58 “主体”这一术语，在这里和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马克思是在康德以前的意义上使用的，即指宾词、属性、规定、特征、关系的担当者。——92。
59 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第二加工阶段的笔记《完成的货币体系》（1851年）第19页可以看出，“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这段话是从威·配第《政治算术》中概括出来的。——99。
60 暗指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作的假黑格尔的论述，他说什么“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此作了揭露和嘲笑。——102。
61 “按比例的生产”是约·格雷在他的著作《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中喜欢用的表达方式，见该书第67、108、123、142—148页。——102。
62 马克思在这里简短地概括了约·洛克1695年所写《再论货币价值的提高》一文中关于作为价值尺度的银同码（长度）或夸特（容量）这些计量单位之间的原则区别的论述：码或夸特可以始终保留在买者或卖者手中，而银币不但充当所购买的物品的价值尺度，并且必然从买者手中转入卖者手中。见《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第9版第2卷第92页。马克思后来在本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4页上全文引用了这些话。——103。
63 指亚·斯密在《国富论》第1卷第6章开头所提出的论断：“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对斯密这一论点的评述，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1节。
　　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生产费用”这一术语，其含义是“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见注48）。——106。
64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 omniurn contra omrnes），英国哲学家托·霍市斯的这一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霍布斯哲学全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全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106。
65 马克思的这个笔记本至今尚未找到。——107。
66 马克思的这篇手稿至今尚未找到。——108。
67 马克思把货币称为“抵押品”或“社会的抵押品”，一方面是指亚里士多德的用语（见《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卷第8章第14节），另一方面是指英国经济学家贝勒斯对货币下的定义（见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马克思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88）注中引用了贝勒斯的话。
　　马克思在他的《伦敦笔记》第二加工阶段的笔记《完成的货币体系》第34页中简短地概括了毕希的论点；“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抵押品。”（见毕希《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基尔第2版第1卷第298—299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VI笔记本中还摘录了洛克关于“货币是抵押品”的说法（见洛克1691年的著作《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版第2卷第15页）。——110。
68 指与资本主义形成对照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个人地位的浪漫描述。亚·亨·弥勒在《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下册第72——217页、托·卡莱尔在《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49—80页都有这类描述。——112。
69 “阿格利巴把贵族比作胃”，出典于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贫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112。
70 所谓把货币比作语言，显然是指约·弗·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里子版第141页上的比喻。——112。
71 莎士比亚对货币的中肯理解，见他的《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3节第（91）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3章第6节（B）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手稿的《货币》一节中，都曾直接引用过莎士比亚这段话。——113。
72 万恶的求金欲是罗马诗人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卷第57行的用语。——113。
73 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5章的原话是：“劳动是第一性的价格，是用来购买一切物品的最初的货币。”——117。
74 亚·斯密关于交换价值由特殊劳动产品量和一般商品量两方面决定的论断，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4章：“有思虑的人……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119、121。
75 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88页中，把农业分成两种：“作为商业部门的农业”和“作为生产直接生存资料的农业”。——119。
76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欧洲和美洲向这些地方大批移民，这就是所谓的“黄金热”。“黄金热”引起商品价格猛涨，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者趁机进行投机而发财。
1850年1月，在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后18个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了这些发现对欧洲、美洲、亚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商业发展，以及对新兴国家的殖民，都将有巨大的意义（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1月底写的（时评（一）》和1850年11月写的《时评（三）》）。——120。
77 这段引文摘自色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第1章第4节和第5节。载于《色诺芬文存》，约·哥·施奈德编，1815年莱比锡版第6卷第143页。——120。
78 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指古代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国的居民。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国为公元前1世纪一公元10世纪外高加索东部古国，位于里海西南岸库拉河和阿拉斯河流域，首都为卡巴拉。——123。

[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2.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一种特殊的产品（商品）（物质）必须成为当作每一交换价值的属性而存在的货币的主体。体现这种象征的主体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被体现者的条件——它的概念规定，它的一定的关系——中包含着对体现者的要求。因此，对于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即货币关系的化身的贵金属的研究，决不是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⁷⁹，就像颜料和大理石的物理性质没有超出绘画和雕刻的范围一样。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所具有的、商品的自然的质所不适应的那些属性，反映着对那些主要是充当货币材料的商品所提出的要求。在我们目前所能谈到的阶段上，这些要求最完满地实现在贵金属身上。本身作为生产工具的金属比其他商品优越，而在各种金属中，最先被人们在其完全的和纯粹的物理形态上找到的是金；后来是铜，再后来是银和铁。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贵金属又比其他金属能更好地实现金属。

　　“贵金属就其物理性质来说是同一的，所以它们的相同的量必定是完全相同的，以致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一部分比另一部分好。而例如同量牲畜和同量谷物的情况就不是这样。”⁸⁰

（a）金银和其他金属的比较

　　非贵金属在空气中氧化；贵金属（水银、银、金、白金）在空气中不起变化。

　　金（Au）。密度＝19.5；熔点：1 2000℃。

　　“明晃晃的黄金是所有金属中最华美的，因此，早在古代它就被称为金属中的太阳或金属之王。分布很广，但从来都不是大量的，所以比其他金属都贵。通常发现的是纯金，一部分是较大的块状，一部分是散布在其他岩石里的小颗粒。由于岩石风化，形成含金的沙子，许多河流携带有这种含金的沙子，金由于密度大，可以从含金的沙子里淘洗出来。金有惊人的延展性：一克冷可以抽成500英尺长的丝，敲打成厚度不到###$$$1###$$$200 000###$$$[英寸]的箔。金不受任何单一酸类的腐蚀，只溶解于游离氯（王水，硝酸和盐酸的混合剂）。镀金。”⁸¹

　　银（Ag）。密度＝10。熔点＝1 000℃。光泽明亮；一切金属中最令人喜爱的；洁白和有延展性；可以用于制成精美的制品和抽成细丝。以纯银的形式存在；通常在银铅矿里和铅混合在一起。

　　上面讲的是金和银的化学性质。（纯金和纯银可以分割和重新熔合，质地均匀，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

　　矿物学性质：

　　金。确实值得注意的是，金属越贵重，就越单独出现，越和日常出现的物体相分离，更高级的性质和一般物体迥异。所以，通常我们发现的金是纯的，结晶为不同形式的立方体或者具有不规则的块状和颗粒，砂状和粉末等多样的形式，金以这样一些形式散布在很多岩石，例如花岗岩中，由于这些岩石的碎裂，可以在河沙[I—29]和冲积的河床的卵石里找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金的密度达19.4，如果用水淘洗含金的沙子，甚至可以得到很细小的金颗粒。比重较大的金属首先从这种沙子里沉淀下来，因而正像人们所说的，被淘洗出来。最常见的是银同金合在一起，是含0.16—38.7%银的两种金属的天然合金；结果，颜色和密度自然有所不同。

　　银。银矿种类相当多，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金属，既有纯银，也有和其他金属混合在一起的，或者同砷和硫化合。（氯化银、溴化银、银的碳酸氧化物、铋银矿、硫银铁矿、硫锑铜银矿等等。）

　　主要的化学性质：一切贵金属——在空气中不氧化；金（和白金）——不溶解于酸，而金只溶解于氯。在空气中不氧化使它们保持纯洁，不生锈；它们呈现出本来的样子。不受氧的侵蚀——不朽性（古代的金银迷如此称颂）。

　　物理性质：比重大，也就是说，很小的体积就有很大的重量；这对流通工具来说特别重要。金：19.5；银；10。光泽。金明亮，银洁白，华美，延展性；因此，它们很适合于装饰品和美化其他物品。银洁白（它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橙黄（它吸收投射在金上的混合光中的一切有色光线，而只反射红色）。很难熔化。

　　地质性质：常见于纯粹状态（特别是金），和其他物体分离；单独的，个体化的。个体的，对其他元素的东西来说是独立出现的。

　　关于其他两种贵金属：（1）白金：无光泽，暗淡（金属的烟尘）；十分罕见；古代不认识它；只是在美洲发现以后才被认识；19世纪在乌拉尔也发现过；只受氯腐蚀；总是纯粹状态；比重＝21.极高的温度下也不熔化；科学价值很高。（2）水银：呈流体；可蒸发；气体有毒；可成为流体混合物（汞合金）。（密度＝13.5，沸点＝360℃。）因此，白金，尤其是水银都不适合于充当货币。

　　一切贵金属的一个共同的地质性质是稀有性。稀有性（撇开供求不谈）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构成价值的要素：那种本身并不稀有、是稀有性的否定、是天然元素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它不表现为生产的结果。在最初的价值规定中，那种多半同有意识的预计的生产无关的东西，只要存在着需求，倒最有价值。鹅卵石相对地说没有价值，因为它无须生产（即使生产也不过是寻找）就已经存在。一种东西要成为交换对象，具有交换价值，就必须是每个人不通过交换的中介就不能得到的，必须不是以这种天然元素的形式即作为共同财富的形式而出现的。稀有性就这一点来说是交换价值的要素。因此，贵金属的这种性质即使抛开供求的具体关系也是重要的。

　　如果一般来考察作为生产工具的金属的优越性，那么金所处的地位是有利的，它实质上是作为金属首先被发现的金属。而这是由于以下的双重原因：第一，它在自然界里是一切金属中最具有金属特色的，最容易区别和识别的金属；第二，在准备它的过程中，自然界代替了人工，它的最初发现，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只需要粗笨的劳动。

　　“毫无疑问，金应当是人们最先知道的金属，在人类进步的最初的记录上，它被认为是人类状况的尺度。”（《为指导即将赴澳洲的移民所作的关于金的讲演》1852年伦敦版第172页）]

　　（因为金作为一种剩余是财富最初出现的形式。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常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节日使用的、超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价值。）

　　[I—30]金很早就被人发现：

　　“金和其他金属（除极少数例外）迥然不同的地方是，它在自然界呈金属状态。铁和铜、锡，铅以及银，通常见到的是同氧、硫、砷或碳的化合物；这些金属处于非化合状态，或者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处于纯粹状态，这是罕见的例外的情况，这可以说是矿物学上的奇迹，而不是一般的现象。金却常见于天然状态或金属状态…… 因此，像金这样一种由于它的黄色光泽而显得珍奇的金属体，一定会引起没有文化的人的注意，相反，同样摆在他的路上的其他东西则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会引起他的刚刚觉醒的观察力。另外，金由于含在最容易受大气影响的岩石中，在山地崩落的碎石中可以找到。由于大气、温度的变化、水的作用，这些破坏影响，特别是由于冰的作用，岩石的碎片继续变碎。它们被洪水冲到山谷，由于流水的不断作用而变成卵石。在这些卵石中间可以发现金的微粒。夏天天热，河水干涸，那些曾经是河道和冬季水路的河床，由此成为迁徙者行经的道路，我们可以推测，这里最早发现金。”[（同上，第171—172页）]

　　“金最常见的是纯金，或者说，至少是接近纯金，因此无论在河流里或者在石英矿脉里，都可以立刻认出它的金属性质。”[（同上，第8页）]

　　“石英和大多数其他沉重坚实的岩石的比重大约是2 ¹/₂ ，而金的比重则是18或19。可见，金比它通常与之结合在—起的其他岩石约重6倍。因此，流水足以把沙粒或小块石英或任何其他岩石带走，却不能把分散在它们当中的金沙冲走。可见，从前流水对含金的岩石所起的作用，正像现在矿工所做的那样：把它粉碎，淘去较轻的微粒，把金留下来。”[（同上，第10页）]

　　“河流的确是巨大的天然淘金器，它立刻把一切较轻的和较小的微粒淘去，而较重的物质或者是碰着自然的障碍物而被拦住，或者是当流水减弱了力量或速度的时候停留下来。”（同上，第12和13页）

　　“根据传说和古代的历史，大概在河流的沙子和砂砾里发现金是认识金属的第一步。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几乎所有的，也许是所有的国家里，很早以前就开始用简单的装置从含金的沉积物里淘出不同数量的金…… 有时，含金河流的大丰产会造成一时轰动一个地区的淘金热，但是后来这种淘金热又沉寂下来…… 760年，很多穷人去布拉格南边的河沙里淘金，三个人一天可以获得重1马克（ ¹/₂ 磅）的金；结果涌向‘金矿’的人如此之多，致使这个国家在下一年遭受了饥荒。我们知道，在往后的几个世纪里，类似的事件多次出现，虽然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随着地表财富的开发失去了吸引力，人们转向了正规的系统的采矿。”[（同上，第93—95页）]

　　“含金的两种矿床：一种是和地平线略成垂直方向而断开坚硬岩石的矿脉；另一种是砂砾矿床或‘冲积矿床’，在那里，同砂砾、沙子或泥土混合在一起的金由于水对岩石（直到很深很深的地方都有矿脉穿过这些岩石）表面的机械作用而沉积下来。前一种矿床需要比较特殊的采矿技术，后一种矿床则只需要简单的采掘操作…… 金矿业，说实在的，也和其他的矿业一样，是需要[I—31]使用资本和需要运用多年经验才能获得的技能的行业。任何另外一种被文明人所掌握的技术要得到充分的发展，都不需要应用这样多的知识和相应的技能。这些知识虽然对矿工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淘金工或手工采金工人就简直没有必要，他主要依靠他的胳膊的力气和健壮的体魄…… 他所使用的工具必定是简单的，以便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损坏了也易于修复，并且不需要细致的操作，因为那将使他为得到一点点金而花费很多时间。”[（同上，第95—97页）]

　　“金的砂砾矿床（最好的例子现在是西伯利亚、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和每年被河流冲来的细沙（其中有时包含着值得开采的金量）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自然，后者的确在表面就可以看到，而前者则蕴藏在1至70英尺厚的、由土壤、泥煤、沙子和砾石等组成的地层中。采金方法在这两种场合原则上应该是相同的。”[（同上，第97页）]

　　“对淘金工来说，大自然已把矿脉的最高处的、最好的和最富的部分挖了下来，并把原料加以粉碎和淘洗，河流已经替他干了最繁重的那部分劳动；而开采较贫瘠的，但更持久、更深厚的矿脉的矿工，则必须采用一切高超的技术。”[（同上，第98页）]

　　“金由于各种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而被公正地认为是最贵重的金属。它在空气中不起变化和不生锈###〈$$$这种不朽性正好抵制住大气中的氧气###〉$$$。它在凝聚状态下具有明亮的橙黄色，密度很大。具有很大的延展性…… 需要高温才能熔化……比重。”[（同上，第72—73页）]

　　可见，有三种生产金的形式：（1）在河沙里。简单地在表面寻找。淘洗。（2）在冲积的河床里。采掘。（3）矿山开采。所以，金的生产不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大自然已经做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

　　（金、银等等的词源（见格林⁸²）；在这里，使人自然地想起很快就转移到一些词上的关于光泽、颜色的纯粹一般概念。银——白，金一黄…… 青铜和金，青铜和铁可以相互交换它们的名称。从前，在德意志人那里，青铜的使用比铁早。拉丁文aes[铜]和aurum[金]直接是同一个词源的。）

　　铜（青铜：锡和铜）和金的使用早于银和铁的使用。

　　“使用金比使用银早得多，因为金以纯粹形式存在，只有少数和银混合；用简单淘洗的办法就可以得到。银一般存在于包含在原始岩层的最坚硬的岩石中的矿脉里：开采银需要机器和复杂的劳动。在南美洲，矿脉中的金没有被开采，而只是采集散布在冲积层里的粉状或颗粒状的金。在希罗多德时代，情况也是这样。希腊，亚洲、北欧和新大陆的古物表明，把金用作器具和装饰品在半野蛮状况下就有了可能，而把银用于同样用途，本身就证明了社会状况已经相当发达。”（参看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48—49页]，[L.XIV，]1）⁸³

　　铜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都是主要工具（同上[，第56页]，[L.XIV，]2）（在意大利用作货币，同上[，第57页]）。

（b）各种金属之间价值比例的变动

　　如果我们总的考察金属作为货币体来使用的情况，考察金属彼此的相对用途，考察它们出现的迟早，那就必须同时考察它们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勒特龙纳、伯充、杰科布⁸⁴）。（至于这个问题同流通中的金属一般数量，以及同这种数量对价格的关系有什么联系，以后将作为货币同价格的关系这一章的历史附录来进行研究。）

　　“金、银和铜之间的价值比例在不同时代的不断变动，首先必然取决于这三种金属的矿床的性质和它们的纯度。其次，政治变动对这方面也有影响，如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入侵亚洲和入侵非洲的一部分，后来罗马人征服了三个大陆的一部分（罗马帝国等等）。”[（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63—64页）]

　　因此，要取决于所发现的金属的相对纯度和它们的矿床的相对状况。

　　不同的金属之间的价值比例不考虑价格就能确定，即通过它们相互交换时的简单的量的比例来确定。一般来说，我们只是在比较少数[I—32]具有同名尺度的商品时才能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若干夸特的黑麦、大麦、燕麦换取若干夸特的小麦。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就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来说，那时很少进行交换，进入交易的还只是少数商品，因此还不需要货币。

　　“据斯特拉本说，在与萨巴人邻近的阿拉伯人那里，天然金如此丰富，以致10磅金换1磅铁，2磅金换1磅银。”[（同上，第52页）]

　　巴克特里亚地区（巴克特拉等地，总之，土耳其斯坦）以及位于帕鲁帕来苏斯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山脉（慕士塔格山脉）之间的亚洲部分，即多金的沙漠（戈壁沙漠），金的藏量丰富。因此，按照杜罗·德拉马尔的说法，大约

　　“从公元前15世纪到6世纪，金银的价值比例是1∶6或1∶8，这样的比例在中国和日本一直存在到19世纪初；希罗多德断定，在大流士・希斯塔斯普时代的波斯・这种比例为1∶13。”[（同上，第54页）]

　　“根据公元前1300年和600年之间写成的摩奴法典⁸⁵的记载，金银的价值比例是1∶2 ¹/₂ 。银矿事实上几乎只分布在原始的岩层里，特别是在原生岩和某些次生的矿脉里…… 银矿通常不是在冲积的沙里，而是在最结实和最坚硬的岩石里，例如石英等等…… 在那些寒冷的——或者是由于它们的纬度高，或者是由于它们的绝对地势高——地区，银比金较为常见，而金一般来说在炎热的国家较多。和金相反，纯银极为少见等等（通常和砷或硫化合）〈盐酸盐，硝酸盐〉。至于这两种金属的蕴藏量〈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前〉，1811年洪堡估计美洲金和银的比例是1∶46，欧洲（包括俄国亚洲部分）是1∶40。根据法国科学院矿物学家们估计，现在〈1840年〉这种比例是1∶52；但是，1磅金仅值15磅银，因此，价值比例＝1∶15。”[（同上，第54—56页）]

　　铜。密度＝8.9。美丽的朝霞色；有相当的硬度；需要很高的温度才能熔化。纯铜并不少见，铜常和氧或硫化合。

　　“铜矿脉包含在最原始的岩层里。但是，同其他矿物相比，它也遁经常地在地表或在不太深的地方凝成纯金属块，有时还有相当的重量。在战争中和在和平时期，铜的使用都比铁早。[(同上，第56页）]

　　（在历史的发展中，作为货币材料的金和银的关系，正像作为劳动工具的铜和铁的关系一样。）

　　“在罗马人统治的意大利，从罗马共和国第100—500年，铜大量进入流通…… 只要知道一个民族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工具或装饰品，就可以事先确定该民族的文明程度……”“赫西俄德在他的关于农业的诗里写道：‘用铜干所有的活，因为尚无黑铁’⁸⁶。”“卢克莱修：铜的使用比铁早。”⁸⁷[（同上，第57页）]

　　杰科布提到努比亚和西伯利亚古代的铜矿（见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58页）。

　　“希罗多德说，马萨格泰人只有青铜而无铁。根据牛津大理石古迹的记载，在公元前1431年以前还不知道铁。在荷马的著作里很少提到铁；相反铜（青铜）的使用非常普遍，希腊和罗马社会甚至长期利用这种铜、锌和锡的合金来制造斧子和剃刀。”[（同上，第58页）]

　　“意大利的天然铜非常丰富；因此，在公元前247年以前，铜币即使不是统一的货币，至少也是意大利中部的标准货币，即货币单位。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直接从希腊和亚洲或者通过推罗（提尔）和迦太基得到银，他们从公元前6—5世纪就开始用银制造货币。”[（同上，第64页）]

　　“看来，在驱逐皇帝以前，罗马人就已经使用银币，但是普林尼说‘这是命令要爱护意大利〈即意大利的银矿〉的元老院的旧决议所禁止的’[（普林尼《博物志》第3卷第24章）]。元老们害怕一种方便的流通手段产生的后果——奢侈，奴隶数目增多，积累，地产集中。”[（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65—66页）]

　　在伊特鲁里亚人那里，铜也比金更早用作货币。

　　加尔涅以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当然是从矿物界寻找和挑选预定用作积累的材料。”（见[热・加尔涅《货币史》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7页]，[L.]III，22）

　　正相反，积累是在采用金属货币（无论作为真正的货币或者只是作为大家偏爱的、按重量计算的交换手段）以后开始的。关于这一点，讲到金时特别需要加以论述。

　　赖特迈埃尔正确指出

　　“金、银和铜，尽管它们比较软，在古代民族那里首先被用来制造采伐工具和采掘工具，——比用铁早，也比它们被用作货币早”…… “当人们学会淬火，使铜的硬度提高到能够敌得过坚硬的岩石的时候”，工具得到了改进。“人们用炼得很硬的铜来制造加工石头的凿子和锤子…… 最后发现了铁。”（见[约・弗・赖特迈埃尔《古代民族采矿和冶金的历史》1785年格丁根版第14—16、32页]，[L.]III，34）

　　杰科布说：

　　“在家长制状态下，用来制造武器的金属，如（1）黄铜和（2）铁，同当时普通的食物和衣服相比，既稀少而又非常昂贵，虽然人们还不知道用贵金属来铸币，但当时金和银已经能够比谷物和牲畜更容易和更方便地同其他金属相交换。”（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1卷第142页]，[L.]IV，3）

　　[I—33]“此外，为了从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巨大的冲积层里开采纯粹的或者接近纯粹的金，只需要简单的淘洗就行了。那时亚洲的这些国家的人口稠密，因而人力很便宜。银由于开采方面的〈技术上的〉困难，比较昂贵…… 从亚历山大死后开始，亚洲和希腊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含金的沙子被取尽了；奴隶和人力的价格上涨；从欧几里得开始到阿基来德期间，力学和几何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开发亚洲、色雷斯和西班牙的丰富的银矿能够有利可图；而由于银的蕴藏量是金的52倍，所以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必然改变，在公元前350年色诺芬时代1磅金换上10磅银，在公元422年值18磅银。”[（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62—63页）]

　　因此，从1∶10提高到1∶18。

　　公元5世纪末现金的量大大减少了，采矿停止了。在15世纪末以前的中世纪，相当大的一部分货币都是金铸币（[现金的]减少特别涉及到过去最常流通的银）。15世纪的比例是1∶10；18世纪在大陆上是1∶14，在英国是1∶15。

　　在近代亚洲，银在贸易中大都当作商品；特别是在铜币（钱——铜、锌和铅的合金）作为地方铸币的中国；在中国，金（和银）被当作商品按照重量用于对外贸易的结算。⁸⁸

　　在罗马，铜和银（铸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波动剧烈。

　　“在塞尔维乌斯以前用来交换的是金属条块；未铸造的铜……货币单位是铜阿司＝1磅铜……在塞尔维乌斯时代，银和铜的比例＝279∶1； ……布匿战争⁸⁹爆发以前＝400∶1；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140∶1；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112∶1。”[（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卷第66—68、72，76、82页）]

　　“金最初在罗马很贵，而银来自迦太基（和西班牙）；直到[罗马建城]第547年，金只是以条块形式使用。在商业上金和银的比例＝13.71∶1，在铸币上＝17.14∶1；在凯撒统治时期＝12∶1（在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在凯撒掠夺了国库以后只＝8.9∶1；在霍诺里乌斯和阿尔卡狄乌斯时期（397年）固定为14.4∶1；在霍诺里乌斯和小狄奥多希时期（422年）＝18∶1。银和铜的比例＝100∶1；金和银的比例＝18∶1。”[（同上，第85—91和95—96页）]

　　“罗马的第一批银币是罗马建城第485年铸造的，第一批金币是罗马建城第547年铸造的……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阿司的重量缩减到1盎司，它成了辅币：色士杰尔色〈银〉成了货币单位，一切大宗的支付都用银来进行。（在日常交往中，铜（后来是铁）仍然是主要的金属。）在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时期，起调节作用的货币单位是索里达〈aureus[奥留斯]，因而是金〉。”[（同上，第65、86，81、84、96页）]

　　因此，在古代世界，情况平均说来如下：

　　第一，相对来说银价高于金。除去金比银便宜以及甚至比铁便宜这种个别现象（在阿拉伯人那里）外，在亚洲从公元前15—6世纪，金和银的价值比例是6∶1或8∶1（后一比例在中国和日本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在摩奴法典⁸⁵中甚至是2 ¹/₂ ∶1。这种较低的比例是由于使金成为最先被发现的金属的同样原因产生的。金当时主要产自亚洲和埃及。在意大利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时期是用铜作为货币的，而一般地说，当金是起主导作用的贵金属的时候，铜则是和平与战争的主要工具。早在色诺芬时代，金和银的价值比例＝10∶1。

　　第二，从亚历山大死后，由于含金沙子取尽，由于技术和文明的进步，金与银相比价值提高了；于是开采银矿；银在地下的蕴藏量比金多这一事实从此发生了影响。特别是迦太基人开发西班牙银矿，必然使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发生像15世纪末美洲银的发现所引起的那样一种革命。凯撒时代以前的比例＝17∶1；以后＝14∶1；最后，从公元422年开始＝18∶1。（在凯撒时代，金价值下跌是由于偶然原因。）当银同金相比价值下降的时候，铁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

　　如果说在第一个时期是从东方输入金，那么在第二个时期便是从较凉爽的西方输入银。

　　第三，在中世纪。又和色诺芬时期的比例一样，即10∶1。（有些地方＝12∶1?）

　　第四，在发现美洲以后。又和霍诺里乌斯和阿尔卡狄乌斯时期（397年）的比例相近，即从14∶1到15∶1。虽然大约从1815年底到1844年金的生产提高了，金还是取得贴水（例如在法国）。

　　第五，金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大概又导致罗马皇帝时代的比例，即18∶1，甚至更高⁹⁰。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银随着贵金属生产的进步而变得相对便宜，直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把这种状况扭转过来。在个别情况下会产生剧烈的波动；但是，如果考察主要的差别，那么这种情况的反复是很明显的。

　　[I—34]在古代，铜比现在贵二至三倍（加尔涅⁹¹）。

　　（c）现在应当考察金和银的供给来源以及它们同历史发展的联系。

　　（d）货币作为铸币。关于铸币的简短的历史材料。铸币成色的降低和提高等等。

注　　释

79 蒲鲁东在他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中断言，贵金属充当货币首先是由于“君主的神圣化”，君主“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因此，他认为研究贵金属本身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马克思指出，用纯政治因素来说明货币的起源是荒谬的（参看《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中《货币》）。——124。
80 这段英文引文摘自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5—6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初稿中也引用了这段英文引文（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初稿片断和第3章开头部分》笔记本B’第14页）。——124。
81 这段德文引文的出处没有找到。下面的正文，虽然没有用括号括起来，但从各方面看，也是马克思从某一德文著作中转引来的，并且有的地方被马克思简化了。——125。
82 雅·格林关于贵金属的词尾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1848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1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4节中也曾提到格林的这一看法。——129。
83 在本手稿中，马克思的许多引文都是转摘自他自己在此以前各个时期所作的摘录笔记，除特别注明者外，编者加的［L.］是指《伦敦笔记》（共24个笔记本），罗马数字指笔记本的编号，阿拉伯数字指笔记本中含有该引文的页码。编者在方括号中注明了引文的原著出处。——130。
84 指杜·德拉马尔引用的下列著作：安·让·勒特龙纳《关于希腊和罗马货币的估价以及美洲发现前金银价值的概述》1817年巴黎版，奥·伯克《雅典人的国家经济》1817年柏林版：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130。
85 《摩奴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关于宗教、法律和礼仪的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制国家的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的早期习惯法法典之一。它规定了每个印度人按照婆罗门教义应尽的义务。据传这部法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奴（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料是在许多世纪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公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奴法典》反映了尚有许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印度奴隶制社会发展的特点。——131、135。
86 见赫西俄德的诗《劳动和时间》第151行，马克思转引自杜·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57页。——132。
87 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5卷第1286行，马克思转引自杜·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57页。——132。
88 见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45年耶拿版第5卷第110—111页和第115、131页。——134。
89 布匿战争是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4—24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201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49—146年，结果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134。
90 这里看来是马克思的笔误，因为在下面一段里马克思谈到，随着生产方法的进步，银变得相对便宜，后来“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把这种状况扭转过来”，即金变得相对便宜。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4节《贵金属》末尾他又写道：“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哥伦比亚金矿的发现大概又会使金的价值跌落”。——136。
91 见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253页。——136。

[货币流通和货币的三种规定]

　　货币流通是同方向相反的商品流通相适应的。商品从A转到B的手里，同时货币就从B转到A的手里，如此等等。货币流通像商品流通一样，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不同的点。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货币流通阶段上，即在货币的直接流通阶段上，货币不会从一个中心出发到达圆周的不同点，并且从圆周的一切点回到一个中心，这种情况只有在以银行制度为中介的流通中才会发生。然而这种最初的自然形成的流通，是由大量流通组成的。而真正的流通，只在金银不再是商品的地方才开始发生。在贵金属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不会有这种意义的流通，只有简单的交换，因为这里金银不是充当货币，而是充当商品。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在这里也就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因而是交换手段，就这一点来说，货币是流通工具，流通车轮⁹²，而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本身也流通，进行自己的运动，就这一点来说，货币本身进行某种流通，即货币流通。必须弄明白，这种流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特殊规律决定。早就清楚，如果说货币是商品的流通车轮，那么商品同样是货币的流通车轮。如果说货币使商品流通，那么商品则使货币流通。因此，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相互制约的。

　　货币流通应从三个方面来考察：（1）运动的形式本身，运动所经历的路线（运动的概念）；（2）流通的货币量；（3）货币完成自身运动的速度，即流通的速度。这种考察只有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才能进行。早就清楚，商品流通的一些因素是完全不以货币流通为转移的，并且相反，这些因素或者直接决定货币流通，或者以下述方式决定货币流通：例如决定商品流通速度的同一些情况，也决定货币流通的速度。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决定这两种流通，而更直接地决定商品流通。

　　交换者的人数（人口数）：他们在城乡间的分布；商品，产品和各生产因素的绝对量：投入流通的商品的相对数量；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发展有二重意义：它既决定彼此交换者即相互接触者的范围，又决定原料到达生产者手里和产品到达消费者手里的速度；最后，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不同的生产部门如纺纱、织布、染色等等集中起来，从而使一系列中间交换行为成为多余。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最初前提。而货币流通又决定商品流通，就这一点来说，货币流通是我们要加以考察的。

　　首先必须确定流通的一般概念。

　　还必须指出，使货币进入流通的，是交换价值，因而也就是价格。因此，在考察商品流通时，不仅要考察商品的数量，同样还要考察商品的价格。交换价值低或价格低而数量大的商品，同价格高一倍但数量小的商品相比，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显然要少。因此，在论述流通概念以前，本应先说明价格的概念。流通就是价格的设定，就是商品转化为价格的运动；就是商品作为价格而实现。货币具有二重规定：（1）作为尺度，或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要素：（2）作为交换手段，流通工具。这两种规定循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生作用。货币使之流通的商品，不仅在单个人的头脑中，而且在社会的观念中（直接地在买卖过程双方的观念中）已观念地转化为货币。而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和实在地转化为货币决不是由同一些规律决定的。必须研究它们相互间的关系。

（a）[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流通的一个本质的规定，就在于它使交换价值，而且是使规定为价格的交换价值流通。因此，并不是任何一种商品交换，如物物交换、实物贡赋、封建劳役等等，都形成流通。流通首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商品预先确定为价格；第二，存在的不是个别的交换行为，而是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

　　[I—35]商品被规定为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按一定比例（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成为其他一切价值（商品）的等价物；但是商品不能直接适应自己的这种规定性。作为交换价值，商品不同于它本身的自然存在。商品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必须有一种中介。因此，在货币中，交换价值作为某种他物同商品相对立。被当作货币的商品才是作为纯交换价值的商品，或者说，作为纯交换价值的商品就是货币。但同时，现在货币存在于商品之外和商品之旁；商品的交换价值，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获得一种不依赖于商品的，在一种特别的材料、特有的商品上独立化的存在。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其他一切商品可以与该商品相交换的量的比例的总体，这种比例由同一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不等的商品量来决定。现在货币作为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存在于一切商品之旁和一切商品之外。

　　货币首先是商品为取得作为交换价值的自由存在而必须潜入其中并在其中金银化的一般材料。商品必须翻译成货币，用货币表现出来。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公分母，即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公分母。用货币来表现的，即与货币相等同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当货币成为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独立的东西以后，交换价值就表现在那个作为主体⁵⁸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货币的规定性上。但是任何交换价值都是某种一定的量，都是量上被规定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本身等于一定量的货币。这种规定性按照一般规律是由实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一个交换价值，例如是一日的产品，表现为一定量的金银，这一定量的金银等于一日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交换价值的一般尺度，现在已成为每个交换价值和它与之相等同的货币之间的尺度。

　　（金银价值首先由金银出产国的金银生产费用决定。

　　“在矿产国中，一切价格最终取决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 ……矿工的薪金……是计算其他一切生产者的薪金的标度…… 在非矿产国中，一切非垄断商品的金价值和银价值，取决于出口一定量劳动的成果所获得的金银，取决于当时的利润率，而在每一个别场合取决于支付的工资额和预付工资的时间。”（西尼耳[关于取得货币的费用以及私人纸币和国家纸币的某些影响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15、13—14页]）

　　换句话说，上述价值取决于用一定量的劳动（可出口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从矿产国换得的金银量。货币首先是表现一切交换价值的相等关系的东西：一切交换价值在货币上都是同名的。）

　　表现在货币规定性上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在价格上，交换价值表现为一定锗的货币。在价格上，货币首先表现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单位；其次表现为各交换价值所包含的一定数目的单位，这样，通过同货币相比较，各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性，量的相互比例就表现出来。因此，货币在这里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价格则表现为用货币来计量的交换价值。货币是价格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用货币来相互比较，这是自然而然得出的规定。但是在阐述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价格上交换价值同货币相比较。当货币表现为同商品相独立的、相分离的交换价值以后，单个商品，特殊交换价值，现在又同货币相等，即同一定量的货币相等，表现为货币，翻译成货币。由于商品都同货币相等，它们相互之间又发生关系，正如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在概念上已经表明：它们按一定比例互相等同和比较。

　　特殊的交换价值，商品，都表现在，总括和设定在独立的交换价值即货币的规定性上。这是怎样发生的（即一定量的交换价值同一定量的货币之间的量的比例是怎样发现的），上面已经谈到⁽⁹⁾。但由于货币在商品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商品的价格就表现为交换价值或商品对货币的外在关系；商品不是价格，虽然商品就其社会实体来说是交换价值；这种规定性并不是直接同商品结合在一起，而是以商品同货币相比较为中介；商品是交换价值，但它有价格。交换价值和商品直接合为一体，是商品的直接的规定性，而商品同样又直接和这种规定性相分离，因此一方是商品，另一方（在货币中）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但现在在价格中，商品一方面同货币这种商品之外的存在物发生关系，另方面在观念上它本身又表现为货币，因为货币具有和商品不同的实在性。价格是商品的一个属性，是商品借以被想象为货币的一个规定。价格不再是商品的直接的规定性，而是商品的反思的规定性。[I—36]现在商品作为观念上的货币同实在的货币并存。

　　货币作为尺度，商品作为价格的这种最初的规定，可以用实在货币和计算货币之间的区别来最简便地加以说明。货币作为尺度，总是充当计算货币，而商品作为价格，始终只是观念地转化为货币。

　　“卖主对商品估价，买主还价、记账、债务、租金、财产登记等等，总之，一切引起有形支付行为和先于这一行为的情况，椰必须表现为计算货币。实在货币只是为了实现支付，结清〈清算）账目才参与进来…… 假定我必须支付24利弗尔12苏，那么计算货币就代表24个某种单位和12个另一种单位，而我实际上要支付两种有形的钱币：一种是值24利弗尔的金币，一种是值12苏的银币…… 实在货币总额在流通的需要上有一个必要的极限。计算货币是观念的尺度，除想象以外没有任何极限。如果只是从财富的交捶价值的观点来考察财富，计算货币可用来表现任何一种财富…… 例如表现国民财富，国家收入和个人收入；不管价值以何种形式存在，各计算价值都按同一形式确定；因此，在大量的消费品中没有一件消费品不是多次在思想上转化为货币，而同这一数量相比较，现实的货币总额最多＝1∶10。”（加尔涅[《货币史》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72、73、77、78页]）

　　（这个比例不恰当。1∶几百万才较为确切。然而这根本无法计量。）

　　因此，如果说货币起初表现交换价值，那么现在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表现在观念上的、实现在头脑中的交换价值，表现一个货币额：一定比例的货币。作为价格，一切商品，在不同形式下都是货币的代表，而先前货币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是一切商品的代表。货币在实际上表现为商品之后，商品就在观念上表现为货币。

　　现在首先清楚的是，当商品这样观念地转化为货币，或商品表现为价格时，实际存在的货币量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第一，一目了然，商品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同实在的货币量无关，不受它限制。这一过程不需要任何一块货币，正如要用某种尺度（如码）来表现地球赤道的长度，无须实际使用码。例如，如果用货币估价英国的全部国民财富，即把它表现为价格，那谁都知道，全世界的货币也不够用来实现这种价格。这里需要货币只是作为范畴，作为想象的关系。第二，既然货币充当单位，从而商品通过自身包含一定数额的货币可除部分而表现出来，通过货，币来计量，那么，两者之间的尺度就是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因此，如果 ¹/₃ 盎司金是1个工作日的产品，而x量商品是3个工作日的产品，那么x量商品＝1盎司金或3镑17先令7便士。在计量货币和商品时，最初的交换价值尺度又重现出来。商品不是表现在3个工作日中，而是表现在作为3个工作日的产品的金量或银量中。实际存在的货币量显然和这种比例无关。

　　（詹姆斯·穆勒的错误⁹³在于：他忽视了，贵金属的价值和以金属价值计量的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而不是由贵金属的量决定。）

　　（“商品在交换中互为尺度…… 但是这种办法要求的是流通中有多少商品就要有多少比较项。如果一种商品只是与一种商品而不是与两种商品相交换，它就不能成为比较项…… 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比较项…… 这种比较项可以纯粹是观念的…… 作为尺度的规定是最初的规定，它比作为抵押品的规定更为重要…… 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是用银估价一切商品，然而这种贸易是物物交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81，83—84、87、88页]）

　　“货币用于计量，就像重最用9比较物质的巷，样。用来计算每个物的重饿和价值的两种单位是同—名称的。重量尺度和价值尺度是同名称的…… 总址具有同—遵域的某种标准，是很容易见到的。就货币来说，问题仍然肚每磅银的价值？它的生产费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寒尔版第2卷第264—265、267、268页」）

　　（不仅是同名称。金银起初就是用秤称的。例如罗马人的阿司（as）＝1磅铜。）

　　[I—37]“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中，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不是金银，而是绵羊和公牛…… 在特洛伊战场上进行物物交换。”（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1卷第109页]）（在中世纪，奴隶也起过同样的作用。（同上[，第351页]））

　　货币无须实现在它的进一步规定上，就可以表现在尺度和交换价值一般要素的规定上；也就是说，还在它取得金属货币形式以前，就可以这样。在简单的物物交换中，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这时的前提是：交换一般说来还很少发生，商品还没有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因而也没有发展成为价格。

　　（“某物要取得一个共同的价格标准，该物的让渡就必须是经常的和人们熟悉的。在简单的社会状态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非工业国中，许多物并没有一定的价格…… 只有出售才能确定价格，并且只有经常出售才能定出一个标准。生活必需品的经常出售，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关系”等等。）[（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5、396页）]

　　发达的价格规定的前提是：个人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他的直接产品是交换价值，因此必须通过某种社会过程的中介才能成为他的生活资料。在工业社会的这一基础得到充分发展的状态和家长制状态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阶段，无数的色层。

　　从（a）点得出：贵金属的生产费用提高，所有商品的价格就降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降低，所有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这是一般规律，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个别情况下会发生变形。

（b）[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如果说交换价值在价格上观念地转化为货币，那么，它在交换中，在买卖中则实在地转化为货币，同货币相交换，然后再作为货币同商品相交换。特殊的交换价值先要同一般的交换价值相交换，然后才能再同特殊的交换价值相交换。商品只有通过这种以货币为中介的中介运动，才能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因此，货币流通的方向同商品流通的方向相反。货币表现为商品交换的中介，表现为交换手段。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流通车轮，流通工具；但是它作为这样的工具同时又有自己的流通——货币流通。商品的价格只有通过商品同实际的货币相交换，或通过商品实际地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

　　从以上所说可得出如下论点。商品只有事先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即获得价格规定，表现为价格，才能实在地同货币相交换，转化为实际的货币。因此，价格是货币流通的前提，虽然价格的实现表现为货币流通的结果。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商品的平均价值而上涨或下跌的情况，应在论交换价值的一篇中阐述，这些情况在价格实际地实现为货币的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因而一开始就和这个过程完全无关。数字的相互关系，即使我用小数来表达，自然仍旧不变。这不过是换个名称罢了。

　　要使商品实际进行流通，就要有运输工具，而这是货币无能为力的。如果我用x镑的金额买来1 000磅铁，那么铁的所有权就转到我的手里。我的x镑起了交换手段的作用，并且进行了流通，就像所有权证书一样。反之，卖主实现了铁的价格，实现了作为交换价值的铁。但是，要把铁从卖主那里运到我这里来，货币是无能为力的；这需要车辆、马匹、道路等等。商品的实际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是由货币来实现的。货币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从而把商品要求权转让给买主，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货币使之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权证书；在这一流通中，当同货币交换时，不管是买还是卖，所实现的也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价格。

　　因此，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首先是由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价格高低决定的。而这种价格的总额取决于：第一，各单个商品的价格；第二，按一定价格投入流通的商品数量。例如，为「使一夸特小麦按60先令流通，所需要的先令就要比按30先令价格流通时多一倍。如果使500夸特小麦按每夸特60先令流通，那就需要30 000先令，而使200夸特小麦流通则只需要12 000先令。因此，这取决于商品价格的高低和具有固定价格的商品的量。

　　第三，但是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仅取决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而且取决于货币流通的速度，即货币完成这种实现业务的速度。如果1塔勒每小时完成每次价格为1塔勒的10次购买，即交换10次，那么它所完成的业务，恰好等于每小时只购买1次的10塔勒所完成的业务。速度是个否定因素；它代替数量；它使一块货币倍增成许多块货币。

　　有些情况，一方面决定待实现的商品价格量，另一方面决定货币流通速度，这要留到以后来考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价格的高低，并不是由流通中的货币的多少，相反，流通中货币的多少，是由价格的高低造成的；其次，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而是[I—38]流通手段的量取决于流通手段的速度（大量支付时，货币不是计数而是过秤；这可以缩短时间）。

　　然而，如上所述⁽¹⁰⁾，货币流通不是从一个中心出发，也不会从圆周的一切点回到一个中心（像在发行银行的场合和部分地像国家货币那样）；而是从无数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的点（这种回流本身和回流经历的时间是偶然的）。因此，流通手段的速度只在一定限度内能够代替流通手段的量。（例如，工厂主和租地农场主向工人支付货币；工人又支付给小贩等等；货币又从小贩那里回到工厂主和租地农场主手里。）不管流通速度怎样，同一货币量只能相继完成一连串的支付。但一定量的支付必须同时完成。流通同时从许多点出发。因此，需要一定的货币量投入流通，它总是处于流通中，是由流通中同时存在的出发点所汇成的总额决定的，并且是由这个总额完成自己的行程（回流）的速度决定的。尽管流通手段的这个量有涨有落，但有一个平均水平；因为持久性的变动只是缓慢进行的，只是在长时期内发生的，并且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会经常由于许多次要的情况而受到阻碍。

　　（对（a）点的补充）。（“作为货币属性来使用的尺度，是价值的指示器”……可笑的是，有人认为，“既然商品以值若干盎司的金来估价，而该国的金储备减少时，价格就必然下降…… 作为价值指示器的金的效能，不会因为某一个别国家拥有金量的多少而受影响。即使通过银行的措施能把该国的整个纸币流通和金属货币流通缩减一半，金和商品的相对价值仍会不变”。例子是16世纪从秘鲁输出金以及19世纪金从法国流入英国时的情形。（哈伯德[《通货和国家》1843年伦敦版第44—46页]，[L.]VIII，45）〕⁹⁴

　　（“在非洲沿岸，充当价值尺度的既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观念的标准，想象的金属条块⁵⁷。”（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326—327页]，[L.]V，15））

　　在作为尺度的规定上，货币同本身的量无关，或者说货币的现存量是无关紧要的。在作为交换手段，作为流通工具的规定性上，货币的量是经过计量的。货币的这两种规定相互间是否会发生矛盾，这要在以后来考察。

　　（强制的、非自愿的流通的概念（见斯图亚特⁹⁵），在这里还没有涉及。）

　　属于流通的本质的东西是：交换表现为一个过程，表现为买卖的流动的总体。流通的第一个前提是商品本身的流通，是不断从许多方面出发的商品流通。商品流通的条件是：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即不是作为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使用价值来生产。通过转让和让渡并以它们为中介而实行占有，是基本的前提。在流通中即交换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包含着：（1）我的产品只有对别人成为产品，才是产品；也就是说，只有成为被扬弃的个别，成为一般，才是产品；（2）我的产品只有转让，对别人成为产品，对我才是产品；（3）别人只有把他自己的产品转让，我的产品对他才是产品；由此得出（4）生产对于我不是表现为目的本身，而是表现为手段。

　　流通是这样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普遍转让表现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表现为普遍转让。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力。流通由于是社会过程的一种总体，所以它也是第一个这样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不仅像在一块货币或交换价值的场合那样，社会关系表现为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东西，而且社会运动的总体本身也表现为这样的东西。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从作为经济范畴中第一个总体的流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I—39]初看起来，流通表现为恶的无限⁹⁶过程。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如此反复，无穷无尽。同一过程的这种不断更新，实际上构成流通的一个本质的要素。但仔细地考察一下，流通还呈现出另外的现象：连接在一起或从出发点回到出发点的现象。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这样，商品就换成商品，只不过这种交换是间接的交换。买者又成为卖者，卖者又成为买者。因此，每一方都被设定在二重的和对立的规定中，于是就形成两种规定的生动的统一。

　　但是，如果像有些经济学家那样，当货币制度的矛盾一旦暴露出来，便突然仅仅抓住最终结果而忽视促成结果的中介过程，抓住统一而忽视区别，抓住肯定而忽视否定，那是完全错误的。商品在流通中换成商品；同样可以说它不是换成商品，因为它换成货币。换句话说，买卖行为表现为彼此无关的、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的两种行为。如果有人说，卖者由于买进货币因而也是买者，买者由于卖出货币因而也是卖者，这恰好忽视了区别，忽视了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特有区别。

　　有些经济学家先是再好不过地向我们指明，两种行为合而为一的物物交换是不能满足较发达的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把以货币为中介的物物交换看作直接的物物交换而忽视了这种交易的特有性质。他们先是向我们指明，同商品相区别的货币是需要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断言，货币和商品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求助于这种抽象，是因为在货币的实际发展中所产生的矛盾，同资产阶级常识上的辩护论格格不入，因此必须加以掩盖。既然买和卖这两个流通的本质的要素彼此无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合而为一。它们的彼此无关，可以导致一方对一方的固定化和彼此表面上的独立。但是，既然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本质的要素，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这时独立形态遭到暴力的破坏，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在外部恢复起来。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此外，已经指出，货币在流通中只是实现价格。价格起初表现为商品的观念的规定；而同商品相交换的货币则是商品的已经实现的价格，商品的实际价格。因此，价格观念地存在于商品上，同样又存在于商品之外，独立于商品之旁。如果商品不能实现为货币，它就不再具有流通能力，它的价格就只是幻想；正像起初转化为交换价值的产品，如果不在实际上被交换出去，就不成其为产品。（这里不谈价格的涨落。）

　　从（a）点看来，价格表现为商品上的规定；但从（b）点看来，货币表现为商品之外的价格。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商品的需求，而是那种由货币体现的需求。因此，如果商品的价格不能实现，如果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那么商品就会丧失价值，丧失价格。一旦这种变为货币的特有的转化成为必要，就不得不牺牲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交换价值。因此，例如布阿吉尔贝尔抱怨说，货币是万物的刽子手，是把一切都当作供自己享用的祭品的摩洛赫，是商品的暴君。⁹⁷在君主专制确立的时期，一切赋税都变成货币税，货币事实上表现为把实在财富当作供自己享用的祭品的摩洛赫。每次货币恐慌时，货币也表现为这样的情况。布阿吉尔贝尔说，货币从商业的奴仆变成商业的暴君。而事实上，这种在同货币的交换中表现出来的情况，即货币不再代表商品，而是商品代表货币，这在价格规定中已经自在地存在了。从封建时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的不少著作家们，抱怨用货币进行的贸易是不正当的贸易，后来有些社会主义者也是这样。

　　（α）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有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在直接为生存而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并不是任何物品都能同任何物品相交换，一定的活动只能[I—40]同一定的产品相交换。产品越是特殊化，越是多样化，越是不能強立，就越需要有一种一般交换手段。起初，劳动产品或劳动本身就是一般交换手段。但是，产品越是特殊化，它就越不能成为一般交换手段。多少有些发展的分工的前提就是：每个人的需要是相当多方面的，而他的产品是颇为片面的。交换的需要和直接的交换手段彼此是按反比例发展的。因此，必须有一般交换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产品和一定劳动必须换成交换能力。物的交换价值，无非是它充当交换手段的能力在量上的特定表现。在货币上，交换手段本身成为物，或者说物的交换价值在物以外获得独立存在。因为商品在货币面前只是力量有限的交换手段，所以它在货币面前可以不再是交换手段。

　　（β）交换分为买和卖，这种分离使我可以只买不卖（囤积商品），或者只卖不买（积累货币）。这种分离使投机成为可能。它使交换成为一种特殊行业，就是说，它造成商人阶层。这种分离使商品在最终完成交换之前可能经过许多交易，使许多人有可能利用这种分离来牟利。它使许多虚假的交易成为可能。有时，看起来本质上分离的行为，却是本质上属于一个整体的东西；有时，被认为本质上属于一个整体的行为，其实是本质上分离的东西。当买和卖确定不移地表现为本质上不同的行为的时候，就发生一切商品的普遍跌价。当货币明显地表现为只是交换的手段的时候，就发生货币贬值。价格普遍下跌或者普遍上涨。

　　随着货币的产生也产生了绝对分工的可能性，因为劳动不依赖于该劳动的特有产品，不依赖于劳动产品对于该劳动的直接的使用价值。

　　投机时期的价格普遍上涨，不能认为是由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商品的生产费用普遍提高引起的；因为，如果金的交换价值或生产费用随着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生产费用同样提高，那么用货币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商品的价格就不变。同样，这也不能认为是由金的生产价格⁹⁸的下跌引起的。（这里还没有谈到信用问题。）但是，货币不仅是一般商品，而且也是特殊商品，作为特殊商品，它受供求规律支配，因此，对于同货币相对立的种种特殊商品的普遍需求，必然使货币跌价。

　　我们知道，货币的性质就在于，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普遍化，来解决这些矛盾。特殊交换手段是否能换取某种特殊交换手段，这是偶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商品必须同一般交换手段相交换，而商品的特殊性同这种一般交换手段则陷入更大的矛盾之中。为了保证商品的交换能力，交换能力本身便作为某种独立的商品同商品相对立。（货币由手段变成目的。）从前问题在于：特殊商品是否会遇到特殊商品。可是货币却把交换行为本身分解成两个彼此无关的行为。

　　（在进一步说明流通，它的强弱等等问题以前，特别是在说明关于流通货币量和价格的争论点以前，必须在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上来考察货币。）

　　流通的一个要素是：商品通过货币同商品交换。但同样还有另一个要素：不仅商品换货币，货币换商品，而且货币换商品，商品换货币；就是说，货币以商品为中介间自身发生关系，表现为在自身流通中自己和自己结合的统一体。这样，货币不再表现为流通的手段，而表现为流通的目的（如在商人阶层那里）（总之在商业中）。如果不仅把流通看作不断的交替，而且看作它本身所完成的循环，那么这种循环就表现为二重的东西：“商品—货币—货币—商品”；另一方面是“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就是说，如果我可以为买而卖，那么我同样可以为卖而买。在第一种情况下，货币只是获得商品的手段，商品是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商品只是获得货币的手段，货币是目的。只要把流通的各个要素综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作为纯粹的流通来考察，不论我抓住哪一点来把它确定为出发点，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流通中的商品和流通中的货币之间毕竟存在特有的区别。商品只要最终从流通中被抽出，不论在生产行为中被消费或[I—41]在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个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相反，货币的使命是要留在流通中充当流通车轮；充当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

　　当然，上述第二种规定像第一种规定一样在流通中也是存在的。但有人会说，商品同商品交换是有意义的，因为商品作为价格虽然是等价物，但在质上是不同的，所以商品交换归根到底是满足质上不同的需要。相反，货币同货币交换就毫无意义，除非量上出现差额，即以较少的货币换取较多的货币，贱买而贵卖，至于利润的范畴，我们还没有涉及。这样，我们在分析流通时所得出的“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一结果，便仿佛只是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抽象，这就有点像人们想把生命的循环描绘成“死—生—死”一样；尽管在后一种场合毕竟不能否认，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是自然过程的要素，正如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是自然过程的要素一样。在流通行为中，商品不断货币化，货币不断转化为商品，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为卖而买的现实过程中，动机当然是从中获取利润，最终目的是以商品为中介用较少的货币换取较多的货币，因为货币和货币之间没有质的区别（这里既不涉及特殊金属货币也不涉及各特种铸币）。然而不能否认，这种交易可能落空，这样，货币对货币的没有量的差额的交换，甚至在现实中也是经常发生，因而是能够发生的。但是，这个作为贸易基础的、因而就广度来说构成流通的主要现象的过程，一般说来要成为可能，“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一循环就必须被看作流通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同货币表现为商品的单纯交换手段，表现为中项，表现为推论中的小前提的那种形式，有独特的区别。这种循环，除了在贸易中具有量的规定性外，必须按照它的纯粹质的形式，按照它的特有的运动，把它区别出来。

　　其次：上述循环已经意味着：货币既不是仅仅充当尺度也不是仅仅充当交换手段，又不是仅仅充当这两者，货币还有第三种规定。货币在这里首先表现为目的本身，商品交易和交换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其次，循环在这里以货币结束，因此货币就跨出循环之外，正像商品通过货币同自己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被抛出流通一样。货币只要仅仅被规定为流通的代表，就始终留在货币循环中，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这里表明，货币除充当这种流通工具以外，还是一种别的东西，它在流通之外还有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且在这种新的规定上它也可以从流通中被抽出，正像商品从流通中不断地被最终抽出一样。因此，我们必须从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上来考察货币。货币在这个规定上包含了前两种规定，就是说，既包含充当尺度的规定，又包含充当一般交换手段并从而实现商品价格的规定。

（c）货币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积累；在此之前货币还作为缔结契约的一般材料等等）

　　循环的性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因此，G—W—W—G这一形式规定也和另一个表现为最初的形式规定的W—G—G—W同样正确。困难在于：末端的商品在质上是不同的，末端的货币却不是这样。货币只能在量上不同。

　　货币如果作为尺度来考察，那么，它的物质实体具有本质意义，虽然它的现实存在，确切些说它的量，即充当单位的那份金或银的数目，对于这一规定上的货币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而且货币在这里一般只是充当想象的、不存在的单位。在这种规定上，货币是作为单位，而不是作为数目而必须现实存在。如果我说1磅棉花值8便士，我就是说1磅棉花等于 ¹/₁₁₆ 盎司金（1盎司金值3镑17先令7便士）（931便士）。于是，这同时就反映了1磅棉花作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反映了1磅棉花作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物的规定性，其他这些商品由于都同1盎司金相比较而总是按某种比例包含1盎司金。[I—42]1磅棉花中包含的金量通过1磅棉花同金的比例来确定，这两者的这个最初的比例，是由实现在两者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即由交换价值的现实的共同实体的量决定的。这一点应以关于交换价值本身那一章⁹⁹中的论述为前提。

　　发现这种等式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困难。例如，在直接生产金的劳动中，一定量的金直接表现为例如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竞争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使其他的工作日和这一工作日相等——直接地或者是间接地。总而言之，在金的直接生产中，一定量的金直接表现为一定劳动时间的产品，因而表现为一定劳动时间的价值，表现为一定劳动时间的等价物。因此，只要确定实现在不同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并使它和直接生产金的劳动时间相等，就能说出一定商品中包含多少金。

　　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但是，只要商品作为价格的存在已经成为前提，——这种前提本身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新价格的规定就很简单，因为生产费用的要素本身已经以价格的形式存在，只要把它们加在—起就行了。（经常的让渡，出售，经常的出售，斯图亚特⁽¹¹⁾。为了使价格取得一定的经常性，具有连续性，这一切的确都是必需的。）

　　而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一点是：从金必然被确定为计量单位来说，它同各种商品的关系就像一切其他商品之间的关系一样，是通过以物易物，即直接的物物交换确定的。不过，在物物交换中，产品只自在地是交换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最初表现形式，不过产品还没有设定为交换价值。首先，这一规定[交换价值]并没有遍及整个生产，而只是涉及到生产的多余部分，因此它本身或多或少是多余的（正像交换本身那样）；它涉及到满足范围，享受范围的偶然扩大（和新的客体有关）。因此，交换只是在少数地方发生（最初在原始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外人的接触中），限制在小范围内，对生产来说是一种暂时的、附带的现象；它的消失和它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偶然用自己产品的剩余来交换外人产品的剩余，这种物物交换只是产品作为一般交换价值的最初表现，是由偶然的需要、欲望等等决定的。但是，如果这种物物交换继续下去，成为一种自身包含着自己不断更新的手段的连续行为，那么就会渐渐地，同样是外在地和偶然地出现通过调节柏互的生产来调节相互的交换的情况，而最终全部归结为劳动时间的那些生产费用，就会成为交换尺度。这就告诉我们，交换和商品的交换价值是怎样产生的。

　　不过，一种关系最初出现时的环境，无论如何既没有在纯粹性上，也没有在完整性上向我们表明这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一般的关系，不是对一种商品的关系，而是对一切商品的关系，对一切可能的产品的关系。因此，它表现一种一般的关系；这种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在它的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比例上，是一切其他产品的等价物。交换价值是以社会劳动作为一切产品的实体为前提的，而完全撇开产品的自然性质。不跟某种东西发生关系，便不能表示任何关系，不跟某种一般的东西发生关系，便不能表示一般的关系。因为劳动是运动，所以时间是它的自然尺度。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是以劳动作为商品实体和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尺度为前提的；以后，只要这种交换成为经常的和连续的，在自身中包含自己更新的相互条件的时候，这一点就显露出来。

　　商品只有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从而表现为一种关系的时候，才是交换价值。1舍费耳小麦值若干舍费耳黑麦；在这种情况下，从小麦表现在黑麦上而言，小麦是交换价值，从黑麦表现在小麦上而言，黑麦是交换价值。如果二者之一只同自身发生关系，它就不是交换价值。现在，在货币作为尺度出现的关系中，货币本身不是表现为一种关系，不是表现为交换价值，而是表现为某种物质的自然量，表现为金或银的自然重量。总之，表现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商品，根本不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表现为关系，而是表现为其自然属性的一定量。如果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那么，表现为价值的，只是1舍费耳小麦，而不是1舍费耳黑麦。诚然，1舍费耳黑麦也自在地表现为价值，就是说1舍费耳黑麦＝ ¹/₃ 舍费耳小麦；但是，这一点并没有[I—43]表现出来，而只是第二种关系，当然，它直接包含在第一种关系中。如果一种商品通过另一种商品表现出来，那么它就被看作是一种关系，而另一种商品则被看作是一定物质的单纯的量。3舍费耳黑麦本身不是价值，而是充满一定空间的、可以用容量单位计量的黑麦。

　　作为尺度，作为计量其他商品交换价值的单位的货币，也是这样。货币是货币得到表现的那种自然实体即金银等等的一定重量。如果1舍费耳小麦具有77先令7便士的价格，那么它就表现为与之相等的另一种东西，表现为1盎司金，表现为关系，表现为交换价值。但是，1盎司金本身不是交换价值，并不表现为交换价值，而是表现为它自身的、它的自然实体的即金的一定量。如果1舍费耳小麦具有77先令7便士或1盎司金的价格，那么这可能是较大或较小的价值，因为1盎司金的价值随着生产金所需要的劳动量而相应提高或降低。但是，这一点对于小麦的价格规定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的价格77先令7便士准确地表现出它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物所依据的比例，即它能够据以购买一切其他商品的比例。不管1夸特小麦值77先令或是值1 780先令，这种价格规定的规定性，完全超出了价格规定的范围，即超出了把小麦设定为价格的范围。不管1夸特小麦值100先令还是1先令，它总有一个价格。价格只是用一切商品共有的单位来表现小麦的交换价值；因此，前提条件是：这一交换价值已经由其他关系调节。

　　当然，1夸特小麦具有1盎司金的价格这一事实——因为金和小麦，作为自然物相互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作为自然物不能互为尺度，它们彼此毫不相干——是通过以下的途径发现的：1盎司金本身又和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发生关系，于是，小麦和金两者都同一个第三者——劳动发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等同；于是，两者作为交换价值互相比较。但是，这一点只是告诉我们，小麦的价格即它与之相等的金量是怎样求得的。在货币表现为小麦价格的这种关系本身中，货币本身又不是被看作一种关系，不是被看作交换价值，而是被看作自然物质的一定量。

　　在交换价值中，商品（产品）被看作是和它们的社会实体即和劳动发生的关系；但是，作为价格，它们依照其他产品的自然属性而表现在这些产品的量上。自然可以说，货币的价格也表现在1夸特小麦，3夸特黑麦和价格为1盎司金的不同商品的种种其他量上。不过，这样一来，为了表现货币的价格，就必须罗列一大串和1盎司金相等的每一种商品的量。于是，用货币本身来表现价格的商品有多少，货币的价格便有多少。价格的主要规定——统一性也就会不存在了。没有一种商品会表现货币的价格，因为没有一种商品会表现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会表现货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是，价格的特点是：交换价值本身必须表现在它的一般性上，同时又必须表现在一定的商品上。不过，甚至这一点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货币表现为反映、计量一切商品价格的物质，那么货币本身便被看作是金银等等的一定量；总之，被看作是货币的自然物质的一定量；仅仅被看作是一定物质的单纯的量，而它本身不被看作是交换价值，不被看作是一种关系。同样，把另一种商品作为价格来表现的每一种商品，本身都不是被设定为交换价值，而是被设定为它本身的单纯的量。

　　在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单位，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即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比较标准的规定中，货币的自然物质金银具有本质意义，因为货币作为商品的价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定重量的金银；例如磅和磅以下的单位；所以货币起初表现为磅，aes grave[1磅铜]¹⁰⁰。正是这一点把价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而我们已经看到，交换价值必然导致价格规定。因此，有些人想使劳动时间本身成为货币，也就是既想确定又不想确定价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这是荒谬的。

　　因此，作为尺度，作为价格规定的要素，作为交换价值的计量单位，货币呈现出这样的现象：（1）1盎司金对任何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旦确定，货币只是作为想象的单位才是需要的；它的实际存在是多余的，而它的现实存在量更是多余的；作为指示器（价值的指示器），它在一个国家中的数额是无关紧要的；它只是作为计算单位才是需要的；（2）因此，货币只需要在观念上存在，并且实际上，作为商品的价格，货币只是观念地在商品上表现出来，同时，货币又作为它借以表现自身的那一自然实体的单纯的量，作为金银等的一定的、被采用为单位的重量而充当比较标准，单位，尺度。交换价值（商品）在想象中转化为金或银的一定重量，并且在观念上与金等等的这一想象的量相等；被当作这个量的表现。

　　[I—44]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考察货币的第二种规定，即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和价格的实现者的规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货币在这里必须存在一定的量；确定为单位的金或银的重量必须有一定的数目，才能适合这一规定。如果一方面已知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即由一定的商品的价格和该商品的数量的乘积所决定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已知货币流通的速度，那就需要一定量的流通手段。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流通所表现的最初的形式，直接的形式，即W—G—G—W这一形式，那么，在这一形式中，货币表现为纯粹的交换手段。商品和商品相交换，货币只是表现为交换的手段。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实现为货币，是为了用货币去实现第二种商品的价格，并且用这种方法使第一种商品换得第二种商品。在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实现以后，现在以货币的形式取得了它的价格的人，其目的不是为了取得第二种商品的价格，而是支付它的价格以便取得它。因此，归根到底货币只是帮助他用第一种商品交换第二种商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货币没有其他目的。卖出自己商品而换得货币的人，想要再购买商品，而把商品卖给他的那个人也需要货币来购买商品，如此等等。

　　现在，在充当纯粹流通手段的这一规定上，货币本身的使命只在于通过事先确定自身的量，自身的数目来实现这一流通。货币本身作为单位在商品中被包含的倍数，预先已在商品的价格中决定，而作为流通工具，货币只表现为这一预先决定的单位的数目。既然货币实现商品的价格，商品便和它的实在的等价物金银相交换；它的交换价值实际上是表现在作为另一种商品的货币上；但是，既然这一过程的进行仅仅是为了使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从而用第一种商品交换第二种商品，那么，货币就仅仅在一瞬间出现，而且货币的实体仅仅在于它不断地表现为这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表现为这一中介行为的承担者。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货币要能够起这种性质的作用，对它来说唯一本质的规定性就是货币在流通中的量或数量的规定性。（因为货币数量也由速度决定，所以在这里不需要单独加以说明。）就货币实现价格来说，它作为金银的物质存在是本质性的；但是，因为这种实现只是转瞬即逝的，并且要自我扬弃，它的物质存在就无关紧要了。问题似乎是商品和作为特殊商品的金银相交换，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当金银又和商品交换，于是商品和商品交换，从而这一过程完结时，这种假象便消失了。因此，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金银，或作为金银的流通手段，对货币作为特殊自然商品的性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假定流通中的商品的总价格＝10 000塔勒。其尺度为1塔勒，等于x重量的银。假定要使这些商品在6小时内完成流通需要100塔勒，即每1塔勒在6小时内支付100塔勒的价格。这时具有本质意义的是，现有100个塔勒，即用来计量商品价格总额的金属单位的现有数目为100；100个这样的单位。这些单位由银构成，这对过程本身并不重要。这一点已经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出来：虽然1塔勒在每一一定的交换中只代表1塔勒银的重量，但是在流通的循环中1塔勒代表的银量却等于它实际包含的100倍。

　　因此，如果整个地来观察这一流通，那么，1塔勒代表100塔勒，等于它实际包含的银重量的100倍。它实际上只是100塔勒中所包含的银重量的符号。它所实现的价格等于它作为银量来考察时所实际实现的价格的100倍。

　　假定1镑例如等于 ¹/₃ 盎司金（它并不包含这么多金）。如果商品的价格1镑得到支付，也就是说，它的价格1镑得到实现，它和1镑相交换，那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1镑实际包含着 ¹/₃ 盎司金。假如这是用某种非贵金属铸成的伪造的镑，只在表面上是1镑，那么实际上商品的价格并未实现；为了实现这一价格，商品就必须用等于 ¹/₃ 盎司金的非贵金属来支付。

　　由此可见，就这种分离的流通环节来考察，具有本质意义的是，货币单位现实地代表一定量的金银。但是，如果我们把流通看成是一个整体，把流通看成是联结在一起的过程；W—G—G—W，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价格的实现似乎只是表面上的：商品的价格似乎只有一部分实现。商品中在观念上设定的价格，似乎在实际上没有设定。在观念上设定为同若干重量的金相等的商品，似乎在现实的交换中并没有换回那样多重量的金。但是，如果伪造的镑被当成真的镑流通，那么，在整个的流通中，它所起的作用就完全像它是真的一样。如果价格1镑的商品A同伪造的1镑相交换，而这伪造的1镑又和价格1镑的商品B相交换，那么，这一伪造的镑所起的作用就完全像它[I—45]是真的一样。

　　因此，如果所考察的不是用真正的镑来实现价格这一环节，而是考察整个过程，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镑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并且价格的实现只是一种假象，是转瞬即逝的中介过程，那么，真正的镑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在这里，金镑只是用来使商品A同具有同一价格的商品B相交换。在这里，真正实现商品A的价格的是商品B，而真正实现商品B的价格的是商品A或C或D，这一点对于这种关系的形式来说，意义是一样的，对于这种关系来说，商品的特殊内容完全无关紧要。价格相等的商品相互交换。不是商品A直接和商品B相交换，而是商品A的价格和商品B交换，商品B的价格和商品A交换。

　　由此可见，对商品来说，货币只是表现它的价格。商品按照它们的价格相互交换。商品的价格本身在商品上观念地表明，商品是金或银即体现货币的材料的一定自然单位（重量）的数目。在货币上，或在已经实现的商品价格上，现在和商品相对立而出现的，是这种单位的一个现实数目。但是，只要价格的实现不是最后的行为，并且不是要取得作为价格的商品价格，而是要取得作为另一商品价格的价格，那么货币的材料，例如金或银，便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流通工具，作为交换手段，货币成为主体，而体现货币的自然材料则表现为一种偶然的东西，其意义消失在交换行为本身之中；因为和货币相交换的商品最后不是实现在这种材料中，而是实现在另一商品的材料中。这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在流通中（1）货币实现价格，（2）所有权证书在流通，除了这两个方面以外，（3）还有一个方面：不能直接发生的事情靠流通作中介而发生了，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任何一种其他商品上。假如1码麻布值2先令，而1磅糖值1先令，那么，1码麻布就以2先令为中介而实现在2磅糖上，因此，糖转化为麻布的交换价值的材料，转化为麻布的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材料。

　　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就它在川流不息的流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不是价格尺度，因为作为价格尺度，它已经表现在价格本身中；它也不是实现价格的手段，因为作为实现价格的手段，货币虽然存在于流通的一个环节中，却消失在流通环节的总体中；货币对一切商品来说仅仅是价格的代表，仅仅充当商品按照相等的价格进行交换的手段。货币和某一种商品相交换，因为它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一般代表，而作为这种代表，它是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的每一其他商品的代表，是一般代表，作为这种代表，它处在流通本身中。货币对一切其他商品来说，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者对一个商品来说，代表一切商品的价格。在这种关系中，货币不仅是商品价格的代表，而且是货币本身的符号；也就是说，在流通行为本身中，货币的材料金和银是无关紧要的。

　　货币是价格；货币是一定量的金或银；但是，由于价格的这种实在性在这里只是转瞬即逝的，注定要不断地消失，不断地被扬弃，不能看作是最终的实现，而总是只能看作是中间的、起中介作用的实现；甴于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价格的实现，而在于一个特殊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另一个商品的材料来实现，所以货币本身的材料是无关紧要的，货币作为价格的实现是转瞬即逝的，因为这一实现本身是转瞬即逝的；由于货币处在这种不断的运动中，所以它只是交换价值的代表，而这一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实际的交换价值不断地替代这个代表，不断地和这个代表换位，不断地和这个代表相交换，才成为实际的交换价值。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实在性并不在于它是价格，而在于它代表价格，它是价格的代表；是以物的形式存在的价格的代表，闲而也就是货币本身的代表，并且作为这种代表，它又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代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实现商品的价格，只是为了把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作为这一个商品的单位的另一个商品上，为了在另一个商品上实现这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使另一个商品成为这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材料。

　　因此，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是这种物质符号；货币一旦脱离流通，便又成为已实现的价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单位的这一物质符号的量，这一符号的数目就具有本质意义。因此，在货币表现为与商品相对立的存在物的流通中，货币的物质实体，货币作为一定量的金和银的那种基质是无关紧要的，相反，货币的数目却具有本质意义，因为货币只是这种单位的一定数目的一种符号。而在货币作为尺度的规定上，货币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它的物质基质具有本质意义，但是它的量，甚至它的存在却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当作为金银的货币只是流通手段，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I—46]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他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因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是象征性的。

　　根据货币作为尺度，作为价格的实现和作为单纯交换手段这几种相互矛盾的规定，可以说明在别的情况下无法说明的现象：当金属货币金银用掺进便宜金属的办法来伪造时，货币便贬值，价格便上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尺度不再是比如说1盎司金的生产费用，而是掺入 ²/₃ 的铜等等的1盎司的生产费用（如果伪造铸币只在于伪造或改变贵金属重量的可除部分的名称，例如把1盎司的 ¹/₈ 叫作1索维林，那就是让尺度完全照旧不变而只改变它的名称。如果过去 ¹/₄ 盎司叫作1索维林，而现在 ¹/₈ 盎司叫作1索维林，那么1索维林的价格只表现 ¹/₈ 盎司金，因此，要表现过去1索维林所表现的价格，现在需要（大约）2索维林）；或者说，在只是伪造贵金属可除部分的名称的情况下，尺度照旧不变，但每一可除部分却用以前两倍的法郎等等来表示；另一方面，当货币的基质即金银完全取消，而用印有一定量的实在货币的符合的纸币来代替时，这些纸币在流通所需要的数量以内，会按十足的金银价值进行流通。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因为流通手段同时既是作为尺度的货币的材料，又是价格作为最后价格借以实现的材料，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因为货币只具有充当流通手段的规定。

　　下面是把货币的相互矛盾的规定笨拙地混淆起来的例子：

　　“价格正是由用来进行购买的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世界上全部商品卖得的货币不可能超过世界上现有的全部货币。”（引自伦敦《每周快讯》[1857年]11月8日）

　　第一，价格规定和实际的出售毫无关系；在价格规定中，货币只是尺度。第二，如果每一块货币流通1 000次，全部（处在流通中的）商品卖得的货币就能等于世界上现有货币的1 000倍。

　　因为在流通中待实现的价格总额随商品的价格和投入流通的商品数量而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处在流通中的流通手段的速度也是由不以流通手段本身为转移的那些情况决定的，所以流通手段的量必须能够变化，能够扩大和缩小——流通的收缩和膨胀。

　　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可以说它不再是商品（特殊商品），因为货币的材料是无关紧要的，货币只是满足交换本身的需要，而不再满足任何其他的直接需要：金银—旦作为货币流通，它们就不再是商品。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货币只是商品（一般商品），是具有商品的纯粹形式的商品，它的自然特殊性无关紧要，因而一切直接需要也无关紧要，它和一定的需要本身没有天然的联系。货币主义的拥护者，甚至一部分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例如见费咀埃的著作第2页¹⁰¹）坚持第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家坚持第二方面；例如萨伊说，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是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¹⁰²……

　　作为交换手段，货币表现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必要的中介。在发达的货币制度下，生产只是为了交换，或者生产只是由于交换。因此，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有通过中介才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

　　至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是生产的还是非生产的，这一问题同样也很容易地解决了。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非生产的¹⁰³。可是例如费里埃却说：

　　“货币创造价值，因为没有货币，价值就不能存在。”[（费里埃《论政府同贸易的相互关系》第52页）]不仅应当考察“作为金属的货币的价值，而且同样要考察作为货币的货币属性”[（同上，第18页）]。

　　亚·斯密是正确的，因为货币不是任何特殊生产部门的工具；费里埃是正确的，[I—47]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要素之一，就在于产品和生产因素被纳入货币的规定，而这种规定是以不同于产品的货币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

　　只要W—G—G—W分解为两个环节，那么，虽然商品的价格是前提条件（而这一点构成主要区别），流通仍会分成两个直接的物物交换行为。W—G：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另一种特殊商品即货币的材料上，而货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商品上；在G—W中，情况也是一样。从这方面来看，亚·斯密说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只是物物交换的更复杂的形式¹⁰⁴，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考察整个过程，而不是把商品实现在货币下和货币实现在商品上看作两个没有关系的行为，那么，亚·斯密的论敌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们说，斯密误解了货币的性质，他们说，货币流通排挤掉了物物交换；这只是由于用货币来对分工产生的“算术除法”进行结算。这些“算术数字”正像尺度那样不需要用金银制成。（见索利[《目前的困难及其和货币理论的关系》1830年伦敦版第5—6页]，[L.III，]20）。

　　商品从贸易品变成消费品，进入消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不是这样，只要它具有流通手段的规定，它不会在任何一点上中止其为商品。

　　现在，我们来谈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它是流通的第二种形式G—W—W—G的直接的产物。

　　在这种形式中，货币不是仅仅表现为手段，也不是表现为尺度，而是表现为目的本身，因而就像一旦完成自己的循环并从贸易品变成消费品的一定商品一样，离开了流通。

　　还必须预先指出，一旦货币作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内在关系这种规定而成为前提，那么也可以从某些个别方面去论证作为生产工具的货币的作用。

　　“金银的用处在于它们代替劳动。”（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808年巴黎版第140页]，[B.]11）

　　“没有货币，人们必须先进行大量的物物交换才能在交换中获得所希求的对象。此外，人们还必须在每一次特殊的交换中考察商品的相对价值。货币作为交换工具（贸易工具），避免了前者；作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和代表，避免了后者。”（同上，[第142、140、144页]）

　　相反的主张认为，货币是非生产的⁽¹²⁾，这种主张只不过是说，除了货币作为尺度、流通工具和价值代表而具有生产性这一规定性之外，货币便是非生产的，只不过是说，只有在货币的量是实现这些规定所需要的量的范围内，货币的量才是生产的。一旦所使用的货币超出实现货币的这些生产规定的需要，货币就不仅成为非生产的，而且成为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是一个真理，这一真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生产工具或交换工具，适用于机器和运输工具。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现存的实际财富，那就错了，因为用货币同样可以交换和购买劳动，也就是生产活动本身，潜在的财富。

　　充分发展的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以前两种规定为前提，并且是它们的统一。因此，货币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它离开了流通。作为特殊商品，货币能够从货币形式变为奢侈品、金银饰品的形式（当美术工艺十分简单的时候，例如，在英国古代，银币变为银器，银器变为银币，是经常发生的。见泰勒的著作¹⁰⁵）；或者，它能够作为货币积累起来，因而成为贮藏货币。既然独立存在的货币从流通中产生，这种独立存在的货币本身就表现为流通的结果；货币通过流通而和自己结合起来。在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货币被否定了。但是，在历史上，货币在表现为交换手段以前，就可以充当尺度；货币在充当尺度以前，就可以表现为交换手段，——在后一场合，货币只是作为人们喜爱的商品⁽¹³⁾而存在，一因此，在历史上，货币在取得前两种规定以前，也可以表现在第三种规定上。但是，只有当金银已经存在于前两种规定中的一种规定上，它们才能作为货币积累起来，只有当货币在前两种规定上已经发展，它才能以发展的形式出现在第三种规定上。否则，它的积累就只是金银的积累，而不是货币的积累了。

　　[I—48]（可以举出罗马共和国早期积累铜币的情况，作为特别有趣的例子。）

　　既然货币作为财富的普遍物质代表是从流通中产生，作为这样的代表本身是流通的产物，——这种流通同时是更高层次的交换和一种特殊的交换形式，——因此，货币在这第三种规定上也和流通发生关系；货币同流通相对立而独立存在，但它的这种独立性不过是流通自身的过程。货币既从流通中来，又进入流通。如果不和流通发生任何关系，那它就不是货币，而是单纯的自然物——金和银。在这种规定上，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货币的独立性本身，不是同流通的关系的终止，而是同流通的否定的关系。这正是作为G—W—W—G的结果的独立性的特点。

　　在作为资本的货币上，货币本身就包含着：（1）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2）因此，货币的独立性本身只是否定的关系，但始终是同流通的关系；（3）货币本身表现为生产工具，因为流通已不再表现为流通的最初的简单性，即量的交换，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即实在的物质变换。于是，货币本身就被规定为这种生产过程的特殊要素。在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简单的价格规定即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化为某种共同单位，而且还在于创造交换价值，因而也创造价格的规定性。不仅在于单纯地设定形式，而且还在于设定内容。因此，如果说在简单流通中，只要流通一般地表现为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货币一般来说也就表现为生产的，那么这一规定仅仅对我们来说是设定了，但还没有设定在货币上。（4）因此，作为资本，货币也表现为以流通为中介而发生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利息和资本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还不去谈这些规定，而只是从货币的第三种关系上，把货币作为从流通中来的，其实也就是从它的前两种规定中来的独立物加以考察。

　　（“货币的增加，只是计算手段的增加。”（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278页]）

　　这种说法，只有在货币被规定为单纯的交换手段时，才是正确的。就货币的另一属性来说，货币的增加也是支付手段的增加。）

　　“贸易把影子和肉体分开了，造成了分別占有它们的可能性。”（西斯蒙第[，同上，第300页]）

　　因此，货币现在是一般形式上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这样的交换价值，货币总是表现为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的确，货币具有一种特殊的物体或实体，即金和银，而且正是这一点赋予货币以独立性，因为只是附在另一物上，作为另一物的规定或关系而存在的东西，是不独立的。另—方面，货币在这种物体的独立性上，作为金银，不仅在另一种商品面前代表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且在一切商品面前代表交换价值；它本身一方面具有一种实体，而它在自己作为金和银的特殊存在中同时又表现为其他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一方拥有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货币，另一方是作为同样多交换价值的特殊实体的各种商品，因此，交换价值通过交换可以转化为任何一种这样的实体，而它对这些实体的规定性和特殊性是无所谓和不在乎的。因此，商品只是一些偶然的存在物。货币是“万物的结晶”¹⁰⁶，在货币上，商品的特殊性质消失了；一般财富作为精练的概括而同财富在商品世界中的扩散和分散相对立。在特殊商品上，财富表现为商品的一个要素，或者说，商品表现为财富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在金和银上，一般财富本身集中地表现在一种特殊物质上。

　　每种特殊商品，就它是交换价值，具有价格来说，它本身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完备的形式表示一定量的货币，因为商品必须投入流通，才能实现，并且由于它的特殊性，它是否能实现，仍然是偶然的事情。但是，就商品不是作为价格，而是作为自然规定性上的商品来说，它只是由于它和它所满足的某种特殊需要的关系，才成为财富的要素，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表示：（1）一种使用的财富，（2）这种财富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方面。与此相反，撇开货币作为贵重商品的特殊有用性不谈，货币是（1）实现了的价格；（2）它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对任何特殊性都不在乎。商品只有以货币为中介，才具有这种属性。而货币对于一切商品，因而对于整个财富世界，对于财富本身，则直接具有这种属性。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内容本身。可以说，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个体化了。[II—1]就特殊商品是价格这一点来说，在特殊商品上，财富只表现为尚未实现的观念的形式；就商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这一点来说，商品只表示财富的一个极其个别化的方面。与此相反，在货币上，价格实现了，货币实体就是财富本身，后者既作为财富特殊存在方式的抽象，又作为财富总体。

　　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另一方面，货币又是与构成财富的所有特殊实体相对立的财富的物体化形式。因此，如果就货币本身来考察，那么，一方面，在货币上，财富的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另一方面，货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在它们面前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而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则构成财富的实体。根据前一规定，货币是财富本身，根据后一规定，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这个总体作为想象的商品总汇存在于货币本身之中。由此可见，财富（既作为总体又作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其他一切商品被排斥，才作为个体化在金银上的财富而存在，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因此，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

　　这样，作为个别化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货币可以偶然地被寻求，被找到，被偷盗，被发现，因而一般财富能够在可以捉摸的形式上被单个的个人所占有。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个人对于对象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对象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与此相反，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个体，它本身是从流通中来的，它只代表一般，仅仅是社会的结果，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的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

　　因此，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品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品的性质同时又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这种情形就如同我发现一块石头就使我占有全部科学，而同我的个性毫不相干一样。占有货币使我同财富（社会财富）发生的关系，就同哲人之石使我同科学发生的关系完全一样。

　　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⁷²。致富欲望本身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欲望，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作为财富的财富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则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因此，古代人哀叹货币是万恶之源。一般形式的享受欲以及吝啬，是货币欲的两种特殊形式。抽象的享受欲要求有一个包含一切享受可能性的对象。货币在它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的规定上，使抽象的享受欲得到实现；货币在它单纯是同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的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形式的财富时，使吝啬得到实现。为了把货币本身保存下来，吝啬不得不牺牲掉对于特殊需要对象的一切关系，放弃这一切关系，以便满足货币欲本身的需要。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由此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¹⁴⁾，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在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联系¹⁰⁷；它只在商业民族中表现为这种联系，而这些商业民族只从事转运贸易，自己不进行生产。至少在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等等那里，生产是附带的事情。他们能够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或中世纪的情形一样。不如说，这种世界本身，是这些商业民族的前提。只要他们和古代共同体发生严重冲突，每次他们都要灭亡。

　　在罗马人、希腊人等那里，货币起初自然地出现在作为尺度和作为流通手段这两种最初的规定上，在这两种规定上并不很发展。但是，一旦他们的商业等等发展起来，或者像罗马人那样，当征服给他们带来大量货币时[II—2]——总之，在他们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货币不可避免地突然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而且货币在这种规定上越发展，就越是表现出他们的共同体的没落。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种规定上的货币要起生产的作用，它就不但必须是流通的前提，而且也必须是流通的结果，并且作为流通的前提，货币本身必须是流通的一个要素，是流通设定的一种东西。例如，在罗马人那里，货币是从全世界掠夺来的，情况就不是这样。

　　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包含着这样一点：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今天单个的个人仍然可以偶然地弄到货币，因而占有货币也会像对古代人的共同体起的作用那样，对他起瓦解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种个人的瓦解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一部分人发财致富。古代意义上的货币占有者已被工业的发展过程所瓦解，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为这种过程服务。瓦解只涉及他本人。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

　　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为不断重新产生的一般财富的源泉。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在这方面，必须谈谈转变为雇佣兵制度的古代军队组织。）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源泉就打开了。

　　由于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即同个人的特殊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产品，而是为了货币，是一般形式的财富，所以，首先个人的勤劳是没有止境的；勤劳具有怎样的特殊性都无所谓，它采取可以达到目的的任何形式；在为社会需要等创造新的对象方面，勤劳是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

　　因此，很清楚，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而古代共同体本身则已经同作为一般基础的雇佣劳动发生矛盾。只有当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从而个人的报酬也都是货币时，普遍的产业劳动才是可能的。否则，只有特殊形式的技艺上的勤劳才是可能的。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交换价值，就是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货币。因此，生产交换价值本身的直接劳动就是雇佣劳动。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

　　古代人可以直接购买劳动，购买奴隶；但是奴隶却不能用自己的劳动购买货币。货币的增加可以使奴隶变贵，但不能使他们的劳动更有生产效率。黑奴制——纯粹的产业奴隶制——必然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它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不相容的。黑奴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如果没有实行雇佣劳动的其他自由的各州与黑奴制并存，如果黑奴制是孤立的，那么，黑奴制各州的一切社会状态就会立即转变为文明前的形式。

　　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躯体化的财富，曾在炼金术中被人追求。在货币主义⁽¹⁵⁾那里，货币就是出现在这种规定上。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在货币不是来自流通而是在实体形式上被发现的地方，如在西班牙，国家变穷了；可是为了从西班牙人那里取得货币而不得不进行劳动的那些国家，则开辟了财富的源泉，因而真正富裕起来了。因此，在新大陆和新的地区探求和发现金矿⁷⁶，在革命的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那里，殖民活动立即兴起，像在温室里生长起来一样。

　　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进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进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但是，在这里所阐述的货币的规定中，隐藏着关于货币性质的幻想，——也就是说，死抱住货币的一种抽象规定，而无视这种规定中所包含的矛盾，——这种幻想在个人的背后赋予货币以这种确实神奇的意义。实际上，货币由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因而是幻想的规定，由于货币的这种抽象，便在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中成为如此强大的[11—3]⁽¹⁶⁾工具。

　　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所以，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古代共同体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因此，货币在其第三种规定上的发展，破坏了古代共同体。任何生产都是个人的对象化。但是，在货币（交换价值）上，个人的对象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对象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对象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

　　设定在流通手段形式上的货币，就是铸币。作为铸币，货币丧失了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它的使用价值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规定合而为一了。例如，它只有被熔化，才能作为货币本身来使用。它不得不停止流通。因此，铸币形式的货币只是符号，与它的材料无关。但是，作为铸币，货币还丧失了它的普遍性，而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它按照它由以构成的金、铜、银等等材料，分为各种不同的铸币。它取得一个政治头衔，并且可以说在不同的国家操着不同的语言。最后，它在同一个国家取得不同的名称，等等。因此，货币在第三种规定上，作为离开流通并同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物，还否定了货币作为铸币的性质。货币重新作为金银出现，而不管它是被熔化为金银，还是只按它的金银重量来估价。它再度丧失了它的民族性，而充当各国之间的交换手段，充当普遍的交换手段，但已不再是符号，而是一定数量的金银。因此，在最发达的国际交换制度中，金银又出现在这样一种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它们所起的作用同它们在原始物物交换中起过的作用完全一样。我们已经指出，金银和交换本身一样，最初不是出现在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范围内，而是出现在它的尽头，它的边界上，它和别的共同体接触的少数地魚上。因此，货币现在表现为商品本身，普遍的商品，这种商品在所有地方都保持它作为商品的性质。在这一形式规定上，它在所有地方一律通用。只有这样，它才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因此，在重商主义那里，金银被当作是衡量各个不同共同体的实力的尺度。

　　“一旦贵金属成为商业对象，成为一切物品的普遍等价物，它们也就成为衡量各国实力的尺度。”由此就产生了重商主义。（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7页]）

　　尽管现代经济学家自以为比重商主义高明，但在1857年普遍危机时期¹⁰⁸也和在1600年⁽¹⁷⁾一样，金银又完全出现在这一规定上。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建立世界市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发生了贵金属的联系，另一方面同亚洲发生了贵金属的联系。在原始共同体，这种金银贸易只起次要的作用，同整个交换一样，只涉及剩余物。但是，在发达的贸易中，金银的贸易却成为和整个生产等等有本质联系的一个要素。货币的出现不再是为了交换剩余物，而是为了结算国际商品交换总过程中的差额。货币现在只有作为世界铸币才是铸币。但是，作为世界铸币，货币本质上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无关，它的材料就是一切。在这一规定上，金银作为形式仍然是到处通行的商品，是商品本身。

　　（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¹⁰⁹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这一规定上。事实上，最初的交换也只是表现为剩余物的交换，并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这是一种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总生产的现成的剩余物。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剩余物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

　　“货物数量和货币数量可以不变，尽管如此，价格可以下酷或下降”（例如，由于金融资本家、地租所得者、政府官吏等的支出增加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91页脚注]，[L.]X，43¹¹⁰）。

　　[II—4]我们已经看到，货币作为离开流通并同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物，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尺度这两种规定的否定（否定的统一）。我们已经说明：

　　〔只要货币是流通手段，

　　“流通的货币量就决不能由个人使用，这一货币量必须不断地流通”（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2卷第113—114页]）。

　　个人只有出让货币，使货币变为为他的存在，使货币具有社会规定，才能使用货币。正像施托尔希正确地指出的，就是由于这个理由，货币材料

　　“对人的生存不应是绝对必需的”[（同上，第113页）]，

　　就像例如在一些民族中充当货币的兽皮、食盐等等那样，因为处于流通中的货币量是不能用于消费的。因此，第一，金属充当货币一般说来比其他商品优越，第二，贵金属又比用作生产工具的金属优越。施托尔希关于这个问题的下述看法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是很典型的：货币材料必须

　　“具有直接的价值，但这种价值以人为的需要为基础”[（同上，第114页）〕。

　　这位经济学家把下面两种需要称为人为的需要：第一，从个人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需要；第二，不是从作为自然物的个人的赤裸裸的存在所产生的需要。这显示出构成资产阶级财富及其科学的基础的那种内在的绝望的贫乏。〕

　　第一，货币是流通手段本身即铸币的否定。但是，货币同时又把铸币当作自身的规定包含在内，从否定意义上说，是因为货币可以不断地转化为铸币；从肯定意义上说，货币就是世界铸币；而货币作为世界铸币，同形式规定无关，本质上就是商品本身，是无所不在的不受地方限制的商品。这种同形式规定无关的性质表现在两方面：首先，货币现在不是作为符号，不是由于铸币的形式，而只是作为金银才是货币。因此，国家赋予货币的铸币形状没有价值，只有货币的金属含量才有价值。甚至在国内贸易中，货币也只有一时一地的价值。

　　“因为货币对占有它的人的用处，并不比对占有待购商品的人的用处大。”[（施托尔希，同上，第195页）]

　　国内贸易越是全面地受对外贸易制约，这种铸币形状的价值就越是消失，就是说，这种价值不存在于私人交换中，而只表现为赋税。其次，作为这种一般商品，作为世界铸币，金银不必回到出发点，甚至流通本身也不必要了。实例就是亚洲和欧洲。因此，货币主义的追随者抱怨说，货币在异教徒那里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见来塞尔登1600年左右的著作¹¹¹）对外流通越是为国内流通所制约和囊括，世界铸币本身就越是进入流通（循环）。这种较高级的阶段在这里同我们还没有关系，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简单关系中还不存在。

　　第二，货币是它作为商品价格的单纯实现的否定，在这种实现中本质的东西始终是特殊商品。相反，货币成为在自身中实现的价格，而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它既成为财富的物质代表，又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而与只是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的一切商品相对立；但是，

　　第三，货币也在它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尺度这一规定上被否定。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和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不再是其他东西的观念尺度，不再是交换价值的观念尺度。因为货币本身是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现实，它在自己的金属存在上才是这种现实。尺度规定在这里必然存在于货币本身上。货币是它自身的单位，并且货币价值的尺度，作为财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的尺度，就是货币自身所表示的量。充当单位的就是货币本身的某一量的数目。作为尺度，货币的数目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流通手段，货币的物质性，充当单位的材料是无关紧要的；作为这第三种规定上的货币，作为一定的物质的量的货币本身的数目就具有本质意义了。如果作为一般财富的货币的质已经作为前提，那么，货币就只有量的差别而不再有别的差别。货币所表示的一般财富的多寡，要看它作为一定量的一般财富而被占有的数目的多寡。

　　既然货币是一般财富，那么谁占有的货币越多，他就越富，而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唯一重要的过裎就是积累货币。货币按其规定来说，在这里表现为退出流通的货币。现在，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并贮存起来，这表现为致富欲的本质对象和致富的本质过程。我通过金银而占有纯粹形式的一般财富，我积累的金银越多，我占为已有的一般财富也就越多。既然金银代表一般财富，那么一定量的金银就只在一定限度内代表一般财富，但是这种限度可以无限地扩大。金银的这种积累，表现为从流通中反复取出金银，同时把一般财富保存起来不让它进入流通，因为在流通中，一般财富总是同特殊的、最终消失在消费中的财富相交换而丧失。

　　在一切古代民族那里，积累金银最初表现为僧侣和王室的特权，岗为商品之神和商品之王只属于神和王。只有他们才配占有财富本身。此外，这种积累一方面只是用来炫耀富裕，即把财富当作不寻常的节日的用品来炫耀；用作向神庙及其神灵奉献的供品；用作公共的艺术品；最后，用作应急的保障手段，购买武器等等。后来，在古代人那里，积累就成为政策。国库成为准备金，而神庙是保存这种圣体的最初的银行。在现代银行中，积累和贮存达到最后发展阶段；然而在这里[II—5]它们具有了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私人那里，这种贮存就是把财富在其纯粹形式上保存起来，以应付外部世界的变迁，而财富在其纯粹形式上可以埋藏起来等等，总之，同个人发生完全秘密的关系。在亚洲，这种情况还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历史阶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每当发生恐慌、战争等等，这种情况就会重新出—现，这时资产阶级社会就回到野蛮状态。同样，在半野蛮人那里，也贮存黄金等等用于装饰和显示豪华。然而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也有很大一部分并且越来越大的一部分黄金从流通中取出来用作奢侈品（见杰科布的著作¹¹²等等）。

　　把黄金当作一般财富的代表保存起来，不把它投入流通，不用它来满足特殊需求，这正是个人财富的证明，而且随着货币在它的各种规定上的发展，即随着财富本身成为个人价值的一般尺度，炫耀财富的欲望，从而炫耀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的现象也发展起来；如像冯·路特希尔德先生那样，据我所知，他把两张各值10万镑的银行券分别放在镜框里挂出来，当作自己的显赫的徽记。野蛮人炫耀黄金等等，仅仅是现代人的炫耀的较朴素的形式，因为那时的炫耀同作为货币的黄金较少联系。在野蛮人那里，看重的还只是黄金的光辉。在现代人这里，则是反思的着眼点。着眼点就在于黄金不是用作货币；在这里重要的是同流通相对立的形式。

　　其他一切商品的积累晚于金银的积累：

　　（1）因为其他一切商品易于损坏。与其他商品相比，金属本身具有耐久性，还因为金属比较稀少，并且多半因为不适于用作生产工具，所以人们很喜欢贮存它。贵金属在空气等等中不氧化，又不像非贵金属易于损坏。其他商品所损坏的正是它们的形式；但正是这种形式赋予它们以交换价值，而它们的使用价值则在于这种形式的扬弃，在于消费。货币则相反，它的实体，它的物质性，就是它用来代表财富的那种形式本身。就空间规定来说，货币到处表现为一般商品，现在就时间规定来说，货币也表现为这种商品。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财富保存。它有独特的耐久性。它是既不蛀又不锈的财宝。一切商品只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货币是无所不在的商品；商品只是地方性的货币。而积累本质上是在时间中发生的过程。在这方面配第说：

　　“商业的伟大的和最后的成果，不是一般财富，而主要是充裕的白银、黄金和珠宝，它们不像其他商品那样易于损坏，易于变质，而是一切时间和一切地方的财富。充裕的葡萄酒、谷物、家禽、肉类等等是财富，但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因此，生产这些商品和从事这种贸易，以保证国家获得金银，这比其他活动更为有利。”（[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178—179页]，[M.]3）“如果通过税收把一个人用在吃喝上的货币拿来，交给另一个人去改良土地、捕鱼、开矿、办工厂、甚至做衣服，对于社会总有好处，因为即使衣服也不像吃喝那样不长久。如果把货币用来购买家具，好处就更大，用来盖房子，好处还要大。改良土地、开矿、捕鱼，好处就更多了。而好处最大的，是把货币投放出去，以便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并且不论何时何地作为财富都受到珍视。”（[同上，第195—196页]，[M]5）

　　17世纪的一位著作家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看到，随着金银被看作财富的物质代表和财富的一般形式，金银的积累怎样受到了真正的刺激。货币崇拜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我牺牲——节俭和悭吝，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宝。因此，英国的清教和荷兰的新教都离不开搞钱。17世纪初，一位著作家（来塞尔登）十分坦率地说出这种情况：

　　“贸易的自然材料是商品，贸易的人为材料是货币…… 货币无论从性质上说或从时间上说都是在商品之后出现的，虽然如此，现在它在使用中却居于首要地位。”他把商品和货币比作老雅各的两个孙子，雅各“伸出右手按在次孙的头上，伸出左手按在长孙的头上”¹¹³（[来塞尔登《自由贸易》1622年伦敦版第7页]，[M.]24）。

　　“我们消费了过多的西班牙的、法兰西的、莱茵地区的、黎凡特的和各岛屿的葡萄酒，西班牙的葡萄干，黎凡特的无核小葡萄干，埃诺和尼德兰的麻纱布，意大利的丝绸，西印度的糖和烟草，东印度的香料，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必需的物品，可是这些东西都得用硬币来买…… 如果出售外国的产品较少，而出售本国的产品较多，那么余额就会以金银的形式，作为财宝流入我国。”（同上[，第12、13页]）

　　现代经济学家自然会在经济学概论部分中嘲笑这种论调。但是，如果看一看特别在货币学说中流露出来的恐惧不安和在危机时期人们在实践上注视金银的流进流出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惊慌，那就很清楚，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信徒所幼稚片面地理解的货币规定，不仅在想象中，而且作为现实的经济范畴，仍然完全不失其正确性。

　　[II—6]替生产的现实需要辩护而反对货币的这种至上权力的对立见解，在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叙述得最有说服力（见我的笔记本中十分醒目的摘录¹¹⁴）。

　　（2）积累其他商品，除易于损坏外，在以F两个方面和积累金银（在这里，金银也就是货币）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积累其他商品没有积累一般财富的性质，而只有积累特殊财富的性质，因此，它本身是一种同单纯积累无关的特殊生产行为。贮存粮食需要特殊的设备等等。积累羊群使人不变成牧人⁽¹⁸⁾；积累奴隶或土地使主奴关系等等成为必要。可见，这一切都要求与单纯积累，与增加财富本身不同的行为和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使积累起来的商品实现为一般财富，使我能占有一切特殊形式的财富，我必须用我积累起来的特殊商品进行贸易，成为粮商、畜商等等。而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的货币却使我避免了这些麻烦。

　　积累金银，即积累货币，是积集资本的最初的历史现象，并且是积集资本的最初的重要手段；但它本身还不是积累资本。为了积累资本，必须把积累起来的金银重新加入流通这种行为本身当作积累的因素和手段。

　　现在，货币在其最后的完成的规定上，从所有方面来看都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币自身消灭的矛盾。整个实际财富的世界都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相对立。货币是实际财富的纯粹抽象——因此，保留在这种抽象上的货币只是一种空想。在财富显得是以完全物质的，可以捉摸的形式本身存在的地方，财富仅仅存在于我的头脑里，是一种纯粹的幻想。迈达斯。另一方面，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个别特殊方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始终是流通手段；但对从事积累的个人来说，货币消失了，而这种消失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个人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积蓄起来，不过那时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我只有把货币当作纯粹为他的存在而付出去，才能实现货币的为我的存在。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实际财富的纯粹的幻影。

　　其次，认为通过积累货币可以增加货币，从而货币本身的量是货币价值的尺度，这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其他财富的积累，货币本身会按它积累的程度而丧失它的价值。看起来货币是增加了，实际上是减少了。货币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仅在于它总要顾及流通，也就是依赖流通。

　　货币自命为一般商品，但是，由于货币的自然特点，它又是一种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不但取决于需求和供给，而且随它的特有生产费用而变动。并且，因为货币本身体现在金和银上，所以它在每一种实际形式上都是片面的，如果一个表现为货币，另一个便表现为特殊商品，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每一个都表现在两种规定上。

　　货币是绝对可靠的、完全不以我的个体性为转移的财富，同时又是完全外在于我的、可能由于任何偶然变故而离开我的绝对不可靠的东西。货币作为尺度、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货币本身的这几种完全矛盾的规定，都有这样的情况。最后，在后一种规定上，货币所以自相矛盾，还因为它应当代表价值本身，而实际上它只代表价值可变的[金银的]一个同一量。因此，货币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扬弃了它自己。

　　货币作为单纯的尺度，已经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自身中被否定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尺度，已经在作为货币的自身中被否定了。因此，货币在这后一种规定上被否定，同时也就是它在前两种规定上被否定。因此，当货币作为纯粹的财富的一般形式被否定时，它必须实现为实际财富的特殊实体；但是当货币这样在实际上证明它是财富总体的物质代表时，它必须同时保持作为一般形式的自己。货币加入流通这一行为本身必须是保持自己的一个要素，而它要保持自己必须加入流通。也就是说，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必须同时表现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过程。货币同时就是作为纯粹物的形式的自身的否定，是作为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和偶然的财富形式的自身的否定。不如说，货币必须表现为财富的生产，而财富必须表现为个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结果。

　　可见，交换价值现在不再是被规定为这样一种简单的物，对这种简单的物来说，流通只是一种外在的运动，或者说，这种物是作为个体而存在于某种特殊的物质上，——现在交换价值是被规定为一个过程，被规定为通过流通过程而和自己发生的关系。另一方面，流通本身已不再只是被规定为商品换货币和货币换商品的简单交换过程，已不再只是被规定为旨在实现不同商品的价格、使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彼此相等的中介运动。在这种中介运动中，商品和货币出现在流通之外：一方面是预先确定的交换价值，是商品被最终取出而转入消费，就是说，是交换价值的消灭；另一方面是取出货币，是交换价值对其实体的独立化，而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的消灭。

　　交换价值本身，——并且现在不再是[II—7]交换价值一般，而是计量过的交换价值，——作为前提本身必须表现为由流通设定的东西，而作为由流通设定的东西，又表现为流通的前提。流通过程同样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这一方面是交换价值回归为劳动，另一方面是货币回归为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现在被设定在更深的规定上。对于流通来说，一定的价格是前提，作为货币的流通只是在形式上设定这个价格。交换价值本身的规定性，或价格的尺度，现在义必须表现为流通行为。这样被设定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流通同时被设定为生产行为。

　　补充：在表现为货币流通的流通中，总是以交换的两极的同时性为前提。但是，在相互交换的商品的存在之间可能出现时间差异。在互相支付的性质中，就包含这样的可能性：今天进行了支付，但是一年以后才能得到对方的支付，等等。

　　西尼耳说，“在多数情况下缔结契约时，只有缔约的一方有可以自由支配的物品，并把这种物品贷给别人；如果要进行交换，就要在以后才能取得等价物这样的条件下卷即把这种物品转让出去。而由于一切物品的价值在一定时间咀都会变动，所以，人们用作支付手段的，就是那种价值最少变动，能在最长时间里保持购买物品的一定平均能力的物品。”于是，货币就成了“价值的表现或代表。”[（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选自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第116、117页）]

　　照他这种说法，货币的后一种规定和它以前的规定根本没有关系。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有当货币表现为价值的独立代表的时候，契约比如说才不再按谷物的量或待实现的劳役来计算。（后者，例如通行于封地制度下。）认为货币具有保持其价值的“较长时间的平均能力”，这是西尼耳先生的反思。事实是，货币作为契约上的一般材料（贝利说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¹¹⁵），是由于它被当作一般商品，“一般财富的代表”（施托尔希的说法¹¹⁶，独立化的交换价值来用的。货币必须在其前两种规定上已经非常发展，才能在第三种规定上普遍发挥这种作用。这里，事实上已经表明，即使货币的量完全不变，它的价值却会变动；货币作为一定的量，总要受到一切价值的可变性的影响。在这里，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性质是和它的一般规定相对立的。[对于]作为尺度的[货币来说]，这种价值变动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对同一种东西的两种不同的关系，可以用某种可变的手段来表示，同样也完全可以用某种不变的手段来表示”¹¹⁷。

　　这种价值变动[对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来说]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量已由尺度决定。但是，作为在契约中出现的货币，这种价值变动就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一般来说，正是在这一规定上货币的矛盾显露出来了。

　　应以专门的篇作如下补充：

　　（1）货币作为铸币。极简略地论述铸币制度。（2）对金银来源地的历史叙述。金银的发现等等。金银生产的历史。（3）贵金属以及金属货币价值变动的原因；这种变动对产业和不同阶级的影响。（4）首先，流通的量和价格涨落的关系（16世纪。19世纪）。不过，同时还必须考察[流通手段的]量的增加对作为尺度的货币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5）关于流通：速度，必要量，流通的影响；发展程度的高低等等。（6）货币的瓦解作用。

　　（此点应补充。）（这里应进行专门的经济学研究。）

　　（金银的比重，和其他金属相比，在较小的体积里包含很大的重量，这也反映到价值世界，就是说它们在较小的体积里包含很大的价值（劳动时间）。实现在金银里的劳动时间，即交换价值，就是商品的比重。这一点使贵金属特别适合于为流通服务（因为，人们可以把颇大数墩的价值放在衣袋里随身携带），并且也使它们特别适合于积累，网为人们在很小的宅间里就能保存和积累大量的价值。而且金在贮存期间不像铁、铅等等那样会发生变化，它始终保持原状。）

　　“假如西班牙从来没有占据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山，它也就从来不会需要波兰的谷物。”（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20页]）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 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圣经拉丁文译本¹¹⁸）

　　“相互售出的商品的相关数量，构成商品的价格。”（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72页]）

　　“价格是交换价值的度数。”（同上[，第73页]）

　　我们已经看到，在简单流通本身中（即处于运动中的交换价值中），个人相互间的行为，按其内容来说，只是彼此关心满足自身的需要，按其形式来说，只是交换，设定为等同物（等价物），所以在这里，所有权还只是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他人劳动的产品，只要自己劳动的产品被他人的劳动购买便是如此。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以自己劳动的等价物为中介而取得的。所有权的这种形式——正像自由和平等一样——就是建立在这种简单关系上的。在交换价值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并且最终表明，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

脚　　注

(9) 见本卷第88—95页。——编者注
(10) 见本卷第136—137页。——编者注
(11) 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
(12) 见本卷第167页。——编者注
(13) 可能与这一说法有关，马克思后来在手稿第II笔记本第8页上方页边上写了一段引文：“在文明初期，人们确定自己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不是通过比较在这种或那种场合下用于交换的产品，而是通过把这些产品同大家都喜爱的某一产品相比较”（加尼耳[《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09年巴黎版第2卷第64—65页]，[B.]13a）。——编者注
(14) “共同体”原文是“Cemeinwesen”，俄文版译为“社会联系”。——编者注
(15)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货币主义”上方写了“重商”字样。——编者注
(16) 在手稿本页右上角有马克思的如下批注：“物物交换、买卖、商业——交换的三个阶段（斯图亚特）”。——编者注
(17) 指米塞尔登1600年左右的著作，见注111。——编者注
(18) 这句话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a）《货币贮藏》中是这样写的：“积累羊群使我变成牧人。”——编者注

注　　释

57 金属条块（bars）最初指铁块。马克思在下列一些作者的著作中读到过有关金属条块的论述：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326—327页；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6年伦敦版第112页。——146。
58 “主体”这一术语，在这里和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马克思是在康德以前的意义上使用的，即指宾词、属性、规定、特征、关系的担当者。——139。
72 万恶的求金欲是罗马诗人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卷第57行的用语。——174。
76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欧洲和美洲向这些地方大批移民，这就是所谓的“黄金热”。“黄金热”引起商品价格猛涨，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者趁机进行投机而发财。
1850年1月，在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后18个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了这些发现对欧洲、美洲、亚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商业发展，以及对新兴国家的殖民，都将有巨大的意义（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1月底写的（时评（一）》和1850年11月写的《时评（三）》）。——177。
92 流通车轮（The great wheel of circulation）是亚·斯密对货币的称呼。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2篇第2章。——137。
93 指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章第7、8两节中论述的货币数量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C节中，一面摘引穆勒此书两节中的大段话，一面对穆勒的观点进行批判。正文中所说的詹·穆勒的错误，马克思摘自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136页。——142。
94 这本笔记本原编号为VIII，后来编为VII。——146。
95 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2卷第389页，把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偿还债款的这种强制支付，称为“非自愿的流通”：把花钱购买某些物品称为“自愿的流通”，以区别于这种“非自愿的流通”。——147。
96 恶的无限是黑格尔的哲学术语，意思是同——件事按下列公式无限重复、“某物”成为“他物”，而这个“他物”本身义是正在成为“他物”的“某物”，如此反复，以举无穷。——148。
97 皮·布阿者尔贝尔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于1697年和1707年间问世，后又收入1843年巴黎出版的《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欧·德尔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一书。布阿吉尔贝尔的“货币是万物的刽子手”这种说法，见该书第413页。他还在第395页上把货币说成“暴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C节也曾提到这一说法。——150。
98 马克思在这里把“生产价格”和前一句中的“交换价值或生产费用”理解为同一个意思。“生产费用”这一术语，其含义是“商品的内在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即等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全部劳动时间”（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1节（c）和《附录》第5节）。“生产价格”一词在马克思40年代的摘录笔记中就已出现。如1845年在布鲁塞尔写的摘录笔记（通称《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曾用德文“Produktionspreis”（生产价格）一词来转述萨伊的下述提法：“生产费用，也就是开采和提炼它们（金和银）所花费的时间和劳动。”（见路·萨伊的《国家和个人致富或贫穷的基本原因》1818年巴黎版第32页）。——151。
99 交换价值章当时还没有写成，因为马克思是从第2章，即货币章开始写作的。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末尾把价值章的开头部分作了扼要的叙述。在这以后不久、他就认为他的著作的第1章不应当是价值章，而应当是商品章。——155。
100 aes grave（1磅铜）是古代未经铸造的铜币，在古罗马是重量单位和铸币单位。——159。
101 指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第2页。这一页上有费里埃《论政府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第31——73页的摘录。费里埃在该书第33和35页谈到银、认为在银从矿山里生产出来的地方，它是商品，因为它充当购买它的那些人的直接需求的对象。但是，费里埃接着说：一俟银成为货币，它就不再是商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必要中介，并且已不能直接满足任何需要”。——167。
102 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32—433、461页上说；“货币是一种经常处在流通中的商品，总是为交换而存在的……这种商品的增加或减少也和一切其他商品的增加和减少一样，并不说明该国的总资本必定增加或减少……因为一种商品量的减少可以曲另一种商品量的增加而抵销。”——167。
103 亚·斯密关于货币是非生产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2章；第4篇第1章。——167。
104 爱·索利在《目前的困难及其和货币理论的关系》1830年伦敦版第3页上，用“货币只是物物交换更复杂的形式”来表达亚·斯密的观点。斯密的这一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4章。——168。
105 指詹·泰勒的《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附建立一种可靠稳定的信用货币的建议》1828年伦敦版。——169。
106 转引自布阿吉尔贝尔曲说法，布阿吉尔贝尔的原话是；“一切商品的结晶（Précis de toutes les denrées）。见他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欧·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9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货币》的开头部分、《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05）注，都曾提到过布阿吉尔贝尔的说法。——172。
107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二加工阶段的笔记《完成的货币体系》第41页中摘录了一段引文，其中把货币说成“物和人之间的纽带”（nexus rerum et hominum），而不只是“物的联系”（nexus rerum）。同时他在引文后注明第34页。不能确定这段引文与什么问题有关。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前面的那些页笔记。马克思把货币说成“物和人之间的纽带”，他指的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状况，这种状况是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关系——家长制的、封建的、家族的、宗教的、即被迫让位于“现金”统治的那一切关系一解体的结果。——175。
108 1857年底，当马克思写《货币章》时，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1857——185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它从美国开始，席卷了欧洲的所有大国。——180。
109 马克思在〈导言，第3节末尾首次草拟的分篇法（见本卷第50页）里，说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第1篇内容是：“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180。
110 马克思摘录的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91页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马尔萨斯去世后，出版该书第2版的编者为使马尔萨斯的论点更明确而写的。——181。
111 爱·米塞尔登关于基督教的欧洲同非基督教的一些亚洲国家如土耳其、波斯、印度等国家之间的贸易，见他的《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1622年伦敦版第19—2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a）《货币贮藏》中也多次提到这一著作中的论点。——182。
112 威·杰科布关于把黄金从流通领域中取出用作奢侈品的描述，见他的《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270—323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a）《货币贮藏》中曾提到杰科布的观点。——184。
113 这里是用圣经故事作比喻；传说中的犹太人的始祖雅各晚年预感到死期到来，他为他的孙子（约瑟的儿子）祝福．雅各不顾古代犹太人中流行的习惯，没有把主要的祝福（伸出右手按头）给予长孙，而是给了次孙，这表明次孙将比长孙有更光明的前途（见《圣经·创世记》第48章第13—21节）。——186。
114 指马克思1845年在布鲁塞尔写的摘录笔记。其中许多从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作的摘录，都是摘自欧·德尔所编的《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对某些摘录马克思还加了注释，这些摘录的一小部分马克思引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货币》开头部分以及《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05）注之中。——186。
115 赛·贝利关于货币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见他的《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3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b）（支付手段，中也引用了这句话。——190。
116 亨·施托尔希关于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代表，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2卷第13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a）《货币贮藏》中也引用了这句话。——190。
117 这是马克思用简化的形式转述的赛·贝利的话。原话出自贝利的著作《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9—10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1节《价值尺度》中也引用了贝利的这段话。——191。
118 见《圣经·启示录》第17章第13节和第13章第17节。
　　《启示录》（或《约翰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写于一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是暗指货币。——192。

[III.资本章]¹¹⁹

[II—8]货币作为资本章
[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

[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理解货币特别困难，——政治经济学企图回避这些困难，办法是抓住货币的一种规定忘记另一种规定，而当面临一种规定时又求助于另一种规定，——因为在这里，社会关系，个人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种金属，一种矿石，一种处在个人之外的、本身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纯物体，在这种物体上，形式规定和物体的自然存在再也区分不开了。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汇率或银行家一样。¹²⁰在秘鲁和墨西哥，以前金银并没有充当货币，尽管已经有用金银做的装饰品，尽管那里已经有成熟的生产体系，充当货币不是金银的自然属性，因而这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等所根本不了解的。但货币直接是金银。货币作为尺度来看，形式规定仍占优势，作为铸币就更是这样，因为形式规定甚至通过铸币的花纹在外表上显示出来；但是在第三种规定上，也就是在货币的完成形态上，即充当尺度和铸币仅仅表现为货币的职能时，一切形式规定都消失了，或者说，一切形式规定都同货币的金属存在直接合而为一了。在金银上丝毫也看不出它们作为货币的规定不过是社会过程的结果；金银是货币。

　　理解作为货币的金银之所以更加困难，是因为金银对于活的个人的直接使用价值同它们作为货币的作用毫无关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作为纯粹交换价值的化身的金银身上，人们丝毫也不会想到不同于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包含在交换价值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在这里最纯粹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在前面⁽¹⁹⁾已经批判了企图消除这一矛盾的一些尝试，这些尝试是要剥掉货币的金属形式，并且也从外表上使货币成为由社会设定的东西，成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表现；这些尝试的最新形式可能就是劳动货币的形式。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交换价值的基础保持不变，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徒劳的，而那种认为金属货币似乎使交换遭到歪曲的错觉，是由于根本不了解金属货币的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对立面的成长，以及这种生产关系本身越来越强烈地要蜕皮，攻击的矛头就越来越指向金属货币或货币本身，因为货币是使制度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一种最引人注目、最矛盾、最尖锐的现象。于是有人就在货币身上费尽心机，企图消除对立，其实货币只是这些对立的明显的现象。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对货币的攻击看起来会使一切其他东西原封不动，而且只是做一些修补，那么人们可以在货币上采取一些革命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手打麻袋意在驴子。但是，只要驴子没有感到麻袋上的打击，人们实际上打的就只是麻袋而不是驴子。一旦驴子感觉到了，那么，人们打的就是驴子而不是麻袋。只要这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

　　另一方面，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货币关系的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者至少是前后一贯的，以致他们会后退到交换价值的和交换的更简单的规定上去）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

　　实际上，只要把商品或劳动还只是看作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互相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看作它们之间的等同，那就是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只是单纯地看作交换者。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而且这种形式规定是经济规定，是个人借以互相发生交往关系的规定，是他们的社会职能的或彼此之间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和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其次，他们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或者至少当作等价物（在相互估价时只可能发生主观上的错误，如果一个人欺骗了另一个人，那么这种情况不是由于他们借以互相对立的社会职能的性质造成的，因为这种社会职能是一样的；他们在社会职能上是平等的；而只是由于有的人生来狡猾、能言善辩等等造成的，总之，只是由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具有纯粹个人的优势造成的。差别只会是同关系自身的性质毫不相干的自然差别。从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种自然差别甚至还会由于竞争等等而缩小，并失去其原有的力量）。

　　只要考察的是纯粹形式，关系的经济方面，——处在这一形式之外的内容在这里其实还完全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或者说，表现为不同于经济内容的自然内容，可以说，它同经济关系还是完全分开的，因为它同经济关系还是直接重合的¹²¹，——那么，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就只是形式上不同的三种要素：关系的主体，交换者，他们处在同一规定中；他们交换的对象，交换价值，等价物，[II—9]它们不仅相等，而且确实必须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最后，交换行为本身，中介作用，通过这种中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等价物是一个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对象化；这就是说，它们本身的价值相等，并且在交换行为中证明自己价值相等，同时证明彼此漠不关心。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神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因为他们只有作为等价物的所有者，并作为在交换中这种相互等价的证明者，才是价值相等的人，所以他们作为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个人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关心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一切个人特点。

　　交换行为不仅设定并证明交换价值，而且设定并证明作为交换者的主体，至于说交换行为以外的内容，那么这个处在经济形式规定之外的内容只能是：（1）被交换的商品的自然特性，（2）交换者的特殊的自然需要，或者把二者合起来说，被交换的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因此，这种使用价值，即完全处在交换的经济规定之外的交换内容，丝毫无损于个人的社会平等，相反地却使他们的自然差别成为他们的社会平等的基础。如果个人A和个人B的需要相同，而且他们都把自己的劳动实现在同一对象中，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从他们的生产方面来看，他们根本不是不同的个人。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呼吸，空气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作为大气而存在；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不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关系。只有他们在需要上和生产上的差别，才会导致交换以及他们在交换中的社会平等化；因此，这种自然差别是他们在交换行为中的社会平等的前提，而且也是他们相互作为生产者出现的那种关系的前提；从这种自然差别来看，个人[A]是个人B所需要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B是A所需要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从这方面说，自然差别又使他们互相发生平等的关系。但是，他们因此并不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而是互为一体，互相需要，于是客体化在商品中的个人B就成为个人A的需要，反过来也一样；于是他们彼此不仅处在平等的关系中，而且也处在社会的关系中。

　　不仅如此。一个人的需要可以用另一个人的产品来满足，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能生产出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对象，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这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客体的所有者而出现，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类的本质。而且，大象为老虎生产，或者一些动物为另一些动物生产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例如，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它们都生产同一种东西。

　　其次，既然个人之间以及他们的商品之间的这种自然差别（产品、劳动等等在这里还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而只以商品的形式，或者像巴师夏先生采用萨伊的用语所说的，以服务¹²²的形式存在；巴师夏把交换价值的经济规定归结为交换价值的自然内容，即商品或服务，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力掌握交换价值本身的经济关系，而他却自以为，比起那些能够在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上即生产关系的纯粹形式上掌握生产关系本身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来，他是前进了一大步），是使这些个人结为一体的动因，是使他们作为交换者发生他们被假定为和被证明为平等的人的那种社会关系的动因，那么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格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

　　但还不仅如此：只有当个人B用商品b为个人A的需要服务，并且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A才用商品a为个人B的需要服务。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已的手段互相利用。这两种情况在两个个人的意识中是这样出现的：（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当作自为的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他的存在，而他人只有把自己当作自为的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前一个人的存在，——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交换的前提，但是，这种相互关联本身，对交换主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他们毫不关心的，只有就这种相互关联把他的利益当作排斥他人利益的东西，与他人的利益不相干而加以满足这一点来说，才和他有利害关系。

　　换句话说，表现为全部行为的动因的共同利益，虽然被双方承认为事实，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它可以说只是发生在自身反映¹²³的特殊利益背后，发生在同另一个人的个别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背后。就最后这一点来说，个人至多还能有这样一种安慰感：他的对立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II—10]对立面即一般社会利益的实现。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把自己当作手段，或者说当作提供服务的人，只不过是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和主宰地位的手段；最后，是自私利益，此外并没有更高的东西要去实现；另一个人也被承认并被理解为同样是实现其自私利益的人，因此双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

　　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上面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特殊化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既不是强制劳动，也不是中世纪那种要听命于作为上级机构的共同组织（同业公会）的劳动。

　　交换者之间[的关系]从交换的动因来看，也就是从经济过程之外的自然动因来看，也要以某种强制为基础，这种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关系，从一方面来看，本身只是表示另一个人对我的需要本身漠不关心，对我的自然个性漠不关心，也就是表示他同我平等和他有自由，但是他的自由同样也是我的自由的前提；另一方面，就我受到我的需要的决定和强制来说，对我施行强制的，不是异己的东西，只是作为需要和欲望的总体的我自己的自然（或者说，处在一般的反思形式上的我的利益）。但使我能强制另一个人，驱使他进入交换制度的，也正是这一方面。

　　因此，罗马法规定奴隶是不能通过交换为自己取得任何东西的人，这是有道理的（见《法学阶梯》¹²⁴）。由此也可以明白，罗马法虽然是与交换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状态相适应的，但是，从交换在一定的范围内已有所发展来说，它仍能阐明法人，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各种规定，因而能成为工业社会的法的先声（就基本规定来说），而首先为了和中世纪相对抗，它必然被当作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不过，罗马法的发展本身和罗马共同体的解体也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货币才是交换价值的实现，因为只有在发达的货币制度下交换价值制度才能实现，或者反过来也一样，所以货币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实现。作为尺度，货币只是给予等价物以特定的表现，使它在形式上也成为等价物。在流通中固然还可以看到下述形式的差别：交换者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在不同的规定中出现；交换价值一次是在货币的形式上表现为一般交换价值，另一次是在具有价格的自然商品上表现为特殊交换价值，但是，首先，这些规定会互相转换；流通本身不会产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把那仅仅是想象的差别扬弃。不平等只是纯粹形式上的不平等。最后，货币本身是流通的，所以时而出现在这个人手里，时而又出现在那个人手里，而出现在谁手里对货币来说是无所谓的，——在这种货币上，现在平等甚至在物质上也表现出来了。就交换过程来考察，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表现为货币所有者，表现为货币本身。因此，彼此漠不关心和相互等值的情况明显地以物的形式存在着。商品身上的特殊的自然差别消失了，并且不断地由于流通而消失。对卖者来说，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卖者作为卖者只表现为一个价格3先令的商品的所有者，所以双方完全平等，只是这3先令一次是以银的形式存在，另一次是以砂糖等等的形式存在。

　　在货币的第三种形式上，过程的各个主体之间似乎可能出现某种不同的规定。但是，当货币在这里表现为契约上的材料，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时，立约者和立约者之间的一切差别反而消失了。当货币成为积累的对象时，主体在这里就只是从流通中抽出货币即财富的一般形式，[II—11]而不是从流通中抽出同等价格的商品。因而，如果一个人积累，另一个人不积累，那么他们中间谁也没有给对方造成损失。一个人享有现实财富，另一个人占有财富的一般形式。如果一个人变穷了，另一个人变富了，那么这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而决不是由经济关系即他们彼此发生的经济联系本身所造成的。甚至遗产继承以及使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永久化的这类的法的关系，都丝毫无损于这种自然的自由和平等。只要个人A的最初状况同这个制度并不矛盾，那么这种矛盾也决不会由于个人B代替了个人A并使A的最初状况永久化而产生出来。相反地，这种情况却会使社会规定的效力超过个人生命的自然界限：巩固这种社会规定以对抗自然的偶然作用，因为自然的影响本身反而会消灭个人的自由。此外，因为个人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货币的个体化，所以个人本身同货币一样也是不死的，而个人通过继承人来代表自己倒可以说是这种社会规定的贯彻。

　　如果这种看法不是从它的历史意义上提出，而是被利用来反驳比较发达的经济关系，——在这种发达的关系中，个人不再仅仅表现为交换者即买者和卖者，而是出现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不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的规定性之中，——那么，这就等于断言，自然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更不用说对立和矛盾了，因为它们，例如从重量这个规定来看，都有重量，因此都是等同的；或者说，它们是等同的，因为它们都存在于三维空间。在这里，同样也是抓住交换价值本身的简单规定性，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比较发达的对抗形式。从科学的进程来考察，这些抽象规定恰恰是最早的和最贫乏的规定；它们部分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出现过的；比较发达的规定是较晚出现的规定。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

　　一方面，人们忘记了：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个人的直接产品不是为个人自己的产品，只有在社会过程中它才成为这样的产品，因而必须采取这种一般的并且诚然是外部的形式；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其次，这种情况又要以分工等等为前提，个人在分工中所处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单纯交换者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人们忘记了，交换价值这一前提决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产生，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自然产生，它是一个历史的前提，它已经使个人成为由社会决定的人了。

　　另一方面，人们忘记了，那些现在存在着交换或靠交换来实现的生产联系的较高级的形式，决不会停留在这样一种简单的规定性上，在这种规定性上，所达到的最大差别是形式上的差别，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差别。

　　最后，人们没有看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可见，[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这些经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卸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中介的，并且只反映上述对立表现消失不见的那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

　　[II—12]堕落的最新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其典型代表就是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因为美国人凯里至少还强调了某些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条件）为了反对上述社会主义者而提出的平庸论证，是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完全是儿戏般的抽象法。例如，资本和利息的关系就被归结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也就是说，先是从日常经验中借用一个事实，即交换价值不仅存在于这种简单的规定性上，而且也存在于本质上不同的资本的规定性上这个事实，然后再把资本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简单概念，同样，把也表示资本本身的一定关系的利息，从规定性中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与交换价值相同的东西；把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全部关系抽掉，退回到商品同商品相交换的不发达关系。只要我把具体东西不同于它的抽象东西的一切方面抽掉，那么具体东西当然就成了抽象东西，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东西的地方。这样，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于是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和谐”实际上就等于说：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不过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或者说，只是就名称而言才有差别。这种归结法是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某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

　　例如，工资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形式本身在这里被抛掉了。）利润也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因而工资和利润是相同的东西，而把一种报酬称为工资，把另一种报酬称为利润，这本身就是说法上的混乱。现在来看看利润和利息。在利润上，服务的报酬会因机遇而变动，在利息上，这种报酬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既然在工资上相对地说报酬是固定不变的，而在利润上则与劳动相反报酬会因机遏而变动，那么利息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就等于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关系是等价物的相互交换。于是论敌们¹²⁵从字面上抓住这种平庸的论调（这种平庸的论调在于，它从已经表现出对立的经济关系倒退到对立还只是处于潜伏状态、因而显得模糊不清的经济关系），并且指出，例如在资本和利息之间就不是简单的交换，因为资本不是由等价物来补偿，而是在[资本]所有者以利息形式二十次吞食等价物以后，他仍然以资本形式保持着这笔资本，并且还能同二十个新的等价物相交换。由此产生了令人厌烦的争论，一派断言，在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交换价值之间不存在差别，另一派则认为，这种差别可惜是存在的，但按理说不应该存在。

　　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作是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发展为人一样。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包容较高级的形式的主体出现的。无论如何，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作为货币的资本，看来好像是资本倒退到较低级的形式。其实那不过是资本处在这样一种特殊性上，这种特殊性作为非资本，在资本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是资本的一个前提。货币又会在以后的一切关系中出现；但那时它已经不再充当单纯的货币。如果像这里一样，首先是要研究货币直至它作为货币市场的整体，那么，其他关系的发展就是前提，因而有时必须纳入研究范围。因此，我们在考察作为货币的资本的特殊性以前，必须在这里先考察资本的一般规定。

　　如果我像萨伊¹²⁶那样说资本是一个价值额，那我不过是说，资本＝交换价值。每个价值额是一个交换价值，每个交换价值是一个价值额。我不能用简单的加法从交换价值达到资本。我们已经知道，通过单纯的货币积累.还产生不出资本化的关系。

　　在所谓的零售商业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日常交易中，在一方的目的是以商品换货币，另一方的目的是以货币换商品以满足个人需要的小额贸易中，即在资产阶级世界的表面上发生的这种运动中，交换价值的运动，交换价值的流通才以纯粹的形式进行。一个购买面包的工人和一个购买面包的百万富翁，在这一行为中都只是单纯的买者，而零售商对他们来说只是卖者。其他一切规定在这里都消失了。他们购买的内容以及购买的数量，对[II—13]这种形式规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展开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因此，经济学家们必然会在一些场合把资本看作价值的创造者，价值的源泉，而在另一些场合又把价值看作资本形成的前提，并且把资本本身说成只是执行某种特定职能的价值额。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要以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产品，对单个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如果不通过流通来实现，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对于生产一码布的极微小部分的人来说，一码布是价值，是交换价值，这一点决不是形式规定。如果他没有创造交换价值，没有创造货币，他就什么也没有创造。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历史的关系。

　　另一方面，价值规定的各要素是在历史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些较早的阶段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表现为这一过程的结果。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内，价值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在历史上则先有其他的制度形成尚不充分的价值发展的物质基础。因为在这里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之旁只起次要的作用，所以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相反，现代土地所有权如果没有资本这个前提就根本无法理解，因为它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存在，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表现为由资本把以前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态改变成适合于资本的形式。因此，正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中才能研究资本逐步取得的胜利和资本的形成，由于这个缘故，现代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为了确定资本、雇佣劳动和地租的关系的特殊形式，以伟大的历史眼光把这些关系放在土地所有权范围内进行了考察。产业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关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以外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作为现代租地农场主对地租所得者的关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内在关系，而土地所有权则表现为只是在对资本的关系中才存在的关系。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也许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它本身也许就包含着对城市资本，对贸易等等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是已经生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

　　资本首先来自流通，而且正是以货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我们已经看到⁽²⁰⁾，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是货币借以扬弃自身的最后形式。这同时就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现形式。货币作为只是消溶在流通中的东西否定了自己；但它也作为与流通相独立的东西否定了自己。这种否定肤整体来看，在它肯定的规定中，包含着资本的最初的一些要素。货币是资本借以表现自己的最初形式。G—W—W—G；即货币同商品交换和商品同货币交换；这种为卖而买的运动，即构成商业的形式规定的运动，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出现在经济发展的最早的状态中；这是以交换价值本身为内容的最初的运动，交换价值在这种运动中不仅是形式，而且是运动本身的内容。这种运动可以发生在交换价值还根本没有成为生产的前提的那些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这种运动所涉及的，只是这些民族为满足直接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的剩余部分，而且只发生在它们的边界上。正如犹太人在古代波兰社会或整个中世纪社会中所处的情形一样，所有一切商业民族，例如古代的商业民族以及后来的伦巴第人，可以在交换价值还没有成为生产方式的基本前提的那些民族之间，占有同样的地位。

　　商业资本不过是流通资本，而流通资本是资本的最初形式；资本在这种形式上还决不会成为生产的基础。进一步发展的形式是货币资本和货币利息，即高利贷，它的独立出现同样是早期发展阶段的事情。最后是W—G—G—W这一形式，——在这个形式中，货币和流通本身对流通的商品来说表现为单纯的手段，而流通的商品又会退出流通并直接满足需要，——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上述商业资本最初出现的前提。或者是这些前提分散在各民族之间，或者是商业资本本身在社会内部只由这种纯粹以消费为目的的流通所决定。另一方面，流通的商品，即只有取得另一种退出流通并满足直接[II—14]需要的商品的形式才能得到实现的那种商品，也是本质上作为商品资本的那种资本的最初形式。

　　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这种运动可能导致货币的抽出和积累，但是，货币一旦又进入流通，货币就会消溶在同供消费用的商品相交换的一系列过程中；因此，一旦货币的购买力用尽，货币就消失了。同样，以货币为中介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商品也会退出流通，然后被消费，被消灭。但是，如果商品在货币上与流通相对而独立起来，那么，它就只是表示无实体的一般财富形式。因为等价物可以互相交换，所以，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财富形式，一旦同商品相交换，也就消失了，而存在于商品中的使用价值，一旦同货币相交换，也就消失了。通过简单的交换行为，每一方一旦实现在另一方身上，就会失去自己和另一方相对立的规定。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它过渡到另一规定时仍保持自己原有的规定。因此，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把资本归结为纯粹的交换来美化资本的诡辩，人们反过来提出了同样是诡辩的、但针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却是合理的要求：把资本真正归结为纯粹的交换，从而使资本作为权力消失，而且不管资本采取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式都被消灭⁽²¹⁾。

　　从货币或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的反复进行，并不是交换本身的条件造成的。这一行为只能反复到交换完成时为止，也就是交换价值总额完成交换时为止。它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无所作为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无所作为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页了。所以，流通这个表现为直接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东西，只有不断通过中介才能存在。就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的中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因此，流通不仅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而且作为中介的整体，作为全部过程本身，都必须通过中介才存在。因而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

　　现在，流通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作为商品，作为货币，并且作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两者之间的简单交换和简单流通——都被否定了。如果说最初是社会生产行为表现为交换价值的设定，而交换价值的设定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又表现为流通，——表现为各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充分发展了的运动，——那么，现在是流通本身返回到设定或生产交换价值的活动。流通返回到这种活动，就是返回到自身的根据。流通的前提是商品（不管是特殊形式的商品，还是货币这种一般形式的商品），而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体现，它作为这种体现是价值；因而流通的前提既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的生产，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生产。这是流通的出发点，流通通过本身的运动返回到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返回到它的结果。

　　这样，我们又到达出发点，到达设定即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这一次是这样的生产：它的前提是作为发展了的要素的流通，并且表现为引起流通又不断地从流通返回到自身以便重新引起流通的不断的过程。因而，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在这里现在以复杂得多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不再只是作为前提的交换价值的运动，或者在形式上使交换价值设定为价格的运动，而且同时是把交换价值作为前提创造出来，生产出来的运动。生产本身在这里不再先于自己的结果而存在，也就是不再作为前提而存在，而是表现为自身同时产生这些结果的生产。但是它产生这些结果，已不再像在最初阶段那样只是作为导致流通的生产，而是作为在自身过程中同时还以流通，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的生产。（流通实际上只是把交换价值一次表现在商品的规定上，另一次表现在货币的规定上的形式过程。）

　　这种运动以不同的形态出现，既在历史上导致产生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又出现在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内部，即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制度本身内部。起初是经营商业的民族出现在半开化或未开化的民族之间，或者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进行不同生产的各个部落发生接触和交换他们的剩余物。第一种情况是比较典型的形式，所以我们来考察一下。剩余物的交换是设定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易。但是，这种交易仅仅涉及[剩余物的]交换，因而只是在生产[II—15]本身之旁起次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事交换的商人（伦巴第人、诺曼人等等几乎对所有的欧洲民族都扮演这个角色）一再地出现，从而继续不断的贸易发展起来，——在这种贸易中，从事生产的民族仍然只经营所谓被动的贸易，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那么，生产的剩余物就必然不仅仅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东西，而且是不断反复出现的东西，因而本地的生产本身就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

　　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地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了。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价值改变了；但是流通和交换还没有影响到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这就是所谓对外贸易的传播文明的作用。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整个生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这种外来影响的强度，部分地取决于本地的生产要素——分工等等——已经发展的程度。例如16世纪和17世纪初在英国，由于尼德兰商品的输入，英国用于交换的剩余羊毛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于是，为了出产更多的羊毛，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小租佃制遭到了破坏等等，发生了清扫领地⁵²等等。

　　因此，农业失去了为使用价值而劳动的性质，而农业的剩余物的交换对于农业的内部结构来说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在某些地方，农业本身完全由流通决定，转变为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经济关系都解体了。可见，在这里，流通的前提是一种仅仅以剩余物形式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现在这种生产却返回到只与流通相联系的生产，返回到以设定交换价值为唯一内容的生产。

　　另一方面，在以交换价值和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的现代生产中，一方面是价格决定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决定价格。

　　如果说资本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¹²⁷，那就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这无非是说，资本就是生产工具，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东西，甚至纯粹由自然提供的对象，例如石头，也必须先通过某种活动被占有，然后才能用作工具，用作生产资料。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要使它们能发挥器官的作用，就必须通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以及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样，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不发达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

　　上述定义中所包含的进一步的规定是，产品的物质材料完全被抽掉了，过去的劳动本身被看作是产品的唯一内容（材料）；同样，这个产品现在应再作为手段来实现的那种一定的、特殊的目的，也被抽掉了，相反，作为目的的，只是生产一般。所有这一切似乎只是抽象的产物，而这种抽象据说对一切社会状态都同样是真实的，并且和往常的做法比起来，只会使分析更彻底，使表述更抽象（更一般）。

　　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是一个用来生产价值的价值额，那么这就是说：资本是自己再生产自己的交换价值。但是从形式上看，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也会再生产自己。这种说法固然抓住了使交换价值成为出发点的形式，但是忽略了同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来说并不像对简单的交换价值那样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说资本是生产利润的交换价值，或者至少是怀着生产利润的意图而使用的交换价值，那么，资本就已成为说明资本自身的前提了，因为利润就是资本对它自身的一定的关系。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因而这个过程需要加以说明。

　　在积累的劳动这个概念中也已经包含一些诡辩，因为[II—16]资本按概念规定只应是对象化的劳动，在其中当然积累着一定量的劳动。但是积累的劳动已经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体现着劳动的物品。

　　“最初每个人都是自给自足的，拿去进行交换的只是那些对每个交换者来说没有价值的物品；人们不重视这种交换，每个人都满足于以无用的东西换有用的东西。但是当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商人并把社会变成商业社会以后，每个人就都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同等价物相交换了：因此，为了确定这个等价物，就必须知道所得到的那个东西的价值。”（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09年巴黎版第2卷第11—12页]，[B.]12b）

　　换句话说，交换不会只限于在形式上设定交换价值，它必然会进一步使生产本身从属于交换价值。

1.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

　　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我们已经知道，交换价值已经在货币本身上取得一种与流通相独立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只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或者，即使是固定化的，也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货币只有同流通联系起来并且作为进入流通的可能性才存在；但是货币一旦实现，它就会失掉这种规定，重新回到它过去的两种规定上来，即作为交换价值尺度和作为交换手段。一旦货币表现为不仅与流通相独立并且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就不再是货币，——因为货币作为货币不能超出消极的规定，——而是资本了。

　　货币是交换价值达到资本的规定的最初形式，因而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被混同为资本本身，或者被看作是资本的唯一适当形式，——这种情况是历史事实，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这种历史事实与我们的阐述毫不矛盾，反而证实了我们的阐述。所以资本的最初的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交换价值不会由于进入流通而消失；流通不是交换价值消失的运动，反而是交换价值实际上使自己设定为交换价值的运动，是交换价值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运动。

　　不能说在简单流通中交换价值会实现为交换价值。它总是只在它消失的时候才得到实现。如果商品以货币为中介同商品相交换，那么，商品的价值规定就会在商品实现的时候消失，商品就会脱离这种关系，同这种关系毫不相干，而只不过是直接的需要对象。如果货币同商品相交换，那么，交换的形式作为占有商品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中介甚至注定要消失。如果商品同货币相交换，那么，交换价值的形式，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货币，只有在它处于交换之外，退出交换的时候才能保存下来，因而在交换价值的独立性以可以捉摸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形式中，货币纯粹是虚幻的实现，纯粹是观念上的实现。最后，如果货币[以商品为中介]同货币相交换，——这是可以对流通进行分析的第四种形式，但实际上不过是以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第三种形式，——那么，不同东西之间连形式上的差别也没有了；这是无差别的区别；不仅交换价值消失了，而且使它消失的那种形式上的运动也消失了。实际上简单流通的这四种形式规定可以归结为两种，其实这两种原来也是重合的；区别在于：两要素之间哪一个是重点，强调哪一个；两要素即货币和商品中哪一个是出发点。也就是说，是货币交换商品，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的物质内容⁽²²⁾相交换而消失；还是商品交换货币，即商品的内容①同商品的作为交换价值的形式相交换而消失。在第一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形式，在第二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实体；可见，在这两个场合，交换价值的实现都是转瞬即逝的。

　　只有在资本中交换价值才能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因为它在流通中保存了自己，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并没有丧失实体，而是不断地实现在另外的实体中，实现在这些实体的总体中；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失掉它的形式规定，而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实体中保存了它的自我同一性。因而它始终是货币，又始终是商品。它在每一瞬间都是这两者，而这两个要素在流通中一个消失在另一个中。交换价值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交换的不断更新的循环。甚至就这方面来说，它的流通也不同于简单交换价值本身的流通。事实上，简单流通只有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才是流通，或者说是自在的流通，还没有设定为流通。不是同一个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的实体是一定的商品——先变为货币然后又变为商品；而是不断更换的交换价值，不断更换的商品同货币相对立。流通，循环，只是在于商品规定和货币规定的[II—17]简单的反复和交替，而不在于实际的出发点也是复归点。因此，就简单流通本身来考察，并且，就只有货币是保存下来的要素这一点来说，简单流通只能称为货币流通。

　　“资本的价值是永存的。”（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185页]，[P.]14）

　　“资本是永久的###〈$$$“自行倍增的”还不是这里研究的对象###〉$$$不会再消失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创造这种价值的商品无关；它永远是一种形而上的、非实体的质，永远掌握在同一个农场主###〈$$$在这里也不妨可以说所有者###〉$$$手里，只不过是外表形式不同罢了。”（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9页]，VI）¹²⁸

　　货币由于对流通采取否定态度，退出流通，才获得了不灭性，而资本获得这种不灭性，则恰恰是由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流通，从而保存了自己。资本作为先于流通而存在的交换价值，或者作为以流通为前提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不仅在观念上在每一瞬间都是简单流通所包含的两个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而且交替地采取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的形式；但是已不再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从一个要素过渡到另一个要素，而是在这两个规定中的每一个规定上同时又是跟对立规定发生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观念上包含着这种关系。

　　资本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但是第一，资本本身是这两种规定的交替；第二，资本成为商品；但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商品的总体。资本并不是不在乎实体，而是不在乎一定的形式；从这方面来看，资本表现为这种实体的不断的形式变换；因此，就资本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特殊内容来说，这种特殊性本身是特殊性的总体；因而资本并不是不在乎这种特殊性本身，而是不在乎个别的或个别化的特殊性。资本取得的同一性，即一般性的形式，就在于资本是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它是货币。因此，资本仍然表现为货币，事实上它是作为商品换成货币的。但是，如果资本表现为货币，也就是说，表现为交换价值一般性的这种对立的形式，那么，资本同时也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它不应该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失去一般性，而应该失去一般性的对立规定，或者说，只是暂时地采取这种一般性的对立规定，也就是重新和商品相交换，但是这个商品是这样的商品，它本身在其特殊性上表现交换价值的一般性，因而不断地变换自己的特定形式。

　　如果我们在这里谈的是资本，那么，它在这里还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把资本同直接的交换价值和货币区别开来的唯一规定性，就是那种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以上我们只考察了一个方面，即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的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交换价值是前提，而不再是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单纯作为观念上的规定存在于商品中的那种简单的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再是作为只是想象的规定的那种简单的交换价值，因为商品只有当它在流通中消失的时候才成为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也不是作为流通中的一个要素——作为货币——而存在的那种交换价值；它在这里是作为货币，作为对象化的交换价值而存在的，但它具有刚才说过的那种关系。

　　第二种规定与第一种规定的区别在于：交换价值（1）存在于对象性的形式中；（2）来自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但同时又是从作为流通前提的自身出发的。

　　可以从两方面来表明简单流通的结果：

　　单纯的否定：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它们互相进行了交换；每个商品成了需要的对象并被消费。流通就此结束。只有货币作为单纯的残余留下来。但货币作为这种残余已不再是货币，失去了自己的形式规定。它沉入作为整个过程的无机灰烬留下来的货币物质之中。

　　肯定的否定：货币并不是作为对象化的，自为存在的——即并非单纯在流通中消失的——交换价值被否定；被否定的是对立的独立性，是货币固定在其中的单纯抽象的一般性；但是

　　第三，作为流通的前提同时又作为流通的结果，交换价值曾被假定是从流通中出来的，它同样必须重新从流通中出来。如果这种情况只是在形式上发生，那么，交换价值就又单纯成了货币；如果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交换价值是作为真实的商品从流通中出来，那么，它就成了单纯的需要对象，作为这种东西被消费，同时也失掉自己的形式规定。交换价值要真正从流通中出来，它也必须成为需要的对象并作为需要的对象被消费，但它必须由劳动来消费，并由此重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

　　换一种说法就是：交换价值按其内容来说，本来是劳动或劳动时间的对象化的一定量；它作为这样的东西，通过流通在自己的客体化进程中达到了作为货币的存在，作为可以捉摸的货币的存在。现在交换价值本身必须重新设定流通的这样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曾处于流通之外，是流通的前提，从而流通本身对它来说曾表现为一种从外部抓住它并在流通内部使它发生变形的运动，也就是说，现在交换价值本身必须重新设定劳动；但交换价值现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等价物或劳动的简单的对象化，而是对象化了的并且独立化了的这样的交换价值：它只是为了更新自己并从自己出发重新开始流通，才把自己提供给劳动，变成劳动的材料。因此，这也不再像在流通中那样是单纯的相等即保持交换价值的同一性，而是自行倍增。交换价值只有增殖，即增大其价值的时候才能使自己成为交换价值。货币（作为从流通中复归于自身的东西）作为资本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劳动也改变了它对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也复归于自身了。但这是这样一种复归：对象化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把活劳动变成再生产自己的手段，而起初交换价值只不过表现为劳动的产品。

[II—18]2.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流通的前提，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通过劳动使自己倍增

　　〔〕I.（1）资本的一般概念。（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3）资本作为货币。II.（1）资本的量。积累。（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3）诸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β）诸资本的竞争。（γ）诸资本的积聚。III.资本作为信用。IV.资本作为股份资本。V.资本作为货币市场。VI.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制。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现在是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另一方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来看的生产。然后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从经济条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是再错误不过的了。例如蒲鲁东反驳巴师夏（[《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50和248—249页]，[L.]XVI，29）说：

　　“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对个人来说完全是主观的。”

　　可见，蒲鲁东恰恰是把社会的东西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予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这就好比有人这样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蒲鲁东先生在这里就资本和产品所说的话，意思指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其实恰恰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存在着这种区别。）

　　（蒲鲁东在《无息信贷》中同巴师夏辩论时无非是说，他要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归结为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简单交换，归结为简单流通的要素，也就是说，正好把决定一切的特殊区别抽掉。他说：

　　“一切产品在一定时间内都成为资本，因为一切被消费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都是被再生产地消费的。”[（同上，第177页）]

　　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我们不去管它。

　　“为什么产品的概念突然变成资本的概念呢？是由于价值的观念。也就是说，产品要变成资本就必须经过准确的估价，必须经过买和卖，它的价格必须经过争议并用一种合法的协定确定下来。例如来自屠宰场的皮，是屠夫的产品。如果制革者买了这些皮，那会怎样呢？后者就会立刻把它们或它们的价值并入自己的经营基金。通过制革者的劳动，这笔资本又成为产品”等等。[（同上，第179—180页）]

　　在这里，任何资本都是“完成的价值”。货币是“最完善的价值”，是完善到顶的价值。可见，这就是说：（1）产品由于成为价值而成为资本。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简单的价值。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因此，蒲鲁东交替地一会儿说商品（表现为产品的商品的自然方面），一会儿说价值，或者不如说价格，因为他假定有买和卖的行为。（2）因为货币表现为简单流通中出现的价值的完成形式，所以货币也是真正的“完成的价值”。）

　　从简单的交换价值及其流通向资本的过渡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在流通中交换价值出现两次，一次作为商品，另一次作为货币。当它具有一种规定时，它就不具有另一种规定。任何特殊商品都是这样。但是，流通的全程就其本身来看，就在于，同一交换价值，作为主体的交换价值，一次作为商品出现，另一次作为货币出现，并且它正是这样的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它在这两个规定上出现，在每一个规定上都作为这一规定的对立面保存自己，即在商品上作为货币，在货币上作为商品保存自己。这种情况在简单流通中就自在地存在着，但没有表现出来。设定为商品和货币的统一体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这种设定过程本身，是资本的流通。（不过这种流通是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

　　我们先分析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包含的各种简单规定，以便找出这些规定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同先前的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

　　[II—19]第一个前提是：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对立的两极的特点不同。在简单交换价值最初被设定的时候，劳动曾这样被规定：产品对于劳动者来说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不是直接的生存资料。这曾是创造交换价值和交换本身的一般条件。否则，劳动者生产的就只是产品，即他自己的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了。不过，这种交换价值是物化在产品中的，这种产品本身对于别人具有使用价值，是别人需要的对象。而工人要向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工人要向他人提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它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因此不是现实地存在，而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这种使用价值只有在资本的要求下，推动下，才能变成现实，因为没有对象的活动什么也不是，或者最多是一种思想活动，在这里我们不谈它。只要这种使用价值受到资本的推动，它就会变成工人的一定的生产活动；这是工人的用于一定目的的、因而是在一定的形式下表现出来的生命力本身。

　　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彼此发生这样的关系：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²³⁾，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在简单流通中，每一种商品都可以交替地在这一或另一规定上加以考察。在这两种场合下，如果商品作为商品本身出现，它就会作为需要的对象退出流通，从而完全处于经济关系之外。如果商品固定化为交换价值——货币，——它就会竭力取得同一的无形式性，不过这种无形式性处在经济关系之内。无论如何，商品所以在交换价值关系（简单流通）中具有意义，只是因为商品有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只具有暂时的意义，是因为它扬弃了片面性，——扬弃了只同一定的个人相联系的、从而直接为一定的个人而存在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但不是扬弃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相反，它设定和中介使用价值；使之成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等等。但是，当交换价值本身固定化在货币上的时候，使用价值就只是作为抽象的浑沌与交换价值相对立；并且交换价值正是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实体才重归于自身，并离开了简单交换价值——它的最高的运动就是简单流通，它的最高的完成形态就是货币——的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内部，[商品和货币之间]实际上只存在表面上的区别，纯粹是形式上的区别。货币本身在其最高的固定状态下又是商品，它作为这样的商品与其他商品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它更完善地表现交换价值，但正因为这样，它作为铸币[II—20]丧失了交换价值这个内在的规定，变成了单纯的使用价值，虽然是用于确定商品价格等等的使用价值。两个规定仍然直接重合同样又直接分离。在它们彼此相独立的场合，从肯定的意义来说，即在成为消费品的商品的场合，那么这里的规定不再是经济过程的要素；从否定的意义来说，即在货币的场合，那么这里的规定变成错乱的东西；当然，这种错乱的东西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要素，并且决定着各民族的实际生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²⁴⁾，不能说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实现自己。所以有这种情形，是因为使用价值不是作为使用价值，不是作为由交换价值本身决定的使用价值而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相反，使用价值本身不是同交换价值发生关系，而只是由于各种使用价值都用它们的共同性——都是劳动时间——作为外在的尺度来计量，所以才成为一定的交换价值。两者的统一还是直接相分离的，两者的区别还是直接统一的。现在应当肯定的是：使用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而生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作为自己的中介。以前我们在货币流通中只看到交换价值的两种不同形式（商品的价格—货币），残者只是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商品—商品），对于后者来说，货币即交换价值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中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真正的关系还不曾出现。因此，商品本身——它的特殊性——还是一个无所谓的、只是偶然的和笼统想象的内容，这种内容处于经济的形式关系之外；或者说，这种经济的形式关系只是一种外表上的形式，一种形式上的规定，而真正的实体处在这种规定的范围之外，并且这种规定同上述实体本身根本不发生关系；因此，如果这种形式规定本身固定在货币上，它就不知不觉地转化成一种无所谓的自然产品，一种金属，在这种金属上，不论是同个人的还是同个人之间的交往的最后联系都消失了。金属本身当然不表现任何社会联系；在金属身上，连铸币的形式也消失了；即金属具有社会意义的最后的生命符号也消失了。

　　作为关系的一方而与使用价值本身相对立的交换价值，是作为货币与之相对立的，但是这样与之相对立的货币，已经不再是作为货币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资本这个规定上的货币了。与资本或与已设定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或商品，已经不再是与货币相对立时出现的那种商品，即其形式规定性与其内容都是无所谓的、并只表现为任何一种一般实体的那种商品。

　　第一，它表现为对于资本的使用价值，因而也就是表现为这样一种对象，资本在同这种对象交换时，并不会例如像货币同一定的商品交换时那样，失去自己的价值规定。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我们在货币上已经看到⁽²⁵⁾，作为价值而独立化的价值——或者说财富的一般形式——除了量上的变动，除了自身的增大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运动。这种价值按其概念来说，是全部使用价值的总汇；但由于它始終只是一定量的货币（在这里是资本），所以它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因此，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因此，这种价值作为享乐用的财富，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就表现为无限的奢侈，这种奢侈甚至要使享乐达到想象中的无限的程度，竞要吞食凉拌珍珠等等。）所以，对于自己坚持为价值的那个价值来说，增大和保存自己已经合而为一，它能保存自己，只是由于经常地越出自己在量上的界限，而这种界限是同它的形式规定，同它的内在的一般性相矛盾的。

　　因此，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一定的货币额（而货币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总是只以一定的量存在，总是一定的货币额）（这一点本应在货币章中阐述）对于使货币恰恰不再成为货币的一定消费来说，可能完全够用。但是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就不会是这样了。作为一定量的数额，作为有限的数额，货币只是一般财富的有限的代表，或者说，有限财富的代表，这个财富同这个财富的交换价值一样大小，前者是用后者来确切计量的。因此，货币根本不具有按照它的一般概念所应当具有的那种能力，即购买全部享受、全部商品、全部物质财富实体的能力；它并不是“万物的结晶”¹⁰⁶等等。因此，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它自己的生命力只在于此；它只有不断地自行倍增，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

　　（要在理论上从资本价值的自我保存过渡到它的倍增，就是说，把这种倍增建立在它的基本规定上，而不只是看作偶然现象或只是看作结果，这对于经济学家先生们来说是极端困难的。例如可以看一下施托尔希是怎样用一个副词“其实”¹³⁰来引进这个基本规定的。固然，经济学家们企图把这一点当作本质的东西引进资本的关系，但是，他们如果不是以粗暴的形式做到这一点，即把资本规定为一种带来利润的东西，这样一来资本的增大本身已经在利润上被确立为特殊的经济形式，那么[II—21]他们也只是偷偷摸摸地、软弱无力地做到这一点。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在以后简略地评论经济学家们为了规定资本的概念而提出的各种论点时再来说明。至于说得不到利润就没有人会使用自己的资本，这种无稽之谈，或者等于十分愚蠢地主张，好样的资本家即使不使用他们的资本也仍然是资本家；或者等于极其庸俗地说，资本的概念已经包含着投资取利的意思。好吧。不过这正是必须加以证明的。）

　　货币作为货币额，是用它的量来计最的。这种可计量的性质同货币的必然追求无限目的的规定是相矛盾的。这里关于货币所说的一切，更适用于资本，其实，货币在其完成的规定上是在资本中才得以展开的。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即作为有用的东西来同资本本身相对立的，只有那种使资本增大，使资本倍增，从而使资本作为资本保存下去的东西。

　　第二⁽²⁶⁾，资本按其概念来说是货币，但是这种货币不再以简单的金银形式存在，也不再作为与流通相对立的货币存在，而是以一切实体的即各种商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作为资本不是与使用价值相对立，而正是只存在于货币以外的各种使用价值之中。因此，资本的这种实体本身现在都是暂时的实体，它们如果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交换价值；但是，如果它们不被实际使用，它们作为使用价值就会失去自己的价值，会由于自然界的单纯物质变换作用而解体；如果它们被实际使用，它们就越是会消失。从这方面来看，资本的对立面本身不可能是某种特殊的商品；特殊的商品本身不构成资本的对立面，因为资本的实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资本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任何一种商品。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对象化劳动。

　　〔但是，关于使用价值的这种经济的（社会的）实体，也就是说，关于使用价值的作为内容的即不同于它们的形式（它们作为这种形式就是价值，因为是这种劳动的一定量）的那种经济规定，只有在寻找这一内容的对立面时，才能谈到。至于说到使用价值的自然差别，那么，只要任何这种差别不排斥交换价值的和商品的规定，那任何这种差别也不会妨碍资本扩展到这种使用价值上，用这种使用价值构成自己的躯体。〕

　　唯一不同于对象化劳动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是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换句话说，对象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如果劳动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因此，能够成为资本的对立面的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劳动。

　　这个附带说明提前了，以后还需要一步步地加以发挥。劳动作为满足直接需要的单纯劳务，同资本毫无关系，因为资本寻求的不是这种劳动。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不仅砍柴者对他的关系，而且他对砍柴者的关系都是简单交换的关系。砍柴者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一种没有使资本增大反而使资本消费掉的使用价值；而资本家给砍柴者以另一种货币形式的商品作为报酬。劳动者用来直接同他人的货币相交换并且被这些人所消费的一切劳务，都是这样。这是收入的消费，不是资本的消费，而收入本身总是属于简单流通的事情。由于当事人的一方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另一方相对立，这种服务者的工作就不能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从娼妓到教皇，有一大群这样的无赖之徒。不过诚实的和“劳动的”流氓无产阶级也属于这一类；例如在通商口岸等地有大批帮人提东西的零工等等。代表货币的人需要这种服务，只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经他使用便消失了；而零工需要货币。因为提供货币的人要得到商品，而提供商品的人要得到货币，所以他们只是代表简单流通的双方而互相对立。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需要货币，也就是直接需要财富的一般形式的零工，企图靠他的临时共事者的开支来赚钱，而这却使他这位斤斤计较的共事者格外伤心，因为后者现在需要这种劳务，纯粹是由于他的常人的弱点引起的，根本不是他作为资本家所需要的。

　　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¹³¹其他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见解提出的反驳，要么纯属胡说八道（如施托尔希，更卑鄙的是西尼耳，等等¹³²），他们硬说，任何行动总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他们就把自然意义上的产品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混为一谈了；照这样说，小偷也是生产劳动者了，因为他[II—22]间接地生产出刑事法典；（至少这种推论和下面的说法是同样正确的：法官也可以叫作生产劳动者，因为他防止偷盗）。要么就是现代经济学家向资产者大献殷勤，他们要资产者确信，谁要是替他去捉头上的虱子或者抚摸他的下身，那都是生产劳动，因为例如后一动作会使他的笨脑袋瓜第二天在账房里工作起来愉快些。因此，前后一贯的经济学家认为，例如奢侈品作坊的工人是生产工人，而消费这些奢侈品的家伙则被断然地斥责为非生产的浪费者，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是有代表性的。事实是，这些工人就他们增加他们主人的资本来说，的确是生产的；而从他们劳动的物质结果来看，则是非生产的。其实，这个“生产的”工人对他所必须制造的没用东西的关心程度，完全同雇用他的资本家本人一样，资本家对这种废物也是毫不关心的。但是更仔细地来看，事实上生产工人的真正定义是：他是这样的人，对他的需要和要求仅限于使他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最大程度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闲话。题外之言。不过，关于生产的和非生产的问题，还必须回头来更详细地考察。¹³³〕

脚　　注

(19) 见本卷第73—88页。——编者注
(20) 见本卷第188—190页。——编者注
(21) 正如在货币上，交换价值即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一切关系，以物的形式出现一样，在资本上，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即劳动的一切规定，也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
(22) 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商品的物质内容”和“商品的内容”上面都加了“实体”一词。——编者注
(23) 〔是否应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价值本身是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些价值的特殊形式相对立的一般东西吗？这在经济学上有意义吗？使用价值在简单交换或单纯交换中也是前提。但是在这里，在双方只是为了相互使用商品而进行交换的地方，使用价值，即内容，商品的自然特性本身，不是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而存在的。相反，商品的形式规定是交换价值。这种形式以外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它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那种关系的内容。但是这种内容本身不会在一个需要和生产的体系中发展起来吗？使用价值本身不会作为经济形式本身的决定因素，加入形式本身吗？例如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在劳动的各种形式中？——农业、工业等——地租？季节对原产品价格的影响？等等。如果只有交换价值本身在经济学中起作用，那么，那些共同使用价值有关的要素后来怎么能加进来呢，例如就像在作为原料等等的资本的场合那样。在李嘉图那里怎么会突然出现土地的自然属性呢？等等。“商品”[Ware]这个词（德文的Güter[财物][不同于Ware]，也许类似法文的denrée[消费品]不同于marchandise[商品]?）包含着关系。价格表现为商品的纯粹形式规定。这与交换价值是主要规定并不矛盾。但是，使用只由交换决定当然并不会使使用停止：虽然使用的方向当然是由交换决定的。无论如何，在研究价值时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详细的研究，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索性把它抽掉，也不能像庸俗的萨伊那样，只是把“有用性”一词郑重其事地当作前提。在阐述各篇章时，首先并且必定会表明，使用价值在怎样的范围内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和经济的形式规定之外，又在怎样的范围内进入经济学。关于蒲鲁东的胡说八道，见《哲学的贫困》¹²⁹。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我们在交换中（在流通中）看到商品——使用价值——表现为价格，它在自己的价格之外是商品，是需要对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两个规定根本不会彼此发生关系，除非特殊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的自然界限，从而同时使货币，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本身以外的货币存在，不过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为这种存在。货币本身是商品，它以某种使用价值为实体。〕
(24) 见本卷第216页。——编者注
(25) 见本卷第152—153页。——编者注
(26) 参看本卷第227页。——编者注

注　　释

52 清扫土地或清扫领地（Clearing of the land；Clearing of estates）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例子之一。在16、17世纪，甚至在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化的农村贵族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2节）。——212。
106 转引自布阿吉尔贝尔曲说法，布阿吉尔贝尔的原话是；“一切商品的结晶（Précis de toutes les denrées）。见他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欧·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9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货币》的开头部分、《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05）注，都曾提到过布阿吉尔贝尔的说法。——228。
119 《资本章》，在本手稿中占很大篇幅，构成第II至VII笔记本的主要内容。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研究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整个机制，它的条件、历史性质、发展趋势以及它灭亡的不可避免性。
　　马克思在开始写这一章时把它称为《货币作为资本章》（第II笔记本第8页）；在第III笔记本第8页上继续写作这一章时，他又写成《资本章。（续）（从第II本开始）》。在以后的笔记本中一直把它称为《资本章》。
　　虽然篇幅很大的《资本章》不是按照明确的章节划分写下来的，但是从手稿可以看出，关于资本的全部研究分为三个部分；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等）。马克思在1858年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把这一部分称为资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193。
120 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4节《贵金属》中，再次阐述了自然界不出产货币的观点。——193。
121 关于交换过程的自然内容最初“仍然是同经济关系完全分开的，因为它仍然是同经济关系直接重合的”这一论点，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1章《商品》中作了说明。马克思在那里说，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交换过程的最初形式）的情况下，“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它还卣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在交换的这一发展阶段上，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内容、而同财富的社会形式“无关”。“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196。
122 关于萨伊，巴师夏及其他庸俗经济学家所说的“服务”这一范畴，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1章《商品》、《资本论》第1卷第5章第（16）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附录》第12节（e）。全部商品交换，无论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条件下的商品交换，还是商品货币流通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他们都归结为互相交换“服务”。巴师夏指的是农业劳动者，面包业主、制鞋业者、织布业者、机器制造业者、教师，医生、律师等的“服务”。见弗·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第87—169页。——198。
123 自身反映（Reflexion in sich）是黑格尔的哲学用语。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中，他认为在概念发展的第一阶段上，某一概念规定反映在自己身下，如“甲＝甲”，也就是尚未反映在他物上。——199。
124 《罗马法全书》是调节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它是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的。全书包括《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新律》四个部分。马克思在这里可能引自《法学阶梯》的下列条文∶1．“凡奴隶所得之物，皆为其主人所得之物”（《法学阶梯》I，8）。3．“受另一人支配的奴隶本身不得拥有财产”。（同上，II，9）。——200。
125 指巴师夏的一些论敌，如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舍韦，他们于1849——1850年期间发表七封公开信同巴师夏进行辩论、这七封信同巴师夏的七封答辩信一起于1850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巴黎出版，书名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205。
126 让·巴·萨伊关于资本是一个价值额的说法，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8、478页。——206。
127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29、499页。亚·斯密《国富论》1836年伦敦版第2卷第356页上也有类似说法。——213。
128 指马克思1844—1847年期间写的一十傅录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F西斯蒙第的这段引文。马克思的这个笔记本没有留传下来。——217。
129 关于蒲鲁东的胡说八道，详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第1、2节。——220。
130 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中，有一本的内容是从施托尔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中所作的摘录。在这个笔记本中，马克思把施托尔希的著作第154页上的论点概括为，“人的勤劳只有在它生产出足以补偿生产费用的价值时才是生产的……其实，这种再生产还不够，它必须生产出超额价值。”——228。
131 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1—4节中作了详细的分析。——231。
132 关于施托尔希、西尼耳等人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5—19节作了详细的评介。——231。
133 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详细地考察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和《附录》第12节）。——232。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

　　同资本这个已设定的⁵⁶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或者说才存在于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

　　当我们考察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时，我们看到，这种交换分解为两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质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过程：

　　（1）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劳动，即作为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有价格的使用价值，同资本出让给他的一定数额的交换价值，即一定数额的货币相交换。

　　（2）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

　　这两个过程的分离是一目了然的，它们可以在时间上舟开，完全不必同时发生。第一个过程可以在第二个过程刚开始以前就已完成，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已大部分完成。第二个行为的完成以产品的完成为前提。工资的支付不能等到产品完成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工资不能等到产品完成时才支付这一点，甚至是关系的本质规定。

　　在简单交换中，在流通中，不发生这种二重的过程。如果商品a同货币b相交换，而后者又同供消费用的商品c——它是a本来的交换对象——相交换，那么商品c的使用即消费，完全是在流通以外进行的；这是与这种关系的形式毫不相干的；这是在流通本身的彼岸实现的，并且是纯粹物质方面的事情，它只是表示自然状态的个人A同他的个别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对于商品c如何处理，这是属于经济关系以外的问题。

　　相反，在这里，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特殊的经济关系，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一定用途构成两个过程的最终目的。因此，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把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区别开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考察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流通）在内容上的区别，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区别不是通过外表上的关联或比较而产生的，而是在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的总体中，第二个形式本身就使自己同第一个形式区别开了，这种比较本身已经包含在过程中。第二个行为一资本占有劳动的特殊过程就是第二个行为——同第一个行为的区别，恰恰是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的区别。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是交换，它完全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第二个行为是在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过程是直接同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种范畴。

　　〔资本。

　　I.一般性：（1）（a）由货币生成资本。（b）资本和劳动（以他人劳动为中介）。（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2）资本的特殊化：（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流通。（3）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

　　II.特殊性：（1）诸资本的积累。（2）诸资本的竞争。（3）诸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

　　[II—23]III.个别性：（1）资本作为信用。（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是以它的总体出现的；在这里它是决定价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生产的源泉；但是，资本不仅是自己生产自己（物质上通过产业等等，设定价格，发展生产力），同时是价值创造者，它必须设定一种与资本具有不同特点的价值或财富形式。这就是地租。这是资本所创造的唯一与它本身不同的，与它本身的生产不同的价值。不论是按照资本的本性还是从历史上来看，资本都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地租的创造者；因而它的作用同样也表现为旧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解体。新形式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对旧形式发生了作用。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从某一方面来看，它表现为现代农业的创造着。因此，在表现为地租—资本—雇佣劳动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三段论的形式也可以另外表达为：雇佣劳动—资本—地租；不过资本必须总是作为活动的中项出现）的现代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中，包含着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或者说包含着处在资本的各种关系的总体上的资本。

　　现在要问：从土地所有权过渡到雇佣劳动是怎样进行的？（从雇佣劳动过渡到资本是自发进行的；因为资本在这里是回到了它的能动的根据。）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过渡是不容争辩的。它已经包含在[现代]土地所有权是资本的产物这一事实中。因此我们到处看到，凡是在土地所有权由于资本对较早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发生反作用而转化为货币地租（这种情况在现代农民被创造出来的地方，则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因而与此同时农业作为资本经营的农业转化为产业化农艺的地方，茅舍贫农、农奴、徭役农民、世袭租佃者、无地农民等等就必然转化为短工，雇佣工人；可见，雇佣劳动就其总体来说，起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才创造出来的，后来在土地所有权已经作为形式形成以后，则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时，正如斯图亚特所说的¹³⁴，土地所有者本身清扫土地上的过剩人口，把大地的儿女从养育他们的怀抱里拉走，于是，甚至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变成了纯粹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在能够设想现实的社会共同性之前，首先必须以纯粹的形式造成相互的依赖性。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只有这样，科学的应用才有可能，全部生产力才能发展。

　　因此；毫无疑问，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所有权反过来导致雇佣劳动。从一方面来看，这不外是雇佣劳动从城市传播到农村，即雇佣劳动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范围。旧式的土地所有者，如果他是富有的，不需要资本家就能转变成现代土地所有者。他只要把他手下的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并且不是为收入而是为利润进行生产就行了，于是，他一身兼任现代租地农场主和现代土地所有者。但是，他取得收入的形式的改变，或者劳动者得到报酬的形式的改变，这不是形式上的区别，而是以（农业）生产方式本身的全面改造为前提的；因而前提条件是以产业、商业和科学的一定发展，简言之，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

　　同样，一般说来，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在形式上和其他生产方式不同，而且也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革命和发展为前提。虽然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这种改造也能充分发展（只是在量上没有这么大），但是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甚至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要以旧的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开始解体为前提。另一方面，新的形式，就其总体和广度来说，只有在现代工业达到高度发展程度时才会从这种局部的解体中产生，但是现代农业、与它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与它相适应的经济关系越是发展，现代工业本身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英国在这方面是其他大陆国家的榜样。

　　同样，如果说工业的最初形式，即大工场手工业，已经以土地所有权的解体为前提，那么这种解体又要取决于在城市中发生的、还处于不发达（中世纪）形式上的资本的比较从属性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国家随商业一道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所产生的影响（如荷兰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对英国就产生过这种影响）。在这些国家里，旧土地所有权解体的过程已经完成，农业已经为畜牧业而牺牲，而谷物则从落后国家，例如，从波兰等等进口（荷兰又可以作为例子）。

　　必须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II—24]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社会内部，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已发展成总体，而这个社会又占领了新的领土，如像在殖民地那样，那么这个社会，它的代表即资本家就会发现，他的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因此，前提之一是不仅要有土地所有权一般，而且要有现代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作为资本化的地租十分昂贵，从而排除「个人直接利用土地的可能性。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¹³⁵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个理论已由英国政府在澳大利亚付诸实践了。在这里，地产被人为地抬高价格，以便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使资本起资本的作用，从而使新殖民地变成生产的殖民地；使殖民地的财富发展起来，而不是像在美国那样，只利用殖民地来在短期内提供雇佣工人。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对于正确理解现代土地所有权是极端重要的。

　　这样，资本作为地租的创造者，重新回到作为资本总创造根据的雇佣劳动的生产。资本从流通中出来，并且把劳动设定为雇佣劳动；资本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在作为整体发展时，把土地所有权既设定为自己的条件又设定为自己的对立面。不过这里表明，资本由此只是把雇佣劳动作为自己的总前提创造出来。因此，现在应当就雇佣劳动本身来考察。另一方面，在清扫领地⁵²和农业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的过程中，现代土地所有权本身最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可见，向雇佣劳动的过渡是双重的。这是从肯定方面来看的。从否定方面来看，资本只要设定了土地所有权，从而达到自己的双重目的，也就是，（1）有了产业化的农业，从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2）有了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普遍地支配了农村，这时，资本就把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存在看成只是资本对旧土地所有权关系发生作用所需要的暂时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上述关系解体的产物；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一目的，这种暂时的发展过程就不过是利润的限制，而不是生产所必需的东西了。因此，资本竭力取消作为私有权的土地所有权，力求把它转交给国家。这就是否定方面。于是国内整个社会就要转化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资本发展到怎样的范围，雇佣劳动也就发展到怎样的范围，结果，一方面，为了简化关系、减轻赋税等等，雇佣劳动力求以资产者同样的形式把土地所有者当作赘瘤切除；另一方面，为了摆脱雇佣劳动，为了成为直接为消费而劳动的独立生产者，雇佣劳动要求分割大地产。

　　这样，土地所有权就从两方面被否定了：从资本方面来的否定只是[私有权的]形式变化，其目的是达到资本的独裁。（把地租变成一般的国债（国税），这样，资产阶级社会就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了中世纪的制度，不过是作为中世紀制度的完全的否定而再现这一制度的。）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否定只是对资本的隐蔽的否定，从而是对雇佣劳动本身的隐蔽的否定。因此，现在要把雇佣劳动当作与资本相独立的东西来考察。

　　因此，过渡是双重的：（1）肯定的过渡，从现代土地所有权，或以现代土地所有权为中介从资本过渡到一般的雇佣劳动；（2）否定的过渡：资本否定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资本否定独立价值，这恰恰也就是资本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它们的否定就是雇佣劳动。接着就是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对土地所有权的否定和由此对资本的否定。也就是想使自己成为独立物的雇佣劳动。〕

　　〔市场，它最初在经济学上作为抽象的规定出现，采取总体的形态。首先是货币市场。它包括票据市场；一般的借贷市场；也就是货币经营业，金银条块市场。货币市场也通过银行，例如，在银行贴现业务的形式上，表现为货币借贷市场：借贷市场，票据经纪人等等；但还表现为一切有息证券市场：国债券和股票市场。股票又分成几大类。首先是货币机构本身的股票；银行股票；股份银行的股票；交通工具的股票（铁路股票最重要；运河股票；轮船公司股票，电报局股票，公共马车公司股票）；一般工业企业的股票（矿业股票是最主要的）。其次是公用事业企业股票（煤气公司股票，自来水公司股票）。各式各样的股票，千差万别。保管商品的企业股票（船坞股票等等）。股票五花八门，多不胜数，如以股份为基础的各种工业公司或商业公司等企业的股票。最后，作为全体的保证，有各种保险公司的股票。

　　正如市场整个来说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一样，国内市场本身又分为本国股票、本国公债券等市场和外国公债券、外国[II—25]股票等市场。不过，所有这些情况其实属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

　　在一个国家内，货币市场集中在一个主要地方，而其余的市场大多按照分工分散在各地；即使如此，如果首都同时是出口港，在首都也会有相当大的集中。

　　与货币市场不同的各种市场，首先像产品和生产部门一样是各不相同的，并同样形成各不相同的市场。这些各不相同的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各个中心地点形成，这些地点所以成为中心地点，或者是由于进出口的关系，或者是由于它本身要么是某种生产的中心，要么是这种中心的直接供应地。但是，这些市场还要从单纯的各不相同进一步多少有机地划分为几大类，而几大类市场又必然按照资本本身的基本要素而划分为：产品市场和原产品市场。生产工具本身不形成特殊的市场；生产工具本身在市场上主要存在于：首先是作为生产资料出售的原料本身；其次特别是金属，因为金属绝不会使人想到直接消费，再其次是像煤炭、油类、化学原料这样的产品，它们作为辅助的生产资料是要消灭的。染料、木材、药材等也是这样。

　　按照上面所说，可分为：

　　I.产品。（1）谷物市场及其各种细目。例如，种子市场：稻谷、西来、马铃薯等。这种市场在经济上非常重要；它既是为生产服务的市场，又是为直接消费服务的市场。（2）殖民地产品市场。咖啡、茶叶、可可、糖；烟草，香料（胡椒、辣椒、肉桂、桂皮、丁香、姜、干豆蔻皮、肉豆蔻等）；（3）果实。杏仁、无核小黑葡萄干、无花果干、李干、梅干、葡萄干、橘子、柠檬等。糖蜜（用于生产等）；（4）食品。奶油；干酪；腌肉；火腿；猪油；猪肉；牛肉（熏制），鱼等。（5）酒。葡萄酒、罗木酒、啤酒等。

　　II.原产品。（1）机器工业的原料。亚麻；大麻；棉花；丝；羊毛；兽皮；皮革；古塔波胶等；（2）化学工业的原料。碳酸钾，硝石；松节油；硝酸钠等。

　　III.同时作为生产工具的原料。金属（铜、铁、锡、锌、铅、钢等）。木材。原木。建筑木材。染料木材。造船木材等。辅助生产资料和辅助材料。药材和染料（胭脂红、靛蓝等）。树脂。脂油。油类。煤炭等。

　　自然，每一种产品都必定要投入市场；但是，与零售商业不同，真正形成大市场的，只有大量的消费品（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只有谷物市场、茶叶、糖、咖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有葡萄酒市场以及在普遍意义上还有酒精市场）或者还有作为工业原料的产品（羊毛、丝、木材、金属市场等）。市场的抽象范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以后将会知道。〕

　　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简单交换；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一方得到的是货币，另一方得到的是商品，这个商品的价格正好等于为它支付的货币；资本家在这个简单交换中得到的是使用价值：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从工人方面来看——在这个交换中工人表现为卖者——很明显，对于他来说，也像对于任何其他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卖者一样，买者使用卖给自己的商品并不涉及关系的形式规定。工人出卖的是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这种劳动是一定的劳动，一定的技能等等。

　　资本家用工人的劳动做什么，这完全无关紧要，尽管他自然只能根据劳动的一定性质使用劳动，而且他的支配权本身只限于一定的劳动和一定的时间（若干劳动时间）。的确，计件劳动报酬制度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工人得到了产品的一定份额。但这只是计量时间的另一种形式（不说你劳动12小时，而说你每件产品得到多少报酬；也就是说，我们按产品的数量计量你劳动的时间），这同我们这里考察一般关系完全无关。

　　即使资本家只满足于单纯的支配权，而不让工人实际劳动，例如，把工人的劳动作为后备等等，或者为了从他的竞争者手里夺走这种支配权（例如剧院经理购买女歌手一个季度，不是为了让她唱歌，而是为了不让她在竞争者的剧院里唱歌），交换还是完全实现了。工人确实以货币形式得到了交换价值，得到了一定数量的财富的一般形式，并且依照他得到的数量的多少，而在一般财富中占有或大或小的份额。这个数量的多少是怎样确定的，他得到的货币量是怎样计量的，这些和一般关系毫不相干，所以不能从一般关系本身来说明。整个说来，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买者使用这个商品的方式决定的，而只能由商品本身中存在的对象化劳动量决定；在这里也就是说，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花费的那个劳动量决定。因为工人提供的使用价值[II—26]只是作为他的身体的才能，能力而存在，所以在身体之外是不存在的。不仅为了从身体上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¹³⁶借以存在的一般实体即工人本身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而且为了把这个一般实体改变得能够发挥特殊能力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都是对象化在这个实体中的劳动。总之，是用这个对象化劳动来计量工人在交换中得到的价值量即货币额。至于进一步阐述工资怎样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还不属于现在考察的范围。

　　在流通中，如果我用商品交换货币，再用货币购买商品来满足我的需要，行为就结束了。对工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工人却有可能重新开始这样的行为，因为他的生命力是一种源泉，他自己的使用价值在一定的时期内，在耗尽以前，能够从这个源泉中不断地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资本相对立，以便重新开始这样的交换。工人像每一个作为主体处在流通中的个人一样，是一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他把这种使用价值换成货币，即财富的一般形式，但这只是为了再把财富的一般形式换成商品，换成他的直接消费对象，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由于工人把他的使用价值换成财富的一般形式，他就在他得到的等价物的界限内——这是量的界限，它当然会像在所有的交换中一样转变为质的界限——成为一般财富的分享者。但工人既不受特殊对象的束缚，也不受满足需要的特殊方式的束缚。工人的享受范围并不是在质上受到限制，而只是在量上受到限制。这就把工人同奴隶、农奴等等区别开了。

　　当然，消费会对生产本身起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不会影响进行交换的工人，就像不会影响任何其他的商品卖者一样；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看——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其他发展了的关系——倒不如说，消费处于经济关系之外。不过现在可以顺便指出，工人享受范围的相对的界限——只是量的而不是质的，并且只是由于量才引起的质的界限——还会使工人作为消费者（在进一步阐述资本时，必须更详细地考察消费和生产的关系）所具有的作为生产当事人的重要性，完全不同于例如古代或中世纪的劳动者或亚洲的劳动者所具有的这种重要性。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还不属于现在考察的范围。

　　同样，由于工人以货币形式，以一般财富形式得到了等价物，他在这个交换中就是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像任何其他交换者一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是如此。事实上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他是作为工人同资本家发生关系，是作为处在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使用价值，是同作为价值而设定的价值相对立；也就是说，他已经处在某种另外的在经济上具有不同规定的关系中了——在使用价值的性质，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本身都是无关紧要的那种交换关系之外。

　　但是，这种外表却作为工人方面的错觉存在着，而且在对方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从而使工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发生变形，而不同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关系。但是本质的东西，就是交换的目的对于工人来说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交换来的东西是直接的必需品，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他得到的虽然是货币，但只是作为铸币来用，即只是自行扬弃的、转瞬即逝的中介。因而，他交换来的不是交换价值，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维持他的生命力的物品，是满足他的身体的、社会的等等需要的物品。这是生活资料形式上的，对象化劳动形式上的，用工人的劳动的生产费用来计量的一定的等价物。

　　工人让出的是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另一方面，这也是事实：铸币即使在简单流通范围内也会成为货币，因而，只要工人在交换中得到铸币，他就可以把这些铸币积蓄起来等等，把它们从流通中抽出，把它们不是作为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固定下来，从而把铸币转化为货币。从这方面可以说，工人在和资本交换时的目的物——也就是他交换的产物——不是生活资料，而是财富，不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本身。从这一点来说，就像财富只能表现为等价交换基础上的简单流通的产物那样，工人只能使交换价值成为他自己的产物，也就是说，工人要为了财富的形式而牺牲物质的满足，即通过禁欲、节约、紧缩自己的消费，做到从流通中取出的财物少于他提供给流通的财物。这就是通过流通本身唯一可能产生的致富形式。

　　此外，禁欲还会在更积极的、不是简单流通折产生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工人可以更多地放弃休息，放弃他作为工人的生活之外的一切生活，并且尽可能只是作为工人出现；这样就可以更经常地更新交换行为，或在数量上扩大这种行为，也就是说，靠勤劳。由此可见，在今天的社会里，勤劳、特别是节约、禁欲的要求，不是向资本家提出的，而是向工人提出的，而且恰恰是由[II—27]资本家提出的。现代社会恰好提出了极其离奇的要求：应该实行禁欲的，是以生活资料为交换目的的人，而不是以致富为交换目的的人。有一种错觉，以为资本家实际上是“节欲”的，似乎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成为资本家，——这是一种在以前的时期，即资本从封建等等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时期才有意义的要求和想法，——这种错觉已被一切有健全判断能力的现代经济学家所抛弃。他们认为，工人应当节约，并且围绕储蓄银行等等吵吵嚷嚷。

　　（不过，关于储蓄银行，连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它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财富，而只是更有目的的分配开支，使工人在年老或生病、发生危机等情况下，不会成为贫民院、国家的负担，或者行乞（一句话，负担要落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而决不要落在资本家身上，不要依赖资本家的钱袋度日），也就是为资本家而节约，减少他们为此支出的生产费用。）

　　但是，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假如工人一般说来，也就是作为工人（个别出类拔萃的工人所做或所能做的事情，只能作为例外，而不能作为通例，因为这不属于关系本身的规定之内），作为通例，达到了这种节约的要求，那么（撇开这对一般消费所带来的损害不说，——消费的缩减会是巨大的，——因而也撇开对生产，对工人和资本所能进行的交换的次数和规模，以及对他们作为工人本身的损害不说），毫无疑问，工人所采用的手段就会毁灭他自己的目的，而且必然会使工人降低到爱尔兰人的水平，降低到这样的雇佣工人的水平，这样的工人同资本交换的唯一对象和目的，就是维持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和生活资料。

　　因此，如果工人不把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把财富当作自己的目的，他就不仅得不到任何财富，而且还会失去使用价值。因为作为通例，最高限度的勤劳即劳动和最低限度的消费——而后者就是工人最高限度的禁欲和货币积蓄——所能产生的结果，只会是工人付出最高限度的劳动而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工人经过努力只会降低他自己劳动的生产费用的一般水平，从而降低劳动的一般价格。工人由于毅力、体力、耐性、吝啬等等，能够把他的铸币转化为货币，这只是一种例外，是他的阶级和他存在的一般条件的例外。

　　如果全体或多数工人过度勤劳（指的是现代工业中总的说来还容许自由发挥的勤劳，不过在最重要和最发达的生产部门中却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他们所增加的就不是他们的商品的价值，而只是商品的数量；也就是对他们自己作为使用价值所提出的要求。如果所有工人都积蓄，那么工资的普遍降低就会使他们又回到应有的水平，因为工人普遍积蓄就会向资本家表明：工人的工资普遍过高了，他们得到的工资超过了他们的商品——即对他们劳动的支配能力——的等价物。简单交换——工人和资本家就是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人投入流通的并不比他取出的多，而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也只能和他投入的一样多。

　　个别工人的勤劳所以能够超过一般水平，超过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程度，只是因为另一个人在这个水平之下，比较懒惰一些；他所以能够积蓄，只是因为另一个人浪费，而且只有当另一个人浪费时，他才能够积蓄。平均起来说，工人通过节约所能做到的，顶多是能够较好地承受价格的调整——价格的涨落，价格的循环变动；也就是说，只是更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享受，而不是赚取财富。这也正是资本家本来的要求。工人在营业兴旺时应该节约，以便在营业不振时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忍受开工不足或工资降低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会降得更低。）可见，这就是要求工人始终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减轻资本家在危机时的负担等等。工人应该作为纯粹的工作机被支付报酬，而且应该尽可能自己支付自己的磨损。至于这种情况造成了工人纯粹牲畜般的处境，这里就不用谈了——这种处境使工人根本没有可能去谋求一般形式的财富，即作为货币，作为积累货币的财富。

　　（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课，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

　　撇开这些不谈。如果工人真的用禁欲的方法进行了储蓄，从而为流氓无产阶级、小偷等等（这些人会与需求成比例地增加）积累了奖金，而且，如果工人的积蓄超过了官方储蓄银行贮金柜的容纳量，——这种官方储蓄银行付给工人最低利息，以便让资本家从工人的存款中赚取巨额利息，或者让国家吃掉这些存款，这样，工人只是加强了自己敌人的力量和他自己的依附地位，——那么，工人要能保存这些积蓄并使它们带来收入，就只有把它们存入一般银行等等，这样一来，在繁荣时期工人放弃了一切生活享受，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力量，而以后在危机时期工人又会失去自己的存款；可见，不管怎样，工人都不是[II- 28]为自己节约，而是为资本节约。

　　再者，即使所有这些并不是资产阶级“博爱”的伪善词句，——这种“搏爱”只是用“虔诚的愿望”来款待工人而已，——那么，每个资本家虽然要求他的工人节约，但也只是要求他的工人节约，因为他的工人对于他来说是工人，而决不要求其余的工人界节约，因为其余的工人界对于他来说是消费者。因此，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关系，要在资本和利润等部分才加以阐述。）（或者在诸资本的积累和竞争部分，才加以阐述。）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考察，它们在这里所以合适，只是因为它们证明了，伪善的资产阶级博爱要求是自相矛盾的，因而，这些伪善的要求恰好证明了它们应该去反驳的观点，即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处于简单流通的关系之中，因而他得到的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用于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关于[积蓄的]要求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相矛盾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简单反思中看出来（最近常常有人自鸣得意地提出要求，要让工人分享一定份额的利润，关于这一点放在工资那一篇里谈；至于特殊津贴，它只能作为常规的例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在事实上，可以提到的实际情况也只限于，为维护雇主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收买个别监工等等；只限于收买职员等等，一句话，这种津贴已经不再发给普通工人，因而也不再适用于一般关系了；或者，这是一种特殊的手法，用来欺骗工人，并在以营业状况为转移的更不可靠的利润形式下扣除工人的一部分工资），这就是：如果工人的积蓄不再是流通的单纯产物，不再是只有迟早变为财富的实体内容，变为享受品时才能实现的积蓄的货币，那么，积累的货币本身就必然会变为资本，也就是说，必然会购买劳动，把劳动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这佯一来，这些积蓄又要求本身不是资本的那种劳动，并且要求劳动变成自己的对立物——非劳动。这些积蓄要变成资本，本身就要求劳动作为非资本来同资本相对立。于是，在一个场合应被扬弃的对立又在另一个场合建立起来。

　　因此，如果在最初的关系本身中，工人交换的对象和产物——作为单纯交换的产物，它不可能是别的产物——不是使用价值，不是生活资料，不是用来满足直接需要，不是从流通中抽出被投入流通的等价物以便通过消费来消灭它，那么劳动就不是作为劳动，不是作为非资本，而是作为资本来同资本相对立了。但是，如果劳动不同资本相对立，那么资本也不能同资本相对立，因为资本只有作为非劳动才是资本，只有在这种对立的关系中，才是资本。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概念和关系本身也就被消灭了。

　　当然谁也不否认，独立劳动的所有者彼此交换的状态是存在的。但这种状态不是资本本身已经得到发展的社会状态，因而这种社会状态到处都因资本的发展而被消灭。资本只有把劳动当作非资本，当作单纯的使用价值，才能使自己成为资本。

　　（作为奴隶，劳动者具有交换价值，具有价值；作为自由工人，他没有价值；只有通过同工人交换而得到的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才具有价值。不是工人作为交换价值同资本家相对立，而是资本家作为交换价值同工人相对立。工人没有价值和丧失价值，是资本的前提和自由劳动的条件。兰盖认为这是一种退步¹³⁷；他忘记了，由此工人在形式上被设定为人格，他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本身还是某种东西，他只是把他的生命表现当作他自己谋生的手段来让渡。只要劳动者本身具有交换价值，产业资本本身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存在发达的资本。与资本相对立的，必须是作为单纯使用价值的劳动，这种使用价值被它的所有者本身当作商品提供出来与资本交换，与它的交换价值[铸币]交换，当然，铸币在工人手中只有作为一般交换手段来用才是现实的；否则它就消逝了。）好吧。

　　可见，工人只处于简单流通，简单交换的关系之中，他用他的使用价值得到的只是铸币；他得到的是生活资料，但这是通过中介得到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中介形式对这种关系具有本质的意义，并且是它的特征⁽²⁷⁾。工人可以进一步把铸币变为货币，进行积蓄，这种情况恰恰只是证明，工人的关系是简单流通关系；他可以或多或少进行积蓄，但是他超不出简单流通的范围，他只能通过暂时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来实现所积蓄的东西。重要的是，——而且这一点会影响关系本身的规定，——由于货币是工人交换的产物，所以一般财富会作为幻想激励着工人，使工人有产业进取精神。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情况，不仅在形式上开辟了为实现……而任意活动的余地[II—29]¹³⁸。

　　[工人在这种交换中得到的实际上只是作为铸币的货币，也就是说，他得到的只是他交换来的生活资料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对工人来说，交换的目的是生活资料，而不是财富。

　　人们把劳动能力称作工人的资本，说它是这样一种基金：工人通过某次个别的交换并没有把它消耗掉，相反，他在他作为工人的生命期间能够不断重复这一交换。按照这种说法，）[III—8]¹³⁹同一主体[反复经历的]过程[的基金都是资本]，例如说，眼睛的实体是视力的资本等等。这种按照某种类比任意把一切东西拉扯在一起的美文学的言辞，在第一次说出来的时候，看起来甚至是富有才华的，而且越是把极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就越显得如此。如果重复这样说，而且自鸣得意地当作有科学价值的名言来重复，那么这些言辞简直就是愚蠢的。这些言辞只有对于蹩脚的美文学家和信口开河的饶舌家们才是有用的，这些人总爱用他们像甘草一样甜的肮脏东西来涂饰一切科学。

　　只要工人能够劳动，劳动总是工人进行交换的新的源泉，——不是一般交换，而是同资本交换，——这是包含在概念规定本身中的，就是说，工人出卖的只是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因此，只要工人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质，能够再生产他的生命表现，他就可以不断重新开始交换。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巧于粉饰的献媚者们，对于工人只要睡足吃饱就会活下去，因而可以每天重复一定的生活过程这一点，无须表示惊讶，也无须把这些算作资本对工人的伟大功绩，相反，他们倒是应该看到：工人在不断重复劳动之后，仍然只能拿自己的直接的活劳动本身去交换。[过程的]重复本身实际上只是表面现象。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是他例如在二十年内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资本给工人的全部劳动能力的报酬不是一次付清，而是像工人把劳动能力分期提供给资本支配一样，分期支付，例如按周支付。可见，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并且绝对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因为工人必须休息10—12小时才能重复他的劳动和他同资本的交换，所以劳动就构成工人的资本。实际上在这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等等的斗争¹⁴⁰证明，资本家最大的愿望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二个过程，即在这种交换之后劳动和资本之间形成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只打算再补充一点，经济学家们自己是这样表达上述论点的：工资是非生产的。他们所说的生产，当然是指财富的生产。因为工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交换的产物，——而且是这个行为本身产生的唯一产物，——所以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人在这个交换中没有生产财富，既不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也不为工人生产财富：工人不为资本家生产财富，因为对资本家来说，为使用价值而支付货币——而且这种支付是资本在这种关系中的唯一职能——是放弃财富，不是创造财富，因而资本家力图尽可能少支付一些；工人也不为自己生产财富，因为工资使他得到的只是生活资料，只是他的个人消费的或多或少的满足，而决不是财富的一般形式，决不是财富。

　　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不能生产财富，还因为工人出卖的商品的内容决不会使商品超出流通的一般规律：工人通过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只能以铸币为中介取回一个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处在另一种为他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形式上。当然，这样的行动决不会使人致富，而必然会使行动的完成者在过程终了时恰好回到他最初的出发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²⁸⁾，这种情况并不排除工人直接满足需要的范围可以有一定的伸缩，而是包含着这种伸缩。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他在这个交换中还完全不是作为资本家出现，而只是作为货币出现——不断地一再重复这种行为，他的货币似乎很快就会被工人吃光，而且他[III—9]会把这些货币浪费在一系列的其他享受上，如修裤子，擦皮靴，一句话，浪费在他所接受的劳务上。无论如何，重复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正是要由资本家钱袋的大小来计量。这种重复不会使资本家致富，就像为他的贵体而把货币花费在其他使用价值上不会使他致富一样，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使用价值给资本家带来的不是收入而是支出。

　　虽然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在两者之间交换的这种最初关系中，工人购买交换价值，资本家购买使用价值，而且劳动不是作为某一种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本身同资本相对立，但是资本家得到的却是财富，工人得到的却只是在消费中消失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似乎很奇怪。〔凡是涉及资本家方面的问题，在分析第二个过程时再说明。〕这表现为辩证法，它恰好转变为人们所期待的东西的反面。但是更进一步的考察表明，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的工人，在交换过程中完成的是W—G—G—W这种形式。如果我们在流通中从商品出发，从作为交换原则的使用价值出发，那么我们必然会再回到商品，因为货币只是表现为铸币，而且作为交换手段只是转瞬即逝的中介；而商品本身在完成自己的循环之后，则作为需要的直接对象被消费。另一方面，资本代表相反的运动G—W—W—G。

　　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然规律。被设定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

　　（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本身还是对象的东西；在客体形式上是非对象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或者也可以说：是作为现存的非价值，因而是未经中介而存在的纯粹对象的使用价值，这种对象性只能是不脱离人身的，只能是同人的直接肉体结合在一起的对象性。因为这种对象性是纯粹直接的，它也就同样直接是非对象性。换句话说，不是处于个人本身的直接存在之外的对象性。

　　（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种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

　　在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方面，还应该注意的最后一点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当然，对于构成一定资本的特殊实体来说，必须有作为特殊劳动的劳动与之相适应；但是，因为资本本身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并且它既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又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抽象，所以，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在主体上也自在地包含有同样的总体和抽象。例如，在行会的、手工业的劳动条件下，资本本身还具有有限的形式，还完全局限于一定的实体，因而还不是资本本身，那时劳动还只是表现为局限于它的特殊觌定性的东西，而不像同资本相对立的那种劳动那样表现为总体和抽象。也就是说，劳动虽然在每一个别场合是一定的劳动；但是资本可以同每个一定的劳动相对立；从可能性来说，同资本相对立的是所有劳动的总体，而究竟哪一种劳动同资本相对立则是偶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工人劳动的规定性对于工人本身是全无差别的；这种规定性本身是工人不感兴趣的，只要是劳动，并且作为劳动对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就行。[III—10]充当这种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的劳动——的承担者，这就是工人的经济性质：他是同资本家对立的工人。手工业者、行会会员等等的性质就不是这样，他们的经济性质恰恰在于他们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以及他们同一定的师傅所发生的关系等等。

　　因此，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这里再一次表明：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一般来说，这一点在以后谈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关系时应该特别加以阐述，因为这一点在这里已经包括在关系本身中了，而在考察交换价值、流通、货币这些抽象规定时，这一点还更多地属于我们的主观反思。）

　　2.现在我们来看看过程的第二方面。如果是一般说的交换过程，那么资本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交换现在是完成了。现在接着发生的是资本同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关系。劳动不仅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而且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作为对象化价值的价值非存在，劳动是作为非对象化价值的价值存在，是价值的观念存在；它是价值的可能性，并且作为活动是价值创造。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是单纯抽象的形式，是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单纯可能性，这种活动只是作为才能，作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中。然而，通过同资本接触，它成为实际的活动，——它不能自己进行活动，因为它是无对象的，——从而成为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就资本来说，这种活动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保存和增大资本这种实际的和有效的价值，而不是像在货币身上表现出来的那样，仅仅是想象的价值。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

　　资本是货币（自为设定的交换价值），但已不再是存在于同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并存的特殊实体中的货币，因而不再是从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中排除出来的货币；而是在一切实体中，在对象化劳动的任何形式和存在方式的交换价值中保持自己观念规定的货币。资本作为存在于对象化劳动的一切特殊形式中的货币，只要现在同非对象化的、作为过程和行为而存在的活劳动一起进入过程，那么资本首先就是它存在的实体同它现在又作为劳动存在的形式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别。正是在形成和扬弃这种区别的过程中，资本本身成为过程。

　　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一方面，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必须被加工，即被劳动消费；另一方面，作为单纯形式的劳动，其纯粹主体性必须被扬弃，而且劳动必须被对象化在资本的物质中。资本（按其内容来说）对劳动的关系，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在劳动面前表现为被动的东西，资本的被动存在作为特殊实体同作为造形活动的劳动发生关系——只能是劳动对它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对它的物质的关系（所有这些，在交换价值一章以前研究生产一般的第一章中就应该说明），物质，对象化劳动，对于作为活动的劳动来说只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作为原料，即无形式的物质，作为劳动的创造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另一种是作为劳动工具，即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对象手段¹⁴¹。

　　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所提到的[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对象化劳动]作为产品的规定，还完全不属于这里的考察范围，它是同原料和劳动工具不同的规定。产品表现为资本的被动内容和作为活动的劳动之间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不表现为这个过程的前提。产品作为前提，跟原料和劳动工具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对象同劳动的关系，因为原料和劳动工具作为价值实体，本身已经是对象化劳动，是产品了。价值实体决不是特殊的自然实体，而是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本身[III—11]在与活劳动的关系中又表现为原料和劳动工具。如果考察单纯的生产行为本身，那么劳动工具和原料可以表现为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因此只需要占有它们，也就是说，把它们变为劳动的对象和资料，而这本身还不是劳动过程。因而，对这样的原料和劳动工具来说，产品表现为某种质上不同的东西，产品不仅仅表现为劳动借助于工具对材料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且与它们并存而表现为劳动的最初的对象化。但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原料和劳动工具本身已经是对象化劳动，因而是产品。

　　这还没有完全说明这里的关系。因为，例如在完全没有交换价值，因而不存在资本的生产中，劳动产品也可以成为新劳动的资料和对象。例如，在纯粹为了使用价值而进行生产的农业中就是这样。猎人的弓，渔夫的网，总之，最简单的状态已经要以下面这样的产品为前提：这种产品不再被看作产品，而是变成了原料，或者特别是变成了生产工具，因为这本来就是产品表现为再生产资料的最初的特有形式。可见，这种关系决没有完全包括原料和劳动工具借以表现为资本本身要素的那种关系。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把产品当作资本实体的第三种要素引进来。这种产品的使命是，既要退出生产过程，又要退出流通并成为直接的个人消费品，舍尔比利埃把它叫作生活资料基金¹⁴²。就是说，这是这样的产品，它们是使工人作为工人活着，并且使他们在生产期间，在新产品创造出来之前能够生活的前提。资本家所以具有保证工人这样生活的能力，是由于：资本的每一个要素都是货币，它作为货币可以从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自身转化为财富的物质，转化为消费品。因此，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生活资料基金只同工人有关；也就是说，这种基金是以消费品形式，以使用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的货币，这种货币是工人在他们和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行为中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但是，这属于[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第一个行为。至于第一个行为同第二个行为的联系，这里还没有谈到。由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唯一的划分，是由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区别所造成的最初的划分，即原料和劳动工具的划分。经济学家们混淆这些规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不能不混淆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这两个因素，也决不能确定它们的特有区别。

　　于是，原料被消费了，因为它被劳动改变了，塑形了；劳动工具被消费了，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被使用了，磨损了。另一方面，劳动也被消费了，因为劳动被使用，被推动了，以致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精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被固定为，被物化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过程的终点是产品，在这个产品中，原料表现为同劳动结合在一起，劳动工具由于变成劳动的现实传导体也从单纯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但是，劳动工具本身由于它对劳动材料发生力学或化学的关系，它也在它的静止形式上被消费。

　　过程的所有三个要素，材料、工具、劳动，融合成为一个中性的结果——产品。同时，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的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都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因而，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也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东西的单纯主体化，而是它本身再成为某种对象。这种消费不是物质的东西的简单消费，而是消费本身的消费；在物质的东西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东西的设定。创造形式的活动消费对象并且消费它自己，但它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上消费它自己。它消费对象的对象的东西，——与形式无关，——消费活动的主体的东西；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使活动物质化。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使用价值。

　　[III—12]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以上得到的结果，我们会发现：

　　第一，由于劳动被占有、被并入资本，——货币，即购买对工人的支配权这个行为，在这里只表现为引起这个过程的手段，而不表现为这个过程本身的要素，——资本开始发酵并且成为过程，成为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整体来说，它作为活劳动不仅是同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自己发生关系，而且，由于这是对象化劳动，它是同作为单纯劳动对象的自己发生关系。

　　第二，在简单流通中，商品和货币的实体本身对于形式规定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只要商品和货币仍然是流通的要素，情况就是如此。商品，就它的实体来说，是作为消费（需要）对象处于经济关系之外的；货币，就它的形式已经独立化来说，仍然和流通发生关系，但只是否定地发生关系，因而只是这种否定的关系。只要货币自为地固定下来，它也就消失在死的物质性中，不再成为货币了。商品和货币是交换价值的两种表现，只是具有作为一般交换价值和作为特殊交换价值的差别。这种差别本身又纯粹是想象的，因为，不仅在实际流通中两种规定互相交替，而且就它们每一个本身来考察，货币本身是特殊商品，商品作为价格本身是一般货币。差别只是形式上的。每一种规定只是因为并且只有当它不表现为另一种规定时，才表现为这一种规定。而现在，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本身作为形式同作为实体的自身区别开了。资本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并且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彼此的关系。但是：

　　第三，资本还只是自在地表现为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还没有被设定，或者说，这种关系本身只被设定在两种要素之一的，即物质要素的规定之中，而这种物质要素自身作为物质（原料和工具）和作为形式（劳动）是不同的，并且作为两者的关系，作为实际过程，本身又只是物质的关系——是这样两种物质要素的关系，这两种要素形成资本的内容，而不同于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关系。

　　如果我们就资本最初表现出来的与劳动不同的方面来考察资本，那么资本在过程中只是被动的存在，只是对象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使资本成为资本——即某种自为存在¹⁴³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完全消失了。资本只是从它的内容来说——作为对象化劳动一般——才进入过程；但是，资本是对象化劳动这件事对于劳动——而这种劳动同资本的关系形成为过程——是完全无所谓的；而且，资本只是作为对象，而不是作为对象化劳动，进入过程，被加工的。变成棉纱的棉花，或变成布的棉纱，或变成印染材料的布，它们的存在对于劳动来说，只不过是已经存在的棉花、棉纱、布。就它们本身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劳动来说，它们根本不进入过程，只有作为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物质存在，它们才进入过程。至于它们是怎样获得这些属性的，这与活劳动同它们的关系完全无关：对于活劳动来说，它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们是不同于活劳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劳动材料而存在的。

　　只要从作为劳动前提的对象形式上的资本出发，情况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只要劳动本身通过资本同工人相交换而变成资本的对象要素之一，劳动同资本本身的对象要素的差别就只是对象的差别，一个具有静止的形式，另一个具有活动的形式。这种关系是资本的一个要素同另一个要素的物质关系；而不是资本自己同两者的关系。

　　这样，一方面资本只表现为被动的对象，在其中一切形式关系都消失了；另一方面资本只表现为简单的生产过程，资本作为资本，作为与自己的实体不同的东西不进入这种过程。资本甚至也完全没有以它本身固有的实体——即作为对象化劳动，因为这是交换价值的实体——表现出来，而只是以这个实体的自然存在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形式中，同交换价值，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本身的一切关系——因而同资本本身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

　　从这方面[III—13]来看，资本的过程和简单生产过程本身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资本的规定在过程形式中消失了，就像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价值形式中消失一样。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考察的过程来说，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还根本没有参加进来。被劳动当作原料和劳动工具消费掉的，不是资本家。进行消费的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这样，资本的生产过程并不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是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而且资本与劳动不同，只表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物质规定性上。正是这个方面——这并不仅仅是任意的抽象，而是在过程本身中进行的抽象——被经济学家们抓住固定下来，以便把资本说成是一切生产过程的必要要素。当然，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应该注意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行为。

　　在这里应当注意一个要素，它在这里不仅是从观察的角度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存在于经济关系本身之中的。在第一个行为中，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劳动作为劳动，作为自为存在的劳动，必然表现为工人。同样在这里，在第二个过程中，资本本身被设定为自为存在的、所谓利己的价值（这一点在货币中还只是被追求的）。然而，自为存在的资本就是资本家。诚然，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¹⁴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自身中的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我当然可以使资本同单个资本家分开，而且资本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资本家手里。然而资本家失去了资本也就失去了成为资本家的属性。可见，资本诚然可以脱离单个资本家，但不能脱离与工人本身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同样，单个工人也可以不再是劳动的自为存在：他可以通过继承、偷窃等等得到货币。但是，这时他就不再是工人了。作为工人，他只是自为存在的劳动。（这一点以后还要进一步阐述。）

脚　　注

(27) 见本卷第241—245页。——编者注
(28) 见本卷第241—247页。——编者注

注　　释

52 清扫土地或清扫领地（Clearing of the land；Clearing of estates）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例子之一。在16、17世纪，甚至在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化的农村贵族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2节）。——237。
56 设定，被设定的（das Gesetzre）是黑格尔的哲学术语，指和无条件的、原初的、第一性的东西相区别的某种受制约的东西，不以本身为根据而以他物为根据的某种东西。关于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设定的东西，还可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3节（d）。——232。
134 詹·斯图亚特关于土地所有者清扫土地上的过剩人口的说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0、153、156和157页。——235。
135 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作了考察。——237。
136 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等经济学手稿中使用的术语。当时马克思一般不用“劳动力”（Arbeitskraft）这一术语、而用“劳动能力”这一术语。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两个术语当作意义相同的术语来使用：“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劳动力的买和卖》）。——242。
137 见尼·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462——513页。兰盖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9章作了考察。——249。
138 本手稿第II笔记本最后一页即第29页没有保存下来。这一页上的正文采自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A页上的一段文字（放在四角括号内）。这段文字，马克思显然是从1859—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II笔记本第29页转抄下来的，因为从内容来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III笔记本第8页的正文，恰好是第II笔记本第29页正文的继续.——250。
139 从本手稿第III笔记本第8页开始，是第II笔记本的正文的继续。第III本的头七页的内容，是几个月以前写的关于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凯里的未写完的概述（见本卷《巴师夏和凯里》〕。——250。
140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案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例如，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6节第（161）—（165）注）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中作了详细考察。——251。
141 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5章第1节《劳动过程》中类似的地方：“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256。
142 舍尔比利埃在他的《富与贫》1841年巴黎版第16页上说：“资本就是原料、工具、生活资料基金（approvisionnement）。”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和第23章《舍尔比利埃》中对他的观点作了详细的评介。——258。
143 自为存在（Fürsichsein）是黑格尔的哲学用语，表示任何一种确定的、相对独立的质。——260。
144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那一节中，概括地评述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这一观点（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3节（d））。在未写完的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布雷的那一节中（同上，第4节），马克思从布雷的著作《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里子版第59页上引用了他的这样一段话：“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像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262。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必然会出现。因此，如果说在以资本为前提而开始的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最后作为形式关系看起来消失了，那么这只能是由于资本贯穿整个过程的那些看不见的线被忽略了。因此，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方面。

　　第一个结果是：

　　（α）由于劳动并入资本，资本便成为生产过程；但它首先是物质生产过程；是一般生产过程，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同一般物质生产过程没有区别。它的形式规定完全消失了。由于资本把它的对象存在的一部分同劳动相交换，它的对象存在本身就在自身内部分为对象和劳动；两者的关系构成生产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构成劳动过程。因此，在价值之前出现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由于它的抽象性、纯粹的物质性，同样是一切生产形式所共有的——又在资本内部表现为在资本的物质内部进行的过程、构成资本内容的过程。

　　（就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这种形式规定的消失也只是一种假象，这一点以后将加以说明。）

　　资本是价值，但作为过程首先表现为简单生产过程，即不带有任何特殊经济规定性的生产过程，一般生产过程；就这方面而言，可以说——这要看注意力放在简单生产过程的哪一特殊方面而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决不是以资本为前提的，而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资本是产品，或者说，资本是劳动工具或者也是劳动原料。其次，如果把资本又理解成作为物质或者作为单纯手段而同劳动相对立的一方，那就完全有理由说，资本是非生产的¹⁴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恰恰只是被看作与劳动对立的对象，被看作物质；只是被动的东西。不过，正确的说法是，资本不是作为一方出现，或不是作为一方本身的差别出现，也不是作为单纯的结果（产品）出现，而是作为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出现；这个生产过程现在表现为资本的自我运动的内容。

　　[III—14]（β）现在来考察一下形式规定这方面，看它在生产过程中是怎样保存和变化的。

　　〔什么是生产劳动或非生产劳动，自从亚当·斯密作出这一区别¹⁴⁶以来反复争论过多次的这个问题，必须从对资本本身的不同方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例如西尼耳先生问道（至少是有类似的意思），钢琴制造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虽然没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¹⁴⁷但事实的确如此。钢琴制造者再生产出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但钢琴演奏者生产音乐，满足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像生产幻觉的傻子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一样。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因此，其他经济学家就把所谓非生产劳动者说成是间接生产的。例如，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为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这种说法已经承认：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因此，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劳动，无论怎样有用，——它也可能有害，——对于资本化来说，不是生产劳动，因而是非生产劳动。

　　另一些经济学家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不应当同生产相联系，而应当同消费相联系。完全相反。烟草的生产者是生产的，而烟草的消费是非生产的。为非生产消费进行的生产和为生产消费进行的生产同样都是生产的；这两种生产总是以它们生产或再生产资本为条件。因此，马尔萨斯（[L.]X，40）¹⁴⁸说得很对：

　　“生产劳动者是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

　　这至少从一方面来看是对的。但这种说法太抽象，因为这种说法对于奴隶也同样适用。与工人相对的主人财富，是与劳动相对的财富形式本身，即资本。生产工人是直接增加资本的人。〕

　　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而且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中介活动。再生产自身价值和增加自身价值的资本，是作为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的独立的交换价值（货币）。因此，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工人拿劳动作为使用价值来同资本交换，因而资本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货币同工人相对立。由于消费劳动，资本才在与工人的关系上是作为资本的资本，而这种消费最初是在这种交换以外并且不取决于这种交换。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交换价值；是现有的交换价值。劳动作为交换价值，是在同资本的交换行为中，通过自身的出卖以换得货币而实现的。

　　一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卖者本身毫无关系，而只与他的买者有关。硝石可以用来制造火药的属性并不决定硝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是由硝石本身的生产费用决定的，由对象化在硝石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在使用价值以价格的形式加入的流通中，使用价值的价值不是流通的结果，虽然它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它是流通的前提，只有通过同货币相交换才得到实现。

　　劳动也是这样，由工人作为使用价值卖给资本的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他要实现的属于他的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是在这种交换行为以前已经决定了的，是交换的前提条件，就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或者一般来说——我们在这里也只能这样做——是由生产费用，即生产出工人的劳动能力所需的对象化劳动量决定的，因而工人要把它作为等价物收回。

　　可见，[III—15]在与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实现的劳动的交换价值，是预先存在的，预先决定了的，它所经历的仅仅是任何一个只在观念上存在的价格在实现自身时都要发生的形式变化。劳动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劳动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对于工人本身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于生产交换价值。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劳动不是对工人本身来说，而只是对资本来说，才是不同于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工人换出的劳动是简单的、预先决定的、由已经过去的过程决定的交换价值——工人换出的劳动本身是对象化劳动；这只是由于它已经是一定量劳动的对象化，因此，它的等价物已经是测定了的，是已知的。

　　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可见，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因为，就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¹⁴⁹一样，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知道，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据为已有。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悖论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经济学家们或多或少地凭经验表达了这一点。

　　因此，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总之，他的劳动如果不是能力，而是运动，是实际的劳动，就会是这样的；相反，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至少，价值增殖的可能性是由此产生的；是作为劳动和资本交换的结果出现的。这种关系只有在资本实际消费他人劳动的生产行为本身中才得到实现。）

　　劳动被工人作为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同货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这些货币又被工人用来同商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这些商品由工人消费。劳动在这个交换过程中不是生产的；它只是对资本来说才变成生产的；劳动只能从流通中取出它已经投入流通的东西，即一个预定的商品量，而这既不是它本身的产品，也不是它本身的价值。

　　西斯蒙第说，工人拿他们的劳动换取谷物，并消费这些谷物，与此同时，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他们主人的资本”（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90页]，VI）¹⁵⁰。

　　“工人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同上[，第105页]，VIII）

　　“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家，他得到的只是对劳动价格的权利，而不是对这一劳动的产品的权利，也不是对这一劳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的权利。”（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5—56页]，XXVIII）¹⁵¹

　　“出卖劳动＝放弃一切劳动果实。”（同上[，第64页]，XXVIII）

　　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

　　劳动（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动）转化为资本，从自在意义上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的支配权）。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可见，关于资本是否是生产的这个问题，是荒谬的。在资本构成生产的基础，从而资本家是生产的指挥者的地方，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正如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固定在货币上一样，劳动的生产性也会变成资本的生产力。与资本相对立的、自为地存在于工人身上的劳动，也就是在自己的直接存在中的、与资本相分离的劳动，是非生产的。作为工人活动的劳动也是非生产的，因为它只加入简单的、仅仅在形式上发生变化的流通过程。因此，有些人证明说，归于[III—16]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换位，这些人恰恰忘记了，资本本身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倒置，这种换位，而雇佣劳动本身以资本为前提，因而从劳动方面来看，它也是这种变体；是把这种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力量的必然过程。因此，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要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

　　其他一些人，如本身是经济学家的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等则说，只有劳动是生产的，而资本不是生产的。¹⁵²但是他们不是把资本看作处在特有形式规定性上的资本，即在自身中反映的生产关系，而只是想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原料等等。可是这种物质要素还不能把资本变成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其次又想到，资本从某一方面来说是价值，因此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同它的物质构成无关的东西。例如，萨伊说：

　　“资本按其质来说始终是非物质的东西，因为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是这种物质的价值，在这个价值中没有任何物体的东西。”（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9页]，[P.]21）

　　或者，西斯蒙第说：

　　“资本是商业概念。”（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273页]，[B.]LX）

　　但是，后来他们又想到，资本终究是一种与价值不同的经济规定，因为，否则就根本不必说资本和价值不相同了，并且一切资本虽然都是价值，而价值本身还不是资本。于是他们又回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形态上，例如，李嘉图把资本说成是生产新劳动时所使用的积累劳动，也就是单纯的劳动工具或劳动材料。¹²⁷在这个意义上，萨伊甚至说“资本的生产性服务”¹⁵³，说这种服务就是资本取得报酬的理由，好像劳动工具本身有权索取工人的酬谢，好像它不是恰恰靠了工人才成为劳动工具，才成为生产性的东西。劳动工具的独立性，即它的社会规定，即它的作为资本的规定这样被当作前提，是为了推论出资本的索取权。蒲鲁东说“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¹⁵⁴，这无非就是说，资本是价值，而因为在这里除了说资本是价值以外，关于资本什么也没有说，所以等于说价值是价值（判断的主词在这里不过是宾词的别名）；至于劳动在生产，是生产活动，这也就是说，劳动是劳动，因为劳动除了“生产”以外什么也不是。

　　非常明显，这些同义反复的判断并没有包含什么特别高深的见解，它们尤其不可能表明价值和劳动所发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价值和劳动本身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并不是相互并存而毫不相干。劳动与资本对立而作为主体出现，即工人只是在劳动的规定上出现，而劳动并不是工人本身，仅仅这一点就会打开人们的眼界。即使撇开资本不谈，在这里已存在着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的联系、关系，这种关系决不是“自然的”，而是本身已经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经济规定。

　　在这里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是资本一般，也就是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价值、货币、流通等等，价格等等，还有劳动等等也一样，都是前提。但是我们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等等。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这种辩证的产生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以后的关系应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但是，必须把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否则就会发生混乱。

　　[III—17]迄今为止，资本都是从它的物质方面被看作简单生产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是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价值自行增殖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也包括这一价值的倍增。

　　价值作为主体出现。劳动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因而，从物质方面来看已经事先确定：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原料无论是由于化学的物质变换还是由于机械的变化，它在变成产品时取得了比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但是，这一方面只同使用价值有关，仍然属于简单生产过程。这里问题不在于——这一点不如说已经包含在内，已经被当作前提——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这本身是极其相对的；当谷物变成烧酒时，更高的使用价值本身已经在对流通的关系上确定了）；这也不是为个人，为生产者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至少，这是偶然的事情，并不涉及关系本身），而是为他人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问题在于产生出更高的交换价值。

　　在简单流通中，对于单个商品来说，只要它作为使用价值找到自己的买主，被消费掉，过程就结束了。商品因此脱离了流通；丧失了自己的交换价值，总之丧失了自己的经济的形式规定。资本通过劳动消费了自己的材料，并通过自己的材料消费了劳动；资本把自己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不过只是作为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消费。可见，作为使用价值的资本消费本身在这里也进入流通，或者不如说，资本本身在这里使流通开始，或者也可以说使流通结束。在这里，使用价值的消费本身进入经济过程，因为在这里使用价值本身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在生产过程的任何一瞬间，资本都没有不再是资本，或者说价值都没有不再是价值，而作为这样的价值是交换价值。像蒲鲁东先生那样¹⁵⁵，说什么资本由于交换行为，也就是由于资本重新进入简单流通，便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了。这样，我们就会又被抛回到开端去，甚至抛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去，在那里可以看到交换价值如何从产品产生。

　　资本预先就作为自行保存的交换价值而存在，这种情况已经意味着，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在资本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以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并且能够进入流通。但是，从资本现在只是作为产品才又成为商品，只是作为商品才又成为交换价值来说，从资本取得了价格并作为价格在货币上得到实现来说，资本是简单商品，是一般交换价值，并且资本作为一般交换价值在流通中也要遭到这样的命运：它或者在货币上得到实现，或者不在货币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它的交换价值或者变成货币，或者变不成货币。于是，资本的交换价值——在此以前它存在在观念上——与其说已经产生出来，不如说还成为问题。至于说资本在流通中真正被设定为更高的交换价值，那么这不可能从流通本身产生，因为按照流通的简单规定，在流通中进行交换的只是等价物。如果资本作为更高的交换价值退出流通，那么它必定是作为更高的交换价值进入流通的。

　　从形式来说，资本不是由劳动对象和劳动构成的，而是由价值构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价格构成的。至于资本的各价值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有着各种实体，这同它们作为价值的规定毫无关系；它们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如果说它们从非静止的——过程的——形式开始，到过程结束时又在产品上结合成静止的、客体的形态，那么就价值来说，这仍然不过是物质变换，并不会使价值有所改变。固然，这些实体本身是被破坏了，但并不是化为乌有，而是变成其他形式的实体。过去它们表现为产品的基本的互不相关的条件。现在它们是产品。因此，产品的价值只能＝已物化在生产过程的一定物质要素即原料、劳动工具（其中也包括充当单纯仪器的商品）和劳动本身中的价值总和。原料完全消费了；劳动完全消费了；工具只有一部分消费了，因而在这种生产过程之前就已具有的资本存在方式上继续保存着资本的一部分价值。而在这里完全用不着考察这一部分价值，因为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价值的各种存在方式纯粹是现象，价值本身在这些存在方式的消失过程中构成始终不变的本质。从这一方面来看，被看作价值的产品并不是产品，而是始终如一的、不变的价值，不过是处在另一种存在方式上的价值，但这种存在方式对价值来说也是毫无关系的，并且是可以同货币相交换的。

　　产品的价值＝原料的价值+劳动工具已被消耗的部分的、即已转移到产品上的、扬弃了其原来形式的那一部分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或者说，产品的价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各商品的价格总和。换句话无非是说，生产过程就其物质方面来看，同价值[III—18]毫无关系；因此，价值始终不变，只是采取了另一种物质存在方式，体现在另一种实体和形式上。（实体的形式同经济形式即价值本身无关。）

　　如果资本原先＝100塔勒，那么它现在照旧等于1OO塔勒，尽管这1OO塔勒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于50塔勒的棉花，40塔勒的工资+10塔勒的纺纱机上，而现在存在于价格100塔勒的棉纱上。100塔勒的这种再生产是单纯的自行保持不变，只不过这种自行保持不变是通过物质生产过程来实现的。因此，这种生产过程必须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否则棉花就会丧失其价值，劳动工具就会白白受到磨损，工资就会白白支付。价值自行保存的唯一条件是，生产过程是真正完整的过程，也就是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生产过程的完整性，即生产过程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在这里事实上是价值自行保存、自行保持不变的条件，而这已经包含在资本实际成为使用价值，成为实际的生产过程这个最初的条件中了；因而，在这一点上，已经是前提。

　　另一方面，生产过程所以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只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从而在产品中，资本作为价值保存了自己。因此，说必要的价格＝生产费用的价格总和，这种命题纯粹是分析的。¹⁵⁶这是资本本身的生产的前提。起初资本以100塔勒，即以简单价值出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一定的，即由生产过程本身所决定的资本本身各价值要素的价格总和。资本的价格，资本在货币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它的产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的资本价值和作为这一过程的莳提的资本价值相等。

　　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既不是处在它在开始时具有的简单性中，也不是处在它在结束时作为结果重新具有的简单性中，而是分解为各个起初毫不相关的量的组成部分，即劳动的价值（工资）、劳动工具的价值和原料的价值。这里所出现的关系还只不过是：在生产过程中简单价值在数量上分解为一定数目的价值，这些价值又在产品上重新结合起来而具有简单性，不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总和了。但是这个总和＝原来的统一体。就价值来考察，在这里除了量上的分割以外，在各个价值量之间的关系上还没有包含任何差别。100塔勒曾是原有资本；100塔勒现在是产品，但这100塔勒现在成为50+40+10塔勒的总和。我也可以从一开始就把这100塔勒看成是50+40+10塔勒的总和，但也可以看成是60+30+10塔勒的总和，等等。100塔勒现在所以表现为一定数目的单位的总和，是因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分解成的各种物质要素各代表资本价值的一个部分，不过是一个已经确定的部分。

　　以后就会看到，原来的统一体分割成的这些数目本身有着一定的相互关系，但这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就生产过程中价值本身所发生的运动来说，这个运动纯粹是形式上的运动，它是由以下的简单行为构成的：首先，价值作为统一体存在，即作为被看作统一体，被看作整体的一定数目的单位存在，即作为100塔勒的资本存在；其次，在生产过程中这个统一体被分割为50塔勒、40塔勒、10塔勒，就劳动材料、工具和劳动都是按一定的量来使用这一点来说，这一分割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对这100塔勒本身来说，这种分割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是把同一个统一体分割为各个不同的数目而已，最后，这100塔勒又作为总和重新在产品上出现。就价值来说，唯一的过程是：它先是一个整体、统一体；然后这个统一体分割为一定的数目；最后表现为一个总和。最后表现为总和的这100塔勒同样是并且恰恰是开始时表现为统一体的同一总和。总和的即加总的规定，只是由于生产行为中发生的分割造成的，但在产品本身中并不存在。因此，说产品价格＝生产费用价格，或者说资本价值＝产品价值，这无非就是说，资本价值在生产行为中保存了自己，并且现在表现为一个总和。

　　就资本的这种单纯的同一性，或者就通过生产过程而再生产资本价值这一点来说，我们丝毫也没有比开始时前进一步。开始时作为前提存在的东西，现在[III—19]作为结果而存在，连形式也没有改变。很清楚，当经济学家们说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时，他们实际上指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否则就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比原有的价值更大的价值；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交换价值，尽管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使用价值，而这里谈的完全不是这种使用价值。这里谈的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当有人说某商品的生产费用或必要价格＝110时，他是这样计算的：原有资本＝100（就是说，例如原料＝50，劳动＝40，工具＝10）+5%利息+5%利润。因此，生产费用＝110，而不是＝100；也就是说，生产费用¹⁵⁷大于生产成本。

　　像某些经济学家喜欢做的那样，从商品的交换价值逃到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去找出路，那是无济于事的。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更高的还是更低的使用价值，它本身都不决定交换价值。商品[的价格]往往低于它们的生产价格¹⁵⁸，虽然它们无疑获得了比它们在生产以前的时期已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逃到流通中去找出路，同样毫无用处。我用100来生产，但是卖了110。

　　“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么，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4页]，[L.]IX，88）

　　这是想从简单流通来说明价值的增加，然而简单流通显然只把价值设定为等价物。即使从经验来看也很清楚，如果大家都贵卖10%，那也就等于大家都按生产费用来卖一样了。在那种情况下，剩余价值¹⁵⁹就会是纯粹名义上的、虚拟的、假定的东西，是一句空话。因为货币本身也是商品，是产品，所以它也会贵卖10%，也就是说，卖者虽然得到110塔勒，实际上只得到100塔勒。

　　（参看李嘉图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他把对外贸易看成简单流通，因此他说

　　“对外贸易决不可能增加一国的交换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31页]，[L.]39、40）¹⁶⁰

　　他为此举出的理由，正是用来“证明”交换本身，简单流通，也就是作为简单流通来看的一般商业决不能增加交换价值，决不能创造交换价值的那些理由。）

　　否则，价格＝生产费用这种说法，也就可以说成：商品的价格总是大于商品的生产费用。

　　除了简单的数目上的分割和加总以外，在生产过程中还有形式要素加在价值上，这就是价值要素现在表现为生产费用，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本身的要素不是在它们的物质规定性上保存下来，而是作为价值保存下来，这些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以前就已具有的存在形式上被消费的。

　　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生产行为只是资本价值的再生产，那么资本发生的就只会是物质变化，而不会是经济变化，而资本价值的这种简单保存是同资本的概念相矛盾的。固然，资本不会像独立的货币那样留在流通以外，而是会取得各种商品的形态，但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会是个无目的的过程，因为到结束时资本只会代表同一货币额，只会是冒一场在生产行为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生产行为可能失败，而在这一行为中货币失掉了自己不朽的形式。

　　好了。生产过程现在结束了。产品也在货币上重新得到实现，重新取得了100塔勒原有的形式。但是，资本家也必须吃喝；他不能靠货币的这种形式变换来生活。因此，100塔勒的一部分必须不作为资本，而作为铸币来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交换，并在这个形式上被消费。于是100塔勒会变成90塔勒，而因为资本家最后总是以货币的形式，而且是以他开始生产时所用的货币额的形式，把资本再生产出来，所以归根到底这100塔勒会被吃光，资本会消失。但是，资本家把100塔勒作为资本投入了生产过程，而不是把它吃掉，他应该由于从事这种劳动而得到报酬。可是他应该从哪里取得报酬呢？由于资本包含着工资，工人也就能靠生产费用的简单再生产来生活，而资本家却不能这样，那资本家的劳动不是显得完全无益吗？可见资本家看来应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项下。然而不管资本家有多大功劳，没有资本家，再生产也能进行，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要求得到的价值只是他们带进的价值，也就是说，为了不断地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并不需要资本的全部关系；再说，也不存在支付资本家报酬的基金，因为商品价格＝生产费用。如果资本家的劳动被看作是同工人的劳动并列并且是在工人的劳动以外的特殊劳动，如监督劳动等等，那么他也会像工人一样得到一定的工资，于是他也就属于工人的范畴，而决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劳动发生关系了；他也决不会发财致富，而只会得到一个他必须通过流通来消费的交换价值。

　　同劳动对立的资本的存在，要求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能够作为非工人而存在，而生活。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即使从[III—20]通常的经济规定来看，仅仅能保存自己价值的资本也是不可能保存这个价值的。生产上的风险必须得到补偿。资本必须在价格波动中保存自己。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发生的资本贬值必须得到补偿，等等。因此，连经济学家们也直率地说，如果没有盈利，没有利润，谁都会把他的货币吃掉，而不是投入生产，当作资本来用。一句话，假定资本价值是这样不增殖的，即不倍增的，那就是假定资本不是生产的实际环节，不是特殊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假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生产费用不具有资本的形式，资本不表现为生产条件。

　　劳动如何能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难理解；困难在于，劳动如何能创造出比原先存在的交换价值更高的交换价值。

　　假定资本支付给工人的交换价值正好是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交换价值不可能增加。劳动本身带进生产过程中来的超过预先存在的原料价值和劳动工具价值的部分，会被支付给工人。产品本身的价值，就其超过原料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余额来说，会落入工人手中；只不过资本家是把这个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付给工人，而工人则把这个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还给资本家。

　　〔不能把生产费用理解为加入生产的价值的总和，——甚至提出这一主张的经济学家们也不这样理解，——这一点在贷出的资本的利息上看得很清楚。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利息直接属于他的支出，属于他的实际生产费用。但是，利息本身已经预示着：资本是从生产中作为剩余价值产生出来的，因为利息本身只是这种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既然从借债人来看利息已经加入他的直接生产费用，这就表明，资本是作为资本加入生产费用的，但资本作为资本并不是自己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单纯相加。

　　在利息上资本本身又表现出商品的规定，不过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独特商品；资本是作为资本——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单纯总和——进入流通并成为商品的。在这里，商品本身的性质是作为经济的、独特的规定存在，它既不是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无关紧要，也不是像在产业资本——即处在从生产和流通中产生出来的直接规定上的资本——中那样直接同作为对立面、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发生关系。因此，作为资本的商品或者作为商品的资本在流通中不是同等价物交换；资本通过进入流通保存了它的自为存在；也就是说，即使资本落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它同它的所有者仍保存着原有的关系。因此，资本只是被贷出。对资本的所有者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它的价值增殖，这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不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它的使用价值是充当资本。

　　蒲鲁东先生要求资本不应当贷放和生息，而应当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等价物，他提出的这种要求只不过是要求交换价值永远不应当变成资本，而应当始终是简单交换价值；要求资本不应当作为资本存在。¹⁶¹除了这一要求外，他同时还要求雇佣劳动应当始终是生产的一般基础，这就表明他在最简单的经济概念上混乱到了可笑的地步。这就使他在同巴师夏的论战中扮演了可怜的角色，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所有权关系或法的关系作为尺度，来衡量交换价值的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所有权关系和法的关系。因此，巴师夏又十分强调简单流通中那些向资本推进的因素，虽然他是无意识地这样做的。

　　作为商品出现的资本本身，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或者是作为货币的资本。〕

　　〔在资本概念的形成中需要阐明的第三个因素，是与劳动对立的原始积累，从而也是与积累对立的无对象的劳动。

　　第一个因素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并以流通为前提的价值出发的。这是资本的简单概念；是进一步直接规定为资本的货币。第二个因素是从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出发的；第三个因素把资本设定为生产和流通的一定的统一。

　　原始积累应当同资本[III—21]⁽²⁹⁾积累区别开；后者以资本为前提，以现存的资本的关系为前提，因而也就是以资本同劳动、价格（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利息以及利润的关系为前提。但是，为要生成资本，就要以一定的积累为前提，这种积累已经包含在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独立的对立中，包含在这种对立的独立存在中。这种积累是生成资本所必需的，因而已经作为前提，即作为一个因素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这种积累应当在本质上同已成为资本的资本积累区别开，在后一种积累中资本必然已经存在。〕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³⁰⁾，资本的前提是：（1）生产过程一般，它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也就是没有历史性，也可以说是人类的；（2）流通，就它的每个因素来说，尤其是就它的总体来说，本身已经是一定的历史产物；（3）资本，是两者的一定的统一。

　　一般生产过程本身，当它只是作为资本的因素出现时，会发生怎样的历史变化，这必然会在它的分析过程中显示出来；就像从对资本的各特有区别的单纯把握中，必然会显示出资本的一般历史前提一样。〕

　　〔其他一切都是空话。在第一篇关于生产一般和第二篇第一部分关于交换价值一般中，应当包括哪些规定，这只有在全部阐述结束时并且作为全部阐述的结果才能显示出来。例如，我们已经看到⁽³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属于经济学本身，而不是像李嘉图认为的那样，使用价值始终只是作为前提呆在那里不起作用。关于生产的一章从客体上说以作为结果的产品而结束；关于流通的一章从商品开始，商品本身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因而也是与两者不同的价值），流通是两者的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分解成作为单纯消费品的商品（这处于经济关系之外）和作为独立化的货币的交换价值。〕

　　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具有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更高的价格，只有在流通中才得到实现，但是，它同一切价格一样，它们在流通中得到实现，是由于它们在进入流通以前，已经在观念上成为流通的前提了，已经决定了，——按照交换价值的一般概念来说，表示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量（就静止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表现为空间的量，就运动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只能用时间来计量）大于资本原有各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劳动量。而这种情况只有当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小于用这种对象化劳动所购买的活劳动时间时才是可能的。

　　我们已经知道，对象化在资本中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总额：（a）对象化在原料中的劳动时间；（b）对象化在工具中的劳动时间；（c）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a）和（b）这两个资本组成部分是始终不变的，虽然它们在过程中也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改变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但作为价值，它们是始终不变的。只有（c）被资本用来同性质不同的东西相交换：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一定量活劳动相交换。如果活劳动时间只是再生产出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那么，这种交换也只是形式上的，而就价值来说，这只是跟作为同一价值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活劳动发生了交换，正像就劳动材料和工具的价值来说，只是它们的物质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样。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的价格等于一个工作日，而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加在原料和工具上的也只是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家就只是用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交换了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他就没有起到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就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交换过程中：他事实上在报酬中得到了他的劳动的产品，只不过资本家帮了他的忙，在产品实现以前就把产品的价格预付给他了。资本家给了他信贷，而且是无息信贷，是为普鲁士国王干的。⁽³²⁾如此而已。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资本家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他付出的价值。从资本方面来看，交换必须只是一种表面的交换，这就是说，必须属于与交换的形式规定不同的另一种经挤形式规定，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劳动就不可能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就只是作为在不同的物质存在方式上存在的相等的交换价值来互相交换。

　　因此，经济学家们为要证实资本的合理，替资本辩护，就求助于这个简单的[III—22]过程，恰好用这个使资本不能存在的过程来说明资本。为了证明资本，他们就证明资本不存在。你付给我劳动报酬，用劳动来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并从我这里扣除你提供给我的原料和材料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是联合的伙伴，我们把不同的要素带进生产过程，并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于是，产品变成货币，货币被这样分配：你资本家得到你的原料和工具的价格，我工人得到劳动加在原料和工具上的价格。对你的好处是，你的原料和工具现在具有可以消费的形式，对我的好处是，我的劳动的价值得到了实现。当然，你也许很快就会落得把你的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吃光，而我作为工人也许会占有两者[原料和劳动工具]。

　　工人用来和资本相交换的东西，是他的劳动本身v出现在交换中的，是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工人转让自己的劳动。工人作为价格得到的东西，是这种转让的价值。工人用创造价值的活动交换一个预先决定的价值，而不管自己活动的结果如何。

　　〔巴师夏先生表现了非凡的智慧，他断言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非本质的、纯粹外表的形式，是一种联合体形式，这种联合体形式本身同劳动和资本的经济关系无关⁽³³⁾。他说，如果工人很富裕，能维持到产品完成和出售的时候，那么，雇佣劳动制度就不会妨碍工人即雇佣劳动去同资本家订立那种像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订立的同样有利的合同。因此，坏处并不在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形式，而在于不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转移的各种条件。巴师夏先生自然没有想到，这些条件本身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条件。如果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那么，他们事实上就不是作为劳动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动的资本家——也就是不以雇佣工人的形式——来和不劳动的资本发生关系。因此，对巴师夏先生来说，正如利润和利息是同一个东西一样，工资和利润本质上也是同一个东西。¹⁶²他把这称作经济关系的和谐：各经济关系只是表面上存在，而在本质上其实只有一种关系，即简单交换的关系。因此，在巴师夏先生看来，本质的形式本身是无内容的，也就是非现实的形式。〕

　　那么，工人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包含在他的商品中的对象化劳动决定的。这种商品存在于工人的生命力之中。工人为了天天保持这种生命力，——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维持下去所需要的消耗的补偿，因为在这里工人还是作为工人，从而作为事先存在的、多年生的主体而和资本相对立，还没有作为工人种属中易逝的个体，——他就得消费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以补偿已消耗的血液等等。工人得到的只是等价物。也就是说，到了明天，交换完成以后，——工人在形式上结束交换以后，才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来完成这种交换，——工人的劳动能力存在于和以前一样的方式中：他得到了一个丝毫不差的等价物，因为他得到的价格使他仍然具有他以前具有的同一交换价值。包含在他的生命力中的对象化劳动量已由资本付给他报酬。他消費了这个量，而因为它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人的能力而存在，所以工人由于他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生命过程的独特性质——能够重新进行交换。至于说除了对象化在工人生命力中的劳动时间，即为了支付维持工人的生命力的必要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在工人的直接存在中还对象化着更多的劳动，即工人为了获得一定的劳动能力，某种特殊的技能而消费的价值，——而这种能力或特殊技能的价值，表现为生产出同样一种劳动技能需要多少生产费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因为这里所谈的不是某种特殊的熟练劳动，而是劳动本身，简单劳动。

　　如果维持工人一个工作日的生存，需要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样就等于工作日和它自己的产品相交换，从而资本就不能作为资本增殖价值，也就不能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资本的自行保存就是它的自行增殖。如果资本为了生存也必须劳动，那么它就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来保存自己了。对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也就只是名义上的了，如果说它们在经济上[III—23]属于资本家，那它们同样恰恰也属于工人，因为它们只有在资本家本身是工人的时候才为他创造价值。因此，他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资本，而是像工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看作单纯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相反，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只需要例如半个工作日，那么，产品的剩余价值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因为资本家在[劳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而在产品中得到的却是整个对象化的工作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同后半个工作日相交换。使他得以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不经过交换就得到了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半个工作日没有花费资本分文；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得到一个价值。因此，价值所以能够增加，只是由于获得了也就是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

　　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等价物，按其规定来说，只是价值同它自身的等同。所以，剩余价值决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工人只需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生活一整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半个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¹⁶³。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

　　在1857年11月份的《泰晤士报》上，一位酉印度的种植园主发出了十分可爱的叫嚣。¹⁶⁴这位辩护士像发表主张恢复黑人奴隶制的辩护词那样满腔激愤地诉说，这些黑鬼（牙买加的自由黑人）只满足于生产他们自己消费所绝对必需的东西，除；这种“使用价值”以外，他们把游手好闲本身（放纵和懒惰）视为真正的奢侈品；他们对糖和投在种植园中的固定资本满不在乎，却幸灾乐祸地嘲笑那行将破产的种植园主，甚至把传授给他们的基督教只用来为这种幸灾乐祸和懒惰辩护。

　　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但并没有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自给自足的、为自己十分有限的消费而劳动的农民。对他们来说，资本不是作为资本而存在，因为独立的财富只有靠直接的强制劳动即奴隶制，或者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与直接的强制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统治关系。因而在直接的强制劳动的基础下再生产出来的也只是这种统治关系。对这种关系来说，财富本身只有享乐的意义，而没有作为财富本身的意义，因而这种关系[III—24]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产业。（我们以后还要谈奴隶制和雇佣劳动的这种关系。）

　　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困难的，这一点表现在（1）觋代英国经济学家们身上，他们责难李嘉图不懂得余额，不懂得剩余价值¹⁶⁵（见马尔萨斯《论价值》¹⁶⁶，马尔萨斯至少试图科学地处理问题），尽管李嘉图反对亚·斯密把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两件事混为一谈¹⁶⁷，从而表明他是所有经济学家中唯一懂得剩余价值的人。

　　新的经济学家们纯粹是些浅薄的蠢人。诚然，李嘉图自己也常常陷入混乱，因为，他虽然把剩余价值的产生看作是资本的前提，但是，他在这个基础上理解价值的增加时，除了认为由于同一产品中包含了更多的对象化劳动时间，换句话说，由于生产变得更困难这一点外，往往困惑不解。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就出现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因此，他的地租理论具有片面性；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贸易只会产生使用价值（他称为财富），不会产生交换价值。¹⁶⁸他认为，增加价值本身的唯一途径，除了生产越来越困难（地租理论）外，只有增加人口（由于资本的增加而引起的工人人数的自然增长），虽然他自己对这种关系从未作过简要的说明。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从来没有研究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对象化劳动决定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因而货币和交换本身（流通）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虽然他认为经济学所涉及的只是交换价值，但利润等等在他那里只表现为分享产品的份额，这在奴隶制基础上同样也会发生。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

　　（2）重农学派。在他们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理解资本，理解价值的自行增殖，从而理解资本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困难的，而这种困难在现代经济学的鼻祖¹⁶⁹那里必然会出现，正如李嘉图最后完成古典经济学时以地租形式理解剩余价值的创造必然会出现困难一样。

　　这实质上是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概念的问题，因而是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入口处出现的基本问题。货币主义所理解的价值的独立性，只是价值从简单流通中出来时所具有的形式——货币。因此，货币主义把财富的这种抽象形式，看成恰好是跨入发财致富本身表现为社会本身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各民族的唯一目标。

　　后来出现了重商主义，它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当时产业资本，从而雇佣劳动出现在工场手工业中，与非产业财富即封建地产相对立并靠牺牲后者的利益而发展起来。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已经表现为资本，但实际上又只是在货币形式中，只是在商业资本即不断转化为货币的资本的流通形式中表现为资本。对他们来说，产业资本具有价值，而且具有最高的价值，——作为财富生产过程中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财富本身，——因为它创造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在流通中变为货币。工场手工业劳动，实质上也就是产业劳动，但农业劳动对他们来说却相反，主要地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原产品经过加工会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形式，具有更适于流通，适于贸易的商业形式，会带来更多的货币（这是非农业民族，特别是例如荷兰，对财富的历史看法，同农业民族，封建民族的看法是对立的；当时农业一般地说不是以产业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封建的形式出现，因而表现为封建财富的源泉，而不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源泉）。雇佣劳动的形式之一即产业劳动，和资本的形式之一即产业资本，被承认是财富的源泉，但只是就它们创造货币这一点来说的。因而还没有在资本的形式上理解交换价值本身。

　　现在来谈重农学派。他们把资本同货币区别开来，在资本的一般形式上把资本看作是在生产中保存自己并通过生产增大自己的独立的交换价值。因此，他们也考察[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本身；他们不是把这种关系看作简单流通的要素，相反地把它看作简单流通的前提，并且这种前提本身又不断地从简单流通中产生，重新成为流通的前提。所以他们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¹⁶⁹。

　　重农学派也懂得，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即资本的实现。但是，资本即现有价值怎样借助于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呢？在这个问题上，重农学派完全抛弃了形式，仅仅考察单纯的生产过程。因而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劳动工具的自然力明显地能够使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多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的领域中，劳动才是生产的。因此，剩余价值不是来自劳动本身，而是来自劳动所利用和支配的[III—25]自然力——农业。可见，农业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已经达到这样的认识：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认为剩余价值必然要表现在某种物质产品上，这种粗浅看法在亚·斯密那里¹⁷⁰也能见到。演员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生产戏剧，而是因为他们增加自己老板的财富。但是，进行的是何种劳动，从而劳动以什么形式物化，对这种关系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以后的观点来看，这又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在他们那里悄悄地变成了从生产中产生的使用价值量超过在生产中消费的使用价值量的余额。

　　只有在自然界的种子同它的产品的关系上才能明显地表现出使用价值的这种倍增，即产品超过必须用于新生产的那部分产品而有剩余——因而一部分余额可以被非生产地消费掉。从收成中只需要拿一部分作为种子重新直接播入土地；然后种子又通过自然界存在的产物，如空气、水、土壤、阳光这些要素，以及作为肥料等等加进来的各种物质，以倍增的数量把这部分作为谷物等等生产出来。一句话，人类劳动只要用在化学的物质变换上（在农业中），并且部分地还用机械手段来促进这种变换，或者用在生命本身的再生产上（畜牧业），就能获得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就能把同一自然实体从不适用的形式变为适用的形式。因而，真正的一般财富形态就是土地产品（谷物、牲畜、原料）的余额。

　　因此，从经济上来看，只有地租是财富形式。于是，资本的最早的预言家们只把非资本家，封建土地所有者，看作是资产阶级财富的代表。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即一切赋税都从地租身上征收，是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资本的。资产阶级在原则上颂扬封建主义——这使某些封建主义者，例如老来拉波受了骗——只是为了在利用中摧毁它。

　　其他一切价值只代表原料+劳动；劳动本身代表劳动者所消费的谷物或其他土地产品；因而工厂工人等等加在原料上的并不多于他从原料中所消费的。因而他的劳动以及他的雇主，没有使财富增加分毫，——财富是超过生产中所消耗的商品的余额，——而只是赋予财富以适于消费和对消费有用的形式。

　　当时，自然力在产业中的应用还不发达，提高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的分工等等也是如此。但是，到了亚·斯密时代，这一切都已具备了。因此，在斯密那里，劳动一般是价值的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其实也只是因为余额在分工中表现为社会的自然赐予，表现为社会的自然力，正如在重农学派那里这个余额表现为土地的赐予一样。因此，亚·斯密强调分工。

　　另一方面，在斯密那里，资本最初并不表现为把雇佣劳动要素当作自己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中的东西（因为，虽然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使用价值，理解为自为存在的生产性，理解为一般的人类自然力（这正是斯密不同于重农学派的地方），而不是把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理解为同资本相对立的独特形式规定上的劳动），而是表现为来自流通的东西，表现为货币，因而资本是通过节约从流通中产生的。可见，[斯密认为]资本最初不会自行增殖，因为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恰恰不包含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资本只是在事后，在它已经作为资本被当作前提以后，才表现为——这是恶性循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因此，按照亚·斯密的看法，劳动本来应该得到它自己的产品作为报酬，工资＝产品，就是说劳动不是雇佣劳动，资本不是资本。因此，为「把利润和地租作为生产费用的最初要素引进来，也就是说，为了使剩余价值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他就以最粗暴的形式把利润和地租的存在作为前提。资本家不愿意无偿地使用他的资本，同样，土地所有者也不愿意无偿地为生产提供他的土地。他们要求得到某种报酬。这样，他们连同他们的要求就被作为历史事实引进来，却没有加以说明。工资本来是经济上唯一合理的东西，因为它是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利润和地租只是工资的扣除，是在历史过程中被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任意榨取的东西，因而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经济上的合理存在。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斯密又在地产和资本的形式上把生产资料和生产材料作为独立的形态同劳动对立起来，那他在本质上就是把劳动设定为雇佣劳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由此造成了他在价值规定上的动摇；利润和地租被置于同一层次，关于工资对价格的影响的错误[III—26）看法，等等。

　　现在来谈李嘉图（见第一点⁽³⁴⁾）。在他那里，也是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理解为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正因为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的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而财富本身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则被看作财富物质存在的单纯形式上的中介。因此，李嘉图不理解资产阶级财富的特定性质，这正是由于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财富是一般财富的最适当形式。因此，在经济上，虽然从交换价值出发，但是交换的特定经济形式本身在他的经济学中不起丝毫作用，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劳动和土地的总产品在三个阶级中间的分配，似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财富只涉及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似乎只是一种礼仪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李嘉图那里就像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消失在交换中一样消失了。因此，为了表明经济学的真正规律的作用，李嘉图也喜欢把这种货币关系看作只是形式的东西。由此也就产生了他的货币理论本身的弱点。

　　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

　　〔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财富本身，即资产阶级财富，当它表现为中介，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中介时，总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而同两极本身相对立；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

　　完整的经济表现，虽然本身对两极来说是片面的，但在它设定为中间环节时，总是交换价值；例如，货币在简单流通中就是这样；资本本身表现为生产和流通之间的中介时也是这样。在资本本身内部，资本的一种形式又处于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另一种形式相对立。例如，产业资本表现为生产者，而和表现为流通的商人相对立。这样，前者就代表物质方面，后者就代表形式方面，因而代表作为财富的财富。同时，商业资本本身又是生产（产业资本）和流通（消费的公众）之间或者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中介，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交替的：有时生产表现为货币，流通表现为使用价值（消费的公众），有时前者表现为使用价值（产品），后者表现为交换价值（货币）。

　　在商业本身内部也有同样的情形：批发商作为工厂主和零售商之间，或工厂主和农业家之间，或不同工厂主之间的中介，他也是这样的较高的中项。商品经纪人对批发商来说也是这样。此外，银行对产业家和商人来说；股份公司对简单生产来说也是这样；金融家则是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最高级的中介。

　　财富本身越是远离直接生产，越是又对两个各自就其本身来看已表现为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中介作用，它就表现得越是明确和广泛。货币从手段变成目的，较高级的中介形式到处都作为资本把较低级的中介形式又表现为劳动，单纯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源泉。例如，拿票据经纪人或银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在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式。〕

　　资本是产品和货币的直接统一，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生产和流通的直接统一。因此，资本本身又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而它的发展就在于，作为这种统———这种统一表现为特定的关系，因而表现为简单的关系——它自己确证自己并扬弃自己。这种统一最初在资本上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东西。

　　[III—27]〔简单地说，李嘉图的思路是这样：

　　产品互相交换——因而资太和资本相交换——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量进行的。工作日总是和工作日相交换。这是前提。因此，可以把交换本身完全撇在一边不管。产品——表现为产品的资本——自在地是交换价值，交换不过是替它加上形式，在李嘉图看来是形式上的形式。

　　现在问题只在于，这种产品按照什么比例进行分配。这些比例，无论被看成作为前提存在的交换价值的一定份额，还是被看成交换价值的内容即物质财富的一定份额，都是同一的。是啊，既然交换本身只是流通——作为流通的货币——，所以最好是把它完全抽象掉，而只考察在生产过程中或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在不同当中人之间进行分配的物质财富的份额。一切价值等等，在交换的形式上，只是名义上的；在比例的形式上，才是实在的。整个交换就它不创造更加多种多样的物质来说，是名义上的。因为总是整个工作日和整个工作日相交换，所以价值总额始终不变——生产力的增长只影响财富的内容，而不影响财富的形式。因此，价值的增加只能是由于在农业中生产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花费同量人类劳动时自然力不再产生同样效果的场合，也就是自然要素的肥沃程度减低的场合。因此，利润的下降是由地租引起的。

　　首先，认为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总是用整个工作日劳动，这一前提是错误的；等等（见前面⁽³⁵⁾）。〕

　　我们已经看到⁽³⁶⁾，工人只需要劳动例如半个工作日，就可以维持全日生活；因而可以在第二天重新开始同一过程。对象化在工人的劳动能力——就这种能力存在于作为有生命的物，或者说作为有生命的劳动工具的工人身上来说——中的只是半个工作日。工人生活一整天（一个生活日）是半日劳动的静止的结果，是半日劳动的对象化。资本家通过同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即半日劳动——相交换，占有了整个工作日，然后在生产过程中把这个工作日消费在构成他的资本的材料上，从而创造出他的资本的剩余价值——按照我们的假定是半日对象化劳动。

　　假定现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多一倍。（在现在考察的关系中，使用价值暂时还只是指工人为了维持工人的生活所消费的东西，即工人用对象化在自己活的劳动能力中的劳动以货币为中介换来的生活资料的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只要劳动 ¹/₄ 日就可以生活一整天；而资本家在交换中只要给工人 ¹/₄ 日对象化劳动，就能够通过生产过程把自己的剩余价值从 ¹/₂ 增加到 ³/₄ ，这样，资本家得到的就不是 ¹/₂ 日对象化劳动，而是 ³/₄ 日对象化劳动了。资本的价值在资本退出生产过程时就不是 ²/₄ ，而是提高到 ³/₄ 。这就是说，资本家只要让工人劳动 ³/₄ 日，就可以给资本带来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即 ¹/₂ 或 ²/₄ 日对象化劳动。

　　但是，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了。只要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生出无限的剩余价值；然而它是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对资本来说，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制即必然性。

　　〔限制表现为必须克服的一种偶然。这一点甚至通过最肤浅的观察就能看到。如果资本从100增长到1 000，那么现在1 000就是增大的出发点；增长到10倍即1 000%也是一样；利润和利息本身又会变成资本。曾经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现在表现为简单的前提等等，表现为包含在资本的简单存在本身中的东西。〕

　　因此，资本家（我们完全撇开以后会出现的规定，如竞争、价格等等，不会因为 ³/₄ 日给他提供的剩余价值和过去全日提供的一样多，就只让工人劳动 ³/₄ 日，他会让工人劳动全天。生产力的提高使工人劳动 ¹/₄ 工作日就能生活全天，这种提高现在却仅仅表现为：工人现在[III—28]必须为资本劳动 ³/₄ 日，而以前他只为资本劳动 ²/₄ 日。工人劳动的提高了的生产力，由于缩短了补偿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为创造使用价值即生存资料）所必需的时间，因而表现为工人用在资本价值增殖（创造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时间延长了。

　　从工人方面来看、为了生活一日，他现在必须完成 ³/₄ 日的剩余劳动，而以前他只需要完成 ²/₄ 日的剩余劳动。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工人的剩余劳动增加了 ¹/₄ 日。这里应当指出一点：生产力提高了一倍，工人的剩余劳动却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只增加 ¹/₄ 日；同样，资本的剩余价值也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只增加 ¹/₄ 日。由此可见，剩余劳动（从工人方面来看）或剩余价值（从资本家方面来看）并不是按照生产力提高的同一数字比例增加。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生产力提高一倍表示必要劳动¹⁷¹（为工人的）减少 ¹/₄ 日，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增加] ¹/₄ 日，因为原来的比例曾假定为 ¹/₂ 日。如果工人原来必须劳动 ²/₃ 日才能生活一日，那么剩余价值就是 ¹/₃ 日，剩余劳动也是 ¹/₃ 日。这样，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就使得工人能够把必要劳动缩减为 ²/₃ 的一半，即 ²/（3×2），或 ²/₆ 或 ¹/₃ 日，资本家就能赚到 ¹/₃ 日的价值。而全部剩余劳动就会是 ²/₃ 日。生产力提高一倍，在第一个例子中表现为 ¹/₄ 日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而现在则表现为 ¹/₃ 日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

　　可见，生产力的乘数，即用来乘生产力的数，并不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乘数，而是这样：如果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所占的原有比例是对象化在一个工作日——工作日总是表现为一种界限（不过，工厂主先生们还把工作日延长到了夜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伦纳德，霍纳的报告。）（工作日本身并不以自然日为界限；它可以延长到深夜；这个问题在工资一章中考察。）——中的劳动的 ¹/₂ ，那么生产力提高一倍就等于 ¹/₂ （原有的比例，除以2，即等于 ¹/₄ 。如果原有的比例是 ²/₃ ，那么生产力提高一倍就等于 ²/₃ 除以2，即等于 ²/₆ 或 ¹/₃ 。

　　因此，生产力的乘数从来不是原有比例的乘数，而是它的除数，不是原有比例的分子的乘数，而是它的分母的乘数。如果生产力的乘数就是分子的乘数，那么剩余价值的乘法就和生产力的乘法相一致了。但是，剩余价值总是等于原有比例除以生产力的乘数。如果原有比例是 ⁸/₉ ，也就是说，工人为了生活需要 ⁸/₉ 工作日，而资本在同活劳动的交换中只得到 ¹/₉ ，剩余劳动等于 ¹/₉ ；那么，现在工人用 ⁸/₉ 工作日的一半就能生活，即用 ⁸/₁₈ ＝ ⁴/₉ 工作日（不管是除分子或乘分母都一样），而资本家现在让工人全天劳动，得到的全部剩余价值就是 ⁵/₉ 工作日；从中减去原有的剩余价值 ¹/₉ ，尚余 ⁴/₉ 。因而，在这里生产力提高一倍＝剩余价值或剩余时间增加 ⁴/₉ 。

　　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剩余价值总是等于整个工作日同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之比。用来计算剩余价值的单位总是个分数，也就是说，是一日中恰好代表劳动价格的一定部分。如果这一部分＝ ¹/₂ ，那么[III—29]生产力提高一倍就＝必要劳动减少到 ¹/₄ ；如果这一部分＝ ¹/₃ ，那么必要劳动就减少到 ¹/₆ ；因此，全部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 ³/₄ ，在后一场台＝ ⁵/₆ ；相对剩余价值，¹⁷²即同原有剩余价值相比而言的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等于 ¹/₄ ，在后一场合等于 ¹/₆ 。

　　可见，资本的价值不是按生产力提高的比例增加，而是按这样的比例增加：表示属于工人的那一部分工作日的分数，除以生产力的提高数，即生产力的乘数。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究竟能使资本的价值增加多少，这取决于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那一部分劳动同他的活劳动之间的原有比例。这个部分总是表现为整个工作日的一个分数， ¹/₃ ， ²/₃ 等等。生产力的提高数，即生产力乘以某一数字，同用该数字除这个分数的分子或乘它的分母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加的多少不仅取决于生产力提高的倍数，而且还取决于以前属于劳动价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所占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是 ¹/₃ ，那么工作日的生产力提高一倍就＝这个比例减少到 ¹/₆ ；如果这个比例是 ²/₃ ，那么这个比例就减少到 ²/₆ 。

　　劳动价格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总是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在算术上总是表现为一个分数；总是一个数字比例，而决不是一个整数。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即乘以2，那么工人只需要劳动原来时间的 ¹/₂ ，就能挣到劳动价格；但是他现在为达到这个目的究竟需要多少劳动时间，则取决于当初已经存在的比例，即取决于他在生产力提高以前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时间。生产力的乘数是这个原有分数的除数。因此，[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并不是和生产力按同一数字比例增加。如果原有比例是 ¹/₂ ，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必要劳动时间（为工人的）就会减少到 ¹/₄ ，剩余价值就只增加 ¹/₄ 。如果生产力提高到四倍，那么原有比例就变为 ¹/₈ ，而[剩余]价值就只增加 ³/₈ 。

　　[剩余]价值决不可能等于整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定部分总是必须用来同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相交换。剩余价值只不过是活劳动同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之间的比例；因而比例中的一项必然始终存在。虽然比例中的因数可以变化，但是比例仍旧是比例，这就决定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的增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相对剩余价值恰好等于相对剩余劳动：如果[必要]工作日是 ¹/₂ ，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属于工人的部分，即必要劳动就缩减到 ¹/₄ ，新加价值恰好也是 ¹/₄ ；而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是 ³/₄ 。当剩余价值增加 ¹/₄ ，即与工作日的比是1∶4时，全部剩余价值就＝ ³/₄ ，即＝3∶4。

　　现在我们假定，原有的必要工作日为 ¹/₄ ，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必要劳动就缩减到 ¹/₈ ，[增加的]剩余劳动或[增加的剩余]价值恰好＝ ¹/₈ ，即＝1∶8。相反，全部剩余价值＝7∶8。在第一个例子中，原有的全部剩余价值＝1∶2( ¹/₂ )，现在增加到3∶4；在第二个例子中，原有的全部剩余价值为 ³/₄ ，现在增加到7∶8( ⁷/₈ )。在第一个场合，全部剩余价值从 ¹/₂ 或 ²/₄ 增加到 ³/₄ ；在第二个场合，从 ³/₄ 或 ⁶/₈ 增加到 ⁷/₈ ；第一个场合增加了 ¹/₄ ，第二个场合增加了 ¹/₈ ；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增加在第一个场合比在第二个场合高一倍；[III—30]但是，全部剩余价值在第一个场合只有 ³/₄ 或 ⁶/₈ ，在第二个场合却是 ⁷/₈ ，即多 ¹/₈ 。

　　假定必要劳动是 ¹/₁₆ ，那么全部剩余价值就＝ ¹⁵/₁₆ ，而在以前的比例¹⁷³中它是 ⁶/₈ ＝ ¹²/₁₆ ；因而，按照我们新的假定，全部剩余价值比以前提高 ³/₁₆ 。现在假定生产力提高一倍，必要劳动就＝ ¹/₃₂ ；而过去＝ ²/₃₂ （ ¹/₁₆ ）；这样，剩余时间，从而剩余价值，就增加了 ¹/₃₂ 。如果我们考察全部剩余价值，它原来是 ¹⁵/₁₆ 或 ³⁰/₃₂ ，而它现在是 ³¹/₃₂ 。如果同前面的比例（在那里必要劳动是 ¹/₄ 或 ⁸/₃₂ ），相比较，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是 ³¹/₃₂ ，而在前面它只是 ²⁸/₃₂，也就是增加了 ³/₃₂ 。但是，相对来看，全部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由于生产提高一倍而增加 ¹/₈ 或 ⁴/₃₂ ，而现在它只增加 ¹/₃₂ ，因而比前一场合少 ³/₃₂ 。

　　如果必要劳动已经缩减到 ¹/1 000 工作日，那么全部剩余价值就＝ ⁹⁹⁹/1 000 工作日。如果生产力现在提高到1 000倍，必要劳动就下降到 ¹/1 000 000 工作日，全部剩余价值就占 999 999/1 000 000 工作日，而在生产力提高之前只占 ⁹⁹⁹/1 000 或 999 000/1 000 000 。因此它增加了 ⁹⁹⁹/1 000 000＝ ¹/1 001 （还可以说是 ¹/ (1 001 + ¹/₉₉₉）这就是说，在生产力提高到1 000倍时，全部剩余价值还增加不到 ¹/1 001 ，也就是说还增加不到 ³/3 003 ，而在前一场合，生产力仅仅提高一倍，它就增加了 ¹/₃₂ 。如果必要劳动从 ¹/1 001 减少到了¹/1 000 000 ，它就恰好减少了 ⁹⁹⁹/1 000 000（因为 ¹/1 000 ＝ 1 000/1 000 000 ），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就增加了这么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会增加资本的价值（或者说减少工人的价值），并不是因为这种提高增加了同一劳动所创造的产品量或使用价值量，——劳动的生产力是劳动的自然力，——而是因为它减少了必要劳动，从而，以它减少必要劳动的同一比例创造出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获得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部分。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能增加剩余劳动，——即对象化在作为产品的资本中的劳动超过对象化在工作日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所形成的余额，——只是因为它缩小了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且只是按照缩小这个比例的比例来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恰好等于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增加可以用必要劳动的减少来准确地计量。

　　第二，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即生产力（作为单位，作为被乘数来看）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超出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额。因而，如果必要劳动＝ ¹/₄ 活的工作日，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资本的价值就不是增加一倍，而是[III—31]增加 ¹/₈ ；这就等于 ¹/₄ 或 ²/₈ （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 ¹/₄ 除以2之商，或者说＝ ²/₈ — ¹/₈ ＝ ¹/₈ 。（价值增加一倍，也可以说它增加到 ⁴/₂ 或 ¹⁶/₈ 倍。因此，拿上述例子来说，生产力提高到 ¹⁶/₈，而利润只增加了 ¹/₈ 。利润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之比＝1∶16。¹⁷⁴（就是这样！）如果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是 ¹/1 000 ，生产力提高到1 000倍，那么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就不是增加到1 000倍，而是还增加不到 ¹/1 001 工作日；资本的价值增加了 ¹/1 000 — ¹/1 000 000 。）

　　可见，资本由于生产力的一定提高而增加的价值绝对额，取决于工作日中的既定部分，取决于工作日中代表必要劳动，因而表示必要劳动和活的工作日之间的原有比例的那个可除部分。所以，生产力的一定比例的提高，例如在不同的国家，会使资本价值的增加各不相同。生产力按同—比例普遍提高，会使不同产业部门中的资本价值的增加各不相同；而这种情况是由这些部门中必要劳动问活的工作日之间的不同比例决定的。当然，只要劳动到处都是简单劳动，因而必要劳动是相同的（即代表同量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在自由竞争制度下，这种比例在一切生产部门就会是相同的。

　　第三，在生产力提高以前资本的剩余价值越大，作为前提存在的资本的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越大，或者说，工作日中构成工人的等价物即表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越小，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的剩余价值的增加就越少。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因而，资本越发展，它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以便哪怕是以很小的比例来增殖价值，即增添剩余价值，——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比。资本只能在这个界限以内运动。用于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剩余劳动就越大，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因为分母已经变得很大了。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于是，提高生产力对资本来说似乎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价值增殖本身似乎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这种增殖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小了，并且资本似乎会不再成其为资本了。

　　如果必要劳动是 ¹/1 000 ，生产力提高到三倍，那么，必要劳动就只会减少到 ¹/3 000，或者说，剩余劳动只会增加 ²/3 000。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工资已经提高了，或者说，劳动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已经扩大了，而是因为从工资对劳动产品或活的工作日的比例来看，工资已经降得很低了。

　　〔在这里，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本身表现为工人自己的活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为这就是工人作为工资形式从资本那里得到的对象化劳动对整个工作日之比。〕

　　（所有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加进一些新的关系，那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这一切一旦不再完全从一般形式上[来表述].那就属于利润学说了。）

　　我们先来概括一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我们撇开它为资本家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谈——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

脚　　注

(29) 在手稿第21页的下面空白处马克思写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编者注
(30) 见本卷第189、211—212、215—220页。——编者注
(31) 见本卷第223—225页。——编者注
(32) “为普鲁士国王干的”一语的原文是“pour le roi de Prusse”，转义是：白干的。——编者注
(33) 见本卷第12—17、204—205页。——编者注
(34) 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35) 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36) 见本卷第285—286页。——编者注

注　　释

127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29、499页。亚·斯密《国富论》1836年伦敦版第2卷第356页上也有类似说法。——269。
145 资本的非生产性是托·霍吉斯金的匿名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1825年伦敦版）中的论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3节《霍吉斯金）中详细地分析了这本小册子。——263。
146 关于亚·斯密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区别开来的论述，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3章。——264。
147 西尼耳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836年巴黎版第197—206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17节中专门批判了西尼耳的这种观点。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分析说：“钢琴制造厂主的工人是生产劳动者——相反、假定我买到制造钢琴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者甚至假定工人自己就有这种材料），我不是到商店去买钢琴，而是请工人到我家里来制造钢琴。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匠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劳动直接同我的收入相交换。”（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9节末尾）。
　　马克思同时指出：“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卖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见同上书，《附录》第12节（d）末尾）——264。
148 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X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了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7页上的这段引文。但是，这段话实际上是在马尔萨斯去世后，出版该书第2版的编者为使马尔萨斯的论点更明确而写的。——264。
149 “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于权”出典于圣经故事：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见《圣经·创世记》第25章）。——266。
150 指马克思写于1844——1847年期间的一本没有保留下来的摘录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了西斯蒙第的这段话。——267。
151 指马克思写于1844——1847年期间的一本没有保留下来的摘录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了舍尔比利埃的这段话。——267。
152 关于资本的非生产性质的观点，见大·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337页。并见让·沙·莱·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22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6章第3节（e）和第3册第21章第3节（a）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评介。——268。
153 让·巴·萨伊关于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的观点，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4、425、429页。——269。
154 蒲鲁东的“劳动在生产，资本有价值”这句话出自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2节中引用了这句话。——269。
155 见《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177—181页。并参看本卷第221—222页。——271。
156 分析判断，按照康德的说法，是指判断的宾词只说明判断的主词所包含的内容，而综合判断则不同，它的宾词会给主词添上判断的主词没有包含的特征。——273。
157 生产费用这一术语，在这里和上一句中，马克思是在“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见《剩余价值理论》第：册第20章第1节（c））这一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在本手稿中还没有明确区分价值（c十v＋m）和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关于“生产费用”这一术语的三种用法，见同上书《附录）第5节。——275。
158 马克思在这里赋予“生产价格”的含义同前面他赋予“商品生产费用或必要价格”的含义一样（见注98和注157）。——275。
159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剩余价值”（Mehrwert）这一术语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所写的一篇早期论文中也几次使用了“Mchrwert”这一术语，但那里译为“额外价值”，表示林木占有者由于林木失窃而得到的追加价值，即罚款。见《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275。
160 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的页码，在该笔记本第39——40页上、马克思把李嘉图上述著作第7章《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片断译成德文记录下来，并作了批判。本书中的这段话是马克思对李嘉图论对外贸易的主要思想的概括。——276。
161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9册《附录》第6节中考察了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中表达的对利息的看法。——279。
162 弗·巴师夏关于利润和利息是同一个东西等等，见他的《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第378、381—383页。——284。
163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剩余劳动”（Surplus Arheit）这一术语。——286。
164 指匿名论文《黑人和奴隶贸易》，该论文以“一个专家”（Expertus）写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刊登于1857年11月21日的《泰晤士报》。——287。
165 马克思在他的《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第58页上，就英国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批评写了如下一段话：“李嘉图的大多数论敌，例如像威克菲尔德等人，都断言他不能说明余额。例如，一位工厂主把30镑用在原料上，把20镑用在机器上，把50镑用在工资上。总共用了100镑。他出售他的商品得到110镑。这10镑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5章B第3节中也谈到了李嘉图缺乏剩余价值起源的分析。——287。
166 指马尔萨斯的《价值的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关于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特别是关于马尔萨斯对李嘉图学说的批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9章第1——10节中作了详细的分析、——287。
167 大·李嘉图反对亚·斯密把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12页。——287。
168 关于李嘉图在价值的产生方面存在的一些混乱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60—61、131—132页。——288。
169 关于把重农学派称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章第1节中作了说明。——288、289。
170 指亚·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3章，斯密在这里研究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关于斯密把生产劳动看成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4—5节中作了详细的说明。——290。
171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必要劳动”（notwendige Arbeit）这一术语。——298。
172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相对剩余价值”（relativer Surpluswert）这一术语。——299。
173 这里指原有的全部剩余价值为34的第二个场合。——302。
174 这里不应是利润，而是剩余价值，不应是1∶6，而是1623号∶100或者说1∶6，因为在马克思所说的第二个场合（见本卷第301页），生产力提高100%，而剩余价值从一个工作日的34增加到78，也就是说只增加了1623%。——304。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III—32]现在已经很清楚，至少可以预先指出的是：生产力的提高本身并不会提高价格。我们以1蒲式耳小麦为例。如果在1蒲式耳小麦中对象化了半个工作日，并且这半个工作日就是工人的价格，那么，剩余劳动就只能生产1蒲式耳小麦。因此，2蒲式耳小麦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价值，如果用货币来表现＝26先令，那么2蒲式耳小麦就＝26先令。1蒲式耳小麦＝13先令。

　　如果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1蒲式耳小麦就只＝ ¹/₄ 工作日，即＝6 ¹/₂ 先令。商品的这一组成部分的价格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下降了。但是总价格没有变；只不过剩余劳动现在是 ³/₄ 工作日了。每四分之一工作日＝1蒲式耳小麦＝6 ¹/₂ 先令。因而总产品＝26先令＝4蒲式耳。[产品价格]同以前一样。资本的价值从13先令增加到18 ³/₂ 先令。劳动的价值从13先令减少到6 ¹/₂ 先令。物质生产从2蒲式耳增加到4蒲式耳。[资本的剩余价值]现在是18 ³/₂ 先令。

　　如果开采金的生产力也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如果13先令以前是半个工作日的产品，而必要劳动也是半个工作日，那么，现在是 ¹/₄ 工作日，所以生产出的是52先令，也就是说.多生产52—13即39先令。现在，1蒲式耳小麦＝13先令；商品同一组成部分的价格和以前一样；但是总产品＝52先令；而以前只＝26先令。另一方面，52先令现在可以买4蒲式耳，而以前26先令只能买2蒲式耳。

　　好了。首先很清楚，如果说资本已经把剩余劳动扩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活的工作日都用于生产过程（我们在这里把工作日假定为工人能够让人支配的劳动时间的自然量；工人让人支配他的劳动能力，始终只限于一定的时间，即他让人支配的只是一定的劳动时间），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就不可能增加劳动时间，从而也就不可能增加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是一个工作日，而不管必要劳动时间是由6小时还是由3小时，是由 ¹/₂ 工作日还是由 ¹/₄ 工作日来代表。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加了；也就是说，资本的价值与工人相比增加了；因为资本的价值以前只＝对象化劳动时间的 ²/₄ ，现在它＝对象化劳动时间的 ³/₄ ；但是，资本价值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绝对的劳动量增加了，而是由于相对的劳动量增加了；也就是说，不是劳动的总量增加了；现在仍然同以前一样劳动一天，因而剩余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没有绝对增加，但是必要劳动量减少了，因而相对的剩余劳动增加了。

　　实际上，工人以前劳动一整天，剩余时间只占 ¹/₂ 天，现在他同以前一样劳动一整天，但剩余时间却占 ³/₄ 工作日。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假定金银价值不变）或资本的交换价值并没有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增加。因而，这涉及利润率，并不涉及产品价格或在产品的形式上重新变成商品的资本的价值。但是事实上，绝对价值在这种场合也增加了，因为表现为资本即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那一部分财富增加了。（资本的积累。）

　　我们再来看以前的例子⁽³⁷⁾。假定资本＝100塔勒，而这笔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分为以下几个部分：50塔勒棉花，40塔勒工资，10塔勒工具。同时，为了计算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全部劳动工具在一次生产行为中耗费掉（这一点在这里还完全无关紧要），因而它的价值在产品的形式上全部再现出来。假定在这种场合，劳动在与40塔勒交换时——这40塔勒表示对象化在它的活的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比如说4小时劳动时间——付给资本8小时。假定工具和原料已作为前提存在，如果工人只劳动4小时，也就是说，如果原料和工具属于工人，而且工人只劳动4小时，总产品就将是100塔勒。工人会在60塔勒上加上他可以用于消费的40塔勒，因为他首先要补偿这60塔勒——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其次，]他会加上40塔勒的追加价值⁽³⁸⁾，这是他自己的活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或者说是对象化在这种劳动能力中的时间的再生产。他可以不断重新开始劳动，因为他在生产过程中既[III—33]再生产了原料的价值，工具的价值，也再生产了劳动能力的价值，而他所以能再生产出后者，正是由于他不断地在原料和工具的价值上增加4小时对象化劳动。但是现在，他所以能得到40塔勒工资，只是由于他劳动了8小时，也就是说，只是由于他在那些现在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的劳动材料和工具上加上了80塔勒的追加价值②，而他原先在劳动材料和工具上加上的40塔勒的追加价值②，确切地说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这样，他会追加一个恰好等于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的剩余价值。

　　〔在我们目前的研究阶段上，还没有必要考虑下述事实：随着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的增加，材料和工具也必须增加。单纯剩余劳动会如何使原料增加，见拜比吉的著作，例如，关于金丝编织品等等。¹⁷⁵〕

　　可见，资本的价值会从100塔勒增加到140塔勒。

　　〔我们再假定，原料增加一倍，劳动工具增加（为了计算简便起见）[一倍]。这样，资本的支出现在是棉花100塔勒，工具20塔勒，共计120塔勒，而在劳动上支出的仍然同以前一样是40塔勒；总共就是160塔勒。如果4小时剩余劳动使100塔勒增加40%，那么它就会使160塔勒增加64塔勒。因而总产品＝224塔勒。在这里还假定，利润率在资本量变化时保持不变，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本身还没有被看作剩余劳动的实现，还没有被看作剩余劳动的资本化；我们已经看到⁽³⁹⁾，已经存在的剩余时间越多，即资本本身的量越大，就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劳动时间的绝对增加变得不可能，而由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劳动时间的相对增加也会按几何级数递减。〕

　　现在，作为简单交换价值来看的资本绝对地增大了，不再是100而是140塔勒，但是实际上，只创造了一个新价值，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补偿花費在劳动材料和工具上的60塔勒和花费在劳动上的40塔勒所必需的价值，还创造了40塔勒的新价值。处在流通中的价值增加了40塔勒，对象化劳动时间增加了40塔勒。

　　现在我们还是设定同样的前提。有一笔100塔勒的资本；即：50塔勒的棉花，40塔勒的劳动，10塔勒的生产工具；剩余劳动时间同前一场合一样多，即4小时，全部劳动时间为8小时。因此，产品在每个场合都只＝8小时劳动时间＝140塔勒。现在假定，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工人只要用2小时就可以使原料和工具的利用达到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程度。如果40塔勒是体现在银上的4小时对象化劳动时间，那么20塔勒就是2小时对象化劳动时间。这20塔勒现在代表着以前40塔勒所代表的同一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减少了一半，因为用原来劳动时间的一半就创造出同一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只能用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的的劳动时间来计量。

　　但是，资本家仍然同以前一样要工人劳动8小时，因而工人的产品同以前一样代表8小时劳动时间＝80塔勒劳动时间，而原料和工具的价值不变，即60塔勒；总计同以前一样为140塔勒。

　　（工人本身为了生活，只须在60塔勒的原料和工具上再追加20塔勒价值，因而他只是再创造出80塔勒价值。他的产品的总价值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会从100减少到80，即减少20塔勒，也就是减少100的 ¹/₅ ＝20%。）

　　但是，剩余时间或资本的剩余价值现在不是4小时而是6小时，或者说，不是40塔勒而是60塔勒。它增加了2小时，即20塔勒。现在资本的计算就会是这样：原料50塔勒，劳动20塔勒，工具10塔勒；支出＝80塔勒。赢利＝60塔勒。资本家同以前一样按照140塔勒卖出产品，但得到的赢利不是从前的40塔勒，而是60塔勒。因而从一方面来看，他投入流通的只是同以前一样大的交换价值，即140塔勒。但是，他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加了20塔勒。这就是说，只是他在140塔勒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只是他的利润率提高了。实际上是工人无偿地为资本家多劳动了2小时，即不是4小时而是6小时，而这对工人来说，就像他在以前的条件下不是劳动8小时而是劳动10小时一样，就像他的绝对劳动时间延长了一样。

　　但是，这里实际上也产生出一个新价值；就是说，又有20塔勒表现为独立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种对象化劳动，它游离出来，不用再去仅仅同原先的劳动力相交换。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是这20塔勒转化为资本，形成一个增大了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使更多的对象化劳动成为新生产过程的起点，从而推动更多的劳动；或者是资本家把这20塔勒作为货币同他在生产中用作产业[III—34]资本的那些商品以外的商品相交换；因此，除了劳动和货币本身以外的全部商品，都会同这追加的20塔勒相交换，会同这追加的2小时对象化劳动相交换。因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增长额恰好是这个游离出来的数额。

　　实际上，正如那位出版重农学派著作的非常“机智”的法国出版者在反驳布阿吉尔贝尔时说的¹⁷⁶，140塔勒就是140塔勒。但是认为这140塔勒只代表更多的使用价值，那就错了；它代表一个更大部分的独立的交换价值，货币，潜在资本；也就是说，它代表一个更大部分的被看作财富的财富。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他们后来研究资本积累时不仅承认使用价值量的积累，而且承认交换价值量的积累；因为李嘉图本人也认为，相对剩余劳动完全同绝对剩余劳动一样，也可以创造出资本积累的要素，——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另一方面，在李嘉图本人阐述得最好的那些原理中已经包含如下内容：完全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创造出来的这笔超额的20塔勒，会重新变为资本。¹⁷⁷以前，140塔勒中能够转化为新资本的（我们暂且把资本的消费撇开不谈）只有40塔勒；100并不是转化为资本，而是照旧是资本；现在，能够转化为新资本的是60塔勒，也就是说，现在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资本，它的交换价值增加了20塔勒。因此，交换价值，即财富本身，已经增大，尽管财富总额同以前一样没有直接增加。为什么财富增大了？因为总额中的一个部分增大了，即不是单纯的流通手段而是货币，或者说，不是单纯的等价物而是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的部分增大了。

　　或者是这游离出来的20塔勒作为货币积累起来，也就是说，以抽象的交换价值形式追加到已经存在的交换价值上；或者是它们全部进入流通，在这种情况下，用它们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它们代表着全部增加的仓，而因为金的生产费用并没有下降（相反，同生产效率变得更高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费用相比，金的生产费用提高了），它们也就代表着增加的对象化劳动（这种情况导致如下结果：起初出现在一个进行生产的资本方面的余额，现在则出现在生产变贵了的商品的另一些资本方面）；或者是最初流通的资本本身直接把这20塔勒作为资本来使用。于是产生了一个20塔勒的新资本，即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的财富额。资本增长了20塔勒的交换价值。

　　（流通其实还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资本一般，而流通只能在作为货币的资本形式和作为资本的资本形式之间起中介作用。第一种资本可以实现货币本身，也就是说，交换它要消费的比以前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这些商品的生产者手中，这些货币会转化成资本。可见，货币或者会直接在第一种资本手中转化成资本，或者会通过迂回的道路在第二种资本手中转化成资本。但是，第二种资本始终又是资本本身；而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资本本身，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资本。资本的差别性等等还与我们无关。）

　　这20塔勒只能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是表现为货币，这样资本本身又存在于还没有变成资本的货币——资本的出发点——的规定上；又以交换价值的或一般财富的抽象独立的形式而存在；或者是这20塔勒本身义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新的统治。〔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生产力增加一倍，即提高100%，资本的价值增加50%。〕

　　（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不仅能按算术级数，而且能按几何级数提高生产力；而资本作为生产力的提高者，却只能以小得多的比例来增加利润。因此，资本的增加对提高生产力的影响无可比拟地大于生产力的提高对资本增长的影响。）

　　这20塔勒作为一般财富，或者是物化在货币（只是财富抽象存在的物）形式上，或者是物化在新的活劳动形式上。

　　假定资本家以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为中介，比如说从140塔勒中拿出20塔勒，作为使用价值来自己消费。这样，资本家在原先的前提下，就只能用120塔勒（与100相比）这一较大资本即较大交换价值来开始自行增殖的过程。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后，资本家无须缩减自己的消费，就可以用140塔勒束开始这一过程。一个增大的交换价值部分不是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消失，而是固定化为交换价值（既可以直接地固定化，也可以通过生产而固定化）。创造更大的资本，就意味着创造更大的交换价值，尽管交換价值在它作为简单交换价值的直接形式上不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在它作为资本这一自乘形式上却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

　　一个更大的资本140塔勒比以前的资本120塔勒绝对地说代表更多的对象化劳动。[III—35]因此，它至少相对地说也会推动更多的活劳动，从而最终也会再生产出一个更大的简单交换价值。120塔勒资本按40%生产出产品或简单交换价值60塔勒；140塔勒资本生产出简单交换价值64塔勒。¹⁷⁸在这里，资本形式上的交换价值的增加也直接表现为简单形式上的交换价值的增加。

　　确认上述这一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能满足于像李嘉图那样，说明交换价值不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¹⁷⁹也就是说，作为财富的抽象形式的交换价值不会增加，增加的只是作为资本的交换价值。李嘉图当时只看到了最初的生产过程。但是，如果相对剩余劳动增加了，——因而资本绝对增加了，——那么在流通中作为交换价值存在的相对交换价值，即货币本身，也必然会增加，因此，通过生产过程的中介作用，绝对交换价值也会增加。换句话说，从同一数量的交换价值即货币中——而价值增殖过程的产物正是表现在这种简单形式上（剩余价值只是在同资本的关系上，只是在同生产过程开始前存在的那个价值的关系上，才是产物；就其本身来看，作为独立的存在来看，剩余价值只是一定量的交换价值）——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一部分不是作为现存的交换价值或者说现存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而存在的。如果这部分与现存的交换价值相交换，那么它并不是现存的交换价值的等价物，而是超过等价物的东西，因而会使现存的交换价值方面有一部分交换价值游离出来。这种使社会变富的游离出来的交换价值，在静止的状态下，只能是货币；这样，增加的只是抽象形式的财富；而它在运动的状态下，只能实现在新的活劳动中（或者是推动以前闲置的劳动，或者是产生出新的工人（促进人口增长）；或者是扩大处在流通中的交换价值的新范围——这可以从生产方面通过以下办法来实现，即游离出来的交换价值开创新的生产部门，也就是创造出新的交换对象，新的使用价值形式上的对象化劳动；或者是通过扩大贸易，把一个新国家的对象化劳动引进流通范围，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因而，这种新的活劳动必然被创造出来。

　　李嘉图力图弄清问题（而他在这方面是很模糊的）的方式，实质上不过表示他一下子就引进了某种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说：在同一数额的简单交换价值中，以简单交换价值（等价物）形式出现的部分较小，以货币形式出现的部分较大（这里所说的货币是指在最初的、洪水期前形式上的、不断重新产生资本的货币；是在货币规定上的货币，不是在铸币等等规定上的货币）；因而作为自为的交换价值即作为价值出现的部分增大了，财富形式上的财富增大了⁽⁴⁰⁾。（而李嘉图恰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增大的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物的形式的，物质形式的财富。）因而，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只要不是来自地租，——也就是说，按照李嘉图的看法，财富不是产生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反地是产生于生产力的下降，——那么，财富本身的起源就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他陷入了极端荒谬的矛盾。

　　我们再按照李嘉图的方式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1 000资本推动50个工人，或50个活的工作日；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这笔资本可以推动100个工作日。但是，这100个工作日不是作为前提存在的，而是由他任意塞进来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加进较多的实际工作日，——他就无法理解交换价值会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人口的增长作为增加交换价值的一个要素加以论述；他甚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谈过这个问题。

　　根据上述前提，资本为1 000，工人为50。连李嘉图也得出的正确结论（见笔记本¹⁸⁰）是：[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500资本和25个工人就可以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使用价值；其余的500资本和25个工人会创建一个新企业，也会生产出500的交换价值。利润仍旧不变，因为利润不是产生于500与500相交换，而是产生于这500最初分割为利润和工资的比例；相反，交换是等价物的交换，这种交换同对外贸易中的交换一样不会增加价值，李嘉图在谈到对外贸易时曾特别谈到过这种情况。因为等价物相交换无非表示，在A与B交换以前存在于A手中的价值，在A与B交换以后仍然存在于A手中。

　　总价值或财富仍旧不变。但是，使用价值或财富物质增加了一倍。单就生产力提高来看，绝对不存在任何理由能说明作为财富的财富即交换价值本身为什么一定会增加。如果这两个[III—36]部门中的生产力又提高一倍，那么资本A和资本B各自又可以分成各为250的两笔资本和两个12 ¹/₂ 工作日。现在有四笔资本，全部交换价值还是1 000镑，还是同过去一样共消费50个活的工作日〔活劳动消费资本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其实是资本（对象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消费活劳动〕，并且[就像]以前消费价值增加到两倍时一样，生产出四倍的使用价值。

　　李嘉图是古典学派，决不会像那些修正他的人那样愚蠢，竟认为因生产力提高而增大的价值，是来源于在流通中交换的一方卖得较贵。交换的一方不是把已经成为商品即简单交换价值的资本500与500相交换，而是与550相交换（附加10%），但这时另一方得到的交换价值显然只是450，而不是500，价值总额则同以前一样仍然是1 000。这种情形在商业中是经常发生的，但只能说明一笔资本的利润是来自另一笔资本的亏损，因而不能说明资本的利润本身；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无论这一方或另一方就都不存在利润。

　　因此，李嘉图所描绘的过程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唯一的界限就是1 000资本和50个工人所能实现的生产力的提高程度（而这一点又具有物的性质，目前处在经济关系本身之外）。请看下面的论述：

　　“资本是一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分，它可以用增加财富的同样方法来增加。”[（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27页）]

　　（这就是说，在李嘉图看来，财富是使用价值的丰富，而且从简单交换的观点来看，同一对象化劳动可以表现在无限量的使用价值上，只要依然是同一对象化劳动量，它就始终是同一交换价值，因为它的等价物不是由它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量来计量，而是由它本身的量来计量。）

　　“追加资本无论是由于技艺和机器的改进而得到的，还是由于把更大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再生产而得到的，在生产未来财富时都有同样的效力；因为财富〈使用价值〉总是取决于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商品的多样性〉，而与制造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的容易程度无关〈也就是说，与对象化在这些工具中的劳动时间无关〉。一定量的衣服和食物将维持和雇用同样的人数……但是在生产它们时如果用了200人，它们就会有加倍的价值〈交换价值〉。”[（同上，第327—328页）]

　　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100人生产的使用价值同以前200人生产的一样多，那么就会发生下述情况：

　　“如果把200人解雇一半，剩下的100人生产的东西会同以前200人生产的一样多。因此，资本的一半可以从该部门中抽出；在这里有多少劳动游离出来，就有多少资本游离出来。因为一半资本提供的服务会同以前全部资本提供的一样，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两笔资本，等等。”（参看同上，[L.]VIII，39、40，论国际贸易¹⁸¹，我们还要谈这个问题。）

　　李嘉图在这里谈的不是一个工作日，不是指资本家如果以前用半个对象化的工作日与工人的一整个活的工作日相交换，那他实质上是只赚得半个活的工作日，也就是他把另一半工作日在对象性的形式上付给工人并且在活牛生的形式上从工人那里收回，就是说他付给工人的是半个工作日；相反，李嘉图谈的是同时并存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不同工人的工作日。但是，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变实质，而只是改变了说法。每一个这样的工作日都会提供更多的剩余时间。如果资本家以前遇到的界限是一个工作日，那么他现在遇到的界限便是50个工作日等等。前面已经指出，在这种形式上，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资本的增加，并不会使交换价值增加，而在李嘉图看来，人口也可能减少，例如从1 000万减少到1万，但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量不会减少（见李嘉图著作的最后部分¹⁸²）。

　　我们决不否认资本中包含着矛盾这一事实。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充分揭示这些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不是揭示这些矛盾，而是回避这些矛盾，认为交换价值对财富的形成无关紧要。这就是说，他断言在以交换价值和以来自交换价值的财富为基础的社会中，这种财富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等等而陷入的那些矛盾并不存在，并且价值的增加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是确保财富增加的必要条件，[III—37]因此，这种价值作为财富的形式根本不会影响这种财富本身及其发展，也就是说，李嘉图把交换价值看作不过是形式的东西。

　　但是，李嘉图又想到了：（1）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价值；（2）从历史上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也必定想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财富本身即价值总额不断增长。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资本的积累比人口的增长快：因而工资提高；接着人口增加；接着谷物价格上涨；接着生产的困难程度增加；因而交换价值也就增加了。这样，李嘉图通过迂回的道路终于达到了交换价值。

　　我们在这里暂时完全撇开同地租有关的要素不说，因为这里谈的不是生产的困难程度的增加，相反，是生产力的增长。随着资本的积累，只要人口不同时增长，工资就会提高；工人会结婚，生育会受到鼓励或者他们的子女会生活得好些，不会夭折等等。总之，人口会增长。但是，人口的增长会引起工人之间的竞争，从而迫使工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重新按照其价值或者有时还要低于其价值出卖给资本家。现在，积累的资本——它在此期间增长得慢了——拥有一个余额，以前资本为了购买劳动的使用价值会以工资形式即作为铸币支出这个余额，现在它又把这个余额当作货币来用，以便作为资本通过活劳动而增殖，而因为资本现在也支配着更多的工作日，所以它的交换价值又会增加。

　　（甚至这一点在李嘉图那里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说明，而是同地租理论纠缠在一起；因为资本以前在工资形式上失掉的这个余额，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又在地租的形式上从它那咀被夺走了。）但是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即使对人口的增长也理解得不正确。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明，对象化在资本中的全部劳动同活的工作日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关系（无论是把这个工作日设想为一个50×12小时的工作日，迹是设想为50个工人的12小时劳动，对这种关系来说都一样）；而且这种内在关系恰恰就是，活的工作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支付给工人的对象化劳动的等价物这个组成部分，对活的工作日的关系；在这里，一天本身是一个整体，而内在关系则是必要劳动小时组成部分同剩余劳动小时组成部分之间的可变关系（一天本身是个不变量）。正因为李嘉图没有说明这种关系，所以他也没有说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资本本身，而生产力的发展被看作引进来的外在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本身既以资本的增加又以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为前提，但是在推动一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也可以是50×12小时即600小时）的资本的既定界限内，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工资不仅要维持工人本身，而且要维持工人的再生产；这样，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死了，就会有另一分子来递补；如果50个工人死了，就会有50个新的工人来代替。50个工人本身——作为活的劳动能力——不仅代表着生产他们自身的费用，而且也代表着他们作为个体应得的工资以外必须付给他们父母的费用，以便生产出50个新个体来接替自己。因此，即使工资不提高，人口也会增长。为什么人口增长得不够快？而且必须要有特殊的刺激？这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单纯取得更多的、李嘉图所理解的那种“财富”，而是要支配更多的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但是，在李嘉图看来，只有当工资下降时，也就是说，只有当对象化劳动为同一资本换进更多的活的工作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时，资本才能在事实上支配更多的对象化劳动。为了使工资下降，李嘉图假定人口增长了。为了在这里证明人口的增长，他假定对工作日的需求增长了，换句话说，资本能够购买更多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因而资本的价值增加了。但是，李嘉图最初恰恰是从相反的前提出发的，而且，只因为他是从这种前提出发，才走了弯路。在1 000镑能购买500工作日，而且生产力增长的情况下，资本就可以或者是在同一劳动部门中继续雇用500个工人，或者是分裂为：在一个劳动部门中雇用250个工人，在另一个劳动部门中雇用250个工人，于是资本也就分裂成两笔各为500的资本。但是资本所能支配的工作日决不会超过500，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按照李嘉图的看法，不仅资本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必定倍增，而且这些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即资本所支配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也必定倍增。因此，从李嘉图的前提出发，对劳动的需求不可能增长。但是，如果对劳动的需求[III—38]增长了，那么资本的交换价值也就增加了。参看马尔萨斯的价值论，马尔萨斯感到了矛盾，但当他自己想进行阐述时，却陷入了困境。¹⁸³

　　我们所谈过的始终只是资本的两个要素，活的工作日的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代表工资，另一部分代表利润，一部分代表必要劳动，另一部分代表剩余劳动。那么，资本的其他两部分。即实现在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中的那些部分在哪里呢？就简单生产过程来说，劳动先要有可以减轻劳动的工具和劳动体现在其中并由劳动来赋予形式的材料。这种形式使材料具有使用价值。在交换中，这种使用价值只要包含着对象化劳动，它就成为交换价值。但是，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劳动必须补偿的价值呢？

　　在前面举过的例子中⁽⁴¹⁾（李嘉图受到许多指摘，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成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而不把机器和材料看成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一笔100塔勒的资本分成：50塔勒棉花，40塔勒工资，10塔勒工具；而40塔勒工资＝4小时对象化劳动，现在资本让工人劳动8小时，那么，工人好像应该再生产出40塔勒工资，40塔勒剩余时间（利润），10塔勒工具，50塔勒棉花，总汁140塔勒，但是这个工人只再生产出80塔勒。因为40塔勒是半个工作日的产品，所以其余40塔勒是剩余的半个工作日。而60塔勒是资本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的价值。既然工人的实际产品等于80塔勒，那么他就只能再生产出80，而不是140。相反，工人似乎还会使60塔勒的价值减少，因为80中有40补偿他的工资。其余40剩余劳动比60还要少20。这样，资本家似乎不仅得不到40塔勒利润，而且他的资本中原来由工具和材料组成的部分还会损失20塔勒。

　　既然工人的半个工作日像他的工资所表明的那样，借助于工具和材料只创造40塔勒，另外半个工作日也只创造40塔勒；而且他只有一个工作日，又不能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两天，那么，工人怎能在80塔勒之外再创造60塔勒价值呢？

　　假定50塔勒材料＝x磅棉纱，10塔勒工具＝纱锭。首先就使用价值来看，很明显，如果棉花不是已经具有纱的形式，木材和铁不是已经具有纱锭的形式，工人就不可能生产出布，不可能生产出更高的使用价值。对工人本身来说，这50塔勒和10塔勒在生产过程中无非是纱和纱锭，而不是交换价值。工人的劳动使它们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并且给它们追加上8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量，即工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40塔勒，剩余时间40塔勒。使用价值——布——多包含了一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的一半只补偿用来交换劳动能力支配权的那一部分资本。包含在纱和纱锭中并且构成产品的一部分价值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不是这个工人创造的，对这个工人来说，纱和纱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材料，他赋予这种材料另一种形式并在这种材料中加进新劳动。唯一的条件是，他不要浪费它们，而他也并没有浪费，因为他的产品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和过去相比是更高的使用价值。现在产品中包含两部分对象化劳动：这个工人的工作日，和不取决于他而且在他劳动之前就已经包含在他的材料即纱和纱锭中的对象化劳动。

　　过去的对象化劳动是他的劳动的条件，只有这种过去的对象化劳动才使他的劳动成为劳动，而且不花费他什么。假定纱和纱锭事先并没有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即作为价值而存在；假定它们不花费资本什么。那么，工人劳动一整天，产品价值就会是80塔勒，劳动半天，产品价值就会是40塔勒。这个价值恰好＝一个对象化工作日。纱和纱锭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没有花费这个工人什么，但是对象化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时间并没有消失，它依然存在，只是取得了另一种形式。如果要工人在同一个工作日中除了布之外还必须创造出纱和纱锭，那么这个[生产]过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纱和纱锭无论作为原来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交换价值，都无须这个工人付出劳动，它们是已经存在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恰好就是：这个工人用一个工作日所创造的产品具有高于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但是，工人所以能创造这样的产品，只是因为超过一个工作日的这个价值余额无须创造，而是作为材料，作为前提已经存在的。

　　因此，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能说工人再生产这些价值：没有劳动，它们就会腐坏，就会毫无用处；但没有它们，劳动同样也毫无用处。工人再生产这些价值，并不是因为工人给予它们更高的交换价值，或者同它们的交换价值一起进入某种过程，而只是因为工人使它们经受简单生产过程，只是因为工人进行了劳动。[III—39]但是，工人除了对它们进行加工和增加它们的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他并没有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这就是资本让工人进行劳动的条件。工人再生产它们，只是通过工人给予它们更高的价值，而给予这种更高的价值＝工人的工作日。除此以外，它们仍然和过去一样。它们的旧价值被保存下来，是因为给它们追加了新价值，而不是因为旧价值本身被再生产出来，被创造出来。因为它们是以前劳动的产品，所以这个以前劳动的产品，这个过去的对象化劳动量，依然是这个工人的产品的要素，后一产品除了包含自己的新价值之外，还包含旧价值。

　　所以，工人在这个产品中所生产的实际上只是他追加在产品上的一个工作日，除了追加新价值使他有所花费以外，保存旧价值并未使他有丝毫花费。对工人来说，以前劳动的产品只是材料，不管它的形式发生什么变化，它仍然只是材料；因而是不以该工人的劳动为转移的现存物。至于这些只因采取另一种形式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材料本身已经包含劳动时间，这种情况只是资本的事情，不是工人的事情；同样，这种情况不以该工人的劳动为转移，并且在这种劳动之后继续存在，就像在这种劳动之前已经存在一样。这种所谓的再生产，不花费工人任何劳动时间，而是工人的劳动时间的条件，因为这种再生产无非是把现有物质当作工人劳动的材料，作为材料与工人发生关系。

　　因此，工人补偿原有劳动时间是通过劳动行为本身，而不是通过为此追加特殊的劳动时间。工人补偿原有劳动时间只是通过追加新劳动时间，由此原有劳动时间在产品中就被保存下来，并成为新产品的要素。因此，工人不是用自己的工作日来补偿作为价值的原料和工具。因此，资本家获得旧价值的这种保存，就像获得剩余劳动一样，是无偿的。但是，资本家无偿地获得这种保存，[不是]因为这种保存没有花费工人什么，而是因为：根据前提条件，材料和劳动工具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因而工人如果不把资本手中已有的对象化形式的劳动变为工人的劳动材料，从而把对象化在这种材料中的劳动保存下来，工人就不能劳动。因此，纱和纱锭——它们的价值——会按照其价值在布上再现出来，从而保存下来，而资本家为此并不向工人支付什么代价。实现这种保存，只是由于追加了创造更高价值的新劳动。

　　因此，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关系中会得出这样的结果：活劳动由于作为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发生的关系而向对象化劳动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既不花费资本什么，也不花费工人什么，而只是表现一种关系，即材料和劳动工具对工人来说是资本，是不以工人为转移的前提条件。保存旧价值决不是一种同追加新价值分开的行为，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行为，表现为追加新价值的自然结果。而这种保存既不花费资本什么也不花费工人什么的情况，已经包含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本身已经是一方获得利润，另一方获得工资。

　　个别资本家可以这样设想（而这对于他的计算是同样可行的）：如果他有一笔100塔勒的资本，50塔勒是棉花，40塔勒是维持劳动的生活资料，10塔勒是工具，并且他给他的生产费用算上10%利润；这样，劳动就必须为他补偿棉花上的50塔勒，生活资料上的40塔勒，工具上的10塔勒，还要为50、40、10各补偿10%；结果劳动在他的想象中就为他创造原料55塔勒，生活资料44塔勒，工具11塔勒，共计＝110塔勒。但是，这对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想象，尽管这种想象被大吹大擂地当作新发现来反对李嘉图。¹⁸⁴

　　如果工人的工作日＝10小时，他在8小时中能创造40塔勒，即创造他的工资，或者同样可以说，能保持和恢复他的劳动能力。那么，他就需要 ⁴/₅ 日来为资本补偿工资，而给资本提供 ¹/₅ 日剩余劳动，即10塔勒。因此，资本用40塔勒工资，即8小时对象化劳动，换得10小时活劳动，而这个余额就构成资本的全部利润。因此，工人创造的全部对象化劳动是50塔勒，不管工具和原料的费用如何，工人都不可能在这笔费用上追加得更多些，因为工人的一日不能对象化为更多的劳动。至于工人把50塔勒即10小时劳动（其中8小时只补偿工资）追加到60塔勒原料和工具上，他同时由此保存了原料和工具，——而原料和工具所以被保存，恰好是由于它们同活劳动重新接触并且被当作工具和原料来使用，——这种情况不花费工人任何劳动（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从事这种劳动），工人也并未由此而得到资本家支付的任何报酬。劳动的这种起死回生的自然力，——它在使用原料和工具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存了它们，从而保存了对象化在它们中的劳动，即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自然力就像劳动的每一种不是以前劳动的产物或不是必须重复的那种以前劳动的产物（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等）的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变成了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劳动的力量。因而也不会得到资本支付的报酬。就像工人不会因为能够思想等等而得到报酬一样。

　　[III—40]我们已经看到⁽⁴²⁾，资本由以产生的前提，最初是一种同流通相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这样一种商品，对这种商品来说，交换价值的规定不单纯是使该商品可以和其他使用价值进行交换，并且最终作为消费对象而消失的那种形式上的、转瞬即逝的规定，——即作为货币的货币，退出流通并且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货币。另一方面，资本的产物，只要它不是资本本身的单纯再生产（其实这种再生产只是形式上的；因为资本价值的三个部分中只有一个部分真正被消费掉了，从而会再生产出来，这就是补偿工资的那一部分；利润不是再生产，而是价值的附加，剩余价值），结果就又会是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再作为等价物进入流通，另一方面还没有重新发挥潜力而成为资本，从而是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独立价值——货币（第三种形式，即最适当形式的货币⁽⁴³⁾）。最初货币表现为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的原因，而现在货币表现为资本的结果。在第一个运动中，货币是简单流通的产物；在第二个运动中，货币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产物。在第一个运动中，货币转化为资本；在第二个运动中，货币表现为由资本本身造成的资本的前提，因而已经自在地设定为资本；在自身中已经包含着同资本的观念上和关系。货币不再是简单地转化为资本，而是作为货币已经在自身中包含这样的安排：它可以转化为资本。

　　可见，价值的增加是资本自行增殖的结果；不管这种自行增殖是绝对剩余时间的结果，还是相对剩余时间的结果，或者说，不管是绝对劳动时间实际增加的结果，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增加的结果，即工作日中规定为维持劳动能力的必要劳动时间，规定为一般必要劳动的那个可除部分减少的结果。

　　活的劳动时间再生产出来的只是对象化劳动时间（资本）的这样一部分，这一部分表现为对活劳动能力的支配权的等价物，因而，作为等价物，它必须补偿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补偿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必须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活。活的劳动时间在此之外生产的，不是再生产，而是新的创造，并且是新的价值创造，因为这是新的劳动时间在一个使用价值中的对象化。至于原料和工具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被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并不是劳动的量的结果，而是劳动作为劳动的质的结果；而且劳动的一般的质，并不是劳动的特殊技能，不是特别规定的劳动，而在于劳动是作为劳动的那种劳动，——这种质是不用特别支付报酬的，因为资本在同工人的交换中已经购买了这种质。

　　然而，这种质（劳动的特有使用价值）的等价物，是单纯用生产这种质的劳动时间的量来计量的。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使用，赋予原料以形式，从而首先给原料和工具的价值追加上和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的新劳动量；此外工人所追加的，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但是，由于这佯一种简单的关系，即工具被用作工具，原料成为劳动的原料；由于这佯一种简单的过程，即工具和原料同劳动接触，成为劳动的手段和对象，从而成为活劳动的对象化，成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结果，原料和工具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体上被保存下来，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实体就是对象化劳动时间。对象化劳动时间不再以片面的对象的形式存在，从而不再作为单纯的物被化学等等过程分解，这是因为对象化劳动时间成了活劳动的物质存在方式——手段和对象。

　　从单纯对象化劳动时间，发展出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在对象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只是作为消失了的东西，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而存在，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对象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像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对象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在物质上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的分解，也会使形式遭到分解。可是，当原料和工具成为活劳动的条件时，它们本身又复活了。对象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上作为外在的、漠不相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对象化劳动本身又成为活劳动的要素，成为活劳动对处在某种对象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成为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对象条件）。

　　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像在死的对象中那样是创造作为物质的外在物，作为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的形式），——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就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III—41]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

　　如果棉花变成纱，纱变成布，布变成印染布等，印染布再变成比如说衣服，那么，（1）棉花的实体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得到了保存（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等等）；（2）在所有这些连续的过程中，物质取得越来越有用的形式，因为它取得越来越适合于消费的形式；直到最后，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对象的形式，这时物质的消耗和它的形式的扬弃成了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的使用本身。棉花的物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得到了保存，它在使用价值的一种形式上消失，是为了让位给更高级的形式，直到对象成为直接的消费对象。

　　但是，当棉花变成纱的时候，棉花就被置于同下一种劳动的一定关系之中。如果下一步劳动不进行，那么，不仅已经赋予棉花的形式没有用处，也就是说，以前的劳动沒有得到新劳动的确认，而且连物质也要腐坏，因为这种物质在纱的形式中只有再经加工才有使用价值：只有被下一步劳动使用，它才是使用价值；只有它的纱的形式被扬弃而代之以布的形式，它才是使用价值；而棉花在作为棉花的存在中则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下去。

　　可见，如果没有下一步劳动，棉花和纱的使用价值，材料和形式，就会损坏；这种使用价值就会被消灭，而不是被生产出来。材料和形式，物质和形式，由于下一步劳动而被保存，——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直到它们取得一种其使用就是消费的使用价值形态。因而，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形就是：生产的前一阶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由于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或者说，旧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作为使用价值被提高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发生了变化。正是活劳动通过使未完成的劳动产品成为下一步劳动的材料，才保存了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但是，活劳动保存这种产品，也就是说，使它免于报废和毁灭，只是由于按照劳动的目的对它进行了加工，总之，使它成了新的活劳动的对象。

　　旧使用价值的这种保存，并不是在用新劳动增加旧使用价值或使旧使用价值完美化的过程之外发生的过程，而是由提高使用价值的这一新劳动本身来实现的。由于织布劳动把纱变成布，也就是把纱当作织布（一种特殊的活劳动）的原料（而且纱只有用来织布才有使用价值），织布劳动就保存了棉花本身所具有的并且在棉纱这种特殊形式中所保存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由于把劳动产品变成新劳动的原料而保存了这种产品，但是，它（1）并没有为此追加新劳动；（2）同时以另一种劳动保存了原料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通过把纱织成布而保存了棉花作为纱的有用性。（所有这些已经属于论述生产一般的第一章的内容。）织布劳动通过织布保存棉花。由于劳动产品成为新劳动的原料，重新被当作有目的的活劳动的物质对象性，作为产品的劳动便得到保存，或者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便得到保存，这种保存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就已存在。就使用价值来说，劳动具有下面这样的属性：它保存现有使用价值，则由于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而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把现有使用价值变成一种由最终目的所决定的新的劳动的对象；即从无所谓的存在形式重新变成劳动的对象材料形式，变成劳动的躯体形式。

　　（工具的情况也是这样。纱锭只有用于纺纱，才能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否则，由于铁和木头在这里所具有的一定形式，无论是创造这种形式的劳动，还是劳动使之具有这种形式的物质，就都会毁坏而不能使用。只是由于纱锭成为活劳动的手段，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对象存在要素，木材和铁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形式才得以保存。纱锭作为劳动工具的使命，就是要被消耗，但要在纺纱过程中被消耗。纱锭赋予劳动的更高的生产率，会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会补偿工具被消费时所消耗掉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农产品]直接作为生活资料和使用价值，最容易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表现为使用价值，因为最初便是如此。如果一个农民使用锄头获得的谷物比不用锄头时多一倍，那么他生产锄头本身所需的时间就比较少；他有足够的粮食来置备一个新锄头。）

　　现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以材料形式存在，另一部分以工具形式存在——对于工人，即对于活劳动来说（因为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作为活劳动而存在），不是表现为价值，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简单要素，表现为供劳动用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劳动发挥作用的对象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劳动的对象的要素。而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来使用，赋予原料[III—42]以更高形式的使用价值，从而把工具和原料保存下来，这是劳动本身的性质。但是，这样保存下来的劳动的使用价值，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交换价值；而它们作为这种交换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生产费用，由它们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的量决定的。（同使用价值有关的，只是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质。）对象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对象化劳动通过同活劳动相接触，它的质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

　　棉花的使用价值以及棉花作为纱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是由于棉花作为纱被织成布，是由于棉花[作为纱]在织布时是对象的要素之一（此外还有纺车）。因此棉花和棉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也就被保存下来。同一种情况，在简单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过去劳动的质的保存，因而表现为体现过去劳动的那种材料的保存，而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则表现为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量的保存。对于资本来说，这是对象化劳动量通过生产过程而得到的保存；对于活劳动本身来说，这只是已经存在的、为劳动而存在的使用价值的保存。

　　活劳动追加一个新的劳动量；但是它保存已经对象化的劳动量并不是由于这种量的追加，而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或者说，是由于它作为劳动同那些包含过去劳动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但是，活劳动被支付报酬，又不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具有的这种质，——如果它不是活劳动，根本就不会有人购买它，——而是由于它自身包含的劳动量。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得到支付的，只是劳动的使用价值的价格。活劳动具有的特殊的质，即通过在已经对象化的劳动量上追加新的劳动量，同时把对象化劳动在其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质中保存下来这样一种质，是不被支付报酬的，而目也不花费工人什么，因为这是了人劳动能力的自然属性。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对象的存在要素——工具和材料——的分离被扬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这种分离的扬弃，——因为不扬弃就根本不能进行劳动，——资本并不支付报酬。（这种扬弃也不是通过同工人的交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身来实现的。但是，作为这种当前的劳动，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因而，劳动的这种保存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力。工人只是追加了新劳动；过去的劳动——只要资本存在——作为价值具有永恒的存在，完全不以价值的物质存在为转移。对资本和工人来说，事情就是如此。）如果资本对于这种分离被扬弃，也必须支付报酬，那么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这种扬弃完全有赖于劳动按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物质作用，有赖于劳动的使用价值。

　　但是，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属于资本家；作为单纯的交换价值属于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活的质，即通过把对象化劳动时间变成活劳动的对象的存在方式来保存对象化劳动时间的这种质，同工人毫不相干。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这种占有，事实上同下述情况相矛盾：劳动是无对象的，或者说，劳动只有在工人身上作为直接的生命力才是现实的；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却在资本中作为自为存在的东西存在着。（这一点，以后要回头来谈。）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是通过简单生产过程并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是靠活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合乎自然的关系。但是，只要活劳动进入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存在，而是为资本而存在；活劳动本身已经是资本的要素。

　　由此可见，资本家通过同工人的交换过程，——由于资本家事实上为包含在工人劳动能力中的生产费用向工人支付了等价物，也就是说，给了工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的资料，——资本家就占有了活劳动，他无偿地得到了双重的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同时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但是，这种保存并不是由于活劳动增大了对象化劳动的量，创造了价值，而只是由于活劳动在追加新劳动量时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处于一种由生产过程决定的内在关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而作为这样的质，活劳动本身是简单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它不要资本家花费什么，就像纱和纱锭除了它们的价格以外，并不由于它们也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而要资本家再花费什么一样。

　　例如在商业等等的停滞时期，如果工厂停工，事实上就可以看到，机器和纱一旦中断了同活劳动的关系，机器就会生锈，纱就会成为无用的赘物，而且还会腐坏。如果说资本家让工人劳动只是[III—43]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为了创造还不存在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资本家不再让工人劳动，就连他的已有的资本也会丧失价值，可见，活劳动不仅追加新价值，而且正是通过在旧价值上追加新价值的行为，也保存了旧价值，使其永久化。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指责李嘉图，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把原料和工具中包含的资本部分也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指责是十分愚蠢的。既然原料和工具中的原有价值只是被保存，所以就不会形成新的生产费用。至于谈到这些原有价值本身，那么它们又全部归结为对象化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资和利润。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对象化劳动；它就像一般元素一样没有价值。）

　　因此，原有资本通过增殖其价值的劳动而被保存下来，这并不花费资本分文，因而不计入生产费用。虽然原有的价值在产品中保存下来，因而在交换时这些价值也必须得到等价物，但是在产品中保存这些价值，并没有花费资本分文，因而也不能被资本列入生产费用。这些价值也不用劳动来补偿，因为它们没有被消费，至于被消费的，仅仅是它们的同劳动无关的、处于劳动之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被劳动消费的（被扬弃的）恰恰是它们的易逝性。真正被消费的只是工资。

脚　　注

(37) 见本卷第272—278页。——编者注
(38) “追加价值”的原文是“Mehrwert”，通常译为“剩余价值”。——编者注
(39) 见本卷第304—305页。——编者注
(40) 与这句话有关，马克思在手稿第III笔记本第36页空白处后来补加了这佯一段话：“自为的货币既不应看作是使用价值，也不应看作是交换价值，而应看作是价值。”——编者注
(41) 见本卷第306—310页。——编者注
(42) 见本卷第206—232页。——编者注
(43) 见本卷第169—170页。——编者注

注　　释

175 拜比吉在他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3年巴黎版第216——219页、考察了威尼斯金丝编织品生产中原料价值和劳动价值之比。——309。
176 指欧·德尔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所写的评注（见《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欧仁·德尔先生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1843年巴黎版第419——420页注解1和注解2）、——311。
177 李嘉图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9、136和340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7章第15节中也评介了他的这些观点。——311。
178 这里的数字显然是矛盾的，不能与前面所举的例子相一致，最初出现的40%应是20%。后面的140塔勒应是160塔勒。——313。
179 李嘉图关于交换价值不会增加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注释1821年伦敦第3板第325—328页。——314。
180 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在该笔记本第35——43页上、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版的一些章作了详细摘录，并加了评注。这些摘录和评注的中译文包含在《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文中。——315。
181 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第39、40页。这几页的内容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章《论对外贸易》开头部分的概述和摘录，井附有马克思的评注。——317。
182 李嘉图著作的最后部分，即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的第26章《论总收入与纯收入》。——318。
183 马尔萨斯的价值论，见他的《价值的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9章中对马尔萨斯的价值观点和剩余价值观点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321。
184 见乔·拉姆赛《论财富和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第55页及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325。

[利润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

　　我们再一次回来看看前面举过的例子⁽⁴⁴⁾。100塔勒的资本，即50塔勒的原料，40塔勒的劳动，10塔勒的生产工具。假定工人需要用4小时来创造他所必需的40塔勒的生活资料，即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产品部分；他的工作日是8小时。资本家由此无偿地获得了4小时的剩余；他的剩余价值等于4个对象化小时，即40塔勒；因此，他的产品＝50+10（这是保存下来的价值，不是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作为价值，它们始终是常量，不变量）+40塔勒（工资，这是再生产出来的，因为它已经在工资形式上被消费掉了）+40塔勒剩余价值。总额∶140塔勒。

　　在这140塔勒中，现在有40塔勒余额。资本家在生产期间以及在他开始生产之前必须生活；例如为此需要20塔勒。资本家除了他的100塔勒资本外，还必须有这20塔勒；因而在流通中必须有这20塔勒的等价物。（这些等价物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在这里与我们无关。）资本假定流通是个不变量。这些等价物总是不断重新存在。因而，资本家不断地从他的利润中消费掉20塔勒。这20塔勒进入简单流通。100塔勒也进入简单流通，不过是为了再次变为新生产的条件：50塔勒原料，40塔勒工人的生活资料，10塔勒工具。这里还剩下20塔勒追加的、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货币，是对于流通持否定态度的独立的价值。这些货币不能作为单纯的等价物进入流通去交换单纯的消费品，因为流通被假定是不变的。但是，货币的独立的即虚幻的存在已经被扬弃了；货币的存在，已经只是为了使自己增殖价值，也就是为了成为资本。

　　但要成为资本，货币必须重新交换生产过程的各个要素，即工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所有这些要素都归结为对象化劳动，只有通过活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因此，货币由于现在已经自在地作为资本而存在，它就只是取得未来（新）劳动的凭证。它在对象形式上只是作为货币而存在着。剩余价值即对象化劳动的增长额，由于它自为地存在着，它就是货币；但这种货币现在已经自在地是资本；作为资本，它是取得新劳动的凭证。在这里，资本已经不再只和现有的劳动发生关系，而且和未来的劳动发生关系。资本看来也不再归结为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简单要素，而是归结为作为货币的资本，但这种货币已经不再单纯是一般财富的抽象形式，而是取得一般财富的现实可能性即取得劳动能力的凭证，而且是取得正在生成的劳动能力的凭证。货币作为这样的凭证，它的作为货币的物质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用任何一种要求权来代替。正如国债债权人一样，每一个资本家通过他新获得的价值，而拥有了取得未来劳动的凭证，他通过占有现有的劳动，同时也就占有了未来的劳动。（资本的这一方面以后要加以阐述。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资本的特性，即它作为价值可以脱离自己的实体而存在。这里已经奠定了信用的基础。）因此，货币形式上的资本积累决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相反，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未来的劳动被设定为雇佣劳动，设定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对新创造的价值来说，没有现成的等价物；后者的可能性只在新的[III—44]劳动中。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通过绝对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是劳动8小时而不是劳动4小时——创造了新价值20塔勒，创造了这些货币，而且这些货币就其形式来说已经是资本（已经是资本的设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于货币不再是货币本身，才成为这种可能性）；这些被迫加到旧价值即现有的财富界中去。

　　如果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工人不需要付出d小时必要劳动，而只需要付出2小时，而资本家仍和过去一样要工人劳动8小时，那么就要这样计算：50塔勒原料，20塔勒工资，10塔勒劳动工具，60塔勒剩余价值（即6小时，而以前是4小时）。绝对剩余价值增长额是2小时或20塔勒。总额：140塔勒（在产品中）。¹⁸⁵

　　总额同过去一样，仍是140塔勒；但其中有60塔勒是剩余价值；而这60塔勒中，40塔勒同过去一样是由于剩余时间的绝对增加，20塔勒是由于剩余时间的相对增加。但是现在同过去一样，简单交换价值只包含140塔勒。那么，现在只是增加了使用价值呢，还是创造了新的价值呢？以前，资本为了使自己重新增加40%，必须再从100塔勒开始。这20塔勒的剩余价值将会怎样呢？以前资本消费掉了20塔勒；剩下20塔勒价值。现在资本消费掉了20塔勒；剩下40塔勒。另一方面，以前进入生产的资本是100塔勒，而现在它变成了80塔勒。在一方面以一种价值规定得到的价值，就是在另一方面以另一种价值规定失去的价值。

　　第一个资本再次进入生产过程，又生产出20塔勒（资本家的消费除外）的剩余价值。在这第二次活动结束时，出现一个没有等价物的新创造的价值。20塔勒加上第一次的20塔勒共计40塔勒。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资本[它的生产力提高一倍]。50塔勒材料，20塔勒工资（＝2小时），10塔勒劳动工具。但是，资本用这2小时生产出8小时的价值，即80塔勒（其中20塔勒补偿[用于工资的]生产费用）。还剩下60塔勒，因为20塔勒只把工资再生产出来（因而作为工资消失了）。60+60＝120。在这第二次活动结束时，20塔勒被[资本家]消费掉了，还剩下20塔勒剩余价值；¹⁸⁶加上第一次[活动]的剩余价值60。

　　在第三次活动时，第一个[资本]共积累60塔勒[剩余价值]，第二个资本共积累80塔勒；在第四次[活动]时，第一个[资本]共积累80塔勒，第二个资本共积累100塔勒。第一个资本的交换价值作为生产资本减少多少，它作为价值就增加多少。

　　假定这两个资本连同它们的剩余价值都能被用作资本，也就是说，它们都能用剩余价值交换新的活劳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撇开消费）：第一个资本按40%[利润率]来生产：第二个资本按60%来生产。140的40%是56；140（即80资本，60剩余价值）的60%是84。在第一个场合总产品是140+56＝196塔勒；在第二个场合总产品是140+84＝224塔勒。因此，第二个场合的绝对交换价值比第一个场合增加了28塔勒。

　　第一个资本有40塔勒可以用于购买新的劳动时间；1劳动小时的价值已经假定是10塔勒；因而它用40塔勒购买+个新的劳动小时，这4劳动小时给它生产80塔勒（其中40塔勒补偿工资）（也就是说，提供了8个劳动小时）。[生产过程]结束时，第一个资本是140+80（即再生产了资本100，剩余价值是40；或者说，再生产了140；第一个100塔勒再生产为140；第二个40塔勒生产了80，——因为它们只用来购买新的劳动，所以并不是价值的简单补偿；不过这样的假定是不可能的）。140十80＝220。

　　第二个资本[在第一个生产周期完成后]是140塔勒；80塔勒生产了40塔勒[剩余价值]；或者说，80塔勒再生产为120；但追加的60塔勒[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们完全用于购买劳动，所以并不是价值的简单补偿，而是从自身中再生产自己并创造剩余价值）再生产为180；就是说，120+120＝240。（它比第一个资本多生产了40塔勒，精确地说它的剩余时间等于2小时，因为第一个资本的剩余时间也假定等于2小时）。因此，结果是第二个资本生产了更大的交换价值，因为对象化了更多的劳动；它的剩余劳动多2小时。

　　[III—45]这里还必须指出另一点：140塔勒按40%计算带来56塔勒。资本加上利息¹⁸⁷＝140+56＝196；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220塔勒；按照这个数字，140塔勒的利息不应是56塔勒，而是84塔勒；那是140的60%（140∶84＝100∶x；x＝ 8 400/₁₄₀ ＝60）。同样，在第二个场合，140按60%计算带来84；资本加上利息＝140+84＝224；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240塔勒；按照这个数字，140塔勒的利息不应是84塔勒，而是100塔勒；（140+100＝240）；即百分率（140∶100＝100∶x；x＝ 1 000/₁₄₀ ）71 ³/₇ %。

　　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呢？（怎么会在第一个场合是60%而不是40%；在第二个场合是71 ³/₇ %而不是60%呢？），在第一个场合是60%而不是40%，因而多出了20%；在第二个场合是71 ³/₇ %而不是60%，因而多出了11 ³/₇ %。那么，第一，这两个场合的差额怎么会不一样呢？第二，每个场合怎么会有差额呢？

　　在第一个场合，最初的100塔勒资本包括60塔勒（材料和劳动工具，和40塔勒劳动，即 ³/₅ （材料[和工具]）， ²/₅ 劳动。前一个占 ³/₅ 的部分根本没有带来利息；后一个占 ²/₅ 的部分带来100%。但按全部资本计算，只增加了40%；100的 ²/₅ ＝40。但是，40增加100%只等于整个100增加40%；也就是说，整个资本增加了 ²/₅ 。这样，如果新追加的40塔勒资本中也只有 ²/₅ 增加100%，那就是增加了16。40+16＝56。这56再加上140＝196；实际上就是资本和利息相加的总数156塔勒增加了40%。

　　40塔勒增加100%，即增加一倍，是80；40的 ²/₅ 增加100%，则是16。80塔勒中的40塔勒补偿资本。40塔勒是利润。

　　因而，算法如下：

　　100C⁽⁴⁵⁾+40Z⁽⁴⁶⁾+40C+40Z＝220；

　　就是说，140塔勒资本，共得利息80塔勒，但是，如果我们用另一种算法，那就是：

　　100C+40Z+40C+16Z＝196；

　　就是说，140塔勒资本，共得利息56塔勒。

　　[按第一种算法，]利息算得太多了，40塔勒资本多算了24塔勒利息。而24＝40的 ³/₅ （3×8＝24）；这就是说，除原资本外，[新追加的]资本中只有 ²/₅ 增加100%；因而，全部[新追加的]资本只增长了 ²/₅ ，即16塔勒。

　　40塔勒资本多算了利息24塔勒（这就是40塔勒资本的 ³/₅ 增加100%）；24比24是3×8（40的 ³/₅ ）的100%。但是，就总额140塔勒来说，是多算了60%而不是按40%计算；这就是说，40塔勒上多算了24塔勒（ ³/₅ ），24比40等于60%。因而，40塔勒的资本多算了60%（60%＝100的 ³/₅ ）。对140塔勒资本来说，多算了24塔勒（而这就是220和196的差额）；即多算了100的 ¹/₅ 和100的 ¹/₁₂ ；100的 ¹/₅ ＝20；100的 ¹/₁₂ 是 ⁸⁴/₁₂ %或8 ¹/₃ %；因而总共多算了28 ¹/₃ %。因此，就整个资本来说，只是多算了28 ¹/₃ %，而不像在40塔勒资本上那样多算了60%；由于对140塔勒资本中的40塔勒资本多算了24塔勒，这就形成了31 ²/₃ %的差额。

　　另一个例子的情况也一样¹⁸⁸。

　　在生产出120塔勒的第一个场合的80塔勒资本中，50+10塔勒只是得到补偿；但是20塔勒却再生产了三倍的量：即60塔勒（其中20塔勒是再生产，40塔勒是剩余价值）。如果20塔勒生产了三倍的价值即60塔勒，那么，60会生产出180。

　　[IV—1]没有必要再停留在这种非常令人讨厌的计算上了。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如果像我们所举的第一个例子那样， ³/₅ （100塔勒中的60塔勒，是材料和工具， ²/₅ （40塔勒）是工资，而且，如果资本带来40%的利润，那么，在[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就等于140塔勒（这40%的利润等于资本家以6个必要劳动小时作代价而让工人劳动12个小时，因而他赚到的是必要劳动时间的100%）。如果赚到的40塔勒再次在同样的前提下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我们现在的立脚点来说，这些前提还没有改变，——那么，40塔勒的 ³/₅ ，即24塔勒又要花在材料和工具上， ²/₅ 花在劳动上；结果又不过是16塔勒的工资加倍，变成32塔勒。因此，16是[工资的]再生产，16是剩余劳动；因而在生产结束时共有40+16＝56或40%[利润率]。这样，总资本140塔勒在同样的情况下就会生产出196塔勒。不应该像在大多数经济学著作中那样假定：说什么这40塔勒全部投在工资上，用于购买活劳动，因而在生产结束时会提供80塔勒。

　　如果说，100塔勒的资本在某一时期带来10%，在另一时期带来5%，那么，像凯里¹⁸⁹之流那样由此得出下述结论，就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这一结论是：在前一场合，资本在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是 ¹/₁₀ 因而劳动得到的份额只是 ⁹/₁₀ ，而在后一场合，资本得到的份额只是 ¹/₂₀ ，因而劳动得到的份额是 ¹⁹/₂₀；也就是说，因为利润率降低了，所以劳动得到的份额增加了。资本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只是在危机时期才由于切身利害关系而去认识这一性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100资本得到10%的利润，自然被看作是这一资本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即原料、工具、工资都同样地增长了10%，也就是说，资本作为100塔勒的价值额，作为这种一定价值单位的数量，增加了10%。

　　但是，实际上问题在于：（1）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彼此间的比例怎样；（2）用工资，即用对象化在工资中的劳动小时购得的剩余劳动有多少。如果我知道资本的总额，知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间的比例（实际上我还必须知道，生产工具有多大部分在生产过程中被磨损，即真正加入生产过程），并且知道所得到的利润，那么，我就会知道创造的剩余劳动有多少。

　　如果资本的 ³/₅ 是材料（为了方便起见，这里我们假定这 ³/₅ 全部变成生产材料，在生产中被全部消费掉），即60塔勒，工资是40塔勒，如果这100塔勒的利润是10塔勒，那么，用40塔勒对象化劳动时间购得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就创造了5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也就是说，劳动的剩余时间或创造的剩余价值占必要劳动时间的25%即 ¹/₄ 。因此，如果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那么，他的劳动就有3小时的剩余时间，而维持他一天生活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是9劳动小时。¹⁹⁰

　　在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虽然只是10塔勒，但是按实际的比率来说，这10塔勒在计算时应该同40塔勒相比，而不应该同100塔勒相比。60塔勒价值没有创造任何新价值；相反是工作日创造了新价值。因此，工人是把与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增加了25%，而不是增加了10%。总资本增长了10%。10是40的25%，它只是100的10%。可见，资本的利润率根本不能表示活劳动使对象化劳动增长的比率；因为这个增长只等于工人再生产他的工资以后的剩余，即等于工人在生产他的工资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多劳动的时间。

　　如果上例中的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工人，他对100塔勒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的关系不是对资本的关系，而只是对他的劳动的对象条件的关系，那么，在他重新开始生产过程以前，他就必须拥有他在工作日中所要消费的40塔勒的生活资料，60塔勒的工具和材料。他就会只劳动 ³/₄ 日即9小时，他的产品在工作日结束时就不会是110塔勒，而会是100塔勒，他会把这100塔勒再按上述比例来进行交换，并且不断地重新开始这一过程。但是这样，他也就少劳动了3小时，也就是说，在他拿40塔勒的生活资料与他的劳动时间相交换时，他节省了25%的剩余劳动，即25%的剩余价值；如果他因手头有材料和工具，有一次多劳动了3小时，那么他也不会想到说，他创造了10%的新收益，而是会说，他创造了25%的新收益，因为他可以多买 ¹/₄ 的生活资料，他买到的生活资料不是40塔勒，而是50塔勒，而且对他来说，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生活资料，因为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

　　臭名远扬的普赖斯博士的复利计算法，以及由此引起的特殊天才皮特关于还债基金的愚蠢措施¹⁹¹，都是以下面这种幻想为基础的：认为新收益[IV—2]不是由于对象化在40塔勒中的9劳动小时同12小时活劳动相交换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由这部分资本创造了25%的剩余价值，而是全部资本都均等地增加了10%；60的10%是6，40的10%是4。由于剩余收益和剩余劳动时间——绝对的和相对的剩余劳动时间——是同一的，这就为资本的积累设定了一个质的界限，那就是：工作日，即工人的劳动能力在24小时内所能活动的时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表示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数的人口，等等。¹⁹²相反，如果把剩余收益只看作是利息，也就是说，只看作是资本通过某种幻想的魔术使自己增加的比率，那么，这个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资本不能把利息重新作为资本日复一日地加到自己身上，因而利滚利地按几何级数无止境地增加下去。经济学家们已经从实践中看出普赖斯的利息增加法的不可能，但是他们从未揭示其中包含的荒谬。

　　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出的110塔勒中，60塔勒（材料和工具）就它们是价值来说，是绝对不变的。工人既没有从它们上面拿走什么，也没有在它们上面添加什么。工人由于他的劳动是活劳动这一事实而会无偿地为资本保存已经对象化的劳动，这种情况从资本家的立场看来无疑是：因为他资本家允许工人作为劳动与对象化要素即对象条件发生适当的关系，所以工人还必须为此向资本家支付报酬。至于其余的50塔勒，其中40塔勒不是单纯的保存，而是实际的再生产，因为它们已经被资本以工资形式让渡出去，已经被亡人消费掉了；10塔勒是超过再生产以上的生产，即占 ¹/₄ 的剩余劳动（3小时）。

　　生产过程的产品只是这50塔勒。因此，如果像人们错误地断言的那样，认为工人是和资本家分享产品，工人得到 ⁹/₁₀，那么，工人得到的必定不是40塔勒（他已预先得到这40塔勒，为此他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因而事实上工人已把这40塔勒全部归还给资本了，而且还无偿地替资本保存了已有的价值），那只是50的 ⁸/₁₀；而工人得到的必定是45塔勒，只给资本留下5塔勒。因此，资本家以100塔勒开始生产过程，而在结束时得到的这个过程的产品仅仅是65塔勒。

　　但是，在这再生产的40塔勒中工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同样，在10塔勒的剩余价值中工人也什么都没有得到。如果把再生产的40塔勒看作是重新花在工资上的，也就是供资本重新用来购买活劳动的，那么，按这里的比例只能说，9小时的对象化劳动（40塔勒）买到了12小时的活劳动（50塔勒），从而带来了一个占价值增殖过程的实际产品（这种实际产品一部分是作为工资基金再生产出来的，一部分是作为剩余价值新生产出来的）25%的剩余价值。

　　上面原有的100塔勒资本是：

　　劳动条件 　　工具 　　　　雇佣劳动

　　　50　　　　　10　　　　　 　40

　　生产出10塔勒剩余收益（25%剩余时间）。共计110塔勒。

　　现在假定，原有的100塔勒资本是：

　　劳动条件 　　　工具 　　　雇佣劳动

　　　60　　　　　　20 　　　　　20

　　假定[生产过程的]结果是110塔勒。平庸的经济学家和更加平庸的资本家将会说，这10%是资本所有各部分按同一比例生产出来的。但是，80塔勒资本仍然只是被保存下来，它的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20塔勒换成了30塔勒；因而，剩余劳动增加到[必要劳动时间的]50%，而不是像上例那样占25%。

　　现在再看第三种情况：

　　　　　　[劳动条件]　　 [工具]　　 [雇佣劳动]

　　　100： 　　　70　　　　　　20 　　　　　10

　　[生产过程的]结果是110塔勒。

　　这样，不变价值是90塔勒。新产品是20塔勒；因而剩余价值或剩余时间是100%。

　　这里，我们看到三种情况，全部资本的利润在这三种情况下始终都是10塔勒，但在第一种情况下，创造的新价值是用于购买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25%，在第二种情况下是50%，在第三种情况下是100%。

　　这些该死的错误演算真是活见鬼！不过没有关系。再重新开始吧。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

　　不变价值 　　　雇佣劳动　　　　剩余价值 　　　　总额

　　　　60　　　　　　40 　　　　　　　10　 　　　　　110

　　我们仍然假定工作日＝12小时。（我们也可以假定工作日是可以延长的，例如，原先只是x小时，现在是x+b小时，而生产力仍然不变；或者也可以假定两个因素都是可变的。）

　　[IV—3]如果工人

　　　　在12小时中生产50塔勒，

　　那么在1小时中生产4 ¹∕₆塔勒，

　　　　在9 ³∕₅小时中生产40塔勒

┓
┃
┣
┃
┛

在12小时中生产50塔勒。

　　　　在2 ²∕₅小时中生产10塔勒。

　　可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9 ³∕₅小时（40塔勒）；因而剩余劳动是2 ²∕₅小时（10塔勒的价值）。2 ²∕₅小时是工作日的 ¹/₅ 。工人的剩余劳动是 ¹/₅ 日，因而等于10塔勒的价值。如果我们现在把这2 ²∕₅小时看作是资本用对象化在9 ³∕₅小时中的劳动时间交换活劳动所得到的百分数，那么，2 ²∕₅∶9 ³∕₅＝1 ²/₅ ∶ ⁴⁸/₅，即12∶48＝１∶4。也就是资本的 ¹/₄ ＝这一资本的25%。同样，10塔勒∶40塔勒＝1∶4＝25%。

　　现在我们把全部结果综合如下：

　　（I）

原有 | 不变 | 为补偿工资而再 | 生产出来的 | 总 额 | 剩余时间和 | 对用于交换的
资本 | 价值 | 生产出来的价值 | 剩余价值 |  | 剩余价值 | 对象化劳动的%
100塔勒 | 60塔勒 | 40塔勒 | 10塔勒 | 110塔勒 | 2 ²∕₅ 小时 | 0.25
|  |  |  |  | 或10塔勒 |

　　（可以说，劳动工具，它的价值不只是应该得到补偿，而且应该再生产出来，因为劳动工具实际上被磨损了，在生产中被消费掉了。这一点要在论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进行考察。事实上工具的价值转移到材料的价值上了；就它是对象化劳动来说，它只改变了形式。如果在上例中，材料的价值是50塔勒，劳动工具的价值是10塔勒，那么，当劳动工具磨损5塔勒时，材料的价值是55塔勒，工具的价值是5塔勒；如果工具全部消失，则材料的价值就达到60塔勒。这是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况。工具不像工资那样是在生产过程之外消费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假定：

原有资本 | 不变价值 | 为补偿工资而再 | 生产出来的 | 总 额
|  | 生产出来的价值 | 剩余价值 |
100 | 80 | 40 | 10塔勒 | 110塔勒

　　如果工人在12小时内生产30塔勒，那么，在1小时内生产2 ²/₄塔勒，在8小时内生产20塔勒，在4小时内生产10塔勒。10塔勒是20塔勒的50%，同样，4小时是8小时的50%；剩余价值＝4小时， ¹/₃ 的工作日或10塔勒。

　　因此：

　　（II）

原有 | 不变 | 为补偿工资而再 | 生产出来的 | 总 额 | 剩余时间和 | 对[可变]
资本 | 价值 | 生产出来的价值 | 剩余价值 |  | 剩余价值 | 资本的%
100 | 80 | 20 | 10塔勒 | 110 | 4小时 | 0.5
|  | 8小时 |  |  | 10塔勒 |

　　在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总资本100塔勒的利润都是10%，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实际剩余价值是25%，在第二种情况下是50%。

　　第II表的前提本身如同第I表的前提一样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互相对比一下，便可以看出第II表的前提是不合理的。材料和工具的价值从60塔勒提高到80塔勒，劳动生产率从每小时4 ¹/₆塔勒下降到2 ²/₄塔勒，而剩余价值却增加了100%。（但是，假定在第一种情况下多支出的工资表示较多的工作日，在第二种情况下表示较少的工作日，那么，这个前提就是正确的。）

　　必要工资的下降，即以塔勒表现的劳动价值的下降，这一点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不管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表现为2塔勒还是4塔勒，在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都是12劳动小时的产品（在流通中）同12劳动小时相交换，在两种情况下剩余劳动都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前提所以不合理，是由于：（1）我们把劳动时间的最高限规定为12小时，因而不可能采用较长或较短的工作日；（2）我们越是在一方面增加资本，我们就越是不仅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必须减少劳动的价值，而[预付资本和总产品的]价值不变。在第二种情况下，[总产品的]价格倒是应该提高。工人能够以较少的劳动维持生活，也就是说，工人用同样的小时数生产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不应该表现为[IV—4]对必要劳动小时所支付的塔勒的减少，而应该表现为必要劳动小时数的减少。

　　如果像在第一例中那样，工人得到4 ¹/₆塔勒，但这个价值（它为了表现价值（不是价格）应该是不变的）的使用价值却倍增起来，以致工人不再需要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用9 ³/₅小时来生产他的活劳动能力，而只需要4小时就行了，那么，这必然要表现在价值的剩余上。但是，按照我们假定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变价值”是可变的；10%是不变的，它作为再生产劳动的附加额在这里是不变的，虽然它每次表现再生产劳动的不同的百分数。

　　第一种情况下的不变价值小于第二种情况，而劳动的总产品则较大；因为，如果100塔勒的一个组成部分较小，另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较大，同时，因为绝对劳动时间的长度是始终不变的，此外还因为劳动的总产品随着“不变价值”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它的减少而增加，所以我们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使用的资本越多，得到的劳动的（绝对）产品就越少。这种情况从下述原因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已知额例如100塔勒中，花在“不变价值”上的较多，花在劳动时间上的就会较少，因而同所投的全部资本相比，创造的新价值相对来说就会较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时间不应该像在这里一样固定不变，或者，如果劳动时间固定不变，那么，劳动小时创造的价值不应该像在这里一样减少，因为在“不变价值”增大而且剩余价值也增大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而应该是劳动小时数减少。但是，劳动小时创造的价值的减少在我们的例子中却被作为前提。我们假定在第一种情况下12小时的劳动生产50塔勒；在第二种情况下只生产30塔勒。在前一场合，我们让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等价物]劳动9 ³/₅小时；在后一场合，尽管工人每小时生产得较少，我们却只让他劳动6小时。这是荒谬的。

　　但是，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些数字中难道就没有正确的东西吗？当资本的组成部分中材料和工具同劳动相比占更大的比例时，虽然相对的新价值增加了，但绝对的新价值难道就不会减少吗？对一定的资本来说，使用的活劳动相对地减少了；因而，即使这个活劳动超过它的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更大，从而它对工资的百分比，即它对实际消费的资本的百分比增大了，难道这个资本的绝对的新价值，就一定不会相对地少于使用较少的劳动材料和工具（这正是不变价值，即作为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发生变动的那一价值发生变动时的主要之点）并使用较多的活劳动的资本——正是因为这后一个资本相对地使用了更多的活劳动——的新价值吗？

　　在这种情况下，和劳动工具的增加相适应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因为资本[II]的剩余价值，如同在以前的[资本I的]生产方式下一样，并不和它的使用价值，和它的生产力成比例，并且单是提高生产力就创造出剩余价值，虽然决不是按同一数字比例来创造。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表现为工具价值的增加，表现为工具在投资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这就必然要引起材料的增加，因为必须有更多的材料被加工，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生产力的提高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关系；如果一定质量的产品是已定的，那就只影响产品的数量；如果一定数量的产品是已定的，那就只影响产品的质量；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对质量和数量都有关系。）

　　虽然与剩余劳动相对而言，现在（必要）劳动较少，或者与资本相对而言，活劳动较少，虽然资本的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相对而言减少下，也就是所谓的利润率降低了，难道资本的剩余价值就不可能增加吗？

　　例如，假定资本为100。起初材料是30，工具是30（不变价值共计60）。工资是40（4个工作日）。利润是10。在这里，利润同对象化在工资中的劳动相比是新价值25%，同资本相比则是10%。

　　现在假定材料是40，工具是40。假定生产率提高一倍，因此只需2个工作日[用于工资]＝20。现在假定绝对利润即按总资本来计算的利润小于10。难道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利润就不可能大于25%，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假定的情况下，利润就不可能大于20的 ¹/₄ 吗？事实上，20的 ¹/₃ 是6 ²/₃ s号，即小于10，[IV—5]但是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就是33 ¹/₃ %，而在前一场合只是25%。我们在这里最后只得到106 ²/₃ ，而在以前则得到110。同一数额资本（100）的剩余劳动，剩余收益，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还是比前一场合多。但是，因为从绝对数来说，所使用的劳动少了50%。而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的利润比前一场合只增加了8 ¹/₃ %，所以后一场合的绝对结果就要少些，因而按全部资本来计算的利润也要少些。因为20×33 ¹/₃ %小于40×25%。

　　这整个情况是不大可能的，也不能作为经济学中一般的例子；因为这里劳动工具的增加，被加工材料的增加已经是前提，虽然不仅工人的相对数减少了，而且绝对数也减少了。（当然，如果两个因素相加＝第三个因素，那么，当前者中一个因素增加时，另一个因素就必然会减少。）但是，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在资本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增加，而同时使所使用的劳动相对减少，这要以整个[社会]的分工为前提，因此，即使不是同所使用资本的量成比例地增加工人的人数，至少也得增加工人的绝对数。

　　例如，就拿任何人都能使用的石印机来说吧。假定这种工具在刚发明出来时，它的价值比这种简便的东西发明出来以前的旧工具高；以前旧工具需要用4个工人，现在它只需要2个工人就行了（在这里，和许多类似工具的机器一样，根本谈不上更进一步的分工，相反，质的分工消失了）。假定工具的价值最初只是30塔勒，而必要劳动（即资本家为创造利润所需要的劳动）是4个工作日。

　　（有些机器，如暖气管，除了在一个地点需要劳动外，别处完全不需要劳动；暖气管在一个地点开放；要把暖气输送到其他地点，就根本不需要工人了。在动力传导方面也是这样（见拜比吉的著作¹⁹³）。以前动力通过相当数量的工人，即以前的锅炉工，以物质的形式从一个地方被输送到另一个地方，而现在把动力从一个空间传送到另一个空间已变为物理的过程了，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工人的劳动。）

　　如果资本家把这种石印机作为利润的源泉，作为资本来用，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用，那么，材料必然要增加，因为资本家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印出更多的印刷品，而且他的利润正是由此而来的。因此，如果这个石印业者使用40塔勒的工具，40塔勒的材料，2个工作日（20塔勒），这2个工作日给他带来了20塔勒对象化劳动时间的33 ¹/₃ %，即6 ²/₃ 塔勒，那么，如果他的资本和另一个[使用30塔勒的工具，30塔勒的材料，40塔勒工资的]石印业者的资本一样是100，他的资本就只给他带来6 ²/₃ %的利润，但是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他得到的利润则是33 ¹/₃ %；而另一个石印业者得到的利润按资本来计算是10%，但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却只有25%。

　　如果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所占的比例较小，尽管从所使用的劳动得到的价值可能比较小，但全部资本的利润却比较大。虽然如此，获得的利润占总资本的6 ²/₃ %而占所使用劳动的33 ¹/₃ %的企业，可能要比原来那个从劳动上获得25%润而从总资本上获得10%利润的企业更为有利。

　　例如，假定谷物等涨价了，因而工人的生活费的价值上涨了25%。现在第一个石印业者要为4个工作日花费的就不是40塔勒，而是50塔勒。他所用的工具和材料仍旧是60塔勒。所以他必需投入资本110塔勒。他用110塔勒资本取得的利润是12塔勒，即为4工作日所支出的50塔勒的25%。¹⁹⁴就是说，12塔勒与110塔勒之比(总资本110的9¹/₆ %)。

　　另一个石印业者在机器上花费40塔勒，在材料上花费40塔勒，但是他要在2个工作日上花费的不是20塔勒而是要多花费25%，即花费25塔勒。因而他必须投资105塔勒。他的剩余价值是劳动的33 ¹/₃ %，即 ¹/₃ ，也就是8 ¹/₃ 塔勒。因而他用资本105塔勒会赚到8 ¹/₃ 塔勒，即13 ¹/₃ %。

　　因此，假定在10年的周期中按上述平均比例有5个歉收年和5个丰收年，那么，第一个石印业者与第二个石印业者相比，在5个歉收年中会得到50塔勒的利息；在5个丰收年中会得到45 ⁵/₆ 塔勒；共计95 ⁵/₆ 塔勒；10年的平均利息为9 ⁷/₁₂ 塔勒。另一个资本家在5个歉收年中会得到31 ¹/₃ 塔勒；在5个丰收年中会得到65 ⁵/₈ 塔勒；共计96 ²³/₂₄ 塔勒；10年中平均每年得到9 ⁸⁷/₁₂₀ 塔勒。

　　因为资本II加工的材料价格相同但数量较多，所以他提供的产品较便宜。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他耗费的工具较多，所以他提供的产品较贵；特别是因为他以怎样的比例增加所用机器的价值，他也就会以同样的比例消耗更多的材料。但是，如果说机器在加工更多材料时，也会按相同的程度更多地被磨损掉，也就是说，机器必须按同一时间得到补偿，这在实践上[IV—6]是错误的。但所有这些不属于这里的讨论范围。机器价值和材料价值之间的比例在这两个场合都假定是不变的。

　　这个例子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重要意义：假定有一笔较小的资本，使用较多的劳动和较少的材料及机器，但是全部资本的利率较高；又假定有一笔较大的资本，使用较多的机器和较多的材料，使用相对量较小但绝对量相同的工作日，但是全部资本的利率较小，因为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上，较少采用分工等等。在这里必须假定（在上面没有这样假定）机器的使用价值比它的价值大得多，也就是说，当机器用在生产中的时候，它并不是按它增加产品数量的同一比例丧失价值。

　　例如，像前面所说的印刷机（在前一场合是手摇印刷机，在后一场合是自动印刷机）。

　　资本I是100塔勒，30塔勒用于材料，30塔勒用于手摇印刷机，4个工作日用于劳动＝40塔勒；利润为10%，因而是活劳动的25%（剩余时间是[必要时间的] ¹/₄ ）。

　　资本II是200塔勒，100塔勒用于材料，60塔勒用于印刷机，4个工作日（40塔勒）用于劳动；这4个工作日的利润为13 ¹/₃ 塔勒，即1 ¹/₃ 个工作日，而在前一场合利润只等于1个工作日：现在的总额是413 ¹/₃ 塔勒。这就是说，[利润率]为3 ¹/₃ %，¹⁹⁵而在前一场合为10%。但在这后一场合，所用劳动的剩余价值为13 ¹/₃ 塔勒，在前一场合只有10塔勒；在前一场合，4日创造1个剩余日，在后一场合，4日创造1 ¹/₃ 个剩余日。但是，总资本的利润率在后一场合比在前一场合小 ¹/₃ 或33 ¹/₃ %，而利润总额却大 ¹/₃ 。

　　现在我们假定，[在这两个场合]30塔勒和100塔勒的材料都是纸张；工具在同一时期即10年内全部耗损掉，或者说每年耗损 ¹/₁₀ 。这样，资本I必须每年补偿30塔勒工具的 ¹/₁₀ ，即3塔勒；资本II必须每年补偿60塔勒的 ¹/₁₀ ，即6塔勒。在这两个场合没有更多的工具价值加入我们在前面所考察的那种年生产（这4个工作日可以看作是每个工作日等于3个月时间）。

　　资本I卖出30印张，价格为30塔勒（材料）+3塔勒（工具）+50塔勒（对象化[新加]劳动时间）＝83塔勒。

　　资本II卖出100印张，价格为100塔勒（材料）+6塔勒（工具）+53 ¹/₃ [对象化新加劳动时间]＝159 ¹/₃ 塔勒。

　　资本I卖出30印张，价格为83塔勒；1印张的价格为 ⁸³/₃₀ 塔勒＝2塔勒23银格罗申。

　　资本II卖出100印张，价格为159塔勒10银格罗申；1印张的价格为159塔勒10银格罗申100，即1塔勒9银格罗申10分尼。⁽⁴⁷⁾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I的情况很糟，因为它卖得太贵了。尽管利润在前一场合按总资本来计算为10%，而在后一场合只有3 ¹/₃ %，但是，按所用劳动时间来计算，前一资本只得到25%，而后一资本却得到33 ¹/₃ %。资本I的必要劳动同所用总资本的比例较大，因此，剩余劳动尽管绝对地小于资本II的剩余劳动，但按较小的总资本来计算，却表现为较高的利润率。4个工作日同60塔勒之比大于4个工作日同160塔勒之比；在前一场合，1个工作日要同15塔勒现有[不变]资本相比，在后一场合，1个工作日要同40塔勒相比。但是，后一个资本的劳动的生产效率较高（这既是由于机器的总数较大，因而机器在资本的价值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同样，也是由于所用的材料较多，而这表示着1个工作日包含着[IV—7]更多的剩余时间，因而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了更多的材料）。后一场合创造出较多的剩余时间（相对剩余时间，即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剩余时间）。在前一场合，剩余时间为 ¹/₄ ÷，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为 ¹/₃ 。因而，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会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和更大的交换价值，但是交换价值并不和使用价值按同一比例增加，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交换价值并不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一数字比例增加。因此，单位产品的价格较小，而产品总价格较大，也就是单位产品的价格乘以所生产的产品量所得的积较大。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工作日总数虽然相对地说比资本I少，但绝对地说更多，那么情况就更明显了。因此，一个使用较多机器的较大资本的利润，所以会显得小于一个相对或绝对地使用较多活劳动的较小资本的利润，其原因恰恰在于：活劳动产生的较大的利润分配在总资本上显得较小，因为这个资本所用活劳动同总资本的比例较小；而活劳动产生的较小的利润却显得较大，因为较小的利润同较小的总资本的比例较大。而资本II中的比例表明，这里会有更多的材料被加工，并且会有较大的价值部分用于劳动工具，这些情况只是劳动生产率的表现。

　　不幸的巴师夏的闻名的才智就表现在这里，他顽固地认为，由于较大的、生产效率较高的总资本的利润率显得较小，所以工人取得的份额更大了；其实恰好相反，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更大了。关于这一点，蒲鲁东先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¹⁹⁶。

　　看来李嘉图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否则他就不会只用谷物价格的提高（从而用地租的提高）引起工资的上涨来说明利润的周期下降了。但是，剩余价值——就它虽然是利润的基础，但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利润这一点来说——实质上从来没有被阐明过。

　　不幸的巴师夏在这里也许会说：因为利润在前一例中是10%（即 ¹/₁₀ ），在后一例中只是3 ¹/₃ %即 ¹/₃₃ （省略百分数部分），所以工人在前一场合得到 ⁹/₁₀ ，在后一场合得到 ³²/₃₃ 。然而，无论这两个场合中任何一个场合的关系，还是这两个场合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错误的。

　　至于说到资本的新价值和作为无差别的总价值的那一资本（一般说来，在我们考察生产过程以前，我们看到的资本就是这样，而且在生产过程结束时我们看到的资本必然还是这样）之间的进一步的关系，那么这个问题一部分要在利润项下加以阐述，那时新价值取得了新的规定；一部分要在积累项下加以阐述。我们在这里首先要阐明的只是剩余价值的性质，这种剩余价值就是由资本推动的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绝对的或相对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

　　存在于工具上的价值组成部分在生产行为中的消费，根本不能把生产工具同材料区别开来，——在这里要说明的还只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价值的自行增殖，——这种情况只是由于：这种消费属于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因而，为使这种简单生产过程能够重新开始，在这种过程中消费掉的工具（无论这是单纯的使用价值本身，还是——当生产已经发展到分工，至少是交换剩余物的时候——交换价值）的价值，必须重新存在于产品的价值（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中。工具在怎样的程度上帮助提高原料的交换价值并作为劳动资料提供服务，它也就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其使用价值。这一点当然必须加以研究，因为把不变价值，即资本中照旧保存下来的部分，和另一部分，即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从资本来说是再生产，从劳动的实际生产来说是生产），以及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加以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该结束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产生价值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场合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而不只是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就像在剩余劳动绝对增加的场合一样。如果已知一定的界限，比如说，工人只需要劳动半天就能为自己生产出一整天的生活资料，并且工人以一定量的劳动来提供剩余劳动的自然界限已经达到，那么，要增加绝对劳动时间，就只有同时使用更多的工人，即同时增加实际工作日，而不只是延长工作日（按照假定，单个工人只能劳动12小时；如果要从24小时中取得剩余时间，那就要有2个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之前，在同工人的交换行为中就必须多购买6劳动小时，也就是必须付出更大一部分资本；另一方面，在待加工的材料上一般说来也必须增加支出（且不谈必须有过剩的工人，即劳动人口必须增长）。因此，进一步的[IV—8]价值增殖过程的可能性在这里取决于预先的资本积累（就资本的物质存在来看）。

　　相反，如果生产力提高了，从而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了，那么，——就目前的观点来说，我们仍然可以把资本看作直接生产生活资料、原料等等的东西，——工资上所需的支出就会减少，而材料的增加则是价值增殖过程本身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个问题不如说与各资本的积累有关。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在前面中断了的论点上来⁽⁴⁸⁾。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不会增加交换价值的绝对量，但会增加剩余价值。它所以会增加价值，是因为它把一个新价值作为价值创造出来，就是说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应当是单统地作为等价物交换来的，而是必须作为价值保存自己；一句话，生产率的提高会创造出更多的货币。问题是：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是否也会增加交换价值的总额？这一点实质上已经得到了承认，因为李嘉图也承认，随着资本的积累，积蓄会增加，因而已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会增加。积蓄的增加不外就是独立的价值即货币的增加。不过李嘉图的论证是同他自己的这一主张相矛盾的。

　　拿我们的老例子⁽⁴⁹⁾来看吧。100塔勒资本；60塔勒不变价值；40塔勒工资，生产出80塔勒；因而产品＝140塔勒。

　　〔这里又表明，全部资本的剩余价值＝新生产的价值的一半，因为后者的另一半＝必要劳动。这种剩余价值总是等于剩余时间，也就是＝工人的总产品减去构成工人工资的那部分产品，这种剩余价值[对全部资本]之比取决于，（1）资本的不变部分对资本的生产部分之比；（2）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时间之比，在上述例子中，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之比是100%，对资本100之比是40%；因而（3）不仅取决于（2）中的比，而且也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绝对量。

　　如果资本100中不变部分是80，那么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部分就＝20，而如果这个必要劳动会创造出100%的剩余时间，那么资本的利润就是20%。

　　但是，如果资本＝200，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¹⁹⁷之比不变（即 ³/₅ 比 ²/₅ ），那么总额就是280，即[每]100有[利润]40。在这种场合，利润的绝对量从40增加到80，但比例仍是40%。

　　相反，如果资本²⁰⁰中不变要素仍是120，必要劳动量是80，但是后者只增加10%，即增加8，那么总额就＝208.因而利润就是4%，如果后者只增加5，那么总额就是205，因而利润就是2 ¹/₂ %。〕

　　在例子中，40塔勒剩余价值就是绝对劳动时间。

　　现在假定，生产力提高一倍。如果40塔勒[工资]提供8小时必要劳动，¹⁹⁸那么工人现在在4小时内就可以生产出一整天的活劳动。在这种场合，剩余时间就会增加 ¹/₃ （以前生产出一整天需要 ²/₃ 天.现在需要 ¹/₃ 天）。在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剩余价值就会占 ²/₃ ，如果每一必要劳动小时＝5塔勒（5×8＝40），那么工人现在就只需要5×4＝20塔勒。因此，资本就获得20的剩余收益，也就是获得60而不是40。结束时是140，其中60＝不变价值，20＝工资，60＝剩余收益；共计140。现在资本家可以用80塔勒资本重新开始生产。

　　假定资本家A仍然在原有生产水平上用他的资本140开始新的生产。按照原有的比例，他需要把 ³/₅ 用于资本的不变部分，即 3×140/₅ ＝3×28＝84，余下来用于必要劳动的是56。他以前花在劳动上的是40，现在则是56，即多了40的 ²/₅ 。因而，结束时他的资本＝84+56+56＝196。

　　假定资本家B在提高了的生产水平上同样用140塔勒开始新的生产。如果他使用资本80，把60用于不变价值，只把20用于劳动，那么，他从[追加的]资本60中需要把45用于不变价值，把15用于劳动；这样，总额就是：[原有资本的产品价值]60+20+20＝100，[追加资本的产品价值]45+15+15＝75。因而他的最后结果是175，¹⁹⁹而第一个资本家的最后结果＝196。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不过表明，同一资本用较少的劳动会创造出同一价值，或者，较少的劳动用较大的资本会创造出同一产品。较少的必要劳动产生出较多的剩余劳动。[IV—9]必要劳动同资本相比减少了，这种情况对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来说显然和下述情况是一样的：资本同它所推动的必要劳动相比增加了；因为同一资本推动的剩余劳动增多了，推动的必要劳动就减少了。

　　〔如果像在我们的例子中那样假定资本不变，即两个资本家都用140塔勒重新开始生产，那么生产率较高的资本，必然有较大部分用于资本（即资本的不变部分），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必然有较大部分用于劳动。因此，第一笔资本140推动的必要劳动是56，而这个必要劳动为进行自己的过程需要的资本不变部分是89。第二笔资本推动的劳动是20+15＝35，不变资本是60+45＝105（从以前的阐述中也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以它提高的同一程度增加价值）。〕

　　〔前面已经指出，第一种场合绝对的新价值比第二种场合多，因为所使用的劳动量同不变价值相比相对较多；而第二种场合所使用的劳动量所以较少，正是因为劳动生产率较高。但首先，第一种场合新价值只有40，第二种场合有60，这种差别就使第一个资本家不能用和第二个资本家一样的资本来重新开始生产；因为要使资本家得以生活，而且是靠资本来生活，双方就都必须有一部分新价值作为等价物加入流通。如果双方都消费掉20塔勒，那么第一个资本家就用120开始新的经营，第二个资本家也用120开始新的经营等等。参看前面⁽⁵⁰⁾。关于这一切回头还要再讲；但是，关于提高生产力所创造的新价值同绝对增加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是属于积累和利润那一章讨论的问题。〕

　　因此，关于机器也可以说，它节约劳动；不过正如罗德戴尔正确地指出的，单纯节约劳动并不是使用机器的特征；因为人类劳动借助于机器，可以制造和创造出没有机器就绝对创造不出来的东西。200后一点同机器的使用价值有关。节约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劳动才是特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在：资本只须购买较少的必要劳动，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和更多量的使用价值，或者说，较少的必要劳动能创造出同一交换价值，使用更多的材料，并创造出更多量的使用价值。

　　可见，如果资本的总价值不变，那么生产力的增长就意味着，资本的不变部分（由材料和机器构成）与资本的可变部分相比，即与资本中同活劳动相交换的、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相比会增长。这同时表现为，较少量的劳动推动更多量的资本。如果加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总价值增加，那么，与劳动生产率不变时，即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的比例不变时相比，劳动基金（资本的这个可变部分）必定会相对减少。

　　我们假定在上例中，资本100是农业资本。种子，肥料等等40塔勒，劳动工具20塔勒，原有生产水平上的雇佣劳动40塔勒（假定这40塔勒＝4个必要工作日）。这100资本在原有生产水平上创造出总额140。假定收成增加一倍，不管是由于改进工具还是由于施用较好的肥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应该＝ 140塔勒（假定工具全部消耗掉）。收成增加一倍，结果是必要工作日的价格下降一半，或者说，只需要4个半个必要工作日（即2个整工作日），就能生产出8个工作日。2个工作日能生产出8个工作日，这就等于说，必要劳动占每个工作日的 ¹/₄ （3小时）。现在农场主在劳动上只需要支出20塔勒，而不是40塔勒。

　　因此，在过程结束时，资本的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在种子等等上像原来一样支出40，现在这40代表增加了一倍的使用价值；劳动工具上是20，劳动上是20（2个整工作日）。以前，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是60∶40＝3∶2；现在＝80∶20或＝4∶1。

　　或者，如果我们拿整个资本来看，那么必要劳动所占的比例以前是 ²/₅ ，现在则是 ¹/₅ 。如果农场主现在要继续按以前的比例使用劳动，那么他的资本在这种场合必须增加多少呢？换句话说，我们要避免以下这个有缺陷的假定，即假定农场主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后继续用60不变资本和40劳动基金来经营，因为这个假定会造成虚假的情况。

　　〔尽管这个假定例如对农场主来说，在收成增加一倍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或者，对任何工业家来说，在他所利用的部门而不是他自己的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一倍的时候，这个假定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原毛，其次是谷物（从而工资），最后是工具，它们的价钱都下降50%，那么工业家就会继续像从前一样，首先在原毛上支出40塔勒，不过原毛数量已增加一倍，其次在机器上支出20塔勒，在劳动上支出40塔勒。〕

　　这个假定也就是说：虽然生产力提高一倍，资本继续以同样的组成部分来经营，继续使用同量的必要劳动，也不增加原料和工具上的支出〔假定只有棉花的生产力提高一倍，而制造机器的生产力照旧不变，这种情况以后再研究〕。

　　因此，生产力提高一倍的结果是，如果他以前在劳动上必须支出40塔勒，那么现在他只需要支出20塔勒。

　　（假定以前需要4个整工作日——每个工作日＝10塔勒——才能给资本家创造出4个整工作日的余额；而且这个余额是通过把40塔勒棉花变成棉纱而给资本家创造出来的，那么，现在资本家只需要2个整工作日[IV—10]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即8个工作日的价值；棉纱的价值以前表示4个工作日的剩余时间，现在则表示6个工作日的剩余时间。或者说，每个工人以前需要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创造出12小时；现在则需要3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以前是12×4＝48小时或4天。其中每一天的剩余时间＝ ¹/₂ 天（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现在只有12×2＝24[小时]或2天；[每天]3小时。

　　为了提供剩余价值，4个工人以前每人必须劳动6×2小时；即1天；现在只需要劳动3×2，即 ¹/₂ 天。现在不管是4个工人劳动 ¹/₂ 天，还是2个工人劳动一整天，都是一样的。资本家可以解雇2个工人。他甚至必须解雇2个工人，因为他用一定量的棉花只能纺出一定量的棉纱；可见他不能再让工人劳动4个整天；而只能让工人劳动4个半天。

　　但是，如果工人必须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3小时，即获得他的必要工资，那么，他劳动6小时就只能得到1 ¹/₂ 小时的交换价值。但是，如果他用3个必要劳动小时能维持12小时的生活，那么他用1 ¹/₂ 小时就只能维持6小时的生活。因此，如果4个工人都被使用，每个工人就只能维持半天生活，就是说，并不是所有4个人都能作为工人来靠这同一笔资本维持生活，而只有2个人能这样做。资本家可能对4个工人所做的4个半个工作日支付原有的[工资]基金，可那样他就是多支付2个工作日，就会把生产力的礼物赠送给工人，因为资本家只能使用4个半个活的工作日。这种“可能”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在这里，在讨论资本比例本身的时候，更是谈不上。）

　　现在，资本100塔勒中有20塔勒没有直接用于生产。资本家和以前一样在原料上支出40塔勒，在工具上支出20塔勒，也就是共支出60塔勒，但在劳动上只支出20塔勒（2个工作日）。他从全部资本80中把 ³/₄ （60）用于不变部分，只把 ¹/₄ 用于劳动。因此，如果他以同样的方式来使用余下的20塔勒，那就要把 ³/₄ 用于不变资本，把 ¹/₄ 用于劳动；也就是把15塔勒用于前者，把5塔勒用于后者。因为假定1个工作日＝10塔勒，所以5塔勒只＝6小时＝ ¹/₂ 工作日。资本要以同一比例来自行增殖，那它靠生产率所提供的20新价值就只能多购买 ¹/₂ 个工作日。它必须增加到三倍（即60）（冉加上[游离出来的]20＝80[追加资本」），才能把解雇的2个工人或以前曾使用的2个工作日全部用上。按照新的比例，资本要把 ³/₄ 用于不变资本，才能把 ¹/₄ 用于劳动基金。

　　可见，如果全部资本是20，其中 ³/₄ 即15用于不变资本， ¹/₄ 用于劳动（即5）＝ ¹/₂ 个工作日。

　　可见，如果全部资本是4×20，其中4×15＝60用于不变资本，4×5用于工资＝ ⁴/₂ 个工作日＝2个工作日。

　　因此，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使一笔由原毛和工具构成的60塔勒的资本，只需要用20塔勒的劳动（2个工作日）就能增殖自己的价值，而在以前则需要100[总资本]，那么，为了维持全部失业的劳动，现在总资本就必须从100增加到160，或者说，我们现在运用的资本80必须增加一倍。但是，生产力提高一倍的结果，只是形成一个20塔勒的新资本＝以前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的 ¹/₂ ；而这20塔勒只够多使用 ¹/₂ 个工作日。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资本是100，使用4个工作日（假定劳动基金占 ²/₅ ＝40），而现在，在劳动基金降到100的 ¹/₅ ，即降到20＝2个工作日时（但是，就新加入价值增殖过程的资本80来说是降到 ¹/₄ ），资本必须增加到160，即增加60%，才能继续使用原来的4个工作日。如果要用全部原有资本继续经营，那么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从劳动基金中抽出的20塔勒，现在只能用来重新使用 ¹/₂ 工作日。以前用100可以使用 ¹⁶/₄ 个工作日（4天），现在只能使用 ¹⁰/₄ 个工作日。

　　因此，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要推动同一必要劳动，即4个工作日，资本不必增加一倍，也就是不必增加到200，而只须使总数减去劳动基金中抽出的部分之差增加一倍，即（100—20—80）×2＝160。（相反，在生产力增长以前，第一笔资本，即支出额为100，其中不变资本60，工资40（4个工作日）的资本，要多使用2个工作日，只须从100增加到150；也就是其中 ³/₅ 为不变资本（30）和 ²/₅ 为劳动基金（20）。而按照假定，在两种场合都增加2个工作日的时候，第二笔资本在结束时就会是[IV—11]160，而第一笔资本只是150。）

　　由于生产力增长而从劳动基金中抽出的那部分资本，其中一部分必须重新转化为原料和工具，另一部分则必须同活劳动相交换；这只能按照由新生产率所决定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来实现。这不能再按照原有比例来实现，因为劳动基金对不变基金的比例下降了。如果资本100在以前把 ²/₅ 用于劳动基金（40），而现在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只需要 ¹/₅ （20）那么资本就有 ¹/₅ （20塔勒）被游离出来，所使用的那部分资本80只把 ¹/₄ 用作劳动基金。因此，20中同样只有5塔勒（ ¹/₂ 个工作日）用作劳动基金。因此，全部资本100现在只使用2 ¹/₂ 个工作日；或者说，它必须增加到160，才能再使用4个工作日。

　　假定原有资本是1 000，并以同样方式来划分： ³/₅ 用作不变资本， ²/₅ 用作劳动基金，也就是600+400（400等于40个工作日；1个工作日＝ 10塔勒）。如果现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生产同一产品需要20个工作日（＝200塔勒），那么，为重新开始生产而需要的资本就＝800；即600+200；这就有200塔勒被游离出来。如果按同样的比例使用这200塔勒，那就是 ³/₄ 不变资本＝150， ¹/₄ 劳动基金＝50。因此，如果1 000塔勒全部被使用，那么，现在就是750不变资本+250劳动基金＝1000塔勒。但是250劳动基金＝25个工作日（这就是说，新的基金只能按新的比例来使用，即把 ¹/₄ 用于劳动时间；要全部使用原有劳动时间，资本就必须增加三倍）。

　　游离出来的资本200用于劳动基金的是50＝5个工作日（占游离出来的劳动时间的 ¹/₄ ）。（从资本分离出的那部分劳动基金本身也被用作资本，但它只有 ¹/₄ 被用作劳动基金；也就是说，这个比例恰好等于新资本中劳动基金部分对资本总额的比例。）因此，为了使用20个工作日（4×5个工作日），这个基金就必须从50增加到4×50＝200；因而游离出来的部分就必须从200增加到600，即增加二倍；于是全部新资本共为800。因此，总资本是1 600；其中1 200是不变部分，400是劳动基金。

　　因此，如果资本1 000原来包含劳动基金400（40个工作日），如果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它只需要使用劳动基金200就能购买必要劳动，即只是原有劳动的 ¹/₂ ；那么，资本必须增加600，才能使用全部原有劳动（才能获得同量的剩余时间）。它必须能够使用加倍的劳动基金，即2×200＝400.但是，因为劳动基金对总资本的比例现在＝ ¹/₄ ，所以这就需要总资本为4×400＝1 600。

　　〔可见，为了使用原有劳动时间所需要的总资本＝原有的劳动基金乘以现在表示劳动基金对新的总资本的比例的那个分数的分母。如果这个比例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下降到 ¹/₄ ，那就乘以4，如果下降到 ¹/₃ ，那就乘以3。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必要劳动，从而劳动基金，就会下降到自己原有价值的 ¹/₂ ；但是，这对新的总资本800来说是 ¹/₄ ，对原有的总资本1 000来说是 ¹/₅ 。换句话说，新的总资本＝2×旧的资本减去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即（1 000—200）×2＝（800）×2＝1 600。

　　新的总资本正好是为了使用 ¹/₂ （ ¹/₃ 、 ¹/₄ …… ¹/x ），视生产力提高到3×、4×……x×而定）原有劳动时间所需要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总额；因此，为了全部使用原有劳动时间，就需要2×资本（或者3×、4×、x×等等，视生产力提高的比例而定）。在这里，总是必须先知道原有资本各部分之间（技术上）的比例；例如，这一比例决定着生产力的乘数被当作必要劳动的除数时会得出怎样的分数。〕

　　或者同样也可以说，[为了使用原有劳动时间量所需要的新的总资本][IV—12]＝2X由于新的生产力而在生产中取代原有资本的新资本（800×2）。（因而，如果生产力提高到4倍、5倍等等，那就＝4×、5×新资本等等。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必要劳动就减少 ¹/₂ ；劳动基金也同样减少 ¹/₂ 。因此，如果像上例中那样，必要劳动在原有资本1 000中占400，即占总资本的 ²/₅ ，那么现在则占 ¹/₅ ，或者说200。必要劳动减少的比例就是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原有资本的 ¹/₅ ＝200。原有资本的 ¹/₅ ＝新资本的 ¹/₄ 。新资本＝原有资本+原有资本的 ³/₅ 。这些细微末节以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吧。）

　　假定资本各部分之间的原有比例不变，生产力增长的程度也不变，那么，资本的大小对于一般原理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比例在资本增大时是否不变，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但这是属于积累的问题）。但是，在上述前提下，我们看到，生产力的增长会改变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论[资本]是100还是1 000，只要在这两种场合原来都是不变资本占 ³/₅ ，劳动基金占 ²/₅ ，那么生产力提高一倍会对它们发生同样的影响。（劳动基金这个词，在这里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才使用；我们还没有在这个规定性上来阐明资本。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部分；一部分同商品（原料和工具）相交换，另一部分同劳动能力相交换。）

　　（新资本，即代替原有资本执行职能的那部分原有资本＝原有资本减去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但是，这个游离出来的部分＝表示必要劳动（或者说表示劳动基金）的资本部分除以生产力提高的乘数.因此，如果原有资本是1 000，表示必要劳动或劳动基金的部分＝ ²/₅ ；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代替原有资本执行职能的新资本＝800。这就是说，原有资本的 ²/₅ ＝400；这400除以生产力提高的乘数2，就等于原有资本的 ²/₁₀ ＝ ²/₅ ＝200。因此，新资本＝800，而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200。）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100塔勒必须增加到160，资本1 000必须增加到1 600，才能继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时间（4或40个工作日）等等；两笔资本都必须增加60%，即增加它们本身（原有资本）的 ³/₅ ，才能把游离出来的 ¹/₅ （第一种场合是20塔勒，第二种场合是200塔勒），即游离出来的劳动基金，重新作为劳动基金来使用。

　　〔注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⁵¹⁾，总资本的同一百分比可以表现资本创造它的剩余价值即创造相对的或绝对的剩余劳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如果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对可变价值部分（与劳动相交换的部分）的比例是：后者＝总资本的 ¹/₂ （即资本100＝50c不变资本）+50（可变资本）〕，那么，同劳动相交换的部分只要增加50%就能给资本提供25%利润；这就是说，50+50（+25）＝125；而在上例中是75+25（+25）＝125；因此，同活劳动相交换的部分要增加100%才能给资本提供25%。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比例不变，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基金对总资本的比例不变，如像上例中那样是 ¹/₄ ，那么，不管资本是大还是小，利润对总资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变。就是说，100提供125，80提供100，1 000提供1 250，800提供1 000，1 600提供2 000等等，利润总是＝25%。如果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同、因而生产力也不同的各个资本，为总资本提供同一百分比，那么，实际的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中必然极不相同。）〕

　　〔因此，在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把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同生产力提高以前的同一资本相比较，例子是正确的。

　　资本100，50用作不变价值，50＝劳动基金。假定劳动基金增加5096，即 ¹/₂ ；总产品就＝125。假定50塔勒劳动基金使用10个工作日，每日支付5塔勒。因为新价值等于劳动基金的 ¹/₂ ，所以剩余时间必然＝5个工作日；这就是说，工人本来只需要劳动10个工作日就能生活15天，现在必须为资本家劳动15个工作日才能生活15天；他的5天剩余劳动构成资本的剩余价值。用小时来表示，如果工作日＝12小时，剩余劳动就＝每日6小时。因此，在10天或120小时内工人多劳动了60小时＝5天。

　　但是，如果[IV—13]生产率提高一倍，100塔勒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就会是75比25，即同一资本只须使用5个工人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125；因此，5个工作日就＝10个工作日；即增加一倍；也就是支付5个工作日，生产出10个工作日。工人只需要劳动5天就能生活10天（在生产力提高以前，他必须劳动10天才能生活15天；因此，如果他劳动5天，就只能生活7 ¹/₂ 天）；但是，他必须为资本家劳动10天才能生活10天，因而资本家赚到了5天；每支付一天就赚到一天。

　　或者用天数来表示，工人以前必须劳动 ¹/₂ 天才能生活1天（即必须劳动6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现在他只需要劳动 ¹/₄ ÷天（即3小时）就能生活1天。以前，他劳动一整天，就能生活2天；他劳动12小时，就能生活29小时；他劳动6小时，就能生活12小时。但是现在，他必须劳动12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他只需要劳动 ¹/₂ 去天，就能生活1天；但是，他必须劳动2× ¹/₂ ＝1天，才能生活1天。在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下，他必须劳动10天才能生活15天，或者必须劳动12小时才能生活18小时；或者必须劳动1小时才能生活1 ¹/₂ 小时，或者必须劳动s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也就是说，必须劳动 ²/₃ 天才能生活 ³/₃ 天。但是，现在他必须劳动 ³/₃ 天才能生活 ³/₃ 天，即必须多劳动 ¹/₃ 天。

　　生产力提高一倍使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比例从1∶1 ¹/₂ （即50%）提高到1∶2（即100%）。²⁰¹按照以前劳动时间的比例，工人需要劳动8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即必要时间占整个工作日的 ²/₃ ；现在他只需要劳动 ¹/₂ 天即6小时就能生活12小时。因此，资本现在只雇用5个工人而不再雇用10个工人。如果以前10个工作日（花费50塔勒）生产出75塔勒，那么现在[5个工作日花费]25塔勒，生产出50塔勒；即前者只生产出50%[剩余价值]，后者则生产出100%。工人和以前一样劳动12小时；但是在前一场合资本购买了10个工作日，现在只购买5个工作日。

　　因为生产力提高了一倍，所以5个工作日现在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因为在前一场合，10个工作日只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而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从50%提高到100%，所以5个[工作日]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在前一场合，120个劳动小时（＝10个工作日）生产出180个小时，在后一场合，60个[劳动小时]生产出60个小时[剩余时间]，也就是说，在前一场合，剩余时间等于全天的 ¹/₃ （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50%）；（即在12小时中剩余时间占4小时，必要时间占8小时）；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等于全天的 ¹/₂ （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100%）（即在12小时中剩余时间占6小时，必要时间占6小时）；因此，在前—场合是10天提供5天剩余时间（剩余劳动），在后一场合是5天提供5天剩余时间。（因此，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了一倍；与前一场合的比例相比较，相对剩余时间只是从 ¹/₃ 增长到 ¹/₂ ；即增长了 ¹/₆ ，也就是16 ⁴/₆ %。）〕

[所使用的资本] | 不变部分 | 可变部分 | [剩余价值] | [产品价值] | [利润率]
100 | 60 | 40 | （原有的比例）
100 | 75 | 25 | 25 | 125 | 25%
100 | 120 | 40 | 40 | 200 | 25%

　　因为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是资本的前提，所以资本是建立在下面这样的基本前提上的：在维持个人和繁殖其后代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一个余额；例如一个人只需要劳动6小时就能生活1天，或只需要劳动1天就能生活2天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在减少，因而剩余时间在增加。或者也可以说，一个人可以为两个人劳动等等。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仅仅足以供养全部人口.那就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　一个国家只有在没有任何利息存在的时候，或者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伦敦版第4、6和23页]，[L.]XII，27、28）

　　财产。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如果每个人只能为自己一个人生产，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那就不可能有财产……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么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　财产由于生产方法的改良而增加——（皮尔西·莱文斯顿硕士《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11页]）“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和非生产劳动的能力的增长，这就是资本。”[第13页]“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使他们集合起来劳动……　现在英国不到###$$$1###$$$4###$$$的人口生产出[IV—14]供全体消费的一切东西。而例如在征服者威廉一世的统治下，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数曾比有闲者多得多。（莱文斯顿，[L.]IX，32）²⁰²

　　如果说一方面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那么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也是资本存在的前提。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它首先从必要劳动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比例在生产为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会变化的。在较原始的交换阶段上，人们交换的不过是自己的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他们交换的尺度，因而交换也只涉及剩余产品。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以创造剩余劳动时间为条件。首先，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类产生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就是说，必要劳动时间之所以有限，并不是因为劳动有生产效率，而是因为需要少。其次，在一切生产阶段上都存在着劳动的某种共同性，即劳动的社会性质，等等。以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等等。（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回头来谈。）

　　剩余时间是作为工作日中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以外的余额而存在的；其次，是作为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即劳动人口的增加而存在的。

　　（剩余时间的产生也可以通过强制地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其自然界限的办法；通过把妇女和儿童纳入劳动人口的办法，——不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只能顺便提一下，它属于工资那一章。）

　　一日中的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最初比例，可以而且也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结果是必要劳动限于越来越小的部分。人口的情况相对地说也是这样。比如说，可以把600万劳动人口看作一个600万×12即7 200万小时的工作日；因此在这里也可以应用同一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只有推动必要劳动即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资本的趋势是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因此，关于过剩人口和剩余资本的理论是正确的。）

　　资本的趋势也是既要使人的劳动过剩（相对来说），又要使人的劳动无限增加。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但是，前提总是并且始终是劳动一般，剩余劳动只是和必要劳动相比较而存在，因而只有在必要劳动存在时它才存在。因此，资本必须不断地推动必要劳动，才能创造出剩余劳动：资本必须增加必要劳动（即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增加剩余额；但是，资本同样必须把这种劳动作为必要劳动来扬弃，才能把它变为剩余劳动。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看，过程当然很简单：（1）把工作日一直延长到自然所允许的界限；（2）使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越来越缩短（也就是无限地提高生产力）。但是，如果从空间方面来看工作日，——从空间方面来看时间本身，——那就是许多工作日同时并存。资本越是能同时与更多的工作日进行交换，即用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资本同时增殖的价值就越大。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种阶段是不断变化的，但这不会使事情本身有任何改变），资本只有在一个工作日之外，同时使用另外一个工作日，从空间方面增加更多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超越一个人的活的工作日所形成的自然界限。

　　例如，我只能把A的剩余劳动延长3小时，但是，如果我再加上B、C、D等等的工作日，那它就变成12小时。我创造出的剩余时间就不是3小时，而是12小时了。因此，资本要求人口增加，而且减少必要劳动的过程本身使资本有可能使用新的必要劳动（从而剩余劳动）。（这就是说，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或者随着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的相对减少，工人的生产变得便宜起来，用同一时间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工人。这是同一个命题。）

　　（这还没有把以下情况考虑在内，即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IV 15]自然力。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社会力量叫作自然力。所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

　　另一方面，资本的趋势，像以前考察单个工作日时一样，现在涉及许多同时并存的必要工作日时（这些工作日只就价值来考察时，可以看作一个工作日），也是要把必要工作日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即把尽可能多的工作日数变成不必要的，并且，像以前考察单个工作日时资本的趋势是减少必要劳动小时一样，现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减少必要工作日数对全部对象化劳动时间的比例。（如果为了生产12个剩余劳动小时需要使用6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会极力设法使之仅仅需要4个工作日。或者，6个工作日可以被看作一个72小时的工作日；如果资本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24小时，那就会省去2个必要工作日，即2个工人。）

　　另一方面，创造出来的新的剩余资本，只有再同活劳动相交换，才能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由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增加人口本身就是减少其中必要部分的主要手段。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单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占比例的应用。因此，这里已经包含着现代人口理论中虽然还不被理解，但是已经作为矛盾表述出来的全部矛盾。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设定，同样并且同时既是必要劳动的设定又是必要劳动的非设定；资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必要劳动既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

　　〔以下问题虽然不属于这里的范围，但是已经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剩余劳动在一方创造出来，与此相适应，负劳动，即相对的懒惰（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非生产劳动）则在另一方创造出来。不言而喻，这首先适用于资本，其次也适用于同资本分享[剩余价值]的其他阶级，因而适用于靠剩余产品过活的需要救济的贫民、侍从、食客等等，总之，一整批仆从，适用于不是靠资本生活，而是靠收入生活的那部分仆役阶级。

　　这种仆役阶级同劳动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社会的发展进程决不在于：因为一个人满足了自己的迫切需要，所以才创造自己的剩余额；而是在于：因为一个人或由许多个人形成的阶级被迫去从事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以外的更多的劳动，也就是因为在一方创造出剩余劳动，所以在另一方才创造出非劳动和剩余财富。

　　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扬弃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同时满足了另一个人的迫切需要，并且为后者创造了超过这种需要的余额时，才能满足他本人的迫切需要。在奴隶制度下，这是以粗暴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这才导致了产业，导致了产业劳动。

　　因此，马尔萨斯在剩余劳动和剩余资本以外，还要求有只消费而不生产的剩余有闲者，或者说，鼓吹挥霍、奢侈、浪费等等的必要性，他这样做倒也是前后完全—贯的。〕

　　如果必要工作日对全部对象化工作日的比例本来＝9∶12（因而剩余劳动＝ ¹/₄ ），那么资本就会力图把这个比例降到6∶9，（即 ²/₃ ，因而剩余劳动＝ ¹/₃ ）。（这一点以后再详细阐述；不过这里是一些基本要点，因为这里谈的是资本的一般概念。）

脚　　注

(44) 见本卷第306—310、321—322页。——编者注
(45) C是德文“资本”（Capiral，19世纪下半叶拼写法）的第一个字母，这里表示预付资本。——编者注
(46) Z是德文“利息”（Zins）的第一个字母，这里表示的利息是指顶付资本所得的利润。——编者注
(47) 德国辅币，根据萨克森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0分尼。——编者注
(48) 见本卷第313—321页。——编者注
(49) 见本卷第306—310、321—322、335—341页。——编者注
(50) 见本卷第337—339页。——编者注
(51) 见本卷第341—359页。——编者注

注　　释

185 这一段话在手稿中虽然被划掉了，但因马克思在下一段话中提到了它，现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的做法，在正文中保留了这段话。——337。
186 这里不应是20塔勒剩余价值，而应是40塔勒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假定，第二个资本生产出60塔勒剩余价值，其中20塔勒被资本家消费掉，剩下的40塔勒被积累起来。
　　这里的演算存在着一系列错误。但是这并不会改变理论论述的本质，因为所有这些数字只是充当粗略的例证而已。在后面，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了演算的错误，他写道：“这些该死的错误演算真是活见鬼！”（见本卷第347页）。——338。
187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利息，是指预付资本得到的全都利润。——339。
188 手稿在这句话后面留了空，显然是为了按照第二个场合进行计算用的。——341。
189 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指凯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城版，凯里之流也包括巴师夏在内，关于反驳凯里之流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混为一谈的情况，见《资本论》第1卷第7章第1节和第3卷第8章。——342。
190 这里的数字不够准确。马克思在后面曾以这些数字准确地表示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中的剩余小时和必要小时。假定剩余价值率为25%，那么剩余小时为225，必要小时为935（见本卷第349—350页。——343。
191 理·普赖斯的复利计算法，见他的《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第2版和《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第2版。1786年，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按此理论建立了国债还债基金。对这种理论和措施的批判，见马克思1858年4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评论《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和《资本论》第3卷第24章。——344。
192 关于资本积累的质的界限，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1节（a）。——344。
193 见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3年巴黎版第20—21页。——353。
194 马克思在这里假定，剩余价值早在劳动能力涨价以后仍同涨价以前一样，也就是说，对第一个资本来说，仍然是25%，对第二个资本来说，仍然是3313%。这种情况只有在相应地延长工作日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所作的这些以及下面的数学演算是不精确的。在本版正文中保持了手稿的原样，并未在每个场合一一加以指明。——354。
195 这里的演算存在着一系列错误，不是41313，而应是21313；不是313，而应是623%。除了这些错误外，在后面的正文中关于1印张价格的计算也是不精确的（按旧萨克森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0分尼）。——356。
196 见弗·巴师夏《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130—131页和133—157页、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19—122页。并参看注125。——358。
197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不变”（konstantes）和“可变”（variables）这两个术语，来表示资本的两个不同质的部分。——361。
198 马克思最初假定工作日＝8小时（见本卷第335页），而现在他假定工作日＝12小时。——361。
199 马克思在这里忽略了关于资本家B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假定。按照最初的假定，演算应该是：“那么，总额就是：原有资本的产品价值60＋20＋60＝140，追加资本的产品价值45＋15＋45＝105。因而他的最后结果是245”。——362。
200 罗德戴尔有关使用机器和节约劳动的观点，见他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804年爱丁堡版的法译本，1808年巴黎版第119—120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12节中对此也有评介。——363。
201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提高一倍，是指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即从50%提高到100%，而不是其他各处所指的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增加一倍。——374。
202 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IX笔记本的页码，那里他用自己的话转述了莱文斯顿在《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6页上的下述论点；“在需要九个人劳动来养活十个人的地方，只有总产品的110能够用作地租。在一个人的劳动足以养活五个人的地方，就会有产品的45÷用作地租，或者用于只有靠剩余劳动产品来满足的国家的其他需要。前一种情况大概在征服时期的英国存在过，后一种情况在只有15的人口从事农业的今天可以看到。”——376。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²⁰³

[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IV—15]我们已经看到，资本通过价值增殖过程（1）通过交换本身（即同活劳动交换）而保存了自己的价值；（2）增加了价值，创造了剩余价值。现在，作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这种统一的结果表现出来的，是这个过程的产品，即资本本身，它是作为产品从以它为前提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作为产品，它是价值，换句话说，价值本身表现为这个过程的产品，而且是更高的价值，因为这个价值比最初作为出发点的价值包含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这个价值作为价值是货币。但是它仅仅自在地是货币，它还没有表现为货币；首先表现出来的、现有的东西，是具有一定的（观念上的）价格的商品，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一定的货币额而存在，它要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为一定的货币额，也就是说，它首先必须重新进入简单流通过程才能表现为货币。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使资本成为资本的那个过程的第三个方面。

　　（3）我们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货币只有通过价值增殖过程才变成资本——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表现为资本丧失货币资格。这是从两方面来说的。首先.因为资本通过生产力的提高不是增加绝对劳动时间，而是减少相对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就它作为一定数量的商品是生产过程的前提来说，它减少自己的生产费用，减少自己的交换价值：一部分现有资本由于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而不断丧失价值；价值的这种丧失不是由于已经对象化在资本中的劳动减少了，而是由于现在需要对象化在这一定产品中的活劳动减少了。

　　现有资本的这种不断的[IV——16]价值丧失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因为这种价值丧失已经以现成的资本为前提。这里提到这一问题只是为了预先表明，后来的东西怎样已经包含在资本的一般概念中了。这属于各资本的积聚和竞争学说。

　　这里所谈的价值丧失，是资本从货币形式过渡到商品形式时，即过渡到具有一定的待实现的价格的产品形式时发生的。资本作为货币时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现在资本是作为产品，因而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价格而存在；但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存在。资本要增殖价值，即保存自己的价值并使之倍增，首先必须从货币形式过渡到使用价值形式（原料——工具——工资）；但是，这样它就丧失了价值的形式；现在它必须重新进入流通，才能重新取得这种一般财富形式。现在，资本家进入流通过程不再是简单地作为交换者，而是作为生产者同作为消费者的其他交换者相对立。这些消费者为了得到资本家的商品来供自己消费，就要换出货币，而资本家为了得到消费者的货币，则要换出自己的产品。假定这个过程失败了，——仅仅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这种失败的可能性在个别场合就已经存在，——资本家的货币就会变成无价值的产品，不仅得不到任何新价值，而且连原有价值也要丧失。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不管怎样，资本的价值丧失构成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要素；其原因简单地在于：过程的产品在其直接形式上不是价值，而是首先必须重新进入流通才能实现为价值。因此，如果说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和新价值被再生产出来，那么，它同时也是表现为非价值，表现为还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价值的东西被再生产出来。

　　这三个过程[所使用资本的价值保存过程、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它们的统一构成资本——彼此是外在的过程，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过程。因此，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从一个过程过渡到另一个过程，即三个过程的统一，是偶然的事情。这三个过程是彼此独立并存的，虽然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且每一个过程都是另一个过程的前提。总的来说，既然整个生产以资本为基础，也就是说，资本应该实现它的自我形成的一切必要要素，而且应该包含实现这种自我形成的条件，那么这三个过程的统一也应该得到实现。在我们目前的研究阶段上，资本还没有表现为决定流通（交换）本身的东西，而只是表现为流通的要素，而且恰恰在它进入流通时，就不再成为资本了。现在资本作为商品本身与商品同命运：它能否与货币交换，它的价格能否实现，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情。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在这里资本一直被看作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表现为完全取决于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现在作为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却表现为取决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返回到作为流通的根据的生产过程，同样又从生产过程中出来。）作为商品，资本（1）必须是使用价值，而作为使用价值，必须是需要的对象，消费的客体；（2）必须同它的等价物——货币——进行交换。新价值只有在出售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资本原来包含的对象化劳动的价格是100塔勒，现在包含的是110塔勒（价格只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对象化劳动量），那么这一点必须通过现在生产出来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同110塔勒相交换表现出来。首先，产品的价值丧失，是从产品必须同货币交换才能重新获得它的价值形式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殖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有的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

　　现在，出现了处于生产过程以外的对于这个过程的限制。首先，完全从表面考察就可以看出，商品只有同时是使用价值，即消费的客体（至于是哪种消费，在这里还完全没有关系），才是交换价值。如果商品不再是使用价值，它就不再是交换价值（因为商品还没有重新作为货币而存在，而是处在同它的自然性质完全一致的特定存在形式上）。

　　因此，它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即对该商品的需要。（根据迄今我们所依据的前提，还根本谈不到无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要某种商品而自己又拿不出[IV—17]商品或货币去交换。）但是第二，对该商品来说，必须有等价物存在，可是，因为流通最初曾假定是一个固定的量，是有一走限度的量，而另一方面，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新价值，所以对这个新价值来说，事实上似乎不会有等价物存在。

　　因此，在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并且重新进入流通时，可以看到：

　　（a）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作为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资本的数量在一定限度内是可多可少的，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因为它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就不再为消费所需要了。作为特定的、片面的、质的使用价值，例如谷物，它的量本身只是在一定程度内才是可多可少的，它只在一定的量上，或者说在某种限度内才是需要的。而这种限度一方面决定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性质，产品的特殊效用、用途，另一方面决定于需要这种特定消费的交换者的人数。这种限度决定于消费者的人数乘以他们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要量。使用价值本身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一定的物品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被消费，才是需要的对象。例如，只能吃掉一定数量的谷物等等。因此，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自身中含有某种限制，即对该产品的需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现在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来计量，而是由交换者的总需要来计量。当不再需要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时，该产品就不再是使用价值。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对它的需要来计量的。一旦产品不再是使用价值，它也就不再是流通对象（因为它不是货币）。

　　（b）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但不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剩余价值〈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需要有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第二个限制。

　　（c）最初的情况是，货币——即财富本身，也就是在同他人的对象化劳动相交换中并通过这一交换而存在的财富——如果不继续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即不继续进入生产过程，看来就会自行毁灭。流通没有能力使自己更新。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生产过程如果不能转入流通过程，就要陷入绝境。资本作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它的前提是把流通当作整个运动的必要条件和要素。这种特定的生产形式以这种特定的交换形式为前提，而这种交换表现为货币流通。为了更新，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这和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不同，那时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而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

　　这就是简单的、客观的、无偏见的见解所看到的矛盾。至于这些矛盾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怎样不断被扬弃，而又不断重新产生，——而且只有通过暴力被扬弃（虽然这种扬弃在达到一定点之前只是表现为平静的平衡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首先要确认这些矛盾的存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所有矛盾又以新的形式复活了。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同作为价值的自身相矛盾，换句话说，从产品具有一定的质，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而存在，作为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产品，作为需要的实体来说，它同它自身作为价值只在对象化劳动形式上具有的那种实体相矛盾。但是，这一次，这个矛盾不再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差别，而是表现为：由使用价值来估量产品，在这里被断然规定为由交换者对该产品的总需要，即由总消费量来估量产品。

　　在这里，总消费表现为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因而也表现为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在简单流通中产品是简单地从特殊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交换价值形式。产品的限制只表现在：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由于其自然属性而具有某种特殊形式，而不是具有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价值形式。而现在，产品的存在的尺度就在于产品的自然属性本身。使用价值要转化为一般形式，就只须有一定的量，这个量的尺度并不是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而是来自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而且是作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性质。

　　另一方面，以前的矛盾在于，自为存在的[IV—18]货币必须不断同活劳动相交换。现在这一矛盾更大了，因为剩余货币要成为剩余货币，或者说剩余价值必须间剩余价值相交换。因此，如果说产品作为价值遇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产品作为使用价值遇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那么，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它的尺度是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要量，产品作为价值，它的尺度是流通中存在的对象化劳动量。这样一来，认为价值本身同使用价值无关，或者另一方面，认为价值的实体和尺度是对象化劳动本身，这两种说法都同样是错误的了。

　　〔现在还不能转入研究需求、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要对它们本身进行阐述，就要以资本为前提。而就需求和供给是抽象范畴，还没有表现特定的经济关系而言，也许在分析简单流通或简单生产的时候就应该加以研究？〕

　　这里，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重要的是：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这种统一，而只是和各种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而且正如过程表明的那样，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

　　〔我们在前面考察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时已经看到，这个过程是以在此之前已经阐述的简单生产过程为前提的。需求和供给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在简单交换中是以对产品的需要为前提的。生产者（直接生产者）自己的需要表现为他人需求的需要。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必须阐明它要以什么为前提，所有这些以后应该纳入最初几章。〕

　　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这样，即使剩余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的可能性而存在。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如果说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这里却表现为变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就这一点来说，流通本身已经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

　　当然，一切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会减少交换者的人数，也会减少投入流通的交换价值总额，而首先是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

　　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IV—19]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⁵²⁾，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像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存在着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因此，他们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比西斯蒙第这样一些强调消费限制和对等价值现有范围限制的经济学家更正确和更深刻，虽然西斯蒙第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对它的消极的片面性的理解比较深刻。李嘉图比较理解资本的普遍的趋势，西斯蒙第比较理解资本的特殊的局限性。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IV—20]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当然，李嘉图也曾猜想，交换价值没有交换就不是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它是价值；但是，他认为生产由此而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着克服这些限制的可能性，不过他的阐述往往是荒谬的；而西斯蒙第则相反，他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因此，他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另一方面，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

　　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内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或者，例如请看麦克库洛赫的著作²⁰⁴，为了挽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把这种生产的一切特有属性、它的概念规定全都抛开，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生产。本质的关系完全被抽象掉了。事实上，为了清除这种生产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这种生产抛弃和否定了。或者，例如像穆勒那样²⁰⁵（庸俗的萨伊就是模仿他的），做得更机灵了：说什么供给和需求是同一的，因而必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

　　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混乱：（1）供给的这种同一性，从而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这只有在供给是交换价值，即等于一定量对象化劳动时，才是真实的。只有如此，供给才是自身的需求的尺度——这是就价值来说的。但是作为这样的价值，供给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取决于（2）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取决于对它的现有需求量，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决不是由对象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是用一种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尺度来计量的。

　　或者，进一步的说法是，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这个价值就表现在所需要的产品量上）。因此，如果供给的产品卖不出去，那就证明，供给的商品太多，而供给者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得太少了。因此，不会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只会存在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生产过剩，而另一些商品则会生产不足。可是在这里人们又忘记了，从事生产的资本所要求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而是自为存在的价值，即货币——不是在流通手段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或者说，它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复归到它原来的休眠状态的形式。

　　至于断言货币生产得太少，实际上这不过是断言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或者同样可以说，这是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不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是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货币魔术师们（蒲鲁东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幻想：由于货币昂贵而流通手段短缺，因此必须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并见伯明翰派，例如《双子座书简》²⁰⁶。）

　　或者，人们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因此绝对不会出现过剩，或两者之间发生不协调。在这里，社会的观点是指这样一种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施托尔希当时在反驳萨伊时就很正确地指出，很大一部分消费不是供人们直接使用的消费，而是生产过程中的消费，例如机器、煤、油、必要的建筑物等等的消费。²²这种消费[IV—21]同这里所说的消费决不是一回事。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也正确地指出，例如工人的消费本身对于资本家来说决不是充分的消费。²⁰⁷在把生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个要素完全抛弃了，并把生产和消费简单地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把直接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作前提了。

　　或者，按照社会主义的说法：劳动以及劳动的交换，即生产以及产品的交换（流通），这就是全部过程；既然如此，除非是由于错误，由于结算不正确，否则怎么会出现不协调呢？在这里，劳动没有被看作雇佣劳动，资本也没有被看作资本。一方面承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否认这种结果的前提和条件——必要劳动是通过剩余劳动并且为了剩余劳动而存在的劳动。

　　或者，例如李嘉图²⁰⁸断言，因为生产本身由生产费用调节，所以生产会自行调节，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不增殖价值，那么就会有一定量的资本从这个部门被抽出，投入另一个需要资本的地方。但是，即使撇开这种平衡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调为前提，因而是以矛盾为前提不谈，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

　　最后，按比例的生产⁶¹（这一点李嘉图等人早已提到过）只不过表示，如果说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那么，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

　　（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正如韦克菲尔德先生在他为斯密的著作所加的注释²⁰⁹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大肆空谈过自由竞争，但从来还没有阐明过，尽管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整个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自由竞争只是被否定地理解，即被理解为对垄断、行会、法律调节等等的否定，被理解为对對建生产的否定。但是，它总还必须是某种自为存在的东西，因为单纯的零是空洞的否定，是抽象掉界限，这种界限例如在垄断，自然垄断等等的形式下会立即重新恢复起来。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既是按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在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外部的要求，这种要求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同时，一个生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促使所有生产部门都超出这种比例，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还没有谈到资本作为流动资本的规定，我们还在一方面研究流通，另一方面研究资本，也就是说，我们还把生产看作流通的前提，或产生流通的根据），就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流通已经同消费和生产都有关系，换句话说，剩余劳动表现为对等价值，而且劳动的专业化的形式越来越丰富。

　　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只是指出了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情形；它们在内部是互相制约的，在外部是互相寻求的；但是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IV—22]种种矛盾的基础。

　　但是，这还决不是问题的全部。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按其概念来说就是这两者的统———还必须从更加内在的方面去理解，而不应单纯看作一个过程的或者不如说各个过程的总体的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表面上互相独立的现象。

　　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而资本本身，如果理解得正确，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使生产力守纪律，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完全像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这些内在的界限必然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这些必然的限制是：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

　　（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同样可以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換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

　　（4）同样又可以说，无非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

　　另一方面，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在简单流通中表现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独立的必然性，因而不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界限和限制），资本忘记和不顾下列各点：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

　　〔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这一点表现在各民族间的关系上比表现在个人间的关系上规模更大，更典型。例如，英国人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主顾，不得不贷歉给它们。事实上英国的资本家用生产的英国资本进行了两次交换：（1）是作为英国资本家本身，（2）是作为杨基⁽⁵³⁾等等.或者是以投放他的货币的任何其他形式。〕

　　〔资本是生产的界限，这种看法例如在霍吉斯金那里就已显露出来了：

　　“在当前状况下，资本的任何积累都会使要求于工人的利润额增加，并且使仅能保证工人过舒适生活的一切劳动成为不可能…… 利润是生产的限制。”（[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45—246页]，[L.]IX.46）²¹⁰

　　由于对外贸易，交换领域的界限扩大了，使资本家有可能消费更多的剩余劳动：

　　“在若干年内整个世界从我们这里拿走的未必会比我们从世界取得的多…… 甚至我们的商人从他们的对外贸易中取得的利润，也由这里用出口换得的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支付…… 对外贸易只是为了资本家舒适和享乐而进行的一种商品交换。[IV—23]但是他消费商品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用棉织品等等来交换外国的酒和丝绸。但是这些酒和丝绸像那些呢绒和棉织品一样代表我们本国人的剩余劳动；通过这种办法资本家的破坏力无限度地增大了。因此得以巧胜自然。”（《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伦敦版第17—18页]，[L.XII，]27—28）

　　关于市场商品充斥和必要劳动的界限有多大关系的问题：

　　“工人[对工作的]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自己拿走产品中更小的份额，而把其中更大的份额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这会由于消费减少而加剧市场商品充斥，那我只能回答说：市场商品充斥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论马尔萨斯》1821年伦敦版[第59页]，[L.XII，]12）

　　在这些话里，矛盾的一个方面完全表达出来了。

　　“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38页]，[L.]IX，45）

　　“资本积累得越多，资本家所要求的全部利润额也就增加得越多，从而给生产和人口的增加制造了人为的障碍。”（霍[吉斯金，同上，第246页]，[L. IX.]46）

　　关于作为一般生产工具的资本和作为价值的生产工具的资本之间的种种矛盾，马尔萨斯是这样来说明的([L.X，40及以下各页）：

　　“利润总是由价值来衡量，决不是由[产品]数量来衡量…… 一国的财富，部分地取决于靠本国的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数量，部分地取决于这个数量与现有人口的需要和购买力的适应，这种适应按照计算要使这些产品能具有价值。财富并不单单由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因素决定，这是十分肯定无疑的。但是，财富和价值的最密切的联系，也许在于后者是前者的生产所必需的。加在商品上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了获得这些商品而情愿牺牲的劳动，在实际情况下可以说几乎是财富存在的唯一原因…… 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决不能单独成为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动机…… 只有生产力，还不能保证创造相应程度的财富，就像人口的增长不能保证创造相应程度的财富一样…… 为此必须这样地分配产品并使这些产品这样地适应那些消费产品的人的需要，以致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能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只有对全部生产出来的东西的需求不受阻碍，生产力才会充分调动起来。”[(《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6、301、302、311、315、361页）]

　　固然，从一方面来说，这种需要是由不断开辟新产业部门（以及因相互作用又扩大旧的产业部门）而引起的，由此旧产业部门获得了新的市场等等。其实生产本身就创造需要，它在同一生产部门里雇用更多的工人，并开辟新的生产部门，在新的生产部门中新的资本家又雇用新的工人，同时因相互作用又成为旧生产部门的市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同上，第405页出版者注）]“工人和资本两者同用它们获利的手段比较起来，都可能过剩。”[（同上，第414页注）]〕

　　〔关于我们马上就要谈到的（3）⁽⁵⁴⁾，应当指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而表现为预先积累并通过预先积累而支配劳动，这种预先积累首先不过是剩余产品形式上的剩余劳动本身，另一方面，又是取得他人的并存劳动²¹¹的凭证。〕

　　当然，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说明生产过剩的规定性，而只是分析最初包含在资本关系本身中的生产过剩的萌芽。因此我们在这里还无须考虑其他有产的和消费的阶级等等，这些阶级不从事生产，而是靠收入生活，因此是和资本进行交换；对资本来说它们构成交换中心。我们只能就这些阶级对资本的历史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来局部地考察它们（不过在研究积累时考察比较好）。

　　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同样在大部分人口直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的家长制农业手工业生产中，流通和交换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尤其是在前一种生产中，奴隶根本不被看作是交换者。但是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在任何地点消费都是以交换为中介的，而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决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这种生产的全部[IV—24]基础就是作为交换价值并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

　　好了。首先，雇佣工人和奴隶不一样，他本身是独立的流通中心，是交换者，是创造交换价值和通过交换来使交换价值保存下去的人。第一，通过资本中用作工资的部分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这部分资本的交换价值还在资本重新离开生产过程而进入流通以前就直接被实现了，或者说，这种交换本身还可以被理解为流通行为。第二，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了他自己的工人以外，所有其他的工人都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是交换价值（工资）即货币的所有者，他们用货币来换取资本家的商品。他们都是流通中心，交换行为从这些中心出发，资本的交换价值通过这些中心而保存下去。他们在消费者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虽然，如果指的是真正的产业工人，那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多。他们的数量越大，产业人口的数量越大，他们支配的货币量越大，资本的交换领域也就越大。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趋势是尽可能地增加产业人口的数量。²¹²

　　其实，一个资本家同其他资本家的工人的关系，在这里还根本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这种关系不过表明每一个资本家的幻想，它丝毫不会改变资本本身同劳动的关系。关于自己的工人，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单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每一个资本家自然希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为自己的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同自己的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本质关系。然而正是由此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对不同于所有其他资本家的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是真实的）：除了自己的工人以外，其余的整个工人阶级对他来说都是消费者和交换者，不是工人，而是货币支出者。这是忘记了例如马尔萨斯所说的：

　　“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因此，“由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05页出版者注）]。

　　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在他人资本的工人身上为自己创造出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那时，资本本身就把工人的需求——即作为这种需求的基础的工资的支付——不是看作利益，而是看作损失。换句话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显示出来了。

　　这里又是各个资本的竞争，它们彼此的漠不关心和互相独立，促使单个资本不是把所有其余资本的工人看作工人。由此就驱使生产超出正确的比例。资本同[资本主义前的]统治关系的区别恰恰在于：工人是作为消费者和交换价值实现者与资本相对立，是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货币，作为简单的流通中心——他是无限多的流通中心之一，在其中作为工人的规定性便消失了。

　　〔由生产本身造成的对原料、半成品、机器，交通工具以及生产中使用的辅助材料即染料、煤炭、油脂、肥皂等等的需求，也完全一样。这种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实现交换价值的需求，在生产者本身之间进行交换的时候，是足够的和充分的。一旦最终的产品在直接的和最终的消费上遇到界限，这种需求的不足就显露出来了。驱使生产超出正确比例的这种假象，也是以资本的本质为基础的，资本的本质——这要在考察竞争时更详细地加以说明——就是自相排斥，也就是许多彼此完全漠不关心的资本。当一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购买东西，购买商品或出售商品的时候，他们是处在简单的交换关系中；他们不是作为资本互相发生关系。他们为了最后能够作为资本来增殖自己的价值而必须互相交换时的那个正确的（想象的）比例，是处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之外的。〕

　　首先：资本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确立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资本不能确立剩余劳动，它也就不能确立必要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只有资本才能确立必要劳动。因此，资本就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用人为的障碍⁽⁵⁵⁾来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而资本这样做，正是由于并且仅仅由于它确立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同一理由。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IV—25]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

　　〔因为价值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必然只有通过和对等价值相交换才能存在，所以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因此，普遍资本，没有与它交换的其他资本同它相对立，——从目前研究的角度来看，同资本相对立的，除了雇佣劳动或资本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这样的资本是毫无意义的。在作为已经实现了的交换价值的资本中已经包含着各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可见，如果说资本一方面把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同[其他]剩余劳动的交换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从而作为把劳动能力确立为交换中心的条件，——单从这方面来看已经缩小和限制了交换领域，——那么另一方面，对资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范围，使表现必要劳动的那个价值成为实现劳动能力的价值、从而实现工人的交换能力的限制，并力求把这种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对交换领域的新限制，不过这种限制完全像前一种限制一样，同资本把它自行增殖的任何界限都看作[应当克服的]限制的趋势是一回事。因此，资本价值的无限度的增大——价值的无限度的创造——在这里同限制交换领域，也就是限制价值增殖的可能性，即限制实现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可能性，完全是一回事。

　　生产力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另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由此减少了，因而工人的交换能力由此降低了。其次，我们已经看到⁽⁵⁶⁾，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比生产力要小得多，而且这个比例不断降低，生产力已经达到的程度越高，这个比例就降得越低。但是产品的数量却以相似的比例增加——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有新的资本游离出来，同样也会有劳动游离出来，它们不加入流通。但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要实现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困难也增加了——因为这要求消费不断扩大。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问题仍然只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同时就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至于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总之，资本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

　　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把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与此同时，资本又驱使生产超出所有这些界限，因为资本把劳动能力单纯作为交换者，作为货币与自己相对立，而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剩余价值的唯一界限，因为它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或者，从这种关系的第一方面来说，资本是把剩余价值的交换作为必要价值的交换的界限。）

　　同时，一方面资本把流通中现有的价值，或者同样可以说，把它所创造的价值同早已存在于它本身中和流通中的价值之间的比例，作为它创造价值的界限，必要的界限；另一方面它把自己的生产率作为价值的唯一界限和创造者。因此，资本一方面不断地促使自己丧失价值，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和对象化在价值中的劳动的障碍。

　　（认为不可能有生产过剩（或者说，断言资本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直接等同）的愚蠢看法，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⁵⁷⁾，由詹姆斯·穆勒至少是诡辩地，也就是说机灵地表述为：供给＝它自身的需求，也就是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合，换句话说，这只是说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因而交换不会给价值添加任何东西，不过他忘记了，必须进行交换，而且交换能否进行（最终）取决于使用价值。因此，像穆勒所说的，如果需求和供给不相符合，那是由于某种特定的产品（供给的产品）生产过多，而另一种产品（需求的产品）生产过少。这种“过多”和“过少”不涉及交换价值，而涉及使用价值。供给的产品多于对这种产品的“需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可见，生产过剩起因于使用价值，因而起因于交换本身。

　　这一点在萨伊那里被愚蠢地表述为：产品只是同产品相交换²¹³；因此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产品生产过多，另一种产品生产过少。在这里他忘记了，（1）价值和价值相交换，一个产品所以同另一个产品相交换，只因为它是价值，也就是说，只因为它是货币或者会变成货币；（2）产品和劳动相交换。这位好汉是站在简单交换的立场上，而在简单交换中实际上不可能有生产过剩，因为那里的问题事实上与交换价值无关，只与使用价值有关。生产过剩的发生是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的，如此而已。）

　　[IV—26]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何处来的蒲鲁东，把生产过剩的原因说成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²¹⁴。他的意思是说，产品中加上了利息和利润，或者说，产品的价格超过了产品的实际价值。首先，这证明蒲鲁东对价值规定毫无所知，价值规定总的说来决不能包含任何加价。在实际的交易中，资本家a可能欺骗资本家b。一个资本家往钱袋里多装的，就是另一个资本家往钱袋里少装的。如果我们把两者加在一起，那么他们交换的总额＝对象化在这个总额中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只不过同资本家B相比，资本家a从总额中装进钱袋的量多于他应得的量。从资本——资本家全体——得到的全部收益中要扣除：（1）资本的不变部分：（2）工资，或者说，再生产活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对象化劳动时间。因此，资本家之间能够分配的不外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分配这种剩余价值的比例——不论公平与否——丝毫改变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和这种交换的关系。

　　可能有人会说，必要劳动时间（即工资）——可见，它不包含利润，相反它是从资本的收益中扣除的——本身又是由已经包含了利润的产品价格决定的。否则，不直接使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在同这个工人交换时所取得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例如，纺纱厂主的工人用自己的工资来交换若干蒲式耳谷物。而在每蒲式耳谷物的价格中已经包含了农场主即资本的利润。所以，必要劳动时间本身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已经含有剩余劳动时间。首先很清楚，纺纱厂主支付给他的工人的工资，必须够工人购买必要蒲式耳数的小麦，不管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包含农场主多少利润；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农场主支付给他的工人的工资，必须够工人置备必要数量的衣服，也不管这些衣服的价格包含纺纱厂主和织布厂主多少利润。

　　[IV—27]问题就在于：（1）混淆了价格和价值；（2）把同价值规定本身无关的关系扯进来了。

　　首先假定——这是抽象的关系——资本家A本身生产工人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或者说，这些生活资料代表对象化着工人的必要劳动的那些使用价值的总额。这样，工人就要用他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货币——货币在这里的交易中只表现为流通手段——从资本家那里买回一个相应部分即代表工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资本家A的这部分产品的价格对工人和对其他任何交换者来说当然都是一样的。从工人向资本家购买的时候起，工人作为工人的独特性质就消失了；在他的货币上，他借以取得货币的那种关系和活动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工人在流通中单纯作为货币同资本家相对立，资本家则作为商品同工人相对立；工人作为商品价格的实现者同资本家相对立，因而价格对工人来说，就像对其他任何一个代表货币的人即买者一样，是事先确定的。

　　好了。可是在工人所购买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包含着利润，这是落入资本手中的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表现为20塔勒＝产品的一定部分，而利润为10%，那么资本家就会把商品按22塔勒卖给工人。

　　蒲鲁东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即总产品中体现工人的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我们接着就会谈到蒲鲁东的另一个结论，即认为这样一来资本就不能进行十足的交换，因此就会产生生产过剩。）为了使问题更清楚些，我们假定工人的20塔勒[工资]＝4舍费耳谷物。根据蒲鲁东的看法，如果20塔勒是4舍费耳谷物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而资本家把4舍费耳卖22塔勒，那么工人就不能买回4舍费耳，而只能买回3 ⁷/₁₁ 舍费耳。换句话说，蒲鲁东认为，货币交易把这里的关系歪曲了。20塔勒是必要劳动的价格＝4舍费耳，资本家把这个价格给了工人。可是当工人要用20塔勒取得这4舍费耳时，工人得到的却只有3 ⁷/₁₁舍费耳。既然工人因此得不到必要工资，他就根本不能生活。这样一来，蒲鲁东先生所证明的东西就太多了。

　　〔资本力图骗取必要劳动，并把工资压低到由身体决定的标准和由一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标准之下，这在实践中既是一般趋势，也有像在实物工资制下那样的直接抬高价格的做法。这些不属于这里的考察范围。我们这里必须到处假定，支付的是经济上公平的工资，即由经济学上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工资。在这里，矛盾应该产生于一般关系本身，而不是产生于个别资本家的欺骗行为。至于这一切在现实中如何进一步展开，则属于工资学说。〕

　　但是对不起，蒲鲁东先生的前提是错误的。如果5塔勒表现1舍费耳的价值，即对象化在1舍费耳中的劳动时间，如果4舍费耳表现必要工资，那么，资本家A就不是像蒲鲁东认为的那样按22塔勒而是按20塔勒售出这4舍费耳。事情是这样的：假定总产品（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是110塔勒＝22舍费耳；其中16舍费耳＝80塔勒，代表投在种子、机器等等上的资本；4舍费耳＝20塔勒，代表必要劳动时间；2舍费耳＝10塔勒，代表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把每舍费耳按5塔勒出售，即按每舍费耳的必要价值出售，然而他却从每舍费耳中赚得10%利润，或者说 ¹/₂ 塔勒＝15银格罗申。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因为资本家出售的全部谷物是22×5塔勒，而不是20×5塔勒。我们这里可以假设资本家为多生产2舍费耳谷物所需要的投资等于0，因为这2舍费耳可以完全归结为剩余劳动：更精细的耕作、除草、施用几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粪肥等等。

　　[IV—28]这剩余的2舍费耳所包含的价值，没有花费资本家什么代价，因而是他的各项支出之外的剩余。资本家把22舍费耳中的20舍费耳按资本家已经为它们花费的数额即100塔勒售出，把资本家没有花费代价的2舍费耳——但其价值等于其中包含的劳动——按10塔勒售出，这种情况对资本家来说，就如同他在出售全部20舍费耳时在每舍费耳上比他花费的数额多卖15银格罗申是一样的（多卖 ¹/₂ 塔勒，或5塔勒的 10%＝ ⁵/₁₀ ）。这样一来，虽然资本家在卖给工人的4舍费耳中赚到2塔勒，工人仍然按照必要价值得到每1舍费耳。资本家所以在这4舍费耳上赚到2塔勒，只是因为除了这4舍费耳之外，他还按同一价格再出售18舍费耳。如果他只出售16舍费耳，他就什么也赚不到，因为那样他总共才卖得5×20，即等于他的投资100塔勒。

　　在加工工业中实际上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无须增加资本支出就可以出售[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这里无须增加原料和机器上的支出。假定同一产品由于单纯的手工劳动——假定所需要的源料和工具数量不变——而取得更完善的形式，取得更高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在产品上使用了更多的手工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通过产品量的增加而是通过产品质的提高而提高了。产品的交换价值——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直接随着这种劳动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出售产品时贵10%，那么支付给工人的是以货币表现出来的、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如果产品可以分开，工人就能够购买这个部分。因此，资本家得到利润并不是由于他在出售给工人的这个部分上加了价，而是由于他在出售全部产品时也出售了他没有支付过代价、因而恰好是代表剩余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产品。

　　产品作为价值总是可以分割的，而产品在实物形式上不一定要分割。在这里，利润的产生始终是由于；全部价值包含着一个资本家没有支付的部分，因而在整体的每一部分中都有一个相应部分的剩余劳动会得到[买者的]支付。上例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当资本家出售22舍费耳，也就是出售代表剩余劳动的2舍费耳时，这同他在每舍费耳上多卖 ¹/₁₀ 舍费耳，即得到 ¹/₁₀ 剩余价值，是完全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只表，如果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比例不变，那么，由于花费 ¹/₁₀ 剩余劳动时间，这只表的质量就会提高价值 ¹/₁₀ ，而这个提高的价值并没有花费资本家什么代价。

　　第三种情况，是加工工业中大多存在的情况（但在采掘工业中不是这样），即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原料（假定工具不变；即使假定工具数是可变的，问题也丝毫不会改变），这些原料中对象化着剩余劳动时间。

　　（其实，这个问题还不属于这里考察的范围，因为在这里同样可以假定或者必须假定，原料例如棉花也是由资本生产的，而剩余产品的生产在流通的任一点上必须归结为单纯的剩余劳动，或者不如说实际情况是这样：剩余产品的生产是以流通的所有点上都同时存在剩余劳动为前提。）

　　假定资本家纺掉25磅棉花，花费50塔勒，他为此需要的机器（我们假定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全部消耗掉）花费30塔勒，工资花费20塔勒，他用这些棉花纺出25磅纱，卖得110塔勒。在这种情况下，每磅纱卖 ⁴²/₅ 塔勒，即4塔勒12银格罗申。因此，如果工人愿意再购买纱，他可以得到 ⁴⁶/₁₁ 磅纱。如果工人是为自己劳动，他也会把每磅纱卖4塔勒12银格罗申，但没有获得任何利润——前提是他只完成必要劳动；不过他纺掉的棉花要少一些。

　　[IV—29]我们知道，一磅纱的价值完全是由其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量构成的。现在假定一磅纱的价值＝5塔勒。假定其中 ⁴/₅ 即4塔勒代表棉花、工具等等，那么1塔勒就代表借助于工具实现在棉纱中的劳动。如果工人靠纺纱生活，例如每月需要20塔勒，那么他就必须纺出20磅纱，因为他纺一磅纱挣1塔勒，而他必须挣20塔勒。如果工人自己拥有棉花、—工具等等，而且他是为自己劳动，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的雇主，那么他必须出售20磅纱，因为他在每磅纱上只能挣 ¹/₅ ，即1塔勒，而1×20＝20塔勒。如果工人为资本家劳动，那么纺掉20磅棉花的劳动只代表必要劳动；因为根据假定，在20磅纱即20×5＝100塔勒中，80塔勒只代表资本家买进的棉花和工具，而重新再生产出来的价值只代表必要劳动。

　　在20磅纱中，4磅＝20塔勒，代表必要劳动，16磅只代表资本的不变部分。16×5＝80塔勒。在这20磅纱以外，资本家让工人多纺的每磅纱中都包含士的剩余劳动，即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没有支付过代价而出售的对象化劳动。）如果资本家让工人多纺1磅纱，他就多得1塔勒，多纺10磅纱，他就多得10塔勒。在10磅纱即50塔勒中，资本家会得到用于补偿他的开支的40塔勒和剩余劳动10塔勒；换句话说，他会有8磅纱用于购买生产10磅纱的材料（机器和棉花），并且会有他没有花费代价的2磅纱或其价值。

　　如果我们现在把资本家的账目总计一下，就可以看到：

资本家的支出 | 剩余价值 | [产品价值]
[不变资本] | 工 资
80+40＝120塔勒 | 20塔勒 | 10塔勒 |
（原料、工具等） |  |  |
120塔勒 | 20塔勒 | 10塔勒 | 150塔勒

　　资本家总共生产30磅纱（30×5＝150塔勒）；每磅卖5塔勒，这是每磅纱的准确的价值，也就是说，这是完全由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来决定的，而且纱的价值就是从这种劳动得来的。这30磅纱中，24磅代表不变资本，4磅用于工资，2磅构成剩余价值。如果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按他的总支出140塔勒（或28磅纱）来计算这个剩余价值，那么它就是 ¹/₁₄ ＝ ⁷¹/₇ %（虽然在这个例子中，按[必要]劳动来计算剩余价值是50%）。

　　[IV—30]假设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以致资本家在劳动上的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能够纺出40磅纱。根据我们的假定，资本家将按照实际价值出售这40磅纱，即每磅卖5塔勒，其中4塔勒代表对象化在棉花等等中的劳动，1塔勒代表新加劳动。这样，资本家将按每磅5塔勒出售这40磅纱，共卖得40×5即200塔勒；这40磅纱中有20磅用于必要劳动，等于100塔勒。余下100塔勒。资本家在前20磅纱上没有赚到分文；在余下的100塔勒中，⁴/₅ 即4×20，亦即80塔勒是材料等等的费用。还剩下20塔勒。

　　资本家支出200塔勒赚得20塔勒，或10%。10%是与总支出相比的结果，而事实上资本家这20塔勒是从第二个100塔勒或第二个20磅纱得来的，资本家对对象化在这20磅纱中的劳动没有支付报酬。

　　现在我们假定，资本家能够纺出多一倍的纱，即80磅，他卖得400塔勒。其中20磅纱或100塔勒用于必要劳动。余下300塔勒，其中 ⁴/₅ 即240塔勒用于材料等等。还剩下60塔勒。60塔勒利润同400塔勒相比，等7：6比40，等于15%。事实上，在前例中资本家的支出只有180塔勒，他靠这笔支出赚得20塔勒，或11 ¹/₉ %。

　　支出中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利润就越大，虽然利润同实际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关系不是一目了然的。例如，资本家为了赚得10%的利润，必须纺40磅纱；工人只要纺20磅纱就相当于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剩余价值为100%。这是我们的老规律。但这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在前面提到的生产40磅纱的例子中，每磅纱的实际价值是5塔勒，如果工人是一个自己经营的劳动者，他能够为自己预付费用，来使原料等等的价值增加，从而可以作为劳动者而生活，那么他也会像资本家一样把每磅纱按5塔勒出售。不过他将只生产20磅纱，而从出售这20磅纱所得的款项中，他会把 ⁴/₅ 用于购买新原料等等，把 ¹/₅ 用于生活。他从100塔勒中仅仅得到了自己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来源于他把每一磅纱卖得贵，——他是按照纱的准确的价值出售的，——而是来源于他高于他为每磅纱所花费的生产费用出售（并不是高于每磅纱本身的生产费用，因为其中的 ¹/₅ 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如果资本家低于5塔勒出售，他就是低于价值出售，买者就会白白地得到每磅纱中包含的、资本家的支出以外的 ¹/₅ 劳动。

　　但是，资本家是这样计算的：1磅纱的价值是5塔勒，40磅纱的价值是200塔勒；从中扣除180塔勒费用，余下20塔勒。资本家不把20算作[IV—31]第二个100塔勒的赢利，而是把它算作他的全部支出180塔勒的赢利。这样给资本家提供的利润就不是20%，而是11 ¹/₉ %。接下去资本家又计算：为了得到这样的利润，他必须出售40磅纱，按每磅5塔勒出售，40磅纱给他提供的不是 ¹/₅ 或20%利润，而是20塔勒平分到40磅纱上，即每磅纱上 ¹/₂ 塔勒。在资本家出售每磅纱的这种价格下，他每5塔勒赚 ¹/₂ 塔勒，或者说，每10塔勒赚1塔勒，从出售价格赚取10%。

　　[总产品的]价格决定于单位产品（1磅）的价格乘以所出售的单位数目，在这里就是1磅的价格5塔勒×40。这种价格规定从资本家钱袋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而在理论上却会引人误入歧途，因为在这里好像是在每一磅纱的实际价值上都进行了加价，而每一磅纱中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却看不见了。用单位（尺度）（磅、码、英担等等）使用价值的价值乘以生产出来的这些单位的数目来决定价格，这一点以后在价格理论中是很重要的。例如，由此可以看到，单位产品价格的降低和这些单位数量的增加——这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表明：利润同[必要]劳动相比提高了，或者说，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减少了——而不是像巴师夏先生¹⁹⁶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与此相反。

　　例如，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的纱的磅数比原来多一倍，——在这里假定，例如1磅纱不管所花费的是多少，它对工人的用处完全一样，而且工人的生活只需要纱、衣服，——那么，由劳动追加在20磅纱上的价值就不再是 ¹/₅ ，而只有 ¹/₁₀ ，²¹⁵因为工人只用 ¹/₂ 的时间就可以把20磅棉花变成纱。因此，在原料所花费的80塔勒上追加的，就不再是20塔勒，而只是10塔勒。20磅纱就值90塔勒，1磅纱就值 ⁹/₂₀ 即 ⁴⁹/₂₀ 塔勒。²¹⁶

　　但是，如果总劳动时间不变，那么劳动就不是把40磅棉花而是把80磅棉花变成纱。80磅纱，每磅4 ⁹/₂₀ 塔勒，共值356塔勒。

　　资本家的计算会像下面这样：

　　总收入356塔勒，支付劳动的报酬用去90塔勒，余下266塔勒。从中扣除支出 2394 ¹⁷/₈₉ 塔勒。余下26 ⁷²/₈₉ 塔勒。这样一来，资本家的利润就不是20而是26 ⁷²/₈₉ 塔勒。假定是27，即比原来略多一点（多 ¹⁷/₈₉ ）。资本家的总支出是330塔勒；[利润率]12%强，他在每一磅纱上获得的利润少了。

　　资本家从单位（尺度）（磅、码、夸特等等）使用价值的价值中得到的利润，随着活劳动（新加劳动）对原料等等的比例的减少而减少；换句话说，为了使原料具有单位的形式（一码毛织品等等）而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资本家从单位使用价值的价值中得到的利润就越少。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这种减少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一回事，所以包含着剩余劳动时间的这些单位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也就是说，资本家没有偿付的劳动时间增加了。²¹⁷

　　其次，从上述情况还可以看到，价格可以降到价值以下，而资本仍然可以得到利润；为此资本家只需出售这样一个数量的产品，这个数量乘以单位产品的价格，要超过产品数量乘以单位产品[的费用]即由劳动的必要价格[和不变资本]构成[的费用]。如果[剩余]劳动同原料等费用的比例是 ¹/₅ ，那么，例如资本家就可以只[IV—32]高于[他的费用的]不变价值的 ¹/₁₀ 出售商品，因为剩余劳动不花费他什么。在这种场合，资本家把剩余劳动[的一半即] ¹/₁₀ 赠送给消费者，他为自己只增加价值 ¹/₁₀ 。这一点在考察竞争时很重要，可是恰恰被李嘉图忽略了。

　　价格规定以价值规定为基础；但是加进了新的要素。价格最初不过表现为，它是以货币表现的价值，后来取得了进一步的规定，它本身表现为特殊的量。如果5塔勒是1磅纱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5塔勒包含的劳动时间和1磅纱包含的一样多，那么不管被评价的纱的磅数变为4倍或400万倍，都丝毫不会改变这种价值规定。磅数多少这个要素，由于它以另一种形式表示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因而对于价格规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⁴⁰等问题上，这种情况已经变得通俗易懂了。

　　从以上的说明还可以看到：

　　如果工人只从事必要劳动，那么他就只会纺出20磅纱，每月只会利用价值80塔勒的原料、机器等等。而资本家除了工人的再生产即自我保存所必需的原料、机器等等之外，还必然要在原料上（和机器上，尽管比例不同）投资，以便使剩余劳动对象化。（在农业，渔业中，总之，在采掘业中，这种投资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它们大规模经营，也就是以工业方式经营的一切场合，这种投资就是必要的；不过在这种场合，投资不是表现为在原料本身上的追加支出，而是表现为在获取原料所必需的工具上的追加支出。）这些追加支出，即为剩余劳动提供材料，为剩余劳动的实现提供物质要素，实际上就是资本特有的、所谓预先的积累，资本特有的储备的积累（我们暂时还这样说）。因为，正如我们以后还会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把活劳动的物质条件必须已经存在——不管这些条件是自然提供的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情况看作是资本特有的情况，那是荒谬的。资本所作的这些特殊的预付只是表示：资本借助新的活的剩余劳动，来使对象化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产品增殖价值，而不是像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祭司贵族那样，用来（花费来）修建金字塔等等。

　　在价格规定中（在利润上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情况）还要加进欺诈，互相欺骗。一个资本家在交换中能够赚得的，就是另一个资本家失掉的，不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资本——在彼此之间所分配的只能是剩余价值。但是，[交换的]比例为个人的骗术等等开辟了活动场所（撇开需求和供给不谈），这种骗术同价值规定本身毫无关系。

　　因此，价值规定同蒲鲁东先生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发现毫不相干。这种发现的基础是，他（蒲鲁东）既丝毫不懂价值规定，也丝毫不懂价格规定。但是，即使撇开这一切不谈，蒲鲁东关于由此会导致生产过剩的这种抽象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在奴隶制关系下，奴隶主并没有因劳动者不是作为消费者同他们竞争而感到任何麻烦。（不过，在古代各民族那里出现的奢侈品生产，是奴隶制关系的必然结果。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

　　资本作为产品离开生产过程以后，必须重新转化为货币。货币在此之前只是表现为已经实现的商品等等，现在则表现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或者说，已实现成货币的资本。这就是货币的（同样也是资本的）一种新的规定。从以上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到，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量，同实现资本即增殖价值的困难毫无关系。

　　[IV—33]假定在上例中资本家每磅纱卖5塔勒，全部40磅纱都按每磅5塔勒出售，也就是说，每磅纱都按它的实际价值出售，因而在每5塔勒（出售价格）上赚得 ¹/₂ 塔勒，同出售价格相比赚得10%，或者说，在他的每4 ¹/₂ 塔勒的支出上赚得 ¹/₂ 塔勒，也就是说，同他的支出相比赚得11 ¹/₉ %，——假定这个资本家现在只按10%的利润出售，也就是说，在他的每4 ¹/₂ 塔勒支出上只得到 ⁹/₂₀ 塔勒的利润（这同资本家过去在他的每4 ¹/₂ 专塔勒上得到的 ¹/₂ 塔勒相差¹/₂₀ 塔勒，这个差额恰好是1 ¹/₉ %）。

　　因此，假定资本家现在每磅纱卖4 ¹/₂ 塔勒+⁹/₂₀ 塔勒，即4 ¹⁹/₂₀ 塔勒，或者说，40磅纱卖198塔勒。现在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假定同他进行交换的那个资本家，即他卖给40磅纱的那个资本家，是一个银矿主，即银生产者，这个银生产者只支付给他198塔勒，也就是说，银生产者少支付给他2塔勒对象化在银中的劳动而换到了对象化在40磅棉纱中的劳动。假定这个资本家B的支出中的比例等等和纱生产者[A]完全一样。如果资本家B得到的利润也不是11 ¹/₉ %，而只是10%，那么他为自己的200塔勒银就不能要求40磅纱，而只能要求39 ³/₅ 磅纱。可见，两个资本家不可能彼此同时都贱卖1 ¹/₉ %，也就是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同一时间内，一个资本家为198塔勒银提供40磅纱，而另一个资本家为39 ³/₅ 磅纱提供200塔勒银。根据这种假定，资本家B就会在购买40磅纱时少支付1 ¹/₉ %，也就是说，他除了一笔不是从交换中取得而只是在交换中实现的利润11 ¹/₉ %以外，又由于另一个资本家受到损失而多赚得1 ¹/₉ %，或者，他总共会赚得12 ²/₉ %。资本家B在他自己的工人身上，即在他自己的资本推动的劳动上，榨取到11 ¹/₉ %；其余的1 ¹/₉ %《是资本家A的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由资本家B占有了。

　　因此，由于竞争等等迫使资本家低于价值出售，也就是说，迫使资本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买者实现一部分剩余劳动，一般利润率⁽⁵⁸⁾可能在这一或那一生产部门下降。但是一般[利润]率不会因此下降，只有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减少时它才会下降，而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已经很大时才会发生，或者换一种说法，当资本推动的活劳动所占的比例很小时，也就是说，当资本中同活劳动交换的部分与同机器和原料交换的部分相比很小时才会发生。那时，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会增加，一般利润率却会下降。

　　这样，我们已谈到另外一点。一般利润率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高，那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低；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相应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一个资本家手中转到另一个资本家手中。例如，如果在5个生产部门中利润率分别为：a b c d e 15，12，10，8，5%，那么，平均率就是10%；但是，要使这种率实际亡能够存在，资本家A和B就必须把7%交给D和E，即2%交给D，5%交给E，而C一切照旧。

　　同量资本100不可能有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剩余劳动的比例随着劳动生产率，随着原料、机器和工资之间的比例以及随着一般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规模不同而极不相同。但是，如果假定生产部门e（例如面包业）是必要的，那么这个部门的资本家就必须得到平均的率10%。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a和b把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让给e时才有可能。资本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分配总剩余价值的：总剩余价值大致下是按照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资本的量均衡地进行分配，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资本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分配。较高的利润——来源于某个生产部门内的实际剩余劳动，来源于该部门中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竞争会降低到这个水平，而另一生产部门的较低的剩余价值，由于该部门的资本被抽出并由此而形成有利的供求关系，就会提高到这个水平。竞争不能降低这个水平本身，它只是具有形成这个水平的趋势。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属于竞争篇的范围。

　　这种情况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价格关系实现的，在一些部门中价格降低到价值以下，在另—些部门中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由此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同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会创造出同样多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

　　[IV—34]上例中假定，资本家A比如说在竞争的压力下被迫按10%而不是按11 ¹/₉ %的利润出售纱，因此他每磅纱贱卖 ¹/₂₀ 塔勒，同时假定工人仍旧以货币形式得到自己的必要工资20塔勒；但是，工人以纱的形式得到的不是4磅纱而是 ⁴⁴/₉₉ 嘉磅纱。如果用纱向工人支付工资，工人就会在他的必要工资以外多得 ⁴/₂₀ 塔勒²¹⁸，即 ¹/₅ 塔勒或6银格罗申，这也就是他的必要工资的1%。如果工人在某一生产部门就业，而这个部门的产品完全不属于工人的消费范围之内，那么工人就不会由于这类事情而得到分文的好处，对于工人来说情况就会是这样：他不是直接地为资本家A，而是间接地，即通过资本家A作中介，为资本家B完成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在资本家A把对象化在自己产品中的一部分劳动白白转让出去的情况下，工人只有本身成为这个资本家的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只有在他是这种消费者的限度内，他才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如果纱的消费占工人支出的 ¹/₁₀ ，工人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利益就是 ¹/₅₀ 塔勒（[工人从资本象减价的]2塔勒中得到 ²/₁₀₀ 塔勒，1塔勒中得到 ¹/₁₀₀ ，也就是从这2勒中得到1%的好处）；这就是说，工人赚到他的全部工资20塔勒的 ¹/₁₀ %，或者说，7 ¹/₅ 分尼⁽⁵⁹⁾。这7 ¹/₅ 分尼是工人从他自己的剩余劳动20塔勒中获得的份额。工人由于他本人所在的生产部门的价格降低到必要价值以下所得到的追加工资，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比例。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即在工人只靠纱就能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情况下，[工资提高的]界限（在上例中）是6银格罗申，或工资的1%；也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人的追加工资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同之比。在生产真正的奢侈品的部门里，工人自身被排除在这些产品的消费之外，这种追加工资就永远＝0。

　　现在假定资本家A、B、C彼此进行交换，他们每人的总产品都等于200塔勒。A生产纱，B生产谷物，C生产银；在所有这三个资本家那里，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以及支出和利润之比，完全一样。A不是按200而是按198塔勒出售40磅纱，因此损失1 ¹/₉ %的利润；同样，B也不是按200而是按198塔勒出售自己的比如说40蒲式耳谷物；但是C却全部交换了自己的对象化在200塔勒银中的劳动。A和B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双方的每一方都全部同对方交换，那就谁也不受损失。A得到40蒲式耳谷物，B得到40磅纱，但是他们每人都只得到198塔勒价值。C用198塔勒得到40磅纱或40蒲式耳谷物，在两种情况下他都少支付2塔勒，也就是多得到 ²/₅ 磅纱或 ²/₅ 蒲式耳谷物。

　　但假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A向银生产者C按200塔勒出售40磅纱，而银生产者不得不向谷物生产者B支付202塔勒，也就是说，B高于谷物价值多得2塔勒。在A的纱和c的银的相互关系中，一切都正常；两种商品都按价值互相交换。但由于B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40磅纱和200塔勒银[中所得到的利润]，用谷物来表现，就降低1 ¹/₉ %；换句话说，两个资本家实际上已经不能用200塔勒买到40蒲式耳谷物，而只能买到39 ⁶¹/₁₀₀ 蒲式耳了。39 ⁶¹/₁₀₀ 蒲式耳小麦就值200塔勒，也就是说，1蒲式耳就不是值5塔勒，而是值5 ¹/₂₀ 塔勒，或5塔勒1 ¹/₂ 银格罗申。

　　现在假定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的消费中 ¹/₂ 是小麦；假定纱的消费占工人的收入的 ¹/₁₀ ，小麦的消费占 ⁵/₁₀。由于占工人消费的 ¹/₁₀ 的纱减价，工人赚到他的全部工资的 ¹/₁₀ %工人在小麦上损失他的工资的 ⁵/₁₀ %。因此总起来说，1人没有得到利益，而是损失了自己工资的 ⁴/₁₀ 。即使资本家用货币向上人支付了他的必要劳动，由于谷物生产者B提高了价格，工人的工资仍然会降到必要工资以下。如果谷物的这种高价格持续下去，那么工人的必要工资就必须提高。

　　由此可见，如果资本家A[按降低的价格]出售纱，是由于谷物或者在工人消费中占最主要部分的其他使用价值的价格提高到它们的价值以上，那么，资本家A的工人所消费的变贵的产品同他所消费的由他自己生产的较便宜的产品相比越多，他的损失就越大。但是，如果资本家A高于纱的价值1 ¹/₉ %出售纱，而资本家B低于谷物的价值1 ¹/₉ %出售谷物，那么，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假定他所消费的仅仅是谷物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利益也不会超过6银格罗申，或者，既然我们假定工人只把自己工资的一半花在谷物上，那他得到的利益就只是3银格罗申，即[IV—35]他的20塔勒工资的 ¹/₂ %。

　　因此，对工人来说共有三种情况可能发生：[第一，]工人在这件事情中所得到的利益或受到的损失都＝0；[第二，]这件事情会降低工人的必要工资，以致工资变得不足，也就是说，工资降到必要的最低水平以下；第三，这件事情会给工人提供一定的追加工资，这是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中的一个极其微小的份额。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必要劳动对其他生产条件的比例为 ¹/₄ （在总支出100中占20），也就是说，如果必要劳动等于产品总价值的20%（在20磅纱中占4磅纱）（或者说，在100塔勒中80塔勒用于原料和工具，20塔勒用于劳动），而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等于100%（也就是说，两者的量相等）.那么，资本家就会从他的支出中赚得11 ¹/₉ %。²¹⁹

　　如果资本家只得到10%的利润，而把1 ¹/₉ %或[20塔勒中的]2塔勒赠送给消费者（把这部分剩余价值转让给消费者），那么，工人如果是消费者，他就也会获得利益，而且在最好的（不可能有的）情况下，如果工人只靠他的主人的产品维持生活，就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家损失1 ¹/₉ %，即2塔勒；工人获得的利益为20塔勒工资的1%，即6银格罗申（或者说在20塔勒工资以外多得 ¹/₅ 塔勒）。

　　现在假定资本家每磅纱小是卖5塔勒，而是卖4 ¹⁵/₂₀ (4 ³/₄ 3）塔勒；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会在每磅纱上获得 ⁵/₃₀塔勒的利益，而在4磅纱²²⁰上获得 ²⁰/₂₀勒的利益，即1塔勒。1塔勒同他的20塔勒工资相比是 ¹/₂₀ ，即5%。资本家按每磅纱 4 ¹⁵/₂₀塔勒出售40磅纱，得 ⁹⁵/₂₀ 塔勒×40，即190塔勒。他的支出是180塔勒，他的利润等于10塔勒，或者说5 ⁵/₉ %。他的损失[或]负收益等于5 ⁵/₉ %，或者说10塔勒。

　　如果资本家每磅纱按4 ¹²/₂₀ 塔勒出售，那么工人就会在每磅纱上获得 ⁸/₂₀ 塔勒的利益，也就是说，在4磅纱上获得 ³²/₂₀ 塔勒的利益，也就是1 ¹²/₂₀塔勒.或者说 1 ³/₅塔勒，即8%（1塔勒18银格罗申），占他的全部工资的8 ⁸/₉ %即16塔勒。而资本家在这个场合会从全部剩余价值中损失16塔勒，也就是说，他的全部进款就只有184塔勒；这就等于从180塔勒支出中得到4塔勒利润，即占180的 ¹/₄₅ ，或者2 ²/₉ %；因此，资本家就损失了8 ⁸/₉ %。

　　最后，假定资本家每磅纱卖4 ¹/₂ 塔勒；40磅纱卖得180塔勒，他的利润就等于零，他的损失就等于11 ¹/₉ %。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当作礼物送给了消费者，因此工人就会在每磅纱上获得 ¹/₂ 塔勒的利益，[在构成工人工资的4磅纱上]获得 ⁴/₂ ，即2塔勒；换句话说，工人在他的20塔勒工资以外多得2塔勒，即10%（仍然小于 ¹/₂ 磅纱）。

　　[IV—36]相反，如果资本家例如由于他的生产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而将工资提高10%，从20塔勒提高到22塔勒，——而他仍然按照每磅纱的价值即按5塔勒出售，——那么，资本家的利润在这个场合就只减少了2塔勒，从20塔勒减少到18塔勒，即减少了1 ¹/₉ %，而利润仍然是10%²²¹。

　　由此可以看到，即使资本家根据蒲鲁东先生的意见按他自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费用出售他的商品，他的全部利润＝0，那么，这也只不过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时间从资本家A手中转到资本家B、C、D等人手中；就他的工人来说，在最好的情况下，得到的利益，即工人在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中得到的份额，只限于工人消费在变便宜的商品上的那一部分工资；而且，即使工人把他的全部工资花在这种商品上，他得到的利益也不会大于必要劳动对总产品之比（在上例中是20∶200，即 ¹/₁₀ ，而20塔勒的 ¹/₁₀ ，即2塔勒）。

　　对其他工人来说，情况也完全一样；他们在变便宜的商品上获得的利益只能同（1）他们所消费的这种商品的量成比例，（2）同他们的由必要劳动所决定的工资额成比例。如果这种变便宜的商品例如是谷物——生活必需品之一，那么，首先是谷物生产者即农场主，接着是其他所有的资本家，都会发现：工人的必要工资已经不再是必要工资了，已经超过了必要工资的水平了；也就是说，必要工资降低了；从而，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资本a、b、c等的剩余价值会增加，只不过是这些资本所雇用的工人的剩余劳动会增加。

　　假定有5个资本家A、B、C、D和E。假定E生产一种只由工人消费的商品。在这种场合，E只能通过把自己的商品同工资相交换而实现自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同其他任何利润一样，不是来源于他的商品同工人的货币的交换，而是来源于他的资本同活劳动的交换。假定在所有5个生产部门中，必要劳动占[产品价值的] ¹/₅ ，剩余劳动占 ¹/₅ ，而不变资本占 ³/₅ 。资本家E用他产品[的 ⁴/₅ ]同资本a的 ¹/₅ 、资本b的 ¹/₅ 、资本c的 ¹/₅ 和资本d的 ¹/₅ 相交换，而 ¹/₅ 则构成他自己的工人的工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从这个最后的 ¹/₅ 部分没有得到任何利润，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利润并不是来源于他把他的资本的 ¹/₅ 部分以货币形式付给工人，而工人又从他那里以产品形式买回同一个 ¹/₅ 部分，——他的利润不是来源于同作为消费者或作为流通中心的工人相交换。资本家E同作为他的产品的消费者的他的工人之间的全部交易的基础，是他以货币形式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付给工人，而工人为了获得同一相应部分的产品又把那些货币还给他。资本家E同资本家A、B，C、D的工人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而是商品同货币的关系，卖者同买者的关系。

　　根据假定，A、B、C、D的工人不消费自己的产品。当然，E换进A.B.C和D的产品各 ¹/₅ ，也就是换进的他们的产品共为 ⁴/₅ ；但是，这种交换只是A、B、C和D付给他们自己工人的工资的间接形式。他们每个人付给工人的货币相当于自己产品价值的 ¹/₅ ，换句话说，他们用自己产品的 ¹/₅ 支付必要劳动，而工人则用这 ¹/₅ ，即用共为 ⁴/₅ 的这些资本家的产品或资本的价值去购买E的商品。因此，同E进行的这种交换，只不过是A、B、C和D所预付的资本中代表必要劳动即作为他们的资本的扣除的那一部分的间接形式。可见，他们由此不能得到利润。利润来源于a、b、c、d各资本的其余 ⁴/₅ 的实现，而这种实现恰恰在于每一个资本家通过交换在另一种形式上收回对象化在他的产品中的劳动。因为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分工，所以 ³/₅ 补偿每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即原料和工具。他们的利润，即剩余劳动时间的实现，剩余劳动时间之实现为剩余价值，就在于最后的 ¹/₅ 的互相实现。

　　资本a、b、c、d没有必要彼此全部交换那 ⁴/₅ ，因为它们作为资本家同时又是大消费者，绝对不能只靠空气生活。但是，因为它们作为资本家又不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所以它们只能交换或者消费他人劳动的产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的消费，恰恰要把 ¹/₅ ，即把代表剩余劳动时间，代表由于资本而创造出来的劳动的那 ¹/₅ 拿去交换。假定每一个资本家以他[IV—37]自己的产品的形式消费掉这个 ¹/₅ 部分的 ¹/₅ ，即1 ¹/₂₅ ，那么，还剩下 ⁴/₂₅可以用于交换，或者是把它们用于价值增殖，或者是把它们转化为使用价值供自己消费。假定A用 ²/₂₅同B交换，¹/₂₅同C交换， ¹/₂₅ 同E交换，而B.C.E也这样做。

　　上面我们所假定的情况，即资本E在同工资的交换中全部实现自己的利润，是最有利的一种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表现了唯一正确的比例，按照这种比例资本才有可能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在交换中实现他的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但是在这种场合，资本a、b、c、d只有通过互相交换，即通过各个资本家本身之间的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产品价值。资本家E不消费自己的商品，因为他把其中的 ¹/₅ 付给了自己的工人， ¹/₅ 同资本a的 ¹/₅ 相交换， ¹/₅ 同资本b的 ¹/₅ 相交换， ¹/₅ 同资本c的 ¹/₅ 相交换。 ¹/₅ 同资本d的 ¹/₅ 相交换。A、B、C、D从这种交换中得不到任何利润，因为所交换的是他们各自付给自己工人的 ¹/₅ 。

　　根据我们已经假定的比例，即产品价值的 ²/₅ 是原料， ¹/₅ 是机器， ¹/₅ 是工人的生活资料， ¹/₅ 是剩余产品（资本家先生们用它们来维持生活和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那么、在A、B、C、D、E每个人的总产品都等于100塔勒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生产者E为工人生产必要的生活资料，两个资本家A和B为所有的资本家生产各种原料，一个资本家C生产机器，一个资本家D准备剩余产品。

　　计算如下（机器生产者等等都必须各自为他们本身生产一部分商品）：

| 付给劳动 | 原料 | 机器 | 剩余 |  |
| 的报酬 |  |  | 产品 |  |
（A）原料的生产者……………… | 20 | 40 | 20 | 20 | 100 | 2 ¹∕₂
（B）原料的生产者……………… | 20 | 40 | 20 | 20 | 100 | 2 ¹∕₂
（C）机器的生产者……………… | 20 | 40 | 20 | 20 | 100 | 2 ¹∕₂
（E）工人的必要生活 |  |  |  |  |  |
　　　资料的生产者 …………… | 20 | 40 | 20 | 20 | 100 | 2 ¹∕₂
（D）剩余产品的生产 | 20 | 40 | 20 | 20 | 100 |
　　　者 ………………………… | 10 | 20 | 10 | 10 | 50 |

　　因此，E把他的等于100塔勒的全部产品同下列各类工人的工资相交换：他自己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原料生产者A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原料生产者B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机器生产者C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剩余产品生产者D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E从他所得的进款中用40塔勒同原料交换，20塔勒同机器交换，20塔勒为自己的工人购买必要生活资料，这笔钱又回到自己手中，20塔勒留给自己购买维持自身生活的剩余产品。其他资本家都按同样的比例交换自己的产品。构成他们的剩余价值的是他们的产品价值的 ¹/₅ ，即20塔勒，他们都可以用它来交换剩余产品。如果他们消费掉了自己的全部剩余产品，他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的情况就会像在开始时一样，他们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就好像没有生长出来。

　　现在假定资本家只消费掉10塔勒，或者说产品价值的 ¹/₁₀ ，即消费掉一半剩余价值。在这种场合，剩余产品的生产者D自己会少消费10塔勒，其余每一个资本家同样也会少消费10塔勒。这样合计起来，资本家D就只能卖掉他的一半商品，即只得到50塔勒，因而不能重新开始他的营业。

　　因此，假定资本家D只生产50塔勒的消费品。于是，在以原料、机器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400塔勒之外，就只有50塔勒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品。但是，现在每一个资本家手里有10塔勒余额，其中4塔勒可以用于原料，2塔勒用于机器，2塔勒用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资本家从这些塔勒中应当得到2塔勒的利润（就像以前他用80塔勒变成100一样）。D从他支出的40塔勒中得到10塔勒利润，因此他可以[同其他资本家一样]按同一比例增加生产上的支出，即增加5塔勒的支出。D在下一年会多生产出7 ¹/₂ 塔勒，也就是说，生产出57 ¹/₂ 塔勒。

　　[IV—38]这个例子在以后可能要详细地谈到，也可能不再谈到。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剩余价值在这里是在各资本家彼此之间进行的交换中实现的，因为E尽管只为工人的消费而生产，但他仍是以工资形式交换A的 ¹/₅ ，B的 ¹/₅ ，C的 ¹/₅ ，D的 ¹/₅ 。A、B、C、D同样要和E进行交换，不是直接交换，而是间接交换，他们每个人都需要从E那里得到 ¹/₅ 作为自己工人的消费品。在这里，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每一个资本家用他自己的产品同其他四个资本家的产品的相应部分相交换，而且，一部分剩余产品被用于资本家的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剩余资本，以便推动新的劳动。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更大的价值增殖的现实可能性，即生产新的和更大的价值的现实可能性。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D和E（其中E代表工人消费的全部商品，D代表资本家消费的全部商品）会生产过多，也就是说，同用于工人的资本部分所占份额相比生产过多，或同用于资本家消费的资本部分所占份额相比生产过多〔同他们的资本必须增长的比例相比生产过多；而这种比例在以后将以利息为最低界限〕，——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

　　换句话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因为这种发展决定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产品在分割为与原料、机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相应的各个部分时，以及最后剩余劳动本身分割为一个用于消费的部分和另一个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时，都有固定的比例。资本的这种内部的概念上的分割，在交换中则表现为各资本彼此按照一定的和限定的比例进行交换——虽然这种比例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例如，假定[产品价值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原料占 ²/₅ 、机器占 ¹/₅ 、工资占 ¹/₅ 、剩余产品占 ¹/₅ ，而剩余产品又分开，重新用于消费的占 ¹/₁₀ ，用于新生产的占 ¹/₁₀ ，那么，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在交换中就表现为例如五个资本之间的分配。无论如何，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既规定了可以进行交换的数额，也规定了这些资本中每一个资本进行交换和生产所必须保持的比例。例如，如果必要劳动对资本不变部分的比例像上例中那样是 ¹/₅ : ³/₅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用于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的资本总共不能超过五个资本的 ¹/₅ + ¹/₁₀ ，如果每个资本为1，那它就＝1 ¹/₂ 个资本。

　　同样，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还规定了每个资本同代表它本身的某个特定要素的另一个资本相交换时所必须保持的比例。最后，还规定了每个资本都进行交换所必须保持的比例。

　　例如，如果原料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是 ²/₅ ，那么生产原料的各资本在最后总只能交换其产品的 ³/₅ ，而产品的 ²/₅ 则必须被看作是固定的（例如，农业中的种子等等）。交换本身使这些彼此在概念上得到规定的要素具有一种彼此毫不相干的存在；它们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它们的内在必然性会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因为危机会通过暴力结束它们彼此毫不相干的假象。

　　其次，生产力的革命会改变这些比例，会变更这些比例本身，这些比例的基础——从资本的观点来看，因而也是从通过交换实现剩余价值的观点来看——始终是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象化劳动的各种要素对活劳动的比例。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⁶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游离出来的资本以及游离出来的活的劳动能力可能不得不闲置起来，因为它们所占的比例不符合在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如果生产不顾这些变化而向前发展，那么最后，在交换中这一方或另一方就会出现亏损，出现负数。

　　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固定不变，这对交换，从而对生产来说始终是一种限制，因为这等于资本的价值增殖固定不变。第二种比例——剩余产品中资本消费的部分同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之间的比例——是由第一种比例决定的。首先，被分割为这两个部分的数额的大小取决于这个最初的比例；其次，如果说创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以创造剩余劳动为基础的，那么资本作为资本来增加（即积累，而如果没有积累，资本就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基础，因为那样资本[IV—39]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就不是进步的因素，而单纯由于人口增长等等，进步也是必需的）则取决于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新资本。如果剩余价值只是被消费掉，那么资本就好像没有增殖，没有作为资本即作为生产价值的价值被生产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价值200塔勒的40磅纱（因为其中包含着20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时间）换得[银生产者的产品]198塔勒，那么纱厂主不仅损失了1 ¹/₉ %的利润，而且他的产品也丧失价值了，产品是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出售的，尽管产品出售时的价格仍然能给纱厂主带来利润10%。另一方面，银生产者赚到了2塔勒，获得2塔勒游离出来的资本。但是，如果考察一下这两个资本的产品价值的总额，那么价值毕竟是丧失了，因为总额不是400塔勒，而是398塔勒。因为银生产者手中的200塔勒纱只值198塔勒；对他来说，这就等于他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尽管200塔勒的银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同以前一样多，但是其中2塔勒却可以从必要支出的项目转入剩余价值的项目，银生产者可以对必要劳动少支付2塔勒。

　　只有当银生产者能够把他用198塔勒买来的90磅纱仍按200塔勒转卖出去，情况才会不同。那时他就有了202塔勒；假定他把纱卖给了丝绸生产者，后者为蚰磅纱付给他价值200塔勒的丝绸。这样，90磅纱还是按其真正的价值出售了，不过不是直接由它的生产者自己，而是间接由它的买者出售的，因而总起来计算就是；三种产品相交换，每种产品都包含价值为20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因此，资本的价值总额就是600塔勒。假定A是纱生产者，B是银生产者，C是丝绸生产者；A得到198塔勒，B得到202塔勒（即在第一次交换中得到的2塔勒余额和200塔勒丝绸），C得到200塔勒，总额为600塔勒。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总价值还是那么多，只是价值发生了转移，B多得了A损失的那一部分价值。

　　如果纱生产者A只能售出180塔勒的产品（即他为生产这一产品花掉的费用），还有20塔勒的纱根本卖不出去，那么2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就丧失了价值。如果A把200塔勒的价值按180塔勒卖给银生产者B，结果也会是这样；既然A由于纱生产过剩而必须这样做，既然B也无法将40磅纱所包含的价值以高于180塔勒的价格脱手，那么[B]资本就有20塔勒游离出来。B手上就有了20塔勒的相对剩余价值，但是绝对价值的总额（在交换中可以实现的对象化劳动时间额）同以前一样是200塔勒，也就是说，B手上有价值180塔勒的40磅纱和20塔勒的游离出来的资本。这种情况对B来说就等于纱的生产费用降低了，也就是说，40磅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了20塔勒，或者说，如果一个工作日创造价值4塔勒，那么把x磅棉花变成40磅纱就必然少用5个工作日。因此，B就可以用对象化在银中的较少的劳动时间去交换对象化在纱中的劳动时间。但是，现有的价值总额却不是400塔勒，而是380塔勒。于是就出现了价值为20塔勒的普遍价值丧失，换句话说，总额为20塔勒的资本被消灭了。

　　因此发生了普遍价值丧失，尽管纱的价格下跌——纱生产者不是按200塔勒而是按180塔勒出售40磅纱——必然表现为银的价格上涨，表现为纱同银相比价格下跌，而普遍的价格下跌一般总是包含着货币的价格上涨，即用来评价其余一切商品的价值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因此，在危机中，——在普遍的价格下跌中，——到一定的时刻就会同时出现资本的普遍价值丧失或者说资本的消灭。价值丧失可以是普遍的，绝对的，而不像价格下降仅仅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不仅像价格那样表现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的关系，而且还表现商品的价格对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关系，或者说同质的对象化劳动的一个量对另一个量的关系。如果对象化劳动的这些量不相等，那么[一方]发生价值丧失，就不能被另一方的价格上涨所抵销，因为另一方表现着对象化劳动的固定的、不会由于交换而改变的量。在普遍的危机中，这种价值丧失将一直扩及到活的劳动能力本身。

　　按照[IV—40]上面所谈的，在危机中发生的价值和资本的消灭，是同生产力的普遍增长相一致的，或者说，是意义相同的；不过，这种增长不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真正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由于危机而引起的提高，不属于这里考察的范围），而是由于原料、机器、劳动能力的现有价值的降低。如棉纺织厂主在出售自己的产品（例如纱）时损失了资本，但他却按已经降低的价格买回了同样价值的棉花、劳动等等。对他来说，这就等于棉花、劳动等等的实际价值降低了，就是说，等于劳动、棉花等等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较便宜地生产出来。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突然的普遍增长同样能够导致一切现有的价值，即在生产力的较低发展阶段上的劳动所对象化的价值的相对丧失，因此现有的资本以及现有的劳动能力都会被消灭。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減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是一切的基础。（因此，情况决不像奥弗斯顿勋爵以一个真正高利贷者的身分所认为的那样：危机不过是给一些人带来巨额的利润，并给另一些人带来可怕的损失。）

　　交换不会改变价值增殖的内在条件，但是会把这些条件暴露在外部，赋予它们彼此独立的形式，从而使得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只作为内在必然性而存在，因此这种必然性会在危机中通过暴力在外部表现出来。可见，不论是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而丧失价值，还是扬弃这种价值丧失并造成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这两者都包含在资本的本质之中了。关于这一切实际发生时的运动，只有在考察了现实的资本即竞争等等之后，在考察了实际的现实条件之后，才能加以考察。它还不是属于这里考察的问题。另一方面，没有交换，就不存在资本本身的生产，因为没有交换就不存在价值增殖本身。如果没有交换，就只涉及已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计量等等，总之，只涉及使用价值。

　　资本通过生产过程（1）价值增殖了，即创造了新价值；（2）价值丧失了，即从货币的形式转变为某一特定的商品形式；而在生产过程之后，（3）当产品重新被投入流通，并作为W而同G相交换时，资本的价值增殖了，包含了它的新价值。我们现在考察的只是资本一般，在这个研究阶段上，这第三个过程的实际困难只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因而也作为可能性被扬弃。因此，产品现在假定又转化为货币了。

　　这样，资本现在又表现为货币，因此货币具有了已经实现的资本这种新规定，而不仅仅表现为商品的已经实现的价格。换句话说，在价格上已经得到实现的商品现在就是已经实现的资本。貨币的这种新规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作为货币的资本的这种新规定，我们以后再来考察。从货币的性质来看，在资本上——当资本转化为货币时——首先表现出来的，只是它所创造的新价值得到计量，也就是说，重复货币的第一种规定，即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尺度的规定；现在货币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尺度，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尺度。在货币形式上，这种价值增殖表现为用自身计量自身，表现为它自身具有自己的尺度。

　　资本最初是100塔勒，现在当它是110塔勒时，它的价值增殖的尺度表现在它自己的形式上，表现为从生产过程和交换中流回的资本（流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同原有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再表现为两种不同质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或者说必要劳动和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的关系。当资本表现为货币时，它也就表现为货币的第一种规定，即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但是，这种价值在这里却是资本本身的价值，或者说是资本自行增殖的尺度。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讨论（在研究利润时）。

　　货币的第二种形式是流通手段的形式，从这方面来看，资本的货币形式表现为一种仅仅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使资本再去进行交换，但不像作为一般流通手段的货币那样为了消费而同商品v使用价值）相交换，而是为了同特殊的使用价值相交换，即一方面同原料和工具相交换，另一方面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在这些使用价值的形式上资本能够作为资本重新开始它的流通。

　　[IV—41]资本在这一规定中是流动资本，这一点以后再谈。但是，资本作为流通手段规定上的货币，其结果是以已设定的资本为起点的生产行为的开始，这一点是我们在研究其他问题之前首先要在这里考察的。

　　（尽管在第一种规定上，即作为尺度的规定上，新价值表现为得到计量的东西，但差别只是形式上的：它不再是剩余劳动，而是货币，也就是对象化在一种特定商品中的剩余劳动。但是，这种新价值的质的本性也会发生某种变化，即尺度量本身也会发生某种变化，这要到以后才加以考察。

　　其次，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形式的消失也只是形式上的。货币形式只有在不仅完成了第一次循环，而且也完成了第二次循环之后，才成为本质的。这样一来，得出的结果首先只是，我们又站在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因此，我们也首先从这一点继续进行考察。）

　　货币的第三种形式，即货币作为独立的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价值，这就是资本，它不是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出来之后又进入交换，以便成为货币，而是这样的资本，它在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的价值形式上成为商品，进入流通。（资本和利息。）这第三种形式是以前面两种形式的资本为前提的，并同时构成资本向各特殊资本，向各现实资本的过渡；因为现在，在这最后一种形式中，资本按其本身的概念来说已经分为两种独立存在的资本。有了这二种也就会有多种。这种发展的进程就是如此。

　　〔在转入下文以前，必须做如下说明。尽管与各特殊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1）仅仅表现为一种抽象；不过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而且这种抽象内部的种种差别也是表明每一种资本特性的一些抽象特殊性，每一种资本就是这些抽象特殊性的肯定或否定（例如，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

　　（2）但是，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一点虽然普通的烃济学并不理解，但已承认，而且构成它关于[利润]平均化等等学说的极其重要的要素。例如，这种一般形式上的资本，尽管也属于单个的资本家所有，但在它作为资本的基本形式上形成在银行中进行积累或通过银行进行分配的资本，形成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令人惊异地按照生产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本。²²²这种资本同样会通过借贷等等在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平均水平。因此，举例来说，如果资本一般的一个规律是，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它必须二重地存在，并且必须在这种二重的形式上二重地增殖自己的价值，那么，例如对某一个特殊的国家即同另一个国家相对立而杰出地代表资本的国家来说，它的资本必须贷给第三个国家才有可能增殖自己的价值。二重存在，即自己把自己当作异己的东西来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是极其现实的。因此，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

　　（以后我们还要回来谈这一点，尽管它的逻辑学性质多于经济学性质，但毕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代数学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a、b、c是数一般，是一般形式的数；但对 a/b 、b/c、c/b、c/a、b/a等来说它们又是整数，不过，这些分数要以这些作为一般要素的整数为前提。）〕

　　[IV—42]这样，新价值⁽⁶¹⁾本身又表现为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进入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过程，并因此分为不变部分——劳动的客观条件即材料和工具——和劳动的主观条件，即活劳动能力生存的条件，也就是工人的必需品，生活资料。当资本在这种形式上第二次出现时，问题都清楚了，而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即它表现为从价值的规定过渡到资本的规定的货币时，这些问题还完全不清楚。现在，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过程本身对这些问题作了解释。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前提条件本身表现为从外部由流通中来的，对资本的形成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不是由资本的内在本质产生的，也不能用资本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这些外在的前提条件现在表现为资本本身运动的要素，因此资本本身预先要求这些条件成为它自身的要素——不论这些条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

　　资本强制压榨出来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表现为剩余劳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但是，活劳动不可能从无中创造出任何东西，所以它要找到它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剩余劳动以对象化的形式表现为剩余产品，而这种剩余产品为了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又分为两种形式：劳动的客观条件——材料和工具；劳动的主观条件——现在必须开始工作的活劳动的生活资料。

　　一般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当然是价值这种一般的形式，即对象化劳动，而且是来自流通的对象化劳动。其次，整个剩余产品，即整个客体化的剩余劳动，现在表现为剩余资本（与开始这一周转之前的原有资本相对而言），也就是说，表现为把活劳动能力作为自己的特有的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立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并且作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来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一切要素，现在表现为活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

　　第一，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这个新价值，即作为独立的、与活劳动相交换的价值，作为资本而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价值，是劳动的产品。它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处于客体形式上的，因而表现为价值的那个余额。

　　第二，因此，这个价值为了重新增殖，即为了变为资本而必须采取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作为原料和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行为期间劳动的生活资料——同样只是剩余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原料和工具是由这种剩余劳动本身按以下比例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种剩余劳动本身是按以下比例在客观上表现为原料和工具的。这种比例不仅允许一定量的必要劳动即再生产生活资料（它们的价值）的活劳动可以在这种剩余劳动的结果中对象化，并且不断地对象化，因而会不断重新分裂为活劳动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产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且，这种比例还允许活劳动在完成自己的物质条件的这种再生产过程时，同时按下述比例生产出原料和工具，这种比例使活劳动能够作为剩余劳动，即作为超过必要劳动的劳动实现在这些原料和工具中，因而能够把它们变为新的价值创造的材料。可见，剩余劳动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要受到超出必要劳动需要以上的原料和工具的一定比例的限制，而必要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其客体性的范围内分为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分为劳动的物质要素和主观要素（活劳动的生活资料）——现在表现为即设定为剩余劳动本身的产品、结果、客观形式、外部存在。相反，在最初，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和生活资料具有的规模必须不仅能够使活劳动作为必要劳动，而且还能够作为剩余劳动得到实现这种情况，却表现为同活劳动本身无关，表现为资本方面的行为。

　　第三，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价值的独立的自为存在——从而价值作为资本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IV—43]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即异己性——，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条件以资本家的人格的形式，即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财产即劳动的物质条件同活劳动能力的这种绝对的分裂或分离——以致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另一个法人的实在，作为这个法人的意志的绝对领域，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同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或者说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从而劳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上述这种分裂，现在同样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对象化，客体化。因为通过新的生产行为本身，——这种行为只是证实了在它之前发生的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以至劳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同活劳动能力相独立的和与之无关的交换价值，或把活劳动能力只当作自己的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立的交换价值。

　　劳动能力占有的只是必要劳动的主观条件，——从事生产的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劳动能力单纯作为同它的实现条件相分离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而且劳动能力使这些条件本身变成以他人的、实行统治的人格化的形式而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物，价值。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殖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总之，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侨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

　　这一切都来源于工人用自己的活劳动能力换取一定量对象化劳动的交换；但是，现在这种对象化劳动，这些存在于劳动能力之外的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和这些物质条件在劳动能力之外的独立存在，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它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既表现为劳动能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身被客体化为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

　　在剩余资本中，一切要素都是他人劳动的产品，即转化为资本的他人的剩余劳动：必要劳动的生活资料；必要劳动能够再生产出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同它自身相交换的那一价值所必需的客观条件，即材料和工具；最后，实现新的剩余劳动，或者说创造新的剩余价值所需的必要数量的材料和工具。

　　在这里，初次考察生产过程时还存在的那种假象，即资本本身似乎会从流通中带来一些价值的假象消失了。相反，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表现为劳动的产品——无论就这些条件是价值一般来说，还是就它们是用于生产的使用价值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 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

　　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劳动作为创造价值或增殖价值的单纯可能性返回到自身，因为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IV—44]得以变为现实性的现实条件，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

　　只要剩余产品被当作剩余资本重新用来增殖价值，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和价值自行增殖过程，那么它就分为：（1）用来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这部分资本被称为劳动基金，这种劳动基金是资本中用来维持劳动能力的部分，——而且是累进地维持劳动能力，因为剩余资本不断增长，一这部分现在也同样表现为他人劳动的产品，即对资本来说是他人的劳动的产品；（2）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再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并获取剩余价值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其次，如果考察这个剩余资本，那么，资本划分为不变部分——劳动之前早就存在的部分，即原料和劳动工具——和可变部分，即可以同活的劳动能力相交换的生活资料，这纯粹是形式上的划分，因为这两部分同样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且同样都被劳动当成劳动本身的前提。资本本身内部的这种划分现在倒是这样表现出来：劳动本身的产品——客体化的剩余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即分解为（1）重新实现劳动所需要的客观条件，（2）维持这种活劳动的可能性，即把活劳动能力作为活的能力来加以维持所需要的劳动基金，——不过是这样分解的：劳动能力只是在它不仅再生产自身的价值，而且还增殖一部分新资本的情况下，即代表实现新的剩余劳动和剩余生产，或生产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客观条件的那部分新资本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占有它本身的成果中——即客体形式上的它本身的存在中——用作劳动基金的那一部分，才能从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的形式中取得那一部分。劳动本身创造了使用新的必要劳动所需要的新的基金，或者说维持新的活劳动能力即新的工人所需要的基金，但与此同时，劳动还创造了这样的条件：这种基金只有在剩余资本的其余部分会吸收新的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能被使用。因此，在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资本——剩余价值中，新的剩余劳动的现实必然性同时也就被创造出来，这样，剩余资本本身同时就是新的剩余劳动和新的剩余资本的现实可能性。

　　这种情况表明，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劳动本身通过创造剩余资本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一再地去创造新的剩余资本，等等，等等。

　　同最初的非剩余资本相比较，劳动能力的状况发生了以下变化：（1）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是由这种劳动本身再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从流通中归于劳动的，而是劳动本身的产品；（2）在原料和工具的形式上代表实现活劳动所需要的现实条件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同时，因为任何使用价值就其本性来说都是由非永久材料构成的，而交换价值只有在使用价值中才存在，才具有，所以这种保存等于防止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的灭亡，或者说等于否定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的非永久性质，因而等于把这些价值变成自为存在的价值，长久的财富。因此，这种最初的价值额也只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活劳动才变为资本。

　　现在从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只要考察的是剩余资本，那么，资本家通过单纯占有他人的劳动就代表自为存在的价值，即在货币的第三个要素上的货币，财富，这是因为剩余资本的每一种要素，即材料、工具、生活资料，都归结为资本家不是通过同现有价值的交换，而是不经过交换就占有的他人的劳动。当然，对于这种剩余资本来说，作为最初的条件表现出来的，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一部分价值，或者说资本家所占有的一部分对象化劳动，同他人的活劳动能力相交换。

　　对于剩余资本I——我们这样称呼从最初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资本——的形成来说，也就是对于占有他人劳动即占有对象化的他人劳动来说，作为其条件表现出来的，是资本家方面占有价值，资本家用这种价值中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我们说“在形式上”，是因为活劳动必须再把它所交换的价值归还给资本家，偿还给资本家。无论如何，对于剩余资本I的形成来说，也就是说，对子占有他人劳动或占有对象化着这种劳动的价值来说，作为其条件表现出来的，是归资本家所有的、由他投入流通并由他提供给活劳动能力的价值的交换，——这种价值不是从资本家[IV—45]同活劳动的交换中产生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作为资本同劳动的关系中产生的。

　　现在我们设想，剩余资本又投入生产过程，又在交换中实现了它的剩余价值，并在第三次生产过程开始时又作为新的剩余资本出现。这个剩余资本II的前提和剩余资本I的前提不同。剩余资本I的前提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并由他投入流通的价值，更确切地说，由他在同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中投入的价值。剩余资本II的前提无非就是剩余资本I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个前提：资本家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他人劳动。这使资本家能够不断地蘑新开始过程。固然，为了创造剩余资本II，资本家必须用剩余资本I的一部分价值在生活资料的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但是，他这样拿去进行交换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他从自己的基金中投入流通的价值，而是他人的对象化劳动，他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了这种对象化劳动，并且现在又用它来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同样，这种新的劳动借以实现自己并创造剩余价值的材料等等，不经过交换，通过单纯的占有便落入资本家的手中。

　　对他人劳动的过去的占有，现在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新占有的简单条件；换句话说，他人的劳动以客观的形式，以现有价值的形式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种情况是使资本家能够重新占有他人的活的劳动能力，因而占有剩余劳动即没有得到等价物的劳动的条件。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这是资本家不仅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而且作为不断增长的资本越来越多地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或者说，这是资本家扩大他的权力，扩大他的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作为资本的存在，而另一方面，一再地把处于主体的贫穷中，即丧失物质实体的贫穷中的活劳动能力重新变为活劳动能力的唯一条件。

　　对过去的或客体化了的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表现为进一步占有现在的或活的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由于剩余资本I是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简单交换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简单交换是完全根据等价物按其本身包含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规律进行的，并且，由于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前提无非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从而，剩余资本II同剩余资本I的关系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我们看到，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所有权在一方面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另一方面则转化为必须把自身的劳动的产品和自身的劳动看作属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

　　不过，作为在法律上表现所有权的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现在发生了变化：对一方来说只是表面上进行了交换，因为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第一，本身是没有支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他人的劳动，第二，它必须由劳动能力附加一个剩余额来偿还，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资本实际上并没有交出去，而只是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可见，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存在了，或者说，成了纯粹的假象。

　　其次，所有权最初表现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现在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不能占有它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同劳动之间，进一步说，财富同劳动之间的完全分离，现在表现为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结果。

　　最后，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

脚　　注

(52)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篇第5章注（2）。——编者注
(53) 美国人的别名，这里指当时在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编者注
(54) 见本卷第279—280页。——编者注
(55) 见本卷第398页。——编者注
(56) 见本卷第296—305页。——编者注
(57) 见本卷第392页。——编者注
(58) 可能是笔误，应为利润率。——编者注
(59) 德国辅币，根据普鲁士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中等于12分尼。——编者注
(60) 参看本卷第406页。——编者注
(61) 指新创造的剩余价值。——编者注

注　　释

22 对萨伊和施托尔希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9节作了专门的评介。——393。
61 “按比例的生产”是约·格雷在他的著作《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中喜欢用的表达方式，见该书第67、108、123、142—148页。——394。
140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案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例如，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6节第（161）—（165）注）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中作了详细考察。——418。
196 见弗·巴师夏《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130—131页和133—157页、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19—122页。并参看注125。——416。
203 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标题，是根据马克思的有关提示加上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中明确指出：《II．资本的流通过程》应从他的手稿第IV笔记本第15页开始。他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也标明，《资本从生产过程过渡到流通过程，应从手稿第IV笔记本第15页开始。但这也并不是说，从此往后的手稿内容都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无论在《提纲草稿》中，还是在1858年写的《七十笔记本的索引》中，马克思都把“原始积累”、“占有规律的转变”这些内容归属于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这反映出在这个手稿中，著作的篇章结构还未定型。——381。
204 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90页上说：“如果想要丝绸的人得不到丝绸，不能用它们来交换布匹或其他不同于他们拥有的或能够生产的物品，那么他们手中就有大量的物品，他们可以放弃他们不需要的物品的生产，去从事他们所需要的物品的生产”。关于包括麦克库洛赫在内的庸俗经济学家力图抹杀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倾向，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7章第6、12、14节，第3册第20章第3节（b），第4节（a），《附录》第5节。——392。
205 詹·穆勒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购买量和销售量之间的经常和必要的平衡的论述，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86——19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穆勒最早在1808年伦敦出版的《为商业辩护》这本小册子里提出的这个观点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a）末尾《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7章第6、8、14节：第3册第20章第2节（a）、（b）、（d）和第3节（b）。——392。
206 伯明翰派亦称“小先令派”，是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学派，他们宣扬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只看作是计算名称。这一学派的代表是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以及斯普纳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古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作“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的旨在减少流通中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使工业振兴，保证国家普遍繁荣。然而实际上，他们提出的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利益。
　　《双子座书简》是指托·莱特和约·哈娄二人以‘“双子座”（Gemini）这一笔名发表的著作《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作者赞成托·阿特伍德及其伯明翰派的观点。关于马克思对伯明翰派的评价，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B；《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1节、第3卷第33、34章。——393。
207 见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实际应用》1836年伦敦第2版第405页（出版者注），《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258——259页和西斯蒙第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61页、——393。
208 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0—85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关于资本生产过剩的观点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6章第3节（e）、第17章第6—9节、14节）。——393。
209 韦克菲尔德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见该书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44—246页。——394。
210 指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第IX笔记本的页码，那里的这段话是马克思简要概括的霍吉斯金在《通俗政治经济学》第245——246页上所写的下面这段论述：“因为资本家即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只要他除了维持工人的费用以外得不到利润，他就既不会允许工人生产工具，也不会允许工人使用工具，所以很清楚，生产劳动在这里受到的限制要大大超过自然加给它的限制。资本越是在第三者手中积累，资本家要求得到的全部利润量就越增大，从而就越是为生产和人口的增长造成人为的障碍，”——398。
211 关于托·霍吉斯金提出的“并存劳动”（co-existing labour）的概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3节（b）中作了详细的评介。——400。
212 在手稿这一段的下面，马克思另起一行注明：“1月（1858年）”。——403。
213 萨伊关于产品只是同产品相交换的观点，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41页。——407。
214 蒲鲁东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论述，见他的《什么是财产》1841年巴黎版第4章第5节，和《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07—208页。——408。
215 实际上，活劳动（10塔勒）新添加的价值在上述前提下不是占全部产品价值的110，而是19，因为每磅纱的价值从5勒下降到412塔勒，因此，20磅纱的全部价值从100塔勒减少到了90塔勒。——416。
216 应为41020即12。马克思以下都是按每磅值4920塔勒计算的，因而不准确，如果按每磅值412塔勒计算，那么总收入为360塔勒，扣除用于劳动和在必要劳动过程中花费的不变资本上的支出90塔勒，余下270塔勒。再从中扣除实现剩余劳动的支出240塔勒，余下30塔勒是资本家的利润。在纺纱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一倍以前，资本的全部利润为20塔勒。这些利润分配在40磅纱上，每磅纱上的利润为12塔勒。而现在全部利润30塔勒要分配在80磅纱上，也就是说，每磅纱上的利润是38塔勒。——417。
217 马克思在本卷第413—418页上的论述可以通过下列两个表格来更清楚地表达。

表I.所生产的产品（棉纱）数量由于延长工作日而增加

资本家的支出 | 剩余价值 | 纱的全部价值 | 所生产的 | 1磅纱的价值 | 剩余价值率 | 利润率
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 | 产品数量
80塔勒 | 20塔勒 | — | 100塔勒 | 20磅 | 5塔勒 | 0 | 0
120塔勒 | 20塔勒 | 10塔勒 | 150塔勒 | 30磅 | 5塔勒 | 0.5 | 7 ¹∕₇
160塔勒 | 20塔勒 | 20塔勒 | 200塔勒 | 40磅 | 5塔勒 | 1 | 11 ¹∕₉
320塔勒 | 20塔勒 | 60塔勒 | 400塔勒 | 80磅 | 5塔勒 | 3 | 17 ¹¹∕₁₇

表II．所生产的产品数量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加

（工作日长度不童）

资本家的支出 |  | 剩余价值 | 纱的全 | 所生产的产品数量 | 1磅纱的价值 | 剩余价值率 | 利润率
不变资本 | 可变资本 | 部价值
160塔勒 | 20塔勒 | 20塔勒 | 200塔勒 | 40磅 | 5塔勒 | 1 | 11 ¹∕₉
320塔勒 | 10塔勒 | 30塔勒 | 360塔勒 | 80磅 | 4 ¹∕₂ 塔勒 | 1 | 9 ¹∕₁₁

　　第I表证明了马克思从该表的各项数字关系中得出的下述结论；“支出中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利润就越大，虽然利润同实际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第II表证明了马克思的下述思想：“……单位产品价格的降低和这迪单位数量的增加——这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表明、利润同［必要］劳动相比提高了，或者说，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减少了。”而且，“资本家从单位（尺度）使用价值（磅、码、夸特等等）的价值中得到的利润，随着活劳动（新加劳动）对原料等等的比例的减少而减少……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这种减少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一回事，所以包含着剩余劳动时间的这些单位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也就是说，利润总量增加了。——417。
218 为简便起见，马克思在这里没有采用分数2099，而是用了分数420（或20100）。计算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工人得到的每磅纱比它的实际价值便宜120塔勒，由于工人现在得到4499磅纱（或40099磅纱），因此他得到的利益就是2099塔勒。——422。
219 马克思在这个例子（本卷第414页）中假定，资本家的总支出是180塔勒，在最初的100塔勒中，必要劳动用去20塔勒，完成毖要劳动所需要的不变资本用去80塔勒。余下的80塔勒只抵偿了完成无偿剩余劳动所需要的不变资本。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那么总产值为200塔勒（40磅纱中，每磅5塔勒）。——426。
220 在这里以及后面的正文中，马克思没有考虑到，当工人把他的全部工资即20塔勒都花在更加便宜的纱上时，他买的纱将超过4磅。——426。
221 准确的计算如下：40磅纱的价值在工资提高以前分割为160c＋20v＋20m。现在它分割为160c＋22v＋18m。如果以前利润率为20180，即1119%，那么现在利润率就等于18182，即98191%。——427。
222 大·李嘉图所说的按照生产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本，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1—82页。——440。

[资本的原始积累]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旦成为前提——确切地说，只有当第一个生产过程再生产出资本和新生产出剩余资本I而结束时，货币才转化为资本；但是，只有当剩余资本I生产出剩余资本1I，也就是说，只有当正在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那些还处于现实资本的运动之外的前提已经消失，因而资本本身根据自己的内在本质，事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作出发点的那些条件本身时，剩余资本I才设定为即实现为剩余资本——，那么，这样一个条件，即资本家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把通过他本人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式（只要不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过去的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IV—46]投入流通这样一个条件，就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

　　例如，如果说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制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之一，那么这决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件，决不是它的现实的要素，而是城市制度的过去的前提，是城市制度形成时的前提，这些前提在城市制度存在时已被扬弃。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在生成；因此，这些条件和前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在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如果说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最初生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资本家时所实现的一定积累——即使是靠节约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等等——为前提，因此，如果说货币生成为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产生的一定的外在的前提，那么，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

　　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是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是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在创造剩余资本I之前存在的条件，或者说表现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范围，而是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处于资本以前的时期，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这就是说，个别资本仍然可能例如通过贮藏而产生。但是贮藏只有通过剥削劳动才能转化力资本。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

　　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如果我们现在首先考察已经形成的关系，考察变成资本的价值和作为单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因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那么，问题简单表现为，活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材料，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工具，[IV—47]以及为了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为了防止这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质的那些生活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为他人的独立的存在或他人的人格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力也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东西，成为坚持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构成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因而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只是表现为另一种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同客观条件相区别）。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生产过程怎样生产这种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产和它们的价值增殖，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

　　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体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一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相反，劳动能力仅仅作为把这些条件当作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来增殖和保存的条件，而从生产过程中出来。²²³

　　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对象化在不属于他的东西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对象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作他人的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不让它劳动，劳动能力是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见，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就像材料和工具一样是他人的——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面来看，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总是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主体的劳动能力而重新开始自己的苦工。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如果我們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

　　本质的条件本身已经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1）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中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2）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或对象化劳动，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对象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对象条件，为[IV—48]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3）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中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而且，它不能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而是必须向工人本人购买劳动，换取劳动；最后，（4）其中的一方——以独立的、自力存在的价值的形式表现劳动的对象条件的那一方——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自行增殖，创造货币当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

　　只要双方仅仅以对象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同样，如果活劳动能力本身是另一方的财产，也就是说，它不是进行交换的人，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在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这种情况与上述论点并不矛盾。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

　　这种关系先前得以表现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生成这种关系的历史前提的那些条件，乍一看来表现出某种二重性：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²²⁴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

　　首先第一个前提，是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的捎灭。活劳动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格互相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

　　至于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这一点在考察法律关系时表现为处于这种关系之外的东西。自由工人所出卖的，始终只是一定的、特定量的力的表现；劳动能力作为总体是处于每个特殊表现之上的。工人把力的特殊表现出卖给某个特殊的资本家，工人独立地同这个作为单个人的资本家相对立。很明显，这不是工人同作为资本的资本的存在，即同资本家阶级的关系。但是，就单个的、现实的人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怍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在农奴制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只不过是活的工作机，因而它对别人来说具有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价值。对于自由工人来说，他的总体上的劳动能力本身表现为他的财产，表现为他的要素之一，他作为主体支配着这个要素，通过让渡它而保存它。这个问题在以后研究雇佣劳动时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一方面还不构成资本，另一方面也还不构成雇佣劳动。整个所谓的服务阶级，从擦皮鞋的到国王，都属于这个范畴。不论在东方公社，还是在由自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西方公社，凡是这些组织由于人口增长、战俘释放、各种偶然性造成个人贫穷和丧失独立劳动的客观条件，以及由于分工等原因，而分解为一些单个要素的地方，我们到处都可零散地见到自由的短工，他们也属于上述范畴。

　　如果A用某一价值或货币，即对象化劳动，交换B的某种服务，即活劳动，那么这可能属于：

　　（1）简单流通的关系。双方互相交换的，实际上只是使用价值；一方用来交换的是生活资料，另一方用来交换的是劳动，即他方所希望消费的服务，这或者是直接的个人服务，或者是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材料等，后者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自己劳动的对象化，用这些材料等创造出一种使用价值，创造出供前者消费的使用价值。例如，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农民把一个走乡串里的裁缝领到自己家里，供给他衣料要他为自己做衣服。或者我给一个医生一些钱，要他给我治病。在这些场合，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²²⁵，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人为我缝衣服，为此我向他提供材料，他给我使用价值。但他不是立即以物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而是以活动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我给他一种现成的使用价值，他为我制造另一种使用价值。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不论B是自己生产他用来维持生存的食品，还是从A那里取得这些食品，即他不直接生产食品而生产衣服，用衣服从A那里换得食品，这实际上只表现为由分工和交换所引起的形式上的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只有付给A一种等价物，才能占有属于A的使用价值，而这种等价物归根到底总是他自己的活劳动，不论这种活劳动在交换完成以前还是由于这次交换而采取什么样的对象化形式。现在衣服不仅包含一种特定的赋予形式的劳动，即由劳动的运动赋予衣料的特定效用形式，而且还包含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而且包含价值一般，价值本身。但这种价值对A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消费衣服，而不是服装商人。因此，他交换来的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活动。

　　[IV—49]在提供个人服务的情况下，这种使用价值是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没有从运动形式转变为实物形式。如果像在简单关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提供服务的人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直接的使用价值本身，那么，这样一种假象，即似乎对这一方或另一方来说具有意义的是与使用价值不同的价值的假象，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即使假定A用货币支付服务费，这也不是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而是把货币当作换取消费品即一走的使用价值的单纯流通手段。因此，这种行为也不是生产财富的行为，反而是消费财富的行为。在这里，对于A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裁缝B的]劳动本身，一定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客体化于衣料中，而在于满足一定的需要。当A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式变为使用价值形式时，他的货币并没有增殖价值，反而丧失价值。劳动在这里不是当作生产价值的使用价值，而是当作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本身，当作供消费的价值交换进来的。A重复交换的次数越多，他就越穷。这种交换对他来说不是发财致富的行为，不是创造价值的行为，而是使现有的、归他所有的价值丧失的行为。A在这里用来交换活劳动——现实的服务或客体化于某种实物中的服务——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被用作流通手段的货币，是只具有转瞬即逝的价值形式的货币，不是那种想通过购买劳动来保存自己并且增殖自己价值的货币。货币作为收入，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决不可能使货币变为资本，因而也决不可能使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消费货币不是生产货币，这一点用不着详细解释。在大部分剩余劳动是农业劳动，因而土地所有者既是剩余劳动又是剩余产品的所有者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构成了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基金，构成了与农业劳动者相对立的工业（这里指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基金。

　　同手工业劳动者相交换，是土地所有者的一种消费形式，他的另一部分收入则通过换取个人服务——往往只是服务的假象——直接分给他的一群侍从。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土地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图亚特的用语）²²⁶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这种关系尽管可能而不是必然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对立，但它同雇佣劳动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在劳动组织的所有各种不同形式下一再重复出现。如果这种交换是由货币作中介的，那么价格规定对双方都是重要的，但对A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A不愿意为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支付过多，而不是因为他关心劳动创造的价值。这种最初多半是习惯造成的和世代沿袭的价格，逐渐由经济来决定，先是由供求之间的比例，最后则由能够创造出这类活服务的出卖者本身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这种情况毫不改变关系的本质，因为同以前一样，价格规定对于单纯使用价值的交换来说仍然只是形式上的要素。但是，这种价格规定本身是由其他的关系，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般的、可以说是在这种特殊交换行为背后实现的那些规律以及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规定产生的。

　　军队是古代共同体中最先采用这种发薪饷方法的形式之一。²⁹普通士兵的薪饷也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只由他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费用决定。但是，他用自己的服务交换来的是国家的收入，而不是资本。

　　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个人服务一也包括为个人？肖费进行的劳动，烹调、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直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个范畴。所有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最低下的到最高级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中的一份。但是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资本家用自己的收入同这类服务相交换，即通过自己的个人消费，会使自己成为资本。相反，由于这种交换，他花掉自己资本的果实。收入同这类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本身决定于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一点丝毫不改变关系的性质。

　　正如我们在货币章⁽⁶²⁾已经谈到的，在这里真正设定价值的宁可说是提供服务的人；他把一种使用价值——一定种类的劳动、服务等等——换为价值，换为货币。因此在中世纪，同从事消费的土地贵族相反，从这方面，从活劳动方面，部分地出现了追求生产和积累货币的人；他们进行了积累，因而有可能在以后某个时期变成资本家。资本家有一部分是由被解放的农奴变成的。

　　因此，领取报酬的人究竟是得到短工工资，酬金，还是王室费，——而且，他比对他的服务支付报酬的人是显得高贵些还是卑下些，——这也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取决于所提供的服务的自然特性。

　　在资本作为统治力量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关系当然或多或少会被玷污。但这里还不应讨论这些个人服务丧失神圣光彩的问题——不管传统等等赋予这种个人服务多么崇高的性质。

　　由此可见，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这两种劳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两种不同的规定，即两种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种劳动是客观形式上的规定，另一种劳动是主观形式上的规定——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作为自身保持的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

　　[IV—50]在货币同劳动或服务相交换以便用于直接消费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总是现实的交换。双方交换一定的劳动量，这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使双方能够互相衡量劳动的特殊效用形式。这只涉及交换的形式，而不构成其内容。在资本问劳动相交换的情况下，价值不是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尺度，而是交换的内容本身。

　　（2）在资产阶级以前的各种关系解体的时期，零散地出现一些自由劳动者，购买这些人的服务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生产；但是，第一，即使规模很大，这也只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生产价值；第二，例如，如果说贵族除了自己的农奴，还使用自由劳动者，并把他们创造的一部分产品义拿去出售，因而自由劳动者为他创造了价值，那么这种交换只涉及多余的产品，并且只是为了多余的产品，为了奢侈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因而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把他人劳动用于直接消费或用作使用价值而对这种劳动进行的伪装的购买。然而，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家长制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等等，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嚣正雇佣劳动的要素。但这种自由的奴仆，像在波兰等地那佯，也可能出现以后又消失，而生产方式并未改变。

　　〔为了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表述为所有权的关系或规律，我们只需要把双方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行为表述为占有的过程。例如，剩余劳动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意味着：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反过来说，他人的劳动表现为资本的财产。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这第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⁶³⁾转变来的，并通过继承权等等而长期存在下去，不受单个资本家的易逝性的影响；它同第一条规律一样被承认为规律。第一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

　　实际上，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正如在进一步考察这一过程时将更加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毫不相干，所以，总劳动作为总体不是单个工人的事情，而且，即使说它是不同工人的共同的事情，也只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它实际上是实行联合者，它决不是作为工具同单个工人发生关系，相反，工人却作为有灵性的单个点，作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

　　所以，结合劳动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自在的结合，这种结合既不表现为共同劳动的个人互相发生的关系，也不表现为这些个人支配其特殊的或孤立的职能，或支配劳动工具。因此，如果说工人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看作是他人的产品，那么他也把结合劳动看作是他人的劳动；正如他把自己的劳动看作虽然属于他自己，但对他来说却是异己的、被强制的生命活动，因此，亚当·斯密等人把这种生命活动看成是辛苦、牺牲等²²⁷。正像劳动的产品一样，劳动本身作为特殊的孤立的劳动者的劳动被否定了。被否定的孤立劳动，实际上是被肯定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转化为客体的静止形式，同时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的东西，——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因此，资本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孤立劳动，从而也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财产，既代表劳动，也代表劳动的产品。所以，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而与这些要素并存。因此，资本从自己方面看来，表现为扩张着的主体和他人劳动的所有者，而资本的关系本身就像雇佣劳动的关系一样，是完全矛盾的关系。〕

脚　　注

(62) 见本卷第230—231页。这个地方不在货币章而在资本章。——编者注
(63) 指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律。——编者注

注　　释

29 马克思在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较多地谈到了军队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了货币在军队中的发展。——461。
223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转抄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段落有许多地方作了某些修改，正文中这句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XII本第1396页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不是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被再生产出来，相反，它们只是作为增殖和保存它们自己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454。
224 方括号中增补的文字采自1861——1863年手稿第XXII本第1397页、马克思在那里转述了这一整段文字。——457。
225 这是罗马法中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Do ut facias，facio ut facias，facio ut des，do ut des。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9章末尾和《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附录》第12节（e）中也引用了这四种公式。——458。
226 詹·斯图亚特关于“自由人手”的用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40、396页。马克思在本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6页上引用了该书第396页的有关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货币章》和《资本章》的补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1节、《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章第1节、第2册第18章B第1节（b）中都提到了这一用语。——460。
227 亚·斯密把劳动看作是辛苦、牺牲等，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5章。——464。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²²⁸

　　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难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⁶⁴⁾解体。

　　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具有对象的存在。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性的条件IV—51]的主人。个人看待其他个人也是这样，并且，根据这个前提是从共同体出发，还是从组成公社的各个家庭出发，个人或是把其他个人当作财产共有者即公共财产的体现者，或是把其他个人当作同自己并存的独立的所有者即独立的私有者，而在这些独立的私有者之外，原来囊括一切和包罗所有人的公共财产本身，则作为特殊的公有地⁽⁶⁵⁾与这些为数众多的土地私有者并存。

　　在这两种形式中，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产品，即剩余产品，——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¹⁴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游牧，总而言之迁徙，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定的地方，而是哪里有牧草就往哪里放牧（人类不是生来就定居的；除非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下进行的，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为基础的形式，本身可以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例如，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所以统一体本身能够表现为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而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各个个别的人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属于他的条件，看作他的主体的以无机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观躯体这样一种关系——对这个别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总的统一体，以这些特殊的公社为中介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

　　因此，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公社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这类公社财产，只要它在这里确实是在劳动中实现的，就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劳动，一方面用于公共储备，可以说是为了保险，另一方面，用于支付共同体本身的费用，即用于战争、祭祀等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等等地方，才第一次出现最原始意义上的领主的财产支配权。在这里奠定了向徭役制过渡的基础等等），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能够使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能够成为整套制度，例如在墨西哥，特别是在秘鲁，在古代克尔特人那里，在印度的某些部落中就是这样。

　　其次，部落体内部的共同性还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

　　[IV—52][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它也像第一种形式一样，曾经在地域上、历史上等等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它也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但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这第二种形式不是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以城市作为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经建立的居住地。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而不是[像在第一种形式中那样]村庄表现为土地的单纯附属物。

　　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人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和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处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

　　部落体本身导致区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氏族，这种区别又由于[胜利者]与被征服部落相混合等等而更加发展起来。

　　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即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产分开的。在这里，单个人的财产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财产，在第一种情况下，单个人的财产并不是同公社分开的个人的财产，相反，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

　　单个人的财产在事实上只靠共同劳动来利用——例如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的可能性越少，部落的纯粹自然形成的性质由于历史的运动、迁徙而受到的破坏越大，部落越是远离自己的原来住地而占领异乡的土地，因而进入全新的劳动条件并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部落的共同性质越是对外界表现为并且必然表现为消极的统一体，——那么，单个人变成归他和他的家庭单独耕作的那小块土地——单独的小块土地——的私有者的条件就越是具备。

　　公社（作为国家），一方面是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他们对抗外界的联合，同时也是他们的保障。在这里，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的。公社成员的身分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而保持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也正是保持公社的存在，反过来也一样，等等。虽然公社（在这里它已经是历史的产物，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人们的意识里也是如此，因而是一个产生出来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土地财产的前提，也就是说，表现为劳动主体把劳动的自然前提看作属于他所有这种关系的前提，但是，这种“属于”是由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作中介的，是由国家的存在，因而也是由那被看作神授之类的前提作中介的。

　　集中于城市而以周围土地作为领土；为直接消费而从事劳动的小农业；作为妻女家庭副业的那种手工业（纺和织），或仅在个别生产部门才独立起来的手工业（fabri²²⁹等等）。

　　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的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他们把自己看作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者；但这些条件还必须不断地通过个人本人的劳动才真正成为个人人格的、即个人本人劳动的条件和客观因素。

　　另一方面，这个小的军事的共同体的趋向，又促使它越出这些限制等等（罗马、希腊、犹太人等等）。

　　尼布尔说：“当占卜官的预言使努玛相信神认可了他的当选的时候，这位虔诚的国王首先关心的不是神庙的礼拜，而是人。他把罗慕洛在战争中获得的并交给他占领的土地分配了，制定了特尔米努斯的祭礼。所有古代的立法者，首先是摩西，他们维持善行、公正和美德的法规所以取得成就，其基础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取得土地所有权，或者，至少要保证尽可能多的公民有世袭的土地占有权。”（[尼布尔]《罗马史》[1827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245页）

　　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

　　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员的再生产，他们的剩余时间正是属于公社，属于战争事业等等。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由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即对一块耕地的所有权来作中介的，而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则是由公社的存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又是由公社成员的服兵役等等形式的剩余劳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在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现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财产是魁里特²³⁰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为罗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

　　[IV—53]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他们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制的第三种形式，是日耳曼的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公社成员本身既不像在东方特有的形式下那样是共同财产的共有者（在财产仅仅作为公社财产而存在的地方，单个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定土地的占有者，或是继承的，或不是继承的，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单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人，也就是说，属于同公社直接统一而不是同公社有别的人。因此，这种单个的人只是占有者。只有公共财产，只有私人占有。对公共财产的这种占有方式可以发生十分不同的历史的、地域的等等变化，这要看劳动本身是由每一个私人占有者孤立地进行，还是由公社来规定或由凌驾于各个公社之上的统一体来规定）；也不像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下那样，土地为公社所占领，是罗马的土地；一部分土地留给公社本身支配，而不是由公社成员支配，这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地；另一部分则被分割，而每一小块土地由于是一个罗马人的私有财产，是他的领地，是实验场中属于他的一份，因而都是罗马的土地；但他之所以是罗马人，也只是因为他在一部分罗马的土地上享有这样的主权。

　　〔“在古代，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受蔑视，而农业则受尊敬，在中世纪则相反。”[（尼布尔，同上，第418页）]〕

　　〔 “通过占有公社土地而使用公社土地的权利，最初属于贵族，以后贵族把这种公社土地授予自己的被保护民²³¹；从公有地中分给财产只适用于平民；一切财产的配与都有利于平民，并且是对某一份公社土地的补偿。除了城墙周围的地带之外，真正的土地财产最初只在平民手里”[（同上，第435—436页]]（后来有被接受[加入罗马籍]的农村公社）。〕

　　〔“罗马平民的本质就在于，像在他们的魁里特所有制中所表现的那样，它是农民的总体。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自由民的本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在农业中保存着民族的古老部落，而在外地商人和手亡业者定居的城市里这个民族则起了变化，同样，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凡有奴隶制的地方，被释放的奴隶都力图从事这一类职业来谋生，后来往往积蓄大量财富。所以在古代，这些行业总是在他们手里，因而便被认为是不适合公民身分的事情；于是，人们认为允许手工业者获得全权公民的身分是危险的（在更早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手工业者通常被排斥在全权公民之外）。‘任何罗马人都不许作为商人或手工业者谋生’²³²。像中世纪城市史中那种受人尊敬的行会，古代人是根本不懂的；而且在中世纪城市史中，随着行会逐渐压倒氏族，甚至作战精神也趋于消沉，最后竞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各城市在外界所享有的尊崇以及它们的自由，也消失了。[（同上，第614—615页）] 〕

　　〔“古代各国的部落是按两种方式建立的：或按氏族，或按地区…… 氏族部落比地区部落古老，而且几乎到处都被后者排挤。它们的最极端的、最严格的形式是种姓制度，一个种姓同另一个种姓互相隔离，没有通婚的权利，各个种姓按其地位来说完全不同，每一个种姓有自己专一的、不变的职业……

　　地区部落最初是同地方划分为区和村相适应的，所以，在实行这种划分时，在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阿提卡地区，凡已经是一个村的居民的人，都以该村的德莫特²³³的资格而编入该村所在地区的部落²³⁴之内。德莫特的子孙，不问其居住地何在，照例仍旧属于同一个部落和同一个德莫，这样，这种划分就具有按家世划分的外表……[（同上，第317、318页）]

　　这种罗马的氏族并不是由血缘的亲族组成的。在共同的姓氏之外，西塞罗还要把他们的祖先是自由民作为特殊的标志。罗马的氏族成员有共同的圣地，它后来〈早在西塞罗时代〉就没有了。保存得最久的是对那些既无近亲又无遗嘱的已故同氏族人的财产的继承。在最古时代，帮助遭到非常事故的贫困的同氏族人，是氏族成员应尽的义务。（这最初在日耳曼人中广为流行，而在迪特马尔申人²³⁵中保留得最久。）[（同上，第326、328、329、331页）]氏族是联合团体，在古代世界，比氏族更普遍的组织是没有的…… 例如，在盖尔人²³⁶中，名门望族的坎伯尔家族便和自己的家臣组成一个克兰###⁽⁶⁶⁾$$$。”（同上，第333、335页）] 〕

　　因为贵族在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公有地的占有者，并且通过自己的被保护民等等来利用公有地（后来便逐渐地据为己有）。

　　日耳曼的公社并不集中在城市中；而单是由于这种集中——即集中在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作为农民的居住地、同样也作为军事指挥中心的城市中——，公社本身便具有同单个人的存在不同的外部存在。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V—1]237当联合在城市中的时候，公社本身就具有了某种经济存在；城市本身的单纯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在这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在日耳曼人那里，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从外表来看，公社也只有通过公社成员的每次集会才存在，虽然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包含在他们的亲缘关系、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之中。

　　因此，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因此公社事实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里那样，作为国家、作为国家组织而存在，因为它不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为了使公社具有现实的存在，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举行集会，而例如在罗马，除了这些集会之外，公社还存在于城市本身和掌管城市的官吏等等的存在中。

　　诚然，在日耳曼人那里，也有一种不同于单个人的财产的公有地，公社土地或人民土地。这种公有地，是猎场、牧场、采樵地等等，这部分土地，当它必须充当这类特定形式的生产资料时，是不能加以分割的，可是，这种公有地却又不像例如在罗马人那里那样，表现为与私有者并列的国家的特殊经济存在，以致这些私有者只有当他们像平民那样被取消即被剥夺公有地的使用权时，才会成为真正的私有者。

　　相反，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作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不是单个人的财产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财产的存在表现为以他物为中介，也就是说，表现为独立主体互相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手工业只是妇女的家庭副业等等）。

　　在古代世界，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而在日耳曼世界，单个的住地就是一个经济整体，这种住地本身仅仅是属于它的土地上的一个点，并不是许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为独立单位的家庭。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在古代民族那里（罗马人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现的形式最纯粹，最突出），存在着国有土地财产和私人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结果是后者以前者为中介，或者说，国有土地财产本身存在于这种双重的形式中。因此，土地私有者同时也就是城市的市民。从经济上说，国家公民身分就表现在农民是一个城市的居民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上。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这种形式的基础是孤立的、独立的家庭住宅，这一基础通过同本部落其他类似的家庭住宅结成联盟，以及通过在发生战争、举行宗教活动、解决诉讼等等时为取得相互保证而举行的临时集会来得到保障。在这里，个人土地财产既不表现为同公社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也不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而是相反，公社只存在于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公社财产本身只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

　　[日耳曼的]公社既不是使单个的人只表现为偶然因素的那种实体[像在东方公社中那样]；也不是[像在古代公社中]那样的一般物，那种一般物本身，无论是在单个人的观念中，还是从城市的存在和公社的城市需要不同于单个人的存在和需要来说，或者从公社的城市土地这种公社特殊存在不同于公社成员的特殊经济存在来说，都是一个存在着的统一体。与此相反，[日耳曼]的公社本身，一方面，作为语言、血统等等的共同体，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但另一方面，这种公社只存在于公社为着共同目的而举行的实际集会中，而就公社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存在（表现为共同使用猎场、牧场等等）而言，它是被每一个个人所有者以个人所有者的身分来使用，而不是以国家代表的身分（像在罗马那样）来使用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所有者的共同财产，而不是在城市中另有其特殊存在而与单个人相区别的那种个人所有者联合体的共同财产。

　　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存在着以下的特点：

　　（1）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使自己的主体性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V—2]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

　　（2）但是，这种把土地，把大地当作劳动的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的关系——一因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表现为单纯劳动的个人，不表现在这种抽象形式中，而是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他的活动的简单结果，这就和他的皮肤或他的感官一样是他的活动的前提，这些东西在他的生命过程中虽然也被他再生产并加以发展等等，但毕竟作为前提存在于再生产过程本身之前一，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中介。

　　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诚然，他能够像动物一样，把土地作为实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把土地当作财产，这种关系总是要以处在或多或少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发展了的形式中的部落或公社占领土地（和平地或暴力地）为中介。在这里，个人决不可能像单纯的自由工人那样表现为单个的点。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因为他对土地的关系是以公社为中介的。他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为中介的；另一方面，公社的现实存在，又由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所有制的一定形式来决定。不管这种以公社成员身分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现为公共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还是这种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决定于前者，因而只有国家公民才是并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时具有特殊的存在）；最后，还是这种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础，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于公社成员的集会中和他们为共同目的的联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不管怎样，公社成员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的关系，即对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自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现在实际上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以所有者的身分对待土地，就是说，通过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土壤利用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由迁移、历史事件等等引起的变动。

　　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被作为前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如果单个人改变自己对公社的关系，他也就在改变公社，破坏公社，同样也破坏公社的经济前提；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前提也发生变化——由于本身的辩证法而发生变化，贫穷化等等。尤其是由于战争和征服的影响，例如在罗马，这本质上属于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作为公社基础的实际纽带遭到破坏。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被作为前提的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地或又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对同部落人等等的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前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在罗马人那里，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关系、征服等等，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虽然所有这些因素在达到某一定点以前似乎还和基础相容，部分地似乎只是无害地扩大着这个基础，部分地似乎只是从这个基础中生长出来的恶习。这里，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但是，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V—3]哪一种土地所有制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问题在于，一方面，财富是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另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井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也好。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他所理解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非经济起源的那种东西²³⁸，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祥，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

　　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之前，还要指出下面一点：好样的蒲鲁东不但能够，而且一定会同样振振有词地给作为财产形式的资本和雇佣劳动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因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东西、作为资本出现，和工人在资本家方面作为无财产者、作为抽象工人出现，——价值同活劳动之间发生的交换，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虽然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本身再生产着这种关系，并且在其客观的广度上以及深度上都发展着这种关系），这种历史过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

　　换句话说：财产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可是，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及其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

　　生产的原始条件（或者同样也可以说：由于两性间的自然过程而增多的人的再生产的原始条件；因为这种再生产，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为客体的塑形，客体从属于主体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V—4]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当作只是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他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

　　换句话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的自然生存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自然生存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部落、特里布斯²³⁹等等——它们后来和别的家庭、部落、特里布斯等等相混合、相对立，而在历史上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一个成员而存在，并且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当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当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天然的成员，他分享公共的财产，并占有自己单独的一份；正如他生来是罗马公民，对公有地有（至少是）观念上的要求权，而对于若干罗马亩的土地则有实际上的要求权一样，等等。

　　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属于他的，看作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是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的。（共同体的抽象，即其成员除语言等等而外几乎毫无共同的东西，甚至语言也不一定是共同的，这显然是晚得多的历史状况的产物。）例如，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

　　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像人们在秘鲁所看到的那种共同生产和公有制，显然是一种派生形式，它们是由一些征服者部落所引入的和传输进来的，这些部落在其故乡所熟悉的是一种古老的更简单的——如在印度和斯拉夫人那里所存在的——公有制和共同生产。同样，例如在威尔士的克尔特人那里我们所遇到的那种形式，看来是传输到他们那里去的，也是派生的，是由征服者引入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部落的。这些制度是由一个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并系统地造成的，这证明它们的形成较晚。正如引入英格兰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一样。〕

　　〔在游牧的畜牧部落——所有畜牧民族最初都是游牧的——那里，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一样，是以原始的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亚洲的草原和亚洲高原的情形就是这样。土地被用作牧场等等，在土地上放牧畜群，畜牧民族则靠畜群生存。他们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财产固定下来。在美洲蒙昧的印第安部落中，狩猎地区便是这一类财产；部落把某一地区认作自己的狩猎地盘，并用强力保护它免受其他部落侵犯，或者是设法把其他部落从他们所占有的地盘上赶走。在游牧的畜牧部落中，公社事实上总是聚集在一起的；这是旅行团体，是结队旅行者，是游牧群，而上下级从属关系的形式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条件中发展出来。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在每一处停留地上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用的。〕

　　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如果我们立即来考察定居的民族）——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卫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

　　（在这里，事实上我们可以仅限于论述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因为在畜牧民族那里，对天然的土地产品——例如绵羊——的所有，同时也就是对他们所游牧的草地的所有。一般说来，土地财产也包括土地上的有机产物财产在内。）

　　〔如果把人本身[V—5]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简单的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

　　所以，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

　　这些自然生产条件的形式是双重的；（1）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因而，也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其原始形式是部落体，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的部落体；（2）以共同体为中介，把土地看作自己的土地，公共的土地财产对个人来说同时又是个人占有物：或者是这样：只有[土地的]果实实行分配，而土地本身及其耕作仍然是共同的。（但住所等等，哪怕是西徐亚人的四轮车.也总是由个人占有。）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这一点就已经是例如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他的主体存在本身要以此为条件，正如他的这种存在同样要以他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实验场为条件一样。

　　（诚然，财产最初是动产，因为人起先占有的是土地的现成果实，其中也包括动物，特别是可驯养的动物。但是，甚至这样的情况，狩猎、捕鱼、游牧、以采集树木果实为生等等，也总是以占有土地为前提，或者是把土地作为固定住地，或者是供往来游动，或者是用作动物的牧场等等。）

　　可见，财产意味着：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意味着在其中有着主客体的存在），并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无机体这种关系为中介，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因为土地同时既是原料，又是工具，又是果实）看作是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作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为什么不是对消费条件的关系呢？个人的生产行为最初难道不是限于占有现成的、自然界本身业已为消费准备好的东西来再生产他自身的躯体吗？即使在那些只须找到、发现这些东西的地方，也很快就要求个人做出努力、付出劳动（如狩猎、捕鱼、游牧），要求主体生产出（也就是发展）某些能力。再说，人们可以取用现有的东西，而无须使用任何工具（工具本身已经是预定供生产之用的劳动产品），无须改变现有东西的形式（这种改变甚至在游牧中就已发生了）等等的这样一种状态，是非常短暂的，在任何地方也不能被认为是事物的正常状态，甚至也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原始状态。此外，原始的生产条件当然包括不经劳动而直接可以消费的物品，如果实、动物等等；所以说消费储备本身就是原始生产储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员。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一，共同体把这些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少。这种财产形式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土地财产，农业独占统治的地方不同，征服[其他共同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所以他本身实质上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而奴隶制在这里既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

　　[V—6]其次，很清楚：

　　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并宣布为法律和加以保证的），也就是说，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才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这些条件实际上成为的主体活动的条件。

　　可是同时也很清楚：这些条件是改变着的。一块地方只是由于部落在那里打猎才成为狩猎地区；土地只是由于耕作才成为个人身体的延伸。在罗马城建起来而其周围的土地被罗马公民耕种之后，共同体的条件便和以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但是，这种再生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例如，在每一个人均应占有若干亩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就给这样做造成了障碍。要想消除这种障碍，就得向外殖民，要实行殖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这样就有奴隶等等。还有，例如，公有地扩大了，这样代表共同体的贵族就增加了等等。

　　可见，旧共同体的保持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持会转向对立面。例如，如果设想，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等（在旧的传统的耕作方式下，这种发展恰好是最缓慢的）而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每天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农业上等等，而这又会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方式在农业中保持得很久的，在东方的那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越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共同体本身，也就越是稳固。

　　凡是公社成员作为私有者已经同作为城市公社以及作为城市领土所有者的自身分开的地方，那里也就出现了单个的人可能丧失自己的财产的条件，也就是丧失使他既成为平等公民即共同体成员，又成为所有者的那种双重关系。在东方的形式中，如果不是由于纯粹外界的影响，这样的丧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他是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其原因也在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市（乡村）和土地的结合。

　　在古代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是有害的职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²³¹、外地人干的事情）等等。生产劳动的这种发展（这种劳动作为只是为农业和战争服务的自由人的家庭劳动，或者作为为宗教仪式和共同体服务的I业，如建造房屋、修筑道路、兴建庙宇等等，而从单纯从属于农业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是必然会有的，这是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体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交换也起同样的作用；还有债务等等。

　　共同体（部落体）的特殊形式和与它相联系的对自然界的所有权这二者的原始统一，或者说，把生产的客观条件当作自然存在，当作以公社为中介的单个人的客观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这种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的一定的能动的关系，[V—7]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这种劳动方式总是表现为家庭劳动，常常是表现为公社劳动）。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

　　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再生产。然后，便转入解体。

　　因此，财产最初（在它的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形式中）意味着，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因此，它也将依照这种生产的条件而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生产本身的目的是在生产者的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中并连同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一起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个人把劳动条件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这不是劳动即生产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是以个人作为某一部落体或共同体的成员的一定的存在为前提的（他本身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共同体的财产）。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只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因而，财产就不再是亲身劳动的个人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

　　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地设想一下，有个体力超群的大力士，起先捉野兽，后来便捉人，迫使人去捉野兽，总之，像利用自然界中任何其他生物一样，也把人当作自然界中现有的条件之一，用于自己的再生产（这时他自己的劳动就归结为统治等等）。可是，这样的看法是荒谬的——尽管它就某一个部落体或共同体来看是很对的——，因为它是从孤立的人的发展出发的。

　　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¹⁵。交换本身就是造成遮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然而，一旦事情变成这样，即人作为孤立的个人只和自己发生关系，那么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就又变成使自己普遍化和共同化的东西。在这种共同体里，单个的人作为所有者（比如说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客观存在就是前提，而且这又是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些条件把单个的人锁在这个共同体上，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之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

　　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

　　至于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在现代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再现的问题，这本身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我们将在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一篇中加以论述。

　　[V—8]（这一切还要回头来进行更深入和更详细的分析。）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谈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关系，或者说，劳动对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个历史过程曾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了解体。

　　因此，首先指的是：

　　（1）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这种所有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样一种共同体为前提的，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彼此间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都是所有者。所以，这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共同所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它发展成为对立物，但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

　　（2）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正如上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现实的共同体为前提一样，劳动者对他的工具的这种所有制，是以手工业劳动这一工业劳动发展的特殊形式为前提的；同这种劳动形式相联系的是行会同业公会制度等等。（古代东方的工业在考察上述第一点时就可以加以分析。）在这里，劳动本身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本身等等。师傅制。资本家自己还是师傅。特殊的劳动技能也保障着劳动工具的占有等等。劳动方式以及劳动组织和劳动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的。中世纪的城市。劳动还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片面能力的一定的自足的发展等等。

　　（3）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劳动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有作为生产者来生活——也就是在生产期间即在完成生产以前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作为土地所有者，他直接拥有必要的消费储备。作为行会师傅，他继承、赚得、积蓄这种消费储备，而作为徒弟，他不过是一个学徒，还完全不是真正的，独立的劳动者，而是按照家长制寄食于师傅。作为（真正的）帮工，他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师傅所有的消费储备。这种储备即使不是帮工的财产，按照行会的法规和习惯等等，至少是他的共同占有物等等。（这个问题将进一步论述。）

　　（4）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关系也同样发生解体，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是奴隶或农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一方面，要找到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作为丧失客体条件的、纯粹主体的劳动能力，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生产的客观条件相对立，所需要的历史前提便是这些。另一方面，要问：工人要找到同自己相对立的资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在资本的公式中，活劳动对于原料、对于工具、对于劳动过程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关系，都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即把这一切都当作非财产来发生关系，——这种资本的公式，首先包括非土地财产，或者说，否定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劳动的个人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劳动、而生产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不仅是作为劳动者同土地发生关系，而且是作为土地所有者同作为劳动主体的自身发生关系。土地财产潜在地包含着对原料，对原始的工具即土地本身，以及对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的所有权。在最原始的形式中，这意味着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在土地中找到原料、工具以及不是由劳动所创造而是由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只要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那么，派生的工具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土地的果实，就显得是包含在原始形式的土地财产中的东西。因此，这种历史状态作为较完全的财产关系，也就在工人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中首先被否定了。这是第一种历史状态，它在工人同资本的关系中被否定了，或者说作为历史上已经解体的东西而成为前提。

　　第二，[V—9]只要存在着对工具的所有权，或者说劳动者把工具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只要劳动者作为工具所有者来进行劳动（这同时意味着工具包括在他个人的劳动之内，也就是意味着劳动生产力处在特殊的有限的发展阶段上）只要劳动者表现为所有者或表现为从事劳动的所有者的这种形式，已经成为一种与土地财产并存并且存在于土地财产之外的独立形式，——这就是劳动在手工业中和城市中的发展，这种发展已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是土地财产的附属品，包括在土地财产之内；因此，原料和生活资料成为手工业者的财产，只是以他的手工业，以他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中介，——凡是在这样的地方，就已经有了与第一个历史阶段并存并且存在于第一个历史阶段之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而第一个历史阶段本身，由于上述第二类财产或第二类从事劳动的所有者独立出来，就必然以大大改变了的面貌出现。

　　因为工具本身已经是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构成财产的要素已经是由劳动创造的要素，所以在这里，共同体（指这个第二类财产借以建立的共同体），就不能再像第一种情况下那样以一种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了，共同体本身已经是被生产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由劳动者本身生产出来的共同体。显然，凡是在工具的所有权表现为把劳动的生产条件看作财产这样一种关系的地方，工具在实际的劳动中仅仅表现为个人劳动的手段；那种使他实际上占有工具并把工具作为劳动资料来使用的技艺，表现为劳动者的特殊技能，这种特殊技能使他成为工具所有者。总之。行会同业公会制度（即把劳动主体确立为所有者的那种手工业劳动）的基本性质，应该归结为把生产工具（劳动工具）看作是财产这样一种关系，这与把土地（原料本身）看作归自己所有是不同的。这种对生产条件的这一个要素的关系，把劳动的主体确立为所有者，使他成为从事劳动的所有者，这是第二种历史状态，它按其本性只有作为第一种状态的对立物，或者可以说，同时作为已经改变的第一种状态的补充物，才能存在。这第二种历史状态，在资本的第一个公式中也同样被否定了。

　　第三种可能的形式，就是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生活资料表现为劳动主体的自然条件，而无论是土地，还是工具，甚至劳动本身，都不归自己所有。这种形式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公式，在工人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的关系中，它也同样被否定了，表现为在历史上已经解体的状态。

　　所有制的各种原始形式，必然归结为把各种制约着生产的客观因素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原始形式构成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同样它们又以一定形式的共同体作为前提。这些形式由于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制）之内而在本质上发生变化，于是属于第一种状态的一切财产形式的单纯肯定性质便丧失了，发生变化了。它们全都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因而包含着这种对自身的扬弃。至于第二种状态，特殊种类的劳动，其中的师傅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对工具的所有＝对生产条件的所有，这种状态虽然不包含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可以在种姓制度的形式中得到类似的否定的发展。〕

　　〔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第三种形式——如果不是归结为奴隶制和农奴制——不可能包含劳动的个人对生产条件，因而对生存条件的关系。因此，它只能是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的这样一些成员的关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财产，但还没有达到第二种财产形式；面包和娱乐时代²⁴⁰的罗马平民的情形就是这样。〕

　　〔侍从对他们的领主的关系，或者说个人服务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个人服务实质上仅仅构成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生存方式，这种土地所有者已经不再从事劳动，而他的财产则把劳动者本身作为农奴等等包括在生产条件之内。在这里，统治关系表现为本质的占有关系。对于动物、土地等等，实质上不可能通过占有而发生任何统治的关系，虽然动物服劳役。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因此，没有意志的东西，例如动物，虽然能服劳役，但这并不使所有者成为领主。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统治关系和隶属关系也属于生产工具占有的这种公式之内；而这些统治关系和隶属关系构成所有原始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发展和灭亡的必要酵母，同时它们又表现出这些关系的局限性。诚然，在资本中，它们被再生产出来（以间接的形式），因而也构成资本解体的酵母，同时也是资本的局限性的标记。〕

　　[V—10]〔“在贫困时出卖自己和自己近亲，这种权限不幸曾是人们普遍的权利：这在北方各地，在希腊人中，在亚洲都很流行；债主有权把不还债的负债人充当自己的奴仆，而且有权用负债人的劳动或通过出卖其人身（只要这是可能的）来抵偿债务，这种权利也是几乎到处流行的。”（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600页）〕

　　〔尼布尔在一个地方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在奥古斯都时代写作的希腊作家是难以了解的，他们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同保护人和被保护民²³¹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这是由于他们

　　“写作的那个时代，富者与贫者都是唯一真正的公民阶级；那时贫穷的人，无论出身怎样显贵，也需要有保护人，而百万富翁，即使曾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也成了受欢迎的保护人。在他们那里，世袭的从属关系，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同上，第1卷第620页）。〕

　　〔“在两个阶级——麦特克²⁴¹和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后裔——中，有手工业者，他们的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而抛弃了农业的平民则享有这种公民权利。但手工业者也没有丧失拥有自己合法的联合团体的荣誉，他们的行会受到很大的尊敬，以致人们称努玛为这些行会的创立者，行会有九个：笛师，金匠、木匠、染匠、马具匠、制革匠、铜匠、制陶匠以及包括其他一切手工业的第九种行会…… 他们之中有些是住在城郊的独立的公民²⁴²，是不受任何保护人庇护的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在有这种权利的情况下）；也有的是农奴的后裔，他们的从属关系由于他们的保护人的氏族灭绝而中断了；当然，他们对于旧的公民与公社间的纠纷，一直是漠不关心的，正如佛罗伦萨的行会对于奎耳夫和吉贝林两派²⁴³间的争斗漠不关心一样，可能农奴仍然完全处于贵族的支配之下。”（同上，第1卷第623页）〕

　　一方面，前提是这样一些历史过程，这些历史过程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处于一种即使最初不是真正的自由工人的地位，无论如何也是可能的自由工人的地位，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所有生产的客观条件作为他人财产，作为这些个人的非财产，和这些个人相对立，但同时这些客观条件作为价值是可以交换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活劳动占有。这种历史上的解体过程，既是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地主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因而这实质上是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的过程；也是使劳动者成为自耕农²⁴⁴、成为自由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或佃农（隶农²⁴⁵）、成为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解体〔公共所有制和现实共同体的更古老形式的解体，就不用说了〕；也是以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并且把作为一定手工业技能的劳动本身当作财产（而不仅仅是当作财产的来源）的那种行会关系的解体，同样也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的解体，在这些关系中，非所有者作为自己主人的仆从表现为剩余产品的共同消费者，并且以此为代价，穿着自己主人的仆役的制服，参加主人的争斗，从事想象的或实际的个人服务等等。

　　在所有这些解体的过程中，只要更详尽地考察便可发现：在发生解体的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即以直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交换价值及其生产，是以另一种形式占优势为前提的；因此，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实物贡赋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但这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只要更仔细地考察，同样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这里首先与我们有关的是：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变为可能的自由雇佣工人（只是由于没有财产而被迫劳动，并出卖自己劳动的个人）这一解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所要求的，不是这些个人先前的收入来源和部分财产条件的消失，相反地，只是它们的使用有所不同，它们的存在方式改变了，它们作为自由基金转入他人手里，或者部分地仍然保留在这些个人手里。但同样明显的是，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仍然存在，但却以另一种形式，作为自由基金而存在，在这种形式上一切原有的政治等等的关系都已经消失，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已经只是以价值的形式，以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财产的个人相对立。

　　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V—11]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客观条件与这些变为自由工人的阶级的分离，必定同样会在相反的一极表现为这些条件本身的独立化。

　　如果不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看作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支配整个生产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而预先存在的资本，就是雇佣劳动自身的产物，并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被雇佣劳动本身当作前提，它作为雇佣劳动本身的前提是由雇佣劳动本身创造出来的。〕而是看作正在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考察货币向资本的最初转化，考察一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资本与另一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自由工人之间的交换过程，那么，自然会得出为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简单结论：作为资本而出现的一方，必定拥有原料、劳动工具以及使工人在生产期间直到生产完成以前能够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

　　而且，事情仿佛是这样：在资本家那里，必定已经有了一种积累——出现在劳动之前并且不是来自劳动的积累——，它使资本家能够驱使工人劳动，维持他们的活动能力，把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能力维持下去。〔一旦资本和雇佣劳动成为它们自身的前提，即成为先于生产本身而存在的基础，事情首先就会是这样：资本家除了拥有工人用来再生产自身、创造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实现必要劳动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以外，他还拥有使工人实现剩余劳动，即实现资本家的利润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进一步分析会表明，工人不断地为资本家创造出，或者说以资本的形式创造出双重的基金，这种基金的一部分不断地补充工人本身存在的条件，另一部分不断地补充资本存在的条件。我们已经看到，在剩余资本——同资本对劳动的原始关系相比的剩余资本——中，所有现实的、现有的资本，它的每一要素，都同样是对象化的、被资本占有的他人劳动，是不经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被占有的。〕然后，这种不依赖于劳动的、不是由劳动完成的资本的行为，就从资本的形成史中被搬到现代来，变成资本的现实性和它的作用、它的自我形成的一个要素。最后，就由此得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的结论，或者不如说，从简单而“公正的”等价物交换规律中引伸出资本的赢利方式。

　　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只是由于而且只有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才可能用来交换劳动的客观条件。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货币可以单纯通过等价物交换而积累起来；但这是在历史上不值一提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来源（即假定货币是通过本人的劳动而换得的）。其实，正是由高利贷（特别是对土地财产贷放的高利贷）和由商人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动产，即货币财富，才转化为本来意义的资本，即产业资本。这两种形式，就它们不是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较早的财富形式即资本的前提来说，我们在后面还有机会更详细地谈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形成，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的。这里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的。因此，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在这种场合，至多是来自租地农民，只要他是农产品商人），也不是来自行会（虽然在这种场合有这种可能性），而是来自商人的和高利贷者的财富。可是，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而与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时候，这种财富才找到购买这种自由劳动的条件。也只有这时候，这种财富才有可能购买这些条件本身。例如，在行会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如果它本身不是行会的、不是行会师傅的货币，就不可能买到织机，用来织布，一个人可以使用多少织机等等，是预先规定好的。总之，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还表现为活劳动所支配的领域，以致工具还没有真正进入流通。

　　要使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和材料等等，这些生活资料和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是那些现已丧失自己客观条件的人们的财产，现在同样也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了。

　　而另一种劳动条件——一定的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工具等等——是货币财富在资本的这个准备时期或最初时期发现的现成的东西，它们部分地表现为城市行会制度的结果，部分地表现为家庭工业即作为农业的附属物的工业的结果。这个历史过程不是资本的结果，而是资本的前提。经过这个历史过程，资本家才在土地财产或一般财产同劳动之间作为中间人（历史地）插了进来。历史根本不知道什么资本家和工人结成联盟[V—12]等等的美妙幻想，在资本概念的发展中也没有这种迹象。在某些地方，在依然完全属于另一个时期的范围内，偶尔会有手工工场发展起来，例如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手工工场曾经同行会并存。但是要成为整个时代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资本的条件就必须不仅局部地，而且是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当行会解体时，或许有个别的行会师傅转化为工业资本家，但这样的情形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很少的。整个来说，哪里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哪里的行会制度、师傅和帮工就消失了。）

　　不言而喻，——而且在更详细考察这里所谈到的历史时代时，就可以看到，——以前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的以前方式的解体时期，无疑同时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一方面货币财富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广度，另一方面，由于有加速这种解体的同一环境，货币财富迅速地增长和扩大起来。货币财富本身同时就是这种解体的动因之一，而这种解体又是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可是，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的历史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而告终了，或者确切些说，从此就会开始新的历史了。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

　　资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积累了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一句话，积累了同土地相分离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客观条件。

　　〔一看就可以明白，下述说法是很荒谬的循环论证：一方面，工人，即资本必须使之劳动才能使它自己确立为资本的那些工人，首先必须通过资本的积累创造出来，产生出来，等待着资本的呼唤：“变出来”！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如无他人劳动，便不能积累，或最多只能积累它自身的劳动，也就是说，它本身只能以非资本和非货币的形式存在，因为在资本存在之前，劳动只能实现在手工业劳动、小农业等等的形式中；简言之.这是完全不可能积累或者只能有很少积累的形式；这种形式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这种积累的概念，我们还必须作更详尽的研究。〕

　　决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

　　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已具备了。它们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解体过程，正是这一个过程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就货币在历史上也起促进作用来说，只有当货币本身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加入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货币促使被剥夺光的、丧失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形成的时候，货币才起这种促进作用。但是，这当然不是由于货币为这些工人创造他们生存的客观条件，而是由于货币加速这些工人同这些条件的分离，——使工人丧失财产。

　　例如，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遣散了那些曾经与他们共同消费剩余农产品的侍从；其次，他们的租佃者赶走了茅舍贫农等等，这样一来，首先有大量的活劳动力被抛到劳动市场上，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他们最初力图走后一条路，但是被绞架、耻辱柱和鞭子从这一条路上赶到通往劳动市场的狭路上去；由此可见，政府，如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等等的政府，²⁴⁶是作为历史上解体过程的条件而出现的，并且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另一方面，从前被土地所有者及其侍从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等等，现在由货币支配，货币要买到它们，以便用它们来购买劳动。货币既未创造、也未积累这些生活资料；它们本来就已存在，在它们以货币为中介而被消费和再生产之前，它们已经被消费和再生产了。发生变化的只不过是：这些生活资料现在被抛到交换市场上了，同那些侍从等等的嘴脱离了直接的联系，并由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因而落入货币财富的势力范围[V—13]和统治之下。

　　劳动工具的情况也是一样。货币财富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纺车和织机。但是，纺工和织工一旦同自己的土地相分离，他们就连同自己的纺车和织机一起落入货币财富等等的统治之下了。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资本的实在的积累；就是在各个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积累起来。关于这个问题，将在考察所谓资本的积累问题时再详细谈。

　　货币财富——作为商人财富——当然促使旧的生产关系的推进和解体，并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例如像亚·斯密²⁴⁷已经出色地指出的那样，拿自己的谷物，牲畜等等去交换来自异乡的使用价值，而不是跟他的侍从一起把他自己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挥霍掉，也不是把自己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同他分享消费的侍从的人数上。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租佃者那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交换价值的发展——以商人等级的形式存在的货币促进了这种发展——瓦解着主要是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劳动对它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因而导致劳动市场的形成（当然要同奴隶市场区别开）。但是，就是货币的这种作用，也只有在那种不是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上，而是建立在行会的劳动组织等等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城市劳动本身创造了这样一些生产资料，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来说，行会变成了障碍，就像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对于改良了的农业成为障碍一样，这种改良了的农业本身部分地又是农产品在城市里的销路扩大等等的结果。其他的情况，例如16世纪时使流通的商品量和货币量增多，造成新的需要，因而提高了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等等，抬高了价格等等的情况，——所有这一切，一方面促进了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加速了劳动者或有劳动能力的非劳动者与其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分离，这样就促进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可见，如果把资本的这种原始形成理解为似乎是资本积累了并创造了生产的客观条件——生活资料、原料、工具——并且替那些已经被剥夺掉这些条件的劳动者提供了这些条件，那就再荒谬不过了。相反，货币财富部分地助长了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劳动力被剥夺掉这些条件；这种分离过程部分地又是在没有货币财富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当资本的原始形成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货币财富便能够作为中介出现在这样变成自由的客观生活条件与变成自由的但已是一贫如洗的活劳动力二者之间，并且能够借助于一方去购买另一方。至于货币财富本身在转化为资本之前的形成问题，那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的史前时期的问题。高利贷、商业、城市以及与这一切同时兴起的国库，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租佃者、农民等的积蓄也起过作用，不过作用程度较小。

　　这里同时又可以看到，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这种交换价值到处以商业为中介，或者说它的中介可以称为商业；货币在商人等级中保持独立的存在，同样，流通在商业中保持独立的存在——，一方面导致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劳动本身属于生产客观条件的这些关系的解体；而所有这些关系既表明使用价值和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占优势，也表明那种本身还直接作为生产前提而存在的现实的共同体占优势。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的共同体，——尽管像我们在论货币的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们会造成一种外观，仿佛财产仅仅是劳动的结果，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有是[劳动的]条件，——以及作为财富的一般条件的劳动，都是以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并且产生出这种分离。这种等价物的交换是存在的，不过，它仅仅是这样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如果把它同资本分开来考察，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作独立的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不过这是必然的假象。

　　因此，现在已经毫不奇怪的是，交换价值制度，以劳动为尺度的等价物的交换，会转化为不通过交换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转化为劳动与财产的完全分离，或者更确切地说，会把这种情况当作这一制度的隐蔽背景而显示出来。因为，交换价值本身和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前提是：[V—14]他人的劳动能力本身是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或劳动能力对自己的客体性的关系——成了对他人的财产的关系；一句话，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成了对资本的关系。只有在封建制度衰亡但还进行着内部斗争的时期，例如14世纪和15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才是劳动自我解放的黄金时代。为了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这种私人交换制度，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造成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因而导致不通过交换而占有活劳动。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在历史上往往非常明显地表现成这样：例如商人让许多以前以农村副业的形式从事纺织的织工和纺工为他劳动，把他们的副业变成他们的本业。这样，商人就掌握了他们，并把他们变成受他支配的雇佣工人。后来他们又必须离开家乡，联合在一个作坊里——这是第二步。很明显，在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商人既没有为织工和纺工预备原料，也没有为他们预备工具、生活资料。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渐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之内，这种劳动使他们依赖于出售，依赖于买者，依赖于商人，最终他们就只是为他而生产，并通过他而生产。最初，商人只是通过购买他们的产品来购买他们的劳动；一旦他们只限于生产这种交换价值，从而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全部用来换取货币，才有可能继续生存，这时他们便落入商人的支配之下，最后就连他们好像是把产品出卖给商人的那种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或者是为了减低商人自己的生产费用而把劳动工具留给他们作为徒有其名的财产。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属于这种原始的历史形式的，一方面，是本来意义上的手工工场（还不是工厂）。手工工场产生在为出口、为国外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地方，也就是说以大宗海陆贸易为基础，产生在贸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弗兰德和荷兰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罗纳等等。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除那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在这些地方，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是国外市场，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以交换价值为目标，也就是说，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手工工场、造船业本身等等，——除这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在乡村中，建立在没有行会等等的农村中。农村副业包含着工场手工业的广阔基础，而城市工商业为了能够按照工厂方式经营，则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包含着这种基础的，还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如玻璃厂、金属加工厂、锯木厂等等，它们一开始就都要求劳动力更加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产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集中。造纸厂等等也是一样。

　　另一方面，又有租地农场主的出现和农业人口向自由短工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在农村中彻底完成并达到它的最纯粹形式为期最晚，但它在那里开始的时间是最早的。

　　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达到大上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农村整个地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玻璃厂、造纸厂、炼铁厂等等，是不能以行会的方式经营的。它们要求大规模的生产、广泛市场的销路、操在企业家手中的货币财富——这并不是说，企业家创造了条件，他既不创造主观条件，也不创造客观条件，但在旧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下，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

　　然后，农奴制依附关系的解体，以及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逐渐地使一切劳动部门转变为资本经营的部门。当然，城市本身也在非行会的短工和粗工等等形式上包含着形成本来意义的雇佣劳动的一个要素。

　　[V—15]如果说我们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在以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消灭手工业劳动、从事劳动的小土地所有制等等，甚至也消灭了那种处在不与劳动相对立的形式上的资本本身，即小资本和介于旧生产方式（或在资本的基础上更新的旧生产方式）同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资本生产方式之间的中间类型、混合类型。

　　在资本产生时作为前提的唯一积累，是货币财富的积累，这种货币财富从本身来看完全是非生产的，它仅仅从流通中产生出来而且仅仅属于流通。资本迅速为自己创造国内市场，是通过消灭所有的农村副业，从而为一切人纺织，为一切人供应衣服等等，一句话，使以前作为直接使用价值而生产的商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形式，这是一个由于劳动者与土地以及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甚至也许是依附者的所有权）相分离而自然产生的过程。

　　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而且只是缓慢地扩大着。

　　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¹⁴⁴一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

　　但是，这种错误丝毫不比谈论古代的资本，谈论罗马、希腊的资本家的那些语言学家所犯的错误大。这只不过是以另一种说法表明在罗马和希腊劳动曾是自由的，不过这一点是这些先生们未必想说出的。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畸形物而存在的。

　　如果谈到在古代人那里还没有出现的“资本”这个词（虽然在希腊人那里，àρχαια [不加息的原始资本]一词相当于拉丁语的pricipalis summa rei credita[借贷的本金）。²⁴⁸）那么至今还带着自己的牲畜群在亚洲高原的草原上放牧的游牧民，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最初的含义是牲畜，所以至今在法国南部，往往由于缺乏资本而订立的分成制契约恰恰例外地被称为：Bail de bestes à Cheptel[牲畜租赁契约]。假如用说得很蹩脚的拉丁语来表达，那么，我们的资本家或Capitales Homines[首脑人物]便成了“qui debent cenum de capite[应交纳人头税的人]²⁴⁹。

　　当规定资本的概念时，会遇到在规定货币概念时所没有遇到的困难。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但是，它同时又是作为一种与资本家不同的资本家存在要素，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资本。我们还将看到，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就资本概念来说看来并不包含的含义。例如人们说，把资本借出去，把资本积累起来等等。在所有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但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将在论述过程中得到解释。

　　（顺便当作笑话说一下：勇敢的亚当·弥勒以极其神秘的眼光看待一切譬喻，他也听说日常生活中的活资本是与死资本相对立的，并用神智学来加以解释。²⁵⁰在这方面，阿瑟尔斯坦王的说法倒可以开导他：我把我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既包括活的牲畜，也包括死的土地果实，献给神。）²⁵¹

　　货币始终具有同一形式，同一基质；因此很容易认为货币只是一种物。但是，同样的东西，商品、货币等等，或者可以代表资本，或者可以代表收入等等。甚至经济学家们也明白：货币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同样的物，有时可以包括在资本的规定中，有时可以包括在另外的、对立的规定中，因此，它或者是资本，或者不是资本。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

脚　　注

(64) “所有制”原文是“Eigentum”，在本节中，按上下文分别译为“财产”、“所有”、“所有权”、“所有制”；与土地相联时，则分别译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土地财产”、“地产”。——编者注
(65) “公有地”原文是“ager publicus”，指古罗马的国有土地。——编者注
(66) 即氏族。——编者注

注　　释

14 德语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Cens）和“部落”（Siamm）两个概念。另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科学中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层单位，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新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f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氏族纽带的解体，才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全面阐述了这些新见解。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第（50a）注。——466。
15 政治动物（Ζωου πολιτιχσυ）．从更广泛意义来说是“社会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1册开头给人下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第（13）注中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489。
144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那一节中，概括地评述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这一观点（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3节（d））。在未写完的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布雷的那一节中（同上，第4节），马克思从布雷的著作《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里子版第59页上引用了他的这样一段话：“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像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508。
228 这一标题，采自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为手稿第IV笔记本第50——53页及其后续部分所加的提示。在这个《提要》中、马克思还为手稿第V笔记本第1—15页加了另一标题；《资本关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积累以前的过程》。——465。
229 fabri（古罗马的匠人），指加工硬质材料的木工、锻工等人。——470。
230 魁里特（quiritarium）是古罗马全权公民的正式名称，它是从古罗马平民（Quiriten）这个词派生出来的。——471。
231 被保护民是依附于古罗马贵族的受保护的贫民，就其阶级性来说，处于自由民与被解放的奴隶之间。——472、487、495。
232 “任何罗马人都不许作为商人或手工业者谋生”，这句话出自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古代罗马史》第9册第25页。
　　马克思转引自尼布尔《罗马史》1827年柏林第2版（全部改写的）第1卷第615页第390注。——472。
233 德莫特，在古希腊居住在德莫（自治区）内、享有充分权利的全体公民，与奴隶和异邦人不同，都被称作德莫特（意即希腊人民）。在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后，蘑奠是阿提卡的最小行政单位，它在农村中包括一两个村庄，在雅典则包括一个城区。——473。
234 部落（Phyle．指地区部落）是希腊人在氏族制度中对各氏族联合体的名称，它由好几个氏族分支组成，形成一个宗教团体，拥有自己的祭司和官员。在阿提卡，克利斯提尼实行改革时，把4个老的部落改为10个p（域选区，即地区部落，这些地区部落各由i。个德莫组成（参看注233）。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缘部落不同，它们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五、雅典国家的产生》。——473。
235 迪特马尔申人是指迪特马尔申的居民。迪特马尔申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地区，曾是自由民的一个要塞。自由民曾长期保留公杜制度，反抗德国和丹麦封建主的征服。到14世纪，迪特马尔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三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年丹麦国王征服迪特马尔申，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下半叶。——473。
236 盖玉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是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473。237从这里开始为手稿笔记本的第V本、第一页上注明：“笔记本v（资本章。续）’。扉页上写着：“笔记本V．1858年1月。伦敦。（1月22日开始。）”——474。
238 蒲鲁东关于财富的起源问题的看法，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2卷第269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4节中引用并批判了这段话。——480。
239 特里布斯（tribus）是古罗马的行政区单位。从塞尔维乌斯实施改革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起，罗马的城区刘分为四个特里布斯。同时，还有几个郊区的特里布斯。每个特里布斯中凡占有土地的自由民都列入该特里布斯的户籍簿。在按地区划分为特里布斯之前，更古老的方法是按部落和氏族划分（“特里布斯”一词的原意是“部落”，每一特里布斯包括一百个氏族）。这种划分方法是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482。
240 “面包和娱乐”（panes et circenses），出自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10节第81行。马克思说的面包和娱乐时代指的是罗马奴隶翻国家的繁荣时期，那时丧失社会地位的平民被排除于生产领域之外，主要靠国家和富有的奴隶主的施舍来生活。发放钱粮和大搞竞技比赛，是公元前一世纪以来罗马官吏为防止平民闹事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494。
241 麦特克是在古希腊城邦定居的外来移民。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没有雅典公民的政治权利。他们不能参加人民大会，担任公职和占有不动产等，可以从事手工业、商业等职业，并参加祭祀庆祝活动，必须交纳特别的捐税和服兵役，但必须有全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在法庭上也只能由全权公民代为辩护，——495。
242 住在城郊的独立的公民是指中世纪时居住在原城区界桩以外的居民，城市往往为提高防御能力而给他们以公民权。——496。
243 奎耳夫和吉月林是中世纪德意志皇帝和罗马教皇斗争中的两个派别，奎耳夫派（按铬文发音应是韦耳夫派）是拥护教皇的派别，吉贝林派（按德文发音应是魏卜林派）是拥护施陶芬皇帝的，意大利北部各城中这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在霍亨施陶芬王朝之后仍在进行，并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496。
244 自耕农是拥有人身自由、但在地主土地上垦殖的农民。——496。
245 隶农是古罗马大庄园中半自由的小租地农民或世袭的佃农。——496。
246 关于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及其他英国国王和女王的立法的作用，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3节。——502。
247 亚·斯密关于土地所有者不再把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挥霍掉的描述，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篇第1章。——503。
248 principalis surnma rei creditae［借贷的本金］在希腊曾被称为àpxaîa（不加息的原始资本）。沙·迪·迪康热在他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中曾对资本这个词的语源进行了研究，见该书1842年巴黎版第2卷第139—141页。——509。
249 “Capitales homines［首脑人物］便成了qui debent censum de capite［应交纳人头税的人］”，这句话马克思引自迪康热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第2卷第141页。迪康热在那里进一步解释说：这些人当时并不是完全地而是有条件地获得自由，他们承担劳役、提供服务或负有交纳年税的义务。——509。
250 见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上册第226—241页。——509。
251 “我把我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既包括活的牲畜，也包括死的土地果实，献给神”，这句话马克恩引自迪康热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第2卷第140页，迪康热在那里举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阿瑟尔斯坦的一段法律，作为例证，说明“Capitale vivens”（活的财产）这个词是在“活的牲畜”这一含义上使用的。——509。

[资本流通]

　　[V—16]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真正本性只有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⁶⁷⁾

　　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资本循环本身，或者说，资本流通。初看起来，生产处于流通的彼岸，而流通处于生产的彼岸。资本的循环设定为资本流通的流通——包括两个要素。在这种流通中，生产表现为流通的终点和起点，反过来也一样。流通的独立性现在被降低为单纯的外观，生产的彼岸性也是如此。

　　〔对以上所述还要补充一点：等价物的交换好像是以个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因此好像把通过劳动的占有，即占有的现实经济过程，同对客体化的劳动的所有权等同起来了；过去表现为实际过程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被承认为生产的一般条件，因而也就在法律上被承认，成为一般意志的表现，——这样的等价物的交换转向自己的反面，由于必然的辩证法而表现为劳动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表现为不通过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占有他人的劳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即在表面上进行着上述那种自由和平等的等价物交换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是劳动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外化。另一方面，交换价值的条件是，交换价值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作为价值尺度的是活劳动，而不是活劳动的价值。如果认为，在一切生产状态下，生产，从而社会，都建立在单纯的劳动同劳动的交换上，那就错了。在劳动把它的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财产的各种形式中，劳动者的再生产绝不是由单纯的劳动所决定的，因为劳动者的所有权关系不是他的劳动的结果，而是他的劳动的前提。这一点在土地所有权上是很明显的；在行会制度下也必然清楚的是，由劳动所构成的特殊形式的财产，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劳动或劳动的交换上，而是建立在劳动者同一定的共同体的客观联系上，建立在劳动者同他所遇到的、作为他由以出发的基础的一定条件的客观联系上。这些条件也是劳动的产物，是世界历史性的劳动的产物，共同体的劳动的产物，——是共同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既不是从单个人的劳动出发，也不是从他们的劳动交换出发的。因此，价值增的前提也不是单纯的劳动。只是劳动同劳动发生交换的那种状态——不管是以直接的活劳动的形式进行交换，还是以产品的形式进行交换——，其前提是劳动从它同它的客观条件的原始共生状态中脱离出来，由于这种脱离，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单纯的劳动，另一方面，劳动的产品作为对象化劳动，获得了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作为价值的完全独立的存在。劳动同劳动相交换——这看起来是劳动者所有权的条件——是以劳动者一无所有为基础的。〕

　　（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以后再考察。）

　　货币流通从无数的点出发又复归到无数的点。复归点决不表现为出发点。在资本流通中出发点就表现为复归点，复归点就表现为出发点。资本家本身既是出发点又是复归点。他用货币交换生产条件，从事生产，实现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使产品转化为货币，然后又重新开始这个过程。货币流通就其本身来考察，必然消失在货币这种不动的物中。资本流通总是从自身重新发动起来，使自己分解为资本流通的各个要素，它是一部永动机。在货币流通范围内，价格的设定纯粹是形式上的，因为价值是不依赖于货币流通而作为前提存在的。资本流通设定价格，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际上的，因为资本流通设定价值。

　　只要价值本身在资本流通中作为前提出现，那么它只能是另一个资本所设定的价值。货币流通所经历的那段路程，是已经确定的，而加速或减慢货币流通的那坚情况是外部的推动力。资本在其流通中自行扩充，并且延长[V—17]自己的路程，而流通的快或慢本身构成资本经历的路程的内在要素。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发生质的变化，而资本流通的各要素的总和本身是资本生产——既是资本的再生产，也是资本的新生产——的各要素。

　　〔我们已经看到，在第二次循环结束时，即被当作剩余资本使用的剩余价值的循环结束时，那种以为资本家用来同工人相交换的东西似乎并不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对象化劳动的错觉就消失了。不错，在已经以资本本身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对于单个资本来说，代表原料和工具的那一部分资本，表现为作为这个资本的前提的价值，同样，也表现为这个资本所购买的活劳动的前提。这两项[原料和工具]归结为由他人的资本生产的，就是说，也是由资本生产的，只不过是另一个资本罢了。对一个资本家来说是原料的东西，是另一个资本家的产品。对一个资本家来说是产品的东西，对另一个资本家来说是原料。一个资本家的工具是另一个资本家的产品，甚至可能是用来生产另一种工具的原料。因此，在单个资本中表现为前提的东西，我们叫作不变价值的东西，不过是由资本生产的资本的前提，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都是互为前提和互为条件的。每一个资本就其本身来考察，都可归结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作为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死劳动。归根到底，撇开没有价值的自然物质不说，任何资本除了劳动以外不包含任何别的东西。在这里，即使存在许多资本，也不应当妨碍我们的考察。相反地，在考察了所有资本都成其为资本这一共同点以后，许多资本的关系也就清楚了。〕

　　资本的流通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生成、它的成长、它的生活过程。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血液循环相比，那么，这不是徒具形式的货币流通，而是内容充实的资本流通。

　　如果说流通在一切点上都以生产为前提，并且都是产品的流通（不管是货币流通还是商品流通），产品到处都来自生产过程，而生产过程本身又是资本的过程，那么，现在货币流通本身就表现为由资本流通决定的，而以前它似乎是和生产过程并行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头还要谈。

　　如果我们现在把资本流通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作为流通内部的两大差别出现的是两个要素：生产过程和流通本身，二者都是作为资本流通的要素。资本在生产过程领域中停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这个过程的技术条件，而且资本在这个阶段停留的时间——虽然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会由于生产种类、生产对象等等而各不相同——是直接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不外是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不对！）²⁵²。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劳动时间越少，相对的剩余价值就越多。不论我们说一定量产品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还是说在一定劳动时间内能够提供较多的成品，这都是一回事。缩短一定量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那段时间，缩短它与本来意义的流通脱离的时间，缩短它投下的时间，这同缩短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同生产力的发展，同自然力、机器的应用以及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应用——工人的密集、劳动的结合和分工——是一致的。因此，从这方面来看，似乎没有加进任何新的要素。但是，就单个资本来说，如果注意到单个资本中构成原料和工具（劳动资料）的那一部分，是他人资本的产品，那就可以看出，资本能以多快的速度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同时也取决于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们想象同一个资本生产自己的原料、自己的工具和自己的最终产品，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如果假定是不同的资本，那么资本停留在生产过程阶段的持续时间本身就是流通的一个要素。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还不是许多资本。这就是说，这个要素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

　　第二个要素是资本从转化为产品到产品转化为货币所经历的期间。这个期间流逝的速度，即它持续的时间，显然决定着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即资本自行增殖过程的次数的多少。

　　如果资本——假定最初是100塔勒——一年流通四次，每次的利润是资本的5%，如果新价值没有再次资本化，那么这就等于一个在数量上增加到四倍而利润率相同的资本——假定是400塔勒——一年流通一次，每次的利润是20塔勒。

　　可见，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通速度代替资本的数量。换句话说，如果[V—18]缩小 ³/₄ 的价值在同一时间内作为资本实现四次，而另一个增大到四倍的资本作为资本只实现一次，那么较小资本的利润——剩余价值的生产——至少同较大资本的利润一样多。我们说的是：至少。利润也有可能多一些，因为剩余价值本身又可以作为剩余资本来使用。

　　例如，假定100塔勒的资本，不管流通几次，每次都提供10%的利润（在这里为了计算方便，预先采用剩余价值的这个形式），那么，第一季度结束时，它将等于110塔勒，第二季度结束时等于121塔勒，第三季度结束时等于133 ¹/₁₀ 太塔勒，而最后，次流通结束时等于1464 ¹/₁₀₀ 塔勒；而400塔勒的资本，一年流通一次，就只等于440塔勒。在第一种场合利润＝464 ¹/₁₀₀ 塔勒，而在第二种场合只＝40塔勒。（就资本每次增大时不会带来相同的利润率而言，这个例子的前提是错误的，但是这一点对于这个例子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要说明的并不是在第一种场合剩余价值多出多少，而只是说剩余价值总是会——而且实陈上就是这样——在第一种场合多于40塔勒。）

　　数量代替速度和速度代替数量的规律，我们在考察货币流通时已经谈到过。⁽⁶⁸⁾这个规律在力学中普遍适用，同样也在生产中普遍适用。关于这一情况，我们在考察利润率的平均化、价格等等时再回过来谈。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是否加进了某种不依赖于劳动、不直接来自劳动、而是从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价值规定的要素？

　　〔信用能使资本流通中的差别拉平，这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和这里研究的问题有关，因为这个问题是从进行一般考察时的资本的简单概念中产生的。〕

　　资本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流通较多的次数，就像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南方的收获次数多于北方一样。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在这里我们把资本在生产阶段即在价值增殖的生产过程中必须停留的时间上的差别完全撇开不谈。正如谷物，当它作为种子播在地里时，就失去了它的直接使用价值，它作为直接使用价值就丧失了价值；同样，资本从完成生产过程直到再转化为货币，并从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为止，也丧失了价值。〔资本能够从货币形式再转变为生产条件——出现在这些生产条件中的，不像在奴隶制度下那样，是劳动者本身，而是同劳动者的交换——的速度，既取决于向这个资本提供原料和工具的其他资本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也取决于工人的存在，而从后面这一点来说，相对的过剩人口对资本来说是最好的条件。〕

　　〔完全撇开资本a的生产过程不谈，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是决定资本。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产业资本形式的要素。因此，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表现为资本a的流通过程的速度的要素。一个资本的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决定另一个资本的流通阶段的速度。这两个阶段的同时性是使资本a的流通不受阻碍的条件：资本的那些必须交换来的要素，是同时投入生产和流通的。

　　例如，在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手工纺纱已经不能为织布业提供所需数量的原料，或者同样可以说，纺纱业不能在所要求的同一时间内，以同样的速度使亚麻或棉花通过生产过程，使它们变成纱。结果发明了纺纱机，它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提供多得多的产品，或者同样可以说，生产同量产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少得多，原料在纺纱过程中停留的时间短得多。按照资本的一般概念考察资本时，资本的一切要素是包含在资本中的，这些要素只有当资本实在地表现为许多资本时，才能获得独立的现实性，才能显示出来。那个在竞争范围内并且通过竞争而存在的内在的活的组织，只有这时候才更广泛地展开。〕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资本流通，就可以看到四个要素；或者说，如果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两大要素当作两个要素来看，那么其中每一个又都以双重身分出现。这样，我们可以从流通出发，也可以从生产出发。现在已经谈过的是，流通本身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为资本通过流通才能成为资本；如果把流通本身看作是生产过程的整体，那么生产只是流通的要素。

　　这四个要素是：（I）实际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V—19]（II）产品转化为货币。这个过程的持续时间。（III）货币按照相应的比例转化为原料、劳动资料和劳动，一句话，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各要素。（IV）资本的一部分同活劳动能力¹³⁶相交换.这可以看作一个特殊要素，而且必须看作一个特殊要素，因为劳动市场不同于产品市场等等，它是受另一些规律支配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人口，但不是绝对的人口，而是相对的人口。上面已经说过，第I个要素不在这里进行考察，因为它和价值增殖的一般条件相重合。第III个要素只有当不是谈论资本一般，而是谈论许多资本的时候，才予以考察。第IV个要素属于工资等等那一篇。

　　这里我们要谈的只是第II个要素。在货币流通中所发生的，只是交换价值时而变为货币时而变为商品这种形式上的转化。在这里，货币、商品都是生产条件，最后，是生产过程。各要素在这里充满了完全不同的内容。第II个要素所造成的资本周转中的差别，一因为它既不是由同劳动交换时的较大困难决定的，也不是由原料和工具在流通中不同时存在所引起的停顿决定的，也不是由生产过程的不同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只能是由于价值实现的较大困难而引起的。这显然不是由关系本身所造成的内在情况；相反地，在这里当我们考察资本一般时，这和我们谈到与价值增殖同时发生的价值丧失时所说的情况⁽⁶⁹⁾是一致的。

　　没有一个企业是由于考虑到它销售自己的产品比其他企业困难才创办起来的。如果销售的困难是由于市场较小造成的，那么投入的资本就不会像预定的那样多，而是比拥有较大销售市场的企业投入的资本少。但是，销售的困难也可能是由于市场距离较远，因而资本回流较迟造成的。在这里，资本a实现自身价值所需的时间较长，是由于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作为w来同G交换时必须经过的那段距离较远。

　　但是，例如某产品是为中国生产的，难道不可以认为只有当该产品到达中国市场时，这个产品，它的生产过程才箅完成吗？实现产品价值的费用可能由于把该产品从英国运住中国的运输费用而增加。（关于对资本较长时间闲置不用而加以补偿的问题，在这里还不可能论述，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须以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和派生的形式——利息——为前提。）于是，生产费用就归结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加上在运输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首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照我们迄今提出的基本论点，能否从运输费用中赚到剩余价值？我们撇开运输上消耗掉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即船只、车辆等等以及使用它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不谈，因为这个要素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关系，而且不论它等于零或等于x.都是无关紧要的。现在要问，运输费用能否包含剩余劳动，也就是说，资本能否从运输费用中赚到剩余价值？这只要提出以下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什么是必要劳动，或者说，什么是这个必要劳动对象化于其中的价值？

　　产品必须支付：（1）它自身的交换价值，即产品自身中的对象化劳动.（2）船员、车夫等等耗费在产品运输上的追加时间。他能否赚回这些支出，取决于他运产品去的那个国家的富有程度及其需要等等，取决于产品对这个国家的使用价值。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很明显，工厂主让工人完成的全部剩余劳动，都形成他的剩余价值，因为这是对象化于新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没有花费工厂主分文。但是，在运输时间上，他使用工人的时间显然不能超过运输所需要的时间。否则，他就是浪费劳动时间，而不是用来增殖价值，也就是说，没有使它在使用价值中客体化。船员、车夫等等，维持一年的生活只需要半年的劳动时间（假定一般地说，这是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所占的比例）；而资本家全年使用他们，支付给他们的却是半年的报酬。资本家在他所运输的产品的价值上算进全年的劳动时间，而支付的只是半年的报酬，因而按照必要劳动计算，他赚到100%的剩余价值。这里的情况同直接生产中的情况完全一样，所运产品的最初的剩余价值只能是这样产生的：工人运输产品的一部分时间没有得到支付，因为这部分时间超过工人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是剩余时间。

　　某种个别的产品也许由于运输费用而变贵，以致无法交换，——因为该产品的价值同它作为所运产品的追加价值不成比例，一旦产品运到目的地，这一特点在商品身上就会消失，——这种情况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如果一个工厂主为了纺出一磅棉纱而不得不开动他的全部机器，那么这磅棉纱的价值也会同样提高到难以找到销路的地步。外国产品昂贵，它们在中世纪消费量不大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我不论是从矿山弄来金属矿石，还是把商品运到商品消费地去，这同样都是位置的[V—20]移动。改善交通运输工具也属于发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关于产品的价值可以使产品承担多少运输费用的问题，其次，关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交易才能减少运输费用（一艘100吨的船运载2吨或100吨的货物所花的运输费用可以相等，等等），才能使交通工具有利可图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但是，需要辟出一篇来专门讨论交通工具，因为交通工具构成固定资本的一种形式，有自己的价值增殖规律。）

　　如果我们设想，同一资本既从事生产又从事运输，那么这两个行为都属于直接生产。而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种流通，也就是产品获得最终的使用形式即能够流通的形式之后向货币的转化，只有当产品运到预定地点后才开始。这个资本家和另一个就地销售自己产品的资本家不同，他的资本回流比较晚，这种情况导致另一形式，即使用更多的固定资本，不过这里所谈的还不是这个问题。不管a是在工具上比b多花费100塔勒，还是他为了把自己的产品运到预定地点，运到市场而必须多花费100塔勒，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都需要有更多的固定资本，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消费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因此，从这方面来看，似乎这里所举的不是内在情况；这种情况属于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考察。

　　但是，在这里加进一个要素：流通费用，这种费用不包含在简单的流通概念之内，并且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关于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即作为生产关系，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产要素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如用于交通运输工具的费用），只有在研究利息，特别是研究信用时才能谈到。我们所考察的流通，是价值的转化过程，是价值[运动]的质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货币的形式、生产过程的形式、产品的形式、产品再转化为货币和剩余资本的形式。这是因为在这种转化过程本身的范围内，在这种从一个规定向另一个规定的过渡中，产生出一些新的规定。流通的费用不是非有不可，例如，当产品向货币过渡时就是这样。流通的费用可能等于零。

　　但是，就流通本身要付出费用，它本身需要追加劳动来说，流通本身表现为包含在生产过程内的过程。从这方面来看，流通表现为直接生产过程的要素。在直接为了使用，只交换多余产品的生产中，流通费用只与多余产品有关，而与主要产品无关。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萁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既然直接产品只有随着运输费用的减少才能在远方市场大规模实现价值，另一方面，既然交通工具和运输本身只有在使必要劳动得到补偿而有余的大规模交易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价值增殖的领域，成为资本所推动的劳动的领域，那么生产廉价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因而这种交通运输工具就由资本创立出来。为了把成品投入流通——产品只有到达市场才是处于经济流通中——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正像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需要的一切劳动一样（例如用于保障交换安全的费用等等），是需要加以克服的限制。

　　水路作为自行流动、自行运动的道路，主要是商业民族的道路。另一方面，陆路最初是归共同体掌管，后来长期归政府掌管；它们是产品的纯扣除，由国家的共同剩余产品中支出，但不构成国家财富的源泉，也就是说，补偿不了它自己的生产费用。在亚洲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内，一方面，对道路没有需要：另一方面，缺乏道路又使这些共同体闭关自守，因此成为它们长期停滞不前的重大要素（例如在印度）。利用徭役劳动来筑路，或者换一种形式，利用赋税来筑路，是用强制手段把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变成道路。为了使单个资本承担这项工作，即创造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生产过程的这些条件，劳动必须能增殖价值。

　　假定a.b两地之间有一条道路（对土地无须花费分文），那么，这条道路就只包含[V—21]一定量的劳动，也就是一定量的价值。这条道路不论是由资本家修筑还是由国家修筑，结果都一样。资本家是否在这里得到了好处，为自己创造了剩余劳动，从而创造了剩余价值呢？首先应当从道路那里除掉使人迷惑的东西和它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所产生的东西。假定这条道路像一件上衣或一吨铁那样可以立即卖掉。如果修筑这条道路花费了比如说12个月的时间，那么，它的价值就等于12个月。如果劳动的一般标准已达到比如说一个劳动者靠6个月的客体化劳动就能维持一年的生活，那么，如果整条道路都由他修筑，他就可以为自己创造6个月劳动的剩余价值；或者，如果这条道路由共同体修筑，而劳动者只愿意在必要时间内劳动，那就必须再找另一个劳动者来劳动6个月。资本家则相反，他迫使一个工人劳动12个月，而支付给他的是6个月的报酬。这条道路中包含着工人剩余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便形成资本家的利润。产品所表现的实在形式，绝对不应破坏建立在客体化劳动时间上的价值理论的基础。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资本家是否能够实现道路的价值，是否能够通过交换实现它的价值？当然，每一产品都有这个问题，但就一般生产条件来说，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形式。我们假定，道路的价值不能实现。但道路还是要修筑，因为它是必要的使用价值。那么情况会怎样呢？道路必须修筑出来，并且必须支付费用，——因为必须用道路的生产费用来换取道路。只有在消费一定量劳动、劳动资料、原料等等之后，道路才开始存在。不管是用徭役劳动来筑路，还是用赋税来筑路，都是一样的。但是，所以要修筑道路，只是因为它对于共同体是必要的使用价值，因为共同体无论如何都需要它。

　　诚然，这是个人在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直接劳动之外一定要完成的剩余劳动——不管是以徭役形式还是以赋税这种间接形式去完成。但是，既然这种劳动无论对于共同体或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个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这种劳动就不是个人完成的剩余劳动，而是他的必要劳动的一部分，这种劳动所以必要，是为了使他把他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再生产出来，从而也把共同体再生产出来，而共同体本身则是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一般条件。

　　如果劳动时间全都消费在直接生产上（或者用间接的说法，如果不能为这一既定目的征收附加税），那么，道路还是修不起来。如果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人，那么，必要劳动就是由于分工而独立化的一切特殊劳动职能的总和。这个人，比如说，就必须花费若干时间从事农业，若干时间从事工业，若干时间从事商业，若干时间制造工具，若干时间——回到我们的本题上来——修筑道路和生产交通工具。所有这些必须做的事情可归结为为了各种目的和进行各种特殊活动所花费的若干劳动时间。究竟能够花费多少这样的劳动时间，则取决于劳动能力的量（＝构成社会的有劳动能力的个人的人数）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创造的产品数量）。

　　依照交换本身的发展程度而以不同发达程度的分工为前提的交换价值，要求不是由一个人（社会）去完成各种不同的劳动，把他的劳动时间花费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而是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劳动时间只用在必要的特殊职能上。如果我们说必要的劳动时间，那么，各个特殊的单独的劳动部门都表现为必要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必要性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是以交换为中介的，并且恰恰表现在：每一种特殊的客体化劳动，每一种以特殊方式专门化和物化的劳动时间，都同一般劳动时间即客体化劳动时间本身的产品和符号相交换，同货币相交换，从而又能同任何特殊劳动相交换。这种必要性本身是变动的，因为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这些需要和必要劳动的范围会出现扩大或缩小的现象。

　　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手工业本身并不表现为必然要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相并存，这种农业是把纺、织等等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的。然而，举例来说，如果农业本身[V—22]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农业或许只有靠输出丝织品才能得到鸟粪。这样，丝织厂就不再是奢侈品的生产部门，而是农业所必要的生产部门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而且，这种存在于农业之外的部门，连同这个外在的部门具有的那全部错综复杂的联系，都成了农业的生产条件），主要地和基本地是由于这一原因，便发生了下述现象：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的需要，例如对于那种完全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

　　这样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于是，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这就是资本的趋势。一切生产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因而也是普遍交换所包含的全部活动、交易、需要等等。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当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只是以对立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使一定的社会标准确立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

　　关于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这些问题应当放在什么地方讨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会知道。

　　现在，回来谈我们的道路。如果道路果真能修筑起来，那么这就证明，社会拥有修筑道路的劳动时间（活劳动和客体化劳动）。

　　〔当然，我们在这里假定社会是按照正确的本能行事的。它也可能把种子吃光，让田地荒芜而去修筑道路。这样一来，社会就不能完成必要劳动，因为它不能通过这种劳动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能把自己作为活劳动能力保存下来。或者说，活劳动能力还可能直接遭到残杀，例如，彼得一世为了建筑彼得堡就干过这种事。这类事情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

　　然而，为什么一旦出现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分工，修筑道路就不成为单个人的私事了呢？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不是单个人的私事。首先：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可能拥有修筑道路的剩余时间，但是，只有联合起来才行。联合总是每个人除了他的特殊劳动以外还能用来修筑道路的那部分劳动能力的相加，然而它不仅仅是相加。如果说单个人的力量的联合能够增加他们的生产力，那这决不是说，他们只要全体加在一起，即使他们不共同劳动，就能在数量上拥有这种劳动能力，也就是说，即使他们的劳动能力的总和不加上那种只有通过他们联合的、结合的劳动才存在的、只有在这种劳动当中才存在的剩余，就能在数量上拥有这种劳动能力。因此，在埃及、伊特鲁里亚、印度等地，人们用暴力手段把人民集合起来去从事强制的建筑和强制的公共工程。资本则用另一种方式，通过它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方法，来达到这种联合。

　　〔资本不是同单个的劳动，而是同结合的劳动打交道，正如资本本身已经是一种社会的、结合的力量一样，——这一点也许在这里研究资本的一般产生史时就应该加以考察。〕

　　其次：一方面，人口可能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另一方面，人们由于使用机器等等而得到的助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致仅仅从物质的、大规模的联合中产生的力量——而在古代始终要依靠这种大规模的强制的劳动的作用——已经是多余的了，所需要的活劳动数量相对地减少了。

　　〔生产越是依然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提高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在半艺术性质的手工业中出现的则是相反的现象：特殊化和个别化，是单个人的、但非结合的劳动的技能。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V—23]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体的存在。〕

　　也可能形成一个由国家使用的特殊的筑路者阶级〔在罗马人那里，军队中有一批人接受专门训练以从事劳动，但这些人已经从全体人民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剩余时间也属于国家所有。这些人把他们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给国家以换取工资，把他们的全部劳动能力用来交换维持他们的生活所必需的工资，正像工人和资本家所发生的关系那样。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罗马军队已经不再是民兵，而是雇佣兵了。在这种情形下，士兵也是自由出卖劳动。但国家购买这种劳动不是为了生产价值。因此，虽然工资的形式看来可能最初是在军队中出现的，但是这种士兵的薪饷制同雇佣劳动制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也有某些相同之处，因为国家利用军队是为了增强力量和增加财富〕，或者，可能利用一部分暂时失业的居民和一定数量的建筑师等等从事这项工作，不过这些建筑师不是作为资本家，而是作为受过高级训练的奴仆来工作的。（关于这类熟练劳动等等的关系，以后再讲。）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雇佣工人，但是国家并不把他们当作雇佣工人，而是当作雇佣奴仆来使用。

　　要让资本家把修筑道路当作营业由自己出资经营〔如果国家让国家承包商来经营这类事业，那么总是还得借助于徭役劳动或赋税来进行〕，就需要有种种不同的条件，所有这些条件都归结为一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

　　第一：必须先有大量资本积聚在资本家手中，才能够承担如此规模的并且周转如此缓慢的，即价值增殖如此缓慢的工程。因此，大部分是股份资本；在这种形式下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

　　第二：对这种资本的要求是带来利息，而不是利润（它可能带来比利息更多的东西，但这不是必要的）。这一点在这里还用不着详细研究。

　　第三：这样的交往——首先是商业性的交往——的前提是，道路要有利可图，就是说，为使用道路而索取的价格，对于生产者来说值如此多的交换价值，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生产力，生产者是能够为此付出如此昂贵代价的。

　　第四：这是可以作为收入用于这种交通工具项目上的享用财富的一部分。

　　但是，主要的还是以下两个前提：（1）要有足够数量的资本，能够用于这项事业，同时它满足于获得利息；（2）对于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来说，为某条道路支付价格必须有利可图。例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第一条铁路²⁵³就是这样。它对利物浦的棉花经纪人来说，尤其是对曼彻斯特的工厂主来说，成了生产上的必要。

　　〔例如，在一个国家现有的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达到必需修筑铁路的时候，这种必要性可能更多地是由竞争引起的。关于各国之间的竞争的作用，属于国际交往那一篇。在这方面资本传播文明的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

　　资本本身——假定它拥有必要的数量——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用来修筑道路，即修筑道路对于生产者来说成为必要性，特别是对于生产资本本身来说成为必要性，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条件。那时修筑道路也成为有利可图的了。但是这些情况的前提是，大规模的交往已经存在。这是同一前提的二重存在：一方面，一国的财富已有相当程度的积聚并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可以进行这类工程，使之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另一方面，交往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缺乏交通工具所造成的障碍已经可以充分感觉出来，从而使资本家能够把道路的价值（在时期上一部分一部分地和一段一段地）作为道路来实现（即道路的使用）。

　　如果所有一般生产条件，如道路、运河等等，不管它们是使流通易于进行，还是只有它们才使流通成为可能，或者是使生产力增长（例如在亚洲的水利工程，以及欧洲由政府兴建的水利工程等等），都要由资本而不是由代表共同体本身的政府来兴建，那就首先要求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有极高的发展。公共工程摆脱国家而转入由资本本身经营的工程领域，表明现实的共同体在资本形式下成长的程度。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V—24]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由于传统而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決心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表现为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在资本还没有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时候，它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资本只经营有利的企业，只经营在它看来有利的企业。

　　诚然，资本也有投机投错了的时候，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也不能不这样投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进行的投资就不能赢利，或者说，只有在投资丧失价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投资才能赢利。因此，在许多企业里，最早的投资是亏本的，第一批企业主遭到破产，只有到第二手或第三手时，当投资由于丧失价值而减少时，才能增殖价值。此外，国家本身以及同它有关的东西，都属于这种收入的扣除，也可以说，对个人说来，属于消费费用，对社会说来，属于生产费用。一条道路本身可能使生产力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条道路造成的交往使它现在能够赢利。可能有一些工程和投资是必要的，但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不是生产的，就是说，它们所包含的剩余劳动，并没有通过流通，通过交换作为剩余价值而实现。

　　例如，如果一个工人一年内每天劳动12小时修筑一条路，而一般必要劳动时间平均等于6小时，那么这个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是6小时。但是，如果这条路不能按12小时的价格卖出去，也许只能按6小时的价格卖出去，那么，修筑这条路对资本说来就不成为企业，修筑道路对资本说来就不是生产劳动。资本必须能够把这条路这样地卖出去（卖的期间和方式在这里与我们无关）：使必要劳动以及剩余劳动都得到实现，或者，从利润（剩余价值）基金总额中分出一部分归自己所有，好像它创造了剩余价值。这种关系，以后在考察利润和必要劳动时再研究。

　　当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不是由社会收入的扣除，不是由国家赋税创造出来（那时，表现为劳动基金的是收入，而不是资本，工人虽然同任何别的工人一样是自由的雇佣工人，但他在经济上毕竟处于另一种关系中），而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创造出来的时候，资本就达到了最高发展。这一方面表明，资本在多大程度上使一切社会生产条件从属于自己，因此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的再生产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资本化了，并且一切需要，其中也包括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消费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交换的形式得到了满足，——还有，这些需要通过交换，通过个人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不仅被消费，而且还被生产出来。

　　至于上面提到的道路，那么，它的修筑必须能取得这样的收益，以致能使转化为道路的一定劳动时间为工人再生产出他的劳动能力，就像他把劳动能力用在农业上一样。价值是由客体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管劳动时间以怎样的形式客体化。但是这一价值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它借以实现的使用价值。这里的前提是，道路是社会需要的，因而是以使用价值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为了使资本从事道路的修筑，必须有这样的前提：不仅工人完成的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得到支付，——从而，资本的利润得到支付。（资本家往往通过保护关税、垄断、国家强制手段勒索到这种支付，而单个交换者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也许至多只能使必要劳动得到支付。）

　　很有可能的是，存在着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得不到支付（在任何单个资本家那里也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凡是资本占统治的地方（正如奴隶制、农奴制，或任何形式的徭役占统治的地方一样），工人的绝对劳动时间，对工人说来是使他能够完成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也就是说，是使他能够把维持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在使用价值上为自己实现出来的条件。在每一种劳动中，竞争随后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必须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劳动，从而形成剩余劳动时间。然而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这种剩余劳动时间虽然包含在产品中，但无法交换。对工人自己来说——同其他的雇佣工人相比较——这是剩余劳动。对雇主来说，这种劳动固然对他有使用价值，例如，像他的厨师的劳动那样，但没有交换价值，因而，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任何差别[V—25]都不存在。

　　劳动可能是必要的，但不是生产的。因此，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只要它们还不能由资本本身在资本的条件下创造出来——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由国库来支付，而这些工人不表现为生产工人，尽管他们提高资本的生产力。

　　此外，从我们这些题外话中得出的结果是，交通工具的生产，流通的物质条件的生产，属于固定资本的生产范畴，因而并不构成特殊情况。然而却附带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我们在这点上还不能明确勾画出来的远景：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特有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它对特殊资本及其特殊生产过程的条件的关系。

　　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空间条件，把产品运到市场，属于生产过程本身。产品只有上了市，才真正完成。产品运往市场的运动，仍然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这一运动并不是作为价值的特殊过程来看的流通的一个必要要素，因为产品可能在其产地被购买，甚至被消费。但是，这个空间要素是重要的，因为市场的扩大，产品交换的可能性都同它有关系。这一实际流通（空间上的流通）的费用的减少，属于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费用的减少。但是，这一要素从某些方面来说，作为流通的经济过程的外部存在条件，也可以算作流通的生产费用，因此，从这一要素来看；流通本身不仅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表现为直接生产过程的要素。无论如何，这一要素在这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以及以资本为基础的整个生产决定的。

　　更确切些说，这种地点要素（把产品运到市场，是产品流通的必要条件，产地本身就是市场的情况除外），可以看作是产品到商品的转化。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把产品运到市场是否构成特别的要素则是偶然的事情。如果资本根据订货进行生产，那么对资本来说既不存在这个要素，也不存在产品向货币转化这种特殊要素。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即供给适应事先提出的需求，作为一般的或占统治的情况，并不适合大工业，决不是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条件。）

　　第二，时间要素。这本质上属于流通概念。假定商品转变为货币的行为是由契约确定的，那么，这也要花费时间——计算、过称、计量。这一要素减少，同样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时间也只能看成是由商品状态转变为货币的外部条件；这一转变是预先决定了的；问题在于这一预先决定的行为所经历的时间。这属于流通费用。至于在商品转变为货币以前所花费的时间，或者说，在商品仍然是商品，只是潜在的价值，而不是实际的价值的那段时间，则是另一回事。这段时间是纯损失。

　　从上述的一切可以看出，流通表现为资本的本质过程。在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前，生产过程不可能重新开始。过程的稳定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虽然这种连续性是必要的，但是，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分为各个特殊的、彼此漠不相关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信用还具有其他的一些方面，但是这个方面是从生产过程的直接本性产生出来的，因此是信用的必要性的基础。）因此，稍为发达形式的信用在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没有出现过。在以前的状态下也有过借和贷的事情，而高利贷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但是借贷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就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货币本身是消除各个生产部门中所需时间的不均等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不均等是[V—26]同交换相对立的。）高利贷虽然就其资产阶级化的、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来说本身是信用的一种形式，但是就其资产阶级以前的形式来说却是信用缺乏的表现。

　　（货币再转化为生产的客观要素或生产的客观条件，是以这些条件已经存在为前提的。这种转化形成各种不同的市场，生产者就在这些市场上，在商人手里找到商品形式的这些生产条件；这些市场（同劳动市场并存）本质上不同于为直接个人的、最终的消费服务的市场。）

　　货币在其流通中转化成商品，通过G—W的交换，由消费结束了这一过程；或者商品同货币相交换，在W—G的交换中，货币或者消失掉，又去同W相交换，于是这一过程又以消费结束，货币或者退出流通，转化为僵死的贮藏货币和仅仅是想象的财富。无论怎样，过程本身都不会自行发动起来，相反，货币流通的前提处于这一流通之外，它不断需要新的外来的推动力。

　　当两个要素[G和w]交换时，在流通内部，形式变化只是形式上的。但是，一旦这一形式变化成了内容上的变化，它就脱离了这个经济过程；内容不属于这个过程本身。商品既没有把自己作为货币保存下来，货币也没有把自己作为商品保存下来；每一方不是商品，便是货币。价值本身并没有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把自己作为支配自身转化过程的东西，作为支配自身形式变化的东西保存下来；使用价值本身并没有由交换价值生产出来（而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却是这样的）。

　　对于资本来说，商品的消费本身不是最终行为，这种消费属于生产过程，它本身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即设定价值的要素。但是，资本本身在它时而作为货币，时而作为商品，时而作为交换价值，时而作为使用价值出现的每一要素上，现在表现为不仅是在这一形式变化中从形式上保存自己的价值，而且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自己同作为价值的自己发生关系的价值。从一个要素转变为另一个要素表现为特殊的过程，但是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向另一个过程的转变。这样，资本就表现为处于过程中的价值，这个价值在每一个要素上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表现为流动资本⁽⁷⁰⁾；在每一个要素上它都是资本，并且是从一个规定向另一规定不断循环的资本。复归点同时就是出发点，反过来也一样，——这也就是资本家。一切资本起初都是流动资本，都是流通的产物，同样又是产生流通的东西，使流通表现为自己的轨道的东西。

　　货币流通——从它现在的地位来看——本身现在只是表现为资本流道的一个要素，而它的独立性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在一切方面都是由资本流通决定的，这一点我们还要回过来再谈。如果说货币流通是同资本运动并列的独立运动，那么这种独立性只不过是由资本流通的连续性决定的，因此，这一要素可以固定下来，本身可以被考察。

　　〔“资本是永久的、自行倍增的、不会再消失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创造这种价值的商品无关；它永远是一种形而上的、非实体的质，永远掌握在同一个v例如）农场主手里，只不过外表形式不同罢了。”（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9页]，VI¹²⁸）

　　“在劳动同资本的交换中，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资本家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同上[，第91页]）

　　“企业主会由于分工所产生的任何生产力的增长而受益，获得利润。”（同上[，第92页]）

　　“出卖劳动＝放弃一切劳动果实。”（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64页]，ch，XXVIII²⁵⁴）

　　“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原料、工具、生活资料基金〉不是成比例地增长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彼此的比例也不同。不管生产的速度，从而产品的数量增长多快，生活资料基金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生产资本的增加不一定会引起预定要构成劳动价格的生活资料基金的增加；生产资本增加的同时，生活资料基金可能减少。”（同上[，第60—63页]）〕

　　〔既然生产的更新取决于成品的出卖，取决于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即原料、工具、工资；既然资本为了从这些规定中的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所经过的道路构成流通的各阶段，而这些阶段是要在一定期间里通过的（甚至距离也归结为时间，例如，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即时间量），那么，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出多少产品，在一定期间资本能够增殖多少次，它的价值能够再生产和倍增多少次，就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历的时间。

　　这样一来，这里实际上加进了一个[V—27]不是从劳动同资本的直接关系中产生的价值规定的要素。同一资本在一定期间能够重复生产过程（创造新价值的过程）的条件，显然是一种不是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条件。因此，虽然流通并不造成价值规定本身的任何要素，因为这种要素完全由劳动决定，但流通的速度却决定生产过程重复的速度，决定创造价值的速度，也就是说，虽然不决定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决定价值的数鼠。这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要乘以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所能重复的次数。

　　我们在谈资本流通的速度时假定，妨碍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转变的只是外部限制，而不是生产过程和流通本身产生的限制（像在危机、生产过剩等情况下那样）。

　　因此，除了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以外，资本的流通时间也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即生产的劳动时间本身的要素加进来。如果说劳动时间表现为设定价值的活动，那么资本流通时间表现为丧失价值的时间。这种差别不过表现在：如果资本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达到最大限度，比如说，达到无限大的量∞，结果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这个∞中的无限小的部分，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这个∞中的无限大的部分，那么这就是资本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而这也就是资本努力追求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资本流通时间＝0，如果资本转化的各个价段在现实中也像在头脑中那样迅速，那么这也就达到使生产过程能够重复进行的因素的最大限度，就是说，达到一定期间内资本价值增殖过程重复次数的最大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程的重复就只受生产过程本身的持续时间的限制，只受原料转化为产品所需要的时间的限制。因此，流通时间不是创造价值的积极要素；如果流通时间等于零，价值创造就会达到最大限度。如果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必要劳动时间＝0，就是说，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占去了全部劳动时间，或者进行生产可以完全不要劳动，那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资本，也没有价值创造。所以，流通时间只有从它是利用劳动时间方面的自然限制这一点来说，才决定价值。可见，流通时间实际上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的一种增加。很明显，不管流通过程进行得快慢，必要劳动时间必须得到支付。

　　例如，某些生产部门需要专业工人，但是这些工人在一年中只有一部分时间能够有活干，因为产品也许只在一个季节内才有销路，但必须向工人支付全年的报酬；就是说，在这里剩余劳动时间减少的比例同工人在一定期间能够干活的时间减少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不管采取这种或那种办法，总得向工人支付报酬。（例如采取这样一种形式；使他们4个月的工资足够维持他们一年的生活。）如果资本在12个月内都能使用他们，那么资本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无须增加，就能获得同样多的剩余劳动。

　　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肤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如果不把劳动时间看作单个工人的工作日，而是看作人数不定的工人的不定的工作日，那么这里就要加进所有人口关系，因此，人口的基本原理，也和利润、价格、信用等的基本原理一样，包含在论资本的这第一章里。）

　　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V—28]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因此，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古代人那里，财富被直接当作使共同体解体的东西加以抨击。封建制度也由于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由于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⁷¹⁾，[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表现为同共同体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因而同个人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这种个人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特性，即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而这个前提本身又是生产力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既是财富的，也是创造财富的方式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共同体的目的，个人的目的——以及生产的条件——是再生产这种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个人，既是单个的，也是处于他们的社会分离和社会联系之中的个人，即作为这些条件的活的承担者的个人。

　　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价值并不排斥使用价值，因而不把特殊种类的消费等等，特殊种类的交往等等，当作绝对条件包括进来；同样，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等的任何发展程度，对资本来说都只是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它的前提本身——价值——表现为产品，而不是表现为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更高的前提。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

　　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现在我们回过来谈资本的流通时间，流通时间的缩短（只要这不是由于把产品运往市场所必需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部分地是由于开拓了延续不断的市场，因而已是不断扩大的市场，部分地是由于发展了经济关系，发展了[V—29]资本借以人为地缩短流通时间的那些形式（一切信用形式）。

　　〔这里还可以指出，因为只有资本才具有资本的生产条件，从而才会满足这些条件并力图实现这些条件，所以资本的普遍趋势是在一切成为流通的前提，成为流通的生产中心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加以同化，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进行资本化生产的地点或生产资本的地点。这种传布的（传播文明的）趋势是资本特有的——这和以往的生产条件不同。〕

　　在流通还没有构成内在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条件的那些生产方式下，当然不会有资本的特有流通需要，因此，既不会形成和这些特有流通需要相适应的经济形式，也不会形成和这些特有流通需要相适应的实际生产力。

　　最初，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从流通出发的；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生产把流通作为它自身的条件，它使直接的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要素，正如它使流通过程成为总体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一样。

　　既然不同的资本具有不同的流通时间（例如，一个资本离市场较远，另一个资本离市场较近；一个资本转化为货币有保障，另一个资本要冒风险；一个资本大部分是固定资本，另一个资本大部分是流动资本），这就造成它们在价值增殖上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只有在第二次价值增殖过程中才会产生。流通时间本身是对价值增殖的限制（当然，必要劳动时间也是限制，但它同时又是要素，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价值和资本）；流通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的扣除，或者说，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相比的增加。资本的流通实现价值，正像活劳动创造价值一样。流通时间只是对这种价僮实现的限制，因而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对价值创造的限制，这不是由生产一般中产生的限制，而是资本的生产所特有的限制；因此，取消这种限制——或者说同这种限制作斗争——也属于资本的特有的经济发展，并会推动资本的信用形式等等的发展。〕

　　〔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总是力图取消必要劳动时间（而这同时就是要把工人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使工人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而存在），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

　　〔企业主只有把成品卖掉，而且用委得的代价购买新原料和支付新「资以后，才能重新开始生产：因此，流通越是迅速导致这两种结果，企业主就越有可能迅速地重新开始生产，他的资本在一定期间提供的产品就越多。”，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411—412页]，[B.]35）〕

　　〔“资本家的特殊预付，不是由呢绒等等，而是由劳动构成的。”《马尔萨斯[《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第17页），[L.]IX，29〕²⁵⁵

　　〔社会总资本的积累不在进行生产的劳动者手中，而在其他一些人手中，这就必然会阻碍整个工业的发展，资本所有者靠时间和各种情况而获得的通常的资本报酬的增长除外…… 在以往的各种制度下，生产力都被看作是同实际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相适应的和从属于它们的。实际积累和分配应当从属于生产力。”（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176、589页]，[M.]3[第23、27页]）〕

　　从流通时间同生产过程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某一时期生产的价值总额或资本的全部价值增殖，不是单纯决定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或决定于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剩余时间，而是决定于这种剩余时间（剩余价值）乘以资本的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所重复的次数。表示这种重复次数的数字，可以看作是生产过程的系数或这个生产过程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系数。

　　然而这种系数不是从肯定意义上而是从否定意义上由流通速度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流通速度是绝对的，即如果生产过程完全不会因为流通而中断，那么这种系数就是最大的了。例如，某一国家小麦生产的现实条件如果只允许一年收一次，那么任何流通速度都无法使它一年收两次。但是，如果流通受到阻碍，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及时卖掉小麦，以便比如说重新雇用工人，那么生产就要停顿。一定期间的生产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的最大系数决定于[V—30]生产阶段本身的绝对时间。流通结束了，资本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产过程。因此，如果流通没有引起中断，如果流通速度是绝对的，而流通的持续时间＝0，也就是说，如果流通不占时间，那就等于说，资本只要完成它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就又可以马上重新开始；换句话说，流通就不会作为能制约生产的一种限制存在，而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的重复就完全决定于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完全和这一持续时间吻合。

　　因此，如果工业的发展使100镑资本能在4个月内生产x磅棉纱，那么使用同一资本的生产过程一年只能重复三次，一年只能生产3x磅棉纱。任何流通速度都不能使该资本的再生产超过三次，或者更确切些说，不能使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重复超过三次。超过三次的情况只有在生产力增长后才会产生。流通时间本身不是资本的生产力，而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从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本性中产生的。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的过程，在这里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表现为资本本身的特性所造成的限制。由于加速或减少流通时间——流通过程——而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由资本本性所造成的限制的减少。例如，农业上生产过程的重复所遇到的自然限制，同生产阶段的一个周期的持续时间相吻合。资本所造成的限制并不是从播种到收割这段时间，而是从收获到把收获的庄稼转化为货币，以及把货币再用来比如说购买劳动这段时间。流通魔术师们幻想，利用流通速度除了可以减少资本本身为资本再生产所设置的障碍以外，似乎还可以搞点什么别的名堂，这是走上了歧途。

　　（当然，有些流通魔术师更加荒唐，他们幻想借助把流通时间化为乌有的信用机构和信用虚构，不仅消除把成品转化为资本所必需的生产过程的停顿、中断，而且使生产的资本与之交换的资本本身成为多余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想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同时又想用魔术来消灭在这个基础上从事生产的必要条件。）

　　信用在这方面——同单纯流通有关的方面——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如果保持这种连续性的其他一切条件已经具备，就是说要与之交换的那种资本实际上已经存在，等等。

　　在流通过程中已经包含着：资本转化为货币表现为资本通过生产而进行价值增殖的条件，表现为资本剥削劳动的条件，或者说，资本同资本相交换（因为按照现在的观点，在一切流通地点只有劳动或资本），表现为资本同劳动或劳动同资本相交换的限制。

　　资本只有在它通过流通的各阶段，通过资本转化的各个环节而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的时候，才作为资本而存在，而这些阶段就是资本价值增殖的各阶段，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⁷²⁾，它们同时又是资本价值丧失的阶段。当资本仍然保持成品形式的时候，它是不能作为资本活动的，所以是被否定的资本。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相应地受到了阻碍，资本的处在过程中的价值被否定了。因此，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的损失，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相对损失，因为资本的价值恰恰是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形成的。换句话说，资本的这种损失只不过是它的时间的白白浪费，如果不出现停滞，在这段时间里资本本来可以通过同活劳动的交换去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即占有他人的劳动。

　　现在我们设想，各特殊生产部门拥有许多资本，而这些资本全都是必要的（这表现在：如果资本从某一生产部门大量流出，这个部门的产品会供不应求，因此市场价格会高于自然价格），设想某一生产部门例如要求资本a有较长时间处于价值丧失的形式中，就是说，资本a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所花的时间多于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a会把它所能创造的较少的新价值看作是有形的损失，看作是它为了生产同量价值而必须增加开支。因此，同其他资本相比，资本a会提高自己产品的交换价值，以便分享同样的利润率。可是实际上只有把损失分摊到其他资本上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资本a为自己的产品索取的交换价值多于客体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那么，[V—31]只有在其他资本得到的交换价值少于它们产品的实际价值的时候，它才能得到这个超出部分。这就是说，资本a从事生产的比较不利的条件，按相应的比例分摊到所有同它进行交换的资本家身上，因而就出现了相等的平均利润。然而就所有资本共同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来看，这个总额却减少了，减少额正好等于资本a比其他资本少增殖的那部分价值；不过这个减少额并不是由资本a单独承担，而是作为共同的损失，由所有资本分别承担其相应部分罢了。

　　因此，再可笑不过的，就是认为（参看拉姆赛的著作²⁵⁶）资本除了剥削劳动以外，还是一个独特的，同劳动分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囡为剩余劳动不是按照单个资本创造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而是按照全部资本创造的总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在各资本之间进行分配的，从而单个资本得到的价值创造额可能会比直接从它单独剥削劳动力所能得到的数额多一些。但是一方的这种增多必定由另一方的减少来补偿。这无非就是平均。关于资本同别的资本的关系，即资本的竞争如何在各个资本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问题，显然同这种剩余价值的绝对量无关。因此，最荒谬的是作出如下的结论：因为资本从自己额外的流通时间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因为资本把它的相对的较少的价值增殖计算成积极的较多的价值增殖，所以，如果把所有资本过程合在一起，资本就能从无生有，由负变正，从负剩余劳动时间或负剩余价值变成正剩余价值，这样资本便拥有一个神秘的、不以占有他人劳动为转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

　　各个资本用来计算自己那一份剩余价值的方式，——不仅根据它们所推动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且还根据各个资本本身开动完毕即闲置不用、处于丧失价值阶段的那段时间来计算，——当然丝毫不会改变在各资本家之间瓜分的剩余价值的总额。

　　这个总额本身不会由于它少于它自己应有的数额，即由于它少于资本a不是处于闲置状态而是创造剩余价值时应有的数额而增大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总额本身不会由于资本a在同一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少于其他资本而增大起来。这种闲置，只有当它是资本a所在的特殊生产部门的条件必然造成的结果时，才会给资本a带来补偿，所以对资本一般来说，只有当这种闲置表现为价值增殖的障碍，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一般的必然限制时，才会有这种情形。分工使这种限制只被看成对这一特殊资本生产过程的限制。如果把生产过程看成都是由资本支配的，那么这就是对资本价值增殖的普遍限制。如果我们设想从事生产的只是劳动本身，那么劳动在价值增殖时所需的所有增大的预付，就表现出本来面目——剩余价值的扣除。

　　流通只有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费的劳动以外还需要重新使用他人劳动的情况下，才能创造价值。这就像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了更多的必要劳动一样。只有实际流通费用才提高产品价值，但是却降低剩余价值。

　　只要资本（产品等等）的流通不是单纯表现重新开始生产过程所必需的阶段，这样的流通（参看施托尔希的例子²⁵⁷）就不构成整个生产的要素，——因而，它不是由生产设定的流通，如果它支出了费用，那就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流通费用本身，即流通中的生产费用，如果只同真正流通这种单纯经济因素有关（把产品运到市场也就赋予产品新的使用价值），就应当看作是剩余价值的扣除，即看作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比的增加。

　　生产的连续性是要求消灭流通时间的。如果流通时间不能消灭，在资本必须通过的各不同形态变化之间就必然花费一些时间；资本的流通时间必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时间的扣除。另一方面，资本的本性要求资本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而且不是在想象中以一闪念的速度立即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而是作为时间上先后继起的各个状态通过这些阶段。资本在能够像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时间。因此，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扬弃和克服这种矛盾，只有[V—32]两种方法（除非我们假定，所有资本彼此都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因而产品始终直接就是货币——这种想法同资本的本性相矛盾，所以也同大工业的实践相矛盾）：

　　第一，信用：虚假的买者B——即他实际已经支付但没有实际购买——充当中介使资本家A的产品转化为货币。但是B本人只有当资本家C购买了A的产品以后.才会得到支付。至于债权人B向A提供的货币，是用来购买A售出产品以后才能加以补偿的劳动，还是原料和劳动工具，都不会使事情有所改变。事实上，按照我们的前提，他必须使A得到这两方面的东西，即得到全部生产条件（不过这些生产条件代表的价值大于A开始生产过程时所使用的最初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资本B取代资本A，但是这两个资本不是同时增殖价值。B现在处于A的地位，也就是说，B的资本在它和资本C交换以前是闲置的。它固定在A的产品中，而A把自己的产品转化成了资本B。

脚　　注

(67) 见本卷第448—451页。——编者注
(68) 见本卷第145—146页。——编者注
(69) 见本卷第381—383页。——编者注
(70) “流动资本”原文是“Capiral Circulant”，这里是沿用亚·斯密的用语。马克思认为，其含义应为“流通资本”（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8章第19节末尾）。——编者注
(71) 见本卷第476—490页。——编者注
(72) 见本卷第381—389页。——编者注

注　　释

128 指马克思1844—1847年期间写的一十傅录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F西斯蒙第的这段引文。马克思的这个笔记本没有留传下来。——536。
136 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等经济学手稿中使用的术语。当时马克思一般不用“劳动力”（Arbeitskraft）这一术语、而用“劳动能力”这一术语。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两个术语当作意义相同的术语来使用：“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劳动力的买和卖》）。——517。
252 括号内的“不对！”是马克思后来加进手稿的，它针对的那句话是：“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不外是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进一步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见本卷第605—606页）、以及后来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放弃了这一不正确的说法，指出“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是劳动时间”（见《资本论》第2卷第13章开头部分）。——514。
253 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是在1830年9月15日通车的，它是在乔·斯蒂芬斯指导下建成的第一条完全适用于机车的铁路。——528。
254 指马克思在1844——1847年期间写的一本摘录笔记本、其中有舍尔比利埃的《富与贫》的摘录。这个摘录笔记本没有留传下来。——536。
255 马克思对马尔萨斯这个论点的评论，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2节（b）。——543。
256 指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第55页上关于“资本是一个同劳动分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的观点。马克思在后面、即在本卷第549—553页上，引用了拉姆赛这本书的有关地方。——546。
257 指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409——411页。那里、举了19世纪初彼得堡的商人在当地倒买倒卖糖、咖啡、大麻、铁等类商品的例子，马克思在后面，即在本手稿第VI笔记本第25页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引用了施托尔希著作中的这些段落。——547。

[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理论]

　　〔²⁵⁸经济学家们在李嘉图所说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问题k极端混乱，——其根源在于李嘉图自己的阐述有根本缺点，——这在拉姆赛先生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拉姆赛先从各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对于资本的相对价值增殖，即对于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得到的相对份额的影响出发，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

　　“这一点表明，资本可以撇开劳动而调节价值。”（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43页，[L. ]IX，84）

　　或者说：

　　“资本是不取决于劳动的价值源泉。”（同上，第55页）

　　他一字不差地说

　　“流动资本〈生活资料基金〉所使用的劳动，总是要多于先前用于它自身的劳动。因为，如果它使用的劳动不能多于先前用）’E自身的劳动，邢它的所有者把它作为流动资本使用，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同上，第49页）

　　“假定有两笔价值相同的资本，每—笔都是由100个工人用一定时间的劳动生产的，而且其中一笔完全是流动资本，另一笔则完全是固定资本，比如说是置于窖内的葡萄酒。这样，由100个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流动资本，会推动150个工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年年终的产品将是150个工人劳动的结果。但是这个产品还是不会比葡萄酒在同一时期结束时的价值更大，虽然后者只用了100个工人的劳动。”（第50页）“或许有人会说，任何一笔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不过等于先前花费在这笔资本下的劳动？这就意味着，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等于产品的价值。”（第52页）

　　这里，对于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和对于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同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即生活资料基金——而拉姆赛在这里把它叫作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决不会多于花费在它身上的劳动。（生产力发展对现有资本的反作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但是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多于支付过报酬的劳动，这就是转化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它使资本能够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这种全部好处都归一方所得的有利可图的交易。资本所以能够使用更多的新的活劳动，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除了资本在开始生产过程之前所包含的积累劳动以外，在它上面还花费了一部分新鲜劳动。

　　拉姆赛先生显然以为，如果资本是20个工作日（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合在一起）的产品，那么这20个工作日的产品就能够使用30个工作日。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假定在产品上使用了10个必要工作日和10个剩余工作日。这样，剩余价值就等于10个剩余工作日。资本家重新用后者去同原料、工具和劳动相交换，就能借助剩余产品再去推动新的必要劳动。关键不在于资本家使用的劳动时间多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在于他用不费他分文的剩余劳动时间璽新去同必要劳动时间相交换，——也就是说，关键恰好在于资本家使用的是花费在产品上的全部劳动时间，可是他只给这一劳动的一部分支付了报酬。拉姆赛先生说，如果任何一笔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量都不超过先前花费在这笔资本上的劳动量，那么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就会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不会有任何剩余价值，——这个结论只有在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量全都获得报酬，也就是在资本不是不支付等价物就占有一部分劳动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对李嘉图的这种误解，显然是由于李嘉图本人没有弄清楚过程，而且他作为资产者也不可能弄清楚这个过程。懂得这个过程，就等于承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这是就一切交换价值都是这种支配权而言的，因为交换价值向它的占有者提供购买权力，——而且是不经交换，不支付等价物，但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李嘉图在反驳亚·斯密以及在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价格（工资）决定价值的问题上陷入同样错误的其他一些人时，所能说的只不过是，用同量劳动的产品有时能够推动较大量的活劳动，有时能够推动较小量的活劳动，这就是说，他把与工人发生关系的劳动产品，只看作使用价值，——只看作工人为了作为工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产品部分。但是，工人在交换中突然只代表使用价值，或者说，从交换中只得到使用价值，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李嘉图对此是完全不清楚的，他反驳亚·斯密的时候[V—33]总是用个别的例子作为论据，而从来不进行一般论证，就说明了这一点。

　　工人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是由产品的价值而是由产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也就是说，不是由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而是由产品维持活劳动能力的质决定，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如果李嘉图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应该用他就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问题回答亚·斯密时所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他：这种竞争虽然能够把利润的水平拉平，使它变得一样，但是决不能创造出这种水平的高度来。同样，工人之间的竞争能够把较高的工资压低等等，但是工资的一般标准，或者像李嘉图所说的工资的自然价格，决不能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而只能用资本同劳动之间的原始关系来说明。总之，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所以，无限制的竞争不是经济规律的真实性的前提，而是结果——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对于像李嘉图那样以存在着无限制的竞争为前提的那些经济学家们来说，被当作前提的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征的充分现实性和充分实现。因此，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

　　或许李嘉图又会说，活劳动的生产费用取决于为把活劳动再生产出来所必需的价值的生产费用。如果说，在前面他把与工人发生关系的产品，只看作使用价值，那么在这里他把与产品发生关系的工人，只看作交换价值。对于使产品和活劳动之间发生这种关系的历史过程，他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对于使这种关系长久化的方式，他也同样一无所知。在李嘉图那里，资本是节约的结果。这一点已经表明，他误解了资本的产生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所以他也认为，生产没有资本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又认为，资本没有地租是完全可能的。在李嘉图看来，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差别，这证明他既不明白前者的本性也不明白后者的本性。他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最初，李嘉图让劳动者和劳动者进行交换，而他们的交换在这种场合是由等价物，由彼此在生产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接着就出现了他的经济学的本来的问题：证明这种价值规定不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即资本的存在——而有所改变。

　　第一，李嘉图没有想到，他的最初的自然形成的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中抽象出来的关系。第二，在李嘉图那里，一定量的客体化的劳动时间是存在着的，而且是能够增长的，他问自己，这种劳动时间是怎样分配的呢？其实问题倒应该是，这种劳动时间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而这恰好要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所特有的本性或资本的特征来说明。在现代（李嘉图的）经济学中，正像德·昆西所说的那样（[《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04页]，[L.]IX，5），实际上谈论的只是[产品价格中的]各个份额，而总产品则被看作是固定的、由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量决定的——产品的价值就是按照这一点来评定的。因此，有人指责李嘉图不懂得剩余价值，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的论敌比他懂得更少。⁽⁷³⁾资本被说成是把劳动（产品）的现有价值的一定部分占为已有，但是，资本超出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之上而占有的这部分价值的创造，没有被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的]这种创造同不经交换而占有他人劳动是一回事，因此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永远不能明确理解的。

　　拉姆赛指责李嘉图忘记了固定资本（除了生活资料基金以外，构成资本的就是这种固定资本，在拉姆赛那里，固定资本除了工具以外，同时还包括原料）是从应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那个总额中扣除的：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拉[姆赛]，第174页注.[L.]IX，88）

　　事实上，因为李嘉图没有在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的活的运动中来理解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应该从一走量劳动的各个份额中引伸出来，而应该从剩余劳动的创造中引伸出来，一他也没有理解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在他那里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全部产品都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以致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也算作利润。

　　昆西（同上，X，5）是这样解释李嘉图的理论的：

　　“如果产品的价格为10先令，那么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就不能超过10先令。但是，难道不是恰好相反，是工资加利润决定价格吗？不，那是陈旧的、过时的学说。”（[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04页）“新的经济学证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并且仅仅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相对量决定。既然价格本身已经决定，价格也就决定那个无论工资还是利润都必须从中取得自己的特殊份额的基金。”（同上，第204页）

　　资本在这里不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创造，而只是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的扣除。至于工具和原料取得这些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它们在生产中的使用价值来说明，这也就是作出这样一种荒谬的假定：仿佛原料和工具由于它们与劳动分离而创造出使用价值。因为这种分离使它们变为资本。如果就原料和工具本身来考察，那么它们本身也是劳动，是过去的劳动。此外，这当然违反常识，因为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他是把工资和利润算作生产费用的，并且依此来调节必要价格。在产品[价值]决定于相对劳动时间，利润和工资的总额受这一劳动时间总额的限制，同实践中的现实的价格决定之间的这种矛盾，只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的：人们不把利润理解为剩余价值的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资本家理所当然地视为他的生产费用的东西也是如此。资本家之所以取得利润，只是因为有一部分生产费用不花费他一文钱，因此并不列入他的开支，不列入他的生产费用。

　　[VI—1]²⁵⁹“凡是可能破坏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的变动，必定从工资中发生。”（昆西，同上，第205 页，[L.]X，5）

　　只有在剩余劳动量的任何变动必定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的变动所引起的情况下，这样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必要劳动的生产率降低，因而总劳动中有更大部分属于必要劳动的情况下，或者在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因而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情况下，都可能发生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的这种变动。说劳动的这种生产力来自工资，那是荒谬的。相反，相对工资的减少是这种生产力的结果。所以发生这种减少，（1）是因为资本占有了由于分工、由于提供更廉价原料的贸易、由于科学等等而造成的生产力的增长；（2）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只要是由于使用更多的资本等等而实现的，就应该看作是从资本中发生的。再其次，利润和下资虽然是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决定的，但与后两者并不等同，而只是它们的第二级的形式。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嘉图学派以一定量的劳动作为前提；这个一定量的劳动决定产品的价格，于是劳动以工资形式，资本以利润形式，从产品的价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工人的份额＝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所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中，利润率处于最高水平，而工资率处于最低水平。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只能改变他们分享总利润的比例，但不能改变总利润和总工资之间的比例。利润的一般标准就是总利润同总工资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不会由于竞争而发生变动。那么变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当然不是由利润率的自行下降，而利润率本来是应该自行下降的，因为竞争不会使它下降。于是，利润率下降是由于工资变动；工资的必要费用可能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而提高（[李嘉图]关于投入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坏的理论，地租理论）。对这一点，凯里²⁶⁰等人正确地反驳说（然而他说明这一点时又不正确了），利润率下降不是由于生产力降低，而是由于生产力提高。

　　这一切可以简单地说明如下：利润率指的不是绝对的剩余价值，而是同使用的资本相比的剩余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代表生活资料基金的那一部分资本同代表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相比会减少；因此，当使用的总劳动同推动这一劳动的资本相比减少时，作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出现的那部分劳动也必然减少。李嘉图不能说明现代生产的这种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可见他并不理解他自己的原理。至于他使他的门徒们陷入何等困难的境地，这从例如昆西的下述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

　　“一种普通的谬论就是：假使你在同一个农场始终使用5个工人，在1800年他们的产品是25夸特，而在1840年是50夸特，你可能会认为只有产品是可变的量，而劳动则是不变的量，其实两者都变了，在1800年，每一夸特须耗费一个工人的###$$$1###$$$5###$$$，而在1840年，每一夸特耗费的不多于一个工人的###$$$1###$$$10###$$$。”（同上，第214页）

　　在两种场合下，绝对的劳动时间相同，都是5天，但在1840年劳动生产力比1800年增长了一倍，因此，必要劳动的生产费用减少了。一夸特所花费的劳动减少了，但是总劳动依然相同。然而产品的价值并不由劳动生产力决定，——尽管劳动生产力决定剩余价值，尽管这种决定同生产力的增长不成比例，——关于这一点，昆西先生应该从李嘉图那里有所了解。这既是对李嘉图的反驳，也是对李嘉图的门徒们所作的绝望的诡辩（倒如，麦克库洛赫先生说，陈葡萄酒比新葡萄酒具有较多的价值，是因为前者包含较多的劳动²⁶¹）的反驳。价值也不能由单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即一夸特的价格来决定。相反，一夸特的价格乘以夸特数才构成价值。1840年的50夸特和1800年的25夸特具有同等价值，是因为它们客体化了同量劳动。一夸特的即单位产品的价格必定是不同的，而总价格（用货币来表现）则可能由于极其不同的原因而不同。

　　（昆西关于机器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工人：

　　一架机器，一旦它的秘密被了解，就将不按照它被生产出的劳动出售，而是按照能进行生产的劳动出售…… 它将不再被看作等于某种结果的原因，而被看作由于已知的原因用已知的费用一定能再生产出来的结果。”（[同上，]第84—85页）〕

　　德·昆西谈到马尔萨斯时说道

　　“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不肯承认，甚至断然否认，如果两个工人生产的结果不相同，一个是10，另一个是5，那么每一单位产品在一种场合所需要的劳动要比在另一种场合多一倍。相反，由于总是有两个工人，马尔萨斯先生就顽固地坚持说，劳动的耗费是不变的。”（同上，第215页注）

　　的确：劳动的耗费是不变的，因为按照假定，10单位产品和5单位产品包含的是同量劳动。但是劳动的费用不是不变的，因为在第一种场合，由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了一倍，属于必要劳动的时间按一定的比例减少了。

　　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考察马尔萨斯的观点。这里，在我们进一步阐述资本流通时间以及它同劳动时间的关系以前，先来考察李嘉图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学说是适当的，以便更明确地确定我们自己的见解和他的见解之间的区别。（李嘉图著作的引文包括在[L.]VIII中²⁶²。）

　　李嘉图的首要前提是“无限制的竞争”和产品通过工业劳动无限制地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页）。换句话说，这只不过是说，资本的规律只有在无限制的竞争和工业生产的范围内才能完全实现。在这种生产基础上和这种生产关系中，资本得到最适当的发展，因此，它的内在规律可以完全变成现实。既然情况是这样，那就应该证明，无限制的竞争和工业生产怎样才是资本的实现条件，资本本身必须越来越多地生产出这些条件（可是在李嘉图那里，这个假说表现为单纯理论家的假说，这种理论家在资本同资本本身的关系上，从外部任意地把自由竞争和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不是看作资本的发展本身，而是看作为使资本以纯粹形态出现而设想出来的资本的前提）。不过，这在李嘉图那里是唯一预感到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的地方。

　　在这种前提下，商品的相对价值（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绝对价值是胡扯）决定于在同一劳动时间所能生产的不同的商品量，或者说，决定于相应地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同上，]第4页，[同上，]19）。（以下引文的页码，前一数字指笔记本[VIII]的页码，后一数字指李嘉图原书的页码。）

　　那么，怎样才能够从作为由劳动决定的等价物的价值过渡到非等价物，或过渡到在交换中设定剩余价值的价值，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从价值过渡到资本，从一个规定过渡到表面看来与之相反的规定呢，这是李嘉图不感兴趣的。对他来说问题仅仅在于：商品的价值比例怎样才能够而且必须保持不变，并且由相对劳动量来决定，尽管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和活劳动的所有者所交换的并不是劳动等价物，也就是说，不顾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场合，说商品A和商品B能够按照在它们身上实现的劳动的比例彼此相交换，这是一个极简单的算术问题，即使商品A或商品B的生产者们在他们之间是按不同的方式分配产品A或与之相交换的产品B的。但是，因为任何分配在这里都是在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事实上显得完全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一种交换价值——活劳动——按照在其中实现的[VI—2]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而另一种交换价值——积累劳动，资本——却不按照在其中实现的劳动时间的尺度进行交换。假如情况是那样，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就不能作为资本家来进行交换了。因此，例如布雷就认为，只有用他鼓吹的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才能从李嘉图学说中得出正确的结论。²⁶³从简单交换的观点来看，工人的工资似乎必定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在工资上获得的客体形式的劳动量似乎必定等于他在劳动上付出的主体形式的劳动量，——这是必然的结论，亚·斯密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²⁶⁴

　　相反，李嘉图坚持了正确的看法，但是怎样坚持的呢？

　　“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并不是等同的。”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

　　也就是说，不存在等同，因为有差别。

　　“因此〈因为情况并非如此〉，劳动的价值不像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19，第5页）

　　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的报酬不等同。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因此，它们不等同。这是一个奇怪的推论。其实它的根据无非是：在实践中并非如此。但是按照理论，必须如此。因为价值的交换决定于实现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所以交换的是等价物。可见，一定量的活的形式的劳动时间必须与同量的过去形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交换规律恰恰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正是应该证明的。但是在李嘉图那里从来没有对这种现象的预感。李嘉图经常反复讲到要防止[把劳动量和对这一劳动的报酬]混淆起来，或许就算是这种预感了。至于这种现象也不可能由过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差别造成，那他是立即承认的：

　　“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决定各种商品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价值。”（19，第9页）

　　可见，在这里活劳动甚至还反过来决定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资本并不是也按照实现在资本中的劳动去同活劳动相交换呢？为什么单单活劳动量本身不等于它所客体化的那个劳动量呢？

　　“劳动自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要把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小时加以比较，是困难的。但是这种尺度很快就会在实践中确定下来。”（19，第13页）“在短时期内，至少逐年看来，这种差异方面的变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不必考虑。”（19，第15页）

　　这毫无用处。如果李嘉图运用他自己的原理，[考察]各种不同劳动能力可以换算成的（简单）劳动量，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可是他总是直接同劳动小时打交道。资本家换得的是劳动能力，这是资本家要支付报酬的交换价值。活劳动是这种交换价值为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从这种使用价值产生出剩余价值，并造成交换的扬弃。

　　由于李嘉图让资本家同活劳动相交换，——因而立即进入生产过程，——在他的体系里就留下了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一定量的活劳动不等于这一劳动所创造的、这一劳动客体化在其中的商品，虽然商品的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

　　在商品的价值中

　　“还要算入把商品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19，第18页）。

　　我们将会看到，在李嘉图那里作为决定价值的东西出现的流通时间，仅仅是把商品运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

　　“商品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决定价值这一原理，由于使用机器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而有很大改变。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两种资本，其中一种差不多全是流动资本，另一种差不多全是固定资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使用的固定资本耐久程度不同，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这就是说，这里要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利息），对两种商品中价值较大的一种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较长时间，也要给予补偿。”（19，第25、27、29、30页）

　　最后一个要素只涉及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即直接使用的劳动时间，至少在李嘉图那个关于租地农场主和面包业主的例子中²⁶⁵是这样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买来播种]的小麦[经收割后]运到市场所需要的时间比面包业主的面包运到市场所需要的时间要长，那么这种所谓的补偿，像在固定资本的场合那样，已经是以利息为前提了，因而已经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不是原始的规定了。）

　　“利润和工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在原始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从而也是在原始商品所交换进来的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20，第21页）

　　原始商品的生产，它的起源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些份额，因而这些份额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先于这种商品，可以由下述情况来证明：加果原始商品对资本家说来不包含剩余劳动，那么它就根本不会被生产出来。

　　“花费了同量劳动的商品，如果不能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进入市场，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会不相等…… 同样，在固定资本较大的情况下，某一种商品的价值较高，是由于这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较长…… 在这两种情况下，差额都是由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而造成的，这只不过是对利润被扣留的那段时间的一种补偿。”（20，第34、30—31、35页）

　　这丝毫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是说明闲置资本被看作和被算作仿佛不是闲置资本，而是和剩余劳动时间相交换的资本。这和价值规定毫无关系，而和价格有关。（在固定资本的场合，只有当存在着撇开利润而给对象化劳动支付报酬的另一种方法时，才和价值规定有关。）

　　〔“还有另一种劳动原则，没有引起古老国家的经济研究者的注意，而殖民地的所有资本家却亲身体验到了。绝大部分生产经营，特别是与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相比产量很大的那些生产经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至于大多数这样的经营，如果没有信心在几年以内实现它们，那就不值得去着手进行。投入其中的相当大部分资本是固定的，不可兑现的、耐久的资本。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使经营停顿，整个这笔资本就会丧失。如果庄稼不能收割，全部耕作费用就白费了…… 这一点说明，恒久性是和劳动结合同样重要的原则。恒久性原则的重要性在古老国家里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从事某种营业的劳动违背资本家的意志而停顿下来的情况，实际上很少发生…… 但是在殖民地，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资本家对此非常害怕，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尽量避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经营。”（韦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第169、170页，[L. ]XIV，71）

　　“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只有许多双手共同来做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在一大片田地上除草，给一大群羊剪毛，收割已成熟，但还未熟过度的谷物，搬运某种笨重的物品，总之，凡是很多人不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同上，第168页）

　　“在古老的国家里，劳动的结合和恒久性，不用资本家的任何努力和操心，仅仅由于雇佣工人很多就实现了。缺少雇佣工人是殖民地普遍抱怨的问题。”（同上，第170页）

　　“在殖民地，只有最便宜的土地的价格才影响劳动市场。这种土地的价格也和一切未开垦的土地以及一切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进行生产的其他东西的价格一样，自然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箱L（同上，第332页）]

　　“为了使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即把劳动者变为非土地所有者〉，它的价格必须是充分的。到目前为止任何地方的价格都是不充分的。”（同上，第338页）

　　这种“充分的”价格[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

　　“在创建殖民地的时候，土地的价格可能很低，移民能够占有实际上是无限数量的土地。土地的价格也可能很高，以致土地和人口之间形成类似古老国家中那样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种很高的价格不妨碍移民，殖民地最便宜的土地却可能像英国土地那样贵，工人过剩的情况也可能像英国那样悲惨。或者可能是一种中间状态：既不引起人口过剩，也不引起土地过多，然而却能把土地的数量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内，即让最便宜的土地也具有市场价值，这将迫使工人在他们能够成为土地所有者以前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工资而劳动。”（同上，第339页[L.]XIV，71）

　　（这里从韦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中引用的段落，属于前面论述劳动者和财产条件必然分离的地方。）〕

　　[VI—3]（利润的计算不同于资本在与活劳动的交换中所取得的实际剩余价值的计算，例如，从下面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材料摘自《工厂委员会的第一号报告》²⁶⁶（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9—270页]，[L.]X，42）：

　　　　投在厂房和机器上的资本——10 000镑

　　　　流动资本—————————7 000镑

　　　　500镑——10 000镑固定资本的利息

　　　　350镑——流动资本的利息

　　　　150镑——租金、国家税、地方税

　　　　650镑——折旧基金（固定资本的损耗，由它的价值的6 ¹/₂ %构成）

　　合计 1 650镑

　　　　1 100镑——意外费用、运输、煤、油

　　合计2 750镑

　　　　2 600镑——工资和薪金

　　合计5 350镑

　　　　10 000镑——大约400 000磅子棉（每磅6便士）

　　合计15 350镑

　　　　16 000镑—363 000磅纱的价值

　　投在劳动上的资本是2 600；剩余价值等于1 650（850利息+150租金等等，共1 000+650利润）。

　　但是2 600∶1 650＝100∶63 ⁶/₁₃因此，剩余价值率是63 ⁶/₁₃%。按照利润的计算法，利润率应该是：850利息，150租金[等等]和650利润，即1 650∶15 350，高于10.7%

　　在上例中，流动资本一年周转1 ⁶⁷/₇₀次，固定资本15 ⁵/₁₃年，即 ²⁰⁰/₁₃年周转一次。²⁶⁷

　　利润是650，大约[占一年中支出资本15 350镑的]4.2%。工人的工资[和薪金约占年支出的] ¹/₆ 。这里利润是4.2%；假定它只是4%。这4%是根据15 350的支出来计算的。但是，我们还有10 000镑资本的5%的利息和7 000镑资本的5%的利息；850镑是资本17 000镑的5%。

　　从实际的年预付中我们应当扣除（1）固定资本中没有用作折旧基金的那一部分，（2）算作利息的那部分。（可能获得利息的不是资本家A，而是资本家B。无论如何，这是收入，而不是资本，这是剩余价值。）于是从15 350镑中应当扣除850，还余14 500。在用于工资和薪金的2 600这一数目中，薪金占41 ²/₃ 镑，因为15 350的 ¹/₆ 不是2 600，而是2 558 ¹/₃ ；²⁶⁸这后一个量用14 500来除就会得出[1∶]5 ²⁰⁵/₃₀₇，大约是[1:]，6。

　　于是，资本家把这14 500卖得了16 000，或者说，利润是1 500，变成百分数是10 ¹⁰/₂₉%；不过我们可以省略这 ¹⁰/₂₉，而说成是10%。100的 ¹/₆ 是16 ²/₃ 。因此，在100[资本]中，83 ¹/₃ 用于[不变资本的]预付，16 ²/₃ 用于工资，而利润是10；即（以镑为单位）：

预付[用于不变资本] | 工资 | 总额 | 再生产额 | 利润
83 | 16 | 100 | 110 | 10

　　10比16 ²/₃ 或比 ⁵⁰/₃ 正好是60%。因此，按照资本家的计算方法，一笔17 000镑的资本，其中劳动仅占年预付14 500的 ¹/₆ ，要想从这笔资本获得年利润10%（稍大于此数），那么工人（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资本）就必须创造60%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在全部劳动时间中，必要劳动占62 ¹/₂ %，剩余劳动占37 ¹/₂ %。两者的比例是625∶375，或5∶3，或1∶ ³/₅ 。相反，假如资本预付是50，用在工资上的预付也是50，那么只需要创造20%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就能取得10%的利润率；50+50+10＝110；而10∶50＝20∶100，或者说；剩余价值率是20%。假如在第二种场合必要劳动创造的剩余劳动和在第一种场合创造的一样多，那么资本家的利润便是30镑；另一方面，假如在第一种场合实际的价值创造率，剩余劳动的创造仅仅和第二种场合一样多，那么，在第一种场合利润只有3 ¹/₃ 镑，如果这个资本家必须向另一个资本家支付5%利息的话，他就会遭受实在的亏损。

　　仅仅从这个公式里就可以得出如下几点：（1）为要确定实际剩余价值的高低，就要把利润同工资上的预付相比，计算出所谓利润对工资的百分比.（2）在活劳动上的支出份额同总支出的百分比相对较小，是以在固定资本、机器等等上的支出较大为前提的，是以较大程度的分工为前提的。因此，同使用较多劳动的资本相比，在这里劳动所占的百分比虽然较小，实际上推动的劳动量必定大得多；也就是说，必定要使用更大量的资本。总预付中劳动所占的部分较小，但是，就各个资本来说，所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却较大，也就是说，资本本身必须较大。（3）如果所涉及的不是更大量的机器等等，而是并不推动更多劳动的某种工具，这种工具本身也不代表大量的固定资本（例如手摇石印机），而只是代替劳动，那么，用机器经营的人的利润就绝对地小于用活劳动经营的人的利润。（不过前者能够按照后者达不到的百分比赚取利润，因此可以把后者挤出市场。）（如此等等。）研究在资本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率可能降低到什么程度，而总利润还会增加，这属于利润（竞争）学说。

　　马尔萨斯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中预感到，利润（就是说，不是利润，而是实际的剩余价值）不应当按照[全部]预付资本来计算，而应当按照所预付的活劳动，即其价值客体地体现在工资上的活劳动来计算。但是他由此而陷入了纯粹的儿戏，如果要让这种儿戏充当价值规定的某种基础，或者充当推断劳动同价值规定的关系的某种基础，那它就成为荒谬的了。

　　问题在于，如果我知道成品的总价值，那么我就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每一部分同与它相应的支出部分相比较，利润对全部产品的百分比自然也就是[利润的一部分]对产品的相应部分的百分比。举例来说，假定100塔勒带来110塔勒，即利润占全部产品的10%。假定75塔勒用于资本的不变部分，25塔勒用于劳动，即 ³/₄ [VI—4]用于前者， ¹/₄ 用于活劳动。现在，如果我从总产品即从110中取出 ¹/₄ ，那么我就得到27 ²/₄ 或27 ¹/₂ 。资本家从支出在劳动上的25塔勒中，得到2 ¹/₂ 塔勒利润，即10%。马尔萨斯同样也可以说：如果我从总产品中取出 ³/₄ ，即75塔勒，那么总产品的这 ³/₄ 表现为82 ¹/₂ 塔勒；也就是说，7 ¹/₂ 比75正好是10%。很明显，这无非是说，如果我从100获得10%的利润，那么这100的每一部分的利润合计起来，也和总额的10%一样多。如果我从100中赚了10，那么，我从2×50中每次赚到5，等等。如果我从100得到利润10，那么我就从100的 ¹/₄ 得到利润2 ¹/₂ ，并且从100的 ³/₄ 得到利润7 ¹/₂ ，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如果我从100得到利润10，那么我从100的 ¹/₄ 或从100的 ³/₄ 寺得到利润多少呢？马尔萨斯的想法归根到底就是这种儿戏。预付在劳动上的是100的 ¹/₄ ，因此，它的利润是10%。25的10%是2 ¹/₂ 。或者说，资本家要是从100得到利润10，那他从他的资本的每一部分中都得到 ¹/₁₀ ，即10%的利润。这一切根本没有赋予资本各部分彼此间以质的特性，因此对固定资本等等适用的事，同样对预付在劳动上的资本也适用。

　　在这里，反而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幻想：资本的每一部分都均等地参与新价值的创造。连预付在劳动上的工资即 ¹/₄ 部分支出也没有创造剩余价值，而是无酬的活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从总[剩余]价值（在这里是10塔勒）对工资的比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百分之几的劳动没有被支付，或者说有多少剩余劳动。在上述比例中，必要劳动客体化在25塔勒上，剩余劳动客体化在10塔勒上；因此，它们的相互比例是25∶10＝100∶40；劳动的40%是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这一劳动所生产的价值中40%是剩余价值。诚然，资本家可以这样来计算：如果我从100中得到利润10，那么我从等于25的工资中得到利润2 ¹/₂ 。这种计算能带来什么好处，是看不清楚的。但是，马尔萨斯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的价值规定就会立即看出来。他认为，他的简单的算术例题包含着某种现实的规定，这一点从下面的话里就可以看出来：

　　“假定资本只用在工资上。如果100镑用在直接劳动上，年终收回110、120或130镑，显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利润决定于总产品价值中用来支付所使用的劳动的份额。如果在市场上产品的价值是110，那么用来支付工人的份额是产品价值的###$$$10###$$$11###$$$，而利润就是10%。”

　　（在这里马尔萨斯先生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最初的预付100镑表现成为对总产品的比例。100是110的 ¹⁰/₁₁ 。我说，我从100得到利润10，即100的 ¹/₁₀ ，或者我说，从110得到的利润是 ¹/₁₁ ，都是一样的。）

　　“如果产品价值是120，那么支付劳动的份额是###$$$10###$$$12###$$$，而利润就是20%；如果产品价值是130，那么必须用来支付劳动的份额是###$$$10###$$$13###$$$，而利润是30%。”

　　（我可以不说我从100得到利润10，而说预付的是110的 ¹⁰/₁₁；或者，如果从100得到利润20，那么预付只是120的 ¹⁰/₁₂ 等等。不管预付是用在劳动上，或者用在其他方面，这种预付的性质同用来说明问题的这另一种算式毫无关系。如果资本等于100，只带来110，那么我或者可以从资本出发，说从100得到利润10，或者我也可以从产品即从110出发，说原先我预付的只是产品的 ¹⁰/₁₁ 。比例自然是相同的。）

　　“现在假定资本家预付的资本不单由劳动构成。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

　　（这只不过表明，资本家把得到的利润——他也许很不了解利润的起源——均等地分配在他的支出的一切部分上，而完全撇开它们的质的区别。）

　　“假定预付额的###$$$1###$$$4###$$$用于支付〈直接〉劳动，其余###$$$3###$$$4###$$$则是积累劳动、利润以及因地租、赋税和其他支出而产生的利润的附加。在这种情况下，说资本家的利润将随着他产品的这###$$$1###$$$4###$$$的价值与所使用的劳动量之比的变动而变动，这是完全正确的。”

　　（不是像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那样与所使用的劳动量相比，而是与支出的工资相比。）（因此，如果认为资本家的利润随着他的产品的 ³/₄ 的价值与用在积累劳动上的支出之比的变动而变动，也就是说，利润与预付的总资本之比（10∶100），同总产品（110）的每一部分与其相应部分的支出之比一样.那是完全正确的。）

　　马尔萨斯接着说：“例如，假定一个租地农场主在农业上花了2 000镑，其中1 500镑用于种子、马饲料、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500镑用于直接劳动，而到年终收回2 400镑。这个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由2 000镑产生的400镑，即20%。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拿产品价值的###$$$1###$$$4###$$$即600镑来同支付直接劳动的工资总额相比，结果得出的利润率完全一样。”（同上，[《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7—268页，[L.]X，41—42）

　　(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拿产品价值的 ³/₄ 即1 800镑来同支付在积累劳动上的总额即1 500镑相比，结果得出的利润率完全一样。1 800∶1 500＝18∶15＝6∶5。而6∶5这个比例表示利润率等于 ¹/₅ ，即20%。）

　　（在这里马尔萨斯头脑里有两个不同的算式，他把它们混淆起来了，第一，如果我从100得到10，那么从这100的每一部分我得到的不是10，而是10%；因此，从50得到5，从25得到2 ¹/₂ 等等；从100得到10，也就是说，从这100的每一部分得到 ¹/₁₀ ，于是利润必然作为工资的 ¹/₁₀ 的利润表现出来，既然利润均等地分配在资本的每一部分上，我也就可以说，总资本的利润率随着总资本的每一部分的利润率而变化，因而，例如，也随着预付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的利润率而变化；第二，如果我从100得到10%的利润，那么总产品就是110。如果工资占预付的 ¹/₄ 即25，那么现在它只是110的 ¹/₄ ²/₅ ；也就是说，现在工资所占的相应比例部分小了 ²/₅ ，产品和原有[资本]相比增加怎样的比例，工资在总产品中所占的部分就减少怎样的比例。这又只不过是另一种计算方法。10是100的 ¹/₁₀ ，但只是110的 ¹/₁₁ 。因此我可以说，总产品增加的比例，就是原有资本的每一相应部分在总产品中所占的部分减少的比例。这是同义反复。）

　　马尔萨斯在他的著作《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L.]IX）中宣称，“劳动价值”是“不变的”，因此总是真正的价值尺度。

　　一定的劳动量，必定具有同支配它或者它实际上交换的工资相等的价值。”（同上，第5页，[L.]IX，29）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雇佣劳动。真实情况反而是：任何一定的劳动量都等于表现在某一产品中的同量劳动；或者说，每一产品都只是对象化在产品价值中的一定量的劳动，这个产品在和其他产品的关系中是用这一劳动量来衡量的。工资当然表现活劳动能力的价值，但决不表现活劳动[创造]的[VI—5]价值，相反，后者表现为工资加上利润。工资是必要劳动的价格。如果工人为了维持生活必须劳动6小时，并且他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劳动者为自身生产，那么他每天得到包含着6小时劳动的商品，价格比如说是6便士。现在资本家要他劳动12小时，而支付给他6便士。资本家每小时支付给他 ¹/₂ 便士。这种情况表明，12小时的劳动量值12便士，而12便士确实是产品出卖时所换得的价值。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有可能重新把这种价值全部投在劳动上，他就可以用它来支配24小时劳动。因此，工资支配的劳动量，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得多。一定的活劳动量实际换得的积累劳动量要少得多。毫无疑义的只是：劳动价格，工资，始终必须表现工人为了活命所必需的劳动量。任何劳动量的报酬，必须等于工人为再生产自身所必须耗费的劳动量。在上述情况下，资本家用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劳动量，迫使两个工人劳动，每人劳动12小时，共24小时。在上述情况下，产品是与另一个价值12便士的产品或12个劳动小时相交换，因此可以获得6便士利润（这是产品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

　　产品的价值由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而不是由产品中包含的由雇主支付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决定。产品的价值由已完成的劳动构成，而不是由有酬劳动构成；工资只表现有酬劳动，而决不表现已完成的劳动。这种报酬本身的数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决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而且，因为这种工资构成劳动的价值（如果把劳动本身看作商品），所以这种价值始终是可变的，而决不是不变的。工人完成的劳动量，同他的劳动能力中已花费的劳动量，或同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很不相同的。但工人当作商品出卖的，不是他所提供的使用，他不是把自己作为原因出卖，而是作为结果出卖的。我们来听听马尔萨斯先生是怎样费尽心机来弄清这个问题的吧：

　　“商品供给的条件，并不要求商品始终保持同样的相对价值，但是要求每个商品保持本身固有的自然价值，或者说保持取得下面这种物品的手段，这种物品使生产者拥有同样的生产和积累的能力…… 利润是根据生产所必需的预付计算的…… 资本家的特殊预付，不是由呢绒，而是由劳动构成的，并且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的物品能代表一定箭的劳动，那就很清楚，能代表商品供给条件或它的自然价值的，正是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的量。”（[同上，]第17—18页，[L.]IX，29）

　　从资本家的预付由劳动构成这一点，马尔萨斯就会看到，问题并不清楚。假定6小时为必要劳动时间：有A和B两个人，每个人都为自己劳动，但互相进行交换。A劳动6小时，B劳动12小时。如果现在A要吃掉B多劳动的6小时，要消费B的6个剩余小时的产品，那他只能把6小时活劳动，比如说下一个工作日提供给B。这样，1比A多拥有6劳动小时的产品。现在假定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设想为资本家，而且完全停止劳动。于是在第三天，他为了获得A的6小时劳动，就只有付出他的6小时的积累起来的产品，而他一完成了这种交换，就不得不重新亲自参加劳动，不然就会饿死。但是，如果B继续为A劳动12小时，而A继续为自己劳动6小时和为B劳动6小时，那么他们正好按12小时互相进行交换。

　　马尔萨斯说，商品的自然价值就在于：它通过交换重新使自己的所有者拥有同样的生产和积累的能力。他的商品由两种劳动量构成：积累劳动量，加上直接劳动量。因此，如果他用自己的商品同正好包含同一劳动总量的另一商品相交换，那么他的生产和积累的能力至少和原来相等。但是这种能力增长了，因为一部分直接劳动没有花费商品所有者分文，却被他卖出去了。可是马尔萨斯却得出这样的结论：构成商品的劳动量的，只是有酬劳动，因而等于工资总额，或者说，工资是商品的价值尺度。如果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量都是有酬的，那么，马尔萨斯先生的学说就会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他的资本家就不必作出任何“劳动预付”，而且资本家也会完全丧失他的“积累能力”。

　　要是没有无偿劳动，利润从何而来?当然，马尔萨斯先生认为，它是积累劳动的工资。但是，已完成的劳动既然已停止劳动，它也就不再获得工资了。诚然，它在其中存在的那个产品，可以重新同活劳动相交换。假定这个产品等于6个劳动小时；工人就要付出6个活劳动小时，换回预付，即资本家手里的已完成的6个劳动小时，这样资本家就一步也没有前进。活劳动就会很快占有他的死劳动。马尔萨斯却提出这样的理由：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物品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构成商品自然价值的是“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的量”。这就是说，一定量的劳动只能由一定量的活劳动（直接劳动）来代表。实际上，不仅不是没有任何其他物品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而且是每一种物品即每一种包含同量劳动的物品都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但马尔萨斯希望，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应当被计量出来：它不应当等于它能推动的活劳动量，而应当等于它所推动的有酬劳动量。

　　假定商品包含24劳动小时。马尔萨斯认为，资本家能用这一商品购买2个工作日；如果资本家对劳动全部支付报酬，或者，如果已完成的劳动量等于有酬活劳动量，那么资本家用24劳动小时已完成的劳动所能购买的仅仅是24劳动小时的活劳动，而他的“积累能力”就会消失。但是资本家给工人支付报酬的，不是劳动时间，不是劳动量，而仅仅是必要劳动时间，他迫使工人在其余时间白白地劳动。因此，他用24小时已完成的劳动时间，也许能推动48小时的活劳动。所以，资本家实际上用1小时已完成的劳动支付2小时活劳动，从而在交换中获利100%。他的商品价值现在等于48小时，但决不等于已用商品换得的工资，也不等于用商品重新换得的工资。如果资本家按照同样的比例继续进行下去，他就会用48小时已完成的劳动购买96小时的活劳动。

　　假定根本没有资本家，而互相交换的直接劳动者的劳动超过生活的需要，因为他们也想积累等等。我们把劳动者为了生活而完成的那部分劳动叫作工资，把他为了积累而劳动的剩余时间叫作利润。这样，他的商品的价值就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等于活劳动时间的总额，但决不等于他自己支付给自己的工资，或他为了生活而必须再生产的那部分商品。

　　马尔萨斯说，因为商品的价值等于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必要劳动量（即工资），而不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额；劳动的全体等于劳动的部分。[VI—6]但是劳动者方面所以有“积累能力”，显然只是由于他的劳动超过了为支付本身工资所必需的劳动。如果一定量活劳动时间等于工人为了生活所必需的时间，那么一定量活劳动就等于他所生产出来的工资，或者说工资正好等于它所推动的活劳动。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自然就不可能有资本。如果工人在他的全部劳动时间内不能生产出比自己的工资还多的东西，那么他即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无法为资本家挤出分文来。财产是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如果每个人只能为自己一个人生产，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那就不可能有财产。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么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11页]）

　　我们从上面看到，马尔萨斯自作聪明的深思熟虑如何表现为纯粹幼稚的计算法。而且这种计算法的背后是下述学说：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工资构成价格。因为全部资本的利润率可以表现为代表工资的那一资本相应部分的同一利润率，马尔萨斯就断言，这个相应部分构成价格并决定价格。恰巧在这里又表现出同样的深思熟虑。他认为，如果商品A等于x量的别种商品，那么这只能表示：商品A等于x活劳动，因为只有劳动才能代表劳动。马尔萨斯由此得出结论：商品A等于它所能支配的雇佣劳动的量，可见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因为它始终等于用来推动劳动的那种商品。问题仅仅在于：在马尔萨斯看来，活劳动的量和雇佣劳动的量是相同的，他认为雇佣劳动的每个相应部分实际上都支付过报酬。但是x活劳动能够等于（而且作为雇佣劳动只能等于）x—y必要劳动（工资）+y剩余劳动。因此，x死劳动能推动x—y必要劳动（工资）+y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死劳动总是推动更多的活劳动时间，而多出来的量等于x劳动小时内所包含的超过必要劳动小时的剩余劳动小时。

　　雇佣劳动始终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

　　因此，说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无非就是说，全部劳动时间都是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工资的劳动时间。不存在剩余劳动时间，但却存在“积累的能力”和资本。既然工资始终等于一定的劳动量，即工资所推动的活劳动的量，而这就是工资所包含的同一劳动量，所以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因为它始终等于一定的对象化劳动的量。因此，工资的涨落是商品价格的涨落引起的，而不是劳动的价值的涨落引起的。工人每星期得到8个银先令还是16个银先令，这只是因为先令的价格上涨或下跌了，而劳动的价值仍旧不变。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用一周的活劳动换得的都是一周已完成的劳动。马尔萨斯先生用下面的话来证明这一点：

　　“如果只用劳动，而不用资本去获得农作物，那么获得一种农作物即使比获得另一种容易得多，无疑也不会改变劳动的价值，或者不会改变花费一定量努力所取得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同上，第33页）]

　　这无非是说，每种商品，不管它的数量如何，都取决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这一劳动在一种场合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而在另一种场合表现为较少的使用价值。

　　“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认为，差别就在于产品的贵贱而不在于劳动的贵贱。”[（同上）〕

　　我们可以说，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另一个部门高，或者也可以说，产品所花费的劳动较多或较少。在不存在雇佣劳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劳动的贵贱，因此，一小时直接劳动总是支配一小时对象化劳动，这当然并不妨碍这一小时的生产率比另一小时高。但是，我们既然把直接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那部分劳动同剩余劳动区分开，——而如果一天中若干小时是剩余时间，那就等于说，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都由一部分必要劳动和一部分剩余劳动构成，——那就不能说，劳动的价值，即工资，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产品，或总劳动中花费在必要产品上的那部分劳动，是不变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再生产工资的那部分劳动时间也发生变动；因此，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不断变动。工资仍然会由一定的使用价值来衡量，而且，因为后者的交换价值随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断发生变动，工资，或劳动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动。劳动的价值的前提总是：活劳动不等于它的产品，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它不是作为发生作用的原因，而是作为产生出来的结果出卖的。说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无非就是说，它始终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

　　一个产品中可能包含较多或较少的劳动。因此，产品A有时可以用较大的部分有时可以用较小的部分去同产品B相交换。但是，产品所购买的活劳动蟹，决不能多于或少于产品所代表的已完成的劳动，因为一定量的劳动，不论是以对象化劳动形式还是以活劳动形式存在，始终是一定量的劳动。因此，如果为一定量的活劳动支付较多或较少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上涨或下跌，那么，这不是由于劳动的价值上涨了或下降了，因为一定量劳动的价值始终等于同一的一定量的劳动，相反，这是由于产品花费了较多或较少的劳动，因而较多或较少量的产品代表同一劳动量。

　　由此可见，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只是产品的价值变了，也就是说，发生变化的是劳动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就是马尔萨斯理论的精髓，如果这种肤浅的诡辩可以叫作理论的话。首先，只花费半日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使我生活一整日，从而也劳动一整日。产品是否具有这种属性，这不取决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不取决于用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而取决于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从这方面来说所发生的活劳动和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双方之间的交换，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于，一方面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

　　如果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按照交换价值的规律，等于半个工作日的产品也只能购买半日活劳动，虽然工人靠这些产品能维持一整个工作日的生活；如果要购买工人的整个工作日，那工人就应当以产品形式得到一整个工作日，按照前提条件，他用这些产品能维持两个工作日的生活。但在资本的基础上，不是活劳动同已完成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互相进行交换，如果这样交换，两者就会等同起来：同量的对象化形式的劳动，成了同量的[VI—7]活的形式的劳动的价值，等价物。但互相进行交换的是产品和本身就是产品的劳动能力，劳动能力不等于它能进行的活劳动，不等于它能完成的劳动量——这是它的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等于它必须用来生产自己和能再生产自己的那个劳动量。因此，产品实际所交换的，不是活劳动，而是对象化劳动，是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活劳动本身是产品所有者买到的交换价值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至于他从这种活劳动所获得的比他以产品形式支付给劳动能力的究竟超过多少，这取决于以产品形式支付给工人的活劳动的量。

　　如果一个劳动量和另一个劳动量相交换，不管是以对象化劳动形式还是以活劳动形式，那么每一个劳动量当然都等于它自身，而它的价值等于它的量。因此，半个工作日的产品只能购买半个工作日。可是，这样实际上就既不存在工资，也不存在劳动的价值了。劳动就不会有和它的产品或它的产品的等价物相区别的价值，不会有独特的价值了，而正是这种价值构成劳动的价值，工资。

　　于是，马尔萨斯先生根据一定的劳动量等于一定的劳动量，或者也可以说，一定量等于它自身，根据一定量就是一定量这一伟大发现，得出如下的结论：工资是不变的，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即等于同量对象化劳动。如果是活劳动同积累劳动作为交换价值互相交换，那这样说才是正确的。可是，这样一来，就既不存在劳动的价值，也不存在工资，也不存在资本，也不存在雇佣劳动，也不存在马尔萨斯的研究了。所有这一切东西的基础是：对以资本形式所积累的劳动来说，活劳动表现为使用价值，而活劳动能力表现为交换价值。马尔萨斯心安理得地继续说道：

　　“当资本和利润加入价值的计算，而且对劳动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同上，第33页）]

　　这里包含着全部的深思熟虑。只要资本和利润加进来，就会发生对活劳动能力的购买，因而就会发生较少量的积累劳动同较多量的活劳动的交换。这种深思熟虑的特点就是：设定雇佣劳动的资本，首次把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把劳动能力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加入不会使劳动的价值实现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使积累劳动的价值实现发生任何变化。在马尔萨斯看来，资本是劳动同自己的产品以及同产品的价值所发生的关系的特有形式，资本的“加入”，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这兢像他认为皇帝的登场、“加入”，不会使罗马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发生任何变化一样。

　　马尔萨斯继续说道：

　　“如果工人的报酬提高而产品数量没有增加，那么，这只可能在利润减少的情况下发生…… 要得到一定数量的产品，就必需有和以前同量的劳动，但是，既然利捐减少了，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了；同工资价值相比，利润的这种减少，恰好被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较多产品所必需的较大劳动量所抵销，而劳动价值却仍然不变。”（同上，第33、34页，[L.]IX，29）

　　根据前提，产品包含着同量的劳动。不过，它的价值似应减少，因为利润下降了。可是，既然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仍然不变，利润怎么会下降呢？如果工资提高而总劳动时间仍然不变，——提高不是由于暂时的原因，例如竞争对工人有利，——那么，这只不过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时间增多了，因而资本推动的活劳动中属于必要时间的部分增大了，属于剩余时间的部分缩小了。我们以后再谈这些细节。不过，为了全面起见，我们还要援引马尔萨斯以下的结论：

　　“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相反；付给工人的产品数量减少，而利润增加。用以前同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一定最产品，其价值由于利润增加而增加，而同工人工资相比，利润的这种增加，被为取得付给工人的较少产品所必需的较小劳动量所抵销。”（马尔萨斯，同上，第35页，[L.]IX，29）

　　至于马尔萨斯在这里作为从自己的原则得出的结论而顺便谈到的、有关不同国家货币价格的见解，留待以后考察。

　　〔例如，商品A可以购买一个工作日；它只支付半个工作日（必要时间），而它换得的却是整个工作日。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购买的全部劳动量等于必要时间加上剩余时间。因此，要是我知道必要劳动的价格等于x，那么全部劳动的价格就等于2x，这样，我就能根据工资计算出新制造的商品的价格，并且用工资来算出一切商品的价格。但这决不会是一种不变的价值。事实上，在各文明国家中，不管工资怎样，要想得到工资，就必须劳动一段平均时间，例如12小时，而不管这12小时中有多少小时是必要劳动，有多少小时是剩余劳动，——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混淆不清，也使得那位把劳动量化为工作日（而工作日当然又被化为活的工作日）的凯里先生推论说，由于再生产同一资本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例如，一台价值100镑的机器，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会在某一时期只值50镑，也就是说，是过去的一半劳动时间，一半工作日或一半劳动小时的结果），所以工人用过去工作日的一半，就能买到，获得这台机器。²⁶⁹凯里先生有点混淆不清，他把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看成对工人有好处，其实整个事情正好相反，工人在整个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的时间更少，为资本劳动的时间更多，因此，对工人来说，资本的客观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按一定比例迅速地增长了。

　　凯里先生认为工人似乎是购买或租借机器，一句话，他把工人变成了资本家。而且，工人所以会获得这种支配资本的更大权力，是因为再生产一定量资本所需的必要劳动减少了，也就是说，有酬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同利润相比下降了。在美国，只要那里的工人自己还能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他就能有相当积累而成为例如农场主等等（不过这种情况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如果在美国某个地方，雇佣劳动还能很快地有所成就，这是由于在资本的基础上再生产了以前的生产方式和所有权方式（例如，独立农民的生产方式和所有权方式）。一句话，凯里先生把工作日看成属于工人的工作日，他不是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生产更多的资本，才能在同一剪动时间内就业，却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更少地劳动，以便获得资本（占有生产条件）。

　　如果工人以前生产20台机器，现在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能生产40台，那么，实际上每台机器变便宜了，但决不能因为现在生产一定量机器所需的工作日部分减少而得出结论说，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对于工人来说增加了，相反，应得出的结论是，生产一定量机器所使用的活劳动减少了。此外，重视和谐的凯里先生自己也认为，在利润率下降时利润量会增加，因为同所使用的活劳动相比资本越来越多了，可见，对工人来说，要占有必要数额的资本，即在新的生产阶段上在生产中使用劳动所需的最低限额的资本，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再生产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所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是，为了使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需要有较大量的资本。生产力的增长表现为：同预付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相比，由活劳动构成的那部分资本[VI—8]不断减少。

　　凯里开的拙劣玩笑自然使巴师夏如获至宝，这整个拙劣玩笑就在于，他把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或工作日，变成属于工人的工作日，其实相反，这个时间是属于资本的，而且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人在他的劳动时间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小。根据凯里先生的说法，一定资本需要购买的活劳动时间越少，换句话说，资本总额增加得越多，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同资本量相比减少得越多，那么，工人变成资本所有者的机会就越大，因为资本用较少量的活劳动就能再生产出来。资本越大，资本相对地使用的工人人数越少，这些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机会就越大，因为，现在资本不是用较少工作日就能再生产出来吗？因而资本难道不能用较少工作日来购买，来获得吗？

　　我们假定有100镑资本，其中50用在预付上[用怍不变资本]，50用在劳动上，并且提供50%的利润（因为利润率降低是凯里津津乐道的主题，属于他的理论）。假定每一镑工资相当于一个工作日，一个工人。现在我们假定另有16 000镑的资本，其中14 500用在预付上[用作不变资本]，1 500用在工资上（假定也相当于1 500个工人），并且只提供20%的利润。在第一种情况下，产品等于150镑；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假定固定资本一年周转一次），产品等于19 200（利润为3 200）。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凯里先生最有利的情况。利润率由50%下降到20%，也就是说，下降了 ³/₅ 或60%。在第一种情况下，50镑[剩余]产品是50个活工作日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3 200镑[剩余]产品是1 500个工人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1镑[剩余]产品是一个工作日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2 ²/₁₅ 镑「剩余]产品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1镑[剩余]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到第一种情况下所需的一半。这是不是说，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用半个工作日为自己生产出1 ¹/₁₅ 镑，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另一个工人在双倍的时间内只生产出1镑，因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便最容易成为资本家呢？工人首先必须获得16 000镑资本，并且自己不劳动，而去购买别人的劳动，这样，必要劳动时间的这种减少才会给他带来哪怕最微小的好处。

　　因此，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只会在工人的劳动和使用他的劳动的条件之间，造成一道无边无际的鸿沟；必要劳动的比例缩小了，因此，同前一种[可变资本和全部预付资本之间的]比例相比，被辞退的工人人数多五倍以上。²⁷⁰不过，这些被辞退的工人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假如他们有独立劳动的条件，或者确切些说，有以资本家的身分从事劳动的条件，他们自己就会使用较少的工人。

　　在第一种情况下，全部必要资本等于100镑，在这里，个别工人有较多的机会例外地进行相当的储蓄，并且依靠特别幸运的情况使自己成为像资本家A[100镑资本的所有者]那样的资本家。工人不论在A那里还是在B那里干活，劳动时间都是一样的，虽然这两个资本家所需要的工作日总数有极大的差别。第一个资本家[资本家A]每需要6个工人，第二个资本家[资本家B，16 000镑资本的所有者]却需要不到1个工人。²⁷¹因此，[在资本家B那里]其余的工人必须干同样多的活，并提供更多的剩余时间。

　　在资本本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大的生产阶段上，资本需要的活工作日较少，这种情况在凯里看来就等于：工人为占有资本所需要的工作日较少；也许是用未“就业”的工人的工作日去占有吧。因为资本家为使自己的巨大资本增殖价值而需要的工人较少，所以他所雇用的工人能够通过较少的劳动而占有较大的资本。这就是凯里先生这位和谐论者的逻辑。〕

　　关于李嘉图的理论，韦克菲尔德说道（同上[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31页的注，[L.]VII，74）：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一定量的劳动就都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总会和同鼍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 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至少在工资取决于[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的情况下，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而是由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决定。”²⁷²

　　〔贝利在自己的著作《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L.]V，26及以下各页）中，谈到了闲置资本，认为通过加速的流通v按他的说法，是通过通货量的增加；他应该说通过货币量的增加），闲置资本就可以投到流通中去。贝利力图证明，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资本总是被充分利用，那么，需求的增长决不会引起生产的增长，闲置资本的概念属于流通，因为不处在流通中的资本便是休眠了。贝利有关的话如下：

　　“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能力可能处于闲置状态。如果经济学家认为，工人人数和资本量是十分确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必然在它们所在的国家里产生一定的结果，那就错了。”（第54页）

　　“现有生产者和现有资本为市场提供的商品量，决不是固定的和确定的，相反，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第55页）

　　因此，“新资本或新工人的出现，对生产的增长并不重要。（例如，在缺乏贵金属的国家）…… 某些商品，或者同样也可以说，生产某些商品的能力，可能在一个地方过剩，而另一些商品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过剩，每种商品的所有者都想用自己的商品换取别人的商品，但是，他们由于缺乏共同的交换手段而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由于缺乏从事生产的动机而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第55—56页）〕

　　〔在资本的流通中，货币以两种形式出现。

　　[第一，货币表现为]资本向货币的转化，同时表现为商品价格的实现；不过在这里，这种价格设定不是形式上的。在这里，产品转化为货币，就是资本再转化为价值本身，再转化为独立存在的价值，即资本作为货币或货币作为已实现的资本。第二，货币出现在单纯流通手段的规定上；这时货币的作用只是使资本重新转化为生产条件。在这第二种情况下，当货币表现为工资形式时，必然有一定量的货币同时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存在。现在货币在资本的流通中起这种双重作用的情况，在一切危机中造咸一种假象，似乎缺少的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是资本缺少价值，因而它不能变成货币。这时，流通的货币量甚至可能增长。当我们谈到利息等时，必须专辟一篇去阐述货币的一些新规定，货币怎样成为资本流通的要素——一部分作为资本的流通手段，一部分作为资本的已实现的价值，作为资本本身。〕

　　贝利继续说道：

　　“被推动的劳动决不是只由某个国家可以利用的资本决定的。这还要看食物、工具和原料是缓慢地还是迅速地[VI—9]分配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它们的流通是否困难，它们是否在很长一段时间大量地处于闲置状态，因而不能使人口允分就业。”（第56—57页）

　　（加拉廷举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各县的例子。同上，第68页。）²⁷³

　　“政治经济学家们过于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划一力量的或以某种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 使用一定资本的生产者，他的产品可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找不到销路，在他等待时机交换它们时，他的生产能力就停顿或放慢，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例如在一年内，他所生产的可能只达到有急切需求时的一半。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充当生产者的工具的那些工人。社会上人们不同职业之间的相互调整必定实现，至少是不理想地实现。不过，在各个实现调整的阶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每一种促进交易的办法都是这种调整的一个步骤。商品交换越不受阻碍，越顺利，非生产的中断时间就越短，而在中断期间，人们渴求工作，似乎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把他们和资本隔开……资本虽然近在手边，却被闲置不用。”（第58—60页）

　　“一般原理是，新的需求会引起新的努力，办法是积极地使用以前闲置的资本和劳动，而不是把生产力从其他对象那里抽出来。后一办法只有在某个国家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巳不能再增加的情况下，才可能采用。商品输出也许不会直接推动新的劳动，但能吸收现有商品的死储备，使资本从非生产状况下解放出来。”（第65页）

　　“有些人断言，货币的流入不可能促进其他商品的生产，因为这些商品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这些断言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加食物、原料和工具，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惯先增长，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长，〈但这不正是关于积累的经济学说吗？〉或者换句话说，生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第70页）

　　“固然，有人会说，如果购买者带着更大量的货币到市场上去，并没有提高他在那里找到的商品的价格，那么，他就没有给生产以更大的刺激：如果他使价格提高了，那么，在各种价格均衡提高时，购买者的需求力同过去相比就没有提高。”（第73页）

　　“必须否定下面这个作为一般原理的论断，如果购买者的需求不会使价格提高，购买者就不可能给生产以更大的刺激…… 除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允许更有效的分工和采用更完善的机器以外，在这里还有可能使用一定量的闲置劳动和资本，这种劳动和资本准备提供更多同样价格的商品。因此，就发生了需求显著增加而往往价格并不提高的情况。”（第73—74页）〕

　　〔约翰·威德在《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M.]20）中说道：

　　“劳动是资本用来生产工资、利润或收入的动因。’（第161页）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准备在新的和等价的形式中发展自己；资本是集体力量。”（第162页）

　　“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第164页）

　　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分工——和一切劳动生产力一样，即和决定劳动强度因而决定劳动在外延方面实现程度的力量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科学也是这样。分工，当它表现为职业的划分和与之相应的交换时，也是这样。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

　　所以，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对单个工人来说，这种联合是偶然的。工人把自己同其他工人的联合，同其他工人的协作，当作异己的东西，当作资本发生作用的方式。资本只要不是出现在不适当的形式下——例如规模很小的、亲身参加劳动的资本形式——，就要求有一定程度即较高或较低程度的积聚。一方面，是客体形式的积聚，即在一个人手中积聚了（在这里积聚和积累还是同样的意思）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或者用一句话说，积聚了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另一方面，是主体形式的积聚，即在资本指挥下劳动力的积累和劳动力积聚在一点上。不可能每有一个工人就有一个资本家，相反，一个资本家却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而不像一个师傅有一、两个帮工那样。

　　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积累的工人）数量同资本的数量相比应该很大；在第二种情况下，固定资本同大量共同劳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应该很大。但是，在这第二种情况下，积聚许多工人，把他们当作同样多的机器轮子配置在机器中间，这已经是前提条件（为什么在农业中情况不同，这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因此，用不着专门考察第二种情况，只要考察第一种情况就行了。

　　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发展是分工。但分工事先要求把许多工人集合（预先集合）在统一的指挥之下，这和货币生成为资本事先要求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原料、劳动工具已成为游离出来的东西完全一样。因此，这里也应把作为较为后来的因素的分工撇开不谈。某些工业部门，如矿山劳动，一开始就以协作为前提。所以，在资本存在之前，那里的协作是以强制劳动（徭役劳动或奴隶劳动）的形式，在监工的监视之下进行的。修筑道路等等也是这样。为了承担这类工程，资本并不是创造出工人的积累和积聚，而只是继承了这些。因而这也是不成问题的。

　　最简单的和最不以分工为转移的形式是：资本给各种独立的和分散在各处的手工织工、纺工等等活干（这种形式至今还同工业并存）。可见，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而是由资本所遇到的。这些分散工人的统一点，只在于他们同资本的相互关系，在于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资本手里积累起来，从而他们创造的超出自己收入的剩余价值也在资本手里积累起来。工人们作为共同劳动只是自在地存在着，这仅仅是就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为资本劳动这一点来说的，——由于这一点资本成为一个中心，——但他们并未共同劳动。所以，工人通过资本而实现的联合只是形式上的，[VI—10]而且涉及的只是劳动的产品，不是劳动本身。工人不是和许多人相交换，而是和一个资本家相交换。因此，资本造成交换的集中。

　　资本不是以个人的身分进行交换，而是以许多人的消费和需求的代表者的身分进行交换。资本不再作为单个交换者进行交换，而是在交换行为中代表社会。这是资本方面同分散劳动的织工等等进行的集体交换和集中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被集合起来，联合起来，虽然他们的劳动是彼此独立进行的。他们的劳动的联合，表现为一种特殊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劳动的独立分散性仍然存在。这就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消除这许多工人的独立分散性。这时，在交换行为中，一个资本对这些工人来说不再只是表现为社会集体力量，把许多交换联合在资本中，而是在它的指挥下把工人集合在一个地点，一个手工工场内；资本不再让工人继续停留在它所遇到的那种生产方式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权力，而是创造一种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资本使工人在生产中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一开始只在于：有共同的地点，监工的监督，统一的规章制度，较严格的纪律，连续性和已经确立起来的在生产本身中对资本的依赖性。同时从一开始便节省一定的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关于这全部过程，见加斯克尔的著作，他在书中专门考察了英国大工业的发展。）²⁷⁴

　　现在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这一切仍然和以前一样由下述情况造成，并且在资本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也都是如此：许多人同资本一个人进行交换，从而使交换本身集中在资本上；出现了交换的社会性；资本社会地同工人交换，而工人则单个地同资本交换。

　　在手工业经营下，问题在于产品质量，在于单个工人的特殊技能。师傅作为师傅被认为是精通本行的。他作为师傅的地位，不仅靠占有生产条件，而且靠他个人的一技之长。在资本的生产条件下，问题一开始就不在于这种半艺术性质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是同发展劳动的使用价值、发展直接手工劳动的特殊本领、训练人类从事劳动的双手等等相适应的。在资本的生产条件下，问题一开始就在于数量，因为追求的是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的已经发展的原则恰恰在于，使特殊技能成为多余的，并使手工劳动，使一般直接体力劳动，不管是熟练劳动还是筋肉紧张的劳动，都成为多余的；更确切些说，是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

　　如果事先认定，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就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产生（奴隶自在地就是结合的，因为他们属于一个主人），那就是以下面这点为前提；真正由资本本身所造成的劳动生产力还不存在。这也就是说，工场手工业中的必要劳动仍然占去整个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的大部分，这样，每一个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仍然比较少。

　　一方面，这可以由于以下情况而得到补偿：与大工业相比，利润率较高，因而和已有资本量相比，资本积累较快。工场手工业的进步也正是由这种情况而加快的。如果在100塔勒中有50用在劳动上，而剩余时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 ¹/₅ ，那么，创造的价值等于110，换句话说，[利润率]是10%。如果在100中只有20用在劳动上，而剩余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的] ¹/₄ ，那么，创造的价值等于105，换句话说，[利润率]是5%。

　　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所以取得这样较高的利润率，只是因为同时使用许多工人。所以能够获得较多的剩余时间，只是由于许多工人的剩余时间在对资本的关系上集合起来了。在工场手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余时间。起初，在分散的独立的工人本人还为自己利用自己的一部分剩余时间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资本要作为资本存在，要能靠利润生活和能够积累，资本的利润就应当等于许多同时并存的活工作日的剩余时间之和。在农业中，土地从它的化学等等作用来说，本身已经是一种机器，这种机器使直接劳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较早地提供剩余额，因为这里较早地使用了机器，即自然的机器。这是重农学派学说的唯一正确的基础，重农学派只是从这个方面把农业同还很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加以对比。假定一个资本家只雇一个工人，靠这个工人的剩余时间来维持生活，那么，如果这个资本家自己劳动，用自己的资金劳动，他显然会得到双重利益，因为除了剩余时间，他还会赚得付给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受损失，就是说，他还没有能够作为资本家进行工作，或者工人只不过是他的助手，因而工人对他的关系还不是对资本的关系。

　　因此，为了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不仅必须使货币能够推动剩余劳动，而且必须有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一定量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即同时有许多工人的剩余劳动，从而，这种剩余劳动的总和既是以使货币能够作为资本生活，即在消费方面代表与工人生活相对立的财富，又是以把剩余劳动积蓄起来用作积累。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使用价值，不是为了直接生存而生产。因此，剩余劳动从一开始就应大到足以使其中一部分能够重新用作资本。可见，用资本来进行的生产总是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开始的，这时，一定量社会财富在客观上已经积聚在一个人手里，因而表现为资本，它一开始就表现为同许多工人交换，后来表现为靠许多工人，靠工人的结合来生产，它能够推动一定量的活劳动能力同时劳动。由此可见，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工人的分散性是以他们的相对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因此，工人完全依赖于资本，完全脱离生产条件，是以他们聚集在作为他们生存的唯一基础的个别资本周围为前提的。

　　如果从交换的特殊形式出发，也就是假定，资本作为资本进行交换，那么所得结果一样，或者说，形式不同而结果一样。这时货币已经是许多交换者的代表，或者说，货币应当具有超出个人和个人的个别余额的交换力量，货币应当具有的不再是单个人的交换力量，而是属于作为社会职能，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者的那种单个人的交换力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结果是从自由劳动的条件产生出来的。个人脱离劳动的生产条件，等于许多人聚集在一个资本周围。〕

　　〔商人资本一开始也是把许多交换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它已经代替大量交换者，既作为货币，又作为商品。〕

　　[VI—11]拜比吉说，“知识和经验的这种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的力量”。²⁷⁵

　　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但是，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

　　〔在靠资本进行积累之前，先有构成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属于资本的概念规定；我们几乎还不能把这种积累叫作积聚，因为积聚是在和许多资本相区别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指的还仅仅是资本本身，那么积聚同积累或资本的概念还是相一致的。就是说，这种积聚还没有构成特殊的规定。但是，资本一开始就作为单数或统一体，而与作为多数的工人相对立。这样，资本作为工人的积聚，与劳动相对立，表现为工人以外的统一体。从这方面来说，积聚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许多活的劳动能力为了一个目的而积聚在一起，这种积聚最初完全不必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完成，不必渗透到生产方式中去。这是资本对于劳动能力发生的集中作用，或者说，资本表现为独立存在于这许多工人之外的劳动能力的统一体。〕

　　〔罗西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说（[B.]26）：²⁷⁶

　　“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在于解散任何联合，而在于以自愿的、公正的联合来代替过去时代的强制的、压制的联合。最高崔度的孤立状态是蒙昧状态，最高程度的强制的、压制的联合是野蛮状态。除了这些极端之外，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变形和色调。最完美的是自愿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团结一致而增强了力量，同时对个人力量来说，既不排除它的能力，也不排除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第354页）

　　在资本中，工人的联合并不是靠直接的身体上的强制，并不是靠强制劳动、徭役劳动、奴隶劳动而强迫实现的；这种联合所以成为强迫的，是因为生产条件是他人的财产并且生产条件本身是作为客观的联合而存在的，这种联合等于生产条件的积累和积聚。〕

　　〔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例如，罗西在上述著作中问道（[B.]27）：

　　“原料果真是生产工具吗？是否宁可说原料是生产工具所施加影响的对象呢？”（第367页）

　　由此可见，罗西把资本同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完全混为一谈了，这样说来，每个野蛮人都是资本家了（事实上这也就是托伦斯先生所断言的，用石头投击飞禽的野蛮人是资本家”²⁷⁷）。而且，即使从单纯物质抽象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从抽掉经济范畴的观点来看，——罗西的见解也是肤浅的，这不过表明他不理解他的英国老师[托伦斯]。

　　积累的劳动作为工具用于新的生产；或者干脆说，产品用于生产；原料也用于生产，就是说使它发生形式变化，这和工具一样，工具也是产品。生产的成果重新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这句话再没有别的意思了。在生产过程的范围内，生产的成果可以作为原料也可以作为工具出现。但是，它所以成为生产工具，并不是因为它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充当工具，而是因为它是生产过程本身更新的手段——是生产过程的前提之一。

　　更重要和更中肯的是这样的想法：生活资料基金即工资是否构成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经济学家们思想上的极端混乱。

　　“有人说，工人的报酬是资本，因为资本家是把这种报酬预付给工人的。如果工人家庭都有足够的钱维持一年的生活，那么就不会有工资了。工人就会对资本家说：你为共同的事业预付资本，我给加上劳动；我们按如此这般的比例来分配产品。只要产品一实现，各人就拿自己的那部分。”（[罗西，]第369页）

　　“这样，就没有什么对工人的预付了。不过，工人甚至在劳动停顿的时候也要消费。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属于消费基金，而决不属于资本。可见，对工人的预付并不是必需的。因此，工资不是生产的构成要素。它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悬我们社会状态的一种形式。相反，资本、劳动、土地才是生产所必需的。其次，工资在这里出现两次；有人说，工资是资本，但它代表什么呢？代表劳动。谁谈‘工资’，就是谈‘劳动’，反过来也一样。因此，如果预付的工资是资本的一部分，那就只有两种生产工具：资本和土地。”（第370页）

　　他接着说：

　　“工人消费的实质上不是资本家的财物，而是他自己的财物；作为劳动报酬支付给他的东西，是产品中他的那一部分。”（第370页）

　　“资本家同工人订立契约不是生产现象…… 企业主所以要去订立这种契约·是因为它能使生产顺利地进行。但是，这种契约不过是一种次要的活动，是一种嫁接在生产活动上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在另一种劳动组织下，它可能消失。即使在今天，也存在没有契约的生产。由此可见，工资是财富分配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生产的要素。企业主用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基金，不构成资本的一部分…… 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无疑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但不能把它叫作直接的生产工具。”（第370页）

　　“撇开生产作业中维持工人的生存资料来设想劳动能力，邢就是设想一种臆造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工人和生存资料，工人和工资…… 同一要素重新出现在资本的名称之下，好像同一种东西能够同时构成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一样。”（第390、371页）

　　这里存在着许多混乱，原因就在于罗西抓住经济学家的话不放，把生产工具本身同资本混为一谈。首先，罗西说得完全正确，雇佣劳动不是劳动的绝对形式，但是他却忘记了，资本同样也不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绝对形式，这两种形式[雇佣劳动和资本]是处在不同要素上的同一形式，因而是共存亡的；因此，罗西谈到没有雇佣劳动的资本家，是荒谬的。

　　他所举的工人家庭的例子，表明这些家庭可以不要资本家而生活一年，可见它们是自己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无须资本家先生的允许就能进行自身的必要劳动。所以，根据罗西的建议来到工人那里的资本家，只不过是生产工具的生产者。资本家来到工人那里，这只不过是一种以与外界交换为中介的分工。这样，资本家和工人甚至无须任何协议，通过简单交换，就可以分享共同的产品。交换就是分配。为此不需要再有任何协议。在这里工人家庭交换的是剩余劳动，绝对的或相对的剩余劳动，这种劳动是他们靠工具才能得到的，或者是工人家庭在资本家出现之前就借以年复一年生活下去的那种原有劳动之外所完成的新的其他劳动，或者是在它们的原有劳动部门内由于使用工具[而实现的剩余劳动]。在这里，罗西先生使工人成为自己[VI—12]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和交换者，这样一来，他就顺利地把标志工人是雇佣工人的最后痕迹从工人身上抹掉了，但他也把使生产工具成为资本的最后痕迹从生产工具上抹掉了。

　　诚然，工人“消费的实质上不是资本家的财物，而是他自己的财物”，但恰恰不是因为像罗西先生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产品的相应部分，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产品的相应部分，并且，如果把交换的假象抛开，工人的报酬就在于：在工作日的一部分中，他为自己劳动，在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中，他为资本家劳动；但是，只有在他的劳动允许这样分割的时候，他才能得到允许去进行劳动。我们已经看到，交换行为本身不是直接生产过程的要素，而是直接生产过程的条件。但是，资本的总生产过程包括资本交换的各种不同的要素，包括流通，在这一总过程的范围内，这种交换表现为这一总过程的一个要素。

　　可是罗西却说，工资在计算中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资本，另一次是作为劳动，因此代表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如果工资代表生产工具——劳动，那它就不能代表生产工具——资本。这里的混乱，也是由于罗丙认真地接受了正统经济学所做的区分而造成的。在生产中，工资只出现一次，作为预定要转化为工资的基金，作为潜在的工资。一旦它成为实际的工资，它就被支付出去，并且只作为工人的收入出现在消费中。但同工资相交换的是劳动能力，劳动能力在生产中根本不出现，在生产中出现的仅仅是它的使用——劳动。劳动表现为价值的生产工具，因为它没有被支付，也就是说，没有以工资来代表。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劳动也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它自身毫无关系。工人手中的工资已经不是工资，而是消费基金。只有在资本家手中，它才是工资，也就是预定用来交换劳动能力的那一部分资本。对于资本家来说，工资再生产出可出卖的劳动能力，所以就此而言，甚至工人的消费也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资本家根本不对劳动本身进行支付，而只对劳动能力进行支付。当然，他能够这样做只是由于劳动能力本身所起的作用。

　　如果说工资出现两次，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两次代表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而是因为它一次从生产的角度出现，另一次从分配的角度出现。但是，这种一定的分配形式并不是任意的协议，以致它也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而是由生产本身的形式决定的，它只是从另一种規定上来看的生产自身的要素之一。

　　机器的价值无疑构成投在机器上的那部分资本，但是，机器作为价值什么也不生产，虽然机器给厂主带来好处。工资不代表作为生产工具的劳动，正如价值不代表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一样。工资只代表劳动能力，并且，因为劳动能力的价值是同劳动能力相分离而作为资本存在的，所以工资代表一部分资本。

　　就资本家占有他人的劳动，并且用这种占有的劳动再去购买劳动而言，那么，如果罗西先生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工资——即劳动的代表——出现两次：（1）作为资本的财产，（2）作为劳动的代表。罗西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工资表现为两种生产工具的代表，即资本和劳动的代表；他忘记了，劳动作为生产力是包括在资本中的，劳动作为现实的劳动（不是作为可能的劳动），决不是和资本不同的生产工具，相反，只有它才使资本变为生产工具。至于构成一部分资本的工资和同时构成工人的收入的工资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论利润、利息的那一篇谈到，我们将以那一篇来结束论资本的这第一章。²⁷⁸〕

　　〔马尔萨斯在谈到他的上述著作《价值尺度》的时候，又回到他在《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中提到的同一些问题上来。他说：

　　“在李嘉图先生以前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著作家曾在比例的意义上使用工资或实际工资这个术语。利润确实是指一种比例；而利润率始终被正确地表达为对预付资本的价值的百分比。至于工资，我们在考察它的增减时从来不是根据它对通过一定劳动量获得的全部产品的比例，而是根据工人所取得的某种产品量的多少，或者说根据这些产品支配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能力大小。”（第29—30页，[L.]X，49）

　　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生产出来的唯一价值，是由新劳动量追加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由再生产出工资（资本以工资形式进行的预付）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是超出必要劳动的剩余价值）构成的。材料和机器上的预付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工具也和原料一样，转变成产品，它的损耗同时也就是产品形式的创造。当原料和工具没有花费一文钱的时候，——在不少采掘业中，仍然把它们估计为几乎等于零（在采掘业的每一部门，如金属采掘、煤炭采掘、捕鱼、狩猎、原始森林的采伐等，原料总是等于零），——它们也决不会使产品的价值有所增加。它们的价值是以前的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它们在其中充当工具和材料的当前的生产的结果。因此，剩余价值只能在与必要劳动的关系上来测定。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只是资产阶级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

　　李嘉图自己根本不理解这一点，因为：（1）他始终只谈现成数量的分配，而不谈[利润和工资之间的]这种差别的最初起源；（2）理解这一点就会迫使他看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同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并且李嘉图无法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等价交换制度转变为不支付等价而占有，并且以这种占有为基础；（3）李嘉图关于相对利润和相对工资的原理只不过是说，如果一定的总价值分为两部分，如果任何一个量分为两部分，那么，这两部分的量必然成反比。后来李嘉图学派也就不无根据地把问题归结为这种废话了。

　　促使李嘉图提出相对工资和相对利润的那种兴趣，不在于揭示剩余价值形成的基础，——因为李嘉图出发的前提是，一定的价值应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可见他认为这种分配是不言而喻的，——那种兴趣在于，第一，与通常的价格规定相反，他从价值出发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规定，因为他指出.价值界限本身不受价值分配，即价值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不同分配的影响；第二，说明利润率的下降不单纯是暂时的，而是持续的，对他来说，在价值的一个固定不变的部分归劳动所有的前提下，利润率的这种下降是难以解释的；第三，他用工资的提高来解释利润的这种下降，但是又用农产品价值的提高，即农产品生产上困难的增加，来解释工资的这种提高，同时把地租解释得同他的价值原理并不矛盾。

　　同时，这就给工业资本提供了一种论战武器，去反对那利用工业成就的土地所有权。而与此同时，李嘉图为简单的逻辑所驱使，便宣布了利润、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性质，[VI—13]尽管他后来力图向工人证明，利润和工资的这种对立性质同工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利害关系，相反，工资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提高是有害的，因为这妨碍积累，并且工业的发展只给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带来好处。但是，对立的形式毕竟被揭示出来了，因此，不理解李嘉图的凯里叱责李嘉图是共产主义者之父等等²⁷⁹，而他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并不懂得这种意义。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像马尔萨斯一样，根本不想知道工资的相对的（因而是对立的）性质，一方面希望掩饰对立，另一方面又断言：工人只不过用一定的使用价值，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去交换资本，因而放弃了生产力，放弃了创造新价值的劳动的力量，已同产品毫无关系，因而在资本家同工人相交换的场合，在工资的场合，正如在经济上以等价物为前提的任何简单交换的场合一样，问题只在于数量，在于使用价值的数量。

　　尽管从一方面来看，这是正确的，但是，实物交易的外表形式，交换的外表形式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如果竞争使工人能同资本家讨价还价和争执，工人就要按资本家的利润来衡量自己的要求，并且要求在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一定的份额；于是，比例就成为经济生活本身的现实的要素。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交换的假象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消失了。通过过程本身及其重复，才弄清了真象：工人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所取得的只是他本人劳动的一部分。后来工人和资本家也都意识到这一点。

　　对李嘉图来说，其实问题仅仅在于，必要工资在发展过程中在总价值中占怎样的比例。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必要工资；对它的相对性质感兴趣的并不是工人，因为工人[在相对工资上涨时]同以前一样，得到同一最低额，感兴趣的只是资本家，因为他的纯收入中的扣除额发生了变动，而工人所得到的，嗣使用价值来表现，并没有增多。虽然李嘉图为了探讨完全另外的一些问题而说出了利润和工资的对立性质，但这种情况本身已经表明，在他那个时代，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采取了越来越适合自己性质的形式。

　　关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马尔萨斯在上面引证过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中说道（[L.]IX，49、50）：

　　“李嘉图断言，利润随着工资价值的提高而按比例地下降，反之亦然。这种说法只有假定在其生产上耗费相等劳动量的商品始终具有相等价值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假定在五百次里难得有一次可以成立，而且必然如此，因为随着文明和技术的进步，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不断增加，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则越来越不相同和不相等。”（同上，第31—32页）

　　（这和价格有关，和价值无关。）

　　马尔萨斯谈到他自己发现的真正价值标准时说

　　“第—，我在任何地方都没冉看到过这样的表述：某一商品通常支配的劳动量，必定可以代表并衡量生产这一商品花费的劳动量加利润…… 劳动在代表生产某一商品花费的劳动加利润的时候，就代表商品供给的自然的和必要的条件，或者它的基本生产费用…… 第二，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表述，即不管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不同，生产一定数量劳动的工资所需要的基本生产费用必然始终相等。’（[同上，]第196—197页）

　　这只是说，工资始终等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则随劳动生产率而变动。商品的数量仍然不变。

　　“如果把价值看作是一种商品的一般购买力，那么，这和一切商品的购买，和商品总量有关。但这个总量是完全不能控制的…… 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劳动最能代表商品总量的平均价值。”（第205页）

　　“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商品，如原产品，和劳动相比，价格上涨，而工业品的价格却下降。因此，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一定的劳动量在同一国家中支配的商品量，平均说来，在几百年的过程内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第206页）

　　“价值始终应该是能够交换劳动的价值。”（同上，第224页注）

　　换句话说，马尔萨斯的说教是：商品的价值，即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是由商品所支配的活工作日、商品所能交换的活工作日代表的，因而是由工资代表的。活工作日既包含[必要]时间，又包含剩余时间。让我们尽量替马尔萨斯帮忙吧。我们不妨假定，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也就是工资同利润的比例，始终保持不变。首先，马尔萨斯先生说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加利润，这一点已经证明了他的混乱，因为利润恰恰只能构成所花费的劳动的一部分。马尔萨斯这里是指所花费的劳动以外的利润，他认为利润由固定资本等等产生。这只涉及总利润在它的各个股东之间的分配，同利润总量无关，因为，如果大家都用自己的商品换得商品中花费的劳动加利润，那么，请问马尔萨斯先生，利润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如果一个人得到他的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加利润，那么，另一个人就必定得到所花费的劳动减利润；利润在这里被看成是实际剩余价值以外的剩余。这样一来，利润也就没有了。

　　假定所花费的劳动等于3个工作日，如果剩余劳动时间[与总劳动时间]之比是1∶2，那么，支付1 ¹/₂ 工作日就能取得3个工作日。工人确实是工作3日，但每日得到的报酬只有半日的劳动。换句话说，他们工作3日所得到的商品，只花费1 ¹/₂ 日。所以，资本家靠他的商品中所花费的3个工作日，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得到6个工作日。（这种情况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假定剩余劳动时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第二种场合，只是第一种场合的重复。）

　　（相对剩余价值显然不仅受到[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上述比例的限制，而且受到产品进入工人消费的比例的限制。如果资本家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而能得到两倍数量的开司米围中，并且这些围中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么，他就没有创造出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工人不消费这种围中，结果，再生产他们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仍然不变。在实践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在这种场合价格超过价值。在这里，从理论上说，这还和我们无关，因为考察的是资本本身，而不是某个特殊部门的资本。）

　　上面说的是，资本家用3日支付给工人，而让他们劳动6日；他用每半日购买1日；因而用 ⁶/₂ 日即3日购买6日。因此，断言商品所支配的工作日或它所支付的工资，表现这一商品的价值，那就是根本不理解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性质。对象化工作日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的精髓。但是，如果马尔萨斯先生说，商品所支配的活劳动时间，表现商品的价值增殖尺度，表现裔品所造成的剩余劳动尺度，那就对了。但这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只不过等于说，随着商品造成更多的劳动，商品造成的劳动就更多，换句话说，这表示与马尔萨斯想要说的意思相反的东西，只不过是说，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所支配的活劳动时间从来不代表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现在，我们终于把马尔萨斯谈完了。）

　　[VI—14]（我们在前面阐述资本概念时已经分析过，资本就是价值本身，就是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通过与活劳动交换而使自己增大的货币。因此进行生产的资本的目的，决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作为财富的财富的一般形式。托·查默斯牧师在他那本在许多方面都是荒谬和令人厌恶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伦敦第2版）中，只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费里埃²⁸⁰等人的迷误，费里埃等人把作为资本价值的货币同现实存在的金属货币混淆起来。在危机时期，资本（作为商品）不能交换，不是因为现有的流通手段太少；相反，资本不流通，是因为它不能交换。在危机时期现金所以重要，只是因为这时资本不能按其价值交换——而只是因为这一点，资本的价值才同资本相对立而固定在货币形式上，一同时债务又必须支付，于是在中断的流通之外又出现了强制流通。

　　查默斯说（[L.]IX，57）：

　　“当一个消费者拒绝某些商品的时候，他并不像新经济学家们想象的那样总是因为想购买其他商品，而是因为他想完全保存一般购买力。而当一个商人把商品带到市场上去的时候，一般说来他并不是去寻找其他商品来交换他自己的商品…… 他是想扩大他的对一切商品的一般购买力。说货币也是一种商品是没有意义的。商人偶尔使用的实在的金属货币，在他的资本里面，甚至在他的货币费本里面只占很小一部分，全部资本，虽然是用货币估量的，但是可以依仗成文契约，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运行，可以依靠只占全部资本的很小一部分的现金达到自己的一切目的。货币资本家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增加他名义上的财产数量。假如他今年的资本用货币来表示，比如说是20 000镑，那么下年用货币来表示就应当是24 000镑。增加用费币来表示的他的资本的数量，是他作为一个商人增加他的利益的唯一方式。这种目的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并不因为通货波动或货币实际价值的变动而有所改变。例如，在一年内他可以把他的资本从20 000镑增加到24 000镑：但是由于货币价值的下跌，他可能并没有增加他所拥有的舒适品等等。虽然如此，他的利益仍旧像货币没有跌价时一样；因为要不是这样，他的货币财富将保持不变，而他的实际财富将按照24与20之比减少…… 因此，商品〈即使用价值或实际财富〉并不是产业资本家的终极目的”，

　　（把实在的金属货币（或者甚至是纸币，结果一样），简言之，把作为实在货币的价值的形式看成财富的和发财致富的一般形式，那只是货币主义的幻想；其实，当货币作为一般购买力的积累而增加的时候，作为流通手段或者作为已实现的贮藏货币这种一定形式的货币，却相应地减少。作为实际财富或生产力的转让凭证，货币获得上千种形式），

　　“除非他支出他的收入去购买消费品。产业资本家在支出资本或为生产而购买的时候，他的终极目的是货币”（注意；不是铸币）。（第164—166页）

　　同一个查默斯说：“利润使可供自由支配的人口除为土地所有者服务外，还为其他的业主服务……因为这些业主的开支超出「他们的生活必需。”（第78页，[L.]Ⅸ，53）〕

　　查默斯在上述一书中把整个流通过程叫作经济周期

　　“交易的世界，可以看作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周期的循环中运转的，—耳企业完成它相继进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点，每次的循歼就完成了。起点可以从资本家得到收入，从而收回资本的时候算起；从这时起，他重新着手做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井以工资的形式分给他们生活资料，或者确切地说，分给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力；从他们那里取得他所经营的制成的物品；把这种物品送到市场去，在那里把它们卖掉，在贷款中收回全部投资，而结束这一系列运动的循环。货币的参与丝毫不改变这种交易的实际性质。”（同上，第48、49页，[L.IX，]54、55）

　　资本回流期间的差别，当这种差别取决于流通过程阶段，而这个流通过程阶段又与直接生产过程相一致时，它就不仅取决于为完成对象（例如开凿运河等等）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且在某些生产部门——农业中——还取决于由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劳动的中断时期，在这种时期，一方面资本闲置不用，另一方面劳动也停止下来。例如，亚·斯密就举过这样的例子²⁸¹：小麦是生长一年的作物，而公牛的成长则需要五年，因而在公牛身上要用去五年的劳动，小麦只用一年的劳动。

　　例如，在牧场上成长的牲畜所使用的劳动很少。另一方面，在农业本身，例如在冬季使用的劳动很少。在农业中（其他一些生产部门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件会引起劳动时间的中断或停顿，而在一定的时候又必须重新开始劳动以便继续进行或完成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程的延续和劳动过程的延续并不一致。这是造成差别的一个要素。第二：[在某些生产部门]为了完成产品，为了使产品达到完成状态，本来就需要较长的时间；这里指的是生产过程的整个持续时间，而不管劳动操作是否发生中断；这里指的是生产阶段一般经历的不同持续时间。第三；产品完成以后，也许需要把产品存放一个较长的时间，让它受自然过程的作用，在这期间需要的劳动较少，例如葡萄酒（从概念上说，这种情况和第一种情况差不多）。第四：产品运到市场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这种产品是专门供应较远的市场的（从概念上说，这同第二种情况一致）。第五：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资本整个回流时间（资本的全部再生产时间）有长有短。这显然与直接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无关，而是取决于流通。整个资本再生产的时间决定于包括流通在内的整个过程。

　　“生产所需的期限不等。”

　　“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比农业快得多，那些垄断了全围土地的土地所有者，[VI—15]尽管还垄断了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成为国内依赖性最强的阶级的命运。”（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146—147页和第147页注，[L.]IX，44）

　　“一切商品生产的期限不同，这是一种自然情况，而劳动者的需要却必须每天得到满足…… 由于完成不同商品所需要的时间不等，在野蛮时代，当猎人等等拥有剩余的猎物时，弓箭制造者等等用来交换剩余猎物的商品却还没有制成。任何交换都无法进行：制弓者必须兼作猎人，分工是不可能的。这种困难促进了货币的发明。”（第179—180页，[L.]IX，44）

　　〔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来说，他不过是而已，因而也有生活的需要。有一切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客观条件来作为劳动能力实现自己。假使资本家不需要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工人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必要劳动，不能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于是他便不能通过交换取得生活资料，如果他得到它们，那只是从国家的收入中拨给他的救济。他作为工人能够生活，仅仅是由于他拿自己的劳动能力去换取构成劳动基金的那部分资本。这种交换本身是同那些对工人来说偶然的、对他的有机存在漠不相干的条件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工人是潜在的赤贫。

　　其次，既然工人生产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必要劳动被腾出来。因此，工人成为赤贫的机会增加了。过剩人口的发展同剩余劳动的发展是相适应的。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个体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他作为社会成员（因为他只在社会中从事劳动和占有）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就个别的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口来说，这种关系的解体，会把他们置于这种特定基础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们变成了过剩人口，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无法依靠劳动去占有生活资料，于是变成了赤贫。

　　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在一个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在另一个阶段上却不是这样，而且过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古代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过剩人口；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当时的物质的所有制基础上，即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能在同一空间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的人数同现代生产条件相比可能很少。然而，他们远不是赤贫。面包和娱乐时代²⁴⁰的罗马平民倒是赤贫。引起民族大迁徙的过剩人口，又是以其他条件为前提的²⁸²。

　　因为在所有以前的生产形式下，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占有的基础，相反，对生产条件（所有制形式）的一定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而且这种关系只应被再生产出来，所以，总括了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人口的增加，尤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因而表现为受限制的东西。

　　共同体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说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狩猎民族的过剩人口与雅典人的不同，而雅典人的过剩人口与日耳曼人的不同，——那么，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从而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适度的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它的限制，这是由限制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正像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便构成既定基础上的全部劳动一样。

　　马尔萨斯的理论，其实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因这一理论而获得声誉，是由于他以牧师的狂热宣扬了这个理论；老实说，不过是由于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理论。他的理论在两方面有意义：（1）因为他用残酷的说法来表达资本的残酷的观点；（2）因为他断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但他并没有证明这一点，因为再没有比他那把历史著作和游记杂乱无章地凑合在一起的编纂物更无批判力的东西了。马尔萨斯的见解十分荒谬和幼稚，这是因为：

　　（1）他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不了解它特有的差别，因而把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变化多端的关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存资料）的自然繁殖，它们作为两个自然级数互相对立，一个按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厉史规律作根据。似乎在人的繁殖和例如谷物的繁殖之间应当存在着天然的差别。这个盲目模仿者同时还认为：人数的增长是纯自然过程，它需要外部的限制，障碍，才不致按几何级数发展下去。

　　这种几何级数的繁殖，[照马尔萨斯看来]是人的自然繁殖过程。在历史上他会发现，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发展的，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设定的界限决定的。[第一，]从数目来看，[以前各时代的过剩人口]是有限的。那些表示雅典批判人的过剩人口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第二，从性质来看，由变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构成的过剩人口，同收容在贫民习艺所里的工人构成的过剩人口极不相同。同样，那些在修道院里消耗剩余产品的，过着乞讨生活的过剩人口，同工厂里形成的过剩人口也大不一样。但是，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

　　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马尔萨斯所说的这种自然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此，现实的历史在马尔萨斯看来是这样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历史过程的抽象，不是现实繁殖的抽象，相反地，现实繁殖倒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应用。所以，在历史的每个阶段上成为人口和过剩人口的条件，成为内在条件的那种东西，到了马尔萨斯手里却成了妨碍人口按照马尔萨斯的方式发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碍。人类在历史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成了马尔萨斯的自然人的再生产的限制，而这种自然人不过是马尔萨斯的创造物。[VI—16]另一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它是受人的活动限制和决定的——表现为生产本身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蕨类植物蔓衍全球。它们的再生产，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它们的再生产根本不按算术比例。很难说马尔萨斯在什么地方发现过，自由生长的自然产物由于内在的冲动，没有外部障碍，就会自动停止再生产。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繁殖的内在界限或自然规律。

　　（2）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联系在一起。李嘉图²⁸³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就业手段，而不是生存资料。

　　但是，这一点应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并且一般说来与社会中介有关，个人是通过这种中介而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关系并创造这种再生产的资料的；因而，这与生产条件和个人同这些条件的关系有关。对雅典的奴隶来说，除了所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他们的繁殖没有任何限制。我们从未听说古代曾有剩余奴隶。相反，对他们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曾经有过（直接意义上的）非劳动者的过剩人口，他们不是就已有的生活资料来说人数过多了，而是失去了使他们可以占有这些生活资料的条件。剩余工人的出现，即从事劳动的没有财产的人的发现，是属于资本时代的事情。

　　那些靠修道院过活并帮助修道院消耗剩余产品的乞丐，是和封建主的侍从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这说明，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所有者自己已不能吃掉这些产品。这不过是过去的侍从或现代的仆役的另一种形式。比如说，狩猎民族在各个部落的相互争斗中出现的过剩人口，并不证明地球已不能养活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而是证明他们再生产的条件要求少数人占有大量领土。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生产这些生存资料的条件有关，而这种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这种过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产生存资料的方式有关。因此，它也只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的过剩。

　　（3）这里不谈那些完全不属于马尔萨斯的东西，即引进地租理论[来说明过剩人口]。这实质上不过是以公式来表述下述事实：在李嘉图等人所熟悉的产业发展阶段上，农业落后于加工制造业，不过，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所固有的，尽管比例会不断变化。〕

　　〔在我们考察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时，如绝对地看，这种生产的条件就是带来最大相对量剩余劳动的最大绝对量必要劳动。因而，基本条件是人口即活的劳动能力的最大限度增长。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生产力的以及交换的发展条件，那么，这又是分工、协作、只能由许多人的头脑进行的全面观察、科学、尽量多的交换中心——这一切和人口的增加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条件包含着这样的内容：除了必要人口，也就是说，除了代表必要劳动即代表生产上所必需的劳动的人口以外，还要有不劳动的过剩人口。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些过剩人口，除了工业的部分——工业资本家——以外，又分化出纯粹消费的部分。这是专以消费他人的产品为业的游手好闲的人，由于粗陋的消费是有限度的，所以有一部分产品必须以较为精致的形式，作为奢侈品供他们取用。

　　经济学家们谈到过剩人口时，指的不是这种游手好闲的过剩人口。正好相反，这些人口——他們的消费职能——恰恰被人口论的狂热信徒看作是必要人口，而且[在他们看来]这是正确的（是前后一贯的）。“过剩人口”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也就是说，同必要人口有关；这是劳动能力的过剩。但是，这种情况纯粹是资本的本性产生的。劳动能力只有在它的剩余劳动对资本有价值，能为资本增殖价值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因此，如果价值增殖的这种可能性由于这种或那种限制而受到阻挠，那么，劳动能力本身便表现为（1）处在它的存在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它存在着，但没有它存在的条件，因而，纯粹是一个赘疣；它有需要，但没有满足需要的手段。（2）必要劳动表现为过剩劳动，因为过剩劳动并不是必要的。劳动只有在它成为资本增殖价值的条件时才是必要的。

　　这样一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既然由资本来设定，它就变成这样：一部分必要劳动——即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劳动——成为过剩的，因而这种劳动能力本身就成为必要工人人口的过剩，也就是这样一部分工人人口的过剩，他们的必要劳动对资本来说不是过剩的，而是资本所必需的。既然资本必然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就在于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减少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那么，假定劳动能力是个已知的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必要劳动的比例就必然要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这种劳动能力有一部分要过剩，因为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现在只需要它的一部分就够了，而过去则需要它的全部。

　　因此，使一定部分的劳动能力成为过剩的，也就是说，使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成为过剩的，是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增加的必然后果。减少相对必要劳动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如果这些过剩人口得以维持生活，那么这笔费用不是来自芳动基金，而是来自一切阶级的收入。他们不是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来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来生活；而是别人用施舍来养活他们，因此他们变成乞丐和赤贫；既然他们不再通过自己的必要劳动来养活自己，也就是说，不再通过与一部分资本的交换来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同表面上的交换关系和表面上的独立关系的条件失去了联系。

　　其次，社会替资本家先生承担这样一部分任务：为他维持他的潜在的劳动工具，支付其磨损费用，把它储备起来，供以后使用。资本家从自己身上卸掉了再生产工人阶级的[VI—17]—部分费用，从而为了自己的利润而使人口的另一部分变为赤贫。另一方面，既然资本不断把自己作为剩余资本再生产出来，它就既有制造这种赤贫的趋势，又有消除这种赤贫的趋势。资本按照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有时这一趋势占上风，有时那一趋势占上风。

　　最后，剩余资本的确立，包含着双重的要素：（1）剩余资本要被动用，就需要人口不断增加；如果它所需要的相对人口减少了，那么它本身就是变得更大了；（2）剩余资本需要失业的（至少是相对失业的）那部分人口，即相对的过剩人口，这样，它的增长才随时可以找到后备人口；（3）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它在数量上和比例上还没有达到被当作资本来使用的程度。不仅一定阶段上的生产要求有[资本的]最低额，而且一定阶段上的生产的扩大也要求有这种最低额。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剩余资本和过剩人口。过剩人口也可能是存在着的，但其数量不足，没有达到追加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当我们进行所有这些考察的时候，我们还有意地完全撇开了销售的波动、市场的收缩等等，总之，撇开了以许多资本间的过程为前提的一切因素。〕

　　〔亚当·斯密的观点是，劳动决不改变自己的价值，所谓不改变，是指一定量的劳动对工人来说始终是一定量的劳动，也就是说，在亚·斯密看来，始终是同样数量的牺牲。不管我一个劳动小时得到的报酬是多还是少，——这取决于一个劳动小时的生产率和其他种种情况，——我已劳动了一小时。不管这一个劳动小时的结果有什么变化，我必须为我的劳动结果，为我的工资付出的东西，始终是同样的一个劳动小时。

　　“等量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于完成这一劳动的工人必定具有相同的价值。在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况下，在工人能够掌握通常的技能和技巧的条件下，他总要牺牲同样多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他所支付的价格总是不变的，不管他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得到的商品量有多少。诚然他用这个价格能买到的这些商品的量，有时多有时少，但这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商品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可见，劳动本身的价值永远不变。由此看来，劳动是商品的实际价格，而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尉的研究》，]加尔涅[的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64—66页，[P.]7）

　　“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⁷⁴⁾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

　　不过，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²⁸⁴。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不过，斯密所想到的仅仅是资本的奴隶。例如，甚至中世纪的半艺术性质的劳动者也不能列入他的定义。然而，在这里我们首先感兴趣的不是分析斯密对劳动的见解，不是他的哲学见解，而是经济学因素。把劳动单纯看作牺牲，而且，因此把它看作设定价值的东西，看作是对物所支付的价格，而且按照各物所花费的劳动的多少来决定它们的价格，这纯粹是消极的规定。因此，例如西尼耳先生竟会把资本看成和劳动具有同样意义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源泉，价值生产的源泉，因为资本家似乎也作出牺牲，即节欲的牺牲，他没有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吃光，而是用它来发财致富。²⁸⁵单纯消极的东西什么也不创造。例如，如果劳动使工人愉快，——正像西尼耳所说的节欲无疑会使守财奴得到愉快一样，——那么，产品不会失掉丝毫价值。进行生产的只有劳动；它是价值这种产品的唯一实体。

　　〔蒲鲁东的公理是：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²⁸⁶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多么不理解。他所否认的属于资本的东西，都被他变为劳动的自然属性。可是，关键在于，满足绝对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留下了自由时间（它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进行剩余劳动，就能创造剩余产品。目的是要消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本身；这样.剩余产品本身就表现为必要产品了²⁸⁷，最后，物质生产也就给每个人留下了从事其他活动的剩余时间。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了。最初，大自然的赐予是丰富的，或者说，顶多只要去占有它们就行了。联合体（家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工和协作，一开始是自然产生的。其实在最初，需求也是极少的。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

　　因此，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在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就是价值的尺度。工人之间质的差别只要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由性别、年龄、体力等等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差别实际上表现的不是劳动的质的价值，而是分工，劳动的分化，——那么，这种差别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结果，而且对大多数劳动来说这种差别又会被消除，因为大多数劳动是简单劳动；而质上较高的劳动在经济上可以通过同简单劳动相比来找到它的尺度。

　　劳动时间，或劳动量，是价值的尺度，——这无非是说，劳动的尺度就是价值的尺度。两个东西只有当它们具有同样性质的时候，才能用同样的尺度来计量。各种产品能够用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来计量，只是因为它们按性质来说都是劳动。它们是客体化的劳动。产品作为客体具有各种形式，它们作为劳动的存在固然可以表现在这些形式上（作为从外面赋予它们的目的性；但是，例如在公牛身上就看不出这一点，在一切再生产出来的自然产品上看不出这一点），但是，它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产品只有作为活动而存在的时候，才作为等同的东西[VI—18]存在。活动是由时间来计量的，因此，时间也成为客体化劳动的尺度。我们将在别的地方探讨，这种计量同交换，同没有组织的社会劳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有多大联系。

　　使用价值同作为产品源泉的人的活动没有关系，同产品由人的活动来创造这一点没有关系，而是同产品为人的存在有关系。要说产品有它自己的尺度，那就是自然尺度，作为自然物的产品的尺度，那就是：重量、分量、长度、体积等等，效用的尺度等等。但是，产品作为创造产品的力量的效果或这种力量的静态存在，它只能由这种力量本身的尺度来计量。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仅仅因为各种产品是劳动，所以它们能用劳动的尺度，即劳动时间来计量，或用消耗在它们上面的劳动量来计量。对安逸的否定，作为单纯的否定，作为禁欲主义的牺牲，不创造任何东西。一个人可以像僧侣之类那样整天灭绝情欲，自己折磨自己等等，但是他所作出的这些牺牲不会提供任何东西。物的自然价格不是为这些物所作的牺牲。这倒使人想起那种非产业的观点，即认为向神灵供献牺牲就能获得财富。除开牺牲之外，还需要有某种别的东西。所谓牺牲安逸，也可以称作牺牲懒惰、不自由、不幸，即否定某种消极状态。

　　亚·斯密是从心理方面来考察劳动的，是从劳动使个人愉快或不愉快这方面来考察的。但是除了个人对自己的活动在情绪方面的关系以外，劳动毕竟还是某种别的东西，首先，对他人来说是这样，因为A的单纯牺牲，对B没有什么好处；其次，是个人本身对他所加工的物和对他自己的劳动才能的一定关系。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的尺度——时间——自然不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尺度无非是一种单位，它的一定数目表示劳动的相应部分。由此当然不应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换句话说，只有在相同的劳动量都是相同的尺度量这个意义上才是固定不变的。

　　以后在进一步探讨时还可以弄清楚，产品的价值不是用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来计量，而是用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来计量的。因而，作为生产条件的不是牺牲，而是劳动。等价把产品再生产的条件表现为经过交换而得出的产品条件，也就是说，把生产活动更新的可能性表现为由生产活动本身的产品造成的东西。）

　　〔此外，亚·斯密的牺牲观点，虽然正确地表达了雇佣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的主观关系，但毕竟不能得出他所想得出的结论，即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对工人来说，一小时劳动也许始终等于同样大的牺牲。但商品的价值决不会由工人的感觉来决定，他一小时劳动的价值也不会由他的感觉来决定。既然亚·斯密承认，购买这种牺牲可能有时贱些，有时贵些，那么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牺牲总是必须按照同一价格出售。而且斯密也是前后不一致的。后来他又把工资，而不是把劳动量当成价值的尺度。对公牛来说，只要它被屠宰，就总是一样的牺牲。但是，牛肉并不因此具有不变的价值。〕

　　〔虽然同样的劳动量对工人来说始终具有同样的价值，但对雇用工人的人来说，价值却时而较小，时而较大。他购买同样的劳动量，有时用较少数量的商品，有时用较多数量的商品。因而对他来说，劳动的价格，就像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一样是变动的，尽管实际上只是商品有时贵些，有时贱些。”（斯密，同上，第1卷第66页，[P.]8）〕

　　〔亚·斯密解释利润产生的方式是非常天真的：

　　“在社会原始状态下，全部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为获得或生产某一适于交换的物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以及较大的困难等等〉，是决定用这个物品通常可以买到、支配或换得的那个劳动量的唯一条件…… 但是，一旦储备在私人手中积累起来……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报酬。如果企业主不能指望他出售成品的所得扣除对他的资本的必要补偿后还会有某些剩余，他便没有兴趣来雇用这些工人了；如果他的利润不能同他使用的资本的大小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他也就没有兴趣去使用较大的资本，而宁愿使用较小的资本了。”（同上，第96—97页，[P.]19）

　　（参看亚·斯密如下的奇怪看法：在分工以前，

　　“那时候每一个人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不需要储备资财。”（同上第2卷第191—192页）。

　　似乎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既然人在自然界里找不到任何储备，他就不必为了劳动去发现生活的客观条件。即使是蒙昧人，即使是动物也储备东西。斯密所说的顶多是这样一种状态：那时候只是直接的瞬间的本能驱使人去直接劳动，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储备必定不经劳动而这样或那样地存在于自然界中；（[P.]19）斯密搞混了。集中储备于一个人手中，那时候是不需要的。）〕

　　〔韦克菲尔德在他出版的亚·斯密的著作[《国富论》]第三卷中加的注释说：

　　“结合起来的奴隶劳动比自由人的非常分散的劳动更有生产效能。自由人的劳动，只有在它由于较昂贵的地价和工资雇佣制度而开始结合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叱奴隶劳动更有生产效能。”（第18页注，[L.]VIII，1）“在地价仍然很低的国家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野蛮状态，就是其中有些人处于奴隶状态。”（同上）〕

　　〔 “利润是表示资本或财富增长的术语；因此，如果找不到支配利润率的规律，也就是找不到资本形成的规律。”（阿特金森（威·）《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55页.[M.]2）〕

　　〔 “人也和由人制造的任何机器一样，都是劳动的产品，并且在我们看来，在一切经济研究中，都应该正确地按照这个观点对人进行考察。每一个已经成年的人——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郡需要20年细心照料和耗费大量资本才能造成的机器。而且，如果为了使他从事一种职业等等而在教育上或资格训练上投下一笔额外支出，那么他的价值也就按照比例提高了，正像一架机器为了获得新的能力而在建造上多花了一些资本或劳动，它的价值便增大了一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15页，[M.]9）〕

　　〔 “事实上，商品总是要换回更多的劳动（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正是这个剩余部分形成利润。”（麦克库洛赫，同上，第221页，[M.]13）

　　关于这位好样的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²⁸⁸曾正确地指出：此人认为科学的特殊本领[VI—19]，就是把一切都等同起来。这同一位麦克库洛赫又说；

　　“资本的利润只是积累劳动的工资的别名”（[同上]第291页，[M.]14），

　　因此，劳动的工资大概也只是活资本的利润的别名。

　　“工资……实际上是由工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构成的；因而，当工人得到自己劳动产品的较大份额时，工资便有较高的实际价值。反过来也是一样。”（同上，第295页，[M.]15）〕

　　资本造成剩余劳动这一事实，整个说来，经济学家们了解得很少，所以他们把这一事实所表现出的个别引人注目的现象，看成某种特殊现象，稀奇的事情。拉姆赛就是这样谈论夜工的。再如，约翰·威德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中这样说（[M.]21）：

　　“工资水平也同劳动时间和休息期间有关。近几年来〈1835年以前〉，业主们的政策就是通过取消或削减节假日和中午休息时间，逐渐延长劳动时数，来在这方面剥夺工人：他们知道，增加###$$$1###$$$4###$$$的劳动时间，便等于减少同一数量的工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小穆勒的少数创见就包含在这部小书里，而不是在他那部充满学究气的巨著²⁸⁹里）一书中说：

　　“一切用于再生产的东西，不论是在现有的形式上，还是间接地经过事先（或者甚至事后）的交换，都是资本。假定我把自己所有的货币都投在工资和机器上，而且我所生产的商品刚好完成，那么在我能售出这一商品，实现收益，并把它们重新投在了资和工具上以前的这段时间里，能够说我没有资本吗？当然不能。我现有的资本和以前一样，也许更多些，不过它处于固定的状态，不能随便使用罢了。”（第55页，[M.]36）

　　“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资本都有很大一部分闲置着。一个国家的年产品绝达不到这样的数额，即假定一切资源都用于再生产，一句话，假定国家全部资本都充分利用起来时所能达到的那一数额。如果每件商品未能卖出去而存留下来的时间长度平均等于生产它所需要的时间长度，那么很明显，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实际执行资本职能的就不会超过一半。这一半被使用的资本是一个变动不定的部分，是由不断变化的各个部分构成的；但结果可能是：如果每一个生产者有把握在商品制成后立即售出，他每年就可以只生产他所能生产的商品的一半。”（同上，第55—56页）“然而，这种处境，或类似的处境，是世界上绝大部分资本家通常的处境。”（第56页）

　　“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资本周转的生产者或卖主，为数是很少的。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商品卖得那么快，即他用自己的或借来的资本所取得的全部货物，能在到手以后立即销售出去。多数人的营业规模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完全不相适应。诚然，在那些工商业经营得极有成效的社会里，银行制度使资本占有者能够用于生产的资本，大于他在自己的营业中所能使用的资本，并从中得到收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很大数量的资本固定在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等形式上，而不管资本只是—半被科用或全部被利用：而且每个企业家都有商品贮存，以应付可能的意外需求，尽管他可能在一个不定的期限内不能卖掉它们。”（第56页）

　　“一大部分资本这样经常不使用，就是我们为分工所付出的代价。这种购买是值得为之付出花费的，不过代价是很可观的。”（第56页）

　　“要是我在店铺中有1 500塔勒，由此得到10%的收益，同时又有500塔勒闲置下来以便装璜门面等等，那么，这和我以7 ¹/₂ %的利率投资2 000塔勒是一样的…… 在许多交易中，有—些企业家以低于别的企业家的价格，把质地资相同的商品英出去。这不是他们甘愿牺牲一些利润；他们指望顾客随后蜂涌而来会加速他们的资本周转，使他们的全部资本更加不间断地得到利用，从而得到好处，虽然在每—笔具体交易上他们的利润要少一些。”（第56、59页）

　　“是否会有这样的企业家，买者增多反而对他们没有好处，这是值得怀疑的，而对大多数企业家来说，这样的假设完全是不适用的。对多数企业家来说，有新的顾客，就等于增加他们的生产资本，这使他们有可能把他们那部分闲置资本（而在找到顾客以前，这些资本也许在他们手里永远不会用在生产上）用在工资和生产工具上…… 由此，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下一年度便会增加，不是由于单纯的交换，而是由于把一部分国民资本动用起来，如果没有交换，这部分资本也许还会闲置更长的时间。”（第57、58页）

　　“对于生产者或企业家来说，从新的顾客那里得到的好处是：

　　（1）假如他的一部分资本处于未售出的货物的状态，（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没有生产出任何东西：那么现在就能使其中一部分资本变得更加活跃，更经常地成为生产资本。

　　（2）假如额外需求超过了从尚未售出的货物中腾出来的那笔资本所能提供的商品数量，假如企业家拥有朴充资金，这些资金过去用于有利的投资（例如投在国家证券上），但不是用在他自己的营业中，那么现在他就可以不再用其中一部分资金去取得利息，而是去获取利润，这样便可赚得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差额。

　　（3）假如他的全部资本都用在自己的营业上，假如他的资本中没有任何部分作为尚未售出的货物积压下来，那么他便可以利用借来的资本扩大营业，赚得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第59页）

脚　　注

(73) 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74) 《圣经·创世记》第3章第19节。——编者注

注　　释

240 “面包和娱乐”（panes et circenses），出自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10节第81行。马克思说的面包和娱乐时代指的是罗马奴隶翻国家的繁荣时期，那时丧失社会地位的平民被排除于生产领域之外，主要靠国家和富有的奴隶主的施舍来生活。发放钱粮和大搞竞技比赛，是公元前一世纪以来罗马官吏为防止平民闹事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608。
258 这一括号在马克思后来的正文中没有找到相应的下括号。据历史考证版编者推测，也许下括号应放在本节的末尾。——549。
259 在这本手稿的第一页上，马克思注明：“笔记本VI，资本章。1858年2月于伦敦’。——554。
260 凯里关于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使利润率下降的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城版第1卷第6章第73—101页。——555。
261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1节（b）中，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麦克库洛赫通过把劳动的概念扩展到自然过程而对劳动概念进行的歪曲。——556。
262 指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这部分摘录笔记的中译文包含在《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文中。——557。
263 布雷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派，是关于“平等交换”的空想学说的倡导者，这一学说包含在他的著作《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中，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4节中引用了布雷的最重要的见解。——559。
264 斯密关于“工人在工资上获得的客体形式的劳动量似乎必定等于他在劳动上付出的主体形式的劳动量”的结论，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04—105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谈到斯密时说：“他经常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价值这一规定混为一谈”（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1章《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559。
265 李嘉图关于租地农场主和面包业主的例子，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26—27页。——561。
266 在写完这页手稿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月，马克思在1858年3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引用了计算利润的这同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出自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69——270页。所引官方出版物的全名是：《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第34页。——563。
267 马克思计算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率的方法如下：计算固定资本的周转率——用它的量（10 000镑）除以折旧基金量（650镑）；计算流动资本的周转率——用意外费用（1 100镑）、工资（2 600镑）和原料价值（10 000镑），即总计13 700镑，除以流动资本量（7 000镑）。——564。
268 马克思在1858年3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其中马克思引用了计算利润的这同一个例子）中指出：“很遗憾，在上述材料中没有指出工人的人数，也没有所谓的薪金和真正意义的工资之间的比例数。”在手稿的同一处马克思假定，在年支出中工资部分恰好等于16，2 600镑的其余部分为薪金。——564。
269 凱里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会对工人有好处的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城版第1卷第73—80、83—92、99、337和339—340页。——581。
270 在以前的资本有机构成条件下，16 000镑资本需要8 000工人，现在只需要1 500工人，即以前的工人同现在相比为513∶1。——583。
271 第一个资本家如果拥有16 000镑资本，就需要8 000工人，第二个资本家则只需要1 500工人，可见，第一个资本家每需要6个工人，第二个资本家才需要1个多工人。——583。
272 马克思对于这里引用的韦克菲尔德的这些话的评注，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5章B.第1节和第3册第20章第5节。——584。
273 贝利这段话引自阿，加拉廷《论美国的货币流通和银行制度》1831年费城版第68页。——586。
274 加斯克尔关于英国大工业的发展的材料，见他的《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由于机器代替人的劳动而造成的工业人口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836年伦敦版第11—114、293—362页。——590。
275 拜比吉关于知识和经验的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力量的说法，见他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第485页。——592。
276 马克思标注的页码“26”是指他大约在1845年9月前后写的《布鲁塞尔笔记》中的一个未标明日期和号码的摘录笔记本的页码。——593。
277 托伦斯关于用石头投击飞禽的野蛮人是资本家的断言，见他的《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70—71页。——594。
278 论资本的第一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就是《资本一般》章，即马克思所设想的六册中的第1册《资本》的第1章，见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和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两封信。——598。
279 凯里对李嘉图的叱责，见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95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0章A、第2节中引用了凯里的这种说法。——600。
280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第4节中对费里埃作了简评，说他是重商主义的“现代复兴者”。本卷第166—167页也有对费里埃的评价。——604。
281 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章曾举出一方面资本闲置不用，另一方面劳动也停止下来的例子。——605。
282 关于古代的移民，见《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马克思写于1853年3月4日的文章《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该文还谈到古代世界衰落时期野蛮部落的大迁徙。——608。
283 李嘉图关于用就业手段来决定工人是否属于过剩人口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93、495页。——611。
284 博立叶把劳动看作娱乐和消遣的观点，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傅立叶全集》1848年巴黎第3版第6卷第245—252页）。——616。
285 西尼耳把资本也看作一种独特的生产源泉的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836年巴黎版第309—335页。——616。
286 蒲鲁东关于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的公理，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弗·巴师夏和比·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00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9节乙《劳动的剩余》中分析了蒲鲁东这一论点。——616。
287 关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变为必要劳动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第IV节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第III节中也作了有关的论述。——617。
288 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69——70页说、麦克库洛赫认为科学的特殊本领就是把一韧都等同起来。——621。
289 马克思这里说的“充满学究气的巨著”是指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622。

人名索引

A

　　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 377—408）——东罗马帝国皇帝（395—408）。——134—135。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9左右—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133。

　　阿鲁埃，弗朗索瓦·玛丽——见伏尔泰。

　　阿瑟尔斯坦（Aethelstan 894左右—940）——盎格鲁撒克逊国王（924—940）。——509。

　　阿特金森，威廉（Atkinson，William 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反对者，保护关税论者。——620。

　　奥弗斯顿勋爵——见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r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495。

B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3—8.10—17。25、198、204—205、221—222、279.283—284、358、416。

　　拜比吉，查理（Babbage，Charles 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09、353、592。

　　贝勒斯·约翰（ Bellers，Joha 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财富形成的意义；曾提出一些空想的社会改革方案。——110。

　　贝利，赛米尔（Bailey，Samuel 1791—187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190、584。

　　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isaac 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67。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 Ⅰ，Великий 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525。

　　伯克，菲力浦·奥古斯特（Bockh，Philipp August 1785—1867）——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1811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写有古希腊罗马经济史方面的著作。——130。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 Le Pesant 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3、150、186、311。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ey，John Francis 1809—1897）——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 ——84、559。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479。

C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Thomas 1780—1847）——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3、604—605。

D

　　达里蒙，路易·阿尔弗勒德（Darimon，Louis-Alfred 1819—1902）——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初为蒲鲁东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59—60、64、65—67、70—74、81。

　　大流士一世·希斯塔斯昔（Darius I Hystaspes公元前550—486）——古波斯王（公元前522—486）；希斯塔斯普之子。——131。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Louis-François-Eugène 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311。

　　德，昆西·托马斯（De Quincey，Thomas 1785—1859）——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李嘉图著作的注释者。——553—557。

　　狄奥多希二世（小狄奥多希）（Theodosius II.Theodose Junior 401左右—450）——东罗马帝国皇帝（408—450）。——134。

　　迪康热，沙尔·迪弗雷纳（Du Cange，Charles Dufresne 1610—1688）——法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509。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 de La Malle，Adolphe-Jules-Cesar-Auguste 1777—1857）——法国诗人、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130—135。

F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i，François-Louis Auguste 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 ——167、604。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怍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15。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16。

G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 Wolfgang va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66。

　　格雷，约翰（Gray，John 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84。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语辞典》。——129。

H

　　哈伯德，约翰·盖利布兰德（Hubbard，John Gellibrand 1805—1889）——英国政治家和金融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1859—1868和1874—1887），英格兰银行董事之一（1838）。——146。

　　哈娄，约翰（Harlow，John 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以“小先令派”闻名的伯明翰派的代表人物；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托·巴·莱特共同使用“双子座”的笔名。——393。

　　赫西俄德（Hesiodos约公元前700）——古希腊诗人——132、143。

　　荷马（Hamerus）——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124、132、143。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42—43、85、124。

　　亨利七世（Henry VII 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502。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502。

　　洪堡男爵，亚历山大·冯（Humboldt，Alexander Freiherr von 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131。

　　霍布斯，托马斯（Hohbes，Thomas 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06。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Thomas 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397—398、607。

　　霍纳，伦纳德（Horner，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6），维护工人利益。——299。

　　霍诺里乌斯（Honorius 384—423）——西罗马帝国皇帝（395—423）。——134、135。

J

　　加尔涅伯爵，热尔曼（Garnier，Germam，comte de 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注释者。——133、136、141、615。

　　加尼耳，沙尔（Ganilh，Charles 1758——1836）——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170、215。

　　加拉廷，亚伯拉罕·阿尔丰斯·阿伯特（Gallatin，Abraham Alphonse Albert 1761—1849）——美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经济学家，瑞士人；写有美国货币流通和金融方面的著作。——586。

　　加斯克尔，彼得（Gaskell，Peter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医生和政论家；自由党人。——589。

　　杰科布，威廉（Jacob，William 1762左右——1851）——英国商人和著作家，写有经济学著作。——130、132、133、143、146、184。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ülich，Gustav von 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小资产阶级保护关税派的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3。

K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p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监察官（公元前184），《论农业》的作者。——479。

　　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 Charles 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3—11、25、27、204、342、555、580—582、584、600。

　　凯撒（盏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34—135。

　　坎伯尔家族（Campbells）——苏格兰贵族世家，从13世纪起在英国历史上起重要作用。——473。

　　克利斯提尼（Kleisthenes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雅典政治活动家，公元前508年左右实行改革，肃清了氏族制的残余，并建立奴隶主民主制。——473。

　　昆西，托马斯·德——见德·昆西，托马斯。

L

　　拉姆赛，乔治（Ramsay，George 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275、546、549、550、553、621。

　　莱特，托马斯·巴伯（Wright，Thomas Barber 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以“小先令派’闻名的伯明翰派的代表人物；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约·哈娄共同使用“双于座”的笔名。——393。

　　莱文斯顿，皮尔西（Ravenstone，Piercy死于1830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主义者，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尔萨斯主义。——192、376、575。

　　赖特迈埃尔，约翰·弗里德里希（Reitemeier，Johann Friedrich 1755—1839）——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33。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Simon-Nicolas-Henri 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249。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Loyd，Samuel Jones. Baron Overstone 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议会议员（1819—1826）。——437。

　　勒特龙纳，安东·让（Letronne，Antoine-Jean 1787—1848）——法国考古学家和语文学家。——130。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3、4、11、22、25、37—38、73、208、224、268、269、275—276、281、287—288、 292—293、295、311、314—321、325、334、358、360、391、393、394、418、440、549、551—561、598—601、611。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公元前99—55）——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132。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22。

　　路特希尔德男爵，莱昂内尔·纳坦（Rothschild，Lionel Nathan，Baron 1808—1879）——英国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辉格党人，1858年起为议会议员；二十年内一直是俄国政府的财政代理人和全部俄国铁路公债券的持有人。——184。

　　罗伯茨，理查（Roberts，Richard 1789—1864）——英国发明家，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和其他许多机械，1843年起领导罗伯茨公司。——52。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梅特兰（La uderdale，James Maitland，Earl of 1759—183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亚·斯密的理论进行批评。——169、363。

　　罗西伯爵，佩莱格里诺，路易吉·爱德华多（Rossi，Pellegrino Luigi Edoardo，conte 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长期住在法国。——593—598。

　　洛克，约翰（Locke，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03。

M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hhus，Thomas Roben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3、181、264、287、321、380、393、398、403、543、557、563、566—580、598、600—603、609—611、621。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3、392、556、621。

　　梅涅尼（梯特·梅涅尼·阿格利巴·拉纳特）（Titus Menenius Agrippa Lanatus 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执政官（公元前452），同执政官塞斯蒂一起制定了货币罚款和货币抵押法。——112。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üller，Adam Heinrich，Ritter von Nitterdorf 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509。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德·里凯蒂（Miraheau，Victor de Riqueti，marquis de 1715—1789）——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的父亲。——291。

　　米塞尔登，爱德华（Missellden，Edward死于1654年）——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商主义者。——180、182、186。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 Stuart 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3、27、28、621—622。

　　穆勒，詹姆斯（Mil1，James 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142、392、407。

N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了，Barthold Georg 1776——183”——德国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曾在丹麦和普鲁士供职。——471—472、495。

　　努玛·庞皮利乌斯（Numa Pompilius 公元前8世纪末—7世纪初）——传说中的古罗马第二个王。——471、495。

O

　　欧几里得（Euclid 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古希腊数学家。——133。

P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 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3、120、185。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William，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344。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创始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4、25、35、49、60、65、68、77、83—85、124、204、221—222、225、269、271、279、358、393、408—410、419、427、480、616。

　　普赖斯·理查（Price，Richard 1723—1791）——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344。

　　普林尼（老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Gaius Plinius Secundus Mapr 23—79）——古罗马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博物学家，《博物志》（共37卷）的作者。——132。

R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二共和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81。

S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35、167、198、206、217、224、268、392—393、407。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Servius Tullius公元前578—534）——传说中的古罗马第六个王。——134。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120、134—135。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51、52、113。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Antoine-Elisée 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257、267。

　　舍伐利埃，米歇尔（Chevalier，Michel 1806—1879）——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72。

　　舍韦，沙尔·弗朗索瓦（Chevé，Charles-Frarçois 1813—1875）——法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家，1848—1850年追随蒲鲁东。——205。

　　圣西门，昂利（Sainr-Simon，Henri 1766—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05。

　　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Шторх，Андрей Карлович原名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Heinrich Friedrich von Storch 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35、142、181—182、190、192、228、231、393、543、547。

　　双子座——见哈娄，约翰和莱特，托马斯·巴伯。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ra，Baruch[Benedictus] 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31。

　　斯密，亚当（Smith，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22、25、27、45、106、117、119、121、167—168、231、263、287、290—292、394、464、503、535、551、559、584、605、614—616、618—620。

　　斯特拉本（Strabon[Strabo]约公元前65—公元20）——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123、131。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5、119、143、147、156、178、179、235、460。

　　索利，爱德华（Solly，Edward 19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68。

T

　　泰勒，詹姆斯（Tayloy，James 1788—1863）——英国银行家，主张采用复本位制，写有货币方面的著作。——169。

　　汤普森，威廉（Thompson william 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543。

　　图克，托马斯（Tooke，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3。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Roben 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的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594。

W

　　威德，约翰（Wade，John 1788—1875）——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587、621。

　　威廉一世，征服者（征服者威廉）（William I，The Conqueror 1027左右—1087）——诺曼底公爵（1035年起），英国国王（1066—1087）。——376。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237、394、562、563、584、620。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hlius Vergilius Maro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113。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83。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David 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议会议员（1847—1852），托利党人，《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8。

X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Herodotos of Halikarnassos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写有描述波斯王国和波斯战争的著作。——131、132。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Nassau William 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3、139、190、231、264、616。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473。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奠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3、143、171、217、267、268、391、393。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82、110。

Z

　　征服者威廉——见威廉一世，征服者（征服者威廉）。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便用“阿基里斯之踵”来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52。

F

　　法玛——罗马人对希腊的传闻女神俄萨的称呼，象征传播迅速的流言。——52。

H

　　海尔梅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罗马神话称之为墨丘利。掌管畜牧、交通、体操、辩论、商业以至欺诈和盗窃；是宙斯和玛娅的儿子。——52。

J

　　基督——见耶鲜基督（基督）。

　　境界神——见特尔米努斯。

L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22。

　　罗慕洛——传说中的古罗马的奠基人（公元前753）和第一个王。——471。

M

　　迈达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他获得一种魔法，凡接触的东西都变成金子，结果食物也变成金子，他面临饿死的危险。——187。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52。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150。

　　摩奴——古印度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和古印度立法者。——131、135。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471。

P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戒。——26。

Q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52。

S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16。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6、109。

　　特尔米努斯——罗马的护界神，为界石或界桩，特别受到农民的崇拜。——471。

W

　　武尔坎——罗马神话中雷神丘必特的儿子，火神，手工业的保护神.——52。

Y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犹太人的始祖，《雅各书》的作者。——186。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615。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26、615。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93。

　　以扫——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长子，与雅各为孪生兄弟。——266。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的著作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一布鲁塞尔版（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Réponse à la 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de M. Proudhon. Paris，Bruxelles 1847）。——85、225。

其他作者的著作⁽⁷⁵⁾

A

　　阿特金森，威·《政治经济学原理；或国民财富形成的规律》1840年伦敦版（Atkinson， W.：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or，the laws of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wealth：developed by means of the Christian Law of government；being the substance of case delivered to the hand-loom weavers commission. London 1840.）。——620。

B

　　巴师夏，弗·《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补充了作者的遗稿）（Bastiat，Fr.：Harmonies économiques. 2. éd. augm. des manuscrits laissés par l’auteur. Paris 1851.）。——3—17、198、205、279、284。

　　巴师夏，弗·和[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astiat，Fr.，[P.-J.]Proudhon：Gratuité du crédit。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riat et M. Proudhon.Paris 1850.）。——70、221—222、271、358、408、416。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Babbage，C.：Traité sur l’ économie des machines et des manufactures.Trad.de l’anglais sur la 3. Éd.，par Éd. Biot. Paris 1833.）。——309、353、592。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Bellers，J.：Essays about the poor， manufactures，trade，plantations，and immorality. London 1699）。——110。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1837年伦敦版（[Bailey，S. ]：Money and its vicissitudes in value；as they affect national industry and pecuniary contracts：with a postscript on jointstock banks.London 1837.）。——124、190、584—587。

　　毕希，约·格·《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基尔增订第2版上册（Büsch，J.G.：Abhandlung von dem Geldumlauf in anhaltender Rücksicht auf die Staatswirihschaft und Handlung、Th. 1.2. verm.und verb. Aufl. Hamburg， Kiel 1800.）。——110。

　　伯克，奥·《雅典人的国家经济》1817年柏林版第1—2卷（Böckh，A.：Die Staatshaushaltung der Athener. Bd.1.2.Berlin 1817.）。——130。

　　布阿吉尔贝尔，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伦敦版（Boisguillebert，P.：Dissertation sur la nature des richesses，de l’argent et des tributs.In：Economistes financiers du XVIII-e siècle. Précédes de notices historiques sur chaque auteur，et accompagnés de commentaires et de notes explicatives，par E. Daire. aris 1843）。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写于1697—1707年之间。——150、171、186、228、311。

　　布雷，约·弗·《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Bray，J.F.：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 or，the age of might and the age of right.Leeds 1839.）。——262、508、559。

C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爱丁堡—都柏林—伦敦第2版（Chalmers，Th.：On political economy in connexion with the moral state and moral prospects of society.2.ed. Glasgow，Edinburgh，Dublin and London 1832）。第1版同年在上述各地出版。——604—605。

D

　　达里蒙，阿，《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Darimon，A.；De la rdformt des banques.Avce une introd.par Emile de Girardin.Paris 1856.）。——59—60、65—66、81。

　　德·昆西·托·《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一伦敦版（De Quincey，Th.：The Logic of political economy.Edinburgh and London 1844.）。——554、557。

　　德鲁曼，威·《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Drumann，W.：Grundriss der Cultur-Geschichte.Für seine Zuhörer.Königsberg 1847.）。——50。

　　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的）《古代罗马史》（Dianysius Halicarnssensis：Antiquitates Romanae.）。引自巴·格·尼布尔《罗马史》1827年全部改写的柏林第2版。——472。

　　迪康热，沙·迪·《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沙·迪·迪康热阁下编，格·阿·路·亨舍尔出版，1842年巴黎版第2卷（Ducange， Ch.D.：Glassarium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stis condiium a Caroio Dufresne Domino Du Cange、Cum supplementis integris monachorum Ordinis S.Benedicti，D.P.Carpenterii，Adelungii，aliorum，suisque digessit G.A.L.Henschel. T.2. Pariaiis 1842.）。第1版1678年在巴黎出版。——508—509。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2卷（Dureau de La Malle、A。J.：Economie politique des Ramains。T.1.2.Paris 1840。——130—132.

F

　　费里埃，弗·路·奥·《论政府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Ferrier，L.A.：Du gouvernement considéré dans ges rapparts avec le commerceh.Paris 1805.）。——166—167。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载于《博立叶全集》1848年巴黎第3版第6卷（Fourier，Ch.：Le nauveau monde industrielt，sociétaire，In：Oeuvres complètes de Ch. Fourier.T.6.3. éd.Paris 1848）。第1版1829年在巴黎出版。——616。

G

　　格雷，约·《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Gray.J.：Lectures on the nature and use of money.Edinburgh 1848.）。——102。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两卷集）1853年莱比锡第2版（Grimm，J.：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Sprache.2.Aufl.Leipzig 1853.）。第1版1848年在莱比锡出版。——129。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The source and remedy of the national difficulties，deduced from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in a letter to Lord John Russell，London 1821.）。——375、398。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Factories Inquiry Commission.First Report of the Central Board of His Majesty’s Cpmmis sioners Ordered、by the House of Commons，to be printed，28 June 1833.）。引自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563—565。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4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0th April 1849. London 1849.）。——298—300。

　　《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见《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伦敦版。

H

　　哈伯德，约·盖·《通货和国家》1843年伦敦版（Hubbard，J.G.：The currency and the country. London 1843.）。——146。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G. W.F.：Grundlinien der Phiiosaphie des Rechts，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Berlin 1833. Werke.Bd.8.）。——22、42—43。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1834年柏林版下册（《黑格尔全集》第4卷）（Hegel，G.W.F.：Wissenschaft der Logik. Buch 2. Berlin 1834. Werke. Bd 4.）——85。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载于《霍布斯哲学全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Hobbes，Th.：Leviathan，sive de materia，forma，et Potestate civitatis ecclesiasticae et civilis（1651）.In：Thomas Hobbes：Opera phiiosophica.T.2. Amstelodami 1668.）。——106。

　　霍布斯·托·《论公民》（1642），载于《霍布斯哲学全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Hobbes， Th.：De cive（1642）.In：Thomas Hobbes：Opera phitosophica.T.1. Amstelodami 1668.）。——106。

　　[霍吉斯金，托.]《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一个工人著，1825年伦敦版（[Hodgskin，Th.]：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or， the unproductiveness of capital proved.With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combinations amongst journeymen.By a labourer.Landon 1825.）。——263。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版（Hodgskin，Th.：Popular political econamy，Four liectures delivered at the 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London 1827.）。——397—398、606—607。

J

　　加尔涅，热·《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两卷集）1819年巴黎版（Garnier、G.；Histoire de la monnaie， depuis les temps de la plus haute amiquité， jusqu' au règne de Charlemagne，T.1.2. Paris 1819.）。——133、136、141。

　　加拉廷，阿·《论美国的货币流通和银行制度》1831年费城版（Gallatin， A.：Considerations on the currency and banking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Republished，with add. and corr.，from the American Quarterly Review. Philadelphia 1831.）。——586。

　　加尼耳，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缺点和优点以及最有利于国民财富增长的学说》（两卷集）1809年巴黎版（Ganilh， Ch.：Des systems d’-èconomie politique，de leurs inconvéniens， de leurs avantages，et de la doctrine la plus favorable aux progrè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T.2. Psris 1809.）。——170、214—215。

　　加斯克尔，彼·《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由于机器代替人的劳动而造成的工业人口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836年伦敦版（Gaskell，P.：Artisans and machinery：

　　the moral and physical condi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population considered wiih reference to mechanical substitutes for human laborh.London 1836.）。——589。

　　杰科布，威·《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1831年伦敦版（Jacob，W.： An historical inquiry into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precious metals.In 2 Vols.London 1831.）。——91、117、130、133、143、184。

　　居利希，古·《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45年耶拿版第5卷（Gülich，G.：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der Gewerbe und des Ackerbaus der bedeutendsten handeltreibenden Staaten unserer Zeit.Bd.5.Jena 1845.）。——134。

K

　　卡莱尔，托·《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Carlyle，Th.：Chartism.London1840.）。——112。

　　凯里，亨·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卷《关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规律》1837年费城版（Carey，H.Ch.：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Pan the first∶of the laws of 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wealth.Philadelphia 1837.）。——342、555、580—583。

　　凯里，亨·查·《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Carey，H.Ch.：The past，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Philadelphia 1848.）。——600。

　　克列姆，古·《人类文化通史》1847——1849年莱比锡版（Klemm，G.：Alligemeine C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Leipzig 1847—1849.）。——50。

L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一伦敦版（Ramsay，G.：An essay o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Edinburgh， London 1836.）。——275、325、546、549—550、553、621。

　　[莱特，托·巴·和约·哈娄]《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Wright，T.B.，and J.Harlaw：]The currency question.The Gemini letters，London 1844.）。——393。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Ra venstone，P.：Thoughts on the funding system， and its effects，London 1824.）。——192、376、575。

　　赖特迈埃尔，约·弗·《古代民族采矿和冶金的历史》1785年格丁根版（Reite meier，J.P.：Geschichte des Bergbaues und Hüttenwesens bey den alten Völkern，Göttingen 1785.）。——133。

　　[兰盖，西·尼·昂·]《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Linguet，S.-N.-H.：]Théorie des loix civiles，ou 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la société，T.1，Londres 1767.）。——249。

　　勒特龙纳，[安·让·]《关于希腊和罗马货币的估价以及美洲发现前金银价值的概述》1817年巴黎版（Letronne， A. -J.：Considérations générales sur l’ évaluation des monnaies grecques et romaines，et sur la valeur de l’or et de l’argent avant la découverte de l’Amerique，Paris 1817.）。——130。

　　李嘉图，大· 《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0年伦敦版（Ricardo，D.：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notes.London 1810.）。——73。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D.：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3.ed.London 1821.）。——22、37、213、268—269、275—276、287、311、314、315—321、358、394、440、551、556—563、611。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J. -J.：Du contract social，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Amsterdam 1762.）。——22。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An inquiry into those principles，respectirygihe nature of demand and the necessity of consumption，lately advocated by Mr. Malthus，from which it is concluded，that tax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unproductive consumers can be conducive to the progress of wealth.Londan 1821.）。——398。

　　罗德戴尔，[詹·]《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爱·拉让蒂·德·拉瓦伊斯译自英文，1808年巴黎版（Lauderdale，J.：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origine de la nchesse publique， et sur les moyens et les causes qui concourenr à son accroissement，Traduit de l’anglais par E. Lagentie de Lavaisse，Paris 1808）。英文版1804年在爱丁堡出版。——169、363。

　　《罗马法全书》（Corpus iuris civilis）：

　　一《法学阶梯。（1nstitutiones），——200。

　　一《学说汇纂》（Digesta）。——458。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Rossi.P.：Cours d’ économie politique. Annee 1836—1837（Contenant les deux volumes de l’ édition de Paris），In：Cours d’ économie politique. Bruxelles 1843.）。第1版1840—1841年在巴黎分两卷出版。——593—596。

　　洛克，约·《再论货币价值的提高》（1695），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第7版第2卷（Locke，J.：Further consideration concerning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1695）。In：The Works of John Locke，In 4 Vols.7.ed. Vol. 2. London 1768.）。——103。

M.

　　马尔萨斯·托，罗·《价值的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Malthus，Th.R.：The measure of vajue stated and illustrated，with an application of into the alterations in the value of the English currecy since 1790.London 1823.）。——287、321、543、570—572、576、578—580、598。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Malthus，Th.R.：Definitions in political economy，preceded by an inquiry into the rules which ought to guide political economists in the definition and use{their terms；with remarks on the deviation from these rules in their writings，London 1827.）。——181、393、598、601—602、621。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实际应用》1820年伦敦版（Malthus，Th.R.：Principles af political economy considered with view to their practical application.London 1820.）。——557。

　　同上，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了大量补充，1836年伦敦第2版（Idem，2.Ed. with considerable additions from the author’s own manuscript and an original memair，London 1836.）。——181、264、393、399、403、563、566—570。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MacCulioch.J.R.：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with a sketch of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science，Edinburgh 1825.）。——392、556、620—621。

　　弥勒，亚·亨·《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1、2册（Müller，A.H.：Die Elemente der Staatskunst.Th.1.2. Berlin 1809.）。——112、509。

　　[米塞尔登，爱·]《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1622年伦敦版（[Misselden，E.]：Free trade.Or，the Meanes to make trade florish.London 1622.）。——180、182、186。

　　穆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Mill，J.St.：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44.）——621—623.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MiIL，J.St.：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iosophy，In 2 Vols，VolL。London 1848.）。——3、27、28、622。

　　穆勒，詹·《为商业辩护》1808年伦敦第2版（MiLl.J.：Commerce defendes，An answer to the arguments by which Mr. Spence，Mr，Cobbett，and others，have attempted to prove that commerce is not a source of national wealth.2.ed. London 1808.）。——392、407。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Mill，J.：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1821.）。——142、392、407。

N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1827年柏林全部改写的第2版上册（Niebuhr，B.G.：Römische Geschichte，2.，völlig umgearb.Ausg.Th.1.Berlin 1827.）。第1版1811年在柏林出版。——471—473、495—496。

P

　　配第，威·《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Petty，W.：Several essays in political arirhmetick，London 1699.）。——120、185。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P.J.：Syste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 phiiosophie de la misere，T.1—2.Paris 1846.）。——14、25、49、77、85、102、124、269、616。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Proudhon.P.J.：Ou' est-ce que la propriéte?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Premier mémoire. Paris 1841.）。——70、408。

　　蒲鲁东，皮·约·《无息信贷》——见巴师夏，弗·和[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

　　普赖斯·理，《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第2版（Price，R.；An appeal to the puHic，on the subject of the national debt. 2. Ed. London 1772.）。——344。

　　普赖斯，理·《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第2版（Price，R.：Observations on reversionary；schemes for Providine annuites for widows，and for persons in old age；on the method of calculting the values assurances on lives；and the national debt.2. Ed. London 1772.）。——344。

　　普雷斯科特，威·希·《秘鲁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1850年伦敦第4版（Prescott，W.H.：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Peru，with a preliminary view of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Incas.4. ed，In 3 Vols. London 1850.）。第1版1847年在波士顿出版。——44。

　　普林尼《博物志》（Plinius：Historia naturalis）。出版年月不详。引自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

　　同上，引自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1819年巴黎版第2卷。

R

　　日拉丹，埃·德·《序》，载于阿·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Girardin，É.：Introduction.In：A. Darimon：De la réforme des banques.Paris 1856.）。 ——81

S

　　萨伊，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Say，J. -B.：Lettres à M. Malthus，sur différens sujets d'économie politique，notamment sur les causes de la sragnation générale du commerce.Paris 1820.）。——393。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Say.J.——B.：Traite d'économie politique，ou simpl exposition de la manière donr se forment，se distribuent et se consomment les richesses.3.ed，T.2. Paris 1817.）。第1版1803年在巴黎出版。——166、206、217、268、407。

　　同上，1819年巴黎第4版第2卷（Idem，4.ed. T.2 Paris 1819.）。——35、392—393。

　　色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载于《色诺芬文存》，约·哥·施奈德编，1815年莱比锡版第6卷（Xenophon：De reditibus，sive vectigalibus civitatis Atheniensis augendis.In：Xenophontis quae extant. Recensuit Jo. Gottlob Schneider.T.6 Lipsiae 1815.）。——120。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Cherbuliez，A.：Richesse ou pauvreté，Exposition des causes et des effects de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ichesses sociales，Paris 1841.）。第1版1840年以《富人或穷人》（Riche ou pauvre）为书名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257—258、267、536。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教程》第5卷）1824年巴黎版（Srorch， H.：Considérations sur la nature du revenu national[T.5 du《Cours d’économie politique》]，Paris 1824.）。——35、393。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4卷（Storch， H.：Cours d‘économie palitique，ou expositian des principes qui déterminent la prospérité des nations. Avec des nores explicatives et critiques par J.-B，Say. T，1—4，Paris 1823.）。——142、181—182、190、192、228、543、547。

　　《世界主要国家的整个工商业状况》1845年耶拿版第3卷（Die gesamten gewerblichen Zustdnde in den bedeutendsten Ländern der Erde，Bd.3， Jena 1845.）——见居利希，古·《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45年耶拿版第5卷。

　　斯宾诺莎，贝·《通信集》（Spinoza.B.：Epistolae.）。 ——31。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卷集，又译《国富论》）1776年伦敦版（Smith，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In 2 Vols，London 1776.）。——503、605。

　　同上，（五卷集）1802年巴黎版（Idem，T.1—5，Paris 1802.）。——106、117、119、121、263—264、614、615、619—620。

　　同上，（四卷集）1835—1838年伦敦版第1—3卷（Idem，In 4 Vols，Vol.1——3 London 1835—1838.）。——22、27、106、137、167、263—264、290、394、464、559、584、620。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十七卷）1829年莱比锡铅印版（Strabo：Rerum geographicarum libri XVII.Editio stereotypa.Lipsiae 1829.）。——123、130。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Steuart，J.：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nomy：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In 3 Vols.Dublin 1770.）。第1版 1767年在伦敦出版。——119、143、146、156、179—180、235、460。

　　索利，爱·《目前的困难及其同货币理论的关系》1830年伦敦版（Solly，E.：The present distress，in relation to the theory of money.London 1830.）。——168.

T

　　泰勒，詹·《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1828年伦敦版（Tayior，J.：A view of the money system of England，from the Conquest； with proposals for establishing a secure and equable credit curreacy.London 1828.）。——169。

　　汤普森，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W.：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hth most conducive to human happiness；applied to the newly proposed system of voluntary equality of wealth，London 1824.）。——543.

　　图克，托·《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Tooke，Th.：An inquiry into the currency principle：the connection of the currency with prices。and the expediency of a separation of issue from banking. 2.ed.，London 1844.）。第1版同年在伦敦出版。——142。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六卷集）1838—1857年伦敦版（Tooke，Th.，A history of prices，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Vols.1—6，London 1838—1857.）。——3。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Torrens，R.：An fssayon the producrion of wealth；with an appendix，in which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re applied to the actual circumstances，this country，Landon 1821.）。——594。

W

　　瓦克斯穆特，威·《文化通史》（三卷集）1850—1852年莱比锡版（Wachsmuth，W.：Allgemeine Culturgeschichte，Leipzig 1850—1852.）。——50。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Wade，J.：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with a popular exposition of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past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industrious orders.Also an appendix. 3. Ed. London 1835.）。第1版1833年在伦敦出版。——587、621。

　　韦克菲尔德，爱·吉·《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Wakefield，E. G.：A view of the art of colonnization，with present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Empire；in lecters herween a statesman and a colonist. London 1849.）。——562—563。

　　《为指导即将赴澳洲的移民所作的关于金的讲演》1852年伦敦版（Lecrures on gold for the instruccion of emigrants aboutio proceed to Australia，Delivered at the Museum of Practical Geoiogy.London 1852.）。——127—129。

　　魏特林，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eitling，W.：Garantien der Harmonie und Freiheit，Vivis 1842.）。——83。

X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威·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N.W.：Principes fondamentaux de I'economie politique，tirés de leçons édites et inédites de Mr. N.W.Senior par le c-te Jean Arrivabene，Paris 1836.）。——190、263、616。

　　西尼耳，纳·威·《关于取得货币的费用以及私人纸币和国家纸币的某些影响的三篇演讲。（在牛津大学1829年夏季学期所作的报告）》]830年伦敦版（Senior，N.W.：Three Jectures on the cost of obtaining money and on some effecis of prvate and governmenr paper money；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in Trinity term，1829，London 1830.）。——139。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两卷集）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Sismondi，J.-Ch. –L. Simonde de：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rique. T. 1.2. Bruxelles 1837—1838.）。——143、171、268—269、393。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2卷（Sismondi，J.-Ch.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 économie politique，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2.ed.T.1.2.Paris 1827.）。第1版1819年在巴黎出版。——217、267、536。

Y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Aristoteles：Ethica Nicomachea.In：Aristotelis opera ex recensione I. Bekkeri.T. 9. Oxonii 1837）。——11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载于卡·陶赫尼茨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2年莱比锡版第2卷（Aristoteles： Metaphysica. In：Aristotelis opera omnia ex recensione C. Tauchnitii.Vol.2.Lipsiae 1832.）。——8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ristoteles：De republica libri VIII，In：Aristotelis opera ex recensione I. Bekkeri.T.10. Oxonii，1837.）。——25、489。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C

　　《晨星报》

　　—1857年2月12日第286号：《国外通讯。——法国。巴黎，2月10日》（Foreign correspondence. –France.-Paris，Feb.10.）。——101。

J

　　《经济学家》

　　—1857年1月24日第700期：《法国的复本位制》（The double standard in France）。——101

　　—1857年1月24日第700期《1856年的贸易。——消费的减少》（Trade of 1856。—Decrease of consumption）。——101、102。

M

　　《每周快讯》

　　—1857年11月8日第2925号：《恐慌和人民》（The panic and the people）。——166。

T

　　《泰晤士报》

　　—1857年11月21日第22844号：《黑人和奴隶贸易。致〈泰晤士报〉编辑》（Negroes and the slave trade.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287。

文学著作

D

　　笛福，丹·《鲁滨逊飘流记》。——22。

G

　　歌德《爱格蒙特》。——66。

H

　　荷马《伊利亚特》。——52。

　　赫西俄镥《劳动和时间》。——132。

L

　　卢克莱修《物性论》。——132

S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113。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113、174。

　　圣经

　　—《新约·马太福音》。——185。

　　一《旧约·摩西一经（创世记）》。——186。

　　—《新约·约翰启示录》。——192。

脚　　注

(75)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报刊索引

C

　　《晨星报》（The Morning 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 Star）。——101。

J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bankers' gazette，and railway Monitor：a poliiical、literary、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01、102。

M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每逢星期日在伦敦出版，报纸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 ——166。

T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一家日报，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在1866年至1873年问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287。

X

　　《喧声报》（Le Charivari） ——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14。